林以亮：也许我们可以再问王敬羲一个问题。就是重复问一遍，你以为目前世界一流的侦探小说，是文学作品吗？
王敬羲：如果这侦探小说能够不但写得好，而且言之有物，超越了它本身的限制，我们当然应该视之为文学作品。也许作者自己也不能决定，也许作者并未以为自己的作品已经超越了侦探小说的限制，但是将来写文学史的人，总会知道的。反过来也有一些自以为很严肃的小说家，自以为写了一些很严肃的文学作品，甚至极受同时代读者欣赏、欢迎，可是过了几十年之后，反而没有人再承认他的地位，也是有的。
林以亮：我等的就是这句话。一切都得等待时间来证明，将来去决定。金庸刚才说，武侠小说要等五六十年之后，出一两位大才子把武侠小说的地位提高。那么金庸本人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才子呢？我们不知道，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我们同样要等待五六十年，然后出现一位才子来决定这问题。正是：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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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论武
香港学术界与金庸讨论武侠小说刘晓梅
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教授、讲师四十余人和金庸先生谈他的武侠小说面面观。首先由新亚书院院长、著名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轻松的拉开了序幕。
金耀基：可惜地方太小，使许多想来参加的朋友没有座位，可见查先生吸引力之大。二十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射雕英雄传》的时候，立刻着了迷，再一看作者姓“金”还是本家，佩服之余立刻去查作者生平，这一查才知道作者不姓“金”姓“查”。查良镛先生的小说恐怕大家不能不承认，是在武侠小说里面开辟了新的面貌，卓然成家。我二十年前看了《射雕英雄传》之后就不敢看了，这原因是怕过分着迷。小说我是不看了，因为它太迷人，但是查先生在报纸上的社论我一定看，短短几百字，知识丰富，见解卓越，同时有战略、有战术，时常有先见之明，玄机甚高，表现出锐利的新闻眼。我相信能把中国过去的小说、文学材料，运用得这样自如者，说句广东话，查先生是“有得弹”（没人比得上的意思）。今天很感谢查良镛先生，能接受我们邀请，来做文化的聚谈，我们谢谢他。首先，我们想请查先生谈一谈武侠小说跟文学的关系。
金庸：我个人的梦想是将来退休之后到沙田买间小屋，天天到中文大学来旁听，研究学问，今天有机会和各位聚会，极感荣幸愉快。
我最早一部《书剑恩仇录》是1955年开始写的。武侠小说是不是文学呢？常常有人提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不论哪一种小说，是不是文学作品，属哪一种类小说，没有多大的关系。也有人问武侠小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我觉得最主要的大概是武侠小说比较根据中国的传统来着手。现代一般文艺小说，似乎多少受西洋文学的影响，跟中国古典文学反而比较有距离。虽然用的是中文，写的是中国社会，但是他的技巧、思想、用语、习惯，倒是相当西化。现代中国艺术中间，跟中国传统比较接近的，一个是戏曲，还有一个是国画。其他好比小说、新诗、音乐、话剧，电影更是不用讲了，跟西洋艺术形式更接近，与中国传统艺术距离反而比较远。事实上，中国的传统对于中国人而言，是根深蒂固的。拿我来说，一个地方有世界一流的音乐会，另一个地方是中国京剧、民谣，我觉得听京剧、民谣要更接近自己的兴趣，多半是与传统有关系。
武侠小说，一方面形式跟中国的古典章回小说类似，第二它写的是中国社会，更重要的是，它的价值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是非善恶的观念，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基本想法没有很大改变。因此，如果武侠小说的情节离谱，一般人在观念上就很难接受。
高木林（艺术系教授）：现代的武侠小说、武侠电影，跟现代的社会教育之间，应该如何来配合？
金庸：我想这个问题很大，对教育问题很多人有很多想法，我仅能讲我自己的看法。
我跟电影界朋友很熟，以前我曾在电影界工作过一两年。在香港一般人认为电影是娱乐，不必要有教育加进去，消极的不把人教坏就好。事实上，积极的要把人教好，对这里的电影界来说并非必要。
长期来，一直有这样的讨论，艺术该不该为人生服务，文以载道是不是必要，两派的争执总是存在，也难说哪派对哪派不对。
我个人认为，文学艺术作品不一定需要跟教育作用连系起来，艺术主要是在美的范畴内，而道德是在善的范畴内，美、善可以统一，也可以不统一，这是永远有争执的。我想这是个人信念的问题，基本上，小说与电影又是大众所接触的，所以，不要故意违反社会公认的道德就好。
陈方正（物理教授）：您的小说中，常被传统道德有所质疑，似乎有意无意间对传统道德提出探索。我们读者，多数一半接受西方思想，一半受传统教育影响。您的小说迷人就在这里：表面上是推崇武侠，骨子里令人思考各种价值。例如《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恋爱，例如《天龙八部》中，汉人与契丹人的斗争。这是神来之笔，还是有意安排？
金庸：陈教授这个问题，我只能讲讲自己的经验。
每部小说我先确定几个主要人物，然后再配上情节。至于对中国传统有疑问的问题，对真理探索的问题，不是我构思的重点。后来发展下去，自己的想法就自然的融了进去。
好像我念中国历史和其他书籍，常感到中国古代汉人不论怎样对待异族，正义却永远在汉人这一边，我感觉不太公平，这种想法自然反映到小说上。
刚才讲到中国人总有很多基本上的传统想法，但以我多年来在香港对婚姻、爱情。许多事务的看法，都是很现代的。如果说武侠小说纯是反映中国旧社会，譬如着重描写一夫多妻制的话，现代中国人还是不接受的。
李杜（哲学教授）：武当派啦，少林派啦，他们的功夫在中国传统上都是了不得的。我看了您的《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等，觉得里面有点意思，好像武当、少林以后都不怎么样了，反倒是波斯之类的异地，另有杰出人才。我猜想，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文化发展到现在，传统的东西遗失掉了，要另外去找，有点否定传统的味道。
