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
作者：威廉·曼彻斯特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威廉·曼彻斯特（1922年生），是美国记者兼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服役，负重伤，获紫心勋章。战后先后在《俄克拉何马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等兼任采访记者。1959－1968年间任康涅狄格州韦斯莱扬大竿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员。1967年获哈马舍尔德研究所文学奖金。他既写历史、传记，也写小说。主要著作有：《愤怒的城市》（1953年）、《季风的阴影》（1956年）、《洛克菲勒家史》（1959年）、《肯尼迪总统画像》（1962年）、《肯尼迪总统之死》（1967年）、《克虏伯的军火，1587－1968》（1968年）等。《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一书是作者的最新著作，初版发行于1973年，很快就再版，畅销一时。
本书从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前后一直写到1972年的水门事件，勾画了整整四十年间的美国历史，内容十分丰富。举凡这一时期美国改洽、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历届政府中统治集团的内讧和两党的勾心斗角，经济危机引起的严重社会动乱，以及工人、农场主、退伍军人和黑人的群众斗争，等等，都写得绘形绘色。对近四十年来美国人的精神风貌、社会时尚，各阶层的生活，一直到流行的衣饰发型、音乐电影，美语中的时髦词汇等，都有广泛的评述。书中还插入“美国人物画像”若干篇，是对当代美国某些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剪影。本书充分运用新闻报导的传写手法，根据大量的美国报刊资料和采访材料写成，对了解美国当代政洽、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内幕情况，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有参考价值。
全书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应运而起》，从1932年在经济大危机最严重的时刻罗斯福总统上台前后写起，包括整个“新政”时期，一直写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部：《牺牲与变化》，从1941年珍珠港事变一直写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这是美国登上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宝座的十年。第三部：《种下恶根》，从1951年到1960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结束的十年时间，这时美国处在新的繁荣之下。第四部：《必得恶果》，包括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总统的任期，这是越南战争和国内人民运动高涨和社会动乱激化的年代。第五部：《尼克松终于上台》，从1969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写到水门事件。作者是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来观察近四十年的美国历史的。这五部分的划分，可以看作是作者对近四十年美国历史的发展和变化的一个粗略的分期。这基本上反映了美帝国主义爬出三十年代初经济大危机的“沟底”以来，如何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登上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宝座，然后又经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变故而急剧衰落的历史过程。书中通过大量事实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经济、政冶、军事的矛盾和弱点及其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窘境，以及美国社会的离心离德、精神空虚和浮游无根的丑恶面貌。但作者不可能彻底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别是战后初期美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野心和反动政策，甚至公然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攻击成“亚洲的灾难”，为美帝发动侵朝战争辩护。对美国的经济危机，一再用所谓消费不足的资产阶级观点来进行解释。对美国垄断财团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是讲得含混不清，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最后，作者流露出对美帝国主义的盛世茉光的怀念和对梦想消失的无限感慨，并为看不到美国今后的出路何在面感到彷徨。在全书结尾处写道：“在干预了国外冲突三分之一世纪之后，美国人民再次转而内向，他们要在与世隔绝中寻求安慰，在孤立中寻求复兴。”这些话半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歌，半是开历史倒车的反动幻想。实际上今天仍然是苏美两霸在争夺世界霸权，美帝也极想重圆逝去的春梦。本书采用史话体裁，结构不谨严，不少地方有过于冗杂和过分渲染低级趣味之处，也都值得引起读者注意。
原书所附的材料出处、参考书目过于琐细，均删去。原文中个别黄色下流之处，也略有删节。书后索引也略删减一些，索引中的页码为原书贡码（印在本书切口一边）。
本书从《序幕》至第21章由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从第22章起至全书结束由本社翻译组翻译。
第一册
序幕 沟底
1932年那个山穷水尽的夏天，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880年，美国国会决定，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划出一块地区，作为首都所在地，称为哥伦比亚特区也即华盛顿市。以下一般简译作华盛顿市。——译者】活象一座深陷敌围的欧洲小国京城似的。自从五月以来，大约有二万五千名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携家带口，身无分文，纷纷在市内的公园，垃圾堆积处，没主的货栈，歇业的铺子，拣个地方住下。他们时而上军操，时而唱战歌，有一回还由一位获得荣誉勋章的老兵率领，扛着褪色的布缝的国旗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游行，十万市民默默在两旁看着。不过，他们大部分时间只是在等待，在发愁。经济萧条已经几乎整整三年了，这些退伍军人是来请求政府救济，具体地说，就是要求立即发给“退伍军人补偿金”。【补偿金是对军人在服役期间报酬太低的补偿。——译者】这笔钱是1924年的《重订补偿法》规定要发的，但是得到1945年才到期；假如现在发，他们每人就可以拿到大约五百元【本书所说多少“元”，都是美元。——译者】。这些人，报刊的编辑在标题中叫做“补偿金大军”、“补偿金游行队”，他们自称为“补偿金远征军”。【“补偿金远征军”是有意套用“美国远征军”一词的，表示是从全国各地来要补偿金的退伍军人。——译者】
“远征军”里边的人原是希望国会采取措施的，可是希望落空了。于是他们便向胡佛总统呼吁，恳求他接见由他们的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不料总统传下话来，说太忙了，不能见，接着便把自己跟市区隔绝。总统原定要去参议院的，现在改变了计划；白宫的周围加派了警察日夜巡逻；自从停战以来，总统府的大门头一回用铁链锁上了。《纽约每日新闻》报上有一条标题说：“胡佛深锁白宫中”。可是他还不止这样。街上设置了路障；总统府四周一条马路以外就封锁了交通。有一位独臂退伍军人，因为执行纠察任务，想穿过警戒线，结果被痛打一顿，捉将宫里去。
回想起来，当年政府这样如临大敌，似乎是由于心慌意乱，穷于应付，这才小题大做的。这些退伍军人手无寸铁，队伍里也不让过激分子参加；尽管明明在挨饿，也没有公开行乞。他们力量薄弱，似乎不能成为什么成胁。《巴尔的摩太阳报》有一位三十四岁的记者，名叫德鲁·皮尔逊，他描写那些退伍军人，说是“衣衫褴褛，筋疲力尽，神情木热，满脸愁容”。他们困守多日，越来越难以坚持了。卫生部门有一位检查员认为退伍军人住地的卫生情况“极端糟糕”。他们的临时食品供应大都靠捐助：得梅因市和新泽西州坎登市的支持者用卡车给他们运来了食物；一个同情他们的面包商每天用船运来一百个面包；另一个面包商送来了一千个馅饼；对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捐了五百元；他们自己在格里菲思体育场举行拳击比赛，又筹得二千五百元。所有这些来西都是很靠不住的。政府实际上一点忙也没帮过。（华盛顿警察局每天给这些不速之客送了些面包，咖啡、燉菜，一天收费六分，胡佛因之大发雷霆。）到了8月中句，酷暑气温达到了全年的顶点，水源日枯，苦况更甚。
那时，英国外交部是把华盛顿市划归“亚热带气候地区”的。各国使节因为华盛顿气温高，湿气重，都讨厌这地方。这里，除了闹市里有少数几家戏院在广告上说有“冷气”外，别的房子都没有空气调节设备。一到夏天，华盛顿到处是凉篷，遮阳走廊，卖冰的手推车，乘凉用的躺椅和地席，而且，用官方游览指南的话来说，这里还是“一个研究昆虫的绝妙处所呢”。“远征军”一无凉篷，二无帘幕，饱尝酷暑之苦。先前他们的先头部队进人市区时，正是鲜花盛开，春色满园时节，而今到了7月，木兰花和杜鹃花都早已凋谢，樱桃树也只剩下秃枝了，连大地似乎也变得冷酷无情。退伍军人们的样子，活象沙漠中的流浪者。闹市的店铺老板们抱怨说：“来了这么多穷小子，生意都受影响了。”说实在的，要说他们对国家有什么威胁，充其量不过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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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远征军”危险，这是无中生有；可是说华盛顿长期以来在国际上默默无闻，一味依赖欧洲，这倒是有根据的。当时在全世界六十五个独立国家中，只有一个是超级大国：英国。那米字旗昂昂然飘扬在地球四分之一的可耕地上——在欧洲、亚洲、非洲，在北美、中美、南美，在澳大利亚、大洋洲、西印度群岛。凡有日照之处，就有英国旗在，这话是不假的。大英帝国统治着四亿八千五百万臣民。人们谈到什么东西很稳固，就说“坚固如直布罗陀，”或者“牢靠如英格兰银行。”当时一英镑兑换美元四元八角六分，所以英格兰银行在金融界信用最高。那时只有少数几个不甚出名的飞行员和一个撤了职的名叫米切尔的美国将军才梦想要发挥空军的威力：至于一般人重视的还是海军，实际上也没有一条重要国际航道不在伦敦政府的控制之下。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亚丁湾、新加坡海峡和好望角，都直接由英国海军部控制。福克兰群岛的英国海军站掌握了麦哲伦海峡，甚至巴拿马运河也是在皇家加勒比海舰队的监视之下。结果是，美国就象英国的直辖殖民地一样，完全在皇家海军的保护之下。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表示，他们愿以500对1的赔偿率担保美国不受侵犯。《幸福》月刊向读者保证，“不管军舰开得有多快，飞机飞得有多快，大西洋和太平洋永远是可靠的屏障，过去如此，将来亦复如此。”该刊认为，自美国有史以来，英国海军一直称霸海上，将来还要称霸下去。
华盛顿政府的想法也是一样：美国没有大国的地位，大国的抱负，大国应有的庞大的机构。夏天，首都沉沉欲睡恰如村野；至于其他季节，更没有人记得它了。论城市的规模，华盛顿在全国居第十四位。纽约是金融中心，国内多数重大问题都得在那里作出决定。每当要求联邦政府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曼哈顿区那些大企业的律师如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亨利·L·史汀生、伊莱休·鲁特之流就都到京城来，给在他们卵翼之下的共和党出谋画策。柯立芝总统通常到吃午餐时就办完了一天的公事。胡佛是第一位在办公桌上安起电话机的总统，因而轰动一时。他还用了五个秘书——以前历届总统谁都没有需要一个以上的秘书的——并有一套复杂的按钮系统来唤他们。
现在的国务院大厦所在地雾谷，原是黑人贫民区。五角大楼的所在地则是当时的农业试验站，因而颇具华盛顿郊区的特色。《星期六晚邮报》说过：“就在这个全国立法中心附近，竟有大片土地还在庄稼汉手中呢。”这时政府所用的外事人员，总共还不到两千名。从白宫跨过一条马路，就到了今天大家熟悉的所谓行政大楼，有数不清的栏杆、高阁和圆柱门廊，式样粗俗，外观倒还整洁。在这么个有双重坡度的大屋顶底下，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竟能都在一起办公，岂非怪事。事实上，1929年一场大火烧了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以后，胡佛和总统府人员统统都搬进了行政大楼来，同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在一个楼里办公，也没有谁感到拥挤。那时是不讲究排场的。后来总统的军事顾间、社交秘书所在的白宫东翼，当时还没有兴建。特工处还不曾把行政大楼西路封锁起来，这是一条普通街道，平时在离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一箭之地就可以停放汽车。有时有人走访国务卿，国务卿就在大门口相迎。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也在行政大楼的同一层楼上办公。他和他唯一的副宫只隔着一扇木条门。将军有事需人帮忙，只要喊一声“艾森豪威尔少校”，艾克就飞跑过来了。
《幸福》月刊有一位作者（亏得没有署真名）写道：麦克阿瑟将军“生性腼腆、对于抛头露面的事，从心里就不乐意。”这是胡说。即使在当时，麦克阿瑟一谈到他自己，也已经用第三人称了，一边讲话，一边挥舞着他那长长的烟嘴。他还在办公桌背后竖着一面十五英尺高的红木框镜子，使自己的形象显得格外高大。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住事时说，只要麦克阿瑟感到有人对他不够尊重，就“发起脾气来，破口大骂人家好耍权术，不懂礼貌，乱出主意，出尔反尔，狂妄自大，违反宪法，神经迟钝，麻木不仁，如今世道真是见鬼，等等。”这也难怪。那时职业军人的日子确是不好过的。从下级军官逐级升到上校，只能靠年资：在三十年代初期，从上尉爬到少校，要整整熬二十二年呢。除了眼看着日历一张一张撕下来之外，再没有别的事可做了。由于闷极无聊，艾森豪威尔几乎想解甲归田；就是在这些年头，他养成了阅读斯特里和史密斯公司出版的惊险小说的习惯，天夭看什么《西部双枪将》、《西部故事》、《惊心动魄的西部》、《牧牛骑士短篇小说集》之类的书。在波托马克河彼岸的迈尔堡，人们还常见小乔治·S·佩顿【佩顿（1885－1945年），后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奢名美国将军。——译者】（他从1919年起就是少校了）每到星期三、六下午四点就出来打马球。他骑着自备的马参加赛马，先后赢得了四百条奖带、二百只奖杯。这时他已经以用珍珠镶在左轮手枪柄上而远近闻名了；他还搞越野赛马、猎狐、射鸟练习，还有飞行。但是佩顿少校跟艾森豪威尔少校不一样，他是个有钱人。
要想知道四十年前美国人如何眼光短浅，只须约略看看当时的军队编制，就最说明问题了。按当时的兵员计算，美军在世界上居第十六位，居捷克斯洛伐克、士耳其、西班牙、罗马尼亚、波兰等国之后。如果月饷十七元八角五分的大兵全部满员的话，也只有十三万二千零六十九人服现役。若从纸上谈兵，他们未始不能跟南斯拉夫的十三万八千九百三十四名陆军好好较量一番：但是当真两军对垒，准会一败涂地，因为麦克阿瑟手下的大部分官兵不是在做机关工作，就是在毗邻墨西哥的边境上巡逻，或是驻守着美国在海外各处的属地。参谋长手头只留三万部队，比1776年英主乔治派来镇压北美殖民地革命的兵力还少。
美国陆军的质量更是坏得惊人。当时军费仅仅约为今天的庞大开支的千分之二点五上下：果然，一分钱，一分货。《幸福》月刊说美军是世界上“装备最差的”军队，对此谁也没有不同意的。在紧急的关头，麦克阿瑟能够投入战场的只有：一千辆坦克（统统是过了时的），一千五百零九架飞机（其中最快的每小时只能飞二百三十四英里），以及唯一的机械化团（当年春天才在诺克斯堡编成，由骑兵开路，战马有防芥子毒气的护腿）。有一位作者报道说，美国军队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个气喘喘地咧着大嘴，穿着不合身的军服，歪歪斜斜扛着一杆老掉牙的步枪，在广大无边的国土上没完没了地走来走去。”
麦克阿瑟是全国唯一的四星将军，下边也没有三星将军。他是参谋长，年俸一万零四百元，在迈尔堡有一座公馆，军队里唯一的一辆高级卧车供他专用。在他的副官看来，参谋长的地位真是高不可攀；那时艾森豪威尔少校的年俸是三千元，由于替参谋长在国会里游说，他经常跑国会山；但他的长官从来不让他借用车子。坐出租汽车的钱也不给，因为当时整个华盛顿官场都还没有零用费这个开支项目呢。艾森豪威尔日后常说当时他要走到门口，填一张申请表，才能领到两张电车代金币，然后站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等候从普莱森特山开来的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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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倒是不消久等。华盛顿电车道纵横交错，有近七百辆电车载客运行。除了冬天因为电流短路容易发生故障以外，电车性能良好，交通阻滞的现象还是三十年后才有的。要是开小汽车上班（时速限二十二英里），停放在办公楼前面就可以了，街边几乎总有停车的地方。当时那些汽车都是方方正正的，种类繁多，有“帕卡德”牌，“史蒂倍克”牌，“格雷厄姆”牌，“皮尔士亚罗”牌，“特拉扑兰”牌，“施图茨”牌等等。比之后来的巨型汽车厂，当时的小厂可说只是家庭工业罢了。
所有各阶层的人们，包括文职人员在内，星期六上午都照例上班。夏季的时装是：白麻布（“棕榈滩绢”）或棉布衣服，平顶宽带的硬草帽或是巴拿马帽，“软”领衬衣，薄内衣（那时暖气还是新鲜事，不是处处都有，所以薄内衣只能在热天穿）。1932年，首都的五家日报满版都是闹事断闻，却没有一件是黑人闹的。尽管首都居民有百分之二十六是黑人（在全国城市中比率最高），可是他们却一律默然忍着痛苦，这可是奇事。有一个官方导游人员解释说，“黑皮肤的南方小子”只能当用人使唤，干干“粗活”。百货店、电影院，政府机关自助食堂都不许黑人进去。黑种工人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为司法部新楼挖地基都自带午饭，否则就得挨饿；那怕要一杯水喝，也得走上两英里路，过了第七街，才能找到一家小食店肯卖给他们。霍华德大学是一所黑人大学，可是校长先生却是一位白人。胡佛总统派船送“金星母亲”【阵亡将士的母亲。——译者】到法国去，指定黑人的母亲另坐一条次等的船。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广播节目是《阿莫斯和安迪》，每晚尽是演唱种族上污辱人的东西：出场人物是黑人，却由白人扮演，他们学着黑人歌手的土腔，唱得怪声怪气的。
