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5.13．早7:30玛莎死了；
萨维切夫一家死了，
都死了，只剩下一个塔尼亚。
可怜的小女孩塔尼亚，你在那四下炮火震耳欲聋，寒风刺骨，推满尸体的苦难环境中，孤弱无援，最后也被饥饿夺去了生命。
我那时在苦难的中国，刚呱呱坠地，我无法为你送去救命的食品，我无法为你取暖，拥着你，温暖你的身心，抚去你的惊恐。时至今日，我只能，默默地祝你在冥冥中得到安宁。
塔尼亚以她年幼的心灵记下的是她短促一生凄惨的悲剧，纸片虽小，叙述平淡，但所传递的却是可歌可泣的伟大人民的不屈不挠的业绩，是以她幼小的生命写出的声讨法西斯的檄文，也是弱小生命的凛然正气。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在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文天祥
我不知怎样地离开这里，我仿佛还留在这里，我只在心潮翻涌中，看到这座城市最后的身影，那是一座雄伟的胜利广场，一盏盏不灭的火焰，照耀着其中的一行文字：1945年，列宁格勒被授予英雄城。
谈艺录
要收获谷实，还得等待我们去播种。
——莎士比亚
怎得梅花一段香
我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三种类型
我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出现和广播节目主持人是基本同步的，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事物或者新的称谓、新的工种。
我国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按现在的工作状况区分，大体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主持人集采、编、播于一身。主持人既能采访也能撰稿，又能编辑。有自己的意图，又由自己来主持，这种类型，一个时期以来被认为是主持人的高级阶段或者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比较完美的目标。
第二种类型，属于初级阶段，主持人只限于出场主持，实际稿子不是他写的节目，也不是他策划和构想的。这种类型的主持人，和播音员的区分不是很大，只不过从语气上、对象感上，或者从解说稿的口语化上，自己下了一点功夫，稍加润色。有时节目主持人很可能在节目的后期或者临近播出时才介入，我个人就有过这种情况。例如，有一个晚会，一来导演没找我，但基于某种原因，或者我变为替补者，或者临时让我出场以增加节目的份量，这种情况是经常有的。在这种情况下，主持人只能完完全全地去实现导演的意图。
第三种类型，是两者的混合体。主持人不单纯是被动地照本宣科，也部分参与策划和创作，部分地对自己所主持的节目进行一些构想，提出一些建议，或者有的就是自己执笔。这就是和导演、编辑的合作关系，我想目前大家经过努力，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这个目标。
实际上，这三种类型，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你发挥的作用越大，在主持节目当中所起的主导的作用就越强。工作了一个阶段的年轻人或者在岗位上已得心应手、驾轻就熟的资深主持人，都会经历初、中级阶段。能不能达到第一种类型，我还有一些想法，因为目前我们的体制，要求主持人集采、编、播于一体，恐怕在电视上很难达到。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各个工种应该有所分工、有所侧重。一个人或一个工种包打天下，目前不是说不可能做到，偶尔为之可以，说这是方向，每个人都编、采、播集于一身，在电视台就很难实现。你前期去构想，去创意，去写作，再去采访，再去拍摄。到了演播室你就面临一个问题，得有人跟你上去，你不可能又导又演，现在还不能遥控。接着你开始进人下一个采访，大量的素材谁给你编辑制作？后期包装谁给你做？编、采、播这三方面都做你能包下吗？都干一点当然可能，对于主持人一说，熟悉别的领域，别的行当，特别是邻近行当，很有好处。依此类推，作为一名编辑或者一名导演来讲，熟悉一些其他专业以外的工种，对他的本职工作也是有好处的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提倡每一个主持人应该会编会采会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应该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不必过分强调纪、采、播合一，这要因节目而异，要从节目的需要出发。
节目主持人是党的宣传员
如今要求主持人在屏幕上有个人的魅力，但我们不是个体户，不是自由职业者，我们仍然属于党和政府的宣传员。因此要绝对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熟悉与了解国情、民情。作为一个优秀的节目主持人，我想这是首要的。
我们主持人是在集体制约下工作的，尽管屏幕上突出的是你自己，但离开政府给你提供的屏幕，给你提供的话筒，离开这样一个创作集体，你将一事无成。歌星，不上电视可以跑跑码头，凭副嗓子中以赚钱，主持人当然也可以另谋生路，财源广进，但你一旦离开屏幕，不可能再被叫作主持人了。我觉得我们这些人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是值得我们欣慰的。比如歌星、影视界的明星呀，他们可以特别突出强调个人，但是我们绝对是规规矩矩服从集体制约的一种形象。我们的主持人是属于新闻范畴的一种工作人员，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能忘记这一点，这在美国也是如此。“美国之音”工作人员守则第一条是：凡本台工作人员必须持国务院的观点，否则请你走人。不知你是否看过《你早！越南》那部片子，是反映美国著名广播主持人在越南前线的故事，是喜剧片，但不是凭空捏造的，它有生活基础，这位名主持的每一件稿子都由战地长官严格把关，不是说打开话筒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们每一位主持人一定要往意一种倾向，不能把自己当成是自由职业者。我们可能经常接近文化圈的人，而他们一些人的思想观点等各方面都保持着强烈的个性，这点你一定要想到你跟他不同。虽近在阳尺射这层窗户纸是插不破的，虽然是用着一小层空间但却应该是界限分明的。画家可以凭画笔在画室里创作，10年、20年也好，他可能有传世之作，他完全是个体劳动。音乐家可自己谱曲、小说家可自己写小说，不接受任何人的指点，只要求后代对自己的承认。我们与那样一种个体性很强的、很突出个人职业特色与个人能力的职业有很大差别。尽管在生活中，在社交场合，我们与他们坐在一起，一块干杯，但我们与他们的工作特色是严格的不同的。这种不同不是我们故作不同，不愿与之融为一体，而是事实上不可能。“非不为也，乃不能也”。这在于我们所在的单位，你藉以出名的单位是共产党的宣传机构。主持人离开屏幕，离开话筒，就什么都不是。在胡同里评不出最佳主持人，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工作起来，内心就不矛盾，不要别人说什么你也跟着起哄，最后到底怎么回事你也不明白。工作时，说的与想的不一样，你会很痛苦，很别扭。其实在“美国之音”很简单，如果这样，你走人，何必受这个罪呢！
我们在这一岗位上工作，要有一种光荣感，一种使命感。我看我们这支队伍越来越正派，越来越成熟了，大家的风度、气质越来越脱离了个体户演艺明星和摇滚歌星的那样一个范畴。我觉得我们这支队伍大有前途，因为很多同志非常刻苦，有方向，能把握自己。不是说我们已完美无缺，但从全国广播电视主持人节目研究会开始建会起到现在，大家谈吐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斯文，越来越有一种文化气息，这是我们节目主持人队伍很可宝贵的性格特点。要发扬这种精神，要理直气壮地去做好党的宣传工作。
没有对中华民族文化如醉如痴的爱，
就不能当好中国的节目主持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不是什么官，但是热爱我们的事业，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热爱生我养我的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这是人人平等的，不分职位高低，这也是我们内心最大的支撑、最大的骄傲。我自觉我是无愧的，作为主持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对国家、对现在的环境，天天牢骚满。腹，你还能得“金话筒”奖？中国主持人不懂中国文化，你主持什么？我曾经回答一份报纸的提问，主持人素质到底哪点最重要？我说，如果一个中国的节日主持人般有对中国民族优秀文化怀有如醉如痴那样一种抑制不住的爱，你就不能当好一个中国的主持人。你尽喜欢美国，那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喜欢你吗？最后弄得人见人烦，你的同胞觉得你很洋化、超人一等，假洋鬼子，但你到那头去，你算哪一出啊？因此在“如意杯”评奖时我曾讲过这个问题。我们作过一部片子，我们一个编辑，还是跟我不错的朋友，但是在这一点上，我毫不客气地指出，你拿出国外一系列的大明星光彩照人，最后来个主题歌“中国的明星在哪里？”你对外国有什么了解？他们怎么光彩夺目啦？盲目崇洋媚外，我觉得差劲！他们说要学克朗凯特，我说好，我很尊敬他，我从年轻时就尊敬克郎凯特，但是美国同行对克郎凯特的评价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在最谨慎的工作岗位上工作的最谨慎的人”。这是他的“度”。克朗凯特知道怎样把握分寸，我们说是把握好宣传政策和口径，算是“度数”。克朗凯特事业如月中天时，CBS广播公司董事长打算每天晚间给他一分半钟时间请他随便发表个人观点。在果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一批同志能乐到做梦也笑醒了，然而克朗凯特一口回绝，他说，我不适合搞这份工作，我是搞客观报道的，他认识到言多必失；第二点是克朗凯特热爱美利坚，他的同行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美国的保护神。他不能容忍在宣传上，在工作中以及在任何场合底毁美国，否则他能跟你玩命。好啦，你就学习他这两点尤其是后一点。爱国，我们跟他一样爱国，我们跟着他爱美国吗？当然不是，你在中国，你要爱中国。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导向，盲目地说国外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我看未必。我们这几年经济发展得确实突飞猛进，当然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有的地方工资发不下去了，给农民打白条，物价上涨使您不乐意，总而言之，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中，我们还是希望它好嘛！想混水摸鱼。希望天下大乱，那不是痞子吗？那不是趁火打劫吗？我们在学习国外时，要注意各国有各国的情况，有他们的文化背景，我们不能盲目地去攀比。我们应增强自己的信心、自尊、自重、自爱，能够使我们真正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人嘛，尽管我们是一个小人物，还是要堂堂正正地做人，我们的正气就是我们骄傲的资本。是我们自己内心的精神支柱，当然我们主持人也应该认识到我人的素质、水平各个方面的差距。我们组织评奖、研讨，就是要发扬成绩，克服缺陷，进而提高我们的水准。任何技术上，学问上的差距都可以提高，但千万不要在人格上出现问题。
在事业上要有所建树，需要有韧性
我在《人与自然》中曾请高敏作我的嘉宾，交谈中我觉得她是个很好的主持人，她很会说出自己内心的一种体验，而且非常有分寸。她1986年参加世界大赛，为中国拿到世界级的水上运动第一块金牌，而在这次出征前5个月的国内比赛中，她跳板第7名，跳台倒数第1名。我们她后来怎么取得那么好的成绩？国内没名次，国际比赛却得了一块金牌，给中国人争了光。而且自打这以后，高敏在国际体坛上每次只要出场，就没别人的戏啦，金牌就是她的。我向她请教提高的诀窍，她说，当时国内裁判不承认她，她说：“我的风格没有被国内裁判承认，你最好别在广播电视中讲，我是第一次跟你讲。”因为她告别体坛的晚会要求我来主持。还有杨澜、倪萍、宋世雄，我们共4个主持，我过去不大了解她，心想你一个小丫头，要求我们4个为你主持，也太“牛”了，但我现在想，她还是有很深的思想的。她说她的风格没有被别人所承认，因此她的主教练请了所有的裁判到他那儿去，不是贿赂、请吃饭、请高抬贵手，而是让大家给高敏提提意见，她应该怎样改进？这些裁判说她根本不是一个跳水运动员的料，国家队要她是错误的。因为当时其他女运动员体重要比她多10斤左右，个子也高，是强壮健美型的，站在跳板上叭的一压、能腾空很高。高敏体重比她们轻10来斤，身体又娇小玲戏，这个跳板她，弹不起来。但是，高敏认为她人水时间和在空中纪组比她们要强。她说：“我的动作是‘高、轻、飘’我的动作当时在国际上也是不被承认的。”国内的裁判实标也是向国际靠拢。就在那一次世界大赛中，她征服了国际裁判，夺得了金牌，从此开创了“高敏时代”。我们的节目主持人以及我个人都有这种感受，愿意与大家共同探讨。比如我过去播《动物世界》，我并不认为我已是炉火纯青，到了最高峰。可是我的同仁认为我已经陷入僵化，没什么新意了，他说我五化是他已经承认了我的一种风格。因为我刚开始播时，有人说我，你这是什么断句啊，什么逻辑重音啊，错的嘛！怎么能这样念呢？败坏了整个一代话音风气。这种评论我不是没有听过。对你的风格的承认，你的业务能力的承认，是有一个过程的，未被认可时，你不能怨天尤人。你就是给别人听给别人看的，别人不承认你有什么辙？你不能打人，逼人家说你好。大家要认准一个方向，在业务上要有所建树，还需要一个韧性，不屈不挠，凭的就是你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的一个瞬间，这是很痛苦的。
写作能力是提高素质的重要一环
在80年代初期，主持人节目刚刚起步的时候，大部分主持人都是搞播音工作的。我们面临的最大竞争对手是比我们资历、年岁都要长一点的记者和编辑，他们有的上了屏幕和拿起了话筒。但是一年两年以后，他们纷纷败下阵来，不是因为播音员强大，而是因为他们一些人不行。原因很简单，我们过去把摄影师当成了文字记者，我们电视台过去的很多大摄影师，我是很崇拜的，他们绝对是一批很出色的摄影记者，但他们不是文字记者，他们一些人没有把握文字的能力。文字的能力其实是语言能力的一种表象。没有把文字能力提到很高的修养上来，能拍摄好的画面他也是记者，但与那些出口成章的记者却有很大差距。所以这样的记者不可能成为成功的主持人。现在我们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或是其他节目中，我觉得出现了可喜的苗头，又有一批记者卷土重来，登上了电视屏幕，我觉得这回这个现象是很好的，因为这些记者还很年轻，他们受过严格的高等教育，而且他们的文笔和思维能力比他们的前辈要强得多。我们1993年到美国，跟歌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是位女士）座谈，她讲了简洁的几句话，对我的启发颇深、使我对刚才的那些问题彻思考有了一些依据。她说，我们美国训练记者首先是写作能力。我想我们的主持人要提高自己的素质，写作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你的写作能力不行的话，只能念别人的稿子。念别人的稿子有时也断错了句子，不知道别人写的是什么，你没有这样一个能力是不行的。
要说标准的普通话
