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府里8时进早餐，内容有水果，烤面包片，腌熏肉，牛奶，咖啡，此外，这位一家之长还在谈话里给早餐加些胡椒粉。他会对贝丝和玛格丽特说，最好吉米·贝尔纳斯不要再把他当作初出茅庐的参议员，亨利·华莱士不要轻易上俄国的当，麦克阿瑟不要在东京俨然以总督自居，而那些该死的海军上将们，特别是那个婊子养的雷德福，不要让部下公然对抗政府统一武装部队的计划。
当时总统还没有谈到的话题有：爱闹事的学生、黑人权力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总统所得税申报、劫持飞机、交换老婆、吸毒风气、心脏移植、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胡说八道、太空飞船、取消种族隔离、国内动乱、赤裸裸的色情书刊、冒风险的经济计划、爆炸办公楼、中央情报局、中东问题、红色中国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克里比亚申、法律与秩序问题，音障问题、满嘴粗话的女大学生、难于管理的城市、共生派解放军，避孕丸、生态学与领袖人物的天生魅力——这两个词当时还只在《星期六评论》的字谜栏中出现——还有约翰·伯奇协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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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塞尔学院1939年毕业生，二十七岁的约翰·伯奇上尉的残缺尸体那天早上安葬在俯瞰中国苏州城的绿树成荫的山旁。他是个浸礼会圣经原义派信徒，勇敢的美国战略悄报处的军官。他所遭到的结局使那些原来了解他的许多熟人认为几乎是命定的一样。事情发生前，他的上级古斯塔夫·克芬斯少校，就在日记里写道：“伯奇是个好军官，但我担心他太卤莽，会闯祸。”1945年8月25日，这个过分热心的上尉碰上了一支中国共产党巡逻队，和他们的队长发生激烈的争吵，巡逻队就扑上前来。克劳斯事后说：“我本来指示他在遇到混乱情况时要用外交手腕处理问题。但伯奇却使那个共军少尉在部下面前丢脸。从军事上说，约翰·伯奇是自己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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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年秋天，贝蒂·戈尔特施坦对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从事心理学研究感到了失望。她原是史密斯女子学院1942年毕业的高材生，在校的时候就把贝蒂的名字改为贝德。她主张女性独立，如果有个男人替她开门让她先行，她就会睬他一脚。现在她回到东海岸来，嫁给一个名叫卡尔·弗里登的夏季旅行剧团的班主。这个人又做广告生意，在赫德逊河畔买了座漂亮房子，雇一批佣人，生了三个漂亮的孩子，夫妇两人都高兴异常把她们当作宝贝。在邻居们看来，照郊区太太和母亲的标准来说，贝蒂——现在不再叫自己是贝德了——可算是生活过得很美满了。在操劳家务之余，贝蒂·弗里登还开始动手为一些妇女杂志写短篇小说，都以女性为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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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金斯伯格已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同时在布鲁克林海军船坞当焊接工，半工半读，想成为市场研究专家。他很少出口骂娘，每天总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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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政治事务处处长阿尔杰·希斯，在弗吉尼亚大道新建的国务院大厦里，搬进了一间较大的办公室。他刚刚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会议完成了秘书长的工作，现在是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的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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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玛·琼·贝克，一边因为战争做了工人，获得了优异奖状；一边又让《扬基》周刊拍摄和刊登她的照片。那张照片引起了蓝皮书模特儿介绍所的注意，到对日战争胜利时，她就在所里参加模特儿训练班。她的丈夫还在海外服役，对此事一无所知。她一面保住那份战时工作，一面又每月请十天病假当女招待来赚回训练班那一百元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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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麦卡锡从海军陆战队退役，于1945年重新当选巡回法庭的法官。到任伊始，他就马上定出计划，准备第二年在州内巡回演说，竞选参议员，口号是：“威斯康星州在参议院里要有个机尾炮手”，向州里的选民们吹嘘，他怎样在太平洋作战时出生入死。其实，麦卡锡是在办公室度过大战的。他是侦察轰炸机第二三五中队的情报官，任务是在办公室听取执行任务归来的飞行员的汇报。战争期间他只受了一次伤，跌断一条腿，那是因为参加一次水上飞机供应舰的宴会喝醉了酒，从梯子上摔下来跌伤的。现在回到国内，他就向听众说他怎样在战壕和蔽体里，渡过难熬的长夜，给他领导下阵亡战士的家属写信，表示他一定信守对烈士作出的诺言，把一团糟的国内政局清理一新，因为这种局面使“我的战士们从内心中感到厌恶。”有时他会用那条跌断过的腿跛着走路。有时又没有留意，用那条好腿跛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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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士顿，一位曾任海军中尉的瘦削的二十八岁青年回了家。他曾以国际新闻社记者身份，在旧金山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在伦敦采访英国大选情况。可是，当记者前途渺茫，到大学教书又缺少一个学位，做生意又不感兴趣，于是约翰·肯尼迪决心在马萨诸塞州第十一选区竞选众议员。他的主要条件，就是他父亲有钱，在他童年时外祖父就当过波士顿市长。这时，他在金顶的州议会大厦拐弯处的鲍登路一百二十二号租了第三十六号公寓，作为他的正式住址。名门闺秀在这里进进出出，为数惊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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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州第十二众议员选区的议员杰里·沃勒斯任期届满，他原是受到厄普顿·辛克莱提携的自由派。共和党人急需一个象样的候选人和他竞选。该党“公民事实调查”委员会在1945年暮春在报上刊登广告征求一位合格的竞选人，但没有人应征。这时，惠蒂尔学院院长提到他们的校友理查德·尼克松。共和党就派出两个调查人员去访向他的父母。他们回来报告，说这位青年还在部队，在巴尔的魔市为海军谈判合同，等候退伍。调查委员会的另一位委员，一个名叫赫尔曼·佩里的银行家，就向马里兰州挂了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长途电话。原来佩里放不下心，因为进一步调查结果发现尼克松虽然是个律师，但在廿五岁前，还没有投过票。甚至他属于哪个党还是个谜。但是尼克松在电话里说，当然他愿意竞选，佩里问道：“那你是共和党么？”尼克松停了一会才回答：“我想是罢！上次大选我投杜威的票。”佩里说那就行了，叫尼克松尽快飞向西部。共和党调查委员会总算找到一个候选人，虽然他的竞选方法还有待于提高。他当时想到的竞选的方式，就是穿上藏青军服，跑到工厂大门，等那些当过兵的人下班出来，然后就眼瞪瞪地望着他们，伸出手来，严肃地说：“我是海军少校理查德·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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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另一个前海军少校林登·约翰逊这次又代表得克萨斯州第十众议员选区。他对和平后马上就搞复员感到遗撼。他在众议院讲坛中大声疾呼：“我们必须保持强大！必须有足够军事实力来履行我们对全世界的道义责任。我们现在最崇高的职责，就是要保证未来。我们必须有一支强大的警察力量，保护我们对付罪犯，有一支强大的陆，海军，足以履行我们帮助联合国为全世界担任警察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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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海军军官，本杰明·斯波克少校原是康奈尔医学院儿科讲师，现在是海军军医，正在把他写的第一本书《婴孩与儿童护理常识》进行最后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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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河内，日军刚撤出，法国殖民军就接踵而来。当地一个政界人物胡志明，背景复杂，但最近据说受到蒋介石的支持。他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要求法国正式承认他受到人民拥护的越盟（即越南独立联盟），但是戴高乐将军的代表蒂埃里·达尔让利厄海军上将不肯接见他。当时胡志明还没有依附那个大国，还主张和平解决，于是他就去巴黎提出要求。如果在那里都不能解决，他就准备命令他的拥护者炸毁河内水库，然后上山打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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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志明在巴黎的住处隔开几条街，三十七岁的威廉·弗·诺兰少校是陆军部战史组的负责人。他刚按到通知，成为美国参议院中最年轻的一位参议员。加利福尼亚州长厄尔·华伦认为他条件最好，选他接替刚去世的海勒姆·约翰逊。他的优点就是年轻、服过军役，在州议会有六年经验，搞慈善事业颇有名气，夫妻和睦，有三个孩子，还有一个百万富翁的父亲约瑟夫·鲁塞尔·诺兰。