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禾止住笑：“他要不是胡吃龟龄集活个大岁数，也来不及在那么多的古画上胡写——看来这龟龄集也是有利有弊。”
“张伯父，这龟龄集不是延年益寿的药吗，为啥你刚才说是传统的男科药？”白果问。
张老师答道：“从中医角度看，如果男性的肾阳肾气亏虚，除了腰部冷痛，酸软无力等症状外，还常常伴随性功能衰退。服用龟龄集后，肾脏得到温补，就能较明显的恢复性功能，所以龟龄集素有男科‘圣药’美称。你这个痛经，属于中医所说的下元虚寒，不能温养，与男性肾阳虚的病理机制类似，所以也可以用龟龄集来温补下元，祛除阴寒，温通血脉。不仅是痛经，其它妇科病，如不孕、习惯性流产、闭经等如果属于下元虚寒的，我都用龟龄集治疗过，疗效也都不错。药可分阴阳攻补，并不分男女性别。”
白果一直认真听着，频频点头，听到这儿，眉头舒展：“这女吃男药的人还不少呢，我还当就我一个。”
青禾边听边默写龟龄集的药物组成：人参、鹿茸、海马、枸杞子、丁香、穿山甲、雀脑、牛膝、锁阳、熟地黄、补骨脂、菟丝子、杜仲、石燕、肉苁蓉、甘草、天门冬、淫羊蕾、大青盐、砂仁……正写着，听张老师说：“你没有什么疑问了吧？那就开药了。青禾，开龟龄集胶囊2盒，每次两粒，每日两次。”
青禾忙开好递给张老师。
“约摸月经快来时就吃这药，连着吃10天。下次月经快来时再吃。”张老师边签字边对白果说。
青禾说：“如果家里有风油精，你也可以把风油精涂肚脐下面，再按摩3至6分钟，使小腹发热，痛经也可以减轻。”
＊ ＊ ＊
下午，在研究室，青禾对张老师说：“老师，中午时我理了理灵活运用中成药的思路，在脑子中画了一幅路线图，您听听看对不对。”
“噢，你说吧。”
“大概可以分为四步：先从药物组成推测其功能，再从功能推导其主治，再从主治推断其病机，最后比较其它病症的病机，如果与这个中成药所针对的病机相同相近相似，就可能适用。”
“你这个路线图虽然正确，但稍有点繁琐，绕得远了些，还可以再简化简化。你那前几步，可用古人研究仲景经方的方法来概括。”
“什么方法？”
“以方测证。”张老师说：“这里的证就是病机。以前我强调过，学方不重在一方治一症之用，而要学会用方之巧，这巧就在于方证相应。仲景《伤寒论》中方证并提，就透出了这个巧。后来清代的柯韵伯看出了这一点，以此思路作《伤寒论注》，深得仲景之旨，于是风行一时，至今仍是研读《伤寒论》的重要参考书。”
“柯琴的这书我已经买了，可还没有来及看。”青禾有点遗憾。
“那你得抽时间好好看看。”张老师道，“古人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用方之妙’，就在于心里总存在‘方证相应”四字，以此原则用方，就可能跳出用一方治一症的低层次，而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高境界。”
“如果这一妙存于心中，达到这个高境界，也就可以灵活运用中成药了。”青禾领悟道。
“灵活运用中成药，用同一种药治不同的病，其实也是一个‘异病同治’的问题。”张老师接着说，“异病同治的基础在于，病症虽有差异，而病机却是相同。湿热之邪在胞宫，可发生急慢性盆腔炎、子宫内膜炎、宫颈炎；在前列腺，则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所以不论妇女的急慢性盆腔炎、子宫内膜炎、宫颈炎，与男性的慢性前列腺炎，只要病机相同，属湿热阴虚，就可以用相同的治法，用同一种药——妇科千金片治疗。”
“老师，那么同样，六神丸所针对之病机是热毒蕴结，不论是痄腮还是咽炎，或是带状疱疹，只要辨证是属于热毒蕴结，用六神丸清热解毒都有效。”青禾想到昨天在存仁堂的事。
“相反的，如果只是知道千金妇科片可以治前列腺炎，就不详细辨证，不论慢性前列腺炎的病机是不是湿热阴虚，凡前列腺炎都机械地用妇科千金片，那就又后退到一方对一病的低层次，效果肯定不好。有报导说，对于病机属于肾阳虚或瘀血内阻的慢性前列腺炎，用妇科千金片治疗，疗效就欠佳。”
青禾道：“古人常感叹‘人之所病，病病多；医之所病，病方少’，我想如果能充分利用同病异治的原则，灵活运用中成药，扩大中成药的用途，一个药当作几种药用，古人这千古之叹可以休矣。”
“说‘可以休矣’，怕是过于乐观，”张老师纠正道，“不过说可以缓解缓解病多方少的矛盾倒不为过。”
青禾轻咬下唇，懊悔自己没想好就说，又听张老师接着言道：
“曾经有种倾向，一说解决病多方少的问题，就只想到开发新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其实对于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有不止一个的方法。所以我们不能局限于寻找与开发新药，还可以积极寻找其它的方法。以新的眼光审视现有药物，通过医疗实践与理论研究，发现、挖掘、开发现有药物的‘新用’，同样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开发新用与开发新药相比，同样可以达到目的，而且成本低，效率高，简便易行，较为安全。”
“我觉得安全是最大的优点，”青禾说，“一因为老药已经应用多年，它们的毒副作用已经基本了解，如何应对这些毒副作用也已经积累了经验。”
“那么咱们就总结总结开发中成药新用的方法——中医的同病异治算是一个。”张老师端杯喝茶。