金庸：有几部小说，我当时的出发点是有否定教条主义的想法，我比较信服理性的思想结构，主要是近代罗素、卡尔·波普等哲学的理性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对儒家思想绝对化的反思，这种想法恐怕对近代知识分子来说十分普遍。我想真理本身也有它相对的意义，社会变迁，真理也可能改变。有些事情的道理，千万年不变，我个人绝不相信。事实上，中国思想上的狂热分子很多，不单在政治上，甚至科学上也一样，许多科学理论以哲学观点来批判的话，它也不一定全是对的。
我写某几部小说时就想到这个问题。少林派、武当派是对抑或是错，都不一定，可能会根据环境而有所变化。我相信多元主义可能更合理一点，事情不要绝对化。少林、武当并不坏，其他好的东西同样也多得很。
乔健（人类学教授）：旧小说里，《七侠五义》、《水浒传》等偏重传统侠义气概，而《封神榜》、《西游记》等又以神怪取胜。您的小说似乎融合两者，而招式、武功远超过其范围，可说悬奇得很。请问这两类旧小说，侠义和神怪，您受那样影响较大？
金庸：我想《七侠五义》、《小五义》、《水浒传》是有影响，而较近的武侠小说作家白羽、还珠楼主对我也有影响。还有一个传统来自西方古典书籍，法国大仲马，英国司各特、史蒂文生，在故事结构上对我有影响。
至于故事很夸张，则来自近代武侠小说。民国初年到现在，上海及北方有很多武侠小说，虽然比较粗糙，但难免受其影响。
反而《西游记》、《封神榜》，相信影响不如近代武侠小说，玄过头了
刘述先（哲学教授）：有两个问题。第一：您的小说突破传统，您怎样突破自己？第二：您最得意的作品是那一部？
金庸：我喜欢不断的尝试和变化，希望情节不同，人物个性不同，笔法文字不同，设法尝试新的写法，要求不可重复已经写过的小说。我一共写了十二部长篇小说，大致上并不重复，现在变不出新花样了，所以就不写了。
我开始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娱乐自己的成分很大，后来一部就写两三年，书中人物天天出现，就像自己的朋友一样。如果时常重复，自己都不想看了，读者也不会被吸引。
我比较喜欢最后的一部《鹿鼎记》。书中男主角韦小宝完全是一个叛逆的角色，说谎、整人，唯一会的功夫就是挨打时就逃，谁都没有他溜得快。我的目的是希望写得现实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中国人性格上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有一些自省的意义。我的一些对文学有兴趣的朋友，多数也比较喜欢这一部。
胡玲达（教务处雇员）：讲起韦小宝，我真想不出他哪里来那么多花样，是不是您亲身经历？
金庸：我没有韦小宝那样本事，韦小宝几秒钟里想出来的花样，我有时要想好几天。
张清如（数学系教授）：我看过一百多部武侠小说，但一旦看了您的武侠小说，再看其他的似乎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您刻画心理一波三折的变化，我猜想您不会武功，可是编出来一大堆功夫都合情合理。当然您写的一些太极拳招数，那是现代的太极拳，都搁到五百年前了。而其他招数却也很恰当，您是怎样想出来的，我希望知道。
（金耀基院长插语）：张教授是太极拳高手。
金庸：很奇怪，有些数学家喜欢看武侠小说，例如陈省身先生、李政道先生。
张先生问我是怎样想出来的，只是胡说八道嘛！没什么道理。有些招数凑一些比较好看的名字啦，好像跟诗词有些关连。
您批评得很对，太极拳一路发展下来，我把一些招数推回五百年前。事实上五百年前是什么名称，现在可能也不容易知道。
刘殿爵（伦敦大学教授、中文系客座教授）：您的文字极好，小说中所用的字几乎一点洋气也没有，在修订本中，有时还刻意把较摩登的语气改过来。您有没有兴趣在这个问题上写些文章？给年轻人一个避免喜用欧化语句的概念。
金庸：刘教授这样推许很不敢当，我想武侠小说讲古代的事情，用现在的语句是不适当的。不过事实上不可能完全避免，宋、明人到底怎样讲话，我们无法知道。元朝的白话文我们现在几乎看不懂。我用的是我们想象的古代话，不是古人的古代话。
在武侠小说中，我认为叙述和描写部分用现代语法是可以的，如果是人物对话，就会破坏气氛。
英国人写历史小说不用古英文而用现代英语，古英文已完全不用。现在中国文字还是很多白话与文言并用，不过古人如果冒出一句：“我有一个问题要跟您研究研究”，这讲法总不太适合。
我书中有些描写叙事部分，也是避免用文艺腔，但不是很干净的，我在努力避免。有几部倒是故意不避免，例如《连城诀》与《飞狐外传》。
黄维梁（中文系教授）：您的人物多半不一定好就好到底，或是坏也坏到底，不知道您有没有受到英国近代文学批评家Forster（福斯特）的所谓“圆形性格”的影响？还有写法上，譬如张爱玲、白先勇，受《红楼梦》影响很大，您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金庸：倒不是“圆形性格”的理论，主要是人生经验。很多人你很难说他是好是坏，这不像京剧脸谱那样善恶分明。在西洋文学上也早有这样的描写。我个人不太相信所谓文学理论，很抱歉我在这方面下的功夫不多。
至于文字的问题，很难讲受什么书的影响，是自然形成的。譬如我读《资治通鉴》，总是兴味盎然，古文的简洁高雅，其文字之美，一直是我希望学到的。当然还差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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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文学一户牖
凡是爱看武侠小说的人，没有不知道金庸的，他一共写过十四部武侠小说。有人说：他运用知识分子的气质，把武侠小说带入一个新境界。他自己却说：写武侠小说是娱乐自己，娱乐大众。
从七十年代开始，金庸陆续删改这些作品，有的甚至重写。
武侠小说和报纸是查先生的两大兴趣，和他提这两件事，他风趣而健谈。
问：您认为理想的武侠小说应该是怎样的？
答：这个问题很难答复。我谈的是个人的希望和方向。
本来任何小说都是这样，不单是武侠小说。一般西方小说家大概注重三点：一是重心在描写背景，例如汤马士·哈代的小说；二是以情节为主；三是以人物为主。中国古典传统小说大致是以人物为主。例如《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我们看过这类小说很久后，故事也许不大记得清楚了，但是对书中人物，像鲁智深、林黛玉、孙悟空等却印象深刻。
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武侠小说的情节都是很离奇的、很长的，要读者把这些情节记得很清楚不大容易。我希望写出的人物能够生动，他们有自己的个性，读者看了印象深刻。同时我构思的时候，亦是以主角为中心，先想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是如何，情节也是配合主角的人性，这个有怎么样的性情，才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
