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黄胃、范曾等画家的情谊
我从小就喜欢绘画，记得家中来的客人还曾经拿走过我的“作品”。我今天回想，大概人家决不会拿去珍藏，极大的可能倒是给自己的孩子看上一眼，告诉他们要加点油，也做点值得让家长高兴的什么事。
我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的是坐在桌前，用铅笔在随便什么纸上，津津有味地勾勒出一只蚂蚱，我太喜欢蚂蚱了，从有记忆开始最早的情景就是姐姐给我逮住一只青头蚂蚱，用一根白线捆在它的胸部，让它爬在一根竹筷子上。我至今一旦看到那雄健异常的蚂蚱，仍会激动。也许因为小时候，常常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向爬在草地上的蚂蚱掩进，离得越近，心儿越怦怦跳，然后突地用手扑向它，十有九空。蚂炸身体的各个部位长和矫健优美，两条大腿无论绷紧亦或舒展都充满了神奇的力量。因为一年中只有盛夏与初秋才看得到它们，所以就想用画画儿的方式以慰想念之情，那时候哪懂得蝗灾会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呀！
我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得到过美术教授的指点，幸何如之。
那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光，下了学我经常到一位姓文的同学家里做功课，他家住在美院宿舍，他的爸爸妈妈，都是美院教授。文家有三个孩子，我和他们一道做完功课并玩耍过后，常常会静静地在他们家的一间大屋子里画画儿，文伯伯、文伯母有时就指点指点我们，从那时起，我就很认真地开始画人像了。
一天，我回到自己家的院子，邻居谢大爷问我最近放学为什么回来这么晚？我就十分自豪地告诉他，我在学画画儿。老人家很高兴地问画什么内容，我说，我正在练习画人物，并引用一句新听到的我以为他绝对听不懂的名词对他说：“我们画模特，我们的模特儿是同学的小妹妹。”谢大爷立刻皱起浓浓的眉毛“咦，怎么能让同学的妹妹做模特儿？”
我那时根本不懂模特到底应该如何注释，也不知道西画在画人体时的模特是裸体的。在我向谢大爷解释的过程中，以及从他的讲话中，我才弄明白了，在美院的宿舍中听了那么久的模特儿这个词的多种含义，我们那么小，怎么会去画人体呢？只不过有时求小妹妹安静地坐一会儿，我们画她的头像。
我大概天生不能对画人物人门儿，我怎么也拿不出画昆虫的劲头来学好这段业余课程。后来，兴趣逐渐转移，再后来干脆就搁笔不学画画儿了，我的同学以及还有几位常去他们家的小朋友，以后真的成了专业画家，我直到很久以后才懂得，学一样东西千万不可半途而废，否则会一事无成，还瞎耽误功夫。我在他们家“人乡随俗”，很快学了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他们全家都讲四川话，我不知不觉也跟着讲起来了。学得快，忘得也快，四川口音早就一点儿也捡不起来了，要是在他们家学一口流利的外语，以后省多大事，有多大用呵。可惜不是外语，只不过是我国方言的一种，倒是半途而废的绘画技法，诸如透视焦点等等，终身受益，老大之后重握画笔，还算有点童子功。
从小学四年级以后一直到参加工作很久，我有过各类文、体爱好，但唯独把绘画这项儿时的爱好冷落了几十年。重新点起我对画的爱好之火，并又重拿画笔已是70年代末的事儿了。与其说重燃旧时的热情是出于对艺术的向往，倒不如说是“文革”之后，在文化界首先被珍贵起来的是画家，人们开始以价值观，或干脆说以谁的画标价高而看重谁的作品，社会上不少人以求得名家的作品为荣，有的真会欣赏，有的干脆就是附庸回风雅。
只要我早一天重燃往昔的热情，我都会更早地结识许多位画家。因为，“文革”后，电视台曾多次组织画家、书法家进行笔会，为他们录像、播放他们的专题节目。可惜我重人此道太晚，记得80年代初。全国近百位赫赫有名的书法家聚会北京，聚会中央电视台，我因工作和他们有不少次接触，但根本就没有开口求过哪位一幅墨宝。其实，有时不开口还算有些失礼，开口相求，人家不一定给你，或虽放诺给你，不过是一句托词。但我相信如果谁都不向某位画家求画，他未必高兴，别看他口头上多么烦别人要画，如果真的谁也不去开口，他也会很恼火的，这跟我们在台上演出完了谁都不鼓掌差不多。反正你求画儿人家烦，你不求他，他也未见得高兴。
“秀才人情低半张”很多人都在背后说范曾如何如何，但第一位主动送我画的就是范曾。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很有点名气了，而我那时的知名度，不能跟他相比。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们相遇、交谈，还很投机。后来他给我来过一封信，邀我去他家做客，那时候通电话都很难，我们家有电话那已是后话了。在接到范曾来信以后，我犹豫了很久，我很少到人家家里做客，再说他的住处离我们家又很远。实在不方便，那时候北京没几辆出租车。
拖了很久，又一次见到他，他又一次相邀，我就去登门拜访了。
一进门，他笑容满面，立即在画案上铺好纸。四尺对开，提笔就画，边画边聊天，勾线、设色、题款、盖章、画好了，又替我卷好。我们也聊得差不多了，我于是告辞。他出门送客，返程路上一我觉得这不像串门做客，倒好像我上人家订做什么东西似的，而且立等可取。
以后，一来二往我们就很熟悉了，成了很好的朋友。再以后，我也开始技痒，也铺纸弄墨，不过那绝不是受他启发，也不可能受他启发，因为我自幼就与人物画无缘，不是不喜欢，而是学不来。
再以后，我和范曾合作画过多次，大约有十多张作品，算是友谊结晶吧。
以后，他出走巴黎，消息传来，我很吃惊，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感到难过，失去一个朋友。
当然，据他说是真的特别寂寞，他又回来了。
我们仍然是好朋友。
我对他的文才十分饮佩，尤其是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惊人的记忆力，我根据自身的情况估计，他早年下的功夫是很苦的。
记得1982年在密云水库，我们一起做一个电视节目。他对我说过一段话，他说，画分九品，可分为正六品与负三品。一品，谓之画家，作品赏心悦目：二品，谓之名家，作品蔚然成风；三品，谓之大家，作品继往开来；四品，已成大帅，凤毛欧伯；五品，谓之巨匠，五百年出一位；六品，可称魔鬼，从人看到。负一品，不知企为何物；负二品，看之愈久，离其意远；负三品，与美不共戴天，在艺术的审判所，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问他：“那么，你认为你属于这九品当中的哪一品呢？”他颇为自得地笑着说：“哈，我是坐四望五，以待来日。”
当我开始弄墨时，有一次我画了两头驴，黄胄先生补了一头，范曾又添了个小孩，最后黄胄落的款：“俯首甘为孺子驴，忠祥老兄醉笔画驴，范曾补孺子，黄胄戏题。”那天，大家难得相聚，又很开心，我设了个小局，那就是用淡墨画了两头驴，这样他们好给我修改，给我添枝加叶，那两头驴上也有黄胄的笔墨。我至今珍藏着这幅画。
有一天，在大庭广众，范曾又神采飞扬，高谈阔论，“忠祥还真有人缘，我们两位大家给他补画，他画了两条小丑驴，黄胃补了一条驴，我添了一个小人。”
可见，他认为我连正一品都不够格。不过，我当时真是刚人门儿，不如现今水准。今年我的一张泼墨四尺整纸骆驼，参加了广电部电视界画展，还得了优秀奖，今日之笔墨当不可与早期同日而语了。
我早已仰慕黄胄的画风，他用墨的神韵依我之见，当代还没人能与之相比。
我第一次与黄胄相识，是在“邓拓藏画展”上。邓拓夫人丁一岚女士，按照邓拓生前遗愿，把家中藏画捐赠给国家。丁一岚是播音界前辈，她在延安播音时，我才出生不久。这次藏画展我当然要去参加。那天，黄胃、周怀民等著名画家也都出席了画展开幕式。黄胃手持一根竹杖，头戴一顶墨色羔皮帽，与两道浓眉配得极有派头。他进人大厅在签到簿上，饱蘸浓墨，潇洒遒劲地签了名，我于是不好意思再签名了，因为我的字太寒碜了。
展览后，丁一岚大姐设便宴答谢几位邓拓生前的画界朋友，黄胃、周怀民都出席了，我作为了大姐晚辈也在其中。席间，黄胃谈兴颇浓，高席评价丁一岚捐画义举，我当时真的并不能理解邓拓这一批藏画的无可估量的价值。几位大家谈笑风生，我敬陪末座，洗耳恭听，不时插问上几句自认算得体的话题。
在席间黄胄给我讲了这么一段往事。他法当年挨斗去了干校，那时叫他“驴贩子”，“你不是画驴吗？就叫你喂驴。”整人的人太傻瓜了，这在他们心目中带侮辱性的惩处，践踏知识分子尊严的招术，哪知道对画家来说，适得其反，这是派来了一批“模特儿”，给黄胄一个绝妙机会，朝夕观察驴动作的千姿百态，以及摸透了驴的犟脾气与吃苦耐劳时表现得低眉顺目的性情。驴的眼睛其实是漂亮极了，食草动物大都有一种柔顺的目光。
一天，黄胄赶着驴车进了前门大街，记得他自己说是路过全聚德。他把驴车一拴，进了饭店，饭店领班的认出来了，“哟，怎么着，出来啦！”黄胄告诉他这是进城办事，马上还得回农场。服务员给他找了一个单间，黄胄掏出钱来，“就这些，您看着安排。”不一会，端上一只烤鸭，半斤饼，外带一瓶老白干。在农场受累的身子，受苦的肚子，难得改善，来了个风卷残云，酒足饭饱，告别朋友们，出了门，一抬头，糟了，驴车不见了，准是没拴牢。
黄胄一想，坏了，驴车要是出了事，或撞了人，这罪过就大了。一路小跑。这跑是有学问的，马路通南北，倒是往哪儿追呢？黄胄心想肯定往出城方向走了，老马识途，驴是马的亲戚，估计没错。跑了一段路，唉呀，谢天谢地，在一个警察岗亭外拴着呢。黄胄赶忙向警察又道谢，又解释，又承认错误：“我是一名犯错误的干部！跟不认识你的人说这个干嘛！刚才肚子饿了吃点东西，不小心驴跑了，太谢谢您了！”警察把驴车还给了他，他赶上驴车一路轻松松回了农场。
说起当年黄胄“解放”，还亏了周总理。当黄胄被关在农场改造时，他几经折磨，已看不出今后还有什么前途。这时，周恩来总理提起了他，问：“黄胄在什么地方？”当听说黄胄在农场劳动，周总理说：“让他画画儿，在农场干什么？画画儿还可以为国家创汇嘛！”有人把这如春风送暖的喜讯捎给黄胄，他自己解放了自己，兴高采烈，长出一口气。这时，管他的人也握着他手说：“其实，你早就没事儿了。”当初，黄胄写多少份“交待”材料，也过不了关。这时，他不写了，可是总要有个形式，大家好下台呀，干脆，由管他的人起草，黄胄签个名，就算恶梦已醒。提起这段事，黄胄绝无怨恨之情，只不过一笑了之。
我非常佩服黄胄的刻苦，他笔下人物、动物、花鸟，千姿百态，而且无论什么主题，那画面上首先扑出来的是火热的激情，对生活的向往。尽管黄胄由于当年挨斗脊柱有伤，至今不得不手柱拐杖，但他对生活永远充满了热情。疾病折磨着他，他以病痛之躯挥毫讴歌生之快乐，这是何等崇高的人格。他的身体日益衰弱，但他的内心充满了一个强者的朝气，昂扬、不屈与奋发。唯其如此，他的画卷给人的不是梵高的生与死交炽的激奋，也不是石鲁晚年的狂放，更不是八大的孤傲与无奈，我总感觉黄胄人物画与鲁本斯的物画有哪一点相像，中西画派不同，但那饱满的构图，与大气的回荡如此沟通，黄胃的画面，墨色是那样奔放多彩，彩色是那般浓淡相宜，几乎你闭着眼都会感到画面上生命冲激。“生命即美”，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是有黄胄作品为例当更能丰富他的理论。
看黄胄的作画，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他落笔犹如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挥毫那力挟千钧的气势，勾线那稳如泰山的感觉，使我悟得了一个主持人在台上应有的气度。黄胄作画的过程、你会感到那围绕着他的气场是旺盛。他的画儿漂亮，画画儿的神态动作也漂亮、帅。
我就是多次看他作画以后，才萌起画中国画的极大兴趣。
因此，我把我的这位朋友，称为老师“师父领进门，修行看个人。”我并不是拜师学艺，只是耳濡目染，自己操练起来。我绘画，没有基础，像我这样半路出家，再从ABC学起，从素描开始，既来不及也没必要。我只算个票友，从不想成画家。一个人一生不可能样样都能学好，我的主要精力已献给了主持人工作，其他的就算是修养吧，我画的不行，可看的不少，懂的也不少。经画家们一点一滴给我指点与讲解的可比一般人多多了，因此，我可以很投人，很内行的主持中国绘画节目。
黄胄予我半师半友之友情，我也就经常为他的事业尽点心，绝不推倭，而且又不容辞。他晚年心血，扑在炎黄艺术馆上，我和倪萍是他的公关代表。
1994年元宵晚会，倪萍主持一段节目，剧组去拍摄炎黄艺术馆和创始者黄胄先生，倪萍打电话给我，说黄老师希望我去。我二话没说就赶了去，我记得在电视机前，我们开个玩笑，我说倪萍是我学生，黄胄是我老师，倪萍你管黄老叫什么？叫师爷，可不是鲁迅先生讲的，人家称他为绍兴师爷，那是刀笔之吏，咱们这是艺术的继承关系。当然，管黄胃夫人郑闻慧叫师奶奶了。
我铺了个六尺对裁，故技重演画了六头迎面跑来的小毛驴，黄胄高兴得除了帮我修整之外，又添了两头，末了题了个与赵忠样合作的款送倪萍。
黄胄原姓梁，《红旗谱》作者梁斌是他堂兄。梁斌也开始画画儿子，并在前几年与黄胄在民族宫举行了兄弟联展。可见黄胄绘画还有传染，凡经常观其作画者，心有所得。
周怀民老先生与我是忘年之交，我几天不去看他，他一定想我。有一回听说他病了，我赶忙去中日友谊医院看他，他见了我，盯着我说不出话来，旁边的人都说他太激动了。我承蒙他厚爱与关心，他也逢人说忠祥是我最得意的学生。其实我虽没拜过老师，但心底一直认为他是我可尊重的师长，我敬重的尤其是他的为人。
周老待人的诚恳，诲人的不倦和宽厚的心肠，实在让我觉得他是一位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大好人，老实透了的人，是我的楷模。
周怀民先生早年曾在南京美专做教务长，张大千先生都算他的下属。二十多岁时，怀民先生的作品就享誉大江南北，早年他的展览一开，孙科必来，倒不是私交，而是周老的水荡芦苇画得非常线腻优美、恬淡。我看过他早年作品，那真是展卷伊始就让你举得天风徐来，湖水微波，芦苇摇曳，那笔触亦工亦写，布局错落，若无天人合一忘我之境，断无此作。