在金话筒颁奖晚会上，曹山同志在答题时说，目前有些主持人的毛病之一是模仿港台味儿。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大的，我在汽车上听广播，有时真以为是港台广播呢！我真佩服那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竟能说一口香港普通话，以假乱真。我不知道他怎么会以为大家都爱听，久而久之我就怕他不知道肉麻了。你要知道，一口纯正的、标准的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现代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语法修辞和优美的词句作为词汇的这样一个普通话的体系，建国以来是大力提倡的，特别是周总理在时大力提倡的，而且要我们播音员担负起一个神圣的、教师的职责，言传身教。我不希望到我们这个时代使语言没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其实，在美国能操普通话的人和在香港、台湾能操普通话的人，他们都很羡慕我们这些能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的人。他们为什么会有港台味的普通话呢？因为他们一向说的是广东话、闽南话，他们向普通话靠拢很困难，还没到位，半截就停下来了，就形成了这种味儿。他们没到我们这儿，我们一些人却和他集合去。我们大家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希望每位年轻的主持人把普通话说得更好，我想这里也有个自尊自重的问题。
要练好语言基本功
主持人所用的语言：第一，应是标准的普通话；第二，要使自己的语言有文化气质、文化品位，不能痞气，也不能像胡瓜（台湾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一样讲荤段子，搞下流，幽默可以，幽默不等于下流，下流有时产生点幽默。主持人的语言怎么算到位，就是言之有物，在表达一个事情时要表现出受到过新闻写作训练。新闻有五个点，即时间、地点、人物、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同时要准确、鲜明、生动。新闻语句要用短句，不用长句子，穷于修饰、绕来绕去最后落点不对，要用短平快的语言，不要把嗯、啊、啦等当作自己放松的表现，那是掩盖体内心紧张的表现。嗯、啊，不这样有人说不出不面的话来，这成了毛病。语言要精练到什么程度呢了把你的解说，词编好以后记录下来，进行训练的时候，一层一层往下剥，凡是不需要的，再辉煌的也不要，伸出的枝权全都给它削掉，削到再削一个字就不成句子为止，我想那就到位了。中国从魏晋以来有一种文风，讲究词章华美，对偶、排比、咬文嚼字，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一个毛病，唐宋八大家，以韩愈为代表，就是要一反这个风气，兴起新古文运动。郑板桥有一句诗“删繁就简三春树”也是反对浮艳之风。我们的语言要训练到言之有物，不要在字面上过于雕琢。要说得朴实点，代表你自己的性格，表达你心里要说的话，反映作思维的敏捷。状物抒情，抒情的过程中，别让人觉得酸，这也有个度的问题。过了，你觉得挺好，别人听着受不了，起鸡皮疙瘩，让语言有爆力，华丽的词藻可以用，但要有适当的场合，有的场合你这样说别人听不懂，不知你说什么。我主张作为一个播音员，作为一个主持人，要做到表里如一，做到场上和场下，工作的岗位区域和生活的广阔区域，都要注意对自己的塑造，对自己的规范。比如，在发音上面，过去广播电台播新闻时用的是一种比较高的调门，用的是工笔写字的那样一个框架结构去进行表述，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一样。有的话音员久而久之说话时很注意字正腔圆、断句、逻辑重音，把他的职业特色带到生活上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内行人一听就知道你是干播音工作的。但是，如今要让我们的播音语言，主持人语言尽量贴近生活，不是贴近生活当中不优美的东西，而是贴近生活当中我们提炼出来的，我们找到的最好的表述方式和最优美的包装，使得我们平时的讲话就做到言之有物，有逻辑性、准确、鲜明、生动，在话筒前和生活中没有什么截然的区别。工作时语言生活化，生活当中语言规范化。用这样的标准来修炼我们自己，这就叫功夫、基本功。我想只要练，时间就可以改变一切，首先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时间。过去老的艺术家“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卖什么吆喝什么，他生活中的习惯、饮食起居等围绕着舞台上的需要。梨园世家从院落到房间摆设以至平常的待人接物，围绕一个中心，就是舞台上的轴心，是灵魂、是支点。我们要想做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一般的主持人，一般的播音员，如果没有修炼到这一步，那火候就还没到位。当然即使到了，你也不一定是个大艺术家，不能仅是装装样子。我们家到处都是书，那我就是文学家了？那不一定，但是起码你得有那么一个氛围，让人知道你是于什么的。
以真、善为前提才能做到美
人要做到真、善、美，得有爱美之心。我不欣赏主持人要别人给他写稿子。主持人素质提不高是因为生活在编辑、导演的笼罩之下，树荫之下，成了寄生藤了。你碰上好导演、好编辑了，给你写好稿子了，当然也有自己的努力，背词背顺点，有人说你真高，其实那不是你的。强调主持人的魅力、个性，讲真话不讲假话，编辑不了解你，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喜欢甜的、酸的，不知道，他替你写这么回事，其实没那么一回事，这不是骗人吗？有点新闻真实性吗？所以在主持人的语言当中，所叙述的事情当中，一定要遵循新闻的真实性，不要把假事说成真的。我主张多和编导联系，没有很好的文字能力不要紧，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征求他们的合作，如果这点起码的权益和工作条件都争取不到的话，那你永远当不了一个称职的主持人，说明你太没能力了。主持人的语言，所表达的内容，一定要在真实的基础上，千万别编。首先要做到真，至于表情达意则各有各的招了，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但要做到与人为善，表里如一，对国家的大好形势要充分宣扬，这表现在每个人的心态上、人格上。善于看到别人的长处，看到社会的光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前途。以真、善为前提才能做到美，否则就美不了。
不要重复别人，也不要重复自己
1994年，我们的一个导演招标一个大节目，他给我打电话，我跟他讲，既然你看得起我，要我提意见，我就给你提一点，就是你第一次组织创意会议时，要找你过去从来没有找过的人，然后逐渐回到你的左膀右臂这儿来。你形成一个圈子，你将永远重复自己。重复别人、抄袭别人是很可怜的，重复自己也是很可怜的。一个人不能重复自己，但是我们往往容易重复自己。我主持《正大综艺》，人说老赵主持不错，那么我进入《人与自然》以后，还拿《正大综艺》那一套来对付新的题目，那就错了。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你要老在变。陈永贵大叔讲过大寨的事，“一年一个新套套”，咱们主持人也应该一个节目一个新套套，不能重复自己。
我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我又高兴又不高兴，譬如说，《动物世界》刚开播时，没有几个人说我对的，怎么这味？这叫播音吗？我不跟任何人争论，我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现在我收到的90％信件和我接触到的90％的人，什么也没记住，就只是说：“唉，你《动物世界》播得不错！”我很高兴的一点，我终于在这个领域创出了自己的风格，走出了一条道路。介是我也很纳闷，难道你赵忠祥一辈子就播了一个《动物世界》吗?正如黄胃，他画驴，“文化大革命”中说他是“驴贩子”，他很反感。给别人画画时，画别的还不行，人家非要一条驴。他说：我画了几百种人物、动物，难道只会画一条驴吗？我那些阳刚之气的播音，没人记得住，就刻记得我那《动物世界》，而且再一夸张，都是靡靡之音，我是那么播的吗？
主持人是绿叶，而不是红花
我觉得一个中国主持人的形象，就是要很忠厚、善良、善解人意，要在场上为你的观众、嘉宾着想。主持人的废话太多，是最忌讳的。我最讨厌主持人在场上哇啦哇啦讲，不让人家讲。你是主持人，不是主讲人。主持人的目的，是让场上整体气氛搞得非常好，发挥每一位嘉宾、每一位采访对象的优势。让他们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你自己委屈一点，暂避第二位，你不要变成主讲人了，变成你是红花，人家来给你当绿叶。你错了，你是绿叶，人家是红花。搞个人主义的那些人，突出个人名利，老是不择手段地突出自己，在镜头上抢位子、抢角度、抢灯光。因为坐在一个地方，灯光哪里好，哪里不好，你心里很清楚。搞了十几年，闭着眼坐在那儿，就知道哪里灯光好。这个座位要留给被采访者，你不要抢那个地方，他要让你的嘉宾发挥好，你少说了两句，没的人说你笨蛋。要发挥整体效益，突出你请的嘉宾。大家都是傻子，陪衬你特别聪明，实际上你这个人最愚笨。
主持人要学会笑，不要绷着脸
有的主持人喜欢带苦味，我就讨厌带苦味。一个苦味，一个苦相，最讨厌了。对生活乐观一点嘛！一个人就怕一脸苦相，愁眉苦脸。你这个信息带给广大观众，大家全愁眉苦脸，这还行吗？喜气一点，谁都不欠你钱！我对那些出面就绷着脸，欣赏自己的“阳刚之气”的人讨厌极了。你给大家服务来了，你要大家喜兴一点，怎么一点微笑都没有？有人说，笑就失去了一个人的魅力。错了，笑才是一个人的魅力。据说只有人类才会笑，猫头鹰的笑，那是它的一种叫，我看过一个片子，美国训练一个猩猩，杂技团的，叫它学总统笑一个，它一呲牙，那不是笑，是在讽刺总统。主持人在这个岗位上替党工作，替大众服务，你没有权利愁眉苦脸。你一定要知道你是为大家服务的，没有这样一个观念，你永远搞不了节目，永远到不了位，永远没有一个很高的境界。
请把“我”改成“我们”
对于青年同志，我特别不喜欢你们说“我”。你们很年轻，一个小孩上了台，就说“我”字，“我认为怎么怎么样”，你能不能把第一个称单数变成复数，变成“我们？”不要说“我”，因为你没形成你的个性，观众还不了解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上来就“我今天认为怎样”，我听了有点反感。
我们主持人在使用第一人称，突出自己的个性，展示自己魅力的同时，我们仍然应该记住一点，我们各级电台、电视台是党的一个宣传工具，我们是这样一个喉舌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此我们的自我是从属于我们这个机关的属性的。我们是党的宣传员，这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你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就要这么干，当然要有创造性，要有你自己的特色，不是泯灭你的个性。各级领导都希望大家能成才，只要我们认定目标，脚踏实地一步步走下去，就会获得成功。
主持这个行当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岁月太无情了，当你期待一件好事时，你认为太慢了，恨不得立刻到眼前。而昨天当你手捧金杯，几年以后，你会看到金杯上落了许多灰尘，一切都变成一个很久远的记忆了。唯一的一点是每过一天，你应看看你长没长一点出息，工作上有没有进展。拿出录像带跟去年一比，今天不如原来了，那就说明你走下坡路了，如果你拿出早年的录像带。你认为你那时很幼稚，我想这说明这几年你已经有进步、有出息了，但还要看跟同行比起来进步到什么程度。你保持同一个水准，说明你在退步，主持人这个行当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主持人业务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东西，不如说是实践性更强一些，用理论指导实践，而理论又来源于实践。现实在突飞猛进地发展，这几年主持人的格局、主持人的形式、主持人的走向和前几年比起来真是大不一样了。我们每个人都面临一种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地思考，把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一点。大家都记住一点，我和你们一样都面临着挑战，你们今后在屏幕上也会看到我还在努力地拼搏，我还要再多做点事。希望大家互相关心，有对间写写信，指出我的不足之处，我就感谢各位了。
答记者一
问：你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已经35年，对主持人的成长与成熟深有体会。你认为是哪些因素使你取得成功？就个人素质而言，对主持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提得好，但要主明这个问题是需要较长的篇幅的。
中国的电视事业是1958年5月开始的，经过几个月的试播阶段，1958年9月2日中央电视台（当时称为北京电视台〕正式开播，至今已走过37个年头。我本人是1990年2月进人中央电视台担任播音工作的。1981年，中国广播电视中才正式设置节目主持人。在中国无线电广播中第一次出现主持人称谓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空中之友》节目，主持人徐曼小姐出现在1981年1月1日的广播中。中央电视台1981年7月在《北京市中学生智力竞赛》节目中正式设置主持人，由我担任。从这一年起，主持人节目在中国广播电视里如雨后春笋般涌一现，现在已被普遍采用。
中国研究节目主持人的学者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节目主持人的诞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中国广播电视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同时也认为，尽管在这之前没有主持人的称谓，可是许多节目已经具备了主持人节目的某些形态，如中央电视台的《笑的晚会》（王扶林导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黄一鹤导演）、《评剧清唱晚会》（杨洁导演）等。这些节目都是在6O年代初播出的，其中的串场或报幕人员所承担的工作职能与现在的主持人并无区别，甚至超过现今一些节目主持人的水平与功能，只不过那时不叫主持人罢了。当时还有张家成等编导的《医药卫生节目》，由播音员作为电视台的主人，采用问答方式，请著名的医学专家讲解各种疾病的成因、预防与治疗知道。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曾请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陈中伟大夫介绍为工人王存析断手再植手术的情况，并请王存柏到现场与观众见面，那是一例在国际上领先的显微外科手术。60年代初我还播讲过由张复华编辑的《国际知识》。这是一个由播音员的图像，采用图片、影片资料编成的新闻类节目。此类节目，还采用过座谈会形式，例如《电视台的客人》曾请过在巴西经过国际外交斗争考验的王唯真等人与观众见面，请过劳动模范时传祥讲述环卫工人的事迹。在这些节目中，我都是以电视台主人的身份来主持节目的，而且都是直播。
此外，少儿节目中给孩子们讲故事的孙敬修，体育比赛现场转播的解说员张之、宋世雄等，也属于节目主持人的范畴。
