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解说《动物世界》时，并没有比解说其他节目更投人。只是把它做为一部专题片，对准画面，把每一段解说词念好。我那时对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的知识了解得很少，我甚至在开始接触这类节目时，对温驯善良的玲珑可爱的动物注人更多的爱；而对大形食肉动物，只觉得是那样的残忍和丑陋而列人可憎之类。我差点走上为动物惩恶扬善的解说路数。还有，刚开始，由于《动物世界》是画外音解说，而对于像我这样的电视播音员来说，要讲事半功倍的效果的话，解说再多，不如出镜几次。出镜率几乎是每一位还未能被观众熟悉的主持人不能不考虑的大事。要被观众认可，就有一个先被观众认识的问题。观众只会喜欢他们熟悉的主持人，而对一副生面孔往往会产生一种难于接受的心理。因此，一开始我接到画外音解说词，一叠稿件，又完全是难于清晰的手抄稿件，真是有点发怵。那开初的《动物世界》是50分钟一集，要念上大半天，有点受不了。但我毕竟被打动了，那就是在我解说过一两年之后，我开始掌握了解说词那拟人化的手法，我开始有了一种对野生动物的理解，想到我解说过的动物所面临的越来越恶劣的生存环境，就似乎有了责任。动物们也要生存、要繁衍、要发展，它们为了能在自然界占有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要奋斗，要竞争，要拼搏，而且要有忍耐的性格。当我解说《狮子》一片时，我竟然在那次节目的录制过程中第一次醒悟到狮子不是该憎恨的恶棍，而是相当值得关心与同情的动物。它需要捕食，如果它抓不到可以果腹的食草动物，就要忍饥挨饿，每当非洲草原发生了干旱，就会有很多小狮子被夺去生命。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貌似强大，在弱肉强食环节中的所谓强者，命运也依然是可怜和可悲的。在食物链与生态平衡的过程中，本来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而大鱼最后的下场也是尸变淤泥。因而，打消了我认为哪种动物是正义的，面种动物是非正义的片面的看法。动物不分什么对和错，只要它存活着就必须按照它们自己的规律去生活，去拼搏。
当我接受了《动物世界》普遍采用的拟人化的解说词写作风格与情调之后，我忽然觉得，这一系列的解说词，几乎是对生命的讴歌，是一系列的优美的散文诗篇。即使有个别篇幅的文辞并不优美，但贯穿于一个系列的解说词曾赋予我深切感受，我会把它还回到另一篇稿件的字里行间，出版解说词集的一位编辑对我讲了这样的话，“当我整理解说词时，我才发现，在听觉上所感受到的诗情画意有很多是你在解说过程中添加进去的，因为有些将解说词稿件，本身并不优美。”
这使我想起了雷马克的《凯旋门》中主人公雷维克对琼恩产生了爱以后的一段内心独白。大意是，他面前的这位所爱的女子的美，其实是他自己加上去的，因为这是伧个人的感情所决定的，我在解说中，也情不自禁的对引起我喜爱的动物，产生了一种复杂的爱心。
在早期的解说过程中，每当我遇到生活与工作中的烦恼，我都会将自己的心境，逐渐接近杳无人迹的自然，进人原始的蛮荒，进人茫茫草原，进人蓝天白云的无垠空间，进人小溪流水的田园山庄，滤去世俗的烦恼，获得暂时的宁馨，并把这种体验和品味尽量长久地保持下去。
于是，当１９８５年从新闻播音岗位撤下之后，我在工作中面临最终的选择时，我毫不犹豫地选了解说《动物世界》这个专职。我甚至产生过，我情愿别的工作机会一律不要，只要能让我长久地在一间小小的播音间面对这小小的荧屏，一页又一页地轻轻翻动那稿纸，用我的全部身心投入到解说之中。这是一种美好的工作氛围，这样就免去了与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各种交道。我只需一个人，独守着自己与世无争的小空间，就会心满意足。于是，我申请到国际部，专门解说《动物世界》。当时的台领导曾在电话中对我讲，国际部并没什么栏目，你会不会感到工作太单调而后悔。我表示，这是我慎重的选择，我希望能在一个不起眼，因而竞争也少的单位，默默地工作。也有的朋友对我说，你正是能够于很多大节目的时候，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小的栏目，做一件单调的工作。他们是一片好意，可是他们当时还没理解，我是经过了多少年的思考，才下定这个决心。因此，在1985年，我来到了国际部，专职解说《动物世界》。
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是最好的宣传环境保护意识的节目。我后来才进一步产生这个意识。在1985年以前，我只觉得我适合解说《动物世界》。我没有想到我于了一件值得我毕生为之奉献的事业。
1994年，我与获“金话筒”奖的八位主持人，应上海电视台之邀，参加了由叶惠贤主持的一台晚会。我在接受现场采访时，有这样一段问答：“你解说《动物世界》的过程中，喜欢哪种动物？”我说：“当刚一开始承担解说时，我根据自己的好恶标准，喜欢那些外貌美丽而生性善良的动物，但是，经过长期工作之后，我对任何野生动物都喜欢，不分美丑，毋论善恶。因为美与丑和善与恶的观念，是人的主观看法。生气勃勃的动物都是大自然的精灵，都是美好的遗物，完全不能以人类的意识形态去界定动物的善与恶。”记得一位现场的朋友调侃的插上一句话：“呵，这是博爱，这是佛心。”
这仍然是世俗的观念。
“平等、自由、博爱”，这个资产阶级早期的口号，并不适用于我们全球的生存环境。在那个时代，提出这个口号的人们，在争取自由与平等的过程中，与之平行发生的工业革命，却是以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而肆无忌惮地向周围的环境发起了进攻。我们的先人们，完全没有考虑地球上除了人类之外，还有5O0万种以上的各种生物，完全没有想到要关心它们，要给它们以自由生存的空间。相反，在大量植被被毁的情况下，许多生物种随之萎缩、消亡。更有甚者，大量的有钱人以猎杀动物为快，手持工业文明中生产的更新型更具杀伤力的武器，去对待只有尖牙利爪的看似强悍实则无力抵抗的野生兽类。于是殖民者人侵北美之后，不但印第安人丧失了家园，在北美至白令海峡平行纬度的广土地上猎杀了ZOO万头狼。此时期，印度虎濒于灭绝，非洲草原上的犀牛消失了两种，另有大部分的动物已无处为家。博爱并未遍及生灵世界。
佛心，在长期以来，有舍身饲鸽和喂虎的传说。但，佛教主张的不杀生，并以素食为宗旨，并不是保护生灵的完美措施。素食主义者可能没有想到，这所谓的素食，是在毁掉原始植被的条件下生成的，人类是很挑剔饮食的，食谱又是那样的狭窄。你就算是吃草，不也是和食草动物争食吗？因此，不杀生是不直接杀生，是君子远离庖厨之假惺惺举措。于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就不仅是简单的杀生与否，而是应进人理性的选择。人当然要活着。当生命受到威胁，或饥渴即将夺去生命之时，还是应当先保存我们自己。
问题是，要真正使我们生活得好，就要把我们的生产活动的效率提高，节省能源，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保存现有原始植被，保护濒危物种，来实现生物物种多样性。
因而，博爱与佛心，都远远涵盖不了现代文明理性的抉择。怎么才是好办法，人类正在探讨。这些理性的思维，并不是我解说《动物世界》的主体风格。《动物世界》在我心目中仍然是诗是歌，而不是政论文和哲学论文，要我去作理智的阐发。
我解说《动物世界》，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了一种适合于我的发声结构，发声方法，而又能准确地与之相协调的播音方法。我在二十多年播送新闻的过程中。形成了平白直叙的风格，声音追求响与亮，语言要求平整规律，感情只限于喜与怒、爱与恨的一般表述。因此，在一个时期以来，我解说的许多专题片，只有高吭昂扬，而少有阴柔低缓。
在《动物世界》的解说中，我找到了一种我最喜爱的风格。这些学术上的体会与探索，不宜在本文阐述。但在我播音的生涯中，这个栏目给了我新的艺术生命，而观众最喜爱与肯定我的也是在解说《动物世界》中产生的风格。如今提起《动物世界》，人们就会想起我，观众无论在何地见到我也都会自然而然地提起《动物世界》。
《动物世界》把我的播音道路拓宽了，延长了。我不仅受益于文化心态上的种种感怀，同时在业务上使我终有代表。有的人干了一生，几乎没有代表作，那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有的人尽管有一两件值得称道的代表作，可又体现不出他的主体风格。风格与代表作相辅相成，事业有成就当之无愧了。
更值得自豪的是，我今天已经走进了环保事业的领域。我可以毫无愧色地宣称在14年的播讲过程中，我学到与掌握的专业知识或许已达到了一般人无法理解的程度。爱好就是最好的老师。我被专家、专门机构和学术团体认可。于是我拥有了以下头衔：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理事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兼职教授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
林业部野生动物与环境监测高级专家顾问
我走到哪里都会有人问我，你怎么不播《动物世界》了？我昨天听到是别人解说的，解说得如何如何。我解释说，那是以前的老节目的重播，刚一开始，我们大家都参与解说，后来我专职解说，是由于广大观众的厚爱，认可我的解说。其实，解说的能否被承认，严格地衡量，并不一定别人比你差，艺术本身很难以量化标准来度测，有时就有点无理可循。观众喜爱我的解说，并不意味别人不成，比我播音差，起码我不这样看。但是我想说，我爱这个栏目，这个栏目给了我生命更有意义的活力。我是以爱来投入工作的，因此，我能被观众认可。当这个节目已与我的风格相一致时，我深深认为这是命里注定。注定我从此不仅与解说《动物世界》结缘，我还要身体力行地去投入为保护我们的家园而采取的共同行动。
《动物世界》在继续，我为它定性为给人美感，唤起爱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已远远超出了动物的范畴。最终还是回复到人类如何使自己的生存更美好，首先要把自己的家园保护与建设得更好。
在自然界中，分为有机界，无机界。在有机界中，38亿年前，衍生了生命的原始形态。5亿年前形成了高级生命，500万年前出现了直立动物，300万年前出现了人类，7000年前开始了地球的文明。
文明的早期实际是野蛮为主体，杀俘、献牲、苦役、人相残、相杀、相食、强者永远欺凌弱者。有时这残忍度，即使跨过二十多个世纪回首，仍令人不寒而栗。但，人类的文明就是这样开始，与这样走过来的。进人ZI世纪的文明史就不会再局限到人类本身，而会拓展到全球、宇宙。
全球的政治家与有识之士正在探讨生存环境与人的发展。
于是《动物世界》的继续存在尽管是必要的，但再也不能包容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所有话题了。
《人与自然》这一更宽泛的环保节目在中央电视台屏幕上，应运而生。
我高兴的是，我参加了它的孕育与发生的全过程。《动物世界》还再继续，《人与自然》与你同行。
道是无情却有情
——我写《正大综艺》
这是从刘禹锡的《竹枝词》中的“道是无晴却有晴”套出的标题。诗中的“晴”就是同音字“情”的隐喻。
我想了很久了，我觉得这个标题能恰如其份地点明我与《正大综艺》（以下简称《正大》）这一栏目以及与我的观众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
1995年夏天，《大京九》剧组来到山东济宁。在与当地领导谈话时，我想起在北京，王姬曾对我说过孔府家酒要与外商联营的事情，她当时还说，这么好的效益为什么要与外商合办，让他们占便宜。我问济宁市的领导，“有这回事吗？”他们说，“有，和正大集团谈过。”我听了后很有点兴趣，就问，“谈得怎么样？”当地领导说，“没谈成，因为正大只想要股份而不肯出钱，他们说，正大的名声就是金钱。”哈哈，说这话也不怕闪了舌头。如果没有《正大综艺》这个栏目，中国有几个人知道“正大”是干什么的？！可你又不能不佩服人家，这个广告做这么长时间。
这时。“我该不该上这个节目”——当年接手时的疑问又涌上心头。
我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出任这个栏目的主持的。我过去并不喜欢这个栏目。如果说得更明确一些，就是我不愿为他人做嫁衣裳。但是，我又不能不接手，也不能不为已接手的工作全力以赴。这不但为我的观众，也包括为我的名声。我在这个栏目中，寻找到了一位长期合作的最理想的合作伙伴杨澜。我们在三年的时间中，精诚合作，形成了相得益彰的、互补型的主持风格。我们相约以我们已有的文化功底以及为这个栏目所需而努力填补扩充的学识，赋予这个栏目以应有的文化品位和尽量多的幽默与抒情格调。我们尽力实践创新、提高，逐渐赢得了日益增多的观众收视率。在三年将满的情况下，我们又几乎同时觉得是该离开的时候了。于是，在第200期里，我们淡淡地宣布了离别的言辞，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了《正大》，告别了合作三年的各位编导播出人员，告别了爱护与关心我们的观众，也告别了曾热热闹闹欢欢乐乐的那种感觉。最后，我与杨澜告别，她去了美国，我走向《人与自然》。
我和杨澜都怀念这个栏目，怀念在主持这个栏目时得到的来自创作集体和来自观众的温暖，也怀念们为之尽了心力的合作岁月。
再度合作
1994年岁末，杨澜应邀回国，我们共同主持迎接世界妇女大会的一台节目。在排练之后，乘车回来，时近中午，该是吃饭的时间了。杨澜说：“您回家吃饭吧？”我说是的，有什么吩咐。她说：“我想去您家蹭一顿饭。”我说：“我中午只吃剩的，开水泡饭，不能待客，这样吧，我请你吃你爱吃的日本餐。”
在闲聊中，杨澜和我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主持人在节目中应如何体现自己的真实的认识、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文化功底。三年的合作仿佛还没讨论完主持的方方面面。我们是两代人，也只有这个话题才能沟通彼此的心理。除此之外，我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无疑她不能完全理解与接受，反之也如此，她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与思考的角度，我也是有许多保留的。边吃边聊，我们其实早都听到过外界对我们成功的合作的评论，但从来都没有互相谈过。这符合我们相似的个性，不以外界的评论作为我们共同引以为荣的资本，我们都各自认真做好自己那一份工作就够了。
杨澜在讲述自己学习过程中，忽然说道：“我在美国看了一本杂志，说具有AB血型的人适合当主诗人，如果两个AB血型的主持人一块合作，就会成为最佳搭档。”我说：“杨澜，这种文章你会信吗？”她说：“姑妄听之，不过，我是AB型，您呢？”我说：“很遗憾，我不相信什么特异功能，也不爱听那些杜撰的科学知识。不过，我也是AB型。”
我们都笑了。
说老实话，我十分高兴有这么一位聪明的搭档一块儿工作三年。但我们在这次交谈中谈到，离开《正大》真正美中不足和遗憾的是，外界在肯定我们的主持时往往忽略了我们的刻苦与为这个栏目的付出。我们为创作这个栏目的串场词，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却被外界误以为都不过是较为到位的即兴之作，这太委屈了我们自己的努力，太埋没了我们的劳动成果的特色。我们这次相约，今后有机会对外界讲一讲我们创作的艰辛。
杨澜又回了美国。待到她今年主持95国际大专辩论会又回国时，我和她几乎一致决定，我们共同合作，把三年来的串场词整理发表，并分别写出创作时的生活依据、文化依据和信息来源的依据，出一本创作集。此事，一经向外界透露，已有三家出版社在约稿了。我们当场决定此事委托杨澜未婚夫吴征负责联系出版，我在国内做前期工作。
这前期工作太多了，我和杨澜的合作始于第66期，结束于200期，计134集。每集串场词约占15分钟。要从入库的录相带中，把串场词听下来，记下来，再包括打字、复印，这个工作量可不小，我一人承包了。杨澜在美国读书，这些事只有我于。这也算一种补偿，因为在我与杨澜合作的三年中，每次栏目中的景片，都是杨澜独自看的，她看后再把内容要点告诉我。这样过去她付出的大量劳动。这次由我部分偿还，来而不往非札也，我于是在很多朋友的帮助下，终于把串场调整理出了二十多万字，杨澜正在美国写她承担的一部分内容。我也开始动笔，本篇算是这个书集的介绍，将来扩充之后放人我们合作集中。
接手《正大》