华伦州长政治活动经费，主要是这人捐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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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一位性格坚强的寡妇玛格丽特·奥斯瓦德又再结婚。但到了秋天，就知道这段姻缘错配了。不管他们夫妇到那里去，这位夫人都要带上她那五岁的孩子李，于是丈夫和儿子都在她面前争宠。李本来对继父颇有好感，见到父母争吵感到惶惑不解，于是变得郁郁寡欢，落落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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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简·阿尔珀特、马克·拉德，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安吉拉·戴维斯、黛安娜·奥顿、伯纳丁·多恩、拉普·布朗、凯西·布丁、索尔达德哥儿们、比尔·艾尔斯、休伊·牛顿、杰里·鲁宾、琳达·菲茨杰拉德、威廉·卡利、汤姆·海登、凯思琳·威尔克森、和帕特里夏·坎贝尔·赫斯特等人还未成名，所以他（她）们的大名还未在报章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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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9时不到，第三十三任美国总统就从白官楼上总统寝室乘小电梯到楼下，昂然阔步走进白宫西厢的椭圆形办公室，立即投入工作。他确有干劲，作风直爽。罗斯福欢喜玩权谋耍手段。杜鲁门却欢喜作出明确的决定，愈难愈好。为了免得发生误会，一切决定都要写成书面。他从不后悔，从不因此失眠。对他说来，拖拖拉拉就是罪过，他最瞧不起。他的神气往往象个精明的店主，一切都跟做买卖一样，事实上，这位总统把每天会见的客人，从安东尼·艾登，以至全国家禽周的赞助者，都称为“顾客”。对每位来客都有力地握两下手，招呼他到总统办公桌前坐下。那时转入和平已有几个月，他的桌子上摆着一个犁头的模型，换下了对日战争胜利日之前的大炮模型。他总爱请来客看看这个犁头模型。“东西虽小意义可大。”他往往语简意赅地说：“有这个新的小玩意儿放在这里，我心里感到很踏实。”
消息灵通的来客看见他那副乐观神气往往感到不安，他们心里纳闷，他在什么时候就得面对大萧条势所难免的重新出现？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在他1940年出版的《昨天以来》写道：“什么战时景气？这种景气带来的好处决不会持久的。”伯纳德·德沃托在《哈泼斯》月刊告诫他的读者，要有思想准备，诸如迫害劳工、库格伦神父那样的人物，街垒上的肉搏战等等，随着“美国未来几年反动浪潮”的逐步高涨，都会再次出现。利奥·彻思在展望未来时，看到有一股“冷风”横扫美国。他预料捱饿的复员兵士将会结队成群，在街上徘徊游荡。“有时你会看到他们在罢工、暴动。……新成立的职业介绍机构，特别在最初一段时期，效率会很低。……为了维持生计，可能有个别兵士要在街角兜售欢迎回国的纪念章。有一些则会穿上军服，挨家挨户去推销。”有些经济学家预言，可能又会再出现一个1932年，又有一千五百万人失业。政治学家还谈到革命。H·G·威尔斯1945年在病榻上断言，人类对科学进步已经失却信心，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很快就要遭到灭亡的命运了。
企业主愈看就愈肯定：要把工业界广大的超级生产力转向和平生产而又不陷入灾难，简直绝无可能，他们对上次大萧条及其后果心中犹有余悸，但他们都忽视了胡佛时代的美国和杜鲁门时代的美国有一点很不相同。在1932年时，人们不能到商店里去，因为身上不名一文。在那艰难竭蹶的日子里，如果人们没有吸取什么教训的话，起码也懂得一条，攒点钱是很重要的。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人每周平均收入几乎增长一倍。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时，工资从廿四元二角增至四十四元三角九，而且杜鲁门又在联邦雇员中开了先例，工时不久将减为每周四十小时，工资不变。一方面大萧条教会他们勤俭持家，另方面是商店里的货架上商品奇缺，于是美国人在这四个战争年头，把钱花在买进自由公债，或者纷纷到银行存款。特有公债的人就有八千五百万。战争结束，美国人在储蓄银行和活期证券里，就储存了一千三百六十四亿元。现在就有一大笔钱等着花，政府的真正难题是如何防止全国人民在黑市到处抢购。而要把这个向题解决到人人满意，是绝无可能的。
因此，认为失业士兵又会冲工厂的想法，只不过是多余顾虑，不过是满目疮夷的三十年代遗留下来的余悸而已。触目惊心的岁月终于一去不复返了。失业补助和士兵权利法案都是明证。要为复员军人个个安排工作是要一段时间的，但他们可以趁机会学点手艺，做点小生意，或者进大学念书。而且职业也不是那么太难找，因为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不再在工厂工作，要回家生孩子了。
《纽约每日新闻》有一条头条标题：
『物价飞涨，买主气涨
牛肉价高，高过月亮』
美国总统在堪萨斯市参加美国退伍军人团的游行，他走在前头，大摇大摆地通过市区。他开服饰商店时的老搭档埃迪·雅各布森在行人道上大声向他叫道：“哈里，通货膨胀怎办呀？”
“我已经注意这个问题了。”杜鲁门回答说。
他要注意得眼快手快。经济情况瞬息万变，想法赶上把一对尼龙袜卖五元，一件衬衣十五元，一个再生轮胎二十元的黑市商人。战争已经成为历史，经济调整的动荡正处在最高峰。将来肯定会有人人富裕的一天，但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经历一场痛苦斗争。文森预言，将来会出现要学会如何适应生活改善一半这种又愉快又难办的局面；不过他没有提到：在生活未提高之前，人们首先要对付物资短缺、暴乱、罢工、和战后通货膨胀而引起的物价飞涨。
但是，物价管制确是令人恼火。到了战争结束时，物价管理局已成为政府里的一个独立王国，专职人员就有七万三千，志愿工作人员又有二十万，从上到下直到镇的一级都有一个办事处。它跋扈专横，无可容忍，成为对自由制度的讽刺。要为这个机构辩护的话，只能说，非它不可，没有别的办法。它总算把价格控制在1939年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之内。但要说句不大好听的话，1946年的经济，就象靠着那些红红绿绿的各种配给票背上的胶水把它粘合起来的。即是这样，还是混乱不堪。不管物价管理局有什么条例，逃避的方法总是不可胜数，钻空子的人样样精通。你给侍者领班二十元的小账，一盘上等的烤肉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也可以用一部汽车换一所公寓，或者用汽车电池换威士忌酒。至于那瓶威士忌的来源，可能是要买一箱葡萄酒或啤洒才搭买进来的。这种办法叫“搭配买卖”，可以千变万化，无奇不有。举个例说，在俄克拉何马市，一个汽车代销商会答应卖一部汽车给你，条件是你要用四百元的代价买下他的狗，而过后不久，那条狗又会自动跑回老家。又有一些汽车代销商答应卖给你新车，但你得要把旧车折价两元钱卖给他。在辛辛那提，有一个顾客别出心裁地对汽车代销商说：“我和你打赌，我可以停止呼吸三分钟，你输了就算欠我七百元。”除了这些以外，到处都要“酬金”——如果房东太太让你租个只有冷水供应的公寓，每月房租八十元，那你就得给酬金一百五十元，如果肉店老板从冰箱里找块厚肉的牛排给你，酬金就是三元等等。
要使黑市绝迹，靠重额罚金或从严判刑都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战争已经结束，要想两党都继续支持物价管制，也不可能。现在共和党人又蠢蠢欲动了。1945年8月，他们勉强同意杜鲁门把工资与物价的管制逐步减少的“暂时坚持”的行政命令。但到了9月，两党在这个问题的尖锐对立就非常明显。这种情况是珍珠港事件以来的第一次。总统召开了国会特别会议，要求给他处理内政的广泛权力。部分的管制条例，原定是在战后六个月就自动失效，他现在要求把配给制度维持下去。此外，他还要求国会同意他的社会和经济工作纲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措施是：每小时最低工资定为六角五分，把房屋建筑工业收归国有，扩大开发自然资源，失业补助由联邦政府负责管理，和一项颇为严格的公平雇用工人的法案。共和党众议员们把这个建议搁置起来，拒不讨论。少数党领袖约·马丁，说总统“比新政还要更新政”，而查理·哈勒克则说，“现在开了球。1946年的竞选运动开始了。”
1946年1月14日，国会复会听取杜鲁门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心问题是要求物价管理局继续存在一年，随着每种商品的供求关系恢复正常，就逐个商品取消管制。然而，他这一手早在上年9月就对外吹风，现在就有一股极其厉害的联合势力和他对抗，包括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和共和党的头头们。他们准备了一大套复杂的图表，想把有关委员会说服：如果国会不砸烂“套在美国工商业的枷锁”，就不再有什么自由企业了。除了在参院那个大理石的会议厅进行辩论而外，各个公司搞舆论宣传的人，又在外面动员了一批批小职员、低级企业管理人员、牧师、医生、美国退伍军人团团员、扶轮社社员、卖报报童在那里游行，争取由卖主主宰市场；这些人对约翰·斯图阿特·来尔【约翰·斯图阿特·米尔（1806－1873年）英国哲学家与经济学家。哲学上主张功利主义，经济学上主张经济自由。——译者】都赞扬备至，把卡尔·马克思视同洪水猛兽，说他是真正敌人。参加游行的甚至还有一队愁容满面的破产商人，向人们诉说从前买卖自由的年代他们怎样生意兴隆，而那作恶多端的物价管理局人员，又怎样把他们搞到倾家荡产。
双方都抓紧对议员们进行游说。物价管理局局长切斯特·鲍尔斯出动一批专家，到国会去作见证；总统与国会联系的人员也云集国会大厦，拉住国会议员们不放；各个工会、消费者组织、妇女俱乐部则高举着拥护物价管理局的牌子，在国会外面的广场上游行。4月19日游行规模最大。翌日《纽约时报》称之为消费者“十字军”游行的“最高潮”。有一千个家庭妇女，各个州都有代表，向国会山进发，要求将物价管制延续一年，而不要通过任何修正条例使它的工作瘫痪。按照《时报》的报道，这次示威：
『……突出地表明，在国会内外，围绕着物价管理局的斗争，已经到了积怨成仇，口出恶言，使人困惑的程度，为多年来所未有。……全国制造商协会带头开始这场斗争……，屠宰业、零售商、地产公司和其他行业的协会也热烈响应。……战斗进行愈激烈，两方也愈信口雌黄，相互漫骂，还搞一些不够文明的小动作。』