“文革”期间，年轻的中国电视事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类节目形态大都萎缩了。“文革”之后，中央电视台又陆续开办了这类节目，如：一批记者登上屏幕，推出了极有影响的《观察与思考》等栏目，无论从节目形态上和内容深度上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与此同时，《为您服务》也逐渐成为受观众欢迎的栏目，并进而发展成为以沈力为主持人的80年代初期最具影响的节目之一。就称谓而言，主持人是在80年代才在中国出现的，但就其本质而言，这种人员或者这种节目形态早已有之。正是这些早已存在的节目形态，为主持人节目和节目主持人的正式出台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主持人节目在我国的电视屏幕上一经推出，便出现一个可喜的现象，那就是对这类节目的理论探讨和研究几乎与之同步而行，一批专家、学者、教授参与了这一节目形态的研究，他们在理论上的急论与探讨帮助了节目主持人更自觉地、更有意识地成长与成熟起来。中国的主持人节目正处于走向成熟的阶段，这是与理论上的指导密不可分的。
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担任主持人呢？目前中央电视台大约从三个方面有明确要求。第一、具备大学本科学历，受过高等教育，有较为广博的知识；第二、是形象上的要求（有一些电视台对形象的要求更是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我们不赞成把挑选主持人，尤其是挑选女主持人当成选美，但是主持人在外形与气质上应该招人喜欢，这也不能不是一个起码的条件）；第三、主持人是以有声语言即播讲为主要职业的人，因此要求主持人能掌握纯正标准的普通话，普通话的要求是明确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现代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语法结构和优美的用语为使用语言的范例，以上三个条件是主持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此外，机敏的思维、良好的个人品德和悟性都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即使具备了这些起码的条件，也并不意味着必定成功。
在我国，主持人是一种令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因此，从走上这个岗位到争取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捕捉工作机遇，都是一种竞争。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能脱颖而出的主持人毕竟是少数，这就是需要主持人孜孜不倦地努力学习。观众对主持人的要求近于苛刻，但事实正是这样严酷无情，因为你面对着亿万观众，一次疏忽造成的差错可能会断送你一生的前程。
我参加工作时只有18岁，是个高中生，这在今天是不可能成为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幸运者。但30多年来，在任何节目中，我不敢稍有疏忽，也没有一天不在认真地读书、写点文室。在工作岗位上，我上过4次业余大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所取得的成绩又不是侥幸获得的，而是对我多年来付出的汗水的回报。
1993年冬，我曾书面回答过《抚顺煤矿报》的提问，问题是：你认为一个成功的主持人应具备哪些条件？我写道：“在诸多要素中，最主要的是要有对本民族文化如醉如痴的一种感情。并不是说其他因素不重要，但诸如技巧之类的本领并不是很难掌握的，只要肯干，有个三年五载就可以熟练，而文化、岂能一朝一夕得到。”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尽管现阶段全体国民文化素质有待提高，受高等教育和有深厚文化功底的人比例不大，但绝对数字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我们有12亿人口。有文化的成熟的中国人绝不会喜爱一个缺少中国文化气质的主持人。中国的文化气质，从你在屏幕上的待人接物，从你所引用的典故、成语、史料、诗词以及你对某种事物的好恶中，都可以品评出来。
1994年1月29日《重庆日报》第六版发表了重庆市统计局信息咨询中心的调查材料《重庆人最喜爱的艺术家是谁——生活方式与消费水平调查系列之四》，该项调查的结论是：“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赵忠祥为最受欢迎的人。”这份调查统计表按统计顺序列举了包括台湾、香港等中国10位文化界人士，我位居榜首。文中说：“大家对赵忠祥的厚爱并不敢决于他的外表、年龄，而是取决于他深厚的艺术功底，精湛的演技，较高的艺术修养，对事业执著追求以及对电视观众的满腔热情。他的屏幕形象没有华丽包装，没有哗众取宠，而是以朴实、亲切、庄重、诚挚，以鲜明的民族文化格调赢得了观众。”在1994年这一年，我先后获得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颁发的最佳节目主持人特殊荣誉奖，第八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主持人奖（政府奖，只设一名），“CCTV杯”解说奖（为大型系列片《毛泽东》解说）。回顾从1985年至今的10年中，我在各次有关的评选和调查统计数学中都名列前茅。
主持人的成绩，实际上决不是仅凭个人能力就能取得的，没有一个好的创作集体、高水平的编导和一个好的节目或栏目，是不可能取得的，我认为这些奖项是大家对我的厚爱，我沾了大家的光。
问：你怎样评价西方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你曾参照过克朗凯特的标准，你认为你与他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认为中国会出克朗凯特这样的人吗？
答。我对西方主持人了解得不多，因此很难作出有把握的评价。
我本人曾两次去美国，第一次是1979年邓小平同志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美，我作为新闻采访团成员报道这次访问情况，在美国停留了近一个月时间，与美国三大广播公司都合作过。在他们的协助下，利用他们的设备进行编辑工作，与美国同行在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西雅图向中国国内传送新闻。当时我们发回国内的报道采用的正是美国的新闻播放形式，我既任现场采访记者，又当主持人。在美国期间，我们还在纽约参观了三大广播公司总部。第二次是1993年9月，我率领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代表团访美，又一次拜访了三大广播公司总部以及几所新闻学院，这次我们还有机会与CBS的丹·拉瑟、ABC的彼得·詹宁斯座谈。访问的高潮是与丹·拉瑟见面，谈得十分投机，并应邀观摩了他晚间新闻的现场直播。
主持人这一称谓是首先在美国出现的。1951年CBS的唐·休伊特给两党年会找报告正式获准设置主持人。对于西方主持人所取得的成功，作为同行我是感到高兴的。他们是一批有着深厚文化功底，有着像我们一样的高度的爱国情怀，有能力、很能干，在公众中有广泛影响的优秀人才。我知道默罗这位被誉为美国新闻之父的前辈的事迹，这次在CBS总部参观时，我在“默罗屋”前留了影。我知道美国同行对他的缅怀与尊敬，他影响了差不多两代美国新闻工作者。他曾冒着极大的危险在“二战”中出生人死地采访报道，他曾英勇地站在伦敦屋顶上现场报道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狂轰滥炸和以极大的正义感描述了正义力量的抵抗情景。“二战”后美国公众把默罗视为凯旋的英雄，他又在《面对面》等栏目中有过出色的表现。他曾在舆论上击败了麦卡锡，我知道克朗凯特并与他座谈过。尽管克朗凯特没有默罗那样耀人眼目的英雄色彩的光环，但我更佩服他那稳健而有韧性的工作精神，迄今美国同行还没有人超过他的成就。1981年克朗凯特来华时，曾应我所提问，几我及我的同行描绘了他的一个典型的工作日的工作情景。我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一个踏踏实实工作的人，这是我敬重他的原因。
1979年我在美国时，曾被美国一篇报道称为“中国的克朗凯特”，那时我也是中央电视台（CCTV）的新闻主播之一。后来，我和克朗凯特一样，差不多在主播了20多年新闻之后转而主持专题节目。他比我年长许多，他是美国人，他主要的成就在新闻播报方面，这或许是我们的不同。我除了新闻播报之外，还广泛地接触了综艺节目和专题节目等各种类型的栏目。
这次我访问美国，发现三大广播公司面临新闻传媒多元化的挑战。原来三大广播公司各主要办公室都并排放置三台电视机，同时播放CBS、ABC、NBC的节目，以便随时观察竞争对手的节目。现在又增加了两台电视机——CNN和PBS，这意味着三大广播公司至少增加了两个竞争对手。三大广播公司似乎已不复有10多年前的光彩了，主持人也是如此，我用英语直接询问过一些美国人，他们都不认为丹·拉瑟与彼得·詹宁斯是第一流的，而仍认为克朗凯特还是第一。
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思考，我现在认为，包括克朗凯特在内的这些主持人都是明星制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商品的电视物化，这就有着包装上的夸张。事实上，他们的影响被夸大了。美国新闻界似乎有这样一句嘲笑的语言，称那些主持人是“八百磅的大猩猩”，克朗凯特曾拥有主编头衔，但据他的同行说，他们几乎没有人认真地把他当成主编（见《美国电视明星》）。
总之言之，美国首先在新闻节目中出现主持人，但左右美国舆论的是新闻本身，而不是主持人。主持人可以使本公司的新闻收视率提高，但消息的本身是源自社会生活而不是主持人制造出来的，因此，几乎不会有新闻界的成熟的工作人员会像一般观众一样去认识和言过其实地夸大主持人的作用。再者，由于语言的障碍和其他的因素，至今还没有出现过类似于电影明星、体育运动冠军、科学家那样的超越国界的被异国他乡的人所熟知的主持人。我敢说克朗凯特这位在美国享有赫赫声威的人物在中国观众中的知名度差不多是零。我也一样，在美国知道我名字的只是华人，这点是无可奈何的。
因此，关于在中国会不会出现像克朗册特这样的人的推测毫无意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观众毫无疑义地只会喜欢他们自己的主持人。如果一个国家需要克朗凯特这样的人，他就会出现，如果不需要，他就不会出现。
问：在你主持过的节目中，哪些是你最满意的？哪些代表你对自己风格的追求？你的理想与完善的标准是什么？
答：我热爱我毕生从事的事业。我工作了35年，总的来说我对自己30多年主持过的节目以及共同合作的人都是满意的。唯一不满意的是，尽管我已作了许多努力，我感到我的工作还没有达到我所理想的高度。
我曾主播了近25年的新闻节目，前20多年我是中央电视台唯一的男播音员，客观上我得到了更多的实践与锻炼的机会。我播报过那个时代所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与新闻，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伟人的逝世讣告。在这期间，我还采访过国内外政界的几十位要人，包括两位美国总统：卡特、里根以及基辛格等人。1985年之后我开始向主持专题和综艺类节目过渡，我解说了差不多14年《动物世界》，主持地11届《春节联欢晚会》，主持其他大小综艺、娱乐晚会不计其数。我参与开创了中国电视知识竟赛节目，我主持的最有影响的栏目是《正大综艺》，这是一档以介绍旅游和各地风光并向来到演播室的嘉宾和观众不断提出问题和娱乐性节目。在主持《正大综艺》期间，我与杨澜被报界评为最佳搭档，我们的生活阅历和中国文化功底派上了用场，使得这个纯娱乐性栏目上升到具有知识性、欣赏性、趣味性的文化品位。主持《正大综艺》的成功，是我获得1994年度政府奖的原因之一。
在我离开《正大综艺》栏目之前，我已开始策划和主持《人与自然》这个带有环保意识的栏目。由于领导的重视和编导的齐心努力，这个栏目播出不到一年，已经赢得了广大观众和许多专家学者的首肯，同时获得了1994年度中央电视台专题栏目一等奖，国务委员宋健还亲笔写信赞扬这一栏目。
我认为一个主持人是为观众服务的，因此，得到广大观众的肯定的喜爱是主持人追求的最完美的目标。当然，由于年龄、资历、性格以及爱好与修养的差异，每个人的完美是各具特色的。
在我的心目中，无论你主持哪一类栏目，必须是这类栏目所传达的知识和信息的拥有者，必须在工作的同时努力学习和总结，成为你所承担的这个栏目内容的专家。我在解说《动物世界》的10多年中，对野生动物及生态有了专业知识，1988年我被吸收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理事，并于1991年被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聘为兼职教授。当然，如果你一时尚不具备专家的条件，也要努力使你的观众看到你在努力，在不断进步，越来越成熟。这也是一种敬业精神。观众怎能容忍一个不懂体育运动的人转播体育比赛实况，不懂美术的人讲解东西方绘画，不懂古汉语的人讲解古代诗词呢？尤其不能容忍不懂装懂、谬误百出的人为他们主持节目。
主持人最能博得观众喜爱的就是人格上的魅力。尽管东方和西方在文化背景上存在差异，但在最高层次上的观念是相通的，只有真、善、美才是最高标准或最完美的标准。因此，在长期为公众服务的过程中，人格的忠厚、善良是一定会被观众所理解与接受的，从而产生一种令观众深深喜欢的屏幕形象。当然，尽善尽美是不存在的，我们只能努力向着这一高度去靠拢。
问：从总体看，优秀的节目主持人是少数，大多数平平淡淡，为什么？
答：其实这就是客观世界，无论哪一阶段，都注定如此。全人类的优秀分子是少数，大多数人平平淡淡；各行各业的顶尖高手是少数，大部分人平平淡淡；冠军只能有一个，主持人也不例外。
当然，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应当平平淡淡的借口。如今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大约有100多位，比我刚参加工作时扩大了几十倍而且就总体素质来说，年轻的一代无论从知识文化的起点和对电视的认识上，都比我们那一代人高得多。
不过，30多年来电视不仅造就了一批主持人，也造就了一批有较高观赏与评价能力的内行观众，观众日益提高的观赏水平与需求和大多数主持人提高自身水平的速度有一个差距。这正如一个美食家口味越来越挑剔，而一位厨师岂能在短时间手艺大幅度提高？主持人似乎也面临这样的压力。据我所知，大多数主持人都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并把它化作迎接挑战的动力。主持人的提高主要靠自己的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准与专业技能。只要假以时日，时间是会改变一切的，我相信中国节目主持人的整体水准将会越来越高。
还应指出，主持人水平的提高是个全方位的间题，是一个系统工程。譬如一支优秀球队和一名优秀运动员的产生，自身素质固然重要，但是必须应该有一位好教练。一个影视明星的诞生当然需要一个好的剧本、一位好的导演、一个高水平的创作集体。主持人不是凭空独自出现在屏幕上的，只有具备从管理、编导到栏目设计都上佳的情况，才有可能产生优秀的主持人。因此我们不应该把一位主持人一时的不成功褊狭地怪罪于他本人，而应以各方面寻找原因。荣辱皆系于主持人一身，这既不公正，又不合理。
主持人也要赶上好的机遇，碰上一个适合他发挥才能的栏目。倪萍主持《综艺大观》，杨澜主持《正大综艺》，都分别获得了成功，她们短期内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使许多人羡慕。可是除了她们共同的特点——极度努力之外，栏目风格恰巧符合她们各自的特点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正如杨澜自己说的，假如一开始让她主持的不是《正大综艺》，而是《综艺大观》那就不一定是如今的局面了。我认为她能这样认识，说明她非常具有自知之明。如果倪萍、杨澜互换栏目，可能都不会取得现今的成绩，她们有才华、肯吃苦，但她们也分别遇上了一个好的利于她们发挥的创作集体，这就是她们成功的奥秘。
