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麦金太尔医生的命令，布鲁恩医生这时实际已成为总统的随从。他总是在总统近旁，一呼即来。早上9时30分，在总统进早餐之前，布鲁恩医生对他进行过检查。心脏未见异常，血压则颇高——高压180，低压110～120。但这并不可虑，他的血压这样高已有一个时期。而且他精神也没有紧张。一周来，他和医生谈话时，对斯大林从雅尔塔会议以来的表现曾一再痛加批判，但这天早上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这时布鲁恩跑进别墅来，见罗斯福歪倒在椅子上，靠着扶手支托着。罗斯福的表亲们，则坐在长沙发上呆若木鸡。
总统的呼吸时而中断，并变得短促嘶哑。他的舌头阻塞着喉咙。脖子已僵硬，高压达300，左眼张得大大的。原来他的一条脑动脉可能因为老化，脆弱易破，这时出现了穿孔。血从孔里渗进大脑周围的颅腔。大脑对任何异变都很敏感，于是正发出剧烈痛苦的信号。病人双目已变形，觉得天旋地转；呼吸粗哑，似在打鼾，周围的人都可听见。在医生看来，这些病征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病人发生严重脑溢血。布鲁恩当时还不能确断严重程度，但他可以先行急救。他迅速剪开罗斯福的衣服，在总统手臂上注入罂粟碱和亚硝酸异戊酯，又给他穿上带条纹的蓝色睡衣。然后在一个男仆和每天给总统按摩的海军理疗医生协助下，轻轻地把他抬到他那槭木床上。房外的人只能听到粗哑的喘息和憋闷的鼾声。
布鲁恩立即向在华盛顿的麦金太尔医生汇报，他对他的诊断和治疗表示同意。要是在今天，医生们会不敢贸然注射亚硝酸异戊酯，因为此药降低血压，并减少流入大脑的血液。但是总统当时反正已经回生无术。他已经昏迷了50分钟。布鲁恩又报告麦金太尔说病人血管急剧收缩，出现局部瘫痪。麦金太尔向亚特兰大市的著名专家詹姆士·波林医生去电话，请他尽快赶去温泉。波林抄小路，走捷径，全速驶向温泉，不到一个半小时便赶到（后来他对人说：“随时都准备被交通警拘留。”）。他向麦金太尔汇报说：“我到达的时候，总统已经是奄奄一息，他浑身冷汗，脸色灰白，呼吸困难，胸部杂音很多……我到他的房间不到五分钟，他的生命迹象就已全部消失。那时是3时35分。”
总统的小狗法拉一直静悄悄地蹲在卧室里。这时它似乎感到发生变故，突然从角落里跳出来，冲出纱门，疯狂地汪汪大叫，窜上附近的一个山头。然后它静下来，木然不动，就像守灵似的。
在总统的寝室里，第一个向遗体告别的是他的秘书格雷斯·塔利。“对在场的人没有望上一眼，也没有吭一声，我就走进他的寝室，弯下身来，在他的前额轻轻地吻了一下。”按照礼节，应该先向总统夫人和副总统（即新总统）报告，然后向新闻界透露消息。哈西特和布鲁恩请麦金太尔医生转拨总统新闻秘书史蒂夫·厄尔利的电话。史蒂夫·厄尔利强忍住悲痛，要他们在他通知到埃利诺·罗斯福之前，先不要外传。
总统夫人这时在华盛顿西北区的马萨诸塞大道1801号的萨尔格雷夫俱乐部。那里正举行年度茶会，她准备在会上讲话。下午3时刚过，那时总统已昏迷了45分钟，劳拉·德拉诺从温泉来电话，措辞谨慎地告诉她总统已经“昏迷”。几分钟后，麦金太尔又来电话。他说用不着惊慌失措，但他已通知海军派专机送夫人和他自己去佐治亚。她问要不要把原定的讲话取消。他说没有必要，因为这会引起外面传说纷纭。她接受意见，按原来计划发表了一篇关于联合国问题的演说。接着，钢琴家伊华琳·泰纳，弹奏了一些选曲。后来，罗斯福夫人又被叫去接电话。这次是史蒂夫·厄尔利打来的。用她的话说，他“很失常”，要她“马上回家”。她心烦意乱，感到“事情不妙，但是不能不注意礼节，所以又回到会场”。她等泰纳小姐一曲奏罢，就上前去告辞，说：“有电话通知我回白宫，请原谅我在这个精彩的音乐会未结束之时，提前告退。”
总统的轿车在外面等着她。她“上了车，一路上双手紧握，回到白宫。我心里明白出了什么事。不过像那样的事，非到别人说出来，你是不会让这种可怕想法具体形成的。”她回到总统府二楼的起居室，就派人叫厄尔利来。事后，他告诉新闻界，她听到消息时说：“我很难过，但我为我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更为难过。”这样讲当然很得体，但事实上她没有说过这话。这是厄尔利的主意。埃莉诺当时只是对他说，她想马上见杜鲁门。
这位60岁第34任的副总统那时正在参议院议长席位上，背后挂着镶金边蓝色厚天鹅绒的挂毯，两边是鲜红色的大理石半露柱，他正俨乎其然地主持着参议院会议。其实他却信笔写着：
『亲爱的妈妈和玛丽：
今天，我是在参议院议长席位上给你们写这封信的，因为一个夸夸其谈的参议员正在发言，而他对所讲的问题可说是一窍不通。亚利桑那州一位资历不高的参议员就这个问题先发了言，他倒是言之有物的。』
他希望家乡天朗气清，在华盛顿正是“雨雾迷濛”。他还说星期天早上他会飞往普罗维登斯市去。然后又说：
『明晚9点半（你们当地时间）请打开收音机，你会听到哈里为纪念杰弗逊诞辰向全国发表讲话。全国各广播网大概都会转播，应该很易收听到的。我讲话后还要致介绍辞，请总统发表演说。
祝你们好并永远平安
向你们致以亲切问候
有空请来信。』
参议员亚历山大·韦利发言以后，奥尔本·巴克利建议休会，次日再复会。4时56分，这位副总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完全不知道他当上第33任的美国总统已经一个多小时了。他信步走到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处喝上一杯酒。他正喝着掺水威士忌时，白宫的电话总机找到了他。厄尔利说：“请你马上来这里，从宾夕法尼亚大道正门进来。”杜鲁门有点莫名其妙。他以为总统提早从温泉回来，有什么小事要找他谈。但到了楼上从埃莉诺·罗斯福脸上一眼就看出，绝不是无所谓的事。她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平静地说：“哈里，总统去世了”。杜鲁门一时茫然，问她说他可以帮她什么忙？她说：“不，我们可以帮你什么忙？现在有困难的是你。”
※※※
17分钟以后，即下午5时47分，白宫总机通知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两社后来合并为合众国际社。】在电话里收听紧急新闻发布。这三家通讯社的记者拿起听筒，听到下列谈话：“我是史蒂夫·厄尔利。现有急电一则。总统于今天下午突然逝世，时间是……”
这就够了，赫斯特的国际新闻社第一个发出电讯说：
『国际新闻社华盛顿急电（4月12日5时47分）
华盛顿——罗斯福逝世』
30秒钟后合众社跟着发电：
『华盛顿急电：罗斯福总统今天下午逝世。』
两分钟后（即下午5时49分），美联社发电：
『华盛顿急电——罗斯福总统下午在佐治亚州温泉逝世。』
合众社华盛顿分社的一个新闻改写员，将厄尔利口述的消息用记者习惯用的速记法记录下来。
『在佐治亚温泉——死于脑溢血——杜鲁门副总统已获通知，在白宫由罗斯福夫人面告——国务卿已获悉——已召集内阁开会——在部队的四个儿子已由母亲去电通知，内容大致是——总统下午长眠。他鞠躬尽瘁，守职至终，亦望你们尽职守责到底。上帝保佑你们。亲切致候。罗斯福夫人署名“母”。【电文实际是：亲爱的孩子，父亲下午长眠。他鞠躬尽瘁，守职至终，亦望你们能尽职守责到底。上帝保佑你们，亲切致候。母。】
罗斯福夫人、麦金太尔中将、史蒂夫·厄尔利下午乘机离京飞温泉——（史蒂夫说）我们预计明晨离温泉乘火车回华盛顿——吊唁于星期六下午在白宫东厅举行——星期天下午在海德公园安葬——具体安排及时间尚未确定。
详情向温泉询问。』
纽约大道与西北第14街拐角的WRC广播电台办公室里，24岁的戴维·布林克利正在值班。他听见国际新闻社的电传打字机铃声响了四下，忙把急电撕下来，持交上级。电台正在播送儿童节目，全国广播公司连续广播长篇儿童故事《轰动一时的法雷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送《茫茫大路》，美国广播公司是《米德乃特船长》，共同广播公司是《汤姆·朱克斯》。但是，到了5时49分，各个广播网和地方电台都换上了播音员。接连四天，所有商业广告都停下来。其他都不值一播了。有人问纽约布朗克斯区的一位主妇听到了广播电讯没有。她哭着说：“我要收音机干什么？看看每个人的脸色就清楚了。”人们不管相识与否，都互相转告，或打电话告知朋友，或用长途电话告知亲戚。温泉的人大都还未知道出了什么事，伦敦、莫斯科就已广播了这个急电，甚至东京和柏林也已广播。在德国，夜幕已降，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布莱德利正在开会。会议结束后他们都已休息，巴顿突然记起手表忘记上弦，就扭开收音机对时。突然听到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声音哽咽、悲痛地说：“我们沉痛地宣布，美国总统已经逝世。”巴顿立刻把布莱德利叫醒，然后两个人又把艾克叫起来。差不多同一时刻，在佐治亚州靠近梅肯市的公路上，露西·拉瑟弗福正同舒马托夫夫人坐在同一汽车里，问她可否把收音机打开。画家点了点头。她们先听到一阵轻音乐，然后突然中断——“我们把节目中断，向听众们报道一则特别电讯……”露西感到透不过气来，用双手把脸捂上。
埃莉诺·罗斯福给儿子们去电告诉他们，父亲鞠躬尽瘁，守职至终，“亦望你们尽职守责到底”，的确是由衷之言。她责任感很强，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遗风。她离开萨尔格雷夫俱乐部时，也是力求不打乱会场程序，不让人家为难。她认为处事必须得体，儿辈们也都了解。美国海军后备役上尉约翰·罗斯福正在冲绳岛外海域上的“黄蜂”号航空母舰的指挥台上守望。这时他听到美国海军后备役少校富兰克林·罗斯福从他指挥的“乌尔维特·L·穆尔”号驱逐舰发来的报话声。在敌军海域里，要说明发话人是谁是不行的，但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毕竟用格罗顿中学和哈佛大学的口音讲话的人并不多。“伙计，你准备回去么？”来自驱逐舰的声音问道。“不，”“黄蜂”号指挥台上的人回答说，“你呢？”小罗斯福向他说：“不，把这里收拾干净再说罢。再见，伙计，我说完了。”约翰·罗斯福说：“再见，不必回话了。”
美国人听到罗斯福逝世的消息，既难以相信，又感到震动，但压倒一切的情绪是害怕。他领导那么久了，现在谁来领导呢？《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后来回忆说：罗斯福逝世究竟意味着什么？当这个问题逐渐深入到人们脑海里时，白宫的新闻记者团都不禁呆若木鸡。“我们都说，‘老天爷，杜鲁门要当总统了！’”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必要去想到杜鲁门，也确实没有这种可能。罗斯福去世的阴影还笼罩全国。后来埃莉诺承认说，直到那个时候，她才了解到罗斯福与美国人是怎样心心相连。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纽约时报》上写道：“12年来他所担任总统的职位，他本人德高望重，两者融会一起，使别国人民，对他也以‘总统’相称，仿佛他是全世界的总统。他不亢不卑，在别人面前既不必妄自尊大，又毋庸假作谦虚，是个完全泰然自若的人。他这种伟大的素质，到他逝世时，表露得特别明显。”
有些人的反应是始料所不及的。罗伯特·A·塔夫脱倒很感情激动，他声音颤抖地说：“盖棺论定，他是个战时英雄，他为了美国人民，确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纽约时报》发表的讣告式社论，作者悲痛之情，溢于言表。“正当强大、残忍的野蛮势力，威胁着要蹂躏整个西方文明的时候，幸有罗斯福坐镇白宫。百年以后，人类也会为此俯伏而感谢上帝。”纽约交响乐团取消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这是1865年林肯逝世以来的第一次。在伦敦，丘吉尔正要步入唐宁街十号书房时听到这个消息，他说：“真是晴天霹雳，我仿佛身上挨了一拳似的。”英国白金汉宫的《宫廷通报》发表讣告，外国元首而又非皇室成员的丧耗登在这报上，也是破例的事。莫斯科下了半旗，旗边围上了黑边。《纽约时报》的记者来电报道说，人们一再相告：“我们失去了一个朋友！”
在华盛顿，广大人群聚集在白宫周围。当时在隔壁政府大楼办公的迪安·艾奇逊，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其实没什么可看的。我相信他们也并不打算看到什么。他们只是默然伫立，若有所失而已。”在柏林，俄国人的炮弹已在地下元首府邸外面落地开花，而戈培尔还喋喋不休地说：“我的元首，我向您致贺！罗斯福已一命呜呼。星相显示：4月下半月我们将时来运转。今天是4月13日星期五了。转折点已经到来了！”希特勒也颇信以为真。但是，东京广播电台的广播却出人意料，它引述首相铃木贯太郎海军上将的话说：“我得承认，罗斯福确是领导有方，美军今天优势地位莫不有赖于罗斯福之领导。因此，他的去世对美国人民是个巨大损失，这点很可理解，我也深表同情。”然后播音员接下去说：“为了对这位伟大人物的去世表示敬意，我们现在特别选播几分钟的音乐。”
至于默默无闻的人，则以其特有的方式，寄托哀思。圣地亚哥市有一位名叫佩特罗斯·普鲁托帕帕达基斯，向法庭申请改名为佩特罗斯·罗斯福·普鲁托帕帕达基斯。纽约消防局向所属消防站发出“四五长鸣”，这是消防队对因公殉职的队员志哀的信号。芝加哥一个男孩在后园里摘了一束花送去，附了一张纸条说，他不能参加葬礼，深以为憾。格罗顿中学学生，在进晚餐前获悉本校1900届毕业生总统逝世的消息，没有进食就在校长率领下，列队进入校内教堂哀祷。在海德公园村的圣詹姆士主教派教会教堂，为了悼念他们这位年长的教区委员，敲钟志哀。《纽约邮报》表示哀思的方式，简单隆重，若总统有灵，也会深为感动。该报只是在每日伤亡栏栏首，发布一则消息：
『华盛顿4月16日电：最近一批部队死伤名单及其近亲的姓名：
陆军－海军阵亡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总司令。妻：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地址：白宫。』