青禾想想，说：“那么借鉴西医学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开发新用吧？”
“当然可以，”张老师放下茶杯，“现代医学与中医是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其对疾病及药物有着与中医迥异的观察着眼点，往往能对中成药的功效作出新的解释；并且可借助先进的仪器设备，对药理病理研究更为深人细致。这些研究成果都可以借鉴，启发用药思路，来扩大中成药用途。如外伤导致的癫痫，现代医学研究认为，此病是由于外伤后脑组织受伤，局部血肿机化后形成瘢痕组织，病灶过度异常放电而发病。治疗主张扩张血管，增加血液流量，改善微循环及脑细胞营养，促进血肿吸收，溶解瘢痕组织。而大黄蟅丸主要由水蛭、蟅虫、桃仁等破血逐瘀药组成，经现代医学研究，有以上治疗作用，故可用大黄蟅虫丸治疗外伤性癫痫。”
“中医外治大师吴尚先有言：‘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青禾说：“将六神丸用醋化开，变丸剂为糊剂，外敷治痄腮、带状疱疹，可以算作改变剂型与给药方法来开发新用。”
“如果结合经络原理，外治的范围还可能扩大。”
“老师在存仁堂所说的用伤湿止痛膏贴穴位治晕车，风油精涂关元治寒性痛经，就是利用经络原理，刺激经络上关键的点——穴位，来疏通气血，调整阴阳。”
“咱们以上说的都是根据中西医理论来推想，可是有时新用的发现，却并非如此，常常是在临床用药中，意在治此而却效见于彼的事例中发现的。”
“这可正应了那句俗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张老师说：“这种发现虽然有较大程度的偶然性，和神农尝百草式的原始寻药方法相近。但是，机遇总是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如果我们在临床用药时作有心人，细心观察，系统总结，注意药物作用的异样，进行追踪，大胆推测，小心求证，也是可以增大发现机率的。”
“老师能不能举个成功的事例，启发一下我的思路。”
“这方面成功的事例还不少。”张老师举例道：“发现治心脏缺血的伟哥，可以治疗性功能障碍的事例就很典型——不过咱还是说中药吧——如某医院在运用雷公藤治类风湿关节炎过程中，发现雷公藤对育龄女性的月经有明显影响，服药的一些妇女出现月经减少或闭经。由此推测雷公藤可能有类似雄性激素样作用。所以用雷公藤尝试治疗阳痿、子宫肌瘤、乳房纤维腺瘤等，取得了疗效。”
“我想，如果很好地综合运用老师说的这些方法，广开思路，就可能开发出更多的新用，更大程度的缓解病多方少的矛盾——虽然我现在比刚才还乐观，但不会再认为千古之叹‘可以休矣’了。”
“从逻辑上讲，是病发作于前，方随生于后。犹如作案与破案，作案率必然领先于破案率，所以病多方少的问题必然长期存在，这个千古之叹还要一代一代叹下去。我们现代人，以至后代人所可能作到的是，比古代更快地缩小二者之时间差，更大程度的缩小二者的数量差，犹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只可能无限逼近，而不可能让后者等于前者，超越前者。”
第十四回
喜怒忧思悲恐辨证求因
风寒暑湿燥火因发知受
这一回师生通过比较中、西医对非典型肺炎病因的探寻，分析了中、西医病因学体系及方法，捎带对吴又可之病因说作了评价。欲知中医、西医病因学异同在何处，中医病因学有何特色，对“疫气说”学作何评价，吴又可应有什么地位，请看本回分解——
“张老师，今天又有报道说‘非典’的病因是冠状病毒，而不是衣原体。”青禾翻着《健康报》，边进门边通报。
“噢，”张老师放开鼠标，接过报纸，看完后对青禾说：“这次对非典病因的寻找，是中、西医同时进行，各显神通，各有所得，信息共享，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两种医学病因学特点最充分、最鲜活的展示。是现实而非历史，是亲历而非观史——所以要利用这机会，对中医病因学与西医病因学的特点充分比较，加深理解。”
“我还要利用老师的智慧。”青禾说，“我记得您一开始就说非典是春瘟，不大可能持续地大面积流行，等到春意阑珊，非典自趋衰减。”
“我的观点现在正得到验证。”张老师指指电脑屏幕上的“新发病人数曲线图”，“你看，现在新发病人数已经从高峰回落，持续下滑，虽然可能间或还有反弹，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再不多时，非典就要如同强弓之末，其势不可穿鲁缟，或许如行刺秦皇之荆柯，一去兮不复返。”
“非典是一种新出现的疾病，老师当初是依照什么做出今天看来似乎是正确的推断呢？”青禾递给张老师一杯茶。
张老师接过茶杯，放在工艺草垫上：“所谓‘新的疾病’，是从西医角度来看。而从中医角度去看，非典未必是新的疾病，与传统中医所认识的‘春瘟’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其特点都是发于春季，具有传染性，病则发热，常是春过病也过，入夏则衰。”
“那么中医对这‘新’是视而不见了？”
“不是视而不见，是视野不同。”一张老师纠正道。
“视野不同？”
“对。”张老师道：“正是这视野之区别，而形成中、西医病因学之两大分野。就非典来说，中医的视野在宏观，追求的是辨证病因；而西医的视野在微观，追求的是因果病因。”