惜哉，周老今年年届九十，大病初愈，否则我必请老人家做《人与自然》的嘉宾。
早年周老雅号周芦荡，晚年他画的更色葡萄与彩色葡萄更是粒粒传神。他给我讲解他对葡萄的枝叶布局以山，水画手法处理，苍劲老道的枝、藤、叶、蔓和串串欲滴的晶晶硕果，湿润与干枯，飞白与晖染相映相衬，笔触凝而不滞，枯而不涩，清而不薄，使画面饱满而生动，既极富传统功法，又糅合西洋技法。老人也是活到老，学到老，画到老，故晚年又获周葡萄美誉。
周老常对我讲起与张大千的一段交往，大千先生我无缘得见了。大千先生生前是极为豁达之人，他临八大、石涛可以乱真，而他自身的功力，人物、山水、花鸟都雄冠一时，想来什么时候也不会为生计发愁的。周老是个不善交游的本份之人，在北京时的一段生活清贫。旧社会的画家有几个有钱的？穷和画家结了许久的缘，穷画家就这么叫出来的。梵高临去世时，究途潦倒，而现如今谁能得到他一幅画，价可千万美元，这人世有什么天理！黄宾虹生前，虽与白石老人并称，北齐南黄，可是据老人们讲，当年谁若看望他，向他要画，他高兴极了，绝不认为人家向他要钱，如今在他身后一幅作品十几万，这跟他又有什么关系。我信奉唯物主义，也相信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之说，但生不逢时的感怀有时既使我激愤，又使我悲哀。
周老大概也看透了这一点，1982年老人将一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我买来的许多古画，包括宋、元、明、清诸多大家作品，捐了。我就在周老家看过八大册页和赵孟俯行书长卷等稀世珍品。可是周老来个一锅端，全捐给了家乡无锡市，如今假如老人家拿出当年捐的几十件中任何一件作品，换个别墅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他仍住在西海边上的一个狭小的院子里，一进屋，要是同时来三个客人，真是没地方坐。一个画案已把一间屋子填满，周老如果不是一位画家，而作为一个画商，有几个能有他的鉴别艺术品的眼力，加之他已有过一生几十年辛勤、精心的艺术收藏，毫无疑问，他可以在海内外称富。
历史不可以假设，人生也不可以再回首重新走过，保况，老人至今毫无后悔之一丝一毫的表示。
唉！可怜的老人，可爱的老人，也多少有点呆气的老人。
话茬接着说，当年周怀民先生蜗居北京，张大千登门造访，一看周先生正在燕窝窝头，“唉，”大千先生长叹一声后说，你就吃这个呀！走吧，上我家，周老念念不忘大千先生的这段情份。他还说，张大千亲自烧莱，大千先生说：“我第一是会做莱，第二才是画画儿。”周老说：“张大千做莱，起锅，油开了，先放盐，说这样香。”
我后来也这么做过莱，算是得了大千先生传的一招吧，惜哉，画是永远没机会亲自跟他学了。
最近一次我去看望周老，他一定要我与他合作一幅葡萄。长者先，老人家开笔。他九十高龄眼不花，手不抖，仍坐在画案前神情专注，一丝不苟，画得忘了时间。计燕荪伯母说：“老伴儿，你与人家合作，怎么自己画个不停呀！”周老仿佛没听见，仍一笔一笔兴趣盎然地落墨画下去。
我看得惊呆了，老人已然进人了物我两忘之境。
那神情犹如一位我激耕耘的世纪老人，真的，今后请不要截用默默耕耘这个形容字眼，这个句子是专给周老这样的人用的。
我感到在这小小的仅能插足的院落，在这陋室之中，生存着一位悟得人生真谛的老者，这位老者的胸膛里平静地跳动的是“专心作画，与世无争，无欲无求的心。
我家壁上挂着的一间立轴，是周老给我的一幅四尺三裁青绿芦荡。周老送我这幅画时才七十多岁，一恍就廿年了，当时他说：“忠样，这是我芦荡的封笔之作，以后，我想画也画不了芦苇了。”
我望着这幅画总在悟点道理，周老四句自题诗“罢钧归来不系船，江村日落正培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意思是人生固然有自己的规矩方圆，只要老老实实地去操劳，就不会有风险浪恶这灾，那就会永远保持一个宠辱不惊，水波不兴的境地。一位朋友说，我命属土，当以水滋养。我生性也极懦弱，生怕在这风口浪尖上的行当中出个三长两短，每当看着这幅画，吟味这诗句，我就似乎踏实多了。
人生极像画面上傍着丛丛芦苇的岸边的一叶小舟，我已没有了到中流击水的豪情，只想在不在的方圆中任我浮游，在无外界纷扰的环境里，做“江海寄浮生，天地一轻舟”的梦。
知识分子大约有三个类型，一类是恃才傲物，嘻笑怒骂，这样的人往往容易招来非议甚至惹下事端，弥衡大约算得此种类型，他骂曹，即使斩首也青史名标，还是为了出名。一类是谨小慎微，生怕有点风吹草动，常言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可是胆小老实的知识分子即使从没做过专心事，以后也不准备、不可能、也做不出亏心事，他仍然半夜怕叫门，老实人的特征就是一辈子准备挨欺负，即使你再讲一千遍别欺侮老实人，但你看吧，那些地痞、流氓、无赖、小偷专捡老实的下手。神鬼怕恶人，为什么盗跖长寿，颜洲早夭，这谁也说不清。还有一类，也是我最欣赏的、但我自己却学不会的一种类型，即达观和乐观心态，笑口常开，千忧万愁对他无奈，这才是天生的乐观派。
古来文人有谁能当此典型，罕见的一位就是苏东坡。苏轼是一位伟人的文学家，伟人的诗人，他的词当然好得无可挑剔，唯一对他有点微词的是指摘他用典太多，有吊书袋之嫌，这真是鸡蛋里挑骨头了。博古通今，学富五车的苏东坡，半夜说梦话也是经典，何况填呢。至于诗作，毛主席说的对，宋诗味同嚼腊，因为宋朝出了个朱熹，理学盛行，诗情收敛，但任何事情不可能没有例外。苏东坡的诗就是不让唐人意境的作品：“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这意境、美感可与杜牧比肩。
苏东坡一生，政治上并不得意，屡遭贬谪，但苏东坡具有的是一种气死活人不偿命的乐观的天性。他的乐观真的不是故作姿态做给政敌看，要那样就不是他了。一个人明明被整得死去活来，心中诸般冤屈，种种疼痛，万般无奈，偏生要装个笑脸，那就不必了。装出一种穷欢乐，更让人看笑话。而苏东坡，根本就没把势利小人当成什么东西。他可以“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相貂裘、千骑卷平冈”，他也真的如《超然台记》中所述“予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揖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乐也。处之期年，面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吃得那么槽，生活得那么苦，受了那以多的委屈，可是近年来，脸上胖了，头发原来白的现在也转而变黑。这不气死人也么哥？疑是他吃了什么仙丹妙药，这仙舟实际是他方儿，那就是神仙般的胸怀。不知老之将至，不知人生苦短，不知忧患与生俱来，但也绝对不是白痴心态，他是文化天才，他从不怨天，从不尤人，只要活着就不知什么叫优愁。苏东坡是千古豁达第一人，本文论及的是画家，怎么请这么一位大文豪呢？
且听我说，文亦对题，苏学士，不但才恋古今，他的书法已成一派，他还是一位画家。我看过他的一幅兰石图，那是在邓拓捐画展上，是一长轴手卷，后面二十余上各代题跋与印章。当然这场笔墨官司至今也未打完，一些鉴定家否定其真，直说其假，而邓拓等人包括周怀民、黄胄认为是真的。当年邓拓藏画还是周老、黄胄帮他收集的，周老与黄胄难道就不是一流鉴定家呜？再说，说其假者只望其画一眼就定案。当然，古人有只要展开一寸之幅立辨真伪之谈，可那真假一定是天渊之别了。对这么一幅古画，说真的几位，天天看，天天守着画琢磨；说假的这边，只看了一会儿，那我作为局外人未免觉得，说真的未必确凿但证据丰富，而说其假者，太过武断。在真伪难分情况下，我个人持一种权且当真的心态。何必一定说它是假的呢，只要年头够，笔墨好，艺术十足够品位，你原来又没看过苏东坡任何一幅画，凭什么非说它不是呢？
就在这样的争论中，与兰石图同时出现的一幅竹石图流落到了日本。
能说，苏学士与我的这些位画家朋友无关吗？
我说苏东坡千古第一乐观人，并不意味着其他古人、今人都如李陵在番邦的那种悲苦心心，“举目言笑，谁与为欢”，“晨生听之，不觉泪下。”
有些画家也具有乐天个性，但我不可能展现得太过于细密，因为我不是凭长年的仔细观察与科学的鉴定来断言的，乐观与否至今用什么仪器也是检验不出来的，也量化不了，我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了解来判断。
我以上介绍的几位也不能说他们没有乐观心态，但我以为乐观心态的标志，应该像天女散花一样，把欢乐不要秘臧心头，要在灿烂的天际中散发出耀眼的闪光。
那么谁敢自己说，我是这样的人呢，还是我来评价别人为好，海粟老人首当无愧。
海粟老人在画界是元老级人物，我与他只见过几次，曾请老人家吃过一顿便饭，那年刘老已九十岁了，身体真是硬朗，据说他要十上黄山，大夫给他检查血压80。”120，真是奇哉怪也！海粟老人一派乐天的童心。他的生平就没必要由我来介绍了，但他正是第一位创导画人体模特的中国画家，当年爆发一场极大的争议，可见刘老敢于人先的开明态度。
海粟老为什么如此寿比南山，据他自己说他是乐观旷达，心中放得下事,而且一年到头酷爱活动。
海粟老人还有一个厚道之处，就是他从不在背后说任何人的坏话，这是许多人的感觉。即使对揪住他不放的人，他也绝无微词。
老人一生爱去名山游。首选佳境就是黄山，刘海粟以90之高龄十上黄山，文化史上必留佳话。他爱黄山的奇石、怪松、云海，他用自己的心去感受美的苍穹。黄山未曾蕴成诗文佳作，却成全了石涛之后的一批画界大家。而刘海粟大师所感受的黄山之奇绝秀丽，不独落纸于形，而且体现在胸中的色彩观念，他的画卷，必有赭色偏红的松干，和宝石蓝的山巅。
蓝与红形成鲜明伟烈的光彩效果，跳动着爱美之心的美的再现。
因此，在千百幅作品中，只要有刘老的，那是凭感觉也能辨出的。
据海粟老人的学生说，海粟老人晚年曾对一位弟子讲：“人生即使百岁，到头来不过仍觉得一瞬间就过去了。人生是短的，这也是没办法的，不过要记住，第一要体现人生创造价值，出生到世间谈何容易，那么一生要做些对大家有好处的事情；第二要体现一种欢乐价值，人生也要享受生的欢乐，要尽量开心。不要愁眉苦脸过一生！”
当我听到这段话时，正是传来海粟老人在上海仙逝之际，有很多年不见老人了，我特地打电话给上海台叶惠贤，请他代我送一个花圈致哀。
老人享尽天年，恰值百岁，一生苦乐唯有自己心知肚明，但百年身已过，留给后人的是无数艺术珍品。还有一位健在的老人许临庐先生，这也是我的一位忘年之交，早几年我家距他家，骑我那辆破车顶多七人分钟就到，他住西便门，我住真武庙头条。我无论哪天，有空就去看看他，看他作画与写字，跟他天南海北的扯。
他的性格特别开朗，见我面反复说过多少遍：“忠祥，他要常来，人可以没钱，但不能没朋友！”这个道理听着有理，实则我并不全苟同。有时没钱也就没朋友了。人情冷落世态炎凉，怎么既有钱，也有朋友就两全了，但这不是许老做人的原则。
许老还常念叨，人没有一辈子倒霉的，也没有一辈子都顺利的！这当然是合乎辩证法的。
但依我看许老是没有哪一天我见他时，他不笑的。
许老当年拜白石老人为师，是大师的人室弟子，据说，连老人家生活起居也都参与照顾。过去拜师，并不像现今的老师在墨板前讲授，学生在课堂上做笔记。许老是为白石老人铺纸研墨，观看大师作画。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怎不令人羡慕，何谓真传？此其一端也。
学艺术的主要是全身心的观察，全身心的投人，全身心的感悟。否则，只是听别人讲讲，自己做点笔记，学多少年也未必有进步。我辈无缘观看白石大师作画了，只能观其作品。但据我体会，观其作品一年，不如看其作画一会儿。落笔、蘸墨、布局、设色，手上的功力，全身的运作，以及面部的情绪变幻和目光的神采，再加上纸上的画意成形，那才是全方位领悟艺术是如何体现的，那才会明白大师一级的人物的与众不同。
我看不到大师作画，就看。师的作画，从弟子身上必然能寻觅和感知到师传的渊源。但毕竟有所不同，许先生生性乐观，而白石老人严谨一生，或许，挥毫落墨带有自己的个性。可是落笔成篇，必有遗风，这遗风就是浓墨重彩，或者说，这色彩就是白石老人画面的灵魂，一般人自诩高雅，都不会大红、大紫、大绿的用色，视如此用包者俗。但是大俗之中蕴含大雅。白石画派，不仅造型灵动，而且用色艳丽，使艺术生命的朝气与活力，跃然纸上。发出生命的欢呼。
许临庐的画风是得白石大师亲传，加之自身领悟，表现得生动、鲜活与艳丽，而独具一格。他浓墨重彩、笔墨淋漓，但不是外行人用墨过饱，水份过多，而使画面虚浮无根的淋漓。这其中的奥秘，只有时间才能揭穿，只有多看才能明白，不是看作品。而是看作画过程。
一次，张君秋先生和我恰巧一同拜望许老，张先生也是我的前辈画友，他自谓张大胆，这是敢于实践的别名。张先生蘸墨后，许老一再叮嘱，水大了，墨多了。我想惜墨如金就是这么来的吧。“还多”。许老说，张先生就一次一次把墨汁在盛墨的碗边挤掉。“可以了。”许老赞许地说，我想起，在黄胄先生那里作画，他也是教我多次本要蘸墨太多，笔不要太湿。
我们门外汉，总会把艺术的效果、纸上的温润，想象成枯笔时笔像柴草，翁染时如同用洒水车一样。不是的，效果的出现，是很讲究的策划与运营的结局，从效果去推断手段往往南辕北辙。
这就像我解说《动物世界》，声音效果是松弛、是气息为主，以情带声，凡是学我的人，他们不知道，我这种低、缓、松的发声，是在呼吸控制，以及声带闭合部位，加大力度的情况下达到的，正如用手拿捏一块嫩豆腐，既要拿住，又不能捏碎，需要有关肌肉群一致协调动作才成。学我的人，夸张了松弛，以为只用气音就成了。有的人故意念慢，以为慢是我的风格，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果这篇稿子按他的速度是要念出画面以外的。因此，我体会到，感觉有时其实是错觉。而艺术的效果并不负责你产生什么感觉，哪怕是错觉。
