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柯立芝和胡佛两位总统任内的经济繁荣，使共和党与大企业联成一体。到了1935年春夏两季，由于共同反对罗斯福，更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公用事业院外游说集团四出活动，散布谣言说总统精神错乱，不少人信以为真，到7月份，各地报馆纷纷来电询问驻华盛顿记者，罗斯福是否真的疯了。国会里那寥寥可数的共和党议员，你一咀我一舌，大骂新政派阴谋要“赤化美国”。当罗斯福提议对高薪阶层提高所得税并开征遗产税时，赫斯特报系说这个方案“本质上就是共产主义”，可以叫做“斯大林·迪兰诺·罗斯福”这个“合成人物”所想出来的“杂种”办法。
参议院否决了征收遗产税的议案，并削减了高薪阶层的所得税额。但是在那一届国会上，罗斯福的多数提案还是通过了。1935年第二个一百天的成果有：通过了《土壤保持法》，规定设立全国资源委员会；加强了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了《农村电气化法》，结果使得一百万户农民用上了电；通过了《格菲－斯奈德煤矿法》，在矿业方面代替《全国复兴法》；通过了《瓦格纳－康纳里法》，代替《工业复兴法》第7条第一款，并设立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还设立了全国青年总署，让靠救济为生的家庭中的青年有活干，让穷学生能半工半读。林登·B.约翰逊刚刚跟年青的妻子搬进华盛顿西北区卡洛拉马路1910号一个两间一套的公寓房子，睡的是折床。他被委派为全国青年总署得克萨斯州分署署长。不久他在那里遇到并雇用了一位佃农的儿子，叫做小约翰·B.康纳利，每小时出工资一角七分。（全国青年总署北卡罗来纳州分署署长对理查德·尼克松要慷慨些，他的工资是每小时三角五分。尼克松这时已离开惠蒂尔学院，到杜克大学法学院学习。）
中期选举大胜后，霍普金斯笑逐颜开地对手下工作人员说，“伙计们，这是我们的天下了。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都非做到不可。公共工程计划、社会保险法、工资工时法，不论什么事情都得现在做到，不然就休想做到了。要开动你们的脑筋，搞出一整套办法来让全国人民，不管是上下左右，生活统统都有保障。”虽然有人说霍普金斯用救济款收买选票（共和党人硬说霍普金斯说过，“我们要征税再征税，花钱再花钱，选举再选举。”）可是他是极力坚持工程兴办署超然于党争之上的。尽管如此，那些得到救济的人是不会不感恩戴德的，所以在1935年头几个月中，罗斯福能把工人、南方人、妇女、移居美国的外国人的后裔、各城市的民主党头子以及黑人都联合起来，使民主党变成了全国的多数党。
从七十年代的角度看来，罗斯福当时对黑人那么有号召力，可能令人费解。因为黑人不得参加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建设工程；农业调整管理局实行了减少农产品的政策，弄得黑人在许多农场里呆不下去；在南方各州执行新政计划的南方民主党人又使他们遭到形式与前不同的歧视。1934年6月联邦住房管理局一成立，就在住房合同里定下了限制黑人的条款。在佐治亚州温泉火车站，“有色人种”另有指定的厕所、候车室甚至行李房。对于禁止私刑的法案，新政派并不热心。1934年路易斯·豪就把一份这样的法案束之高阁，他的批语是：“目前不宜提出，其他防止犯罪的法案可能因此遭到反对。”
罗斯福占了便宜，主要是与胡佛相比。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沃尔特·怀特就称胡佛是“纯白种白宫的主人”。（胡佛在总统府居住的四年中从来没有跟两个黑人门房说过话。）共和党人依然口口声声说要保护黑人的经济地位，可是正如乔纳森·丹尼尔斯所说，“黑人要逃脱的正是这种经济地位。”埃莉诺·罗斯福、弗朗西丝·珀金斯和哈罗德·伊克斯为黑人仗义执言，起了不少作用：伊克斯取消了内政部大楼饭厅里实行的隔离制度，并吸收罗伯特·韦弗参加政府工作。民间资源保护队和工程兴办署是招雇黑人的，实行社会保险也无黑人白人之分。霍华德大学得到一笔三百万元的政府补助，救济事业为黑人建造了许多学校，有三十万成年黑人靠新政的推广教育紧急计划学会读书识字。也许，这些只不过是象征性的东西，但是先前黑人连象征性的东西也得不到呢。
无论哪一个总统，如果有人崇拜他，也就有人骂他；有拥护他的集团，也就有反对他的集团。在第二个一百天将满的时候，第一个反罗斯福联盟就出现了。这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有自由同盟，汤森派，威廉·达德利·佩利的反犹银衫党，赫斯特报系，给人乱扣红帽子的伊丽莎白·迪林的追随者，休伊·朗格的“分享财富”运动的参加者，朗格的主要副手杰拉尔德·L.K.史密斯牧师，以及查理·E.库格林神父在1934年11月11日成立的全国社会正义同盟。要花的钱多半是自由同盟出的。他们的群众来自下层中产阶级，后来往往也就是这些人在五十年代初期支待约瑟夫·R.麦卡锡参议员【后来任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主席。——译者】，在六十年代后期支持乔治·华莱士州长【歧视黑人的反动政客，多次竞选总统失败。——译者】，在七十年代初期支持斯皮罗·阿格纽【尼克松总统任内的副总统，因偷税漏税被迫辞职。——译者】。
在新政第二个一百天期间，反罗派取得了两次胜利，都是利用正在得势的孤立主义取得的。虽然总统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不愿手脚受到约束，可是反对派在国会拚命活动，结果还是通过了1935年的《中立法》，规定总统要禁止向交战国出售军火，也不准美国公民乘坐交战国的船只，除非出事由自己负责。这个法令立即应用于埃塞俄比亚战争【那时埃赛俄比亚被意大利侵略，但是不能从美国买军火。——译者】。第二件事是驳回了罗斯福向国会提出的要求美国遵守世界法庭判决的请求。在参议院里，朗格取得了海勒姆·约翰逊和博拉的支持；威尔·罗杰斯也跟赫斯特报系以及库格林神父一起参加了全国规模的人民来信运动。这位广播神父大言不惭说，国会拒绝支持世界法庭是他个人的胜利，鉴于那时估计他的听众大约有四千五百万人之多，他这话无人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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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格林神父建立了一个大帝国，以操纵宣传工具的本领而论，这完全是他个人的辉煌成就。他利用了当时人们还不大明白的民族性格的好些方面：美国式的天真烂漫、全国普遍想望寻求简单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爱参加团体组织的心理、天生喜欢收集外表好看而其实毫无价值的东西的脾气。假如这位神父生在三十年后，他一定会成为电视讲话节目里一个非常出色的主持人，或是麦迪逊大道某一家广告行的财务主任【这所谓“财务主任”并不是管帐的，而是拉生意的：略等于“宣传科长”。】，因为他是天生的商品推销员，几乎什么东西，他都能推销出去。可惜他所要推销的偏偏是仇恨。
库格林神父当时四十五岁，是一个身材高大、油腔滑调、修饰整洁、目戴眼镜、声如风琴的加拿大人。1926年，底特律市首次听到他那悦耳的嗓音。那时三K党放火烧掉他那坐落在底特律市郊王家橡树的教堂（后来他对三K党倒很客气）。当地的WJR电台经理在震惊之下建议神父在电台上连续讲道，请听众捐款另建新教堂。到1930年底，库格林已搞起了一个广播网，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十七个电台同时厂播他的节目，叫做“小花朵的黄金时刻”，另外还在星期日美国中部标准时间下午六时至七时在地方电台穿插一些广播。各地的广大听众不仅能听到这位广播神父的华丽词藻和高谈阔论，而且只要捐一点钱，还可以得到一件神圣纪念品。钱一寄出，就收到一个镀铬的小十字架，上面印有“小花朵广播联谊会“字样，附寄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朋友：
随函奉上耶稣受难铸像作为纪念。我在广播里已经说过，这个纪念品跟真十字架接触过……
基督的虔诚信徒
查尔斯·E.库格林
再者，如有朋友想要这个纪念品，请来信通知。』
库格林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了三个月之后，平均每周就收到八万封来信，附寄二万元以下的捐款。如果哪一次广播特别受欢迎，来信甚至超过一百万封，要用一百五十个办事员点钞票，叠零钱。他在1934年收到的邮件，比全国任何人（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都多，那被毁的教堂早已重建起来（雇用的是不参加工会的工人）。教堂高达七层，顶部是一个高塔，用大理石和花岗石建成、在王家橡树全区都能望见，到了晚上，好些辉煌夺目的聚光灯照射在塔面那个巨型耶稣受难浮雕像上，雕像底下只刻着一个字：“慈爱”。教堂四面石墙上刻着各种各样的铭文，有的摘自《圣经》，有的不过选用同业福利会的口号。《时代》周刊说，“这个慈爱耶稣受难塔使底特律市许多居民想起一个贮藏青饲料的筒仓”，它就把设计师叫做“筒仓查理”。库格林恶狠狠地回答说，《时代》周刊把基督受难纪念堂竟说成了‘饲料筒仓’，这是间接地侮辱了基督，饶恕不得。照《时代》周刊的说法，我们这些从十字架上的受难者那里得到精神粮食的旧教徒和新教徒岂非都是些牲畜，只要吃饱了青饲料就十分满足了吗？《时代》周刊登出了这样十分下流的文章有渎神明。”
从慈爱受难塔的边上望出去，面容痛苦的耶稣看到的景象真是无奇不有：一个汽车加油站挂的大招牌叫“圣殿超级服务站”、一个“圣殿旅店”、还有一个“小花朵夹肠面包摊”。教堂里还有其他小贩叫卖别的货品：印上筒仓查理照像的明信片、经过库格林“亲自祝福”的耶稣受难铸像、《圣经》反犹小册子、布鲁克林区的《圣训报》、在1934年以后还有一堆堆的由库格林主编的《社会正义》杂志（这个杂志在最畅销时曾在美国两千个教堂同时出售）。前来瞻仰的人都要保持肃静——你可能以为这是因为教堂是礼拜上帝的地方，不是的，这是因为在螺旋梯上面的高塔顶上，那位广播神父正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手掌抚摸着一只丹麦种大狗，煞费心思地写他那每周一篇的布道稿。他的任务十分艰巨，这是参观者全都懂得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由于他容易引起争论而不肯再广播他的节目以后，他就自己搞了个广播网，有六十多个电台，经费全由忠实信徒捐赠。他的信徒之多，在基督教历史上是空前的。《幸福》杂志说他“大概是广播史上最了不起的人物”；他所吸引的听众比《阿莫斯和安迪》、《傅曼珠博士》和埃德·温还多。他每周都收到大量的银币，因此成为全国最大的白银投机商。在星期天广播节目里，他把白银叫做“基督教徒的金属”。他接受拜谒，俨如教皇；有时他还赏脸接见总统的私人代表约瑟夫·P.肯尼迪，当时肯尼迪正在尽力斡旋，看库格林和总统是否有意见一致的地方。
这是办不到的。他们俩没有意见相同之处。库格林神父起初支持过罗斯福。他在1932年提出的口号是：“要不选罗斯福就是死路一条。”迟至1934年4月，他还在纽约市希波德罗姆剧院的集会上保证，“我决不会改变我的观点！新政的政纲就是基督的政纲”。提出这个保证未免太轻率了。别的不说，只说一件事吧：他现在拥有五十万盎司的白银，可是总统对白银集团并不打算采取通融的态度。财政部长向报界宣布了白银投机商的名单，其中库格林的私人秘书名列首位，这使这位广播神父觉得十分丢脸。这个难关他本来有办法渡过，因为继伍丁之后当财政部长的亨利·摩根索是犹太人，他可以把新部长说成是“基督教徒的金属”的天生敌人。但是他若不制造新的惊人事件，广播的听众就会减少，所以这位广播神父只好走极端。这样一来，当然不能不与在政治上据中心地位的总统为敌。
库格林的力量越增长，这种敌意就越加甚。他所组织的全国社会正义同盟号称有七百五十万盟员，那些好斗分子还组成了不少打手队，（《社会正义》杂志所谓“小队”），每队三十五人，纷纷上街向犹太人寻衅。他们最爱使用的肇事方法是，碰到已知是犹太人或看来象是犹太人的就向他兜售这本杂志，对方如不肯买，就突然动手揍他。在时报广场的内迪克橙汁分销站前面，他们已多次使用这个方法，因为那里的爱尔兰血统的警察是崇拜这位广播神父的。与此同时，库格林又向罗斯福在劳工运动中的新盟友开火。他攻击美国劳工联合会，建议政府学学意大利和德国的榜样，用命令解决劳资纠纷。雷蒙德·格拉姆·斯温指出，库格林要用的“解决劳工问题的方法是法西斯的方法。”
库格林得到了底特律主教迈克尔·加拉格尔的支持，还声称教皇庇护十一世也支持他。不错，教皇说过，“圣教的每一个教士都必须全心全意地投入为社会正义而进行的斗争”，但是教皇的喉舌《罗马观察报》特别指出，教皇所说的社会正义并不是王家橡树那位神父所鼓吹的那种社会正义。波士顿枢机主教威廉·奥康内尔还指摘库格林“向穷人散播蛊惑人心的言论”。这时这位广播神父由于势力很大，态度已经开始狂妄起来。他对教会里的上级人物说，他那个杂志是私人办的，他们无权过问。现在任何人冒犯了他，都要吃苦头。拉瓜迪亚批评希特勒，圣殿教堂就发给他“恶意奖”，说是“故意引起国际的不和”。谁要是自由派，他就说这人是共产党。他对信徒们说，美国各工会都是由莫斯科背后操纵的。忠实教徒必须“想基督教徒之所想，做基督教徒之所做，买基督教徒之所买的东西”，并且提防全世界的犹太人。“如果你要说我煽动人家，那就那样说吧。我就是要煽动。可是可以肯定，我们要战斗下去，而且要战胜。”
1935年初，库格林发表了他那个全国社会正义同盟的极权主义纲领。纲领的第一点就定下了基调：他要求“良心自由和教育自由”，但不要求言论自由——有了言论自由，他那个“广播同盟”就完蛋了——除非由他来管理国家，而这大概就是他心中的目标。同时他又同罗斯福公开决裂了。新政这时成了“犹太人的政纲”。总统成了“撒慌的人”，“反对上帝的”。有一次他在辛辛那提市演讲，还主张“用枪弹”消灭罗斯福。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是个天主教徒，又是欧洲铁腕人物的崇拜者，可是这话连他听了也觉得太过分了。佩格勒在专栏文章中写道，联邦政府调查颠覆活动的人员对待库格林，早就应该采取对待厄尔·白劳德的办法，不应该畏首畏尾，“生怕他会叫嚷要发动一场什么圣战”。
可是迪林夫人并不觉得这话太过分；在这位夫人所列的有势力的共产党人名单中，竟有博拉参议员、蒋介石、埃莉诺·罗斯福、H.L.门肯和圣雄甘地等人。这话也没有使詹姆斯·特鲁不高兴，这位先生是“灭犹棒”（专利证2，026，077）的发明者，那是一根短而圆的棍子，分大小两种，小的供妇女使用。这话也没有使街头鼓吹纳粹主义的乔·麦克威廉斯或极右派知识分子劳伦斯·丹尼斯不高兴。最耐人寻味的是赫斯特报系，他们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赫斯特公开说：“凡是你听到一位出名的美国人被人叫做‘法西斯分子’，你往往可以断定，这人不过是捍卫美国精神的忠诚公民。”自1934年11月起，赫斯特就派了好些记者伪装学生到各大学教室中去，引诱教师们发表一些不落俗套的言论。他说，并没有谁要改变美国的经济制度。要说有，那只有“少数不可救药的不满分子，没有脑筋的大学生和思想混乱的教授而已。”
经常阅读和收听煽动性的言论的人既然有好几千万，有的受了影响，闹起事来，是不足为奇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指出，自1934年6月至1935年6月，“严重侵犯公民自由的案件在种类上和数量上都多于”世界大战以后的任何一年，而且他们这个纪录还是不完整的，因为在路易斯安那州，一切宪法上的保证早已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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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库格林神父是大萧条时期极端派的宣传部长，参议员休伊·皮尔斯·朗格则是大家公认的极端派领袖。广播神父有听众，但是他所宣讲的是虚无主义。他们的盟友汤森博士有一千万追随者，但是他不懂得如何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朗格可是本领最高强的政客，他具备了一切条件：有选民，有政纲，而且本能地懂得该在何时夺权和如何夺权。只有他这个政敌使罗斯福真的害怕。