国会对这样尖锐的斗争的机械反应是折衷调和。但是，正如鲍尔斯早就指出的，工资和物价管制要不是全面实施，就等于全面取消。物价管理局就此进入奄奄一息状态，而通货膨胀也就接踵而来。不出一个月，食品价格暴涨一倍，愤怒的消费者组织了“消费者战斗协会”，对一些商店进行纠察抵制。养牛的则把牛养在牛栏，等牛肉价格上涨到每磅一元才屠宰上市。总的生活费用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三，接着又上涨到百分之七十五。到了8月份，忧心忡忡的众议员们又开会，通过对物价进行新的管制，取消了塔夫脱的修正案，但已经迟了。经济局面已如脱缰之马，物价管理局已经控制不了。物价扶摇而上，要使它降回原价已不可能。10月，杜鲁门向无法抗拒的力量屈服，物价管制开始逐一全部取消。两年以后，选民们对物价管理局的印象已经比较淡薄，他提醒他们说他当初是一直要对物价进行管制的，而共和党则站在全国制造商协会一边。不过这时，他已顺应时势了。至于目前这次塔夫脱－杜鲁门对峙的第一回合里，最多也只能说是胜负未分。在民意测验中，总统的声望已迅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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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杜鲁门很少把民意测验放在心上。一般说来，他的脾气适合于对困难向题作出当机立断的决定。即使他的决定对他的政治支持者不利，也是这样，而在战后那些动荡不定的牟代里，他的决定是常常伤害老朋友的。对一个民主党总统来说，同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较量，不算难事。但是要使工会就范，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年罗斯福一手奠定的政治联盟，工会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1944年劝罗斯福让杜鲁门当副总统候选人的，也有些是工会头头。要是没有工会支持，他现在不过仍是个参议员，而在白宫当总统的将是另一个人，不是吉米·贝尔纳斯，就是亨利·华莱土。但是现在在物价问题上责备资方是没用的，除非政府对工资也采取同样强硬态度。但是如果工人老是罢工，那么采取强硬态度也不解决问题。在1946年，工人的情况似乎就是如此。在这战后的头一个整年中，前后罢工的有近五百万人，损失了一亿零七百四十七万六千个工作日。这一来，生产屡次停顿，加深了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对立情绪。等待买第一辆汽车的新婚夫妇，看见汽车工人罢工照片就冒火。他们用两种不同尺度，对工会严对老板宽，但中产阶级的态度历来如此。甚至杜鲁门这位美国中间派的代表人物，对白领阶级也比对蓝领阶级客气些。
蓝领阶级对美国在1941年至1945年间出现的生产奇迹的贡献，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评价。工厂里能够插上陆海军的生产优异奖旗，是因为工人们和雇主们一样，都想望和平与胜利，在生产线上出汗出力，同意采取加强劳动强度的措施，自愿加班，赚了钱又买战时公债。在日军突袭夏威夷后那一周内，罗斯福要求工会保证，战争一天未结束，工人一天不罢工。工会领袖都答应了，而且除了1943年发生的两次煤矿罢工，一次铁路工人威胁要罢工而外，他们都信守诺言。即使把为数很少的自发性罢工计算在内，生产时间的损失还不到一百万分之六。但是到了对日战争胜利时，工人们不满悄绪愈积愈多，已经忍无可忍了。
1945年9月，开始出现不稳的第一个迹象。福特汽车厂因为属下零件制造厂屡次自发罢工而停产。接着，在1946年，通用汽车厂罢工之后，全国由蒙陶克角到马立布海滩都发生了罢工浪潮，石油工业、木材工业、纺织工业和电力工业都陷于瘫痪。各报开始谈起什么工人的“造反”、工会的“叛乱”了。到处都这样乱，要说这不是事先策划好的，而是艰苦的战争年月告终以后自然而来的反应，确是使人难以相信。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停产的积累起来的后果威胁到和平生产的恢复。如果有可能发生威协公共利益的罢工，总统可能觉得自己有责任采取比较长期的措施，而不仅只限于成立几个软弱无力的委员会。后来果然发生了这样情况。但这样一来，杜鲁门的总统声望就下降到最低点。
他感到生气是可以理解的。通用汽车公司工潮刚解决，七十五万的钢铁工人又停炉封火，罢起工来。过了八十天，他们才复工，可是全国人民还没舒一口气，遍布二十一个州的四十万烟煤工人又离开矿井。4月18日，矿工还未复工，两个主要铁路工会又宣布在三十天内把全部工人撤出铁路。这样，全国运输网就会陷于停顿。这两个工会的头头，长期以来都支持民主党。在他们提出的限期之前三天，杜鲁门把他们请来白宫，提出条件很宽厚的仲裁决定，以为他们会接受。但事出意外，他们固执地摇头拒绝。
“你们简直是发疯了！你以为我会坐在这里，让你们使全国交通陷于瘫痪么？”他说。
“我们必须坚持到底，总统先生，这是我们工人的要求！”一个工会头头回答说。
杜鲁门站了起来。“好吧，”他说，“我就把决定权交给你们。你们刚好还有四十八小时——也就是说到星期五这个时刻——来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要不，我就要以政府名义接管铁路。”
四十八小时过去了，僵局还未打破，于是他在1946年5月17日星期五签署一个行政命令，把铁路接管起来。他现在是工人们的新雇主了。他以这个身份给他们宽限五天，结果还是毫无动静。对他的宽容的报答是一封简慢的复信，最后一句说：“你的建议不能接受。”这时已是第二周的星期五了。煤矿工人罢工的后果已开始影响到各城市。为了要把手里不多的存煤节存下来，有些城市已实行每天停电几小时。如果这时再来个铁路工人罢工，就无异于全国大罢工。他绝不能听之任之。其实，问题主要不是他采取什么措施，而是他采取措施的方法。他采用的方法是令人遗憾的。
他召集内阁阁员开会，告诉他们星期六两院联席会议时他将出席，要求国会授权给他，把所有铁路人员全部征召入伍，不管其年龄如何，职位如何。司法部长说：“这样做违反宪法。”总统马上反驳说，“找们先把他们征召入伍，再考虑法律问题。”他吩咐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要所有广播公司腾出时间来，当晚他要对全国发表炉边谈话。他把写在横格稿子上长达十二页的手稿交给他，厉声说：“这就是我要讲的话。给我打印好。我要把这些狗崽子们连皮剥掉。”
罗斯回到办公室看着稿子，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白宫有史以来肝火最旺、措词最烈的一个文件，而且所谈情况与事实不尽符合，有诽谛中伤的味道，到了末段，达到煽动群众的危险程度。原来他准备对全国人民说，尽管美国青年“为了争取胜利，冒着炮火，疾病的危险，”但煤矿和铁路工会的领导人却“拿着枪恐吓政府”，那就等于“在背后狙击我们的战士。”他说，他们都撒谎。他特别点名指责约翰·刘易斯和“默里先生和他的共产党朋友”威胁那“胆小怕事的国会”。接着就来一句非常离奇的话：
『每个罢工工人和妖言惑众的工会头子，都是养尊处优，高兴时才干点活，而工资收入比之战士多四倍到四十倍。』
结尾说：
『让我们把国家还给人民吧。让我们恢复交通，恢复生产，绞死几个叛徒，确保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来吧，弟兄们，我们动手干吧！』
这样说法不如干脆用“冲呀”来结尾。这儿有一位这样的总统，他竟然要求吊死几个工会头子来还政于民，恢复民主。即使是在情况最糟糕的1937年，住在格罗斯角那些堂皇华丽公馆里的汽车公司的经理们，也没有这样咒骂工人。罗斯认为杜鲁门并不是真想煽动群众吊死工会头子，至少不是有这样具体想法的。克拉克·克利福德也同意。他俩一起劝总统把讲话稿修改。但即使这样，讲话还是够凶的。“珍珠港危机，是外敌突袭的结果。今天晚上的危机，则是国内一小撮人造成的。他们置私人利益于国民福利之上。”他宣布，他请国会在星期天下午4时开会。如果到时火车司机和列车员还不肯上班，他就把他们交给赫尔希将军管理。
总统的顾问们心里暗想，用这种方法管理铁路，确是稀奇少有，但是总统却执意这样干下去。到了星期天下午，铁路工会还是拒不让步。总统请工会头头们到第十六号街与K街转角的斯塔特勒饭店的一个房间，关起门来，和一位政府人员谈判。后者不断施加压力，工会头头渐渐动摇。总统这时则乘车沿宾夕法尼亚大道来到众议院，穿过议长室，进入大厅，踏上讲坛，要求国会授权给他，让他以总司令的名义，“把所有对自己的政府罢工的工人，全部征入美国武装部队。”与此同时，克位克·克利福德则在议长雷伯恩的办公室守候电话。杜鲁门开始发言不过五分钟，电话铃响了。负责谈判的官员说：“签了字啦！”克里福德赶忙写一张纸条，“总统先生，协议已签字，罢工结束，”送到讲台。杜鲁门看了一眼，抬起头来，对大厅里坐得满满的议员笑了笑，说：“先生们，罢工已经解决了。”
议员们热烈鼓掌。总统还是继续讲下去，要求通过法案，将来如有危害公众福利的罢工，授权他把罢工工人征召入伍。议员们大声赞成，当场通过。但是，这远远不是杜香门最得意的时刻。这一下子，他使得工人运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自由派人士、每个读过总统在就职时宣誓要推护的那部宪法的有思想的保守派人士，都同他疏远了。在参议院里，罗伯特·塔夫脱本来不是支持工会的人，可是他也利用他的影响把这项议案搁置起来。他说总统这个建议，“非但违反宪法，而且也违反美国共和政体的每一条基本原则。禁止罢工就必然侵犯到我国政治制度的必不可少的基本自由。”怨忿异常的铁路工会主席宣布他们将动用工会四千七百元的全部经费，使杜鲁门在1948年不能当选。在纽约，产联称总统为全国“第一号工贼”。约翰·刘易斯，在他西弗吉尼亚州的山区别璧里叫道，“用刺刀来采煤是绝对不行的。”
也许不行，但白宫里这位人民利益的卫士劲儿已经上来，准备一试。刘易斯是在自找麻烦。杜鲁门不怕破坏罢工这个罪名，他后来把反工会的凯斯法案和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加以否决，就重新取得工人的好感。他现在受不了的是这位矿工领导人骄横狂妄，愈来愈不择手段。他说刘易斯“在战时发动两次罢工，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自大狂”，这话衡近乎事实。刘易斯命令四十万煤矿工人始而罢工，继而复工，始终没有考虑到海外作战的士兵的利益。他们对他也是心中有数的；1943年，《星条报》中东版有一篇社论在结尾指出：“我们代表美国士兵说话——约翰·刘易斯，你的煤炭一样黑的灵魂该进地狱！”民主党不欠这个老戏子什么人情。他没有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已有十年了。因此，这两个怒气冲冲的领导人进行较量的条件已经成熟。煤矿县工，联邦政府有必要出头干预，因为美国经济还是以煤为主要动力。它供应全国电力百分之六十二，工业百分之五十五的燃料。如果煤矿工人不上班，铁路工人上班也无济于事。因为美国每二十部机车有十九部是烧煤的。
杜鲁门已下定决心要把刘易斯压倒，所以没有等铁路工会低头就范就已开始行动。在他们在斯塔特勒饭店让步之前五天，他就签署一个行政命令，把煤矿接管过来。那时刘易斯领导的罢工已进入第六周，当初看来，总统这种威胁手段注定要失败，过去历次都是如此。“杜鲁门认为我们的要求不合法？”他对一个记者咆哮说，“他在哪个问题上懂得什么叫合法？”可是这次总统却懂得要小心一些。他一边让内政部长接管资方的权力，一边和煤矿工人联合会达成妥协，使他们的要求大部得到满足（但付钱的是资方，他们暴跳如雷，可毫无办法。在这场斗争里，是否理直理亏，是否合乎宪法，似乎都没多大关系）。然后总统就等待煤矿工人联合会的这个头子采取下一步行动。刘易斯虚声张势，大叫大嚷，肯定是要找个空子，空子找不到，他就制造一个。他把假期工资这个问题小题大做，10月份就拒绝执行集体合同，并宣称合同内所有条款都要重新谈判。他要求付给工人“从口到口”的工资（即从矿场门口到矿井口的走路时间也算工资）。杜鲁门要内政部顶住，他和刘易斯一样，也想找个藉口采取行动。使他手下崇奉新政的律师们感到狼狈的是，他们发现除了动用为人所不齿的反工会的法院禁令而外，找不出任何别的办法，而这禁令的法律效力早被诺里斯－拉瓜迪亚法和瓦格纳法否定了。
但这难不倒杜鲁门。他认为上述立法只对私营企业的雇主有效，对政府无效。这种解释真是别出心裁。但既然双方决战已公开化，谁要退让就必然丢脸。甚至当法院文件送到刘易斯在第十五街和I街转角的联合矿工会大厦时，刘易斯的助手们还是往矿里传达他的指示：“不订合同，就不开工。”他本人躲在亚历山德里亚的寓邸里，而煤矿却一个接一个地停产。不到十天，各城市又缩短供电时间，工厂又再关门，机车和空煤车又在支轨上闲放。到了这个时候，这场斗争快已达到高潮。联合矿工会的律师已智穷力竭。11月21日星期四，联邦地方法院法官艾伦·戈尔茨巴勒指责刘易斯藐视法庭。11月26日星期二，戈尔茨巴勒宣判，“被告约翰·刘易斯和美国联合矿工会无疑已犯有并继续违犯民事性质与刑事性质的藐视本法庭罪。”所处罚金达三百五十一万元。