美国军队的《扬基》周刊的编辑写道：“我们曾说过罗斯福的俏皮话，我们拿罗斯福寻过开心……但他毕竟是罗斯福，是领导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人……他不但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总司令！”佐治亚州一位老年黑人说：“就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给我们开出一条道路。”很多与罗斯福从未谋面的人都纷纷对作家约翰·根室说：“我从没有见过他，但感到好像丧失了一位挚友。”至于根室本人，他最初也难以理解这样一件举世同哀的事。“他与世长辞，似乎难以相信。他相信人的本性善良，他致力于改善各地贫贱之人的处境，他理想高尚，又有雄才大略，信任人民，而又有无比的能力去鼓动人民群众，使人尽其才——现在这一切都已成往事，实在令人一时难以接受。”众议员林登·约翰逊在国会山谈及罗斯福，真是如泣如诉：“他呀，对我一直就像父亲一样。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不管是在哪里，他是惟一无所畏惧的人。上帝呀，上帝——他是怎样把我们所有的人的担子全担起来的呀！”
当然，也有很多美国人并不认为他是个战时英雄，也没有感到有如失去挚友，肯定更没有感到他亲如生父。这些人的情绪，往往是悲喜交集的。有一位曾经拼命反对他的人悲伤地说：“现在我们得自己做主了！”但是，有些人对今后可以自己做主，倒很高兴。当有关总统的第一则急电传出来的时候，有个著名华尔街律师的妻子，在公园大道一家旅馆的电梯里听到这个消息，神经质地把一只手套捏来捏去，急不可待地想从收音机里听听消息。突然，后面有一个男人大声说：“咳，他总算是死了！可不是也到了该死的时候了！”这位妇女转过身来，用手套打了那个人一个嘴巴。
有些人感到罗斯福将永远是他们的总统。塞缪尔·格拉夫顿的悼辞，也许最能反映他们的感情。他说，“人们想到他，就觉得他好像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司机，烟嘴翘在嘴里，每次急转弯时都听到后面惊吵之声。他们老是对他说他这样装车不行。但他知道他装载的方式，在下一个转弯时不会出问题。他知道后面人什么时候是真的惊叫，什么时候只是故意吵嚷。但他对搭客们是有感情的。他不在人间了，汽车也停了下来，离开天堂之门还很远。现在乘客彼此争辩，相持不下：究竟下一个弯该怎么转法呢！”
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那时正在康涅狄格大道4701号二楼五间一套的房间里，换衣服准备赴宴。电话铃响。她听到父亲的声音，据她后来回忆：“又紧张又特别。”但她想着当晚令人兴奋的晚会，却高兴地说，“嗨，爸爸您好！”
“叫你妈妈来听电话！”
“您回家吃晚饭么？”
“叫你妈妈来听电话！”
“我只不过说句客气话嘛！”
“玛格丽特，请你叫妈妈来听电话，好不好？”
她很委屈，眼睛湿润，回到化妆台前。几秒钟以后，她抬起头来，见妈妈站在门口望着她——或者说，从玛格丽特看来，好像妈妈视而不见，只是朝她这个方向望过来。
“妈妈，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贝丝·杜鲁门回答得很慢：“罗斯福总统去世了！”
“死了？”
贝丝给一位朋友去电话，这时门铃响了。玛格丽特去开门。一位素未谋面的女人站在门外。
“杜鲁门小姐么？”
“是的，什么事呢？”
“我是美联社的，我想……”
玛格丽特这才发现她只是穿着衬裙来开门的，窘得要命，砰的一声把门关起来。那时，她意识到今后再不能过清静的日子了！她从窗子下望，见下面聚集着一群人——新闻记者、摄影记者、朋友、好奇围观的人等。这个大厦的经理还发现，原来这套就要空出来的公寓房间，宽敞宜人、交通方便，每月120元租金，而且冻结不能再涨价，现在上门求租的已不乏人！
罗斯福夫人的专机在本宁堡跑道上空盘旋，准备着陆。与此同时，比尔·哈西特则在亚特兰大市那间帕特森殡仪馆商购棺木。哈西特要一副黄铜衬里的结实红木棺材，但那里没有。黄铜是军用物资。哈西特又提出棺木要六英尺四英寸长，因为罗斯福原来个子较大。但这看来也不好找。殡仪馆老板本来有个较长的红木棺材，但已答应卖给新泽西州一家殡仪馆。于是他们扯来扯去，争执不下。最后这位来自佛蒙特州的哈西特，由于精明机敏，又有总统的威望作后盾，把这所殡仪馆里最好的棺木买了回来。上午10时45分，这副棺木随同两部灵车，到达温泉。40分钟以后，埃莉诺·罗斯福、麦金太尔医生和史蒂夫·厄尔利也乘车赶到。
罗斯福夫人同格雷斯·塔利以及在场的表亲都进行了长谈。不知道是谁把露西·拉瑟弗福当时也在温泉的事告诉了她，但是就是在这个最不适当的时刻，她才获知这事的。她显然不能自已，全身颤抖，然后镇定下来走进寝室。五分钟后，她出来了，面色庄严肃穆，但没有泪痕。这时该要计划殡葬事宜，拟定灵车的路线，确定丧礼仪式，选定牧师，确定要唱的圣诗，并按照国家仪节，确定谁该参加在白宫东厅举行的仪式，因为那里只有200个座位。这个问题是无先例可援的。在职总统的逝世，上一次是沃伦·哈丁，而国务院才刚发现有关他殡葬的档案已经遗失。这时只好一切仓促做出决定，而总统的未亡人则是其主要决策人。【有关罗斯福丧事安排的文件，有一份存于国务院档案中。18年后，即1963年11月下旬，在为肯尼迪总统进行丧礼安排时，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就曾取出参照使用。】
在总统专用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里，放上一座结实的佐治亚松木制成的灵台，上面铺着海军陆战队深绿色的军毯。棺中总统的遗体，下半身覆盖着他那海军斗篷。罗斯福夫人点首同意后，棺外覆盖上一面国旗。他们在星光如画的夜晚，在忍冬花花香阵阵之中忙碌了一个通宵。到了13日星期五上午9时25分，送葬行列才出发。装在炮架车上的灵柩，由本宁堡乐队敲着带减音装置的鼓为先导，从红泥道上慢步向火车站前进。在那逶迤的道路两旁，肃立着头戴钢盔的伞兵部队。他们当中许多人脸色苍白，有些则满脸泪痕，有一个士兵在炮车经过身前时，身子一晃，昏厥在地，滚进道边沟中。总统生前很欣赏的一位黑人手风琴手格雷厄姆·杰克逊，奏着《归途》乐曲。然后，士兵们把棺木抬上等候着的车厢，火车司机就利用车轨倾斜的坡度，静悄悄地让火车滑行出站。这是罗斯福总统专用列车第400次的旅程，也是最后的一次。专列最后两节的次序颠倒过来。罗斯福夫人坐在“费迪南德·麦哲伦”车厢里，现在是倒数第二节。而最后一节是总统以前用来办公的车厢，棺木安放在并不精致的柩架上。军人在两旁肃立守灵。各节车厢的窗帘大多寂然垂闭，但这节的帘子却是拉开的，在国旗覆盖着的棺木上面，亮着灯火，彻夜不灭，以供车外的人瞻仰。
铁路沿途露宿等候瞻仰灵柩的人，谁也不曾估计有多少。在亚特兰大，人们不准靠近，火车在第九号轨道隆隆前进时，两旁戴着白手套的士兵，举起上了刺刀的步枪肃立致敬。但是，对总统忠心耿耿的人还是来了，多少个街区，交通为之阻塞。车库、栈房、工厂、公寓各处屋顶上都站满了男男女女，居高眺望，一些私人飞机则在上空盘旋。那天下午离开亚特兰大以后，沿途每个交叉路口，都站着静默的人群。快到盖恩斯维尔时，在记者车厢上的梅里曼·史密斯喊道：“你们看！”原来一群头戴印花方巾的黑人女佃农，跪在一块棉田里，双手紧握，伸向火车志哀。
火车在南加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市停下来加油，换了乘务员，新上车的司机又在机车前横挂上一面国旗。铁路两旁至少有五个区段，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睁着眼睛望着。突然，一队童子军唱起《前进、基督的战士》。梅里曼·史密斯后来回忆：“开始唱得有点参差不齐，然后唱的人多起来，歌声也渐趋洪亮。不一会，七八千人就高声齐唱，声如洪钟了。”火车续往北驰，夜幕徐临，埃莉诺·罗斯福后来写道：“我彻夜躺在铺上，窗帘拉开，瞭望着他过去热爱的田园，观察着那些在车站上甚至是交叉路口上聚集的人群的脸孔。他们都是彻夜不眠，特地来向他告别的……沿途不但在车站上而且在各个交叉路口都有人群，使我感到确实惊讶。我完全没有料到这一切，因为我一直没想过这个问题。”林肯总统去世时，米勒德·兰佩尔写过一首诗，她一向都很喜爱。现在，当她凝视着黑夜，小狗法拉伏在脚边，这四句就一再在她心里萦回不止：
『凄寂的列车走在凄寂的轨道上
七节车厢漆黑发亮
缓慢、肃穆的列车
载着林肯返回家乡』
星期六上午6时20分，火车经过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曙光微明，又是明媚之春的一天。山茱萸遍布在森林里，像是一层淡红色的薄雾。杜鹃花和丁香花也到处盛放。不到四个小时之后，杜鲁门总统来迎接火车，于是护送遗体的队伍，沿着德拉华大道直行，然后转向西面宪法大街。罗斯福生前曾多次沿着这条路线去白宫，每次都是笑容满面，向着欢呼着的人群挥动他竞选时那顶旧呢帽。今天这里也有人群，而且人空前的多，但是寂静沉默，异乎寻常，只有24架“解放”式轰炸机从上空飞过时才把这静默打破。
这样全副武装的行列，在首都还从来未见过。头戴钢盔的士兵在两旁行人道上整队肃立，一队警察坐着闪闪发亮的摩托车导引着队伍缓慢行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乐队奏着肖邦的《丧礼进行曲》、《前进，基督的战士》和圣乐《撒尔》【圣乐《撒尔》是著名音乐家汉德尔的长篇作品。——译者】中的《哀乐》。然后是一营海军军官学校学员的队列。还有坦克队伍，运兵车队，载着步兵的卡车，陆军妇女服务队，海军妇女志愿紧急服务队，海岸警备队妇女后备队。“解放”式轰炸机又在上空出现，然后，覆垂着黑丝绒、载着棺木的炮车突然出现在眼前。它由六匹白马前引，车后还有一匹乘马。马的眼睛都戴上眼罩，马蹬倒悬，指挥刀和马靴从马蹬倒垂挂着：这是阵亡战士的象征，自从成吉思汗以来，就有这样的传统。阿瑟·戈弗雷用无线电向全国进行实况广播。炮车经过时，他抑制不住，泣不成声。伯纳德·阿斯贝尔写道：“这样突然，它悄悄地到了你的面前。看上去那么小，只是一部轮子很大的车子，把那覆盖着国旗的长形的棺木，徐徐地拖过来。不知怎的，人们总想像它应是庞然巨物，但完全不是。它很小，像一般人的灵柩一样。”
队伍向右转入第15街，又向左转上宾夕法尼亚大道，经过一群哭声阵阵的妇女——“啊，他离开我们了。永远离开我们了！我是多么热爱他呀！但是，我永远再见不到他了！”“上帝啊，他离开我们了，永远、永远、永远见不到他了。”然后队伍进入白宫的西北门，来到北面门廊。海军乐队奏起了美国国歌，一位很矫健的人侧身离开队伍，走进总统办公室，那就是杜鲁门，已经开始视事。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人们的眼睛都盯着门口，看仪仗队抬进灵柩，走向白宫东厅，后面跟着总统的未亡人。
那也许是战争开始以来最静穆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全国各地的百货公司都挂上了黑布。伯纳和贝利兄弟马戏团把日场取消。电影院停止营业，光在纽约就有700家。报纸那天不登广告，很快就已付印。甚至食品杂货店从2时到5时都关门停业。下午4时，丧仪在东厅开始，这时整个美国简直停息下来了。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的电传打字机缓慢地发出：“肃静”字样。公共汽车和汽车都就地在路旁停驶。电车静止不动。空中的飞机只是盘旋，着了陆的在跑道上就地停下来，也并不驶向停机坪。无线电默然无声，电话服务也停了，连拨号声也听不见。在纽约市地下，505辆地铁火车就地停驶。到处都可以看到男人脱帽，妇女跪下来。一时全美国都肃静下来，就像在总统府邸东厅内参加仪式的200人一样。
东厅四面都摆满百合花，足有十英尺高，使墙壁都遮盖不见，芬香扑鼻。杜鲁门总统进来时，人们忘记了起立。礼仪上这点疏忽，谁都没有注意到，连杜鲁门自己也没觉察。除此之外，一切进行顺利。罗斯福用过的轮椅，就放在临时祭坛的旁边，使人们看见就联想起他克服困难的一生。接着，罗斯福夫人建议来宾齐唱海军赞美诗（“永恒的上帝呀，你是拯救我们的……”）。然后主教派教会主教安格斯·邓恩致悼词，并引用罗斯福本人演说词中常说的一句话：“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惟一可怕的只是惧怕本身。”仪式完毕，主教为大家祝福时，已是下午4时23分。罗斯福夫人首先退场，接着在楼上总统住家里和女儿安娜吵起来。总统夫人不在城里时，她的女儿曾临时充当过女主人。后来总统问她是否可以邀请一位老朋友——露西·拉瑟弗福——参加晚宴，安娜知道个中的含意，不禁迟疑，但还是同意了。这时埃莉诺觉得两个人都对她不起。但她随后镇静下来，擦干眼泪，又下楼到东厅里向遗体作最后告别。一个军官把棺盖打开，她把一束花放在里面，于是灵柩就从此封盖起来。
有两列火车在联邦车站等候，准备把乘客运往海德公园。第一列车将乘载罗斯福一家、杜鲁门一家、最高法院、内阁阁员和罗斯福的生前友好。第二列车将乘载国会议员、外交官和新闻界。9时30分，送丧行列又按早上走过的路线开回去。两旁军队肃立，行人道上的送丧的群众鸦雀无声。但是政界总是政界，火车一离开华盛顿，他们便谈起政治来。在“费迪南德·麦哲伦”专用车厢里，哈里·杜鲁门正在认真地同吉米·贝尔纳斯谈话，打量这人能否担任下任国务卿，因为贝尔纳斯参加了雅尔塔会议，对那里签订的协议了解的最为具体。哈罗德·伊克斯在车厢里声音最响，一面嘲笑杜鲁门，一面又和妻子吵嘴。华莱士独自坐着，面色严峻、表情阴郁。摩根索在星期三晚上还在温泉见过罗斯福。他说那时总统在斟酒时，手虽然比平常抖得稍微厉害一些，但和往常一样，还是那么机敏、消息灵通。霍普金斯对大家说，新总统绝不是五个月前“信手拈来的”，罗斯福对他的工作早已观察了一个时期，见他对所负责的委员会领导有方，颇具人望，在参院里又享有威信，而将来的和约是要送参院批准的，所以才要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