杨澜开始步人荧屏时，她的领路人是姜昆，姜昆是尽了心力带领这位涉世未深初上电视的小妹妹的，扬澜以一个没有任何电视主持经验的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的水平为起点，能得心应手，站稳在屏幕上，姜昆功不可没，杨澜应该感谢姜昆，应该记住这位领路人。
我和杨澜的合作，尽管时间较长，在合作中，我尽了努力帮她所需。但是，客观说“我们彼此都尽力来互相帮助，我也从她身上学到了不少我过去所忽略的素质。”
我与杨澜合作主持《正大》纯属偶然。1990年末，《正大》一度出现危机，而危机出在主持人的入选上。姜昆主持届满一年，退出了《正大》，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正大》又去物色新的主持人，这无疑冷落了刚刚走红的杨澜，杨澜和我同在一间大办公室，一天她来到我办公桌前，把这个情况对我说了，并表示十分不理解有关方面为什么会这么做。我对杨澜说，这是一个全作栏目，对方如果有这样的打算，只能说明他们有点无情无义。不过，依我看，没有比你再合适的人选了，杨澜这时第一次提出希望我能与她合作。我说，杨澜，你有所不明，第一，境外合作方，是不中意我的，否则还用请姜昆吗？第二，我也不喜欢为他们出力，我们台兵强马壮，人才济济，节目源也足够，我至今不理解为什么非要与他们合作。我劝你，你不妨顺应形势，下来休整一段，我断言，将来非你莫属，你不要看不到自己的优势，顺利时要多找不足，不顺利时要多想自己的长处。并且，即使万一他们决定换主持人，你一定记住不能埋怨，尤其不能埋怨本台有关人员，你不能忘记，是中央电视台把你调来工作，是电视台给了你成功的开端。至于我，不是不愿帮你，实在也出于我自己也不一定有成功的把握，这是我与杨澜第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以前没有机会谈这些，以后也很少谈业务之外的话题。
有关方面决定方舒姐妹一对搭档，杨澜和她一位老师一对搭档，轮流主持。《正大》由较为红火的局面，由于风格的不确定而转人低潮。一个本来有声有色的栏目，主持人忽然调换，会使外界对已有的欣赏定势产生迷失的议论。如果给以时日与耐心，当然可以调整到位，几位主持人都已努力了。但这时方舒出了车祸住院养伤，这个局面就非再重新调整不可了，远水难解近渴，再慢慢物色人选，时间不允许。
于是国际部领导找我谈了几次，每次时间都不长，但彼此坦诚相待，意思要我接手。我周围的亲朋好友也都向我直言，你大可不必接这个摊子，万一失手，二三十年前功尽弃。别人的担心是好意。而我不是一个服输的人，找了我，我不上就是服输，谁管你有什么堂而皇之的理由。
最后一次找我谈话，有关领导说；“我们请你出山，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凭你在观众中的人缘和多年经验，应该有把握，如果你也拿不下来，我们总算想尽办法，那也就没办任了。”话已至此，还怎么说呢？“人凭一句话，佛受一炉香。”再说，我只是电视台一名老兵，总不能像社会上的演员选择角色，自己作主。于是，我只说了一句：“那就试试吧。”《北京晚报》透露《正大》主持人接任者是赵忠祥后，有观众来信给我，劝我别上，朋友担心，我自己何尝不担心，于是，在并无把握的情况下，我决定与杨澜同舟共济，唱好这台戏。
这三年的主持，我何尝敢一日松心呵。我知道自己其实不是最佳人选，但是却可以暂时顶上一段，可万一合作的结果不成功，那我就惨啦，当时年届半百，没有时间再让我打翻身仗，事隔多年，我回忆当初决定接手主持仍有点后怕。幸好，还算对付下来了，看过两期播出，朋友们对我说，当初我们为你捏一把汗，不过还行，姜昆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大哥，您接住了。”他爱人敬民说：“比姜昆强。”这是朋友间宽厚的理解与支持，我感谢他们的鼓励。
然而在场上，我初次录制中，还是有许多难以适应之处。
我过去很少与别人共同主持，即使合作，也是完成各自台词就大功告成。而《正大》却不这么简单，它一开始，已有了定势。这很像一首歌，不管后来者如何发挥，在观众听来都不如原唱者，不如首唱的风格动听，艺术实在是难于接手的。
姜昆与杨澜合作一年，这个节目已经搞得不错，我再努力也不可能模仿他们的模式，这就给我带来了难点。找的年龄、性格、过去主持节目的风格，都与他们已形成的风格产生反差。摆在我面前的首要一关，就是我难于适应原来的快节奏。我认为，过快的节奏有时令人觉得浮躁，而当时社会上的一种浮躁之风也令担优。我如接手，我要让《正大》先静下来，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很难继续搞下去。
节奏与气韵
我曾在齐白石先生的一幅画前，观看良久。大约是一幅六尺竖幅画卷，上端一根鱼杆，下端一条上钧小鱼，中间是气韵绵长的一丝墨线，通天彻底。在整体画面里，墨色只占不到5％，而那气势已充满全局。这是国画大师的一件惜墨如金的精品。
李可染先生也是中国画无与伦比的大师。看他的山水画，往往是墨色布满宣纸，晕染堆积，使山峦雄浑矗立，往往只在山巅上方，留一抹白纸本色，有人谓之，借自如金。
围棋国手，几只棋子往盘中一布，那胜数已定，通盘在握。
金庸先生小说中，剑客的顶尖高手，出剑点住对方，这一招已然封住了敌手上中下三路的周身要穴。
记得赵丹先生自导自演的影片《青山恋》的开头，一位老林业工人背向镜头，走上两分钟路，无声无息，就这么领着你的视线走下去。金山在扮演施洋大律师的一段三分钟台词中，那贯口的处理，几乎一气呵成，听不出断句，如开闸夺门而出的怒涛，气势如虹。
中国传统书法中，有“疏处可以跑马，而密处不容插针”之说，那是论及书法作品的布局。
这些都可以说成是节奏，也是气韵，也是独具匠心的运营，守若处女，疾如脱兔；静如山岳，奔如电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由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这也是节奏，节奏不仅体现在速度中，也体现在气度上，一味快并非节奏，一个劲的慢也不是节奏。动静之间，快慢之间，张弛之间，都充满了节奏，充满了气度。这一切处理得当就会变为构成大器的神韵。
在《正大》的主持调度中，我学着做的是在我心目中前辈大师那峙若山岳的气度。我不喜欢把自己当成欢乐的小溪，那是杨澜的角色。她是一位讨人喜欢的清纯型少女，是一位有着良好的高等教育的功底，并有着基本教养的年轻的主持人。她可以使自己的活力迸发，使自己对一切外界的事物充满兴趣、充满热情。我想这么做也做不了，我不能和她相比，我们是两代人。
在场上，我们一老一小；一个沉稳，一个热情；一个充满了洞察世态的沧桑感，一个因涉世未深而理想单纯。于是动与静，热与冷，快与稳，亢奋与凝重，好奇与练达，浪漫与现实，奔放与徐缓，探奇与思索，坦率与含蓄，形成了我们的分工合作的角色格局，既有各自的特色，又相辅相成而统一。
两个将要长期合作的主持人，首先要有一个共识，即我们将在今后的合作中，如何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并使自己能在与合作者的共识中，使场上的调度目的明确，言行举止互相让位与补充。
我十分欣赏杨澜的一点，即她有着很高的悟性。因为，不但她在此之前，由于主持经历短，没有这样的思考，我也仅仅是在这次合作中，才萌生了这种以特性的反差，形成协调统一的构想。
在与杨澜的合作中，我们较为一致的认识，就是串连台词基本上由我们共同创作，而且我们又都认识到这次合作至少应该是一年。我还从没有这样长时间与人合作的历史，加之我们在性别、年龄、资历、经验、学识甚至外形上都有那么大的差距，我们不必在场上形成一顺边儿的、互相迁就的、互相模仿的、互相靠拢的主持形式，而应该总体上协调。而这种协调是互补型的，充分展示与发扬自己的个性，在我头脑中，似乎有着太极图黑白鱼似的反差与统一的模式，不是平面的而是全方位的。
杨澜同意我的这一想法，并且从最初开始我们就向各自角色贴近。即她是个年轻的少女，我是个和善的大叔。我们之间的分工一经确定，就出现了场上节奏的起承转合的韵律，使主持有品味，有回味，有韵味，有趣味。
杨澜的快，不因我的参与而放慢。我的慢，不因她的轻快而随之变换。反而，我们更突出了自己的特点，不为适应对方而苦恼，这可能是我们一个有目的、有清醒意识的创新。
有观赏意味的作品必然是静与动的结合。静得过分，那就会沉闷、压抑甚至产生一种莫明的消沉，如今的时代没有多少观众会喜欢这类节目。如果全场火爆，令人目不暇接，那种过分的躁动，会产生一种令一部分年轻人喜爱的类似摇滚乐的效果，但中年人、老年人准会觉得闹心，产生烦躁的心情。而一动一静、一张一弛，则是我当时追求的节奏。动与静的规律就是节奏，快与慢的安排也是节奏。这种节奏不应当是整齐划一的切割，而是看似随意实则有控制的起伏。
播音时的断句，初念稿子的新手，往往不敢大幅度的停顿。因为他做不到词断意不断，他即使机械的停顿，也使这空隙了无生趣。其实，停顿类似着墨留自，那空隙，那留白，是语言的无声部分，是感情表述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回味部分，令听顺味过去，有一个接受上一句信息包括情感信息的回旋，并追寻了一句言语的去向，使受众感到的是连绵不断的意境。
主持人在场上如果滔滔不断，怕串场词与形体动作的间隔，那并不是流畅，反而会感到绷得太紧，让人无法松下心来静观。有意识的间隔、停顿，犹如朗读的断句，不是忘词，不是冷场，而是在静中把观众的悬念带入下一节的发展中。
我和杨澜在主持时，并不是一开始就默契，也不是一开始就协调的。
杨澜思路敏捷，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轮到我，就缓下她刚才的节奏，细说端详；再轮到她又扬起基调，这样有快攻，有稳守，形成了互补。
也可能她嫌我拖沓，我嫌她急躁，但我们都是有着修养的人，我们从没有一丝一毫指责过对方。我们的合作有宽容亦有谅解。她和我一样明白，我们就像双打运动员，任何一人的失手，都使我们共同失败，因此，我们谁都不希望合作者失误。
这是我们合作成功的基础。我听说过有的合作者，希望自己拔尖，因此把合作方的明显的不足或失误当成自己的表现机会。这种合作是不会长久，也不可能和谐的。
幸好，我们的合作过程始终都在努力使对方发挥到位，谁也不挤兑谁，好了是双方的，不好也是双方的。
串词的创作
从一开始，我就认识到场上的气氛与主持节奏的风格，都不过是外部形态。当然这个外部形态如何，也决定了观众的喜爱程度，然而最重要的还是内容。
在当今高欣赏层次的观众中，大部分人会有这样的认识，一个专栏必须体现三性，即知识性、欣赏性、趣味性，其中文化水准越高的人越喜爱知识性这一要素，知识本身就给人以美的享受，以无穷的魁力和吸引力。
《正大》的许多节目已经事先从境外录好，我们已无法加以任何改变，它给我们主持留下的空间主要是串场词。
我们意识到这串场同才是我们创作的小小天地、首先，我们认识到串场词必须真实，尽量准确，同时要最大限度地为它输人信息。
真实，就是指的我们在场上所要体现的感情要真挚、真情实意，所叙述的事例与感受不能有编造，一定是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对任何一种所阐述的事情，要有自己真正的好恶尺度。对这一点，由于我们双方在许多认识上的差异不强求统一，可以保持各自的认识，但这种差异也不是故意制造的，确实是各自的真正认识。
基于这样的要求，别人就很难为我们写串场词了，我和杨澜又有文字能力，为什么不自已创作呢。于是，三年来，我们为创作串场词费了最大的心力。
在串场词中，体现了我们各自的性格，不同的经历，体现了我们是热爱民族传统文化与了解世界文化潮流的文化人，这是我们的追求，我认为当今主持人的竟争，主要是文化上的竞争。而文化并不仅仅等同于读书多少。多读书是好事，但如果没有悟性，不能融汇贯通，那仍然不能成为一名优秀主持人。
我和杨澜共创作串场词134集。我们将在合作的书中，较详尽地介绍我们的创作过程，这里我仅举几个例子，藉以说明，我们曾经为主持好节目而下的功夫。
每当我拿起这沉甸甸的一套串场词，就会想到为这些内容所进行的挖空心思的努力。每一段小故事，本来都可以铺陈为一篇岁月的回忆，但为了串场就大材小用，串场词中，有我们各自温馨的回忆；有我们双方角色的把握；有对自己、对合作者小小的玩笑，有自嘲，但决不嘲笑他人；有对各个地方的了解后在限定的时间中简要的介绍；有来自报端的内容引发我们的感慨议论。
但我们尽量体现时代的精神，这是主持人的职责所在：尽量贯穿文化的底蕴，虽然引经据典，但决不能累人，累观众。
在我们开始合作主持《正大》时，为了活跃场上气氛，也为显示我们今后合作的格局，曾想了一个晚上，出了这么一个点子。
赵：（手拿一张纸，纸上画着一个绿颜色的圆圈，记得这个小道具还是杨澜自己做的）杨澜，请你当着朋友们的面，说说看，我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杨：这也算一张画吗？我知道了，您画了一个西瓜，可太简单了。
赵：不对，再猜猜。
杨：不是西瓜，那是小一号的瓜，绿皮香瓜。
赵：你思路再放开一点。
扬：是鸡蛋，是鸭蛋，鸭蛋有点绿。
赵：为什么想得那么复杂。
杨：哦，这不过就是一个绿圆圈。
赵：不能算对。
杨：那我可猜不出来了，您自己告诉大家吧。
赵：我手上拿的是一张画了一个绿圈的纸。（众笑，杨也笑）
杨：观众朋友，这其实也算不上是什么玩笑＿我们大家对一个事物，往往凭自己的经验与想象去解释、回答，其实应该多换几个角度试着破解与思考。
赵：我们的节目当中，往往会出现许多问题。刚才这个小玩笑，实际上还是有用意的，希望大家对所有问题，轻轻松松地思考，然后可以从各个方面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往往从您没有想过的，忽略的角度来回答反而是正确的。
这是对观众善意的提示。文艺题材有时就是需要复杂的表述，如果简单地提醒大家，就失去了趣味性。
可是，我们为了想出前面的点子，用了整整一个晚上。当我们变换了多个方式，终于想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句成语时，这个点子随之出现。我不想表示，这个点子是如何的高超，也许朋友们会有更好的主意。但我们觉得，哪怕为了场上气氛能稍稍活跃一点点，我们也愿尽心竭力。
我们一生经历的故事，您可能会觉得很多很多。其实，仔细回想起来，并不多。真正有点趣味，能拿到大庭广众的故事则更少。为了《正大》的串场，我竭尽全力去回想、搜寻。在主持134集的过程中，不过才有一二十个故事。活了那么多年才有那么几个故事，读者诸君若不信，您试试看，听到的不算，只说有关您自己的。下面两段串场词就以我的真实经历写出的。
第一个例子，是第85期。
杨：观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能与您共度这个愉快的周末。（众掌声）
赵：杨澜，我倒要请问你，你的周末是怎么过的？
杨：今天上午睡了大半天觉。
赵：莫让年华付水流，别老睡觉，做点户外活动也有利健康。你喜欢钓鱼吗？
杨：不喜欢，好像女孩子没有什么人去钓鱼，我性子急，钓不到。有一回，有一个朋友拉我去钓鱼，说给我做鲫鱼豆腐汤。钓了半天一条都没钓上来，就拉他们回来了，也没吃上什么汤。
赵：你不喜欢不要紧，别破坏别人情绪。
杨；那您喜欢钓鱼吗？
赵；已经很久没钓鱼了，不过我仍有过五次钓鱼经历，其中还有值得一说的经历。
杨：那你说说看。
赵：1982年秋天，我与剧组住在一个湖边，导演约我去钓鱼，他说有两副杆，一人一副。那是个好日子，天高云淡，荒草没膝，四下静悄悄，我们一会功夫就钓了半桶。忽然，我的伙伴大喊一声，不好！只见他手上的杆儿剩了半截，那插上去的杆梢被鱼连钧都带走了，一下子没入水内。
杨：一定是条大鱼。
赵：我想也是。正在恼火，忽然在离我们50米外的水面上，那根杆竞然立了起来，在水中转悠。他脱下外衣就要下去。我说，别，别，还是我下去，我水性好。临下水前，我对他说，鱼要是急了，一见尾巴拍在胸口，就能把人打晕，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回去叫人。
杨：还挺悲壮。
赵：我蛙泳过去，尽量不溅水花，游近了一手拽住杆，连鱼一块儿往回执。咦，可能鱼累了没挣扎，待我游到岸旁，把杆交他手上，往上一提，你猜鱼有多大？（比划一下）也就三两大小。（众笑）
杨澜：赵老师的经历说完了，我想每位朋友都会有自己的经历，今天我们第一站去马尔代夫看看他们怎么钓鱼。
这段串场词就是为活跃场上气氛而集中设置的开台“锣鼓”。故事是绝对真实的。只有讲自己亲身的经历时，才能有投人的、引人注意的叙述，我在讲这段故事时，场上顿时静了下来。观众们饶有兴致地想听听有什么意外的事件，其实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条小鱼。这就形成悬念与结果的不对位，形成了包袱、笑料。在开心的笑声中，整场的录制就显得流畅而顺利。好的开头往往是成功的一半，的确如此。
当然，口语的叙述，要比落在纸上的情节生动，而只有亲历者的有生活依据的诉说，才会有真实的感情，我们的串场词就是依据真实的往事编成的。
第二个例子是这样的：
杨：我们每次开头的话，都要讲一件亲身经历。我自己经历不多，机会很少，您到过不少地方，讲一个有点惊险的故事吧。