许临庐的画风亦如他的人品，豪爽而通达。他的画掺在其他人作品中，隔上十米我也可以～眼认出，而如果有十几位画家聚在一起作画，隔着门，我准知道有许先生在。因为他爱开玩笑，说说笑笑，热热闹闹，有他不会寂寞。许先生还爱唱几口京剧，有时高兴了，再喝点酒，唱两声，满室生春。
很多朋友背后提起他，都会加上一句：“那可是个大好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许先生最大长处是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的短处，甚至在很多人说某某不是时，许先生往往会对这位被人议论者充满同情、理解并真诚地指出他还有不少优点。那态度是与人为善的。“来说是非者，正是是非人”。我积半生之体会，认为的确是这样。有人煞有介事地对你说，某某在背后骂你，某某扬言要如何，你一定记住，骂你的不是某某某，而是你面前这个人。第一，他借刀“杀人”；第二，他不是东西。你既然似乎向着我，那某某背后骂我时，你为什么不挺身而出，为我力辩？背后骂我，我可能一辈子也不知道，耳不听，心不烦，你非要让我烦，这难道不是不是东西的人干的事嘛。
而许老这样的大好人，既不会在背后说人不是，也绝不在公众中传人不是，所以我没听到过谁说他不是。
有几年，我几乎是他家常客，甚至某一天，我忽然觉得，我的口音与用语，也受了他一点传染。画没学成，把对方说话毛病学来了，这可不好。我所说的毛病并不是许老缺陷，他是老画家，有什么口音碍什么事，可我是播音员，要求工作用语的纯正。后来，我有一个原则，不论与谁在一起，我行我素，决不入乡随俗，跟人家学口音。
可惜的是，我们常来常往的日子结束了。他搬到崇文门，我搬到彩电中心，来往不便，特别是抽工作之空去看望他，已不可能，真是觉得少了点乐趣。
许老近年来也少参加笔会，有时见不到他会提起他，朋友们会说：“那是好人哪！”让人背后这么评价一声，一辈子值了。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每当我翻阅刊印的画册，看到李可染先生的水墨写意山水画，心中总会有这种感想。当然，事实上前有古人的优秀传统，后面也一定会有更伟大的人才出现。这才是宇宙与人间无尽发展的规律。不过，今人要超越可染先生的艺术成就，谈何容易。何况，也许很多人，至今并未值得可染先生的艺术造诣与可染先生的“深于思，精于勤”的造化神功。
“天道同勤”，每当我稍有懈情，就会想起这句话。这四个字被可染先生刻成印章，作为座右铭。那给人以巨大震撼力的美丽画卷的产生，是经过何等艰难磨折才产生的呀。勤奋耕耘，这是可染先生的做人准则，据他自己讲，他在四川居住期间，农村的水牛被他观察得仔仔细细，他那时起就画起了牛。画牛时，又引发了学习牛的不怕吃苦、不俗气力的劳作与奉献。于是“师牛堂”成了李可染先生画室的题匾。
我与可染先生坐在面对这匾额的沙发上交谈，算来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可染先生离开我们也快六年了，但那幕情景历历在目。
我拜访过几次先生的家，而唯一的一次长谈是采访。先生不擅面对镜头言谈，我就示意摄像师“偷拍”。我与先生交谈并对他说：“您先别管他们，他们还在准备，调试机器。”于是老人家放松了，我又向老人提些小问题，引发先生谈兴，山南海北、古今中外，以及为人和作画，谈兴很浓，老人家也很幽默，他对我说：“你要交学费，因为你看过我作画。”我说：“我再看十年也学不像一笔，您要是收费，那就包教到底，我每月工资全给您。”说笑间，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当可染先生问：“该录音了吧。”我说：“李老，我们已大功告成，非常精彩，学生们告退。”那次访谈录，我敢保证是最佳之作。可染先生那善良、朴实的个性，与艺术大师滔滔不尽的见解，都被记录下来了。
可染先生之所以成为一代宗匠，不仅是他吃苦，用心，有灵性。下笔如有神，还在于他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用理论来指导实践。没有理论的画家，最多是一位画匠，而李可染先生的绘画理论，是博大而精深的。
老先生倾其一生刻苦学习，活到老，学到老，无人能出其右他说过，他七十多岁到香山，对着一棵树临摹，这时有一个小伙子过来，说：“您都一头白发了，还从头学呀”。老人说：“对，我就是在补课。”名扬海内外，一家千金的绘画大师，这样专注地写生，世上有几位？
“可贵者胆，所要者魂”。可染先生人到中年，以石破天惊之力，扫荡种种保守画论，创出自己的水墨写意山水画，谈何容易。扫荡保守不是最难，难的是你要有辉煌的成就。否则，那扫荡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乱来。传统而保守的习惯势力比比皆是，当年我在走一条新路，不用朗读，而用生活中的交谈音量，用说的口吻解说《动物世界》时，有很多人，甚至许多朋友，都不以为然，甚至有的人指责我，乱断句，带坏了播音风气。说这话的人其实自己基本功未见得扎实，我插过25年新闻，难道我不但断句和逻辑重音吗？更可笑的是说我乱断句的人，有的一辈子还没播过一条新闻。所以维护传统者，在各罗都会即有内行，也有外行。内外行一齐墨守着成规。我不明白，我播我的，你播你的，我碍着你什么啦！可染先生画自己的，你们别人画你们自己的，他又没上你画室用你的纸墨，你管得着吗？可是说说容易，干起来难。面对压力，大无畏地探索，走自己的路。
从我与可染先生的接触看来，这样一位温和长辈，何以有这样一种大无畏勇气，发人深省。
否定之否定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自然万物与人间万象的运行规律。但一般书画名家，差不多都是由稚拙到成熟，然后再从成熟返朴归真形成稚拙的童体风格。好多名家晚年那笔触让人疑是雅子所为，当然，这只是形容而已，可染先生晚年书面进人的却是更为瑰丽神妙之境，那是从“草”到“楷”再到“草”的更高层次的浪漫笔触。从中期“积，合法”为主，到晚年“积墨”与“泼墨”兼用。
望高山而仰止，在飓尺画幅上，把大月然造山运动的天崩地裂，水落石出，以及亿万年的生生不息的自然魂灵。用中国特有的笔墨，用心灵的感受去创造，去再现，使其巍然而立，这些画卷只好用神来之笔去形容与比喻。
我还是不能领悟可染先生的严谨刻苦与浪漫风格是如何结合的。一般观念上讲，浪漫就必然与随心所欲或“天马行空”成为一个家族，而可染老的瑰丽浪漫的画风却是以极严谨、极刻苦、极认真、极细腻的手法完成的。哪怕只画一株树，必是从干、枝、叶一件件逐一完成，而最后以泼墨盖住所有的细心点出来的叶片，这在“聪明”者，绝不为也。既然最后浓墨一泼，叶于已然“全军覆没”，那开始还画叶子干什么？观赏者仔细琢磨就懂了，可染先生的这棵树与别人一蹴而就的一棵树，天壤之别，那厚重、那浓荫，让你觉得越看越有味道。
最近读了可染先生《论艺术》一书，我才明白，他的技法，来源于生活，也来源于他对新的艺术语言，新的表现方法，新的创造的孜孜不倦的探索与追求。他说：艺术家对客观现实应是忠实的，但却不是愚忠。可染先生对一株树的表现，与对大布局的山水画是一样的认真，只有从具体、从局部、从个别出发，摸索出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艺术追求，才能在宏观上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天底下，大学问家都是先搞通一个问题，了解了一个事物的规律性，再研究另一事物，对把握客观事物的共性，也就有了借鉴，这就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关于大山水的风格形成，可染先生讲过这样一个例子，在万县，暮色苍茫之中，看到山城房舍，层层叠叠，丰富而含蓄。他认为，如果完全画清楚了，就没有那种迷蒙的感觉了。经过仔细琢磨，他先把房舍与树木都画上，以纸本身的颜色为“零、度，使之与树木、房屋色阶比例为“零”与“五”之比，这时房屋，树林都很清楚。然后，把最亮的部分—一加上墨色，直到原来的零比五变为四比五，这样迷蒙与含蓄就呈现画幅，达到了画家自己的观察与感受的美的意境。
从无到有，有无之间本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全凭启己的毅力获得。我接触的是大师们的画论，但何尝不可以指导我的工作实践呢？
可染先生教给我们的其实是适宜于各个门类的通则。一个人有坚强的毅力，这个核力就要带强制性。人多少带有惰性、随意性。要强制，要吃苦，要锻炼自己的毅力。你不能说想做什么，而必须说应该做什么，强制久了，就形成了习惯。然后就能体味到苦中有乐。
事实上，世人在接受与欣赏任何门类的艺术之美时，往往把心理甚至生理上感受到的美，感觉到的那种逸兴、飘然、陶醉，当成创造这些美的人的本身的轻快愉悦。人们往往忽略了创造这些美的过程是何等的艰辛。
可染先生音容笑貌宛若犹在，他毕生的我们了解到的艰韧的辛劳与我们并不知道的他的苦心与苦功，都已溶入了他给世界留下的卷卷画幅之中。
人们将越来越会认识到他的艺术作品的价值与永恒的魁力。
我也许很想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画家，但我已步上了一个自己献出多半生精力的职业。与画界朋友的交往，也许源于我小时候曾产生过的绘画梦，我与许多位画家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如果—一列举，那将成为一个长篇，但列举了几位，又不足以盖全我的笔墨之友和我所敬重的大师们的风采。
这时，那么多的形象而上脑际，他们的外貌、性格，他们的作画神情，他们作品的美妙动人，他们与我的交往，令人难忘。
其中对我有教诲，有指点，有帮助的师友还有董老，董寿平先生。他握双管写松针的神态，令人感到那优雅大家的风范、寿平竹已成了他的风格的代表。我和董老接触时，谈画少，谈语言与文字居多。董老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渊厚，无论人品、字画都有新时代文人字画的书卷之气，待人又是很宽厚的。有一天，在寒风中，我从农展馆采访回来，买了几头水仙，归途中顺路到董老处拜望，没料想董老正在作画。看了一会儿，我就起身告辞，并因董老喜欢水仙，就顺便送给老人，刚要转身，董老却说：“忠祥留步，你送我水仙，我也送你一幅水仙。”董老画了一幅水仙图送给了我，仿佛还说了一句，他从不画水仙，还是久已未画水仙了。在寒风中，我手中的水仙头，已成为花开叶绿的画卷，心中洋溢着春天的喜气。
提起花卉，就想起福州老画家郑乃珧。他的双钧白描百花图谱，那仙姿玉容、百花争艳的春天，永驻这位和善宽厚老人的心中。那线描的功力，左近无双，我还与广东岭南派画家关山月、黎雄才二位都有过接触，尤其黎先生与我过从甚密。80年代中期，他经常来京作画，是黄胄先生的好友。他的墨松堪称一绝，有一次，美国前总统里根来华，我在钓鱼台采访他。
记得录完相，我一看，我身后是黎雄才先生的一幅松林图。正好又有采访里根时的照片，我印了一张寄给黎先生，我想这也算是我和黎先生的一个纪念吧。
南京亚明、兰州王天一、北京陈大章。甚至包括许多业余书画师友，如谢添、凌子风、戏曲界的张君秋先生、吴素秋魏喜奎，我可以想到那么多位爱好书画，爱好这门祖国传统艺术的人们，半师半友慰我心。
与画家的接触交往，可以说是学习传统的一个机会。可染先生曾说过，学习传统，贵在直接传授，即所谓“传真”。间接传授比直接传授差得远。大凡技艺上的事，往往文字不足以表达，你用20万字，不能教会打太极拳。文章写得再俏，也不能说透艺术技法的微妙，有机会见一些有成就的大师，看他们画画儿，亲聆指教，其收获不是读几十万字的文章所能代替的。
我每当在难得空闲之时，静室一人，铺纸挥墨时，眼前就涌现出我画界的这些位前辈师友，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精湛画风，以及他们作画时的那雍容大度。挥洒自如的神情，这是我的人生以及学画的法帖，尽管我画得很丑陋，但我心中涌艺的却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美感和激情。
天赐我乐，幸何如之！
华老教我运筹学
——1961年秋末冬初
地点原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大演播厅。
我当时19岁，刚参加工作一年。在《电视台的客人》这个采访节目中，与享誉世界的数学家华罗庚一起交谈。对于我来说，刚出中学校门，就能和我的同辈人“闻名丧胆”，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大师坐在一块，这可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我当然连称华罗庚为老师都不配，因为人家的学生起码也差不多是个副教授。我在中学时，数学成绩并不好，所以，我与他坐在一起，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离播出还有二十多分钟，我已和华老坐在一起促膝交谈了。那是原来最大的演播室，我们所坐的位置是一进演播厅北门，靠北侧的景区，一张茶几，两个沙发，基本是坐北向南，两台座式摄像机对着我们，一个大炮筒似的话筒悬在我们头上，我那时听说有个“运筹学”的名词，但到底是怎么回来，我真是一点都不明白，只知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句成话，于是，我恭敬地请教华罗庚先生。
华老，头发已然花白，戴着一副眼镜，穿一身灰色中山装，和蔼可亲、他开始对我这样一个无名小辈谈深奥的道理了。我想，也可能他谈的内容我一句都听不懂，如果再加上一连串的外文概念，那我就算听过一回天书，日后也好向我的同学们吹吹牛，听不懂也是一种资本。华老说：“我给你打个比方，一辆装满货物的卡车，从东单出发，向西进发，到了西单，把货物卸下来。这辆卡车空着车厢往回开，到了东单装上货又往西单送货。这样从东单到西单它是拉货了。”对此，我没有什么不明白的，我还插了一句话，说那是有用功。华老问我，“空车从西单往东单开的这段路程，不是有点可惜吗？假如我们事先安排好工作，让这辆卡车从西单回来也装运物资，或者干点有用的事，这就充分运用了来回两段路程，而且并没有耽误原来的运输计划，这就叫运筹学。”我从来没有听过数学老师这么讲故事似的教我数学概念，我听了一遍，记了一生。