黑人住在华盛顿西南区的雾谷和整个乔治镇里。也许由于首都其他地方当时仍然秀丽如画，那些喜欢往日风光的人还没有看中这块地方。那时华盛顿一片青葱，比现在好看得多了；市内有一个居民，就有六棵遮阳树。最富有异国情调的地区是卡洛拉马高地和马萨诸塞大道，很有些富丽的宅邸，不过犹太人谁都知道那是“闲人免进”的地方。那时排斥犹太人风气之盛，不下于排斥黑人。因为还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排犹也没有惊动外交界。今天设在马萨诸塞大道的使馆区，当年坐落在第十六街，走几步就到白宫。那时大使们个个穿着条纹裤和燕尾礼服。由于主要商业区有许多地方还是鹅卵石铺的路，所以他们如果想去逛街就得小心翼翼地举步。这时，超级市场只是加利福尼亚州才有，在首都买食品要到食杂商店去，到两洋茶叶公司的红漆门面分销处去，到露天市场去，或者干脆到马路上去。在街上，人们可以听到讨赏钱的手摇风琴师的琴声，守着手推车的小贩的叫卖声，推着带轮石磨、到处向家庭主妇兜揽生意的磨剪子磨刀的吆喝声。闹市区的街头是卖花卖水果的摊摊，五色缤纷。码头附近，有一排排卖牡蛎的，生意十分兴隆。特区市场设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即现在国家档案馆大楼所在地。农产品市场在驰名远近的K街，熙熙攘攘，一片叫卖鲜鱼声，还摆着一架架宰好的野兔。还有一家马具店，门前摆着一匹大木马，跟真马一样大。1932年时，首都还有几千匹拉车干活的马，在K街的鹅卵石路上着实留下不少遗泽，臭气熏天，跟大市场和街角货摊的香味混在一起。不过，不久柏油马路这一伟大事物出现了，这种种气味便都消失了。
即使在大萧条时期，华盛顿也是游客如云的。不过他们来首都却不是坐飞机来到国家机场的（到1970年，这机场的来往旅客每天达两万四千名之多）。现在这块人来人住、忙乱不堪的地方，那时还沉睡在波托马克河的水底，空中旅行还是很希罕的。由于劳动力供过于求，所以航空公司竟能要求机上所有女招待员都由注册护士【注册护士是护士学校毕业并考试及格的。——译者】充当。客机通常都是三个引擎的“福特”机，入夜或天气恶劣就不飞了。这时还没有横越全国的班机；飞行的平均时速是一百五十五英里。有人经过多次换机，在十八小时内飞越了全国，结果他的照片就登在全国各报上了。虽然当时华盛顿有一个机场，就是位于今天的第十四街桥（当时叫作公路桥）靠近弗吉尼亚州这边的胡佛机场，但是每天只有二百五十位旅客。大多数旅客（每年一千一百万）都是坐火车来的，在联邦车站下车。这时蒸汽机车的黄金时代己经到了末期。二万辆机车喘着气穿过各地乡间（1970年只剩下二百多辆了），悠长而凄厉的汽笛声把全国的青年人搞得心绪不宁。十五岁的约翰·F.肯尼迪【1961－1963年任总统】在康涅狄格州沃林福德镇的乔特中学里听到了这个声音；教授演讲术的中学老师林登·约翰逊【1963－1969年任总统】在休斯敦市也听到了；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惠蒂尔市，一位名叫理查德·M.尼克松【1969年起任美国总统，1974年因水门事件辞职】的大学生晚上也听到了这个声音，他不禁心里纳闷：东部地平线外的情景如何？华盛顿市又是什么样子的？
来到华盛顿的人们看到些什么呢？首先，他们要看看那火车站。联邦火车站是按照首都古典派建筑规划建立起来的第一座巨型砖石结构，气象宏伟，和国会大厦一道俯瞰全城。国会大厦朝东，外观跟今天差不多：当时有一位建筑师相信市区要朝东发展，所以这样设计。那时总统权力还没有开始扩大，国会是华盛顿的中心游客（补偿金远征军也一样）首先要到国会山瞻仰一番，有的到了国会也就算数了，因为白宫不欢迎游客，首都也没有多少别的名胜好玩。当然，有林肯纪念馆，有华盛顿纪念塔（塔里新设了电梯，不过青年人总想爬爬那八百九十八级楼梯），还有植物园和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一架由西班牙航空工程师胡安设计的旋翼飞机（直升飞机的前身）不久前曾在史密孙博物馆的草坪上安然降落，博物馆因此有好几个月游客很多。喜欢看吊桥的不妨去看看阿林顿纪念桥，这是这年1月才由胡佛总统剪采启用的。此外还有寥寥可数的几所政府办公楼：C街的农业部大楼，第十八街的内政部旧楼，第七街的文官委员会大楼，椭圆广场边上还有宽广无比的商业部大厦，这是二十年代商业部长胡佛【胡佛于1921－1928年住美国商业部长，1929－1933年当总统。】所建的美国商业圣殿，占地八英亩。
1932年的华盛顿跟现在显著不同的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许许多多引人注目的建筑，当时都还没有：没有杰婓逊纪念馆，没有海军陆战队纪念堂，也没有最高法院大楼。法官们在国会里办公，一边是参议院，一边是众议院，他们的办公室几乎就在大圆顶下面。无名战士墓和华盛顿大教堂正在兴建，圣母无原罪堂还在筹建阶段。今天的宪法大道，那时还没有，只是由B街扩建的一段路。目前的又长又宽的林荫道还只在设计之中，原地在当年夏天只是华盛顿的一处十字街广场，树木茂密，街道纵横，而且还有不少残存下来的世界大战中的临时建筑夹杂其中，一片乱糟糟的。除了商业部大厦己经落成之外，联邦三角广场上还没盖房子。据《美国地理》月刊说，安德鲁·梅隆部长和里德·斯穆特参议员特别喜欢一项四十亿元的城建规划，他们要把“宾夕法尼亚大道南边”全部盖上“雄伟建筑”，并预告同年9月胡佛总统将为一幢新邮政大楼奠基。但是此时这幢大楼和附近各大楼——劳工部的、州际贸易委员会的、司法部的、国家档案馆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国家艺术陈列馆的——都还没有动工。那时联邦调查局还没有准人参观，《宪法》和《独立宣言》等文物也没有拿出来展览。这一带一向多半是商店，这时有些仍然是商店，但个别地方正在破土动工，一些楼房产权已归财政部，也已决定要拆除另建了。
决定拆除楼房的地段中，最有趣的是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那一片地，即现在的国家艺术陈列馆、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特区网球场的所在地。在那里，1932年7月28日早晨还有一排难着的旧红砖楼房，其中包括几个仓库、一家廉价旅馆，一排卖汽车的样子间，一家中国餐馆和一家殡仪馆。这些房子的墙多半已经拆了，几星期前本该全部拆掉的，但是“补偿金远征军”的一些成员在6月17日晚悄悄地住了进去。特区警察局长是一位退职的陆军准将，名叫佩勒姆·D·格拉福福德。他不愿把退伍军人们赶出栖身之所，尤其看到其中好多人还带着老婆孩子更是不忍。可是，到了仲夏，格拉斯福德却伤脑筋了。国会责备他不该让退伍军人进城；白宫又公开说，胡佛总统已经忍无可忍了。总统决心撵走那些衣衫褴褛的不速之客，出动军队也在所不惜。后来他果真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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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扎营地并不是“远征军”的总部，他们的主力在华盛顿东南区，远在安纳科斯夏河彼岸，即第十一街桥的那一头。但是那些住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离国会只隔三条街的退伍军人却最惹人注目。他们是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非把他们赶走不可。政府之所以下得了这个决心，正是反映出全国脑满肠肥的人对食不果腹的人是越来越狠心了。但是跟退伍军人有接触的人们却并没有采取这样不友好的态度。格拉斯福德将军喜欢他们；比利·米切尔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他曾两次荣获勋章）也喜欢他们。德鲁·皮尔逊写道，退伍军人们“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总之，他们没有工作；他们挨饿，全家挨饿，他们要求付给他们钱，别的他们就不知道了。”威尔·罗杰斯说，“在世界历史上有记载的成群结队的饥民当中，这些退伍军人是最守规矩的。”
可是，那时还没有电视新闻，尽管是明摆着的事实也可以否认。司法部长威廉·米切尔宣布，“远征军”有“行乞和其他犯罪行为”。副总统查理斯·柯蒂斯还出动过两连海军陆战队；他们奉命戴着钢盔，上着刺刀，乘电车来了；可是格拉斯福德将军指出，副总统无权指挥军队，便命令他们回营房去了。尽管如此，主张政府使用武力的呼声，在首都和全国各地已越来越响了。3月7日，三千名饥饿的男女在密执安州迪尔本市的亨利·福特汽车厂外示威，警察朝他们开枪，打死四人，打伤百人；后来，受份的还被栽上暴动的罪名，套上手铐送医院。《底特律自由新闻报》咆哮如雷地发表意见说：“责任在谁，不难判定。煽动者就是威廉·Z.福斯特【美国共产觉领袖（1881－1961年）。——译者】和其他赤色党徒。”别的报纸这时也怂恿总统快动手。《华盛顿明星晚报》在社论中说，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竟没有一名特区警察“满怀义愤地狠狠揍那些上街游行的要求发补偿金的家伙。”《纽约时报》也报道，游行请愿的退伍军人“所领的退役金，已七八倍于其它国家所发的，但仍不满足。”其实，除了残废军人外，所有的退伍兵根本没有什么退役金。可是某些聪明人们还发表了更妙的见解呢。陆军准将乔治·莫斯利是艾森豪威尔少校的朋友（艾森豪威尔后来说他是个“才气横溢”、“生气勃勃”，“富于创见”的人）这年夏天也有好些创见，其中之一是建议把“补偿金游行队”和其他的“劣种”统统逮捕起来，送到“夏威夷群岛中人烟稀少、甘蔗都不长的孤岛”，关进集中营，好教“他们自食其果”。他还恶狠狠地补充说：“到了岛上，有的案子即使处理得慢一点，我们也不用担心了。”
夜色沉沉，大雾弥漫，可是这并没有使寄居宾夕法尼亚大道的退伍军人感到忧虑，因为麦克阿瑟早已对他们的一位领袖说过，即便到了不能不赶走他们的时候，他还是打算让他们体面地撤出。他们是服从命令的战士，自然相信四星将军的话。往后，消息传来，说可能已经派出军队来对付他们了，可是他们还觉得那是值得欢迎的消息，因为他们以为，现役军人碰到退伍军人，双方就会拥抱起来的。退伍军人们的住处挂满了褪色的国旗，他们万万想不到，美国军队竟会向美国国旗进攻。7月28日（星期四）早上，他们最为担心的是天气。上午9时，他们便预料这天会非常闷热的。大家悠热神往地谈到那些新式的冷气电影院，那里边映着时新的有声电影：珍妮特·盖纳和查尔斯·法雷尔主演的《第一年》，威廉·鲍威尔和凯·弗朗西斯主演的《盗宝》，杰基·库珀和奇克·塞尔主演的《患难之交》。跟退伍军人们眼前的住处相比，有冷气的地方岂不是诗一般的梦境吗？先前铁路公司把他们免费运来首都，为的是腾出车站的车场；有一张火车提货单上写着，“运往华盛顿市的牲口——退伍军人五十五名”。真的，他们几乎也感到自己不过是牲畜罢了。在他们的住地，那些拆得残缺不全的楼房多半留给妇女和儿童居住，格拉斯福德将军还给他们送来了一些草垫。男人栖身的地方，用一位记者的话来说，是“许许多多的帐篷，烂木板上钉破布，再用包装箱当做柱子支起来。”在他们那里，到处都有亲手钉起的牌子，上面写着“上帝保佑，全家平安”。别以为这些是俏皮话：象他们那样出身的人，是不会拿上帝、家庭、爱国主义（如果谈到爱国问题的话）开玩笑的。
他们的出身是美国自耕农：要是当时就用上了“下层中产阶级”这个名称的话，他们也算得是下层中产阶级的成员了。如果派兵横过宾夕法尼亚大道去打他们，有五个人会首当其冲。退伍军人们的来历，可以拿这五个人为代表。在第一次大战中远征过法国，当过军官的，只有肯塔基州哈伦县的J.A.宾厄姆一人，不过也很难说他是有闲阶级的一分子，因为不久以前他还受雇去破坏罢工，被他搞得很狼狈的有著名作家西奥多·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约翰·多斯帕素斯和本年3月结队前来肯塔基州、抗议侵犯矿工民权的东北部各著名大学的学生，在法国勇敢作战，得过勋章的有来自萨克拉门托市的约翰·奥尔森，还有查尔斯·P·鲁比（1931年人们向总统贺年，鲁比还因得过殊勋十字奖章，被选为第一个贺客呢）。奥克兰市的埃里克·卡尔森在战场中过瓦斯弹的毒，据当时的说法，还得了“弹震症”。威廉·鲁希卡曾在第四十一步兵团当一等兵，他的一生后来成了颇有趣味的话题。以上五人都失了业。鲁希卡当过屠户，一直寄居在芝加哥西南边姐夫家，他的住处是一个全无窗户的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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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难临头，人们却往住看不出。那个闷热的早上十点钟，有两个财政部代表满头大汗地站在人行道上叫退伍军人撤出，这原来是预告要出大事了。退伍军人们不肯走，那两个代表也就跑开了。一个钟头过去了，除了温度无情地升高之外，一切平静如常。接着，十一点过后不久，格拉斯福德将军乘着蓝色摩托车来到。他到了宾夕法尼亚大道和第三街的交叉口停了下来，宣布奉命把这个地区的闲人一概赶走。首都警察手里拿着警棍，列队开进来了。
事情进展得很慢。起初很少人反抗，临到中午，住在第一幢房子里边的退伍兵被赶走了。但是出事消息已传到驻在安纳科斯夏河边的“远征军”大本营。警察这时才赶紧把第十一街桥吊起，但是太晚了。“远征军”巳经派出援军；他们一到，就向在场的警察扔砖块。格拉斯福德将军本人半边脸被打中了。他摇摇晃晃地后退，一眼看见有个警察竟迷迷糊糊地用手枪指着他，不禁毛骨悚然。他马上跳到一根柱子后面躲了起来，一边听到一个哑嗓子在大声嚎叫：“干掉他！”格拉斯福德走出来，只见一个据他说是已经“半疯狂”的警察正在朝一个退伍军人开枪。退伍军人鲁希卡心脏中了一弹，倒下死了。别的警察也在开枪。不一会，又有三个退伍军人倒下，其中卡尔森受了致命伤。格拉斯福德将军喊道：“不要开枪！”警察们停下火来了。可是，出事的消息已传到白宫。司法部长米切尔下令把退伍军人从政府的所有楼房驱逐出去。胡佛在午餐时知道了警察开枪的事。他一边叫把口头命令写成书面，一边吩咐陆军部长帕特里克·J.赫尔利出动军队。赫尔利向参谋长作了传达。
他们踌躇了好一会儿。参谋长麦克阿瑟将军这时没有穿军服。他的副官艾森豪威尔认为不该穿，一再说：“这是政治事件嘛，政治事件嘛。”副官认为，街头打架，将军犯不上插手。可是将军不同意。他宣布说：“叛乱的苗头出现了，麦克阿瑟决定亲临督战。”【这即上文所说麦克阿瑟爱用第三人称说自己怎么样。这是自高自大的表现。】于是，刚从迈尔堡开过来的士兵都集合在椭圆形广场上，胡佛从椭圆形办公室里远远望着他们。一名勤务兵冲过桥去，替麦克阿瑟将军去拿军衣、袖章、神射手徽章和英吉利斜纹布军裤。将军命令艾森豪威尔也穿上军服。他一边说，“我们要打断‘远征军’的脊梁骨，”一边把幕僚们带进小汽车。车子开到宾夕法尼亚大道和第六街的交叉点（后来这是华盛顿最大的廉价饮料店的所在地），靠人行道停下，又等了一阵子。有人问：“为什么不走啦？”麦克阿瑟回答说：“等坦克。”他打算使用坦克，车里个个人都坐着不动，捏着一把汗，——只有麦克阿瑟除外。这位将军是不会冒汗的，这件奇事头一回被人记下来了。他还是那样地冷静安详，劲头十足，因此比别人在精神上占有极大的优势，这一点使好些人十分反感。
这时白宫正在发表公报。胡佛总统宣布，部队将要“对闹事和违抗民政机关命令的人实行镇压”。几分钟后，白宫透露：跟警方冲突的人“纯属共产分子”。记者们看到麦克阿瑟坐在车里，问他打算怎么办。他回答说：“看着我吧，看着我就行了。”记者们没有看他，却看着那浩浩荡荡的大军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开了过来。第三骑兵团由佩顿少校率领，一个个挥舞着军刀，跃马而来。跟着马队行进的是一支机枪分队，接着是第十二步兵团、第十三工兵团和第三十四步兵团的士兵，他们手里的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部队后面，有六辆坦克隆隆推进，履带把路上给太阳晒软了的沥青一块块翻了起来。现在是下午4点45分。在麦克阿瑟一生中，这场战斗挑选的时间最不好。十五分钟之前，首都的文职人员都已经下班，一批一批涌进各条街道，足有两万人挤在人行道上，对面就是那些不知所措，毫无组织的退伍军人。骑兵队的指挥官稍不小心，就会有人受份，可是人们都知道，民众安全不安全，佩顿少校不是太关心的。
退伍军人们以为这是为他们举行一次阅兵式，不禁喝起彩来。旁观者也在拍手，不过接着他们就第一个发现搞错了。佩顿的骑兵队猝然转身，向人群冲过去。《巴尔的摩太阳报》驻京通讯处主任，老记者J.F.艾萨利写道：“乍看起来，这样突然袭击手无寸铁的围观群众，好象只是几个骑兵自发地干的；但后来看到了，那是骑兵队长们预定的联合行动的一部分。”艾萨利报道说，那些骑兵“事前不出一声”就冲向“数千无辜的人，”；不论是男是女，“都遭到冲击。”有个男人因为不肯离开电报局门前，被两个骑兵用刀背猛打，缩进门里去了。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海勒姆·宾厄姆头戴巴拿马帽，身穿“棕榈滩”绢衣服，整齐得很，可是他因为夹在人群当中，也遭到践踏。
“滚开！”骑兵们吆喝着。围观群众们高声回骂：“不要脸！不要脸！”退伍军人们赶忙排成阵势，横断街道。他们的领队在各个聚合点挥动国旗，可是这些旗子正好成了骑兵的第二个目标。他们两边摆开，重新整队，纵马跑过宾夕法尼亚大道，直向那些褪色的国族冲去。退伍军人们先是大吃一惊，继而暴怒起来。他们有的向骑兵挑战，要他们下马对打。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兵叫道：“老天爷！要是我们有枪就好啦！”另一些退伍兵责向骑兵们说：“伙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在阿尔贡【在法国近比利时边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军和德军曾在此地血战。——译者】苦战，那时你在哪儿？”这时所有的退伍军人都在讥笑怒骂那些骑兵。有一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士兵从一名当年远征欧洲的中士班长手中夺过了国旗，还吐一口唾沫，骂他说：“你这臭叫花子！”离麦克阿瑟不远，有一个男人大声叫起来。他说：“从今以后，我看美国国旗再也不值一个钱了。”麦克阿瑟大喝道：“如果那个人敢再开口，就把他逮捕起来！”
陆军部长给麦克阿瑟的书面指示明明说：“对于肇事地区所有妇孺”必须“尽量照顾”。但是照参谋长的计划办，怎么能够管什么妇孺不妇孺呢？参谋长预料到会有这样的指示，所以早已从亚伯丁武器试脸场和埃奇伍德军工厂调来了三千枚瓦斯弹。而毒气是不管对方是男是女，是老是幼的。在场的人只有将军手下的部队有防毒面具，此刻正在戴上。警察只好用手帕蒙睑，事先得到预告的店主们也关上了门窗。有些退伍军人看到了对方蒙上面具，心知要发生什么事了，便赶快一个传一个，叫大家准备，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步兵紧随着骑兵冲上，从腰间解下一枚枚催泪弹向前扔去。刹时间，空气染毒，观者四散逃走。一股带甜熟果子味的烟雾笼罩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浓烟所至，退伍军人家属睁不开眼，透不出气来，拿着炊具，带着孩子，从房屋里踉踉跄跄地逃了出来。据美联社报道，“此情此景，就象1918年大战中的无人地带一样”。其实不完全相同。华盛顿是和平时期的国都，一场双方力量悬殊的斗争就在国会旁边进行；在场者多半不是战斗人员，那些记者们由于职业关系，当然不能参战，尽管军事当局不相信他们会守中立。有一位记者跑进汽车加油站外面的电话棚去给报馆挂电话，一个士兵扔了一枚瓦斯弹进去，把他赶出来了。
抵抗停止了。军刀砍来，刺刀捅来，那越来越猛的南风又吹来呛人的毒气，吃尽苦头的退伍军人朝着安纳科斯夏河退却了，狼狈异常。老婆抱着婴孩，丈夫提着破箱子，一路走一路还不断受到瓦斯弹的袭击。加林格医院开始涌进了大量伤员。当晚一片喧闹，十分吓人：救护车警笛声、救火车声、快马奔驰声、步兵的沉重脚步声、报童叫卖号外声，还有坦克隆隆声。坦克车开来干什么，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谁都不明白。艾森豪威尔晚年追写道：“就我所记得的来说，驱逐退伍军人，坦克车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不过据他说，退伍军人“走得很慢”，如果坦克要大显威风，本来是办得到的。不管怎样，到了当晚9时，逃难的老兵已经跑过了第十一街桥，同对岸大本营的人会合了。麦克阿瑟的部队已经把退伍军人的其他驻地一律扫清，无论是C街的，马里兰大道的，缅因大道的，码头附近的，还是国会图书馆附近的。8点钟左右，士兵们在一家煤气厂附近架起枪来，露天开饭；等待他们的首长研究下一步怎么搞法。
