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运动继续扩展，弄得梅因市、康斯尔布拉夫斯市和奥马哈市跟外地交通都断了。在威斯康星州，声势汹汹的农民一天之内就冲进一个牛奶场三次，把3.4万磅牛奶全都倒翻在地，还把汽油倒进牛奶桶里。国会有个小组委员会听取了俄克拉何马州人奥斯卡·阿默林格作证，叙述一个平时很保守的牧场主是怎样跟他谈话的。牧场主说：“我们美国也应该来一个像俄国那样的革命。”阿默林格问他打算怎么干，他回答说：“我们会得到400支机关枪……还有火炮、炮车、弹药、步枪，一支大军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快有了。如果美国有足够的人敢像我们这样干，我们就要向东进军，把东部各州和西部切断。我们有吃的。我们有猪、牛、玉米，东部各州什么也没有，只有扣押我们的土地的权柄。我们要给点颜色让他们看看。”阿默林格还告诉众议院劳工委员会说：“先前有好日子过、不随便说话的人，现在有不少也发出这样的议论了。”
威尔·罗杰斯说：“保罗·里维尔【里维尔是波士顿人，1775年4月18日晚上，英军出发进攻北美洲革命军，他连夜骑马由查尔斯镇到列克星敦镇，沿途大声报警，让大家及时准备。——译者】仅仅唤醒了康科德镇上的人，但是这些家伙却唤醒了整个美国。”且听艾奥瓦州的人在20号公路上唱出了这样的歌：
『让我们过个农民节，
农民节要好好地过，
我们吃我们的小麦、火腿、鸡蛋；
让他们吃他们的金子吧！』
在苏城东面48英里的切洛基镇附近，米洛·雷诺的农民军营地被人用霰弹枪袭击，苏城因此很快就解围了。雷诺跑了，包围其他城市的农民也跟着撤退。但是雷诺说，“你们挡不住农民运动，正如挡不住1776年的美国革命一样。”农民们使用武力，反抗政府，这是合乎美国传统的，谁也不敢惩罚他们。康斯尔布拉夫斯镇有60个人被逮捕了，但是有一千个武装农民围攻监狱，当局只好赶快放人。农民们认识到直接行动有效，便决定想办法要回那些被取消了回赎权的土地。
堪萨斯州一个村子外面，警察发现了一具尸体。被杀的是律师，他刚刚宣布把一个500英亩的农场的抵押回赎权取消。内布拉斯加州的夏延县有二十万农民债台高筑，于是他们的领导人宣称，如果本州立法机关不想办法帮助他们，他们就要集合起来，把州议会大楼踏平。在胡佛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冬季，艾奥瓦州的斯托姆湖、普林加尔、范布伦县和勒马斯等地都因取消农场回赎权问题发生了暴动。其中勒马斯事件特别吓人：穿着黑衬衫的自卫队冲进法院，把法官查尔斯·C·布雷德利从高座上拉下来，蒙上眼睛，拉进汽车，开到一个偏僻的交叉路口。自卫队头头对他说：“你肯不肯发誓，以后再也不签署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了？”法官不答应。再三问他，他还是不答应。他们便打耳光，用脚踢，把他打翻在地；还用一根绳子一头绑着他的脖子，一头绕在路标上；又把一个油污的轮毂盖盖在他的头上，旁边有人大声说：“这就是他的皇冠！”法官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不过，尽管法官被剥光衣服挨了毒打，过后他却不敢对那些人提起公诉。
在法院签署了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之后，往往有好几百名农民出现在拍卖场上，大声嚷：“不准卖！”准备出价竞买的人被推到一边，土地被扣押的人的邻居们便用几块钱就把原来的土地买下，还给本主。有一次，县执法官主持拍卖，一匹马只卖得五分钱，一头荷尔斯泰因公牛也是五分，三头猪又是五分，两只小牛四分，如此等等，到全部财产转手时，总值只有一元一角八分。购买人把土地又归还原主，并由官方发给地契，确认他有99年的产权。代表东部各州保险公司派来打官司的律师们往往被绑架，受到被绞死的威胁，弄得总公司不得不软下来，同意暂缓扣押土地。1933年1月底，全国农民协会主席约翰·A·辛普森告诉参议院农业委员会说：“规模最大、最美好的革命，现在已经在全国各地露头了。”美国农业服务社联合会主席爱德华·A·奥尼尔三世还补充说：“除非给美国农民想点办法，不然的话，不出一年，农村就要闹起革命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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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多事的冬天，许多敏感的青年渐渐懂事了，30年后，他们将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尽管他们对于周围事物反应不同，但是没有谁能忘记大萧条时期的情景。他们一生中目睹美国历史多次发生危机，可是对于他们性格的形成，这个来得最早的危机影响最深。
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1932年时，罗伯特·F·肯尼迪7岁；弗兰克·丘奇和詹姆斯·鲍德温8岁；马克·哈特菲尔德和诺曼·梅勒9岁；约翰·林赛、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弗洛伊德·麦基西克10岁；惠特尼·扬和约翰·格伦11岁；詹姆斯·法默、斯图尔特·尤德尔和查尔斯·珀西12岁；爱德华·布鲁克、乔治·华莱士、麦乔治·邦迪和拉塞尔·朗13岁；比利·格雷厄姆、奥维尔·弗里曼和小阿瑟·M·施莱辛格14岁；约翰·F·肯尼迪、小罗伯特·塔夫脱、约翰·康纳利和劳伦斯·F·奥布赖恩15岁；阿瑟·米勒、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尤金·麦卡锡和约翰·托尔16岁；戴维·洛克菲勒、彼得·多米尼克、赫尔曼·沃克、索尔·贝洛、沃尔特·赫勒和白修德19岁；威廉·威斯特摩兰、坦内西·威廉斯、乔纳斯·索尔克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18岁；杰拉尔德·福特和理查德·M·尼克松19岁。
1932年秋，尼克松在惠蒂尔学院三年级读书，主修历史，同时在自己家里开的商店里卖新鲜蔬菜。每天天亮前他就赶到洛杉矶公共市场去跟菜农讲价钱买进蔬菜。他家里有饭吃（当时美国还有八千万人既不挨饿也不靠救济过活，他是其中之一），所以并无怨言。但是，他是大学生，这个身份又跟别人不同；因为当时18～22岁的青年，上大学的不到1/8，上过中学的也只有一半。对大多数人来说，正规教育仍然限于在只有一个教师的小学里读书，这样的小学在全国有143,391所之多。
如果我们能回到1932年去，便会发现典型的中产阶级多半住在城市里；郊外住宅区已经开始形成，但只占18％的人口。那时，一个人带着家小舒舒服服住在离工作地点不远的地方，还是可能的。如果一个70年代的人回到1932年的住宅区参观，他首先会发现街道上有好些东西不同于今日：“停车”的交通标志是黄的，邮箱是绿的，牛奶瓶又厚又重，房屋外表破旧。原来从1929年起，没有几所房子经过粉刷，有些房子还没有盖好就停工了。例如，在底特律市东杰弗逊街，麋鹿会原定要盖的11层楼就没有完成，34年来，那上无片瓦的屋梁一直仰对着天空。
70年代的各种用具、轻巧装置和物质享受，多数还很少见。那时还没有电动割草机、家用空气调节装置和自动洗碟机；没有干衣机、电热毯、定时自动开关收音机；没有保温玻璃窗、尼龙丝袜、易洗易干的衣服和冷藏食品；没有自动咖啡锅、配干电池的电动剃刀；没有过滤嘴香烟、电动牙刷、乙烯基塑料地板；没有圆珠笔、电动打字机、口述录音机、静电印刷复制机；没有泡沫塑料、高保真度立体声收音机、黏性胶带；没有家用电冰箱、盒式录音机、彩色的或瞬间印出的胶卷；没有玻璃纤维钓竿、垃圾处理装置、磁带录音机；没有扫雪机、电动手术刀；没有家用吹发暖风筒，没有电动罐头刀，没有公共场所的音乐播送装置。尽管吉尔伯特·塞尔德斯在《哈泼斯》杂志上曾预言过：“不久我们大概就会有简便廉价的机械装置（目前正在不断改进中），把广播中心台发射的电影放映在家用收音机旁边的小银幕上了。”可是那时还没有电视机，连黑白电视机也没有。但是虽然没有这些，中产阶级居然也度过了大萧条时期的整个30年代。简直像拓荒者的生活！
大多数美国人在家取暖都是用热空气炉，人工加煤，一天两次。一个冬天，全国大约需要4亿吨煤，由一个浑身黑黝黝的人送来，运煤的卡车开到地下室窗口，煤倒入滑槽，滚进炉子旁边的煤箱里。当时所谓“冰箱”不是电冰箱，而是装冰块的箱子，由一个送冰的人送来。家庭主妇需要多少磅冰，写在厨房窗口的一张卡片上，是100，75，50，或是25磅，一看便知。只有有钱的丈夫才能给太太买一个新式的烤面包电炉，能同时把两面烤焦（这是那一年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商品目录中所谓“特级烤面包炉”）。在大多数的家庭里，面包是放在煤气炉、煤炉或者柴炉里烤的。炉子也用来烧热大熨斗，把从洗衣店里刚拿回来的洗净了的衣服熨平；如果家里没有热水龙头，还用炉子烧热水，一大桶一大桶地拿去洗澡。
留声机得用手上发条，这叫做“维特罗拉”或者“格拉摩风”，不叫电唱机。家庭主妇开始做那繁重的清洁工作之前，先戴上防尘帽；通常只有一种机器可以帮点忙，这就是地毯清洁机。1932年12月，由亚拉巴马州电力公司供电的大小住户，总共只有185部真空吸尘器。大多数农庄的照明都靠煤油灯。在全国农家中，用得上电力的只有10％（在密西西比州只有1％）。90％的农家既没有浴缸，也没有淋浴设备。75％的农家室内没有自来水。50％的农家到井里或小河里打水，到室外洗衣服，给小孩洗澡。（有好几百万住在城市的家庭只有一块洗衣板，全家都用它，通常是星期一就把衣服晾在门外。）虫子很多，每到夏天就是个问题。滴滴涕那时还没有，不分农村城市，惟一的防虫设备是喷药器（“亨利，快点拿‘飞立脱’【指喷药枪。——译者】来呀！”）和粘蝇纸。做妈妈的给孩子弄点水果汁也得自己动手，买来“花旗”蜜橘，放进铝制挤汁盘，花上半天工夫一个一个地把果汁挤出来。
姑娘们懂得怎样用发夹夹住头发（男孩大约在同样年龄也第一次穿上长裤子）之前，妈妈就对她说清楚，有社会地位的妇女跟没有地位的有哪些差别。有地位的妇女有这些好处：男人给她开门让她走在头里，公共汽车和电车上有人起身让座；她一进电梯，男人就摘下帽子来；卖肉的听她的话，要什么肉就切什么肉；食杂商店听到电话，就送货上门；如果她生小孩，照例卧床十天（全部费用，包括请医生，共25元）。但是另一方面，她得顺从丈夫的意旨，因为在举行婚礼时她已发誓要“爱他，尊敬他，服从他”了。她在众人前一举一动都要规规矩矩。中产阶级的妇女不能在街上抽烟，不能满头都是卷头发的夹子就出去见客；手提包里可以放个带镜子的小粉盒，装些化妆品，可是只能在无人处或者女厕所里才好拿出来用；不能破口骂人，也不能讲下流笑话。（有时候她也很想知道所谓妇女同性爱是什么意思，可是去问谁呢？）广告的撰稿者们想尽办法来吓唬她，弄得她怕这怕那：怕口臭，怕狐臭，怕内衣臭，怕坐办公室把屁股坐大了，怕毛孔被堵塞了，怕刷牙流血，怕呼吸有香烟味，怕结肠功能衰竭，怕乳房下垂，怕脚癣。裙子要长过小腿肚（如果裙子不过膝，那准是个婊子）。有身份的妇女不戴上扣钟女帽就不能出门，就像丈夫没有戴上前檐下弯的呢帽就不能上街一样。她可以用“伊帕纳”牌牙膏（据说用了它就“一笑嫣然”）、“韦斯特医生”牌牙刷，甚至用“坦吉”牌口红，但是指甲油和染发水却不行。理发师那时还不懂得怎样染发，这样的事情体面的妇女们连谈都不敢谈。纽约大学化学专业有个聪明的青年学生，挨家挨户兜售自制的“克莱罗尔”牌染发剂，可是为了混饭吃，竟不能提“染发”，只能说给头发“上上色”。
中产人家做母亲的往往还要看护病人。那时病人一病就是好些天，痛苦得很。即使看一下牙科，也得吃一小时的苦。牙医一般使用的麻醉药是普鲁卡因（奴佛卡因是后来才有的），病人坐上手术椅才临时配药，打针打下去又有种种不良的副作用。成千上万的病人医牙还是用钻锥吱吱地来钻的。因为高速钻头还没有发明，所以看一次牙医不能解决多少问题。许多医院的麻醉师使用的是氯仿，其后不久改用乙醚，也不见得比氯仿好多少。当时没有磺胺药，也没有抗生素。患脑膜炎的95％要死亡，肺炎也经常致命。甚至连病毒感染（当时称为“格利普病”【即流行性感冒。——译者】）也算重病号。虽然住院花钱不多，但是没有疾病保险——美国医师协会直到1933年才同意成立蓝十字会【非营利性的保健组织。——译者】，所以多数病人只能待在家里，也就是说，让做母亲的守着。她很少有药物帮助治疗。凭处方出售的药只限少数几种巴比妥酸盐，主要是苯巴比妥。40年后的今天，人们吃药太多了，可是当时药品却销不出去。1932年至1934年间共有3,512家药房倒闭，欠下了5,900多万元的债务。
做母亲的比现在辛苦，可是母亲所能起的作用也比现在大。当时父母对儿女的影响的确是很大的。还没有teenage subculture（青少年亚文化群）这回事；《韦氏大词典》给teenage这个词的定义是“用来做栅栏和树篱的灌木”。青年人叫做“小伙子”，小伙子都是忠于家庭的。现在那种令人发愁的到处出现的青少年集团，那时还没出现，所以孩子们很少感觉到朋友和父母之间有什么冲突。没有哪个孩子想到要跟别的孩子谈论自己父母之间的矛盾。如果一个中产人家要在星期天下午开车到乡下兜兜风（这是常有的事），孩子们就不参加棒球比赛，不“跳方格”【一种游戏。——译者】，跟父母出游去了。大萧条时期，家庭里的娱乐活动反而增加了。据匹兹堡市调查一百多个白领阶层和专业人员的家庭的结果，大多数家里都有了更多的娱乐活动：打乒乓球、拼板子、下跳棋、客厅游戏、打桥牌，尤其突出的是听广播。
收音机往往是起居室里最显眼的一种设备。无论是“阿特沃特·肯特”牌也好，“飞歌”牌也好，“银星”牌也好，“豪华”牌也好，都可能是目前已经不时兴的那种“大瀑布城”式的落地收音机。安排广播节目的人，考虑到家庭的生活情况，所以在白天播送让母亲们听的分段连播节目，晚上播送新闻、滑稽剧和歌舞杂耍，其间穿插一小时的儿童节目。
1932年末至1933年初的冬令季节，中产阶级的少年几乎个个头戴毛线帽，身穿羊皮衬里的黄褐布上衣和灯心绒灯笼裤，脚穿系带子的高筒靴，靴边插一把大折刀（夏天穿短裤和“克兹”牌篮球鞋）。如果他走运的话，还有一部“护林”牌28英寸自行车，配上脚刹和防漏的垫式轮胎。车子闲着时，就用一元五角的挂锁锁住。在那样的年头，他不会不明白钱是多么有用，能买到多少东西。五分钱可以买到一块三色冰砖，一个“霍尔顿”牌的纸杯冰淇淋，一根棍儿糖，或者一长条面包；也可以在市内打一次电话，要一杯咖啡，买一份《星期六晚邮报》、《柯里尔》杂志或者《自由》周刊。一分钱可以买到一些糖果，一支铅笔，一张明信片，一叠纸，一颗玻璃弹子，甚至可以让你的好朋友说出心里话。
如果爸爸给零用钱（譬如说，逢星期天给五分），或者帮人家铲雪、剪草（剪一片地工资两角五分）挣得几个钱的话，最容易把它花光的地方是拐角上的小药房【这种街头小药房，兼营冷饮、小吃、香烟、书报之类。——译者】。在那里，你可以坐在大理石面、金属腿子的桌子旁边，喝一瓶可口可乐。不过俄亥俄州扬斯敦市的孩子们最喜欢从一个糖果商那里买冰棍吃，这人开着白色卡车，摇着铃，慢慢通过郊区，自称“快活人”。男孩子要是攒下五角钱，可以买到最近一期的《汤姆·斯威夫特》连环画。正如戴维·里斯曼所指出的，儿童文学作品里的英雄人物“都是雄心勃勃的。这些英雄有奋斗的目标，读者认为自己也同他们一样，因此极力模仿他们……英雄们获得胜利，常常是由于有善于控制自己的美德，譬如说，临危不惧。”意味深长的是，中产家庭最爱读的书是查尔斯·林白【林白1927年第一次从纽约飞渡大西洋，到达巴黎，成为当时的英雄人物，30年代时倾向纳粹。——译者】的《我辈》。
孩子们有自己的主意（或者如保罗·埃尔默·莫尔当时说的，有“内心的制衡”），总想有所作为，虽然大萧条时期情况不好，不可能有太远大的志向。1931年，《文摘》杂志调查了孩子们喜欢的职业：八岁的男孩希望长大以后到西部做牧牛骑士，当飞行员或者做军官；女孩希望当电影明星。到了18岁，男孩便希望当律师，电气工程师或者建筑师了；女孩想学速记，当秘书。到了青春时期，孩子们逐渐清醒起来了，可是这并不是有趣的事。多萝西·迪克斯这样解释青年的处境：“童年时代那么短，童年以后那一段生命又那么长。做母亲的最多只能让孩子们舒舒服服过几年，以后就得面对现实了。如果她不把孩子们培养成为坚强的人，却把他们弄得软弱无能，无法对付各种困难，那就要铸成大错。由于父母的错误，孩子们不能不付出痛苦的代价。”
孩子首先要学的是讲究仪容举止，因为这在将来找工作时大有用处。爸爸告诉他，“坐要坐得笔直”，“这里有一角五分钱，拿去理个发吧。”他心里想买的大概是“轻灵”牌雪橇或者“方便”牌打字机，可是最先到手的却是一套价值八元九角五分的藏青哔叽服装，包括一件上衣、一件背心、一条灯笼裤、外加一双两元九角八分的“金券”牌黑色皮鞋。每逢星期天和开学日，就穿上这身服装。做母亲的都把孩子上下打量一番，就像一个上士班长在举行那人人要戴白手套的阅兵礼之前逐个检查班里的士兵一样（不知怎么，孩子总是忘了带白手绢）。母亲想让孩子给新老师一个好印象，可是孩子却不懂得这个。