另外一点是，当然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
问：您很喜欢把历史写在武侠小说中，您是否认为武侠小说不能脱离历史而单独存在？
答：我写了十二部长篇，其中有两三部是完全没有历史背景的，像《笑傲江湖》、《连城诀》等等，其他大部分都是有历史背景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时间很长，过去许多朝代的变化不是很大的，而是很缓慢的。一个故事发生在明朝或清朝，只要不与政治牵连在一起，背景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关系不是很重要的。不像西方，十六世纪的事情与十九世纪完全不同。我所用的历史背景并不是重要的部分，因为武侠小说情节离奇，许多事情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有了历史背景，可以增加它的可信度。
还有一点，我写的武侠小说有的场面比较大，常有大的战争，这就必须要有所根据。
问：刚才您也提到过，您的武侠小说希望能包含一些人生哲理，武盲先生曾在《中国时报·人间》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你也想写武侠小说吗？》，他说武侠小说缺少道德评价，而且商业气息太多。您认为武侠小说是否应该有道德评价，或者应该有趣味性？
答：武侠小说的趣味性是很重要的，否则读者不看，它的目的也达不到了。现在台湾或香港的武侠小说大都是在报上连载的，都不是先写好再出版，即使是先写好再出版，也是要争取最大多数的读者。就是其他纯文学作品，像狄更斯的作品，有些在报上连载的也是很着重趣味性的，也要注重读者的反应。娱乐性和吸引力是必要的。
关于道德观念这点，作者不一定要宣扬一种道德或不道德，大致上它是反映作者个人对社会的价值观念。书中主角常常要面临许多选择，透过这些选择，作者把他的道德观念传播出来。我想，其他戏剧、电影也是如此，例如剧中主角对于要不要离婚，要不要自首等等，每件事选择的时候，总是代表了编剧或作者的选择。当然如果作者对于当时社会流行的观念不赞同，他也可以作不同的选择。我在《神雕侠侣》中，也提到主角是不是可以和师父恋爱结婚，以当时的社会观念，师生是不可以谈恋爱结婚的，但是现代的观念不同了。
在美学上或艺术上的理论有两派长期性的争论，一派是主张文学艺术对社会有责任，一定要表现一种价值观念；另一派认为艺术是纯艺术。社会责任基本上是存在的，但小说在这一点上不像电视广播那么强烈，它印成书可以给人深思熟虑的时间。
我个人认为艺术作品基本上是属于美的范畴，科学与真假有关，道德与善恶有关。小说和人的关系很直接，不像音乐或绘画与人的关系是间接的，例如一幅油画或贝多芬的音乐，你很难说它是善的或恶的。但小说中有人物，就有价值观念或道德观念。武侠小说本身是很微妙的，它也是一种大众型的产物，要接触千千万万人，如果故意或不知不觉的传播一种对整个社会善良风俗有害的观念，我希望能够避免。虽然它属于美的范畴，但是事实上它是对人有影响的，因此作者要考虑到武侠小说是有千千万万人读的。
另一方面我写的角色也不是好人、坏人相当分明，坏人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这点我是考虑到人生的经验，因为在这个社会上也很难讲谁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或坏人，坏人身上也会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坏的成分。作者当然希望写人写得真实，读者难免误会，认为作者有时候把坏人写得相当好，是否鼓励坏人。我想作者不是这样认为，他考虑的是真实不真实的问题。他有时反映社会上具体存在的事，并不是说他反映的事就是他赞同的事。
问：您的武侠小说编成电影和电视，您认为满意吗？
答：我的小说几乎全部拍成电影，电视剧也很多。比较起来，电视比较容易拍些，因为它有的拍几十集或一百集，比较有充分的时间修改，技术上也容易处理些。电影就很困难，因为我的小说很长，他们每次改编成电影，我总劝他们不要全部拍，选其中几段就好了，把它充分发挥。但是编剧、导演似乎不这么想。因为你看一部小说通常都要花好多天的时间，在电影中，一个多钟头就要把它完全表现出来是很难的，只能大致交代故事情节，细腻处根本无法发挥。尤其武侠小说人物很多，光是一个个交代身份，观众都来不及接受。
问：现在电视对儿童的传播力很大，很多人也谈到电视暴力的问题。武侠小说改编成电视剧难免也牵涉到这个问题，您对这件事的看法如何？
答：不只是电视，武侠小说本身也如此，因为许多人十几岁就开始看武侠小说了。以前有人攻击武侠小说，认为小孩看了会模仿，也上山学道去了。我想这个责任不应该由武侠小说来负的（说到这里笑了），一把菜刀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杀人。香港对电影的审查制度是粤语片最严，国语片宽一点，外语片最宽。香港政府有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是否成立还不知道，他们认为看外国片的人知识程度比较高，看粤语片的人普遍知识程度低。如果电影中有坏事，知识程度高的人可以分辨，给越是分辨能力差的人看的电影审查越要严格一点。我写小说时，只想到小说的读者，电视的编剧应该想到电视对观众的影响。在小说中描述的事在电视中不一定可以演，因为看小说的人至少有阅读的能力，受过一定的教育。如果电视对观众有坏影响。应该由电视负责。因为电视编剧应该考虑到观众中有一部分是没有分辨能力的，打斗应该适可而止。
问：许多人都觉得武侠小说中的主角是社会的游离分子，刘若愚先生在《侠》一文中说“侠是天生的，与个人的家世无关”。你认为呢？
答：我想社会后天的影响也很大。一个人的个性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天生遗传的，一是受教育、社会和家庭的影响，这两者互为影响，也很难说哪一种比较大。我个人信佛教，佛教认为个人个性决定于“业”，一个人这一生是他前生十代八代累积下来的，一个人的“业”是一生的影响力。人是很复杂的，是各种因素加起来的。
“侠”，先天关系很大，后天关系也很大，都有影响。
问：台湾大学文学院长侯健先生在《工商时报》上写过《武侠小说论》，当中提到您的小说除了《天龙八部》与《鹿鼎记》以外，都给人“回首当时已惘然”的感觉，认为正义固然得以伸张，但伸张后只剩下空虚。您对他的这种说法有什么意见？