在麦克阿瑟看来，该怎么搞是一清二楚的。他的任务是击溃“远征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过河，不打进退伍军人的藏身之处，把他们的总部夷为平地，任务就不算完成。格拉斯福德将军激烈反对，他说如果夜袭“远征军”，那真是“蠢透了”，请参谋长千万不要这样干。麦克阿瑟坚决不答应，格拉斯福德只好服从上级，走开完事。可是美国总统直接发出的命令却不那么容易对付。胡佛总统是总司令，军队应如何便用，他自有主意，因此部队到了河边便停了下来。为了保证指示能送达麦克阿瑟将军，总统叫把命令复写两份，派莫斯利将军和总参谋部秘书B.赖特上校送去。据艾森豪威尔说，总统“禁止部队过桥进入对岸那面积最大的退伍军人营地”。话说得很清楚，要是别的将军，当然立即服从。可是麦克阿瑟却不然。他认为这是文官干涉军事，十分愤慨。他告诉莫斯利说，他的原定计划不变，别人不得干涉，这叫莫斯利吃了一惊。麦克阿瑟对艾森豪威尔强调说，他“太忙了，如果有人自称下达什么命令，别让他打扰我本人和我手下的人。”这是他第一次决心违抗一位总统的命令，但并非最后一次。【后来在侵朝战争中麦克阿瑟又违抗杜鲁门总统的命令。】
麦克阿瑟下令在桥头架起重机枪，以防对方反攻，随即率领一个步兵纵队冲过桥去，艾森豪威尔少校也跟在身边。到了对岸，他们两路分兵，对方则一片混乱。安纳科斯夏河边的退伍军人驻地乱七八糟，到处是打包箱、水果箱、鸡舍、粗麻布和柏油纸搭成的窝棚、帐幕、披屋，破旧的旅行车、暗褐色的印第安式圆锥形帐篷，破破烂烂，不堪入目，很难想象有人住得下。但“远征军”只能在这里安下家来。他们黑呼呼地挤在这里祷告上帝，但是所得的却是又一批摧泪瓦斯弹。有的人边喊边跑，有的找地方躲起来；有一大群人，大约五百左右，聚集在营地的尽头，大声嘲笑那进攻他们的部队说：“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种上莱园的退伍军人恳求步兵们不要损害他们的作物，但是一排排绿油油的菜畦还是被踩坏了。据美联社报道，到了10点14分，步兵就用火把点着了营地的所有棚舍，火焰高达五十英尺，延烧到附近的树林，因此来了六队救火人员把它扑灭。总统在白宫的窗口看到东边天空一片火光，派人来了解清况。据艾森豪威尔说，他当时也感到，“情形十分凄惨。不论退伍军人应不应来华盛顿请愿，他们毕竟是少吃缺穿的，觉得自己受尽委屈的。看到他们的住所一下子烧光，人们就更可怜他们了。”
不过，象艾森豪威尔少校这样的慈悲心肠，井非人人都有，尤金·金是一个退伍军人的儿子，年仅七岁，他想从自己的窝棚里救出心爱的兔子，可是有个步兵喝道：“滚开，你这个狗崽子！”小孩还来不及走，步兵就一刺刀把他的小腿戳穿。一辆辆的救护车又从两英里外的加林格医院赶来，因为又有一百多人伤亡了。两个婴孩被瓦斯毒死，“远征军”报纸的编辑满怀悲愤，为其中一个拟出了下面这条墓志铭：“伯纳德·迈尔斯长眠于此，他只活了三个月，是胡佛总统下令毒死的。”这个写法未免偏激，但是退伍军人确实是愤激透了。他们眼看着士兵们把汽油浇在自己的窝棚上点火烧起来，同时华盛顿还有一些有钱人驾着游艇在近岸处看热闹。当晚11点15分，他们又目睹骑兵们由小乔治·S.佩顿少校率领，进行最后一次的毁灭性攻击。那些被骑兵用马刀赶走的衣衫褴褛的人们当中，有一个叫做约瑟夫·T.安吉利诺。这人曾于1918年9月26日在法国阿尔贡森林战役中救护战友有功，获有殊勋十字奖章。那被他救出的正是青年军官小乔治·S.佩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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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少校劝参谋长避开新闻记者；他仍然认为这次战斗是政治事件，不是军事性的，应由政界人物去发表意见。麦克阿瑟摇摇头。他本来就喜欢对报界发表谈话，而且，不管他喜欢不喜欢，——看来很清楚，他是很喜欢的，——既然决定过河进攻的是他，他就不能不成为总统所采取的政治行动的中心人物。午夜后十五分钟，他跟陆军部长赫尔利一起出现在记者们的面前。他的策略是一听就明白的：自己不承担责任，却满口称赞胡佛勇于负责。他说：“要不是总统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动手的话，局面势必非常严重，可能真的发生一场战争。要是拖延一个星期，我看我国政治制度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了。”赫尔利部长补充说：“这是一个大胜利。麦克【“麦克”是麦克阿瑟的昵称。——译者】立了大功，挽回了危局。”说到这里，他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下，又说：“不过，目下我还不该说谁是这次事件的英雄。”
真正的问题是有那么多的人变成了为争取合法权利而牺牲的人。对曾经为祖国而战的人下毒手，这在政治上并非得计。同情“远征军”的人已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向他们捐献耕地。对于军队的残忍做法，亚拉巴马州参议员雨果·布莱克、爱达荷州参议员威廉·博拉、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都非常愤慨。纽约州众议员菲奥雷洛·拉瓜迪亚致电总统说：“现在经济萧条，工人失业，穷人捱饿，如要维护法律和秩序，给一盘汤比扔一颗催泪弹便宜，发面包比开枪有效。”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已非正式地对人谈了这个问题。他说“远征军”尽是些“叛乱分子”，不是退伍军人。又说，“那帮家伙，如果十个当中有一个是退伍军人，那才怪呢。”
白宫宣布总统“深夜不眠，披阅不断送来的征讨补偿金远征军的前线军情报告”；诋毁“远征军”成了官方的拿手好戏。后来胡佛私下责备麦克阿瑟将军，说他不听命令，但此刻他只宣布那些远征军“并非退伍军人”，而是“共党分子和作案累累的刑事犯”。到底“远征军”里有多少非退伍军人，各发言人的说法大有出入。麦克阿瑟说是百分之九十，赫尔利说是大约百分之三十三，胡佛写信给美国退伍军人团波士顿分团又说，凭他的“印象”，“其中服过兵役的不到半数”。格拉斯福德将军不服，他认为这种说法不合事实，因而到了10月份就被勒令提前退职了。受过诬蔑，就洗也洗不掉。出事后第二天，有一个特区法院人员向华盛顿大陪审团提起了使人诧异的公诉，他竟说：“据报在犯暴力行为罪的乱民当中，退伍军人寥寥无几，主要是一些共党分子和其他不法之徒。我想你们将会查明下面这个事实，即参与这个事件，恣意破坏法律和秩序的，没有几个人穿过军装。”
当时竟没有人想起要到退伍军人管理局那里去查一查档案，未免疏忽，这使历史家对胡佛政府没有好评。“远征军”惨遭催泪弹袭击，反而变成了“破坏法律和秩序的暴徒”。其实在此之前，管理局早己详细调查过他们各人的身分了。据该局统计，这些人百分之九十四曾在陆海军中服役，百分之六十七曾远征国外，而且百分之二十还是残废军人。格拉斯福德将军曾为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仗义执言，上面这些统计证明，无论是他还是退伍军人，都没说过半句假话，但是证据虽然有了，却无补于事。在各报新闻栏里，转载管理局的调查结果的寥寥可数，至于他们的社论，更是多数对此事只字不提。《纽约时报》把退伍军人描绘成“侵犯别人产权的一般罪犯”，又说他们“不听命令”，“闹乱子，几乎酿成暴动”。《波士顿先驱报》公然说：“美国人民……被无赖流氓任意抢劫已经受够了。”《纽约先驱论坛报》也说，“远征军”所作所为，“不论在哪里也不会得到一点儿同情。”《克利夫兰实话报》认为，“在国会园子里安营扎寨”，这是“不值一笑的耸人听闻的行为”。尽管《时代》周刊批评了政府，可是《幸福》月刊还是说，麦克阿瑟知道“只有亮出刺刀和显示不可抗拒的威力才能防止出人命案”，（事实上出了人命案，可是这个刊物只字不提，）这就“巧妙地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出事后第二天早上，美国有钱人家一般都感到政府这回已经挫败了蓄意作乱的人们。不过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在“远征军”大吃苦头的那段时间，总统先后接见了重量级摔跤冠军、EUG女大学生联谊会【原文以希脂字母命名，叫做the Eta Upsilon Gamma Sorority。——译者】会员以及中学论文比赛的得奖学生。沃尔特·李普曼知道这些事情之后，便写道：“胡佛先生并不怕多开会，多发表谈话，为什么他不抽一点时间跟退伍军人谈谈呢？”
在纽约州奥尔巴尼市的州长公署里，气氛格外阴沉。罗斯福州长的夫人埃莉诺在看着报纸，据她后来说，“当时心里十分不好受。”罗斯福本人似乎更感到难过。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当时在他家住过几天，主人曾把他请进卧房。罗斯福当时在卧房里躺着，周围是一堆堆的新闻纸。他一走进去，罗斯福就用双手盖住首都出事的照片，仿佛觉得丢了美国的睑。罗斯福对教授谈起往事，说1920年自己也曾提出胡佛为总统候选人，此刻他感到错了。他生气地说：“现在看来，胡佛这个人一点胆子也没有。也许他从来就没有胆子。为什么他不请退伍军人喝咖啡，吃夹肉面包，倒要放出帕特·赫尔利和道格·麦克阿瑟那帮家伙去对付他们呢？”罗斯福没有把这事看做原则问题，重大政策问题，而把它看做一场人间的灾难，那是他的独特的着法。他告诉特格韦尔说，要是他不是觉得退伍军人和家属们太可怜，他也许会怜悯胡佛总统的。他异常感慨地说：“退伍军人们这会儿可能正在华盛顿市外的路上露宿。他们的情况一定是够惨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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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军人的情况的确很惨，但是也没有在路上露宿。因为由民主党人担任的弗吉尼亚州长和马里兰州长都早已设法防止这种事情了。在阿林顿县警察局长霍华德·菲尔兹封锁波托马克河上的各座桥梁之前，大约有两百名退伍军人已经窜入县境。警察局长警告他们，限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弗吉尼亚州，否则波拉德州长便要出动民兵了。马里兰州长里寄给州警察局的命令是：“如他们来本州，要沿着那通往巴尔的摩市的公路干线走，否则不准进来。”统统不让他们进来是不可能的，所以骑摩托车的警察就到州界迎上那些疲乏不堪的退伍军人，押送他们穿过正在沉睡的巴尔的摩市，直到宾夕法尼亚州边界上。在宾夕法尼亚州，少数几个退伍军人在约翰斯通市理想公园里找到了临时栖身之处，大多数却被该州的警察赶往俄亥俄州边界去了。在那里，又有穿制服的押送队在等候着他们。这样一路过去。有些人看见路边有人同情他们，便讨乞去了。有一家铁道公司开了一列专用车，把要回到大平原各州【北起加拿大边界，南至得克萨斯州的美国西部中央各州。——译者】的人一次运走。为了防止火车中途停站，堪萨斯市的居民领袖们筹集了一千五百元送给他们，好让这列棚车象载着列宁的密封车厢一样继续飞驰。【传说列宁在1917年坐密封车厢由西欧回俄国发动革命。“棚车”是没有窗户的铁棚货车。——译者】这列火车最后停在哪里，历史上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到了秋天，大部分“远征军”已跟1932年流浪全国的大量流民合在一起了。
那年约有两百万美国人到处流浪——其中有二十五万以上是在十六至二十一岁之间。《幸福》月刊称他们为大萧条时期的“漂泊无依的人”。各州警察押送退伍军人从这个州的边界到那个州的边界，都依照各县法警警长在大萧条初期早已定下了的规矩来做。由于各地方政府都有大量的人等待救济，所以贫苦的外来人就被指控为流民，解送到邻县边界上去。只有东圣路易等几个城市声誉很好，因为有救世军分站分发救济品，但是多数城市见外来人就赶，名声很坏。加利福尼亚州首先建立了强迫劳动营，随后又在通往该州的各条公路上布满岗哨，阻止穷人入境。在亚特兰大市，衣衫褴褛的外来人被判刑三十天，解往富尔顿县用铁链锁成一串，强迫劳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埃里克·塞瓦赖德才二十岁，就已经成了流浪汉。后来他回忆说：“我们当时说某个城市好不好，就是看那里的市民是否乐善好施，看铁路货车场的警察是否脾气和善。只要有一条路可走，谁都不想到怀俄明州夏延市去。那里的车场，往往不只有警察拿着棍子追，还会有手枪打过来。要是想从夏延市走到另一个车站，路又那么远。”
这些漂泊无依的人是什么人呢？基本成员是长期流浪者，他们的“丛林”（露营地）可以让别人暂时栖宿，但是多数还是头一回远走他乡的。其中有两手空空的分成佃农，有因为大旱三年，田庄被扣，只好离乡背井的农场主，还有一大批刚从中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衣裳破烂的青年人，当时叫作“走投无路”的一代。塞瓦赖德本是银行家的儿子，其他青年也有不少是中产阶级出身的。爱到各地跑跑，这本是美国人的传统。美国人喜欢说：“别嫌我们风尘仆仆，”“要发迹就得出门。”“我要到处走走。”“老子逛地方去”。失了业，就一家人挤进一辆旧汽车，乐观地漫无定向地四处找工作；可是到头来，却一贫如洗，浪迹天涯。
牛顿·D.贝克当年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这些人是我们邮局在信封上标着‘地址不详’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谓‘过路人’。这里边有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有大学毕业生，也有从没进过教室的儿童。临产的孕妇，生病的婴孩，还没生过孩子的年轻夫妇，一辈子干一种活、忽然失业的愁眉苦脸的中年汉子——所有这些人天天奔波、流浪。有社会情况不安定的国家，就有这种生活不安定的人，我们常常想起沙漠地区的游牧部落，而今我们也有了大萧条时期的流民了。”他说得很对。在每个城市排队领面包的人群里，都有若干衣冠楚楚的人。预审法庭的法官无法知道，那些犯了流浪罪，带到他们眼前的，是些什么人物。有一个被告承认，他在布鲁克林区空地上睡了四十六天，谁知道他竟是个科罗拉多大学毕业生，还曾先后在巴拿马、中国，智利和委内瑞拉政府工作过，当过土木工怪师呢。另一个被告是二十年代最出名的厨师之一，他一直住在规定要拆除的危房顶楼上，天天读着自己的旧菜谱，越读越伤心。
中产阶级是破落得迅速而令人痛心的。在加利福尼亚州水库工地上干粗活的工人当中，有好些先前是农场主、牧师、工程师，还有一位中学校长和一个密苏里州某银行的前任行长。在芝加哥市，有两百名妇女在格兰达公园和林肯公园露宿。她们一无窝棚，二无铺盖，什么遮身保暖的东西也没有；到了晚上，就躺在冰凉的地上打颤，直至第二天黎明。在纽约州的巴比伦，长岛警察发现有一个注册护士在一个私人庄园的槭树丛中捱饿：整整两个星期，她都睡在一堆破布和新闻纸当中。在衣阿华州的奥斯卡卢萨市，有一个失业女教师带着两个孩子，准备在一个上头扯起帐篷的地洞里度过第二个冬天。正如《纽约时报》的记者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夜间敲门讨饭的，“可能几个月或一年前在银行里爽快地签发过你的贷款，或者在你所谈的报纸上写过社论，或者是某家大地产公司的副经理。”
1932这一年，名作家也在赤贫者之列，其中有些留下了自己的流浪生活的记载。约翰·斯坦贝克用猪油加草木灰和盐做成肥皂来洗衣服；他连寄稿件的邮费也付不起，是代理人代付了，可是稿件却没人要。后来他回忆说，那时的流民，一想到害病就不寒而栗。“生病也要有钱才生得起。看牙医我看不起，所以牙齿一颗颗烂掉了。”斯坦贝克当时是在乡间，如在城市住下等客栈那就更糟了。托马斯·沃尔夫常常上纽约市政厅前面的公厕，他看到人们在那里一边争马桶，一边从破外衣的口袋里掏出些面包皮或者粘着臭肉的骨头来啃。他说，那里的流民：
『在经济总崩溃中，就象破船烂木，随处漂流。其中有的是诚实而正派的中年人，他们贫穷劳累，满脸皱纹；有的是青年男子（十几岁的不少），满头长发，从不梳洗。他们穿城过镇，到处流浪；或是搭乘铁路上的货车，或是揩油坐私人汽车。这些人都是无家可归，走投无路的美国男性公民，他们走遍了整个美国，冬天到了，才在各大城市集中起来；忍饥受饿，到处碰壁，肚子空空，前途茫茫。心烦意乱，辗转奔波，到处找工作，到处找仅能糊口的面包，可是就是没法找到。这群流离失所的人现在来到纽约，来到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挤成一团，歇一下，暖一下，暂时不再乱闯乱跑。……这种情景是那么丑恶，那么令人作呕，使你感到十分难过，简直无法形容。』
多年以后，林登·约翰逊太太还记得，她丈夫在想出法子，让孩子们都“离开货车，正正经经地干工作”的时候，曾经多么得意地狂叫过。青年失业，到处乱跑，流民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于此。在美国儿童福利局和全国旅客服务社的工作人员看来，有时好象全国的青年都在铁道上受折磨，一直到死。1932年，买票坐卧车的旅客只看到一两张卧铺上有人，可是躲在车厢底下和棚车里面的却数不清。平均每天有七百个无票乘车的人经过堪萨斯城。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报告说，在十二个月里，管车人就从货车上赶出了六十八万三千名这样的人。火车开了，还呆在车厢下面，是危险的。第七十二届国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开会，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密探长米切尔曾到会作证，他说他在本子上记下有三十八万七千三百一十三名失业的人无票乘车，其中三百三十五名因失手伤亡。人家请他讲得详细些：
『科斯蒂根参议员：你看到人们在这种条件下旅行，对健康有什么不良后果吗？
米切尔先生：在冬天，健康状况……是个严重问题，衣裳单薄、体质很弱的人，天寒地冻还留在车厢外面，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看他们要不得肺炎才怪呢。
科斯蒂根参议员：危险很大吧？
米切尔先生：是的，先生。』
还有别的危险呢。四十年前，男女界线是分明的。姑娘们第一次加入流民队伍，常常女扮男装。但是她们很快就让人看穿了。比方，她们首先就没有男子那种力气和胆子，不能白天躲在涵洞里，等载运农产品的卡车一过，就跳上去抢东西。为了活命，她们只得向同路人出卖肉体。然而，一场交易通常代价只有一角钱。为了这一角钱，她们不但有怀孕的危险——九个月以后也未必能够找到医生——而且最后还可能染上性病。
南方各州还有另外的危险。那时不分白人黑人，一起挤上货车。黑人跟白人性交是犯罪的，所以白种妇女如被怀疑做了“黑市买卖”，常常就推说这是强奸。这样一来，她那个顾客就得被打死。事实上，前一年在由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开住亚位巴马州斯科茨博罗的一列敞篷慢车上就发生过这种事，在三十年代，自由派曾为被告仗义执言，使这个案子成为重大案件之一。案子是九个失学的黑人青年被两个犯案累累的南方白种幼织女工指控，说他们恣意非礼，因而被判处死刑。女工当中有一个在作证时满嘴粗话，连报纸也不敢登载。此案经过无数次上诉，最高法院还两度驳回原判，可是还是要到二十年后，关在牢里的最后一个黑人死于癌症了，才算结束。共产党把这一件“斯料茨博罗青年冤狱”公布于世，美国黑人知道了自己人这样无辜受害，愈想愈感到绝望，后来就起而斗争。
