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老师必定对这些问题胸有成竹。”
“这些问题可以借助问句逻辑的研究成果解决。问句逻辑理论认为，凡问句必有预设。”
“预设是什么？”青禾不解。
“就是预先隐含在问句里的判断，对所问情况的预先设定，问者必因预设而发问，并期望回答者针对预设回答。如问出去多少人的预设是必有出去人数的具体数目，期望回答具体数字。这几问的预设都是具体数字。当然也有其它的非数字的预设，如历史老师问学生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在哪里签字的，其预设就是必有此条约且必在某城市签字，期望学生回答具体的城市名称。”
“那这预设可以理解为问句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问句不能成立。”青禾说。
“而对问句的回答呢，回答者根据自己对预设的理解，根据自己的意愿，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回答，二是回避，三是回驳，四是回问。”
“噢，”青禾听说回答还有这么四类，来了兴趣。
“回答当然是针对预设而发，将多少替换为具体数字，将疑问代词替换为具体事物。”
“那就是将‘多少’换为‘若干万元’，将‘那里’换为‘柏林’。”青禾说。
“回驳是反驳预设，否定预设，针对如签字，可以反驳说根本没有这个条约。针对钱数，可以反驳说这银行还没有成立，哪来的钱数。”
“那回问就是针对预设提问了，可以问：‘有这个银行吗？’‘有这个 条约吗？’对不对，老师？”青禾问。
张老师点头，接着说：“回避是不针对预设回答问题，绕开避开预设而言它。接过预设而从旁的角度加以曲解改造，而针对曲解过后的预设回答，偏不按问者的期望回答。如周恩来总理将钱的总数曲解为各类面值钞票的总币值，而回答一十八元八角八。从而回避了具体数字的预设，和回答不出或不回答的难堪场面。”
“那这回避倒挺是有意思的。”青禾笑道。
“当然有意思了，回避还是幽默的制造者。”张老师说，“一些幽默答语，就是利用回避来作巧妙的似答非答。如对于条约在哪里签字的问题，可以答‘在条约末尾’，‘在签字桌上’，避开问者所预设的城市。”
“你说的这与聋人打岔有些类似，你问东，他答西，表面好象针对你所问回答，实际上回答的是他按近似音改造过的问题。”孟老说。
“对，聋人是打语音的岔，而回避是打预设的岔。儿童理解能力有限，常不能正确理解问话中的预设，时常成为不自觉的幽默大师。你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摘苹果，他可能不回答‘苹果长熟之后’，而回答‘在没人看苹果时候。’你问他小狗生跳蚤不生，他可能回答‘只生小狗’。”
“这类幽默似乎可以用康德和杜威的理论来解释。”孟老联想到美学上的幽默理论，“康德认为‘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杜威认为笑是‘张力的松弛’。这种回避，在表层上似乎对问题作了回答，从语句上引起期待和张力，待到觉出预设的落空，期待化为虚无，张力突然松弛，幽默也就产生了。”
青禾说：“听到这，我似乎有点开窍了。”
“那你就说说吧，我喝口茶歇歇。”张老师伸手拿茶杯。
青禾忙给张老师倒茶，也给孟老添了茶。说：“我虽然开了点窍，但还不到说说的程度，只是朦胧感到你可能要讲什么，有接受的思想准备，理解时可能更快点。我这会儿开的还只是听讲的窍，远不是开讲的窍。”
张老师喝过茶，‘说：“从个到类，以简驭繁，就是宰相们这些妙答的规律。”
青禾感觉自己的朦胧想法正在明朗。
“面对脉少病多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将众多的疾病从另一角度，从容易把握的角度加以归类，达到执简驭繁的境界。”张老师道。
“那么从什么角度可能达到这种境界呢？”青禾问。
“从证的角度就可以。”张老师说：“古今疾病虽多，而人的机体对疾病的病理反应是几乎不变的，表现为一定的病理反应状态，这些反应状态相当于中医所说的证。从证的角度就可以达到以简驭繁，从个到类。古代医家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等辨证体系对证进行概括，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这些状态的规律，所以明代医家张介宾称此为’万病之本’。而脉是从属于证的，是为辨证服务的，这才是脉诊作用的正解。正如《内经》对脉诊的作用的规定：‘脉之盛衰，所以候血气之虚实，有余不足。’脉诊结合上了证，就可以超越时空，跨越病种，不仅可以诊张机时代之伤寒，吴瑭时代之温病，同样可诊现代之SARS，将来之某病，因这些病都可能表现出来某某证，而脉诊是辨证的重要参考。”
青禾插言：“是呀，中医治疗SARS，也是象吴鞠通治温病一样，脉证合参，将SARS辨为邪热壅肺、热伤气阴、痰浊阻肺等证进行施治，取得良效——尽管西医认为SARS是新发的传染性疾病。”
“即使是近代才明确的高血压，虽然摸不出血压数值，但可以摸出某高血压病人属于什么证，是虚是实，当补还是当泻，按证施治，虽然不刻意降压，只是平肝或益气，而血压自降。”张老师道。