关于朗格的传说，已经写进了两本著名的小说里。一本是约翰·多斯帕素斯的《天字第一号》，一本是罗伯特·佩恩·沃伦的《普天之下莫非臣民》。至于他的生平事实，至少也跟小说同样地动人。他是在温教区一间小木头房子里出生的，家乡是贫民区，他跟其他穷小子唯一不同之处是独具天才。他以推销“烤得灵”煎油起家，顾客是那些穿背带工装裤的汉子和穿花布衫裙的女人。这些人到死都信仰他。他只花八个月的工夫就修完了杜伦大学法科三年的课程，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特许他执律师业，那时他才二十一岁，这是杜伦大学毕业生中以前或以后谁也没有能达到的成就。后来有一条关于学校教材的法律，下级法院判为不合宪法，他在美国最高法院出庭，证明了这条法律是符合宪法的，由此大露头角。他提出他的论点，事前不用请教法律专家，也不用参考什么法律书，只用一页发言大纲，因此获得了首席法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赞赏。
要是不跟美孚石油公司的律师做了一番幕后交易，朗格是决不能当选为州长的。他有空子就钻，但是他不同于新奥尔良市的那些腐败政客，他知道什么是该做的。当时这个州由州外的一些大公司全部控制。全州仅有三十英里柏油路，医院不收没钱的病人，各主要河流上都没有桥梁，全州半数小孩上不了学。在任商业部长时，赫伯特·胡佛曾到过这个州，觉得怪有意思。他甚至嘲笑该州奉为至宝的关于伊万杰琳姑娘的传说①。他说，伊万杰琳来历不明，甚至名字叫得对不对也有问题，也许原名是格温多琳【格温多琳是英国传说中的仙女。——译者】。这样恣意讽刺，是不可饶恕的。1928年秋季，朗格才三十五岁，他参加竞选州长，在那些看得目瞪口呆的穷汉和老乡面前进行还击。他站在马丁维尔市棉花包上，在闪烁的火把底下发表了美国政治史上一篇最动人的演说。
“就是在这里，伊万杰琳等待她的情人加布里埃尔归来，可是他始终没有来到。朗费罗为此写了一首诗，这棵橡树的所在地因此成了名垂千古的胜地。但是在这里白等的还不止伊万杰琳一个人。你们等着学校开办，好让孩子们念书，这些学校现在在哪里呢？你们出了钱，要修筑公路，这些公路在哪里呢？救死扶伤的医院又在哪里呢？伊万杰琳在失望中流下了不少伤心的眼泪，但是她只不过哭了一辈子。你们可在这个地方，围绕这棵橡树哭了好几代了。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给在这里哭的人把眼泪填干吧。”
【①美国诗人朗费罗把这个传说写成了长诗。故事是这样的：伊万杰琳是法国女子，将与铁匠的儿子加布里埃尔结婚。他们原住加拿大，因为英法战争，英国把加拿大的法裔居民送往路易斯安那州，二人因此失散。伊万杰琳到处找加布里埃尔，最后在费城遇见他。那时他已是个身患重病的老人，不久就死了，伊万杰琳因为伤心过度，也随之死去。——译者】
他一当选州长，就打破了这些大公司的势力。路易斯安那州的人头税取消了，新定的营业税开征了，欠债的按政府规定可以延期偿还，贫民免纳普通财产税，教科书免费发给学生，学童由学校派车接送。在三年之内，他就为本州修筑了二千五百英里柏油路，六千英里碎石路。建造了十二座桥粱；特种财产税【这是为修筑下水道等等有利于业主的工程征收的。——译者】减低了百分之二十；在新办的夜校里，有十七万五千成年文盲学习读书写字。在美国南方，他是唯一的平等对待黑人的州长。有一次，三K党的头子威胁说要来本州开展反朗格运动。朗格对记者说，“告诉他们这是我的话：不准那个帝国杂种【三K党1867年选出N.B.福雷斯特将军为领导人，号称“帝国法师”，下面有“巨龙”、“巨神”、“巨人”等等大小头目，名称极其古怪。——译者】走进来半步。我说他是狗娘养的，这不是出口伤人，而是说清楚他的出身。”
他靠“人人是国王，但是没人戴王冠。”这句口号当选了。不过王冠还是有人戴的，这人就是朗格。《阿莫斯和安迪》这个广播节目所讲的是一个秘密团休，叫做海中神秘骑上，首领叫做王鱼，朗格就以王鱼自称。霍丁·卡特写道，“到了1935年春季，朗格已经成为路易斯安那州的主人了。”象卡特这样在报上批评朗格的人，白天黑夜身边都要带一支手枪。有些人挨打了，有些被绑架，有些被投进了监牢。在朗格当选为参议员的前夕，他那个女秘书的丈夫威胁说要控告他，因为他破坏了他们夫妻二人的感情。朗格派人把他带上飞机，在本州上空兜来兜去，等到投票完毕才准他降落。所有法官，包括本州最高法院的全体法官在内，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所有警察，不论是州辖的还是市辖的，都直接听他指挥。一切教员、税务人员、州政府人员、各银行里的人、甚至州长也不例外，都唯他之命是听，最后，那由他掌握的州议会连民主制度也取消了。是谁当选，应当担任什么职务，都由朗格决定，不是由选民。新奥尔良市民表示不满，他便召集民兵，亲自领队进城，俨如古代罗马的恺撒大将军。他说，他跟反对派讲过道理，但是“那个办法行不通，所以我现在使用炸药。谁挡住我的路，我就把他们炸掉。”
1935年初，他所操纵的州议会在二十二分钟内高呼赞成、一口气通过了四十四项议案。这时议会里还有几个老实人，其中有一个站起来说：“我不能预见未来，昨天晚上我也没有看见月亮上有什么血迹【传说在恺撒遇刺前夕，月亮上有血迹。——译者】。但是我能看见这个议事大厅的光洁地板上有一摊血。因为，如果你们这样蛮干下去，就会跟那骑着白马的死神一块走。【这是《圣经·启示录》里的故事。——译者】”因为大家轰他，他只好住嘴。就是有人要流血，也不会是朗格，因为他周围都是带着左轮和轻机枪的卫士。他那些忠实党徒们还说，不久就有联邦特工人员来保护朗格了，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的政敌也很清楚，——朗格的新住址将是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
朗格已经成为全国性的人物，其地位仅次于罗斯福。他是全国议论最多的政客。他显然准备把活动范围扩大到路易斯安那州之外。他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得克萨斯州的政治斗争，还打算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阿肯色州的乔·鲁宾逊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的帕特·哈里森踢出去。他那种令人厌恶的粗野作风，成了各大城市报纸社论和漫画的题材。在长岛的一次宴会上，他喝醉了酒，踉踉跄跄走进男厕所，看见一个高个子青年人正在那里小便，便叫他“站开让给路易斯安那州的王鱼。”那个青年不肯让，向来不守规矩的朗格就从后面撒尿，想打青年人两腿当中射过去。尿射不准，青年一拳打肿了他的眼，他只好离开宴会。这不过是一出低级喜剧，但是他在参议院衣帽间里对同事们说下面这些话时就没有人敢笑了。他说，“伙计，不要多久，就有一群暴民拥集到这里，把参议员们一个个吊死。我得考虑考虑，是留在这里跟你们一起让人家吊死呢，还是出去当他们的领袖。”
总统写信给驻意大利大使说，美国人“正在害一种很厉害的病，叫做朗格－库格林流感。全国人人都浑身发疼。”这也包括罗斯福本人。同那位广播神父一样，朗格在1932年也支持过罗斯福。（不过王鱼可以当之无愧地这么说：如果没有他的支持，罗斯福当时是得不到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库格林可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可是现在他对整个新政感到生气。他的所得税申报书受到了审查；法利在处理联邦拨款方面不肯照顾他；工程兴办署因为路易斯安那州分署营私舞弊，又停办了当地工程。但是朗格最不满之处是他自己没有当上急统。他觉得总统应该由他来做才对。他写了一本书，名为《我在白宫的头几天》。（他在书中说，要让罗斯福当海军部长。）有人向他，1936年是否将开展提名朗格竞选总统的运动。他说，“一定会，而且我想我们会囊括全国的选票。”国会山只有几个人不怕他，其中之一是哈里·S.杜鲁门。新当选的参议员照例要主持会议，这个初出茅庐的密苏里人担任这项工作时，朗格发表了一篇十分凶恶的演说，讲完之后，他问杜鲁门有什么看法。杜鲁门尖锐地回答道，“我不得不听你的发言，因为我是会议主席，不能退出会场。”但是在新政将满两年时，象杜鲁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朗格在参议院里公开嘲笑总统，说他是“撒谎者和骗子手。”罗斯福没有办法，只好求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西奥多·比尔博帮忙，此人是南方叫得最响的种族主义者。比尔博把“疯子朗格”大骂了一顿，但是结果是自己的选民纷纷来信抗议。
1935年2月5日，在讨论联邦人事安排时，提到了路易斯安那州那个洪水猛兽。全国紧急事态委员会的议事记录记载了这些话：
『总统：凡是为朗格或者他那帮子人工作的，不许任用，也不许留用！不能有半点含糊！
加纳副总统：不论是谁，全都这样！
总统：不论是谁，不论是哪个机构。谁为朗格工作，就不可能在这里工作。
赫尔国务卿：纠正得越快越好。
总统：你们什么时候要具体指示，就什么时候给你们。』
可是这样也没有多大用处。正如霍丁·卡特后来所说，“我们这边唯一有利条件是联邦政府可以给点好处。从争取选票的意义上来说，这主要是由工程兴办署把成千上万的招工名额分配给那些反朗格的组织。可是这也不起多大作用。那些失业的穷鬼们对招工是欢迎不暇的，可是投起票来却不照兴办署的意思，即使选举是规规矩矩进行的，我们也很少有人能当选。”
3月5日是罗斯福就职两周年，那时政府正式承认，美国除主观上的畏惧心理外还真有可怕的事。铁裤汉约翰逊现在是纽约州工程兴办署的负责人，他在沃尔多夫－阿斯脱里亚饭店的一次宴会上攻击“路易斯安那州的大煽动家和神父政客组成的”右翼联盟。王鱼和广播神父在广播中予以还击。约翰逊再度开炮，他说，“如果你把希特勒的话和库格林神父的话并列起来，哪句话是谁说的，谁也分不出。包括反犹宣传在内。”新政派大炮这时一齐轰了起来。哈罗德·伊克斯答应记者引用他下面这些话：“朗格参议员的毛病是，他的脑子烂得发了臭。我说这话，是假定这个朗格皇帝还有个脑子。”
其实，朗格的脑子比这个老吝啬鬼还要好。他用跟伊克斯同样长的广播时间，向全国提出了“分享财富”计划。私人财产不得超过五百万元。任何人每年收人不得多于一百八十万元，也不应少于二千元。老年人有养老金，退伍军人有补偿金，廉价食品由农业调整管理局的剩余农产品拨付。孩子从幼儿园直到大学免费上学。每个家庭应得到六千元房屋津贴，还要给一架收音机、一辆汽车和一部洗衣机。朗格的“分享财富同志会”（不收会费）会员们在路易斯安那州外进行了一次出击，选出了阿肯色州的海蒂·W.卡拉韦夫人填补她亡夫在参议院的空缺。这时全国各地的贫民窟中都听到了朗格那支万人传诵的歌：
『人人是国王，人人是国王。
你尽可以做到家财百万，
可是人家也有自己的财产。
有足够的财富供大家分亨。
不论是夏日炎炎还是寒冬腊月，
不论是冬天还是春天，
太平日子永远过不完。
左邻右里互相帮忙，
人人是国王，人人是国王。』
朗格向《朗格真传》的作者福雷斯特·戴维斯透露，他打算取缔民主、共和两党，自己当四任“我国的独裁者”。1935年由春至夏，他的号召力象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十分惊人。《纽约时报》记者特纳·卡特利奇认为政府对他进行反击是犯了错误，因为一反击，“倒使朗格这个小丑变成了政治上的真正威协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进行了一次秘密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朗格作为第三党候选人竞选总统，可能从罗斯福手里夺去四百万张票，有足够的举足轻重的州支持他，使1936年的选举由众议院投票决定谁当总统。【按美国宪法，总统候选人中如无人得过半数票，众议院应在得票最多的五个候选人中选举一人为总统。——译者】吉姆·法利是全国最高明的政治预言家，他在9月间对伊克斯说过，朗格的选票将会超过六百万张。对于第二期的新政，朗格及其同盟者已发生了明显的影响。提出社会保险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朗格所支持的汤森计划推动的，提高高薪阶层税额和提出《控股公司法》，主要也是由于朗格指责罗斯福是有钱人和公用事业公司的俘虏。这些情况，朗格是知道的。7月间，他指责罗斯福“抄袭我十四岁时起草的分享财富的演讲。他今天才变得象我穿童装短裤时那样聪明。”
8月下旬，国会快要休会，但是朗格仍在参议院大厅里上窜下跳，嘲弄“富兰克林亲王”、“玉米爵爷”华菜士、“坐牛”约翰逊、“芝加哥麦虱”伊克斯。可是朗格同他那留在巴吞鲁日市的泼辣太太都有好多不祥的预感。一个月前，他说他的敌人阴谋用“一个人、一枝抢，一发子弹”刺杀他，然后由总统下特赦令赦免凶手。8月下旬他又说，在下届会议中，国会就得服从他的命令了，“如果我能回到此地的话。不过我也许回不了。天知道，这也许是我的最后一次演说了。”
这果然是他的最后一次演说。9月8日，他在巴吞鲁日的州议会，催促手下的议员们通过一些法案，有一个人拿着一支枪，躲在议会大厅的大理石圆柱背后，准备射出那一发子弹。这人叫卡尔·奥斯汀·韦斯，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医生。他的岳父是地方法院的法官，同朗格有过争执。为了报复，朗格改划法院辖区，把他排挤出去，还散布流言，说法官的血统可疑。下午9时20分，朗格趾高气扬地走过议会的圆形大厅，韦斯医生走出来，一枪打中了他的腹部。朗格的卫士立即还击，韦斯身中六十一弹，但是他们的领袖已经受了致命伤了。他在昏迷以前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向我开枪。”别人也不明白，以后两天一直议论纷纷。在那两天里，他的遗体穿上黑色燕尾服，系上白领带，停放在大厅里让人瞻仰。向他奉献的鲜花铺满了三英亩地，在议会前面的草坪上，大约有二十五万人来参加领袖的葬礼。杰位尔德·L.K.史密斯牧师在致悼辞时大声说：“他是名贵的意大利小提琴，他的琴声远出于与他争鸣的鼙鼓之上。他是未完成的交响乐曲。”接着史密斯又说，谋杀是由于报界和参议员比尔博的煽动。比尔博回敬史密斯，说他是“卑鄙龌龊、怯懦恶毒，居心不良，该入地狱的撒谎者。”可是还是人言啧啧。在河口地区，路易斯安那州的穷人们对朗格感恩戴德，他们唱道：
『啊！他们说他是个坏蛋，
可是他给我们孩子免费上学，
他们杀害朗格，为的什么缘故？
现在他去世了，进了坟墓，
可是我们的公路全靠他铺。
他们杀害朗格，为的什么缘故？』
三十多年以后，史密斯对伊利诺斯大学的学生说，“不能证明罗斯福总统下令暗杀朗格，但是可以证明那些策划这件事的人都相信杀死朗格会叫总统高兴。”在消息传来时，总统正同库格林神父和约瑟失·P.肯尼迪共进午餐，他吓了一跳。没有哪一个有人性的人会觉得有人这样惨死是件乐事。但是从长远看来，朗格从美国政治舞台上消失，无疑给罗斯福去了个绝大威胁。有那么很少很少的几个人，要是他们活了下来，美国的历史跟现在就会大不相同，朗格是其中之一。
罗斯福知道，无论如何，他必须对付从右边来的第三党的挑战。史密斯、库格林和汤森是决心把朗格那支交响乐奏完的。葬礼过后九个月，厂播神父就向他的广大听众——他那些联播电台已增至三十五个——宣布，一个叫做联盟党的新党已经成立了。这个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克利夫兰市举行。在会上，库格林把神父的硬领扯下，跟史密斯和汤森手挽手，全场听众不禁起立欢呼。如果听众的本意只是来看看热闹的话，那么他们真的如愿以偿了。库格林的长篇演说痛诋罗斯福。他每说完一句诬蔑总统的话，听众就热狂地喝采。演说的高潮运用了最富戏剧性的煽动群众的手法：库格林的洪亮的声音忽然哑了下来，他摇摇晃晃地离开讲台，一下子倒在卫士的怀抱里，成千上万的听众不禁失惊大叫。他在电台广播时从没有发生过这样情况。但是他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个广播电台上的人物了，也不仅仅是个神父了；多年以来，他讲的东西与讲道已丝毫没有什么相同之处了。