到了布朗克斯，他们又停了下来。当他们在离开莫特港口调车场时，第二列车就调到前面，总统的列车则调往后面。这个变动立即用电报通知哈得孙河沿岸等候着向总统志哀的纽约市民。黎明时，《纽约人》的“街谈巷议”栏一名记者，驱车到西点军校对岸纽约州的加里森村车站。他问铁路岔口的看守人总统的车什么时候经过。“到这里是7时半到8时”，那人回答说，“第一列车是国会议员，然后，大概15分钟后，总统专列就该通过这里！”人群已开始聚拢。其中有个男人带着一个直打哆嗦的小男孩：“你要把今天看到的一切，都好好记在心上，”父亲说。“天气真冷得很呀！”儿子回答说。
过了一会，又开来了二三十部汽车，从福特A型到1942年卡迪拉克都有。车里的人与其说是心里哀伤，不如说是感情激动。这位记者突然意识到，这样可能更恰当一些。“也许罗斯福离开人间时，情愿人们震动一下，好过哭哭啼啼的。”这些人一边等，一边议论（“星期五那天，我不敢告诉贝尔登夫人。这消息对她打击也许太大。”“上帝要是使他活到把德国打败那才好呢！”“要是大家都在火车站上站在一起，对他表露的敬意就更大一些”）。一批格伦克列夫寺院的长须教士也到了，穿着褐色法衣和僧鞋，排成一列，差不多和军队一样整齐。一位妇女紧张不安地说：“我看不见他就糟透了。”一个男人要她放心：“他们看见我们，车子会放慢的！”
车子果然慢了下来。第一列过了以后，第二列车的机车慢慢进入车站，后面飘着一缕白烟。男人脱帽，就像80年前林肯的灵柩通过这里时一样。一个穿着红蓝条格短上衣的当地青年喊了一声，于是，他们都转眼清楚地看见那国旗覆盖着的灵柩以及守灵的仪仗队。
“我看见他了！”一个小女孩喊道，“我看见他，可真清楚呀！”
“不，你看不见他的”她的母亲不知该怎么说才好，“他是睡在美国国旗下面的！”但是那个小孩却一再说：“我看见他了！”
人群散得很慢，似乎拿不定主意下一步该干什么。当那位父亲和冷得发抖的儿子离开时，男孩说：“我全看见了。”那个人说：“那就好了！要把看到的一切永远记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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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霍帕克、冷泉、霍普韦尔中转站、沃宾格尔瀑布、波基普西、阿林顿、欢乐谷——这些罗斯福本来愈走近愈熟悉的地名——一个接着一个走过了。星期日早上8时40分，机车在罗斯福庄园旁转入海德公园专用侧轨。机车一停，礼炮就鸣放。15秒钟后，又是第二响，接着第三、第四响，直到21响礼炮鸣放完毕。然后，由西点军校的乐队为前导，领着载着灵柩的炮车和骑乘蜿蜒而上，沿着坡度较大的土路走上去。1870年詹姆士·罗斯福开了这一条路，而他的儿子富兰克林老爱称之为“河边路”。那时那个小孩就是在这个河边，学会了游泳、划船。又在那阳光灿烂的高地上学会了骑马。而这时，一匹驮着空鞍，马具倒悬的马，正在缓步踏上河岸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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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庄园是在山顶。在那玫瑰园里，十英尺高的藩篱后面，已经挖好了一穴新坟。准备就在这里举行简短的仪式，他的亲属、高级官员、生前友好和邻居们都被护送到他的墓地上来。一队军校学员举枪致敬，六位战士把灵柩抬进玫瑰园里。罗斯福夫人跟在灵柩后面。在绿叶织成的棚架上出现了一个十字架，海德公园村主教派教会的牧师走来为吊唁的人领祷。玛格丽特·杜鲁门那晚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仪式简单，而非常感人。”当棺木慢慢降入墓穴时，牧师举起手，结束说：
『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
战斗的时日已成往事；
生命的航船靠拢彼岸，
航海的人终于上岸永息。
靠上帝您的仁慈托庇，
我们在此和您的仆人告别！』
一架飞机在天空孤寂地盘旋。军校学员整齐地跨上一步，向天空鸣枪三响，把小狗法拉吓得汪汪大叫，打了个滚，缩作一团。在号手吹起入息号时，小狗还在发抖，惊慌万状，不知所措。
埃莉诺·罗斯福迟缓地离开墓地。回到纽约，她在黑色丧服上戴上当年富兰克林送给她作为结婚礼物的珍珠镶成的鸢尾花形别针。她只用几个字把围拢着她的记者打发开去：“一切都已成过去。”
第十二章 新日月，新天地
1945年4月13日清晨，天气和暖。那天是星期五，《我的一天》的作者没有送出专栏文稿。【指罗斯福夫人。见第二章附文。——译者】早上6时30分，哈里·杜鲁门在西北区康涅狄格大道1701号，尚未起床，蒙胧中似乎有件特别紧急的事情使他再也睡不下去。突然，他想起他现在已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了。于是从床上一跃而起，一把抓过衣服来，好象要准备立刻行动似的。因为，他长期观察罗斯福，觉得“当了总统，正好象骑虎难下，他只能骑下去，否则就会被老虎吞噬……想停一下了也不行。”这是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的。
杜鲁门倒是一个可以不下鞍子的骑手，因为小时就是个黎明即起的密苏里州农民，具有中部边界人民那种骡子般的劲头，敏锐的头脑，而且对世界历史的理解，比之大多数美国总统都要深刻，连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比不上他。这一切当时还看不出来。《时代》周刊写道，“在上星期，他的朋友几乎一致认为，他不会是一个伟大的总统。”萨姆·雷伯恩议长认为杜鲁门是个“大事都正确，小事错误多”的人。可是在他刚刚就任总统的时刻，没有出现什么大事。《堪萨斯城明星报》的罗伊·罗伯茨说，“哈里·杜鲁门不是一个给人使坏的人。”大家也都同意这种看法。对罗伯茨和其他保守派来说，新总统是个脾气好、能力差的政客。这个衣冠楚楚，一度是男子服饰用品商店的老板，讲话不冷不热，节奏单调，他那中西部口音比之艾尔弗·兰登还要平板。他们私下议论说，这人把罗斯福总统第四次总统任期坐满，以后再没有人记得他了。
他们就是这样看新总统的，而他最初给人的印象，也的确如此。华盛顿政界认为，他当上1944年副总统候选人，只是党内力量妥协的结果。这点罗斯福从来不加否定。如果回忆录是信实可靠的，那么罗斯福在他和杜鲁门同选获胜之后，几乎没有向谁提到过杜鲁门。结果是，杜鲁门上台时，成了美国历史中最缺乏准备的总统。
本来任何过渡都有些尴尬的时刻，而且罗斯福政绩辉煌，谁也难以望其项背。但是，他的继任者给人的印象，活象个乡下佬进城，自惭形秽，似乎只是来华盛顿作短期旅行。按照他自己的回忆，他当了总统后的第一个早上，特工人员来到他的公寓带他从后楼梯下来。尽管有特工人员在场，他总是忘记自己已是总统。一个新闻记者称呼他“总统先生”，他竟不知所措说，“我希望你不必这样称呼我。”他在白宫匆忙宣誓之后，发表第一次公开讲话说，“我将按照我认为是总统的作法，努力继续做下去。”对于他和大多数美国人民一样，那位已在温泉逝世的人仍然是“总统”。
那个星期五早上，他一出大门，就和一个美联社记者打招呼说，“喂！托尼，你要是去白宫，干脆上车来罢！”特工人员露出颇伤脑筋的徉子。到了市中心区他又坚持要步行去银行，特工人员就不只是不高兴，而且紧张起来。总统走路，他们是不习惯的。新总统步行的消息很快传遍附近街区，造成前所未有的交通阻塞。杜鲁门才后悔地承认警卫是对的——总统是不能去银行的，只有银行来找总统。人们对总统表示敬意，他倒满惬意，但是，人家一提到他的新职务，他就神色不自如。他对白宫记者团说，“老朋友，如果当记者的也祈祷的话，替我祈祷祈祷吧！”
从实际情况看，他这种表现是很自然的。那个伟大领导人的去世使每个人都有点慌乱。昨天，杜鲁门在忙乱中找到一本《圣经》，就宣誓就职。慌张中来监誓的首席法官还以为新总统中间名字的“S”是指司比，其实，那个“S”本来什么也不代表。宣誓以后，杜鲁门感情激动地吻了《圣经》。那时他对指挥战争的知识，和《华盛顿邮报》的一般读者差不多——事实上，《华盛顿邮报》一直是他的主要消息来源。罗斯福什么也不告诉他。杜鲁门从来没有进过白宫的作战室。人们感到奇怪的是：他当上总统的第一天，还没有听说过原子弹，而约瑟夫·斯大林对曼哈顿计划，反而几乎了如指掌。史汀生曾想把新总统拉到一旁，向他作一个简要汇报，可是当时没有时间。第二天，按照杜鲁门的说法，“吉米·贝尔纳斯来看我，虽然他郑重地说，我们快要完成大得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一种炸弹，但也没有把细节告诉我。”这个来自密苏里州的杜鲁门听了只好干瞪眼。大约将近两个星期以后，他才听到关于洛斯阿拉莫斯的进展情况的全面汇报。当时，李海海军上将又一次以爆炸专家的身份愤慨地说，这个计划完全是浪费纳税人的金钱，说“这是最蠢不过的事。”
华盛顿阅历很多的人，都爱议论关于杜鲁门笨拙的故事传闻。这些传闻并不象攻击罗斯福的那样带有恶意，而且有时还满滑稽。新总统出席帕德列夫斯基的音乐会之后，被邀请到后台去会见那位演奏家。杜鲁门当副总统时，曾和劳伦·巴考尔【劳伦·巴考尔是四十年代著名女明星。——译者】一起拍了一张照片，杜鲁门弹琴，劳伦高坐在大钢琴上，露出长长的腿。帕德列夫斯基这时彬彬有礼地低声对杜兽门说，“总统先生，我知道您也弹钢琴。”总统却谦逊地回答，“噢，不，艺术大师，比不上你”。象这样的故事，其有趣之处在于杜鲁门总统也能够一笑置之。嘲弄使他毫无所动。他有自知之明，这点品质在华盛顿是少有的。他以自己朴实无华为荣，而这品质则更是少有。
可以肯定，他确实缺少风度，并不老练，并不英明，也缺少领袖的魅力。但是，成百万对罗斯福那种高高在上的威严气势感到畏缩的人，对于杜鲁门平易近人、朴素无华则感到高兴。罗斯福打算和胡佛竞选总统，事前连自己的妻子也没有告诉，而杜鲁门在宣誓就职后，就给住在密苏里州格兰德维乌的九十一岁的母亲去了电话。自从罗斯福去世的消息从温泉传出，他在格兰德维乌市的老家一直就被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包围着，有打电话的，有按门铃的，有在窗外窥视的。杜鲁门老太太一律不予理会。但她接了儿子来的电话。“妈妈，我非常忙。”杜鲁门说。他请她放心，一切会顺利的。可是，他说，“你大概会有一段时间收不到我的信。”他带着很多文件回到家里，就跟贝丝和玛格丽特到隔壁的单元。那家很好客，用他的话说，“他们请吃火鸡，然后再弄些东西给我们吃。我从中午起一直没有吃过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上床睡觉，把那一天的一切事务都撇在脑后。”杜鲁门一家连想也没想到去麻烦白宫的厨房，也没想到打发人到外面饭店叫饭菜来。他们和经过大萧条的很多家庭一样，精打细算已经成为生活习惯。在他每周必定写给密苏里自己家里的信里，他谈到他知道罗斯福去世后自己如何感到谦慎自卑。“当我到达宾夕法尼亚（原文如此）大门口进入美国最著名的大厦时，有两个接待员迎接我，”——接着他便提到关于他在康涅狄格大道那套公寓的遗留问题——“我们的家具现在还放在那里，还会放一些时间……但是，我已付了本月房租，而且下月他们如果还没把白宫重新布置好，我还要再付一个月房租。”他最后写道：
『“过去六天，真是非常紧张。我是在4月12日（东部战时暂用时间）下午7时零9分宣誓就职的，而现在是4月18日下午9时。当了六天美国总统！简直难以相信。今天也是很不寻常的一天。我要睡觉了，但是，我想还是给你们写一封信。我们在白宫一安顿下来，你们两人就来这里小住。烦恼甚多的儿子和兄弟祝您们好。
哈里”』
在等待埃莉诺·罗斯福迁出白宫以前那段时间，新总统一家临时住在宾夕法尼亚大道总统府斜对面的布莱尔宾馆，衣服都没有从箱里拿出来。玛格丽特兴奋已极，她在日记里写道：“美极了，一切都那么古雅，名贵无比。来访贵宾住在这里。美国总统住在这里，爸爸是第一个。”当然，这些日子里她总是兴高采烈。她4月22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我和妈妈、爸爸今天到沃尔特·里德教堂去。然后，我们去探望潘兴将军！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呀！”在1945年，象平庸（campy）和古板（square）词义经过贬化的词儿，人们都还不知道，但粗俗（corny）这词已经流行。在宦海生涯中弄得精疲力竭的华盛顿人，也把“粗俗”这个词用在玛格丽特和她那衣着整沽的父亲身上。他总好穿一套灰色的双排扣上衣和长裤，两色的花包头皮鞋。他第一次对全国发表演说时，竟忘记让萨姆·雷伯恩先作介绍，那位议长不得不粗声打断他说，“哈里，先等我介绍一下。”《华盛顿邮报》巧妙地说“犯错误是杜鲁门的常事。”至于贝丝·杜鲁门的情况，人们知道很少。后来有个记者找到一个和她一起长大的密苏里州独立市雇员。“她是个了不起的姑娘，”亨利·P·察尔斯兴高采烈地说，“我有生以来认识的姑娘中，能够从牙缝里吹口哨的，她是第一个。”
哈里·杜鲁门对别人的指摘，通常不以为意。但损害他妻子和女儿的名誉，就是另一回事了。玛格丽特在宪法大厅以职业歌唱家身份首次演出后，发生了一件最为哄动一时的事。《华盛顿邮报》音乐评论家保罗·休姆著文说，总统的女儿“唱得不太好，”“很多时候声音不清”，“对她所演唱的曲调几乎完全表达不出来。”白宫收到《华盛顿邮报》后没有几分钟。这封亲笔信就发送给休姆：
『我刚看完你对玛格丽特音乐会的蹩脚评论。……看来你是个事业很不如意的笔头。……我希望有朝一日会遇上你。到时，小心你的鼻梁会断，你将要用很多鲜牛排来贴你淤黑的眼睛【在美国，有些人被打伤了眼睛时，往往贴上鲜牛排来医治。——译者】，说不定下面还要戴上个护身腹带。
H·S·杜鲁门』
玛格丽特对此感到羞愧。她对报界说，“我绝对肯定我父亲不会使用这样的语言的，”接着就含泪跑回楼上去。休姆在他第二篇音乐评论里，劈头就说“假如我可以斗胆发表意见的话……”于是，杜鲁门低声下气地承认：“我感情脆弱，有时控制不了自己。”这件事大家从此也就认为了结了。但共和党人，包括众议员理查德.M.尼克松在内，却不肯罢休，他们说当总统的应该言行十分庄重。