上学时，孩子带个“杰作”牌纸本子（封面印着一幅模模糊糊的名画），在上面吃力地抄写作业，所用的是笔画粗、线条圆的帕尔默式字体。课室里的座位常常是按学生姓名字母排列的。学校里至少有一间课室的墙上有庞贝古城【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被毁。——译者】遗迹蚀刻画或者古罗马恺撒的半身塑像。正如里斯曼所说的，这些东西“表明学校的装饰对于儿童的心理需要是不相干的。”课本中有些课文，今天读起来倒挺有意思。少年时代的林登·约翰逊在地理课本里读过这些话：
『法属印度支那的气候和居民的特性都类似暹罗。森林覆盖的山上盛产贵重的柚木和硬木，河谷则遍种稻谷。其他产品有蚕丝、棉花、茶叶和香料，还有绵延的地下煤层。』
公民课有个课本这样说：
『一个孩子如果不听话，一辈子都要吃亏。小时在家里不听话，长大后就不会遵守国家的法律，虽然他也参加选举，选出了制定法律的人。研究我国政体的男女青年很快就会发现：在民主国家里，服从政府命令，跟在君主国家一样，都是必要的。』
在托马斯·马歇尔教授新著的那本被广泛采用的《美国史》（1930年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中，有如下一段话：
『奴隶：尽管黑人是奴隶，他们在种植园时代通常很快活。他们喜欢跟别人在一起，喜欢唱歌、跳舞、说说笑笑，喜欢鲜艳的颜色，如果头上裹上了一块红色或黄色的印花大手帕，就扬扬得意。他很想得到人家的夸奖，对于仁慈的主人或监工总是忠心耿耿。他总是慢吞吞的，什么事都想拖到明天才动手。大多数种植园主认识到，要得到最好的效果不是用皮鞭打，而是重视奴隶，善待奴隶，奖励奴隶，这样就能博得他们的一片忠诚。』
但是脱离现实的作风还不限于此。30年代的各地学校里——有几年连首都的学校也如此，老师们是不准提到苏联的。地图上的俄国所在地是空着的，不加任何标志，就像非洲那些“没勘探过”的地区一样。每天上学，首先要向国旗表忠心，并作基督教式的祈祷，信犹太教和天主教的孩子也一律参加。1932年的人常常意识到有个上帝，而上帝又有点像道学先生。当年10月，《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吹毛求疵的文章，评论厄尔·卡罗尔的《虚荣》，说是有伤风化。戏剧家卡罗尔也跟小说家厄斯金·考德威尔一样可恶，使《时代》周刊的老板卢斯简直无法容忍。卢斯说：“卡罗尔先生的滑稽对话几近诲淫，在剧坛上早已首屈一指。丑角米尔顿·伯利的表演，乱喊乱闹，粗俗之至。有的观众看见了就脸红，有的却哄堂大笑。伯利模仿着不男不女的声调，谈论女演员们的屁股，对着扩音器大声说了不少下流话，似乎觉得这样才开心。”伯利特别高兴而《时代》周刊又特别生气的是，合唱队有些女演员的奶罩竟看得清清楚楚。
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区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夜复一夜》塑造了玛夷·韦斯特和乔治·拉斐特两个人物形象。乔治在同一个朋友谈话时说：“上帝，多么漂亮的‘宝石’啊！”玛夷回答：“亲爱的，上帝与‘它’无关。”当时，所有那些独揽大权的人，包括威尔·霍·海斯，都在观望这种变化。在巴斯拜·伯克利创作的音乐《四十二街》中，演唱这首音乐的合唱团的一个女孩说：“恐怕我要‘传播’。”第二位说：“在你左边的第一个‘门’。”前者又说：“不，在我的‘袜子里’。”这样无耻淫荡之事并不是比比皆是。对青少年来说，性教育在所有的科目中是最禁忌的。像神话故事中的魔鬼和经常旷工的职员一样，每当新一年的第一天，他们往往信誓旦旦，要痛改前非，而不到一周，又会故态复萌。在性报道的处理方面，几乎是在使巨大的犯罪心理得到解脱。每个青春发育期的男孩都知道，手淫会使人精神萎靡不振，久之，会导致性无能，就如俗话所说：“手掌上长出了头发。”
姑娘们也操心得很。她们怕在学校里被称为“骚货”、“破鞋”。由于青年人的社会主要是男系中心，她们处境就更加困难了。很少人请姑娘们去骑自行车兜圈子，跟她们交换钢弹珠或者橡胶糖画片，讨论克利夫兰市的全国航空比赛，玩“插小刀”、“占山头”、“夺大旗”、“抓逃学”（除非她们是自己的姐妹或者顽皮的姑娘）等等游戏。有时，男孩和女孩可能不大自然地交谈一下，评论伊帕纳民间歌唱团、克利科特俱乐部爱斯基摩歌唱团、两洋吉卜赛歌唱团的优劣。可是每年到了7月4日这个国庆日，男孩都在放大爆竹，往地上扔摔炮，用两英寸的天地响和“樱桃炮”把铁罐炸得飞上半空，姑娘们却多半只能在旁边瞧，炮声一响就吓得尖声叫喊。
到了夏天，中产人家要是担负得起每星期八元的费用（这不算太多），就把孩子至少送走十天半月。即使不为别的，只因每年小儿麻痹症流行，也得这样做。小儿麻痹症一来，人们就待在家里，不敢去看电影，不敢参加集会，有些人甚至不戴口罩就不敢出门。这样，城里许多中产阶级的儿童就在童子军夏令营或者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学会了游泳，逐渐爱上了忍冬花的香味和篝火周围飞来飞去的萤火虫和六月虫。他们懂得了，8月蝈蝈儿叫，再过六个星期就霜冻了。
有时候，全家人把手提箱拴在崭新的“雪佛兰”牌汽车（在底特律市的离岸价格是445元）旁边的脚踏板上，开车去“旅行”。所谓旅行是很冒险的，路上确有发生事故的可能。装在双座跑车或者轿车背后的备用轮胎往往要拿下来派用场。30年代的轮胎，一破就爆炸。坐汽车并不舒服，“路边旅馆”的饮食质量也靠不住。过夜是件麻烦事，因为房间难找。据美国汽车协会说，旅客通常要花一个星期才能到达目的地，再花一个星期才能回到家里。看起来好像游览了不少地方，可是你要知道，路上平均一天只能走234英里。一号公路穿过华盛顿、费城、纽约市和波士顿市的中心，到了特拉华河和哈得孙河（乔治·华盛顿桥还在建造中）必须坐渡船过河，而在大萧条年代，缅因州的公路一到冬季路中间多雪，两旁土又松，车一开快，就会出事。那时还没有州际公路。从东海岸驱车横过全国，惟一道路是沿着30号公路（林肯公路）进入芝加哥市中心，再沿着66号公路走。这两条公路都只有双排车道，有好几段只是泥路，没有铺柏油。66号公路爬过落基山脉，急转弯处坡度很陡。
如果这些听起来有点像是原始生活，那么我们还要补充几句。正如卡罗琳·伯德所指出的，当时美国社会的某些方面是令人感到愉快的。当然，要有钱才行，但不必很多。每年有五六千元收入，甚至更少一点，就能过今天无法得到的舒适生活了。中产阶级的生活环境比现在安静得多。那时没有超音速喷气机的震耳噪音，没有风动碎石机、强冲力钻岩机、空气压缩机，也没有链锯；没有高保真度收音机、磁带录音机、录音扩放装置；没有125分贝晶体组，也很少铆钉枪。人们彼此之间的往来也不那么多，联邦调查局只有三百多万个手指印；社会保险没有数字代号，全国没有划分邮区，自拨长途电话没有装上，也没有信用卡电脑储存银行。那时上大学相当容易，1932年只有3.5万人考大学。如果你想坐飞机的话，班机很少，但是对旅客们却招待得很殷勤，因为当时劳力过剩，航空公司可以要求那些持有护士执照的女服务员伺候得特别周到。
你完全用不着预先通知旅馆、高级餐馆、理发店或者医院给你留地方。谁也不担心污染问题，因为工厂烟囱根本不冒烟。家庭教师、理发师、女装裁缝、音乐教师，甚至内科医生都会一请就登门服务。如果你在办公室工作，秘书会每天早上准时上班，绝不随便跑出去喝咖啡。她们不在办公室打私人电话，也不因为工作超时就提意见。“只要有人在工厂门口排长龙等活干，厂里工作效率就一定高。”这是塞缪尔·英萨尔的说法（他是会这样说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则把这条原理说得含蓄些：经济越衰退，活儿就干得越出色。
除环境舒适外，用70年代的眼光来看，当时的生活最喜人的是外事。美国不仅不用为国外的危机操心，而且就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国外好像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日本人在中国胡作非为，但是谁有闲工夫去过问它呢？德国举行了总统竞选，84岁的保罗·冯·兴登堡击败了43岁的阿道夫·希特勒；但是对于他们两人，美国人同样不感兴趣。在伦敦，威尔士亲王跟一个叫沃利斯·辛普森夫人的女人谈情说爱，不久前她入宫觐见过英王【后来辛普森夫人跟丈夫离婚，和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爱德华八世结婚。辛普森夫人是平民身份，又属再嫁人，为英皇室所不许，因此爱德华八世于1936年退位。这件事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引起种种议论。——译者】，可是这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她是有夫之妇嘛。西贡当时是那么远的地方，只能做好莱坞一部电影的背景，片名《红尘》，由克拉克·加布尔主演，是逃避现实的影片。中东地区比美国中西部地区还要平静。正如《时代》周刊4月4日所报道的：“在巴勒斯坦，犹太人是只占居民16.9％的少数民族，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只是十年前国际联盟委任英国统治该地时，曾经给过犹太人代办处一些提出参考意见的权利罢了。”
尽管已经是30年代的第二年了，但是许多日后被认为代表30年代的著名人物当时还没有出名。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在书报上出现，只不过因为他是一本反共小册子《在暴风雨中》的作者。（1932年的其他作家有威廉·福克纳、克里斯托弗·莫利、奥尔德斯·赫克斯利、约翰·多斯帕索斯、鲁滨逊·杰弗斯、T.S.斯特里布林、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詹姆斯·M·巴里、查尔斯·诺德霍夫和詹姆斯·诺曼·霍尔。）那些出生年月为众所周知的人——例如乔治·萧伯纳、拉迪亚德·吉卜龄、乔治·M·科汉，以及约翰·高尔斯华绥——人们是把他们当做前辈人物看待的。这在文娱界尤其如此，五个最卖座的电影明星是玛丽·德雷斯勒、珍妮特·盖纳、琼·克劳福德、查尔斯·法雷尔和格里塔·嘉宝。这时艾琳·邓恩刚刚上银幕；克劳黛·考白特（与莫里斯·薛瓦利埃合演电影）也是初出茅庐。琴逑·罗杰斯只不过是巴斯比·伯克利的歌舞团里一名跳踢踏舞的舞女。纳尔逊·埃迪和弗雷德·阿斯泰尔一年以后才到好莱坞。四岁的雪莉·邓波儿刚在国内的标准银幕（高18英尺，宽24英尺）初露头角，她那些影片都是单盘胶卷短片，名叫《娃娃戏》。本尼·古德曼和汤米·多尔西同住在一个寓所，在纽约各剧场的乐队里工作，并在推销霍夫曼姜汁啤酒的广播节目里吹单簧管，表演许多新鲜手法。在得克萨斯州博芒特市，16岁的哈里·哈格·詹姆斯跑去找一个名叫劳伦斯·韦尔克的旅行乐团团长，问他说：“你不是要找一个喇叭手吗？”队长要他表演一下，詹姆斯便拿起喇叭拼命地吹。韦尔克摇头说：“孩子，你吹得太响了，我们乐队不好用。”
回头看来，那时美国人好像完全看不到未来的发展。奥古斯特·皮卡特教授坐着气球穿过了同温层，便在飞行日志里写道：“我们已经达到了54,120英尺的高度，打破了人类的一切纪录！”那时人们无法知道，再过一些时候，这件事就成了明日黄花了。威廉·毕比博士坐在潜水器里，在百慕大群岛附近海里下沉到2,200英尺，人们觉得他真了不起。他们谁会相信，30年后，海底观察员能够在同样的深度生活整整一个月呢？1932年美国海军举行演习，有一艘航空母舰在瓦胡岛的东北面从几艘担任警戒的驱逐舰旁边溜过去，拂晓时“袭击”珍珠港，“炸沉”了停泊在那里的好些军舰。那时有日本人在檀香山窥探，可是没有人注意；东京还有关于这次演习中“袭击得手”的长篇官方密报，可是也没有人知道。
最可惊的是，报纸读者竟不知道剑桥大学的詹姆斯·查德威克爵士发现了中子。这是原子裂变的关键，可是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却无人懂得。根据当时的物理学说，只有极大穿透力的冲击物才能使原子核分裂。打破原子核被认为完全是理论性问题。人们觉得，用不带电荷的中子打破原子核肯定是办不到的。拉瑟福德勋爵在一个会上说过，那些以为有朝一日能放出大量原子能的人，不过是“白日做梦”。艾伯特·爱因斯坦那时正从德国逃出，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去，他也说，要放出原子能，是“异想天开”。铀只有惟一的一个用途值得一提，就是涂在时钟上，使数字夜里发光。钟表原来是用镭涂的，1932年改用铀了，因为新泽西州有个钟表厂发现涂镭的工人得了不治之症。他们查出，吸收了镭积聚在骨头里，就必死无疑，因此吓坏了。改用铀做涂料之后，钟表厂的人放心了。铀是那么保险，那么无害！谁都没想到它也会使人丧生，甚至没有想到它会使人得病。
第二章 罗斯福！
大选结束不久，纽约东65街49号突然来了一帮共产党。当选总统接见了他们，他听到有个人说，“我们要你告诉胡佛总统，联邦政府必须……”罗斯福就不客气地打断了这人的话，说：“我不能叫总统干这干那，对联邦政府来说，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他说话是算数的。在没有接掌大权以前，他绝不过问政府的事，却只顾坐着文森特·阿斯特【纽约皮毛业和房地产业巨商。——译者】的游艇出去钓鱼。他挑选了一个不甚起眼的内阁班子，不论谁来见他，他似乎总是点头称是。休伊·朗格（此人当时同阿肯色州参议员约瑟夫·鲁滨逊的保守势力正闹得不可开交）在谈到罗斯福时说：“我同他谈话，他说，‘好！好！好！’可是，第二天鲁滨逊找他谈，他还是说，‘好！好！好！’大概他对谁都说‘好！好！好’！”当时美国社会上分崩离析的情况如此吃紧（连罗斯福夫人埃莉诺都怀疑，事到如今，还有谁能“有办法挽救美国”），而罗斯福却一味采取谦恭、含糊、事不关己的态度，未免不负责任。大家都认为他应该有所作为，其中心情最迫切的莫过于那位即将离任的胡佛总统了。
11月间，胡佛打电报给罗斯福，建议面谈。于是罗斯福便在前往佐治亚州途中过访白宫。两人谈了大半个下午，却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早在这次会晤之前，罗斯福就风闻胡佛手下某阁员说过：“我们现在已经把这家伙弄进洞里来了，他再也脱身不了啦。”然而使罗斯福无法脱身的洞何尝挖成了呢？胡佛接连好几小时只想拉对方上政府这条快要没顶的船，罗斯福都搪塞回避了。这次访问后，罗斯福更感到自己表态不得了。他回到佐治亚温泉，看看全国各报，就越发感到这个做法有理。胡佛这时已向国会送去了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无非只是老调重弹，说什么要增税啦，欧洲各国应该还战债啦，又说：“我们所建立的制度是个人自由的制度。我们美国制度的基础是：让各种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都能自由发挥作用。”美国应该“对前途有信心”！
但是，美国的耐心已经快耗光了，美国的资金也快耗光了。1933年圣瓦伦丁节【2月14日。——译者】——当晚10点，胡佛正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表临别演说，美国整个银行系统终于开始总崩溃了。当天下午，密执安州州长威廉·A·康斯托克接到紧急电话，请他去底特律市商业区参加银行界会议，这一去就脱不了身了。这时底特律的联合监护信托公司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它一倒，全市银行很可能跟着纷纷倒闭。银行家们要求康斯托克下令全州银行一律暂停营业。商量到半夜，康斯托克同意了，便坐车到首府兰辛市，宣布全州550家银行一律休业八天，说是“银行放假。”
胡佛在华盛顿匆匆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只因心慌意乱，信封上连他的继任者的名字都拼错了。这一阵子罗斯福对于种种意外事情，倒习以为常了（一周前有一个失业的泥瓦工向他开枪，结果误中芝加哥市市长舍马克，因伤致命），不过这封信却不免教他分外恼火。他细读来信，不禁大骂胡佛“无耻”。事情正是如此。原来胡佛竟大言不惭地说，举国都在担心，不知新政府要干些什么。他说，他从爱国以及维护“信心”的立场出发，要求罗斯福公开表示：对于现政府的方针政策，他将不作变动。胡佛要干什么，他自己心里明白。他在给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戴维·A·里德的信里写道：“我知道，如果当选总统果然发表这样一个声明，他就认可了共和党政府全部主要的施政方针，也就是说，他那些所谓新政，便十亡其九了。”胡佛早对朋友说过，他认为罗斯福是个无能之辈，好对付，现在则更进一步，把他当傻瓜了。可是罗斯福不发表这样的声明，胡佛的看法又变了，他对亨利·史汀生【当时任国务卿。——译者】说，罗斯福是“疯子。”
倘若罗斯福当日竟然同胡佛的政策搅在一起，那就确有神经失常之嫌，因为这时已经很清楚，胡佛的政策把整个美国搞破产了。
※※※