“我明白了，”孟老扬扬手，“中医治高血压摸脉，不是摸血压高低，而是要体会证的虚实之类，以便指导治疗。”
张老师接着说“所以医家罗国纲说：‘治病之法，无逾补泻；用攻用补，无逾虚实；欲察虚实，惟凭脉息。’虽然他这‘唯凭’说得有些过分，但脉象往往能综合反映一个人的整体的生理病理状态，足以供用药参考。现代的中医，凭着内窥镜、B超等现代诊断工具，虽然可以看到胃壁上长肿瘤，胆囊上生息肉，已经超过扁鹊靠服药才开光的神眼。可就中医治疗肿瘤来说，并不能单凭现代技术提供的信息，搞‘留者攻之’，一味的攻邪，药方上堆满攻邪药、抗癌药。总还要诊诊脉息，辨辨八纲，估量病人整体虚实状况，耐攻不耐攻，耐到何种程度。以此决定是补是泻，还是攻补兼施；是补多泻少，还是补少泻多。所以脉诊自有其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作用，是四诊合参的重要一项，并不能象扁鹊说的那样，‘特以诊脉为名耳’，可有可无——那是神人，咱是凡人，效法不来。”
“这我大致明白了，”孟老理理胡须，“中医诊脉是必要的，但这主要是用来辨证的，而不是诊病的，更不是确定化验指标或测量数值的。”
张老师引《大学》上的话道：“《大学》上有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道了脉诊的‘止’，即局限和适用范围，就可以去除那些总是妄图以脉知病知血压之类的不切实际的妄想，不至于不知其不可而为之，枉下功夫，浪费时间。才能静心安心学习研究脉诊辨证的长处，本分的用脉诊的长处，这样才能有所得，才能避免出错。”
“老师您能不能就此举个例子？”
“就说前面所说的悬线诊脉治积食的病例吧，”张老师说，“如果那格格开明，愈病心切，突破‘男女之大防’，舍得让顾应莲大夫直接摸摸自己的寸口，而不隔绢隔布地制造障碍，那么顾大夫可能摸得滑脉。那么这滑脉所主的痰饮、食滞、实热、孕脉、常脉等等，顾大夫选择哪一个？格格这滑脉是实邪内盛，气实血涌，鼓动脉气呢？还是热邪内聚，鼓动血脉呢？或是孕妇聚血气以养胎元呢？或是健康之人荣卫气血充实之佳兆呢？如何单凭这一滑脉细穷病源，使王爷之类信服而服其方药呢？恐怕还得细细思量。说错了别的罪还轻点，可能会被逐出王府，不准业医。可要错说是孕脉，冒犯了未婚的格格，那就不得了了。”
孟老手一扬又落下，作个刀劈的手势：“那这格格不论再开明，也得拿顾大夫的脑袋开刀。”
“所以说，独脉不可恃。”张老师道：“怕是不能象张太医那样以脉‘率尔自逞俊快’，‘论病细穷源’，还是学学坐堂医顾大夫，主要功夫下在脉外，多打听打听有关情况——因有些情况是累死名医也摸不出来的，只有结合伤食等情况，才可判断格格的滑脉是因食滞于内，加之误补，气实血涌，鼓动脉气而见滑象。据此脉证合参，才可辨为宿食停积，误补壅塞之实证，由此而采用消导攻下之法，避免误补。而滑脉只能推测出有积食，但并不能再深入细致地摸出究竟积的是什么食物——按整体观或许脉息上应该有蟹肉的信息，无奈人的手指头没有进化得如同狗鼻头那样灵敏，不能分辨——所以治疗可能还避免不了有盲目性，不能入细。得知这个信息还得靠间接的问诊，刺探的情报，收买的病情，据此而选解鱼蟹毒的紫苏，加重消肉积山碴的用量，更有针对性的用药，这样才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老师，我又有个大胆的推测，”青禾说，“可能那张太医也象顾大夫一样，事先打听明白了，才敢进贾府行医。要不然，只凭着脉诊‘论病细穷源’，心中无数，必然捉襟见肘，紧张窘迫，搞不好也会误诊为喜脉——这已有前医之鉴——如何会象孟老所评的那样，‘从容不迫，侃侃而谈，表现出雍容风度，儒雅神韵’。再说他这段‘论病细穷源’也不是那么‘符合医理，丝丝入扣’。如左关沉伏，未必可推出‘肝家气滞血亏’。沉伏脉只是以部位指示病在于里，至于何病在里，并不能单从沉脉判断。按新版《中医诊断学》教材所言，肝郁气滞脉为弦，是因肝失疏泄，经脉拘急所致。而肝血虚则脉道不能充盈，脉象应细。合而言之，‘肝家气滞血亏’的脉象应是细弦而未必沉伏，才比较合于医理。再有，‘右寸细而无力’，‘肺经气分太虚’的主要症状应该是咳喘无力，气短声低，精神疲惫，未必会导致‘头目不时眩晕’，这‘头目不时眩晕’似乎应是血虚不养头目所致，如果算到肺气虚的帐上，怕是属于张冠李戴。再说肺虚卫表不固，是常常会导致自汗，但这自汗不早不晚偏偏出在‘寅卯间’，而且是‘必然’，就令人费解。肺气虚弱导致肌表不能固摄汗液的出汗的特点，是活动时汗出加重，怕风，而未必按时按点。专门等着在三点到七点这个时段出的汗，应是盗汗而非自汗，原因应该是阴虚火旺，逼津外泄，而非肺气虚弱，不能固表摄津，以致汗液自泄。如果再仔细推敲，可能还有毛病，或许真是‘满纸荒唐言’了——算了，我不忍心当着孟老再抵毁曹大作家了——反正我推测张太医不能单单据脉息就可以看出‘应当有这些症候’，功夫也可能下在脉外。”青禾一气说完，问道：“老师，您看我这推测有没有道理？”
张老师左手向孟老一伸：“你这个推测成立不成立，应当请教《红楼梦》的资深研究者孟老。”
孟老笑道：“那我只能再请教《红楼梦》的原始著作者老曹——不过不必请教雪芹，而要请教你们的是，我这段‘孟说’该如何重说，才能不至于成为‘懵说’，才能尽可能的，在较大程度上弥补曹作家的失误。”
第十七回
或合理或合实经典学习