然而，在1932年，即使你不是黑人，过流浪生活也是要吃尽苦头的。坐牢常常被看作享福。正如密探长米切尔对科斯蒂根参议员所说，在警察声言要逮捕那些流民时，“他们便笑着说：‘正好。这样一来，我们倒有个睡觉和吃饭的地方了。’”为了弄清为什么他们宁愿吃牢房里的饭，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托马斯·迈尼汉特地穿上破农服混进一群青年流民当中去。他发现，要有吃的，就得排队领面包。领面包的地方或者是教会，或者是教堂，或者是慈善收养院，或者是救世军流民收容所，或者是市办救挤站。准确点说，这应该叫作施汤站，“而且所施的汤一律是——我亲自吃过——清谈如水，既不热，又无味。就给这么一点汤，那怕是隔宿面包也不给，苏打饼干当然更没有了。一碗汤只有一小杯那么多，”而且再也拿不到第二碗了。如果领过一两天，还不准你再来领呢。
迈尼汉到处都看到营养不良的症象：肋骨突出，肚皮凹陷，胳臂和腿上皮肤松松地包着骨头，饥容满面，神情焦躁。牛顿·D.贝克问道：“难道我们能让年青一代的健康这样备受催残吗？”可是人家认为他是一个多嘴多舌的政客。等到八年之后，大萧条时期的儿童都长大了，应征服兵役了，他的话才证明是对的。国民健康委员会主任约翰·B.凯利（格雷斯·凯利的父亲）发现，受体格检查的青年男子，有百分之四十不合格，不合格的应征者多半是有牙病。其他疾病最常见的是视力差，其次是心脏和循环系统有病，再其次是臂部腿部出现畸形，或者神经失常。此外还有种种看不见的创伤，那是在流民露营地里得来的。在那里，盗窃犯、吸毒犯和有痼习搞同性恋的（有一个大汉想只花二角五分钱就诱奸年青的塞瓦赖德）给了他们不少伤害。
但是亨利·福特【有名的汽车大王（1863－1947年）。】却不是这样看的。他说：“嘿，到处流浪，这才是教育青年的最好方法呢！他们只要流浪几个月，得到的经验就比在学校里读几年书还要多。”要说胡佛总统不赞成福特的话吧，他可从没吭过一声。凭他的经历，他其实并没有什么理由要反驳福特的意见。不过胡佛倒是不忍看到别人受罪的，所以尽管威廉·艾伦·怀特再三劝他去看看穷人怎么排队领面包，怎么拿救济品，他一次也没有去。他坐着轿车出去，在绕过街角时从不回头看看那些卖苹果的失业者。自1929年3月4日宣誓就职以后，胡佛从没乘火车离开华盛顿到各州走走，只有1932年秋天才出去走了一趟。只有那一次，他才在黑夜里，从戒备森严的车厢望出去，首次看到自己治下的美国人民成千上万地露宿，遍地营火。露宿的多半是青年男女，据吉恩·史密斯说，他们“白天在公路上乱跑，晚上就在路边过夜。”
胡佛曾经考虑过节约白宫的膳食，可是后来认为，总统也节衣缩食，这对美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太不利了。每天傍晚，他打好黑领结走进饭厅——他是最后一个坚持穿上礼服进晚餐的总统——向他那七道菜奋勇进攻。1928年共和党竞选总统时，有个记者曾经为他想出这么个竞选口号：“每家锅里有一只鸡，每家车房里有两辆车。”这位记者现在已经穷得要命，靠贷款来养活他那三个孩子了，但是胡佛还是认为，如果总统自己一家人也不相信美国会恢复繁荣，那全国人民更将陷于绝望了。
总统所吃的东西，往往是不合时令，难于找到的，桌上摆的鲜花也是这样。一个特制的保湿烟盒装着又长又粗的雪茄，那是按特定规格在哈瓦那用手工卷制的，总统每天要抽二十支。胡佛一家进餐时，有好些人在周围侍候着：有一名男管家，有一些仆役（身材都要一样高）。他们笔直地立正，鸦雀无声，主子不出声，他们就不得动一动。每个门口都有海军陆战队派来的值日官，穿着蓝色礼服，威凤凛凛地站在那里。还有些穿着童话世界里的制服的号手，总统每次吃晚饭，那怕只有夫人一人陪席，在入席或是退席时，号手们照例都要吹响那光闪闪的喇叭。胡佛觉得他的太太很了不起。她能流畅地讲五种语言，还是美国女童子军的司令。她的食谱据说是白宫历史上最讲究的。不过胡佛吃饭总是那么狼吞虎咽，他的夫人有时怀疑总统是否会食而不知其味。
胡佛执政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全国都觉得他是个不可理解的人了。有一个得克萨斯州人写信给一位到首都请愿的退伍军人，他这样挖苦胡佛说：“胡佛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发放救济品的人，你近在咫尺，肯定不愁没得吃了。”然而，胡佛以前确是那样的人。他拯救过大批比利时饥民的功劳，直至现在，仍是年代悠久的美国人道主义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马克西姆·高尔基写过这样的信给他：“你把三百五十万儿童、五百五十万成年人救活了。”芬兰语新添了“胡佛”这个动词，它的意思是“帮助”。
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全国人民越来越恼火，脸色越来越难看，传说也越来越多：有人说胡佛在比利时办救济事业发了大财；有人说连狗都本能地讨厌胡佛；还有人说他是1932年3月把查尔斯·林白的儿子绑架并加以杀害的主谋。用破铁罐、纸板和粗麻布搭起来的棚户叫做“胡佛村”（纽约市曼哈顿区就有两个大胡佛村，一个在河边车路下方，另一个在中央公园的尖顶方碑附近）；“失业的”（原来是个形容词，这些年变成了名词）手里提着的装破烂的口袋叫做“胡佛袋”；在北卡罗来纳州，乡下的贫民把破汽车前部锯掉，套上骨瘦如柴的骡子，叫做“胡佛车”（政府想改名为“不景气车”，但没人买帐）。在公园长凳上躺着过夜的人用旧报纸裹身取暖，叫做“胡佛毯子”：衣袋翻过来，一个钱也找不到，叫做“胡佛旗”；野兔被饥饿的农民抓来吃，叫做“胡佛猪”。杂耍演员插科打浑说：“什么？你说生意好起来了吗？你的意思是说胡佛死了吧？”有的还说：胡佛向财政部长梅隆要五分钱给一个朋友打电话，梅隆回答说：“这里是一角钱，你把两个都挂了吧。”
按照二十年代的标准，胡佛本来算得是一个自由派政治家；现在让人这样挖苦，这可真是命运的捉弄。在他精神奕奕地当商业部长的时候，柯立芝总统取笑过他，说他这人是“奇迹创造者，”“了不起的人物。”胡佛规定商营广播由官方管理，无线电波不能由私人垄断，共和党内那些保守派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在宣誓就职那天，胡佛一心要做一个伟大的社会工程师。他想控制各种工业，为公众谋利益。这种政策，共和党并不太赞成。他的就职演说开头几段刚由记者用电报打到《芝加哥论坛报》社，社长麦考密克上校就拍电给华盛顿分社说：“胡佛这个人不行呀。”胡佛严厉批评过柯立芝总统和梅隆部长决定的低利货款政策，他断言这对经济不利。他继任总统以后，第一步就是说服联邦储备委员会收缩信货，以免美国经济遭受太大的打击。
可是，到了事情不妙时，就可以看出他毕竟不是那么离经叛道的。原来他的所谓“控制工业”，不过是指由政府加以监管和协调。他说，政府这样做，是为了创造“一种有助于私人企业健康发展的条件”。他还说，摆脱经济萧条的唯一“正当”做祛是各人自己想办法：美国人民看到“各大厂商、各铁路公司、各公用事业、各商号和各公务人员”那么尽忠竭力，应该振奋起来。但是广大民众从1932年起就看请楚，那些大工厂主和跟他们同恶相济的人都是一伙骗子，所以出现了信用差距，而且这差距还越来越大了。
可是对这一点总统装作不知道。他是一个竭力鼓吹后来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1908－？）。】所谓“传统的聪明办法”的人。他认为金本位制是神圣的，甚至在十八个国家（由英国带头）已废除了金本位制之后，他的看祛还是不变。他相信平衡预算是“必不可少的”，“绝对必需的”，“经济复苏的最基本的因素”，“国家的无上需要”，“一切公私财务获得稳定的基础”。虽然1932年他已经弄得联邦预算出现了四十亿元赤字，他仍然坚持这种意见。到了最后，他不得不承认政府必烦想点办法了，便创立复兴金融公司来支撑那些岌岌可危的银行，并且还同意支出两千五百万元给农民买家畜饲料，不过有个附带条件，那就是拨款十二万元救济饥民的议案，国会必须把它搁置起来。
今天看来，这些主张是荒唐可笑的；但当时那些有识之士却把它当作圣经。《斯克内克塔迪明星报》争辩说：“如果联邦政府救济饥民，这就会开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这将象英国的失业救济法一样，有使工人不想干括的危险。美国总商会会长赛拉斯·斯特明说：“要是国会通过失业救济法的话，国家就一定走下坡路。”人人都知道英国是怎么变得精神萎靡的，因为《美国杂志》已报道过，在英国，那些把小酒店挤满的醉汉，都是靠失业救济金过活的。亨利·福特宣称，实行失业保险只会使更多的人失业，人们认为这话完全正确。《幸福》月刊聪明无比的编者说，如果让非经济性因素侵入自由市场，自由市场的良好作用就会被破坏，所以工商界人士不要以为自己应对社会负什么责任。沃尔特·李普曼主张政府采取必要的行动，可是连他也坚持说，款项应由各州立法机关筹措，而不应由国会拨给。
卡尔文·柯立芝曾经说过，美国是一个搞实业的国家，所以需要一个为实业界服务的政府。他还进一步指出：“建一座工厂就是盖一座圣殿，在工厂干活就是在那里做礼拜。”在共和党执政的二十年代，办实业不只是赚钱的手段，它还成了教育界、出版界、乃至宗教界所崇拜的对象。这一类的虔诚的祟拜者都在读着布鲁斯·巴顿那本关于耶稣基督的畅销书，书名叫《不为人所了解的人》。书中有许多妙论，其中之一是：如果耶稣在世，他也会到广告社去当会计主任。那些自小听过收师说耶稣出身于木工家庭的人，会觉得这种说法是很惊人的。
时世越艰难，胡佛对实业界的信心就越足。他削减了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因而在改府极端需要增加岁入的时候却缩减了税源。他任命芝加哥银行家查尔斯·G.道斯为复兴金触公司的总经理，道斯就从公司里拿出九千万元借给自己的银行。不过全国性难关还是过不了，总统只得请梅隆出主意。梅隆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主张自由竞争，对于竞争失败的人不给任何帮助】，所以他回答说：“凡是破了产的，不管它是工会，是股份公司，是农场，是地产公司，一律要清算它的财产。”正如加尔布雷思后来写的那样，看来几乎每个被胡佛请来提意见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传统的聪明办法，提出不少把事情搞得更糟的建议来。”
多年以后，理查德·尼克松得出结论说，“胡佛是不幸的，他那个总统做得不得其时。”没有疑向，胡佛是竭尽全力去寻求解决办法的。他每天工作十八小时，有远见地提出缓收各国战债，甚至削减了自己的薪金。他觉得前途还是大有希望的。他以为，他那所谓“不屈不挠的个人自由主义”最后还是会得胜的。
总统反复说明，教济穷人必须靠私人捐款和地方政府或州政府自己筹款。当然，在纽约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创设公共福利部之前，哪一个州都不曾有过这么一个部门；不过后来各州都不得不照样做了。但是这时胡佛总统还坚定地说，美国政府决不仅仅为了表示自己在“想办法”，就搞什么不负责任的试验。1932年5月20日，他写信给一位提倡举办公共工程的人说：美国不可能“靠乱花钱得到繁荣”。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通过了一项二十亿元的救济法案，胡佛把它否决了，并且发表一篇措辞严厉的咨文，称之为“空前未有地滥用国家巨款”的议案。他补充说，“我们的国家不是以分肥自利为基础的，我国成为伟大的国家，也不是靠政治上互相捧场、讨好得来的。”
大约在这个时候，当局开始发现所谓“外来的煽风点火的人”了。他们说，煽动群众胡作非为的总是些陌生人，决不是那些“值得同情的穷汉”。早在十年之前，胡佛就在他的著作中流露出藐视无知愚民的思想。他在一本名叫《美国的个人自由主义》的小书中这样说：“尤其要当心群众！群众只有情感，没有头脑，不会想法子。群众容易受骗，会任意破坏，乱花乱用，怨天尤人，而且会想入非非，可就是不会建设。”他的结论是：可想而知，群众所发表的那些“破坏性批评”会引起大乱。工人在福特的迪尔伯恩汽车厂外举行过反饥饿游行，退伍军人因索取补偿金闹过事，尤其是肯塔基州哈伦县发生过动乱，所有这些他都归罪于“破坏性批评家”。共和民主两党中的“不屈不挠的个人自由主义者”们，都把参与肯塔基州事件的大学生作为攻击的靶子。邢些学生被殴打，被监禁，还被县里检察官斥为“少数大言不惭的人，亵渎神明、自命不凡、乱七八糟、离经叛道”。
现在回头翻看一下胡佛那些文件，人们有时感到奇怪：这位总统竟把当时的大萧条看作仅仅是公众关系不好所引起的问题。他相信，只要把美国实业界的形象弄得焕然一新，光彩照人，困难局面便会结束了。信仰实业界，这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对“实业界前途缺乏信心”，这是个大罪过。胡佛最初把随着股票市场崩溃而来的不景气看作一种心理现象。他亲自选用了“萧条”这个字眼，因为不象“恐慌”或“危机”那么吓人。1929年12月，他宣称“形势基本上是好的。”过了二个月，他又说最坏的情况将在六十天内结束。5月底，他预言经济将在当年秋天恢复正常。6月，市场急剧崩溃了，但是那时有个代表团前来请他举办公共工程救济失业，他竟还对他们说：“先生们，你们来晚了六十天。萧条时期已经过去了。”
批评家们已经多次驳斥了总统的预言，但1930年12月2日，他在提交国会的咨文里（当时共和党在国会占多数的局面快要改变，民主党刚在中期选举中获得了大胜，）还硬说：“经济的基本力量没有受损。”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国际苹果装运公司因苹果过剩，决定五分钱一个，成批赊给失业者们去零卖。第二天，到处都有冷得发抖的小贩叫卖苹果。有人问胡佛这是怎么一回事，胡佛回答说：“很多人丢开本行去卖苹果，因为这更有利可图。”记者们说了些挖苦的话，总统生气了。正如他的秘书西奥多·乔斯林在回忆录中所指出的，胡佛此时也象别的总统那样，看得出是七窍生烟，情况不妙了。他已经认为某些批评是“不爱国的言论”。不过，他还不肯认输，考虑着用什么新方法来进行心理战。他对克里斯托弗·莫利说过：“我国现在需要的是一首好诗。”1932年春季，他又对鲁迪·瓦利说：“如果你能唱出一支使人们忘记经济萧条的歌，我便送给你一枚奖章。”可是这个奖章瓦利得不到，因为他所唱的歌是：
『他们总说这是建立理想国，
所以我跟大家一起干。
不论有田要犁还是有枪要扛，
我不怕出力流汗，
我们建筑一条铁路，
日夜加班，让火车快通。
如今铁路已经筑好啦，
赏一角线可以吧，老兄！』
可是并非人人都叫胡佛失望。据总统派出的一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国家当前的第一个大问题是“法律和秩序向题”，这是说犯禁酿酒卖酒法【1929年到1933年期间，美国联邦法令禁止酿造、运输、出售酒类。】的歹徒太多是当前主要问题。胡佛说这份报告写得很好，全国制造商协会的发言人又说总统的话说得很对，“所谓大萧条产生了不良后果，无非是大惊小怪，夸大其词。”实业家们被总统的乐观神气带动起来，大家也装成很乐观的样子。不过，由华盛顿至纽约那一段宾夕法尼亚铁路，倒给胡佛政府找了一点麻烦。沿线原来竖着几千个广告牌，这时有一半空了下来，看到这，火车旅客们未免迷惑不解，产生了思想问题。后来有些钦佩胡佛总统的人租下了这些广告牌，统统刷上一条标语：“早些时候经济箫条闹得很凶吧？”雄狮俱乐部国际协会认为这样提问题很对头，先前是很萧条，可是已经事过境迁了，于是就搞一个商业信心周，庆祝一番。
总统爱看的连环漫画有个主角，叫小孤儿安妮，她老是叫喊说：“老天爷！谁说生意不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博士是没有说过生意不好的，他安慰本校的师生们说“有勇气就能战胜不景气”。美国钢铁公司总经理也没说过生意不好，他说大萧条的“高峰”已经过去了。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欧文·D.扬格也没说生意不好，他公开说，“大萧条的危局”曾经出现过，但已经过去了。商业部长托马斯·拉蒙特也没说生意不好，他报告说，“我国银行一般都是稳固可靠的。”《纽约时报》早在1931年元旦就发表过高论，说先前形势坏透，今后必然好转；这也就是说，人们总会把积攒下来的钱花掉，把“破烂的衣物”更新的。
报纸上确实没有多少危言耸听的论调。扬斯敦市市长受到了本地报纸的责备，说他想要救济失业是“自找麻烦”；报纸的编者认为，大萧条时期将很快过去，用不着举办什么救济事业了。1932年7月28日，（正是那天，赴京请愿的退伍军人和家眷们象畜性一样被赶出了首都，）国际新闻社发布了头条新闻：“我国各地的发展情况表明，新的繁荣时期的太阳，正在开始穿过经济灾难的云层，冉冉升起。”国内各报在同一周内也出现了这样一些标题：
『实业界脉搏加快
全国各地工厂重新开工
生意好转
新英格兰各纺织厂复苏
据报有些城市开足马力大搞生产，
失业人员都找到了工作
东部各州商业复苏方兴未艾
资方感到繁荣指日可望
马克·沙利文报告说，工商界镇静乐观
经济回升已无障碍
近数周来各州储备银行
情况十分良好
预计九十天内生意好转
繁荣好景日见增加柯蒂斯估计前景美好』
可是，所有这些报纸偏偏都只字不提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那就是：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的国家里，有一千五百万以上的人到处找工作，可是哪里也没有工作可做。
第一部 应运而起（1932－1941年）
第一章 最惨的一年
1932年8月，一位替《星期六晚邮报》写文章的人问英国的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历史上有过类似大萧条这样的事情没有？他回答说：“有的，那叫黑暗时代，前后共400年。”为此惊呼大难临头，未免言过其实，但是这两个历史时期至少有一点看来确实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民虽然身受其害，却都不懂得是什么在作祟。
有人笼统地归罪于“时势”，这所谓“时势”乃是胡佛的隐讳真相的说法。有人又把大萧条同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溃混为一谈，往往说，“大萧条以来我还没有进过城”；或者说，“过去我常进城，不过那是大萧条以前的事了。”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约翰·E·埃杰顿说大萧条的局面是某些人偷懒怠工造成的。他说：“很多现在嚷嚷要工作的人，不是有工作时偏要罢工，便是根本不想干。他们无非想乘机替共产党鼓吹罢了。”对于这种含沙射影的指责，失业队伍里着实有不少人竟也默然忍受。他们采取这种态度，其原因在于40年前美国基督新教的道德观还很有势力。千百万人陷入绝境，当然不是咎由自取，可是社会工作者们却一再说：失业的人自觉羞愧。1932年2月，有个人被房东撵走，他对《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说：“我已经两年多没有固定工作了，有时我真觉得自己像个杀人犯似的。我怎么搞的，连自己的孩子也没法照顾啦？”
由于教养的关系，这样的人自小就相信，谁卖力气，谁就有出息。现在呢，不管勤的懒的，一概倒霉，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丧。正如沃尔特·李普曼当时所说：“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17年后，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剖析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在陷入这种困境时是如何的痛苦：“如果他屡试屡败，前程绝望，一个人就很可能再也没有内在的力量去抵抗外界的压力，于是满心内疚，只恨自己无能。”某某人宁可自杀也不靠救济过活，这样的报道当时报纸上登过不少。埃米尔·迪尔凯姆【法国社会学家（1858～1917年）。——译者】早就创造了“利他主义的自杀者”这个术语，说这种人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成为社会的负担。