答：武侠小说中“伸张正义”是必要的，如果正义不伸张，读者觉得不过瘾，道德意味也太差了。武侠小说中的“伸张正义”就好像侦探小说中“破案”一样，这是它的基础。如果单从道德来看，武侠小说应该是比较道德一些的。
侯先生提到“惘然”，其实《天龙八部》中也有一些。我觉得人生永远美满的似乎不太可能，就算是最后圆满，茫然的感觉也在所难免，一切目的都达到了，还是很空虚的。
问：您觉得中国的武侠小说和西方的侦探小说、警匪小说、剑侠小说有什么异同之处？
答：中国的武侠小说比较复杂得多。我看大仲马、史蒂文生这些人的小说，当然本身的故事很完整，但描写的场面不像中国武侠这么大。侦探小说的故事结构更简单，它比较注重情节，对人物性格方面，除了侦探本身可能有些特别性格外，其他人的性格都不很重要。
问：假如今天的世界是一篇武侠小说，您的看法如何？请您用武侠小说的观点来看今天的世界。
答：武侠小说的世界基本上是很不正常的，不讲法律，完全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生活在武侠世界中，一般人其实是会很痛苦的。就算是侠客或正义之士也要有真本事才行，武功不好就会被打败了（笑）。武侠小说看起来是一个浪漫美丽的世界，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理想的社会。一个只讲暴力，不讲法律的社会当然不可行，那只是一个浪漫的、想象的世界，不能实行的。
问：许多人是从看武侠小说开始对文学发生兴趣，进而从事文学创作，也有人从武侠小说得到写作灵感，例如写武侠诗，您对这两类读者有什么忠告？
答：第一：武侠小说本身是不是文学，是大可以讨论的问题。我本人认为武侠小说还是娱乐性的，是一种普及大众的文字形式，不能当成是一种纯文学。
文学有古典和浪漫两派，浪漫派小说、戏剧和诗总是想象力放纵，喜欢去表现不可能的事，启发人的想象力。有些年轻人从看武侠小说开始学写诗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武侠小说是很浪漫的，描写的是一个和现实社会有距离的世界。如果他对文学的喜爱自武侠小说开始，当然也可以，他至少对浪漫文学很有信心。当然也不能以此为限，要继续发展。
通常作家写什么题材大都与他的个性有密切关系，很难说好与不好。如果他喜欢写武侠诗就让他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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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椽飞笔渡江湖
陈怡真：金庸先生，你用武侠小说这种形式来表达你自己的思想和对世界的看法等等，为什么不用别的形式呢？譬如说一般的小说。
金庸：这有原因，我本身从小就喜欢武侠小说，这种武侠小说的形式，可能在今天不能算是很“高级”的文学形式了。常常就有人问起我：为什么不写其他的文艺作品呢？也许我不会写，也写不好，但这些也不是必要的。我曾在一篇小文《一个说故事人的故事》里提到，我不过是一个爱听故事的人，走到前台，自己也说起故事来，幸运地有一些朋友认为说得还可以，看得下去，我也就相当满足了。
金恒炜：一般人总会存疑，武侠小说的价值究竟何在？我感觉到金庸先生的小说，融合了中国过去的章回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打斗小说冶于一炉。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武侠小说是不是该有更高一点的评价？还有一个问题，中国文化在这个花果飘零的时代里，武侠小说是否也有一种传播的功能？
全庸：这是这写武侠小说时的一种感想。有人曾经提到：一个优厚的文化常凝聚到小说方面。我也认为大家心目中的“小说”的形式常是西洋的，不是中国的。不过，由中国人来写，写的就应当是中国的事，中国的地方，中国的人物，自然它全是中国的。至于这个形式是否西洋，那也无关宏旨了。
我个人以为，武侠小说仍旧是消遣性的娱乐作品。即使是一位大学教授，如果给他一本写得不好的《明太祖传》或唐太宗故事，他还是不要看的。因此问题也在这里了《汉书·艺文志》所云：“虽小道，亦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这里朋友很多，很热情，大家都各有专长，精通一家，成一派之言，对我当然劝勉有加。不过，有时却也使我汗颜。
至于另一问题，中国文化藉武侠小说来传播的问题。我想：在传播上受到种种窒碍的情况下，武侠小说呈现了生动的历史面貌，帮上一个小忙，能传播一些文化的讯息，那倒是实在的。至于它能传播到一个什么程度，我想也不能估价太高吧？在海外华侨地区，他们感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喜欢看点武侠，倒是事实。不管是雅是俗，有一些群众基础是真的，武侠小说是最受人欢迎的一种小说形式。既然它受人欢迎，那么我们就应该重视它，希望藉这个形式表达出一些真实的、正确的社会意义，甚且呈现某种永恒的艺术价值。
苏念秋：金庸以及其后的武侠小说作者，将中国传统中武侠小说里的华夏精神，透过某种形式表达出来，不但让中国人自己认识它，而且让全世界的人认识它。这并非是盲目主观地要恢复中国的自信，而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具有这种精神，不过我们目前所表达的只是部分而已。但愿金庸先生及所有的后起之秀能够在文学传统的赓续与延承之中，完全建立中国固有的自信。
古龙：在全世界的中国人当中，金庸先生的影响力在我认识的朋友中无出其右者。他作品中深思熟虑的看法，在中国小说史及思想史上都具重要的地位。五四时代是反传统主义的，我们现在写武侠小说的人却是去认识传统，我希望年轻一代的读者能藉著金庸先生而认识中国的传统。
金庸：我想，从认识传统中去坚定中国的精神及信念是我们所应当努力的。
谈到武侠小说应有的地位，它只是目前还相当受到欢迎的一种小说形式，同时被大家普遍接受。我们应当充实它，并且加深它的价值。
中国传统的小说形式并非只有武侠小说，武侠仅是章回小说的一种。章回小说之外，还有一种短品如《今古奇观》，也是传统的一种文学形式；《聊斋志异》这种短篇小说也是既有的文学形式。
传统文学形式现在已被普遍接受，艺术方面，传统的舞蹈、戏剧、乐曲等也被普遍重视。传统仍是中国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部分。五四时代，知识分子认为西洋的小说形式才正统，而非难起章回小说，事实上，章回小说仍受大家普遍喜爱。这说明了传统在一般人心中的地位，这种现象值得每一个人去正视它。
罗龙治：我十分赞同金庸先生的看法。清朝末年的情况使中国人感觉到一切都不如人，那个感觉是不对的。五四以后，大家模仿西方，固然中国传统中有某些部分不好的，需要改变，但是西洋那套也不是我们需要的啊！文学形式亦然。到底大众需要怎样一种形式的文学呢？无可否认的，传统中的武侠小说是最受欢迎及被普遍接受的。我想，一百年、两百年之后，美国人最喜欢的仍是西部武打，而中国人最喜欢的仍将是武侠。