刘易斯当场目瞪口呆，颓然坐下。在美国劳工史上，从没有人被处罚过这样大的金额。他知道他没有更多的其他办法。他不能象德布斯和冈珀斯那样宁可坐牢，因为政府已撤回对他刑事性质的藐视法庭的指控。他也可以与法官为敌，当他嘶哑地说“先生，既然我已被判决为藐视你的法庭……”时，看来就是打算这样做的。但是他说到这里就停下来。他的律师把他拉回来坐下。这样一个敢于课罚为数几百万元的法官是不好惹的。提出上诉是不可免的了，但看来也只能是使判决缓期执行而已。而在这个期间，被告却纠缠在一大堆法院的命令、传票、诉状、限令等等的法律文件中间。他晕头转向，放过了他的对手。哈里·杜鲁门到哪里去了？
杜鲁门见刘易斯不准备再斗，就非常明智地暂时不再说什么话。但他是否赢得胜利还是个未知数。主动权仍在刘易斯手上，要把他的主动权夺过来，只有一个稳妥办法，就是消灭或者威胁他的力量基础。如果两人都保缄默，让刘易斯的律师搞些新的法律行动来掩饰真相，那么这场全国危机，就不只是难于理解，而且变得无法忍受。煤矿工人也许并不喜欢刘易斯，有些人可能还恨他，但他们几乎一致认为他们需要他的保护。他要是不命令他们上班，那么矿井和坑道还会是空荡荡的，除非有个有同样号召力的人发出上班的命令。也许总统有足够的号召力吧！哈里·杜鲁门决心试试。在珍珠港事件五周年的星期六早上，查尔斯·罗斯向记者宣布，总统将于当晚发表广播，直接向煤矿工人呼吁，要求他们不要再理会他们的头头，马上回去上班，把国家从危机中拯救出来。
这场赌博使人屏息凝神，总统以自己威信孤注一掷。但是，他成功了。刘易斯招架不住。清晨4时，他在联合矿工会大厦召开记者招待会。他一方面声称最高法院的审议，“不应因为人们对经济危机惊惶失措，而受到公众压力的影响”，另方面，他又说，“各地区的各个矿井，要立即恢复生产。……每个会员均应上班。工资与雇用条件，还是按1946年11月或这以前的规定。”说完这几句话，他就蹒跚下台，以后就寂寂无闻，他再也不能对全国人民进行勒索了。他的失败也就是杜鲁门的胜利，使得总统觉得自己当了名副其实的总统，这大概还是他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克拉克·克利福德后来对《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说：“我可以告诉你，从那时起，老头子大不一样了，他终于自己当家作主了。”另一位总统助手说得更直接了当，“他大摇大摆回到白宫去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他的两个睾丸碰得叮铛的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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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鲁瑟的得力助手艾米尔·梅齐，那年冬天不在汽车工会。他甚至连底特律的情况都一无所知。这位梅齐中士是应征入伍的。由于他是马尼位士兵闹复员的骚动的头子，就被日夕监视，不准对外通讯，也不让接见来客。可是这样监视制止不了骚动。示威游行风起云涌，蔓延到东京、关岛、中国、加尔各答、夏威夷、伦敦和维也纳。勒阿弗尔、巴黎和法兰克福也出现游行示威。到了春季，美军士气大受削弱，美国在国外威信也下降。美国陆军都受到严重打击。
士气本来已经到了珍珠港事件以来的最低点。因此士兵们很容易听信手腕巧妙的煽动者。原有的计分复员制在战胜日本以后就告冻结。从那时起，服役就不算分数，不能以此争取早日复员。本来计分制就已不可避免地有其不够公平之处，后来太平洋战事又出乎意外地提前结束，这就更不公平了。1945年夏天，陆军部发现把服役分数高的国外部队运送回国，不如让从未出国的服役分数低的部队先复员方便得多。其实那时最尖锐的问题还不是复员。最尖锐的问题是士兵普遍不满，他们感到上级存心虐待他们。
二十世纪美国最有力的一股社会力量是人人平等的思想。军队里的等级制度是与此背道而驰的。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士兵们也还是反对专断独裁。现在已经和平，士兵从战壕回到兵管，上下之间的鸿沟扩大了。《纽约时报》的军事编辑汉森·鲍德温，谈不上是反对特权的人，他后来也得出结论说，“确实有理由使人不满。”他指出，将军们吃的是鱼子酱，喝的是香槟酒，确是一点不假，而士兵们吃的却是C级军用干粮。一般下级军官认为自己理应住最舒适的宿舍，和最漂亮的红十字会女郎来往，在最好的电影院里坐最好的位子，最好的房子都留给他们做俱乐部，有士兵在那里的酒吧间里给他们端美酒，又有当司机的士兵把他们安顿上床睡觉。有些指挥官保留了不必要的人员，仅仅是为了要推迟放弃他们在战时的临时军衔所享受的待遇。正当的不满日积月累，更由于最高当局特别是陆军部长罗伯待·帕特森不可原谅地不明下情和轻易动火而达到了爆发点。
但话得说回来，1946年陆军闹出近乎哗变的事来确实是有点不光彩的。上一年9月份，平均每月已复员近一百万人，复员分数起点亦已从五十降为三十八。海军士兵意见本来更大，却没有发生那么多使人难堪的事情。海军陆战队没有示威游行，因为它干脆下令禁止这种行动。如果陆军里闹复员的都是曾在前线浴血奋战过的战士，那还不至太不光彩。但闹复员的又不是这些人。到了1945年圣诞节，比尔·莫尔丁笔下的威利和乔那样的士兵，早就已回家脱下军装了。
头一个使人对陆军复员方针感到怀疑的人，竟然是麦克阿瑟将军。他没向华盛顿任何人请示，就在1945年9月17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驻日占领军将在六个月内从四十万减至二十万。记者们向杜鲁门总统问到这问题，杜鲁门软弱无力地回答说，他事前虽然没有接到报告，但麦克阿瑟既然认为不需要他原来设想的那么多部队，他听了倒是很高兴的。迪安·艾奇逊则说：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究竟要多少，应该由政府的决策人来决定，不是由那位将军来决定。这一来，他就立即和国会里拥护麦克阿瑟的人发生冲突。（后来艾奇逊就这事这样写道，要是当初政府能够预见未来的话，“我们本来可以看到，这场交锋不过是后来导致麦克阿瑟在1951年4月11日被撤职的一场大斗争的开锣戏而已”）那些等复员等得不耐烦的士兵就认为，如果一位五星上将可以把驻军减少一半的话，那么军阶低一些的将军，应该也可以这么做。
谁知情况的发展却刚刚相反。1946年1月6日军人报纸《太平人日报》报道说，陆军复员计划每月将从八十万人减为三十万人，原因是兵员补充困难。《太平人日报》在头版向杜鲁门总统提出的呼吁中指出，这种困难是陆军自己造成的，因为赫尔希将军把每月征兵额从八万八千人减为二万一千人。在马尼拉维持这样大量部队，特别惹人生气。按照《太平人日报》的看法，和平时期的和平军人的唯一合法用途就是要占领被征服的国家，但是菲律宾人并非敌人，他们就要在1946年7月1日宣布独立。为了使士兵减少点烦恼，军官们就让他们进行战斗训练，但这反而使他们更加担心。有些谣言说，要用他们去追剿菲律宾或者中国大陆上的共党游击队。最后还火上加油的是，陆军部长帕特森在关岛接见一个记者时竟然说，他听到战胜日本日冻结分数复员制感到“惊异”。其实这个冻结已经实行了五个月了。
和梅齐在一起的，还有产联几百名工人。这些人都在三十年代后期有过参加底特律罢工纠察队的经验。在几个小时内他们就把传单油印好，分发出去，组成一支有十五部卡车和吉普车的车队。他们把车上喇叭按响着，挥动着标语前进。上面写道，“我们什么时候回家？”“我们不欢喜这样搞”。他们经过一个兵营就停下来，让那些要参加示威的士兵上车。这是第一次游行，参加的一共约有一百五十人。有几个人讲了话以后，便在街上幕款，准备在《纽约时报》登个抗议广告。然后他们就散了，看来火气也消了。但这件事引起了报界注意，他们当了士兵不满的传声筒。于是一夜之间，吕宋岛上的兵营，成了造反的据点。第二天晚上，聚集在马尼拉市政府前面开会的，已多达二千五百人，群情激昂，事态不妙。这次筹款所得，除刊登抗议广告外，还够钱再给德鲁·皮尔逊和沃尔特·温切尔发个电报。人们辗转相告，一下子整个吕宋岛就有句话传开来：“向你的选区众议员写信”。他们有的是时间，而且又没有别的事可做，所以写信的就有一万八千人。这时西太平洋美军总司令斯泰尔中将犯了一个重大战略性错误。他竟然认为，安定军心的最好办法是让这批人在马尼拉巨型的里扎尔运动场听他在扩音机上讲些安慰的话。其结果恰恰相反，群众愈聚愈众，多达十倍。《纽约时报》把这条消息刊登在第一版上：“马尼拉二万士兵把将军嘘下台——教促国会从速运送复员军人回国。”
这事产生了连锁反应。电台报纸把斯泰尔将军辖下部队的情况，加以报道，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都举行了支持他们的游行示威。在加尔各答，肇事者要求把中缅印战区撤销。陆军部长帕特森向驻横滨市的占领军讲话，想把当前局势解释，却被士兵不断起哄打断。在东京，美军抬着标语游行，标语写道：“服役可以，奴役决不行”，“日军已回国，为什么我们不回国？”。罗斯福夫人那时下榻在伦敦克拉里奇饭店，驻在伦敦的美军就聚集在旅馆窗下有几千名，他们高呼“埃莉诺！埃莉诺！埃莉诺！”要她了解一下，为什么美军新娘有轮船铺位回国，而他们反而没有。（她在阳台上出现了一会，对他们微笑，答应了解一下）驻巴黎的美军在有一天下午就开始响应，他们在哥伦比亚和虹角两个红十字会俱乐部的布告牌上，用红粉笔涂了几个字：“支持马尼拉的战友，今晚8时半在凯旋门集会。”人们到了星光广场，那里的法国警察彬彬有礼地说，凯旋门是法国的圣地，请他们改在别处集会。部份美军就从埃菲尔铁塔过塞纳河到对岸的特洛加德罗，一边大声骂不愿参加的士兵是“败类！”。另一队以四人为一列，走过爱丽舍田园大街，来到协和广场，用镁光照明弹幌来幌去，齐声高叫“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
从此这种骚乱就被称为“要回家”运动。其中最乱得不象样的一次发生在德国。巴黎的游行队伍至少还知道游行起来要步伐整齐。但在法兰克福示威的那四千名美军，则成了大吵大叫、没有头脑的乌合之众。煽动分子缘若灯柱爬上去，用手电指挥乱哄哄的人群，把他们引向法本大厦。那里美军宪兵上了刺刀，迫使抗议人群后退，于是他们大喊约瑟夫·麦克纳尼将军胆小，不敢和他们见面。其实麦克纳尼那时在柏林。他从柏林回来就接见这些造反头头，和他们明白地谈话。当时象他这样做的司令官并不多。艾森豪威尔对外界提出的质询，都叫他们去找各战区司令官，自己只含糊其词地说“凡是军事上没需要留下的士兵”，他都赞成遣送回国。魏德迈将军几乎是对中缅印战场的土兵道歉说，他们之所以迟迟未能回国，是因为公文手续繁复。但是麦克纳尼却说明了美国在欧洲的义务。然后他说：“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尽快让你们回家。但是那些众议员先生如果从你们的信里得出这样的印象，认为社会舆论就是‘只要孩子们回家，国际义务可以见他妈的鬼’，那么你们就是只顾回家团聚，而把美国在欧洲承担的义务置诸不顾了。”
这位将军是在说挖苦话。但事实上，他击中了这场世界规模的运动的要害。向国会申诉的信件如雪片飞来，都写上军邮的复信地址。而这不过是序幕而已。接着就是第二个浪潮，父母、妻子、爱人们都也同声叫嚷。陆军部副部长肯尼思·罗亚尔说，“这种‘我和我的孩子’高于一切的想法，掀起一股指责复员工作的洪流，使我们的议员应接不暇。”一位参议员收到了两百双婴孩穿的小鞋子，每双塞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想念爸爸”。这次运动对国会的勇气是一次考验，但国会却经受不起。宾夕法尼亚州的罗伯特·里奇说：“每个父母、每个妻子、每个孩子都想亲人回家团聚，”还补上一句“别忘了，哪儿都比不上家。”约翰·兰金提出一个议案，凡是服役满十八个月，或要赡养家属，或有升学要求的士兵，都可退役——那就是说，全部征召入伍的都可退伍了。蒙太拿州众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告诉记者说：他认为“没有理由不把海外军人尽快运送回国，遣散复员。”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和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打破政党界线共同发表声朗，支持造反的士兵。参院也派了一个小组委员会飞往菲律宾，听取梅齐中士及其他肇事分子的证词。