赵：我觉得惊险不如有趣，有趣不如有点道理。我说件小事儿，在1965年。
杨：太遥远了。
赵：那一年，我与朋友们到昌平县城。因为有点事，我先回我住的一个村子，打算第二天回去。可第二天一早起来，漫天鹅毛大雪，公共汽车不通了，只能走回来。走着走着，雪停了。周围银装素裹，一片洁白，空气清新，心旷神怡，我唱着曲子，雄赳赳大步向前。
杨：还挺浪漫。
赵：先经过一个村子，老乡都在家中，可一条小路扫得干干净净。
杨：农民们勤劳。
赵：你说，我该往哪儿走。
杨：人家把路都扫干净了，现成的。
赵：可是出现了一个问题。
杨：怎么啦？
赵：那条路上蹲着三条狗，隔一段一条，正冲我看着呢。（众笑）我想，好狗不挡道，我给你让路绕着走，但根本没这个可能，跟它们商量商量吧。
杨：那怎么商量呀？
赵：我走到第一条狗跟前，做了个手势，嘴上说：“靠边儿”。它还真乖，站起来踩着雪窝绕到我身后，夹着尾巴又蹲下了。
杨：多好呵。
赵：是友好。第二条、第三条照样给我闪道。也可能在与第三条狗打招呼时，我态度生硬了一点儿，我刚没走几步，就听见身后，汪汪叫着，三条狗一块向我扑来。
扬：赶紧蹲下，您赶快蹲下。
赵：对，人往下一蹲，狗就退几步，以为你抓石头打它。但我一起来，它们叫得更凶，又扑上来。我又一蹲，它们一退，我跳起来就跑。它们一扑，我又蹲下，再跑。它们气势汹汹，我气急败坏，连蹲五次，这才脱离险境。我觉得我那颗心，咚咚地跳，浑身汗也下来了。
杨：谁遇到这事儿，不害怕呀，不过要是我……
赵：你怎么办？
扬：我惹不起还躲不起，我绕道踩雪过去就算啦！
赵：好，朋友们，下一站去科伦坡，不是看狗，而是看满树的乌鸦。
这是“四清”时，我在村里遇到的事，我就怕穿别的村，遇上拦路的恶狗。这件事，除了背景我没讲，那情节却历历在目。我觉得在讲这件事时，心里还存有恐惧。
这类串场词，有生活气息，能活跃气氛。但不能一味追求这类效果。再说哪有那么多故事呀。为了使我们的节目具有文化色彩，有时候也要引经据典查阅资料。
在第148期中，我们遇到一个可以有感而发的串场机会。这期节目中，恰好有一个小片子，叫《潮汕行》。
杨：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第一站旅游我们请大家看看潮汕地区。如今这里经济已十分发达了。可是早先，这儿是个穷地方，历史上是贬嫡官员的地方。韩愈就被贬于此，曾在这儿当了8个月的刺史。
赵：是的，这里的人们修起韩公祠，至今仍在怀念他。历史上苏轼曾作《潮州韩文公庙碑》怀念韩愈。可见韩愈为政之清廉。不过，韩愈当年曾在此有一个奇怪的举动，并有文为证，那就是《祭鳄鱼文》。多么离奇，一位大文学家竞与鳄鱼对话。这篇文章相当完美，且义正辞严。文中有：“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使军事衙推秦济，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
扬：郑重其事。
赵：韩愈列举鳄鱼残害老百姓罪状。文中说：“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史。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必尽杀乃止，其无悔。”据说，鳄鱼真的在一个风雨之夜溜之大吉，这简直是一篇神话，连苏东坡也著文记述。两大文学家岂不是在讲鬼故事。
杨：鳄鱼能听听文章就乖乖走了，简直离奇。
赵：我想这篇文章是真真实实的，然而是另有所指。其实韩愈这篇文章是向恶势力宣战，文中说：“刺史虽鸯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
杨：那时候，韩愈身体不好，而且又是被贬的官员，地方恶势力一定对他的治理政令进行捣乱。
赵：这些细节可想而知。当时韩愈身体状况确实是挺糟的，他在《祭十二郎文》中说：“吾年末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
杨：未老先衰。
赵：但韩愈以大无畏的气概与恶势力抗衡，造福一方，其功不可没。
杨：往事悠悠，还是看看当年韩愈所在地，今日新风貌吧。
这段串场词看来稍长了一些。但在综艺节目中，一味地调侃，没有一点文化色彩，格调就不会高。像这样的串场词我们并非刻意寻找，而是信手拈来，有引文有议论，或许在轻松中给爱散文的朋友一点回味，给文化品位较高的朋友一点小小的话题，也算我们的一点古文读后感吧。
对于文化题材的运用，这是唯一的一次较为沉重的话题。但以轻松的方式论古述今，也还是我们的追求。
在第142期的节目中，我们叙述亲情关系，有这样一次串场安排。
杨：您借给我的资料当中，有这样一篇。1992年下半年，在香港文化界一次评选大众最喜爱的10首唐诗中，您猜怎么着，孟郊的《游子吟》荣登榜首。我觉得孟郊不能和诗仙、诗圣相比吧。
赵：贾岛、孟郊是苦吟派诗人，当然在艺术成就上不能与李白、杜甫、白居易相提并论。
杨；有关评论这样认为，《游子吟》所以打动人心，是因为这首诗用浅显的语言，生动地表现了母爱的亲情，“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是千百年来最能打动人心的感倩。
赵：不论社会制度如何，不论社会发展到哪一步，母爱永远是伟大的，孝顺父母也是人心所向。
杨：像《渴望》、《风雨丽人》所表现的亲情，尽管出自普通百姓，却也动人。
赵：著名人物表现出对母亲的孝顺，我就很感动。
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也同样动人。记得1982年我采访安定医院，就为医务人员对精神病患者的关照而感动。我向大家介绍第一位嘉宾，就是10年前我采访过的安定医院的姜佐宁院长。欢迎您。
这段串场词最终的落点是要表彰安定医院广大医务人员，但综艺节目不可能像新闻节目那样的安排。从母子亲情说到人际关系，从人与人的互相关心，谈到人们应该关心弱者。这样，在串场词编排上过渡得较为自然，同时它也承载着很多信息量，既有文化也论及伦理，这种串场我是喜爱的。
编这段串场词也是很偶然的,在办公室读一篇文摘，看到香港评选10首唐诗的消息，我与杨澜一商量，下午就用上了。
对社会现象的议论，也是我们串场词的创作内容。在第169期里，有一个对“大腕儿”的称呼的看法。
杨：有人看我们的节目请许多名人做嘉宾，就说：“你们请那么多腕儿。”尽管他们说时没什么恶意，可我听了不舒服。您过去听过这词儿吗？
赵：我过去是在旧武侠小说上看过的。郑证因的《鹰爪王》写于解放前，那上面有江湖黑话，把有点名声人称为“万儿”，不是手腕的“腕”，而是一万两万的“万”。有一位评书老艺人叫连阔如，写过一部《江湖丛谈》，列有一些春点，就是江湖黑话。据他讲，有四五万言。说的是中国话，可你不懂，这叫黑话。人家是从文学角度来剖析这些通俗的现象。
杨：可是有一些报纸也居然“腕儿”、“腕儿”地用得不少。尤其是正式场合，是否合适，要斟酌一下。
赵：这个现象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些流里流气的文人痞气的用法，私下的调侃，堂而皇之的上了报端，除了显示自己追求低下格调，把肉麻当有趣，没有别的意义。时下，有些小报记者，也可能是非正式记者，满篇文章，把这些江湖黑话当成自已的专用词，我看这是一种不良现象。一正压百邪，难道不能以我们党历来提倡的文风来扫除邪恶，而非要以邪攻邪吗？
我和杨澜在各地方台录制过程中，总会一到当地就请来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给我们上课，并请他们从风土地民俗、文化遗存和今昔对比等方面帮我们尽快扩充知识，我们也按着当地同志的介绍，编成串场词，求教于他们，然后上场使用。
这类串场词，我们力求写得带有特色，不落俗套，但也不能像中学地理教科书一样，罗列一些数字，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有少心得的。下面，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构思走向。
在湖南的串场词（第112期）：
杨：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和大家共度这个周末。
赵：欢迎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刚才走过的这个镜头，是非常美的，这就是衔远山、吞长江、朝晖夕阴的洞庭湖。这说明我们已经来到了长沙，从陕西来到了湖南。
杨；也就是说，从黄河来到了长江。
赵：一提起黄河长江，我们在座的朋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就会肃然起敬。
杨：对，我们在湖南可以找到舜帝的墓葬。司马迁告诉我们，当年舜帝南巡的时候、死于苍梧之间，也就是现在的湖南境内。毛主席当时写的那一句诗：“斑竹一枝干滴泪”，讲述的就是这个美丽的、动人的，而且带着悲剧色彩的传说。
赵：楚文化确实是瑰丽的和神奇的。它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当属屈原和他的《离骚》后来一大批的文人墨客也来到过湖南。
杨：如朱嘉、李白、杜甫、李商隐，周敦颐等，太多了，而且他们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传世名作。
赵：过客骚人，多会于此。这过客指的是什么呢？是遭贬谪之人，如柳宗元，贬为永州刺史；王昌龄，贬为龙标（今湖南黔阳）尉：屈原也是遭谗去职，被长期放逐；还有韩愈。
杨：韩愈不是吧？
赵：韩愈自己说的，夕贬潮州路八千。他大约也路经此地。
杨：那也算到过湖南。到明清那一代出现的思想家我们就不再一一列举了。但可以说湖南是名副其实的人杰地灵的地方，而且出了那么多的伟人。
赵：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何叔衡、向警予、蔡和森、杨开慧，一直到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毛泽东是这儿的人。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这些名人和伟人的老乡了，我们向你们表示敬意！
串场词的举例到此为止，留待以后详谈。为《正大》下了多少功夫，“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告别《正大》
“千里搭长棚——没有一个不散的筵席”。在我参与主持《正大》的一年多之后，我已有了这种感觉。而且越当主持顺手，就越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我没跟别人说过，也没向杨澜说过。她正当业务上升期，年轻人的热情只能鼓励不可泼冷水。我曾想过退出这一栏目，但一时无从说起。我也试着向杨澜提出，假如换一位搭档如何。杨澜也可能是顺口而出，她说，不希望与另外的人合作这一栏目，我也很感动。人心都是肉长的，大家有缘份在一起共事，而且合作得还很顺遂，按说没有停止这种工作格局的道理。
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很累、很辛苦。而且，撰写串场词的经历和话题的储备已基本用尽了。于是，杨澜也开始有了退意。
我记得多少次，我们在组织自己的串场词时，常为了一两句承上启下的语言的不到位而苦恼。我知道，我很笨，黔驴技空。但杨澜有一种拧劲，想不出来，大家别走，谁也别吃晚饭。已过下班时间，还常常是站起来又坐下，打个电话问问朋友与家人有什么新鲜事儿。遇到有加班的同事进办公室，问我们“你们还没走”，正好，我们就请教他，有什么小故事或有什么小点子。人家都怕我们了。我们也绞尽脑汁了，杨澜说头都疼了。得，回去吧。有时，我们回家之后，还彼此通个电话，只要想出一个路子，都很高兴。只要思路想好了，凭我们两个人的能力都不费劲就可以把串场词安排好。譬如，第197期开头，导演要求有一段抒情的叙述。我和杨澜中午通了个电话，商量一下内容，下午就一人写了一段小串词，根协调。
这两段串词是这样的：
杨：春天是所有生命的节日，是岁岁年年又一次蓬蓬勃勃的开始。她是孩子的，也是老人的，她是拂在脸上的风，更是唱自心中的喝采。
赵：春天在小溪的流水中，跳起了轻盈的舞步。她跃上了杨柳梢头，在湖畔河岸，摇曳生姿。她掀起了万里田原绿油油的滚滚麦浪，她在群芳斗妍的花蕾上绽开了甜美的笑容。
在优美的圆舞曲音乐衬底中，两段串词说完之后，场上响起掌声，这是对我们努力的回报。
然而，我们《正大》合作之路已到了尽头。于是，我们在场下，几乎很平淡地提到我们的告退。杨澜将去美国“充电”，补充文化营养，开阔眼界与思路。我将走上新栏目《人与自然》。创作集体都恋恋不舍，但大家也明白，也理解，我们的合作可以告一段落了。
这时，我们接到不少观众的来信，希望我们能继续在《正大》主持；也有的观众比我们自己还理解我们，一位观众提出，希望在告别的那一场，我能穿一身白西装，杨澜能穿桃红西装，以示我们的努力与热情，我和杨澜都照办了。
真正奇怪的是《正大》合作方，竟没有一人表示一次挽留之意；也没有一人表示你干了三年，起码也为《正大》做了宣传，尽管有点别别扭扭，但总还是出了力，表示一声谢谢。谢一声或办个告别饭局不为过份吧，但没有。想想真令人心寒，这正是我决心离开《正大》的一个原因。但我感到创作集体是温暖的，文化界朋友，其他很多位朋友，听说我们告别《正大》，都愿在最后一场出席，为我们饯行，许多观众都表示了遗憾心理，我们也舍不得这样一个群体，总而言之，那分别的滋味是复杂的。
我这时想起了开初与杨澜的一段串词。那次节目中，有一段《巴顿将军》的影片内容。杨澜在场上说，这部影片不错，演员斯哥特的表演也十分精彩。但他拒领奥斯卡奖。当时，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杨澜，你能了解他的心情吗？也可能是我妄测，影片最后有这样一段旁白：“一千多年前罗马的征服者在远征得胜之后凯旋而归，他的家人与子女穿着洁白的衣服坐在战车上。战车前走着戴镣铐的大队的俘虏，一个奴录手捧皇冠在他耳旁不断地低声说：“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斯哥特既扮演了一位过眼烟云的将军，又体味了影片结尾的意蕴，这样他的不去领奖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我走进第ZOO期的现场，在开机前与嘉宾朋友亲切话别时，为现场热情观众签字与合影时，我很奇怪地想起了当初这段台词。转眼三年，过起来漫长，回头望去一刹那。现如今，我们离开《正大》又差不多两年。太快了。但这一切不都是过眼因云，爱也好，恨也好，恩怨纠结也罢，总之一切结束了。道是无情却有情，我至今怀念我的合作集体，怀念我所付出的努力，怀念我的观众朋友。
关于这第20O期的详细情况，《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史诗以《聚散两依依》为题，作了真实的记录。现将它抄录如下，作为本文的结尾：
1994年1月23日下午，《正大综艺》第ZOO期实况录像，这一期是赵忠祥、杨澜最后一次主持，几天以后，杨澜就要飞赴美国。
14：OO赵忠祥从第六化妆间出来，他身着白色的西服、藏红色的领带，旁边的杨澜是一袭桃红色的西服。几天前，有一位热心观众曾来信，建议他们今天的着装红白搭配，以寓意“真诚的奉献和有过的辉煌”。他们和嘉宾亲热地打招呼，都是老朋友了，老朋友聊天中少不了插科打诨，尤其有了侯跃文、石富宽、王景愚、蔡明几位以喜剧见长的嘉宾。
l4：25嘉宾开始就位，赵忠祥和总导演辛少英一前一后走向演播室。“这场戏永远不要散，该多好啊！”辛少英说，赵忠祥脸上很平静（波澜在他心里？）“今天下午有的是时间，不急，一段段来。”他叮嘱辛少英。
14：5O演播室里座无虚席。大家知道这一期是正月十一才播出，提醒你们答题时千万别说快过春节了什么的，您就假装春节已经过完了吧。”两位主持人做开始前的最后叮咛，观众笑了。
15：OO灯光亮，《正大综艺》开始曲响起，节目照例从介绍嘉宾开始，石富宽自己说，这回他是主动报名来的，为的是向赵老师和杨澜告别，也顺便捎来观众的感谢。
15：ZO第一个节目是关于“家”。画面在舒缓的音乐中展开，背景音乐是那首古老的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也译为“一路平安”），不知是有意选的还是巧合？
“不论走到海角天涯，我们忘不了这里曾有一棵松树，有一朵兰花。”阎肃诗一样的话语脱口而出，杨澜不禁迟疑了一会儿，没有及时应答上来。
16：3O结束了“世界真奇妙”的神游，杨澜在观众席前站定：“此刻，我有很多话要说，可又觉得有些话说出来挺酸的，也许唱出来会自然些。”她邀请王志文和她一起唱《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我是如此平凡却又是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在歌曲的间奏中，杨澜缓缓地说：“就好像一眨眼的工夫，四年过去了。我对节目的感情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在这里我衷心感谢帮助、关怀、批评我的老师、同事和观众……”说到这里，杨澜硬咽了。