或原意或释意经典研究
对于中医人员来说，经典著作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但若不清楚其中“合理”与“合实”，“原意”和“释意”的概念及关系，则难以学好经典著作。欲知以上概念与关系，欲知应当如何对待经典著作，理解经典著作，请看本回分解——
青禾放下电话，不禁回想起当’时这个病人看病时的情况——
他低热起伏半年多，多方治疗，效不明显。张老师根据他小便不利，苔白舌滑，微恶风寒，脉弦，辨为水邪内阻，阳郁不达。认为治疗此证，当利小便以除其水阻，水邪去则阳自宣达。径取《伤寒论》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原方，给病人开了六付汤药，嘱他有什么情况可来电话。
青禾又想到，自己前天还结合这个病例，又复习了《伤寒论》的这段条文，还参看了几个注家的注解，发现清太医院的吴谦，提出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不应当去除桂枝，而应该去掉芍药，推测传抄有误；但也有其它注家——如柯琴等——认为原文无误，应当去掉桂枝。当时自己考虑，过两天看看，如果那个病人的热退了，那么就说明原方原文正确；反之，则可能有误。刚才这病人来电话说热已经退了，小便也通畅了。那就表明……
正想到这儿，张老师回来了，青禾忙将电话内容告诉张老师，末了又兴奋地说：“老师，通过这个病例，《伤寒论》的那个悬案可以落地了！”
“你说的是《伤寒论》28条的去桂去芍之争吧？”张老师不以为然，“事情可远没有这么简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呀，疗效凿凿还不能说明问题？”青禾颇有不服。
张老师反问：“那这凿凿的疗效说明了什么问题？”
“说明条文、方剂没有错呀，说明仲景所言正确呀。”
“是嘛？”张老师笑道，“看来类似错误在你这又重复了。”
“类似的错误？谁的错误和我类似？”
“和你类似的人可是研究《伤寒论》方面的权威——刘渡舟刘老先生。”
“与权威同错，那错也权威——我现在可算是狐假虎威。”青禾说，“老师您要反驳，还得真拿出点真东西呢！”
“当然有点真东西，”张老师说，“虽然树立权威要聚集人气，反驳权威要鼓足勇气。但只有勇气断不足以使人服气，总得有道理与证据作为前提，作为后盾或后续，才能散了权威的人气——不过我补充一点，这是泛指一般权威而言，非专指刘老——对于刘老，也只是对他和你类似的错误而言。”
“那刘老在哪方面与我的错误类似呢？”
张老师从书架上取下《名老中医之路》第一集，递给青禾，说：“你看看，刘老在书中谈到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举了两例以此汤取效的病例，就说‘通过这两个治例，完全可以证实六经和经络脏腑有关，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也是没有错误可言。’”
“老师的意思是刘老的结论下得匆忙草率，不够谨慎？”青禾翻着书说，“他是依靠两例病案下结论，而我只凭着一个病例，那更是加倍的草率，翻倍的匆忙。”
“草率不草率，与病例的多少无关。”张老师摆手，“夸张一点说，即使数百病例全部如此，即使经过严格的科学设计，统计学处理，证明此汤疗效绝非虚妄，也未必就能下此种结论——病例数在这里只能是不能依靠的破椅子。”
“如果夸张到这种程度还不能下结论，‘椅子’结实到这种程度还不能依靠，我就更不理解了。”青禾合上书。
张老师道：“你之所以不理解，是因为你没有明确意识到这问题隐含的前提，和这问题的性质。”
“那刘老应该也和我一样。”
“这点你倒反应挺快，贴着虎威不离开。”张老师笑道，“你和刘老，包括各位注家，都有浓厚的崇圣尊经意识，认为仲景是医圣，伤寒为经典，仲景所言必合医理，必然正确，疑误则归为错简，归咎叔和。有这种前提主导于脑中，自然而然就认为实践证明去桂枝有效，则条文无误，于是就下结论。”
“这个前提我承认确实存在，但是这结论我还不认为有何错误——毕竟有实践与疗效嘛。”
“那你是没有搞清楚这其中包含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张老师点点青禾。
青禾有点抱歉地笑笑：“老师，我今天是不是有点迟钝呀，老是启而不发。”
“不但你这会儿没明白，有些注家皓首穷经也没搞通这个道理。”张老师说着，将书放回书架，点点旁边几本书的书脊——青禾注意到是几册古代医家注解《伤寒论》的书，“你现在和他们一样，崇圣尊经意识浓厚得象伦敦的浓雾，使你看不清这问题。”
“那老师你就来拨开迷雾见日光吧。如同热药治寒，离照当空，阴霾自散。”
“去桂不去桂牵涉到这样的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张老师一字一顿地说：“一是合理，二是合实。”
“噢，”青禾似乎有点明白。
张老师进一步解释：“合理的问题是指条文所言所指符合不符合医理，经起经不起临床实践的验证；而合实的问题则是指现存的条文字句符合不符合原来的文献事实，仲景原文是不是如此。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应该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