《纽约时报》着了慌，对于“军纪荡然无存”在国外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心。它指出：示威者“还未复员，他们还是军人。”社论里不客气地点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辩解的，应当让他们明白这点。”在《纽约时报》看来，国会有罪，不该怂恿“一个不顾我国的国际责任、鼓励在马尼拉和勒阿弗尔发生的那样丢人的事的所谓让孩子们回家的运动。”
从政府的观点来看，没有比在这个时际发生这样骚乱再糟不过的了。杜鲁门总统正要争取国会同意他把陆海空三军合并为国防部的计划。高级军官们本来已很难对付了。他们对白宫早已不信任。如果在这个新问题上政府又不支持他们，那么这整个改组计划就会趋于失败。因此，总统就宣布，说他已对陆军海军的复员措施检查过，他“深信各军种执行复员计划很有效率，值得嘉许，对各方面都不偏不倚。”他所得到的结果只是转移了国会指责的目标，从陆军部和海军部转到他自己身上。
杜鲁门本人象前任罗斯福一样，是大力支持进行普遍军事训练的。现在，一夜之间，这个希望已成泡影。不但如此，现在能否在国外保持一支空有骨千的部队，也很值得怀疑。军队实力已下降了百分之八十。曾一度是世界最强大的空军，现在已从二百三十八万五千人减至十六万五千人。海军每月遣散二十四万五千人。尼米兹提出警告，说已经没有一支舰队可以进行作战。由于征兵法将于5月15日失效，参谋长联席会议已在考虑把占领军从朝鲜全部撤走。这时，有五百万训练有素的士兵己经脱下戎装。将军们算来算去，愈算愈头痛。德国至少要有三十五万人，太平洋至少要有三十七万五千人，至于其他各地，艾森豪威尔认为至少要有七十二万五千人，杜鲁门则认为至少要有一百三十七万五千人。但志愿服役人数，现在只有四十万。延长服役的人愈来愈少，艾森豪威尔对国会领袖们说，美国“兵源枯绝”的危险是十分现实的。
这位将军是在国会图书馆后面一间平时没有用的房间和国会领袖们见面的。现在公开的听证会已经无法进行。政治火气太大了。他是从背后马路来到国会山的，心里很不安地意识到，士兵在闹事时高声叫“我们喜欢艾克”是因为他们以为艾克那句含混其词的表态就是赞成他们造反。他对国会议员们说，他无论如何得有一百五十五万人。他引用驻日的第八集团军参谋长的话说：“如果日本人认为时机成熟要造反的话，那么他们选择起事的时机，必然是他们以为美国军队内部存在不满的时候。看来有些颠复的势力在有意起作用，要破坏我军士气，原因还没有弄清。”艾森豪威尔补充说，在他看来，由于美国“自动放弃”，也许不得不让美国在欧洲的影响落在“某一其他国家手中”了。
他没有点明是哪个国家。在日本投降后那几个月里，把无论哪一个国家说成是潜在敌人，是不流行的。但有力量能与美国为敌的，只有一个国家。战争结束时，红军有一千万，这一干万人现在还在那里。俄国的驻在苏联境外的部队没有发生“要回家”的骚动。斯大林在整个东欧都可以为所欲为。由于国会偏听选民的要求，而不顾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的反对，到了1946年夏季，美国的军力只剩下两个半师，而且大部份是换防的新兵，其战斗力只达战争高潮时的一半。在丘吉尔唤起人们注意苏联的铁幕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一直廷伸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后，有很大一部分舆论却转过来狠狠地攻击杜鲁门。曾经游行示威的复员军人，曾把婴孩的小鞋子寄给国会议员的军人妻子，竟把造成国外这个局面的责任推在总统、国务院、知识分子和同路人身上。就已知情况来说，他们没有一个人照一照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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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海特爵士有一次曾把同克里姆林宫谈判比做面对一台老式的自动售货机。你要的东西它总不出来，但一般你总会得到些什么东西。“有时你得把机器摇几下，出货就会快些”。可是“和它讲道理却毫无用处”。罗斯福在雅尔塔同它讲了道理，但他还未来得及向国会汇报俄国作出了什么承诺，他们就已公开不认帐。在斯大林看来，他肯和这些西方盟国打交道，就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他说，打赢德国，英国只是为战胜希特勒赢得了时间，美国提供了供应品，而俄国则有六百万人战死，“付出了血的代价”。从莫斯科看来，杜鲁门看上去象个脓包，美国正在分崩离析。苏联的经济学家向他们的这位领袖保证：美国快要陷入大萧条，行将一片混乱。因此，斯大林提出要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割占土耳其一块领土，中东石油分杯羹，割占里海一块领士做巴库油田的屏障，由铁托控制的里雅斯特，由奥国管理卡林西亚，参加占领日本，甚至要驻军鲁尔。
杜鲁门在1945年4月23日痛斥莫洛托夫。这是第一个迹象，说明这位新总统并不打算在上述任何问题作出让步。俄国人震动之下，正式邀请杜鲁门参加波茨坦会议。会议本来是要讨论如何将雅尔塔协定付诸实施。杜鲁门对参加这次会议有些顾忌，但他有很多原因要参加。后来他写道，“在我心里最迫切的一个原因是要斯大林本人重申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这也是我们军事首脑最急于要抓住的问题。”其实，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乘美国军舰“奥古斯特”号作一次远洋航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还没出过国。我们从他给“亲爱的妈妈”和玛丽那些东拉西扯的家信中，就可以看出他那副快乐高兴的情景。他身穿敞领短袖衫，头戴水手帽，在舰上到处跑，个个角落都要看看，还在水手中认个远亲，和水手们一起进餐而冷落了军官。旅程结束后就是波茨坦会议。这次会议对他颇有启发，但使他非常沮丧。现在他毫不怀疑：“俄国人只懂实力”，他们的“计划是要征服全世界”。会议以后他“很高兴走上回家的道路”了。
波茨坦会议开完以后，以前轴心国的卫星国的命运并无变化。这就是说，它们在模棱两可的纸上条文的掩盖下，被俄国占领着。会议确如杜鲁门所预料的那样毫无意义。在会议期间，他有一阵子很心灰意冷，竟然向艾森豪威尔将军表示要把白宫让给他。历史上常有这种令历史学家揣测纷纭的着迷的时刻，这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们两人在巡视劫后的柏林，见到一片瓦砾，总统突然转过头来说：“将军，凡是你想要的什么东西，我无不努力帮你弄到。我具体而肯定地对你说，这包括1948年的职位。”艾森豪威尔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把总统的这个表示当作开玩笑：“总统先生，我不知道谁会是你的竞选对手，但绝不会是我。”
几个月过去了，俄国人的态度愈来愈恶劣。以奥本海默为首的美国科学家经过艰巨努力才制订了一个通情合理的控制原子武器的计划，但安德烈·葛罗米柯却随口加以拒绝。苏联的许多外围组织只要一有机会，表现尤为恶劣。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百忙中抽空去参加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苏美友好全国委员会大会。他发表讲话，希望国写国间的分歧能够和解，而不要发展到“半夜一敲门，人心尽惶惶”的地步。听众嘘声四起，尖声怪叫，使他不得不离开会场。他后来说“我常常觉得奇怪，不知是谁使共产党国家的外交部认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条基本要求是，态度一定要粗暴无礼，是马克思，还是思格斯？不管是谁，都可说是不幸之至。”【攻击艾奇逊的人，后来将他这次参加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集会，说成是他同情共产主义的证据。】
在政府成员中，只有商务部长华莱士还对苏联存有幻想。他是个幻想家、空想家，长期以来就不相信美国的沙文主义者。亨利·卢斯称未来世界为“美国世纪”，华莱士对之反驳说，战后“只能是普通老百姓的世纪”。现在他坐在内阁会议席上，冷眼观察杜鲁门，就得出一个结论：这位总统是个地地道道的战争贩子。他认为绝不能听之任之。必须向人民提出警告，而这要由他来提出。
现在回过头看，奇怪的倒不是华菜士公开反对美国外交政策，而是他怎会在内阁里呆得那么久。由贝尔纳斯和华莱士分别主持国务院和商务部，杜鲁门的内阁中就有两个人认为总统的宝座本该是他们的。如果杜鲁门能象罗斯福那样有魅力，他也许能克服两个性格倔强的人之间的分歧。可是他全无策略，当然就一定和新政派一个个地闹翻。贝尔纳斯早就和他发生冲突。他有一次在莫斯科开完会后，就去电白宫，说他一返国内，就准备以炉边谈话的广播形式，对全国人民进行一次详尽汇报。杜鲁门提醒他说，按职责他首先是要向总统汇报。如果有发表炉边谈话的必要，那应由总统来发表。过后不久，杜鲁门又和哈罗德·伊克斯在用人问题上发生纠纷。伊克斯在1946年2月12日提出辞呈，建议于3月31日生效。杜鲁门毫不留情批复，于2月15日就生效。于是伊克斯公开攻击他在白宫收集了：“一批不三不四的政治侏儒。”记者们议论说，总统和一位内阁阁员发生这样尖锐对骂，在华盛顿极其少见。
但是，这一年还没有过完，又发生一次这样的争吵。丘吉尔为了对杜鲁门表示敬意，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市的小小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内发表“铁幕”演说。他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批评并未得到好评。这个人总是走在时代前头，这次也是如此。但听了这次讲话后，在华盛顿暴跳知雷的，首推商务部长。他下定决心，只要时机一到，就要使所有这些恐苏病患者都俯首贴耳。9月，时机到了。贝尔纳斯那时正在巴黎参加一次重要外长会议，9月10日华莱士把他在美苏友协的群众大会上准备发表的讲话稿呈报总统。杜鲁门没时间看，他一边翻着讲稿，一边听华菜士将内容讲给他听。华莱土说，他这次会对苏联会采取比过去更加批判的态度。总统心里惦念着别的事，随便点了一下头，并说他希望这篇演说，会使参加国会竞选的自由派和左翼人士和参加纽约州州长竞选的民主党有利。记者们在外面走廊等候，问华莱士和总统谈了些什么。他请他们好好听听他的演说。
华莱士的确批评了克里姆林宫，在这点上他是信守诺言的。但他也同样严厉地批评英国外交部，接着还激烈攻击杜鲁门和贝尔纳斯的外交政策。他说，华盛顿根本不应干涉苏联在东欧驻军，那是斯大林的势力范围。接着他说美国应将原子弹计划通知各国政府，不管它们的政治制度如何。最后，他要美国裁军，不管其他各国采取什么态度。他认为同英国和西欧国家签订集体安全条约，这种想法就显然存心不良。“在我看来，把英国作为我们外交政策的枢纽，真是愚不可及。”他说，“可以肯定，光是英国在近东的帝国主义政策，和俄国的报复行动，就会直接把美国引向战争。”接着那两句话，是他离开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以后才加进去的。“我既不反英，也不亲英；既不反俄，也不亲俄。两天前总统看到这几句话时就说，这代表我们政府的政策。”