按常规来讲，编导与栏目可以挑选主持人，而主持人也应该有机会去选择他们喜欢的、利于发挥自己潜能的栏目。这个机会是成功的先决条件。但对大多数从业不久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既没有可能，也没有资格去挑选编导和栏目，这就要凭运气了，少数人脱颖而出，大多数人平平淡淡，正在等待机会。这就是现实，各地电视台的情况可能也大抵如此。
问：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应被理解为个人魅力与精神完善的人。综艺节目可否影响观众、指导舆论？这方面通过努力可否成功？
答：“主持人应是个人魅力与精神完善的人”无疑是一个理念上完善的典型，可惜现实生活中谁也不可能是这样。
主持人不是圣人，即使在中国被称为圣人的人也不认为自己完美无缺，圣人的美德之一就是闻过则喜，有错必改。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当然在一生的方向上，我个人将向尽量完美与完善的方向努力。
正如我在第一个问题中所阐述的，新闻节目的舆论导向并不意味着是主持人的导向，电视新闻主持人只不过是新闻的外包装，充其量只能发挥很少限量的影响，美国往往是根据公司本身的需要，根据竞争的需要夸大了主持人个人的影响。我知道美国有过李普曼和赖斯顿这样的评论权威，但是克朗凯特等人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地。因为我留意三大广播公司的新闻播报，在播送过程中他们只能一字不差地播送，完全谈不到在内容上的发挥，而这种播送过程很接近于表演。克朗凯特曾说过，主持人的技巧更接近表演，新闻信息的由来不是主持人编造的。克朗凯特所在的公司董事会曾决定每天可以给他一分半钟自己发表评论的机会，而克朗凯持拒绝了。他说，他是习惯于客观报道的（见《美国电视明星》）他很聪明，言多必失，个人无论素质多高，思想多敏锐，总不能保证你每天对外界的评论都是准确公允的。实际上，新闻要尊重事实的严肃性，使得任何一个主持人都无法也没有权利去独立发挥，克朗凯特被美国同行认为是在最谨慎的行当中工作的一位最谨慎的人。当然，不是说他不可能对新闻内容有所偏爱，比如，他个人喜欢科技方面的消息，因此，在他所能发挥作用的范围内，这类消息会有所偏重。克朗凯特也曾在新闻中有揭露“水门事件”的专题新闻，把散见于报章的消息集中播放，电视的影响力当然是不可估量的，于是“水门事件”轰动起来，导致尼克松下台。另一次是克朗凯特发表一个评论，呼吁美国从越南撤军，据说约翰逊当晚看了这条评论后，就召开会议研究撤军问题。我认为，克朗凯特能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一定的影响，根本原因是美国当时的越南政策走进了死胡同，国内反战浪潮风起云涌，美国政府骑虎难下，在这个当口，克朗凯特的评论反映了民意，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美国政府修改政策的催化剂。作为局外人，我们永远不可能洞悉这一事件的真正的内幕。如果把主持人的作用过分夸大，认为主持人可以左右舆论甚至美国总统也要看主持人的眼色行事，那就未免过于天真了。
我想说明的是，成功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左右舆论的传闻只是外行观众的理解。相反，能有机会作一些有限度发挥的倒是综艺节目或专题节目主持人。一名专题或综艺节目主持人没有必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左右舆论的权威，但却能游刃自如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和自己对周围事物的看法，在观众信任与喜爱他的同时，很可能也会接受他对外部事物是非好恶的判断与情感的表达。新闻节目主持人不可能代表个人发表对某种事物的看法。一般地说，对当前发生的新闻事件的个人表态是要受到所在机构严格的审视的，各国都一样，国家利益至上。同时外界事物瞬息万变，稍有失误就会失去观众对他的信任。其实一个人对舆论的影响不限于对新闻事件的表态，他完全可以对历史的、传统的、文化的、知识的各种范畴进行深思熟虑的分析和评价。这样做准确性往往更高。舆论的基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一个成功的综艺节目或专题节目主持人在观众中有相当大的名人效应，因此，他的看法很可能影响一部分观众。所以，不能认为综艺节目和专题节目主持人不可能产生舆论影响。当然还要看主持人的资历、名望以及他背后的栏目群体的水准。
问：作为一位男性主持人，从以往细腻的风格转轨到硬派风格会受到成熟男性观众的欢迎，您对此有何想法？
答：有这样一个历史传说故事：苏东坡问他的幕僚：“吾词与柳词何如？”那位幕僚说：“柳词（指以秦观为代表的婉约派）应以十八九岁的姣好女子手执牙板轻歌‘杨柳岸晓凤残月’，而学士词当以关西大汉手绰铜板高歌‘大江东去’，”这个文学史上的传说正好体现出何种文体、何种风格、何种内容的作品当以何种形态去表现与烘托。
所谓硬派风格，这是近年来的外来电影中对某一类男主人公的一种称谓，如日本的高仓健，美国的史泰龙、施瓦辛格，法国的阿兰·德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往往是文化不高的游侠或劳动者，不是学者、政治家，也不是吟诗作画的文人，影片有时故意表现他们的粗俗，但这类形象并不代表最有成就的男人的形象，更没有根据来说明所有成熟的男人都喜欢这种形象。不信你去调查40岁左右的有文化的男性观众，他们不见得像小青年一样去模仿这些典型。男人的魁力不完全表现在硬派孔武，而表现在智慧、隐忍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因此，我不想去为了迎合一部分人而去改变大多数人都喜爱的我风格。
其实，在我主播25年新闻节目的“文革”当中的专题片时，我的播讲可以归结为“硬派”，尽管这个词并不科学，无论在声乐界和播音界均无此术语及提法。但是这种偏于高亢的追求阳刚的路子，并不为观众喜爱。1975年以后，我在从事译制片的解说中，在中央电视台著名录音专家曾文济的帮助下，经过差不多两年的探索，找到了以气息力度和声带轻度闭合相辅相成的话筒前的发声法，并探寻出以情带声、以内在的理解为出发点的解说路子。在近10年的实践中，我已探索出一种中国观众喜欢的解说风格。
抒情细腻是我的一种表现手法，但并不是我的主体风格，我最擅长的还是播送政论体。所以，《毛泽东》摄制组决定请我为这部12集大型纪录片解说。我的解说经群众与专家评议，获得1994年中央电视台唯一的解说奖。
我确实花过一番苦功，在话筒前的发声法上摸索出一条科学用声的道路，国内著名声乐表演艺术家都曾与我探讨如何能做到高低位的统一与松弛的闭合。
所谓风格，其实正是一个人被公众承认的特点。而这个特点中，一定会包含着优势与不足。当然，一位成熟的艺术家需要毕生努力去扬长避短，或下大功夫克服不足，但事实却是这样的，如果把你的缺陷完全抹平了，就不是原来的你了。譬如，中国戏剧表演大师周信芳创立了麒派风格，他的演唱被誉为“云中月”，意思是朦朦胧胧。其实，无须讳言，他声音沙哑。可是，如果一旦他声带完全闭合，尽管去掉了声带闭合不全形成的缺陷，但也就没有麒派了，再如当今中国绘画大师黄胄，他的水墨画线条带有明显的速写手法，有时往往一道衣褶会有三四道线条，似是重复笔划。但这也正是他的风格，如果不这样，鉴定家一定说这是一张假画。
我早年师从王嘉样、林俊卿等声音训练大师，在练声基本功上下了多年苦功。既学过美声，也学过民族发声和戏曲曲艺，更用3年时间掌握了王老师的鼻弹音和林老师的气泡音、咽音训练方法。
总之，看一个主持人的成就，只有通过观众的评价去认定。我近年来得到的奖项有多项是观众的直接评定。去年我在全国青少年问卷中被评为中央电视台最受观众喜爱的主持人之首，我感到很欣慰，即我的观众喜爱我。我将继续努力工作，以回报我的同事在工作中对我的帮助，回报全国广大电视观众对我的厚爱。
答记者二
问：很多人都认为，电视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是吃“青春饭”的，你怎么看，你是否感到压力来自这里？
答：其实，你忽略了一点，按照这个提法，我也曾是吃“青春”饭的一员，我参加工作时，只有18岁。如今，在全国各电视台都不可能找一个刚满18岁的播音员，顶起新闻、文艺、专题等各类节目的播出，也不会把这样一个大孩子当成骨干使用。
现今，纵观从中央电视台到各级电视台的播音员与主持人，他们开始从业的年龄，比我当年大了五六岁。他们跟我今天的状况相比，太年轻了，但跟我当时的年岁相比，又大了好多。这说明，经过这么一个历史阶段，我们的队伍的起点不是更稚嫩，而是更成熟了。
说起吃“青春”饭，我想这个看法与问题的提出。针对电视播音员和主持人这门艺术来讲，是不准确的。幸好，我们的队伍本身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就我从中央电视台和各地接触的情况来看，很少有人把自己的年龄当作成功的资本，大家都希望趁着年轻，努力进取，将来做一名成熟的、有影响、有威望、受观众信赖的从业人员。
从客观情况来看，我们国家这十多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百业兴旺，电视事业更能体现这一点。各项事业在大发展的时期，第一问题就是需要相当多的人从事各项工作。人员的扩充，首当其冲，挑选的就是年轻人。因此，一大批年轻人走上了电视播音与主持人岗位。这是一件好事，是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但不应该由此得出结论，只有年轻才是播音员与主持人的唯一条件。
也毋庸讳言，可能会有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离开这个岗位，又会有一些年轻人补充这支队伍。但离开这个岗位的人，并不因为不再年轻，很可能是在竟争中另谋出路，有竞争，就会有淘汰，有筛选。但也会有很多人，坚守在这个岗位上，而且日益得心应手地工作，成为行家里手。这支队伍必然会形成老、中、青搭配，各展风采的格局。
现在各地的电视从业人员老资格的不多，那是因为当初没这么大的基数，中央电视台最早也只有三名播音员。我记得当时还经常有一个人下乡去搞“四清”、社会调查，实际只有两个人工作。那时，我们拳打脚踢什么都干，什么少儿节目、体育节目、科技节目、新闻节目、文化节目及现场解说、实况转播，也就是演播方面的十八般武艺都要掌握。这给了我们很好的机会，使得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适应多种节目，了解多种门类，以及有机会在多种领域进行实践、探索。由于努力，我们没有被淘汰，沈力退休仍不时主持节目，我也还正在工作，而且也还干得过得去。
当然，如果说我没有压力这是假话，但我的压力并不来自我日益年老，而主要来自在当前的新形势面前，我深感自己学识、技能的不足，这未免使我有“少壮欠努力，老大徒伤悲”之感。所说欠努力比不努力强一点，但“书到用时方恨少”，我不能更得心应手地主持好节目，完全归咎于年轻时没能更自觉地苦心读书，认真积累。老虽老矣，但我不会放弃努力，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我的职业使我深深爱上“语不惊人死不休”这诗句。因此，我说我并不因不再年轻而有什么压力，反而我庆幸我超越过一个多元化消费娱乐的阶段。当年，我之所以能苦练基本功与多看了一点书，原因之一是没有今天那么多的诱惑，如果我年轻而处在现今的消费娱乐之中，可能卡拉OK、舞厅、游乐中心会使我迷恋，那就没有今天的我了。
所以，今天的年轻人能刻苦读书，努力提高业务修养，这要比我当年可贵得多。我高兴地看到，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正在努力进取，而且势头很好。
关于吃“青春”饭的提法的出现，很有议论之必要，我不是指体育、舞蹈等确实需要奉献青春的事业。我想，很多服务行业，一定要年轻的女孩子去做，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态？
国外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中，有很多40多岁的服务人员。今年我乘芬航时，机上乘务员有两位是年过五旬的老妈妈，慈善长者，服务到位，令人可亲可敬。我不是希望中国飞机上女孩子都不要，专门挑老太太上飞机，而是说人家是从年轻时做起，把工作当成一项事业。
国外一些餐饮业，服务员大多是有点年纪的人。男服务员有的派头十足，温文尔雅，绅士风度；女服务员严如一位店主，对顾客和蔼可亲。而我记得小时候，偶尔上小饭馆，跑堂的也都是八面玲戏、口若悬河的成年男子。听说咱们有些饭店规定过了二十几岁就不要了，清一色水灵灵的漂亮姑娘，以此招徕顾客。不知客人是吃饭还是看景，不知老板什么心理，也不知这个现象是令人喜还是令人忧。
在服务业，吃“青春饭”，多少有点以姿色侍人的嫌疑。从业人员怎么可能在本职业、本行业中摸索出门道，有一种敬业的事业心呢？必然会“晓镜但愁云鬓改”干一天算一天。“短命”的业务，还有什么可钻研呢？
如果这是各业发展中的暂时现象，那不奇怪，如果形成一条规矩，养成一种民族畸型的文化心态，这就令人担优。
我个人并不是靠原来的年轻和现在的尽量靠拢年轻来寻找成功之路的。我认为自己才不出众，貌不惊人，所以我尽量以文化来填充自己，并且我不敢说自己做得如何精彩，但我敢说，我已尽了力。不论任何节目，我从不把所播出的节目分三、六、九等。即使各类节目有它们的主次与轻重之分，然而，我只要接到一个节目，即使只有几句话，我也要认真对待。“人莫踱于巅，而踬于任”。不要小看可能收视率不高的节目，你在这栏节目中稍一松懈，出了洋相，可能人家会记你很长时间，很可能栽个一蹶不振的跟斗。我能干到今天，一靠学习，二靠认真。比我更刻苦、更认真的人当然就会取得比我更大的成绩。
只凭小聪明，或凭外包装，甚至学点新潮，那是不可取的，是不可能有出息的。
中国受高等教育或具有高文化水平的人的比例不高，这是事实。然而，8亿观众当中高水平人的绝对数字是惊人的。一个传播文化信息的主持人，在这样一批高水准的观众的审视下工作，不提高自己，不适应观众的欣赏口味，怎么能长久于下去呢，怎么能指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呢？
青春年少是个令人羡慕的优势，但把它当成资本，能维持多久呢？
问；那么，怎样才能使自己在激烈的竟争中不被淘汰呢？你认为主持人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答：我认为，我们在思考问题时应该易位思考，也就是互换一下位置。尽管我是节目主持人，但是，在大量的节目当中，我主持的节目所占比例毕竟有限。所以了大部分时间里，我仍然是在欣赏、品味、品评电视节目，我更多的仍然是一个观众。因为我像许多观众一样，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电视机前，（用“消磨”来形容，是因为我的一部分时间是这么度过的。当然，我又是一个专业人员，因此，我不管看哪个频道，看哪个种类的节目，总还是开机有益。不论是从中学习、借鉴，或者引起一些思考，甚至引起我的警觉，对我的业务都是有帮助的。）因此，我对电视观众比较熟悉。那么，我想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喜欢什么样的主持人呢？首先，喜欢那种本色的、没有经过“化妆”的主持人。当然不是指面部化妆，或是着装。而是说无论是在性格上，还是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和他自己的理解及掌握知识的程度上，我不希望他有一种夸张，或者矫揉造作的感觉。我希望他是真实的人，哪怕他水平低。另外，作为观众心理，我也希望一个主持人出现以后，看着很顺眼，给人一种美感，至少从感观上给我这一印象。这种美感不单是指英俊和美貌，而是由真挚和善良产生的美感。我过去有个座右铭，即“宁丑勿媚”。这个“丑”不是指生理缺陷，或是面部表情凶恶。这种丑，是一种稚拙、纯朴。还有一副对联我很喜欢，那就是“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学识是不能装腔作势的。当然，观众不能要求每一位主持人都掌握各方面的知识，人的一生是有限的，能掌握的知识更是有限的。但是，主持人应该努力地去不断地拓宽知识面，对一些事物不但并不可怕，“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有时不懂的事，千万不要不懂装懂。切忌本来就是半生不熟的东西，自己非要装出很懂的样子。我们在主持节目时，应该尽量少说废话，减少装饰性词汇，降低夸张，充分利用有效时间，给观众知识上更多的信息和文化上的启示。节目从整体上必须具有知识性、趣味性、欣赏性，其中知识性占第一位。我希望我们的主持人是很有中国文化底蕴的人，当然，对世界文化也应该有一定的了解。主持人讲的应是具有文化和知识的语言，而不是一种庸俗、夸张、扭曲、甚至一种变态的东西。切忌去嘲讽知识，嘲弄知识，看不起自己的传统文化，或者鄙薄那些钻研知识的人，用一些云山雾罩、痞气的语言习惯出现在观众面前，观众不能允许一个没有文化的人长期为他们服务。