密执安州的金融危机，由于房地产价直线下降，情况的确特别严重，但问题却是全国性的。自从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全国倒闭的银行已超过5,500家；可以想见，群众的心情是多么惶惶不安。他们的对策是囤积黄金、货币。这时银行黄金库存每天要减少2,000万元，储户搞不到黄金就要纸币。结果是：一方面，作为货币储备的黄金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财政部又不得不增发纸币。
银行挤兑，照例带着自杀意味。加之这次危机发生在通货紧缩已经三年之日，形势就更加复杂了。当时即使是情况最好的银行，手里的抵押品和各种证券，其市价也只落得原来的一个零头。全国18,569家银行，库存现金不过60亿元左右，却要应付410亿元的存款。为了准备现金应付提款，银行不得不出售抵押品和证券，因此损失惨重。
密执安州的银行垮台以后，全国各地银行每天的黄金支付总额陡然增加到3,700万元，提款数增加到1.22亿元。各银行门前无不人山人海，争提存款。纽约市布朗克斯区有一位少妇，把孩子出租给排队提款的妇女，每次收二角五分，因为抱着孩子排队，能排在前头。从2月20日开始的那一周间（这时国会两院兴高采烈地通过废止禁酒法），巴尔的摩信托公司已经付给储户1,300万元，其中将近半数是在星期五一天之内付出的。当天深夜，马里兰州州长艾伯特·C·里奇宣布全州200家银行休假。第二个州沉下去了。
为了响应胡佛总统“保持信心”的号召，有责任感的人都极力故作镇定。《底特律新闻》评曰：“我辈眼前种种经历，过后思量，当必哑然失笑。”《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口气更是轻松：“人生尽多如意事、不如意事，昔日如此，今亦如此。这倒也好，日后大家都添了一些闲谈的资料。”巴尔的摩商会主席表示，他认为没有理由不照常营业。国内收入署这时也发出措辞强硬的通知说，再过半个月又得缴所得税了。
海德公园没有出来消除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如罗伯特·舍伍德所说，罗斯福知道“好戏还在后头”。他一向精于审时度势，这时更认识到，胡佛下台下得越难看，自己上台就上得越光彩。如果说他不到桥头不同意过桥（他要过桥也难！）是不负责任的表现，那么这样做倒也符合美国政界一条老规矩。查尔斯·A·比尔德指出，当年林肯在被迫下决心以前，“也始终没有采取无条件解放黑奴的办法。他明知势在必行，却不急于表态。”话虽这么说，可是罗斯福之挑选威廉·伍丁当财政部长，却不免近于开玩笑。伍丁个子矮小，精灵，是一位铁路设备制造商，此人假发遮秃顶，好说双关语，收藏各式各样的五元金币，闲时爱弹吉他作曲。一周以后，新政府上台，人们就会领教到伍丁是怎样雷厉风行，足智多谋了，但在这之前，他的名声只限于为儿童编过这么一首歌，歌曰：
『我们是蓝色小鸟，
整天笑笑闹闹；
唱个快乐的歌儿，
忘掉一切烦恼。』
2月26日星期日，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和阿克伦市各家银行同时宣布，提款不得超过存款的5％。当晚，俄亥俄州的十来个城市也跟着照办。临到星期一——是日也，德国国会被纵火焚毁，日军在风雪中侵入满洲【指我国东北各省。——译者】——宣布限制提取存款的城市已经增加到100个。与辛辛那提市隔河相望的肯塔基州的卡温顿市，也有五家银行实行了同样的限制。星期一晚，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吉福德·平肖签署了一项法案，准许银行自行决定歇业与否。托马斯·拉蒙特让人捎口信给罗斯福说，据摩根看，“情况之紧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实情况并非“无以复加”，而是很快就进一步恶化了。3月1日星期三，已经有17个州的州长急急忙忙宣布全州银行休假。平肖州长只因宣布得过于匆促，五天后他赶到首都参加新总统就职典礼时，口袋里竟只有九角五分钱。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奥斯卡·K·艾伦是预支了旅差费，口述全州银行停业的布告交别人发出，然后乘火车上华盛顿的。当选总统罗斯福在星期三坐汽车到了纽约市内第65街自己的住所，同伍丁商谈（据阿瑟·克罗克在《纽约时报》上报道，这时好些有地位的人要求罗斯福马上把政权接过来）。两人直到星期四下午才露面，同乘汽车，由20辆响着喇叭的摩托车前导，风驰电掣地驶过第五大道，然后朝西向哈得孙河渡口驶去。那天早上，纽约下了小雪，市民们默默站在雪地里看车队驶过。在无线电城音乐厅外，立着一块用纸板做的名叫“金刚”的大猩猩，龇牙咧嘴，对人狞笑，原来这是同名的电影在曼哈顿区首次放映。在哈得孙河码头边，静静地停泊着的法兰西轮船公司的“巴黎”号吨位已经有人定下了，要把价值900万元的黄金偷运出境，不过罗斯福一行人却不知情。渡口对岸，一列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的专车升火待发。下午，罗斯福登上专车，在寒雾中向华盛顿隆隆驶去。他在车上时而同伍丁谈银行问题，时而同法利谈宗教问题。
※※※
罗斯福一行在雨雪交加中到达华盛顿联邦车站。总统临时办公处设在五月花饭店，那里有一大叠电报等着罗斯福来处理：21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银行，不是已经停业就是停业在即；联邦储备银行的数字说明，仅在一周间，黄金库存就减少了2.26亿元；财政部缺钱，弄得联邦政府人员的薪金都发不出去，更不用说偿付3月15日到期的7亿元短期公债了。这边罗斯福行装甫卸，那边伍丁就把他请到一旁，告诉他说，胡佛政府的财政部长奥格登·米尔斯和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人尤金·迈耶尔来电话，建议宣布全国银行一律停业。胡佛总统认为还不必采取这样激烈的措施，想征求罗斯福的意见。罗斯福摇头不语，他这时仍然对谁也不提意见。据天气预报，星期六总统就职之日天晴，但是这会儿气压却还在不断下降。
3月3日星期五，《纽约时报》在最后一版登了一幅广告，主题是约翰·多伊和简·多伊【代表美国普通男女的姓名。——译者】夫妇如何称赞鲍厄里储蓄银行“经营有方”。看来广告的用意是想让储户放心。但是办不到啊。正午，中央车站前面排上了长龙。无数纽约市民拥向这家全球首屈一指的私营储蓄银行，要提现款。下午3点，银行大门关上了，可是一大群人还没有拿到钱。这时只见伊利诺伊州州长亨利·霍纳坐在芝加哥市联邦储备银行里，神色紧张，一边捻胡子，一边看统计数字：两星期以来，芝加哥各家银行已经付出了3.5亿元。这场风暴在内地各州肆虐17天之后，此刻转向纽约和芝加哥这两大金融堡垒，猛扑过来了。
当天上午，财政部的交通员凯瑟琳·谢伊小姐给赫伯特·胡佛送来一张500元的支票，这是他最后的一笔薪金。胡佛收到支票时，兴致似乎很好，因为根据午前收到的报告，金融恐慌可能正在减退。但是过午以后，就知道这不过是幻想而已。明尼苏达州和堪萨斯州已经垮了，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也快了。照例，新总统就职前夕，卸任总统是要请新总统共进晚餐的，但是胡佛这时精疲力竭，满腹烦恼，实在鼓不起劲来，便只请罗斯福全家在下午4点来出席正式的茶叙。就胡佛而言，他生罗斯福的气不是没有道理的。据他说，美国已经“处于金融恐慌和混乱的边缘”，可是这个局面却完全是由于罗斯福这个纽约佬缺乏信心所造成的。饮茶之际，他提出许多数据，要求罗斯福答应跟他一起采取两党联合行动。罗斯福还是说，他还想等一等。可不是嘛，一到明天，他就是总统了。他把病腿上的支架整了一整，准备告辞。这时他对胡佛说：“总统先生，我知道照例是要回拜的，但是你要是不想回拜，那就别麻烦了。”
胡佛从客厅那一边大踏步走来，气势汹汹地站在罗斯福面前，用极其刺耳的声音说道：“罗斯福先生，等到你像我这样在华盛顿待上四年，你就会知道，美国总统是从来不去拜访谁的。”说罢就转身要走出客厅。
罗斯福的儿子吉米瞟了父亲一眼，他从没见过罗斯福这样生气的。这时罗斯福夫人不等丈夫开口，霍地站了起来，连忙说：“谈谈很好嘛，不过此刻我们也该走了。”
不过，两位总统一交一接，要完全断绝往来是不可能的。伊利诺伊州和纽约州都已濒于崩溃，伊利诺伊州长霍纳和纽约州州长赫伯特·莱曼认为不可能离开本州去参加新总统就职典礼了。回到五月花饭店后，罗斯福同胡佛保持电话联系，直到凌晨一点才由罗斯福建议双方都睡一会儿。两位总统休息了，双方的顾问就乱糟糟地聚在财政部大楼会商，替他们两位做出各种决定。顾问面前摆着联邦储备委员会刚送来的报告，说情况不妙。过去两天，全国银行储户总共提走了5亿元现金。他们认为纽约各银行还不理解目前的灾难有多严重，应该设法保护他们才是。米尔斯和伍丁都认为，必须说服纽约州州长莱曼命令全州银行停业，霍纳州长也必须宣布伊利诺伊全州银行停止付款。凌晨2时，霍纳宣布全州银行休假，莱曼也在4时20分做出了同样决定。清早6时，胡佛接到了报告。他说：“我们已经山穷水尽，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全国金融的心脏停止跳动了。各州的银行业务有的完全停顿，有的部分停顿。华尔街街头虽然国旗飘扬，庆祝新总统就职，但证券交易所却正式关闭了。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也关了，这是85年来第一遭。曼哈顿第五大道的诺曼·文森特·皮尔牧师正在草拟他第二天上午要讲的布道辞，要求银行家和公司经理跪在上帝面前忏悔罪恶。堪萨斯州的兰登州长大骂企业家是“奸商”。阿瑟·克罗克把当时华盛顿的气氛说成无异“战时的围城”，天空一片灰色。国会东边那40英亩的园林和空地上，黑压压站着十多万群众，等候新总统就职典礼开始。负责指挥阅兵式的是麦克阿瑟，他预料有人会闹事，便在所有要害地点都派军队架上了机枪。邮政部长沃尔特·布朗虽然马上就要卸任了，只因戴着高顶礼帽坐在汽车里直不了腰，特地调来一辆新的高级轿车，由此可见胡佛政府的气派。从许多方面看，就职典礼显得很草率。新任副总统约翰·南斯·加纳不耐风寒，临时借了一条围巾。新任财政部长伍丁因为人挤，没法就座，只好同摄影记者高踞在栏杆上。
国会山钟鸣正午12时，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终于成为美国第32届总统。
罗斯福不戴帽子，不穿大衣，挺着宽阔的胸膛，随着最高法院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宣读誓词。他把手放在家传300年的《圣经》上，翻到《新约·保罗致哥林斯人的第一封信》第13节念道：
『即使我说得天花乱坠，如果没有慈心一片，那也犹如钟鸣钹响，徒有其声而已。
即使我预见未来，深通奥秘；即使我信念十足，力能移山；如果没有慈心一片，我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走上了讲台。不顾欢声雷动，径从口袋里掏出手抄的讲稿，那是他上星期天在海德公园书房里写的。这里没有一句话因袭别人，纯粹是罗斯福口吻：
『首先让我明确地说，我坚决相信，我们惟一引为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一种无名的、丧失理智的、毫无道理的畏惧心理。它能把我们搞瘫痪，什么事也办不成，使我们无法由退却转为进攻。』
罗斯福洪亮的声音通过广播网响遍了水深火热的美国大地：它传到血汗工厂和凄凉客店，传到“胡佛村”和流浪汉的栖身处，传到佃农们辛苦耕耘的不毛之地，传到在工厂外寒风中打哆嗦的褴褛人群。
『我将要求国会授予我一件惟一足以应付目前危机的武器，这就是，让我拥有足以对紧急事态发动一场大战的广泛行政权。这种授权之大，要如同我们正遭到敌军侵犯时一样。』
赫伯特·胡佛颓然无语，只是低头看自己的脚尖。但是，在三层铺的贫民窟里，吃不饱的孩子们抬起头来了，地方法院里一肚子怨气、准备斗争的农民们抬起头来了，缝补破衣服的妇女们抬起头来了。空中好像响起了一阵魔乐。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市的威尔·罗杰斯在打字机上记下了这样一句话：“就是罗斯福一把火烧了国会，我们也会大声欢呼说，‘好哇，火到底点着啦！’”
『美国人民不是束手无策。在这个紧急关头，他们已经授权政府采取直接的、强有力的行动。他们要求在政府领导下有纪律，有方向。他们选我出来实现他们的愿望。基于这种精神，我接受他们的委托。』
借用沃尔特·惠特曼【美国19世纪著名诗人。——译者】一句诗，新总统真是“声威赫赫地登上了舞台”。阿瑟·克罗克写道：“罗斯福当时神色严峻，连老朋友也感到他变了另一个人。”亨利·史汀生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当时的心思：“我完全给吓倒了。”新的第一夫人认为总统就职典礼进行得“非常非常严肃，不免令人生畏”，“因为富兰克林讲到他必须取得通常只在战时才授予总统的那种大权时，听众竟表示最热烈的支持。”不过，当时在华盛顿为《新共和》周刊采访新闻的埃德蒙·威尔逊却嗤之为“一例的哗众取宠，一例的不着边际”。他还写道：“有一点最清楚不过，这就是独裁政治快要出笼了。”这时，知识分子们仍然不了解罗斯福，有些知识分子永远也不了解他。真的，即使最接近他的人，也感到他难以捉摸。他决定竞选总统，事前竟连自己老婆也不告诉，这是很少见的。罗斯福夫人是从路易斯·豪那里才知道这件事的。罗斯福首次执政之初，美国的有识之士是怎样想的，罗斯福夫人下面这段话说得最真切了：“我们有一种盲目走下去的感觉，因为我们置身激流，谁也不知道何处是岸。”但是，总的说来，美国人民并不像她那样感到前途茫茫。他们认为罗斯福这次演说十分成功，周末，有45万人写信祝贺他。
当晚，埃莉诺去参加庆祝舞会，罗斯福留在总统府同路易斯·豪研究工作。星期天早餐后，罗斯福自己滚动轮椅经过新建的坡道来到阒无一人的椭圆形办公室，独自四下打量。桌上空空如也，除国旗和国玺外，能拿走的东西胡佛都拿走了。没有便笺，没有铅笔，没有电话，连叫人的按铃也没有。他慢慢认识到，一个人在这里，什么事也干不了。于是他大叫一声，一个秘书和一个助手急忙跑了进来。这件事值得一提，因为罗斯福只有这一回才觉得身为总统却不知怎么办是好。晚上，他动手干起来了。他一边咬着往上翘的烟嘴，一边起草文件，援用那几乎被人忘记了的大战时期定下来的《对敌通商法》，宣布全国银行一律休假四天。他要求第73届国会在星期四召开特别会议，以便将拟好的紧急法案送去讨论。这时全国再也没人搞货币兑换了，可是大家还得想办法生活下去。
这是对美国人的首创精神的挑战，而他们果然也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印发各种临时票证，赊销商品，以货易货，凭票取货，凭代用币乘车，使用加拿大和墨西哥货币代替美国货币，如此等等。道氏化学品公司用镁铸成“道氏金属代用币”，定值每枚二角。威斯康星州有一个摔跤家和人订合同，表演一场的报酬是西红柿一罐加土豆200镑。俄亥俄州阿什塔比拉市有一家报纸发出通告，说广告费可以免收现金，改付农产品就是了。纽约州一位州参议员到首府奥尔巴尼市开会，自带一周吃的东西：12打鸡蛋，半只猪。《纽约每日新闻》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金手套”锦标赛半决赛，卖票花样之多，最是惊人不过：票价是五角，但除五分钱娱乐税必须付现金外，其余可以用任何实物偿付。于是专雇了一个人，为形形色色的来件作价，其中有：香肠、床垫、帽子、鞋子、大衣、鱼类、面条、女睡衣、牛排、电火花插头、方盒式照相机、拼板玩具、厚运动衫、罐头食品、袋装土豆、高尔夫球裤、机工工具、涂脚药膏、《圣经新约》，以及当时青年妇女所谓“伸伸腿”的不用系带的内裤。
人们绝大多数都认为，一旦银行休假结束，就要正式宣布使用临时通货，各州、各市政府乃至某些企业都要自己发行地方性代用券了。亚特兰大、里士满、马蒂塔克和诺克斯维尔等城市，这时早已这样做了；纳什维尔市在3月6日开始的那一周结束之前也快要有价值100万元的代用券流通。费城也将发出800万元流通。新泽西州努特利市有一家造纸公司，原先一周只开工三天，这时改为一天三班，24小时给威斯康星州和田纳西州印出六吨重的代用券。然而，一想到各州各市的地方币、各公司的兑换券满天飞的情景，财政部长伍丁就不寒而栗了。3月7日星期二，他在早餐时候告诉雷·莫利【罗斯福智囊团主要成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译者】说，据他看不必使用临时通货。他说：“我们可以用各银行殷实可靠的资产作为储备来发钞票嘛。大家不会害怕的，这不是戏台上用的道具，是货真价实的钞票。”这样做，不会有什么损失。伍丁公开说：“我们已经到了沟底，再坏也坏不过这样了。”