事先看了讲稿的记者在下午4时、也就是在演说前三个小时就来到白宫，参加总统记者招持会。有人向总统是否已同意商务部长的讲话，他点点头。它准确地反映政府政策么？他也说是的。接着他就去克拉克·克里福德家里参加一个只有男宾参加的宴会，满以为华莱士会支持既定的政策。闪电发作的时候，他还在那里。第一阵隆隆雷声是下午6时传来的。当时华莱士的一份预发的发言稿传到了代理国务卿威尔·克莱顿那里。他立即用直通电话线和白宫的查尔斯·罗斯接话，提出抗议说“这必然使吉米在巴黎会议上处境困难。”他要求总统公开否认。但罗斯说杜鲁门已经批准了华莱士发言，否认已经太迟了，第二天，报纸出现令人惊惶的特大标题，说美国政策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变”。在巴黎的参议员范登堡对记者说，“我不能同时和两个国务卿一起工作。”贝尔纳斯从一位英国记者那里听到这个晴天霹雳。他憋了一肚子气有四天之久，然后打电报给总统说，“华莱士先生是您内阁的一位成员，如果您为了某种原因不能制止他在外交问题发言的话……我就只能请您立即同意我辞职。”
迪安·艾奇逊认为“杜鲁门总统简直是幼稚。这样说并非过分责难。首先，对于美国总统的繁重责任，他当时还不十分熟悉。在他看来，亨利·华莱士是个经验丰富、地位很高的政府负责官员，讲稿又经认真准备，为什么不能让他公开发表呢？”如果杜鲁门这么说了，人们就会对他谅解。可是，他却想用“一个笨拙的谎言”（《时代》周刊语）来使事件平息。他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声称要把这次来得很“自然的误解”“澄清”一下。他解释说，他一点也没有赞成这篇演说的意思，他只是想维护华莱士发表意见的权利而已。特别是，他并没有把这篇演说当作是一篇“代表我国外交政策的声明”而予以批准过。接着就是一场尖锐的提问。记者们提醒杜鲁门，说华莱士事实上等于对听众说，他对英俄两国所持的不偏不袒的态度，是经过总统的赞许，认为是“现政府的政策”。接着的一段对答，真是狼狈异常。
『总统；这话不错。
记者：想问的是，你指的光是那段，还是演说全文？
总统：整篇演说我都同意。
记者：总统先生，你认为华莱土的演说有没有背离贝尔纳斯的——
总统；没有。
记者：——对俄国的政策？
总统；他们完全一致。』
第二天，詹姆斯·赖斯顿就在《纽约时报》上尖锐指出：“在首都，认为华莱士先生的建议同杜鲁门先生或贝尔纳斯先生的建议是‘一致’的，似乎只有杜鲁门先生一人。”他想讨好英国人，却激怒了记者。接着事情愈弄愈糟，因为华莱士不肯让步。他自己在白宫草坪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说，“我坚持我在纽约的演讲。我感到大多数美国人都关心和平，愿意为之努力……因此我将在不久将来，再就这问题发表演说。”
这就太过分了。国务卿下了最后通碟，商务部长又顽固到底，杜鲁门决定要把华莱士撤职。他先给华莱士写封亲笔信，把他所知道的什么骂人话都用上了。接着亲自叫人把它送到商务部。华莱士大吃一惊，就给罗斯去电话，说他认为这封信不但不宜于公开发表，即使作总统文件放在国家档案馆，也未免太不象话。接着他在电话中把信读了一遍。罗斯听完以后，也有同感。于是这位刚被免职的部长把信送回白宫，罗斯就立划把它烧掉。那晚，总统怒气消失之后，又给家里写信：
『亲爱的妈妈和玛丽：
今天我不得不把亨利免职了，当然我很不愿意这样做的。如果他在1940年继续担任农业部长（本来他就该这样的），也就不会有这场争论，而我也不会到白宫来，那该多好呀！……我所接触的人中，亨利真是头号怪人。星期三下午我和他辩论了两个半小时，要他再也不要就外交政策上发表演说，或者表示同意我负责制订的政策，但他不答应……。现在，他离职了，疯子们又歇斯底里大发作了。这倒很好。这恰好证明我是对的。……』
当然，他是错了。他处理得非常欠妥。本来国内已出现罢工、商品短缺、物价高涨，黑市流行，人们对和平过渡又觉得事事不如众，现在又来个华莱士事件，杜鲁门的声望就大受影响。根据盖洛普民众测验，他在1945年7月参加波茨坦会议前，同意他那样处理问题的有百分之八十七的美国人，可以说是非常信任的一种表示，因为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以后战时威望最高峰也不过是百分之八十四。现在情况变了。“华盛顿开始反对他了”，约翰·张伯伦在1945年11月26日那一期的《生活》杂志说。虽然这种想法也许是出诸张伯伦的主观愿望，但是到了1946年年内某个时候，显然已经到了转折点。
从一些小事里就可以看出。从右冀方面传来了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的大声咆哮：“总统自己怕得发抖却还要吓唬大家。”左翼方面，自由派的专栏作家塞缪尔·格拉夫顿则说他是个“可怜虫。”甚至民主党的基本群众也相互议论，“只有在哈里又犯错误时你才记起他。”伊克斯请他声明不再参加1948年总统竞选，以便全国恢复团结。阿肯色州新当选的民主党众议员富布赖特说，这十八个月内杜鲁门那么笨拙无能，为了国家利益，他该自动靠边站，让共和党人来接任。在加利福尼亚州，尼克松参加竞选，用什么“我的战友们和你们的亲人们，曾经为了使美国神圣传统得以世代相传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以他们的名义发誓，我一定要保卫这个神圣传统”这种陈言滥调，博得掌声雷鸣。现在美国人情绪很动荡不安。对在朝党讨厌，对在野党的讨好卖乖却很顺耳。波士顿的哈里·弗罗斯特广告公司为在野党想出了一句口号，写在全国各地的广告牌上：“受够了么？”
人民回答说受够了。选举结果，共和党在国会两院都占尽优势，这是十八年以来的头一次。杜鲁门后来在回忆录中把这第八十届国会称之为二十年代富有战斗精神的第六十九届国会以来最为保守的一届。理查德·尼克松和约·麦卡锡都以很大的优势当选。《洛杉矶时报》认为史塔生的政治生涯将会吉星高照，尼克松也会和他步步高升。“尼克松先生是史塔生州长的好友，他的政治观点和史塔生的主张是一致的。”《生活》杂志对这次胜利高兴万分，认为这是“政府的权力中心已经明显地转移。”多少年来，国会一直是“白宫的橡皮图章，当它的替罪羊”，按照这份杂志的预测，今后它将能决定政治生活的方向。共和党的领袖们碰头以后，就建议把国家预算减少一百亿元，减少税收，放弃“政府可以干预工商业和劳工这样的指导思想”并把1932年以来通过的各种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律全部废除，连社会保险法和瓦格纳法也在内。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得意忘形地说：“美国现在是共和党的天下”了。
但情况并非如此。每次竞选的结果，充其量也只能反映投票那一部份人的信念。正如白修德所指出的，美国在五十年代，共和党在选举日开始总是先占上风，但到了下午五时，职工下班回家，就会决定他（她）们是否在选举站投票。如果他们投票，民主党就会获胜，也只有他们投票，民主党才有获胜可能。但在1946年这次国会选举中，这些人没有投票。投票的人很少，只有三千四百万，这意味着很大部份的民主党人，既对现状不满，又对白宫的领导失望。所以根本没有投票。但共和党人对选举结果却作了错误的理解，以为人民对新政已经悲观失望，想立即回到股票市场大崩溃以前二十年代那种不切实际地简单化的黄金时代去。他们想：既然如此，只要在未来两年不断攻击杜鲁门，那末，座落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的白宫，又会是他们的了。
第十四章 与哈里相处的日子
大凡美国一遇战争，便出现纷纷的历史百川汇于一的局面，这时全国各阶层无不将这个斗争看做一大整体，因为此中人人有份，人人身与其役，尽管也许是间接的。但事过境迁，各路潮流便又分道扬镳，各行其是了。曾记否，当年有过这么一个星期：国务院同外国签订了一份互惠贸易协定，华尔街有几家企业合并，纽约大街上举行火灾水渍货大甩卖，派恩布拉夫市竞选美女，某青年主妇记得她这时铺上了一块名贵的东方地毯，世界棒球联赛吸引着全美五千万球迷。
对于研究美国总统动态的人来说，从战胜日本到爆发朝鲜战争这四年十个月零十日，实在是多事之秋。这段时间，华盛顿总是在闹着点什么事儿，而又总是脱不了哈里·杜鲁门的干系。如某次他偶访墨西哥，墨西哥总统陪他去参观活火山，哈里便说：“比起咱美国国内的，这算得了什么！”当然，除此以外，其间也还有许多重大的事。杜鲁门看问题的角度的确不同凡响。他是总统嘛，而身居高位的人，又有谁不是只顾操心国家前途的呢！
这两次战争中的间隙，无疑是翻天覆地的时代。不错，倒是和和平平的：大炮不响，轰炸机不飞，军舰下锚停泊，海军陆战队闲得在做俯卧撑运动。对那些出生于萧条时期、成长于烽火年代的人，这是一个过渡，一个喘息机会。这段安宁的日子里，一代醉心摇滚舞音乐的大学毕业生（此辈很可能在六七十年代一跃而为美国各界的领袖人物）都回到昔年的女友、今日的少妇的怀抱中了。“你知道你们是怎么回事？”1961年猪湾危机时的一天早上，埃尔斯佩思·罗斯托跟她丈夫说，“你们二次大战的小军官，现在可轮到你们当权了！”
后来约翰逊时代，华盛顿流行一句打趣的话，把首都说成是“住满了有权有势的男人和他们年少无知时娶下的婆娘”。这话未免挖苦，而且按它含意说战后姻缘无非是此辈得意征途中一时的歧路失足，这也并不确切。对于那些青年复员军人和新嫁娘来说，40年代后期，何尝不是他们燕尔欢愉、山盟海誓的好岁月，心灵的宝鼎中正燃着香气袅绕的希望之烟呢！年轻，又不曾残废，已经是万幸了；结婚，就是把自己献给对方，就是互赠定情物，不胜缱绻之乐；它像是为青春热情所串连起来的绚丽多彩、万花缭乱的电影镜头，流行乐曲若断若续，声、色、香、味变化无穷；又像是厕身第五大街的双层公共汽车中，从前座乘客翻起的大衣领后一瞥而过的窗外的广告画；它无非是买回塑料袋里的白色人造牛油，捏捏袋里的黄丸使之变为奶黄色；无非是自家调制涂墙的色粉，诸如此类的身边琐事；还有，两口子睡在床上不停抽烟，又是何等乐趣；而再过十年，这种乐趣就要大为失色了。
结婚这事，还意味着让同别的新夫妇玩猜谜游戏；意味着像《好心与宝冠》剧中的阿历克·基内斯一对那样轻篙泛舟；意味着等上六个月买战后第一批福特牌、雪佛兰牌汽车，选购好洗快干、挺刮漂亮的新式衬衣；意味着因她至今还把私房钱缝在大花裙里而笑谑一番；意味着她到医生那里检查后，你把她接出来在小饭馆吃中饭时她说真的有喜了，于是两人开怀庆祝起来；意味着触及她初孕的乳房而产生的神妙感；还有，周末躺在床上，你为她朗诵剧本《一个推销商之死》而哽咽；或者朗诵小说《1984年》而悚然；在电影里看玛丽·马丁洗头发，议论奎格船长这个讨厌人物，或者听伊迪丝·皮亚夫和保罗·罗伯逊唱歌，用的是那个老式落地收音电唱机，它放的地方正好把那块褪色的墙遮着；星期日下午，拿着1948年的新产品、随拍随印的黑白波拉洛德相机彼此拍照；放那年夏天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产品33.3转的10英寸或12英寸的密纹唱片；然后下一年1月份又放胜利唱片公司新产品的45转密纹唱片，然后又突然渴望听听老式的78转唱片；婚后生活也意味着在“乡村”夜总会消磨几小时之后又到“尼克斯”和“埃迪·康登”两家厮混，或是沿着阒无人影的第52大街溜达（皮特里洛淘汰摇滚舞音乐，为查利·帕克和迪西·吉莱斯皮的尖声“进步的”爵士乐“博扑”开了道、奠定基础，就是在这里）。灯火阑珊时，你在杰米·赖安夜总会的酒吧外，俯首而立。
这时，社会上逐渐崇尚个性，讲究趣味起来。素不相识的男人在袜子上绣上花样；把钱叫做“木拉”，向过路的少女喊“合巴！合巴”；每星期一玩滚球，清晨3点钟给朋友打个歌唱电报，让那个送报人唱给他听，在新婚夫妇的弹簧褥上缚些小铜铃，然后在门外偷听，模仿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腔调说：“我绝不要打仗，埃莉诺也绝不要打仗”；星期日穿上罗伯特·霍特牌套服，在收音机天线扎上一根狗尾草，在汽车的望后镜上吊着一双婴儿的鞋子，每星期六上午一定把汽车洗得干干净净，彼此见面打招呼时说“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这样的中国式英语，结了婚的少妇头戴着卷发夹就去上市场，口里老是嚼着口香糖；她们会把全家带去看《吉普车上四女郎》和《硫黄岛战役》之类的电影，但绝对不看《维尔杜先生》，因为《行列》杂志揭露主角却利·卓别林是个赤党。