“辨证病因？因果病因？”青禾困惑，“难道中医所言的病因不是因果意义上的病因？”
“所谓因果病因，是病因与疾病之间有确切的因果关系。”张老师举例：“如疟原虫是引发疟疾的病因，结核菌是引发肺结核的病因，冠状病毒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因——假设已经确定其为引发非典的原因——寒冷是引发冻伤的原因，高热是导致中暑的原因等。在此当中，疟原虫为因，疟疾为果；结核杆菌是因，结核病是果；冠状病毒是因，非典是果；寒冷是因，冻伤是果——都是由原因而导致结果。”
“噢，那辨证病因呢？”
“而所谓辨证病因，”张老师答：“是按中医病因理论，通过辨别疾病症状的属性而推得的病因。这在中医学中称为‘辨证求因’，或‘审证求因’。虽然中医的辨证病因从主观愿望上也是要追求因果病因的，从中医角度也可以说就是因果病因，而从现代医学角度看，实际上未必是因果病因——所以说中医的病因具有双重意义。”
“照老师说法，中医的病因既是辨证病因，又是因果病因，一身而二任？”青禾愈加困惑。
“如果说一部分是辨证病因，另一部分是因果病因可能更为确切。你回想回想中医的病因学内容主要是什么？”
“陈无择的三因说呀。”青禾回答：“外因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内因是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其余饮食不节，过度劳累，虫兽所伤，金疮踒折等等，是为不内外因。”
“咱们可以分析一下这三因之中的因果关系——我提前先说明，这里的因果关系是从现代逻辑，从西医角度而言——三类病因中，有部分明确无误是因果病因，如不内外因中的大部分内容，虎咬狼抓，中枪挨箭，跌仆损伤等，立竿见影，因果关系明确。七情致病虽然有些夸张，但作为诱因，因果关系大致也成立。而中医认为六淫所导致的那些疾病，因果关系就未必都这么明确。除了冻伤固然是因为伤于寒，中暑自然是受了热，因果关系不容置疑外，其余就不很明确。如风寒感冒，就未必真的是被冷风刮的，同样，风热感冒也不一定由于被热风吹的。这个‘风寒’的定性，是根据患者畏寒、流清水鼻涕，脉浮‘紧等症状推出来的。与此类似，如果患者不畏寒而发热，流黄浊涕，咽喉红肿疼痛，口渴想饮水、舌红等，那就可以推得为风热感冒。”
“这个陈无择，真是‘无择，视野真是宏观，将这些不同性质的病因都掺和在一块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要不是老师今天提出，我还真没注意。”青禾表示不满。
张老师道：“陈氏主观上并无此意，他只是从中医宏观角度认识病因。我刚才是从西医角度说的。”
“是不是可以说，从宏观着眼与从微观着眼，导致了中医病因学与西医病因学的区别？”青禾问。
“如果说文化决定了两者的区别，可能更接近本质、更为深刻——方法是由文化决定的。”
“老师这是愈追愈深了。”
“追得深入，才能理解得深刻。如清末有识之士在探求当时中国为何老是挨打的原因时，有这么一个反思的过程——先是归因于洋人船坚炮利，自己的武器原始。那么为何炮不如人、船不及人呢？直接的原因在于工业不发达，而工业不发达的根源又在于科技落后，而科技落后又可归因于封建帝制的腐朽——于是要推翻帝制，建立民国。”
“老师，我想如果用中医治病来比喻，洋务运动虽然功不可没，但主要在武器工业的层面上效法西方，属于急则治其标之法，辛亥革命才是治本之举。”
“也可以这么比。”张老师同意，“西方从古希腊到培根，是重分析、求还原的文化，其病因主要是以分析还原方法而求得。如不论是先前的衣原体或是现在的冠状病毒，西医都是从非典型肺炎患者呼吸道采集标本，运用微生物技术进行分离而确定。是按科赫‘特异病因论’理论，依照科赫原则进行的。而科赫原则可看作是分析还原方法，在西医病因研究中的应用与具体化。”
“我记得科赫原则是——
1.病因必须能从每一个病例中分离出纯培养物，而该病因在不是这种病的病例中分离不到；
2.该种病因能引起同样疾病；
3.在实验引起的动物等对象中能再分离到该病因。
不过，老师，我觉得如果严格遵循科赫原则，现在就确认冠状病毒即是非典的病因还为时过早——因报告中只是言其分离出了病毒，原则2、原则3还没得到满足，也就是说还未能进行验证。”
“当然现在冠状病毒之因能否引发非典之果尚未确定。”张老师同意，“但如果能够通过实验而确定这点，那么就可以确认冠状病毒就是非典的病因。与西医这种方法相对，中医确定病因的方法与西医大相径庭，视野着重在宏观整体，而不必深入微观局部。”
“那么中医这种从宏观整体探求病因的方法，是由什么文化所决定的？”
“传统的象文化。”张老师答。
“象文化？象是藏象的象？”青禾本能地想到藏象。
“是的。”张老师道：“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象文化，《周易》是象文化的代表。《易传·系辞上传》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中医作为传统文化派生出的学科，是依观物取象，立象取意方法而形成的人体科学，可称为象医学。如《内经》曾言：‘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候者，征候也，征象也。候开始显现了，道，也就是医道，就可以通过观察症候而产生。具体到对于病因的探求，也是通过辨别病人所表现出的征象，而进行辨别审察，发现病因，所以称为辨证求因或审证求因。清代钱天来对此总结得非常精辟：‘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受。’”