我那时是个极不称职的播音员，非正式谈话，我全部记下了，可是在正式采访中，华老谈了什么，我当时几乎没听见。因为我手中拿了一页编辑写好的采访提纲，趁我的采访对象讲话时，我反复背诵下一个提问的内容，因为那时要求播音员要准确无误地照着写好的问题发问。我问的问题很短，但是我比主讲人还紧张。有时抬头似乎与对方交流，装成在听人家讲话的样子，其实，心里还在默念着台词，同时也随时提心吊胆地怕人家已经讲完了这段话，我还没来得及准备提问，出现冷场。因为那时侯，中国过没有录像机，任何一种节目都是直播，我在直播中，往往比我的“客人”还紧张。幸喜我在这次采访之前，听明白了一个道理，遗憾的是，华老长篇的讲话，我一个字也没记住。
演播完毕，华老站了起来，亲切地拉了一下我的手说：“我必须立刻离开，周总理在大会堂等我。”我送走了他。当时，没想什么，就准备下面要开始的节目去了。
华老给我举的这个例子，我想忘也不可能了，我之所以牢记终生，是因为这个例子在我脑中已幻化出各式各样东西南北奔跑的空载、满载的卡车；我老在想，如何不使自己一生中的部分时光单纯空载，在完成一件事的过程中浪费了可能完成其他事情的时间，错过在完成既定任务过程中可能顺便完成的其他工作，学会一心二用，一心多用。当然，决不是“一心以为鸿鹄将至”，而错过了专心致志学习和工作的机会。
我不知道，我这一生已按照华老教我的运筹学方法获得了多少好处，我会在运动时背着台词；会在背台词时练练身体；会在和任何采访对象谈既定的节目内容时，顺便从他们那里请教我正在一直思考的一些问题；会在开会时，抽空出去工作，在工作间隙中安排一个三分钟的电话采访，会在这三分钟采访中，再筹划一次将来的合作，然后再恰如其分，适时地在会议结束前回到座位上，犹如有的人出去方便一下似的。我也学会了再有多么重的工作压在身上，都不慌不忙，一件一件穿插完成，明白了“车到山前必有路”这个道理。我觉得，凡事都不能只在这一个阶段，这一个时间，产生排他性的思维定式，每小时、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月、每一年，都不能一事在手，其他的事情全不理会。
现在，我再采访什么人，再直播什么节目，我都可以在完成台词的间隙中，考虑下一下节目的实施方案。除了运筹学之外，我也有一个原则，这就是该专心致志的，决不可心有旁鹜。这就是俄国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中，一节最基本的功夫，使意力集中。因此，我也在纷繁复杂的过程中，学会了老僧人定般的凝重。在走上镜头前的一瞬，一心一意只想着第一句该说什么，决不再想第二句。因为第一、第二句话一块想，再考虑第五句话还有一个地方不熟，那这第一句话就可能出错。正如华老讲的运筹学的道理，来回都装货是运筹学，可是不能为了回程装货的。安排、根本疏忽了把第一次出发时要装的货给忘了，或装少了。运筹学的前提是保证完成各个环节的任务，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一门心思做好一件事。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用到晚年越会珍惜时光，越会为自己在年轻时大把大把挥洒了时间而悔恨不已。但是一生之中，追求的目标太多，也会一事无成。多办成事固然好，但不能太多嚼不烂。运筹学并不对一事无成者负责，只是教给我们更多更好地量化管理，和给指挥者下决心一个依据。我们不是指挥员，一生都在受别人指挥。但我们的头脑可以支配与指挥我们自己。一生的光阴，一生的学习，一生的劳作，一辈子的生活，功名利禄，妻儿老小，哪一样能放下呢？
运筹学的朴素原理早在我们民间谚语中体现，如“磨刀不误砍柴功”、“搂草打兔子”、“顺手牵羊”等。这第三句不应该理解为专为小偷准备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古代军事家早已在实践了。
后来，我又请教了数学老师，得知，运筹学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兵营的食堂门前，放着两盆水，一盆是混有洗涤剂的水。专供刷碗用，另一盆是清水。则专为刷完碗后涮碗用。每天战士为了洗碗要排大队，这在战时是很不利的现象。为此，军营请来了专家。这位专家经过观察估测，提出，放三个刷碗盆，一个涮碗盆不变，从增置刷碗盆开始，排队现象消失。从此，产生了运筹学，这么个小道理，还要请专家估算。这说明，生活中的许多道理，凡人有时的确解决不了。如果解决不当，会造成浪费，也许我会出个主意，增加到各10个盆，那就用不了，就是浪费。
任何实用的科学原理，本身就溶在生活之中，不学运筹学的村野山夫，如我之辈，也不是不能找出点巧劲来，“省时省力多出功”。然而，学了科学道理，并以个道理有意识、有目的地去安排行动，就会更好，会事半功倍。
我这一生有幸接触了那么多的人。不论是直接与间接给我指点迷津，使我受到教诲，鼓舞斗志，唤起信心，抚平气愤，勾起情趣，燃起希望，引发向往，心满意足，知足常乐，奋起直追，不甘平庸，彬彬有礼，有理有节……使我受益无穷。我感谢CCTV给我这样好的机会，感谢在电视屏幕内外这一生存空间所能结识、见识、结交、接触的形形色色的人。
其中，华老是我一字之师，一句话之师，一个道理之师。华老已离开了我们，但我永远都不会忘掉从他身上受益终生的恩德。华老可能并不会知道，当年那个19岁的男孩子，会把他的一席话，用来指导一生。
那也是我生命中一段时光
在我的一生中，如果不提曾在干校中的一年半时光，那不但在生命过程中失去了一段记忆，留下了一段空白，而且会使干校以后的许多经历和人生的思考都失去一步重要的阶梯。在我1988年撰写《昨夜星辰昨夜风》时，本想在这篇回忆录式的文字中。写上一笔干校的生活经历。可是，总觉得不好提笔，当时，也有一个顾虑，就是对这段大家都经过的历史怎么认识，在那以前，我记得曾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作家，写了一篇文章，文中有他回忆于校时的收获，这篇文章我好你看过，又好像没有看过，但清楚地记得一篇评议的文字，指责这位老人，昧着良心去歌颂一种苦难。也许我仅看过这篇文字连带引文吧。我是一个怕事的人，唯恐也会招来非议，于是我在自己的文章中，就少说为佳，一笔带过。
谈笑之中说干校
在随摄制组外出的路上，尤其在长途乘汽车途中，书不能读，文不能写，只有说说笑笑，度过一段旅程。
“秀才谈书，屠户谈猪”，我既读过书，也喂过猪，和我的同伴们有着差不多的人生经历，于是有几次，在途中谈起了干校生活。
在干校时，主要是干农活，凡是去过干校的人没有不干点农田活儿的。这次话题是看到窗外田野间劳作的农民引发的，因为我们都曾这样劳作过，所以能体味此刻在赤日炎炎下农田里做活是多么的辛苦。当年，我们在干校时，若都只是体力上的辛苦，那还罢了，还有的一层是心中时常涌动的委屈，而那时又偏偏有那么多知识分子特有的灵感，简直无从想象，这灵感出于何种心态。
当车窗外掠过田野中的一孔废弃的砖窑时，我忽然记起刚去干校的一句口号。我说，当时我们干校有一句很流行的口号，跟这砖窑有关，“高温高速炼红心”。怎么讲？是这样的，刚到干校首先搞基建，盖宿舍、盖厂房，自己烧砖，自己施工。谁说知识分子不行，盖的房子整整齐齐，漂漂亮亮。当时施工任务紧，很多人都拼着命干，当一窑砖刚刚烧好，还没凉透，就钻进窑洞往外掏那还烫手的砖，接着又冒着窑内高温往里码坯子，于是有人把这种干法总结成“高温高速炼红心”’。人可以练，心怎么炼法，就不得而知了。大家笑了，在笑声中有人说，知识分子的点子就是多，发明点口号，自己整自己。是的，当时并没有谁逼你这么干，自己乐意，还逼得别人也这么做，那年月人的思想有点失常，我想，这不过是为了表现能吃苦，自觉锻炼争取脱离苦海，早回城里，但也不应排除，有的人是真心的拚命干，拿今天的话说则体现价值。但这也正如鲁迅所说的“连吃西瓜都不主张平平常常吃下去”，一定要别出心裁，有点花样。人家农民几辈子下田，汗珠掉下去摔八瓣，但从来没听过这么多漂亮的口号。
那会儿口号多了，“50米不抬头，10O米不直腰”，这是割豆子时的口号。一长垄豆子，凭镰刀割，低着头，猫着腰，50米不能抬头，100米不直腰歇口气儿，这简直不是干活，是玩命。同样，这并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做法，这就是这些并不情愿到这儿干农活的人，提出的自己整自己的口号。提这口号的人，没见有一个人真的留在农村，他们最后一个个比谁都先回了城，但留下的人却被这不成文的条条框框所累，都非得那么干。
什么事只要提个头，总会有人不甘寂寞，争先恐后地提出一些更可爱的口号跟上。比如：“架于车精神，啃干馍精神，一盏灯精神”。当时，干校有汽车，有拖拉机，提出这些口号的人，他要叫劲，要自己拉着架于车，当运输主力，几十里的路程，连男带女，都要这么拉着满满一车东西，吃力地走着，这叫“架子车精神”；如果外出，那就带着干粮水壶咸菜，有饭馆也不能进，这叫“啃干馍精神”；到了晚上，熄灯号响了，宿舍一片漆黑，这时，每个人床头都点上一盏小煤油灯，用空墨水瓶，拈个棉花捻儿，灌上煤油，亮起一点光，大家就着这点亮，读毛著，这就叫“一盏灯精神”。那阵，谁提出一个离奇的口号，都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一哄而上，奇怪的是这种口号的发明者，却不见经传，好像空穴来风找不到出处，现如今这位老兄自己在灯光通明的夜晚在干什么，不得而知了。
有一天晚上，我邻床的一位广播学院的老师，读书至深夜，我悄悄拉人一下，示意，请把他正看着的一本包着皮儿的书递给我。出于信任，他递过来，我翻开一看是《诗的合壁》我特别兴奋，当时上哪儿找这种书。于是我借来看了好多天，也想趁劳其筋骨时。增添点我喜欢的文化营养，有对侯也派得上用场，譬如出黑板报时，可以写上一首打油诗。
打油诗
在干校时，劳动之余的一项文化活动就是写些干校诗歌，干校诗歌的特点就是口号歌，只要押韵就成，越火热，越装进点大话越好。恐怕前面提及的几个口号，也属于这种文化。
知识分子也是人，是人就能干最基本的体力活儿。而体力活，看上去累，乍一干受不了，可是越干越能干，而且不离开这个环境越干就越爱干。
我那时年轻力壮，还不到30岁，小时候爱运动，这时正是能吃苦出力的岁数。
到干校一段时间，我能扛180斤麻包上跳板，一顿饭吃五六个馒头。夏天，只穿一条短裤，肩上搭一条毛巾，头戴一顶草温干什么像什么。
我觉得最舒服的时光就是当汗水一滴滴流淌，浑身发酸的时节，休息的哨子一响，我往草地上一躺，小风儿一吹，那个轻松与舒服劲儿别提了。
我有时真的想，在干校还不错，什么都不用操心了，也不用担心了，都到了这一步了，还怕什么，只要不想烦心的事儿，过得一样快活、自在。不怕连长脸色，你不服咱们练练看，土里水里跟你比比。插秧、收麦、打场、扛麻包、锄地，哪一样都行。我也不怕别人给我穿什么小鞋了，已到了最基层，难不成还往下放，挖坑埋了。于是我真的管他东西南北风，吃得饱，睡得好，不想烦心事儿。
干校周围老乡，给我们编了个顺口溜，我至今仍怀疑这一定是干校里的人自己编的，拿老乡说事儿。其实也没什么有伤大雅的地方，顺口溜曰：“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这就是干校学员画像，这顺口溜和我们的打油诗一个样，顺口就来。
在干校第一年收麦子，夜里还到田里装麦草，我几乎都忘了有这么一段生活，幸好，我当时写了一首诗，发表在干校墙报上，当时要求每人都写，这是承载那个时代的生活与思维的打油诗。题目《收麦草》，原文照录，以示我当时的真实亦或虚假的心境：
龙口夺粮日，干校人倍忙。
宁洒千滴汗，不丢一粒粮。
夜战七百六，战士斗志昂。
铁牛奔跑急，哨子笛笛响。
桑杈举麦草，五洲凤雷装。
穿梭快如电，欢声笑语朗。
凉风拂双鬓，露浓湿衣裳。
天幕星眨眼，河汗照大荒。
清晨回营房，笑脸映朝阳。
霞染金黄浪，千里新麦香。
在浓浓夜色中，星天云滚，四野岑寂，几十个学员，散在760亩麦田中，叉草装车，挥汗如雨，此呼彼应，声震洪荒。我那时，曾想过，多少年后，绝无此良机，无此体验，无此幸会。人生就是这样，如果诉苦，那就可以说这是非人干的活和非人的待遇，如果把这事当成一件生趣盎然的事，确实是趣味无穷。我感到在田野里，人们彼此隔得那么远，而与天籁、与大地、与地里的庄稼离得那么近，感到神秘而兴奋，感到心胸开阔，感到在尘世间的你争我夺是那么的乏味。我愿贴近四野，独享那清风，那草香，那月的皎洁，星的诡谲，独自感受好只有我感应到的田野的律动与心潮的震颤。
干校安个家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氛围，一个过程有一个过程的归宿。去干校是不得已的事，可是在干校如何生活，如何使自己能适应这段异乎寻常的生活，并从中找到乐趣，是另一回事。我想大家那时都一样，都在苦干苦熬中，寻找宽慰自己的门道。我那时去干校与后期轮换制是不同的，早先去干校的很多人，似乎已注定扎根农村。
还好，我去干校时正值年富力强，因此，别人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觉得这很像是一座体育学校，吃饱了就练，出汗了往干校边的河里一钻，其乐自己知道。我那时年轻，我的妻子也年轻，恰好，我们先后一起到了干校。
我们刚到干校时，夫妻是分开的，不知道谁出的这个馊主意，只有星期天我们才得空相聚。
后来，终于给了我们一个家属宿舍。
一间10平方米的小土房，只有两副床板，我们把两份行李凑在一块，就在干校安了家。当时，真的没有任何抱怨，觉得这样也行，一天到晚照样眉开眼笑。人就是奇怪，到了什么境况只要还有一口气，只要身体还健康，怎么也得活着。活着就得过日子，唉声叹气、愁眉苦脸是一辈子，高高兴兴、乐乐呵呵也是一辈子。