16：4O两束鲜花送到赵忠祥和杨澜的手里，他们在掌声中又把花传给嘉宾。“该说再见了，每次都和观众朋友说下个星期再见，而这次却是一次真正的告别。真诚感谢给予过我们关心和支持的朋友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不足之处请朋友们谅解……”赵忠祥那深沉的话音成为结束语，而真正的结束语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16：5O观众退场。有人走上来请主持人签名，天坛家具公司的两位同志握着赵忠祥的手：“我们永远忘不了您带给大家的欢乐，谢谢您。”
17：00赵忠祥、杨澜和《正大综艺》同事们挨个合影留念。
I7：25演播室的灯光又暗下来往外走的王志文颇为伤感地说了一句：“离别挺让人难受的，尤其又有一个朋友要出远门。”
杨澜拿起她的羽绒衣，神情黯然，好声音低沉地告诉记者：“我原想高高兴兴地和大家道别，可是一下子情绪控制不住了。在这里，我只想说：祝愿大家在新一年都有好机会。”
16：32杨澜最后一个走出演播室，她竟然没有回头看一眼。她的眼角有些湿润。
荧屏小天地 人生大舞台
我所认识的伟人、名人、普通人
大约10年以前，就有一些朋友对我说，你已在电视台工作那么久了，在播送新闻的长期工作中，有机会接触那么多的事件和人物，应当把这些宝贵经历记录下来。其中广播学院的一位教授，也是我原来的同事，对我说得更具体，“你近期可以出两本书，一本是有关播音业务的著作，偏重于理论和学术方面的内容；另一本，写写你个人的经历。”
有关理论的书，我准备待到主持人节目更臻成熟时，试着做一些总结和探讨。至于写写个人所经历的事情和接触过的人物，很想动笔，但难度也很大。其中有一个困难，即以往的经历记不大清了。我的确没成为有心人，等闲对待了经历过的那不寻常的人和事当想到要写下那过去的事情，就觉得似有苦无般的亦真亦幻，无从下笔。恰似儿时看过的万花筒，只记得它形形色色，斑斑驳驳，瑰丽迷目，变化无穷，但都是什么色调，以及那些图案是怎样变幻组合的，实难描述。对多年来生活中发生的无数事情，也是如此难于尽述。往事在我记忆中，也许是挂一漏万。唯一的补偿办法，就是趁还有些印象，哪怕已然变形的印象，及早地作一番追忆与补录。
我确实不应当忽略了在我这样一个岗位上能接触到的人与事，哪怕仅是浮光掠影。同时，也不应忘怀这些人与事给我的独特的感受。有些人与事如果不提那就失去了我本人的一段历史。我至今深感欣慰的正是，我有幸见过，在中国半个世纪以来，大家耳熟能详的风云人物和无数与我一样的普通人。不仅在屏幕上，而且在现实经历中。但是，从哪儿说起呢？从谁开始呢？
以接触先后为序，就像以出场先后为序一样，是个好办法，可是我根本就记不清哪位在先，哪位在后？而以姓氏笔划为序，也做不到，因为，在本文中，休说我不能提及那么多见过的人，即使想提也说不全，如果以尊卑长幼为序，只能从一个人说起，当然先从毛泽东说起。
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有那么多人，用各种语文形容、描绘过毛泽东，还用得着我再描述吗？何况，我只在离他很远的地方见过他不多的几次。在毛泽东生前，我见到他本人时，最近的距离也有十几米。但在屏幕上，我几乎总不离左右地侍候他，在他生前，也在他身后，因此，我有我的视角。
记得上中学时，前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毛主席陪同客人乘敞篷汽车路经东单的时候，从我面前掠过，我清清楚楚看到了他本人，不过，我只是站在如汪洋大海般的欢呼人群中的一粒草芥而已。
后来，我18岁就参加了工作，当了播音员，主要工作是播报新闻，在播新闻的日子里，毛主席这个称呼，从我口中播出过千万次，毛主席接见外宾，毛主席在党代会、人代会的讲话，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毛主席晚年在中南海接见外宾，毛主席与世长辞，瞻仰毛主席遗容……一直到1993年毛主席百年诞辰，我还解说了大型电视片《毛泽东》，并飞往湖南，主持了在韶山他的故居前现场直播的文艺晚会。
尽管我并不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但却总像一直在他身边工作。十多年来，在屏幕前我离得他那样近，看着他黑发转苍，红光消失，逐渐衰老。在他晚年接见外宾的那段日子，我更觉得是日夜陪伴，朝夕为他服务。毛主席晚年接见外宾，并没有既定的日程。有人说是根据他不规则的作息时间与他的高兴，无论白天、黑夜，想什么时候接见，就见上一面。于是，当年只要电台一宣布某位外国领导人到达北京的消息，我们的前期记者与后期录制人员就照例会三天三夜守候在台里值班。现在我有点明白了，那其实是由于健康原因，只有等毛主席神完气足时，才有可能接见外宾。我已记不清值过多少次这样的班了。但每一次值班，我又都很兴奋，感到很神秘，也很神圣。大家期待着“出发啦”这一声信息。记者出发后，我们等着他们把片子录制完毕，再一丝不苟地配上庄重的解说词。在几个小时内，送审，修改，再录音，直到播出。
毛主席晚年接见外宾的电视片，包括他逝世之后各地追悼活动的电视片，几乎是我一个人解说与播送的。他不会知道，在中国有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怀着无限敬仰，在十多年中一直为他的各种活动播音，更不会知道，在他身后，这个已不再年轻的人怀着巨大的悲痛以自己的声音为他送终；也不可能再知道，直到前年，这个已年过半百的人为《毛泽东》一片解说时，他眼中的泪花和内心的震动。只要提到毛主席、我就会想起我消逝在屏幕前的青春时光。
在毛主席生前，曾有过那么多的人成为各级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但轮不到我，我怎敢说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但《毛泽东选集》我通读过几遍，我由衷地赞佩与景仰他那无与伦比的文采，在中国，我至今还没有看过能与他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并驾齐驱的文章。我能背诵他的已发表的全部诗词，我熟悉与播讲过他具有传奇色彩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经历。
如今，学好毛著已不成为时尚，人们也不会因自称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而脸有愧色。但我对他的感情依旧，我崇拜他，我也以能成为他的小学生自慰。今日我表白对他的敬慕，既无意争宠，也没地方去邀功。我想，像我这样的人一定还有许多，因为这多年积蓄的拳拳忠心，绝不会有半点虚假。
于是，我只要听说有低毁毛主席的什么文章或书籍，我会无名火起。然而，我个人又无能为力，当年，我默默无闻，保卫或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荣誉轮不到我。今天，就算我有个虚名了，可又有什么力量。我只能在心中咒骂那些敢在佛头乱飞的苍蝇。毛泽东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民家庭，从远离京城的湖南的一处山丛中，走出家园，走向人生大舞台，历尽艰难，力挽狂澜，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这岂是几个舞文弄墨的丑类能掩其光辉的。
我不知当年那么多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们如今都在干什么？反而轮到我这样一个当年立场并不坚定的人说这样一番话。其实，当年用不着我多说什么，如今我也用不着多说什么，毛泽东并不因我说其伟大才伟大。他是一座大山，他过去是，今后也是。
提起毛泽东，人们都会记忆起一个时代，同时也必然会想到另外一位受到尊崇的伟人周恩来。他如今早已不在，然而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年，我才知道，我之所以来到电视台，这其中是他有过的安排。先是一位老同志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言说，周总理生前对电视事业非常关怀，新中国的电视事业崛起于1958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建立伊始，除了毛主席，当时其他中央领导人都先后来过，据老同志说，周总理在视察电视台时，关心地询问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困难，在一系列的汇报中，谈到了电视台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其中就有需要电视播音员这一内容，周总理指示说，你们可以到北京所有的中学里去挑选。于是一份报告呈送上去，在北京市1960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电视播音员的唯一的一次批示。就在这次历时半年的挑选中，我成为唯一的人选。但我并不知道，是如何有了那个开端，也不知道，我会和周总理有过什么渊源。
我不知道，如果命运没选定与安排我做电视播音员，如今我会在哪里，会在做什么工作，是比现在更精彩，还是比现在更无奈。
当年，我的前辈是比我走上播音岗位更年轻的一代。因为，播音界在那时认为，培养一个称职的人手，要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声音才会有可塑性。三十多年之后，我们的观念已然改变，一名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或节目主持人，起码要有大学本科学历，因为文化功底，更决定主持人的水准。此一时，彼一时，如果1960年那份报告写的是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挑选播音员，那么即使以后机缘凑巧，我也起码会晚到这个岗位上五年。
30年后，再提这段往事，已没有任何意义，曾经有过的，谁是谁选拔与栽培的荣誉早已与我无缘。困此，当一位专司干部调配的老同事要写一篇回忆文章时，找我来核实年份，她说，此事当年由她经手，我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一切，我过去一点也不知道。”我只记得，来电视台后，我多次见过周恩来。在距离他很近的地方，曾几次与他擦肩而过。但我不懂得，也不敢主动走上去打招呼，表示敬意。记得一个夏日，周总理从我办公室前的通道走向广播剧场，当时，我刚好走出办公室，只见他迎面走来，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后面跟着一位工作人员，我呆呆地站住，向他行注目礼，他微微一笑，走了过去。我不知道，也没人教我，应该亲切问候一声“总理好”。为什么那时候我那么傻。我相信一点，由于那时黑白电视机屏幕形象的变形，即使周恩来看过我在屏幕上的镜头，也不会想到他身边这个小伙子，就是播音的那个人，而那个人又是由于他曾批示过文件，才来到电视台的。总之，我认识他，他完全不认识我。这几次的擦肩而过，除了深留在我记忆中之外，在当时，乃至以后，我并没觉得是否还会有什么别的机遇。几次提到命运这个词，其实我并不迷信，我算得上一个唯物主义者，对任何装神弄鬼的人和事，一向瞧不上眼里。我借用命运这一中介词，不想把它融人天命论。然而我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该是你的，决不会是你的，从任何一件事情的结果往以前看，你不能不得出这个结论。但是，从某年、某月、某件事情的发端来测度以后，或许一步的偏离，将会产生另外的结局。军事学家仍在纷纷议论当年滑铁卢如果不是天降大雨，拿破仑的命运将会怎样，欧洲的局势又将怎样？还好，我不过只失去了在记忆当中，与举世闻名的伟人打一声无关大局的招呼，给日后留下温馨的回忆的机遇罢了。
在荧屏上，我已无法记清为周恩来的国务活动所进行的解说，我太熟悉他那矫健的身姿与神彩奕奕的目光。他身着中山装的一举一动，都会光彩照人，我甚至觉得中山装是专为周恩来设计的，只有周恩来穿着中山装，才显得那么得体、文雅、潇洒、和谐；只有他穿上中山装，才显示出这中山装的魁力。但是，我在每次见到他本人之后，都会感觉到，任何影像、照片与画报所记录的他的形象，都远远没有他本人的那么一种完美，也没能传达出周恩来所独具的神韵和磁石般的魁力。
无论在工作的场景中，或是有群众参加的联欢和机关内部举办的舞会，只要周总理一出现，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目光不被他紧紧吸住。这是一位政界伟人与典雅的平易相融合所产生的无与伦比的吸引人的效应。他的举手、投足、注目的瞬间，雍容大度，具有一种雕塑般的艺术情调，他的音容笑貌让你觉得温和与高贵。我几乎总会怀着一种年轻人仰慕的心情注视着他，同时也会隐隐觉得自渐形秽。
我至今仍觉得早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齐越、夏青等人开创的凛凛有威的、充满阳刚之气的播音，是受周恩来的气质与情调的影响形成的。记得在出席苏共二十二大会议时，当周思来拧紧两道浓眉，气宇轩昂地走上讲台，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当时的赫鲁晓夫进行针锋相对的发言时，那不怒自威的声势，极具震撼人心的磅礴正气。我为这些电视新闻片配解说时，不断仔细地看着画面上的周恩来，调动起我所感应到的一种声势。
周恩来是一位充满无穷生命力的国务活动家，日理万机。但是在任何场合，他从来没有一丝倦容；在任何时间，他都充满生命的活力；在任何一次的录像与胶片上的形象，仪表都无懈可击。他为此付出的艰辛代价，一般人难于理解，每当想到他，在任何一次疲惫的播出中，我都不敢言苦。
我无法相信，岁月会夺去他的生命。他的逝世，使我对一种相对的、安定的永恒产生了动摇。心理天平倾斜，失去了平衡。我们中国人是很重感情的，很多人可能为他的政治生涯尤其是晚年政治风云中他所承受的压力而抱屈。但是，夺去他生命的毕竟是无情的岁月。当然，政治丑类的倒行逆施，给周总理的健康造成了很大影响，他们的罪孽是不可饶恕的。平凡人、伟人、好人或坏人，都会离开尘世归于岑寂。“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这就是苦短的人生。造化弄人，我们痛感一个千百年来出现的一位充满魅力与美感的形象，仙逝了。
周恩来的身后，掀起了一场政治大潮。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在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广场，一场悼念他的活动形成了政治的波澜。在事态发生的最后阶段，我在一个夜晚，独自走进天安门广场。那天夜里，我觉得异常的冷寂，没有什么人，白纸做成的花环，与黑色的幛布，在夜风中微微抖动。到处是标语，到处贴满了小条幅，纪念碑前悬挂着一幅周恩来的画像。我为人民群众这样爱戴他而感到难以抑制的冲动，但我只默默地看着这一切，我那时心中充满了一种苦涩，在播送周恩来逝世的电视片时，泪水总不由得滴落在酸辛的心怀里。仿佛打开了泪水的闸门，我从一月份以来，总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在这寂静的寒夜中，在这并无秩序的广泛的民间自发的悼念仪式中，我想起自己十多年来为周恩来的活动配音的情景，脑际闪现出一幅幅他在各种场景中活动的画面。然而这一切已成为历史，他永远离开了人世，他已不知道人们是多么爱他。我既为他的离去悲伤，也为他所获得的如海洋般的深沉的爱戴所感动，泪水顺着脸颊流淌。我临回去的时候，在他的一幅画像前肃立多时。我不知道，在一个没有他管理的世界上，今后将如何工作，但我也知道，无论如何，今后还要继续工作。
我要提到的第三位伟人是邓小平，我见到他的次数甚至要比见到毛泽东的次数少。最为密集的一次是1979年，我随他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美。我和电视台报道小组的几位同事，先期到美国准备转播事宜，先去白宫采访了卡特。卡特当时问我，“你要随邓小平副总理到几个地方。”我仿佛觉得卡特把我当成了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其实，在那以前，我没有亲眼见邓小平的机会。