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在于从柯立芝总统到胡佛总统任内的所谓“新世纪”的繁荣并没有确实的基础。回顾起来，大萧条似乎是产业革命最后来了一次大动荡，由此在新的技术革命到来之前造成的一个间歇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有了各种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工人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提高了40％以上。既然有了这样大量的商品生产，消费者的购买力显然也需要相应提高，这就是说，要增加工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相应增加。就是在黄金时代的1929年这一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也已计算过，一个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那时有各种愚蠢想法，其中之一是以为产量突增不是什么问题，说什么“只要有个好推销员，什么都能卖得出去”。实际上是，有钱的人搞股票投机（有些并非有钱的人也做投机买卖），而掮客则提倡一种可说是群众性的投机，怂恿那些手头并不宽裕的顾客乱买东西，靠延期过长的赊账的办法来做买卖。
由于经纪人到处放账，股票市场基础不稳，终于垮台。影响所及，那些到各地推销的掮客做成了的千百万小宗交易也收不回账了，因为他们不管什么商品都一概赊给无力付款的人。“新世纪”的繁荣时期就此结束，接踵而来的是一场大恐慌，全国惶惶然不知所措。上次的长期经济危机发生在1893年，自此以后，美国已经高度工业化，想要城市人口大批回乡，已经不可能了。这次，赫伯特·胡佛恰巧在大难临头的前夕担任总统，可说是自作自受，因为他在当商务部长时只醉心于提高生产力，却不注意购买力不足的危险性。他只是在卸任离开白宫很久以后，对当年的事才有所醒悟。他写道：“这边为数不过几千人……却占有大部分的生产成果；……那边是占20％左右的人口，却只分到那么一点点东西。”
从股票市场崩溃到1932年（大萧条时期最惨的一年），经济一直在螺旋式下降，而这个下降趋势又因为采取了某些措施的缘故而更加速了。按老规矩说，这些措施本该使经济复兴的，可是事实恰好相反。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物价是不能降的，于是销售量下降了。销售量一减，只好用解雇工人的办法来降低商品成本。这个工业部门的工人失业了，哪里有钱去买别的工业部门的产品呢？这样，销售额越下降，被解雇的工人就越多，引起购买力的全面萎缩，结果是：产业工人穷了下来，连累农民也穷；而农民的穷，又回头加深了产业工人的穷。“谁也没钱买对方的东西，”这是一个俄克拉何马州人在国会的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的话，这把恶性循环这个现象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里，既是生产过剩，又是消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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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6月，美国东北各名牌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步21,974名老学长的后尘，也在拼命找工作了。那时连在纽约百货公司开电梯也要有学士学位，而且对他们当中好些人说来，这已是最好的差使了。但这年的亨特学院毕业、年刚20岁的西尔维娅·菲尔德·波特可是个例外。她“当时由于好奇”（这是她后来说的），“想弄清楚为什么周围的一切都在崩溃，为什么大家纷纷失业”，于是就把主修课由英语改为经济学；毕业之后，凭着自己的伶俐的口才，又在一家投资咨询公司里找到个职位。她一边干活，一边开始系统研究金融界的状况，希望有朝一日在这个问题上写专栏文章。【西尔维娅·波特于1935年开始为《纽约邮报》撰稿。】她发现，当时的美国已经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
自从1720年英国南海公司垮台以来，“南海泡影”这个词，一直被用以形容一种没有前途的企业【“南海泡影”是南海公司的诨名。这家公司是做股票经纪生意的，1711年在英国伦敦成立，取得南海贸易的专利权。因为有利可图，股票价格飞涨，本来是100镑一股，竟涨至1,000镑一股。后来股票暴跌，希望破灭，所以人们称之为“南海泡影”。——译者】。这个“泡影”确是破灭了，它的股票行市竟跌到了只等于极盛时代的13.5％。不过，后来它还是翻过身来，继续做了80年生意。相形之下，美国钢铁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情况就显得更糟。波特小姐毕业时，这两家公司的股票已经跌到1929年前的价格的8％。整个来说，纽约证券交易所行情牌上的股票价格，只等于1929年的11％；投资者的损失达740亿元，相当于世界大战全部战费的三倍。全国有五千多家银行倒闭（与胡佛家乡西布兰奇市毗邻的艾奥瓦城有五家银行，全倒闭了），8.6万家商号暂停营业。美国国民总产值从1,040亿元下降到410亿元（1973年估计为21770亿元）。1932年，有27.3万户人家被房东撵走。工人即使谋得一职，每周平均工资也只有16.21元。
不过有些行业却是分外兴隆。出售避孕药物的行业一年赚了2.5亿元（当时的青年后来做了爸爸妈妈，早把这事忘了）。在全国居民中，有一半以上每星期看一次电影（成人票价二角五分，儿童一角）。吸纸烟的人逐年增加，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习惯是有害的。“开耳温奈特”牌冰箱和“阿特沃特·肯特”牌收音机畅销一时。小型高尔夫球场和流动图书馆也很兴旺。阿尔弗雷德·C·富勒组织了一批人挨户推销刷子，成绩很好，仅在严峻的1932年8月一个月里，销售额竟由1.5万元增加到5万元，以后更逐年增加100万元之多。有一个名叫J·保罗·格蒂的天才人物，悄悄把好些廉价油井买了下来；太平洋石油公司共有100万股份，他竟在1932年2月掌握了其中的52万股。各地也有个别幸而得手的生意：例如马萨诸塞州昆西市有一家外观挺特别的餐馆，屋顶漆成鲜橙色，外表模仿殖民时代的建筑风格，这时正濒于破产。赶巧街对过来了一家戏班子（第一台戏是尤金·奥尼尔的九幕剧《奇异的插曲》），每晚8时30分中场休息，观众纷纷到这家餐馆吃饭，于是老板霍华德·约翰逊就渡过了难关。
但是以上种种都只是例外而已。重工业的关键美国钢铁公司，当时的开工率只达19.1％。美国机车公司不需要好多钢材了，在20年代，它平均每年售出600台机车，可是1932这一整年只卖了一台。汽车制造业也不像往常那样大量买进钢材了，一些大名鼎鼎的汽车公司逐渐消失了，什么施图茨汽车公司、奥伯恩公司、科德公司、爱德华·皮列公司、皮尔斯·阿罗公司、杜森贝克公司、富兰克林公司、杜兰特公司、罗科摩比公司等等，都是如此。有个不自量力的人出了一种“罗克尼”牌廉价汽车，要跟福特公司竞争，结果损失2,100万元，本人自杀了事。1932年1月间，富于创造性的细菌学家阿瑟·G·谢尔曼用手工粗制第一辆木制拖车，在底特律市汽车展览会上展出，轰动一时，但全年只销售了80辆。航空运输业也一落千丈，当时的班机有12个座位，可是据商务部统计，平均每班有七个座位是空着的。除了新发明的有声电影外，所有其他娱乐场所都濒临破产。爵士音乐家埃迪·康登整整四年只灌了四次片子，因为唱片制造业的营业额由每年5000万元跌到了25万元。萨莉·兰德能勉强维持生活，是靠她那些著名的扇子舞。记者问她为什么要搞这样的玩意儿，她回答说：“我不脱裤子，就挣不到钱啊。”
因为觉得人穷丢脸，所以大家总是遮遮掩掩，不让邻居知道，而且常常也能瞒得过去。对门人家的底细，谁也识不透。那位衣冠楚楚、每天早上按时出门的青年律师，说不定是拣个偏僻地方去挨户兜售杂志、便宜领带、真空吸尘器、高压锅、“二合一”牌鞋油之类的东西的。他甚至可能干脆换一套破衣服，在另一个市区向路人行乞。他也可能像千人万人那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找不到工作，眼看孩子日渐消瘦，只有彻夜同绝望交战的份儿。当然，人在街头流浪久了，也能找到一些窍门。譬如，花五分钱要一杯咖啡，然后白要一杯开水，把柜台上的番茄酱倒一些同开水一搅和，就算是番茄汤了。冬天，报纸塞在衬衣里边是可以御寒的；如果料到在职业介绍所外面要排上几个钟头的队，事先用麻包片把腿包扎起来就是了。鞋可是个特殊问题。硬纸板可以衬鞋底，有些人还喜欢在鞋后跟垫上棉花，走水泥地少硌脚。但是如果一只鞋子真的完蛋了，那就什么办法也不中用了。最先磨破的是纸板，接着是袜子补丁，于是雪水渗进鞋里，糊满了脚丫子，加之鞋钉直扎脚跟，结果只好用一种特殊的姿势走路。
穷人家为了省钱度日想出的种种妙法，说来真了不起。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要不就抽“翅膀”牌（一角钱一包）；为了省电，改用25瓦灯泡。孩子们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钱，一个两分；上面包店排队买隔宿的面包。妇女们把旧被单剪开再把两边缝接起来，这样就把中间磨损的地方分移到两边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穿，这样在邻居太太面前就不显得寒碜了——其实邻居手头一样紧，恐怕采取的办法也是一样。许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贺圣诞的卡片保存起来，明年好改寄给别的朋友。有时，某人一连几个星期不露面，街坊上只听说他“有事出门”了。如果这人体贴妻子，他是不会对她透露此行实情的，因为其中的辛酸她万万想不到。
这样的“出门”人当然是找工作去的。关于找工作，1932年前后传说的可多了，有些听来离奇，却一点不假。确实有人通宵守在底特律职业介绍所门口，第二天好占个排头。确实有一个阿肯色州人为了找工作步行900英里。确实有人出钱买工作做。曼哈顿六号大街某职业介绍所招聘300人，确实有5,000人来应聘。华盛顿州确实有人到树林里放火，为的想人家雇他当救火员（此事第72届国会的劳工问题小组委员会有证词记录在案）。《商业周刊》做过调查，证实有不少人不再喜欢美国了，有的已经离开美国，有的正设法离开。30年代初期，迁居国外的人数年年超过迁入的。俄国在纽约有个贸易机构，叫做苏美贸易公司，它平均每天收到350份申请书，要求移居俄国。有一次令人最难忘怀：他们登广告招募6,000名熟练技工，报名应聘的竟达10万人之多，其中有管子工、油漆工、机械工、厨师、火车机师、木工、电工、售货员、印刷工、化学家、制鞋工、图书管理员、教员、牙科医生，此外还有洗染工、飞行员、殡仪工人各一人。
虽然纽约本市已经有100万人失业了，仍有无数人从邻近各州到纽约来找工作，这些异乡人中有少数加入了在曼哈顿街上擦一次鞋得五分钱的7,000“鞋童”的队伍，又有少数插手走私运煤的勾当（纽约市10％的煤是由宾夕法尼亚州的失业矿工偷运进来的）；但是大多数只是混迹在市内那82条长龙里领面包度日。如果身边还有一角钱，还可以在充满汗臭和消毒药水气味的小客栈里睡他一宿；如果身无分文，就在街上捡些报纸当做铺盖，到中央公园、地下铁道站口，或垃圾焚化场去过夜了。冬夜苦寒，焚化场的余温吸引成百成千人到那里去，睡在大堆大堆的垃圾上。
做丈夫的这样出去走了一趟之后，钻进空货车或者趴在车底下，又回到家里，不免同妻子合计，看看家底子还能维持多久。于是变卖结婚戒指，抵押家具，凭人寿保险单借钱，或者干脆向亲戚求援。下一步往往是想开个夫妻店。原先装作有钱，这时在街坊眼里可露馅了：院子可能改成小型高尔夫球场；男的可能开个“客厅杂货店”，女人可能给别家太太洗头、卷发、修指甲，每次一元。马萨诸塞州失业纺织工在房间里安上织布机；康湿狄格州有很多人家往铁丝上穿别针，全家起早摸黑，一星期只挣得五块钱。
这些都是万不得已的办法，成功的寥寥可数，因为有钱买东西的人实在太少了，最后只好承认失败。当父亲的跑到市政厅去说自己已经一无所有，请求列入贫民册。由于统计错漏很多，当日究竟有多少贫民，不得而知，总之，大约有1,500～1,700万人失业，大多数是一人养活全家的。1932年9月的《财富》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此数近于人口总数的28％。而且这个研究报告一如其他报告，那正在另一种地狱里受难的1,100万户农村人口是不包括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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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总统任内，美国农村人口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2％，因此，40年前美国还有25.1％的人口靠农业或者想靠农业过活，这一点人们现在是很难想像了。这些农村人口没有分享过什么“新世纪”的繁荣；他们的处境全国早已公认为不可忍受，1929年的股票市场大崩溃只不过使他们更惨罢了。1932年，有个记者说他一看到美国农民便想起报纸的星期画刊上那些蒙古农民；饥荒就在眼前了，它的阴影笼罩着美国莽莽大平原。自伊丽莎白女王时代【1558～1603年。——译者】以来，农产品价格从来没像现在这么低过。一蒲式耳【约合36升。——译者】小麦的售价不到二角五分，一蒲式耳玉米是七分，一蒲式耳燕麦一角，一磅棉花或羊毛五分。糖每磅只值三分，猪、牛肉每磅二分半，200个一箱的苹果，如果个个完好，才卖四角。
把农民辛勤劳动的成果按市价折算，一车燕麦还买不到四元一双的“汤姆·麦坎”牌皮鞋。一车小麦够买这双鞋了，但是每英亩土地要付三元六角的押款利息，又要付一元九角的捐税，农民每收一英亩小麦，就要亏一元五角。以棉田活来说，身体最壮、手脚最快的男工，从早干到黑，整整14个小时，摘300磅棉花，却只能拿到六角钱。用玉米棒子当燃料，比卖玉米买煤烧还合算。肉价惨跌：一只羊送到市场，运费一元一角，售价不足一元。蒙大拿州有个牧场主，赊到了一些子弹，花两个小时把一群牲口全部杀了，扔进山沟，由它烂去，原因是卖牲口的钱还抵不过饲料。他临行时嘟嘟囔囔地对一个记者说：“唉，这也算是对付萧条的一种办法吧！”
由于农业品价格惨跌，数以万计的通告出现在住户门柱上和各县的法院门口，宣布这家那家农场债务不清，不准赎回。据估计，密西西比州1/4的农场都被拍卖掉了。共和党的农村报纸编辑威廉·艾伦·怀特对胡佛总统说，他应该去看看中西部的情况。怀特写道：“农民们，不管他的土地是否已经抵押出去，谁都知道农产品既然跌到今天这个价钱，他自己迟早要完蛋的。”农场主破产了，连买捆东西的绳子、修理东西的工具和作物的种子都拿不出钱了，这时放贷的银行就取得了农场的产权，一变而为遥控的地主，而那世代耕种这块土地的人却沦为佃户。乡下的牧场主用羊肉喂秃鹰，烧玉米烤火；城里的千百万人却买不起那贱到使农民破产的农产品（黄油每磅三角九分，上等牛排每磅二角一分，鸡蛋每两打四角一分）。买不起的原因是失业的人太多，至于那些幸而还有工作的人，工资也低极了，叫做“饿不死人”的工资。
没有一个人出来保护他们。总统不赞成减工资，也说过话，但是又反对用法律规定每小时工资多少，因此1932年春季美国钢铁公司要再度大幅度削减工资时，工人们竟毫无办法。整个劳工运动几乎烟消云散了：劳联会员人数从1920年的410万减到220万，只占劳工总数的6％。1932年，曾发生过多起拼死斗争式的罢工，但都以失败告终。许多矿工每月工资只有十元八角八分；平常要受过磅员的卡压，还得在煤矿公司所开的商店里高价购买生活用品。他们一反抗，资方的武装狗腿子就伙同国民警卫队实行血腥镇压。联合矿工工会势单力薄，只能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别无他法。
在林恩和洛维尔这类新英格兰工业城镇里，只有1/3的工人还有工作，忍受着农奴般的待遇。有一个工人离开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到纽黑文去找工作，竟在那里被捕，说是犯了“流浪”罪，送进法院，最后又勒令回到原厂。因为找工作的人太多，雇主便一再削减工资。百货商店的售货员工资低到每周五元。芝加哥市有人做过调查，据说多数女工每小时工资不到二角五分，其中的1/4不到一角。1932年，伐木业每小时工资减到了一角，一般承包工程业是七分半，砖瓦制造业六分，锯木厂五分。在大萧条时期之前，马萨诸塞州各纺织厂很少要求熟练工人在一天八小时内看管20台织布机的，可是在采用了“加快制”和“提高劳动强度制”之后，作家路易斯·阿达米克亲眼见过，竟有些十来岁的女童工要从黎明到黄昏，不停地看管30台宽式织布机。
在布鲁克林区的“血汗工厂”里，15岁左右的童工每周只挣二元七角八分。女工每周工作50小时，报酬是二元三角九分。1932年夏天，康涅狄格州劳工局长报告说，本州有一百多个工厂里的工人，每周工作55小时，而工资只有六角。纽约市是纽约州里剥削工人最厉害的地方，而市内那个雇用5万名女工的服装工业，其剥削之凶又冠于全市。《时代》周刊写道：“无法无天的雇主”已经“把美国工人的工资压低到中国苦力的水平了。”制帽工人钩织一打帽子，只得工资四角，一星期只能织两打。做围裙的女工做一条挣二分半，一天只能挣两角。给拖鞋加衬里的女工，搞了72双拖鞋才得到二角一分；如果每45秒钟能加工一只拖鞋，每天工作九小时，拿回家里的也只有一元零五分。有一个做裤子的工厂，女工把一条裤子的线头清除并用海绵揩干净，只得工资半分。处理这样一条裤子要花五分钟，所以每小时的工资是六分。哪个雇主厚道一点，就无法跟这种血汗工厂竞争。领取救济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胡佛总统仍然不肯从国库拨款补助，因此在大萧条临近第四个冬天的时候，整个救济机构已是摇摇欲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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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参议员发表意见说，现在工人每周只有一两天的工资，实在无法维持他们的生活需要。可是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却说：“什么？给工资要看工人的需要？我从来不考虑这个，我是按效率给工资的。至于社会福利之类，本人是作为宗教事务来处理的。”无疑，他认为他自己已经尽了责任了。正如《财富》杂志所说，当时的理论也同过去的一样，以为有了私人办的慈善事业和公私合办的福利机关，老弱病贫的人就都得到照顾了。
可是实际上行不通。大萧条一方面使要求救济的人数倍增，另一方面又使救济金的来源陷于枯竭。1932年，私人捐款锐减，只占救济金支出总额6％，于是便有三千万人左右要依靠公办福利事业照顾了。不幸得很，这副重担子，地方政府却挑不起。自从1930年以来，各州各市的预算早已出现了赤字。各市政府的收入，大约有90％来自房地产税，但是按大萧条时期的币值计算，房地产的估价实在高得荒唐。房东既然是房屋的所有者，就得纳税；房产有没有收益，法律不管，税额不能减。即使房客是靠市政府救济过活的，救济金又不包括房租，房产税还是要照缴。于是房东便千方百计要房钱，他们怒从心头起，最初是要把无钱交租的住客统统撵走。纽约市各条街道几乎天天有人撵房客；费城也一样，多家踯躅街头，因而小女孩们竟编出一种新游戏，名曰“撵房客”。
但是，赶走住户，空出房子，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只能使有产者更加不得人心，却不能使他们有钱上税。结果正如哈佛大学商学院萨姆纳·H·斯利希特教授对参议院制造业委员会所说的那样：“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失业的人，几乎都暂缓交租了。”各市区和郊区，欠交房地产税有20％～30％。城市少了这笔收入，便削减公用事业。于是道路失修了，人行道残破不堪，冬天冰雪载途，无人清扫。由于纳税人联合起来拒不缴税，芝加哥市有两年全无入息，只好向银行借贷。市内那60万失业人口，更弄得它焦头烂额。
地方政府财政破产了，加之社会上又认为贫困多少咎由自取，因此要想获得公家救济，条件是极为严格的。人们为了争取请求救济的申请书获得审议的机会，也得事先变卖家产，取消保险，直至借贷无门的地步，并且证明所有亲戚全部破了产才成。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如果本人未婚，或已婚而无子女的，在很多城市还是领不到救济。接受救济是为人所不齿的。1932年9月，缅因州刘易斯顿市通过了一项议案，禁止领取救济金的人参加选举。这一招在马萨诸塞到俄勒冈等十个州是不需要的，因为这几个州的宪法早已规定选民必备的财产条件。西弗吉尼亚州的医院要病人保证交医疗费才收；有一个孩子需要开刀，转诊医生【这种医生设有私人门诊但没有手术室、住院部，将需动手术的病人转到别的医院治疗。——译者】竟劝外科医生，且等孩子父母答应付1,000元再说。得克萨斯州罗伊斯城有两个大夫在当地报纸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