伍丁同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在卡尔顿饭店昼夜奋战，星期四这天果然如期完成了草拟法案的工作。国会特别会议开始了，众议员们相继走进会场。这时伍丁就把写完的稿子交给国会的秘书，同时嘟囔着说：“这个法案就用我的名字好了，稿子完了，我也完了。”秘书把稿子在会上高声宣读，可是当时人声嘈杂，众议员里没有几个听得清的。法案不是人手一册，因为没有时间排印。就是秘书手里那一份，有些地方也是最后急急忙忙用铅笔涂改过的。大家一阵叫嚷，就把法案通过了，一共用了38分钟时间。这时罗斯福夫人在楼上旁听席上一边结毛线，一边点票数，活像是慈祥的德法热夫人【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双城记》一书里边的法国革命时期的一个人物。她每天编织，暗地记下她所仇恨的贵族的名字。——译者】。投完了票，众议员们便蜂拥到参议院会议厅，听格拉斯说明他们自己刚才通过的那个法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格拉斯这位小个子的弗吉尼亚州参议员是支持伍丁法案的，不过他也承认其中某些部分确实让他吃惊。根据这项法案，总统和财政部长“已经采取或今后要采取的”任何措施，议会都要一律批准，这种立法措施真是吓人。法案规定，囤积通货的要判刑，有问题的银行要派人去“维持”（受托管理），此外还授权政府以各银行的资产为储备，发行20亿元新钞。晚上8点36分，罗斯福衣衫不整，身旁堆满了从海德公园住宅运来的书籍，图片也来不及开包，就在白宫签署了这项法令。当晚国家印制局添雇了375名新职工。美国政府的印钞机器全部开动了。
一连两晚，印制局灯火辉煌，临照着哈得孙河滩。新印模来不及刻，就沿用“1929年印行”字样的旧版。联邦储备银行12个分行行长的签字也来不及去要，便从政府档案里找出旧样本来，派人送到泽西市的美国铸刻工场厂赶制印模。星期六清晨，装满一袋袋新钞票的飞机从华盛顿先后起飞。第一架在午前就把钞票送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从那里又立即分送各银行。
真正精彩的一幕是如何对那些囤积户施加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把紧紧攒在手心里的黄金和货币放出来。原先此辈不到一周工夫，就已把全国15％的货币藏了起来。国会尽管横下狠心，也无法定出法律，对于那些事先囤积货币的人追加惩罚。于是，政府便改而乞灵于宣传的办法。3月8日星期三，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凡2月1日以后向银行提取过黄金，而到下星期一为限还不退回储存的，银行便公布他们的姓名。这一宣告刚在报纸登出，各家银行的电话交换台就忙得不可开交。银行对来电话的人说，如果有黄金要送回储存，银行就为他们开门办理，还不让记者知道。几小时之内，只见多少床垫为之撕裂，多少铁罐因之出土，多少秘藏宝盒得以重睹天日。各地银行都说门前又排起长龙来了，仿佛上周争先提款的情景一般，不同的是，这回男男女女都带上满载黄金和货币的旅行包、手提箱就是了。看到这种情况，联邦储备委员会大受鼓舞，于是星期五又宣布扩大涉及范围，要各银行上报过去两年内提过存款的人名。网拉得更开了，鱼也更大了。到星期六晚间为止，各州联邦储备银行已经回收了共计3亿元的黄金和黄金兑换券。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7.5亿元的新钞票了。因此，甚至在载运这批新钞票的飞机还没有离开胡佛机场之前，伍丁就批准某些储蓄银行可以让储户每户提取现金十元。商业开始活跃起来了。不出一周，就有13,500家银行（占全国总数3/4）复了业，交易所又重新响起了电锣声。纽约股票价格猛涨15％。道·琼斯【著名的研究和报导股票行情的公司。——译者】的股票行情发报机传出了这样一句话：“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
幸福的日子还没有真正回来，不过金融恐慌总算过去了，既没有发生币制混乱，也没有实行银行国有化。下的药无疑是极猛的，通货膨胀一开头，果然无法控制。但是罗斯福当时只能这样做，别无他法。有一位朋友对他说，如果成功，他将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名垂千古；如果失败，他就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罗斯福回答说：“如果我失败，我就是美国的末代总统了。”可是他不甘失败。“新政百日”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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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100天当中（从3月9日在欢呼声中制定出《紧急银行法》到6月16日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新总统顶着狂风暴雨前进，一天天显示出他有无穷的智慧和无限的精力。到国会议员们精疲力竭，宣告休会那一天，罗斯福已经发表了十次重要演说，制定了新的外交政策，建立了每周举行记者招待会和内阁会议各二次的惯例；宣布了废止金本位制，向国会提出了15篇咨文；指引议员们通过了13个重要法案，其中包括对一切银行存款实行保险，对抵押住宅者发放新贷款，对华尔街金融市场进行改革，拨发40亿元作为联邦救济金，准许公开经营啤酒业，以及成立民间资源保护队、农业调整管理局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等一系列法令。罗斯福也说：“有时连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受震惊。”
可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临时招架的办法而已。罗斯福对身边的新政派说：“挑一个办法试试看嘛。失败了，就另换一个。总之，要搞点什么试试。”他认为自己在大选中之所以取得一面倒的胜利，就是因为人民授权他进行变革，可以说怎样变都行，只要快变就是。最初，他打算先让国会通过伍丁那个“挽救银行”的法令，随后就打发议员们回家休息，由他运用总统大权来办事。要是这样做，举国上下本来也会一致支持的。保守派的《波士顿纪事晚报》就发表过社论说：“目前应由总统独揽大权。这样做势必引起史无前例的复杂问题，但是人民思变之心太切，就是任凭总统一人独断专行，他们也心甘情愿。”参议员布顿·惠勒说，为了罗斯福总统，国会议员们“就是像马戏团的动物那样跳火圈，也干”。至于美国选民们，据查尔斯·米切尔森说，即便有人说罗斯福“长着一副透视眼”，他们也会信以为真的。约翰·根室后来也说：罗斯福当时如果想搞独裁，易如反掌。“我们往往忘记，罗斯福初任总统的百日之中，国会自觉自愿授予总统的权力，是何等庞大，何等空前，何等的凌驾一切的啊！就是德国国会给希特勒的权力，也不过如此。”
但是罗斯福还是主张遵循宪法来办事的。他说，他要像他的本家西奥多·罗斯福那样，做一个“热心布道的总统”。群众给白宫的大量来信启发了他，使他觉得不妨在进行立法革命——实际上是一场革命——的同时教育人民，向他们阐明新政的目标。当时还没有“美国新闻处”，也没有“美国之音”。他不需要这些。有他当教师，整个美国就成了一个大课堂。
第一堂课是在他上台后第五天开讲的，他把采访白宫新闻的记者召集到办公桌周围。他在任职期间，举行过空前频繁的记者招待会（共998次），这是第一炮，这第一炮登时就打响了。威尔·罗杰斯评论说，罗斯福竟能把像银行业务这样复杂的问题讲得深入浅出，人人理解，连银行家也能懂。后来，查尔斯·比尔德（此人平日并不佩服罗斯福）也写道：罗斯福所讨论的“有关美国生活和美国社会的种种根本问题，比历届总统加在一起还要多。”记者招待会结束时，记者们掌声雷动。就这样，罗斯福一下子把美国的新闻中心从纽约挪到华盛顿来了。美联社把驻华盛顿人员增加了两倍，合众社发出的新闻稿从此有1/4来自华盛顿。各大城市的报纸纷纷派记者到白宫采访，规模较小的报纸也每日采用华盛顿专栏作家的通稿了【一篇稿件分送各报同时刊载。——译者】。后来，连罗斯福夫人也加入了专栏作家的行列。
3月12日星期日，罗斯福讲授第二堂课，是直接对全国人民讲的。总统府楼下外宾接待室的壁炉前头，装上了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的扩音器。总统说，他希望这次讲得亲切些，就像坐在自己家里，邻居也坐在他们的起居室里，双方随意交谈那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经理哈里·布彻说：既然如此，那就叫做“炉边谈话”好了，以后就真的作为正式名称叫开了。罗斯福这次谈的是全国银行暂停营业的问题。他那象牙长烟嘴点着香烟，慢慢燃烧。他说：“朋友们，我想告诉大家，过去这几天我们干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干，下一步又打算怎么干。首先，我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你们把钱存进银行，银行并不是把它锁在保险库里了事，而是用来通过各种不同的信贷方式进行投资的，譬如买公债，做押款。换句话说，银行让你们的钱发挥作用，好使整个机构转动起来……”
不知怎的，罗斯福谈话竟能谈得那么亲切，用人人懂得的词句和比喻，把工业经济的复杂结构讲得一清二楚。他的语言质朴实用，同他在白宫所选用的室内装饰具有同样风格。上届总统的那套阔气排扬，现在是一扫而光了。没有伺候吃饭的底下人了，没有饭前吹号的号手了，军旗敬礼分列式取消了，卫兵换班仪式也取消了，一顿上七道菜的盛宴也简化了。在华盛顿官场里，罗斯福那里的伙食是最不讲究的。他当不起讲究吃喝的人，他没有那份工夫。在总统府作过客的人，不论时间长短，都认为白宫的菜肴单调无味，同宿舍包伙差不多。有一位女客一连三晚吃的是同样的饭后点心：一小片菠萝、两颗樱桃，再在拌得稀稀的奶油里放上一点核桃仁。甚至这样也还算是盛情款待呢。至于总统本人的午餐呢？一角九分一份的肉末煎蛋。
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都只是表面文章。他实权在握，再不用摆什么排场了。小阿瑟·施莱辛格说得好，罗斯福是“天生当总统的”。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左右自己所处的时代。他在政府里惯唱独角戏，喜欢发号施令。他跟一位来客打趣说：“如果你有可能当总统，你难道不想当一当吗？有谁不想当的呢？”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博士【有名的瑞士心理学家（1875～1961年）。——译者】会见罗斯福后对人说：“毫无疑问，这人浑身是劲。他智力超群，却又难以捉摸，可是说干就干，厉害得很。他花样繁多，别人无法预料。”W·M·基普林格说：他从没见过有哪一位总统“像这个罗斯福这样拥有无上权威”。埃德·弗林说：罗斯福手下的助手和内阁阁员好比听差似的，“事事都是总统自己做主。”阿瑟·克罗克报告说：罗斯福“是老板，是发电机，是钟表的发条”。亨利·摩根索【1934～1945年任财政部长。——译者】写道：罗斯福“任何时候都是统治者”。摩根索好同罗斯福争论，罗斯福也乐意跟他争论，可是只在一定限度之内。过了这个限度，罗斯福就用那满布斑点的大手往桌上一拍，再不说“我认为如何如何”了，而改口说“总统认为如何如何”。争论到此结束，谁胜谁负，自然不消说得。
总统的14小时工作日是这样开始的：坐在床上，边吃早餐边浏览外事电报和乱云也似的大堆报纸。他那卧室墙上挂着海船图画，壁炉架上放着家人的照片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小摆设。新政开头那100天里，他的亲信顾问往往也到床边来商谈，但是起床前这段时间他一般是不见客的。9点过后，刮脸，由男仆欧文·麦克达菲帮他穿好衣服，坐上无臂垫的小轮椅，推到办公室去。10点开始会客。要是那天国会开会，他总有1/4的时间要花在电话上。他跟人谈话，总是称名不道姓。惯戴咖啡色三角女帽的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在罗斯福就职后第一周时首都政界还不熟悉她，她也不熟悉华盛顿。一天，她的助手接电话，听到对方说：“我是富兰克【富兰克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的简称。——译者】，我可以同珀金斯小姐讲话吗？”助手转告珀金斯，珀金斯回答说：“富兰克·我不认识什么富兰克。问他是在哪里工作的？”这一问，对方乐了，回答说：“在合众国工作，我是总统啊。”
总统随时都愿意接电话，甚至内阁开会时也不例外。跟总统通话那么容易，真叫人吃惊。大约有百把人可以不必向秘书通报事由就能直接请他听电话【30年后最肯接电话的高级官员是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但是能这样直接和他通话的也只有25人】。他的消息来源广泛极了，因此人们往往忘了他是一个跛腿的人。他在内阁会议上常常信口说出什么地方的人说了些什么话，包括他夫人的话。例如他会告诉人家：“内人说，那个地方伤寒病流行。”他上任以后，头一批命令里就有这么一条：凡是因有困难打电话向白宫求助的，一概不准挂断，政府里必须有个人同对方谈谈。这就使他的群众来信在美国总统史上占有最出色的地位。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总统先生：
此信只是想告诉您，现在一切都办妥了。您派来的人找到了我们家，我们便同他一道去了银行，银行答应押款可以慢一点还。上次去信，我说家具也给人拿走了，这一点您想必还记得。这些家具，您派来的那人也帮我们弄回来了。像您这样的总统，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是啊，谁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总统。罗斯福每天收到的群众来信，少则五千，多则八千，十倍于胡佛的。有个众议员把他同耶稣相比。根据在纽约小学生中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他最受欢迎，上帝其次，得票远不如他。美国人民确实感到，罗斯福把他们看做自己的朋友。当时总共有41首流行歌曲是歌颂他的。当他系好腿上支架，站在公众面前的时候，有人真的伸手去摸他那斗篷的边缘来表示敬意。纽约市演出歌剧《真是乐死人》，演员们在谢幕时唱一支歌，竟把歌词原文“让温特格林当总统”改成“罗斯福是总统”，观众听了每次都起立鼓掌。安尼·奥黑尔·麦考密克在《纽约时报》写道：“从来没有哪个总统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叫人觉得这样满怀希望。”甚至连皮埃尔·杜邦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也高兴起来了。有个金融巨头对约翰·弗林说，他认为自从耶稣去世以后，最伟大的领袖是罗斯福，并深悔自己错投了胡佛的票，请求上帝宽恕。沃尔特·李普曼也修正了原先的估计，他写道：“我们全国人原来对任何事物、任何人都不相信了，不过一周时间，我们现在对政府、对国家又恢复了信心。”
罗斯福的魅力把各大学、各机关里的大批聪明有为的青年都吸引到华盛顿来了。首都供应食宿的场所骤然成了生意鼎盛的行业。G街、R街、新罕布什尔大道和第21街一带的褐石住宅统统改成了宿舍，招待新政派里边的单身汉。首都那些墨守成规的人不禁害怕起来。日后有人同小阿瑟·施莱辛格谈起这事，说：“一批讨厌的青年律师在华盛顿住了下来。……他们得意扬扬，闯进办公室，占用桌子，索取文件，忙这忙那，没个完。我始终不明白，这些人来这里干啥，来了之后干了些什么，后来为什么又走了。”
这些人有的一来就再也不走了，有的走了又回来干别的。当日汇集在新政旗帜下的人物有迪安·艾奇逊【1949～1953年任国务卿。——译者】，财政部副部长；J·W·富布赖特【后来先后任众议员和参议员。——译者】，司法部的青年律师；休伯特·汉弗莱【后来是约翰逊政府的副总统。——译者】，他放弃了药物学研究，担任救济工作；还有亨利·福勒，他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青年律师。在办事最能干的新人当中，有一位叫林登·约翰逊的，是得克萨斯州众议员理查德·克莱伯格的行政助理。约翰逊说服了美国政府，让得克萨斯州农民带头铲掉自己所种的一些棉花，来拥护农业调整管理局的减少剩余农产品的措施，因而引起社会的注目。