金恒炜：中国文学的发展模式，一般艺术都起自民间，然后经过文人的手，把它变成艺术品，但也因为如此，它开始慢慢僵化。武侠小说从平民出身，但写武侠小说的人仍旧回归到平民，它不会变成贵族文学，而永远活跃在民间。这是武侠小说最优越的一点。
金庸：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如果武侠小说学术化了，那武侠小说也就失去它的价值了。武侠小说普遍受欢迎的因素，是因为它具有传统的小说形式，内容也是传统的，它的道德观与一般人的道德观也趋于一致。西洋的小说虽然在文学上有其地位，但它描述的内容、表达的观念却不能很适切地为中国人所接受，即使是留学国外多年甚或居住国外的人也无法完全接受。这不是拿武侠小说与西洋小说来比较好坏的问题，而是生活上、道德上、观念上的不同而自然地产生接受上的问题。
我最喜欢写的人物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下仍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排除万难、继续奋斗的人物。这不是我刻意去这样写，而是我认为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正是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当然，其他的小说也可以表达这种形象、这种精神，但无可否认的的，武侠小说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
金恒炜：西洋小说里，“冲突”是被描写得最多的部分，在武侠小说里，冲突也是非常的强烈，请问金庸先生，在您的小说里是不是也喜欢把主角安排在这样的冲突情况下？
金庸：武侠小说基本上就是描写冲突的，像两种力量的冲突，两种观念的冲突，或是命运与人之间的冲突。“误会”也是一种冲突。人类社会基本上是充满冲突的，许多小说、戏剧也描写它，武侠小说只是更适合描写冲突罢了。
陈晓林：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固然描写了人的贪婪，人的进取，人在冲突之下的争斗，但我更发觉到在这之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我们中国农业社会中普遍地存在着的宽容的德性，这也是我十分激赏的一点。在现实生活上的许多方面，它都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启示。我个人认为，这些年来在国内成功的作品之所以能吸引大家注意，大多是因为它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功。之所以成功，必然是具有永恒不变的因素，也具有环境上的因素，尤其是前者。永恒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金庸先生对真理的追寻，对正义的坚持，是让人深为敬佩的。这也就是金庸之所以为金庸之处。
金恒炜：金庸先生小说中最令人感动的是他的大气魄，同时，他下笔之时带着对人类的同情。譬如说有些人物，他在小说里是个坏人，可是我们看起来又觉得他是非常可爱的，令人心灵颤动的。作为一个文学家，我认为应该有像他这样宽厚同情的心灵，这样下笔才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
全庸：“宽容”是中国民族性中很重要的精神，也是民族的必要条件。刚才谈到宽容，我的《倚天屠龙记》可以说是比较集中地表现这种精神，其他的作品中，我也有意无意地表现这点。
古龙：武侠小说有一点不易为人公认，甚至武侠小说的作者也鲜少意识到的，那就是武侠小说可以融合各种小说类型及小说写作技巧。譬如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就极富历史背景，这点甚至不让别的杰出的历史小说专美。在《雪山飞狐》这部小说里，金庸用了“罗生门”式以及其他方式的推理小说技巧，也突出于一般的推理小说。写情方面，他写小龙女与杨过的感情，也比一般的爱情小说更打动人心。
金恒炜：刚才金庸先生说不会写文艺小说，但是我看过您所写的一篇短文，说道：“侦探小说写得好的话，写武侠小说也一定写得好，因为文学的原理是一样的。”由这句话看来，如果金庸先生写文艺小说的话，我相信一定也是成功的。
对文学的评价，虽难免有些主观，但是作品好坏，仍然是可以公断的，对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希望后来的人，都能越来越重视，同时也希望在金庸之后，真正能经由读者的期勉与写作者的努力，创造出武侠的新天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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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谈艺录
张大春
电影高远，霞光万丈，昨日薄暮时分，大侠金庸翩翩又临宝岛。喜爱金庸小说的旧友和知音，特别趁机和他相聚晤谈。初秋夜凉，灯影曳曳，颇有几分西窗剪烛的意趣。一年不见，大侠风采依旧，健谈依旧。满座佳朋，话题却总环绕着他，因为总也出不了他的多才、多识和多学。
话题先从他去年看的一出戏说起。因着那出戏的的谈兴，倒引伸出一个大家都很好奇的问题；“同样是对古代社会的部分反映，民间戏曲是否提供了武侠小说某些素材或张本呢？”
“武侠小说的创作的确是在试图逼近古代的社会。”金庸先生缓缓说道：“从历史的资料里，我尽可能地把所接触到的生活层面包括进去，其中也许还包括文人们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的情怀，这是就生活面而言。然而就艺术的造型来说，传统的戏曲和现在的小说中间就差异显然了。”
“京剧是世界上最丰富亦最艰难的舞台艺术。在表现的技巧上，有歌唱，有说白，还有武功和杂技——当然这已经是十分粗略的说法了。举目世界，没有其他的舞台艺术能够如此面面俱到，歌剧的女高音常是体态臃肿的胖子；芭蕾舞星也不会有演唱的禀赋或机缘。然而从发展的形式上看，京剧可能有某一方面的缺憾，却正是和小说难以契合的地方。”说着，他赫然一笑，像是为什么而抱歉着了：“在过去，舞台的照明设备不健全，音响效果也未必好，脸谱便往往成为人物造型上最重要的条件。演员一登台，善恶分晓、忠奸毕露——而且往往很难将人比较复杂的个性呈现出来，仅止于典型式的划分。这对反映人生来说，是比较粗糙的。一般说来，京剧或者其他的民间戏曲的目的，也未必是在通过一个戏剧化的故事来表现人生，或许它的重心在于歌舞与表演艺术本身的成就。小说则不然了。但是我仍然要强调：从民间艺术中即使未曾直接吸取些什么，间接的启发和影响于我而言却是难免的。”