“我似乎明白一半了，如果要解决去桂符合不符合医理的问题，可以用实践验证的方法；而如果解决此条文是不是错简，是不是传抄之误，则未必适合用这方法。”青禾边想边说。
张老师道：“因有尊经崇圣意识的影响，往往会认为如医理正确，则条文无误，以医理的对错来验证条文的正误，而将这两个问题混而为一。”
“我刚才就是这样想的，可能刘老也是如此。”青禾说。
“而如果破除了崇圣尊经意识，不认为仲景所言条条句句皆合医理，也有条文虽然合实，医理确实有误的情况，承认仲景也会搞错，那么不难看出这分明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医理问题，追究的是去桂合不合医理，有没有疗效；另一个是文献问题，目的是探求去桂合不合文献事实，是不是与原文相符。对于文献事实的问题，应该以校对的方法来解决，用临床验证并不十分适合。”
“那么以临床验证可算是理校，是用医理来校对文字吧？”青禾问。
“这是希图以理校来解决问题。”张老师答，“与之相对，吴谦是以理校提出问题。而吴谦是用理校的长处，而刘老则是用理校的短处。”
青禾又问：“那理校之长短怎么讲呢？”
“对于理校，前人早有定论：最高明者是理校，而最危险者亦是理校。说是只有高明者才可以用好理校，能从事理上看出问题，提出质疑，这是理校的长处。而补字改字删字换字调字则是理校的短处，若以理校校改文字，则是最危险，最不可靠的方法，所以理校并不能最终下定论。我举个文学上的例子——
宋代时诗人苏东坡、黄庭坚、秦少游和高僧佛印四人出游，见一影壁上抄有杜甫的诗：‘林花着雨燕脂□，水荇牵风翠带长。’燕脂后的那个字已然蚀脱，四人于是根据诗意补字。苏东坡补‘润’，黄庭坚补‘老’，秦少游补‘嫩’，佛印补‘落’。后来经查证杜诗，方知原是一‘湿’字。前三位都是当时的大诗人，佛印的文学修养亦高，可算都是高明者，却都不能据诗意补出原字。后人对此事评论说，‘湿字出于自然，而四人遂分以生老病死之说，诗言志，信矣。’可见一人的思维，难以为他人重复。因为他人总是在自己的知识范围内，在自己心情——即志——的影响下，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选自以为合适的字补诗，即进行理校。而校者的知识范围、心情、思维方式必然难以与作者重合。”
“要是可以重合，那么校者就可以著书而不必校书了。”青禾说。
“对。”张老师点头，“如此一来，理校必然是多样的开放式答案，而文献事实却一定是唯一的封闭性答案。”
青禾道：“我还是觉得刘老是通过病例验证下结论，受心情影响很小，不象补诗那样漫无边际，总比一般的理校更可靠，或许更接近文献事实，或许就是那唯一的答案。”
“病例也未必就靠得住。”张老师摇头，“成都中医学院主编的《伤寒论》教材，对此条下按语说：‘验之临床，此类病症，常用桂枝汤加苓、术取效’——这可是相反的例证，而且是‘常用’。”张老师有意把“常用”二字的音拖长，加以强调。
“那咱们的一例，再加上刘老的两例，和人家一比可都成了‘偶用’。”青禾不禁有点泄气。
“偶用难比常用，此理岂敌彼理，”张老师问：“你依何理而校呢？”
“我无所适从了。”青禾想想说，“看来只得保存疑问，只能维持原状。”
“这才是可取的态度。”张老师说：“如果可以凭着临床疗效校改原文，那么桂枝汤一条就可以改为：“过敏性鼻炎、冬季皮炎、消化不良等，可与桂枝汤主之，炙甘草汤一条也可以改为……。”
“那这岂不乱套了。”青禾马上说：“宁可还让那悬案悬着，也不能如此改动。”
张老师道：“我总结一下，如果破除崇圣尊经意识，将此类问题一分为二，那就可能有下列组合，可将条文分为四类——
一是医理正确，条文无误；二是医理正确，条文有误；三是医理错误，条文无误；四是医理错误，条文有误。例如，假设桂枝去桂条文有误，成都伤寒教材所言正确，那么28条可归为第二类；而‘发于阳七日愈，发于阴八日愈’之类，或可归于第三类。”
青禾欣喜地说：“那就可以按此四种情况，将全部条文分分类，只学习前二类条文，岂不是取其精华的快捷之法。”
“你这更是理想之法，条文错不错，如何确定？就是医理的正误，也难以确定。单看历代注家对28条的争论，就充分表明了这确定工作的难度——当然，我看大多条文还是属于第一类情况的，要不也不会成为经典著作。”张老师说。
“老师，我又联想到一个问题，”青禾言道，“任应秋先生曾将明代以后伤寒学派分为维护旧论、错简重订、辨证施治三派。后两派都是把《伤寒论》的条文次序打散后重新加以编排，这《伤寒论》的条文编排次序，是不是也存在合理与合实的问题？”
“这问题提得好，说明你有反三之敏。”张老师道：“就将《伤寒论》研究派别进行分类来说，我不能不指出，任老先生的分类是有逻辑缺陷的。比较合理的分类应是先以重编不重编为标准，划为‘重为编次派’与‘维护旧次派’。至于是依据‘辨证论治’重编，还是依据‘三纲鼎立’或其它标准重编，应在重为编次派中再进行划分。任老先生的错误在于没按同一标准进行，以至于将属于下一层的错简重订、辨证论治两派，与上一层次的维护旧论并列而成三派。”
“没按同一标准，并列成三派，”青禾由此想到《金匮要略》的三因分类，说：“那仲景的病因三分法，也有类似的逻辑缺陷吧？也没按同一标准，前两者是按邪气中人深浅划分，三者却又按是不是邪风客气伤人划分，将不同层次的三者并列也不妥当。”