邓小平的专机降落在安德鲁斯空军机场的那一天，我和同事们去迎接，那只是远距离的迎接，和许多中外记者站在离跑道很远的地方。飞机从天而降，我远远地看到他精神焕发，笑容满面地走下舷梯，我和大家一起鼓掌。当时，我心中充满的是一种庄严的自豪感，后来在亚特兰大，我们和他同住在一家宾馆，我曾几次比较远地看到他出进宾馆的情景。
全世界都知道，邓小平是一位政治生涯曾几次大起大落的伟人，而他的几乎每一次的沉浮，在电视里都有我参与宣布。
在25年的新闻广播中，我记得，“文革”前，他不经常出现在屏幕上，出现时我称他为总书记。“文革”开始，我的播音稿中，称他为“中国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或“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多年，我的播音稿件中，“打倒刘、邓、陶”几乎成了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1975年前后，我又在话筒前播出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以及他一系列的国务活动和那时提出的口号，如“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不久，我又在话筒前播出了“批判右倾翻案风”，和又一次在他的名字前冠以“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或“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后，中国的政治舞台发生了巨大变化，邓小平复出，他老人家又成了副总理。还是我这同一个人，又奇迹般地跟他去了美国，为他的辛勤奔忙而报道，后来，1985年以后，我不再播报新闻。
我是一名播音员，我的任务或说我的职责，就是要如实地播报党中央、新华社发来的稿件。然而，对一位伟人，一会儿歌颂，一会儿谴责，使我也产生了一种迷离梦幻般的感觉。
他的政治命运的每一次转折，几乎都由我的口中宣布。但我却觉得，我的命运是由他赋予了无可言述的转机，没有他的复出，没有他制定的改革开放的蓝图，我想，我家至今不会有彩色电视机，我也不会有这么多良好的工作机遇。
前年，1993年9月，我们节目主持人组成代表团赴美参观访问时，在CBS，我与美国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丹·拉瑟有过一次长时间座谈。其间，丹·拉瑟问我，“你们主持人在改革开放后，有什么感受。”我说：“我们主持人是和整个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我只举个例子，我18岁参加电视播音工作，我在工作了三年之后，走在大街上，希望有人能认识我，或向我打个招呼，但遗憾的是，没有。”（美方的几位人员都笑了）我说：“我的外祖母，是她把我从小带大，但直到她老人家去世，我很难向她讲清，她的孙子在做的是一件什么样的工作。因为那时候，电视机很难进人平民百姓家中，改革开放以来，我觉得像梦一样，中国彩电已发展到两亿多台……”对方都默默地点着头，认真地听着。
是的，邓小平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新中国的成立可能要推迟很久。我认为，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复出与改革开放，我和我的同代人，今天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很难想象。面包会有的，但让我们等到哪一天呢？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使我们都得了实惠，因此，我衷心希望，他能健康长寿。
毛泽东给了我做人的尊严；周恩来教给我做人的道理；邓小平切切实实给了我做人的条件。总之，伟人的人格魅力，始终激励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坚实地前进，永不停步。
我仅能用内心的感受作出这样的判断。我不能，也不敢于拿出审视历史与人类命运的派头来信口雌黄，因为我从没一刻忘记自身的渺小。
人从呱呱坠地，懵懵懂懂，长大成家，做点事情，到寿终正寝，转眼百年，身名俱杳。能给当代与后代留下点财富的，无论是伟人的精神思想，还是泽被一方的实实在在的成果，如李冰父子倡建的都江堰工程，都在历史长河中闪光耀目，这是些必有过人之节的豪杰之士。
平凡的人、普通的人或平庸的人，也在努力，也在做事，也在度过自己的一生。有的人，虽没有伟人的影响，但却有超出一般人的作为。或许，他们与大多数人相比更出色一些；或许，还有与他们不相上下或更出色的普通人，因没有机遇让我们知晓。总之，这出色的普通人，更能使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我们可以学到，也可能做到的很多事。他们的共同的特色，就是认认真真做好自己摊上的事情，只知自己的心安理得，安分守己。在别人向他们鼓掌之前，其实他们并不曾指望别人的鼓掌。
20世纪60年代，中国出现了三位有口皆碑的劳动模范，按照我与他们有幸接触的顺序，这三位汉子就是大寨的陈永贵、北京的清洁工人时传祥和大庆铁人王进喜。前两位多少与我有点过从，后一位，我见过他，但没有过任何交往。
王铁人是中国人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60年代涌现出来的工人阶级的精英。为了摘掉贫油的帽子，他在荒无人烟、极其艰难的东北地区，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奉献。他是这石油大军千万个无名英雄中的一员，只因为他所从事的工作恰好是举世瞩目的焦点，在焦点中的突出业绩成为了令人赞叹的闪光点。他是这个群体中的代表，是那个时代为国为民拚上性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一种中国人志气的象征。
我见到他时，不是在大庆，因为，我70年代才有机会去大庆采访。那时，铁人已不在人间。人非草木，人非钢铁，他也是肉体凡胎，也会被病魔夺去躯体，但我在大庆钻井队与采油队的工作场所，仿佛看到千千万万个王进喜，他的钢铁般的意志仍随处可见。因为那时我所见到的每一位大庆人都以他为荣，都以他为榜样。
三北平原，冬季的严寒和一路狂风掀起的滚滚风尘，连机器也受不了。可是大庆人就是在这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做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业绩。我看到十几辆拖拉机在荒原上拖动高楼般的井架，移换钻井点。这是王进喜发明的整体钻台移动法。那气势，那声威，离得远是无法体会的。我只从电视与电影中见过王进喜那拚命苦干的身影，我亲眼见到他本人，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
那时，我20岁出头，他大约40岁左右。我为他主持报告会，我发现他并不是顶天立地、力可拔山的壮士，个子并不高，但仅仅是在作报告时，就能看出他那充满力量的精神世界。在三十多分钟的报告里，我一直站在离他最近的一台摄像机旁，现在虽已难于记述他讲话的内容，但是我仍清楚地记得，他那浑身洋溢着无穷力量的姿态，那西北口音，那朴实的穿着，那胡须未刮尽的脸颊，那炯炯有神的双目，他赫赫有名，但他仍是一位普通人。他是普通人，却又做出了我们一般普通人难于承受的劳作，人是能吃苦、能受累的，但是他们已然做到了极限。如果单从受苦、受累、受罪的角度讲，我们可能无法分清新旧社会，古今中外，一切在艰苦环境中的人在干活儿时，有什么两样？当你登上八达岭，望长城内外的时刻，你可曾想到古代的工匠在怎样地劳作。但是，人要有点精神，只人有了当家作主人的精神，那苦和累确实是心甘情愿，就大多数人来说，在那60年代的困难时期，心中洋溢的不是怨愤与愁苦，而是一种希望和坚忍，而这希望与乐观的信念，又是由毛泽东为人们点燃的。二战时，前苏联红军向法西斯侵略者冲锋厮杀时，红军战士高呼“为了斯大林”，他们血卧疆场，而至死不屈。王进喜们在大庆石油会战中，虽没有高呼“为了毛泽东”，但他们却是以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祖国的信念而奉献的。这就是时代的风云录。我仅见过一次王进喜，但是，我从屏幕上多次说起过王进喜，中国人为什么能在60年代极其困难的条件中，举国步调一致，能够克服艰难险阻，凭的就是王进喜的这样一种赤诚之心。
伟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英雄叱咤风云，所向披靡；平凡的人则默默劳作，各行其道，各司其职。“咱们只是分工不同。”这是已故前主席刘少奇对一位掏粪工人说的话。
刘少奇这么说，无疑是真诚的。他是领袖人物，但他具有平民心理。领袖由平民产生，他必然在见到一位与众不同的普通劳动者时产生一种冲动。而这种冲动所构成的平民意识是感人至深的。我看过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从杜撰的情节中，听到剧中人总统接见阿甘时说的那句话：“孩子，国家亏你很多。”我没有把这当成玩笑，而当成一种群体的思考。当国家主席亲切地握住掏粪工人曾拿过粪勺的手，对他说：“我是主席，你是掏粪工人，咱们只是分工不同”这句话时，感动了所有的人，也使得这位识字不多的汉子，热泪盈眶。时传祥是一位在最基层干着一般人不可能愿意去干的活儿的普通劳动者，他不懂得治国方略，不懂得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但他认准了一个理，一位瞧得起掏粪工人的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决不会是人民的敌人。因此，在“文革”中，他采取了本能的行动，企图保护这位共和国的领导人。然而，他又有什么力量呢？
我与时传祥最后的一次见面，也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那是1965年，我们请他介绍北京清洁工人的事迹，我与他坐在一个圆桌旁，一人一把椅子。我那时仍不能脱离稿子采访，稿纸就铺在桌子上。他亲切地叫我小赵，我也自认为的他的朋友，在这以前，在共青团组织有活动中，我曾跟他一块背过粪简，掏过粪便。他带着我，在一条胡同里挨着院子去干这我难于想象的脏活儿。他一边干活，一边与我聊天，我好像只是跟着他走，帮不上什么忙。他走街串巷，轻车熟路，不断与老大爷、老大娘打着招呼。那时，他已是全国劳动模范，已有与和刘少奇握过手，并有过大幅照片刊登报纸的殊荣。然而，这一切又像与他毫不相干，他仍然干着他从小儿就干的活，并没想到从此他不再去干这一般人饿死也不去干的活儿，而且一路上他与我说说笑笑，中国人多少年来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世代繁衍，吃喝拉撒，不能一日偏废，于是在抽水马桶还远未普及的6O年代，时传祥他们就一直干着为大家清理粪便的体力活儿。在与我的交谈中，他没有那奇妙的想象，他没有讲过，今后城市环卫应如何如何，他只是一门心思地干活儿，也许他注定要在这个轨道中走完他生命的旅程。
他是这样一个人，你不评他为劳模，他这么干，你评他为劳模，他也这么于。我猜想，他那时除了感到应该更努力、更出色地干好自己的活儿，同时教育年轻人包括自己的子女，要不怕苦、累、脏、臭、搞好本职工作以外，他没有想过当了劳模之后，能脱离苦海，另觅一方净士，敢说，决不会。如果没有他后来的惨死，他不知干到哪一天。刘少奇给了他极大的荣誉与满足，他曾在自己那黑乎乎的办公地点，如果那也叫办公室的话，他指着墙上那幅照片，只对我说：“就是那一次，就是这张照片。”没有铺垫的话，没有注释的话，只有这掐头去尾的一句话。但我能明白他的心，他以此为荣，深受感动。他将继续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干完一生，直到他干不动为止，他决不可能辜负这分工之说，既然已经分了工，他就会沿着这条道路义无反顾地走到终点，这对他何尝不是一件好事。然而，他没能在这条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路上走完。
我想说，老时啊，当年和你仅背过一天粪筒的人，惦念着你。我和你也是分工不同。当我在干校光着脚站在满是泥水猪粪的猪圈中起圈时，我就想到了你。如果我没有那次经历，我不可能忍受这夏天的猪圈的恶臭。你已不在人间，但我面前仍然会出现你那壮实的身影，因为我与你最后一面，是在灯光耀目的播送室，笑谈你的工作和你的奉献，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只过了一年，你为了维护曾获得过的尊严，为了与你有知遇之恩的这位主席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你一定是怀着委屈、不平、愤怒和一连串的不理解离开人世的。事平见节义，千古论人心。像时传祥这样的汉子，你一生能交上一位，足矣。可惜的是我不可能再与你交往。无论从人格和奉献来说，时传祥是应该立碑塑像而当之无愧的人。
时传祥走了，向马克思报到去了。我想，他临终前一定会想到刘少奇，想到与刘少奇今世不见，来世再见吧！而共和国主席也在内乱中含冤而去，刘少奇在临终前，不可能只想着时传祥，他的思考与苦恼是时传祥无法想象的。但无论如何，提起刘少奇，我就会想到时传祥；提起时传祥，心然会想到刘少奇。
在刘少奇逝世多年，已然昭雪冤屈，恢复名誉之后，我有机会走进了他身后的家，一个他已不在，但仿佛犹在的家。
经历了大悲大乱的冲击，如今这个家已不在中南海，是一套公寓楼中的单元房。刘少奇从没来过这里，但你一进门就会准确无误地感知他在这里。朴素的民居，一间客厅简单的陈设中，明显位置摆放着他的一幅用镜框装满潢起来的半身照片。面容是熟悉的，神态是熟悉的。身着深色中山装的他，平静地看着前方，照片大约拍摄于60年代，那时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这张照片拍摄之后，以至这幅照片摆放到他从未来过的这套住房的二十余年间，发生过怎样光明与黑暗的电闪雷鸣的变幻，一个人即使身为高位之尊，但和宇宙的时空相比，也充其量不过是天地之一粟而已。但人是宇宙中最灿烂的灵光。在这微乎其微的灵性中，有包容宇宙、气吞山河的精神世界，弥漫于无限广阔的天地之间，生前如此，死后也如是。当我看到这幅照片，仍觉得他就在眼前,那黑白影像的实实在在又虚虚茫茫，使我感到世事无常的悲凉。
王光美平和安详地接待了我们一行五人，我在各种场合多次见到过她，但走进她的家中与她相见，却另有一番更真切更温馨更接近的感觉，我们恭敬地称好她美阿姨，她笑笑说，还是称我光美吧，啊呀，罪过，怎敢，我们都笑了。
王光美身着淡雅套服，平静而庄重地接受了我的采访。她端坐在沙发上，谈自己近年来如何战胜疾病，谈住宅周围这几年的变化，谈电视节目，并闲话家常，但对过去那不堪忍受的经历没提一个字，就像她一直住在这套住房，如今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一样。
我被她的雍容大度所折服。我难以想象，一个人是如何修炼到这样一种程度，世纪的波澜就装在她心中，怎么可能毫不外露？她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有过辉煌经历，也遭遇过屈辱摧残的海内外闻名的人物。然而，在这间住宅里，她只是一位慈样长者，无论人生的喜怒哀乐，或是对今后的思虑筹谋，都深藏在她和蔼而深邃的目光中，脸色与已生的白发和她仍然年轻的目光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她的内心仍涌动着昔日的辉煌，她的言谈举止处处流露出典雅华贵与平民意识的和谐共存，那尊严就融人于平静的返朴归真之中。
我们采访完毕，告辞出门，她请曾与她相懦以沫、至今仍不离左右照顾她的赵阿姨，拿一条烟给剧组小伙子们。他说，知道大家不好意思在她屋里抽烟，带回去吧。
曾经沧海难为水，我感到一位具有高度文明的人所应该达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世界。我意识到，时到至今日，王光美处世的周到，并非是一种刻意的追求，也不是一种毫无思考的平和自然，她想到的是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言谈举止不仅代表她自己，也代表她的丈夫、已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同是劳模，同是壮汉，同是不曾想过脱离生他养他的热土的另一个人，却不曾料到会另有天地，最后走上高位，当了国家的副总理，他就是陈永贵。