金庸先生的一番见解便是如此谨慎温婉地娓娓道来，即使在论断时也一样：“中国的艺术大约都是互通的。有很多国画大师喜欢去看京剧，他们能从舞蹈之中捉摸作画的灵感，那也许是一根线条，或者一个笼统的轮廓，但是‘美’的印象是鲜明而且流通的。在我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时也有类似的体悟，就拿武功来说，当它臻于化境，便自然成为一种艺术了，所以我曾用书画之道解释一些招式，也是不足为奇的事。”
“喜欢把一切事物圆融浑化，这是中国人的民族性罢？甚至将人生哲学也纳入艺术或武技之中，这是非常独特的解释。”
谈到人性以及民族性，金庸先生神色一振，叙说起他的作品《鹿鼎记》，和它的主人公韦小宝。
“写作这部书时，我经常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所强调的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的意念在中国的确相当悠久而旦普遍，但是却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有时走访国外，我也常发现，几乎每个地方的人民都有他们精神胜利的方式。所以我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探索中国人所特有的一面性格。”
“在传统的说法里，道德总是被强调着：忠孝仁爱或者礼义廉耻云云。我不想刻意地把善或恶从人性中孤立出来，再用单纯的德国去一一拴套。就事实来说，中国人口众多，土地有限，中国人一向在艰苦的环境里进行着异常的生存竞争，为了活命和繁衍，会用尽各种可能的手段，而往往是和道德教训相左的。韦小宝这个人物容纳了历史感很强的中国人性格，一方面他重义气——重义气这一点恐怕也跟生存环境的艰苦有关；另一方面，他吃喝嫖赌，时时也玩弄一些阴谋诡计。诸如此类，也算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典型了，他是‘反英雄’的，却也相当真实而普遍。”
座中一位人士问起有关小说中所叙述的奇能异才，是否也多因生存环境的艰苦？
“我想是的，诚如你所说：雪地里的蜈蚣可以吃吗？在传记小说里曾经出现过这种场面，一方面也反映出生活条件欠缺的土地上，这个古老民族如何奋斗的历程，所以烹饪终于也发展成一门艺术了。”金庸先生说：“于是我们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国人的悲欢苦乐往往是交织着茫然了。”
窗外夜风乍起，而那个古老的中国，却仍旧悬着从武侠，从戏曲，从所有即使是浮光掠影如雨的灯花般轻轻摇起的玄思里，逼近了来。置身在历史当中，某些人生态度正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向现实世界中快乐或痛苦的人们伸展着触须了。它能引起多少记忆或影响呢？
“常有人问起我下围棋的种种来。就直接的影响和关系而言，下围棋推理的过程和创作武侠小说的组织、结构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间，变化太大，耗时过久，这种艺术也就渐渐不时兴了。现在人何尝有余暇玩这些，落一粒子十几分钟，一盘棋可以下好几天。所以我到日本竟然发现：麻将比围棋更流行！”
“但是围棋的训练对我却有另外的启示。其一是‘变’，沈君山先生曾告诉我：目前的电脑还不能处理围棋中所包涵的广多变数。这使我想起佛家道家都曾揭示过的：人世间变化万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这和当前的西方文明社会中的人生态度是相冲突的，慢的妙处在于沉思和品味。如果围棋能在西方社会里成为普遍的娱乐，可能会帮助许多人更深刻地体悟人生。”
他从容地点烟，也不忙着吸，然后长长的一截菸灰滚落。他答复了一些关于个人学佛的问题。
“或许就如同文学一样，流派纷纷，有浪漫的，也有古典的，随人的兴趣所近，选择所好。佛学也是如此，具有八万四千法门，因人的个性而可以有不同的研究途径。”
“在最基本的理论上，佛家经常讲‘变’，所谓一刹那，是比一秒钟还要快些，而且是无从度量的，刹那间即是一变，这当然是象征性的讲法了。透过‘变’，佛家不认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圆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伟人与美人总难出逃于自然的法律，也就注定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贴切地传达出人生百态的讯息。我常想着：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淡成了茫然。”
这是东方神秘色彩的画笔么？文学与艺术一旦逼近了这份氤氲，冲突或者挫折或者斗争或者胜利是否便告消弭了呢？那么东方的悲剧情怀又如何藉着文艺形式加以传递、感染呢？
金庸先生从头说起：“简单地说，希腊的古典悲剧总是强调着‘命运’，人受制于它，并与之抗争，然后遭受到永恒的挫败。而在中国或者印度的传统思想中并不是这样，悲剧是由人自己所造成的，根据人的个性而衍发。世事纷坛，人总在面临各式各样的选择，选择也可能是出于误会，但是误会是对是错呢！即使人能了解自己的选择，又能否肯定那了解就是正确的呢？正确就是一定的吗？选择真能归结于命运吗？或者还是掌握在人自己的手里呢？从个性决定的观点，我个人以为是比较落实一些的。”
他这时深吸了一口烟，说道：“希腊悲剧似乎总是一连串的惊疑和恐怖，观众可以眼看着剧中人一步一步踏入命运的牢笼，无法解脱。然而东方色彩之下的理念却不是这样简化了的。佛家既说‘无常’，同时也强调‘因缘’。‘因’可以看做是人事上主要的动力；‘缘’即是其间许许多多的附带条件，比方说今夜之会吧！我从香港来，高先生、高太太邀我到这里，——这是‘因’；诸位今晚也都有空过来谈谈——这是‘缘’，因缘定分，所以大家便能相聚了。佛家不谈命运，不谈上帝，积极的地方在于相信某些‘缘’是可以由人为控制的。——这是佛家主张‘有为’的一种见证。”