反对杜鲁门的人，把他看成是个笑柄，而且是个蹩脚的笑柄。罗斯福的举止，至少总象个国家元首。他总不会忘掉自己的身份去严厉指责一个音乐评论家，也不会象杜鲁门在一封怒气冲冲的文件里说海军陆战队的“宣传机器，几乎可以和斯大林的比美”。在华盛顿以外的地方，他的举止就象一个美国退伍军人团成员在全国代表大会上那样。在佛罗里达州，他头戴白帽，身穿花色怪异的夏威夷衬衫，手里拿着特大号的手杖。他和温斯顿·丘吉尔一起去密苏里州富尔顿市的途中，头上戴着火车司机帽，快乐地开着机车。在堪萨斯城，他走进弗兰克·斯平拿的理发店，对弗兰克说，“别用什么名贵的东西，什么带香味的我都不要”。报界把这一切都照登出来，还刊登了他登上“圣牛”号前对他母亲吻别，他母亲最后说的话：“要做个好人，又要有点刚强劲儿”。
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下葬在海德公园后的若干天乃至若干周内，并没有人对新总统寄予多大的期望，只有少数的人慢慢地得出结论：认为哈里·杜鲁门按某种标准还算得上是个好人，而且是有点刚强劲的。马歇尔和李海发现，在白宫作战室里，他们向他汇报，从来不必重复再说一遍。都队番号、军舰舰名、作战计划、敌人部署、后勤供应的数字——他都记得住，而且进行扼要分析时也都能引用。就任的第一周还未结束，他已着手处理棘手的巴勒斯坦问题，为在旧金山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会议作准备，改组了华盛顿的官僚机构并变动了三个内阁成员。他差一点否决了艾森豪威尔的意见，而主张命令美军攻入柏林和布拉格。他一生中只有少数几次没有凭直觉预感办事，这是其中的一次。要是他当时按直觉预感办了，战后欧洲的历史就会大不相同。在莫斯科的艾夫里尔·哈里曼大使，由于对新总统几乎全不了解，坐着大使馆飞机，横渡亚洲、欧洲和大西洋回国汇报（当时是创纪录的了），以免杜鲁门会被斯大林的欺诈行为所欺骗。4月23日星期一，哈里曼被带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晋谒新总统：
『我和杜鲁门先生只谈了几分钟，就发现这个人对形势是真正了解的。我感到多么惊奇和宽慰啊！他把我和国务院之间所有来往电报和报告都看了，几个月以来的都看了。他了解当前实况，也了解发展过程，并能敏锐地领会这些事态的意义。』
罗斯福试图博取俄国人的欢心。杜鲁门却对他们直言不讳。当莫洛托夫和安德烈·葛罗米柯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总统直接了当地指出，美国和联合王国对雅尔塔协定的每一规定都已履行，但是，信守诺言不能是单方面的。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也同样一直是守约不渝的。杜鲁门反驳说，在波兰问题上就不是。他当场立即向莫洛托夫说清楚，只要红色傀儡还在东欧当权，波兰就不会被接纳进联合国。而且，他希望莫洛托夫一字不漏地将这意见转告斯大林。莫洛托夫愤怒地回答说，“我有生以来，从没有人对我这样讲过话。”杜鲁门冷冰冰地说，“如果你们履行协议，就没有人对你这样说话了。”当时哈里曼陪同会见，后来他追述说，“他对莫洛托夫很粗暴，粗暴到连我都有点担心。但是，我确实为新总统感到很自豪。”
从海德公园回来，杜鲁门就邀请贝尔纳斯参加新阁，当国务卿。用总统的话来说，贝尔纳斯当时“几乎跳起来表示不同意。”新的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4月30日去信给他儿子时说：“新总统干得十分出色。”接着他说，在罗斯福死前两天，他偶然有机会和杜鲁门详谈过，“从此就对他有个明确的印象。他为人坦率、果断、单纯、非常老实，……我想他会很快掌握总统工作，取得人们信任。由他当总统而不是亨利·华莱士，我认为是天赐之福。”
马歇尔、李海、哈里曼和艾奇逊等人是第一批改变看法的人。其他的人经过较长的时间才佩服他，而有些人则几乎要在他们脑袋上猛击之后才转过来，而杜鲁门刚巧又长于此道。他己决定任命密苏里州一位老朋友约翰·斯奈德为联邦贷款局长。于是，他把前任局长杰西·琼斯召来，把决定告诉他，琼斯感到突然。他原以为事前会和他商量一下的。他问，“总统逝世前，就决定这个任命吗？”
“不”，杜鲁门回答说，“总统是刚刚决定这个任命的”。
4月底，《日内瓦论坛报》一条标题说：局势发展迅速，大事似乎接踵而来。确实是这样。5月1日公布了德国元首的死讯。公布那天晚上朱莉·安德鲁斯第二次看到伦敦入夜后灯火通明。5月2日攻占柏林。同一天晚一些时候，在意大利的德军投降。两天后，在荷兰，丹麦和德国西北部的德国国防军司令官们宣布投降。然后，5月7日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当时德国最高统帅部参谋长。——译者】及其属下人员在兰斯市签署无条件投降的文件，而德国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当时德国最高统帅部长官。——译者】则在柏林苏联元帅格奥尔基·朱可夫面前举行同样的很不好受的投降仪式。那时是晚上11时半。在现代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国家的全部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三军全体官兵，都同时成了战俘。接着那一周，各军的指挥官都把部队移动到指定位置，取消战斗命令，把手表校准，以便同时实行停火。一下子欧洲胜利日到来了——1945年5月8日，正好是杜鲁门六十一岁生日。上午9时总统发表广播演说。（同一时刻，丘吉尔在伦敦，斯大林在莫斯科也向他们的人民公布这个消息。）他第一句话是：“盟军在上帝的帮助下经过牺牲和全力以赴之后……”这句以后，几乎再没有人还记得他讲了什么。人们走上街头，走到《时代》广场，从华尔街上大楼窗口抛出无数整卷的彩带，他们在芝加哥市的卢普中心区，在波士顿公园，在好莱坞和文兰城，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战士纪念碑周围，在华盛顿公园，在校园、在兵工厂到处跳起舞来。只要有地方跳舞，就跳起舞来；有时没有空地方也跳，连百货公司的橱窗，公共电话间和电梯里也有人在跳。男人想找女的接吻，女人们也想人们来吻她。人们觉得有权利暂时忘记还有一场更伤脑筋的战争。那个帝国比之德意志帝国还大，更有决心继续战斗，甚至谁备不惜毁灭自己民族每一个成员，以便迫使敌人付出尽可能高的代价。欧洲胜利日并没有使东京的土气受挫。天皇仍然是神圣的：为天皇而牺牲，仍然是不朽的保证。东京对任何和平试探都作这同一的回答：不投降，将来也永远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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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2月26日巴斯托尼解围以后，历史以飞快速度向前发展。既然一直到这年9月底，历史发展都很快，很自然，当时的幸存者对事态发展经过往往是模糊的。许多人反正已没有心思注意新闻。战士们还都留在兵员补充中心、在兵营小卖都、在医院、在飞机座舱、或在军舰上。他们正在怀念死去的同伴，经过外科手术后正在休养，正在反复阅读家里的来信，正在请同机同船的人签名留念，正在想方设法消遣无聊的时日。在国内，妻子和母亲则在欢迎残废士兵回来，或者焦虑地查看伤亡人员名单。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台评论员广播往往没有人听，大堆大堆报纸没人看便扔掉，几个月的事态在人的印象中，活象个万花筒，杂乱无章。
震撼世界的事件出现了。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便过去了。联合国宪章已经在旧金山签字。温斯顿·丘吉尔，这人在美国人眼中原是英国不屈不挠精神的化身，在大选中却被工党的压倒优势赶下了台。麦克阿瑟重新占领菲律宾群岛，疗效极好的药物（当时药物这个词，还是正面意义的词汇）【原文为drug，后来这词是指例如海洛因一类的毒物。——译者】从各个战时的实验室中制作出来。当了十一年纽约市长的非奥雷洛·拉瓜迪亚也下台了。在《时报》广场上，人们已经熟悉了的号召购买战时“公债”的牌子也拆了下来。无人驾驶的V－2型飞弹出现了。美国人还来不及详细了解，便听到纳粹集中营中有六百万犹太人遭到杀害；日本“神风”飞行员在军用飞机上装满弹药，对着美国军舰俯冲等等消息。最后还有两个日本城市完全被摧毁，而这竟是出自美国之手。这两个城市，一个和丹佛市一样大，一个则比之纽瓦克市还要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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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在欧洲结束，使东太平洋战区的人有了盼头，但还不是兴高采烈。欧洲战场是别人在那里打。对在这些岛上作战的人们说，欧洲胜利日的意义，是希望早日从欧洲得到增援。太平洋战区的老兵们都念着一些拙劣的诗句：什么“45年活着回家，”“46年重返乡下，”“47年回到天堂，”“48年抵达旧金山。”除非他们幸运地这样受伤，（就是严重到不能再参加战斗，但干其他什么事都还可以）这些和日本作战的士兵，知道45年、46年，甚至47年回家都还不是现实的。他们接受这个严酷的事实，其中大多数人认为能在48年回家，就已经满足了。随着一个战斗接着一个战斗，重伤而牺牲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同意这种看法。攻克方圆不足八平方英里的、堆积着火山灰烬的硫黄岛，就已经付出二万五千八百四十九名海军陆战队官兵的生命，占登陆部队的三分之一。占领冲绳岛的代价是四万九千一百五十一人。在冲绳岛外，神风机俯冲美国军舰，炸沉了三十四艘军舰，还重创三百六十八艘舰艇。如果说日本人在他们防御圈的外围诸岛上，就已经使那么多人伤亡，那么，在日本本土的五个岛的一十四万二千零七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他们会是多么可怕的敌人呢？在本土，他们将和塞班岛那样，每个拿得了手榴弹的老百姓，都会和军队一起作战。【日本由九州、本州、四国和北海道四个主要岛屿组成。东京在本州的东南部。1945年，这四个岛屿的人口共有七千二百五十九万八千零七十七人。东京电台提到一亿日本人时，他们把移住在殖民地的人也计算在内，例如根据凡尔赛条约委托日本天皇代管的塞班岛，便是这样的殖民地。】
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在雅尔塔会议所作的红军将全力支援英美部队的保证，作出一个有根据的估计。如果11月1日在九州登陆，在仲冬进攻本州，估计阵亡人数将超过欧洲战场和太平详战场所有战役中的阵亡人数总和。史汀生在1947年2月号的《哈泼斯》杂志上写道，“我得到的汇报是，这样作战光是美国部队，伤亡就可能超过一百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在太平洋突破日本外围防御圈时伤亡总数是十一七万零五百九十六人）麦克阿瑟将军估计伤亡还更大。他说，迄今为止，和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官兵作战的是孤立无援的岛上驻军。至于为数达五、六百万的日本皇军在地洞里储备了成万吨的弹药，还没有打败过。这时他们正从中国调回来去保卫大日本的神圣领土，并掘壕固守。除非把日本诸岛全部封锁，让老百姓挨饿——当然这是最不人道的解决办法——否则，总得要对付这些部队，加以击溃。麦克阿瑟预言，这将是历史上流血最多的战斗。他预料光是在11月1日建立一个滩头阵地，就会伤亡五万人。在进攻本州之前，盟国海军还必须想出办法对付那五千三百五十架神风飞机。这些飞机正藏在地下飞机库，准备与许多舰艇同归于尽。最后，麦克阿瑟警告华盛顿说，还有可能找不到有组织的敌军作战，因为日本鬼子可能躲到山里打游击。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估计要打十年，而盟军的伤亡将无法预料。
杜鲁门总统在准备参加即将在柏林西南十七英里波茨坦的勃兰登城堡举行的会议时，对事态发展的前景就是这样估计的。他必须争取红军参战。佩顿曾对英国听众讲话说，联合王国和美国战后必须紧密团结起来，“因为毫无疑问，统治世界乃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史汀生知道后赶忙对报界说，那位将军说的只是代表他个人的看法。美国报纸的社论劝佩顿将军发言应只限于“开步走”，“刺刀”和“射击”这类口令。马歇尔将军对报界说，假如俄国不是美国的盟国，在欧洲战场的美国军队，就得要增加一倍。艾森豪威尔将军飞到克里姆林宫，进一步加强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友谊。红军元帅们佩服他，政治委员们喜欢他，约瑟夫·斯大林也对这位贵宾赏以微笑。苏维埃独裁者把自己一张照片送给艾克，并促使授与这位美国将军苏沃洛夫勋章和胜利勋章。后者是华丽的勋章，在艾森豪威尔所获得的奖品中，可能除了荷兰女皇威廉明娜授予的镶有珍珠的金剑之外，这就是最贵重的勋章。这个星形的白金勋章，直径三英寸，镶了九十一颗大小相同重达十六克拉的钻石。历史的讽刺是：受到这个勋章的人后来当了美国总统，在他统治下的美国，一切受过苏联奖章的人，竟都因此失业，遭到国会各种委员会的威吓，乃至受到邻居的跟踪。但是，在1945年这一切还没有发生。这两个国家刚刚成为世界上新的超级大国，还在握手言欢。艾森豪威尔博得了斯大林的欢心，大为有利于他的祖国。假如那年夏季没有那两个磨菇云柱的干扰，他的这一功绩也许还会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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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那时是个忙人，他要在克里姆林官接待盟国最高统帅，要在波茨坦对美国新总统作出估量，还要研究美国那时还没有进行试验的超级武器的有关情报。这种武器英国人当时叫作“管道合金”，史汀生叫它“X”，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叫它S－1，橡树岭市那少数受命参加这计划的人叫它S－Y，而在存放这件东西的洛斯阿拉莫斯技术区那为数更少的科学家却叫它“新玩意儿”。