张老师赞同：“正由于此，宋代陈言的三因说后来顺理成章地取代了仲景的三因说，成为中医病因说的主流——尽管仲景是医圣，尽管古人未必明确看出逻辑缺陷在哪，但凭直觉也可分辨其优劣高下。择其善而从之。”
“那么《金匾要略》这条也可归为逻辑有误而条文无误的一类，不合理而合实。”青禾道。
“按合理合实的观点来看，重为编次派所重编的《伤寒论》条文次序较为合理。”张老师接着补充：“我说的这个‘合理’，未必是合于仲景原意，未必是象方有执所言的那样，合于仲景原来的编次。而是说重编后的本子体例统一，分类合理，条理清晰，自成体系。虽未必是仲景原来的次序，但毕竟在聚讼纷呶中芟除藤蔓，提供了相对于宋本《伤寒论》而更加自足完整、自洽协调的医理体系——之所以要重编，原因在于宋本《伤寒论》在条文次序上是有缺陷的。”
“我也觉得宋本《伤寒论》的条文次序不尽人意，但具体毛病在哪里，我还不十分明白。”
张老师言道：“我们如果编写一本学术著作，根据人们一般的认识过程与表达习惯，往往遵从下面一些准则安排内容：先总说后分述，先抽象后具体，先常后变，先独后兼，先本后它，同类相从，前后一致，体例统一，逻辑性强等。而使全书成为一个协调的学术体系。这样既便于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也便于他人准确地理解。而若用以上标准考察宋本《伤寒论》，则显然远未达标。首先内容的安排的准则就大成问题。就六经之病来说，粗看似有一些准则，大体是将六经病各条文分置于各经篇中，然若再深入细察，则见乱无章法，对此，钱潢曾较为具体的指出：‘少阴诸证，杂入太阴篇中；合病并病，散于三阳之后；结胸痞证，曾不分阴阳；脏结三条，分隶四卷首尾；中风伤寒纷出，麻黄桂枝杂陈。’”
“那这不成了一本糊涂账了吗？”青禾道。
“所以说重编派要进行重编嘛。”张老师说：“在原次未见的情况下，与宋本相比，好的重编本可能更有利于仲景学术的学习。此类编法虽然未必达到与原次相近之‘形似’，但可能在某些方面得其精神，而达到‘神似’。如尤在泾以法编排的《伤寒贯珠集》、徐大椿以方编排的《伤寒论类方》等，不但当时风行一时，至今也是重要的参考书。”
青禾问：“那么哪一派的编排较为合实呢？”
“在原本未见的情况下，哪一派也解决不了合实的问题。”张老师说，“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解决的只能是合理问题。所以应当专心解决合理问题——尤其要注意的是，在解决合理问题时不要以合理来论证合实，象方有执那样，敢出‘条还之’之大言，作无谓之争；如柯韵伯那样，妄改经文，遭后人批评。合实问题最好置而不论，耐心等待考古新发现——不过考古新发现也未必就能带来惊喜，或许使人泄气。”
“那这使人泄气的发现，大概是与人们原来的设想有较大的落差吧？照老师刚才所言，由于崇经思想的影响，大家总是习惯于从惊喜方面来理解经典著作。”
“大概如你所言，”张老师同意，又举例道：“‘七损八益’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比较典型。七损八益曾经是《内经》研究中久悬不决的问题，因其关系到调节阴阳，防止早衰的大问题，历代注家众说纷纭。唐代的杨上善认为阳胜八证属实，为八益；阴胜七证属虚，为七损。同代的王冰将七理解为女，将八理解为男，七损为月事以时下，八益为交会而泄精。到明代，张介宾认为“七为少阳之数，八为少阴之数，七损者言阳消之渐，八益者言阴长之由也。’李中梓则认为：‘七损者阳消也，八益者阴长也，能知七损八益，察其消长之机，用其扶抑之术，则阳常盛而阴不乘，二者可以调和。’至清代，吴昆与张志聪认为：女子阴血常亏，故曰七损；男子阳长有余，故曰八益。又有日本学者丹波元简，据《上古天真论》有关经文，认为女子从七岁至四七，为盛长阶段，有四段；男子从八岁至四八为盛长阶段，为四段，合为八益。女子从五七至七七，为衰退阶段，有三段；男子从五八到八八，为衰退阶段，有四段，合为七损。近代的恽铁樵，谓阴阳互为损益，七能损八，八能益七；现代李克绍先生理解‘七、八’为数量形容词，表示损益项目数多复杂，类似俗语所言‘七大姑子八大姨’、‘七高八低’。”
“前几位历史上的注家还是从中医理论上推论解释’，各有一定道理。”青禾问：“而如今李先生解释的怕是勉强点，秦汉时好象还没有类似的俗语吧？”
张老师道：“据考证，在七、八后嵌用名词或动词，表示多或多而杂乱，是宋元以后才出现的用法。以宋语释汉语，属于时代的错位。”
“那这岂不类似‘关公战秦琼’了吗？”青禾大笑，接着诌诗道：“正是：此语出宋彼在汉，以宋释汉为哪般？想来窗下少功夫，岂能在朝作林翰。”
“直到1978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汉代简书《天下至道谈》，其中详述了‘七孙八益’。”张老师说着从书架上取下《马王堆汉墓汉简研究》，翻到《天下至道谈》，你看看这段。”
青禾看这段是：“气有八益，有有七孙。不能用八益，去七孙，则行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五十起居衰，六十而耳目不葱明，七十下枯上脱，阴气不用，深泣留出。令之复壮有道，去七孙，以振其病，用八益，以贰其气，是故老者复壮，壮者不衰。
八益：一曰治气，二曰致沫，三曰智时，四曰畜气，五曰和沫，六曰窃气，七曰寺嬴，八曰定志。