那么，人如何去知道命运，或者知道因和缘呢？人又如何知道何以有为，以及如何有为呢？座中另一位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知识”在佛家的哲学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就涉及到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分歧的一点上了。”金庸先生说：“越谈越玄了，好像？——佛家有两种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只是落脚的层面不同的说法。所谓‘八正道’，也就是八种落实于生活的方式，其中第一条路就是‘正见’：求得正确的知识以及见解。佛家不像基督教，强调人的‘罪’。却认为人所犯的错误不过是出于‘无明’而已，人因为不能求得正确的见解，所以会犯错。但是另一方面，佛家又要人祛除‘所知障’。当人生在世数十年，接受各式各样的见解和经验之后，总会有所执着和坚持。如果人想得到最后的真理，势必须要抛弃所有的成见，那时知识可能只是障害了。”
在“正见”的语意上，西方的苏格拉底在论述中也曾有过类似的见解，他也是将人的罪恶、虚伪和错误在某种程度上诉诸人的无知，与佛说是很接近的。然而在知识与发展的历程中，东西方又分别导领出有着相当差异的轨道。金庸先生挥语如行云，对这个问题作了扼要简明的分析：
“西方的哲学传统里对知识是相当重视的。柏拉图也曾认为追求知识就可以完满地解决人生问题。发展到康德，有一部分的理念就和前面所提及的佛家‘去所知障’的精神相近了。康德认为人永远不可能接触到真正的智慧和真理，它和人类的语言及思辨能力是相抵触的，知识亦无能为力。康德只作如是说，并没有进一步地说明。而在佛家则进而用打坐以及默想以接近真智慧。禅宗尤其主张如此。这就是属于宗教的问题了：信则是；不信则否。哲学家想当然是不容易接受的。佛家基本上认为一切哲学的解释，总是片面的，也就是有限的。有人问佛祖：宇宙是有尽是无尽的？是有限是无限？人死后会如何？问了十四个类似的问题，释迦牟尼都不回话，这是著名的‘十四不答’。这些问题获得不同的解释，却终不能有答案，提问便是无稽的。释迎牟尼还作了一个比喻：有人中了毒箭，这时去研究那箭身的质料为何，研究那箭羽的种类为何，研究那射箭人状貌如何，诸如此类皆无关宏旨，重要的是怎样去拔出毒箭，救回一条性命。”
“——唉！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个人于佛，只是初学，修习的是较古的原始佛教。其实人人学佛各随缘分不同，而有不同的‘法门’的，有人学佛是为了研究学问，宗教的意味变淡了；有人修佛是出于信仰，即使不能读很多经典，只要一旦开悟，也有所得。”
金庸先生显然是不准备多说什么了，无语因缘，在座者也多只便会心而笑了。
接着，座中人的联想忽发，从佛教世界到武侠小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十万八千里的旅程，而追怀之下，《西游记》这部书已如“筋斗云”般浮跃而来。
金庸先生倾身换了个坐姿，缓缓道来：“《西游记》原先也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总是附会故事，敷陈情节，刻画人物，最后辑补撰订的。其中猴子造型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印度史诗里的英雄人物去。佛经中也利用了那些传统的民间故事，后来传入中土，踵事增华，便不只于佛家一门。《西游记》里儒、道两家的风味和理想也具有相当分量的地位，这是中国人合异取同的天性了。”
当人们提及金庸先生早年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他连忙摇摇手，笑道说：“我在电影工作上是完全不成功的！早些年，在左派的长城电影公司做一年多，导过两部戏。他们对于戏剧的限制非常严，编个剧本要这审查、那研究，工作很受限制，那不是个适当的创作环境，我没有待下去。一直到现在，他们似乎仍然未曾摆脱那许多束缚。
去年，中共召开‘文化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许多人在会中也强调了：主题的限制需要放宽，创作需要自由。连邓小平也在开幕典礼中说：中国地大物博而历史悠久，文艺创作也必须要有多方面的表现。至少在趋势上，放宽是不可避免的。记得去年我在香港，见到一出由大陆的剧团所演出的京戏《辛安驿》，竟然也采用传统的演出形式，刻画一对假凤虚凰的思春之状，这和前几年中共的姿态是大异其趣的。
中国是大的！大中国怎么能任少数人意向所使，翻云覆雨呢？形势是自然而然与人的心灵相启发、相印证。从文学艺术或是哲思玄理之间，我们可以管窥出一些历史发展的端倪，人们必须一步一步走向自由、开明、宽容而民主的理想。据我个人三年来的观察，大陆上人民的一般心理，正有以上的倾向和趋势。至少已经公开承认台湾三十年来经济上的成就。——这从某方面来说，称得上是进步的基础。”
金庸先生语重心长地作了结论：“中华民族有伟大的文化传统，这深厚的文化传统，大有可能导引我们进入光明的未来，重视文化经验多方面的发展，然后我们期待！”
夜凉方浓，一灯如炬，座中人依依相别，仿佛是结束了什么。然而结束了么？或者告别了儒侠金庸，便顿然觉出有一程岁月正将开始呢？那是慧思与灵感的开悟么？然而一席话间怎容得下这许多境界呢？他留下一些值得细品深思的课题，引燃了归客的心绪，一如灯火引燃夜色，直到黎明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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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之路
回顾所来径，
一切美好的都在烟云间。
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是自孩童时起便与读者见面的。
这似乎是金庸的专利，三剑侠中，梁羽生和古龙都没有这种习惯。
梁羽生的主人公多为英姿勃发的青少年，一出场无论是武功和气派，都是傲视朋侪的，如张丹枫，如段克邪，如凌未风，如金世遗……
古龙的主人公更是“泰山顶上一棵松”，我们只知道他们高高在上，却不知道他们的年龄大小，家居何方，师承何人。反正他们一出现就已名震江湖，万众瞩目，只有小鱼儿是个例外。
但读金庸的小说，我们却得以参与书中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常常在褪褓时期我们就已结识了他们。从十岁八岁到十七八岁阶段，金庸为他们花费的笔墨最多。
这群金庸笔下的宠儿，细数起来，当有郭靖、杨过、张无忌、胡斐、韦小宝、郭襄、张君宝、周芷若、殷离等等。
郭靖根本就是从一生下来就跟我们见面的。他的母亲李萍在战场上生下了他，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在大漠中熬了下来。在水草旁用树枝搭了一所茅屋，畜养牲口，又将羊毛纺条织毡，与牧人交换粮食。