1935年春季，总统那些最亲近的顾向们得出了给论，认为总统对社会大众所起的教育作用减少了。他们把意见告诉了总统，总统却说，“人们每天都在报纸大标题里看到同一个人的名字，每晚都在收音机里听到同一个人的声音，是要感到厌倦的。……由于人性上的弱点，长时间地听到最高音不断重复，个人心理是接受不了的。”
但是在这方面，群众的智慧也许比表面看来要深刻。除了政治以外历史还有其他的内容。在前十年的无关重要的小事中可能潜伏着后十年的社会风气，只不过需要适当的培养，经济情况也要有所变化。不过并不是一切小事都是这样的。1935年5月，全国来了一阵子写连锁信【一个人把一封信分寄许多人，这些人又复写分寄别人，并请他们照样复写分寄，这叫做连锁信，本身并无意义。——译者】的狂热，你要在其中寻找什么重要意义那就徒劳无益。另一方面，在恩里科·弗尔米【意大利核子物理学家（1905－1954年），1938年后住在美国，1945年参与原子弹的制造。——译者】那个设备简陋的罗马市小实验室里所引起的激动，现在回顾起来，倒是个对其意义认识不足的例子。从弗尔米的妻子劳拉所写的有趣的记述可以看出，弗尔米和他的学生们那样用中子一个又一个地轰击各种原子，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了最早一批的分裂铀原子的物理学家，不过自己还不知道。他们搞出来的也是一种连锁反应。
介乎无足轻重的小事和令人咋舌的大事之间，还有许多新奇的事，使1935年成为技术发展上的分水岭，有的比同年国会中的激烈辩论还令人经久难忘。例如，星期日的听众听厌了库格林神父的广播，把收音机指针拨一下，也许会听到二十岁的奥森·韦尔斯在另一个节目里扮演一个叫做“影子”的角色，又名拉蒙特·克兰斯顿：
『马戈特：啊，拉蒙特，看呀！那个茶房往厨房走去，不用推门，门就自己开了！
影子（不在意地说）：对啊。那是用光电射线把门打开的。
马戈特：啊，光电射线是什么东西？
影子：看看门的两边吧，马戈特。那地板上有铬制的东西，看见吗？那些东西顶上藏着灯泡，看见吗？两个灯泡之间，有一道光束。人走近门，身体就挡住了射线。光束一断，门就自动打开了。
马戈特：妙极了！』
在1935年，这确实是巧妙的，可是这只不过是电子工业最早的雏型。到了后来，电子设备就不仅仅代替了看门的，而且代替了好多别的人，例如开电梯的，在滚木球戏场上捡木柱的，在邮局里分信的，在商店里开帐单的，给染织品配色的，给流动的东西点数的，在监牢门口守卫的，在保险公司里计算保险费的，管帐的，分派刊物的，以及做成千种熟练和非熟练性的工作的人。一句话，自动化己经开始了。
通讯革命也开始了。由于马歇尔·麦克鲁汉所谓“天下一村”的出现【麦克鲁汉（1911－？）是加拿大作家。他说，到了二十世纪末期，由于电子通讯工具发达，人们彼此联系容易，全世界的人互相了解，好象同住在一个村子里边一样。】，个人的清静给扰乱了，书面的文字被取代了。1935年6月，乔治·盖洛普第一次进行民意测验，那是为杨格和鲁比肯广告公司举办的。约翰·希尔、厄尔·纽瑟姆、卡尔·拜奥尔都办了“对外联络”机构。1935年，由米丽亚姆·霍普金斯主演的《贝基·夏普》开始在商业区一些电影院里放映，这是第一部跟一般正片一样长的彩色片，虽然当时许多电影院还没有放映彩色片的设备。除彩色电影外，还有相关的新发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古格里尔摩·马可尼发现，可以把无线电短波沿着地球表面“扭弯”，这种微波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先用于雷达，接着又用于电视广播。美联社在1935年开办了照片有线传真的服务，《生活》周刊在1936年、《展望》周刊在1937年也相继采用有线传真照片。美国人开始习惯于所谓形象的概念。有了这些，再加上1935年的另外两项新玩艺——辛辛那提市首次举行的夜间棒球赛和罐装啤酒的生产——当时十几岁的青年将来成为中年人后的各种常见的娱乐也就具备了。
阿瑟·谢尔曼的拖车制造业在1933年的百日新政期间渡过了难关，很快就成了美国发展最快的工业。一年之内，在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素塔市就集中了二千辆拖车和住房车。那时人们仍旧觉得美国青年是爱搞机械的，《机械画报》中最引人注意的东西是通用汽车公司的独立前轮悬置。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小艾尔弗雷德·P.斯隆是这祥描述这种装置的：“用最简单的话说来，这就是给汽车装上了膝关节。每个前轮都有个软弹簧，各自与底盘相连。要是路面有个墩或者有个坑，各个前轮就独自缩上去或者伸下来，就象膝关节把一条腿提起或者伸直一样，对于另一条腿或全身的平衡都没有影响。结果是受到颠簸的是车轮，不是乘客。”轮子就象膝部那样动，妙不妙！可是就是艾尔弗雷德·斯隆（或者阿瑟·谢尔曼）也不能预见美国人后来会那样开汽车到全国各地跑，也意想不到州际公路网遍布全国的情景。
1935年初次听到三十年代新音乐——摇曳音乐。一年前，吹奏单簧管的本尼·古德曼每周薪水只有四十元；为了改善自己的境况，他组织了自己的乐队。他起初运气并不好。8月21日晚，他的乐队在洛杉矶市帕洛玛舞厅演奏合同将近期满，没有人愿意续订合同。乐师同舞客一样，听厌了那些甜蜜温柔的狐步舞曲。古德曼决计降格采用乐队在非正式演出时喜欢用的摇曳的节奏，奏起弗莱彻·亨德森改编的那支曲子来。（亨德森是黑人，白人舞厅经理不让他出场演奏。）突然间，听众听到铜管猛吹，鼓声大响，萨克斯管长鸣，再加上一些火辣辣的独奏者，包括本尼在内，轮流起立，在聚光灯下即兴狂奏，把音乐主题大事渲染。结果全场如感电震，顿时活跃起来。一夜之间，二十五岁的古德曼在娱乐业中就登上了宝座——成了摇曳音乐之王。
并不是人人都喜欢这种音乐的。有一位心理学家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摇曳音乐“有危险的催眠性”，因为演奏者“故意把拍子弄得……比人的脉搏还快”，可能“打破过去的传统”。可是三十年代的特点是各种年龄的人都有自己的摇曳音乐。古德曼、阿蒂·肖，格伦·米勒和汤米·多尔西（多尔西即将在费城由尼克松主办的大戏院音乐会第一次登台，演奏《玛丽》，这是令人难忘的表演）在帕洛玛、罗斯兰、萨伏依、好莱坞的巴拉丁、格伦岛等舞厅成了那些身披蒂勒纱、脚穿白麂皮鞋的青年舞客的偶像。可是此外还有儿童们喜爱的摇曳音乐（斯派克·琼斯），中年人喜爱的慢拍子的摇曳音乐（凯·凯泽），老年人喜爱的拍子更慢的摇曳音乐（盖伊·隆巴多、韦恩·金和文森特·洛佩兹），甚至还有知识界的摇曳音乐，这是在卡内基堂演奏的，在那里可以听到微妙复杂的、为听觉最灵敏的人而作的乐曲。那时唱片制造业已经复兴，各种形式的摇曳音乐唱片都可以买到，蓝鸟和德卡牌每张三角五分，哥伦比亚牌每张五角。趣味的多样化，或者象某些人所说，趣味的巴尔干化，是三十年以后的事。
当时所有各种表演艺术都存在着这种不分对象的情况。把电影分成X（禁止儿童观看）、R（只准家长陪同观看）、GP（一般观众都可看）三类，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所有影片都必须是人人可看，因为每星期有八千五百万美国人看电影，多数是全家去的。美国家庭着电影，每年平均要花二十五元，按大萧条时期的票价计算，这个数目是惊人的。全国有一万七千家电影院，比银行还多，等于旅馆数的两倍，百货公司数的三倍。每家电影院一年放映一百至四百部片，影院老板没有时间把它们一一审查。幸而当时有海斯检查处，后来又有布林植查处代他审查（不过这对于电影艺术却是不幸的）。天主教道德同盟在1934年开始严密监视好莱坞，影片的镜头里不得有人长时间接吻，不得有通奸行为，不得有裸体婴儿，已婚的男女也必须两床井列，各睡一床。银幕上的语言，用他们当时的话来说，要“绝对纯洁”。有一回，丹尼斯·金唱了一句“去你妈的勃根地酒”，观众大为兴奋，好象有个赤身露体的女人突然跑来。连影片名称都要洗一洗干净。“荡妇”被莫明其妙地改成“贞妇”，“好姑娘也到巴黎去”被改成“好姑娘到巴黎去”。这种审查之所以可能，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的道德标准。正如梅·蕙丝后来所说，“我们唱歌时，连屁股扭一下都不准。”她主演了一部影片，其中有这么一个场面：卡莱·格仑说，“亲爱的，你需要休息——让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吧。”她摸摸头发，用舌头舔一下牙齿，问答说：“那算得是休息吗？”布林检查处一时疏忽，让它通过，人们就布置纠察线，禁止看她的影片。《生活》周刊出了一期“婴儿的出生”专刊，竟要打一场官司才能发售。《时代》周刊严厉批评了厄斯金·考德威尔的小说《上帝的小园地》，它说“美国出版界近来有一种倾向：尽可能出版接近违禁的东西”。
对电影进行审查，还反映出当时美国人心情恶劣，不想电影描写实况，而想靠看电影来逃避现实。约翰·多斯帕索斯写道，好莱坞“一角五分廉价拍卖色情和梦想。”其实，即使在大萧条时期，一角钱也买不到多少色情表演，因为那时同现在一样，黄色电影只有少数观众爱看。可是，梦是人人爱做的，所以逃避现实的东西，观众最普遍。美国人不分老少，不分信仰，都爱看“叛舰喋血记”、“马卡小姑娘”、“正月船长”，巴斯比·伯克利歌舞片，以及阿尔弗雷德·希契科克的惊险片。1935年，这些影片开始在美国出现了。
看电影在这个时期具有一种特殊的气氛，麦格那银幕上的形象和福克斯声带放出的声音（这时不再用维他风唱片配音）只是造成气氛的因素的一部分。凡是放映机放映出的东西都有助于造成这种气氛。一场连映两部正片固然是重要的，星期六分部连映影片和特选短片——例如先来一部特里吞动画片，再加上一部百代公司新闻片，一部西尔马·托德－帕齐·凯利喜剧片，一部菲茨杰拉德的旅行纪录片（“……就这样，我们向风景如画、爱好和平的德国告别了”），这也很重要。还有彩票专场，餐券专场，玩宾戈赌，弗利牌双泡口香糖，彩色包书纸，“宝宝”牌巧克力软糖，脚下踩着一地爆玉米花，在后排座位还有不少人动手动脚偷情。最重要的是，银幕上出现的脸蛋、神态、身段全都在黑暗中引起无限幻想。有了电视以后，电影的神秘气氛就开始消失了，但是在没有消失之前，它的力量极大。戈尔·维达尔借迈拉·布雷肯里奇的嘴说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于那些已经上学读书可是还没经历第二次大战的青年人，1931至1945年的电影在性格上影晌最大。他的话也许是对的。
也许我们应该说，他只说对了一半。除看电影外，三十年代另一种重要的家庭活动是收听广播。同电影一样，广播也处在严格控制之下。全国有九百个广播电台，其中七百个归入四个广播网；全国广播公司（红），全国广播公司（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当时的广播节目，也比今天的电视节目内容纯洁。今天的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还有一些转圜的余地，但是在三十年代如果儿童节目的广播员以为人家听不见他的话，说了一句“那些小杂种大概会老老实实地听一会吧”，那他就完了。当时那个闪闪发光的轮状话筒收下的不论什么东西，全家都很注意。全国广播公司（红）所播放的“一个人的家庭”是长期受欢迎的节目之一，这可能有代表性。这个书目是诺曼·罗克韦尔式的典型美国故事，每星期三晚上8时有二千八百万个家庭收听。每次开始广播时，总要这样说：这个节目是“为青年一代的爸爸妈妈和他们那些彷徨徘徊的子女广播的”。
对千百万人来说，打开收音机这个动作好象是成规常例一样。听到《明月照山头》不知道是凯特·史密斯，听到《秋收月长明》不知道是鲁斯·埃廷，听到《完美的歌》不知道是艾莫斯和安迪，听到《你我有缘相逢》不知道是鲁迪·瓦利，听到《卡罗来纳之月》不知道是莫顿·唐尼，听到《一想到你》不知道是雷·诺布尔，这样的家庭是少有的，全国最奢名的电话号码是默里山8－9933号，披这个号码，是为了对“鲍威斯少校业余广播”的表演表示意见。在全国听众看来，到了过圣诞节，可是听不到莱昂内尔·巴里莫尔主演的“圣诞颂歌”是不可想象的。听到“这个西部矿区小镇的姑娘嫁给一个有钱有爵位的英国人，能得到幸福吗”这个问题，大概不会有很多人睡不着，但是如果他们认为提出这个问题很愚蠢，他们也没发表过意见。由于广播中的情景都留要观众想象，又由于想象出来的东西比无论哪一个二十一英寸电视屏上出现的都丰富多采，所以电视节目无法跟最好的广播节目相比。由埃德加·伯根配音的木佣人查利·麦卡锡表演得那么生动逼真，所以一经介绍，路易斯·B.梅耶，瑞典国王和温斯顿·丘吉尔都不自觉地伸出手来要跟他握手。
广播的吸引力之所以重要，归根到底是由于通过它向着操纵消费社会迈出了第一步。做广告的先驱是美国烟草公司总经理乔治·华盛顿·希尔。正是由于希尔，美国烟草公司是最早出钱收买顾客在广播节目里当证明人的，其中有一个是歌剧演员舒曼·海因克夫人，她根本不抽烟。商品联想是“难兄难弟琼斯和哈瑞”这两个滑稽演员首创的；你听到他们的笑话发笑时也会想起袜子。听到“捕盗神手”就想起“库”牌嗽口香水；听到伯尔根和木偶麦卡锡的声音就想起蔡斯和桑伯思公司的咖啡；听到“流行乐曲选播”后面的一段讨厌的烟草拍卖人的调调就想起“幸运”牌香烟。坚持要加上这一段拍卖商的话的是希尔。有一次，为了说明这样做有效果，他在美国烟草公司董事会的光可鉴人的会议桌上吐了一口痰，然后一边用丝手绢把痰抹掉，一边说，这样做叫人恶心，可是正是因为它叫人恶心，所以你一辈子也忘不了。希尔的另一个新花样是提出LS/MFT（“幸运”牌香烟呱呱叫）这个口号，广播员三番五次地说，“‘幸运’牌香烟呱呱叫，是的，‘幸运’牌香烟呱呱叫！”弄得听众十分讨厌，简直要发疯。1946年9月13日，全国听众听到本地电台的新闻评论员在节目中途插进一条急电说，“女士们，先生们，乔治·华盛顿·希尔今天死了。是的，乔治·华盛顿·希尔今天死了。”他们大概都感到高兴，不会忘记。
“就是抽一车，也不咳一声”（“老金”牌香烟），“不信问车主”（“派克”牌汽车），“起初小声，后来大声”（“大钟”牌闹钟），“污渍不留，不用发愁”（费尔斯石脑油肥皂），“抽支‘幸运’，赛过吃糖，”如此等等的广告，人们认为不过是有点讨厌而已。用乔治·E.默利的话来说，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社会将要“把大企业同广大群众连在一起，相依共存，息息相关”。可是这个观念当时还没有提出。即使提出，也没有多少人能理解。假如当时有人说，后一代的大学生会反对一切面向消费者，也瞧不起过于为生活保障操心，人们一定会困惑不解。代替人工的机械才刚刚开始大量生产，节约劳力的新玩意儿决不会嫌它过多。至于生活保障，那是大萧条时期求之不得的东西，谁都嫌不够。罗斯福总统实行的社会保险很有限（1935年的法案只管工人本人，不管家属），到底行得通行不通，要经过1936年的大选才看出分晓。在美国人心目中，大选越来越显得重要了，而且大家都认为，这次大选无异是对新政举行一次民意向背的公民投票。
第四章 罗斯福和民意向背
在美国废止禁酒法【废止了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在三十年代初期，“废止”（Repeal）这个词只指废止禁酒法。】之前，本尼托·墨索里尼公开说过，“美国的事情，两句话就说完了：一是酒禁问题，一是林白事件【指林白的婴儿被绑票并且遭杀害事件。——译者】。”这是极权主义者定下的教条：美国是走私犯和绑匪横行的国家。接着人家问他，美国的外交政策怎么样。他回答说，“美国没有外交政策可言。”这回可惜“领袖”的话倒是近乎事实。罗斯福在首次当选总统发表就职演说的时候，根本没有提到国外的事情。他不准官方提出任何参加国际联盟的主张，而且第一回在国际舞台出现，就把1933年的国际货币和经济会议（这是旨在使金本位国家团结一致的会议）搞垮。在经济学家中，只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人为此高兴，他以为管理通货制比金本位制好，所以说罗斯福“做得对极了”。可是总统这样做，并不是由于受到凯恩斯的理论的影响。他要先把国内事情整理就绪，再去对付海外的威胁。他这是有意识地先处理国内急待解决的问题，而不顾对国际友好关系有无妨碍。