小家伙们现在已是十几岁了（teen age这个词最初出现在《纽约时报杂志》1945年1月7日那一期里），越来越露头角。有些家庭不欢喜孩子们在外乱闯，还可以使他们循规蹈矩留在家里。玛格丽特·杜鲁门在她1956年出版的回忆录《纪念品》一书中写道，人们还管她叫“‘那个杜鲁门的小女孩’——我像一般十几岁的青少年一样，对这种称谓很讨厌。”然而在白宫外面，这种“青年的力量”正在改变整个社会风气，往往不是吵闹过头，就是趣味低级，使老一代的美国人嘟嘟囔囔。至于再小一些的孩子，把盛橙子的木箱条板加上溜冰鞋的轮子制成踏板车，踏在上面溜着玩，乐此不倦。
这时流行歌曲比30年代多了十倍，全国自动选唱机已有50万部，给它的主人们每年赚2.5亿美元，不过都是镍币。这些歌曲本身没有什么价值，歌词也容易忘掉，但自动选唱机这种玩意却很受欢迎。青年人简直是崇拜这种机器。位于哈得孙河谷的一所名为斯卡巴勒的中学，有一班1947年的毕业班，就把一部自动选唱机作为礼物送给学校，家长和教师带笑在一旁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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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杜鲁门执政那些年，美国开始不可挽回地成为国际大家庭的成员。1941年圣诞节，气候阴冷，丘吉尔到白宫做客，某日夜半，罗斯福灵机一动，想出了“联合国”这个名称。《时代》周刊在1942年1月10日那期里说，“联合国这个新词”已悄悄窜入世界词汇中了。在那一年前，按照《财富》杂志的调查，美国选民只有63％赞成美国加入国际组织。到1944年3月，赞成的就有68％。同年，在大学生中进行一次全面调查，赞成美国派出代表团常驻联合国的，比例为50：1。萨姆纳·韦尔斯也赞成这样做，他写了一本颇有说服力的书，名为《抉择的时刻》，主张要组织一个世界政府。每月一书协会把它推荐出来，作为1944年8月的名著，共销售了近50万册。阿肯色州众议员富布赖特建议，支持“创立一个适当的国际机构，使之拥有适当权力，以确保和维持各国间的公正与持久和平……而美利坚合众国亦应参与这种机构”。这个议案以360：20在众院通过。到了参院，这个议案亦得到两党一致支持。
费城、大西洋城、芝加哥市、旧金山市和南达科他州的黑山市都想和纽约市竞争，要把联合国设在自己市内，并免税提供地段以供它使用。只有康涅狄格州的小城格林威治市汹汹然投了反对票，不欢迎这个新的世界组织到那里去，但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当地人反对威尔基，反对他写的那本《天下一家》，借此发泄一下怨气。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在他的华德曼公园【现在叫谢拉顿公园。仍然在康涅狄格大道和伍德利路西北一段转弯的街角。现仍是一些著名议员的住宅区。】寓所认真思考了几个月，终于改变看法，认为只有通过国际相互依存，这个世界才可以生活下去。对他来说，这是个历史性的转变。战时他有一次在伦敦的地下室躲空袭，德国飞弹腾空而来，震撼大地，他对他的陪同人员说：“人类有了这样的武器，怎么还谈得上置身事外或保持孤立呢？”范登堡打破了党内孤立派的顽抗，他对鸦雀无声的参院发言说：“我一向公开表示，认为要依靠自己力量来保护美国的。我仍然相信，不管有无其他国家的合作，我们永远也不能再让我们国防力量下降到无能的程度。但我不相信今后有哪个国家光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求得安全。我认为美国要最大限度地和世界各国合作……我认为国际公法要具有它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限。我认为我们切身利益要求这样做。”
两党参议员全体起立，热烈向范登堡鼓掌。报章赞扬他的演说，认为“毫无疑问是篇伟大的演说”，是“参院八十年来最重要的演说”，是“用武力对付一切侵略的果敢的誓言”，是“保证不再出现慕尼黑的诺言”，是“震撼全世界的一炮”。在一片兴高采烈声中，世界的另一头打响的一炮，华盛顿却听而不闻。原来胡志明抑制着满腔怒火从巴黎回国，宣布越南独立，自己当总统，上山打游击。但国务院远东司对驻在当地的外交官员并无发出特别指示。叛乱者毕竟只是当地人，算不了什么，必要时几个连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可以把它击溃。但估计亦无此必要，因为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有法国外籍军团在，要是真有麻烦的话，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出动镇压的。
这里有个词义问题，不易弄明确。但要理解战后世界政局，对这词义就必须有一定的了解。25年前，所谓“世界”，“自由世界”，甚至“联合国”，都不是全球性的概念。甚至1950年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说，提出那个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计划时，从他的演说措辞中可以看出，他的所谓“世界”，还是局限于北美、西欧及其盟国和属国。那时还未有“第三世界”，或诸如此类的概念。你可能会感到惊异，但是1942年用“联合国”名义发表的元旦宣言只有26个国家签署：那就是美国、联合王国、苏联和国民党中国；五个英国自治领；八个当时还受纳粹德国奴役的国家和九个南美共和国。总之，一个所谓参加联合的国家就是保证要打败希特勒的国家。1945年，非洲只有四个独立国：即英国势力仍很大的埃及、美国的奇怪傀儡利比亚、刚从意大利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的埃塞俄比亚和过去到现在都是在白人寡头政治统治下的南非。到了战胜日本时，联合国的成员国增加到51个，那是多了一些刚解放的欧洲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还有分散在各洲的小国。但是联合国还是像个上等人的俱乐部，你在那里可以拍拍手叫声“仆欧”，侍役便会应声而来，听候吩咐。你也可以表示你有充分权利，说一句“我是自主的，是白种人，又已年满21岁”也不会得罪其他会员，包括皮肤是黑色的会员。换句话说，周围的邻居还没有开始因为黑人增多而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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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市那个五光十色的曼哈顿岛，有不少繁华异常的区域，其中之一就是那豪华的东区第七十几条街。战后在这里举行宴会，通常是以鸡尾酒开始。当时最流行的是“海风”，是杜松子酒和柑橘汁的混合。你一边要酒，一边表明：第一，你从来不看电视的；第二，你认为克里斯琴·迪奥尔一定是发疯了。谈到第一点，你可能说的是真话，也可能是假话。但第二点，你是完全错了。克里斯琴·迪奥尔的神经至少和你一样正常。战争结束时他不过是个默默无闻、已到中年的巴黎服装设计师，但他很精明，估计到美国女人对巴黎时装还是盲目崇拜，而且恨不得早日撤消华盛顿那个令人讨厌的政府关于战时服装的第L－85号条例的规定，即她们的衣服折边不得超过二英寸，衬衫只能钉一个口袋，上衣袖口不能翻边，腰带宽度不能超过二英寸，外套不得缝上兜帽或围巾，裙部不得宽于72英寸。自从巴黎陷落以后，这五年来许许多多美国姑娘已经穿惯了没有口袋和没有打褶的衬衫，简朴的套服和短裙子了，不过最后一点使男人们可以一饱眼福。但迪奥尔认为这样下去不行。1945年底，这个出色的服装设计师设计出离地不到12英寸的宽阔的大裙，肩部不贴垫，乳罩则加垫（一般人称为“假奶”），鞋和帽的设计，也使男人们倒抽一口凉气。如果女人们流行他的服式，她们就得花一笔钱，把所有衣服重新购置。举手之间，他就把每年营业额达30亿元的服装行业和那些专供妇女阅读的杂志争取过来，赞成他的设计。《哈泼斯市场》、《时髦》和《漂亮》等杂志简直是着了狂一样。有个作家欢呼：“你的胸脯、你的肩膀和臀部都是圆圆的，你的腰部细细的，裙子这样宽大，意味着你有一双娇嫩的美腿。你这样才像是你呢！”它们在印刷精美的篇幅中大吹大擂，反对过去那些贫乏、简朴、单调的式样，提倡迪奥尔那种丰满、奢侈、多彩（当然也就是昂贵的）的“新式样”。
“新式样”，这已成了1946年时装界的战斗口号。对美国的丈夫们说来，除了再也看不见女人的裸腿而大失所望外，看来还有一个前景，就是要为老婆的新衣服付账：一件塔夫绸的下午服在阿肯色州只花17.95元，如果买巴黎制的原装货，要450元。对太太们来说，所牵涉的问题更加复杂。大多数人也觉得价钱太贵。许多人还认为，这样V形衣领、窄腰身，垂下来的肩膀、半长不短的裙，从紧扣着的裙腰上突然散开来的轻薄的蝉翼纱罩衫，实在是难看得很。不但如此，那些推销口号简直就把她们当做笨蛋。这些时装杂志中的文字本身就是狗屁不通：《时髦》傻笑着说：“在这一期里，稳重的人的优点丢了。”简直不成句子。如果她们买这种荒唐的新装，就无异于承认自己是个傻瓜，是弱者，是神经质的小笨蛋。这种人管家也靠不住，让她出门那就更危险了。
其实，妇女们又有她们的困难，她们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社会还是受各种禁忌所束缚，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受自制所束缚。她们的妈妈从小就教她们处世接物总要谦谨温和，因此她们一气之下，也做了在当时时代条件的局限下能够做到的事。肯塔基州有676个职业妇女签名发表了一个反对新式样的宣言，特别攻击裙的长度，因为女孩子欢喜把腿部多露出来，不管缝纫机神通如何广大，也不能把短裙改放长。于是“刚过膝”俱乐部就在几个城市应运而生；达拉斯市有1300名“刚过膝”会员穿着刚过膝盖的短裙，在商业区游行，高举标语牌，反对跟着法国屁股后面走。迪奥尔在巴黎大声叫屈：“我的天哪，我做了什么错事呀？”——似乎他毫不知情似的。
危机于1946～1947年出现。有几百万码印花雪纺纱和花边堆积在曼哈顿区服装工业的仓库，等待着小石市、丹佛市和西雅图市的人们做出选择。顾客们也受到很大压力。姑娘们在人行道上碰上另一个姑娘时，彼此都拼命考虑究竟在服式上何去何从。有些人采取战后第三世界那种态度，搞些不完全是“新式样”的新式样，暂时把问题回避一下。比如说，英国还得处处紧缩，还在实行物资配给制。鞋跟不得高过二英寸，而贝露港路的聪明女服饰商却造出价廉美观的鞋面结实的平底高跟鞋。1946年间，美国的服装设计师又再搞裸露中腰的服装，还新设计一种无直带的横扣式的乳罩。快要到复活节时——那年是在1947年4月6日——双方的斗争还是胜负未分。不久，女人们似乎一下子就软化了。你可以说她们是软骨头，是笨蛋，但是这些中产阶级的妇女，凡是有现款或可以挂账的，谁都不愿在复活节那个星期天里穿着古老的服装，怪里怪气。当她们鱼贯走进教堂通道时，她们也就向全国——也就是说向她们叫苦连天的丈夫——表明，在所谓“上流社会”（haut monde）的风尚这问题上，她们仍是惟外国之命是从。而“上流社会”这个词来源于法国，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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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斗争过去后，女人们不但挂白旗投降了，还好像是没有斗争过似的。她们甚至穿着帆布鞋、木底鞋、软靴、尖跟“凉鞋”，戴上有面纱、羽毛、甚至鸟笼子装饰的土耳其式帽，到处走来走去。鞋匠搞这样光怪离奇的产品，倒还有道理，因为妇女们穿上那种长裙，腿部裸露有限，这样，小腿修长的妇女，就想用古里古怪的鞋、五颜六色的尼龙袜和各种各样的鞋带来吸引人们的注意。但是那些帽子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那些不切实用的手套和奇形怪状的手提包，也是如此。如果说这样搞有什么社会意义的话，那只能说是表现了女性的直觉，表现了女人有做不对的事、无聊的事、变换花样的事的权利。