青禾正要开口，忽听有“笃笃”的敲门声，青禾起身开门，见门外一老者正在解口罩，露出花白胡须，仔细一看，原来是文学院的孟老。
“真是个戴口罩的春天，连孟老也未能免俗。”张老师起身指指沙发：“请孟老这里就坐。”
孟老边坐边说：“‘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岂非黄帝、岐伯于《上古天真论》中所教耶？”
“哟，孟老对《内经》这么熟悉呀！”．青禾说着递给他一杯茶。
“咳，我这是口上谈经，略知皮毛，”孟老接过茶，“真遇到事还得向你们请教。”
“您老问什么事，来个电话就行了，又何必装备齐全劳师远征呢！”
“我也是顺便到此。”孟老说，“原来古典文学研究会计划在北京开‘清代小说研讨会’，这不，为了躲避非典，准备改在咱这里开，我是准备去前面商都宾馆联系安排一下。”孟老转脸看看青禾，“你这师生俩，不是都对文学感点兴趣嘛，到时无妨去听听，机会难得嘛。”
“我看是幸遇非典的机会也难得，或更难得，千载一逢，”张老师笑笑，“参会人员多是从外地，尤其是从北京而来，或许他们挟病毒而行千里，不自觉地充当了非典的义务传播者——您是来问会上如何预防非典的吧。”
“真是‘闻而知之谓之圣’，来意我还没说，您就明白了。”孟老拉开提包，拿出一份报纸，“这不，报纸上公布的几个药方我也带了，您看看哪个适用，到时请您这院里的药厂加工一下给大家喝喝。”
“我看喝药不是上策，首先这药就不适合您老喝。”张老师点点报纸：“这几个方多以寒凉药为主，您老体质偏于虚寒，喝了可能会腹痛腹泻。”
“咳，”孟老一拍沙发，坐直身子，“早点问你倒好了，这药我已经喝了，腹痛腹泻也已经由可能变成现实了。我想着是国家公布的方子，还会有错？”
“方药的对错主要看如何用。用对了，砒霜救命；用错了，人参杀人。服中药就得辨证，辨别体质是重要的一项，您不辨体质就喝药，无怪乎要腹痛腹泻。”张老师又转对青禾说：“说实话，就从传统中医角度看，根据非典病人初发病偏于温热表现，拟定几个方子公布出来，让大家服用，而大多数人一不通晓药性，二又不懂辨证，难免有千人一方，万人一方，药不对证的弊病。”
“既然如此，这些药方岂不是没用了。”孟老两手一摊。
“那也不尽然。我刚才特别强调的是‘从传统中医角度看’，而从社会角度看，这些预防药方的实际作用，在于心理，而非药理，大众服了药，心理上得到安抚，不至于由于恐慌而导致社会动荡。”
孟老摆摆手：“不管是心理还是药理，黑猫或是白猫，有作用就行。”
“开会的特点是近距离，小空间，这正符合非典传染的条件——我看改在本地开与在北京开区别不大。在北京开会，非典疑似病人也不会去；改到这里，已在潜伏期的人也不会不来。”张老师分析道。
“您先说喝药不是上策，这又说改地开会也区别不大，”孟老紧盯着张老师，“那么你看这预防的上策该是什么？”
“这上策《内经》早已给出。”张老师示意青禾作答。
“老师，”青禾想了想，“是不是‘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呀？”
“对。对于那些尚缺乏抗击方法的病邪，只能尽量避免其害，待其时过，这样虽然看似消极，实则有效。改变开会地点，是空间上避，但彼空间之人随之而来，欲避之而未能避，故而效果不佳。而‘避之有时’，是从时间上避，等到非典的流行期过后再来开会，那就没有顾虑了。”
“那么这非典的流行期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过去，要避到哪一时？”孟老话音中略带焦急。
“已经为期不远了。”张老师端起茶杯，“青禾，你给孟老讲讲吧。”
青禾让孟老看着电脑上“新发病人数曲线图”，将两人前面的对话又向孟老作一复述。孟老听完，向后一靠，舒一口气：“那我们就别再改在这儿挪到那儿，还是按兵不动，各自避邪吧。”
“孟老这‘按兵不动’说得好，正合《内经》‘避实击虚’之旨。”
“哟，我这无意中还撞着经旨了？”孟老又将身子坐直。
“《内经》主张对于势头正盛的邪气，要避其锐气。对此《内经》曾以兵法作比，要‘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现在非典虽然盛时已过，但衰而未竭，以静制动，等其自竭，正合其宜。”
“多谢张大夫”，孟老站起身，“我就不打搅了，这还得赶回去再发一轮通知，要大家别来，等待下一轮通知。”
送走了孟老，青禾问道：“那钱天来所说的‘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受’的意思是不是说，感受了什么病邪，开始并不容易知道，只有等发病之后，表现出了症状，才可以据此辨别其病因是什么，这个过程、这个方法，就是根据发病症状而推知所感受的病邪。就象老师刚才所举例，根据畏寒，无汗，流清涕，脉浮紧等症状，可以推知感冒的原因为风寒——而此人未必真的被寒风吹过。”
“大意可以这么理解。”张老师说，“王安道《医经溯徊集》中所言也与此类似：‘夫风暑湿寒者，天地之四气也，其伤于人，人岂能于未发病之前，预知其客于何经络、何脏腑、何部分而成何病乎？及其既发病，然后可以诊候，始知其客于某经络、某脏腑、某部分，成某病耳！’”