这个科学智慧的最高成就，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昂贵的金属制品，原来设计就是要成为最有效的大规模屠杀的工具——如果能制造成功的话。但是，事前谁都没有把握。那时军事保卫部门，还不知道富克斯——戈尔德——罗森堡——格林格拉斯的泄密事件，所以不但对具体细节严格保密，连存在有这个“玩意儿”，也绝不透露消息。那年春天早些时候，七十五名飞行员被选拔派到犹他州的温多弗机场集中，组成第二十航空队第二十一轰炸指挥部第三一三飞行大队的第五零九混合大队。他们谁也不知道五零九混合大队的任务是什么。他们都是志愿人员。当他们问到他们志愿搞的是什么的时候，回答是这个队伍“将担负某种特殊任务”。
特殊任务，这点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的飞行训练很独特。一架B－29机佯作高空袭击，另外两架则负责监测可能出现的异常的天气，特别是闪电风暴。那架负责袭击的单机并不携带巨型炸弹，即不携带B－29通常投掷的巨型的爆炸性能很高的爆破弹。它装载一个大的形状怪异的配有普通炸药的投射器。事实上，这个投射器是接照在洛斯阿拉莫斯制造的那个装置的外壳进行精确复制的。它是按照那个装置的蓝图制造的。与此同时，原子弹正在最后完成阶段。第五○九混合大队摸不出这是什么名堂。即使派到了提尼安岛，距离日本的轰炸里程已经很近的时候，还是一无所知。在这岛上他们继续进行飞行练习。同时一个年轻的原子物理学家菲利普·莫里森博士负责在这个岛上监建一个前线实验室。没有人向飞行员介绍这个莫里森是谁。对他们说来，这个人说不定只是在这里成立一个随军小商店。还有一点使他们更加如坠五里雾中。上级髻告他们要预防一些危险，而就他们所知，这些危险并不存在。看来华盛顿有些人认为他们都有丧失视力的危险。他们接到训令，飞行时候要戴上电焊工用的护目镜，而当投弹手打开弹仓之后，绝对不要朝轰炸目标那个方向看望。
每天黄昏，其他B－29机都飞去日本执行任务。后来莫里森博士对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作证说，“我们常常跑到珊瑚礁那里，坐在最高处，怀着钦佩的心情，观看着第三一三飞行大队的出击。第二天早上，大多数出击的飞机都飞回来，长长的单行队形，好象项链上一颗颗珍珠，从头顶一直排列到远空。你一眼看去，可以看到十架或十二架飞机，每架相隔约二英里。一架飞机着陆，另一架又马上出现天边。你一眼看去总是看到不多不少的飞机。这个原来空荡荡的机场又会停满飞机，因为在一两个小时内，所有飞机就都飞回来了。”
对莫理森来说，这景象非常壮观。但是对第五○九混合大队来说，这简直是天天使他们难堪。他们原来都是十分出色的飞行员，而现在差事太闲，反而士气低落。他们飞来提尼安岛时，“东京玫瑰”在广播中点了这个大队的番号，说不定她是了解情况的。但最难堪的还是第三一三飞行大队其他飞行员们的奚落。他们每晚都要在“帝国”（B－29的飞行员们都把日本叫作“帝国”）上空闪避高射炮火。有些一去不返，有些回来时挂了花。但是，这个五零九混合大队的任务，只不过是在这个“帝国”的荒芜地带和战略上毫无用处的地区巡航，因此，从没有受到高射炮的射击。偶然他们也接到命令投个炸弹——但只是孤零零一颗小炸弹。真是有辱他们的身份，使人迷惑不解。更使他们感到羞辱的，则是另一个混合大队中一个投弹手写了一首咖弄他们的诗：
『秘字大队飞上天空，
没人知道他们行踪。
明天他们安全返航，
谁也不知到过何方？
请勿打听我们战绩，
除非你想挨顿训斥；
知情人士却会指出；
五零九在决定胜负。』
“东京玫瑰”似乎什么消息都能打听到，现在她也拣起这首讽刺诗。她讥笑地说，“知情人士却会指出，五零九在决定胜负。”
5月下旬提尼安岛上这些被遗忘的人，见到新来的高个子路易斯·阿尔瓦雷斯。他们不知道，这个阿尔瓦雷斯所冒的生命危险，比他们任何人都要大；即使知道，也是不会相信的。他在荒僻的峡谷里，完成了原子弹的复杂的冲放装置。这些峡谷都距离住宅区和洛斯阿拉莫斯的技术区所在的台地很远。他把这个冲放装置称为“枪式”装置——就是说，这个炸弹内有两个半边：一个半边的铀－235，充当子弹去撞击另一半边的铀－235。这个阿尔瓦雷斯装置，精确度已达到百万分之一秒。一年半以前在芝加哥的阿隆索·斯台格运动场空旷的看台下面所提出来而得不到解决的问题，现在已有了完满的技术上的答案。
在1945年春天，那个炸弹的样子和它的秘密，是这样的：
它是黑色的，状如鲸鱼，制作异常精巧，直径二十八英寸，长十英尺。全部组装后重九千磅；但其中大部分是镇重填料，其铀芯重不过二十二磅。（如果能够达到设计的百分之百的效率，仅需二点二磅的铀就已足够。但当时还在原始阶段，能够获得百分之十的成效就已经是很可观了。）这二十二磅或者说十公斤的铀芯，不但要隔成两边，使铀无法在预定时间之前过早地结集成为“临界质量”，而且两边的铀的重量不能相等，这点也是重要的：“子弹”部分重量大概是五磅，“靶子”部分大约是十七磅。很明显，把这两半边分隔开来的隔屏是极其重要的。这个隔屏（或者叫封套）的基本要求，就是使分裂铀－235原子的快中子不能直接冲击。如果隔屏起不到这个作用，五零九混合大队就什么也做不成，因为它将被炸为乌有，连同挖苦它的人和整个提尼安岛都将荡然无存。在芝加哥的反应堆里，是使用提纯的石墨来起到防止中子冲击的作用的。但是，制造炸弹比之建立反应堆困难得多。古茨密特说，当德国核物理学家们听说美国爆炸一个核武器时，他们“认为我们投在广岛的是个完整的铀反应堆。”在可以运送的炸弹里，使用石墨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新墨西哥州的盟国科学家们花了多少个月的时间去研究其他防止中子冲击的物质。这种物质，用洛斯阿拉莫斯的技术区的说法，要起到“中子反射器”的作用。这种中子反射器必须是一种密度大的金属。黄金是一种可能，奥本海默就曾一度认真考虑要申请一些黄金。但后来有一种合金证明同样可用。于是，就用这种合金把两半边的铀一235包起来，就象一个双胞胎把两个卵子包起来一样。外面则是一层又一层的弹片，使得整个装置适合B－29机弹舱的大小。这个炸弹和人们后来的普遍想法相反，并不是用降落伞投向目标的。B－29轰炸机飞得很高很快，驾驶员和机组人员来得及躲避，所以，就象一般炸弹那样自由降落下去，但又并不要它着地。为了取得最好效果，阿尔瓦雷斯装置使炸弹在目标区上空就触发爆炸。用洛斯阿拉莫斯的行话来说，目标区叫做“零”。至于真正的引信，就是戴维·格林格拉斯给哈里·戈尔德草绘的那种透镜，这张草图现在莫斯科手里。在那神奇短暂的一瞬间，通过遥控触发，使得中子迅速聚结，在千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内，就发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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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格罗夫斯将军本人顾虑如何，他还是不得不假定，装置不会走火。他是个军人，又承担着这一重任。这项计划已花了二十亿元，而这笔钱又是分散在无数的拨款项目中，瞒着国会弄来的。现在不管有什么理由，他也不打算将这项计划放弃。早在1944年12月30日，在巴斯托尼的居民还实行着定量减半的食物配给制；太阳旗还在硫黄岛和冲绳上空飘扬的时候，格罗夫斯就已给马歇尔将军打报告说，他“有理由可以肯定”，在来年某日，这个枪式炸弹就可以用于实战。当时，格罗夫斯认为没有必要预先进行试验。他估计第一颗炸弹大约在1945年8月1日可以准备就绪，第二颗则要在1946年1月1日，第三颗还要迟一些，时间难以确定。
4月24日，杜鲁门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第一次听取史汀生和格罗夫斯关于曼哈顿计划的全面介绍。总统站着听完以后，猛然坐下来。史汀生对他说，对原方案已作了一些变动。准备在7月中旬前后在靠近洛斯阿拉莫斯的无人居住的沙漠地带进行一次试验。史汀生说，要是成功的话，这个试验装置的当量是五百吨梯恩梯，而第一颗“实战”炸弹，威力将是这测试装置的二倍，当量一千吨梯恩梯。从他们提出的数字就足以说明，这些人对这个行将出世的怪物，了解得很少。因为，后来试验表明，蕴藏在第一个炸弹中的实际威力超过二万吨梯恩梯当量。尽管按当时的估计，杜鲁门还是持谨慎态度的。4月24日：听完汇报以后，杜鲁门当场对这颗炸弹作出第一项决定：要探素不使用原子弹还有无其他办法。决定交由两组人员研究，一个由军人和非军职人员联合组成的临时委员会，一个是科学家小组，5月31日和6月1日，两个组织碰头，发现他们虽然是分头研究，但得到了同样结论。
他们没有忽视道义影响问题。临时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史汀生、马歇尔将军、詹姆斯·贝尔纳斯、万尼瓦尔·布什、卡尔·康普顿和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赖恩特·康南特。他们知道，原子能“不能简单地作为军事武器加以考虑”，而必须同时作为人类“对天地万物的新关系来加以研究。”同时，这些负责调查的人也了解，所有工业化国家都有一批原子物理学家，不管美国作出什么决定，原子武器迟早要诞生的。除了把原子弹用于实战以外，临时委员会和科学家小组委员会（奥本海默、弗尔米、E.O.劳伦斯和阿瑟·康普顿）都研究过其他最可行的替代办法——或是预先就原子弹投掷的具体后果提出警告，或者在某一无人居住的地区进行爆炸来显示威力。这两个方案都被否定了，因为行不通。原子弹爆炸的性质如何，人们还不了解。即使将在洛斯阿拉莫斯进行的试验成功，也不能保证从B－29飞机投掷下来的炸弹会爆炸。沙漠上的试验是在静止状态下进行的。这个试验对于用一个复杂而又未经试验的装置在预定高度去引爆原子弹的问题，并不能给技术人员提供任何新的情况。实战中失灵是一个很现实的可能。如果美国人先对日本人发出警告，然后投下一枚哑弹，敌人士气就会顽强起来，更加负隅顽抗。还有一点，美国人没有多余的原子弹。除了要在沙漠爆炸的静态装置而外，就只有两颗，分别叫作“瘦子”和“胖子”。
因此，总统的顾问们在6月1日建议“尽快地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投向有双重意义的目标，即投向一个军事设施而其附近又有容易受到破坏的建筑物，并且“事前不提出警告”。四位科学家提出一项一致的意见：“我们不能保证仅用技术上显示威力的办法就可能结束战争；除直接用于军事外，看不到其他可行的办法。”史汀生接着在向杜鲁门提出的备忘录中提出：“实际进攻日本本土的作战一旦开始，”——如果杜鲁门否决使用原子弹，准备进攻就得马上着手进行——“我认为我们要进行的决战，比之在德国所进行的还要惨烈。我们的攻击，将促使日本种族团结，同仇敌忾，迥异于德国的情况。”一年以后，卡尔·康普顿在《大西洋》月刊上谈及原子弹时说，“我相信，如果有这炸弹而不用，事后就无法向自己国人交代。”康普顿对广岛死了八万人这个可怕事实并非视而不见。但他建议持批评意见的人，应该回忆一下轰炸德累斯顿市和汉堡市时所引起那场火暴，和B－29两次对东京空袭投掷的燃烧弹，其中一次杀死了十二万五干名日本人，另一次则近十万人。他意思是说，如果道义这个问题可用统计数字来衡量的话，那么，决定使用核武器对付日本的人，远远不是最大的战争罪犯。
7月13日星期五，正好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温泉逝世后三个月，那试验装置的两个半边铀－235，中子反射器和引爆用雷管，从技术区的“后门”，就是说，一条秘密通往S发射场的路，离开了洛斯阿拉莫斯。S发射场是离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五十英里的一片半沙漠地带。距离那里最近的村子叫奥布斯库罗，西班牙语是“黑暗”的意思。当地居民管发射场所在地区叫作霍尔纳达·德穆尔托，意即“死亡地带”。这种名字上的偶然巧合，对核物理学家们来说，并没引起可怕的感觉。他们知道他们正在向人类未知的领域迈进一大步。他们向第五0九混合大队提出要注意闪电，并不是出自臆想。这是整个方程式中的一个无法估量的未知数。一场暴雷雨中的一道闪电也会使他们全部化为乌有。而且由于链锁反应的范围究有多大还是未知的，整个地球也是有可能被摧毁的。科学家大多数认为不会这样，但谁都不能肯定。他们在黑暗中驶过奥布斯库罗，没有一个人多说话。
在霍尔纳达·德穆尔托的中间地段，靠着一间旧农舍的正面，搭起了一座一百英尺高的铁架。炸弹的核心部分将在农舍中组装，但是要等到最后一刻才进行。对闪电的顾虑这时更大了。在这块荒芜的土地上，7月份是雷暴雨很多的月份。几天以前，在这里曾用普通炸弹进行一次预演，刚把炸弹吊装上，来了一道叉状闪电，击中了它，把它炸掉了。这个铁架和农舍就是绝对的“零”区。洛斯阿拉莫斯中心的核弹物理小组的领导人罗伯特·贝彻博士，这天在这农舍里面安装那颗真的原子弹。到了大约黄昏时分，他感到很不顺手。本来每个部件都是车磨得精度极高，但竟有一件塞不进另一件里，他停了一下，又试一试，又停一下又再试一试，终于放进去了，部件全部啮合无缝。