我们白天上班，各归连队下大田干农活。记得那还是个春寒料峭时节，一天我们去营房的路上，我妻子说，反正他们一会儿也要到这儿来，自己就卷起裤管下了水田，上身还穿着棉衣，那时候，我们全不怵任何累活。
我们的家，除了一把暖壶别的什么都没有，白天干完活从连队回来，手拎一壶开水，我们一起走回这间土房。
夏日夜晚，屋里太热，我们就拎个小马札，坐在离住处不远的水塘旁，一人摇把芭蕉扇，不时拍打蚊子，我们的老副部长徐崇华同志，是我的邻居，晚上也往水塘边一坐。月光下大家，看着天上的云彩映在水中，看着萤火虫在野地里一明一灭，听着远处村落里偶尔传来的狗叫，乘凉闲坐，天南海北闲聊。一阵凉风过后，泡桐树的叶片摇摇晃晃，投在脸上的影子斑斑点点。夜深了，大家回去休息。后来，回到北京，每次见到徐崇华同志就感到十分的亲切，真像一场梦一样。
我和妻子从营房回来，如果是一个满月的夜晚，我们欣赏到了现在人很难领略的美景。在一条林荫土道两旁，一望无际，那明亮的月光，给这一方方水田，涂上晕柔的银色，美得令人惊异，稻子散出阵阵清香，那一片蛙声远近相应相叠，真觉得寂静与暄腾，天光与水光，融成一片神话般的情景。这是我以后再也没有体会到的感觉。我知道，那片片水田如今还在，月色中仍是清辉无限，树荫应是更浓，蛙声依旧，只是有谁会在深夜中天天行走呢？我们就那样走了几个月，从一方方水光粼粼可映星空的田野，到插上秧苗，到长成翠绿，到变得金黄，每天都过往于此石到生生灭灭的自然循环。
麦收之后，干校轮换学员，我的妻子先回去了，我们又把放在一起的铺盖分成两分，妻子给我留下了一些回城再也用不着的用品。两个人先回去一个，总强如两口子固守于此，因为，她先回城即是我日后回去的希望，当我们拆开两副床板，发现床下的土地上长出了几个蘑茹，这算不算好事多磨呢？没有难舍难分，一切依旧是自自然然。
她先回北京，我继续留在干校。
从家属区搬回营区，我独自一人住在了河塘边的小屋，当了饲养员。
干校喂猪
我回到连队，没几天被分配去喂猪，我已经学会了干大田的所有的话计，可是从来没喂过猪。分配我去喂猪，我在班上表个态。我们班是五连八班，这个番号我记得清清楚楚，是因为我们班有一位广东籍的女学员，她经常代表班上发言，她称呼五连八班是典型的广东味，五连八班经她之口就成了“五梁八邦”，我们就跟着这么称呼自己是五梁八邦战士。在班会上，我表了个态：
“感谢连队领导把这样一项极其艰巨和极为光荣的任务交给我干。在公社里，什么样的人才能当饲养员呢？同志们，只有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仅青松岭里的万山大叔那样的老贫农。喂猪是我们连的机要工作，我再一次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同时也决心以养好猪、喂好猪的实际行动，报答领导的关怀！”
我发完言，大家都面无表情，只有两位女同志低着头偷偷笑。是的，这是讽刺，我离开播音岗位，下到干校，干完大田农活，又让我去喂猪，这本身就是讽刺。
不过，喂猪归属炊事班，我感到很亲切，因为从班长到每位成员都是老朋友，无话不谈。
我一个人喂了50头猪，从粉碎麦秸，制作发酵饲料，到给猪看病打针，我都会了，猪其实是很聪明的动物，其性贪吃。冬天，我一早就去挑水，营房黑洞洞的，我打破井水的冰壳，挑回来水，烧上柴草，煮上饲料，等我挑着热腾腾的饲料往猪圈走时，别人才刚刚起床。
我那时有使不完的劲，一根扁担挑四只稠乎乎的饲料桶，手中还提了一只桶。走到猪圈旁，把五个桶放在五栏猪圈前。一窝一窝的大猪、小猪，都紧紧挤在一堆互相取暖，睡得正甜。但只要我面着栅栏，把饲料往槽子里一倒，哗的一响，那些猪哄的一下，像是听到发令枪一样窜起身来，冲到田边，立刻呼噜呼噜大口吞着吃，真是好玩极了，我每天这个时候都会从心里笑出声来。来吧，伙计们，开饭罗。
每头猪从小到大，从瘦到肥，我一清二楚；每头猪的特点，脾气，我也掌握了。我手中有时拿一根荆条，一看到有的大猪霸槽，我就给它一鞭子，有饭大家吃，你为什么独占；有时我偏把这头不讲理的猪轰到一边，先让别的猪吃，一会儿它见我不注意，便一头扎过去腾腾地吞了起来。猪虽然食吃，却也挑食，如果槽子里放的饲料太多，吃不完，就拱来拱去，干脆不吃了。所以第一次倒半槽食，然后用大勺子再一点一点给它们添。天凉有时饲料发酵得不透，没那股浓浓的酸酶的酒香气，猪不爱吃，我就预备一点精料如麦麸等掺进去，哄它们吃完。猪吃得越多，饲养员越开心。
等猪们吃饱了第一顿，我就洗洗手，换上干净衣服，去伙房吃早点了，连队战士们早已经吃完饭下田干活儿了。饲养员这一上午就图个清静，不过拉两车粉碎的麦草，回来装上缸，放上麦子，蒙好塑料薄膜，让它发酵。抽空就看书，记点笔记。一位老同志来干校时，是全家一锅端。他带来一套《鲁迅全集》，我一本本借来看，前后读过两遍。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在他所处的时代，遇到过种种人情世故，当看到一件件不平之事，他知他无懈可击的论战方法，以老到和锋利的文字，指东向西，淋漓尽致地把阴暗的事物和一批小人嘴脸揭穿。那时，我觉得鲁迅老先生的杂文，放之任何时代都所向披靡。读这些杂文，使我内心也由软弱而坚强了一点。喂猪的几个月，我正好尽情阅读，在我的小天地里，在那间堆满饲料的土房子里，我的心充实了很多。我那间小破屋，离营房很远。冬天没法生火，屋子还四面透风，我想我之所以能很健康，很乐观的挺过来，一是我那会儿年轻力壮，另一个原因就是看了《鲁迅全集》后，我胸中似乎也在凝聚一股正气。我知道，我还要回到我的岗位去工作，今后的岁月还会遇到坎坷和不平，虽不可赤膊上阵，但绝不再忍辱求全。我决心，今后对任何事情都要敢讲道理。普天之下，任什么事儿都搬不过一个理字。这一段喂猪时光，孤独而不苦闷，寂寞却不伤感。后来，连队里看我一人实在忙不过来，又派过几个人来帮我。白天大家一块劳动，晚上他们回到热烘烘的营房，而我一个人独守孤灯。但我却出奇的胆大，小时候怕黑夜，怕孤独，拍人少，而这会儿我一个人在远离大伙的塘边，听着西北凤的呼啸，有时，看到黄鼠狼从窗外溜进我屋，用绿莹莹的小眼睛瞪着我看，我也冲它笑，我那时真的是，无所畏惧，踏踏实实进人梦乡。
我们炊事班长姓毕，是师院中文系毕业生，来到干校当了伙头军。我几乎一点也看不出他胸中有什么文才了，倒是他的一手绝活儿，我至今不忘，连队几十个人的伙食他摆弄得有滋有味，没人不夸五连伙食好，主食、副食、炒菜、烹调，好像是久经训练的大师傅，尤其杀猪，整理猪下水更是麻利。
我是喂猪的，喂肥了猪是给连队改善伙食用的，当然，杀猪时，我不忍心看。君子远高庖厨，平时我也不怎么去伙房。有一天，老毕不知为了什么跟连里的领导吵了起来，气鼓鼓的坐在那儿。我一看表快九点半了，还没动静，中午还开不开饭呀，我到老毕那儿劝他，他脾气不好，别人不敢劝，我不怕他，我说：“老毕，连里得罪了你，大伙没得罪你，大家一会儿回来。饭都吃不上，你还有什么理呀？”他半天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冲我说，“走！抓一头猪，今儿改善。”抓猪我不能不管，于是两位炊事员拿着一根杠子一副绳子跟我去了猪圈。几头一百多斤的猪，一见人要来抓，也不是善碴儿，它也要拚一下。所似，抓猪也得有两下子，两名炊事员不含糊，跳进猪圈，猪一下子急了，乱冲乱拉。我喊了一声，“闪开！我来也！”腾地一下跳了进去。可是，等我脚一沾地，一回头，两位小伙子已经怎么跳进来的，又怎么跳回去了，只剩我一个人面对五头愤怒的猪。我回头骂了一句，他们隔着土墙用绳子套住了一头猪，我与他们一块儿往回拉绳子把猪按住。这时他们才又跳进猪圈，一块绑，一块抬。猪圈里所有猪都大声呼喝，吵成一片。把猪抬走后，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收工号响了。连队排列成行，回到营房。一闻香气四溢，溜肉片，已经熟了。两个小时，老毕一人连宰猪、扒皮、开膛，收拾下水，分类收放。一头猪要吃三天，头天是吃肉，第二天吃排骨，第三天是猪头和下水。老华，我算服了。
夜半渔歌
我们干校在河南周口地区的淮阳，干校旁边有一条河，叫清水河。我敢担保，那时候，河南这一带绝无工业污染。到了夏天，清水河靠干校这一段，真是一个水上乐园。干了一天活儿，傍晚在清清的河水里，痛痛快快游一趟，其乐也融融，于是我们的清水河成了干校一条宝河。
清水河里，鱼儿不少，可是没几个人会捞，偶尔捕来几条鱼，不够全连吃的，有时就几个班轮流改善。
到了冬天，河水中间还没冰封，但人们已不再去岸边围逐了，河岸冷清而荒凉。
一天，吃完晚饭，老毕到我的小屋找我，让我晚上跟他一块去下河捉鱼。啊！冬天捉鱼，但我心想就算去玩一回吧，就跟他拿了ZO条粘网，划了一条小木船，行出了五六里。
这一天，寒风刺骨，月上中天，照得水面一闪一闪。夏天的水波荡漾给人一种亲切感，而此刻四野一抹黑，一滚一滚的水波令人胆寒。小船漂荡，溅上船头的水结了一层冰壳。老毕让我划桨，他上了船头。我的天，这要掉下去，黑灯瞎火，水寒刺骨，又穿着那么厚的衣服，这可是要命的事儿呀，要是夏天，别说这么一条河，就是再大的水面也难不倒我，我曾当过民兵水上训练的救护，我在水里游上几个小时玩一样。可这是冬天，这是深夜，这会儿风大浪急，老毕指挥我划的方向，船成之字形荡开。他拦河下网，ZO面网横在河心，每张网约隔ZO米。然后，他又坐回船舱里，跟我一人一桨地划，一边划一边用桨使劲拍水，又用木桨敲打船帮，好在深夜里没人看我们出洋相。这么划了几个来回，闹了半夜。老毕说：“该起网了。”我划船，他起网，找到网头浮飘，提起来，一点一点儿拉，一点一点儿收。蓦地，哗啦一响，一条大鱼缠在网上，月光下闪闪发亮，哈，真有哇！我真不相信这时候能抓到鱼，可是真抓到了，这条网上就粘着两条两斤以上的鲤鱼。我们把鱼放到船舱，划向下一张网。一起网又是一条，可热闹了。我也上了船头，蹲在冰壳水，忘了掉进水里的危险，帮助拉网。只要一拉网，从手中的分量上就觉出有鱼没鱼，鱼大鱼小。好像有人给我们轰来一群鱼似的，有的网上挂了三四条，真是越拉网精神越大。我拉起网，看看冰冷的水珠滴进河里，在月色下银光点点，水声清脆，这时河面上起了一层雾，远处河水看不到头。我只觉得网兜住了一个大家伙，拉起来一抖一抖地十分费劲，拉近一看，是一条十多斤的大草鱼，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淡水鱼，把网已弄破了几个洞。我们俩用力把这条鱼拉上船头，拚命压住，推进船舱，这鱼还用力扑腾，我简直觉得这不是抓鱼而是在做梦，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可千真万确。第二天，全干校轰动，都一跑到我们伙房看鱼。七八十斤，全连一顿吃不完。我也成了有功之臣，而且我们深夜出船带有很浓的传奇色彩。
一传十，十传百，每天都有人上猪圈这儿来问我怎么提到那么多鱼，我说这没什么窍门，胆大心细就是了。
我继续喂我的猪，老毕继续炒他的莱，春暖花开之时，老毕，还有一位天天聊天的笑呵呵的老刘，都调回城去了。想起在炊事班，我们相处了一段时光，大家算是有缘分，此刻又剩下我一个。人了。妻子回城了，朋友也回城了，一年一度的春风吹绿了淮阳大地，我的小屋里，也不再寒冷，可是我的心却逐渐冷了。“春色恼人眠不得”，大有李陵当年慨叹，“身之穷困，独坐愁苦……举目言笑，谁与为欢”之感。我成了一名老兵，又来了一批新兵，这时干校生活已比过去轻松多了，没有了“高温高速炼红心”的那份拚搏，当年能征惯战的汉子们一批批走了。
他们是打着红旗，排着整齐的队列，含着热泪离开这里的。当年，他们在这里含辛茹苦，奋斗拼搏，他们也曾心怀不满，发过牢骚，口出怨言，一边劳动，一边盼着能重回家园，重操旧业，脱离这片苦海。可是当他们真的返回，告别这片洒下过他们汗水，告别这片由他们亲手营建的宿舍，告别这块也许暗暗滴过泪水的土地，是兴奋、是激动、是留恋、是难舍，总之，这时，他们百感交集。新来的人，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哭什么，哭给谁看，不愿意走就留下，这种感情，过去、现在、未来都很难说清，谁也说不清。
在干校有干校的苦恼，回城有回城的困惑，那时回城之后，缺少的是热烘烘、乐融融的气氛。所以至今，去过干校的人，特别是在干校多年的人，有时会这么说，当年，我们多单纯，也曾多么的充实。这不是假话，也不是随意说说，这是一种无法说清的一段情结。
毋忘我
在一个温暖的集体里经受怎样的苦辣酸甜，都是能够对付的。然而，一个个人无论有怎样的坚强内心，在孤独中往往很难适应种种冲击。
我发现我一个人在干校的一个角落里，默默干活，落落寡欢。和原来相熟的战友、朋友相处日久，乍一分手，很难适应又一个新的集体。我有点看不惯他们，看不惯他们什么农活都不会，或者说看不惯他们吃的不是我们那时的苦。这是不是有点心理变态，是不是希望人人都受累，都受罪，都跟着我们一样也受点委屈？
干校的管理，也不像我们初来时的森严了。什么“架子车精神”，什么“啃干馍精神”，什么“一盏灯精神”，这些都没人再提了。我讨厌当年提这些折磨自己的口号的人，但也讨厌把这些口号的精神意义全都抛弃的人，是进亦忧，退亦忧，到底如何才好呢。一个人适应了一种格局，而尽管这格局不合理，可是一旦适应了，再把这个格局扬弃了，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这正像上高原的人，一开始缺氧受不了，可是一旦适应了，再下到平地，他又有点受不了。
干校纪律严，当初我也曾尝到不近情理的对待。譬如：我插秧的水田旁，有一个扬水站。在一个水泥池中，我们下去冲泥腿时，总有一大堆小泥鳅钻来钻去。一天，我们连两位同志病了，干校那时又没营养品，我从宿舍拿了个脸盆，趁夜色低垂一人走了好几里，下到池子里捞了一盆泥鳅。回来悄悄请两位女同志收拾干净，我找了一个大砂锅，可能是药锅，一人溜进锅炉房，在火上烧起了泥鳅。看锅炉的一位老同志还笑着问我，锅里是什么？我说是药，一会儿香气四溢，这中药味怎么这么好闻？老头儿还跟我开了个玩笑。
我交给一位女同志悄悄端去，给两位病号吃，我自己连锅盖都没打开，里面什么样至今也不知道。