对于主持专栏节目的人来说，要求更高。主持专栏的应该是专家。比如主持影评，他应该能写出很多有独到见解的影评文章，而且他的同行都认为他是国内的专家，不管同意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百家争鸣，让别人都同意你的观点是不可能的，但至少证明你是这里的一员，是圈里人。我再举一个很简单、我自身的例子吧。我解说了14年《动物世界》，现在我主持《人与自然》，我可以说我是这个行业的内行，因为14年我学到的东西很多，圈内人认可我是这个行业的半个专家，所以东北林业大学聘我当兼职教授。最近环境科学协会聘我当理事，再最近推荐我到世界上去拿环境保护的一个奖，现在我只是候选人，不一定入选，因为有各国的精英。我在“人与自然”这个行列，对环境的了解，对自然的了解，可以和教授对话，并有我自己的观点。上次搞“地球日”的时候，美国来了几位专家，包括环境局的几个专家在内，我发了言下来，他们没有反对我的观点，还基本由衰地认为我的观点是新颖的。因此，我主持这个节目就有一定的把握。
那么，我是怎样从外行向内行转变的呢？没有什么捷径，唯一的就是学习，向书本学习，向专家学习。知识这东西，你爱好了以后，零碎的会变成系统的，就像一个业余的京戏爱好者，他今天唱这么一段，明儿唱那么一段，他就会知道四大名旦，八大名须，他就是一点一滴地知道的。一个养鸽子的人，他对鸽子的起源，世界上哪国的鸽子先进，他只要人了“迷”，他绝对就是这个里头的内行，你说他怎么学的呢？这很难说他怎么学的，他就会了。我们再举个例子，英达在生物学的知识上真是够一个专家的水准，因为他小时候喜欢画画，到动物园里画老虎。然后他就看了老虎牌子上的拉丁文，他从那儿学拉丁文，然后他挨着个学，他那时候小，就都记住了。现在他能给《动物世界》勘误，说这是错的，这张照片错了，这个名称不对了，这完全是内行的水准，只是不从事这项工作，我们请他当过嘉宾。
问：根据你的观点，那为什么不能把竞争机制更扩大，向全社会招聘学有所成的专家型的播音员或主持人呢？
答：这不是应该我回答的问题。一个人回答什么问题，应该有个范围和分寸，我不能站在总领全局的角度何你解答这样的问题。但作为一名主持人，不是不可以试着回答。据我所知，我们电视系统，无论从领导到编导，无论从一个台的全面考虑到一个节目组的个别招聘，都一直是沿着你提问的这个方向思考或实践的，仅中央电视台，我知道已经公开招聘过几次。不过，专家型的“意中人”还没有发现。
专家型的主持人，包括两方面缺一不可的内涵，一是专家，二是主持人。仅仅是某一学科的专门家，缺少主持功力与素质，那不成其为专家型主持人。而主持人，对所主持门类的学识不具有专家水准，也不能成其为专家型主持人。这里，就有两种发展方向，一是专家向主持人努力，一是主持人向专家方向进取。以我之见，从目前来说，第二种取向较为现实、可行。因为如果今年已经是40多岁的人，那么他从20多岁开始从事一个行业。如今应该已经很成熟了，应该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家”了。他就会如醉如痴地把他的生命献给自己的事业，他就不可能抛弃他的本专业。那些在本专业40多岁还没做出成绩又想转行的人，也不见得能胜任播音员和主持人工作。如果我现在是个物理学家，几乎能得诺贝尔奖，我现在就会每天在实验室里，忽然间我把它扔下，到电视台去当个新闻播音员，只有疯子才会这样考虑。（像冯巩、牛群不也常当主持人？）这是临近职业的客串，根本不影响原来的专业。一个物理学家，45岁的教授，忽然到电视台去当主持人，怎么可能呢？你怎么能要求人家这样做？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还有第二个观点。
有人认为，40岁以上的人可能目前社会上藏龙卧虎，来了就能主持好节目，那是把主持人这项工作看得太简单了。这是不对的，他没有认识到主持人这个专业要经过多年的训练，是一门需要从年轻时起就打下基础的职业。就像春节晚会，总说向社会招聘导演人才、制作人才，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外行的提法，怎么可能呢？本要说别人，就是谢晋想干他也干不了，你能把电视台十几台机器一下子调动起来吗？尽管在别的领域你曾很出色，但不可能对一个未从事过的工作，哪怕是相邻专业，一接手就能胜任。即使胜任，离成功还远，即使成功，也不意味着出类拔苹。因为一个从未接触过综艺晚会的导演，怎么能认定他的想法符合电视的创作规律呢？轻易地承诺向社会各阶层下拘一格招聘总导演，就是没有把这个职业看得很圣，很崇高。
向社会招聘，这是引进机制的一种很通俗的理解，不是很专业的理解。就说电视台向全社会招聘编导，招聘的只能是希望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才，来了再培训。主持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个专业的高等教育科目，美国也没有。据我了解，中国的主持人专业比美国要成熟得多，因为美国连播音系都没有，人家不设备这个系列，他们的情况跟我们的不完全一样。如果稿综艺性节目，他们还是从文艺界现成的司仪中选拔最优秀的人才；要是搞新闻的，必然会从新闻记者的队伍中选拔人才，因为新闻主持人就是一个老资格的记者。没搞过记者工作怎么可能来主持新闻呢？那是不可能的，新闻不在于你有热情，而在于你长期的工作以后你自己的一种感觉，一种把握，一种领悟，这不是外行人凭热情一下子就能干的。因为新闻讲究一个“度“，经过多少年的采访报道，在遇到一个事件以后，可以把这个事件放到过去和未来之中，衡量出应该用多大的力量去把握它。一个年轻人，他过去根本不知道有关事情的分寸，也没有任何参照经验，他一看这个事，哎哟，这可了不得了！这简直是全世界的头等大事！不是！其实不是头等大事。因此，我认为，将来的主持人，搞综艺的，大体还是应该从文艺界、演艺圈里找，因为他们对歌舞的感情，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不是一般人能学到的。而比较成熟的新闻评论员或新闻节目主持人，应该从新闻界找，因为如果没有相当长的这方面经历，没有相当水平的撰稿能力，他主持不了。至于专题栏目主持人，要求更全面一些，如果一个专题栏目的主持，由于当时的条件没能找成熟的人来担任，而一个偶然机遇又使你走上了这个岗位，那你就要如饥似渴地学习，使自己迅速成为内行，如果你的知识不随着你的业务同步前进，或超前前进的话，那早晚有一天主持不下来。
问：对于年轻的主持人来说，是不是应该在实践中塑造出一个自己的固定形象呢？
答：这个应该说短时间内是可以的，宏观上是不行的。比如少儿节目的主持人，从目前的感觉上，青春型少儿节目主持人最突出。但我知道，从我上溯三代人都是在孙敬修的故事中成长起来的，所以说，现在就是80岁的老头都叫孙敬修爷爷。应该说他是典型的少儿节目主持人，对不对？那么孙老逝世以后呢，像鞠萍这样类型，在小孩中以姐姐形象出现，我就问鞠萍，你现在鞠萍姐姐啊，你想当到哪天，是当到奶奶还叫你鞠萍姐姐吗？因此说她在一段时间里，或者三年五年，她的定位是做姐姐，孩子头儿那种，她应该强化这个姐姐的形象，但以后呢？我没有跟她交换过看法，不知她怎么想。又比如说杨澜，可以说她很青春，很清纯，反应很灵敏，也很有教养，她现在可以去强化这个形象，但是你毕竟要成熟，要到中年妇女那个阶段，那时你还说你很清纯？没有人说吴仪很清纯，撒切尔很清纯。因此，你应该有阶段性的形象塑造。主持人应该有这种追求，但我觉得它没有一种终极的东西。比如我吧，我从1985年离开新闻播音岗位以后，很多导演根本不用我，人家认为我很呆板，出来就是念新闻稿件。我近年来才算是首选的主持人入选。还说到《动物世界》这一阶段，《动物世界》我从1980年就开始播，但《动物世界》被大家认同喜欢，是它播出10年以后。不是说第一天出现时大家就认可，或者说我的解说风格就被认可，我的解说风格被认可也是10年以后了。开始的时候，我的同行，包括地方台的，学院派的老师，他们会想你这叫什么断句呀，什么语气，什么味儿，这不是邪门歪道吗？作为播音来讲、这实际上是一种异端。那么，当大家公认了以后，现在呢，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这么想。至少他们不说我这是异端了。但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差不多8年到10年了，而这个过程当中是很痛苦的，因为没有人说你好，甚至上课时老师对学生说你可别学他，我成了反面典型。因为在艺术道路上摸索创一种风格，是很困难的，而且人家会不容你的。一种东西被人认识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当然有一下就一举成名的，但很少，真正的东西要经过考验，要经过比较长的一个阶段。
问：您认为电视节目主持人应该属于哪种范畴的工作人员？
答：中央电视台从整体来讲是新闻单位，主持人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政治素质的要求，要熟悉目前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作为综合节目的主持人，尽管你不是在照本宣科地颁布政府的政令，但是，在你的语言及你组织的素材当中也应该注意框架，在政策上不能失控。即使是文艺节目的主持人也要注意宣传口径，不能随心所欲。主持人离开了屏幕，就什么也不是，而这个屏幕是党和政府给你的。我举个实际的例子。在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后，我们到了上海，编导让我写一段一分半钟的串联词。为此，我冥思苦想了几天，写了三段话，最后组织成这样的语言；“当我还年轻的时候，听到朋友们到上海出差的消息，比现今听到人们出国还要羡慕。因为，当时上海的东西是那么好，上海是那么发达，那么繁荣，而且上海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0％，因为，我觉得上海一切都好。后来，当我年龄长了一些，以及近几年来沿海地区发展起来以后，我不太愿意去上海。为什么？我认为她容颜衰老，没有什么朝气，而且再也不是领先潮流了，在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后，我们又一次来到上海，一下火车，我们就感到一阵春风扑面而来。”我想，如果我不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就不可能考虑这样的解说词，也许我幽默地从我假设是一个上海人的角度去描写。正因为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我既考虑到上海的历史、上海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又考虑到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后上海的变化。我希望我们的主持人都这么去考虑，如果他们还没有这么考虑，只能说他们还不到位。但是，这么考虑并不是教条、刻板，说一些套话，要化为自己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如果不是同目前国家的形势息息相关，作为局外人，就不可能找到这种感觉。
问：您是否准备尝试着做一些主持人以外的工作？
答：我的主业是说而不是写，虽然我也能写，但不是我的特长。就咱俩而言，都是搞新闻的，而我擅长说，你擅长写。可能你使的是剑，我用的是刀。这样说，有点血淋淋。因此，我是刀法，你是剑术。我演讲着掌握一些剑术，作为武林高手不是不可以，但毕竟不是我的长处。我对我很不满意的是，这几年没有尝试着写点东西。我对我写东西是没有信心的，我知道我能很完整地叙述一件事情，但是，在文采方面，在我的直抒胸怀方面，我没有超出一般人的地方。而自从我写了《动物世界》的序，特别是应人之约写了一些作品以后，人们给我一些鼓励、肯定、鞭策，使我对这方面兴趣盎然。于是，也就想在写作领域里尝试着磨练一下自己。我觉得近来在这方面有点开窍，尽管开窍得太晚了。我很愿意写点杂感，愿意在直抒胸怀中讲一点小故事。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邀请我写一本书，我过去一直没有信心答应，现在作为一种鞭策，我答应了他们，这样压迫自己去做勉为其难的事。这本书分三个部分，一部分是谈艺录，一部分是自传式的，一部分是有感而发的杂文、散文。
问：在工作时间以外，您是否友情客串一些节目，是否存在有的企业因为付不起出场费而使愿望落空？
答：友情客串节目非常少，一年也就是两三个。如果把友情客串宽泛一点讲，就包括我们台里的节目。像今年“五一”的两个晚会、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幕式及一些综艺节目的主持，都不是我目前所从事的本岗工作，都可以说是友情客串。这种友情客串还是比较多的，社会上去凑热闹的节目，我几乎不去。一来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二来我也要考虑作为国家级的主持人就不能只要人家给钱就答应。所以，一般来讲，只要不适合我主持的，给多少钱我也不去，还没有过企业因为付不起出场费而使愿望落空。
问：您是否已经购买别墅和汽车？如果没有，是否有这方面的打算？您怎样看待人的财富、能力、价值与身份？
答：目前还没有购买别墅和汽车。如今在大城市，汽车的内涵也早已超越了代步工具这一功能，越来越成为显示财富与价值或能力与身份的标志。尽管作为代步工具，我还真需要它，但我不打算加人这时髦的行列中。我并不打算以年老之躯继续顶风冒雪骑自行车，也不能以熟悉的面孔挤公共汽车让一些人起哄，只好“打的”。我也喜欢“打的”用不着为停车场发愁，用不着跟人家无穷无尽地比，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对钱看得很淡。我的消费是逐渐萎缩的，随着年龄的老化，许多高消费的场所不是我能涉足的。歌厅、卡拉OK几乎与我无缘，让我自费到高级饭店享受一下，我没有这个愿望。请客吧，我的业务也没有这个需要，至于怎样看待人的财富、能力、价值与身份，我想只要是通过正当渠道，劳动所得的财富，就应该提倡，这也是一个人的能力、价值的体现。
说三道四荧屏前
重视深度报道、综台报道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从过去的每天一次、两次发展到现今的十一次，这样才真正使自己成为发布政令、传播信息的重要的传播媒介。
新闻的信息量是第一位的，但是真正发挥其舆论影响却有赖于深度报道、综合报道。比如70年代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这轰动一时的“水门事件”，最初只作为零星信息，散见于报端。尽管事态引起关注，但在舆论上未形成声势。CBS的晚间新闻主持人活尔特·克朗凯特看到这些零星报告，就与他的同事商量，把各种媒体已发表过的关于“水门事件”的信息，集中起来编辑成专题新闻。同样的信息，同样的是非，但一经CBS晚间新闻集束式的报道，立刻在全美引发起一场轰动不息的效应。在这样的舆论浪潮中，朝野震动，尼克松成为众矢之的，被迫辞职。“水门事件”成为美国现代政坛上的丑闻，尼克松下台后，如果不是副总统福特自然接替他成为总统，并立即下了赦免令，尼克松难免身陷囹圄。