七孙：一曰闭，二曰泄，三曰渴，四曰勿，五曰烦，六曰绝，七曰费。”
“那这段中的‘七孙八益’，应该就是《内经》中的所谓‘七损八益’，因‘孙’通于‘损’。”青禾看完抬头说。
张老师说：“由此可知‘七、八’均为实数，并非表示多而杂的约数，也不表示阴阳之性，男女之别，而是房中术术语，句顺字明，铁证如山，不容置疑。至此，持续千年的争论嘎然而止，尘埃落定，风止浪息—可见对七损八益理解的偏差在于语境的消失。”
“语境消失？”青禾有点理解，但又不十分明白。
“语境即语言环境，”张老师进一步解释，“狭义的语境是上下文，广义的语境是社会文化环境。在当时的医学圈内，可能大家对房中术多有了解，谈到七损八益大家都知道是指什么，并不必解释。就象在我们中医圈子里所言的‘四诊八纲’、‘六经’、‘三焦’，现代社会上常说的‘一个中心’、‘两个务必’、‘三个代表’，‘四项原则’一样。这种简缩语的交流是靠着语境支撑的，而如果时过境迁，自汉至唐，这语境一旦消失，交流势必出现困难。”
“交流的困难可能导致理解的偏差，”青禾说：“那历代研究者所言虽然不乏道理，这不都成了隔靴搔痒，不着边际之论了？老师说的未必就能带来惊喜，或许使人泄气，大概就是说这种情况吧？”
“是呀，久悬不决的学术疑问得以解决，是应当庆幸。”张老师口气一转：“但从另一角度说，这似乎又带来了成功后的空虚，有点煞风景的意味。很可能在某些对七八之数研究有素者——如李中梓——看来，这出土还不如不出土——因为如此则必然将七八坐实为实数，将其说死说透说白说明朗说明确了，则不免有索然无味之感，那就不能再借用它的模糊性阐发理论，生发微言大义，还不如让它仍然高深莫测。而且，李中梓等医家就此所做的阐释发挥，比单纯的房中术要更有广泛的指导意义，似乎更容易达到‘老者复壮，壮者益治’的目的。或许还有象你这样的后起之秀，将做出更有意义的释义。可这一出土，不但将那些以前的阐释置于可笑的境地，而且还将有效地截断后来的释义。由此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既然对经典著作的理解可以分为原意与释意，那么释意与原意孰优孰劣？应当如何取舍？读经典著作的目的是追求原意还是生发释意？”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应该追求原意？”青禾不肯定地说。
“如果一味的追求原意，也非善策。”张老师言道，“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大家经常引用的名句，多用来表达一种新陈代谢的规律：没落的事物，尽管没落，新生的事物依然要按自己的规律发展。而诗的作者刘禹锡原意却是感叹自己的不幸，‘病树’、‘沉舟’均为自喻，徒见‘千帆过’，‘万木春’。而就此句对后世的影响来说，断章取义式的释意盖过原意，其价值也远高于原意。此类的句子还不少。”
青禾说：“这类名句还有：‘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等，都是释意价值高于原意。”
“回到中医学中，”张老师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大家相当熟悉的，当今多在流行的意义上理解运用此语。如规划教材《中医内科学》认为：‘机体内部的抗病机能，包括对病邪的抵御，对损害的修复，对阴阳的调节等，概称为正气’。然若追究原意，却是将正气神秘化，近于巫术之类。”
“是吗？”青禾怀疑地问。
“当然。”张老师拿出《内经》，“你翻到《素问遗篇》，看看这段原文，体会体会语境。”
青禾看这段经文是——
“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者？岐伯曰：不相杂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出，右行于东，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气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
青禾看过连连摇头说：“对于‘皆相染易’的烈性传染病，不避其邪，而靠这种以想象而培植的‘正气’，产生‘邪不可干’的效果，‘入于疫室’，而‘可得不相移’，怕是妄想。可是我们在中医基础课里学这段经文时，却是舍去前文，裁去后句，‘去其糟粕’，拣清理净，只挑出那八个字，提出一个标点，滤过了这语境的，所以教材上的解释，我们觉得顺理成章——既然释意强于原意，那就追求释意？”
“我看应该两者结合。”张老师作了个合而为一的手势。
“如何结合？”
张老师一字一板地说：“对于经典著作所言，既不能数典忘祖，又不可数典唯祖。”
“老师的意思我明白了，”‘青禾说道：“就是既不能数典忘祖，仅仅知道释意而不知何为原意；亦不宜数典唯祖，唯原意是取，排斥一切释意。既要尊重原意，又要创新发展，二者缺一不可。”