『如尊夫人有喜，要来罗伊斯城分娩，请备足款项交费，才能接生。特此通告。』
在某些地方，纳税人协会竟想不准领救济的孩子上学；有些获得公家资助的人家，竟不获准进教堂做礼拜。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碍，最后获准领取救济的也只是极少数人。而且，据《财富》杂志报道，在某些工业城镇、矿区和佃农分成制农场里，“所谓救济事业不过徒有其名”。城市里应得救济的人家，只有25％获得某种形式的救助。托莱多市长在1932年说过：“我见到成千上万的山穷水尽、灰心绝望的男男女女前来请求救济。他们低声下气，苦苦哀求。此情此景，真是丢尽了美国的脸。”再说，即使列入了救济名册，也并非就此万事大吉，有希望，有奔头了。有人反对办救济事业，说人们领了救济金便大吃大喝。可是以费城而言，四口之家每周只领五元五角的救济金，怎样去挥霍呢？不过此数虽小，比之纽约市（救济金二元三角九分）、密西西比州（一元五角）、底特律市（六角），已经很慷慨了。救济金顶多只够买粮食和燃料。领救济的人家，在股票市场大崩溃前往往早已衣着不全，如今又过了三冬，其衣着之褴褛就更不堪入目了。常常看到的情况是，身为一家之长，那浑身打扮竟像歌舞杂耍剧中的流浪汉：上衣缺扣子，袖子见窟窿；膝盖外露，后裆透空；头上那顶凉帽是在谁家锅炉房里挂过几年的，脚下那双破球鞋贴满橡胶补丁，手上戴的一副帆布手套左右两只不一样；除此之外，披上一张老羊皮短袄，既臭且脏。
公职人员同领救济的人往往无法区别，因为他们的财源相同。一般地说，地方士绅们总还能让本地的警察穿上像样的制服，因为那时大家都担心治安问题。可是对公立学校的教员就没有那样关怀了，由于地方政府税源不足，教师的生活比别人来得苦，大萧条初期，还在他们的工资里扣钱来资助施汤站呢。学生每年增加二十多万，学校就得进一步节约开支。教室不够，书桌就摆在走廊里，有炉子的活动房子里，甚至洋铁皮棚子里。音乐课和美术课取消了，教科书是这学期用了给下学期另一班用，弄得卷角污损，字迹模糊，残缺不全。教室越来越挤了，最后，竟连教员的工资也发不出了。
到1932年为止，只因教育经费不足，全国已经有30万儿童失学。密西西比州、明尼苏达州北部、爱达荷州、南达科他州和亚拉巴马州的教员，只得轮流到各学生家里去“吃派饭”。俄亥俄州德顿市的学校每周只上三天课，阿肯色州的三百多所学校有停课十个月以上的。在堪萨斯州，因为小麦一蒲式耳只卖二角五分，所以乡下的教师每月工资只有35元，一年又只支八个月薪水，合计280元。艾奥瓦州的教员每月薪金40元，只及华盛顿政府所说的产业工人最低生活费的一半。阿克伦市拖欠教员工资多至30万元，扬斯顿市欠50万元，底特律市80万元，而芝加哥市竟超过2,000万元。
谈到芝加哥的学校，那倒是大萧条中的一段佳话。当地的教师因为不忍眼看50万儿童失学，于是没钱坐车就搭过路便车到学校上课，没有薪水也坚持工作（至1932年为止，在13个月当中，只有五个月发过薪），市政府发的欠条规定大萧条时期过后才能兑现，银行不肯收兑，教师们也收下了。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还有办法筹备下年的芝加哥博览会（在博览会期间，色情舞星萨莉·兰德的每周进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经费，市政府却充耳不闻。有1000个教员干脆裁掉了，未被辞退的只好忍受巨大牺牲，继续工作。在全市1,400个留用教员中，有759个被房东撵走。他们拿保险单借支了112.8万元，并向高利贷商人借了23.2万元，年息是42％。尽管自己挨饥受饿，这些教员竟还从干瘪的腰包里掏出钱来养活1.1万名小学生呢。
对教员、救济工作人员和警察来说，穷困生活是近在咫尺，看得再清楚不过的了。30年代初期，还没有人骂警察为“猪猡”。即使警察被派去破坏罢工，人们还是普遍认为他们同工人一样，也是受剥削的【3月7日，官方在福特汽车厂血腥镇压“反饥饿游行”。第二天，底特律市警察局长就开除了162名警察】。纽约市的巡街警察自1930年以来就在自己执勤的那些最贫困的市区向穷人分发救济粮，赈款由本市公职人员（包括警察）捐助，占他们的收入的1％。正如卡罗琳·伯德所指出的，他们这样做，是“第一次公开承认，对于那些规规矩矩可是陷于赤贫的人，官方责无旁贷。可是承认这一点的不是上层人物，而是那些在贫民区里工作的最下层公职人员”。
不过，目击那些最凄惨的情况的还是教员，因为大萧条时期受害最惨的人就在教室里。1932年这年最可怕了，当年10月，即大选前一个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说：公立学校的小学生有20％营养不良。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的秘书对国会一个委员会说，在俄亥俄、西弗吉尼亚、伊利诺伊、肯塔基和宾夕法尼亚各州的矿区，营养不良的儿童有时达总数90％以上，他们的症状是“思睡、发懒、困倦、智力发展受阻”。有一位教员劝一个小女孩回家去吃点东西，她回答说：“不行啊，我家是轮流吃饭的，今天该我妹妹吃。”又有一个小男孩让人看他心爱的小兔子，他姐姐悄悄地对来客说：“弟弟以为我们不会把小兔子吃掉的，可是我们就要这样做啦。”一个名叫莉莲·沃尔德的社会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问道：“为了让孩子们吃饱，有些人自己一连饿几个星期，饿得直打哆嗦，你看见了没有？”有一个有儿女的人满腔怨气地说：“咱们工人再也没有养孩子的权利了。”马萨诸塞州有一个牧师说：“我认得一家人，他们今年只吃小扁豆过活，买不起面包啊。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呢？”
可是胡佛总统对记者们说：“并没有谁真正挨饿。拿那些流浪汉来说，他们吃的就比过去什么时候都好。纽约有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十顿饭。”1932年9月号的《财富》杂志干脆骂总统撒谎，它说：“应该说有2,500万人衣食不周，这才是美国经济状况比较准确的描写。”活活饿死的事例，《财富》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和国会听证会都记载了不少。纽约市福利委员会报告说：有29人饿死，另有110人死于营养不良，多数是儿童。胡佛总统根本没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不过他卸任以后就免不了见识一下了：有一次他在落基山区钓鱼，有个本地人把他领到一间茅屋里，看到一个孩子已经饿死，另外七个也奄奄一息了。
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萝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蔬菜从码头装上卡车，她们就跟在后边跑，有什么掉下来就捡。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菜剩羹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有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汤森的66岁的内科医生，他临窗刮脸，往外一看，竟有“三个干瘦憔悴、老态龙钟的妇女”（这是他后来的描述）“趴在几个垃圾桶上从里边掏东西”。人们还看到，有人全家走进垃圾堆捡骨头和西瓜皮来啃。因为蛆虫多，芝加哥市有一个寡妇在捡东西吃时总是先把眼镜摘掉，眼不见为净。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晚上在纽约街头留神细看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在饭馆附近来回踯躅，把泔水桶的盖子掀开找腐烂的东西吃”。这样的人他“早已到处看见，可是后来到了悲惨绝望的1932年，人数更是与日俱增了”。
那年头，富裕的美国人认为把吃剩的施舍给没饭吃的同胞，就算是大发善心了。纽约吉斯科山的麋鹿会【一个美国慈善机关，1876年成立。——译者】和普林斯顿大学聚餐会吩咐仆人，要把残羹剩饭送到穷人手里。《布鲁克林之鹰》报建议设立一个总站，请慈善的市民把吃剩的残汤剩菜送到那里，让穷人分享。俄克拉何马市有一个名叫约翰·B·尼科乐斯的煤气公司经理草拟了一份计划，呼吁饭馆、市民俱乐部和旅馆的厨师把残羹剩菜装进“容量五加仑的干净铁桶，标明里面有‘肉、豆、马铃薯、面包等等’”。这些铁桶由救世军收集，分饷失业者。与此同时，农民还送来了木柴，由失业者自己去劈（捐献柴火的偏偏又是农民！）。这位经理给陆军部长赫尔利写信说：“我们预料，有些不值得照顾的人有时会来找点麻烦，但是我们必须不怕麻烦，因为只有这样，那些值得照顾的人才能得到照顾。”赫尔利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力劝政府采纳。但是胡佛属下的紧急就业委员会主任认为这样做可能造成误解，便把方案否决了。
尼科乐斯、《布鲁克林之鹰》报、普林斯顿大学聚餐会会员和麋鹿会会员们似乎从没想到，更富于戏剧性的解决办法已经近在眼前。富人脑满肠肥，大众饥肠辘辘，这个鲜明对比已经有人在考虑，而且觉得未来事变的阴影已经隐约可见了。托马斯·沃尔夫时常站在纽约的公厕里同那些处境悲惨的人们交谈，谈到他再也不忍听下去，便踏着阶梯往上走20英尺，站在人行道上凝望，只见“曼哈顿的摩天大厦在冬夜寒光中闪闪发亮。伍尔沃思百货大楼就在不到50码开外，再过去不远是华尔街的几家大银行，一律是巨石和钢铁筑成的堡垒，屋顶塔尖放射着银色的光辉。人间不平事，莫过于此了：这边是悲惨万状的地狱，那边一条马路之隔就是一座座灯火辉煌的高楼矗立于凄然的月色之中。这些高楼是权力的顶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财富就深锁在楼底坚固的地下库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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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一来，美国人向来是要寻找替罪羊的。1932年初，沃尔夫等人就集中火力对下曼哈顿区的那些财阀攻击开了。这些替罪羊是又肥又好摆布。回想20年代，美国的金融家和工业家曾经是全国有口皆碑的英雄。不过哈佛大学教授威廉·Z·里普利早已向柯立芝总统提出过警告（虽然说也没用），他说，有这么一些东西在威胁美国的经济：“耍手段，玩把戏，甜言蜜语，胡吹瞎说，欺蒙哄骗。”可是柯立芝是不相信这种高喊大难临头的预言家的。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后来所描写的那样，足足九年之久，政府对待工商业家的态度竟好比他们已经“发现了什么点金石，能把资本主义那种很不稳定的局面一变而为永恒繁荣的局面”。梅隆当年曾经名噪一时，大家说他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89～1795年任美国商业部长，提倡保护关税，与金融家拉拢，大得资产阶级的称赞。——译者】以后最伟大的财政部长。《美国商业》月刊说：美国企业家是“全国最有力量的人”。可是到了证券市场崩溃三年之后的今天，孩子们却唱起这样的歌来了：
『梅隆拉响汽笛，
胡佛敲起钟，
华尔街发出信号，
美国往地狱冲。』
不过，这首歌金融巨头们是听不进去的。他们依然鼠目寸光，盛气凌人，脱离实际。他们在《文摘》杂志里读到的文章，无非盛赞大萧条带来的好处，例如说：“现在人们做生意比以前客气了，在家里也往往比以前讲道理了，尤其是那些没头脑的女人家。她们过去不知好歹，不关心丈夫，不料理家务，现在都服服帖帖，小心谨慎了。”一位共和党的新泽西州州长候选人给选民们带来了好消息：“繁荣太过分，就会败坏人民的道德品质的。”据报道，有人建议杜邦家族的某成员出钱举办星期天下午的广播节目，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星期天下午三点钟人人都在打马球，没工夫听。”J·P·摩根说：“如果消灭了有闲阶级，那就是消灭文明。我所说的有闲阶级是指雇得起一个佣人的家庭，这种家庭全国有2,500万或3,000万个。”人们告诉他，据人口调查，全国家庭佣人总数还不到200万，他似乎感到吃惊。不过人们觉得，摩根不了解实情，本来不足为奇。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写的，美国工业界和金融界的许多领袖人物，“已经从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最有权威的高峰一落千丈，落到了最不堪的境地了。”
1932年这一年，美国65％的工业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里；仅占全国人口1％的人拥有全国财富59％。芝加哥有个人叫做塞缪尔·英萨尔，此人身兼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长和11家公司的总经理。由他掌管的各种公用事业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王国，其中包括150家公司，有5万雇员为325万顾客服务。1932年元旦那天，他所拥有的证券实值在30亿元以上。失业的人们在瓦卡大道低处烧火取暖，仰望着那高耸入云的英萨尔大楼，对一些记者感叹说：“为什么那个老头儿不能帮我们一点忙呢？”
这个老头儿实在无法帮忙，因为他有他自己的难题。他那个由控股公司构成的金字塔式的王国快倒坍了。不消几天，成千上万的芝加哥人（包括大批的教师），就要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手里那些英萨尔公司的股票下跌到只有1931年原价的4％了。英萨尔由36名保镖护卫着，日夜奔走，力图挽回颓势，可是这年4月，他那两个投资信托公司就被宣布破产了。6月，他因欠下6,000万元的债，逃往欧洲，库克县的大陪审团【陪审员在12人以上的叫大陪审团。——译者】便对他提起公诉。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巴黎安排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却从后门偷偷溜走，搭上夜半的快车南下罗马，接着又飞往雅典。他的律师告诉过他，雅典是安全的，因为希腊跟美国没有签过引渡罪犯的条约。当时这种条约确实没有，但是到了11月初，两国的外交官们就签了这样一个条约。英萨尔急忙男扮女装，租了一条船逃到土耳其。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国当局，终于押回本国受审，可是结果却被判无罪，因为当时还没有管制控股公司的法规。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这时说了一句俏皮话：“控股公司原来是这样的一种地方：警察搜你的身，你就把贼赃递给同伙，这就万事大吉了。”
罗杰斯还说：“这些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没有越出法律范围，可是已经到了边缘，跟吃官司只相去毫厘了。”为了寻找犯罪证据，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在华尔街到处调查，果然查出了一些不寻常的人物。银行家艾伯特·H·威金把本银行（大通银行）的股票抛空卖出，事后又撒谎骗人。因为生意不好，纽约花旗银行的查尔斯·米切尔撕毁了跟谷物交易银行合并的协定；他还硬要本银行的记账员们和出纳员们按股票市场崩溃以前的价格（每股原价200元，当时已跌到40元）继续分期付款购买花旗银行的股票，同时既不要保证也不收利息，就把股东的240万元借给本银行的高级职员做投机买卖。此外，米切尔还把证券亏本卖给家人，事后又买回来，这样来逃避联邦所得税。J·P·摩根也用类似的办法钻空子，1929、1930、1931这三年，他一文所得税也没交过。《芝加哥论坛报》老板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一年只是象征性地上了1,500元的所得税，却写了许许多多的长篇社论，敦促读者老实纳税，分文不少。
安德鲁·梅隆这时也以财政部长的资格追逼那些拖欠税款的人们，可是对自己却采用另一种标准。遵照梅隆的指示，国内收入署署长为他写了一份备忘录，列举12种逃避联邦税的办法。这条新闻使全国为之震惊。于是，指派了财政部一位税收专家去审查梅隆的个人所得税申报书。结果发现梅隆竟采用了这位署长的五条建议，其中包括虚报赠款若干宗，亏损若干项，借以偷税漏税。这些事情的揭露使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赖特·帕特曼气愤极了，便在1932年1月25日要求众议院弹劾梅隆部长，罪状是“品质恶劣，行为越轨”。但是对梅隆心怀敬意的仍然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公开发表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无异犯上作乱。有个仰慕梅隆的人（他的律师）尖锐地指责《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说他是“向激进分子提供炮弹”。
英萨尔使的花招是合法的，逃税同样也是合法的。但是尽管当时的税法漏洞百出，有些人还是不免越轨，陷入法网。“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尔·克罗伊格曾得过法国荣誉军团大员勋章【法国荣誉军团系于1802年由拿破仑创立，借以奖励军政界有功人员。现在勋章分五级，大员勋章是第二级。——译者】，是胡佛总统研究欧洲大萧条情况的顾问，大家都认为他诚实可靠，所以1928年波士顿的李和希金森投资公司以这位大王所发的证券为担保，发行几百万元债券，那时经理们竟听从他本人的意见，不去查一查他的账。1932年3月12日，他买了一支大型手枪，在巴黎市内的豪华公寓里关起门来自杀了。人们在对他作了一番颂扬之后，才发现这位大王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盗窃犯，多次欺诈取财，并曾伪造意大利政府的公债券。除其他罪行外，他还从对他深信不疑的投资者那里盗窃了三亿多元。
新的惊人消息每周都有。艾夫里尔·哈里曼【美国著名的外交家（1891～？）。——译者】有一个堂兄弟是银行家（或者像《纽约时报》那样，叫他做“银行匪”），叫做约瑟夫·哈里曼。因为知道自己的银行快要破产，他便逃到曼哈顿区的一个疗养院里躲起来。警察追得紧，他便化名逃到长岛的一家小旅店里住下。可是纳索市的警察还是找到了他。哈里曼拿一把刀插进自己的肋部，但自杀未遂。他终于因伪造银行账簿和滥用银行款项坐了两年牢。“美国银行”（在美国历史上，在陷于破产的银行当中，这是最大的）的常务副董事长索尔·辛格也因犯有同样罪行而入狱。不久，煤气电力联合公司的总经理霍华德·霍普森（该公司有188,576个股东）又在华盛顿乘出租汽车出逃，被警方狂追逮住，经过审讯，查明他犯了17桩欺诈敛财罪。乔治·索科尔斯基写道：“对于我们过去的上层人物，谁也信不过了。”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众议员评论一件操纵股票案说：“这些人搞的勾当固然肮脏，但是我相信，凡是合伙搞的股票生意情况都是一样。”约瑟夫·肯尼迪本人就是个商界巨头，可是他也说：“人家本以为掌握美国各大公司的那些人品行端正，理想高尚，可是这种信念现在已经完全破灭了。”
从上面所说的事情来看，胡佛的复兴金融公司采用了那种经营方针，不能不认为是绝大的政治错误。1932年，国会领导人终于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复兴金融公司贷给各州政府3亿元，以供失业救济之用。可是直到年底，只有3,000万元真正交到各州政府手里，这仅仅等于道斯贷给自己的中央共和银行和芝加哥信托公司的总额的1/3。胡佛总统打电话给俄亥俄州前参议员艾特利·波默林，任命他接替道斯主持复兴金融公司。在接到电话时，波默林的口袋里只有九角八分钱，而且在他前往宣誓就职的路上，就有十个叫花子跟他要钱，这些都可能是很有象征意义的怪现象。作为政策措施，设立复兴金融公司是失败的。人们说复兴金融公司是“大企业救济所”，它确是专帮大企业的忙的。