谁知晚上全连会，连长、指导员声色俱厉，大批资产阶级享乐主义，和不遵守劳动纪律。我一听，糟了，准有人给报告了。这事儿层层有人知道，要保密其实不可能，要想知道谁告的密那也不可能，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人家。我低着头，硬着头皮听着，心想我反正没吃，能怎么样。最后人家讲完一通道理，点了我的名，我在全连几十位战友面前成了一个偷嘴吃的馋鬼。也许散会后，他们弄清了真相，既没再批评，也没向我道歉，就这么算完了。我知道，这世界上不讲理的事儿多了，我不理你就算了，就这样，我简直对那几个人失去了任何信任。
如今来了一批新学员，带各种好吃的，公开吃也没人再过问了，我想起过去，未免气难下咽。
再说，我一人在一个小屋里，几乎与世隔绝，有没有人想起我该轮换了呢？是不是把我这个人忘了？！
干校领导不管各单位轮换事宜，我找他们说不着，说了也没用，于是我自己采取点行动。
写信叫妻子拍一份电报：母病速归。唉，拿自己母亲说这事儿，肯定是有悖孝道。可是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母亲并不知道，干校以示关心，还向台里当时的领导汇报了，台里派了两个人去我们家“探望”。正好我妈出去买菜，问街坊，赵忠祥他妈病得怎么样，街坊莫明其妙，你们说什么话呀，人家好好的。得，西洋镜揭穿。不过这时已靠近“文革”后期，干校领导换了一批人，他们明知我这是借口回城，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准我一个月假。
“撞破铁笼脱虎豹，顿开金锁走蚊龙”。我默诵着《三国演义》中刘备从曹操处出走的两句评书，一路回到北京城。
回到家中，先是猛歇几天，睡几天觉，然后猛吃猛喝。在干校攒了点钱，这时物价便宜，一块钱能吃顿涮羊肉，不过那是在大家围坐的共用锅里涮肉。休整了几天，又觉得回城也无聊，爱人白天上班，我看望老母亲，陪了几天，就一人上街闲逛，心里也烦。到干校一年了，台里有什么变化没有，我根本不知道，于是我决定找领导去谈一谈。
我已没有了大楼出人证，上班时我进不去，只好趁领导们在家时去访问。我想我与他没什么个人恩怨，人家受教育多年的老同志，不会不见我。
我利用中午时分，敲响了他家大门。他一见是我，愣了一下，因为他派人去我家打探虚实，没估计是干校准我回来。我登门拜望礼数周全，也无可指责，于是他非常热情地请我落坐。我于是按照过去大家都惯于说的套话，把自己如何认真改造和认真学习马列、毛著的情况，作了个详细汇报，差不多谈了一个小时。最后，我站起身说，实在不好意思影响您午饭，今天就不多打扰了。
第二天，大约还是这个时辰，我再次敲响了领导家的门，继续汇报。第三天，他有点不悦的颜色，我一如既往毕恭毕敬地说，本不该此时造访，但上班时，我不方便进大楼，晚上就更不合适了，只好此时来访。他明确表示，你没什么大的错误，就是想多给你创造一点锻炼的机会。我说：“领导好意我感激不尽，我希望多有锻炼机会，这样吧，该轮换我了，我就回来，下一期，我现在就算在您这儿报名了。”第四天中午，我又以手指关节，轻轻地扣击他家的大门。我是拖着无奈的步子，怀着矛盾的心情，走到这里的，我的手半天才抬起来。这样的午间造访，不但令对方十分的厌烦，也实在有伤我的自尊心。还是得来，我一生很少为自己的事去麻烦别人，很少开口求人。“上山擒虎易，开口求人难。”有时，还没开口心已怯了，人家能答应吗？所以我极端佩服基辛格的外交谈判技巧，想还到既定目标，提出一个天文数字，这差不多就是市场上的“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我实在缺乏这样一种勇气，也没多少机会尝试。那种“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的厚颜无耻之举，我见过多了，可是该向人家稍微借鉴一点的时候，却怎么也做不来。这次，我觉得我并非专为自己轮换回城而来造访，我认为自己是在讨回一个公道。人善遭人欺，这次我有点豁出去了。
一进他家大门，已看出他的满脸的不高兴。说老实话吧，谁看谁都不顺眼。我只是要一句话，“该不该叫我回来”。你说不该回来，那就给句干脆话，我也好问一个为什么，你说该回来，那我就要一个承诺，什么时候回来。
这次，好像有点成效，他给了个活口儿，你的问题，我们研究一下，这样吧，有什么事，你可以去找xxx。”XXX是台里什么领导我已不清楚了，因为我喂了一年猪，熟悉我那几头猪，对别的事就不太清楚了。“也好”，我表示，这几天承蒙领导对我汇报的听取，也表示，既然你们还要商量，那我就等等。他说好，有了决定会告诉你的。我心想，这叫得令而回，反正我在北京，在家里等了，我也不再找什么人了，是你叫我等的。我给干校发了信，说是领导让我等信儿，因此，我不可能近期返校。于是，我就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吧，你们最好就此把我遗忘。不过，人家可以忘了你，你自己可绝对不能忘了自己，尤其不能迷失自己的本性。知识分子怕别人忘了自己，大抵上是恐无用文之地。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人觉得给你分配点工作或让你能发挥一技之长，是让你占了大便宜。那个年月，似乎就是这样。那是一个不给你解释，不和你讲道理的年月，诚所谓“礼不下庶人”也。
我很年轻，我很开朗，我有那么多的书可读，我有那么多的空闲可以让我悠闲散淡。我可能又被人忘记了，但我不抱怨、因为这是我被遗忘在自己家中，已不是猪圈旁。
看书是我这个时候的重要日程，幸喜手头有不少藏书，同时，干校的战友们很多是广院老师，我可以向他们借一点书，有了点阅历，读一些过去看过的书，那就与学生时代读书大不一样了，看待周围的事物也就大不一样了。
“白鹤向天舞，心事已消溶。”这是我已忘却了的自己写的一首诗中的最后两句，那是去动物园中的触景生情之作。
那时，我还没对“动物世界”有任何研究。动物园，好像是专为家长带小朋友游玩而设立的项目，我去动物园看看，也只是怀着“将谓偷闲学少年”的一种解脱心境。不过，我那天去动物园却真的有点感触，我转来转去，转到了水禽湖畔，一群绿头鸭，与一对对的鸳鸯，在小小的湖面上浮游。蓦地，一声宏亮的鸣叫，声震九霄，那是一对丹顶鹤，张翅奔走，继而在奔走中翩翩起舞，神情极度的潇洒，伸颈展翼，跳动旋转，双颈缠接，婀娜而不失刚健，舒展而造型优雅，那般的超凡脱俗，我心中忽有所悟。这对鹤被关闭在这湖水之畔，是一对半失自由的生灵，然而它们直视一切，旁若无人，该怎么起舞就尽情跳，该怎么高兴就大声地叫，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我忽然觉得自己既已成为读书人，就一定自奉以读书为乐事的习惯，我要努力去完整地保持我的尊严与我的习惯。我似乎觉得应该保持鹤的高雅、脱俗，不为世态潮流所左右，我并非呼唤别人毋忘我，而是又找回了自己做一个老老实实知识分子的心态，自己不要忘自己。
这段回城时间，是我多年来最闲散、几乎无所事事的日子，很轻松，也很无聊。由于一年来，由脑力劳动转为体力劳动，从不适应到基本习惯，所以，当四肢与肌肉甚至神经系统都仰仗劳作而得到调整，连胃口都因极度的劳累消耗而需要大量碳水化合物的填充，一旦又中断了这新的节奏，反而浑身不自在，慵倦、乏力。在田头的喘息休息时，我曾希望今后如果回城，老这么休息该多美妙。其实不然，那短暂的间歇产生的飘然之感，没有在闲散中扩大，在家中也找不到那凉风一吹全身通泰之感。
记得有一篇国外体育医学的报道，某位科学家经研究发现，肌肉在持续的运动中会分泌出一种酸性物质，这种物质本身就有上瘾的效应。所以，运动员终止了大运动量的训练，会很不舒服，我中学时曾在业余体校训练过，后来因学业紧张退出，一个时间身体很糟糕，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连心脏部有压迫感，可又查不出任何毛病。
这回的突然从大田劳动中解脱出来，却又感到吃不香、睡不甜，难以振作精神，何况这次心中觉得憋闷，还有精神方面的因素。我已深深爱上了自己从事的播音工作，可是怎么才能再次投身这项工作，我也不知道，这体力节奏的突变加之心情的不畅，使我时时闷闷不乐。
我何尝不懂得要学会放宽心，要达观地面对种种不公正的对待。可我做不到，即使我个人能做到，我又将如何向自己的母亲、妻子、亲朋好友解释在我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呢？今天，已是事后了，回想过去，那真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折磨自己。别说把我下放干校变相的惩罚是错误地对待了无辜，即使我有错误或缺点，难道就应该这样捉弄人吗？历史已还回了公正。可是还不回我当时受到摧残的心情，那为什么要那样傻地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何必不豁达大度，轻松地等到云开雾散呢？这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自己也没必要责备自己。
不过，我那时的唯一能解脱自己的办法就是看书或闲逛。为了使自己多少有一点解脱，我就托人借到《李太白集》和苏轼的一些文集。我对苏轼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不仅是因他能诗能文能书能画，才高八斗，更因他的豁达，他可以说生就一副不会生气的心肠。无论遭遇何等出人意料的对待，反正不生气。不是装成不生气，而是真的不生气。而李白虽说在自己的诗文中，一再强调自己：“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可是，由于他人世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因此，他并没有真正在心灵上豁达超脱。他所采取的人生态度，未免带有强烈愤世嫉俗的色彩，因此，外界对他造成的伤害，他是很敏感而且很不容易承受的。只有苏轼，大概中国也就这么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有这么一种伟大的气概。苏轼几乎从不在诗文中流露出一丝的怨愤，从来不诉苦，这是千古无匹的大丈夫气概。
谁都愿向他学，可是谁都学不来，学不像。他性格中的乐观源自他的基因，就像有人没有痛感一样，他对外界的打击，就像没有痛感的罕见现象。
当然，我虽不可及苏学士之万一，但能在消沉与无奈之中略得苏轼文中气韵的感应，也聊解一二苦恼。
一天，台里来人通知我，干校叫我回去。并说，经研究，你的意见得到重视，这期轮换回台，可是你应该去干校做完鉴定，有个善始善终。
我其实没指望他们会对我的意见有所触动，但我明白，这个世上，总还应当有申明理由的机会。自己不去申明观点，基本上不会有人吃饱了没事，给一个不相干的人去做于己并无好处的事。
又一个麦收时节，我独自乘火车返回了中原大地。听到河南的乡音，看到那一片片扬花吐穗的麦田，我孤独的内心，掀起了一阵波澜，毕竟这是我生活过的地方。
插队张庄
当年，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知青上山下乡，那是一个无人能抗拒的潮流。下放干校，尽管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基本上还生活在机关集体生活的圈子里。而知青就不一样了，他们不仅离开了自小生长的城市，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也离开了他们一向生存的群体，突然来到一个不仅环境泅异之地，人际关系也大不一样的农村。
他们的精神所面临的巨变，要比干校生活的群体所面临的变化大得多。故此，直到今天，知青题材的小说、戏剧可谓层出不穷。谁见过有过影响大的干校题材作品呢？不过，我所在的干校早已有了到附近村里插队体验生活的规定，只是我过去从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这不是调侃，真的只有被认为是毫无问题的学员才会被派去插队。
我还是过去的我，过去为什么没这个机遇，怎么今天就有了这个机会。是优是喜，是福是祸，是委屈还是获得公正的对待，鬼才说得清。
我几乎以为自己上了当，因为说好了回干校马上做鉴定，卷铺盖，回城。可是传来消息，这一批轮换延迟，要再过几个月才能回城。
这就叫命中注定，很多事都由于解释不清，我们只能含糊其辞地认为这就是命。我高高兴兴去插队了，我很想学苏轼的性格。愁眉苦脸一辈子，不如嘻嘻哈哈一辈子，做人要做快乐人，做鬼也不做倒媚鬼。我还记得京剧大师张君秋先生对我说过，“宁生个穷命，别生个苦相。”
我到了距离干校十里之遥的张庄，这个庄的建制是个生产队，在左近很有点名气，粮食年年丰收，社员生活较这一带的邻乡邻村强了许多。我住在一间空屋子里，除了我的行李，只有一条木凳。河南农村尤其是黄泛区，历史上就是个穷地方，我到过许多乡亲家，两间土屋，除了土炕就是土锅台，门外堆几捆柴草就算不错了。家里砌个土台子就算是桌子，有的人家两根木杠子中间编几道稀疏的麻绳就算是床了。先前如何划的成份，我无从知晓，但依我看他们都是贫农，贫困的农民，可那时候贫农是一个无上光荣的称呼。
我在村里插队近一个月，白天和社员一块劳动，实行的是过去“四清”时叫做“三同”的办法，是与当地乡亲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发现村里人的干活强度，远没干校里那么重。快麦收了也正是插秧时节，一早水冰凉。我脱了鞋子，拘起裤管，第一个跳进水田。队长叫孙长夫，是个领头干活的好人，他竟然当着大伙表扬我说：“你们看人家赵同志，人家是生活在城里大楼里的人，人家这么干为什么，地里打的粮食没他一份，咱们应该学学他。”弄得我实在不好意思，其实在干校成天泡在冷水里，蚂蝗一叮就是几条，一边拍打一边插秧，谁不是这么干呀。
我最佩服的要算河南农村的妇女们，她们一早起来先做饭，然后跟男人一块下大田于活；中午回来还得做饭，喂猪，然后再下田；晚饭后，还要在灯下缝缝补补，纳鞋底，做衣裳，直到深夜。而那些男人是一点都不帮做家务的，晚上聚几个人往门口一蹲就聊天，抽烟。我不是女权主义，但我真的觉得这样太不公平，可是人家几百年就这么心安理得过下来，人家认为这很正常，外人怎么多管闲事，再说管了又有什么用呢？