张老师很快地喝几口茶，又说：“与西医特异单一病因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为非典，中医对病因的推求，完全可以因时因地因人不同而结果多样化，而不论西医所言其病原为何。例如同是非典，前些时广东的老邓说是湿，近来北京的小林说是毒。粤地多湿，可能表现为湿；而京地偏燥，就可能表现为毒。再深入一层，即使同是北京的患者，也可能根据个体体质不同而区别为不同原因。张三壮实，其病因可能辨为风热之邪。李四虚弱，则未必见此。正如《医门棒喝·六气阴阳论》所说：‘邪之阴阳，随人身之阴阳而变也。’”
“这样看来，”青禾说，“中医对病因的辨别真是入细，要达到一人一因。而这病因可能还要随着人体阴阳的消长而不断变化。而西医则是普天下人共同一个病因，自始至终是一个病因。两者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一方面，虽然针对同一病原所引发之病症，中医对病因区别得这么仔细，可在另一方面，却又非常笼统，对春瘟范围内的疾病，如对感冒、大叶性肺炎、流行性脑膜炎的病因并不加以区别，可以同辨为风热——从西医学观点看，这几种病的致病病原体彼此差别甚大。”
“中医的这些病因理论，外行总是难以理解。”青禾感叹。
张老师说：“对，虽然从西医，甚至从公众的角度可能难以理解，难以接受，但中医之所以如此，自然有其自身的道理与方法。而且，这正是中医的精华，正是可以与西医抗衡的法宝。”
“中医与西医的抗衡，我看近于宏观与微观的抗衡。”
“正是这样。”张老师道，“虽然感染性疾病病原自古至今源源不断，古有肺炎，今有非典，但人体对病原的反应却相对有限，宏观观察可见。古代医家通过对人体征象的观察，结合类比自然界之物象，把人体的反应大致归纳为温、寒、风、火、燥、湿、毒等，以此推导疾病的病因，针对病因治疗。如北京的非典患者发热突出，就可以推知感受了温热之邪，病因为热，运用清热泻肺的方法就可以取效。而广东的非典病人，虽然发热而热度不高，出现口中粘腻，舌苔腻，食欲减退等属于湿的征象，根据这些反应，可将其病因归为湿，属于春瘟伏湿。以祛湿清热的方法也可以获得疗效。”
“而西医对付此类疾病的套路大概是，”张老师又接着说：“寻找致病病原，确定病原后，一是针对病原寻找药物而消除之，如确定肺结核的病原是结核杆菌后，就研制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氨之类的抗结核药，以杀灭结核杆菌。二是针对病原培制疫苗，如卡介苗，以预防再发生此病。如果这个套路能走下去，常常会优于中医。疾病谱的改变，传染病的退位，就是这种套路的巨大成就。而如果暂时这套路还走而不通，则中医的优势就可能显现。”
“西医的这个套路，还真是‘套’路，需要整套的配合，老师这个词用得确切。”
“是呀，”张老师道，“只是寻找确定病原，就得有细菌染色、细菌分离、细菌培养等微生物技术，动物实验技术等配合，还得需要制镜工业提供能进行微观观察的显微镜，才能满足科赫三原则。研制杀灭病原的药品，又得有化学，生物学等等的配合。在十四世纪以前，由于各方面条件不配套，西医这个套路没法走通，于是传染病肆疟欧洲，医生们束手无策。而自从中医的温病学说成熟之后，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发生欧洲那样的大规模的瘟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医温病学没走西医的套路，巧妙地绕过了微观观察等难题，另辟蹊径，通过宏观观察人体对病原的反应，发展了别具一格的病因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疾病的规律，遏制了疾病的蔓延。中国清代时人口迅速增长，可能与此有关。”
“中医的这个‘辨知’、‘推知’病因的方法，与西医推求病因的方法相比较可是‘简便’得多，一不要仪器，二不需分离培养病原，三不须动物实验，四不必理会科赫，将其三原则全部省略。”青禾笑道。
“虽然从所需物质上，从所需各路人马配合上，从推求过程上看，似乎‘简便’，但这需要辨者熟练掌握中医病因理论，运用中医病因理论研究人体对病原的反应征象，进行细致的分析归纳，方能辨而无误，治而有效。这如果没有若干年的临床实践，深厚的中医素养，怕是开口动手便错——所以亦不能以简单视之。”张老师强调说。
“老师，我觉得中医寻找非典病因之所以‘简便’，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中医当今走的还是温病学家吴鞠通的老路，‘进与病谋，退与心谋’，外界的许多东西都用不上，所以不得不‘简便’，不得不孤军奋战。而西医寻找非典病因，能用上、也必需有各方面的资助，因而复杂。”
“这一方面说是西医虽然可以利用多方面的资助，但从另一方面说，它是需要依赖各方面的配套，才能展开它的套路。现在就对付非典来说，西医的这套路才开始，一是病原尚不能确定，于是杀灭病原无从着手，疫苗更无从谈起。而非典病人就摆在眼前，急需处理，既然无从对因治疗，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采取对症治疗的方法。于是见热降热，见咳止咳，为了减轻炎症反应，对抗肺纤维化，不得已而大量使用激素。而这样大量使用激素，说饮鸡止渴似乎过分点，但我总觉得虽然得利于一时，将来或许发生问题。”张老师眼中掠过一丝忧虑。