从这次报道中，可以看出单发的炮弹起不到集束式轰炸的效应。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导致事态恶化的著名的例证。在中国，各种报刊和各种传播媒介的协同行动，或单一传媒的有水平的深度报道，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也是有例证的。比如60年代的学习雷锋运动，《人民日报》穆青等人发表的焦裕禄的专题报道。前者是各类传媒协同行动，使学习雷锋蔚然成风，雷锋精神至今仍是人们行为准则；后者对兰考焦裕禄的报道以情动人，令每一位读者无不为之泪下，使得焦裕禄这一光辉形象历时代而不衰，在人们心中矗立了一座丰碑，这就是综合报道与深度报道的两个例证。
当然，这样感人肺腑的事例本身的价值足以引起轰动，但同样的事例，如果不是从综合与深度两个方面作集中报道，可能该有影响的引不起轰动，也形成不了经久不息的效应。
扩大新闻的信息量，加强深度报道和综合报道，这是当今世界大台所应具有的宣传格局。
重视新闻评论的时效性
1993年岁末，中央电视台推出了《焦点访谈》这个评论性节目，在实现全天十一次新闻播放的同时，在综合报道与深度报道中产生了自己的新闻评论。
《焦点访谈》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公众的瞩目，具有很高的收视率，但《焦点访谈》既然是一个新闻类型的专题节目，就应该以它的时效性先声夺人，如果淡化了它的时效性，就失去了新闻评论的一个属性。从目前来看，有些节目还不够贴近最新时效。
对公众关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的评论，既可以是新闻性的，也可以是专题类的，如果离开了“新”这个特性，就成了一般的探讨；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要想到，就是新闻性评论有连续性和进行式的特征，不必对正在发展的事物急于作出结论性的定论。
可不可以这样设想，以当天的新闻事件为由头，根据其在社会中受关注的程度，接着展开类似《焦点访谈》这样的评论。对于国际上的突发事件，譬如，波黑又燃战火，请几位专家根据已掌握的来龙去脉作一评述，也可以作一个展望，估计这重开的战火会不会蔓延？或停停打打，重复历史上固有的规律，或感到事态的严重性来表明我们的立场与忧虑，不必急于有结论性判断，拭目以待。这样既能引起公众的认识，也没有失误的风险。这正像一场体育比赛，大赛前的分析，只是分析，并不是押宝，更没有必要以预言的准确来显示本身的真知灼见或料事如神，一切正在发生的事情都有不可逆料的客观规律与过程，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现实。
国际新闻的评论因着种种情况，有时不太容易把握，但相比之下，国内的新闻事件的评论应该是相对容易操作的。对大众关心的问题，我认为有必要立即进行深度评论。国内的突发性的新闻，大部分属于在预料之中。譬如天灾，如森林火灾每年都会发生，一旦发生了，如果属于人为事件，就应该进行评论，可以从我们并不多的资源和森林覆盖面积谈起，使得人人痛心，引起共鸣。再从火灾发生的原因来说明只要努力和严格执行规章制度，不是不可以避免的。有些人为的事件甚至不是直接的肇事，譬如澳大利亚夏季火灾，往往是碎玻璃瓶引起的，游人把饮料玻璃瓶随意丢弃，或把瓶子砸碎，这小小的碎片在夏日阳光照射下形成了聚焦效果，而反射到树干上就了不得，因为澳大利亚的森林主要是桉树，而按树到了夏季，桉油浸满了树干，一经强光烤灼，就在夏季形成令人头痛的森林火灾，这究其原因还是人为事故。我们林场的广大干部与职工对于夏季防火是十分重视的，但不幸的是仍有很多事故不断发生。人为事故、宣传教育的欠缺与执法的不严，这正是任何一场火灾报道之后可以进行评论的契机。再如，交通事故、工伤事故以及非法盗窃倒卖文物等，都是一些经常发生的事情，如有较大的案情发生，进行深人报道与评论是并不难的。今年美国政府居然允许李登辉访美，当这一事件发生到一个严重关头，就可以胸有成竹地进行评论，当然这只是指的负面现象。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每天都会有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很多领域的成绩信息，这属于正面报道，对当天新闻发布的某种信息进行评论，也是较容易操作的。
以上的各种举例只不过是信手拈来的几种类型。每天发生的大量新闻、一经报道就立即有备而评，这就是《焦点访谈》的由来或时效性。当然，并不是也不可能每期的评论都是当天发生的事件。只不过应该重视以新闻由头作为评论的依据，才能更好地体现新闻性，只有具有很高时效的评论才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兴趣与关注。
重视正面宣传
人们一般认为评论反面信息较为引人注目，很多从业人员也愿让义正辞严的评论来匡扶正义，其实任何现象都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存在形式。
对事情进行批评时，最好能在评论时引证一个正面典型来扶正祛邪，这样更有说服力。比如在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案件中，在打假的同时，似乎就应找与前者规模几乎一样的正面典型。如：不久前报道火车为何不能正点，因为一些道口无人管理，但能不能找出同类规模的铁路道口管理得很好的例子呢？如果连一个也没有，那就没有可比性，凭什么根据要对某道口进行指责呢？因为没有一处管理好的例证，使受批评者与受众不能心悦诚服。可是一旦以正面例证，来证明只要认真抓管理，就会使火车安全正点和保证过往行人车辆的平平安安。这就使被批评的落后面，无可推诿其责任。
这倒使我想起一条新闻给我的启示，山西相邻的某两个村的土地面积、人口和原来的发展水平一个样，但是近年来一个村的党支部形同虚设，党的领导成了一句空话，而另一个村的党支部一班人拧成一股绳，领着大家奔小康，几年过去了形成巨大反差，前者越来越穷，后者越来越富。这对比的报道实在是说服力强极了。试想只单方面报道，无论是正面的致富村还是反面的滞后村，都不如对比地报道更能使人认识到，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性。譬如，你如果说因为党支部的作用等于零，才导致了这个村的贫困，试想这个村的原来的领导会说，我们尽了力但没有用，不信你们来试试，可能还不如我们。可是拿出一个条件相同的正面例子往那里一放，一比较，省去许多语言，就能使观众信服。新闻如此，我想新闻评论更应该如此。
有比较才有鉴别，有实例才有说服力。既可以今昔纵向相比，也可以左右横向相比。焦裕禄同志一句名言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新与旧，前进与落后，保守与开拓，善与恶，美与丑，幸福与痛苦，悲哀与欢乐，多病与健康，失败与成功，都是相对而言，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没有黑就没有白，没有高就没有低，没有正义就没有邪恶。因此无论是赞扬或批评都应该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就是今昔纵向发展的经线，与左右横向延展的纬线的交汇点。我们的评论立足点是在正中，扶正祛邪，匡正视听，而且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
告诫人们不应这么做，但必须示以应该如何做，为什么不应这么做，从法律、法规、道德范畴去阐述。同时也应以正面典型树立在目，使不这么做的人没有借口。总而言之，新闻性评论要有两个特性，第一个特性要新，如果焦点不新，就丧失了新闻性，第二个特性就是应该有说服力，如对比性，否则一味指责与一味表扬都不能使人心悦诚服。
我所希望的新或以当天新闻线索为依据为由头，并不是要占评论全部，只是提出一种思路，如有可能会更加吸引观众视听。
但在评论中，无论是提倡或是批评，在一个典型中总有横向与纵向的可比性，这一点似乎更应予注意，当然绝不意味着一定要并列评论，对任何事物可比性的反方，只要能点到就够了，但起码也要点到。
重视发声的基本功训练
最近一个时期年轻的编辑记者走上屏幕主持或以自身的声音与形象进人采访现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使主持、评论、采访人员的来源扩大了一个必要的，甚至是重要的领域。
多年前中央电视台几位德高望重的记者也曾走上荧屏，也曾取得过很引人注目的影响，但没有坚持下来，究其原因，我认为是我们的一批前辈记者不是以文字或以写作为主业的记者，尽管他们运用镜头蒙太奇很精采，但运起笔来，大部分人显得还不到位。写作能力应该是走上屏幕的主持人、评论员、记者一个重要的基本功。
今天走上屏幕的新人们，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较好的写作能力，较开拓的眼界和与我们当年走上岗位不可同日而语的对电视的认知。因此，在这样一支富于朝气的年轻队伍中培养一批新闻节目主持人与采访记者，是大有希望的。
当然，任何高水平的人初上荧屏，都应该了解与掌握荧屏上与话筒前的基本要求。
在政治素质上与政策上，我不足以对我年轻的同行指点。但在荧屏上的形象与话筒前的发声，我有一点体会，可以与大家探讨。
不论你思想多么敏锐，报道与评论角度如何精当，多么能说会道，但是一肚子学问，一脑子点子，都必须通过声音与形象表达出来。所以，屏幕上的形象与声音就是你传达自己思想、文化、知识、情感、是非、好恶以及所要传递的信息与哲理的载体。
诗人通过节奏与韵律，平仄与对仗巧妙地抒发情感，画家靠画笔与颜料勾勒出常人难以描摹的线条和色的堆积浓淡来成就作品，作曲家把心灵产生的稍纵即逝的音响形象化作符号准确地记录在谱纸上，乐手们通过各种管弦乐器按照作曲家限定的音高，调试配器，奏出美妙的乐声，同时附加上自我的理解与表现；演讲者用火一样的激情与剑一样的唇舌煽动起听众的情绪；而电视主持人和评论员、播音员，靠的是屏幕上自我形象的塑造和话筒前发声吐字的技巧。不研究这最后一个与观众接触的环节，光凭满腹经纶，一腔热情和良好的愿望，都永远不可能在荧屏上达到自己最满意的效果，也不会激起观众对你的喜爱和进一步产生的信任。
我并无意在本文中论述演播技巧的A、B、C。有志钻研者可自我研习，可向别人讨教，但一定不能认为这最后的一环，最可以忽略不计的可有可无的技巧。
主持与演播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领域，有自身的规律与体系，需要探讨实践，也需要理论来指导。
艺术的表达手段与技巧正像武术的各个门派，南拳北脚，内外双修，十八般兵器各有精妙，各有绝招，但是不可以一上来就无招无式自然门。
声音能否动人正像造句与练字一样，句子人人会造，识字的人，人人会提笔写字，但从中练就的神韵高低有天壤之别。所以要以声音传递信息为公众服务的人，特别是专业人员，也一定要好好修炼自己的声音和吐字发声。尤其是话筒前的吐字发声，正像一篇锦绣文章配以优美的书法就更能使观者爱不释手一样。
重视塑造自己的形象
我们喜爱的屏幕形象并不应理解为就是生活中我行我素的形象。应该是追求真、善、美的形象，是高于生活中本来面目的形象。
真就是真挚，不矫揉，真有知识，真有情感，而且并不卖弄，恰如其分。
善就是应有一颗爱心，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观众，爱生活，爱工作。能在屏幕上尽心尽力为受众服务的专业人员，具备应有的政治素质与立场。希望国家繁荣，民族兴旺，人民安宁，社会稳定，讴歌光明，鞭苔阴暗，扶正祛邪，与人为善。
美就是真诚善良内心完美的体现，屏幕上的专业主持人，不能像选美那样完全以外观取人。当然，也不能以美为敌，美有什么不好。形象基本上要顺眼，再加上完美的礼仪、形体、表情、动作等势态语言的修炼，就能给观众一个亲切、美好的形象。这样，会使观众不论你在讲解他感不感兴趣的话题，都会喜欢你，多看上你一会儿，这就叫魅力。
不注重外形技巧的修炼，认为你应该欣赏我高人一筹的学识，这就叫自欺欺人，不会有好的效果。
我们的主持人、评论员、播音员，是党、政府和人民给我们设置的工作岗位上的宣传员。因此，在工作中的个人的因素应该服从于这个岗位的需要，也要去塑造形象。
尽管我们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岗位上工作，但我们自己又是人民中普通一分子或是党的普通一员。因此，我们要贴近受众去进行播讲，要像在家庭的氛围里和自己的亲人，和自己的长辈，和自己的爱人，和自己的朋友交谈一样，和颜悦色的交流。切忌不可以有凛然不可侵犯的装出来的声威，我们不是坐在衙门里升堂的老爷，即使是老爷也要有平民意识，包公我们都没见过，但电视剧中我们承认的包公的形象，对老百姓也是和颜悦色、温良有加。
就是在播讲一种批评性的稿件，也别忘了，是告诉你的亲人发生了什么事，而不要把面前的受众当成是你在稿件中批判声讨的那个对象或事件。传递正义地声音不可以怒目金刚，我非常不理解一些同志为什么非要对观众摆出一副皱着眉头、冷着面孔的神情，你要知道观众不欠你什么，倒是你自己应该时时想想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温和、不亲善对得起观众吗？你可以在自己家里愁眉苦脸，你可以在生活中装成一个硬派小生，但你现在在屏幕上为亿万人工作，和颜悦色，心平气和，表现出良好的教养与风度，才是一种中央电视台的大家风范。笑容可掬，亲切和蔼并不是一件坏事，既是乐观心态，也是审美上的一种认识。多一点笑容吧，笑这一部分肌肉的牵动，在5百万种动物中，唯有人才具有。
平等待人，这是受众的需要。
客观公正，这是我们党的新闻的一个原则。在报道评述一个事件时，能否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信息的传递人——主持人来完成的。
近一个时期，在一些节目的片断中，看到我们的一些采访人员的采访，有个别同志，太感情有事，有时对采访对象显得粗暴，特别是对处在所批评的事物与现象中的人，往往轻蔑之情溢于言表，说话就显得严厉。别忘了，你面前还有亿万观众在看着你。记者是现场报道者，并不是警察，不是执法者，即使是执法者也不能将自己塑造成对什么人都那么简单生硬的形象。
听说有个别同志提倡一种所谓粉碎性的追问，这不但不符合新闻道德，也太有点“欺行霸市”之嫌了。面对很多不好的现象，当然会引起我们个人的义愤，但一位成熟的记者，对一些现象也不必大惊小怪、要有大将风度，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嫉恶如仇，不必表现在表面，思悠悠恨悠悠，恨到何时方始休呢？
个别小报记者爱惹事生非，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千万不要降低到那么低的水平。连默罗当年都因爱惹事生非才被逼退出CBS，可见连西方也不见容于报道失度的人。
有一次，我在一个火车站下了火车，忽然一支话筒塞到我面前，再一看灯光、摄像机也对着我，几位年轻人连招呼都不打，就一连串的“请问……”，“请问……”，我搞了这么多年现场采访，采访过国内外许多政要，也采访过许许多多的寻常百姓，我的应对能力，可以说任何突然袭击都不至于使我手足无措，乱了方寸。但这一回我真的生气了，我为这种现象有悖新闻采访原则而生气，我想教训一下这些晚辈。一握话筒我问他们：“你们是哪儿来的？是干什么的？谁答应回答你们问题了？”他们顿时傻了。当然，这只是一刹那，接下来我拍了拍位小伙子的肩膀，我说，别介意，一会儿我一定帮你搞完这个节目。
在随后的采访开始前，我对他们说，现在很多人以为新闻自由，就是可以自由地向任何人提任何问题，西方的新闻自由也不是这样。你必须充分尊重被采访人员的自由，第一，人家愿不愿接受你的采访，第二，人家愿不愿回答你提出的所有问题。自由要体现平等，不平等就不民主，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自由、平等、民主，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形容。你采访国家领导人，采访你们顶头上司也是这样吗？不是吧，那干嘛对一般人这样呢？这不是欺负老百姓吗？谁给你的权利。