张庄有个退伍军人，我经常跟他一块干活，我喜欢他爱说笑的天性。可是我发现村里人都不太搭理他，莫非他有什么过错？我又不好当面问他。后来，听村里人一说，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有一回他收工后帮媳妇做点活儿，也就是蹲在地上，往灶里添几把柴草。这一下，全村人都看不起他了，连那些任劳任怨的妇女也认为他不是男子汉，这千百年的习惯势力真是可怕，也确实可笑。我只能同情他。我当然也很尊重他，一边干活儿一边和他有说有笑，反正我不是这个村的人。
其实，村里的女人们，尤其年轻的姑娘们尽管劳累辛苦，而天性却是乐观的。张庄生活好一些，表现在姑娘们的穿着上，那就是她们特别爱美，也有爱美的条件。许多女孩子出工时，也穿得很整齐。她们在天凉时，穿几件上衣，里三层、外三层一定要一件比一件短，这样里面有几件新衣服，都在上衣下摆处显示出来，红的、绿的、花的，让你觉得她过得很富裕，家里有钱给她买新衣。
离开张庄算起来有二十多年了，想必如今日子更好了，不知张庄的姑娘如今怎样穿戴，也不知那位帮媳妇烧柴的汉子，如今是否有了好的境遇。
当年，张庄人吃得好，这方圆数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插队时，一天三顿饭都在不同的老乡家里吃。差不多吃了近30农的派饭。我们给人家粮票和钱。河南人，尤其农民，爱吃馒头，当地人叫馍，只有张庄的人，才能天天吃上馍。别的村儿我没去过，但“四清”时，我们台里一批同事去了河南，回来都说生活特别苦，连粗粮都不能保证，半年吃红薯和红薯蔓儿。中国农村，生活得好不好，全看能不能吃饱。张庄人那时候就不但能吃饱，而且细粮很多。我在农民家吃饭，基本上是中午吃馍，能有一个炒青莱；晚上也有的时候吃馍就咸菜。老乡把豆子压成饼，发了酵，黑乎乎的，然后切成细条，当莱。我至今都没问明白这叫什么菜，但很好吃。不记得吃过肉，也许有过，也许从没有。由于我在这之前参加过“四清”，比起那时吃派饭的情况来看，张庄的饭食已是好得不得了。
张庄虽说种稻子，我还插过秧，可村里人不习惯吃米饭。一天，我在一位社员家吃中饭，主人蒸了一锅大米饭，每人一碗，白花花、香喷喷的大米饭。正吃着，桌上有一位四十左右的汉子，提出意见，他端着饭碗说，“以后我再来，别给我米饭吃，米粒在嘴里到处跑，我咬不着。”原来，他是这家人家的亲戚。
在社员家吃饭，有时候主人家谁是谁的什么人我也没弄清楚。不过养成了一张厚脸皮，到了一户陌生人家，一屁股坐下，端起碗就吃，完了一抹嘴就走。唉，我们的老乡太善良了，不信，这时候，有谁上我们家，推门就上饭桌抄起筷子，我可受不了，不知读者诸君，谁受得了。而我们的老乡过去就是这么样亲如家人的接待上边儿来的“同志”。
河南黄泛区这一带的人，不仅对我们交了粮票、钱票的吃派饭的人热情，就是对待讨饭的，也是十分慷慨大方。有次，在一个社员家正吃着饭，门口来了一位“要饭”的，这家人立刻给了他好几个馍，而且满脸热诚。后来我了解到，这一带历史上就灾害频繁，几乎村村、户户都有过背井离乡、沿路乞讨的生活。他们有过痛苦的过去，有着深刻的同情心。因此，这一带的人并不歧视讨饭人，他们知道，今天你帮了他，也说不定哪天人家就兴许帮助你。
在村里插队的干校学员，插完队总还能买点土特产，一是河南小磨香油，一是老乡家织机上织的白土布。买来先存放在干校，回城时再带回家，那时，城里某油也是凭票供应的，香油就更稀罕了。
离开张庄二十余年，我不知如今张庆会是什么样子。但我仍记得那片水田，记得那片麦浪；记得深夜归宿，引起此伏彼起的犬吠；记得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生活；记得那飘荡在原野里姑娘们的笑声；记得我回到干校在板报上又登了一首打油诗。
在干校期间，能公之于众的诗歌，注定充满了一种热情。那是“文革”时期的一种时代印记，因此那热情不仅是外部的氛围，也有本身的感受。我是喜爱唐人诗意的，然而古代文人大多数表述的感时伤怀的情绪，不但被时代，也被我个人所认定为禁区。结果就只能以口号似的语言，形成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顺口溜的文字。
记插队
风绿中原，插队四十天。
干校重要课，人生添新篇。
张庄待我亲，情谊暖胸间。
想起六五年，“四清”昌平县。
流村搞社教，工作无经验。
生活在山野，身心受磨练。
别来八年整，至今梦紫牵。
昔出流村麦正黄，今到张庄禾苗鲜。
同吃同住同劳动，犹如久别回故园。
耳闻目睹身边事，家家经历不一般。
田头歇息树荫下，乡亲对我说从前。
一九三八年间事，日寇打到黄河边。
蒋军炸开花园口，想借洪水阻敌顽。
此计无成害百姓，黄水咆哮冲良田。
啼寒号机逃荒路，饿殍遍野倍凄惨。
大水退后回家转，全村人亡十之三。
政治队长孙长夫，当年全家去逃难。
走时共八口，归来家已散。
祖父祖母亲生娘，至今尸骨抛异乡。
黄河滔滔向东流，泪流何日方始休。
风雷激荡拨乌云，中州大地得安生。
受苦受难庄稼汉，如今吃上安稳饭
过去黄水泛滥区，今朝千里稻麦香。
丰衣足食盖新房，牛羊成群柳成行。
晴日暖风话家常，心潮翻滚似海洋。
不知过去苦年月，怎晓今朝艳阳天。
幸福年月夺高产，期盼永久幸福年。
必有我师
在干校最大的收获，是我恰好与北京广播学院的许多教师编在一个连队，我从他们身上获益匪浅。
俗话说：“秀才谈书，屠户谈猪”。我在当年喂了十个月猪，我懂了许多关于猪的知识。我学会了给猪做发酵饲料，学会了简单地为猪治病，学会了给猪打钉；知道如果给猪治疗肺炎等感染性疾病，一次青霉素的剂量，大约是成人用药量的五至十倍；知道长嘴白猪是从丹麦引进的兰德累斯种，短而翘嘴的黑花猪，则是澳大利亚的约克夏；我还知道如何喂小猪仔，如何喂架子猪，如何为猪育肥，这些是过去从未接触的知识。
但是我在下田干活和喂期间，牢记自己原来是播音员，今后，我还会回到我原来的岗位上去。对这点，我几乎坚信不疑，我从没有半点看不起农民，但我相信，党培养我多年，并不是要我只做一个喂猪的专业户。
于是，我从未忘记看书、学习，并且默默地习练我的业务技能。难能可贵的是，我周围是一个掌握了各种门类高深学识的群体，广院的许多老师和我同连同班，朝夕相处。尽管在干校的风吹日晒中，他们的外貌已然和一位真正的农民相差无几，尽管我们会对农田的活儿或喂猪、捞鱼交换点心得，但毕竟他们的学识决不会因为在农村劳动而消失殆尽。我很容易地可以向古汉语老师请教我还不十分熟悉的语法修辞；向教戏剧理论的老师讨教斯氏体系、伯莱希特体系或梅氏体系；和专修现代文字的老师探讨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巴金、老舍、曹禺；如果有古文或古典诗词我只记得片言只语，那么我会请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甚深的老师，帮我凑齐我忘掉的句子；对中国历史的断代、编年，对西方文学的我尚缺门的领域，我在这一年多的干校生活中，能问的问、能记的记、能背的背诵。什么叫“与君一席话，胜读七年书”，我是有了深切体会。不过，许多位老师不太愿意谈这些领域的学识，并非不愿帮我，而是他们怀着深深的惶恐心理，“却道天凉好个秋”。因此，我那时的讨教，大多在闲聊中，偶发的请教，绝对不敢，也不可能摆出一副上课的架势。
我是十分的后梅，没有更好地利用我这段宝贵光阴，多积攒对我终生受益无穷的学识。至今我后悔的不是在干校的劳动收获不够，而是在干校让那么好的学习文化的机会大量流失。
学习知识是一个人活到老学到老的过程，知识的积累需要在适当的时间获得，这就如种庄稼上底肥，如果少时基础欠缺，以后追肥再多，总缺乏一种深厚的力度。我见过许多位以写作为主业的人，他能写成许多长篇作品，但一读就知道他缺乏青少年时期的功底；甚至由于错过类似描红临帖的阶段，总有大厦虽高、基础不牢之感；甚至我觉得他们基本写作行文的主、谓、宾，定、补、状的文法都不扎实。
除了广泛涉猎与不耻下问之外，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如何读书，如何整理归纳自己已经学得的点滴学问，如何吸收成为自己的营养，成为自己机体的一部分的法门。这就有一个治学的方式方法问题。而在干校期间我最大的收获，莫过于看到、悟到一些专家学者的治学精神。
收工以后，我们电视台的一些战友，长于侃山（那时还没出现这个词汇），擅于说笑；而我常常会发现广院的几位老师，坐在自己床前，在记点文字，或专心地读那时不违禁的文化读物。他们即使在写一般的发言稿，也会沉思默想，极其认真。这使我感悟到，做学问的人毕竟是做学问的人，他们有自己早已习惯的治学态度与看不明白的治学方法。我不吹牛，我敢说，我起码不会比教现代文学的老师看中、外现代文学作品少，但是我和他们接触之后才发现，比起获得的真正的学识，我却差得太多。
读书也像吃饭一样，你肠胃不好，不懂得细嚼慢咽，结果你不吸收，可是人家吸收了。不吸收，则如酒肉穿肠过；吸收，就会使营养变成机体的一部分。我过去读书，有时是出于天生爱好和兴趣，有时是赶潮流，听人家议论某篇作品好，于是自己也翻阅一遍，以免在大庭广众交谈起来一问三不知。但我甚至在去干校之前还不明白，即使是看闲书，有人能看出门道，有的人白耽误功夫，聊胜不看而已。在干校这段时间，我积累或恢复的学识并不算多，可是终于懂得，今后读书要注意方法。有了规矩方圆，有的自己的办法，再读书，就会看得更深，记得更牢，而且能用在自己的实践中，或指导人生，或融人自己从事的专业中。
从干校回来以后，我深深感到我该回回炉了，一来，补上我没有上过大学的遗憾，二来，我对学生时代在课堂上那种感觉，总也忘不了，我没有享受够学生时代的刻苦与浪漫情怀。
于是，我在有了机会后，决不放弃学习机会。后来，我在紧张的播音工作中，重新拾起高中数理化，硬是在40岁之后，冒着被人取笑的尴尬，和一些比我年轻10岁、20岁的年轻人坐在中学教室，接受成人高考。也居然以不低的学分，先进师院中文函授，后转人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编采一期。在工作日益加重的情况下，硬是坚持了三年，风雨无阻的定时听课，按期考试。教我课的老师，许多是我干校说说笑笑的战友，有些老师比我年轻得多。我这回上学时，已不是18岁的高中生，是已享有一定声望的播音员，而且也已评为次高级职称。在广播学院出出进进，有点难堪，也有点伤感，这是我二十多年前就应该有的举措，可是过去哪有机会，这种读书的决心，源自于干校的生活，我会永远感谢在干校的这一收获。
我去干校实在是不情愿的，可是在不情愿中，有了我求之不得的机遇。命运对我是薄是厚，我对已往是怨恨还是欣慰，岂能一言以蔽之。
我可能天生不适于学习理科，也不能说我是文科的料，只能说我的接受能力早年是倾斜的。恩格斯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但他对数学所爱极深，他曾以解数学题作为休息的方式。人家是文理双修，我缺少理科的缜密的逻辑思维修养，特别是数理思维，我欠缺得太多。
在干校期间，有那么多位理工科及无线电专业的老师，我很少向他们请教，好像我和他们在学识上完全没有办法沟通。不过，有意或无意，听他们讲一些基本理论，或脱口而出的生活用语，也不能说没有收益。比如：一位工程师对我讲，“你知不知道，‘磁动生电，电动生碰’这个道理”。我上高中时学过物理，我怎会连这个基本道理还要他提醒呢？我至今不明白，我在高中费过多少脑筋、占用过多少时间学的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现在都在哪里。怪不得我准备成人高考时，借了一套高中理科的课本，打开一看就傻了，几乎是必须从新学起。我那时总在梦中梦见我还有那么多难题根本无从解起，所幸，找回了一点儿，但今天又忘到九霄云外。
我与一位技术员出身的战友蹲在井台洗衣服时，他忽然说：“你用肥皂也好，用洗衣粉也罢，搓过之后，过多少遍清水都不可能绝对干净，因为这不是化学反应，说通俗点吧，这叫做稀释法，这是对脏东西的稀释。”咦，我忽然觉得，这简直是文学的形容。但学文的人还很少有人对生活中的常识这么表述。后来我听到过这样的见解：一位在英国考出教育的人说，理科教师，总是以最通俗的表述方法，把深奥的科学概念简明地传授给学生；而文科教师正相反，总会把一个简单的概念描绘得复杂而离奇。
在我喂猪时，由于一个人忙不过来，连里派了一位老同志帮我，他把铺盖也搬到我那小破屋。这使我有了个伴儿，我管他叫罗工。罗工天生一副好脾气，总是笑容可掬，自从他与我“联袂”喂猪之后，就一天一个新花样，差不多天天都对那几缸发酵饲料进行研究，一会儿用温度计插进缸去测量一下，一会儿和我商量，换个用料的配比。我简直觉得好笑，这又是一位“连西瓜也不主张平平常常吃不去”的人。于是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冷嘲几句，不过那方式是温和的，我一味地鼓励他好好试验，表示要向他学习。他却真的很高兴。于是我又开始惭愧了，昧着良心，不该这么戏弄人。有一天，我对他说：“您多休息会儿吧，咱们又不一辈子养猪，您难道还想来个世界性的创造发明吗？这小破屋四面漏风，您有再高的招儿，架不住咱这寒窑太冷，能这么对付别把猪饿死就成了。”罗工一如既往地鼓捣那几缸饲料，直到他先我回城为止。临分手时，他还传授我一本记录与心得，他绝对是大大的好人，从不计较我说过什么话，对我一向客客气气，我才体会到在干校这个地方，还有这么个不改文雅的文明环境，尽管在猪圈旁。
想当年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忍辱，卧薪尝胆之时，曾有人目睹他的小环境，叹道；“他日必成”。因为在那样一个破茅庐中，君臣之礼未尝有半点偏废，仍然依法度礼仪，仿佛在料理朝政与治理国家。
我们这间小破土棚子似的房子，如果也叫房子的话，伊然如一间高级办公楼的办公室，我们也以礼相待，平时我粗口吆喝猪们，但在罗工那样一位老工程技术人员面前，我怎敢有半句粗话。