我见到陈大叔时，他只是太行山区穷乡僻壤的一位农民，我来到这昔阳太行山区是头一次出远门，为的是采访大寨，采访名声刚起的陈永贵。
没出过方圆几百里的年轻人，看什么都新鲜。头一次睡火车卧铺，都不知毯子该怎么铺。在一夜蒙胧兴奋中，到了太原，看到那宽敞的迎泽路，步人那巴掌大小的迎泽公园。看过的小说《晋阳秋》的情节、画面迭现。我生在北方，第一次出远门还在北方，于是感到的都是似曾相识的氛围。
从太原我一个人赶去大寨。我忘了为什么没买到长途汽车票。反正，闯闯再说，和粮食局一位司机说好，搭他运粮卡车直奔昔阳。长途行车，司机还要带一位副手，只能坐两人的驾驶室不可能有我的座位。于是，我跳上车厢，坐在敞篷的堆满麻袋的车厢里。
如今要是再这么出门，我一定会受不了。可是那时候这么坐车，不仅感到已是幸运了，更有一种得意的滋味。因为我可以有一种有趣的经历，填补我生活当中的空白，也因为沿途有看不够的迷人风光。那起伏的山势，那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那一片片壮实的庄稼，那丰厚深绿的叶片与吐着红穗的玉米，那一串串长成狗尾形的小米穗穗，在一片蓝天白云下，显得那样的美。车在逶迤的山路上前行，少不得扬起一股黄尘。我不怕车颠，不怕风吹，不怕眯眼，不怕弄脏衣裳，只一个劲地贪婪地盯着我从未看过的山区中梯田的景致，那时郭兰英唱的一首歌的歌词，有这样描述：“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社员睡梦里也笑声甜。”那个时代人们的欢乐是那般的容易。我怀着极为激动与喜悦之情，在车上摇来晃去，在拐弯处揪住麻袋以防被甩出车去。记得车上放了一只空铁桶，就属它闹得欢，一路上蹦来蹦去，发出吵人的声响。
一会儿司机副手打开车门，回头向车上望望，我就笑着示意：“很好。”可是他望过几次之后，我才感到，他根本没用眼睛看我，而是望望麻袋有没有颠掉。
我在车厢上一路欣赏在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景色，却在心中翻腾着初离家门，独闯江湖的那种亢奋。
到了昔阳，已近黄昏，太行山的层层黄土，与条条沟壑，在夕阳下，苍茫神奇，那莽莽苍苍的壮丽景色，是我从未领略过的。我那时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万年来，由于植被破坏与水土流失所形成的景象，它是黄土高原的累累伤痕，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人们靠天吃饭，又经常受天灾的惩罚。
大寨大队就坐落在这一片黄土高原的七沟八梁一面坡的虎头山下。当时，大寨大队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战天斗地，向黄土地要粮，已经三战狼窝掌，整治水平梯田、顶住自然灾害，创造出亩产一千斤粮食的这一当年的奇迹。中央电视台的第一次报道就从我们摄制组到达开始。
我第一次见到陈永贵时，他正值壮年。那天，我住的窑洞，窗纸刚一放明，我就走出门外，正像先到达的记者所说的，这时，陈永贵已在周围的山梁上转了一圈，把这一天该在什么地方干活，该干哪几种活计，每一处分派几个人，是男人或是女人能正好把活计完成，放在心里谋划好，以便等社员出工时，好一一安排。天生的农民首领的素质，他穿一身黑布衣，头扎一条白毛巾，胸有成竹地巡视这片土地。
该出工了，那时大寨虽没达到辉煌之巅，但已经有了名气，来采访的记者逐渐多了起来。一位新华社老记者嘱咐我们，到大寨来采访，只是拍摄镜头，拿个本子记录是不成的，陈永贵会不高兴的，你们必须在和社员一同干农活儿中进行采访。另外，他叮嘱，一定要小心，别说出或问出会使永贵不高兴的事，他脾气不好。于是，我穿上粗布外衣，借了个圆型垫肩，走进了山沟里和社员一块儿整土地，大寨的社员干起活儿来十分卖力，这平常的活计，在他们干起来，就像我曾参加过的劳动会战，每人都是一脸土，一身汗。我就在离陈永贵不远的地方，一边儿干活，一边儿看着他干活，陈永贵总是在干这一天里最难干的活儿。
他在一片黄土堆前，抡起一把开山的镐，像豹子一样有劲而灵活，一下两下，一大块黄土“哗”地落下，再一下两下，又一大块落下，那浑身的劲儿爆发得那么猛、那么准确，那样巧妙，看他干活儿，也是一种享受。他是大队全体人员的头儿，但他不是监督别人劳动的头，他只专注地干他的活儿，在他的周围没有偷懒的人，大家从心里眼他。
当年，大寨村刚成立互助组时，有农具以及精壮劳动力的，门当户对，组合一块儿，剩下的是老的老，小的小没入收容的几户人家。这时，陈永贵还是一个小伙子，他拒绝了别的组的邀请，挺身而出，把没人要的这几家“包袱户”召集起来，他说：“我愿和你们一起干，只要有我陈永贵吃的，就饿不着你们。”这样，老少队就成立了，后来组并队，成立了合作社、人民公社。陈永贵就是他们的带头人，陈永贵以他的人品和活计一直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在这样一个穷山沟里，在靠天吃饭的条件下，这些大寨人是不屈不挠的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志，无论在过去或是今天都应该成为人类的光辉典范。那时，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埋头苦干，他们别无选择。不成为昂首挺立的汉子，就成为美萎缩缩、愁眉苦脸、伸手要饭的可怜虫。他们选择了前者，战天斗地，气盖山河，然而只不过图一个温饱。他们这么干下去，子子孙孙这样干下去，从亩产800斤增加到1000斤再增加到1500斤，又怎么样，还只是仅能温饱而已。但他们能在这外人看来无法生存的地点，硬是响当当地活了下来，不但不再吃国家救济粮，还向国家交了公粮。为此，多年来，他们流了多少汗，付出了多少艰辛，无法计算。然而，当年不这么干，他们又将如何办呢？
看看陈永贵的那几位哥们吧：贾承让、梁便良，他们为了造水平梯田，把黄土拦住，筑造石坝，在开山凿石的终日劳作中，每一个人的一双手几乎不是扁扁的手掌，伸开五指仍像一个拳头，那手上的老茧，一层又一层，我看过梁便良的手，那是一双已经变形的铁掌，具有开山劈地的力量。这位有两支铁样臂膀的汉子，却是笑起来有些羞涩，不善言谈的人，我看到他在自家窑洞门口吃晚饭，手捧一只如小盆子一样的深碗，稠糊糊的满满一碗玉米粥，怕有一斤以上的玉米面，在粥上只撒了几粒切得细碎得犹如芝麻一样的咸菜末。他一天劳动拼搏下来，只吃这样的晚饭。但能吃上这样的晚饭，他已很知足了，全村人都知足了，因为，过去他们连这个也吃不上，遇到灾牢还得逃荒要饭。他们战天斗地仅仅为了眼前能吃上这样的饭，不然又怎么办呢？让这些农民怎么办呢？这就是我最先理解的大寨，大寨人，大寨精神。
对于我们这些客人，大寨有个招待所，每天供应我们三顿饭，中午和晚上是粗面饴饴，碗中飘着葱花香油，偶尔还会有一两片肉。陈永贵把我们带到食堂，看到我们端起碗筷，说一声“你们吃吧！”他掉头就走。我们刚想挽留，新华社的记者说：“不用，他从来不陪客人吃饭。”陈永贵回他的窑洞，去端他的大海碗，喝他家的玉米糊糊去了。
我们在劳动中，还结识了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那时她刚18岁，领着姐妹们干活儿，晚上在窑洞中还和大家打扑克牌，有说有笑，十分活泼。有一天中午，陈永贵在地头儿上发牢骚，他低着头儿干活，仿佛自言自话：“来那么多记者，尽照我们的姑娘，我这个老头儿没人照。”基实他并不老，我只记得他面对面和我们说了这句半开玩笑的话。
以后，大寨的名字日益响亮，但从1963年我去大寨采访后，一直只能在电视中看到陈永贵，在屏幕上，我看到他像一颗明星从深山中升起，看到他走上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并称他为陈永贵副总理。
他没能辉煌多久，他不再是副总理了，但也不是原来虎头山下的那个陈永贵了。他还住在北京，我曾又一次看到他，我家离他住处很近，他上街散步，我有事出门，偶然对面碰上，我太熟悉他了，但他根本没注意我，他目不斜视地走在柏油路旁的石板人行道上，给我的感觉，他瘦了，而且老了，已不复有当年在大寨时我见到的那种虎虎有生气的形象了。然而，他还是他，在北京的街头，他是一位普通的漫步街头的老乡，因为，他还穿着对襟的布衣，穿着一双布鞋，这非常短暂的路遇，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二十多年来，不曾再有的接触，使我无法贸然向他靠拢，与他招呼，我们曾相识在大寨，我曾在他身旁干体力活。二十多年来，他的沉浮，又经常由我在电视中为他解说，应当说，我隔不多久，就会在电视屏幕上与他相见。我越来越熟悉他，他已不再认识我，他是那样一位不太会与人交往的人。当年，我跟他一块劳动时，并不像与时传祥一起有说有笑，陈永贵干活时，注意力完全盯着自己脚下的那一小块土地，他当年对来大寨的记者，不可能—一结识。我知道这样的人的性格，他会用自己全身心的力量去完成一件既定的他熟悉的工作，却不善于与人打交道。我很难想象，他后来的一路迁升都做了些什么，他从小会干农活，他熟悉家乡的一草一木，他离开了他所熟悉的地方，所擅长的劳作，他又会做别的什么工作，我不清楚。
他以一个平民的身份漫步北京街头时，又有什么感想，我更无从知晓。据说，他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并没能再回家乡，他的骨灰回到了大寨。据说，大寨全体乡亲，为他戴孝，哭声震天，把这位与他们同甘共苦的永贵接回了虎头山，接回了他生前洒遍了汗水的这方黄土地。据说，有的乡亲哭着呼喊：“永贵啊，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离开咱大寨呀。”
这都是往事了，陈永贵离开人间也很多年了。常言说：“人移活，村移死。”人在一生中，是可能也应该到处走走看看，或离开家去处外面营生。但一大部分人又很难离开生他养他的这方热土，他们很像一株根深叶茂适应了当地生存环境的大树。陈永贵就像一株虎头山上的大树，把他连根拨起，移到再美好的环境中，都不能使他适应，他生在虎头山下，长在虎头山下，最后，又回到了虎头山下。
不论时代发生什么样的风云，不论陈永贵曾居何高位，人们记住的，都是当年挺身而出带领乡亲们求生存、求温饱的那个陈永贵。他天生就是这样一位默默耕耘的人，他仍归于耕耘过的故土，他身上发生的一世，都是他自己可能并不明白的戏剧般的变化。
如今的昔阳，已不复昔日模样，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去看看，看看陈永贵的坟，看着郭沫若的一半遗骨所安葬的虎头山。
如果站在今天的立场去回顾过去，那会有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当年只在山沟沟里刨黄土块，费那么大力气，收那么点玉米，竟能使陈永贵、使他所在的大寨成了全国的一面红旗？对这样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现象，我是不可能解释清楚的，我习惯于简单的思考。当年就是当年。陈永贵就生在当年，他只能那样奋斗，而那奋斗的情神不包含他后来的上升。什么时代，什么生活场所，什么物质文明，都应该深深地向他当年的精神鞠躬致敬。
陈永贵是农民，后来当了副总理，我没有任何贬低他的出身，认为农民不可以当家做主，不可以委以重任的意思。只是我个人认为，陈永贵是个出色的了不起的农民，却不是国家领导人的人才。
中国历代开国皇帝，大都是农民出身，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也是出身于农民家庭，自幼也曾务农。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中，率先在自己世代耕耘的土地上创造出奇迹，这奇迹之一就是“土地越来越少，而粮食却仍能连年满足整个国家的需要。1960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那时人均耕地一亩七分以上，虽然低于世界水平，但总比现在的人均一亩半耕地多，但那时出现的粮食危机，至今使我们这一代人不寒而栗。自从那时以后，我从没敢忘了挨饿的滋味，我总在担心有朝一天，再出现那不幸的局面，我想，这种危机感不仅在中国，在全球人口爆炸般的增长过程中，一直是笼罩人类心头的阴影，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十多年中，中国农民在土地上创造出的奇迹，就是使我们年轻的一代不知饥饿为何物。我遇到的年轻人也会说，我怎么没挨过饿，某月某天，中午饭就没吃，他们哪里知道，一顿饭没吃，和三年吃不饱肚子不是一个滋味。因此，我感谢农民们连续十多年让我们吃饱肚子。
中国农民还有一个天然优势，就是长期以来，农村以集贸市场为中心，上街赶集，或以货币交换物品，或以货易货，用鸡蛋换灯油，这是多少代传下来的做生意的传统本能。因而，从某种角度看，我觉得农民做起生意来比城里人精明，因为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中国，农民几乎从小就有着交换流通的意识。第一批生意人，我妄测以农民为多，或以接近农民的阶层为多。
我在10年前采访过石家庄的张丑娃，我当时听了他的情况介绍，几平觉得这是一个神话。张丑娃农民出身，在部队干了十来年汽车兵，不知为什么，我见到他的那一年，他除了自己名宇之外，不认识字。
他从部队下来以后，在家门口和人一块儿起了一个牌照，补自行车轮胎，有时候也可以补汽车轮胎。不久，合伙人不想干了，丑娃自己独挑了这一摊小生意。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一阵街上忽然出现了从罗马尼亚进门的汽车叫罗吉普。张丑姓看着看着动了心思。他说，从罗马尼亚进口的这一批车，价钱不贵，但质量也不高，而且还缺少配件，一旦坏了，就很难修理。于是，他萌生了主意，他当过汽车兵，会捣鼓汽车。一天，一位司机车子抢了锚，张丑娃挺身而出，答应帮他修理，并自掏腰包，让司机住进小店，他说，这毛病不是一时半会儿能修好的，背地里，他把这辆车子全都拆了，大小几百个件儿，边螺钉在内，他请人套了模子，然后再原封不动装好车子，告诉司机修好了，还送给司机一条烟。
罗吉普开走了。张五娃机缘凑巧，集了点钱，分赴二十多个厂家，请对方帮他按套下的模子出产品。这二十多个厂家分布在好几个省，彼此不可能横向联系，机件凑齐，张丑娃可以自己装好一整辆罗吉普。但他不搞装车卖车的生意，他请人写了专门修理罗吉普的招牌，到路口、码头，凡有罗吉普进口、上岸、奔跑，而他本人又有可能抵达之处，打起招牌，做起了原始的广告。
这一招真灵，由于罗吉普质量不高，爱出毛病，又由于各地均无配件，谁会眼睁睁把一辆车子扔掉，于是就找到张丑娃，而他有活儿必应，不论哪儿出了毛病，换什么件，他都有。一传十，十传百，张卫娃垄断了十多个省的罗吉普修理业务，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生意越做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资金滚滚而来。从补车胎摆摊儿开始，没几年功夫办了个修理罗吉普专业厂，我到他那里时，他已被当年报界称为中国罗马皇帝。但他仍不识字，他告诉我，他天天看电视新闻，研究风向与政策。
他招了十余位残疾工人，给他们很高的待遇，一方面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同时也享受了残疾人福利事业免税的政策。他盖起了宿舍楼，给本厂工人分配了住房，还配备彩电、电冰箱。但谁不好好干，就请走人，退了住房，他有了钱，就进行各种义举，捐资赞助经常不断，连字儿也不认识，不知怎么竟成了某音乐组织的副会长。还听他自己说，赞助给当地电视台一辆车，让他们搞好宣传，捐给当地公安部门一辆车，好让他们追捕坏蛋。
他和石家庄原市委第一书记贾然是“文革”中的难友，贾然当年的“走资派”，张丑娃大约是牛鬼蛇神，两人同住牛棚，有了情谊。以后，贾书记当然会在各方面给丑娃提携与爱护，丑娃有什么事也会主动请示贾书记，贾然同志和我是好朋友，我问起丑娃的事，他说，别看他目不识丁，但人精明，而且心肠厚道。
张卫娃还有什么壮举我不清楚了，但我认为他的确了不起，据说他也不像其他暴发户挥霍钱财，他本人仍过着温饱知足的生活。不知哪位高人指点了他，他不承认自己是个体企业主，他说牌子就不是，因为一开始补自行车胎，他就以合作形式与人家联营，现在牌子并没变。他说，财产他个人将来不想要，那是大伙的，最后他自称他走的是南斯拉夫道路。在他憨憨地对我笑说之中，我让他给懵住了，会么叫南斯拉夫道路，我去过南斯拉夫，根本没弄明白。当时也真是不好意思追问丑娃，一来显得我知识太贫乏，二来也有个面子问题，彼此都有个面子，万一他不能解释，这不很有点挤兑人嘛。