采访提问要像迷路时的问路，不能像公堂上的“审贼”。
现在即使审问犯人也不能搞逼供，所以无论你的采访对象是什么样的状况，采访者要以客观的身份出现在采访现场。
咄咄逼人的提问，逞口舌之利，那不是一种令广大观众心悦诚服的形象，不能持久。
任何一位在屏幕上出现的主持人、评论员、播音员，毫无疑问的是想征服观众，博得大家喜爱，但过于想出风头反而适得其反，尤其在新闻报道与评述中，绝不能追求一鸣惊人或哗众取宠的效果。即使在西方，一向素以舆论自由自诩，但在那里也分成两种流派。试举大家所熟悉的人为例，一派当属默罗和仰慕与追随他的丹·拉瑟。默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这里是伦敦》这一冒着生命危险而现场直播战况的节目，赢得了高度声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回国时，美国公众把他当成凯旋的英雄。可是在他主持《面对面》等栏目，并自掏腰包做广告，播出了抨击麦卡锡的节目，并进而动员舆论击败了麦卡锡主义以后，CBS董事会却终于暗地里抱怨他好出风头，意事生非，逐渐对他的节目加以限制，致使默罗愤而辞职。他的下一代CBS的晚间新闻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从一接手就小心谨慎，当后来他的声望非常高的时候，曾拒绝过董事会给他每天自己评论一分半钟的决定，尽管他主持过报道“水门事件”以及对要求约翰逊从越南撤军有过两回大胆的报道与评论，但就他20年的工作来看，基本属于稳健型，被同行称为在最谨慎的行当中工作的一位最谨慎的人。而克朗凯特的接班人丹·拉瑟却隔代遗传，非常像默罗，在采访中也故意穿一件陆军士兵的军便服，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默罗像。我1993年在CBS参观，他陪着我们首先介绍默罗屋。在80年代他曾在电视上与当时的副总统布什唇枪舌战，使布什狼狈不堪，但紧接着丹·拉瑟收视率不是上升而是下降，这说明美国公众也未必喜欢咄咄逼人的主持人。另外一位稳健类型应推约翰·根室，他的宗旨是决不抢发新闻。当然，在现实工作中我们不能简单划类，也不好轻易判断谁是谁非，只不过顺便说说算作提醒自己吧。
现场采访者在提问中，应事先有所准备，而且不要在提问题时，搞得花里胡梢卖弄自己的聪明。有的人故意在提问时拉拉杂杂披上一大通背景材料，炫耀自己，这实在令人反感。问的比答的多，这就失去了采访的意义。采访人与主持人的最主要功能，是要突出采访对象，尽量使自己的对象能完美地表现，多管对方着想，可千万不能把对方当成陪衬自己的龙套。否则，这就失去了对人的基本礼仪。有的采访都不会使用敬语，不懂基本的礼貌，在举止言谈和举手投足注目上，表现缺少基本教养。在正式场合着装与仪表也要注意，不能把自己当成随便与潇洒的不修边幅的文化人。还是一句话，你自己选择什么生活方式那是你自己的事，可是在工作场合那就不是你自己想怎样就怎样的事了。我们的主持人与屏幕上出现的任何工作形象，都应代表整体的水平与栏目的风格，和大众贴近就要尊重大众。
我想只要努力，就没有任何不可改善的难点，只要为电视尽心尽力，观众就会看在眼里。没有天生的完美主持人，但只有不断追求，才有可能成功。诚所谓：“说者千钓力，闻者始动衷。”
后记
当这部书稿终于完成时，我并没有松一口气，因为我不知读者将会怎样评判。我急切地期待这本书的尽早问世，希望拥有众多的读者，希望读过这本书的朋友能宽厚地接受它，喜欢它。
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对我来说更是如此。一是我长期勤于动口，而疏于动笔，写作不是长项；二是我不可能有一段宁静而无事的时间，一天都没有。在这样的状况下能完成本书，多亏了几位朋友的鼓励与鞭策。
第一位当属姜丰，曾在新加坡获辩星称誉的复旦大学研究生。姜丰分配到电视台工作，又与我同在一个部门，我们是同一办公室的同事。今年初，她送给我一本书《温柔尘缘》，并题字要我留念与指正。这使我受到了一次冲击与震动。像姜丰一样年轻的作者我见过，比她出书多的同龄人也见过，文采与学识超过她的同龄人也并非凤毛麒角。姜丰和我在同一办公室，低头不见，抬头见，一位小姑娘天天上班而已，但她能成书并已发行，使我自愧弗如，颇感汗颜。尤其是她的一句话：“您为什么不写本书呢”，至今犹在耳旁。我读过不少书，也萌生过写作的愿望，但一直觉得那得将来的事。岁月不饶人，没有姜丰这样一位近在咫尺的榜样的提醒，我还有可能一拖再拖，也可能就打消了原来的念头，毕竟不是人人都留下一本书呵。
正当我决意动笔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陈军给我打来了电话，约我一部书稿，我当时几乎不知道写25万字的一本书，要花费多少时间、精力，姑且不论水准如何，就一口答应下来。我接到他的电话是3月份，他希望我8月份交稿，我说，没问题，我认为这正是机缘凑巧。答应交稿是一句诺言，也就成了来自外部的压力与自己内心的责任感，这对于督促自己写作是有好处的。年初，由于《人与自然》这一栏目已步人正轨，其他节目我可接可不接，预计时间会有的。却没料想非计划的工作竟接二连三地落在身上，我身为中央电视台的员工，无可推脱，节目一个接上一个，出差一次跟着一次。完成份内工作已感力不从心，这25万字的书稿怎么办，直到5月份，我才写了几万字。我不是专业作家，就算有一段写作时间也不见得能得心应手，一如所愿，何况还没有时间。这时，陈军左一个电话右一次电话，并亲自来京催我的稿件，使我不能像以往一样，答应了几家出版社试试看，最后以忙以借口，不了了之。我要感谢他，如果不是陈军以不屈不挠的态度来催促我，这本书年内可否完篇，天晓得。
第三位要感谢的是山东济宁电视台对外部主任周长行。他是《大京九》摄制组的编辑之一，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我们相识并有机会接触与交往，当他听说我要出书感到困难颇多时，就主动抽出时间帮我，他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鼓励。我曾在出差途中、车上、路上、住宿地、拍摄空暇与他漫谈构想，他则用录音机录下，并请人整理。虽说那整理出来的录音记录不可能当成书稿，但这不断的谈话，谈的又是写书的内容，把我引人了一个创作的意境。他是第一位以热情和溢美之词来肯定我的读者，当一些文字我自己还并无把握拿给他看时，他已真心地喝起彩来，好，妙。没有这近在身边的鼓励，也不可能使我打起精神，增强信心。
阵军在后面推，长行在前面拽，小姜丰在一旁一路小跑，她的又一部书就要问世，我比她多吃了这么多年饭，再不努力何以心安。
我是长期以来以自己的声音和形象进行创作的人。主持人在当今也算得是一件令人羡慕的工作了，我热爱我的本职工作，也已经尽力而为。但我一直认为，迄今为止在各种文化载体中，仍只有印刷文化，才是最正宗、最到位、最隽永的诸多形式中的上品。唯有读书高，当然，也唯表写作高，即使在美国新闻界，也认定写作是一名记者的最重要的基本功。然而，我长期以来，却完全忽略了对于写作的修炼“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信不谬也。
任何专业要想做好，除了本人的全力以赴，认真投入外，都必须具备本专业的从业素质。我爱读书，也很钦佩羡慕下笔万言、文采飞扬的文人作者，也曾萌生过何妨一试的念头，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条古训，我未执行，竟久而久之望高山而仰止，束缚了自己的情思与手脚。自责也无济于事，还是本身缺少才力，正如人人在听了帕瓦罗蒂那充满华采、响遏行云的歌声，振奋之余，也被感染得想一展歌喉，但又怎敢走上台去出乖献丑呢？基本这一点，我倒是又宽宥了自己的以往。
不得不承认，写作对我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我不具备这方面的资质。现在能使我有信心去完成此书，除了朋友们的鼓励之外，我认为我的生活与工作经历也是我的优势与动力。天赐良机，让我从年轻时起就从事了当代最有发展前景，伴随科技进步，日臻完美的电视事业。在这个时代的信息漩涡里，我在三十多年的时光中，接触了那么多常人所难以接触到的事，接触与认识了那么多的各行各业的人，半个多世纪为世人所熟知的人与事，我都有机会、有条件和有幸接近；再加上我本人的坎坷、感悟，因而有那么多说不尽的话题和道不完的情愫，我自己也实在觉得有责任与有义务把这一切诉诸笔端，给我的后代留下一点线索。如果他们愿意了解以往，那就从一个普通的典型人物身上发掘，这或许应了越具备典型性就越具备普遍性的道理。
因此，本书只能算做我写作的一个开端，我不想就此打住。我将继续写下去，将来也许会有更多的适于写作的时间。万事开头难，对于我来说，这次写书的最大困难还是缺少时间，这本书是我从睡眠里挤出来的时间完成的，这不仅是一种信誉的约束，也是对自己以往荒疏的惩罚。
这本书每天的写作时间是晚上10点之后至第二天凌晨2时许，因为白天几乎不可能坐下来铺纸。写作对我来说是苦差事，但我也上了瘾，恕我大言，才刚写这么几个字就说上瘾。不过，每当夜深人静，回首往事，我就进人一种无怨无悔的亲切与欣慰的心情之中，我仿佛自言自语，给自己讲故事，也像是对我的友人，对我的同龄人诉说衷肠。在人类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有这样一个普通的人，经历了那么多曾难于承受的风浪和事件，在软弱的心灵上，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震响。至今，我仍是一个弱者，看见人家吵架也会心慌无措，我正是以这种心境把发生过的事，和接触过的人以及我的感悟，诉诸笔端。在出差的路上、在飞机上、在旅店中，我愿与世无争地一个人坐在一小块地方进人自己的天地。今年8月，该是我交稿的日期，我却必须去俄罗斯与波兰采访。一天奔波，晚饭之后，我早早回到房间，伏在灯下不停地写，我足不出户，失去了与同行伙伴漫步异国街头，一睹夜幕下那神奇街景的机会，却在回味东方那生我养我的那方热士中过去所发生的事。我有时真想上街逛逛，但一诺千金，古人能做到的，我辈又怎能轻诺无信呢。于是，我在寂静的异国他乡的旅店房中，一字一字写下去。
关于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的一篇文章《正气辈歌》，计有六千多字，就开始于莫斯科，完成于华沙。《半师半友书画缘》写于空中8小时飞行中，《那也是我生命中的一段时光》写于波兰古城。我把刚写成的稿子给我的伙伴看，有时念给他们听。辛少英看着我写的干校生活的那一篇，独自咯咯笑了起来，她问我，真是那样吗？我几乎不知应该怎么回答她，往事不但对于3O岁左右的人不可思议，就连我自己也恍如身在梦中，我没有“文王拘、仲尼厄、屈原放逐、在丘失明、孙子膑脚”的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我的所谓坎坷，几乎是我这一代人共同的经历。写自己的感受就不可能不提及往事，没有往事，又怎会有这本书。我写东西，都是源自我的记忆，我引用的别人的话或者读过的书中的引文，也都凭记忆。于是，我尽量让它准确，把握不住的，只好割舍。即使如此，也难免会有一些事和引文失去准确，这就难为了编辑阵军。后期编辑中，他会有许多工作要做，我的故事，他无法核查了，我的引文，要劳他去翻书。如有疏漏那责任在我，在我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想引用又不准确，这就是我文章的不够严谨的缺陷。但对于往事情境的记忆疏忽，不是我个人所能避免的，尽管人的大脑应当记住与储存比现在更多的信息，可是我们每年每月、每时每刻所接触的信息，有的我们自己就把它清洗了，就像消磁一样，再回忆可就难了，不消磁也不可能都那么准确。有这么一个例子，一位美国教授在给一班学法律的学生上课时，然一个匪徒持枪冲出教室，一会儿又莫明其妙地消失了，这是教授安排的一场戏。事后，教授立刻询问目睹匪徒的学生，让他们描述出匪徒的外貌特征，穿着打扮。这些学法律的学生，尽量仔细地回忆与描述，可笑的是十个人描述成十种样子，连衣服的颜色都记得不一样。可见，人脑很难像仪器的记录那样准确，仪器也有失误和误差，何况人的记忆。好在我与的是感受与回味，事情的细节就不能拘泥了，这也是告诉读者的心里话。
我要感谢梁晓声，他十分热情答应为本书写序。从今年我打算写书开始，我就想找到他，跟他聊聊，求得他的帮助。但电话打了几十次，都没人接，我一直奇怪晓声何以深人生活或请创作假用这么长时间。当我终于找到他时，本书已经脱稿，惜未能听取或采纳他的意见，但晓声在电话中，爽快答应：“我写序。”
我和晓声相识多年，但过从不甚密切，原因是大家都忙，我和他在很多方面心意相通。这大约是因为我们都是在城市胡同里长大的缘故，我在北京，他在哈尔滨。他曾下乡去兵团，我下放去干校，大体经历相仿。因此，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晓声答应为我写序，使我很高兴。
我还约了姜丰为我写序，她也很仗义地为我写成。她说，这是非同一般的选择，按常规，写序要找长辈或成就比自己高的人。我非自傲，我只想找朋友与知音者，有感而发地为我的书写序，周长行也写了一篇。我感谢他们的盛情，我觉得这就很完美了。出版社也可能出于他们的考虑，把姜、周二位的序当成跋，但我想，无论放在开头或结束，都是序，都是对我的鼓舞，都使我感到温暖，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不敢称好汉，却希望多一些人相帮。
我在去年读一本杂志时，看到一篇非常感兴趣的文章。可惜当我想剪下来时，找不到了。那是一位外国人发表的他父亲给他的40条做人的忠告。父亲对儿子说，自己没有财产留下，只有这些做人的道理，儿子在发表父亲的遗训时，情不自禁地觉得父亲对他恩重如山。这40条遗训，我看了也颇受教益。记不得全文，只记几条；要儿子奋斗，靠自己奋斗，要儿子有成，专一的有成，要儿子有了钱做一些慈善事业，要儿子当心出卖你的人就在你身边。其中还有一条是这样的；“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会有人真诚帮你。”这句话，给我刺激很大。这话到底是对还是不对颇费周详。我想译者可能把“以为”二字译得有点走味，如果把“以为”改为“指望”就更准确，人生在世，没有人帮是不成的。但时时事事处处都指望或依赖别人帮也是不成的，那是对自己而言。实际上，济困扶危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我在自己一生大部分时光中，都先后得到许多朋友帮助，这次出书，还是有这么多朋友相助，这个世界上好人、好心人、善良人是大多数。因此，我仍旧依赖与指望别人的真诚。不然，我怎么会有今天这点小小成绩。
前几年，有的人访效好莱坞的一位演员的做法。据说，这位好莱坞影星在领奥斯卡奖时，有人问其感想，这位影星说，此奖非我莫属。于是，连一些小报记者也跟着起哄：你瞧人家，咱们中国人太虚伪，假客气，自卑心理，你瞧人家……就应该那样才对。
可怜的同胞呀，你太无知、太可怜、太可气了。这样的偶然出现的表态，在美国也会被认为是精神病。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观念，一直崇尚廉虚与谨慎。谦虚不仅属于东方，西方也是一样的。
当然，这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狂人与小人各国都有，有大志而口出大言都各国也有。韩信曾扬言领兵多多益善，并非狂言大语，而是大将风度，那是语言与内心，言语与行动相匹配的，怕的是不知天高地厚，一味自我膨胀。
前不久，我在深圳看卫星电视，正赶上一个内容是美国颁发艾美奖的节目，那场面与盛况不比奥斯卡颁奖仪式逊色。大多是喜剧片与喜剧演员获奖。令我耳目一新的是，几乎每一位获奖者走上领奖台时，都毫无例外地列举编剧、导演、摄影、音乐、服装、灯光、音响、化妆、美工的名字和功劳，感谢他们对自己的帮助，毫无例外地赞美竞争对手。获奖者几乎人人都这么发言，“这次评奖强手如林，之所以我是幸运者，实属更得观众偏爱”。其中一位获奖者，是从衣袋中拿出一份名单，逐一感谢每一位协助他工作与成功的人，生怕遗漏。
我不过写了本书，并非佳作，更未获奖。但出于我自己的重视与珍爱，仍情不自禁地感谢帮助过我的诸位，其中还包含帮我打印稿件的我还不曾认识的朋友，没有他们，我也会延误交稿日期。