五年之后，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挥舞铁拳，罗斯福就改变做法了。可是世界和平岌岌可危，早已显而易见。在罗斯福竞选第二任总统之前，墨素里尼已经强占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已经战火熊熊；德国已经重整军备，占领来因区，而且尽管赫尔安慰美国人，说德国政府不再迫害犹太人了，犹太人在那里还是活不下去，1935年逃住美国的有八万之多。在东京，好战的少壮派军官加紧促使昭和天皇政府走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有个日本小兵溜过芦沟桥去逛中国窑子，日军司令就硬说中国人把他绑架，发动对北京和天津的进攻。阿米莉亚·埃尔哈特当时是美国最有名的女飞行员，她大概在飞行途中发现了日军在委任统治地马里亚纳群岛构筑工事；至于日军逼她降落，把她杀害，这看来几乎是毫无疑问了。她的惨死当时无人知道，可是各报首页屡次登载过日本人挑衅的新闻，所有这些挑衅行为的目的似乎都是想试探一下美国是否怕战争。
果然，美国是怕战争的。国务院也曾向日本提过抗议，并且不着边际地谈过什么“道义上的制裁”。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赫尔都表示，他们对“世界舆论”的作用具有信心，好象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种神秘的东西，独裁者们一碰到它就不敢动了。国会通过了几个保持中立的法案和决议，总统颇为勉强地一个个签署了。他之所以感到勉强，是因为不愿自己的权力受到任何限制，其实总统的外交方针和国会的意见很少出入。罗斯福的新政对外国没打什么主意。美国跟二十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签订了中立协约，在签订协约时，赫尔说得一清二楚：美国最希望的是不受干扰。前任总统胡佛的决定，罗斯福赞成的虽然不多，但是拒绝与英国联名谴责日本侵略满洲却是其中之一。
在大萧条时期，这样做基本上是对的，因为国内问题要政府全力以赴。可是1934年的“约翰逊拖欠战债处理法”（禁止贷款给战债未清的国家）和1935年的“皮特曼中立决议”（明白告诉世界各国，美国决不帮助被侵略的国家）可就毫无道理了。这些法案只能使德意两国独裁者横行无忌，却把美国总统的手脚绑住了。因为总统发表过意见，说上述办法有毛病，又说应该支持世界法庭，孤立主义的高级吹鼓手就大为生气。查尔斯·A.比尔德写道：“罗斯福总统相信自己有责任帮助解决欧亚两洲年深月久的争执，所以每逢美国国会和人民要限制他干预外国事务的权力，他都要抗拒。要是欧亚两洲发生大战，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很快就要把美国拖进去。可是结果会如何呢？无论美国战败也好，战胜也好，在和平会议上，美国总要上当吃亏。”
事实上，即使美国当时想立即干涉国外事务，也不可能。在罗斯福总统首任期间，美国军事建制继续削减，以致全国兵员还少于福特汽车厂的工人。正如艾森豪威尔后来所说，美军当时的真正敌人是“经费问题，或者说，经费不足的问题”。1934年总统出巡夏威夷瓦胡岛，驻军司令为他举行军事演习。这场演习本来想搞得宏伟壮观，结果却变成了笑话：军用卡车半数发生故障，十二辆旧坦克（第一次大战遗物）也有七辆在总司令【美国总统是三军总司令。——译者】面前突然抛锚，叫他大吃一惊。据1935年《幸福》月刊的报道，虽然美国步兵决定采用M－1式加仑德半自动步枪，可是总数还不够装备一个团。这个月刊估计，“照现在的采购速度，单是把这种新式步枪装备美国常备军，就大约要三十年。到了那时，这种枪早已过时了。”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美军中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文内说，在现役军人中，竟有一个四十七岁的中尉，一个六十五岁的中士班长。上尉平均是四十三岁。
那时好多美国人竟然觉得，军队大可不设。学者们一般认为美国参加第一次大战，是上了欧洲那些坏家伙的当，普通群众（据盖洛普民意测脸占百分之七十一）这回居然也赞成这些教授的看法了。他们以为美国经济萧条咎在欧洲，因为欧洲人拖欠了美国的战债。在“三个军人”【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反战小说。——译者】、《告别干戈》【海明威的反战小说。——译者】，乃至《胜利的荣誉值几个钱？》【马克斯威尔·安德森的反战小说。——译者】里，知识分子们都竭力主张，为了和平，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要是阿米莉亚·埃尔哈特惨遭日军杀害的事传了出来，当时也无人相信，因为大战时有过关于德军惨杀比利时人的夸大宣传，美国人再也不听这一套了。有个抱理想主义的中学公民科教师对学生说，“我们有的是‘战争部’【美国的陆军部原文为“战争部”（the War Department）。——译者】。孩子们，要是我们也有个‘和平部’，岂不是好？”这句话中学生理查德·H.罗维尔【后曾任《新群众》副主编，《民族》周刊副主编等。——译者】记住了，好几百万别的中学生也记住丁。1934年，主教派教会主教会议决议，“‘和平时期要备战’，这是不值一钱的爱国主义者所提出的口号，教会决不响应。”对于这个决议，教徒们全部赞成。（希特勒也赞成，因为他说，“赞成和平主义的理想的人，到头来必然赞成彻底征服世界的事业。”）这位德国新元首，美国人谁也没注意；甚至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也开展征集二千五百万人签名运动，要说服国会必须制订更多的中立法案。不过对于北达科他州参仪员杰拉尔德·P.纳埃以及不少同事，呼吁倒是用不着的。这位先生是参议院军备调查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他的主要助理法律顾问就是阿尔杰·希斯；纳埃是最善于归罪于无辜的人，他竟说，美国参战，是由该死的华尔街银行老板和外国战争贩子一吹一唱造成的。他到全国各地演讲，大声疾呼说，“上次大战，我们的参战目标半点也没达到。我们做到的只是不惜重大的生命牺性，让银行老板不愁收不回债款罢了。”
在出身富家，敢于违反传统的大学生中，激进的和平主义蔚然成风。家境比较清贫的同学虽然通常保持沉默，也心里赞成。某次全国民意测验结果，大学生竟有百分之三十九说他们不论什么战争都拒绝参加，有百分之三十三说只有美国被侵略时他们才愿意打仗。在和平主义堡垒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里，只有百分之八的学生表示愿意无条件打仗。虽然哈佛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纽约市立学院的学生受到威胁阻挠，1935年全国各地仍有十五万以上的学生为参加争取和平的罢课运动而游行示威。随后又有五十万大学生联合宣誓，如国会宣战，他们将拒绝服兵役。他们当时对“现存体制”的看法，和下一代对深恶痛绝的“现有建制”【“现有建制”（the establishment）指美国统冶阶级的核心层。——译者】的看法相去不远。他们反对办强制性的后备军官训练团，反对侵犯学术自由和学生权利，反对各种法西斯活动；他们要求改革大学管理机构。激进分子参加了产业民主学生联盟【产业民主的意思是关于工人福利问题，要由资方和工人代表共同制订方针。——译者】，这是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前身。他们的经典是《产业民主学生联盟行动纲领：革命学生手册》。喜欢捣乱、使人经久难忘的学生有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姆斯·韦克斯勒，明尼苏达大学的埃里克·塞瓦赖德，斯沃思莫尔学院1932年届毕业生克泣克·克尔等等。
这个“运动”（这是大学生自定的名称）的性质各校不同。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说，“我们不喜欢我们看到的那些政界要人：我们也不喜欢我们的大学当局，我们觉得他们只为现存体制效劳，并非为真理奋斗。”塞瓦赖德回忆说，“我想，在当时的政治制度的支柱当中，我们最憎恶的是军事机构……我们甚至连‘爱国主义’这个字眼也讨厌起来，因为觉得它已丧失原有的祟高意义，只是沙文主义的同义词罢了。”学生示威反对后备军官训练团（塞瓦赖德参加了示威），最后明尼苏达大学只好把它停办。
普林斯顿大学生把军人看成笑骂的对象，并自称为VFW①（未来战争退伍军人会）的会员。最爱闹事的美国学生联合会在瓦萨女子学院召开全国大会。纽约市立学院院长接见意大利法西斯学生代表团，校内学生纷纷起而反对，嘘声四起。院长骂学生为“小流氓”，第二天他们就都在衣领上别上个徽章，上面写着“我就是小流氓”。有些造反的学生召开会议，院长竟然挥舞雨伞，把他们驱散。这种你硬我也硬的做法不多，可是不是没有。匹兹堡大学使用的方法不那么简单幼稚：大学请麦克阿瑟将军在毕业典礼会上演讲，看见有些学生集体示威反对，就请法院把他们的领导人逮捕罚款。经过上诉，上级法院撤销原判，可是到了次周，所有入学新生都被勒令宣誓遵守美国宪法、宾夕法尼亚州法令和匹兹堡大学规程。大学总务处长向报界解释说，“我们要的是思想纯正的学生。”
【①VFW本来是veterans of Foreign Wars（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的缩略语，这里学生借用VFW这个写法，却改为Veterans of Future Wars（未来战争退伍军人会）的缩略语，表示决不参加未来战争。——译者】
不过，当时大多数大学生如果不是思想纯正，至少也是行为规矩的。那时也跟现时一般，爱造反的学生只居极少数——纽约市立学院只有百分之一，全国大学只有千分之三。这些人举行示威，为工人争权利，为斯科茨博罗市黑人冤狱筹款，在戏院四周劝阻观众看赫斯特报阀的新闻纪录片，一时甚嚣尘上，可是这跟几年以后，另一些大学生生吞金鱼，弄得遍登各报首页，性质相去无几。看见小小的孤立事件就当是普遍现象，这是美国人的通病。三十年代有些大学生举行过马拉松跳舞比赛，留下个照片，1970年有一家全国性广告行把它登出，加上一个俏皮的问题，“你们当年如此，为什么对于今天的青年又要说三道四呢？”他们以为三十年代参加马拉松舞会的人是想出凤头，事实恰好相反：他们跳个不休，不辞劳苦，不过是手头太紧，想赢得一笔奖金救救急而已。
这些大学生是所谓“走投无路的一代”，多数只想学到一些能赚钱的本领。青年人受大萧条的打击最为沉重，1935年正月，靠救济过活的还有几百万十六岁至二十四岁的青年。有个大学校长对四年级生说，“今年6月得到学位的十五万大学生，将要走到社会上去，可是人家不要他们。”《幸福》月刊在二十五所大学举行过民意测验，结论是大学生都希望有个安定的长期的工作，借以安身立命。他们在唱一支满腹牢骚的歌：
『我为大学唱赞歌，
硕士博士街头多，
学问越来越高深，
肚子也越来越饿！』
这是开玩笑，可是意味辛酸。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家长都交不起学费，大学生要熬到毕业，就得苦战四年。上课期间每周做工四十小时，放假期间每周做工八十四小时，这种情况不是没有的。有人在杜肯大学做过调查，不少学生在汽车加油站当服务员，在殡仪馆当助理员，在铁路当火车司炉，在钢厂当杂工，在石厂刻墓碑，有个学生在校内和附近的匹兹堡市竟然干过二十七种不同的工作。在密执安大学，阿瑟·密勒【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著有《推销员之死》等剧本。——译者】做厨房杂工挣饭钱，又为全国青年总署喂小白鼠，每月工资十五元，他就靠这过活。在明尼苏达大学，休伯特·汉弗莱买不起教科书，只好从大学图书馆借用。
勤工俭学念完大学，从来不是易事，何况经济萧条，生活艰窘，竟能完成学业，可真了不起。对于有志上进的青年，大萧条的煎熬直到珍珠港事件才算完，可是对于不在大学念书的中产阶级成员，就不一样了。罗斯福执政的第三个年头，美国已摆脱最困难的局面，乔纳森·米切尔觉得不妨在《新共和》周刊发表如下言论了：“手上又有点钱，真高兴。……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当然，情况还不太好。……工人还会被解雇，今天一个解雇，明天能有十个排队补缺。可是向来总有失业的人。谁也不能指望我们永远枯坐家里，为别人失业而愁眉不展。”非但如此，这些中产人家除生活费外，还有点余钱给将近成年的孩子们零花。固然，为数有限，搞不起伍德斯托克那样的音乐盛会，可是青年人弄点新鲜名堂，来点古怪花样，是足够的了。
在这些新玩艺儿中，第一个是音乐。最好是参加音乐会，亲眼看乐队演奏，可是从现场转播的好音乐，在各校校园也可以听到。北卡罗来纳大学有个学生乐队，由哈尔·肯普领队；杜克大学有“蓝色魔鬼乐队”，由莱斯·布朗指挥。在不出名的舞厅和酒吧间里，有好些未露头角的艺人演奏，例如阿尔文诺·雷伊（他开风气之先，弹一个电吉他，这是美国人听到的第一个扩音乐器）或者年青的弗兰克·西纳特拉。1933至1937年间，西纳特拉是薪水最微薄的艺人之一。他参加业余音乐竞赛，在各地小电台临时客串，在学生联谊会上为七角钱车费放声高歌。后来他的捧场者很多，音乐会票价很高，可是那时青年人还不能出那么多的钱买票，而且除音乐之外，他们还要搞很多别的名堂：看“大型小蓝书”【青年们的故事读物。——译者】，烫“雪莉·邓波儿式”头发，穿“G人式”内衣【“G人”是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简称。——译者】，看耶鲁大学出身的大侦探佛拉什·戈登连环画，买自行车把手狐尾【这是一种装饰，事实上往往是松鼠尾或飘带。——译者】，并且把装橙子的板条箱安上滑冰鞋改为踏板车。
这时那些年岁大一点的青年人逐渐搞出了一套二十年代（那时爵士音乐盛行）以后才新兴的青年生活方式。他们有俚语（keen［漂亮］，gas［扯谈］，capacetic［顶呱呱］），有秘密的滑稽语（Confucius say［“孔子曰”］，knock，knock［“吃吃喝喝”］），有显示男子雄伟气概的标志（破汽车），还有特殊的打扮。不分男女都穿胶底白褐双色皮鞋，啤酒会茄克衫（由朋友亲笔签名在上），晴雨两用大衣（弄脏更好）。姑娘们白天的标准服式是双层式的毛衣（有钱的要穿开士米或安哥拉羊毛织品），长达小腿的方格褶裙，短统袜（后来叫做“少女袜”），俄式头巾。男青年要穿便装上衣和长裤；如果不穿双色鞋，可穿粗革厚底鞋（鞋底钉上V字钉，走起来格噔格噔响）：要是有女性密友编织的菱纹毛衣，那就更神气了。到了参加正式舞会（中学每年开一次，大学至少四次），服装就要全部换过。舞会在体育馆开，天花板挂上绉纸花，地板打了蜡，姑娘们身穿薄纱晚礼服，左肩别上兰花或者栀子花，男青年穿上租来的“德西多”【半正式的男子晚礼服，没有燕尾。当时男青年很穷，自己没有这种衣服，只能租来穿。——译者】或者深色便服和白麂皮鞋，一双双翩翩起舞。
如果只是慢吞吞地跳“狐步”或者稳稳重重地眺“卡里奥克”，那就不免沉闷，可是乐队一改用轻快的旋律来奏乐，舞步就活泼得多了，到三十年代中期，“吉特巴”已风行全国。“吉特巴”是由“查尔斯顿”、“林底跳”和“得克萨斯汤米”舞（这可以追溯到1913年达克镇杂耍团）一脉相承的，种类繁多，有如体育径赛会，动作也有时相似。在“吉特巴”中，有“查尔斯顿摇摆”、“开货车”、“啄虫子”、“追棒球”、“苏西球”、“绕目摇摆”、“赞美阿拉”、还有“踢骡子”；在跳“踢骡子”时，男女青年按着对方的背部一跃而过。因为迹近淫猥，姑娘们跳得高兴时还露出内裤，陪她们参加舞会的大娘大婶就不那么喜欢这种舞。直至1942年，杜克大学的舞会还不许跳“吉特巴”。