十来年前，张丑娃大约已拥有千万元的家底，那当然都在流动与不断扩大再生产之中。他自己是决不承认这钱是他的，他说将来都归大家，不想贼不信他的话，于是有一天，张丑娃接到了敲诈他的恐吓信，扬言如不带多少现金，按信中指定地点与方法交钱，要对他全家如何如何，张丑娃报了案。公安部门当然会很重视，你们用的车其中的一辆就是张丑娃捐赠的，现在人家出了事能不尽力破案吗？于是商议好，叫丑娃自己提着个袋子，到指定地点交钱，公安人员埋伏四周，张丑娃真的去了。诈财的人大概觉出点儿不对，就写了个条子，叫一个小孩子，把条子传给张丑娃，要丑娃换个地方接头，可是这个字条儿，对张丑娃如同天书，他认识自己名字，除了确知是写给他的以外，底下的字认识他，但他不认识它们，公安人员当时远远地看他在发呆。张丑娃只好回来把条子交公安局，结果贻误了战机，钱没交成，案子也没破，不了了之。
我当时很有感触，张丑娃一个农民，不识字，可是他懂得经营之道，条件成熟，政策允许，他竟然在短短几年之内创下一片产业。这究竟怎么回事？难道知识分子真的不如他？我想是的，不是都不如他，起码，我就不如他。
十来年不见了，也没再听过他的消息，生意如何，后来出没出点儿问题，我都不知道了，我也不想知道。我愿意在我心目中装一些没有终结的故事，至于如今南斯拉夫已然解体，波黑战火不断，丑娃还提什么南斯拉夫道路，也不清楚了。
按照古典戏剧的界定，只有悲剧才算正剧《奥赛罗》、《李尔王》、《汉姆莱特》、《麦克自》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红楼梦》的最大特色是高鹗按照曹雪芹的原意，一反中国古典小说才子佳人花好月圆的套子，写成了一个悲剧结局，令读者下泪。
那么生活中的悲剧是什么呢？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希望的破灭。但我不希望生活中的悲剧出现，我不希望听到类似丑娃这样的人后来出点什么不测。
这个世界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可是在如今高科技突飞猛进，现代通讯与现代化交通缩小了人们之间、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加之人口增加过度，地球真的变得小了，许多原来觉得神秘的事现在变得平淡了。我何尝不希望真的有鬼，真的有神，或真的有UFO，真的有过像一些杂志上写的百慕大的神秘传说，甚至我多么希望一些装神弄鬼的气功师真的有那大的如他们自己所吹嘘的本事。但是，我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眼未见者不敢相信。于是，我失去了小时候晚上乘凉时听大人讲鬼故事时的那样一种又怕听、又爱听的乐趣。加之当时仰观天幕的深邃，流星的明灭，草虫的鸣叫，流萤的飞动，使我感到真正的诗意是略有恐怖的神秘。而今，我失望的就是那一片神秘已逐渐衰减，原来以为有的，无论是好的或坏的，都并不存在。尽管现代娱乐方式比我小时候多了好多倍，可是我却日益觉得情思的枯燥。加之，看到人世间原来以为美好的东西，后来就那么无情地幻灭、扭曲，我仿佛也受到了打击。
于是，我又抱着眼不见心净，耳不听不烦的消极心理，去维护或维持我原有的对人对事的一种美好赞叹。
张丑娃算不上当代英雄，代替张丑娃出现而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一大批人，毕竟会是有较高文化水准的企业家。我期待着张丑娃和经过现代科学知识熏陶的张丑娃们，创造出更加激动人心的奇迹来给我们看。
过去有这么一句顺口溜，“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说的是出身于农民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羞于承认自己的农民的儿子。我也遇到过一些人，在谈话中如果说到他们的出身，都不承认自己来自农村，直到如今，比较文雅的一句挖苦人的话，就是：“你真农民。”其实，我们都来自农民，至今，保证我们能生存下去的基础还是农业，还是土地，还是农村，还是农民。
我记述了几位与我有过交道的人是农民，这是在中国，美国也一样。卡特就是农民出身，当然他不是从南部的花生地里直接入主白宫的。在美国近代的几位总统中，从我这个外国人的眼光来看，我对卡特最有好感，因为我曾采访过他两次，一次在白宫，一次在中国的钓鱼台。
1979年伊始，我和同事们作为邓小平副总理访美的电视报道小组成员，先期来到美国，第一项工作内容就是采访卡特。此事我在《昨夜星辰昨夜风》一文中已有过记述，这采访的过程以及我估访中的问题和卡特的回答，都只能从当年的《人民日报》去查看了，年深日久，录像带已经掉去了磁粉，这次采访的录像带我想看一遍也不可能了，这是十分可惜的事。电视提供了最快、最便捷的记录方式，然而却不能长期保存，保存在我记忆中的，就是当时在白宫见到卡特时的第一印象。
由于我们很晚才把问题提交白宫，白宫方面宣布原定上午9点总统的接见推迟1小时。这使按时到场的我们中方记者和美国一批记者挤在一起，等在白宫的一间大厅里，人多椅子少，当时连坐的地方都没有，现在回想起来也怪。我们中国中央电视台独家采访，只有美方一家厂广播公司的几位摄像和编导和我们一起采访，帮我们工作。其余近百位记者挤在那里干什么，至今我也不明白。进不去，也就拍摄不上，仅仅是为了我们的采访，他们才闻风而来，问我什么，我都不说，就那么三个问题，说出来对他们又有什么新闻价值呢？这是问他们总统的，又不是问他们的，于是他们乱轰轰地站在那里凑热闹，倒使我颇不寂寞。
当我最终走进总统办公室的大门时，只见一张椭圆形会议桌放在大厅正中。我站在一进门处，忽然间在办公桌与墙壁的夹道中，走来几个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他戴着一副眼镜，年轻而干练，他向我打了个招呼，他一闪身，我发现卡特已走到了我面前。在电视上我经常见到他，于是我就觉得这位总统算是老熟人了，他憨厚地笑着与我握手问好。在这间引世人注目的办公室里，一位身着合体西服的美国总统，脸上绽开的是我似曾相识的微笑，这笑容像极了中国农村地头农民大叔的朴实的微笑，是毫无装腔作势、自然而然不加雕琢的笑。我浮现在心头的想法，就是觉得他很农民，很平民化，很亲切。因而，顿时使我觉得外面的冰天雪地曾给我带来的寒意，此刻都被驱散了。这椭圆形办公室仿佛是我在北方隆冬中多次拜访过的温室菜田。
工作人员请我人座，我和卡特离得很近，紧挨在这长长的办公桌的一端。卡特仍然温和的憨憨的笑着，问我来美国几天了，是不是头一回来，对美国有什么印象，在国内时听到的与现在看到的有什么不同，学过多久英语，这次跟你们副总理（指邓小平同志）要去几个地方，我与他交谈对，忘掉了周围的一切。仿佛对着我们的三台摄像机，一台16毫米摄影机，几支话筒，七八位记者，和坐在一旁的三位白宫的女工作人员都消失了，仿佛我与卡特坐在阳光下（摄像机、摄影机灯光照射下有这一感觉）的地头促膝闲谈，有一搭设一搭，谈的什么或为什么而谈并不重要，而那谈话的感觉是温和的，亲切的，愉快的。人就是这样，他坐在白宫是总统，如果画面幻化成他坐在田间地头，就是农民。当然农民只管那一块庄稼，而卡特要管整个美国包括农田，而且超越农田，他们还爱管天下的事儿，我何尝不如此。就当我坐在白宫面对美国总统之前的几年，我还不是正在没漆的水田中平整稻田，挨蚂蟥咬。那时，在田头与老农的交谈也是有一搭没一搭，交谈什么，说明什么都不重要，只觉得人生总要有和人的交往与交流来填充，这才是真真实实的活着。
“请正式开始。”这一声指令，使我重新回到我的工作状态。于是，我正襟危坐，换成不单不亢的微笑，庄严地说出第一句话，第一句在电视中的活；“总统先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记者第一次有机会采访一位美国总统。”于是，我从沉浸在田头和老农促膝闲聊的感觉中，回到了世界级的政治舞台上，我微不足道，但我代表的是五千年的一种文化传统，我所应体现的是站起来的正在日益强大的中国人民的气质、风度和自尊自重的庄严，但我知道，仍需一种儒雅而温和的包装，卡特也收敛了刚才那随意的形态，而认真地一字一句地回答我的问题。他的嗓音也实在应该列人田园风味的范畴，在声带的闭合上是有问题的，因此那声音的发出并不圆润，尽管说不上是沙哑，但也有一点磨擦声。
在外国政治家里，我从录音中听到希特勒那野狼嚎的语调，也听过发出金属光泽的男中音，印尼前总统苏加诺的演讲声。但基本上没有装饰味的还是卡特，采访结束后，结束在1979年，凝固在1979年。如今隔了16年的岁月，当我再回想起白宫的一幕，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我感觉到在塑料大棚与农民大叔亲切交谈的那一幕。
我是中国人，我不明白美国人为什么不多投卡特的票，使他连任。当我从电视中看到大洋彼岸的卡特败于对手里根，看到在决定卡特政治前途的一刹那，看到他竞选连任告吹的时候，使我动情的是，卡特哭了，他妻子也哭了，可能支持他的人也哭了。我好同情他，我不知道他全部政绩如何，也不知美国人对他感觉如何，我只觉得他很伤心。从此，他又回到南部，回到那一大片花生田，这只是我的一种想象，他下台后又来中国访问，住在北京时，还在大街上骑了半天自行车，这使我想起他穿着裤衩背心，在美国大街上和上千人一起跑马拉松，好像没跑完坚持不下来了。他很瘦，没什么肌肉，这么展示风姿有伤大雅，但我很佩服他的平民意识，然而美国这个大国能否推崇一种平民意识，就要再考虑了。
当时和今天遗憾的是，我和卡特的一段非正式的亲切对话，CBS的工作人员就是不肯编上，气死我也。我们提什么问题，用得着你们管吗？我的采访编什么内容，你CBS帮我干的，有什么资格干预，但没辙，录像带在人家手里，当时我们又靠人家帮忙，这个哑巴亏吃得真冤枉。
1984年4月，里根来访华，我受命在钓鱼台采访。这次访华是里根遇刺康复后的出访，美方的安全措施使我意识到什么叫做惊弓之鸟。
在钓鱼台国宾馆一座楼房门口，有中国守卫，也有美国警卫人员，每一位进人这幢房子的工作人员，都要让他们检查，连机器也翻一下。我提了一个手包，也许我的神色不好，反正他们没查我，我走进了客厅，我和同事们还有一位外交部工作人员，在采访现场布置了一下，两个沙发夹一个茶几，放在有一巨幅国画《松树》的正前方，机器对好，灯光布好，话筒也通路试过。这幅松是岭南派绘画大师黎雄才的作品，黎先生和我是忘年之交，所以我感到很亲切。
里根的保卫人员，几个壮汉，站在厅内，手背在后面，面向四处。我心想，犯得上吗？这是我采访任何一位外国领导人都没有过的事情。
一会儿来了四五位美方工作人员，在一位女士的指挥下，把我们布置好的座位迅速搬向一个墙角。我心中明白，这就封住了后面，有安全感，但也有点像成语“负隅顽抗”的意境，我们冷眼看着。等他们布置得差不多了，我就招招手，请一位美国使馆戴着眼镜的中年人过来，“哈罗”我手一招，他走过来，我问他，你们在做什么？他说，布置采访现场。找说，你们跟谁商量了，就把我们布置的环境给拆了，请你们立刻按原样恢复，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这个人倒是温和善良，他面有难色，指指那个女上，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对他说，你只管转达我们的意思，跟你没关系，他只好去转达。我说，我们中国人对待尊贵的客人一向要坐在正面，你把你们总统安排在一个角落里，会被中国人民认为我们有失待客的规矩，贻笑大方，只见他们嘀嘀咕咕，老大不情愿。那位面部瘦削的女士，连脸都涨红了，有很大的气似地把沙发狠狠推回原处，我笑笑对她说：“对不起，女士，这里是中国。”
我清楚记得，1979年，当我们在美国一个会议厅，布放我们的机位时，一位美国警卫走来示意把机位放远一点儿。我们说，我们是中国记者，是邓小平副总理的随行人员。他对着天说了一句：“这里是美国。”我想，这回我说的话，是向他们学的，只是语气和笑容加上了东方的人温和。
采访开始了，我离里根很近，但我觉得没有和卡特坐在一起时的感觉。我们之间说不上疏远，也谈不上亲近，我问问题，他回答问题。我已忘记了都问过他什么，当时就没仔细听他都说了些什么，但我看到里根回答问题用了两台提示器，即他是照着屏幕上闪现的字幕来念出他的回答。他不明白，为什么把一位中国记者礼仪式的采访，弄得如此紧张？世界发生任何风云变幻，几乎与这次采访毫无关连。现在，一切犹如过眼烟云，观众不可能再记住那次播出的采访，里根也可能不会记得那次采访，而我记住的也只是在我的采访生涯中又添了一个内容。
当我后来向采访我的记者讲了这些往事后，广州一位记者发表了一篇叫《忘记了总统，记住了动物》的文章。意思是说，他们对赵忠祥采访过多少要人和采访过哪位总统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动物世界》，因为只有十分具有知识性、欣赏性的节目，才给广大观众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才会引起百姓回味无穷的记忆，果真如此吗？我自己也是难于说清的。
这次采访的唯一收获是，我请人把我和里根坐在沙发上的全景拍下来，主要突出了那幅苍苍郁郁的松树图。我把这张照片寄到广州黎雄才先生处。我想，当人世已轮回几遍之后，那幅苍劲的松树图，还一定保存得完好，而且它有可能记住有多少要人曾坐在它面前，说了多少话。
在电视台的长期工作。使我有条件目睹了几乎所在艺术界的大师、明星和后起之秀的演出风采。
我刚参加工作，住在集体宿舍，每天晚上，不论值班与否，我都会在电视播出过程，看电视，或到播送室观看各类人员的演播。新闻、专题、文艺这三类节目构成了电视节目的整体，过去如此，现今也大体如此。其中文艺节目是需要全国的演艺人员直接参与的，电视台早期没有录像手段，所以不论任何形式的表演，小到一位演员说评书，大到一台几百人参加的晚会，复杂到电视剧那种多场景、多景别、多角度的切换，都无一例外，只能直播。因此，无论哪位声名赫赫的大明星也只能亲临电视演播现场，在规定的时间与限定的演区内现场表演。咫尺荧屏，群星荟萃。我每天晚间，只要播送室有文节目的现场直播，我都会搬一把折椅，坐在离演区最近的摄像机旁，看演出，这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票的位置，我从一个高中学生买话剧票和电影票都要算计的人，忽然来到电视台演播厅，尽情观看各位艺术家现场表演，这好像做梦一样，能看到那么多名流风采，心里的激动难以形容。那时还没有“追星”一词，也没有出现“追星”一族，但我的心情点“追星”味道。我为目睹过这么多明星而骄傲。据说罗斯福外孙女一天问起母亲，“妈妈。同学们说我外公是总统，您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妈妈说：“孩子，这也值得你骄傲吗？能当总统的人很多呀。”连有个总统外公都不值一提，我只不过见到过那么多明星就值得骄傲吗？是的，在我心目中，一位艺术大师的精湛造诣不亚于一位总统的政绩。
我是在这样多年的观摩中，懂得了京剧的一板一眼，懂得了各地方剧的花色品种，懂得了许多剧目的精妙之处和许多流派唱腔的曲尽人微之点。知道了什么叫手眼身法步，什么叫生旦净，末丑，什么是高品位，什么是一般般，什么叫绝活，以及这一身惊人绝技是由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而来之非易。从演员吐字发声、表演的投人和形体的优美到位，到演员在剧中的人物塑造和在演出中的非凡气度，各行各类，点点滴滴，形形人目，声声人耳，那群体的鬼力已溶入我长久的记忆。
各个门类的艺术神韵原本是互相渗透互相沟涌的，唐朝书圣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然后草书大进，就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例子。做一件事情，成功的前提就是刻苦，在我接触的演艺界的朋友中，凡有些成绩，能站住脚在舞台上演出的人，没有一位不是刻苦学艺，认真做戏的，更不要说艺术大师们的一生是何等投人自己的事业了。在多年的现场观摩中，我受益很深，很难说清是那一点启示了我，又很难说那一点不曾启示我。
他们都曾是我的老师，无形之师，来行拜师之礼、免收学费的老师。只是我并非是一个勤奋好学，一点即通，有记性与悟性的像样的学生。常言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年轻时仰观声名赫赫的艺术大师，如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赵燕侠、俞振飞、言慧珠、红线女、常香玉、李万春、吴素秋、赵丹、白杨、谢添、孙道临、王昆、郭兰英、楼乾贵、侯宝林、郭启儒、白凤鸣、孙书筠、新凤霞、魏荣元、马泰……数也无法数清的各个行当的精英国宝的艺术风范，只是以一个不懂天高地厚，看不到门道的眼光去恭而敬之地瞧个热闹。
后来，年纪大了，有了一定的资历，又有那么多机会与我年纪相仿的演员平辈交往，观摩欣赏他们的演出。这些位艺术家大多仍活跃在自己的舞台上，有的已登堂入室成为艺术大师，按文艺界较为亲近的称呼，他们是我的大哥、大姐，师弟、师妹。
再后来，前辈大师不少已然仙逝，健在者也大都告别舞台，后起之秀—一涌现，像毛阿敏、刘欢、韦唯、那英和不幸身亡的洛桑等。我托个大，把他们当成晚辈，他们也在与我亲切交往中，称我为老师或叫一声大叔，从他们身上我感到一种压力，这就是小将的挑战。