新政派中，还有一些二流的知名人士，如萨姆·罗森曼、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阿道夫·伯利、“铁裤汉”约翰逊、哈罗德·伊克斯和雷·莫利。伊克斯有个众所周知的绰号“急躁鬼”，他暗地倒也喜欢这个诨名，却不知罗斯福背后叫他“唐纳小鸭”【美国当时流行的动画片中的主角——译者】。雷·莫利在华盛顿一家旅馆里租了一套房间，派头十足，是这班人中最有才气的。那些名声不如他的人套用圣诗，这样来挖苦他：
『莫利！莫利！莫利！
我的上帝！【圣诗原文是“圣哉，圣哉，圣哉，我的上帝！”英语“圣哉”（holy）与“莫利”（moley）谐音。——译者】』
农业部的劲头特别大。新到的总顾问杰罗姆·弗兰克罗致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青年律师：瑟蒙德·阿诺德、阿贝·福塔斯、艾德莱·史蒂文森、纳撒尼尔·韦尔、约翰·艾布特、内森·威特、李·普雷斯曼，以及普雷斯曼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同班同学阿尔杰·希斯。政府其他部门有些人对他们很钦佩，认为日后此辈多数是要飞黄腾达的，尤其是希斯。
希斯同普雷斯曼、威特、艾布特和韦尔是共产党一个小组的成员，常在康涅狄格大道一间音乐室里秘密碰头。这几个人对新政府进行了研究，感到颇难捉摸，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认为，莫利是一个狂热的自由派，而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却是强烈反对承认俄国的【当时美国还不承认苏联政府为合法政府。——译者】。华莱士认为共产主义制造阶级对立，这种论调跟艾尔·史密斯很相似。但是最使人迷惑不解的还是总统本人。刚就职时，罗斯福主张进行试验，可是依然倾向保守，而且他在新政初期采取的那些措施又得到中间偏右的人大力支持。他挽回银行颓势后的第一招就是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削减退伍军人退役金和政府人员（包括议员）的薪金，这也是费解的。
罗斯福成立了民间资源保护队，很得保守派的好评。这个队组织贫苦的青少年参加水土保持工作，让大家有活可干。共产党有个发言人说这是“强迫劳动”，劳联领导人威廉·格林更说它大有“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和某种苏维埃主义”的味道。但是民间资源保护队是罗斯福的得意之作，而且由于陆军的协助，一成立就办得很好。这项工作是由麦克阿瑟负责组织的。乔治·马歇尔当时还是上校，因管理南方各州17个大队卓有成效，名噪一时，因而受到罗斯福的注意。（艾森豪威尔少校却在宾夕法尼亚州碰了钉子，因为他没有考虑政党关系，把重要职务都给了共和党人。）最后总共有250万青年参加这个队，穿上了草绿色制服。他们完成了罗斯福设想的防护林带，南起得克萨斯州，北至加拿大，遍种树木2亿株。
4月19日，罗斯福废止了金本位制，这在右派当中可不那么得人心。现在看来，这是由于当时迷信黄金之故。若干世纪以来，欧美各国都死死抱住黄金不放，以为这是西方文化的标志。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金本位制成了强国的特征，银本位制成了落后国家的特征。有些共和党人把货币贬值的方案叫做“橡皮本位制方案”【“橡皮”在美国俚语指没有价值。——译者】。艾尔·史密斯说，他赞成“金本位”，反对“吹牛本位”。罗斯福的预算署长也说，废止金本位意味着“西方文明的毁灭”。不过，当美元贬值11.5％之后（同年夏天贬值17％，随后稳定了下来），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就又能同欧洲那些早已走上通货膨胀道路的国家竞争了。这一点，一般人不理解，华尔街那些大老板们却是明白的。查尔斯·G·道斯对废止金本位鼓掌赞成，共和党的领导人也一样。J·P·摩根有一个老搭档叫做罗素·莱芬威尔的，写信给罗斯福说：“你放弃金本位制，挽救了我国免于全面崩溃。”摩根本人也不准人们非议罗斯福，他在一篇罕见的公开声明中说：“据说总统放弃金本位，我表示欢迎……看来很清楚，要扭转大萧条的局势，就要驳斥并战胜那些主张收缩通货的人。”
但是不论是什么措施，只要受到华尔街23号【摩根财团所属公司所在地，这里用它来代表垄断资本集团。——译者】的欢迎，就很难说是革命的，甚至连开明也说不上。直到了3月下旬，罗斯福才真正向左转，他要求国会批准《农业调整法》和《联邦紧急救济法》。他在5月12日（也就是上任后第65天）签署了这些法律。《农业调整法》是有鉴于艾奥瓦州的农民暴动而制定的，用减少产量的办法来提高农产品价格。出钱津贴农民，叫他们少种地，这显然和常识背道而驰。华莱士下面这段话代表了当时千百万人的看法：“我希望今后再也不这样搞了。长得好好的庄稼，偏要毁掉，这有违人类的良心。”然而，四个月以后，他却不得不下令把600万头小猪宰掉。他很不得已这样做了，又说这是因为过去柯立芝和胡佛的错误政策造成的后果（罗斯福还打趣说，对猪也要实行节制生育）。
关于联邦政府办救济会有什么长远影响，当时的争论就更多了。可是哈里·霍普金斯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不客气地说过：“人们不是在‘长远’以后才吃饭的，他们天天都得吃啊。”此人瘦长个子，一头蓬发，说话刻薄，在纽约搞社会福利工作，在对付大萧条的工作中出过力，到新政结束以后还一直同罗斯福保持密切关系。他是从楼梯下边进入政府的。原来最初他没法见到总统，就趁劳工部长弗兰西丝·珀金斯参加纽约一个来宾云集的晚会时，把她拉到楼梯底下一个角落谈话（那时人声嘈杂，只有在楼梯底下谈话才听得清楚）。他向她说明，由联邦政府办救济事业，是当务之急。于是珀金斯小姐把他推荐给罗斯福，罗斯福又把他提出的方案提交国会。方案一提出，共和党人无不大吃一惊。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罗伯特·卢斯说：这就是“社会主义那一套”。缅因州参议员卡罗尔·比第大声疾呼：“上帝救救美国人民吧！”
但是共和党人的上帝既然失灵，就只好听罗斯福的了。5月22日，罗斯福把霍普金斯带到华盛顿。联邦政府的救济事业从此始，直到1942年结束，期间机构、名称换过几次（民政工程署、工程兴办署、公共工程署），领导人也换过几次（先是霍普金斯，接着是伊克斯，最后又是霍普金斯）。当时霍普金斯直截了当地说：“我来华盛顿，就是要做到谁也不挨饿。”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嘲笑反对救济的人说：“我到市场去，花两块钱买一只鹦鹉，一天就能教会它叫‘白给！白给！白给’！不过鹦鹉是一辈子也不懂经济问题的”【罗斯福的救济事业是以工代赈，反对派说这是白给，助长懒惰。——译者】。但是，反对救济的人也不示弱，他们攻击救济事业的话，比“白给”要难听得多。北方的血汗工厂老板们和南方的种植园主们都恼火极了，因为他们的廉价劳动力没有来源了。上层中产阶级批评家以为，领救济金的人都是一些斜靠着铁锹或草耙的懒汉，这些批评家的绝招是把“扳倒搁”（boondoggle）这个意义不明的词儿加以曲解。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名叫罗伯特·马歇尔的手工课教师在纽约市参议会调查会上作证，他说他教过一些失业的人做“扳倒搁”。所谓“扳倒搁”是1925年一个童子军领队发明的，指的是童子军野营中有实用价值的作业，例如用绳子编带子。谁知没有几天，全国报纸的社论就都嘲笑说，办救济就是让人们“扳倒搁”，而且轰动一时，弄得成千成万的读者以为（直到今天还以为）霍普金斯和伊克斯的成绩只不过是为了救济失业的人，找点什么事给他们干干而已。
其实，两位主管救济的人都是讨厌人们吃闲饭的，尤其是霍普金斯。他认为只给救济，不给活干，会使人们丧失自尊心。只要听到妇女们说：“我们不再靠救济了，我丈夫在为政府干活，”他就十分高兴。就大多数情况来说，人们确实是在干活，而且干的是艰苦活。民政工程署、工程兴办署和公共工程署的资金，先后投入3万个以上的新办工程和事业，诸如请教师，兴水利，设邮局，筑桥梁，办监狱，修机场，打下水道和涵洞，开辟公共游泳池、运动场和儿童游乐场，兴建发电厂和火车站，等等。全国新建公路的10％，新开医院的35％，新建市府大楼、法院大厦和新设医疗设施的65％，新办学校的70％，都是霍普金斯任内那几年搞出来的。这么一来，丹佛市才有了供水系统，俄亥俄州马斯金格姆河流域才有了拦洪工程，得克萨斯州布朗施维尔市才有了港口，基韦斯特市才有了公路和桥梁，接通了市区和大陆上的佛罗里达州。
工程兴办署（以及它的前身和后继机构）投资于私人企业力所不及的各种工程，使整个美国的面貌为之一变。建成了哈得孙河下面的林肯隧道，把纽约市和新泽西州连接起来；建成了纽约三镇桥，把曼哈顿和长岛连接起来；把宾夕法尼亚铁路改为电气化。它出钱试制了第一批柴油机。由于有工程兴办署，华盛顿才有了动物园、林阴大道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大厦。如果没有工程兴办署所组织的工程队，就没有加利福尼亚州的卡马里洛精神病院，没有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金库，没有旧金山的博览会会场，没有达拉斯市的迪利广场，没有圣路易斯市的花卉馆，也没有哥伦比亚河上的波恩尼维尔水坝和科罗拉多河的博尔德水坝。为了建设博尔德水坝，有近二百名工人丧失了生命。这个水坝连共和党人也非常感兴趣，1946年他们再次控制国会时，就将它改名为胡佛水坝。兴办所有这些工程，总共开支还不到200亿元——只相当于尼克松首届政府五角大楼年度预算的1/4。
据《陆海军纪事报》日后的报道，那几年里，由于军事拨款一般极少，许多陆军兵营和海军基地也全靠工程兴办署的工人才免于失修。没有工程兴办署的各项建设工程，美国经济在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就不能那样发展。没有田纳西河流域工程（这是罗斯福的百日新政期间的遐想之一），那两颗结束第二次大战的原子弹也就制造不出来。当然，原子弹有其利弊，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下面这个事实：苏联到了50年代中期肯定会掌握核武器的生产技术的。固然，制造原子弹不是兴办田纳西河工程的主要目标，它开始只是沿河建筑一系列水坝，向本流域内的居民供应和出售电力。但是结果是防止了河水侵蚀300万英亩的农田土壤，把整个流域居民的平均收入提高了九倍，而且原来投入工程的资金已以缴纳联邦税的方式全部偿还。这项建设本是参议员乔治·诺里斯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但是计划的实现还是靠罗斯福。罗斯福刚到白宫，各事未定，就给诺里斯写信说：“一俟目前这批紧急法案搞完”，就希望他来谈谈有关“田纳西流域的发展计划”。有这样一位总统在，人们自然会感到，无论想做什么事都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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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做不到的事。银行可以保住，农民可以得救，挨饿的人可以给饭吃，奔腾澎湃的田纳西河可以驯服，但是美国是一个工业国，工业上有许多问题却不是凭法律可以解决的。罗斯福也曾试过一下，在他的新政措施中，全国复兴总署是费了最大气力来办的。不能认为它彻底失败了，因为它鼓舞了人心，而且由于加强了劳工组织，可以说对经济最后能够复兴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它虽则没有达到罗斯福原来的期望（显然没有），可是确实使全国有如战时一般，暂时团结起来了。全国复兴总署的历史，有点像一场足球赛，派出的球队虽然十分出色，最后却输了球。休·约翰逊将军一开头就预测将来的结果，他打了个用语杂乱而寓意巧妙的比方：“开头是看烟火，后来是放冷箭。干这件事，好比睡在断头台上跟人打赌，希望万中得一，刀子下不来。”
约翰逊是新政派中风头最健的人物，罗斯福选中了它负责主持全国复兴总署工作。这个机构之所以没有取得多少成就，也许是由于他那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态度。谁碍他的事，他就骂人，说人家是“血里带着耗子气味”，“国务院里油头粉面的花花公子”，“靠说空话、蠢话、废话吃饭的家伙”，等等。他还把商业部大厦的办公室比做联邦火车站的收小费的厕所，因此开罪了胡佛。不过，全国复兴计划之不易成功，在5月7日罗斯福的第二次炉边谈话中就可以听出来了。当时总统提到要办全国复兴总署，说他要求企业界和政府“合作，共同拟订计划”，政府在各个工业绝大多数从业人员的协助下，“有权制止不公道的做法，并强制执行所订立的协议”。
罗斯福的目的是要消除你死我活的竞争和女工童工的残酷待遇，这是正派的企业家人人都可以接受的。问题是，由资方按工业种类订立法规，当然就意味着要停止对托拉斯进行斗争，要恢复资方定价制。劳工方面很不安，于是约翰逊只好听从了铁路员工协会总顾问唐纳德·里奇伯格的劝告，在《全国复兴法》中加上第七条第一款这一历史性的条文【这一项条文的主要内容是：工人有“组织和通过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表进行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不得限制工人加入自己选择的工会作为受雇条件；雇主应遵守总统批准的有关工资、工时等规定。——译者】，使集体谈判合法化，从而推动了30年代工人运动的发展。对于将来要发生的事，大企业家这时已有预感。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对这一条表示了强烈反对。于是罗斯福把赞同和反对的两派代表请到白宫开会，就条文的措辞取得了协议。会议结束时，第七条第一款条文原封未动，这并不是一个吉兆。企业家们和他们在国会里的代言人之所以同意，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一切自由竞争都应该停止。正如琼斯－拉姆森机械公司当时的经理拉尔夫·弗兰德斯所说，他们“完全相信，要复兴和繁荣，就非限制竞争不可”。
“铁裤汉”约翰逊的宣传工作干得很出色，所以1933年过了大半，人家还没注意到隐藏着的棘手问题。一次，亨利·华莱士跟约翰逊谈话，谈到印第安人所崇拜的一种神鸟，约翰逊就以印第安人的表意文字为蓝本，画了一只蓝鹰作为全国复兴总署的标志，在下面写上“人尽其责”这句话。他在对报界谈话时提出了严重警告：“不管个人还是团体，谁要是不尊重这只神鸟，后果自负。”凡是遵守他所制定的法规的企业，可以在厂门店门挂上蓝鹰徽。开汽车上街的消费者则在挡风玻璃贴上这个图案。《时代》周刊每期封面上也印上了蓝鹰徽。有四个女孩在背上刺了蓝鹰花纹。在旧金山垒球场上，八千个儿童排队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蓝鹰徽。巴斯比·伯克利也不落后，将《舞台大观》的最后一场改写，让鲁比·基勒、狄克·鲍威尔、琼·布隆代尔和好莱坞全体临时演员排队，先排成美国国旗图案，然后组成罗斯福像，最后排成蓝鹰徽。凡此种种无不令人眼花缭乱，兴高采烈，加之约翰逊将军又到全国四处奔走，要各行各业把法规一个个签订了下来，真是煞有介事。
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1933年仲夏，在全国复兴总署领导下，已经有一百万雇主签名表示愿意遵守全行业性劳动工资规程，有九百多万工人依照这些规程干活。但是这些雇主绝大部分是小企业主。在纺织、采煤、石油、钢铁、汽车、木材、服装、批发商业、零售商业和建筑这十个最大的行业中，只有纺织业签订了行规，而且是经过六个星期的尽力劝说以后才签下来的。新政班子里也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霍普金斯对约翰逊说：“休，你那些法规好讨厌！”不管什么蓝鹰不蓝鹰，煤矿的私雇警察照样向矿工开枪，亨利·福特也不肯“尽”他那一份“责”啊。约翰逊一气之下，把自己那辆福特公司的“林肯”牌车卖掉，另买一辆通用汽车公司的“卡迪拉克”牌。罗斯福下令，所有政府部门只许向那些跟全国复兴总署合作的企业购货。有个记者问约翰逊，如果有人拒绝遵守法规，那会怎样呢？约翰逊抹了抹嘴上的啤酒沫，恶狠狠地说：“当心他们的鼻梁给打扁！”