忽忽数年，他已经六岁了。他母亲依着丈夫的遗言，给他取了郭靖这个名字。他学话甚慢，有点儿呆头呆脑，直到四岁时才会说话，好在筋骨强壮，已能在草原上放牧牛羊。母子两人相依为命，勤勤恳恳，牲口渐繁，生计也过得好些了，又都学会了蒙古话。只是李萍看着儿子憨钝的样子，常常黯然神伤。
但这郭靖却是憨人有憨福，其种种遭遇，可以说是因拙而得福，因朴而得福，简直就是中国版本的“阿甘正传”。
江南七怪远赴大漠寻找他，并倾尽心力合力传授他武艺的缘分不消说了，他最大的福分，是认识了黄蓉。别看黄蓉出场时也仅是个初及笄的丫头，但她在书中的重要性，却是谁也比不上的。除了她的聪明机智，更主要的，是作品里的一些“大人物”，都与她有很深的关系，正是由于有她在，才有了这部小说的多姿多彩，热闹非凡。
东邪黄药师是她的父亲，南帝一灯大师段智兴是他的救命恩人，北丐洪七公是她的师父，西毒欧阳锋属意她当儿媳妇。除了中神通王重阳因在作品开始时就逝去多年，她无缘结识外，书中的其他重要人物，多少都与她有交情。
这么一个小女娃娃，对郭靖的帮助可就太大了。郭靖随洪七公学习阳刚威猛的降龙十八掌，一方面固然他的天份恰恰只能练这种简单而刚猛的武功，可谓是天生有缘而相得益彰，但若没有黄蓉的牵线，则郭靖又哪来这种缘份？
在第十二回《亢龙有悔》里，鬼灵精的黄蓉为郭靖演了一场好戏。
洪七公好吃，而黄蓉是此道高手，这一老一少在姜庙镇邂逅，黄蓉就凭一道名为“玉笛谁家听落花”的炙牛肉条，和一碗碧绿的清汤中浮着十数颗殷红的樱桃，又飘着七八片粉红色的花瓣，底下衬着嫩笋丁子，泛出荷叶清香的“好逑汤”，诱得洪七公教会了郭靖“降龙十八掌”。三人从此订交，终演成师徒。
金庸很注意描写孩提时代的启蒙，那一段童稚无邪的阶段，无论在思想上，体能上皆是最可塑之时，浑如璞玉，纯净无式，可任人雕琢而成理想之模式。可以说，那是关键时刻，向好向恶，往往系之于此。
与郭靖的向好相似，杨康的向恶也是从小开始的，外在环境的影响人之一生，杨康的例子可作说明。
除童心外，金庸还擅写赤子之心。周伯通之成为“老顽童”，鹤发童颜，行事不知所谓，武功却登峰造极，一一都是拜赤子之心所赐。
由童心与赤子之心所引发出的故事，在金庸的笔下真是色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
金庸是借对童稚纯朴的无限憧憬，去抗拒、否定成人权术世界中的虚假、伪善与无趣无味吗？
看看金庸笔下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腥风血雨，惨烈非常，我们怎能不作如此想？
孩子的世界毕竟要干净得多。
丰子恺就曾经说：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
看看我们周围的孩子吧，他们是那么的热衷于种种大人们觉得可笑和微不足道的游戏。他们把全副精神贯注在这些游戏中，看似徒劳无功，但他们却乐此不疲。兴味浓酣的时候，冷风烈日之下不觉其苦，混然忘却饥渴——这在他们看来，才是微不足道的。
试想想，他们为什么对游戏这么热衷？跟农夫的热衷于为收获而耕耘，木匠的热衷于为工钱而操斧，商人的热衷于为财物而买卖，政客的热衷于为权力而奔忙相比，他们的热衷是没有目的，没有所图，没有所为的。他们完全是为游戏而游戏，手段就是目的，不计利害，不分你我。哪像那些大人们，不管进行什么活动，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为了得益获利。
金庸把武林中人的卑鄙龌龊写得真是入木三分，无疑也是为了衬托出童真世界的可爱。
那时才六岁，郭靖就凭着一股孩子的天性，救了蒙古勇士哲别。他与哲别根本不认识，只不过见他在战阵中英勇异常，激发了幼小心灵中的一股纯良之气，便想办法去保护他，即使被术赤用马鞭抽得遍体鳞伤，痛彻心肺，宁死也不肯供出哲别的藏身之处。
只有心地纯真的孩子才那么容易不计后果地去保护别人罢？他甚至不问那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后来，当桑昆的两头猎豹纵起要咬铁木真的小女儿华筝时，他不顾危险的“着地滚去，抱起了华筝”。事后铁木真问他怎么那么勇敢，他只说了一句：“豺子要吃人的。”
多么纯洁而高贵的赤子之心。
每一个孩子，在刚刚坠地的时候，对于世间是毫无成见的，及至稍长，宇宙万物在他们看来都是平等的。他们会与狗为友，对猫说故事；他们会想着追星摘月，要唤回飞去的小鸟，要叫醒已死的小鸡。他们不知昼夜，不懂生死，不晓阶级，不问界限，却独有天地之灵气。
郭靖就是一个好例子，在大漠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无拘无束，虽然没有文化，缺少灵感，也不懂思辨，但他却有一颗健全而通透的心。那苍苍茫茫不分天地的环境，那辽阔豪迈无遮无盖的氛围，无疑加固了纯良的天性。他后来的大智、大勇、大圣、大贤，跟他在大漠里射雕的经历不无关系。正是他的出生地，教会了他正直勇敢，善良朴实。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与生俱来的刚毅木讷纯厚忠诚的大侠性格真正是得自天然。
虽说郭靖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是从书中的第六回才真正开始的，相比之下，在大漠的经历及其“射雕”的壮举，只不过是一个长长的引子，因为即时的郭靖还没有真正独立地走入江湖，还没有真正开始他的英雄人生的经历。——但若没有在大漠生大漠长，在大漠有着哲别这样的老师，并在铁木真及其儿子们同射下一雕之后，他拉满弓弦，一下子就一箭双雕射下了两只，这部小说也许就不会叫《射雕英雄传》或《大漠英雄传》。
值得人深思的是，郭靖的憨厚、拙朴在金庸笔下是一以贯之的，这在金庸作品也算是一个例外了，因为金庸是一个求变之心很盛的作家。但写郭靖，是写他一开始是什么样的性格，到底也是什么样的性格，纯是以外在世界走近将就他，而不是让他去俯就客观的世界，而且能逢凶化吉，一帆风顺，最后竟然还成了当世第一大侠。金庸为什么对郭靖如此的一意孤行？
孟子说过：“大人者，不失其为赤子之心也。”所谓赤子之心，就是孩子的“原我之心”。这心是从世外带来的，不是经过世间造作后的心。这是提醒我们，要培养孩子的纯洁无瑕，天真烂漫的真心，使他们成人之后，还是用这原来的心去观察世间，矫正世间，不致于盲从于人世的约定俗成，而被世间的罗网所羁绊。所以朱熹对此的注解是：“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则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
我们并不否认金庸是借郭靖这一典型，去完成他的一种心愿，去树立他的人格理想。他是多么希望这尘世间都是这种具有赤子之心的人啊，他的“向佛”其实也是郭靖之后，他最后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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