对于性爱问题，当时还是讳莫如深，这反映出三十年代动荡不安（无论按什么标准看都是够动荡的），人们唯恐一切老规矩都被一扫而空了。女人怀孕被当成不光采的事，甚至已婚妇女也这样看；出售孕妇专用衣服的广告，说这些是特殊设计，“有保密作用”的服装。凡是与性有关的事，都百般遮掩。最近似色情刊物的是《长统袜大展览》了，可是那里所登的青年妇女照片都是穿着整齐的，只不过跳起舞来裙子扬到膝盖以上五六英寸而已。色情图书作者这时很少有市场。清规森严的社会把他们束缚住，理由与禁止女大学生跳“吉特巴”舞相同。再看另一场合，也有同样情况：汤姆·多尔西刚用摇曳舞旋律奏起《洛曼德湖》来【这是苏格兰民歌，本来旋律很慢，汤姆·多尔西把它加快，这是违反老规矩的。】，电台经理就赶快把线路掐断。经理先生觉得，就是不搞这个，好多人已经太不尊重传统了。许许多多世代相传的老规矩正在失效。最显著的现象是，先前在胡佛总统执政末期还无力造反的工人，这时已上街游行了。劳工队伍走起来声势浩大，使美国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胆颤心惊。可是工人运动勃兴的时代已经到了。许多工会组织起来了；市街战爆发了；矿务公司和工厂门外血染通衢，而且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情况呢。
从许多方面看来，约翰·卢埃林·刘易斯都是个离奇古怪的人物。他胸圆背厚，眉毛浓密，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俨然是个巨人。读莎士比亚戏剧、《圣经》、《伊利亚德》、《奥得赛》、奥斯瓦德·斯宾格勒的著作和东方寓言集《五卷书》，这是他的消遣方法。他的父亲是个威尔斯矿工，曾被列入黑名单。他四十岁时被选为联合矿工会的主席，可是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工会人数竟减少了一半。1930年有个矿工小组批评他说，“他非但把我们工会的许多领导人弄走，连工会的灵魂也被他搞掉了。”到了三十年代，他就要变成战斗的工会的旗帜，爱他的不少，恨他的也多。可是在1930年，他还是个支持胡佛的共和党人和自由企业的拥护者，是拚命反对进步工会各种策略的人。
在私人谈话时，刘易斯谈吐风生，娓娓动听，善于为被压迫的工人们出谋画策，争取权利。在公共场合，他好象把传教士、悲剧演员和杂耍丑角三者合为一体。他出语惊人，而且为自吹自擂的习性辩护。他说，“你自己不吹，谁还替你吹？”有一次开工人代表大会，他在会上说：“听听这来自工人心底的‘救救马其顿人’的呼声吧！【这是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九段所谈的事：圣保罗做梦，梦见一个人要求他到马其顿去，救救那里的人民。——译者】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前途，我看就取决于这次大会的决议。”他在批评他的对手威廉·格林（劳联的主席）时大声嚷嚷说：“啊哟，格林这小子我还不懂得他吗？他想随大流，畏首畏尾，止步不前，同时又唉声叹气，说什么‘人心不古啊，世风日下啊！’【这里引用的是古代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公元前105－43年）的话。——译者】”他把统一的全国性工人组织分裂为两派，还洋洋得意地说：“他们对我下毒手，我对他们也痛痛快快地饱以老拳。”
这话是有意逗哏，可是没人笑。自由派认为刘易斯独具远见，反对派可觉得他是个活魔王。在某些人看来，他十分可恶，只有罗斯福能与之相比。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解职后执律师业，有一次代表矿业公司出庭，谈起自己的出身，满得意地说，“青年时代我也参加过联合矿工会啊。”刘易斯愤然起立大声说：“我这个联合矿工会会员看见有个会友投身政界，走南闯北，弄得全国知名，倒也觉得光采。”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可是叫人痛心的是，这位仁兄竟然忘了本，连青年时所参加的工会也背叛了。”说到这里他又停了一下，再说，“而且他的卖身价才不过是三十块臭银元呢！”【《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中说，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元出卖了耶稣。】赫尔利朝他猛扑过去，别人只好拦住。路易斯毫不在乎地说：“那么就取消‘三十块臭银元’这几个字吧，可是‘背叛青年时代所参加的工会’，这话半个字也不能改。”
话说得太没分寸了，可是也说得够大胆。1969年，美国总统所任命的暴乱行为调查委员会在报告里说，“在全世界工业国家中，美国劳工史上流血事件最多，斗争最残酷。”这是暗指三十年代而言，那时产业工会干组织工作的人有不少被害。各州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闹事工人。佐治亚州州长尤金·塔尔梅奇搞了一个集中营，专关工人纠察队员。宾夕法尼亚州杜肯镇（典型的媒矿城镇）的煤矿老板一年之内就花了一万七千元买军火，派人住矿工家里扔炸弹，又在山坡上烧十字架【这是恐吓人家的手段。——译者】。在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镇（全镇都是公司私有财产），市长对记者说，“世界上要是没有保卫团，”（他明说这是指公司的私家武装人员而言）“就无异于没有音乐了。”当地法院检察官再加上一句，“给我两百个武装好打手，我就把那些狗娘养的工人纠察队统统收拾掉。”在剥削惨重的纺织厂里，有些女工闹罢工，《纺织杂志》就在社论里扬言，“让他们出几百次丧，局面就会平静下来了。”
奇怪的是，各工会虽然备受迫害，竟能坚持下来。在罗斯福刚就职时，工会力量十分薄弱，刘易斯那个联合矿工会会员己减至十万人以下。劳联会员减至只占全国工人总数百分之六；交会费的工会公员，每周少了七千；1932年，劳联对资方俯首听命，连举办失业保险也反对起来了。咄咄逼人的企业老板们相信，跟负责工会组织工作的人斗争就是跟恶魔斗争，只许成功，不许失败。1934年12月，拉福莱特所主持的公民自由委员会查明，有二千五百家以上的公司雇用打手破坏罢工，最大的打手帮会是珀尔·伯哥夫服务社跟平克顿美国侦探代办所这两家。伯哥夫这个流氓头子家财数百万；平克顿一伙是底特律市各汽车厂的宠儿，1933至1936这几年间赚了将近二百万元。这两个帮会都养着一支小小的“常备军”，什么自动手枪呀、瓦斯枪呀、棍棒呀，样样齐全，哪里罢工就开到哪里去。他们都在工人队伍里安插坐探。有个参议员问克莱斯勒公司副总经理赫尔曼·L.韦克勒，为什么要雇用密探，他回答说，“对付工人要有情报，不用密探不行啊。”数以千计的工人简直在枪口下干活；比方匹兹堡煤矿公司就在矿井口架上机枪对着矿工。众议院有个调查委员会问起此事，董事长理查德·B.梅隆回答说，“不这样，矿就休想办下去。”
情况如此恶劣，工人们仍然急于组织起来，可见已经横下一条心了。备受恫吓的矿工，曼哈顿区流血流汗的服装工人，底特律市布格里斯厂一小时工资一角的钢铁工人，底特律市商店里一小时工资五分的店员都知道，组织工会是唯一的出路。有些州曾试用立法手段保护工人，但是徒劳无效。宾夕法尼亚厂主强迫童工每周工作九十小时，依法被罚一百元，他们便硬把童工的工资一律每周扣减三角三分，以为补偿。钢铁工人因缺乏安全设备，平均每周衣服让火星烧坏一次。匹兹堡的钢厂宁可每年让二万工人因工伤事故变成残废，也不肯花钱搞必需的设备。出售五分一角杂货的伍尔沃思公司女老板巴巴拉·赫顿小姐漫游欧洲，到处跟贵族攀亲。每小时工资五分或一角的店员们听到这个消息，就一肚子怨气地唱起歌来：
『赫顿小姐有的是钱，
钱打哪里来人人看见，
店员个个做牛做马，
——在伍尔沃思公司，
小姐剥削无法无天，
给了我们几文工资？！』
关于《全国复兴法》第七条第一款的制订，大腹便便的威廉·格林（刘易斯嘲笑他，管他叫“坐着不动的威廉”）间接地出过力。《全国复兴法》原来规定，要按行业订立规程，格林和好些工会领导人都为此不安，他们提醒约翰逊，资方可能利用这一条来扼杀工会。约翰逊性情急躁，连忙加上了这一条，以便保证工人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可是格林没看出这里有什么文章可做。条文其实很笼统；它没有规定雇主要承认工会，只说如雇主愿意，可以跟本公司的工会谈判，而且工人怎么选出谈判代表也没说清楚。可是刘易斯一眼看出，细节可暂且不谈，重要的是这一条很有宣传价值，因为条文其实公开表明了政府的意图。刘易斯认为这个条文的重要性不下于林肯解放黑奴的宣言。他派出雄纠到的助手到各矿区去，用宣传车广播，散发传单，这样说：“罗斯福总统要你们参加工会。不参加就是不爱国啦。工会的人就在这里。先别忙交会费，签名参加就行啦！”
一经号召，矿工们就那么痛痛快快地响应起来，连刘易斯也不禁惊异。《全国复兴法》本来是为复兴工商业制订的，没想到倒是促进了工会的发展。在罗斯福签署这个法案以后还到不了三周，联合矿工会退会工人就有十三万五千人重新入会，1934年初，会员甚至增至四十万。跟着，西德尼·希尔曼和戴维·杜宾斯基也到纽约市用宣传车广播并散发传单，不到一年，国际女衣工会会员就增至三倍，共有二十万人，后来在1939年还超过了四十万。
罗斯福一向对政治苗头很少看不出，可是这回却很晚才注意到这事。他出身富家，并没有跟工会携手合作的思想准备。他把自己看成救世主，愿对被剥削的工人施点恩，可是这跟做工会的盟友是两码事。他想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进安全设备，可并不认为刘易斯的办法最好，甚至不认为是正确的。如果工会在经济界成为一支强大的生力军，总统就不能象他所希望的那样，超然于劳资冲突之上了。因此头几年他老是犹豫不决。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海伍德·布朗曾大声疾呼，“工人的头号公敌就是罗斯福！”这是无稽之谈。可是罗斯福确乎觉得，弗朗西丝·帕金斯和弗朗西斯·比德尔【1934－1935年任劳工关系委员会主席。——译者】二人未免太偏袒劳工了，而在为劳工说话的国会议员中，罗斯福又只佩服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一人。瓦格纳力主制订新劳工法，他慢慢地使罗斯福回心转意了。可惜当时局面太不安定，想要从容不迫地讲道理已经来不及了。
刘易斯吸收进工会的人越来越多，——格林看在眼里，忧在心里，再三劝他“约翰，慢慢来嘛！”——一场阻碍生产的大罢工也越来越有不可避免之势。资方组织了准备血战街头的队伍，甚至街垒也筑了起来。军火在国内空前畅销。1933年夏季，只在八周之内，肯塔基州那个小小的林奇镇的资方保卫团就买了四十一枝步枪，二十一枝左轮，五百发子弹，一批催泪弹。联邦法院执行官警告他们，谁使用暴力，谁就要吃官司，可是资方说，“本镇是公司私有财产，华盛顿政府无权干涉。”罗伯特和海伦·林德调查组在印第安纳州芒西镇查出，通用汽车公司在那里扩编保卫团，以便把那些被怀疑为工会组织者的人统统关起来。两洋茶叶公司资方下令克利夫兰州各地分店停业几天，却怪店员不上班，工资照扣，弄得他们莫名其妙。老板这样做的用意，是警告店员，如果他们参加工会，就要大吃苦头。1934年刘易斯号召宾夕法尼亚七万矿工全体罢工，三十年代的大工潮从此开始，延及阿勒格尼盆地各处。杜肯镇镇长发表谈话，竟把罢工工人当作是造反的印第安人，要在关口对他们迎头痛击。他说：“我们要守住桥头，这些家伙一来到，我们就把他们的狗头全都砸烂。”
1934年罢工案共有一千八百五十六起，多数是为了争取资方承认工会的。这是牺牲惨重的年代，资方的恐怖手段使这一年的劳工史血迹斑斑。在弗立克矿区，公司派出的凶手守在井口，参加工会的矿工一走出来就被枪杀。在威斯康星州的科勒镇（整个镇是资方私产），破坏罢工的暴徒向劳联纠察队开枪，死两人，伤三十五人。刚组织成立的联合汽车工会跟托列多车灯公司谈判，资方气焰嚣张，国民警卫队枪杀了二十七个工人，因罢工而惨遭杀害的，还有旧金山市的若干码头工人，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若干卡车司机，以及新英格兰和南方各州的纺织工人（多达十五个）。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资方有两个特派代表，其中之一是商人，也被误杀了。埃里克·塞瓦赖德当时是《明尼阿波利斯明星报》采访罢工消息的记者，他目睹寻仇报复的保卫团事前不出一声，就向赤手空拳的群众连发霰弹枪，打伤六十七人，二人伤重不救。他触目惊心，后来写道：“在一刹那间，我打心眼里明白什么叫法西斯主义了。”刘易斯也感叹说：“美国的工人象古代的以色列人一样，心里有说不尽的悲哀。他们家里的妇女为死者守灵，为生者的前途放声恸哭。”
其实，比之古代以色列人，美国工人心中还要更悲哀，哭声也更凄切，因为有那么多人好象竟然白白地牺牲了。托利多市、旧金山市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工会总算已得资方承认，可是在大企业中，如钢铁、纺织、汽车、橡胶工厂等等，拒不承认工会的厂主却占了上风。国会决议成立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可是全国制造商协会马上硬要会员们不去睬它，在一次考验性的争执中，厂商果然违抗委员会的命令，结果仅仅是禁止厂商挂兰鹰徽就算了事。罗斯福政府还是三心二意，举棋不定。1935年11月底，某区级联邦法院判决《全国复兴法》第七条第一款违反宪法。这时瓦格纳参议员和马萨诸塞州威廉·P.小康纳里众议员立即提出法案，要设一个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确定工人有权选出某些工会作为代表（选举时由联邦政府派人监选），跟资方集体谈判，并规定什么样的劳动操作规程是不公平合理的。瓦格纳对罗斯福说，除非提高工资，让工人们买得起自己所生产的商品，大萧条的惨状就不会消失，罗斯福给他打动了心，7月5日把这个法案签署了。可是资方态度强硬如故。自由联盟散发了一个由五十八位著名律师签名的声明，说《瓦格纳法》也跟《全国复兴法》第七条第一款一样，是违反宪法的。显而易见，劳工运动距离自己的目标还远着呢。老板们仍然顽抗，1935年又有三十二个正在罢工的和赞成罢工的工人被杀。南达科他、伊利诺斯、内布拉斯加、肯塔基、佐治亚和俄亥俄各州纷纷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罢工。工人运动进展缓慢，在许多工厂里，还有大量工人没参加工会，没得到应有的工资，没获得合理的劳动条件。
从格林的行动看来，好象他从没有看过瓦格纳提出的那个法案似的。可是刘易斯是看过了。远在国会专门委员会开会讨论时，他已经把这个法案仔细研究一番，懂得工人可以仰赖政府的庇护，建立起一个新型的全国性工会来。劳联是个旧式的全国性工会，缺点太明显了。它是一个松松垮垮的联盟，所属工会都由一些互相猜忌的小头头把持，这些大多数是美洲早期移民的后裔。除矿工和纺织工会外，劳联所有下属工会都按手艺组织起来，其中有什么锅炉制造工会、木工会、机工会、家具工会、冲床操作工会、油漆工会等等。俄亥俄橡胶工厂工人想成立工会，劳联派了个代表去，马上把他们分成十九个工会，因为橡胶制造有十九种技艺。格林觉得，联合汽车工会是个怪物，只能让它暂时存在，将来要分为一百个手艺工会才行。
刘易斯那个“救救马其顿人”的呼声是在1935年10月在大西洋城召开的劳联代表大会上发出的。他要求按产业成立工会。把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人按产品性质连成一气。比方钢铁工人共同组织一个工会，建筑工人又联合成立一个工会等等。他坚持说，只有这样，在大企业里举行罢工才有成功的希望。可是这话人家当是耳边风。提案被代表大会否决了。随后大会进行议会式的舌战，把持木工工会的大个子比尔·哈奇逊竟咒刘易斯为“杂种”。这一骂可未免欠考虑，刘易斯当着格林和几千代表的面，挥拳痛打这个恶语伤人的家伙，弄得他鲜血直流，人家只好把他扶下讲台。刘易斯抖抖衣服，点起雪茄，扬长而去，这一走，事实上也就是退出劳联。他写给格林声明遇出劳联的信只有一行字，而且还对新闻界说，“劳联不求进步，眼睛只会向后看。”之后，他就宣布成立一个与劳联对立的工会联合会，叫做产业工会委员会，后来经过改组，称为产业工会联合会（产联）。
拳打哈奇逊也许稍久斯文，可是在数以百万计的非技术工人和半技术工人的心目中，刘易斯更成为了不起的英雄。这些工人备受经济剥削，切盼解放，刘易斯这个器宇轩昂的悲剧演员式人物，这时眼里好象有一把火，把整个劳工运动点燃起来。产联每次开会，都歌声嘹亮。会员按《共和国战歌》【这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流行的反奴隶制度的歌曲，作者是朱利亚·瓦德·豪，1862年在《大西洋》月刊发表。——译者】的调子，齐唱那纪念被暴徒惨杀的乔·希尔的歌：