后来“将军”又改变了策略。他发起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要求所有雇主先表示同意，让工人每周工作40小时，每周最低工资12美元，正式的法规留待以后再订。1933年7月24日，罗斯福在炉边谈话里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说：“打起仗来，如果进行夜袭，士兵们都在肩上带上个耀眼的标志，免得误伤自己人。根据这个原则，那些跟我们合作，参加全国复兴运动的人，也要彼此一望而知。”他的意思很清楚：要么“尽你那一份责任”，要么当心挨揍。全国复兴运动这时已经开始有点像教会传播福音了。波士顿市市长詹姆斯·迈克尔·柯里把10万名儿童集合在波士顿广场，带领他们宣誓说：“我要做一个美国的好公民，保证为全国复兴运动尽自己的一份义务，买东西只在蓝鹰商店里买。我一定劝家里人在9月份买东西【当时约翰逊发起了一个叫做“现在就买东西”的运动。——译者】，而且只买美国货。我决心帮助罗斯福总统，让美国重新过上好日子！”
在全国范围内，凡是有点公民荣誉感的城市居民都举行了支持复兴运动的游行，并且有许多彩车，有演奏着《幸福的日子又来了》的乐队。纽约的游行队伍，比所有其他城市的规模更大，有25万人参加，走了十个小时，观众达200万。交响乐团指挥沃尔特·达姆罗希是广播工作者的领队，查尔斯·温宁格是演员的领队，艾尔·乔尔森是电影从业人员的领队。参加游行的还有1,000名理发师，1万名银行家、经纪人和交易所职工，2万成衣工人。检阅台上放了50只信鸽，给罗斯福带去贺信。天黑了，第五大道灯光亮了，但是参加游行的人还不断地从华盛顿广场步伐整齐地走出来，其中有杂货商、珠宝商、当铺老板、屠户、消防队员、警察、图书馆员、药房老板、出版商和酒吧间的招待员等等。全国别的地方同样也可以感觉到这一股热潮。在塔尔萨市，休·约翰逊的77岁老母亲走在游行队伍前面，边走边向人们打招呼说：“大家最好服从全国复兴总署的指挥。我那小子干起来可是雷厉风行的，雷往哪儿打，谁也说不准。”海伍德·布龙报道说：各地参加游行的人都感到有希望，有信心。“人们排起队来，肩并肩地站齐，就产生一种亲密团结的感觉。”忽然之间，约翰逊将军办公室里收到了一批又一批的法规草案，总数竟达200万份。除汽车制造业和采煤业外，所有主要工业部门都支持复兴运动了。跟着，汽车制造业也参加进来了（只有福特公司除外）。最后参加的是采煤业。人们热情洋溢，连胡佛也正式表示赞助了。
但是，逆流来了。胡佛改变了主意，认为全国复兴总署那一套是极权主义的做法。工商界攻击它是“偷偷摸摸搞社会主义”，工会领袖们骂它是“工商界的法西斯主义”。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甚至说，NRA（全国复兴总署）这个略语的真实意思是“禁止复兴”（NoRecoveryAllowed）。《哈泼斯》月刊的一位撰稿人到四个州调查了一下，发现有些挂着蓝鹰徽的公司，实际在肆意违反所签订的法规。已签订的700种法规中，有568种规定由企业主们确定价格，这可能是霍普金斯原先的设想。沃尔特·李普曼对全国复兴总署作了这样的评论：“权力过度集中，个人独裁作风，使人觉得美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官僚主义统治，而大起反感。”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年的前半年，好多专栏评论家和企业家原来都曾要求罗斯福实行独裁。那时和现在不同之处，就在于罗斯福已经把美国的局面扭转了。他之所以挨骂，正是因为成绩巨大。他当总统的头四个月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过调整的工业生产指数已由59上升到100。经纪人说这是“罗斯福一手创造出来的市场”。3月份时，好多人有气无力，惊魂不定，不敢反对约翰逊；现在他们腰杆硬了，敢于说话了。《柯里尔》周刊写道：“我们已经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很满意。”《文摘》杂志欢呼说：“股票债券大涨价，增值达几百万元。小麦、玉米和其他产品的价格也都回升了，饱受大萧条折磨的农民又多了几百万元的收入。”这个刊物没有提到农业调整管理局，实际上是这个局促使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只有《纽约时报》明白指出：罗斯福已经挽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绝大危局，赢得了个人的大胜利。“他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在美国人心目中，罗斯福竟有呼风唤雨的本领。那时不管总统要怎么干，全国都愿听命，甚至求之不得。罗斯福总统发表了一篇又一篇勇敢的演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成就，这使他获得了千百万美国人的颂扬，异口同声称之为天赐的时代巨人。”雷·莫利说：是罗斯福挽救了资本主义。
人们对总统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也变了。罗斯福每次坐车到国会，路上的人都热烈鼓掌。从前当过胡佛总统四年的警卫的特工人员理查德·杰维斯说：“现在又听到人们向总统鼓掌了，我很开心。”8月，罗斯福轻松愉快地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有个大喜讯告诉大家。”原来政府发行年息三点二五厘的5亿元公债（这是1931年9月以来财政部第一次发行的长期公债），认购总数竟超额五倍。要是在一年前，这种事情说了谁也不相信。不管赫斯特系报怎么诋毁罗斯福，这是工商界对新政充满信心的铁证。自1929年以来，这是企业界第一次给期票贴现。干吗不贴现·罗斯福同大萧条的斗争，看来势不可挡。国会听他的话，哈佛大学的宪法学教授托马斯·里德·鲍威尔也公开说：“依我看，如果最高法院根据其脚踏实地的判断，想要支持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以某种方式行使权力，这在宪法学上是有充分根据可以这样做的。”如果鲍威尔教授不懂宪法，还有谁懂呢？那就只有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了。可惜，当时竟没有人想起要去请教他【休斯后来反对新政。——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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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物画像：埃莉诺」
她父亲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兄弟，母亲是出名的美人。她生于1884年，取名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太伤心了，”谁都这么说。孩子太丑了。
凡是客人来访，埃莉诺就咬着手指躲在一边，总要等母亲叫：“进来吧，老奶奶！”这才出来。母亲于是向客人解释：“这孩子真怪，古板极了，我们都叫她老奶奶。”这时埃莉诺真想钻进地里去。
她八岁时，母亲害白喉死了；九岁，父亲又因酒精中毒去世，于是就被送到外婆家寄养。外婆家教极严，埃莉诺15岁以前从没有跟年龄相仿的人做过朋友。
18岁那一年，她开始进入社交界。社交界为之哗然。她身高近六英尺，声音高亢刺耳，门牙外露，什么化妆品也不用。她有时无缘无故吃吃地笑，有时又莫名其妙地凄然泪下。家人说，这孩子准是傻了，所以远亲富兰克林·罗斯福虽然已经向她求婚，但富兰克林的母亲萨拉却竭力反对了三年才同意这门亲事。
1905年3月17日结婚，由伯父西奥多主婚。她继承了伯父的异乎常人的精力。谁都在议论，一个女人家这样子，不对头。而她的精力是怎样使用的，大家也不以为然。有人问她，为不为家务烦心·她说：“我每天用在家务上的时间很少超过15分钟。”她的工夫都花在穷人身上去了。因此，1913年她离家外出之际，她那年轻的丈夫爱上了她聘用的一位每天来帮忙一段时间的社会工作秘书露西·默塞尔。
1920年，露西同一个有钱的老头拉瑟弗德结了婚。1921年，罗斯福因小儿麻痹症两腿瘫痪。萨拉要儿子放弃社会活动，回海德公园村过残废人的生活。但是医生对埃莉诺说，罗斯福应该重返政界，她可以充当丈夫的得力助手。婆媳两人为此争执不下。埃莉诺自己参加了妇女工会联盟，后来又舍命为民主党工作。她对罗斯福说：“你一定要努力争取当州长。”在家里，本来是萨拉说了算，现在渐渐不行了。萨拉写信给兄弟说：“现在富兰克林只听埃莉诺的了。”
罗斯福果然当上了州长，随后又做了总统。
在举行总统就职典礼时，罗斯福特地安排漂亮的露西·默塞尔·拉瑟弗德坐在前排贵宾席上，还让她乘坐专用汽车。
就职典礼一结束，埃莉诺就去“补偿金远征军”的第二营地访问。她同那里的退伍军人一道唱歌。事后，这些人议论说：“胡佛派军队来打我们，罗斯福派夫人来看我们。”
罗斯福难得到各地旅行，所以这位第一夫人便年行4万英里，发表演说，巡视贫民区，参观幼儿园和青年游乐园，访问劳苦佃农。她一回来，富兰克林就不厌其详地向她打听见闻。他很风趣地给了她一个特工代号：“罗浮”（Rover）【意思是“漫游者”。——译者】。
《纽约人》周刊上登过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矿工瞪大了眼睛对另一个矿工说：“我的天哪，过来的不是罗斯福夫人吗？”
埃莉诺不在家时，露西就去探望罗斯福。
在华盛顿，埃莉诺每周定期在白宫二楼条约厅举行一次女记者招待会。她的专栏文章《我的一天》在135家报纸上同时发表。她为《妇女家庭良友》杂志每期写一页长的问答栏的专稿。她在广播界的地位，仅次于罗斯福本人。“甜心”牌香皂、“席梦思”牌弹簧床垫、“约翰斯·曼维尔”牌建筑材料、“塞尔比”牌皮鞋和“庞德”牌冷霜的厂商出钱请她每周作两次广告，报酬全部捐赠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某次，她在同一时间在白宫举行两个招待会，两处有门相通，她这边跑跑，那边待待，来回招呼客人。
罗斯福同露西相会，一般是在乔治城和阿林顿市郊外路上。有一次，总统的专车本来是从华盛顿开到海德公园村去的，但是为了到露西的庄园和她见面，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特地绕道到新泽西州阿拉默奇地方一个很少使用的铁路支线去。
这时埃莉诺心里已经明白，她同罗斯福之间非但不可能什么深情，就连比较密切的关系也谈不上。
“平静的背后无不隐藏着压抑的痛苦。”这是埃莉诺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
在钦佩她的人眼中，她是慈母，贤妻，政界人物，女政治家，新闻记者，同时又是第一夫人，几位一体，而且往往同时一身数任。比起罗斯福来，她更能打破常规，更同情下层的人，在政治立场上总是更左一些。她曾在海德公园村同丘吉尔辩论：维护战后世界的和平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丘吉尔说是英美联盟，埃莉诺说是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满埃莉诺的人（以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为首）说她“爱管闲事”、“空谈改革”、“无病呻吟”。有些漫画家竭力丑化她。有些捉弄她的笑话十分无情，例如：“尽管隔一道篱笆，埃莉诺也能咬到苹果。”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抱怨说，埃莉诺老是麻烦他，“她经常来信，要我邀请一位叫什么苏西·格洛茨小姐的难民来使馆喝茶。”
一天，埃莉诺问罗斯福，她自己那么心直口快，是否成了他的包袱（这时她正仗义执言，说美国人民应有参加共产党的权利）。罗斯福笑着回答说：“太太，我们是自由国家嘛！”
罗斯福在佐治亚州温泉逝世的噩耗传来之时，埃莉诺正在华盛顿参加一个妇女界活跃分子的集会。
回白宫后，她听说罗斯福弥留之际露西一直在他身边。她哭了一会儿，然后像往常一样，又安静下来了。
父母、婆婆、丈夫都刺伤了她的心，于是她便来关心全人类。她继续写专栏稿，先后出版了15本书，改革了民主党的塔马尼俱乐部，并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总统任内担任美国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她年复一年被美国妇女界选为最受敬仰的妇女，而且据盖洛普【专搞民意测验的。——译者】报道，在全世界各地，她都是最得人心的妇女。
74岁那年，埃莉诺写道：“我们必须光复我们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利用一切知识来为全人类服务。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
四年以后，她逝世了。艾德莱·史蒂文森致悼词说：“她的光辉给全世界带来了温暖。”联合国大会为她肃立默哀。她跟罗斯福一道安葬在海德公园村的园地里。罗斯福之后的三任总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都参加了葬礼，低头默哀。合葬墓前立着一块碑，上面刻着她自己选定的碑文：“我们惟一引为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
露西没有来。14年前，她在纽约一家医院里去世了。
第三章 万般激荡
1934年5月，美国报摊上首次出现一种漫画杂志，叫做《滑稽名画》。可是读者中却没有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这位全国头号警察本来十分爱看滑稽连环画的人，尤其爱着《大侦探迪克·特雷西》和《特工X－9号》，但是那年春天他没有工夫看这些。他手头有好多事情要办：准备把司法部迁住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新建大厦；奉总统之命，监视法西斯组织；研究国会刚通过的防止犯罪行为的新法案；把已裁撤的禁酒局的侦缉人员收编入联邦调查局。凡是能够罗致到的人才，这位局长都要。他告诉公众，“美国的犯罪分子目前十分猖獗”，而公众也只能表示同意。人们本来指望，酒禁撤消之后，美国国民性格中好用暴力的污点可以随之消除，但事与愿违，原来的私酒贩子转而抢劫起银行来了。由于银行家的声誉本已扫地，劫匪在大众心目中反而成为罗宾汉一流的人物。约翰·迪林杰是联邦调查局所谓“头号公敌”，可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有一个人却对他十分钦佩。他写道：“迪林杰不抢穷人，专抢那些靠抢穷人发财的人。我拥护迪林杰。”
迪林杰犯案累累，十次杀人，四次抢银行，三次越狱，最后同梅尔文·珀维斯所率领的联邦调查局的一批神枪手对打失败，才算完事。由此得出的教训本应人人都懂，但是在美国历史上公众对暴行最肯容忍的却是三十年代，这是三十五年以后一个全国性委员会在经历了一个很难说是平静的时代以后才发现的。迪林杰死矣，可是比活着危害性更大。他成了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一些从来没有见过手枪的人也随便谈论什么“杆子”啊，“左蛇”啊，“一枪倒”啊，“风声紧”啊等等。农民的经验证明，采取直接行动是有效的。现在各种各样的人都主张采取直接行动了，连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也夸奖一群对黑人滥用私刑的暴徒，说是干了“一件好事”。切斯特·古尔德是连环漫画《迪克·特雷西》的作者，因此大概也是符合J.埃德加·胡佛心意的人，可是他也说：“强盗越来越猖獗了，因为一送法院就宣告无罪。我这样想过：为什么没有人见了强盗就开枪，免得送法院呢？”不过，要是可以这样的话，如果有什么大人物触犯了你，不是也可以拔枪打他吗？罗斯福夫人收到的恐吓信就多得惊人，她听从特工人员的劝告，手提袋里不带着一枝“左轮枪”，就不出白宫大门。