“虽然二者缺一不可，但是不排除可以有所侧重。”张老师强调，“从文献研究角度而言，原意只存在是什么、不是什么的问题，无所谓孰优孰劣的区分。文献研究的目的是追求事实的真相，而非对事实的评价。所以应当以追求原意为目的，以探究原意为要务。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为例。中医基础教材是从人体自然产生的抗病能力上理解正气，而若观原文，可知此种理解有脱离原文之嫌，与原意似乎有一定距离，若是依照原文将正气理解为凭空想象引发的幻觉，可能更接近于原意。文献研究者应该给大家提供此类原意。”
“那从应用的角度看呢？”青禾问道。
“从应用角度言，则不必恪守固守坚守死守原意。何种解释——包括原意——对发展理论，指导临床更有价值，就用那种解释，详辨其优劣，择善而从之。历史上张机从伤寒传变角度重释《内经》之六经，发展出《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叶桂从温病传变角度重释《内经》卫气营血，创立卫气营血辨证。即是这方面的典范。鉴于此，对于‘七损八益’及‘正气’的种种解释，我们也不妨取释意中之善者，如李中梓的注解，中基教材之释意，以期更好的指导临床、发展理论。对于可验之于临床者，也不妨以临床效果为取舍，如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之争，即可以临床实践检验，取其中临床效果较佳者。如对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一句，在防治疾病过程中，若是不在现代主流流行的意义上使用，以药食或锻练来固护正气，而提倡按原意‘先想心如日……’，重复巫术，岂不可笑。那‘七损八益’在简书未出土前，大家对其理解虽只是释意，而对于指导当时或其后养生来说，释意未必劣于原意。因原意仅为行房事时的具体宜忌事项，指导面狭窄。而释意——以李中梓的释意为例——则是广‘察其消长之机，用其扶抑之术’，这扶抑之术并不局限于房中术，广及药物、针灸等术，对于平衡阴阳，维护健康可能更有意义。”
“老师的意思是还要因人员、目的的不同，而分别有所侧用——这下我可以摆正对待经典著作的态度了。”青禾轻舒一口气，觉得可解决了一个久悬不决的问题。
“摆正态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还要了解对古代经典著作的理解模式。”张老师言道，“这样才能从更高的层次，更广的视野来理解对经典著作的理解。”
“对经典著作的理解模式？有这么重要？”青禾不解，“上《内经》课，学《伤寒》课时，老师怎么没讲到呀？”
“没讲到，没意识到，并不等于这些模式不存在。考察人们对经典著作的理解，可以推出这么几种模式。”张老师拿过钢笔，铺开张纸，边说边写边划：“传统的经典研究者是通过阅读、考证、训话、句读等研读方式来理解经典，意欲以求得经典的原意。如果将其用模式表达，大致为——
研读→经典著作→原意
——此可称为模式1。”
“这模式倒是简明而切实。”青禾评价说。
“但事实上却是复杂的，”张老师道：“在各经典研究史上，有相当多的问题尚未解决，如对《内经》中同一内容，甲注家理解为此，乙注家理解为彼，或相似，或相反，而这两家以至多家均认为自己所理解者为原意。回顾经典著作研究史，可以说充满着此类争讼。”
“就象刚才谈到的七损八益之释，去桂去芍之争。”青禾说。
“于是这就不禁要产生一系列疑问。”张老师象是问青禾，又象是在自问：“哪个研究者的理解是原意？哪位注家的理解不是原意？或某人只理解到部分原意？又如何确定其理解为原意？如果难以确定，那么原意还可求得吗？如果不可求得，那么这研读还有什么意义？研读经典著作的目的何在？是求原意还是求释义？如果释义优于原意，当如何取舍？”
对于这一连串喷薄而出的问题，青禾应接不暇，而张老师也不须她回答，仍在自顾自言：
“有了上述现象所引发的疑问，前面的模式1似乎应该作如下修改方更为合乎实际。”张老师又拿笔在前一个模式下写着。
青禾目光跟着张老师的笔尖在纸上纵横起落，渐见纸上又出现一个模式——
读者1 ╮ ╭理解1→原意？╮
读者2 │ │理解2→原意？│ 均非原意？
＞研读经典著作＜ ＞
…… │ │ …… │ 或含部分原意？
读者N ╯ ╰理解N→原意？╯
“这模式2倒是比模式1复杂，”青禾看着说：“因为读者不一而足，理解层出不穷，应该有这模式。”
“不过如果将这模式再加以简化，倒是更趋于合理。”张老师说着，很快写出了模式3——
经典的意义 ＝ 作者赋予的意义 ﹢ 读者理解并赋予的意义
青禾看后不觉诧异，抬头看着张老师。
张老师似乎对此早有所料，接着解释道：“其一，后世所流传的《伤寒论》、《内经》等，只是经后人校改增删整理过的通行本，而已经不是作者原本，已经不再那么单纯，而渗入了后人的种种理解。例如唐代王冰曾对《内经》作过‘伤筋动骨’式的整理，补字删字、移文挪段，这些改动与《内经》原文早已溶为一体，不能加以分辨，已成为《内经》的一部分。在某程度上说，与其是学《内经》，不如说是学王冰。《伤寒杂病论》也是经叔和撰次，宋人校正，一分为二，近于‘脱胎换骨’。在仲景原意大打折扣的同时，整理者的看法思想掺入原著。”
“那维护旧次派所维护的旧次，更可能只是叔和次，宋本次，非仲景原次嘛。”青禾想到前面的话。
“不错。”张老师接着说：“其二，经典作者寓含于文字符号、章节字句的内容，要有赖于研读者来理解，其意义有赖于研读者来实现。经过历代许多研究者的努力，所产生的经典著作研究文献，如注文、释文、训诂、考证等，已构成理解经典著作的重要参考内容。后人的理解，总是在此基础上的理解，而若没有这些理解者的成果，经典研究可能要大大倒退，历代的经典研究者不可能绕过它们，只读《内经》或《伤寒》的白文。”