批评复兴金融公司就像弹劾梅隆部长一样，使麦克阿瑟将军之流大为反感。他们以为，这样会威胁国家的安全。现在，有钱人真的害怕起饥民来了。有个民主党领袖在1932年春天突然遭到一位旧友的抨击【这是指下文所说的史密斯攻击罗斯福，他们都是民主党人。——译者】，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艾尔弗雷德·史密斯是在纽约市东区贫民窟出生的，15岁便在富尔顿鱼市场当收款员，后来在坦慕尼俱乐部【纽约市的民主党组织。——译者】活动，青云直上，当上了纽约州长。1928年，史密斯同胡佛竞选总统失败，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继任州长。史密斯后来说：“我离开奥尔巴尼市【纽约州的首府。——译者】以后，因为在州长官邸已经住了六年，一号大道我看不顺眼了，便搬到五号大道【一号大道是穷人住的，五号大道是有钱人住的。——译者】去住，房租每年1万元。”证券市场大崩溃后，史密斯仍然有自己雇用的司机，天天坐着一辆高级轿车在曼哈顿区跑来跑去。他是好几家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董事、金融巨头们的密友、帝国大厦的董事长。他再也不是穷小子了，社会地位高了，因此得意扬扬。
谁也没想到1932年4月7日星期四，在全国联播节目里突然听到了一个新的声音——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热情、洪亮、充满信心的声音。这位州长谴责胡佛政府，说政府专门救济大银行、大企业。他嘲笑那些“肤浅的思想家”，说他们不懂得怎样去帮助农民。他说：“在这个不幸的时代，我们要制定出一些计划来，把希望重新寄托在那些压在经济金字塔底层、被人遗忘了的人们的身上。”
于是，在杰弗逊纪念日【4月13日。——译者】的宴会上，史密斯暴跳如雷。他涨红着脸，气哑了嗓门，说：“有些竞选总统的演说老手总是说我们出了什么什么毛病，这样的话美国人已经听够了，听厌了。”他还说：“我们现在再也不能让政客们妖言惑众了。谁还要蛊惑人心，煽动美国的劳动群众，弄得这个阶级斗那个阶级，有钱人斗穷人，大家自取灭亡，我就要脱掉衣服跟他拼到底！”
回想起来，这是很离奇的：史密斯大发脾气，话说得那么凶，可是引起这场风波的话却是很温和的。归根结底，罗斯福建议的无非是要为挨饿的穷人想点办法而已。
※※※
罗斯福竞选总统，总部设在纽约市麦迪逊大道331号一所不大引人注目的办公楼里。竞选运动进行得并不顺利。他自竞选州长大获全胜以来，在民主党内一直领先，但是到党代表大会快要开幕的时候，却突然失去了优势。他最忠实的竞选助理人是61岁的路易斯·麦克亨利·豪，此人当过记者，貌不惊人，小个子。他在回答电话时爱说：“这里说话的是中世纪的土地神。”在纽约州外，许多政界人士都讨厌他。不过，在某些论客看来，罗斯福出来竞选总统，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恭维之处。右派的伯纳德·巴鲁克【美国金融界和政界巨头（1876～1965年）。——译者】说罗斯福“软弱无力”；泽西城的民主党头子弗兰克·黑格预言罗斯福在11月的大选中，“不可能获胜”；支持艾尔·史密斯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各报说：“在富兰克林·罗斯福身上，我们看到了另一个胡佛。”
当时纵观民主共和两党的头面人物，能提出进步的、解决国家困难的建议的惟有罗斯福一人。但是自由派对他的攻击却比别人更凶。海伍德·布龙、埃尔默·戴维斯和沃尔特·李普曼都瞧不起他。《新共和》周刊说他“绝非有高超见解和过人毅力的人”。《民族》周刊的编辑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在5月11日给罗斯福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美国人向来相信，非常时期会有领袖出现，使美国制度维持下去的，可是你却使我们感到失望。”翻一翻民主党代表大会前各期的《民族》周刊，人们就会看到如下种种的反罗斯福论调：“让他当总统候选人，事情难望改善。”“他这个候选人没有引起什么真正的热情。”“没有什么证据说明人民拥护罗斯福当领袖。”“软弱无力，准备妥协。”“在这样的时刻让罗斯福这样软弱的人继赫伯特·胡佛之后当总统，后果势必十分严重，因为人们误信他是一个开明人物。”《民族》周刊还学着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腔调，这样说：“胡佛用另外一个名字还是胡佛。”
按1932年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规则，想得到提名为本党总统候选人，需要2/3的票数。史密斯很快就成为反罗斯福联盟的领袖，4月底，他跟罗斯福都参加了马萨诸塞州的预选，而且击败了罗斯福，赢得了本州所有36个代表的支持，投票总数是3：1。5月，约翰·南斯·加纳（他是众议院议长，报阀赫斯特支持的候选人，素有给人乱扣“赤党”帽子的作风）在加利福尼亚州预选中获胜，得到6万张票，其次是罗斯福，史密斯居第三，票数比罗斯福略少。现在罗斯福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在全国党代表大会获胜，那就是跟各州民主党头子讲条件。6月底，民主党人集中在芝加哥（早两个星期共和党人在这里提名胡佛连任总统，有一个代表想提名柯立芝，被芝加哥警察赶出了会议厅），豪在国会饭店第1502号套间开始为罗斯福拉票。他问前弗吉尼亚州州长哈里·伯德说：“你有什么要求？”伯德说他想当参议员。这位“中世纪土地神”追问：“这就是你的要价吗？”伯德说是的。弗吉尼亚州已经有两名民主党参议员，但是豪说：“好吧，我们让格拉斯或者斯旺森改任内阁阁员吧。”那时搞政治的人，就是这样打开天窗说亮话的。
在芝加哥体育场主席台那里，约翰·麦克法官正在准备发表一篇平淡无奇的演说，提出罗斯福当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事先已经通过了一篇骇人听闻的政纲，保证把联邦政府的支出削减25％，平衡预算，维护金本位制，采取自由经济政策，只有一项是中听的，这就是废除禁酒法。这时支持罗斯福的人甚至连一首竞选主题歌也还没有选定。《纽约人行道》这首歌，史密斯已抢先采用了；罗斯福家乡海德公园是一个小镇，并无人行道，本来也用不上这首歌。为了颂扬罗斯福先前在海军部助理部长任内的贡献，豪决定用《起锚》这首歌。当麦克法官走向主席台时，豪的女秘书忽然跑进房间对豪说，《起锚》这首歌绝对不能用，因为有一家香烟公司的广播节目已经用过了。她建议改用证券市场大崩溃那年米高梅公司影片《追赶长虹》里的一首歌。这位小姐在第1502号套间的卧室里跳着走着，一边哼着歌曲，一边打着响指来凑拍子。豪没奈何，只得表示同意换主题歌，抓起话筒说了一句：“告诉他们演奏《幸福的日子又来到》！”这样就给他们那一代的民主党人定下了党歌。麦克法官讲完了话，游行开始，劣质的管风琴就奏出这样的一首歌的调子：
『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
天空乌云尽扫了！
让我们重唱一首欢乐之歌——
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
这首歌固然起了鼓舞作用，但这还不够。经过三次投票，党代表大会仍然僵持不决。有些支持罗斯福的代表动摇了。根据全州统一投票规则，在密西西比州的党核心会议里，罗斯福只要少一票，就要失去全州的党代表票数。帮罗斯福竞选的人们听了长岛的政界人物吉姆·法利【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32～1940年）。——译者】的话，对加纳说，如果他支持罗斯福，就让他当副总统。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担心，如果支持罗斯福的人分为两派，就会选出一个主张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人为总统候选人。加纳听了赫斯特的劝告，同意跟罗斯福做这一笔交易。加纳从华盛顿打电话通知他的竞选经理人萨姆·雷伯恩，加利福尼亚州代表便转而支持罗斯福。挤满看台的史密斯派看见这种情况，可气坏了。这一派的代表不肯让全党一致支持罗斯福，跑到各处撕毁罗斯福的竞选标语。幽默评论家威尔·罗杰斯说：“哈哈！他们今天可是真正的民主党人了。他们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一会儿携手，一会儿翻脸；他们闹得四分五裂，只好休会大吉。这才合乎民主党的传统精神啊！”别的评论家却没有那么客气。海伍德·布龙讽刺罗斯福说：“党代表大会翻来覆去，好像螺纹；罗斯福见缝就钻，好像螺丝。”门肯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写道，民主党人选出的是他们党内最软弱无能的总统候选人。《旧金山纪事报》同意这种看法。胡佛总统第二天早晨跟朋友们踢重皮球锻炼身体，也认为门肯说得对。有人对胡佛说，用不着担心，美国人还是倾向保守的；另一个又说，罗斯福是一个毫无办法的拐子【罗斯福因患过小儿麻痹症，两条腿坏了。——译者】，选民不会选他当总统的。就这样，好些闲言碎语开始流传起来了。
罗斯福坐上三引擎的福特机从奥尔巴尼飞往芝加哥，因为天气恶劣，中途停了两次，航程长达九小时。在飞机上，他写好了接受提名的演讲稿。候选人接受提名，从来没有谁的行动这样迅速。但是罗斯福认为，当前是大萧条时期，人们必须采取史无前例的行动。他把腿部的支撑套扣好，站在代表们面前，说出了自己的希望。他说，民主党应该打破“不合理的传统”。他大声说：“我为你们和我自己在这里表示决心，要为美国人民举办新政。”有些代表认为，“新政”（New Deal）这个名词，是把过去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1～1909年任美国总统。——译者】的“公道政治”（Square Deal）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译者】的“新自由”（New Freedoms）这两个口号巧妙地结合起来了。不过记者们随后发现，罗斯福是喜欢随便借用别人的话的。他用的“被遗忘的人”这个词出自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教授1883年的一篇演说。1932那年，作家斯图尔特·蔡斯【美国经济学，社会学家（1888～？）。——译者】刚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也恰好就是《新政》。一个词、一个主意、一种计划出自何处，罗斯福是不大管的。他的大政方针已见于他在奥格尔索普大学所作的一次演说。他说：“如果我对美国人的心思没有猜错的话，美国人非但需要，而且要求进行大胆的坚持不懈的试验……最紧要的是要有所作为。”他已经开始邀请一些教授来提建议。《纽约时报》詹姆斯·基兰把这些教授叫做brains trust（智囊团），后来所有的人，包括罗斯福自己，都用了这个名词，不过去掉了S这个字母，叫做brain trust。
如果所谓天才就是极其善于利用各种人才、各种事物的人，那么，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确可算得是一个。约翰·根室把他比做“万向节、配电盘、变压器”，因为通过他，别人的聪明才智就能够得到发挥。过后不到一年，他就变成一个传奇人物了，可是在他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大家觉得他也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50岁，宽肩膀，大个子，两条腿瘫痪了，可是胳臂很长，两只手又大又多毛，满是斑点；他华发稀疏，肚皮略大，两只蓝色的眼睛靠得很近，眼底下老是有些褐色的阴影，嘴边拖着两条长长的皱纹，像是一对括弧。毫无疑问，他所接受的是乡绅式的教养，指导他思想的是格罗顿学校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的旧道德观念，这给了他不少精神力量。在美国政界人物中，也许只有他把经济问题看做道德问题。罗斯福的自信心是惊人的（有人说“上帝一定是给他进行过精神分析治疗了，”【这是说去了他的思想障碍，因此他毫无顾虑。——译者】），记忆力也是惊人的。他幼年时代在意大利只见过一回的街道和建筑物，长大以后还记得清清楚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一条船在苏格兰附近沉没，不知是由于被鱼雷击中还是触礁。罗斯福说可能是触礁，接着就滔滔不绝背出当地海岸涨潮的高度，礁石在水下多深的地方。他最拿手的一个表演（他是爱表演的）是叫客人在美国草图【有符号标志，没有文字的地图。——译者】上随便画一条线，他便顺序说出这条线上有那几个县。他热心改革，一见撒哈拉大沙漠，就想引水灌溉。在当时那个停滞不前、无所作为的世界上，他早已是一个全球知名的人物了。布鲁塞尔的《明天报》上有人给他占星算命说：他有许多特点，其中包括理想主义太强烈，主张改革太急切，以及“眼光十分远大”。还说：1941年以后，他将有遭遇意外的危险。
罗斯福再三告诫美国人：“要成大事，就得既有理想，又讲实际，不能走极端。”这种话，理论家们是听不进去的。哈罗得·拉斯基【英国政治学家（1893～1950年）。——译者】嘲笑他说：罗斯福是“想用一颗药丸来解救一场地震”。李普曼说他太软弱，面面俱到，太想讨好。欧内斯特·林德利报道说：美国人渴望有个救世主，不过罗斯福先生“无论看起来听起来都不像救世主”。约翰·杜威【美国哲学家（1859～1952年）。——译者】说：人们认为提名罗斯福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结果是“害了自己”。劳工组织那时每况愈下，无论是哪一个总统候选人他们都不支持。
人们对民主、共和两党越来越不抱幻想了。威尔·罗杰斯的结论是：“大多数人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对所有候选人都投反对票。”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州长候选人艾尔弗雷德·兰登因为有个名叫约翰·“羊腺”·布林克利博士的第三党竞选人而岌岌可危；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米达县的地方检察官厄尔·沃伦在竞选连任时，有五六个莫名其妙的人出来跟他竞争。在民主党内，休伊·朗格是否支持罗斯福还有问题，此人乃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霸，到处随身带着手枪。罗斯福认为他是国内两个最危险的人物之一（另一个是麦克阿瑟将军）。
李普曼说：他看不出，罗斯福与胡佛之间“有什么根本原则上的分歧”，左派人士纷纷离开民主党。路易斯·芒福德表示：“如果我投票的话，我就投共产党的。只有共产主义才一心以拯救文明为己任。”芝加哥大学保罗·道格拉斯教授（他后来是民主党中有声望的人物）那时宣称：如果民主党毁灭了，倒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喜事”。约翰·张伯伦在当年9月里写道：谈到进步思想，“不是指望诺曼·托马斯【美国社会党领袖（1884～1968年）。——译者】，便只能指望威廉·福斯特，尽管这两人谁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支持托马斯的人包括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斯图尔特·蔡斯、埃尔默·戴维斯、梅里斯·厄恩斯特，以及《新共和》周刊和《民族》周刊的主笔。维拉德仍然在唱那些左派老调，关于罗斯福，他这样写道：“罗斯福谈到了‘被遗忘的人’，但是这些人究竟被剥夺了什么权利，应该为他们想些什么办法，他并没有认真、明确地加以说明。我们看不出他有什么领袖才能，也没有迹象证明他能应付当前这个非常局面。”
这种说法未免过分，但是TRB【《新共和》周刊的一个专栏作者的笔名。——译者】在《新共和》周刊上写道：“罗斯福在竞选运动中所采取的是骑墙政策。”《时代》周刊也说：罗斯福“在竞选运动中的形象，是一个精力充沛，心地善良，出身名门，但是缺乏大胆改革的信心的人。”这却没有看错。罗斯福只是在9月23日向旧金山联邦俱乐部作过一次真正有激进意味的演说，后来就再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当时他的思想主要还是保守的，他主张维持金本位制，平衡预算，让企业界自由竞争。何况他还必须保持本党的团结。民主党左翼有一个休伊·朗格，右翼就有十个像史密斯和加纳那样的人。史密斯说：“我们应该不再谈什么‘被遗忘了的人’和阶级差别了。”加纳还让人捎话给罗斯福说，如果他“思想”太激进了，有人会“踢我们，踢得我们屁滚尿流”的。罗斯福并没有太激进。他的演说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有好些话似乎只反映出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他在匹兹堡市所作的演说更是十分错误。他的智囊团新成员里有一位休·“铁裤汉”·约翰逊将军，是巴鲁克的朋友，又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后来还在墨西哥边境上跟乔治·巴顿是战友。他在儿时爱唱这样一支歌：“别人都是坏家伙，只有休·约翰逊很不错。”目前，他仍然抱着这种态度。依他看来，智囊团里别人都是坏家伙。罗斯福坐火车到各处竞选，智囊团不在身边时，他说服了罗斯福，怂恿他接受了在民主党竞选纲领里写下一条，把联邦预算削减25％。四年以后，罗斯福又听到了这种意见。
但是，就听众来说，罗斯福在关税和动力工业问题上采取什么立场，还不如他的风度那么值得注意。他们看到的是一位仪表堂堂的好领袖：狮子般的头昂起来，目光炯炯，烟嘴朝天翘起，海军大氅披在宽大的肩膀上，何等潇洒大方。他的风度极其热情、亲切、尊严；他总是微笑着，开口就是“我的朋友们”。他的演讲虽然没有充分阐明政府的政策，可是话说得很精彩。报刊的编辑们读到罗斯福这样的话，“在我国，惟一真正值得宝贵的，是自然资源和人民大众，”免不了要嘀咕一声。可是参加投票的人民却觉得罗斯福显然是满怀诚意的，因而深受感动。在他们看来，罗斯福的话清楚具体，比喻通俗。罗斯福关心人民，这一点人民是感觉到的。参加这次竞选运动，对他自己和美国人民都有教育作用。他在横越大平原西进的路上第一次看清楚美国的经济情况已经到了怎样危急的地步。他对一位朋友说：“我细看了几千个美国人的脸孔……他们的神色都像迷路的孩子那样彷徨。”
胡佛总统这时回到了白宫，他觉得精神振作起来了。罗斯福的演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文摘》杂志的民意测验预言罗斯福将获胜，这可能帮了罗斯福一点忙；打赌的人认为胡佛会输，赌注为七比一，这也可能提高了罗斯福的声望。但是，最大的意外却来自缅因州。这个州当时还是照例在9月里举行选举，结果选出了一位民主党州长和两位民主党众议员。自国内战争以来，这是共和党第一次在缅因州失手。1928年竞选总统，胡佛曾在40个州获胜，如今在缅因州竟败于民主党，这使他大惑不解。他告诉秘书说：“我们必须斗争到底。”他以前说过，竞选运动进行四个月以后，罗斯福一定会失去工商界的信任，而在他的心目中，工商界是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左右选举的结果的。有些企业，例如福特汽车公司，事实上已经通知所有职工说：“为防止时局恶化，争取情况好转，你们一定要选胡佛当总统。”但是工人们显然不听老板的话。除此以外，共和党里还发生了惊人的叛党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是，爱达荷州参议员博拉和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竟都跑到对方去了。