迪林杰吃了警方的“一枪倒”，是在走出一家放映强盗故事片的戏院的时候。这一点颇有象征意义。那时好莱坞每年摄制五十部强盗故事片，其中有不少给犯罪行为涂上一层浪漫色彩。关于胡佛这人在其他方面的本领，人们意见不一，但是他在宣传方面独具天才，却是无可置疑的。1934年联邦调查局把档案开放，让摄制《特工人员》一片的人员参考。这是一部新型影片，片中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由吸引观众的青年演员詹姆斯·贾克奈扮演。接着胡佛又转向电台。他让梅尔文·珀维斯在弗莱施曼酵母公司的广告节目里露脸，不过结果却是一团糟。珀维斯对着话筒满口粗话，弄得胡佛大惊失色，汤普森广告公司狼狈不堪。可是有个叫做《捕盗神手》的节目却非常受欢迎。在儿童节目里还可以听到迪克·特雷西的声音；几百万孩子给电台寄来了“桂格”牌麦片纸盒盖子，要求换取警探徽章。但是国内有血有肉的大侦探还是胡佛本人。他经常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开列“社会公敌”的名单，追缉不法之徒，例如“美男子”弗洛伊德，“娃娃脸”纳尔逊，巴克“大娘”，“机枪手”凯利，此外还有当时还只是初出茅庐的少年罪犯邦尼·帕克和克莱德·巴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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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5月，造访宾夕法尼亚人道1600号里最杰出的客人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位经济学家带着费利克斯·弗兰克富特的介绍信来见总统，建议实行赤字开支。他说，“与这个办法相比，其他办法都算不了什么。”后来罗斯福写道，他同凯恩斯进行了“一次精采的谈话”。实际上谈话却很冷谈。凯恩斯态度矜持，近于傲慢，而罗斯福也还不甚相信一个国家竟可以靠多花钱而走向繁荣。但是他还是让特格韦尔介绍凯恩斯跟政府中一些关健人物见了面。那时尽管新政搞得令人眼花缭乱，可是靠救济过活的美国人仍在一千八百万以上。有些州，例如阿肯色、密西西比和南卡罗来纳州，百分之九十的赈款是由联邦政府拨给的。毫无疑问，罗斯福已经把国家从混乱中救了出来，但是经济萧条依然无法消除。凯恩斯说，只有政府每年出现三亿元赤字，经济才能完全恢复。在他走了以后很久很久，华盛顿人士对他的这个意见还是记忆犹新。
这些时，新政困难重重。全国复兴总署尾大不掉，难以维特。约翰逊将军失望之余，只好从酒瓶和女秘书那里寻求安慰。他为他那位秘书的高薪开脱，对报界说她“不仅仅是个速记员”。报界发表了这句话，他又抗议说，“小伙子们，你们的拳头怎么打到裤带下面来了？”这个比喻实在欠妥。两个月前，工商界已经开始反对罗斯福了，因为他提出了管理证券市场的法案。乔治·M.汉弗莱、休厄尔·艾弗里以及汤姆·格德勒带头攻击成立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有一位共和党议员指摘说，有人阴谋“把一切好制度都搞成俄罗斯化”，这个法案就是一例。纽约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查德·惠特尼在国会作证说，他的那个交易所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机构”。他说完后，威尔·罗杰斯就嘲笑说，“华尔街那帮家伙拼命挣扎，想阻挠政府派人到场监督。”他们失败了。到了罗斯福委派约瑟夫·P.肯尼迪（他本人就是个声名狼籍的投机商）当委员会的主席的时候，他们就由失望转为暴怒。总统这么做，是照莫利的意见办的；莫利的论点是交易所有哪些漏洞，肯尼迪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他能把漏洞全部堵起来。但是，华尔街并没有因此而消了气。当惠特尼带领肯尼迪正式视察交易所市场时，四周都是警卫。他冷冷地解释说，要不是这样，有些经纪人会把这位新上任的主席揍一顿的。有些商界巨头说肯尼迪是“本阶级的叛徒”。他们还没有这样骂罗斯福，不过也快了，因为由于迪安·艾奇逊不肯签署货币贬值的命令，罗斯福已经把他撤职，这是在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之后还有意丢他们的脸啊。艾奇逊已经在考虑，自由同盟快成立了，他是否要作个发起人。
一场比这个大得多的风暴已经在天际冒头。关于新政的法令，己经弄出了一千多件官司。1934年时，任何法官都可以下令禁止当地执行联邦法律的。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早就告诉罗斯福，联邦司法人员只有百分之二十八是民主党人。这些官司最后都要上诉到最高法院，但也于事无补。最高法院法官平均年龄七十八岁，都是些保守派。历史上每一位倔强的总统几乎都同最高法院冲突，罗斯福是林肯以后最倔强的总统，如果冲突起来，可能把他毁了。
不过，有一位阁员倒有个好消息向全国报告。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看了不少柏林来电，宣布说：“德国虐待犹太人的事，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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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春季，阿尔杰·希斯跟惠特克·钱伯斯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一家自助餐馆里初次会面，不过钱伯斯用的不是这个名宇。介绍他们见面的是苏联特务J.彼得斯和美国共产党员哈罗德·韦尔两人。他们仅仅对希斯说，这位是“卡尔”，他在党的工作方面领导你。餐馆跟《华盛顿邮报》只隔几个门，但是即使《邮报》本市新闻编辑部知道了这件事，很可能也不会把它报道出来。那时还没有把共产党人认为是坏蛋。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刚成立了八个星期，主席是马萨诸塞州议员约翰·W.麦科马克，他操心的是美国的右派而不是左派。三年以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才奉总统指示，要监视共产党组织，可是就是那时也只注意他们有无间谍活动而已。
美国已经在1933年感恩节正式承认了苏联。俄国新任驻美大使刚刚以贵宾的身份出席了在沃尔多夫·阿斯脱里亚饭店举行的盛大宴会。宴会中较年轻的来宾有全国学生联合会前任主席爱德华·R.默罗，他写信给未来的妻子，对美国的经济制度极表愤慨。他说，这个制度“在我们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把我们送进地狱了。”（这次宴会的入场券是每位六元，贵得闻所未闻，默罗十分生气。）1934年5月距离人民阵线成立只有半年，厄尔·白劳德不久就要举起“共产主义就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主义”的大旗了。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后来称白劳德“比兰登更是个地道的堪萨斯州人。”白劳德还起草了一个失业保险法案，由明尼苏达州众议员伦丁提出。到三十年代末期，白劳德成了十分受人欢迎的人物，甚至被邀和罗伯特·A.塔夫脱同在克利夫兰市竞选会上发表演说，因为塔夫脱想尽可能争取左翼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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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5月14日，主持密苏里州救济事务的哈里·S.杜鲁门报名参加本州民主党预选，争取为参议员候选人。当天一早他给自己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现在是清晨四时，我就要发表我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声明了。像我这样岁数的人一般都想争取的地位，我已经达到了。……我现在要竞选美国参议员了。如果万能的上帝决定要我进入参议院去，我将一如所罗门王那样，祈祷上帝赐我以智慧，便我做好这个工作。』
这件事在华盛顿没有引起谁的注意。当日的要人中只有哈里·霍普金斯一人见过杜鲁门，也只见过一面，那是在早一年10月霍普金斯从芝加哥坐车到堪萨斯市的时候，在他专车的客厅里见到的。即使新政派人士当时对他更多一些的了解，也不会重视他的。因为这位候选人甚至连债也还不清。自他开的那家服饰用品店倒闭以后，法院判决他应该偿付八千九百四十四元的债，至今他还一直拖欠着呢！
拉福莱特在威斯康星州组织了进步党，厄普顿·辛克莱在加利福尼亚州预选中获得了惊人的胜利，这才是当时引起华盛顿大吃一惊的两件事。辛克莱得到的票数，比跟他竞选的八位民主党人的总票数还多。不过，对华盛顿多数人来说，这时在政党活动上却松了一口气。过去一年中的风云变幻把他们弄得精疲力竭，因此尽管现在是中期选举前夕，他们都在谈论别的事。赫维·艾伦的小说《命运多舛的安东尼》长达一千二百二十四页，当时最为畅销；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塞斯》，这时已由曼哈顿区一位法官解除禁令，销路跟艾伦那本不相上下。欧内斯特·海明威不用复杂的渔具，就捕获了一条四百六十八磅重的马林鱼；拳击家马克斯·贝尔击败了马克斯·施麦林；格伦·坎宁安创造了四分六秒七的一英里的赛跑纪录；马尔科姆·坎贝尔爵士驾驶他那辆“蓝鸟”跑车，时速二百七十二点一英里，比客机还快。圣路易斯市流行着昏睡病；新英格兰各州的榆树染上了荷兰榆树病。影片《飞往里奥》里两个“穿插节目演员”弗雷德·阿斯泰和琴逑·罗杰斯竞使主角桃乐丝·德里奥和吉恩·雷蒙德黯然失色，使观众拍案叫绝。成年人的广播节目中最出色的滑稽演员是杰克·本尼。前两年他在加拿大苏打水公司、雪佛兰汽车公司和通用轮胎公司三家出资的节目里不曾获得听众的欢迎，现在他为果冻公司广播，终于成功了。儿童们爱收听《孤胆骑警》这个节目，自元旦以来，护音器里不断回响着这位英雄骑着战马“银驹”扬鞭飞驰的声音。
总之，现在有点工失谈谈无关重要的事情了，因为象1932年那样的绝望情绪已经消失了。人们觉得好象什么奇迹都会出现。加拿大奥利发·迪翁太太5月28日一胎生下五个婴孩；早一年秋季，华盛顿的“参议员”队还真的参加了全国职业棒球队锦标赛，以后可能再参加。那年春天晴朗宜人，樱花似锦，大多数华盛顿人都在领略这明媚的风光，但是亨利·华莱士却只盼望上帝给美国下点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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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心发生混乱的恐惧消失以后，三十年代中期今人最不偷快的是天气。全国各大盆地的河流——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波托马克河、田纳西河、特拉华河、康涅狄格河、密苏里河、萨斯奎哈纳河、哥伦比亚河、阿勒格尼何、梅里麦克河——先后几乎都曾泛滥成灾，河水在城市的街道上汹涌奔流。1937年，俄亥俄河的一次洪水就冲毁了五十万人的家园，为美国史上最大的水灾。那几年洪水和风暴使三千六百七十八人丧生，冬季都冷极了，可是1936年夏天堪萨斯州人兰登竞选总统的时候，该州的气温竟高达华氏100度，而且历时近六十天。不过罗斯福总统任内头几年，最迫切的问题还是干旱加狂风，即所谓“黑色风暴”。这些风暴使亨利·华莱士日夜担心。在他的农业调整管理局和民间资源保护队还来不及改变美国的农业面貌以前，狂风己经把中西部各州的表土刮跑了不少。
许多年来，研究水土保持的专家们早已提出警告说，一场生态方面的大灾难随时会降临美国大平原区。西经100度以西的所谓矮草地区，每年降雨量还不到二十英寸。早年的探险家已经把密苏里河以西的边区叫做“美国大沙漠”，不过那时这个地方有几百万美洲野牛终年践踏，印第安人又未加耕耘，土层还比较稳定。后来移居此地的人带着“约翰·迪尔”式耕犁来到，把土地开垦了。大萧条时期以前，他们幸而碰上了特大雨量。不过，由于他们放牧过度，耕犁过度，无可逃避的灾难终于迫近。甚至在二十年代，科罗拉多州、堪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已经一共有一百个县被人叫做“尘土坑”。到了1934年，据全国资源委员会估计，竟有三千五百万英亩可耕地完全破坏了，另有一亿二千五百万英亩也几乎或完全失去了表土，还有一亿英亩迟早也难免破坏。忽然之间，“尘土坑”的面积扩展到十九个州、七百五十六个县。同十九世纪的爱尔兰和乌克兰一样，大平原区随时可能发生大饥荒。
1933年的停战纪念日【11月11日。——译者】，也就是新政府成立后的第九个月里，第一次大风暴从天呼啸而降。当天早晨，南达科他州农田的表层就开始吹跑了。中午，天色黑如夜，人的唾沐里也搀满了沙土。到太阳重新出现时，田野都被沙掩盖了，所有道路、树木，棚舍、篱笆、机器都理没在大沙丘之下。这时狂风已转向得克萨斯州吹去。一层高耸入云的尘幕笼罩着芝加哥的天空，从远在东边的纽约州的奥尔巴尼市也能望见。
这还仅仅是个开头。1934、1935整整两年，旱灾连绵不断，而且从达科他州的一些边远城镇如响水、乃俄比、伤膝、花马等地还吹来了怒吼的狂风。当时的农业部次长特格韦尔写道：“1934年雨量极少，造成了严重灾害。”实际上那一年的农村灾难导因于前一年的冬季：由于冬季雪少，土地太硬，吸收不了仅有的一点雨水。土地几乎光秃无草；田里小麦稀疏，特格韦尔说是好象一个老头儿下巴上的短胡子。就在凯恩斯谒见罗斯福，杜鲁门报名会加密苏里州预选的那一个月，1934年的第一次风暴袭击了得克萨斯州的锅把地区。整整好几县沦为流动的沙漠。家庭妇女拿油布和胶纸把所有的窗台、门框、锁眼都堵上，可是细沙还是渗迸室内，在地板上活象沙滩。
得克萨斯州有个小学生说，他所见的风暴象是“滚滚黑烟”。在俄克拉何马市，内森·阿希发现连食物都有沙土味。他写道：尘沙“吹进眼里，钻进衣领；脱下衣服一看，连扣眼里也有斑斑点点的尘土；早上沙子象细雪一般聚集在窗台上，甚至更往里钻；沿着电线它也能渗进屋里；门框边上……也有一层铁锈一般的棕色斑点。”一连三个星期，俄克拉何马市的街灯昼夜不灭。人们都戴着防尘面罩，而且祸不单行，气温到了108度以后好象就再也不会下降了。
洛雷纳·希科克奉霍普金斯之命到现场调查情况，从南达科他州休伦市寄出报告如下：
『我们大约早上8时30分动身，打算开车到本县北部去访问几家农户。还没走上十英里，就不得不折回了。情况越来越坏。车前一英尺远的地方，就什么也看不见了。www奇Qisuu書com网这确是一次可怕的经历。有点象在雾里开车，只是更糟，因为风好象要把车子从路上吹跑似的。我们仿佛是被卷到了一团黑漆漆的云堆里，要把我们抛到地球之外去。』
特格韦尔写道：“就全国来说，那次干旱倒是因祸得福了，因为它减少了多得成灾的库存小麦。但是对受害的个人和家庭来说，这却是一场特大灾难。”而农业部又无意中加重了人祸。按照农业调整局缩小耕地面积的计划，富裕的农场主发现自己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雇工。被撵走的佃农乘着1925年的“道奇”牌、1927年的“拉萨尔”牌和1923年的T型“福特”牌破汽车到处流浪，寻求一块良田。一些小农场主也加入了佃农的队伍，他们所播的“农场出让”的牌子，是“尘土坑”居民大迁徙的开始的标志。埃里克·塞瓦赖德的父亲的麦田被早灾毁了，他老本也吃光了，只好远走他乡。得克萨斯州霍尔县的居民由四万人一下子减到一千以下。最突出的是俄克拉何马州的逃荒灾民“俄克佬”，他们在五年以后就要成为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愤怒的葡萄》里面的叫人无法忘记的人物。斯坦贝克这时就要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县调查统计全县共有多少只狗（这是霍普金斯所进行的毫无意义的调查之一）正好看到那些逃荒的灾民，因为加利福尼亚是他们的目的地。加利福尼亚这个天府之国在向他们招手。小说里的乔德大娘说：“我想，到了加利福尼亚，情况就会好了！那里四季如春，到处都是水果，人人都住得舒舒服服，有四面围着柑橘树的白色小房子。”事实上，加利福尼亚只会给乔德一家人带来辛苦贫困的生活，那是摘果工人逃不脱的厄运。与此同时，逃荒的俄克佬却毁了厄普顿·辛克莱本来大有希望的州长竞选。
那些住在柑橘树丛中白色小房子里的人，看见这批风尘仆仆的贫苦农户蜂拥而来，不禁大吃一惊，因为用小阿瑟·M.施莱辛格的话来说，这些人似乎会带来“一批铤而走险的破产者和穷光棍的乌合之众闹一场社会革命的威胁——一场由隐居僧彼得【隐居僧彼得是1096年领导法国农民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侵的僧侣】一样的人物领导的翻天覆地的可怕大动乱，最后必然是把一切有钱有地位的人都赶出本州。”而把辛克莱表现为隐居僧彼得式的人物的，正是电影界巨头路易斯·B.迈耶。这样就播下了操纵宣传工具的种子，在三十年后产生恶果。