“那在此情此景之下，可以孤军深入的中医当有优势。”青禾说。
“对，针对非典这一疾病，中医可以利用温病学的学术积累，辨明病因属性而孤军深入进行施治，而显示出自己的优势，并不必依赖外界资助。”
“这优势在死亡率等方面已经体现出来。”青禾点着电脑上的资料，“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共收治非典患者36例，无一例死亡，医护人员也无一人受到感染。绝大多数患者痊愈出院，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患者平均退热时间2.97天，并且胸片炎症阴影较快吸收，平均6.20天。全部治愈或明显好转，没有一例病情恶化。平均住院天数8.86天。”
这时电话铃响了，医政科通知张老师去省非典定点医院会诊。
张老师刚放下电话，青禾的手机也响了，医政科又通知实习生去高速公路出入口，配合防疫站工作，拒非典病人于市门之外。
张老师挥挥手：“看来咱们的坐而论道要暂停了，要对非典实际接触了。”
＊ ＊ ＊
现在已是8月，戴口罩的春天匆匆过去了，不戴口罩的夏天也快要耀绘了。
随着各个检查站的撤销，青禾也返回了研究院。
张老师问青禾：“查了这些天，你们将几个非典病人拒之于市门之外？”
“发热的倒有几个，开始时如临大敌，连忙全副防护地押去进一步检查，结果都是虚惊一场——我看在非典已是强弓之末时大搞检查，有点贼过兴兵的意味。过分防护造成的损失，或许大大超过非典本身造成的损失。”青禾答道。
“那些被罢免的官员可能对此更有同感。”张老师说：“咱省非典病人倒还没有放倒几个，因防护不力，官员们倒是撂倒了一片。”
“说到官员，我们在公路检查站时倒有个关于官员的小花絮。”
“你说说。”张老师满感兴趣。
“按规定车内的乘员都要下车接受体温测量，可这天来个黑别克轿车，坐在后排的一个人就是不下车。当时我负责测体温，就去看是怎么回事。一个人忙过来阻拦，说市长开会过于劳累，能不能免了。一听此言，全站一片哗然。站长说：常言说到北京才知道官小，看来也不必麻烦您到北京领教了，就在这儿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官小。你的市虽大，但这儿不是你的市；这儿的站虽小，却是我的站。这儿不认什么市长，只认检查站长。你不接受检查，那就得按规定处理。大家七嘴八舌，跟着站长损这市长，把这一段积下的烦恼一齐向他发泄。结果市长大人冒着大家的语言风暴，钻出汽车，接受检查。”
“类似的花絮隔三岔五的点缀点缀，倒可以活跃活跃气氛，舒舒肝气。”
“老师，我在检查站时也常回想您那天的话。现在又过了这些天，非典方面又有不少新的进展，咱们是不是恢复暂停的坐而论道呀？”
“我看也有这个必要。”张老师赞同，“现在非典的病因，从中医方面说，非典属瘟疫病范畴，是因疫病毒邪犯肺引起的传染性疾病的观点，已经得到中医专家的广泛认可，大家并不认为在病因学上非典与以前的温疫有何不同。而从西医方面可以说已是尘埃落定，确定为SARS病毒。”
“既然西医确定了SARS为病原，按它的套路，该忙着疫苗的研制了。”
“正是这样。”张老师略一停，接着说：“不过对于这个疫苗的研制，我倒有个直觉——未必必要。”
青禾问：“老师是讲究理性的人，怎么也谈起了直觉？而且这直觉有点惊世骇俗。”
“直觉是省却了步骤的推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推理的短路，是思维的跳跃——但这也是有一定铺垫，有一定基础的，并非凭白而来。这有点类似胡适的大胆假设。”
“我愿听老师对此是如何小心求证。”
张老师说：“SARS是某种病毒变异的产物，原来毒力较小，虽然或许传染，但不发病。变异后毒力增大，部分人群感之即发。如果在过去的社会，只可能造成小范围的流行。历史上此类情况可能发生过无数次，但过去也就过去了，无声无息无臭无影无踪无痕无记载无轰动，未能造成象如今SARS这样的全球流行。这次SARS的流行主要原因，与其说是病毒变异，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类似艾滋病流行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病毒毒力增强，勿宁说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总之都是社会环境因素的改变而使疾病易于传播。”
“那这社会发展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如何造成疾病的流行呢？”青禾问。
“传染病的流行是由病原、宿主、环境三方面因素互相作用而形成。”张老师呷口茶：“先说艾滋病，HIV可能已在某些人中存在了好几代。而AIDS是变异后的高毒力HIV引起的。在传统社会，宿主接触的性伴有限，若是病毒毒力较大，被感染者可能在短时间内死亡，来不及将病毒传播给更多的人，为害范围小。现代社会开放的性行为，提供了传播的环境，宿主可以在短时间内接触多个性伴，宿主的存活时间对病毒的传播变得无关紧要。即使是毒力最大的病毒株，也有充分的机会在原宿主死亡之前传播给新的宿主。”