“既然有这其一、其二，那老师的这模式3，应是合理且合实的。”青禾点头道。
张老师用笔点点模式3，说：“其实这模式还可以再简化，简化后可能更合理，也更合实。”
“还可以再简化？把谁简化掉？”青禾不免又觉诧异，“如果把‘读者理解并赋予的意义’简化掉，谁来实现经典的意义呢？总不至于将‘作者赋予的意义’简化掉吧？”
“正是要将‘作者赋予的意义’简化掉。”说着，张老师将“作者赋予的意义”一笔划掉，又将前面的“等于”改为“约等于”，于是形成模式4——
经典的意义 ≈ 读者理解并赋予的意义
青禾的诧异虽然有增无减，但是根据刚才的事，推测老师必然有其一、其二，甚至其三、其四作为后盾，于是说：“老师这再简化也一定象前次简化一样，必然有理由其一、理由其二，弟子愿闻其详。”
张老师讲道：“由模式2可以看出，尽管经典作者所赋予经典的原意是固定的，恒定不变的，但这并不能阻挡不同的读者产生不同的理解，未必是模式1那样，由此及彼，由经典及原意。对此现象古人早有所察，总结曰；‘经传则经亡。’也就是说，只要经过了解释，就或多或少地脱离了原意，释意必然与原意有差距，理解意必然难与原意重合，原意避免不了要亡失。于是原意虽一，而释意众多，分歧严重，以致分宗分派分支，互为攻击。所以呢，经典实际所实现的理解，与作者原来赋予的意义关系并不那么紧密，而与别的因素形成息息相关的共变关系。”
“与哪些因素形成这种密切的共变关系呢？”青禾问。
“这些因素大致有读者所处的时代、所具有的知识背景、期待水平、心理准备等。这其中某一因素之变化，即可影响到对经典著作的理解。如近现代以来，对经典的阐释有愈阐愈新奇，越释越时髦的倾向，就是由于时代节奏加速，知识背景多变的缘故。”张老师略停一下，接着说：“再者，即使是同一个读者，由于时间的推移，相应的知识背景、期待水平、心理准备等发生变化，对经典理解也必然有相应的改变。如常听一些老中医说，年轻时与年长时读经典体会不一样，甚至读一遍有一遍的心得。”
青禾道：“那我理解，这时代与读者是无穷无尽的，其理解也相应是无限多的、无穷尽的。那固定的、有限的原意，成书之后就那么多，随着时代发展，理解者的增加，原意与释义的比例将愈加悬殊，原意将越来越小，甚至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老师以约等于替换等于，而将作者赋于的意义略去，而最终形成模式4。”
“况且这不多的原意能否理解得到，也要取决于读者。”张老师又说，“即使有读者的理解接近原意，也常常难以证明、难以确定，终被淹没在众多的理解者意中。”
“并且有时明明知道什么更接近于原意，也故意不以原意为准，而别释它意——如‘正气存内’之类。”青禾从另一方面补充。
张老师言道：“所以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任何释义均为时代意，均为理解者意，而未必为原意。就象历史书一样，任何古代史或近代史，全都应该视为当代史——因为作者总摆脱不掉当时的社会思潮，知识背景，总是以当时的目光，当时的价值观来看待史料，取舍史料，运用史料，与其说是真实的反映历史，不如说是鲜活的反映现实。”
“通过这些模式的转化与简化，”青禾说，“我觉得既然读者的理解有非原意化的趋向，那么读者的理解应该是一种再创造吧？”
“对，这种再创造是以经典著作作为刺激源，融合自身、时代的再创造。历代的经典注本，如张景岳的《类经》、尤在泾的《金匮要略心典》等，在此意义上均应该认为是再创造，是相对于经典的新书，而非是传统意义上的注经，并非只是经典著作的辅助读物。”
青禾道：“常见古代医家赞扬某注家对经典‘发挥颇多’，这‘发挥’应是创造的同义词。”
“二者确有同义关系。”张老师说，“既然是再创造，就不可能局限于经典著作原意，决不可能原封不动的重复原意，至多只能是近似原意。因为由原文刺激而发，所以大体不离中医之框架；由于是融合自身与时代的再创造，所以又常因人因时彼此不同。是孔子所言‘随心所欲，不愈矩’的境界。”
青禾打比喻道：“那这种创造也正象咳嗽与肺的关系，咳嗽是‘不止于肺，不离于肺’，作者的读经创造也是‘不止于经，不离于经”，。
“通过几个模式的推演，可知经典著作理解中的模式1并不存在，实际存在的应是模式4。”张老师说，“而根据模式4，可知这种研读经典著作过程的能动的再创造，不是应该不应该有，应该不应该提倡，而是事实上已不可避免；这再创造在经典著作的研读过程中不是有或无，而是创造到什么程度；不是该不该创造，而是如何来创造，根据什么理论来再创造。如汉代的张仲景可以结合伤寒病创造性地发挥六经，现代的研究者可以——而且已经——结合老三论、新三论等时髦理论创造。相应的，其创造之优劣高下，并不适宜用符合不符合经典著作原意的标准来评价。不妨以为，其创造若能自圆其说，且合于实用，即使未必合原意，亦可称其为优。传统经典著作的价值也就在于，能够作为良好的刺激源，使人们能够不断从中生发出新的、有价值解释。”
（特别忠告：本书所涉及之药物、处方，均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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