『是我们开辟草原；是我们建立城市，
让大老板做买卖；
是我们开矿建厂；是我们把几千英里铁路铺起来。
如今大功告成，我们倒变成了丧家狗，
挨饥忍饿受迫害。
可是有了工会我们的腰杆就要硬起来。
大家永远一条心！
大家永远一条心！
大家永远一条心！
有了工会我们的腰杆就要硬起来！』
※※※
如果说，产联是1936年在共产党外的美国左派的代表，那么，新政派有不少人逐渐觉得，在法西斯党外的美国右派的据点，大概就是最高法院那座宏伟的宝殿了。1935年秋审，就在这所新建大厦开庭。大厦与国会在华盛顿东北第二街隔街对峙，正面大理石墙上刻有几个大字：“依法审理，公正平等。”在白宫看来，什么叫做“公正”，最高法院那“九个老头子”（德鲁·皮尔逊和罗伯特·S.艾伦这样描写那九位法官）似乎自有其不可动摇的与众不同的高见。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尘土坑”的农民和刘易斯领导下的煤矿工会，也有同样感想。谁都知道，解释宪法是最高法院的职责。远在三十年前，首席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就说过，“美国政府要照宪法办事，可是什么合乎宪法，什么不符合，这由最高法院法官们决定。”据《时代》周刊说，“难就难在这一点：休斯这人早年也曾发出过自由主义的烈焰，可是如今只有一堆保守主义的热灰了。”在思想保守方面，休斯可以作为当时司法界和律师界的典型。罗斯福所提的法案，是独立战争后最有革命性的创议。对这些新法有裁判杖的下级法院法官们，都是些旧秩序的拥护者。这些在联邦地方法院审理讼案的人，大多数是为共和党效过劳，或者为大公司当过辩护士，由此出名的。他们已经都成为公司股东、受托管理人、名流俱乐部的会员。产业界的巨头都是他们的知心好友，彼此心心相印，都觉得新政派闹得天翻地覆，十分可恶。罗斯福执政还不到三年，各下级联邦法院已有一百多位法官发出大约一千六百个指令，禁止施行新法。除此之外，那些名牌律师还大写其文章，抨击他们所不欢迎的新法，无异于以私人资格作出裁定。自由联盟批驳《瓦格纳法》的声明，可以作为使用这种伎俩的典型例子。全国制造商协会把这个声明印发给会员们，怂恿他们违抗那已由国会通过并经总统签署的法律，理由是法案是“违反宪法”的。
最高法院法官们地位崇高，理应不为旧时代所束缚。其实，他们内部也有不少分歧，不过好些人还没有察觉。在穿上黑袍端坐高堂时，他们好象铁板一块，可是一回到各人自己的办公室里，便分为三派了。第一派是威利斯·范·德万特、詹姆斯·C.麦克雷诺兹、乔治·萨瑟兰、皮尔斯·巴特勒，他们向亚当·斯密顶礼膜拜，比胡佛总统有过之无不及；如果有谁胆敢干扰自由经济的基本“定律”，他们就认为简直是犯罪。另一派是休斯和欧文·J.罗伯茨，他们处于中右，投票时一般也采取这种立场，可是因为信念不坚，人家认为他们是左右摇摆。只有第三派本杰明·卡多佐、哈伦·菲斯克·斯通、路易斯·D.布兰代斯这三位完全是二十世纪的新头脑。
罗斯福和最高法院的冲突，早在1935年春初已经开始。这时据报又发生了三百八十九宗指控新立法的官司，罗斯福认识到，所谓“违反宪法”是个不能久延不决的问题了，因而在某联邦地方法院判决《全国复兴法》违反宪法时，同意立即上诉最高法院。别的不上诉，偏偏挑上这一宗，未免失算；尽管最高法院九位法官所持理由各异，却都一致认为这个法案无效。五月二十七日，休斯宣读了他们的判决书，新政派管这一天叫做“黑暗的星期一”。其所以“黑暗”，还不是因为当时已成累赘的《全国复兴法》被判无效，而是因为休斯的意见非常激烈。他几乎斥责总统违法乱纪，甚至破例对总统和国会提出警告，说不要以宪法授权管理州际贸易为理由，乱订内容广泛的法规。
在整个美国里，最瞧不起保守派法官那种盛气凌人的指令的，莫过于罗斯福了。他自己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辩护士，到星期三他就召开记者招待会据理力争。在会上，总统夫人坐在他身边起劲地织毛衣，就象新政开头那一百天那样。总统宣布说，最高法院星期一的裁定非同小可，“自德雷德·斯科特案①以后，大概哪一个裁定都没有它那么重要。”他评论首席检察官休斯的意见书，说休斯认为做买卖基本上是地方性活动，应由各州自行管理；即使这些买卖对全国产生影响，联邦政府如出面干涉，也是违法行为。首席检察官拒不承认四十八州是一个互相依存的大集体，因而可以说，他似乎是在暗示，无论发生了多大的全国性经济危机，华盛顿政府也无权过问。总统说，“这样看待州际贸易，是‘马车时代的老黄历’”。休斯警告总统，总统也在对休斯发出警告了。
【①斯科特是南方黑奴，但是被带到伊利诺斯州住上了几年，该州没有黑奴制度，因此他向法院起诉，说自己应该是自由人了。但是1856－57年最高法院判决他仍是奴隶，原因是法官中有五个是南方人，他们要维护南方奴隶主的利益。——译者】
司法部长卡明斯认为，最高法院跟总统势成水火，难以妥协。他愤愤然说：“总统先生，我告诉你，他们就是存心把我们毁掉啊。”接着又说，“总要想个办法，把最高法院现在那班家伙搞掉。”不过，有个时期罗斯福还比较乐观。直至1935年12月，他还这样写信给伦敦海军会议的美国首席代表：“尽管最高法院多数法官反对我们，赫斯特报系和全国百分之八十五的报纸也唱反调，形势依然良好。”然而一到新年，他的看法就不得不改变了。1936年1月6日，最高法院以六对三票判决《农业调整法》违反宪法。罗伯茨法官代表多数意见，宣布农业是地方性生产事业，要是把它也当是全国性生产事业之一，那就是侵犯各州政府的权利，“中央政府势将乘机对各州都肆意干涉。”这样解释宪法，出人意表，衣阿华州艾姆斯附近的农民深感愤慨。因为同意这个解释的有六个法官，农民就照样扎六个草人处以绞刑。可是保守派法官毫不在乎，又进而废止《证券和交易所法》（六票对三票）。萨瑟兰法官说，谁调查华尔街的交易，谁就是滥用职权，这与“星法院”【这是英国封建式法院，没有陪审制度，滥用非邢，任意判案，1641年才废止。】的非法行为同样难以容忍。跟着《格菲－斯奈德煤矿法》又被推翻（五票对四票），理由是虽则煤会运销全国各地，采煤仍纯然是地方性企业。这以后，《城市破产法》也被宣布无效（五票对四票），可是论据极其薄弱。如果这样下去，全部新法，包括社会保险法和《瓦格纳法》，都大有宣布作废的危险。《城市破产法》的要求实在有限，只是说地方政府公债可由各州和中央合作加以调整，但是否要这样做，主动权仍在各州。显然，在保守派法官看来，中央政府不论帮助地方解决什么问题，都要作非法行为着待了。
最高法院打自创立以来，整整一百四十年中，所宣布废止的法令只不过六十种。现在还不过一年开外，在休斯主持下，最高法院竟一口气把罗斯福的新法取消了十一种之多，在此次秋审中，最高法院最后一次也是最惊人的得意之作，发表于两党召开代表大会的前夕。他们先废止了联邦工资工时法，然后进而审理莫尔海德对提坡尔多的讼案。这里所讨论的是纽约州关于女工最低工资的法律，法官们投票结果是五比四，予以否定。巴特勒代表多数法官撰写意见书，他一口咬定：“关于‘法定手续’的条文已经规定，就个人事务签订合同的权利，是应予保护的自由权。”“在签订雇工合同时，双方一般都已获得平等权利，能够以个人谈判的方式从对方取得最于己有利的条件。”换句话说，曼哈顿区血汗制度的纺织厂里十五岁的女工，在她跟家财百万的厂主订立每周工资二元三角九分的合同的时候，已经充分享受了这一神圣权利。无论华盛顿也好，各州也好，对于这样的神圣权利，都不应侵犯。规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这样的法权谁都没有。
宣判之夜，就有人在新英格兰各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那些俯瞰纺织厂小镇的高楼大厦里设宴庆祝，可是保守派某些政界要人却不免面面相觑。好事做过了头，显然反而不大妙了。赫伯特·胡佛说：“有些权力各州以为早在手里，应当想个办法还给他们嘛。”有六十家报纸要求国会提出修正案；连兰登州长也表示同意。这一年共和党的竞选政纲笼笼统统地说过，女工童工是要加以保护的，可是没说要采用什么办法，民主党所要求的则是一项“能澄清向题的修正案”。只有总统一声不响。他在考虑对策，可是头一件事是争取重新当选。他对雷·莫利说得好：“这次竞选，争论的中心在于怎么看待我本人。人们不是支持我，就是反对我。”他估计他会获得支持。他也预料最高法院还会再来几个五对四或六对三的否定新法的裁决，在某种意义上，这倒是正中下怀的事情。正如伊克斯所说，“有了这些裁决，总统就可以振振有辞，越过最高法院，直接向人民申诉了。”
※※※
1936年，美国的政治生活上还没有那些后来使大选情况完全变样的种种复杂微妙的名堂。没有电子计算机中央控制台，没有主要选区情况分析，科学性的民意测验那时也只具雏型。大选是举行了，可是不到晚上不知投票结果；既然数字没有到手，两党的拥护者就不妨任意猜测并且寻找有利的数据。到了末后，当然一切都了如指掌了，因为政治科学家事后是极其聪明的，可是那年事前能预料罗斯福大获全胜的真是寥寥无几，而且好些人还把他一笔勾销，说此人当了一任总统就要归隐田园呢。
他们这种议论，并不能说是强词夺理。罗斯福是那么一位总统，他四年以前许下大愿，说要做到预算平衡，可是结果是国库每年亏空六七十亿元。失业的美国人还有七百万之多：政府苦心设计了一些援救办法，可是却被判违宪，毫无用处。民主党当时虽然执政，过去八十年来大部分时间却在国会里占少数。在好些人心目中，一个民主党人竟能当选总统，这只是机缘凑巧，而且由于党员纷纷背叛，支持总统的已日见其少。在退党的知名人士中，有牛顿·贝克【1916－1921年曾任陆军部长。——译者】、迪安·艾奇逊、约翰·J.拉斯科布【美国资本家，杜邦财阀企业中的重要人物。——译者】；有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尔·史密斯和约翰·W.戴维斯；有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瑟夫·B.伊利，马里兰州州长艾伯特·里奇，佐治亚州州长尤金·D.塔尔梅奇。全国大报多数反对罗斯福。赫斯特报系在头版大登其社论，抨击罗斯福的“苛政”。《芝加哥论坛报》的电话员，在接电话时开头照例这样说：“早安。你如果想美国转危为安，要在……一天内下决心，知道吗？”这个报纸的大标题如“罗斯福在威斯康星州所掌握的选区都是些罪恶的温床”，新闻报道如“兰登州长今晚到洛杉矶市开展运动，争取美国原有政体确保无虞”，都显然希望读者不再支持总统。
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是反对罗斯福的，多萝西·汤普森也是。另一个著名政论作者马克·沙利文早在1935年就预言罗斯福第二次竞选要失败；同年查尔斯·A.比尔德也写道，“罗斯福领导群众的魔力确已消失了。”1932年罗斯福的竞选基金，有百分之二十五由银行老板和经纪人捐助，1936年减至百分之四。真的，民主党直至七十年代还引以为苦的经济困难，1936年已经开始了。共和党准备为兰登竞选挥霍九百万元，为罗斯福竞选募集的捐款只略多于此数的一半。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共和党之所以能大花其钱，是因为上届大选以后，美国经济已经复苏了。1933年罗斯福继任总统，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可是随后几年的繁荣程度却远远超出任何人的预料。失业人数比1932年减少了一半以上。联邦储备委员会所发表的工业生产调整指数，1932年是58，1935年上升至101，1936年还将达121（1929年是125），自总统就职以来，各保险公司资产总值增加了三十亿。银行业已渡过难关。国民收入和公司利润增加了一半以上；道·琼斯的产业股票平均指数上升了八成。自股票市场大崩溃后，华尔街第一次感到为通货膨胀担心（虽然通货膨胀会叫股票涨价）。四年以前，有些投资者因为某些证券不值一钱，竟用这些证券给联盟俱乐部屋子的一间房间糊墙，这时却用蒸气把它喷湿，一张张揭下来去兑换现款了。尽管如此，联盟俱乐部的正面还支起一条光管大标语：“1936年大选，应选兰登和诺克斯。爱国至上。”
1936年初，兰登和诺克斯这两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声价比后来还要高。据当年仅有的几种测验方法来衡量，罗斯福在年初名望已降至最低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所的报道，共和党把罗斯福拉下马的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直至7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还认为在纽约州和伊利诺斯州败局已成，在明尼苏达，印地安纳、俄亥俄各州也只有一线希望。可是那时总统已亲自出马，把竞选事务抓起来了。早在2月里，他就吩咐农业部长华莱士说，“亨利，7月、8月、9月、10月，直至11月5日，棉花售价不准跌到一角二分以下。你怎么办，我不管。这是你的事。可是价钱最低一角二分。明白吗？”靠稳定棉价来拉选票，跟给公路铺柏油一样，是搞竞选的老办法。罗斯福的理论，新就新在搞大联合。他相信，只要民主党搞大联合，就能把共和党的坚固阵地一举摧毁，而在国会稳占多数席位。不过这里还有个政治条件必不可少，那就是运气。
结果运气好得很。他们头一遭时来运转是在1936年1月25目。那一天有两千阔人，男的穿上礼服，女的披起貂皮大衣，到华盛顿五月花饭店举行自由联盟夜宴，开展反对罗斯福连任总统的运动。在美国政党竞选史上，这大概是最豪华的盛会。《纽约时报》说，“美国的豪门巨富，大部分不是亲自光临就是派代表出席。”主要发言人是艾尔·史密斯，当时他正在狠命反对禁用童工的法案。他头戴高顶丝礼帽来到会场，发表了一篇歇斯底里的反新政演说，大声嚎叫说，“罗斯福的新政充满了共产主义俄国的臭味。”那些每年进款高达十万元的听众，个个为之眉飞色舞。皮尔·S.杜邦点头赞叹说，“讲得好极了。”民主党副总统加纳也认为是再好没有；据他说，有了这样一篇演说，民主党再也不用花一个钱，说一句话再度当选就稳有把握，因为那些完全不了解美国人的脾气的大亨已经给民主党帮了大忙了。
6月11日，共和党在克利夫兰开代表大会，提名艾尔弗雷德·兰登为总统候选人，以后人们都叫他艾尔弗。他在堪萨斯州当州长政绩不错，竞选政纲也比罗斯福四年前的政纲还要左些。不幸的是，他虽然骨子里是个自由派，那些前后左右的人却把他的主张说得含混糊涂，所以当选希望甚微。共和党主席亨利·P·弗莱彻说，他们所要争取的是建立“格守宪法的政府”。亨利·福特说，“二十年来的大选我都没投过票，这回倒要投一下，因为兰登就活象柯立芝。”仅仅因为这一句话，人家就管兰登叫做“堪萨斯州的柯立芝”，竞选标志也用上了堪萨斯的州徽——向日葵。罗斯福听见了，冷冷地说了几句：向日葵嘛，花是黄的，芯子是黑的，唯一用途是喂鹦鹉，而且还没到11月就枯死了。
还有个人给兰登找麻烦，这位仁兄就是第三十一届的前总统胡佛。胡佛跟加利福尼亚州代表团（由厄尔·沃伦率领）来到克利夫兰参加大会，本党内定谁当候选人，没有告诉过团员，他们毫不知情，所以胡佛悄悄地放出空气，说如果要再提他当候选人，他不妨勉为其难。共和党还不至那么昏头昏脑，至少在6月份不会提他，可是他一来到会场，大家还是鼓掌欢呼十五分钟。胡佛发表了俏皮的演说，他说罗斯福的专爱用字母缩写简称新政策、新机构。字母都快用完了，“不过新俄文有三十四个字母可用呢！”由6月至10月，他一个劲儿地向兰登提建议。这位堪萨斯州的柯立芝虽然避开了他的讨好，可是却逃脱不了由于胡佛支持而吃足苦头。而胡佛也只落得个静听罗斯福的广播演说，罗斯福什么时候停一下，他就向扬声器“呸”的一声。
大会休会了。代表们按《哦，苏珊娜》的调子，唱出如下的歌：
『字母简称总少不了，有件事情等着看：
兰登一进总统府，新政全部要完蛋。
艾尔弗这人有一手，国家大事他会办。
总统坐镇在白宫，宪法神圣谁敢犯！
啊，艾尔弗·兰登，
咱的可心人，
拯救祖国就靠你，
堪萨斯草原的精神！』