“再说SARS的流行环境，”张老师接着说：“古代社会交通落后，地广人稀，如同天然的隔离。宿主被感染后可能就地死亡，而来不及将病毒传染给更多的人，病毒也随着宿主的死亡而消亡。所以在这种环境中造不成大面积的传染，可能只是殃及一个家庭、一个部落，一个村镇的易感人群。当今社会人员，借助于现代化交通工具，使得流动规模空前地巨大。而交通工具速度的提升，空间的封闭，乘员的壅塞，为SARS这类由呼吸道传播的病毒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可使宿主在死亡之前携带病毒北上南下，东奔西走，日行千里，接触百人，于是如烈火燎原，传播迅速。另外，现在社会城市化程度增高，人口密集，也是原因之一。经过全球性的隔离与治疗，必然象天花一样，除了实验室中的SARS病毒，其余自然状态下的SARS病毒可能已趋于灭绝，SASR或许要象行刺秦王的荆柯似的，‘一去兮不复返’。若再发生非典，则极可能是极个别的实验室感染。毒之不存，苗有何用？”
“那这疫苗研制出来也没有什么用场，也属于贼去兴兵。”青禾说。
“再说治疗药物，也是针对病因，筛选、开发能杀灭该病毒的药品；待开发出新药，病毒可能早就又发生了变异，需要重新确定病毒，再行开发新药。”
“老师，我忽然有个感觉，对付这类疾病，西医象球拍，中医如球网。”
“噢，这比喻倒是还新颖。”
青禾道：“西医的特点是针对性强，来一个病原对付一个病原，犹如球拍击球，球员盯着球飞来的方向，来回奔跑以改变球拍的方位，以拍变应球变，有点疲于奔命，穷于应付的感觉。而中医如同球网拦球，以不变应万变，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哪个方位来的我都能对付。”
“你这个比喻虽然新颖，但不够贴切。”张老师评判道，“有贬西褒中之意。其实中、西医各有所长，西医的长处在这方面或许更明显。如果以特异性免疫与非特异性免疫作比，可能更接近于实际情况。”
“那么西医好比特异性免疫，而中医好象非特异性免疫了？”青禾问道。
“对。先说西医与特异性免疫，其一，西医西药的特点是点对点，一对一，量体裁衣，量身定作，这与特异性免疫针对性强的特点接近；其二，特异性免疫是因病原刺激而产生，分抗原识别、增殖分化、效应阶段，有一定的滞后性，也类似于西医的针对病原寻药选药制药用药，需要一定的过程；其三，特异性免疫虽然是被动产生，有一定的滞后性，但一旦形成，在作用的强度上就远远超过了没有针对性的非特异性免疫，体现出‘专业’的优势，这也与西药的特效药类似。”
“老师，能不能把中医与非特异性免疫比较的机会让给我呀？”青禾见张老师点头，于是说——
“非特异性免疫与中医也有三点类似，一是中医以群药对群病，不以某药针对某一种传染病，治疗对象泛化，类似于非特异性免疫不针对特定的病原体，反应广泛的特点；二是中医按辨证结果，可以马上组方用药，无须等待特效药，不必等待病因明确，与非特异性免疫作用迅速相象。以上两点在治疗非典的过程中已经显现出来。第三，中医中药虽然作用广泛，以不变应万变，但似乎不够‘专业’，对于一些特异性感染，疗效上不及特效、‘专业’的西医西药。”
“这是从治疗方面说，如果从预防方面说，如果能按西医的套路走下去，更是优势明显。”张老师补充。
“老师，您去参加会诊，在病因学上有什么体会？”
“虽然在后来非典的病原已基本确定为SARS，但中医在临床上并不能利用这一科学成果，仍需运用中医的传统病因理论，辨证求因，看其属风属寒是湿是毒，而且只有这样，疗效才比较理想。可见两种病因理论体系差别之大。”
“老师，我想如果讨论中医病因学，固然少不得陈无择，还有一个人我看也不能绕过。”
“这个不能绕过的人应该是吴又可。”
“是呀。”青禾说，“他的‘疫气说’并不亚于‘三因说’。”
“所谓‘不亚于’应该是近代，以至现代才发生的事。他的病因学与王清任的解剖学类似，是西医成为我国主导医学以后，被西医捧起来的。”
“按老师之意，吴氏的病因学在传统中医中并无那么高的地位？”
“吴又可病因学的历史地位应该到西医那争取——如今西医已经给了他较高的历史地位，并且影响到中医。”
“确实如此，”青禾说，“吴又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突破了中医传统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说，天才地推测出另有某些不同于六淫的致病物质。虽然没有显微镜，不能从微观方面揭示致病病原，但他从宏观层次较为准确地描述了微生物致病的特点。早于西医发现致病微生物数百年，实在难能可贵。”
张老师说：“他既然突破了传统中医的病因说，必然与中医主流学术难以合拍，而和西医病因学一拍即合。从中医眼光看，虽然‘难能’，未必‘可贵’。”
“既然‘难能’而不‘可贵’，对于中医来说，他是费力没讨好，白干白说。”青禾言道。
“也不绝对如此。”张老师矫正：“疫气说虽然终未能动摇中医病因体系的构架而导致突破，但毕竟令人耳目一新，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微生物致病的规律，尤其是在提示微生物致病的传染性方面，比六淫说有进步。”
“咱暂时撇开传统中医的立场，站在比较中立的角度看，疫气说不乏真理性，先进性，又有客观事实支持，为何不能溶入中医病因学，而导致病因学的突破呢？”青禾问。
“这原因嘛，”张老师缓缓地说，“主要是思维方式差别太大，传统中医探求病因的基本方法，是运用中医理论审证求因，即通过症候推求病因。实际作用并不是揭示致病原的物质实体及其本身特征，而是探求人体对病因的反应。而吴氏却‘独出心裁，并未引古经一语’，跳过中医病因理论直接观察病因，进行比较，推理，意在探求六淫之外的病原。这两者实在是难以兼容。”