于是，胡佛穿上短筒皮鞋，戴上硬胶领，走到人民群众中去了。他能活着回来，算是走运。他是有心使用卑劣手法的，他曾向一位阁员说：美国人“恨”共和党政府当局，所以要取得胜利，惟一办法是“吓唬他们，让他们担心罗斯福会做坏事”。他在得梅因市谈到自己的关税政策时说：“如果保护关税取消了，成百上千的城镇就会变成一片荒芜，几百万个农庄就要长满野草。”可是听众却报之以嘲笑，还推着“胡佛车”四处游行，车上写着这样的标语：“不管胡佛说什么，我们一定要达到目的，这不是瞎吹。”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对听众说，罗斯福说的都是些“胡说八道……错话……空话……假话……破坏别人名誉的话……蠢话……血口喷人的话”，可是听众却报之以嘘声。他在克利夫兰市保证，凡是“好”公民，他都要让他有饭吃，可是听众却轰他。在圣保罗市，他提到退伍军人请愿发补偿金被赶走这件事，说：“谢天谢地，我们在华盛顿还有一个好政府，懂得怎么对付乱民。”可是听众怒吼起来。最糟糕的是在底特律市，这是个有25万人需要救济的地方。他一到车站，等着他的人就嘘嘘作声，不断怪叫。骑警挥着警棍驱散了人群，但是在胡佛的轿车驶过时，沿途几万人挥着拳头，高呼“绞死胡佛！”标语上写着：“打倒胡佛！胡佛是杀害退伍军人的凶手！胡佛把几十亿元白白送给银行家，还开枪打死退伍军人！”后来有个特工人员告诉一位记者说：“从特迪·罗斯福【即西奥多·罗斯福，特迪（Teddy）是西奥多（Theodore）的昵称。——译者】时代起，我就跟随历任总统到处旅行，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嘘总统的，这样成群结队上街来对总统作蔑视的手势的。这太难看了。”在群众示威时，特工处长斯特林望了一下胡佛，只见他面无人色，几乎说不出话来。他那列火车在情景凄惨的地区开过时，人们把鸡蛋和番茄向火车扔去。胡佛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得打电话请教前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
柯立芝回话说他嗓子不舒服，而且，“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他感觉为难，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那设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市的银行也要倒闭了。最后，他同意到麦迪逊广场花园去作一次演说。共和党人以为柯立芝是有号召力的，花园一定会挤满人。但是不然，有2/3以上的座位空着。气急败坏的招待员们跑到街上苦劝过路行人进去听听惟一活着的卸任总统柯立芝演说。会场里共和党的忠实党徒向他热烈地鼓掌两分钟。他拿出手表，暗示这样一鼓，不免浪费了340元的广播费，于是掌声停了下来。有人喊道：“卡尔的作风就是这样的嘛！”【卡尔是对柯立芝的亲密称呼，他的全名是卡尔文·柯立芝。——译者】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风度，听众也不是他熟悉的那种听众了。他说：“共和党认为，应该促进工商业。工商业有了收益，普通人民的福利也就跟着上去了。”他等人鼓掌，可是没有反应。他接着说，“我以前当总统的时候——”人们忽然哄然大笑。他晃晃脑袋，迷惑不解。以前演说的时候，可从来没有人这样嘲笑过他啊。他结结巴巴地把稿子念完，一回到家，就说自己已经“油干灯烬”了。15个星期以后，他真的死了。
这时执政党确实是在垂死挣扎，不择手段了。农业部长大骂罗斯福，说他是“典型的骗子宣传家”。海军部长预言，如果罗斯福当选，将有1亿人的身家性命难保。胡佛叫嚷说：“同胞们！我国今后100年往哪里走，关键在于是恪守美国传统，还是乱搞什么新花样。”胡佛的胸膛挺不起来了，眼睛周围的皱纹更深了，嘴角的线条更粗了。他在最后一次的广播里预先警告选民们，不要相信“那些乔装打扮，什么都说得到做得到的神仙”。威廉·艾伦·怀特指出，胡佛的声音“乏透了”，胡佛的讲话是“空虚、绝望的哀鸣”。
拿胡佛这副模样和罗斯福一比，真是有天渊之别。罗斯福在广播里对听众说：“你们不一定都同意我的主张，但是你们都对我挺好。”“因为大家团结一致，我们就能拧成一股绳，把我们从大萧条的泥坑里吊出来。”他豁达宽宏，自信必胜，从来竞选总统的人没有谁像他那样把握十足的。大选那晚，他身穿深蓝色背心，挂着大学生联谊会会员章，闪闪发光，坐在纽约市比尔的摩饭店的民主党总部里，收听民主党不断传来的捷报，直到凌晨零点17分，胡佛承认失败。罗斯福在48州中赢得了42州的选票，只有康涅狄格、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特拉华和宾夕法尼亚这几个州除外，共得472张选举人票；胡佛这个“被抛弃了的总统”（《时代》周刊这样挖苦他），只得到59张。自林肯以212票对21票击败麦克莱伦以来，两党竞选史上还没有人得过这样大的胜利。不过也有人注意到，诺曼·托马斯得到的公民票数也从上次的267,240张增加到728,860张。为了庆祝胜利，路易斯·豪打开一瓶珍藏20年的雪利酒请大家喝。当晚有三个婴孩在布鲁克林区的贝思·艾尔医院呱呱坠地，都借用了罗斯福的名字，叫做富兰克林·德拉诺·梅布兰，富兰克林·德拉诺·芬克尔斯坦，富兰克林·德拉诺·拉金。
罗斯福回到了他市内的住宅东65街49号，他的母亲拥抱他，兴高采烈地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刻。”可是罗斯福却好像有点失去了竞选时的信心。上楼之后，他儿子（25岁）把他扶上床，低头吻他，祝他晚安。罗斯福抬头对儿子说：“吉米，你知道我这辈子只担心一件事，那就是失火。可是今天晚上，我好像为了一件别的事担起心来了。”年轻的儿子问他：“爸爸，你担心什么呢？”罗斯福答道：“我担心我干不了总统的工作。”
第二天早上，他在床上倚枕而坐，看看全国各报的社论，觉得精神又振奋起来了。连《芝加哥论坛报》也说：罗斯福的“个性和主张都是人民所喜欢的。他们觉得他有善意，有诚心”。罗斯福是有这些品质的，但是别人不能以为这是弱点，可以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罗斯福的眼光不敏锐，看不出人家心里暗地在想什么，他是搞不到总统这个职位的。那天早上，他正好需要这种眼光。胡佛发来贺电，他必须回电。起先，他在来电背面批了几个字，说他准备在今后几个月里“与你合作”。但是他停了下来，把这句话勾掉，改写为：“我将尽力达到你我共同的目标，这就是对国家要有所贡献。”当时，新总统虽选上了，可是要到下一年3月4日才能就职，胡佛有四个月的过渡时期。罗斯福预感到胡佛是想把他缠住，使他摆不脱下台政府的那些不得人心的政策。他猜对了。
※※※
12月5日，任期将满、开会人数不足的第72届国会议员无精打采地回到国会山。有些议员原以为，先前退伍军人到首都请愿被撵走，失业者就全都吓跑，谁也不敢再到华盛顿来了，这时可不免大吃一惊。这里有二千五百多人，男女老少一大堆，在国会门前迎着他们，大声喊道：“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新任首都警察局长奉命不得迁就这些捣蛋鬼，便严格执行起这个命令来。警察先用催泪弹和防暴枪把这些人赶出国会山，然后把他们团团围住，逼他们经新泽西大道走到设在纽约大道上的一座临时营房——梅格斯营。警察局长对报界说，他已经把受监管的人集中在一个“拘留营里”了。看守人员奚落那些被看管的人，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给看病，甚至不准他们挖茅坑。有一位威斯康星州众议员对他的选民说，他看见警察故意刺激这些人。被拘留的人在冰冷的地上蜷缩了48小时才得到释放。临走，他们唱起了一首新学会的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在整个30年代初期，特别是第72届国会举行最后一系列会议的那几个月里，全国都听到了饥民示威游行的步伐声。纽约有3.5万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在俄克拉何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多数人还只是暗地里感到忍无可忍（自杀人数那年冬天增加了三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各处集结起来采取暴力行动了。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十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42岁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激进分子居然率领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群众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
制度观念、权力观念和私有财产观念（这些是不用学也自然懂得的东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后来称之为“人类社会的胶合剂”），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迹象。有人搞抗税运动，有人违法开采公司私有的煤层，这些都是不祥之兆。未经主人许可就在空地种菜，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在救济事业完全停办的底特律市，还出现了分散而无目的的暴乱行为；这些也是很不妙的。有些地区的居民一溜烟全部迁走。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市已经陷于破产，卫生局没有经费，街道垃圾成堆。各地的饥民议论纷纷，想要采取暴力行动了。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市长一边望着2,000人的失业队伍在市政厅周围转来转去，一边写道：“只要来一颗火星，就可以使他们变成暴民。”北卡罗来纳州州长马克斯·加德纳提出警告说，眼前已经有发生“暴烈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险。芝加哥市长安东·舍马克听说伊利诺伊州不肯拨款救济芝加哥市的60万失业者，便告诉州议会：“要是你们想停办救济站，那就先把军队派来吧。”
有钱人沉不住气了。各公司招工部门人员态度越来越粗暴无礼，银行出纳员们神经紧张，民选的市长县长动不动就出动警察，警察动不动就使用警棍。亨利·福特一向动嘴不动手的，现在也随身带枪了。弗吉尼亚州里奇蒙市有一个失业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团在感恩节过后几天拜访市长富尔默·布赖特，市长吩咐警长：“给我揪住他们的领子、裤裆，把他们扔出去。”宾夕法尼亚州费耶特县矿务公司的私雇警卫慌慌张张，开枪打死了四个矿工。纽约市禁止苹果贩子在人行道上摆摊子。新任市长约翰·奥布赖恩还对市民夸口说：“你们的新市长是条硬汉子，赤党队伍休想侵入纽约市。”便衣警察挥舞着警棍冲进联邦广场的集会，据《纽约时报》报道说：“妇女尖声喊叫，男子头破血流。”俄克拉何马市的警察用催泪弹驱散开会的人。有人占据了西雅图市的市政大楼，警察就用救火水龙把他们赶走。芝加哥的执勤警察用警棍对付那些要求发工资的教师。两个警察抓住一个中年女教师，另一个劈头盖脸打将下去。
劳联一位发言人在参议院某委员会作证，谈到“工业城市暴动此起彼伏的问题”。他说：“闹事的人大多数并不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他们只是要面包。”可是在有产阶级看来，要实行共产主义和要面包有什么区别，无须研究。罗伯特·舍伍德写得对：“前途一片黑暗，偶然爆发几阵不祥的闪光，让人们看见令人惴惴不安的情况。”既然政府不能维持秩序，各人就只好力求自保了。许多城市里的商人们生怕铁路切断，电话不通，公路被阻，因此组织起自卫委员会来。不少人囤积蜡烛和罐头食品。好莱坞有个导演随身带着一身旧衣服，准备一旦有事可以立刻化装“挤进人群去”。纽约市各大饭店发现，那些平时一到冷天就来市内租房过冬的阔气客人，现在都在乡村别墅里躲着了。有些人还在别墅屋顶上架起了机关枪。
此辈并非神经过敏。从各种事实来看，假如罗斯福果真是又一个胡佛，美国势必步拉美七国的后尘，政府将为大萧条的难民所推翻。工商界有些巨头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查尔斯·施瓦布是其中的一个。这位哈佛大学商业学院院长说：“资本主义正在经受考验，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决于这次考验的结果。”《耶鲁评论》、《斯克里布纳》杂志、《哈泼斯》月刊、《美国信使》月刊和《大西洋》月刊登载了好些文章，对叛乱是否迫在眉睫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诺曼·托马斯后来谈到“由普选结束到新总统就职”这个期间的情况说：“无论在这以前或以后，我都没听到过那么多公开挖苦民主政体和美国制度的话。”
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体，这是当时人们意见很分歧的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还只不过是中间道路。约翰·多斯帕索斯轻视社会主义，把它比做喝不醉的淡啤酒。公开拥护共产主义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法迪曼、厄普顿·辛克莱、埃德蒙·威尔逊等人。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随后又补充说：“俄国是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是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每月新书俱乐部选上了《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做，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政府里同左派人士眉来眼去的人可不止一两个。密西西比州州长西奥多·比尔博承认：“我自己也染上一点红色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更是直截了当，竟对一位华盛顿政府官员说：“告诉他们吧，奥尔森正在给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招募队员，谁要不是共产党，他就不收。”为了让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补充一句：“明尼苏达州是一个左翼的州。”
然而，更大的危险却在于政治上的右派。知识分子没有权力，比尔博和奥尔森也不过是政界的两个怪人。有钱有势的人以及陆军部长赫尔利都属于右翼。早在1931年，政府就不肯裁减军备，因为这样做势必“削弱维持国内治安的力量”。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团通过一项决议，宣称“现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了”。“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在亚特兰大市成立了，虽然它们名声不好。（有人问休伊·朗格，美国会不会出现法西斯主义，他回答说：“肯定会，但是在这里不叫做法西斯主义，要叫做‘反法西斯主义’。”）可是继黑衣社之后，又出现了什么银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团”、美国民族主义党等等组织。据说有一个后备役军官的秘密组织已经作好准备，如果新总统办事无能，他就动手。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对国会作证说，纽约某债券掮客出价1.8万元，想收买他为右派工作。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对学生们说：极权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比民选制度培养出来的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倘若说有什么人能代表美国的统治集团的意见，这位得过诺贝尔奖金、拥有34个名誉学位、当了30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巴特勒博士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了。
为了培养出一批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的人而准备牺牲立宪政体的，还有没有别的人呢？有。除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企图收买巴特勒将军的那个债券掮客之外，很少人公开出来提倡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但是却有不少人拥护极权主义的原则。堪萨斯州州长兰登声称：“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这是影射罗斯福，他两腿瘫痪。——译者】1932年，纽约州众议员小汉密尔顿·菲什说：“如果我们不能在现制度下实行独裁，人民就要改革这个制度的。”1933年2月，他又写信给当选总统罗斯福说：“不论你需要什么权力，我和共和党其他党员都准备给你。”艾尔·史密斯认为，应该把宪法收起来，“束之高阁”，直至危机过去为止。《浮华世界》周刊（这个杂志有几个副主编，包括克莱尔·布思·布罗考，日后的卢斯夫人）竟发出这样的呼声：“任命一个独裁者吧！”沃尔特·李普曼要求削减国会权力，让总统全权处理国家大事。他说：“危险的不是我们失去自由，而是我们办事不利索，不彻底。”共和党参议员戴维·A·里德爽性说：“如果美国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墨索里尼的话，那就是今天了。”
《纽约人》周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位姑娘在格林维治村【格林维治村在纽约市下曼哈顿区，是艺术家文学家聚居之处。——译者】的酒会上对一个无精打采的年轻男人说：“哦，这很简单嘛，只要我们小组把发电厂和电台夺过来就行了。”多数人认为，当前的危险是城里可能发生暴动。据说陆军部长赫尔利正把他手里为数有限的部队集结在大城市附近地区。但是造反的人总是叫当局防不胜防，暴动偏偏发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大家一向认为农民是美国人当中最保守的，可是，在共和党占优势的艾奥瓦州（胡佛总统的家乡），晒得黑黝黝的本地农民就首先手拿干草杈和霰弹枪干了起来。他们终于用武力来反抗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了：一夸脱牛奶，农民卖给分销商只得两分钱，可是分销商在苏城却卖八分啊！
在64岁的艾奥瓦州农民协会前任主席米洛·雷诺的领导下，农民们把通往苏城那十条公路全部封锁了，用钉上长钉子的电线杆和圆木横在路心。过路卡车所载运的牛奶，不是被倒进沟里，就是拿到市内免费分送。只有给医院送牛奶的卡车才能通过。如果警察护送队来了，同情暴动的电话接线员在一小时前就向农民通风报信。警官们纷纷被解除武装，手枪和徽章都扔到玉米地里。20号公路于是得了个新名，叫做邦克山20号公路。【邦克山是美国波士顿市附近的小山，1775年独立战争时美军在这里打败英军。——译者】有个戴着一角钱一顶的草帽的老头子眼望着《哈泼斯》月刊编辑玛丽·希顿·沃尔斯，这样说：“他们说封锁公路是非法的，可是我说，当初波士顿人把茶叶倒进海里，也不见得合法吧？”【1773年波士顿人民抗议英国征收重税，把东印度公司进口的342箱茶叶倒进海里，这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前奏。——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