辛克莱地位软弱，容易受到攻击。加利福尼亚州以怪人多而著称，而这位五十四岁的作家又是其中最古怪的一个。他在竞选一开始就印行了一本小册子，名为《我若当选为州长怎样消灭贫穷：未来情况的真实描绘》。他建议在全州都建立社会主义公社，大家在一个宽翅蜜蜂的社徽和“我生产，我保卫”的口号下劳动。罗斯福喜欢辛克莱；赞成这位作家的政纲的人有西奥多·德莱塞，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多萝西·坎菲尔德·菲希尔，斯图尔特·蔡斯，莫里斯·厄恩斯特，克拉伦斯·达罗，而且奇怪得很，还有密执安州王家橡树市的查尔斯·E.库格林神父。但是诺受·托马斯说这个政纲“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看来都是荒谬的。”洛杉矶那个唱过时老调的福音会女修士艾梅·森普尔·麦克弗森还把辛克莱叫做“赤色魔鬼”。加利福尼亚州的童子军被动员起来反对辛克莱，民主党的正规组织这时也声明与他断绝关系了。
共和党候选人弗兰克·梅里亚姆公开表示赞成“汤森计划”，这是1934年1月1日在长滩市提出的，主张凡是六十岁以上的人，政府每人每月给生活费二百元。这样一来，马上有一队队白发苍苍的加利福尼亚人上街游行，支持共和党。他们高唱：
『汤森的队伍向前方，
雄纠纠好比上战场，
汤森的大旗，
在前头飘扬。』
辛克莱的口号是“消灭加利福尼亚的贫穷”，简称E P I C，可是反对派利用这个简称把它的意思歪曲为“加利福尼亚的空许愿”。《时代》周刊说，洛杉矶市三家大报“乾脆只字不提‘消灭贫穷’和提出这个口号的人的新闻。”米高梅电影公司硬要职工们参加反辛克莱运动，有些明星虽然反抗（其中有贾克奈和琪恩·哈罗），但是大多数人不仅跟着走，而且乖乖地让别人利用自己的演技来伪造新闻纪录片。迈耶是该州共和觉主席，他雇请洛德和托马斯广告公司帮忙，让米高梅公司摄影棚供这家广告公司使用。他们雇用大批临时演负扮成流氓和野鸡的模样，一窝蜂地从铁路货车跳下来，米高梅的摄影师一边把镜头拍下，讲解员一边说，观众现在看到的，是大批俄克佬蜂拥而来的实况。有一个老年女演员打扮成一个慈祥的老奶奶，声称绝不能投辛克菜的票，因为他主张男女乱交。同时又有一些老年男演员戴着假胡子，打着舞台腔，大叫要支持辛充莱，（“他那一套在俄国搞得很好，为什么在这里不能搞？”）。10月间罗斯福还认为辛克莱会得胜，但是米高梅的攻势无法招架。选举结果，共和党人以二十五万票优势，赢得了加利福尼亚，辛克莱竞选失败，只好回到打字机旁另写一本新书，名为《我竞选州长怎样被击败》。【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对这场竞选运动感到兴趣而加以观察的人中有杰里·沃勒斯，他当时支持辛克莱，后来被选进国会；还有惠蒂尔学院1934毕业生理查德·M.尼克松，他后来夺去了沃勒斯在国会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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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左派都被击败了。在华盛倾州，激进派集结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旗帜之下（“消灭华盛顿州的贫穷”），选出了一位参议员和州议会的半数议员，还选出了年青的沃伦·马格纳森为金县检察官。拉福莱特兄弟俩在威斯康星州也旗开得胜，分别当选为参议员和州长；威斯康星州在众议院有十个议席，他们的支持者还占了七席。身材魁伟的弗洛伊德·B.奥尔森坐在明尼苏达州议会大楼里，向记者们不客气地说，“一点没错，我是个激进派。你们不妨说，我激进得要命！”此外还有那个作风奇特，无人可以比拟的菲奥雷洛·拉瓜迪亚现在也当上纽约市长了。
拉瓜迪亚说，“纽约的生活往往是一天接着一天，沉闷单调，而其实是可以做到生气勃勃，兴奋刺激，奇遇无穷的。”在这位身高只有五英尺二英寸，性好花样百出的市长的领导下，纽约的生活便变成了轻歌剧中的奇遇了。他头戴黑色宽边呢帽，大声发号施令，嗓音刺耳难听，办事乾脆利落，劲头赛过海盗。他宣誓就职之后才一分钟，就下令逮捕著名恶棍“幸运儿”卢西亚诺。他利用本市的建设局、消防队、卫生局的力量来支持罢工的侍役。有一次，洗衣店老板们请市长在工资过低引起的纠纷中保持中立，拉瓜迪亚不动声色，拿起电话就命令自来水厂停止向所有洗衣店供水，以示市政当局对双方不偏不倚。（于是老板们马上解决了纠纷。）他统治曼哈顿区，好象个苏格兰乡绅，警察抓人，他亲目领队；他事前不通知一声，就突如其来主持处理即决案件的夜间刑庭；电台播音，他给儿童朗读连环画故事：消防队救火，他头戴大号钢盔，站在飞驰的救火车后身。拉瓜迪亚的战歌是《谁怕大恶狼？》他好做惊人的事，甚至荒唐可笑的事，因此有时掩盖了他提倡社会主义的实质，但是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他的主张和取得的成效。
当选的激进派跟新政派携手合作，可是死抱住“理论”的左派却保持了距离。《新共和》周刊把马克思主义和罗斯福所做的试验对比一下，断然说“中间道路走不通”。当特格韦尔很得意地说政府厌恶“盲目的理论”时，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报纸那位笃信马克思主义的编辑詹姆斯·韦克斯勒却写道，新政派需要的正是理论！热烈赞同韦克斯勒的意见的有I.F.斯通和马克斯·勒纳。赫伯特·马库斯提出“宽容要看对象”这个口号来鼓动新左派之前三十多年，林肯·斯蒂芬斯就早已说过，“关于自由，不要有糊涂观念。……我们自己要有自由，可是不能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有自由。”《新群众》杂志的语言更富于马库斯的色彩：“对于法西斯主义者、滥用私刑者和一切利用民主权利来骗取群众支持反动派的人，我们不能给予民主权利。”
汤姆·沃尔夫那时才三岁，他后来为《纽约杂志》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谈“激进派时髦”。沃尔夫写这篇东西指的是伦纳德·伯恩斯坦和黑豹党，但是这个风气在三十年代中期也很盛行。苏联特务赫蒂·马辛在国务院的社会名流中有不少热心的门徒，其中有一个竟站在林肯纪念碑石阶上用俄语向她高唱《国际歌》，使她又惊又喜。正如巴德·舒尔伯格后来在他的小说《大梦初醒》里边所说，二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连面型都改变了。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式“油头扮面、穿着箭牌衬衫的公子哥儿，眉请目秀，面型好象第二流肖像画那样对称，鼻梁笔直，下巴当中有一道沟，深色头发整整齐齐地在当中分开，向后梳上去，涂上凡士林或者司丹康发蜡，把它弄得服服帖帖”，可是现在已由另一种样子代替了：骨骼粗大，头发篷松，象个斯拉夫人，这是无产阶级的形象。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写道，如果你在某些鸡尾酒会上留神听人家说话，“你会听到一个在极其优裕的环境中受到高贵教养的文艺评论家竟把自己说成是个无产者，坚决无比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在纽约市八十儿号街北头那些幽静雅致住宅区的宴会上，凡是最近访问过东十二号街三十五号共产党总部的人，准会成为所有艺术家最注意的目标。如果他有了几分醉意，放声唱起豪情满怀的歌来，总会有不少同志的声音跟他一起唱：
『这样的一天总会到来：
USA再加上一个S，
变成美利坚苏维埃。
土地归农民所有，
工人是工厂的主人，
我们拿握了大权，
U S A变成U S S A。』
左派的威胁虽然有声有色，但是有点荒诞不经；右派的威胁刚露苗头，可是潜力可能更大。在1934年中期选举即将举行的时候，批评新政最多的是工商界。本来，在罗斯福当政开头那一百天期间，工商界多数都表示同意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提出的意见，暂时不与政府为难。帕特森在他所办的《纽约每日新闻》里说，“不管罗斯福总统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我们都要支持他。至少在一年以内，我们不要发表不友好的批评。”现在一年已过，他们回顾一下，觉得不太喜欢罗斯福在就职演说里根据《马太福音》第二十一节第十二段所说的一句话：“在我们这文明世界的圣殿里，银钱兑换商已经离开他们的宝座逃跑了。”第一个公开表示不满的是艾尔·史密斯。在《新展望》杂志1933年12月号的一篇社论里，他嘲笑在实施新政后各种机构的简称泛滥。他说：“看来好象是有位心不在焉的大学教授在玩字母猜谜的游戏。”他接着又说，“有些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别人没有指出民政工程署的计划有危害性呢，答案很简单，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负责官员，在年关将届，市府财政困难，等待救济的时候，当然不会开枪打死那雪中送炭的圣诞老人的。”
“他们不开枪才怪！”霍普金斯冷冷地说。“圣诞老人真的要有一件防弹背心才行。”罗斯福本人也写信给一位大使说，“果然不出所料，不可避免的狙击开始了。带头开枪的是银行界和某些垄断工业部门的人，你我两人可以管他们叫作梅隆－米尔斯集团。”国会同意了增加1934年的救济拨款，但是到了双方激烈争辩证券和交易所管理委员会问题的时候，狙击手就更多了。6月8日，总统由于顾虑很多，只好把实行社会保险和征收工资税的议案搁下，想等到冬季再提出。可是搁下这个议案也没用，休战是办不到的。两个月后，美国自由同盟在迈阿密市开会，正式宣战。罗斯福给驻苏大使威廉·C.布利特写信说，“所有大炮都开始轰击了。他们那个组织，己有人叫做‘忍无可忍同志会’”。
有时罗斯福确是叫他们忍无可忍。有一回，银行家们在芝加哥市开会，经过整顿后的复兴金融公司负责人杰西·琼斯在会上讲话，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他指出他们过去自己搞的那一套已经失败了；他叫他们别忘了在座的有一半是倒闭过的银行的负责人；他要求他们“这回要放聪明些”，“要跟政府搭伙”。罗斯福跟华尔街决裂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发生在1934年10月24日那一天，当时美国银行协会有四千会员在美国革命女儿会的宪法大厅集会，请罗斯福到场讲话。纽约第一国民银行行长杰克逊·E.雷诺兹的开会辞倒确实是充满阿谀奉承的话的。他告诉总统，金融界都抱着“认错和谅解的态度”。他并且真的向总统表示感谢，说新政大力“挽数并且复兴了我们的风雨飘摇的银行体制”。罗斯福的答辞不幸又是他常常发挥的那一套恩迪科特·皮博迪思想。他要求全国一切经济力量，包括工商界、银行界、劳方、资方和政府，大家结成联盟。他得意洋洋地说，“这么一来，这就会是一支顶瓜瓜的全美联队！”他好象不知道不久以前“铁裤汉”约翰逊就是由于组织这么一支全美联队遭到了一系列的惨败。听众鼓掌如仪，但是银行家们觉得雷诺兹当面认错，未免太过了。后来回到饭店，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被出卖了，因为在雷诺兹讲话之前，白宫就坚持要审查他的发言稿，其中有些挖苦的题外话都给删去了，例如他回想起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法学教授的日子，罗斯福当时是他的学生，功课并不太好等等。罗斯福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罗斯福对工商界的攻击，在1934年中期选举的最后阶段，越来越激烈，但是广大的中产阶级基本上都没有意识到。罗斯福在有一次表演得很精彩的炉边谈话中说，“这么多年以来，一个自由国家的人民，却逐渐被管制起来，只为少数特权分子服务，这样的所谓自由，我是不主张恢复的。”同时，他又赞扬“个人主动性有推动力量，合理的私人利润有刺激作用。”共和党人再次发现，这样的一个对手是无法招架的，于是他们在发表演说时有时措辞就不那么斯文了。威斯康星州有一位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咬牙切齿地说罗斯福是“一个没有拐杖便站不起来的人”。罗斯福知道他们采用这种手法会自食其果，所以相信民主党竞选会得到胜利，不过连他都没想到结果会那么好。11月7日早晨，全国一觉醒来时发现执政党比反对党在国会里优势突增，在众议院比反对党多229席，在参议院多44席。在各州中，共和党仅仅保留了七个州长职位。新当选的那十三位参议员都是民主党人，其中有密苏里州的哈里·s.杜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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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在选举前的一次炉边谈话中，对全国复兴总署规定价格的做法认为欠妥。约翰逊接着就辞职了。他把手下召集到商务部礼堂开会，流着眼泪用意大利语引述了蝴蝶夫人剖腹自杀之前所说的话。接任的是艾夫里尔·哈里曼。老“铁裤汉”走了也没多大关系，因为反正到1935年6月，《全国复兴法》就期满失效，而且在它还没有体面地寿终正寝以前，最高法院已经宣布它违反宪法了。法院这样判决只有一点不妙，就是新政的其他法令也会受到影响。取消了蓝鹰徽，从许多方面看来都叫人舒了一口气，（唯一保留下来的办法是买新车时可以拿旧车折价）。但是到这个时候，《全国复兴法》已经由1935年第二个一百天（实际上是一百七十七天）的新法案所代替了。
选举结果只能说明是人民授权政府大胆干，所以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立即开始考虑第二个一百天的工作。起草新法案的总目标是比较合理地使用国家资源，保障失业者和老年人的生活，消灭贫民窟，改善居住条件。主要受益者将是劳工和小农。这些计划的轮廓，由罗斯福在1935年I月4日向民主党占绝大多数的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勾画了出来。跟着他和助手们就着手起草法案。这些助手再也不是两年前在首都显赫一时的那些人了。莫利、特格韦尔、艾奇逊、里奇伯格、伯利、道格拉斯和约翰逊都已离职或即将离职。新政的新阶段需要一批不同的人才，在总统所罗致的新人中有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詹姆斯·M.兰迪斯、马林纳·S.埃克尔斯、汤姆·科科伦和本·科恩等等。科恩和科科伦同生一所房子，这房子不久就以“R街小红楼”著称。他们使《幸福》杂志想起了“莎士比亚喜剧里的那些小国家的谋臣策士，他们侍奉公爵，说些尖刻的俏皮话，老是为时局变化而六神不安”。
令人不安的事情的确不少，但是都在别处，特别是在自由同盟的华盛顿办事处和其他保守派堡垒那里。大企业家现在决计跟罗斯福来一场恶战，这可以拿《控股公司法》这件事作为很好的例子。这个法律适用于公用事业公司，其中规定，任何控股公司，如不能于五年内证明对公众有什么好处，就要解散，这叫做缓刑五年的“死刑”条款，各阶层都有人反时这一条。最上一层的反对派有温德尔·L.威尔基，当时是公用事业律师，他提出了一个对立方案，授权州政府管理公用事业。低一层的是公用事业院外游说集团。据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华盛顿办事处报道，这个集团所雇用的人员，比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总数还多。最下一层是伪造选民来信的那帮家伙。他们这一场攻势非同小可，几乎把议案扼杀了。各公用事业公司共花了将近二百万元，发了二十五万份电报、五百万封信，要求否决“死刑”条款。参议员杜鲁门一个人就收到三万份这样的函电。他把这些都付诸一炬，对罗斯福始终支持。众议院起初否决了这个条款，后来因为雨果·布莱克所主持的众议院委员会证明，所谓民众来信全属伪造，这才改变了主张。
社会保险法案是该届国会上争辩得最激烈的问题。共和党人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说，如果政府提出的法案得到通过，子女就将不再赡养父母，工人也将因征收工资税而心灰意懒，辞工不干，而且整个说来，采取这样的措施，将会失去“生活情趣”。罗斯福在他以后的余生中一直觉得，他为实行社会保险而努力奋斗，特别值得自豪；回顾起来，社会保险法也许是他在立法方面最大的成就。但是这一仗是好不容易才打胜的。人们挖空心思，想出种种理由来反对它。有人甚至气势汹汹地打断听证会。有一回，弗朗西丝·珀金斯在国会一个委员会里为这个法案作证，有个女人竟跳出来高声叫喊说：“主席先生，这个法案是从《共产党宣言》第十八页逐字逐句抄来的，我这里有原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