“我想还有一个原因，”青禾补充，“以西医思维方式探求病因，是要各方面条件配套的，以当时中国明朝的条件，如何给他配备显微镜、培养皿、试管架、小白鼠等等这些成套的东西，来验证疫气致病。结果疫气说显得玄虚，总不如风寒热燥火暑湿来得具体，所以难以取代六淫说——谁让他的疫气说太超前。唉，这超前也有悲哀，虽悲亦壮，虽壮亦悲。”
“所以传统中医并不能利用疫气说的真理性，先进性。正象如今不能利用SARS致病的成果一样。”张老师说：“从温病学创始人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等人的医案、著作来看，温病学的创立仍然是沿用着传统中医思维方法，仍认为病因是风寒暑湿等六淫之邪。”
青禾问：“那温病学的创新在哪方面呢？”
“在辨证体系上。”张老师说，“叶天士归纳总结温邪入侵人体后的传变规律，概括为卫、气、营、血四个病理层次，是为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通过‘进与病谋，退与心谋’，将湿温之邪在人体的传变归纳为上焦、中焦、下焦三个病理层次，成为三焦辨证。这两种辨证体系基本反映了温病传变规律，数百年来中医对传染病多是运用这两个体系治疗。因就当时实际情况来说，中医的审证求因，辨证施治之法更为适合，也更能取得疗效，可以说是彼时彼地最好的选择。吴又可之说虽不乏道理，但实行其说的条件并不具备。”
“现在中医对SARS的治疗，也是依靠运用温病学的思维方式，而取得较好的疗效。”青禾补充，“虽然SARS病毒这个‘疫气’已经被现形在电子显微镜下。当代中医仍旧不能利用这个研究结果而对因治疗。”
“与叶天士等温病大家相反，吴又可的西医思维也是一整套的，”张老师说，“在治疗上吴又可设想针对疫气，‘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加减之劳矣’——这种对因治疗的设想，属典型的现代医学治疗思想。”
“那吴又可具体的治疗方药是如何体现他的学术主张的？”青禾问。
“正如你所说的，吴又可当时虽然明知病气不同于六淫之邪，但无配套条件来发现这疫气究竟是什么，更无从开发针对病原的特效药，如雷米封之类，终而因‘惟其不知何物以制之，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
“哈，那他是又绕回来了。”青禾笑道。
“虽然他不得不仍用传统的治疗方法，但是属于‘勉用’，于心不甘。西医思维总是梗于其心胸。结果西不成，中不就。对于中医来说，疫气说不论是求因，还是治疗，实际意义并不大，有新奇之炫，而乏实际之用，远不如那些仍以传统中医思维研究温病的学者对中医的贡献大，如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等医家。而对西医来说，他生不逢时，生不逢地，所以他天才的猜测，并未对发生于西方现代微生物学起到促进作用。”
“未必如此吧，老师，”青禾说。“西医已遵吴又可为先驱，中医的病因学中也有其一席之地。”
“西医对吴又可倒是挺厚道，虽然没有实际影响，也给个名分。”张老师口气一转，“但中医对此亦津津乐道，岂非是咄咄怪事。”
“我看也是怪事。”青禾问：“这种怪事毕竟发生了，如何解释呢？”
“是由于某些人身为中医而中医学术素质欠佳，一是对中医病因学说、对吴又可的疫气说缺乏深刻理解，不了解二者的差异；二是对中医缺乏自信，总想以疫气说证明中医有先见之明，并以此佐证中医并非不科学。而殊不知中医之科学精华正不在此，而在于审证求因，辨证施治，而此正为西医所短。吴又可虽是古代中国的医家，而从思维方式上看，未必属于中医。三是由前两者而导致评价标准的偏差，正由于缺乏自信，底气不足，评价医家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中医标准，而趋同于西医评价标准。”
“在西医已成为我国主导医学的大环境下，这似乎也难免。”
“所以在目前中医相对弱势的情况下，尤其注意不能以西医之标准对中医之学术作褒贬，定取舍。”张老师加重口气，“而作为中医，更应该不趋于势，不趋于时，坚持自己的学术信念，对医家、事件、学术观点的评价，应多考虑中医的评价体系，多考虑其对中医学术的实际贡献，而不可唯西医马首是瞻，如矮子观戏，随人起哄。故中医论文亦不必以进入SCI为荣耀，中医药产品也不必为通过某西方国家某标准而欣喜。”
第十五回
药方上多地名道地分明
灭病魔用强兵克敌制胜
用药如用兵，兵精则易胜，药佳则效高，而中药里的精兵强将即是道地药材。本回中师生讨论了道地药材的重要性，与中医目前的困境。欲知药方上为何有药名并有地名，这地名与疗效的关系，请 本回分解——
前些天，张老师应邀去日本讲学，于是与药剂科的科长协商，安排青禾到中草药房实习二周。
临走时他叮嘱青禾：“做一个临床中医，应该多识药多认药，至少常用的几百种饮片要能辨认。识药时，要注意药物的颜色、形状、炮制、质地，气味等等。”
青禾点头记下。
“我不止一次说，中医是象医学，如果能了解这些药的形象，可能会有助于更深刻、更形象地理解和掌握药物的功能。不然就可能闹笑话，出差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