杜邦是兰登州长的后台，他本来应该给兰登安排得象点样子。这位备受尊敬的州长至少也应该有个庄严一点的节目单，现在这样搞未免太差劲了。在共和党开代表大会那几天，政治新闻记者们以为这一年的滑稽剧已经登峰造极了，没想到库格林神父和同伙又端出个新成立的联盟党向选民推荐，极端主义的一套闹得更加荒唐。联盟党的总统候选人是北达科他州众议员威廉·莱姆基。此公怪模怪样，满脸麻子，戴上一只玻璃假眼，用尖而高的嗓音说话。他在大会出现，总是头戴灰布鸭舌帽，身穿宽大无比的衣服，连库格林也觉得很不是味儿。库格林尊称莱姆基为“自由比尔”，【比尔（Bill）是威廉（William）的昵称；bill也可作帐单、支票、议案解。】杰拉尔德·L.史密斯还策划到11月大选时派出十万汤森派青年担任警卫。广播神父夸下海口说，要是他为莱姆基拉不到九百万张选票，以后他就再也不广播了。这似乎是大言不惭，可是在6月里民主共和两党都觉得菜姆基不能小看。“啊，艾尔弗·兰登”这歌没人跟着唱，“自由比尔”这个绰号可传开了。库格林神父觉得“自由比尔”和“自由钟”词句相似，颇为欣赏。可是他后来才想起，自由钟已经有裂缝，【费城独立堂悬挂的自由钟，是有名的历史文物。1776年7月4日发表《独立宣言》时，曾敲响此钟。1835年，这钟发生了裂缝，可是仍然继续使用，一直到1846年才不再用它。——译者】不过要另换个字眼已经来不及了。
联盟党开过代表大会，下一周民主党便到费城开他们的代表大会了。他们开着“麦考密克”牌收割机在市内大摇大摆地来回走，好让人家想起胡佛先前所说的话：“罗斯福要是当上总统，所有城市街道都杂草丛生。”他们心情欢畅；除了最高法院使人有些不快之外，四年前他们所希望的都已经一一兑现了。甚至给退伍军人发补偿金的议案，1936年春天国会也通过了。罗斯福曾予以否决，可是那不过是做做样子，不花什么工夫原案就维持住了。不过他们既然是民主党，总得斗一场才象个样子，所以代表大会请黑人牧师领祷，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棉花艾德”史密斯就愤热退席。可是甚至来这么一场小风波也对组织联合阵线有好处。在1936年，只要请个黑人牧师领祷，别的黑人就欣然投民主党的票了。
罗斯福已经交代手下对外界说：他是同自由联盟竞选，而不是同兰登竞选。所以，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艾尔本·巴克利在发表基调演说【说明本党政纲的演说。——译者】时，就抢苦华尔街老板们对《农业调整法》如何不满，博得全场起立鼓掌。巴克利说：“朋友们，他们哭眼抹泪，并非因为可怜那些小猪崽，而是因为共和党那些专吃民脂民膏的赢利肥猪已经叫人给宰了。”这样抨击对方，是够厉害的了，可是总统在接受提名发表演说时，还要直斥大企业为“国门之内的敌人”呢。
总统这篇演说是6月27日在富兰克林运动场发表的，听众在十万以上。据马奎斯·蔡尔兹的报导，“总统发言只要停一下，听众就马上齐声喝采，在那个闷热的晚上，听来好象是出于一人之口。”不过事情经过并不完全顺利。在总统等候主席请他登上讲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记者罗伯特·特劳特也在对听众介绍会场情况的时候，“总统腿上的支架忽然松了，他跌倒了”，弄得特劳特吓了一跳。总统手里的稿子撒了一地，人们赶快帮他拾起来，他也连忙把稿子叠好，不过每一页都已经又湿又皱，粘上泥巴。这时距离主席致介绍辞只差几分钟了。后来总统谈到这事，这样说：“我这一辈子最狼狈的就是那五分钟。在所有白人当中，最倒霉、最发急的就是我了。”（要是在七十年代，黑人听到他特别提到“白人”，就会拒绝投他的票。）
可是他一开始讲，就讲得十分精采。那天晚上他有许多名言，例如“一个仁爱为怀的政府纵使偶然措施失当，也比一个不顾人民死活的政府长期啥事不干好得多。”他还说了先知式的话：“世道循环，难以揣测。对于某一时代的人，可谓得天独厚；对于另一时代的人，要求会特别高。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则应运而起。”演说完毕后，大会群众随他两度高唱《回想当年》，他坐着敞篷车绕场一周，满面春风，摘下旧呢帽向群众挥动致意，大家都站起来长时间大声欢呼。
总统准备不再管竞选事务，直到离大选只有五周才露面。他审时度势，知道一到了那时，选民就要听他的话了。目前他不妨专心处理政务，等待对方犯错误。果然正如所愿，对方犯错误了。夏天还没有过完，联盟党就由于任意妄为，搞垮了自己。杰拉尔德·史密斯对记者公然说，“我要教选民们怎么去恨人”，并且同意把这话登在报上。库格林神父也公开宣布，“我要走法西斯的道路。”不过他也开始对史密斯有了戒心，因为史密斯说过，“休伊·朗格的流血惨死，我念念不忘，”而且还说了一句惊人的话：“汤森博士和我站在铁厂谷【这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孤军困守之处，时间在1777－1778年冬季。——译者】那个历史性拱门下发过誓，非把政府接管过来不可。”可是不用多久汤森博士就什么也接管不了了，因为他己被关进哥伦比亚特区监狱，罪名是藐视国会，拒绝在听证会作证。罗斯福赦免了他，可是随后史密斯又在新奥尔良市进了监牢，因为扰乱治安，出言猥亵。【史密斯这个专搞政治的传教士，本书以后不再提他了。六十年代后期，这位牧师又在洛杉矶市出现，自称“实际上是一千七百多个右派组织的高级顾问和联络员。”】
要是兰登州长有点气魄，他还不会全盘皆输，至少能保存一点体面。不幸他给群众的印象是身材矮小，戴上眼镜，语音单调而刺耳，是个并不出色的人。他不会念讲稿，讲稿又写得很糟。他在宾夕法尼亚州作第一次竞选演说，就说了些啥时候也用得上的话。他说：“在美国，我不论到哪里，都看见美国人。”而且，他也跟罗斯福的其他竞选对手一般，觉得对方善于躲闪，打他不中，气得发昏。他在巴尔的摩对听众说，“要是罗斯福连任总统，他准会把批评他的人一个个送上断头台，”听众愕然。弗里茨·库恩所领导的德裔美国人联盟【美国亲纳粹的政治组织。——译者】（后来改名“德裔美国人同盟”）表示支持他，他明里不说，暗地同意；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诋毁罗斯福为“犹太人抬出的候选人”，他默不作声；他还含沙射影，说罗斯福是“共产党”呢。
这次竞选运动首次采用对全国广播争取选票的办法，也首次把总统候选人当是商品向顾客推销。共和党准备好了一百多万元广播费，《波士顿先驱报》记者罗伯特·乔特写信给兰登，建议“共和党进行宣传也采用向顾客推销商品的办法。”不在广播里正正经经地讨论什么问题；而是愚弄群众，不把他们作为说服的对象。赫斯特报系的社论大造谣言，竟说民主觉的竞选全由莫斯科出谋画策；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D.汉密尔顿也大声疾呼，说罗斯福“两手沾满了西班牙天主教士的鲜血”；【这是说罗斯福在西班牙内战时插手支持共和政府，但是他并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译者】有些公司象“约翰逊和约翰逊”公司、“英格索尔·兰德”公司在发薪时还在工资袋里塞进恐吓信，说要是兰登选不上总统，他们就要被解雇。
由10月起，其他老板也在发工资时附发一纸条，暗示说社会保险基金今后恐怕只能从工人工资里扣除。“从1937年1月起，罗斯福‘新政’法令将强迫我们把你的工资扣下百分之一上缴政府。……这笔钱也许可以发还，可是要看国会是否同意拨款。……你是否甘冒蒙受损失的风险，请在11月3日大选那天自己决定。”发这样的通知，是共和党竞选手法的一种。因为兰登那些谋士真的以为，给六十五岁的退休工人发津贴，定遭一般工人的强烈反对。在厂播节目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特意雇用一些演员，大惊小怪地说，“你知道吗，政府要给每人都编上一个号码啦！”——其实不编号就没法查明谁该领社会保险津贴——还造谣惑众说，“人人都要打指印啦！”10月20日，各工厂都竖起大幅通告牌，上面写着：“政府判处你们，在你们能继续工作之年，从每周工资中扣减一部分上缴税局。11月3日将举行大选，如不反对岁斯福，你们就得接受这一惩处。”尤有甚者，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汉密尔顿竟亲自广播什么“透露”说，凡是靠工资过活的人，不分男女，政府都要他在脖子上挂上一个印上社会保险号码的钢牌，象块狗牌一样（“看，就象我手里拿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直到这时为止，罗斯福的竞选调子都很温和。据马奎斯·蔡尔兹的报道，“他那样说话，活象一个主教循例四年巡视一次教区，对教徒宣传一下教义，语气非常和善。”可是社会保险法是他的得意之作，共和党一加以诬蔑，他就心头火起了。
1936年10月31日晚上，麦迪逊广场花园挤满了听众，罗斯福发表了一篇富有故斗性的演说，真是满脸怒火。他指出他的敌人是那些“垄断性企业，金融垄断组织，投机倒把的奸商，没良心的银行老板……有组织的大财团”。听众一直站着听，一边挥舞牛铃和号角，一边高声欢呼，表示拥护。罗斯福厉声地说：“在美国历史上，这几股势力紧紧抱成一团，反对一个总统候选人，这还是第一次。他们大家都恨我，我欢迎嘛！”据《纽约时报》说，当时阵阵欢呼，声如潮涌。罗斯福接着说：“我希望得到的评价是，我首任总统时，那些代表自私自利、权欲的势力遇到了势均力敌的对手。”他提高嗓门接着说：“我还希望人家有这样的意见——”这时欢呼声又起，他只好等一下，再往下说“我还希望人家有这样的意见：到我连任总统的时候，这些势力会遇到的是克敌制胜的强手。”这时欢呼声象暴风雨一般，直至他离开会场，还久久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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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离会场只隔几条街那么远，就有个名叫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九岁小孩唱着顺口溜：“罗斯福在总统府，坐待连任；兰登在垃极堆，等着扫除。”要是兰登听见这话，是不会同意的。他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汉密尔顿都满以为胜利在握。《文摘》周刊根据对家里有电话和汽车的住户进行的试测投票，预料共和党将获大胜，会在三十二州取胜，得选举人票三百七十张，民主党只在十六州得手，得选举人票一百六十一张。哈佛大学某统计学教授预测，兰登将得选举人票二百四十一张，罗斯福得九十九张，举棋不定的有九十一张。《瓦格纳法》的联名提案人康纳里众议员写信给民主党竞选事务负责人法利说：“看来是兰登将以六十对四十领先”。早在九月里，阿瑟·克罗克在《纽约时报》就发表文章说，“无论是民众票还是选举人票，共和党今年所得的都将远远超过1932年。……罗斯福再也不能象先前那样在各州占压倒优势了。”这个估计，后来他还说是“保守”的呢。据罗斯福在六月间的推测，他自己将以三百四十对一百九十一张选举人票得胜；在竞选运动结束时，又把这数字改为三百六十对一百七十一。法利对记者说，除缅因州和弗蒙特州外，罗斯福在各州都将势如破竹。可是多数政治评论家都同意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的评语：“负责搞竞选的人，他的预言谁能相信呢？”
11月3日晚上，这些评论家发现，有好些家里没电话和汽车的人居然也去投票。结果是罗斯福夺取了美国政治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胜利，比对方多一千一百万票，这也就是说，自1932年大选后，有五百万共和党的追随者已转而拥护民主党了。法利的估计半点不差：只有缅因州和弗蒙特州支持兰登。按选举人票计算，罗斯福和兰登是五百二十三票对八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居民约瑟夫·谢克特过去曾向最高法院起诉，弄得《全国复兴法》被判无效，可是现在连他也投罗斯福的票。同样支持罗斯福的还有谢克特全家十五口人和休伊·朗格的父亲。联盟党候选人莱姆基得票不到一百万，库格林神父只好宣布退出广播界。后来他又改变主意，可是他的话已经再没人听了。《文摘》周刊同样也倒了霉，只好出盘给《时代》周刊。
民主党既然在国会两院都占了百分之七十五的席位，以后罗斯福无论提出什么法案似乎都会通过了。共和党的力量已经微不足道，只有十七个参议员，一百零三个众议员。究竟共和党是否能维持下去，还大有疑问。罗斯福这个新世界政治家，越来越为欧洲所注目。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法国国民议会都电贺罗斯福连任总统。《巴黎晚报》说，“往后民主世界有了领袖了”。“领袖”这时开心得很，他在白宫开记者招待会，彼此唇枪舌剑，谈笑风生。他有意逗乐，这样说：“我也知道该到缅因州和弗蒙特州跑一趟，可是法利不让我去嘛！”他把自己先前写下的选举人票数预测拿出，让记者们看。有个人问他，为什么他以为自己只得三百六十张票呢？他的眼珠滴溜溜转一下，回答说，“哦，这就是我出名的保守倾向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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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物画像：股票经纪人理查德·惠特尼」
此公有许多绰号：“贵族中的贵族”，“白甲骑士”，“华尔街的英雄”。他出身于富贵之家，大可以藐视罗斯福。什么时候有机会，他就让罗斯福过不去。
他的祖先是1630年从英国迁来塞勒姆镇【北美历史最长的海港市镇之一，1626年建立。——译者】的。
青年时代他当过格罗顿中学的垒球队长，哈佛大学的划船选手，勃塞利安俱乐部的会员。
他讨老婆要讨联盟俱乐部前任会长的女儿，找情妇也要找威尔明顿市那个红头发的、常常骑马猎狐的富孀。1916年他开经纪行，马上当了J.P.摩根的股票市场代表（他的兄弟乔治就是摩根的伙友）。
惠特尼身材魁伟，以厕身统治阶级自豪。纽约市曼哈顿区东七十三街115号是他的漂亮的住宅，在新泽西州他还有四百九十五英亩地产。在自己的庄园里，他养着十八匹良种马，好些得过奖品的艾尔夏名种牛，而且又当上艾塞克斯猎狐队队长，威风十足。他那两位小姐是社交界新明星，他的夫人是巴特勒舞会主持人。对于慈善事业，他们全家慷慨解囊，是社会上了不起的人物。
1929年10月24日有“黑星期四”之称，那一天股票市场开始大崩溃。当时别人惊慌失措，唯独惠特尼镇定如常。他以某财团的代表的身分，挤进那乱纷纷的人群，走到第二号交易台，以每股二百零五元的高价买进一万股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这虽然只能暂时把局面安定一下，可是他由此就变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了。
做过这笔买卖，他就把第二号台那个牌子拿下来，摆在自己公司的门厅作为陈列品。
在纽约股票市场，他当董事长整整当了五年。
在费城商会，他发表过“论商业道德”的演说，其中名言很多，到处有人引用。
在国会山，人们说他是“听证会上最骄傲自大的证人。”他欣然表示同意。
可是这位“白甲骑士”别的问题没有，偏偏有经济问题。股票交易所董事长是个名誉职，没有薪金，但是猎狐队长惠特尼可挥金如土。他开跳舞会，在许多公司当董事，捐款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养名马，养良种牛，猎狐，还跟特拉华州那位出身名门的马杰丽·派尔·蒙哥马利夫人搞上关系，样样都要花钱，于是入不敷出了。
禁酒法废止之后，富商约瑟夫·P.肯尼迪取得了进口海格·海格公司的威士忌酒和戈登公司杜松子酒的权利，进一步大发其财。惠特尼看见了，不免垂涎三尺。肯尼迪是个暴发户，同时又是个新政派，惠特尼难道不能比他更强吗？在禁酒期间，惠特尼庄园附近已经有些酒厂造出一种叫做“泽西闪电”【在美国俚语里，“闪电”指威士忌酒。——译者】的苹果酒，赚了不少钱。他看在眼里，以为这种酒有利可图，于是把那些酒厂买过来，成立“烧酒有限公司”，发行了十四万八千七百五十股股票（这些是不列在交易所正式股票名单上的）。股票价格陡涨，每股竟达四十五元以上，这叫他乐不可支。他认为，这回准能把肯尼迪的那个萨默塞特进口公司挤垮了。