奥本海默和科学家小组其他领导成员，个个手里拿着表，在西南十英里以外的一个掩体里等着。同时两架B－29机在上空巡逻，用无线电向地面报告天候。奥本海默的那个掩体S－10是控制中心，也是总指挥部。在离“零”区一万码的周围其他点上，还盖了三座钢筋水泥堡垒。原来的计划，是在早上4时爆炸。但是天气恶作剧，每次上空放晴时，B－29飞机又报告地平线上出现闪光。爆炸时刻延迟到早上5时30分。这次可以了，没有暴风雨迹象了。7月16日5时29分15秒——也就是进入原子时代前的45秒——一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物理学家拨动了主导传送器的开关，每个预先收集了的电子就在预定的极其准确的微秒时间内，进入指定位置，这样，第二、第三级的链式传动器就开动了。
5时29分50秒。
有人唤道：“还差十秒！”这是第一次报时，于是在这新颖的仪式中，人人无声地用嘴唇默示——5时29分51秒，5时29分52秒，5时29分53秒，5时29分54秒，5时29分55秒，5时29分56秒，5时29分57秒，5时29分58秒，5时29分59秒——
5时30分，一刹那间一切都同时发生。当然，人们对以几百万分之一秒来计算时间是无从辨别的，所以可以说没有人看到了原子弹的第一道闪光。但是他们的确看到了在遥远群山映出来的耀眼反光。他们全都多少吓了一跳——奥本梅默紧抱着掩体里的柱子——30秒钟后，一股飓风，还有震耳欲聋的吼声，在这个沙漠中横扫过来，又把他们震动了一下。与此同时，在“零”区上空愈升愈高的放射出来的物质更使这群发明家目瞪口呆。威廉·劳伦斯写道，它就象：
『人们前所未见的一次日出。一轮巨大的绿色超级太阳，在不到一秒钟里，就升到八千多英尺的高度，愈升愈高，直抵云层，光亮刺目，把大地与周围天空照得通明。一个直径大约一英里的巨大火球往上升去，颜色不断变化，从深紫色变成橙黄色，扩散了，变大了，愈往上冲扩散愈厉害，这是一种被禁锢了千万年的自热力从自身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在一眨眼之间那颜色绿得非常奇特，象人们只有在日全蚀时才看到的日冕一样。仿佛地球张了口，苍天裂开来。人们感到似乎亲眼得见开天辟地时上帝说：让世间有光罢。』
它不断往上升，这个巨大气柱的内压化为一个人世所无的蘑菇云，然后再向上冲，又再形成一个蘑菇云。最后在四万一千英尺的高空中，在比埃佛勒斯峰【即珠穆朗玛峰。——译者】还要高的夜空里消失了。奥本海默想起了《薄伽梵歌》【用梵文写的印度著名史诗《摩诃婆罗》（Mahabarata）中的哲学对话，原义为“世尊歌”。——译者】的两段话：“千日齐观，照耀中天；大我之光，辉煌若此。”“夺一切之死神乃我。”人们各有各的讲法。一个高级军官叫出来：“我的老天爷，那帮头发长长的家伙定是控制失灵了！”而一个兴高采烈的物理学家则叫道：“大阳也不能望其项背呢！”那倒是千真无确的。5时半的时候，在“零”区的温度，高达华氏一亿度，等于太阳内部温度的三倍，等于太阳表面温度的一万倍。在新墨西哥州和得克萨斯州西部正在睡梦中的美国人被那神奇的闪光惊醒，接着那阵暴风往他们的窗户狂吹时，他们更是为之胆寒。
在“零”区里，人们什么都看不见。弗尔米坐着内部镶了一层铅的谢尔曼坦克向“零”区开进，用一个机械抓铲采集泥土样本，以供实验室检验。但是要进行彻底研究，还得推延一些时候，因为辐射太强。当科举家们可以安全进入现场时，他们发现距“零”区一英里以内所有的生物，无论植物和动物，包括响尾蛇，仙人掌和沙漠荒草全都毁灭。B－29机群原来在离爆炸点若干英里外发现的一队羚羊，也己消失。在新墨西哥州其他地区的牛群，皮上出现了灰色斑点。离“零”区八百码的一座三十二吨重的钢塔变成一堆歪歪扭扭的废铁。“零”区周围沙漠，被冲压成一个白热的盘子，直径有八百码。沙也不再是沙。高热把它化成为一种翠玉般的物质，象是一种沉甸甸打不破的塑料，人们不知它究竟是何物。农舍和铁架也不知去向，干脆没了，原来已变成气体，随风飘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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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平静下来的是格罗夫斯将军。他对他的副手说：“战争结束了。有一两个这样的东西，日本就完蛋了。”站在他周围的科学家们没有说什么。其中一个把两指绕在一起【按习惯，这是希望幸运之意。——译者】，因为他们就只有“一两个”这样的东西。洛斯阿拉莫斯试验的代号是“三位一体”，指的是那三个现有的“玩意儿”。要是东京知道个中真相（日本天皇的一个军阀头目，后来就曾经怀疑过），美国的处境就很困难。要再搞一个炸弹，又要多花大半年时间。但是，现在来两次爆炸说不定就会带来和平。
下一步怎么办，只有一个人能作决定。当杜鲁门启航去波茨坦时，原子弹试验的准备工作，己迸入最后阶段。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的，他一直在“焦急地等待试验的消息”，因为“爆炸这个完整的原子弹结果会怎样，谁都没有把握。”7月16日晨，信使专机将两封以临时密码写成的信送到波茨坦。第一封是格罗夫斯将军向总统代表团报告的：“今早动了手术。诊断还未结束，但看来效果不错，已比原来估计更好。”第二封是陆军部长用个人专用信笺写给丘吉尔的。史汀生说：“婴儿已生下来，情况良好。”首相嘟喃道，“耶稣再降临了，人们将遭到天罚。”据杜鲁门回忆说，他曾对斯大林元帅“随便提到”，美国制成了“一种破坏力非常大的新式武器。”那个俄国人本来还可以把知道的一些细节向他补充一下的，但没有表露多大兴趣，只是回答说他听了很高兴，希望美国人会“好好地利用它来对付日本。”
杜鲁门曾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的办公桌上，有一句座右铭：“这里要负最后责任。”现在是要由他负责决定了；他不能将责任推卸给任何人。他那临时委员会的顾问们，把最后结论用电报向他汇报：“我们提不出仅用技术上显示威力的办法来结束战争。除直接用之于军事外，看不到其他可行的办法。”所以从杜鲁门看来，他别无其他选择。他的军事顾问们已经敦促他，让他们从速执行他所谓的“对日本本土诸岛进攻的现成计划。”
八天后，即7月24日，总统初步批准使用原子弹：“第二十航空队的第五○九混合大队约在1945年8月3日以后，一遇天气条件可以进行目测轰炸时，就应携带第一颗特别炸弹，轰炸下列目标中的一个：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这个命令白纸黑字，杜鲁门也觉不忍。史汀生也有这样感觉。早在6月19日，陆军部长就在日记写道：必须向东京发出一次“最后警告”。在总统的建议下、由杜鲁门本人、丘吉尔和蒋介石向日方广播了后来人们所称的波茨坦公告。其开头七点是详细保证给予人道待遇，不进行报复，允许日本建立“和平、安全和正义的新秩序”，给予言论、宗教和思想自由；允许日本建立新工业，“参加世界贸易”和对（日本）本土诸岛的战略要点进行有限度的占领——而且一旦局势稳定，占领就将迅速终止。第八条即最后一条号召东京宣布其全部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否则，就将遭到“迅速而彻底的毁灭。”
这个广播在东京引起各种各样的想法。有些人从公告中看出，日本人获准在美国军队撤退之后，自行决定本国政体。这是对的，那正是杜鲁门要对日本人说的。但是当时武士道影响太深。东乡外相主张待机决定，因为不予置理，总比内阁中的军人强行断然拒绝为好。但铃木首相（海军大将，男爵）犯了一大错误。他在7月2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波茨坦公告不过是老调新弹，日本人不屑理会。贝尔纳斯于是告诉记者们：这个答复是“使人失望的”。杜鲁门还希望敌人回心转意，所以直等到8月2日他回到美国军舰“奥古斯塔”号返航回国时，才对提尼安岛开放绿灯。于是，命令就译成了密码，通过无线电向远在地球对面那地方发了出去。这就再也无法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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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子”由三架超级空中堡垒分载空运到提尼安岛。到了8月5日星期日下午，它已经部分地组装起来，挂在B－29机“埃诺拉·盖伊”号的弹舱里。“埃诺位·盖伊”号是第五零九混合大队的长机，是大队长保罗·蒂贝茨的座机。他很久以前就以他母亲的名字命名座机。他接到通知，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他和他的座机就将名列史册。这时侯，他的部下也猜出来，他们闲得发闷的日子已告给束。载着高级军宫们的吉普车在岛上驶来驶去。格罗夫斯的副手法雷尔准将，从洛斯阿拉莫斯区到达，向明天乘着“埃诺位·盖伊”号飞往“帝国”的海军军械专家威廉·帕森斯上校讲解这个装置。帕森斯越听越皱眉头。自从他到这个岛以来，他已见过几架B－29机在起飞时撞毁。如果一架载着组装好了的这种炸弹的超级空中堡垒出事，那就会成为有史以来最惊人的事件。法雷尔说那就只能祈求上帝不要出事。但帕森斯坚持说：“如果等飞机飞离这个岛之后，再由我来负责完成组装这颗炸弹，就不会发生这样意外。”法雷尔问他，“你以前组装过这样的炸弹玛？”帕森斯说没干过，但他还有一天时间可以学习。这个决定意味着在“埃诺拉·盖伊”号上唯一一个全面了解这个秘密装置的就是他。假如命运不巧，他可能会落在敌人手中。为了保险起见，他先向一个年青的情报军官借了一枝手抢。
当晚，第五0九混合大队奉命在会议厅集中。在那里，蒂贝茨上校第一次对他们说明任务。“我们的任务，是要去把一个你们未见过也未听说过的炸弹扔下去。这颗炸弹的破坏力是二万吨梯恩梯。”
他停了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提问。没有。看来飞行员都吓呆了。
他于是继续讲下去，特殊的武器需要我们采用特殊的战术。他们过去的练习那么异乎寻常，就是这个道理。几小时之后，在凌晨1时45分，三架超级空中堡垒将飞去“帝国”。它们将负责报回目标地区和其他代替的目标地区的上空天气情况。2时45分，第二组三架B－29机起航。他本人将驾驶“埃诺拉·盖伊”号，负责投弹。两架僚机在天亮以后十五分钟飞抵硫黄岛上空同他会合，然后一起进入日本本土上空。当晚12时，又传达了最后的行动命令。谈了洛斯阿拉莫斯区的试验情况，并说明为什么有个海军军械上校在长机里。然后，这些飞行员躺下休息，但谁都睡不着。大多数人都怀疑帕森斯上校是否真能够在机上将炸弹组装好。而帕森斯本人，恐怕比谁都更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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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一切都顺利异常。他们避开小笠原群岛南面的大片云层，在闪烁着星光的天空里飞行到天亮，在硫黄岛上空约定位置上和僚机会合，然后向左转个大弯朝西北日本方向轰鸣而去。除了一簇高高的薄云之外，太空万里无云，蔚蓝一片，也没有发现敌机。飞行人员开始有点紧张，很少人说话，更没有人开玩笑。
他们的心情，在蒂贝茨的副机长罗伯特·刘易斯上尉在飞行途中所写的一封家信中可以看到一些。他在机中写道：“4时30分，我们朝东方看，月色已很朦胧。要是我们已经把炸弹扔给日本人，并在返航途中，我想大家就会感到轻松下来。当然能回到了家，那就更好。”早上5时，刚才破晓。大概一小时以后，刘易斯写道：“此刻是5时51分，看来我们将有一段较长的航程是晴朗无云的。汤姆·费雷比（投弹手）一直没有说话，我想他心里早已飞回美国中西部的老家去了。”一分钟之后，“现在是5时52分，我们离硫黄岛仅有几英里。我们开始飞上新的高度。我们将在这个高空飞行，直到距离“帝国”大概一个钟头航程的地方。”
在本州上空，帕森斯一言不发地着手安装那个装置。副机长刘易斯的字迹开始变得歪歪斜斜，难于辨认。“……帕森斯上校的组装工作已最后完成。现在我们机上已装有那个特种炸弹，时刻可以爆炸。知道它就在你背后，是很不自在的。但愿老走好运。”接着，“自动控制器己经开动。我们已到了指定的高度……亲人们，快了……”
他们在目标区的晴朗的上空顺利地作了四英里的飞行。费雷比的眼晴紧紧盯在瞄准镜的交义线上。9时15分他把拉杆压下，把那单颗炸弹放开。不到六十秒它就掉了下去——地面上各种时间，其中有些是后来在断肢上发现的手表，都证实了炸弹落下的时间——在下落中，它的精确调整的齿轮系统和机械装置，准确无误地向触发点移动。刘易斯上尉刚给他的双亲写完：“在轰炸目标的过程中，暂停一下”接着他胡乱草书：“我的天哪！”
他们透过电焊工式的护目镜首先看到的是紫红色的小火点，但还不到一毫秒的工夫，就扩大为半英里宽的紫色火球。整个沸腾翻滚着的红紫相间的大火团腾空而起，一圈一圈的灰色浓烟围着这支火柱。冲到一万英尺高空时，沸腾翻滚的火团往外卷去，形成了第一个蘑菇云。火柱的底部现在有三英里宽，它把目标“零区”周围剩下来的那部分市区全部吞没，全部可燃的物体都化为灰烬。在五万英尺高空，出现第二个蘑菇云。“埃诺拉·盖伊”号和两架僚机不断东躲西闪，快速拍了一些镜头，就飞逃而去。他们远离广岛二百七十英里时，还能够看到蘑菇云进入同温层，向着周围闪射着各色的辐射线。
9时20分蒂贝茨用无线电向提尼安岛报告：“任务胜利完成。”“胜利完成”这个词似乎不很恰当，但是确实无词可以形容的。突然间蒂贝茨意识到第五○九混合大队的飞行员们回到提尼安岛，将会象国王那样受到尊敬了。基地上再不会有谁敢于再取笑他们。而美国国内将有千千万万的人认为他们已经赢得了胜利，或者已经胜利在望。但是，也有所失。广岛早上9时14分还是生机勃勃拥有三十四万四千人口，到了9时16分就损失了六万零一百七十五人，死的死，失踪的失踪。四平方英里的城市文明，化为乌有。不久，杜鲁门总统在华盛顿宣布：“十六小时之前，一架美国飞机在广岛投掷了一颗炸弹。……说明我们已开始驾驭宁宙中的基本力量。这种力量——太阳也从它那里吸取力量——已被用来对付将战争带到远东的人。”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当他补记说美国“已经把二十亿美元押在历史上最大的科学赌注上，而且赢了”的时候，那就是错误的了。将这样的屠杀说成是赌博赌赢了，是很不得体的。在监押中的赫尔曼·戈林，用粗野的讽刺口吻谈论这件事，说得还更贴切些，他说：“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不愿和它发生任何联系。”