书的内容大部分是自己所有过的经历，在经历之中，有许多人是作为我的描述对象，有许多经历失却了他们就失去了价值与色彩。还有一些令我过去难堪与屈辱的经历，当时，找曾有过怨恨，我对那些陷我于不幸处境的人极端反感，但随着时光推移，或者说随着我事业的稍许成功，渐渐把原来的不快冲淡了。我是一个主张宽容的人，我也是一个不会样样都报之以牙眼的人。对一件人为造成的不愉快的事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像挨了一鞭子的马，一个劲往前跑，不要在原地打做一团。我这么多年就是把别人有意无意对我造成的伤害，化成一股哀兵心态，一个劲只管往前冲，化愤懑为动力，这也是我的人生哲学中的一个章节。
何况往事，亲切的更亲切、不愉快的既然过去也转为珍贵的回味；更何况站在多方视象，看过来想过去，很多人做很多事，哪怕是错事，也不会是一种残忍的恶人心理，那是那个时间、那个环境、那种思潮造成的，也不能单怪一个人。至于小丑一样的恶人恶事，相信他自会有报应。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几乎是一种规律。因为一个恶人绝不会单单欺侮你一个人，仅是你个人对头，否则不是恶人。要是他人人都欺侮，必然有人会越众而出，他必然会在人人喊打的过程中，惨遭覆灭。
我到此刻，真的不但原谅了造成我挫折与痛苦的人，而且还有感谢之心，没有他们，就没有那难堪的经历，没有曲折的人生，生活就过于单调，而单调的生活不可能产生震撼人心之作。幸亏我有了一点，平庸生活中的小小反差，使我的经历稍有曲折，使我的心灵曾蒙阴影，在这样的时光中，我才对人生，对自己的今后有了更多的思考。所以在此，在书的结尾处，我要向这几位我不知他们现在何方的人，表示我的感激。同样，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丰富的人生，没有值得回味的人生之路，就不会有本书。
谢谢，谢谢您的阅览。
跋一
姜丰
赵忠样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绝对称得上大家，说到这个名字是毋须加任何定语作为修饰的。
同许许多多的中国老百姓一样，我也是赵忠祥的忠实观众喜爱并敬重他。当我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他主持的中学生智力竞赛时，我还是个十来岁的个姑娘，当时无论如何想不到，有朝一日我会跟赵忠祥做了同事，而旦是同在国际部，近到仅有一墙之隔，原来连这墙也没有“人与自然”组和我们“正大综艺”组共享一间大办公室，新近才打了隔断。
第一次见到赵忠样，是去年夏天。我刚刚从复旦毕业，带着在学校呆久了的特有的那种懵懵懂懂来到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参加正大综艺的录像。做惯了学生，在办公室，在走廊，在电梯里，见到谁都叫老师。那时候，部里热心的同事就建议我向老赵拜师，赵忠祥是台里最好的节目主持人，又主持《正大综艺》多年，这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于是，我被引荐到赵忠祥的面前。
那次见面实际上很短暂，主持艺术本来也不是能够三言两语面授机宜的。但它却给我留下了对赵忠祥的第一印象：平易、豁达、风趣、儒雅，并且善解人意。
后来，当我和赵忠祥在工作之余坐在台里咖啡厅相对闲谈时，话题就要随意而宽泛得多了，几乎是漫无边际。我们是“以文会友”按年龄的差距，可以算得上是忘年交了。我出了书，当然心诚意笃地送给他，请他雅正；而老赵，也乐于把写好的文章，无论是铅字还是手稿，拿给我看。
有一天，赵忠祥跟我说，他要出本书，清我写序。我当时嘻嘻哈哈地应承了，倒有一半玩笑的成份。写序是件重要甚至庄严的事，大凡要请名流大家落墨，赵忠祥自己既是位名流，又是位大家，他的书得得谁做序就不得而知了。可是过了几天，赵忠祥当真拿了书稿给我看，我去温州拍片前，他还嘱咐说，他的书10月初要向出版社交稿，我的序自然也要交稿。
既然如此，我这个小字辈当然也就欣然从命了。
写名人的文章，大抵题目是“我所认识的某某某”，虽然颇落俗套，却是必要而贴切。作者的“有限责任”固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人，哪怕是一位普通人，恐怕也是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难以穷尽的。我为赵忠祥的书写一篇他称之为“序”的文字，也是同样的道理。赵忠祥是一个完整的出类拔萃的个体，他的人、他的书都不是简单的文字能够概括、能够诠释的。无论是作为现代传媒的电视，还是被古人视作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书卷，能够提供给我们的，都只是靠近和体悟一颗包容着深邃思想与丰富情感的心灵的途径。至于我的这篇文字，可套用上“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这个词。以赵忠祥的声望名气，资历资格，却请一个小朋友为他的书写序，单从这一点，或许你也可以增加一点对他的了解与理解。
人们熟悉赵忠祥，熟悉他的言语、他的风采、他的渊博、他的幽默、他的学者型主持风格，他的厚积薄发的大家风范。一千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说中国有亿万个赵忠祥也不过份，这使得一切对赵忠祥的描绘与评说都成为赘述。况且，通过呈现给你的这些文章，每一个观众、读者都可以更为直接地细读他的思想与人格。
他的文章很美，是那种水到渠成的洗练，流畅。文如其人，在赵忠样的文章里看不到矫饰与矫揉。他的智慧与练达、才气与才情、文思与文采都是自然而然的流露，犹若水满自溢。读他的文章和看他主持的节目一样，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陶冶。赵忠祥其人其文的魅力，都在于一份成熟与童心不失的完美结合，他经历过太多的世事变迁，他体尝过太多的人间冷暖，他得到过太多，也失去过太多，个中滋味也只有他自己真正知道。我讶异于他在这么多的大起大落、桑田沧海之后，依然保有一份平常心，哪怕一只小乌龟这样的小生灵，依然能唤起他一份由衷的惊喜与爱心。他喜欢花鸟鱼虫、枝枝叶叶，他喜爱并创造生命的平静与祥和。他浇花种草、养小动物，他也谈诗、画画，写天下文章，交四方朋友。假如在封建时代，他的修养造诣，他的闲情雅趣足够他做一个标准的独善其身的士大夫；同时，他又像所有真正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士大夫一样，有着极强的兼济天下的忧患意识，这在他身上体现为至深的责任感。赵忠样做人中正尽责，这是现代社会中最令人肃然起敬也最为宝贵的一种素质，一种人格，一种魅力。
凭心而论，我读完他的书稿时有些吃惊，赵忠祥的书不太像通常名家写的书。他太率直，竟然没有一点点为自己树立某种形象的意识，或者说没有一点点商品社会的“包装”意识。我曾经向他直言，他写到自己过去经历的文章，太实在了，至少得罪人。赵忠祥笑了，他理解了我的善意。而我，再也没劝他去修改这些文章，并因此钦佩和欣赏他的性情中人。
我真想拉着他去喝酒，如古代两个举觞对饮的豪士。
赵忠样这个人，常常会在不经意之间唤起我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
赵忠祥是个有影响力与感召力的人。
所以，他写书，和他主持节目一样，是件很恰切的事，他适合诉诸大众。
翻开书，一页一页细读下去，你会听到赵忠祥的另一种声音，我的幸运在于先读为快。我相信那声音是你所熟悉的，也是你所不熟悉的。
从我的孩提时代，赵忠祥就以他丰富的学识、独特的魅力给我的人生以有益的影响，他对上亿人有所裨益，我愿意在这里真挚祝福这位我所敬重和喜爱的良师益友。
虽然，这使“序”有些不像序了。
跋二
生活中许多珍贵的机遇往往是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出退的。
1995上6月26日上午，赵忠祥作为大型电视系列片《大京九》的主持人，我作为剧组撰稿人之一，同在铁道部实验厂的列车演播室里参与采访拍摄。午间休息时，他招呼我坐进他的车厢里，单独向我透露。今年初，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他接到并答应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关于出书的约请，几个月过去了，总因工作太忙，未能动笔，再拖下去就是言而无信了。听了他这番感慨，我也觉得不好办。他突然问我带没带采访录音机，我说带了。他显得十分兴奋，立刻让我打开录音机，他便以口述的方式，开始了这部书的创作。当时我还没意识到这是一部书的创作“典礼”，只是简单地认为，他的灵感来了，录下一些片断备忘而已。现在追想起来，尽管他以前发表过的一些文章，也被收集在这部书里，但集中精力创作这部书稿，却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赵忠样面对着开动的录音机，谈天、谈地、谈过去和未来，谈电视、谈文学、谈小人书、谈中外名著、谈唐诗宋词、谈外祖母、谈母亲、谈妻子和儿子、谈他的主持人生涯。谈兴正浓之际，列车演播室（一节车厢）里的观众涌进他的车厢。我关上录音机，他热情地接待来访的观众，在一个个装帧精致的笔记本上挥笔，在照相机前微笑着与观众合影。一拨人走了，他又让我打开录音机继续口述他的腹稿，一拨人进来了，他又让我把录音机关上。打开，关上，关上，再打开……。前后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赵忠祥给一百多个特邀观众签了字、合了影、只录下不到40分钟的谈话内容。我也是写过几篇小文章的作者，也目睹过一些大作家们的创作实况。像赵忠祥这样的创作方式，我是第一次看到,说实话，对这样的创作方式，当时我不敢恭维，并且担着一颗心。
他不是职业作家，用他的话说：“就算有一段能静下心来的写作时间，也不见得能得心应手。”况且他不但有份内工作《人与自然》这个栏目的牵挂，还有本台多个摄制组的求援，兄弟台和社会各界大型活动的邀请。好在老赵受教过华罗庚的运筹学，《华老教我运筹学》里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他能在多种工作交替、交错的夹缝里，争分夺秒地进行写作。在加班加点为大型电视系列片配解说的空隙，在担任“七·一”晚会主持的前后、在《大京九》摄制组去井冈山采访的飞机上，在赴莫斯科进行二战战场采访拍摄时，他隔一两天就写出了少则几千字多则上万字的作品。7月8日至10日，在井冈山时，整天爬山涉水的拍摄并不使他疲劳。每天晚上9点钟之前，老赵要为上门的观众签字、合影，9点至凌晨2点30分左右是他的写作时间。老赵的创作态势犹如井冈山的彩虹瀑布，一发难收，飞流直卜，井冈山使老赵悟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老赵的这部书，乍看上去是他四个多月艰苦劳作的结晶，其实是他多年勤奋学习，勤于思考，特别是最近几年屡屡试笔的必然结果。随着我们在《大京九》南来北往的采访拍摄，在他这部书创作过程中的朝夕相处，碰上机会时的交谈、交流，我对他文化功底的深厚甚感震惊。一是他那些连采访提纲也几乎不用的妙语连珠似的现场解说，是在十分短暂的时间（有时就没有准备的时间）里组织形成的；二是在对一些文化古迹的采访拍摄时，他不拿任何资料，预先也没给他任何提示，他就能对一些鲜为人知的典故、人物或传说，讲解得头头是道；三是在我所看到的部分书稿中，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引用古今中外名人诗词、点评中外名著、大段大段地吟诵名诗名著有二百多处。而这都是他脱口而出，信手拈来的文化精品。难怪有些人说他是一个有着丰厚文化积累的学者，学者式的主持人，他的这部书再次验证了他的文化功力和写作潜力。
深厚的文化功底，特殊的播音天赋，多种因素的综合，使他成为拥有电视观众最多的著名主持人，他的经历并不平坦。不过，他是一位主张宽容、与人为善的人，在写这部书的过程中，凡是过去伤害过他的人，他都不愿再以报以牙眼，恩恩怨怨何时了呢？他宁肯舍弃一个生动的故事，也不愿再提一些人如何如何。甚至他还感激这种暂时的逆境。他说，从某种意义上看，正是这一次次的挫折与磨难，把他推进别无选择，只能向前的境地。像挨了一鞭子的马，一个劲往前跑，不要在原地打做一团……。
他的这种人生观，体现在交友处事上，更让我终生难忘。我是山东济宁电视台的一个普通记者，在我们共事于《大京九》之前，老赵并不认识我，然而，他却是我仰慕多年的大名人了。在我准备离家赴北京到《大京九》摄制组报到时，我的两个孩子交给我一个任务：“请赵忠祥伯伯给我们签个字回来吧！”小女儿怕我不当回事儿，还特意把一个小笔记本塞进我的挎包里。孩子们一个小小的心愿，反倒给我造成不小的心事。在我任济宁台文艺部主任期间，曾与一位名歌星打过交道。她那种傲视一切、居高临下神态，使我这个普通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刺激。从那时起，我对与名人的交往，一般都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我和老赵在一块工作的初始阶段，一直没提请他签字的事。但在我确实认为他没半点名人架子的时候，便提出了我的请求。他接过我递上去的那个小本子，征求意见似的问我：“你想让我为孩子们写点什么呢？”其实我早就想好了一句话：人生，百折不挠的奋斗主题。我进一步解释道：现在的孩子们最缺少的就是吃苦，我想借助赵忠样之笔和他的影响，让孩子们多学点艰苦奋斗的道理，赵忠祥听了我解释，沉思一想，这样写道：“晓湘、周幸（两个孩子的名字），你要坐享其成，糊里糊涂过一辈子也成，但你要想干点对得起祖上的事情，就必然要吃苦。”这一段与孩子们平等对话式的文字，没有强加于人的架势，也没有口号式的生硬。这是孩子们的财富，也是让我不忍释手、反复揣摸的一句名言。这句话，也是老赵这本书的写作风格。
今年8月2日，摄制组去微山湖采访，在济宁机场换车时，哪想一突然传来我父亲不幸去世的消息。老赵得知这一情况后，反复劝慰我：“不要太难过，我的外祖母和母亲去世时，我也痛苦不堪。生老病死，自然规律，要想开一点，我们真正对得住老人的应是好好的做人，出色的工作。”当我在家乡料理父亲的丧事时，他又托人捎来一封信，信中劝我节哀并装有他送给我的钱。他对我的这些关怀和厚爱，时至今日，每念及此，我都无法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总有一种难以报答之感。论工作单位，他在中央台，我在地方台；论年龄，他是兄长，我是小弟；论才学，他是享誉海内外的大家，我是无名之辈；论交往，他是有恩于我，我只是在他创作过程中做过录音之类的小活，即使这也算帮忙，而我从中学到的东西，以及他送我的一些弥足珍贵的资料，对我而言，都是无价之宝啊！他从不刻意名人形象的自我包装和塑造，和摄制组一起外出采访，照样和哥儿们开玩笑侃大山。屏幕上的赵忠祥和实际生活中的他，有着许多不同之处。他说，在节目中，我是一个代表党和政府、中央电视台集体形象的角象，需要责任心和敬业精神，需要艺术的创作和表达，而在实际生活中，我本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去外地采访时，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惊官，不扰民，淡淡地去、淡淡地回。”他写这部书的根本动机，也决不是为名利使然。因为有的出版社获悉老赵写书的事，提出更丰厚的条件想要这部书稿，但老赵说，我已与人有约在先，尽管是口头的，也不能推翻，以后再合作吧。老赵是把这次创作活动作为人生之驿站，作为向热爱他的广大观众奉献新的精品的起点。据悉，他已口头又答应了两部书稿。
“没有伟大的人格，便没有伟大的作品”这句名言，现在看起来还是自有其道理。作品就是作家的灵魂和影子，有些作品就是作家自己。当然，大部分读者也不可能像我这样参照着老赵的人格去读他的作品，然而，他那些用真诚和哲理孕育而出的故事，他那种文采激扬、奇秘凌厉、鲜为人知、另辟蹊径、自然天成的文章风格，定会像他的《动物世界》、《正大综艺》、《人与自然》一样吸引众多读者。
这篇被老赵认为是“序”的文字，其实是我的一点眼见为实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