没想到忽然间——几乎在一夜之间——他自己倒垮下来了。“泽西闪电”没有销路。为了设法补救，他买进了十万零六千加仑加拿大黑麦酒，价款用烧酒公司股票和保单偿付。可是黑麦酒也没人要。烧酒公司股票每股跌至十三元，抵不过黑麦酒价，对方要求他再交出些抵押品。
他把庄园押款押得三十万，再拚命想办法发横财。他搞一个注册专利的气压轴承，又搞金属喷射去锈法。可是这些比“泽西闪电”更无人问津。他逢人借钱还不够，最后只有动手去偷。
一个纽约市信用最好的商人，一个有摩根做后台、在布罗德街十五号又有金字招牌商号的老板，盗用大量款项是容易的。他第一次盗用的，是纽约市游艇总会交他保管的十五万零二百元的证券。这已经是犯罪的挪用行为了，可是人不知鬼不觉，纽约大学还把商业科学名誉博士学位赠授给他。（大学授衔时的赞语是：“你在金融界扶摇直上，对全国有重要作用。”）当然，他并无赖债之心，只要烧酒公司股票回升，这笔款他就要全部归还的。
可是他那个公司的股票偏偏不断跌价。他想把它稳住在每股九元之数，便到处借债。他的朋友都是些百万富翁，借点钱不难办到嘛。可是借债还不够，他只好又盗用别人的钱：哈佛大学的证券，圣保罗中学的证券，他自己老婆和小婶的托管款项，他都顺手挪用了。碰巧，那时刚设立了交易所津贴基金来救济某些经纪人的遗孀和家属，他又当上了委托管理人，于是又有机会挪用六十六万七千元。
后来基金董事会开会——惠特尼因事忙没出席——有个职员竟不加思索地和盘托出：有五十万元没有着落，因为惠特尼拿走了，尚未归还。这时威廉·O.道格拉斯作为政府管理交易所的代表，正在扬言要审查所有经纪人的帐，交易所为了抢先一步，自己马上动手查帐。会计师不看犹可，一看了惠特尼公司的帐本，不禁大吃一惊。
这时“泽西闪电”这种滞销货已经成为全国的笑柄。谁要抛售烧酒公司的股票，惠特尼就买进，总共买了十三万九千四百股，每股三元五角。四个月来，他已借了二千七百三十六万一千五百元的债，其中有五百万元没交抵押品，还有一百万干脆是盗用的。
有人把此事告诉J.P.摩根、托马斯·W.拉蒙脱和乔治·惠特尼，他们都默不作声。互相包庇，他们以为这是上流社会的规矩。
查尔斯·R.盖伊是股票交易所的继任总经理，他对惠特尼提出质问。然而这位“白甲骑士”虽然丢尽了脸，还要求撤销诉讼。他说，“我到底还是理查·惠特尼嘛！在千百万人看来，我就是股票交易所嘛！”
话说得有理。官司一打起来，那些仇恨华尔街财阀的人就会幸灾乐祸，新政派就会乐滋滋，白宫里那个笑口常开的资产阶级叛徒更将洋洋得意了。
盖伊考虑了好一会儿，这才把交易所电锣打响，宣布理查德·惠特尼公司因破产歇业，并且向法院起诉。
于是，纽约地方法院检察官托马斯·E.杜威就起草了公诉书。
惠特尼被逮到圣伊丽莎白警察所，案情是大盗窃犯。鲍厄里区那些穷汉们看见这位大亨来到，一个个肃立一旁。值勤警长对他说：“惠特尼先生，我看见你出了事，很替你难过。希望你能渡过难关。”犯人惠特尼向他道了一声谢，面容冷若冰霜。
当天他就交保释放了，可是经过审讯之后，却判决他在星星监狱服五至十年徒刑。他离开公馆，押往监狱，管家向他深深地鞠躬。来到车站的时候，有五千人鹄候相送。当天一整天，还有无数高级轿车来到公馆门口，向惠特尼夫人献花慰问。这位夫人果然也始终对他忠诚不渝。
哈佛大学宣布说，“校董会委派的经济系指导委员会委员惠特尼先生辞职了，本校深感遗憾。”
在星星监狱，囚犯们一看见惠特尼走来，马上摘下帽子。牢房里每逢打垒球，都请惠特尼参加。在那个时候，伟人是很受尊重的。
可是在把交易所第二号台牌子拍卖的时候，代价只有五元，道格拉斯看见了，也只一笑置之而已。
第五章 保守派死灰复燃
为了正确估计新政派竞选获胜的后果，应该记得，由罗斯福初任总统到珍珠港事件，1937年正好在半中腰，也就是罗斯福战前执政经历的中点。大萧条时期那种生活艰难、节衣缩食的情况，这时已成定型。美国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家，每年赖以维持生活的收入不到五千元。靠救济过活的不计算在内，平均只有一千三百四十八元。凭这点收入，一般要养活两个大人和一两个孩子，住四五间房的公寓或六间房的住宅。房子一般是租的；经过1929至1933年间的大动荡，有私人房屋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已经不多。另一方面，捐税也微不足道。多数人是不交所得悦的。就是当年那些赚钱最多的，如米高梅公司老板路易·B.迈耶，收入一百一十六万一千七百五十三元；爱德华·鲍斯少校四十二万七千八百一十七元；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老板托马斯·J.沃森四十一万九千三百九十八元；乔治·华盛顿·希尔三十八万零九百七十六元等，他们大部分的钱是花掉还是留下也悉听自便。
从1937年5、6月到1938年4月之间，阿尔杰·希斯在纽约西南区三十号街埋头打字，终日不停。他们夫妻两人只有1937年8月跟惠特克·钱伯斯一起休过一次假，开车到新罕布什尔州去看了《屈尊求爱》这出戏。理查德·N.尼克松却是联邦调查局的审查对象。这并非他有什么可疑，而是他想在局里当一名暗探，已经考过试，因而象他给母校法学院院长的信里说的，“局里在调查我的人品。”后来他未被录取，不过，和尼克松同一代的青年倒有不少已是功成名就的。乔·路易斯击败了詹姆斯·布雷多克，一跃而为世界重量级拳王。科罗拉多州的足球中卫拜伦·“飞毛腿”·怀特升充全美联队队员。颇为妖娆的拉娜·特纳在冷饮店里被人发现，从此继去世不久的琪恩·哈罗之后，成为好菜坞的“性弹明星”。玛丽·马丁不久也将登上百老汇的舞台，初唱那首《我爱爹爹》，伴唱的有吉恩·凯利和范·约翰逊等人。总之，这是艺人得意的年头，尤其是芳龄二十五的琴逑·罗杰斯，竟是全国倾倒。家庭妇女羡慕罗杰斯的纤腰，不辞劳苦地争购紧身内衣，当时所谓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橡胶园主因而乐不可支。
杜邦公司的化学技师制出了一种名为杜勃林的合成橡胶，可是要到五年后日本占领东印度橡胶园时人们才认识这种新产品的重要性。虽然实验室里惊人的发现层出不穷，例如氨苯□胺，用于治精神分裂症的胰岛素休克疗法，用煤、水、空气制成的叫做“尼龙”的聚酰胺纤维，可是整个社会还并未有所知。大老板们对新产品不敢冒然试制，他们还是二十年代的旧脑筋，以为只要努力推销就能生意兴隆，所以1937年主要是大搞“硬行推销”。在这方面，乔治·华盛顿·希尔依然是花样最新。为了跟他竞争，报上整版的广告宣传“‘骆驼’牌香烟促进内分泌，增加胃液碱性，帮助消化”；一个叫做约翰尼·罗芬提尼的小个子旅店跑堂，受雇在电台天天叫嚷“要‘非利普·莫里斯’牌”香烟，到处震耳欲聋：“老金”牌香烟也不甘落后，自称经过什么“氧气瓶式热量计”测量，香烟里含有若干英国热量单位。
不论什么行业，大体都有一批独出心裁的奸商滑贾。约翰·D.洛克菲勒（他是旧式资本主义的象征，在《美国名人录》里傲然自称为“资本家”）1937年死了，这也许有象征意义。企业现在改由经理人员管理，他们都有新的操纵推销之术，并且倚仗尼尔森的“广告成效调查”。他们大吹大擂，说什么“利斯特林牌牙膏能把口腔细菌消灭百分之八十六点七”；说妇女们担心干家务活使得“脸干皮皱手粗”，害上了“星期一忧郁症”；说男人胡子没刮净，“下午五点脸上出现阴影”，丢了饭碗；说“体重九十八磅的瘦小子”无法找女朋友；说男人要是裤子没安上“塔伦”牌拉练，将为上流社会所不齿，等等，等等。（那时男人裤子多数仍然钉扣子。如果漏扣了一个，在有妇女在场时就互说暗语：“一点钟了”。听到这话，安上拉练的处之泰然，其他的毛头小伙子就得偷偷摸一下，看是不是“出现漏洞”了。）
1937年，人们的空余时间普遍地多起来了，家庭生活自然受到影响。自从不景气时期采用非全日工作制以来，工业确立每周工作五天的制度。工余之暇，主要的娱乐还是听广播和看电影——这一年观众第一次看到《白雪公主》，并且听到纳尔逊·埃迪和珍妮特·麦克唐纳在《五月花开》里放声对歌——可是时间多了，也就向其他方面发展：业余摄影，集邮，下中国象棋，赌宾戈，打高尔夫球，骑自行车远足，滑雪，滚木球等。而打垒球则风行一时。美国足球协会正在组织进行第四届全国锦标赛，不过职业足球的黄金时代还要等到上电视才能出现。
1937年1月20日，罗斯福再次宣誓就职之后演讲说，“全国还有三分之一的人住得坏，穿得坏，吃得坏”。知识分子那时主要还是批评社会制度问题，转而关心世界危机是后来的事。至于那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的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的人，他们是不太会替别人担忧的。自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青年人头一回又时兴隐语：女青年们说小伙子“滑”［有趣］；男青年说姑娘“利落”［美妙的］，不过也知道自己会在她手里“吃憋”［受捉弄］。最好的赞语是“对路子”［妙透了］和“吓死人”［好极了］。1937年“吓死人”的流行歌曲，有好几首歌词晦涩，同目前最难懂的“摇摆舞曲”不相上下，例如什么“迷魂阵”，“果料冰淇淋”，“三个小傻瓜”，“姐儿老实哥儿灵”等等。那一年的情况，由此可见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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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华盛顿的情形也挺奇怪。罗斯福竞选连任获得异乎寻常的胜利，他有政治手腕，民主党在国会里又占了压倒多数，总统要做什么，应该比四年前那开头的一百天更是得心应手。可是不然，他样样不顺心。有时他好象非但不能控制全国，甚至连那应该对他感恩戴德的民主党也控制不住，这尤其出乎他的意料。他所遇到的困难一部分可以说是由于他判断上的错误，虽然这些错误当时还不明显。他当时把击溃兰登看做是人民拥护他的领导，而对于他的领导——同时也是对于人民的意愿——横加阻挠的最大势力是最高法院，这种判断也是理所当然的。
总统先前在记者招待会上指责最高法院“陈腐”，没有得到好评，以后一年多就再也不公开谈论最高法院的事。可是就是在那个会上，他对于法院禁止规定工资工时的批评，也并没有比胡佛所说的严厉；他不过说，这个禁令造成了一个三不管的局面，国会不能过问，各州议会也管不了。可是这时候他却在琢磨着对策。他对法院存有戒心，远在遭受挑战之前：1932年竞选期间他就说过，在股票市场大崩溃时，联邦政府各部门，包括行政、立法，“还有，我不妨加上，最高法院”，都掌握在共和党手里。他显然认为最高法院也是属于党派之争的问题。他的意见也许是对的，可是美国人民，包括国会议员在内，都以为最高法院和宪法是超然于党派政治之上的。可惜罗斯福非但在战略上犯了错误，在战术上还走岔了一着。随后这一场斗争，暴露了约翰·根室所谓罗斯福的“最坏的性格”，这就是“好绕弯子”，“不够坦率”，“近乎弄虚作假”。他使人家觉得他要暗暗地给那“九个老头”来一下；就象约翰·伦道夫评论马丁·范布伦【美国第八届总统（1837－1841年）。】的那样，“悄悄无声地划桨，一下子就到达目的地”。
罗斯福暗地划船，有些耳朵尖的人在正月里总统宣誓连任那个雨天就已经有所发觉了。总统后来对朋友说，那时他跟着首席法官休斯宣读誓词，读到“维护美国宪法”这几个字，“真想说‘是的，可那是我所理解的宪法，十分灵活，能应付民主制度中的任何新问题……’”他在宣誓后的演讲中实际上也说出了类似的话，而休斯是听到了的。总统说，美国人民决心向前迈进，“要求民选政府的每个部门都用有效的手段来执行他们的意愿。”那时有个新政派留神休斯的表情，他说“休斯无疑是听懂了的。”
两周过后，总统跟首席法官又会面了。那年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答应参加司法部的年宴，出席的人觉得休斯和罗斯福两人都很兴致勃勃。休斯为什么高兴，无人知道；罗斯福的开心可为的是暗地恶作剧，这不久就传开了。原来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翻看旧档案，查出了一条建议，说如有法官已达七十高龄仍未退休，总统应加派一位来加强联邦的司法工作的活力。这个文件是1913年写的，起草人是当时的司法部长詹姆斯·C·麦克雷诺兹，这时此人正是最高法院里拚命反对新政的“四骑士”之一。卡明斯指出，要是对休斯所主持的最高法院也用上这一条，总统就能提任几个自由派法官使反动浪潮逆转，再不会有六对三票、五对四票的裁决了。后来这个著名的（同时也是声名狼藉的）“法院改组”的做法，就是源出于此的。
罗斯福听到卡明斯的意见之后就曾说过，“霍默，就是要这一条啊！”之后，他就坐上飞机去里约热内卢开会，把司法部长留下来起草有关的法案。卡明斯认为这个主意很好，不过在年宴上也觉得尴尬，偷偷地对同事说，“我觉得很象是在暗中捣鬼。”罗斯福也觉得是捣鬼，可是他正因此而感到开心。暗中策划，让人家自作自受，这本是他的爱好。1937年2月4日，他召集内阁部长和民主党国会领袖开会，拿出S.1392号法案来。内务部长伊克斯乐开了，可是向国会提出法案的不是他而是国会领袖，他们几乎都默不作声。会后坐车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返回国会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州的哈顿·萨姆纳斯突然对别的议员说，“伙计们，这回我可要洗手不干了。”副总统加纳当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过没人知道。
不出所料，自由联盟又活跃起来，参加反对改组最高法院。他们那边阵容很强，有美国商会，有全国制造商协会，有美国革命女儿会，还有由右翼报纸发行人弗兰克·甘尼特领头的所谓“宪政委员会”。所有这些，都是意想得到的。可是，社会上也掀起了一股自发的抗议浪潮，这其中有美国退伍军人团的分团，基瓦尼俱乐部会员，也有些妇女团体。尤其出人意料的是参议院中的独立自由派——博拉、海勒姆·约翰逊、伯顿·惠勒——竟也坚决支持法院一方。罗斯福这回不客气了；他发表炉边谈话，说最高法院越权否决选民们已经同意的改革方案。在五月花饭店举行的民主党百元份餐筹款宴会上，他呼吁党员效忠，支持通过S.1932号法案。惠勒参议员起而反击说，“自由派事业的胜利，决不能靠玩弄骗局，往投票箱塞假选票，也不能靠在法院里添人，把持院务。”参议员爱德华·R.伯克最是不留情，他在纽约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宣布，美国的宪政有“濒于死亡”的危险。
自最高法院成立以来，法官们这时破题儿第一遭要破门而出了。首席法官休斯对朋友开玩笑说，“要是什么党要我主持代表大会，我也能主持。”可是他表面轻松，暗地里却憋着一肚子气。后来总统提出意见，说最高法院法宫年纪太老，人又太少，积案累累，无法清理，休斯就下定决心出面反驳。据惠勒参议员回忆，他应休斯电话邀请，去拜访休斯。一进门，休斯就严肃地说，“孩子生下来了”，随即把一封信交给他。惠勒一看，正是自己所盼望的。信里说，法院办案并无延误，法官们谁也没有负担过重，而且即使总统所说属实，多派几个法官也只有延误工作，不会加快。非但如此，法官们还是团结一致的；布兰代斯和范德万特两位都赞成这封信。惠勒告辞时，休斯说：“这件事我希望你广为宣传。”惠勒照办了。第二天，他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宣读了那信，据他后来追述，“当时会议室里鸦雀无声，连掉下一根别针也听得见。”
最高法院的改革，就此半途而废。而有趣的是，那些老顽固的法官居然表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自由思想。3月29日，最高法院撤消了禁止规定女工童工最低工资的原判（新政派马上把这天叫做“白色的星期一”），跟着又确认《瓦格纳法》有效，而使政府感到极其宽慰的，是宣布社会保险法也有效。后来范德万特法官宣布退休，S.1392号法案也就失去意义。接着总统委任雨果·布菜克补范德万特的缺，新政派在最高法院已占了明显的多数。可是法案涉及到罗斯福的个人威信，所以他拒绝撤回原案，反而加紧利用他的人事控制大权，威逼着民主党参议院领袖乔·鲁宾逊非干不可。结果很惨：7月14日，鲁宾逊心胜病突发，手里还拿着一本《国会会议记录》就一命呜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