别人问我，罗工和你相处如何，我说：“我们很合得来，不过没有共同语言。”一位原来和罗工一起的战友，给我讲了一个有关他的故事。他说，罗工这个人做起学问，几乎家门都忘了，他住在三楼，一天下班，他想着设计方案，到了二层掏钥匙开门，锁怎么也捅不开，罗工正在奇怪，门开了，原来人家听见外面有人撬锁出来查看，一看笑了，原来是三楼住的罗工，就说，老罗，您开错门了。罗工也笑了，说：“噢，您原来是住在我楼下，对不起。”
第二天，罗工又走错了门，又去开那家的门，那位老兄又出来了。没料想罗工先说了话：“噢，您还住这儿呀，对不起。”我听了笑得肚子发酸。
有一天晚上，罗工忽然打破沉默说：“你能不能设想一下，将来电视会发展到什么样？”我说：“罗工，您还提什么电视呀，我快忘了电视什么样啦？”罗工说：“你想想，有什么关系，越大胆越好。”我说，“我可不是儒勒·凡尔纳，不过，我说了，你别不高兴。”“没关系，你大胆说。”我说：“以后还要什么电视机，你想看什么、吃什么、干什么，一按电钮，都出现在你面前。”
罗工不但没怪我嘲弄他，反而笑眯眯地点头说：“想得好，这个我却没想到。”
罗工和我一块儿喂猪，住同一个土房子，可是我竟然从没向他请教过任何技术方面的知识。
如今，罗工已退休了，电视日新月异，但离我在干校猪圈旁说出来的设想，还差十万八千里，我期待着有朝一日，梦想成真。不知罗工是否还记得那一年那个冬天的寒冷的夜晚，我在猪圈旁说的那个设想。
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回味这段岁月，无怨无悔，心平气和，因为那是已经过去的日子。无论是对或错，那并不干我的事，因为我在那个时代只能那么过，过得还有滋有味，大部分时光是十分快乐的。尤其当年留在我心中的诉说不清的感受，很多用来指导了我后来的生活与工作，有些回忆也已化成了我在电视节目中的串连用语。
我至今也不把干校的生活当成苦难。尽管那时，当月上中天，独步田野、河边、场院，曾感到心际的阵阵苍凉。但那是大自然给我的震撼，以及对人世无常的感叹。
今天想来，我真的很感谢让我去干校的人员，包括那些希望我永远在那儿的人。劳动并没构成对我的惩罚，而是给我身心一次锻炼，使我体味到生命中难得的情调。
在干校期间是我一生中很愉快的时光，随着岁月的消逝，曾有过的消极或埋怨心理，已烟消云散，剩下的竟是越来越多的美好回忆。
我有幸结识了那么多的战友、老师，从他们身上得到的教诲，给了我多么大的帮助。
在干校，通过繁重的劳动，使我身体适时得到调整。那是我记事以来最健康的时候，并使自己奠定了经得住摔打和吃苦耐劳的基础。在以后的加班加点、走南闯北中，高山大川，饥渴劳碌，和连续工作我都能轻而易举地对付。至于那些奇怪的口号“高温高速炼红心”、“架子车精神”、“啃干馍精神”、“一盏灯精神”，已被我扬弃了带有自嘲、虚夸的倾向，而指导我在人生中做好一切吃苦的准备，并真的能吃得了苦。享福不用学，吃苦却必须要有前事之师。“曾经沧海难为水。”有什么工作，会比那时候还累呢？
人没有一辈子顺利的，也没有一辈子倒霉的。然而你不可以不去为可能会出现的困难、坎坷、甚至无妄之灾作好应变的心理准备，使之猝然来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任何一种生活经历，包括不情愿的，觉得苦与累的经历，都是一个人的宝贵财富。生活方式的剧变，会使心灵脆弱的人惊慌失措，而心理坚定的人，却处乱不惊。心理素质是必须训练与锻炼的人生课程。有时我却真的在想“假如”二字，假如我从那时起至今仍在种地，仍在喂猪，又会怎样？我不知道，可是必须知道，在中国的大地上，几辈子种地，几辈子喂猪的是大多数。他们比起我，更能吃苦耐劳，更能心安理得，更能适应生活，更有顽强的生存能力。然而，他们大多数人并不比我智商低，并不比我接受能力差，并不比我缺少追求幸福的向往，只是他们与我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
我只要想到这些，就会时时使勃勃的野心得到抑制，使我更现实，更踏实，更能心平气和。后来，我虽然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又遇到很长时间的失意或不公正，但这一切，已不足对我构成伤害，反而更使我愤发要强。“文章憎命达。”做人、做文、主持、播音，都会从郁结之中得到一种力量。所以，我不管别人如何看待过去的顺境与边境，我只觉得我自己没有荒废那一段时光。没有那一段时光，也不会有今天的我，干校生活毕竟是我生命中的一段时光。
解铃“不”须系铃人
——义气与职称
“人没有一辈子倒霉的，也没有一辈子都顺利的。”
——一位中国画家的话。
解铃还须系铃人
1988年底，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骑着一辆半新半旧的自行车，从彩电中心大门出来，向礼士路骑去。
这一天，寒风凛冽，北京城里风沙眯眼，虽然骑的是顺风车，但我心里却嘀咕，本来可以不来的。
那天上午，台上事处通知我参加高级职称评委会会议，我是评委理应参加。可是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上届评职称中遗留的问题，不算重要，我又正好安排了下午的工作，在电话中，我已向有关人员请了假。可是，不知哪根筋牵着我，下午一上班，把工作很快干完，照理说该骑车回家，可神差鬼使不知怎么拐向礼士路了，快到真武庙，我才埋怨自己，这么大风天，又已经请好了假，吃饱了撑的上这儿来开会。
既然来了，就进去吧。
会场在广播大楼西边的灰楼（原广院院址），我锁好了车，刚要离开，一阵大风咣啷一下，把车刮倒了。我心想，再扶起来，还得挨摔，一辆破车，委屈会儿趴着吧。
推开会议室大门，一阵暖风吹向面颊，十几双眼睛也同时瞄向我。“对不起，我有点事，来晚了，打扰了，抱歉！”铁城笑着说：“赶紧请坐，大家正看材料。”
按职称评定惯例，先把申报人的材料分发各评委，轮着看过一遍，再集中评议，最后无记名投票表决。
播音员职称系列是几位老播音员，尤其是林田老师，从1984年底就积极筹划，多次往返劳动、人事部门争取下来的，是当时国务院批准的第十八个系列，全国播音员人数不多，算是个小系列。我是第一次评定的主任播音员，属于副高，但是由于正高职称没几个人，组成高评委必须添上我们几个副高身份的人，才合于法定人数。所以当时，我以副高身份却几次参加了对正高职称的投票。
我坐下之后，接过一叠卷宗，打开一看，心怦地一下，不是解决上次遗留的问题吗？我记得只有宋世雄一位报正高评为副高，今天这次会议只是再对他议一议，怎么方明、铁成报了正高申请材料。本来屋内的暖气已驱走了我身上的寒气，可是我顿时觉得刚才街上的寒冷此刻全聚在我心中。
我这一生中，经历过太多的不平之事，能忍的我都忍了，该吃的亏都吃了，不该吃的亏，我也吃过，但人不能忍一辈子。苏轼在《留侯论》中，开篇提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是的，东坡先生认为这不足称其勇。可是我在几十年的现实生活中，从上小学起，很多事我都忍了，我一直坚信古人的话：“吃亏是福。”
可是近年来，我觉得这是傻瓜逻辑。如果接二连三的不平之事都忍了，到哪儿是一站呀，再说，我从没有想过要当张良辅佐王者以成霸业，也更比不了韩信，日后当位大将军。我只想平平稳稳过此一生，但总是隐忍，何以心安？心不能安，何以平稳。
也许，是刚才的大风刮得我气往上升。
我把卷宗一合，说道：“各位，我能不能发言。”
宁静的氛围被我打破，大家都注视着我，没人不叫我发言，于是我问：“这是怎么回事，今天的会议不是补评上届遗留问题吗？铁城、方明怎么报了新材料呢？”我和他们二位从小一块成长，没有任何不睦，我并不反对他们申报高级职称，可是，为什么他们材料都报上来了，中级评委会也附上了同意的意见，而我压根儿不知此事。我记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这么一个场合，申诉我的不平。“各位评委，我个人认为评职称类似高考，我也许不是一个优秀生，但报名是我的权利，考不上是我技不如人，没什么可说的。可是不让我报名，这公平吗？这合理吗？我请各位评委主持公道！”
高评委副主任委员，一向和善的张振东这时开口了：“你们台没有通知你吗？这样吧，我们再查询一下，你也回去了解一下情况，因宋世雄同志材料手续不完备，你们台还要再议一次，你如果有意申报，我们可以考虑专门为你们台再召集一次会议。”我气仍未平，我说：“各位，对不起，为了我自己的事，干扰了大家看材料。我想要表明的态度是，假如事先一视同仁，通知我可以申报正高职称，我是不报的，我自己还要扎扎实实工作一段，我今年还不满5O岁，有的老同志工作了一辈子，快退休了，职称问题还没能解决，我十分同情，但是这次事已至此，我表明我一定申报。”
离开会场时，铁城送我出门，我们只紧紧地握了一下手，我们彼此明白，我们都是在播音岗位上拚搏半生的战友，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我刚才衷心地投了他一票。他叮嘱我：“弄明白了，再说话。”
不说白不说
顶着西北风，我理顺了我该着手的事情。
进了家门，我立刻着手写申报材料。两个多小时，写了近400O字的报告。从1985年到这个时间，三年多的工作历历在目。写第一个副高职称报告时，颇费周折，1960年参加工作到1985年，25年的工作，千头万绪，不知怎么整出个条理。干活越多，材料越难写,尤其播音员，我播过那么多节目，说哪个好呢，不能写成长篇小说，规定300O到5000字。有人没干几件事，报告反倒好写了，他可以展开手笔，铺陈、渲染，怎么立的意，怎么出的门，怎么架的机器，怎么工作完毕，有什么心得，有什么体会，有什么效果，有什么成绩，还能从中总结出理论，写得状物抒情，感人至深。我一提笔就傻了，25年的工作，在思路上一整理就得几个小时，只能合并同类项，罗列数字，几乎写不完简历就到了3O00字，删繁就简，虽则认真却不尽人意。不过，幸好，大家互相了解，副高就这么通过了，我的报告还列人了职称范例一书。
而这一回，就好写多了。第一，学习上我又拿了两个文凭，一是广院一期新闻编采成人教育，三年来，辛苦可想而知，但毕竟跟下来了，我的毕业论文《论主持人》得了95分，主讲教授说，这是他第一次给这么个高分。同时，我也拿下了英语单科文凭。这期间，我还写了不少文章，—一列举，本人也极满意。第二，工作上算来，真干了不少。几个大节目都干得有声有色。平心而论，这份报告，写得真使我自己都有点感动。
报告最后一个字写完，我就拿起了电话，拨通某领导家。这位领导如今已离休，在职时，对我还是很不错的。不过我在写报告的激动情绪支配下，开口就说道：“我是赵忠祥，今天下午我参加部职称评委会，我有意见！”这话一出口，我想，坏了！怎么能这么讲话，果然，在话筒中，我听出对方不高兴了，什么事都没说，上来就有意见。可是话已出口，追悔无级，只能把我的所有想法如实通报。电话中，对方说：“这件事，我知道的只是补报补评，既然铁城他们可以报，你当然可以报，通知所有人都可以报！”我觉得这话锋有点变味，我管得着其他人吗？那是你们的事儿。
我又拿起了电话，拨通具体操作此事的领导家：“喂，Xx同志吗？我刚才参加了一个会……”我又把会议情况以及和某领导通话情况向他说了一遍。
听筒里传来他平静的声音：“我怕你申报来不及了。”
“为什么，部高评委说可以等。”
“台里决定，下周三上午开中级评委会，这样吧，如果你能写完报告，你们部门初级评委也开会通过，星期三一并讨论你的问题。”
我不是傻子，我明白这般刁难，给你申报权利，但过时不候，我再没多言多语，赶紧做自己的事。
我又拨通了我所在的部门领导家电话，他与我同住一搂。“正好你在家，等我一下，我上你那儿去一下，有事相商。”“好，快来吧。”
他与我共事二十多年，为人很本份，办事又认真。我知道他一定会帮我。
时已人夜，在灯下，我从从容容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讲了个滴水不剩，同时也审时度热说了我的想法。他静静地听着，我知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世事感慨我们应该是相通的。他问我：“你业务报告几天能写好？”我把一叠材料交给他，“我已写完，按程序先交给本部门。”“好！就这样，祝你好运。”
星期天我就什么都不想了，过个休息日，包包饺子，看看书。这一类的事我从不和家人讲，男子汉一人做事一人当，犯不上和太太滴滴咕咕，惹得大家都窝气。
星期一我照常上班，但见部里几位同事忙出忙来，本部门评议小组开会了，平时开会人很难凑齐，早几天通知也是如此，可这一天，各位与会人员，都在班上，召之即来。快到中午了，他们通我，全票通过，秘书把表格一并送到有关部门那里。
电视台的电梯上下都慢，有时等电梯超过等公共汽车的时间，我挂通了XX办公室电话。
“XX同志，我遵照您的要求已写好了业务报告……”，电话中传来他的声音：“业务报告不能马马虎虎，怎么这么快就写出了。”我心想，你让星期三之前补完手续，现在是星期一中午，如果业务报告还没写完，那还来得及吗？
“xX同志，我的业务报告不但已写完，而且今天上午我部评议小组在仔细审阅之后，全票通过，大概我们部秘书已经到您那里了，您告诉我一下，星期三上午在哪儿开会？我是台评委成员。”
星期三的上午，台评委十几位同仁端坐圆桌，我的材料已报了上来。根据会议原则，评到评委，本人要回避，我退出会场之外，没多久又叫我回去，经无记名投票，结果我获通过，这里面理所当然有我自己一票。同时，宋世雄也获通过，当这个结果报告给部里之后，我得到通知，下个礼拜三的下午2：30，参加部高评委会，专门讨论和宋世雄材料。
我和宋世雄既是好同事，又是好朋友。多年来，在很多关键时刻我们休戚与共。当时宋世雄不是高评委成员，因此，我的出席与否，以及我发言的份量，关系我们二人的“安危”。
两难与双全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没想到，在大风中参加的一次误打误撞的会，使我身心都折腾了一回。经一事，长一智,至于高评委能否评上，全靠别人的安排了，不过最起码，还有我神圣的一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