我主持过12次春节晚会，每一次都与数百位老、中、青演艺人员共度除夕，在十多年中能结交往来密切者不下百位。
这是我引以为荣和无人能比的艺术观赏上的收益。在我的同龄人中，我在领略中国艺术名家风范的广博上，别人不可能再有我这样的经历。
从他们的对艺术的执著认真，从他们在表演时的气度和功力，从他们的吐字发声，从他们在舞台上散发的艺术气息上，我千百遍地暗自仿效，并有机会直接请教，这只是浅显的门道，更宝贵的是我一开始人门学习我的播音技巧，就领悟了“苦练”二字的含义。我接触的任何一位能在电视上表演的演员，都会告诉我他们练基本功时的刻苦和做戏时的投人。我于是在刚开始从事我的业务训练时，就有了一种自觉的练功意识。“要想人前显贵，心在人后受罪”。这句老话虽带有不合时宜的色彩，但这内涵、这合理的内核，是不能否定的。
于是在全面掌握播音业务基本功，诸如学习和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关心时事，收听新闻。阅读书籍，增长见闻的同时，我对练声和练习基本功也下了一番苦力。
我的练声分成三个方面，因为我不是专职歌唱演员和戏曲演员，他们必须循着他们独特的路一直走下去，他们必须按照师承传统和长久以来形成的本门艺术特点去专一的训练。我是播音员，我一开始就为自己订下一个学习汁划，多方面学习，利用我当时的优越条件，投师访友，拜师学艺，博采众长。第一方面，我曾向我经常能见面的广播乐团的几位歌唱家学习发声基本功。视听视唱，循着钢琴音阶练唱，同时也开始识谱，简谱与五线谱，并在演播行的钢琴上开始了钢琴课程。上中学时，我已在业余时间学过一点歌唱发声和弹钢琴基本手法，到了工作岗位，这一个业余爱好就转成了必修的课程，这方面主要练习的是西洋发声法，同时学习与掌握了林俊卿大夫的咽音发声，主要是掌握气泡音。科学发音使我一开始播音就能掌握规律，沿着正确发声道路走完一生的播音路程。第二方面，我又拜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唱家王嘉祥为师，他是一位民族唱法的歌唱演员，他自己勤奋好学，摸索出鼻弹音与京剧念白相结合的吐字发声基本功。我跟他学了整整三年。第三方面，是学习民间演唱的说唱艺术，我学了京韵大鼓和单弦、贫曲等段子，有的练了几十年。如京韵大鼓《八爱》是我启蒙是练习的唱段。这是向一个比我还小四岁的说唱团的小演奏员学的。当年他拉二胡，学习伴奏，《八爱》这唱段，他也刚学会，我请他一句一句教。因为他年纪比我小，我学习时就很放松。如果去请教老艺术家，可能我会知难而退。想不到30年后，1993年我把它搬上荧屏演唱过，还得到不少好评，石富宽第二天见我，他说他昨天看了我的演唱，他流泪了，为什么？他说在曲艺不景气的情况下，你这么投人这么热爱的一种表演，感动了我。但这种爱好，已不单是一般喜爱，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成了我文化背景中的一个因子，时时记起少年时的风花雪月，带有怀旧的浓情。“花明柳媚爱春光，月朗风清爱秋凉……”。每一句唱腔就是一幅少年时代的生活场景，不独石富宽感动，还有一些位朋友也来信表示了类似的情感。传统文化的延续，传递给我们的是厚重的历史积淀，每一点每一滴都沉甸甸、扎扎实实地带给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感觉，品尝这点点滴滴的文化片段，勾起我们对整个民族文化的骄傲与尊崇之情。这就是我至今在文化品位上带有强烈的、不可动摇的中国人的文化心态的背景，少年时的练声，少年时的读书，给我的是灵魂深处的依托与自豪感。
练声就是熬时间，这就叫功夫，铁林磨成针的功夫，跟王嘉祥老师练声最大的、也是当时未曾觉察、后来逐渐领悟的收获，就是对艺术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对踏踏实实做艺的一种观念的树立。
当时王老师的宿舍在北海后门，我们相约在北海公园少年水电站附近练声，我的同学们风雨无阻地从北海前门人园。这一段练声时光我写入了《昨夜星辰昨夜风》之中。
在练声过程中，最大的附带的收获是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一心学艺的朋友，有的成了长远的至交。当时我们和老师的关系，也是半师半友。都在新型的艺术团体，不是旧时代的师徒形式，但也不是现在课堂的师生形式。因为除了练声，我们还成了生活中密切来往的、相互关心的朋友，我们这个练声团体在北海游客心目中一定十分特殊，因为今年（1995年）在福州参加（元宵晚会）过程中，福州市委书记习敬平与我们聚会时，对我说起当年他曾经常看到我们练声，我对彭丽媛说：“我比你先认识敬平的”
习仲勋同志曾有一段在庐山会议之后受牵连的岁月，那时老人家还正当盛年，他每天也在北海散步，带着几个孩子，习总与王嘉祥老师相熟，每当路过我们这里，大家都会围上去，亲切地打招呼，有时闲话几句。习仲勋同志那时是国务院最年轻的一位副总理，和我们这些年轻人交谈平易近人，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二十多年以后，80年代我有机会见到习总，他也亲切地提起这段往事，想不到敬平同志，当年还是个小男孩，竟也会记得那段北海相会的时光，我对他说起，王老师已然不在了。1993年，死在家中，他身边无人，死后几天邻居才发现。我和一位朋友魏鑫一同出席了追悼会，想不到魏鑫也是王老师的学生，如今改行当了经理，我们也有点自责，由于忙，很久顾不上看望老师，此时未免在难过中留下遗憾。王嘉样不该这么早逝，谁也没想到，文艺界去了不少人，大家都赞扬他为民族歌唱艺术一生的辛勤，他并不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但他锲而不舍创建一套科学发声体系，并且桃李满天下。很多人，包括许多大艺术家，都曾与他研讨，向他请教。他诲人不倦，平日少言寡语，可对人热心，所以他的追悼会上来自各方的朋友很多很多。
我回想当年，一个小名小辈，20岁不到，能承蒙许多前辈艺术家厚爱与提携，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裘盛戎先生与我交往不少，主要是我陪他举办京剧讲座，一同在电视里出现。那时还有一位昆曲大家白云生先生，我也是在电视讲座中陪同出现。他们讲述自己多年积累的艺术实践经验，谈戏曲的基本功与基本知识。我陪他们出镜，有时间有机会就去剧场看他们表演，裘先生在舞台上的峙若山岳的做派，那总领群英的唱腔，给我树立了至今难忘的有益榜样，我从那时起就下决心，只要我干一天播音，我一定创出一种与众不同，然而又受大家喜爱的播音风格。和前辈艺术家的接触，由于我年轻、没身份，不可能直接交流，建立平辈来往的友谊，但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许多于我有益的为人与做艺的品质。裘先生面容瘦削，身材不高，可是在台上的压倒一切的气势，给我的鼓舞着实不小。你没在台下与艺术家交往，不可能单从台上全面领略一个人的功力。我领悟到一个人调动一切手段扬长避短，所能达到的超凡脱俗的艺术境界。这给我的启示是，只要肯吃苦，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
我最后见到裘先生是“文革”前夕，在天津火车站。出站时，我们在人流中巧遇。他对我很亲热，说：“我在一宫演出，忠样，晚上后台找我。”我没去成，因为工作无法离开，但那竟是最后一面，裘先生死于“文革”之中。唉！
通过白云生先生对昆曲的讲解，我带着开眼界的心情，经常晚上独自一人到长安剧场看昆曲。我发现昆曲十分优美，唱念做都很迷人、我看过多次侯永奎、侯少奎父子分别演出《林冲夜奔》，也看过侯永奎和李淑君的《千里送京娘》，表演的精湛，唱腔的婉转动人，给我十分巨大的冲击。丛光桓和李淑君珠联壁合的演唱，如《李慧娘》，使我感到那吐字发声的优美，不是人间所有。我最近见到丛珊，对她说，我年轻时经常看你爸爸的演出。在我投入地看丛光桓在台上演出时，丛珊要么还没出生，要么只有几岁。那时有一出或叫《下山》，韩建成演和尚，记得是洪雪飞演小尼姑。这是做功戏，我记得他们的演出也十分精彩，那是我在台下看近的洪雪飞的早期演出。后来，我见她时，几次想对她讲出当年看她的戏的感受并核实她的角色，总没机会提起，谁知她也撒手人寰，再也没机会一提往事了。
我感觉观摩演出只能学到皮毛，不了解艺术家如何下一番苦功，如何塑造舞台形象，以及他们的追求，就不可能对自己有大的收益。我那时的年龄限制了我，使我失去了许多学习机遇，唯一能令我稍稍亲近的，是侯宝林先生。
我参加工作时，侯先生已同曲去泰斗，我是怀着仰望的心情与他交往的。当然不可能与大师成为生活中的朋友，只是在日常播出中略为亲近，好在我们都同属于广播局领导。这样，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他给人们带来了欢乐，由于他的存在和由于他的努力，使一两代人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那并不宽裕的生活中，有过多少次开怀大笑，并且那笑不是暂时的，而是回味无穷的笑意。众所周知，他出身平民，早年从艺艰辛不易，等到我见到他时，已成喜剧大师。
大师也是平常人，他每天早晨上班，低着头，不苟言笑，手提一个热水瓶，匆匆走来。平常是平常，可是他一身惊人绝艺就藏在身上，到了台上，那神采四溢，伴随着笑声四起，给人的艺术享受难于形容。
我早年只是当他出现时，我就尽量找机会听他与能有资格和他对话的人谈话。
几十年来，我们之间说过什么，议论过什么，似乎难以讲清。他对我颇有好感。在干校时，我挑秧，他拉车，相视一笑。回来后，在一次《演讲与口才》杂志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对我说：“你刚才发言很好，很有生动感，为什么不能在电视上这么讲呢？”这是对我后来主持《正大综艺》的方式方法的启迪。艺术要捕捉生活中的感受，能在屏幕上还原生活中那牛动的、随意的、无拘无束的感觉，又去粗取精，把它提高到艺术品位，这是侯先生对我的教诲。老爷子给足了我面子，晚年他很少答应外出，但只要我登门请求，他从未拒绝。
很多晚辈怕与他同桌吃饭，我不知为什么，也许因为候先生讲起做人的道理有时不太留情面，我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敬陪一旁，引发一些侯先生喜爱的话题，听他侃侃而谈。
侯先生原来文化功底可想而知，但他是一位崇尚文化，并知道如何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绝顶聪明之人。听他相声精品，你会感到他已是一位学者型的喜剧大师，是他把相声从地摊上提升为正宗文化，使相声洗净小市民的庸俗情调，登上大雅之堂，是他以自己的榜样，把相声推到一个前所未所的顶峰。晚年他多次对我谈了他的忧虑，他担心相声会被一些人再送回地摊去，当然，不无理由。
侯宝林先生是大降奇才，但也搞拒不住自然规律。他走了，为我们留下的，是他的笑口常开的艺术作品。
他临终时，曾说过：“我一生只盼望能吃上一碗安稳饭。”他是艺术的巨匠，又是寻常百姓，作为生活于中国新旧社会两个时代的人，感受过艺人的新生，也饱尝过各种辛酸，他其实完全不去理会外部的声望，而怀着弱者的心态。不愿惹是生非，但求平平安安，侯先生代表的是一个群体的心态。
我刚参加工作时，住集体宿舍和吃集体食堂，这对我也有极大的好处。我从很年轻时起，就不曾有过一味的单纯的玩耍，我玩任何种类的游戏，都有一定的要求，第一，它能否锻炼我的思维与智力；第二，将来我的业务能不能用上。我接触人，从年轻时起，也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看对方能不能在某个方面对我有所帮助。我结交文学修养高的人，就时不时讨教古文；结识会唱歌的人，就跟他们起码学会一首歌；结识一些受锻炼的人，就让他们带着我或吸引我去锻炼身体。人以群分，真是半点不假。如果在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帮我，哪怕是帮我唤起对各种美好事物的向往的人，我是不可能与他们做朋友的。我在食堂，端着买好的饭莱，总要找一个能挨近我需要与他（她）有一番谈话的人旁的边，就在餐桌上，我学会与掌握了十三辙，什么人辰辙、发花辙、江阳辙、姑苏辙等等。说唱团演唱单弦的赵玉明在饭桌上给我抄了一个小卡片，“俏佳人扭捏出房来，东西南北坐”。她告诉我，你举一反三，按这13个字去套吧。赵玉明还教了我一招，即，你在舞台上站立，怎么才能挺拔、精神。她说，只要把身体重心移到靠前的一只脚的前脚掌就可以了。这两项对我一生有用的知识，前后只用了五分钟就掌握了，但找到这样能坦诚相告的老师或朋友，就不是五分钟，那要“众里寻她千百度”了。
对我有过启迪、有过帮助和指点的人，我不可能—一回忆，这使我想起，1994年在上海与刘欢的一次对话。
在后台，刘吹和我谈起了我们曾说过的一件事，我的一个同学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以回忆度过平淡时光。不是他提醒我已忘了。
刘欢是年轻演员中的一个奇才，他的歌声带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感染力，我们相处不多，但交情不错。
记得那是在沈阳的一个夜晚，到了晚上谁要和刘欢聊天，一定会惊呼上当，因为刘欢生活规律与一般人正相反，他夜间学习、工作、作曲，白天睡觉，晚上聊天正合他意，他越聊越精神，别人不好走，这等于陪他，苦了自己。那天，我和他一壁之隔，还不到睡觉时候，他邀我进他屋里小坐。进去之后，只有我们俩，我就说，刘欢，你怎么那么傻，不听我劝告。在1991年赈灾义演中，刘欢参加排练后独自回家，剧组宣布除个别老同志外，其他人自己到场地集合，不派车接。而据刘欢讲，他没得到通知，以为他的节目取消了。晚上看电视，当董浩报到下一个节目刘欢演唱，而演员未到，他吓坏了，急匆匆跑到街上载了一辆的士赶到会场，还是我们帮他尽快上场，大致算是圆了场。可是，我对他说，对于今晚的事，如果没人找你了解，你不必自己去四处解释。他当时点头。可是过了没几天，不知谁给他出馊主意，他去了电视台，要求与领导对话，并闯人电视台的一个会场。当时，一百多位处以上干部正在开会，刘欢一闯进来，不但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激起领导层公愤。大家纷纷指责文艺部，都是你们惯坏了歌星，怎么可以这样无礼。是的，你就是进一个只有两个人的售货厅，找人家对话，也要打个招呼，何况闯进堂堂国家电视台呢！于是刘欢很久没能在中央台屏幕上露面，这倒没有所谓封杀他的指示，只是没有人会想法用他，他听了我的指责，没作什么解释。我们就聊起了别的事，谈诗，谈文学，谈钱钟书，谈林语堂，谈鲁迅，谈歌曲、音乐、谈法国的浪漫情调，谈奥地利维也纳的艺术氛围，总之，谈得津津有味。我对他说起一个故事，我到山西某地偶遇高中同班一位同学，他已在这个山区从事教学三十多年，见到我谈起许多我已淡忘了的中学往事，并郑重地递给我一份我同班同学名单。他说这是后来回忆写出的，全班近五十余位同学名单，只缺两位，他说记不起来了，拿到这份名单，我深有感慨，我和刘欢在谈到这一点时，都很激动。
当一个人对前景不复拥有进取的奋进之心，当一个人到了一个他难于适应又无可奈何的环境中，他会一味沉浸在对往昔的回忆中，用青年时代无限美好的时光来填补眼前的平淡得难于忍受的时光。这时，时光不再前进了，凝固了，岁月的新的变化已对他没有了意义。真是这样吗？我的同学，我少年时的伙伴。这种在交谈中的猜测，震动了我们俩，差不多天已黎明，我才与刘欢分手小睡一会，赶加北京。过后，我忘了那次谈话，还是刘欢在上海又一次提起这件事，并很感慨。
还有一件事，让我想起来心情很难平静。那是在196O年底。一天我在街上走，有人叫我，一回头，哦！是一年前与我同去电视台应试，最后剩下的四位中的一个伙伴。我见到她很高兴，她也很高兴。但是她问我一个问题，我却无法叫答，她说；“电视台为什么至今也不通知咱们，到底结果如问？”我那时已工作快一年了，而她不知道，因为她看不到电视，因为1960年老百姓家没有电视机，她还在满怀希望地等待，等待电视台通知她，我吱吱唔唔，心里很慌，也很难过。我不能用我的嘴告诉她，你们三个都被淘汰了，只有我是唯一的入选者。不能，即使再婉转的暗示，我也不忍心，也不能去做，我本来想与她多聊聊，但做不到了，不知后来她在期待中过了多久，当她日后在电视上看到我，那已是十多年后了，可能她已忘了我，忘了和她一同应试的那个17岁的”男孩，但愿她不要生活在那记忆与不可能实现的期盼之中。
我在回忆往昔，在旧话重提，在追忆那么多的人和与他们的交往，这也是一种怀旧。一是不是我也会陷人对往事无尽的追怀？也许是，也许不是。
我还要做那么多事，但往事也一件件不断涌上心头。我不会停步，这是我的内心的驱使，也是那么多的人，不在的，健在的，他们曾做出的辉煌成绩的感召。
路是没有尽头的，人生还会有巨大的风云变幻……
半师半友书画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