在进入原子时代的初期，有很多不得体乃至完全是粗俗的说法，可以归之于不理解。这个概念太大，人们马上掌握不了。根据爱因斯坦的公式，相当于一角镍币的十分之四的一克物质，能把一百万吨重的东西举到六英里高的山顶上，或者说，一口气就可提供充足的燃料，使威力强大的飞机日夜飞行一年。这样说说是一件事，但是要你接受已经出现的事实，那又是另外一回事。脱衣舞名舞星在广告里可以把自己标榜为“原子弹”。萨姆·戈尔德温【美国著名电影制片商。美语称戈尔德温主义，意即用词往往离奇古怪。——译者】不幸说过：“原子弹么，那是象炸药一触即发的。”但他们和阿肯色州新港市一个农场主一样，对核裂变一无所知。那个农场主以为橡树岭市真有一个“原子弹公司”，于是他写信给这个并不存在的公司说，“我地里有些树桩，想把它炸掉。请问贵公司有无这样规格的原子弹？要是有的话，请函复我并把价格告诉我。我想用原子弹该比用炸药好些。”很多人嘲笑阿肯色那个乡巴佬，其实他们对链式反应的知识，也和他一样无知。更多的人根本就不能相信或者不肯相信链式反应。《纽约时报》的威廉·劳伦斯准备随同第二颗原子弹去长崎，他好奇地看着那个“胖子”。他想，这东西“造型真精美，任何雕刻家要是能够塑造这样的东西，都会引以为荣的。”尽管他曾参观过在阿拉莫戈多沙漠上的试验，他还是怀疑，“这个看上去好好的、设计又是那么精美、操纵又是那么安全的东西，难道会在不到转瞬的工夫就把整个城市和它的人口全部消灭么？”其实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干过一回了。8月9日又再干一次，又毁灭了第二个目标城市的三万五千人。甚至就在这时，还是有人怀疑。在提尼安岛上，太平洋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帕茨中将把从新墨西哥州运来准备飞往长崎的U－235那个箱子的尺寸观察了一会，就对康耐尔大学的查尔斯·贝克博士说：“当然啰，这里面装着的物质的原子，只是起着引爆作用，引起长崎上空的原子爆炸。”“不，将军！”多贝克说，“爆炸完全是从这箱子里的物质发出来的。”斯帕茨将军瞪着眼对他说：“年青人，你可能会相信，我可不相信呢！”
第二批投掷原子弹的轰炸机机组人员从长崎回来，就听说俄国进攻满洲，而B－29机正在日本本土上空各地，撒下数以百万计的传单：
『告日本人民书
美国请你们马上考虑这张传单所谈问题。我们现已拥有最大的摧毁力量，这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
传单警告说：“我们刚刚开始在你们本土上使用这种武器，”并劝告看到传单的人，停止抵抗否则将被全部消灭；还敦促他们“向天皇请愿，结束这场战争。”这些传单在西方人看来很合情理，但却使东方的日本人无所适从。裕仁是个神，不是政客。神是不理睬呼吁和民意向背的。而且，宣传这时也没有必要。全世界的大国都已对日宣战，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已到了失却理智的地步。各式各样的思想感情的浪潮，拉着它向不同的方向走。但斗争最剧烈的是在两种人之间：一些人想活下去，另一些人要以身殉国。后来过了很久，美国学者才知道，当时有人要求全民族殉难，险些儿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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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也和希特勒一样，在宫殿的底下有一个防空地堡。那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就是在这里，在情绪激昂和互相攻讦的气氛中，举行了许多最关紧要的会议。最初，政府对广岛已被彻底摧毁的情报知道很少。8月6日一整天，东京没办法和这个城市恢复正常联系，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一清早，陆军副参谋长河边中将接到一个报告，里面只有一句活，使他看后莫名其妙：“一个炸弹顷刻之间把整个广岛市摧毁了。”接着报来具体情况，他听起来有点象胡言乱语。原来广岛市并不是没有军事意义的，这和后来很多说法正好相反。日本陆军第二集团军原来驻扎在那里。8月6日早上，9时1刻整个部队在巨大的阅兵场上做体操。这时“瘦子”几乎就在头顶上爆炸，于是全军一扫而光。这就是河边中将收到的许多电报中的一份。情况突然，就有如五角大楼收到了报告，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练滚翻动作时，在不到一秒钟就全被消灭了一样。
日本人虽然自己制不出核武器，可是他们倒有一位享有国际声望的核物理学家仁科芳雄。那天早上，9时日本参谋本部把仁科芳雄召来，向他提供了有关广岛的情况概要。仁科芳雄虽然在珍珠港事件后和国外同行失去联系，但他一直担心制成核武器的可能性，甚至对这类武器的破坏力，作过粗略的估计。现在他所听到的一切和他原来的估计是一致的。当然，那些将军们从他的报告中，听不到什么安慰他们的话，于是就把他打发走了。后来，日本官方新闻社同盟社的记者跑到仁科芳雄的实验室采访。他说美国人正在传播消息，说他们有了原子弹。这不可能罢，可能么？科学家转过身去，没有回答。他这时几乎肯定是原子弹了。接着政府让他坐着飞机在那己成废墟的城市上空观察。后来美国军官向他提问，仁科芳雄说：“我从空中观察破坏情况，一眼就可以断定除了原子弹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破坏得那么厉害。”
8月9日星期四，天还未亮，斯大林对日宣战的消息就传到东京。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然而早晨11时零1分，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恶耗传到正在开会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第二颗原子弹刚在长崎上空爆炸。与会全体人员立即进入皇官，裕仁刚从这里向铃木首相发出密令，敦促他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天皇、首相和文职顾问看法是一致的。别的国家在这情况下，肯定就会立即实现投降。但在日本则并不如此。尽管这个国家已在火海中沦为废墟，但是按照日本人的习惯，还要十分注意保存面子，特别是裕仁的面子。当然，如果军方和全国一致行动，这也可以办到。天皇可以躲进皇宫深处，好象战争完全与他无关。
但有一个障碍。军队不跟着走。在宫中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笔直地握着镶着宝石的武士军刀，提出他们的条件。陆相阿南惟几大将，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大将，海军参谋长丰田副武大将，坚持要华盛顿接受三个条件：日军由日本军官自行解除武装，战争罪犯由日本法庭审判，敌军占领事前事项要加以限定。要是这场战争不那么野蛮残酷，这些条件或者可以接受。但是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残酷不留情的战争，美国人这时自然也无意讨价还价。东乡外相照直说了这一情况：日本已经战败，立即恢复和平是势在必行的。阿南，梅津和丰田脸色铁青，搂着胳臂不说话，于是会议陷入僵局。
接着，内阁会议吵吵闹闹进行了七个多小时，中间打断了几次，都是由于接到从广岛、长崎和满洲前线送来的令人震惊的消息。8月9日晚9时半，铃木和东乡觐见天皇，报告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内阁会议都争执不下，陷入僵局。他们建议让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防空地堡内作为御前会议召开，请天皇驾幸聆听。裕仁同意了。会议从11时30分开始。激烈争论持续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两个陆军大将和一名海军大将顶住文官不让。问他们有什么解决办法。他们的回答表明，麦克阿瑟是多么洞悉敌人的心理。他们顽固地坚持，战争迄今还不过是无关大局的小接触。这时候是日本的最好时机——把美国人“诱引”登陆，然后把他们“全歼”，就象1281年“神风”的始祖消灭忽必烈的军队一样。这番话很象罗斯福逝世时戈培尔给希特勒打气的话。有人要他们不要忘记，硫黄岛和冲绳岛的保卫战就是采用这种策略的；他们绷着脸说，不管情况如何，“民族的荣誉”要求“在日本本土进行一次决战”。铃木最后奏请天皇作出“圣断”。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按照传统，天子仅仅只要在场就够了。他亲临参加就已经为他们添福了。但不管怎样，这次裕仁却马上赐复。他站起来，说唯一可行的是立即结束战争，说完就离开会场。散会时，铃木宣布说“天皇陛下的决定也就是这次会议的决定。”
表面看来是军界失败。但谁也比不上军阀之顽固。从外表看，议定的细节都得到仔细遵循。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一结束，内阁就开会——那时已是8月10日星期五晨3时——一致通过在保留天皇统治地位的谅解下，接受杜鲁门的波茨坦公告，并批准向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和重庆发出的一式电文。电报上午7时发出。因为怕发生政变，这个重大消急没有让日本公众知道，而日本人还以为日本在打着胜仗。这样做是有理由的。那天早晨，全帝国级别最高的将领阿南大将，把在东京的中校以上的军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讲了事实情况。如果说，叛变的种子需要适当的土壤，这些人就是肥沃的土壤。很多种子真的生了根。到了晚上，就有报告说陆军部和舰队越来越不稳。阴谋进行叛乱的人所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华盛顿的美国人却无意中给了他们时间。杜鲁门、贝尔纳斯、史汀生、福雷斯特尔和李海还在考虑：美国人要是知道裕仁保留皇位，在政治上会有什么反响。这次，责任又一次落在杜鲁门身上，他决定让日本人保留天皇，并通过瑞士将决定告知铃木。那是8月11日星期六。但是，使人气急如焚的是，格仁似乎在拖。接着三天，东京电台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似是不祥之兆，于是总统考虑恢复大规模轰炸。有一次实际上有一千多架B－29型飞机已经腾空向帝国飞去，但他后来改变了主意，撤销了原来的命令。
就我们所能解释的来看，裕仁当时的想法是下决心要使好战的阿南、梅津和丰田就范。在皇宫的防空地堡里，双方进行了三天三夜的意志对杭的斗争。与会者中，至少阿南大将一人，知道首都某地的军官们正在策划夺取政权，虽然他还没有让他们利用他的名义起事。8月14日星期二午后不久——在华盛顿时间是8月13日——裕仁行使了天皇权力。他把对臣民的广播讲话录了音——而臣民过去从来是不准听到他的声音的，——要臣民向征服者俯首，并在讲话最后说：“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一俟美国同意投降的程序，这个录音就准备在第二天中午通过东京电台播出。
杜鲁门在星期二下午3时50分获悉日本已经停止抵抗。下午7时他向全国宣布了这消息，并宣告放假两天，以示欢庆。
可是，在东京还存在着叛变的危险。8月14日晚至15日晨——在天皇已作出决定，而老百姓还未知晓以前——叛乱的煽动者仍在策划推翻政府。他们找到裕仁近卫师的师长，要他下令给部下，拒不执行即将下达的投降命令。他拒绝了，他们就杀害了他。他有两个部下参与了叛乱，伪造了天皇圣旨，以便把天皇隔离起来，并扣发投降敕令的录音。上午8时，假圣旨已准备好，并盖上了巧妙仿造的裕仁御玺。就在那时，另一个近卫师的将军赶到，把他们逮捕。
星期三整个上午，东京电台一再通知全国注意，中午有“极重要广播”。这几个小时首都动荡很激烈。头脑发热的人企图谋杀铃木和他的两个阁员。阿南大将因为丧失民族尊严，在绝望之下，剖腹自杀。有四个叛乱头子也步他后尘。那位当天早上8点钟刚平息了叛乱的将军竟也跪在地上，把剖腹刀插进自己的腹部，这是西方人很难理解的。海军中将大西淹治郎，这个神风特攻队之父，也跟着自杀了，他倒是罪有应得的。
英国人对日本人这样驯服地认输感到奇怪。其实当时千钧一发，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日本的将军们愿意堂皇自杀，但在少壮派军官中，这样那样的策划和反策划一直进行到8月28日。那天，美国军舰“密苏里”号驶进东京湾接受日本投降。武装的海军官兵和第四海军陆战队师同一天也在横须贺登陆。准备顽抗到底的叛乱者已经发誓要将登陆的部队杀尽，神风轰炸机群则已驶进厚木机场的跑道待命。座仓中的飞行员也以祖先的荣誉发誓，要俯冲炸沉“密苏里”号。当舰只下沉时，已准备好的战斗机飞行员就扫射东京湾，直到“密苏里”号上的全部人员包括海军上将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将军全部死掉为止。这个计划要是成功，美国人必然认为这是日本人最恶毒的阴谋诡计，对他们会怎样报复，想象起来也很可怕。但是，这样的事竟然几乎当真发生。在投降前最后的狂乱时刻里，裕仁把他的皇族成员派到各个要塞据点，要求保证执行天皇的诺言。他的弟弟高松亲王，及时赶到厚木机场，劝阻那些杀气腾腾的人，要他们不要起飞。整个局面一触即发。后来有人问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轰炸广岛、长崎是否必要，他说：从所有情况来看，“胜利有如摇摇欲坠的一座拱门，而原子弹则是拱门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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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在“密苏里”号举行的投降仪式，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纽约时报》说，自从1939年，9月1日以来，世界各地都没有发表战报，这还是第一次。伦敦报纸的标题中有这样一条，“这是六年来第一次未经审查的《每日快报》。”政府觉得和平来临，但人民并没有感到和平。对非职业军人说来，只有在他们真正踏上归途，战争才算结束。1944年陆军部就制定了一个合理的复员计划。欧洲胜利日前十天，陆军部己开始把那些最勇敢、最劳累的美国大兵遣送回国。
这个计划就是有名的“服役分制”。在陆军中服役一个月就记一分，在海外服役一个月加记一分。参加一次战斗记五分，战斗负伤或立功得奖的也各记五分。这样，四十个月前应征入伍的一个士兵，在海外呆了三十二个月，参加了六次不同的战斗，负过两次伤，回国时他就有一百一十二分。其他半数的美国大兵，只要达到八十五分，全体陆军妇女服务队员，只要达到四十四分，也可回国。对当了父亲的士兵，对嫁给即将复员战士的陆军妇女服务队员，以及未经合法结婚而怀了孕的陆军妇女服务队员还有特殊的规定。
这个制度是再公平不过了，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却气坏了，因为他们的军种没有安排。到了夏天，海军部才宣布计算服役分的方法。可是底线太高，够格的人寥寥无几。六个给国会议员写信抗议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还被关了禁闭。与此同时，史汀生又把陆军服役分制底线放低，从而更得人心。到了1945年7月，经过多少文牍手续以后，大规模横渡大西徉的客运终于开始。有一天，七艘停靠纽约码头的运输船载回来三万一千四百四十五个美国大兵。“伊丽莎白皇后”号载回来一个师。“玛丽皇后”号也载回来一个师。有一次，在七十二小时之内，陆军航空兵运输总队从欧洲和地中海战区空运回来十二万五千三百七十名战士。到了复天，尽管联邦政府的预算还准备对日本长期作战，但已有五十多万人回到家里。
原子弹把形势改变了。在投掷原子弹之前，整师的增援部队还在由进攻型运输舰运往太平洋，而服役分较高的大兵则在布雷斯特和勒阿弗尔市等候什么“皇后”号或空返的C－54运输机把他们运走。现在驶向国际日界线的轮船奉命改变航线了。其中一艘是伦纳德·佐旦船长指挥的“亨利·泰勒将军”号。在庆祝对日作战胜利日后几天，这条船通过巴拿马运河，由东往西驶向夏威夷群岛。突然，前甲板的扩音器响了——“大家听着！我是船长。看看这艘船的役影罢，……”他停了一会说：“本轮现在转驶纽约。”这时从欧洲战场调往亚洲的三千人欢呼起来。现在他们相信战争真正结束了。他们在归家途中。家！虽然1945年的家和他们记忆中的家是很不同的。世界变了，美国变了，“亨利·泰勒将军”号上的人们也变了，虽然他们还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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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物画像：红发佬」
事有凑巧，沃尔特·鲁瑟恰好是在1907年劳动节前夕诞生的。沃尔特的祖父雅各布是个社会民主党人，1892年逃避普鲁士军国主义，从一个德国农场移居美国。雅各布的儿子瓦伦丁，后来成了美国社会党员和酿酒工会的激进领导人。瓦伦丁又把他的儿子培养成为尤金·德布斯、大比尔·海伍德【尤金·德布斯（1855－1926年）和大比尔（威廉）·海伍德（1869－1928）均为美国社会党领导人。——译者】的信徒，崇信社会正义。当红头发的沃尔特和兄弟维克托从弗吉尼亚州西部惠灵市来到底特律市时，就已经走上了要与汽车制造工业巨头们互相对立的道路了。
他们白天在工厂工作，晚上在中学读书，毕业后考进韦恩大学。在大学里领导过一次学生运动，抗议后备军官训练队问题，获得成功。1932年诺曼·托马斯参加总统竞选，沃尔特为他演说，被福特解雇。于是，兄弟俩便拿出全部积蓄，买了统舱票去欧洲。他们在德国反抗纳粹，又在俄国一家工厂工作了两年，然后坐西伯利亚铁路来到亚洲，在“胡佛总统”号轮中当船员，横渡太平洋，回到底特律。正好赶上那里的静坐罢工。
在头一批的静坐罢工中，沃尔特就担任了领导。他当时已是产联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第一七四地方分会的主席。他借了三百美元，雇了一辆宣传车，租了一间办公室，坐在电话机旁指导工作。维克托则在凯尔西－海斯工厂开冲床，每小时挣三角六分半。在维克托的煽动下，制动器装配线的工人静坐罢工。一个人事处职员惊惶失措，哀求维克托把工人叫来开工。维克托说：“那只有求沃尔特·鲁瑟才行。”这个职员没考虑可能产生什么后果还问他：“谁是沃尔特·鲁瑟？”沃尔特接电话后来到，站在一个包装箱上，号召工人们参加第一七四分会。那个焦急不安的人事处职员说：“请你来是要叫他们复工，不是把他们组织起来。”沃尔特双眼闪闪有光说：“如果不把他们组织起来，又怎能叫他们复工呢？”
最后签订了一个协议，规定最低工资为七角五分。于是六个月内，这个分会的会员一下子从七十八人激增到二千四百人。霎时到处可见这个红发佬活动，满城吸收汽车工人入会，为罢工出谋献策。这样他就成了受人注意的人。1947年5月26日他站在迪尔本市福特的红漆厂外的跨桥上散发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传单。汽车公司雇用的暴徒用橡皮管和皮包的铝棍向他袭击，把他和另一个工会领导人打瘫在地。一年之后，福特雇用的持枪歹徒又闯进鲁瑟在拉萨尔大街的公寓，威胁要他的命。
这样做唯一的结果是：红发佬在底特律工人中声望更高了。1939年他成为联合汽车工人工会通用汽车公司总部的主任，1946年他当上了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两年以后，在4月的一个清爽夜晚，沃尔特在厨房和他的妻子梅伊谈话，一个受雇的凶手，站在离他几尺远的地方，拿着装有“○○”铅弹的10号双筒散弹枪向他射击。沃尔特倒在地板上，他的右臂几乎断掉，伤势十分严重。在他住院期间，一个凶手又把维克托的右眼射瞎。还有人携炸药企图把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总部炸掉。
凶手始终没有抓到，但是他们未必就是资方雇用的。沃尔特还树了不少其他敌人。他把共产党人赶出工会，把股票掮客赶出车间。在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社交场合里，他又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也得罪了顽固派。他的名字惹人攻击，有如富兰克林的避雷针引摄雷电一样。吉米·霍法说他是一个扒手；约翰·刘易斯说他是个“笨蛋，假知识分子”，亨利·华莱士说他是进步党的“最大的绊脚石”。另一方面，他在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世界联邦推进者联合会都担任领导工作，使他赢得很多自由派的爱戴。1952年他成为产联的主席，英国工党的知识界人士认为他是美国最能鼓动人的人。在鲁瑟的崇拜者中，有切斯特·鲍尔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埃莉诺·罗斯福。埃莉诺认为鲁瑟当总统也够条件。
工会领袖很容易生活腐化，但沃尔特却被公认是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对寻欢作乐不沾边，有时连正常的宴乐也不参加，而且从来不好出风头。在几次几乎丧命之后，他承认该有保镖。可是工会要帕卡德汽车厂给他制造一部价值一万二千元的漂亮防弹车，供他外出时用，他却反对说“我不能让人家看见我坐小轿车。”这点他真的做到了。他到市中心去看电影，总是不顾最起码的安全警戒措施，坚持在偏街小巷下车，使保卫他的人很伤脑筋。后来他的车子在加拿大发生故障，把别人的车撞坏，他从车里跳出来，不由分辩地说：“行了，我无论如何再不乘它了。”他改坐公共汽车来完成了这次旅程，以后，再也没有坐那辆小轿车。
工会为鲁瑟一家提供安全的住宅，倒是做到了。在郊外找到一所单间的避暑用家屋，和别的房子不挨着，容易保卫。沃尔特既然是沃尔特，他马上就考虑加以改进。他的医生告诉他，要避免受伤的手成为爪形手，就有必要经常使它运动。于是他花了四年功夫，把那家屋搞得适宜居住。他首先添盖了几间：这边加个厨房，那边加间卧室和书房，又加盖一层二楼，把走廊围上纱窗。他甚至自己做家具，还自制了精致的高传真度收音机。最后，他的手全好了，他的家也应有尽有了。除了起坐间那几根用手工劈出来的横梁和屋内的水落管还可以看出是原来的房子的以外，其余都是新的。
他的精力旺盛，尽人皆知。他也以思想新颖而闻名。别人从密友，烈酒和烟中得到欢乐，他对这些却一无所好，而总是从思维活动中取得乐趣。他对任何题目都可以谈起来没完。默里·肯普顿说他认识的人中，沃尔特是唯一对未来了如指掌的人。《圣路易邮讯》的斯潘塞·麦卡洛克说：“你要是问沃尔特几点钟，他就会告诉你怎么制造钟表。”有时他谈得兴起，会突然冒出一些完全乱扯在一起的隐喻。有一次，沃尔特指责霍法、戴夫·贝克和约·麦卡锡是“睡在一张床上，互相勾结”。又一次他把一个公司谈判代表说成为“他的心脏就象个计算机，喷出来的都是冰水。”
那个谈判代表自然不觉得好笑。因为在谈判桌上，红发佬喋喋不休的发言就是他的有力武器。他那工会在市内不同的地点，同时和福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特公司进行谈判。这又是沃尔特的“个别对付”的策略的运用。他这个策略的根据，是三大公司之间的竞争比他们与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对立不信任还要强烈。把三大公司中一家分化出来就好对付，没有哪一家愿意冒罢工的危险而让其他两家夺去它的市场的。这个策略果然奏效。当沃尔特把公文包和牙刷收起放在一张桌子下面时，就说明谈判对他有利，猎物己经到手了。他那滔滔不绝的口才，是使他致胜的一个因素。他鼓起下巴上强有力的肌肉，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说着，提出这个建议，那个建议，时而详细论述，时而愤然驳斥，时而后悔表示歉意，接着又转而谴责对方，用干巴巴的单音调告戒别人。总之，搞到对方无言以对为止。
有时，他们给他气得说不出话。工会里霍法和贝克的信徒们认为工会的任务是为工人多争点钱，至于是由股东还是由公众来付，应由资方决定。沃尔特不同意。他争辩说，如果公司提高汽车价格，刺激通货膨胀，提高生活费用，那么，就算在工资袋里增加五分钱，对工人是没有好处的。他要求三大公司在不提高产品价格的情况下增加工资。对于公司的董事会说来，这简直就是要夺老板的传统特权。而更坏的是他还要求查公司的帐簙，说这样就可以证明他的论点是对的。（用鲁瑟低音悦耳的声调说，这叫“经济领域的民主”）他没有达到目的，可是他还是把劳资关系这个概念改变了。
这是因为：尽管其他工会领袖嘲讽他是个“书呆子”，寻求“天上掉馅饼”，尽管资方的代言人嘲笑他说的尽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东西，这个来自惠灵市的红发佬却成功地指出了一个问题，工会工作决不仅仅是底特律工人所说的要卡迪亚克的钱而已。沃尔特·鲁瑟在劳资协议中取得年薪的底限，工资按生活费用升降的伸缩条款以后——在蓝领无产者已上升到中层阶级以后，他就发动他那个“团结大厦”里的工会工作人员，为意义广泛得多的问题去斗争——例如消除贫民窟，让老年人有文娱活动的权利，在广播中有定期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广播时间，工会出版报纸，组织不分种族界线的滚木球球队等等。工人们也真地跟着他这个领导人走。他们往往感到莫名其妙，有时甚至是不满，可是他们还是朝着沃尔特父亲所说的“人皆兄弟”的方向前进。
1970年5月9日沃尔特和梅伊乘坐一架包机，在密执安州佩尔逊市附近失事身死。沃尔特的灵柩上覆盖着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会旗——蓝底和一个白色齿轮。马丁·路德·金夫人致悼词。丧礼结束时，送葬人都唱起那首最扣人心弦的工会歌曲：
『在每个矿山和工厂，
从缅因到圣地亚哥，
哪里劳动人民保卫自己的权利，
哪里就会找到乔·希尔。
也会找到一个红发佬。』
第十三章 开始凋敝的胜利旗帜
1945年的晚秋季节。
哈里·杜鲁门每天在天还未亮以前总要打开特别放在他白宫总统卧室附近的装满食物的冰箱光顾一番，因此他在六点不到就起床，洗淋浴，刮胡子，穿上白衬衣，打上蝴蝶领结，着上一套双排扣的衣服，干净利落，不离服饰商人的本色。按惯例，总统可以有个贴身男仆照顾穿着，但他不屑这样做，还是自己照顾自己。接着他身子挺得笔直，一本正经，摆出他在小学里学写字时就养成的那种架势，坐在办公桌前，一边翻阅当天早报，一边匆匆给工作人员写几道指示。7时正，他走出白宫，在人行道上作早餐前的保健散步。陪同他的有几个特工处的保镖，几个上气不接下气的记者，而他则以每分钟一百二十步的速度，精神抖擞地穿过拉斐特广场，沿康涅狄格大道向北至K街，向东转到第十五号街，又往南到纽约大道，然后走过财政部大楼，走过约翰·斯奈德未来的办公室。前财政部长弗雷德·文森提升到最高法院以后，杜鲁门就想让斯奈德继任。他的顾问们认为斯奈德太保守，一再说他不适宜参加民主党政府的内阁。杜鲁门不以为然，说斯奈德和他的军事武官哈里·沃恩将军一样，都是老朋友。这位新总统是主张依靠老朋友，信赖老朋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