在曼哈顿区的晚宴席上，客人们在浅斟细酌海风或马提尼鸡尾酒的时候就可能谈及下列话题：拉里·麦克费尔用300万元收买了扬基棒球队；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默里·巴特勒退休了；罗马教皇新封了四个美国人当红衣主教；丹佛大学全国舆论研究中心的报告说，有36％的美国人预料25年内美国又会再打仗，另外有23％则预料50年内会再打仗，但只有20％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场世界大战，这时谈兴就低沉了一些。这次民意测验是在1945年末进行的，那时美国公众还不知道美国和斯大林的关系已经不稳到怎样程度。
在那些年头里，在东区第七十几街一带举行的宴会都是正规的，穿什么衣服也不能随便。男的要打黑领带，女的要穿晚礼服。客人们在铺着雪白台布的餐桌上找到自己的座位。主宾坐在男主人右边，男女交错着坐，旁边那个不能是自己的配偶。按规矩，你和左右两边的客人讲话应酬，都要一视同仁。最后喝完了酒，蜡烛将尽，男女才起座分开。男客都和男主人在一起喝白兰地酒，抽哈瓦那雪茄，女客们则到楼上去，做她们在这种场合下要做的事情去。一般她们总会有些时间谈谈有特殊兴趣的流行话题。比如说，耶鲁大学的儿科专家阿诺德·格塞尔那本《生命的头五年》，当时还很畅销，在化妆室里通常会引起议论。（还有两本书《长袍》和《心情的平静》更是畅销，但在这些女客面前谈及这两本书，那等于在社交上自杀。）那时女人们都爱把手袋、帽子和服装配套，还爱把黑绸制的美人斑贴在脸上，把本人的大型半身像印在花布新衣上。女人对科技革命非常注意，和农庄里的女人一样非常感激。合成纤维的出现，使她们生活改变了，无论在曼哈顿或在艾奥瓦州都是如此。仆人几乎已经绝迹，雇佣仆人的需要也同样消失了。战胜日本后不到一年，电器商店已出现了电力干衣机。而且在40年代后期，主妇们每年买进22.5万部自动洗碟机和75万部垃圾处理机。1947年，冰冻鲜橙汁也上市了。当然，有些新玩意儿是荒唐的。比如芝加哥一位年轻的工业设计师让·奥蒂斯·赖内克领了一种电气吉他的专利权，这种吉他可以把音调提高到耳鼓吃不消的程度。人们议论说：毕竟，我们是个自由国家呀，我们知道，它有各种各样的人，可是确有些人真没治。
广告行业将进入黄金时代。一个海军退伍军人根据真人真事写的畅销小说（弗雷德里克·韦克曼1946年出版的《广告商》）使麦迪逊大道的大名，变成家喻户晓。可是，本来使广告业发达起来的那些销路很大的杂志，后来在各种宣传行业中，却竞争不过，惨遭败北。在战时，杂志的出版人和汽车制造厂的工头一样，忙个没停。从珍珠港事件到战争胜利这个期间，平均每种杂志都增加了25万个订户。战前，它们在国外顶多不过销几千本；现在美国被公认为西方头头，看这些杂志的欧洲人就有好几十万。在两年之内，它们的广告收入增加了1亿美元。但即使在这全盛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不祥之兆。约翰·费希尔在《哈泼斯》杂志中报道说：按照广告商的调查，有文化的美国人越来越转向那些面向某种特殊读者的杂志，比如《游艇》、《假日》、《纽约人》等等。至于一般读者，都按捺不下心来。他们已不满足于消遣散心，而要求一些使人着迷的、神魂颠倒的、引人入胜的读物。一旦公众发现了电视，这些一度在报摊上畅销一时的杂志，好时光就指日可数了。
杜鲁门执政的头几年，电视成了人们热烈议论的话题，但只是话题而已，此外没有多大作用，而且肯定不是赚钱生意。早期流行的杜蒙牌电视机太小，价钱又贵，为数也不多，而且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看。但是从两次体育节目的实况转播，就可以看出电视的巨大潜力。一次是1946年6月19日路易斯对康恩的拳击赛，另一次是1947年世界棒球联赛。在家里看电视的人，比花50元买一张拳击赛的前座票或一张扬基体育场的主看台票还看得更清楚。但是广告商人还是犹豫不决，认为有电视机的家庭还为数太少，花大笔广告费还划不来，因为到1948年1月1日，全国才只有17.2万架电视机，电视广播台也不超过20个。因此，无线电广播行业还可以沾沾自喜。至于好莱坞就不是这样了。电影业的巨头们只好向麦迪逊大道的广告巨商乞援，而这些公司的营业部主任就马上在全国的广告牌、地铁和无轨电车广告上大事宣传：“为什么今晚不去看场电影呢？”并且向大家保证：“电影比以前更好了！”但这并非事实，这套宣传也没有效果。而且有消息传开来说平均每月有25万户在买电视机，这套宣传就更行不通了。但看来这并没有关系。战后做广告生意的和各公司的宣传员是对难兄难弟，他们点金有术，魔法无边，在战时搞了五花八门的广告，吹嘘商品牌子，使新的织品、电器用具、新产的罐头啤酒、双层玻璃纸包装的香烟都销路畅通。这些人无论在曼哈顿的宴会上，在底特律的新车展览厅里，或者在石油商和议会说客们当中，只要开口发言，全场就会鸦雀无声。这些人善于塑造形象，以观察敏锐著称，当然要洗耳恭听了。大家知道，民意测验与操纵宣传工具的技术还属试验阶段，就像牛顿刚看见苹果跌向地面、弗莱明在实验室里发现青霉素霉菌那样，只要再过一些时间，再过一些时间。它们是有无限前途的。有些善于想像的人，根据厄普顿·辛克莱1934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失败的教训，认为有朝一日，这些技术完备以后，还可以在竞选总统时加以利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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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广告宣传行业在促进战后繁荣方面究竟具体地起了什么作用，是无法确定的。但在战争期中，影响却是明显扩大，而且并不限于在市场方面。各种广告和杂志文章，都把人们内在心理塑造出来，或者反复宣传人们应该这般那样。他们再而三地向士兵宣传，他们就是为了他们爱吃的甜馅饼而去打仗。而他们邻居的姑娘，或者留在出发港口那些活动拖卡房子里的新婚少妇，则在朝思暮想，究竟乔伊变了多少，现在该是什么样子。当然她收到他一些来信，但信件显然经过检查，而且多数士兵会把真正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于是她只好从报摊和街角日用品商店中找些报刊文章看，而这些作者们倒是热心非常，将她那位远在天涯海角，而又归期已近的亲人的情况向她介绍。
他们对她说这些士兵有个“重新适应”的问题，她最好有个思想准备。《妇女家庭杂志》提出：“你的丈夫回家时见到的是他想像中的女人么？”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们都不厌其详地分析，说这个乔伊不可能和过去一样了。《家政》杂志劝导人们要耐心。“过了两三个星期，他就不再会讲个不停了，压在心头的往事也该过去了。如果他还是讲完又讲，还是情绪激动，那你最好找个精神分析专家看看。”至于《美丽之家》杂志则认为解决之法很简单明确。它登了一幅客厅图片，那是给一位患过炮弹休克症的将军设计的，并吹嘘说：“家庭是最重要的复员中心，对所有士兵都是如此。”还有一些入门的小册子，教那些环境急剧变化的陆军妇女服务队和海军妇女志愿紧急服务队的队员们，怎样治好精神郁郁。它们劝父母们把她的睡房布置一新，使她们觉得意想不到的新鲜，并说“女兵们穿上了新的打褶衬衫，精神上就适应过来”。有些不负责任的报纸大谈其什么精神错乱的复员军人到处乱闯的危险。有一条标题竟然说：“发疯的复员军人到处胡作非为。”
这些胡说八道，通过比尔·莫尔丁和其他一些作家、画家，传到国外部队那里。他们听到这些加油添醋的报道或纯属捏造的谎言，都很生气。1944年，就曾有人到处传说，罗斯福夫人建议在巴拿马设个收容站，让回国部队先在那里隔离一个时期，学习在文明社会中怎样过生活，然后让他们回家，即使复员以后，还要戴上显眼的臂章，使那些循规蹈矩的女人知道在她们跟前这个人，可能就是强奸犯。前线的士兵愤慨地说，他们完全不是这样的人。说他们一心想的就是发泄性欲，是不符事实的。
但事实上他们确是如此。
阿拉曼战役结束，据说路透社有个记者问第八集团军一个英国兵：“战争结束以后，你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操我的老婆。”那个士兵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第二呢？”
“把这双他娘的平头钉靴扔掉。”
凡是军队差不多都是这样。而且有史以来，战士复员回家也都是如此。一旦墙上的蓓蒂·格拉布尔的半裸照片给扯了下来，他们在睡房里或公园里撩起女人的裙子以后，什么“重新适应”的议论就不再存在了。“所谓复员军人问题，”威廉·奥尼尔说，“从未成为一个问题。战后年代有种种意想不到的事，但这样不费气力就把这么一大批人员安排妥当，也许是最出乎意料之外的。”
在40年代里，美国式爱情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是在战时结婚快；第二是战火平息后离婚也频繁；第三是托儿所人满为患。在广岛市给原子弹摧毁以前，突击结婚很流行。各种各样的宣传，都鼓励他们这样做。在一部称为《时钟》的著名电影中，罗伯特·沃克在宾夕法尼亚车站认识一位女郎，尽管双方出身不同，家庭情况也不了解，除了生理上的吸引而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认识才24小时，两个人就站在教堂祭坛前，结为夫妇。有些军事基地是在城市附近，少女很多，就特别盖些小教堂，鼓励人们结婚。报章对社会名流的婚事，亦大事渲染，其中有阿蒂·肖和爱娃·加德纳；乌娜·奥尼尔和却利·卓别林；朱迪·加兰在和戴维·罗斯离婚后，又和文森特·明尼利结婚；21岁的格洛里亚·范德比尔特和58岁的利奥波德·安东尼·斯托科夫斯基；还有罗伊·罗杰斯和戴尔·埃文斯，虽然同拍了24部西部牧童片却连一个接吻镜头都没有，也宣布结婚了。接着，战士们从前线回来，罗曼史就开始破灭。原因很多，有一部名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年代》的电影把一个主要原因刻画出来。那是一个中产阶级人物战后归来的故事。达纳·安德鲁扮演一个青年飞行员，他在快将出发之前一时冲动下结了婚。新娘是个浅薄的金发姑娘，在他出发以后，她想像他还是过去那个样子：戴着银色空军领章，低低地扣在眉梢上的飞行员帽，如此等等。但他退伍以后，就迫不及待地脱下戎装穿上便服。而她一看到他那副样子，就下决心要立即坐火车去雷诺了。1946年，这个市批准了1.1万宗离婚案。直至现在，这还是个最高纪录。
在那些岁月里，洛杉矶市也和其他城市一样，有好几千个咖啡话会。参加这些话会的复员军人的年轻太太们，对这些话题都很感兴趣，其中有些是耐人寻味的离婚案，理由是双方缺乏感情。这些太太们都是混得不错的人。除了在大萧条期间曾经长期营养不良的人而外，那些困难年头并没有在她们外表上留下什么痕迹。（但如果她们张嘴微笑，情况就可能不同。在她们年轻时期，畸齿矫形术和整齿器还索价较高。有些人到了30岁，就要镶上假牙。）根据纽约市美国历史博物馆1945年对1.5万名女子的调查，那时美国少妇们的腿，比之她们1890年的老祖母要长些，臀部也稍微肥大些，腰部也略粗些。但比之在昔兰尼爱神阿芙罗狄蒂的形象，臀部却略小些，也没有那么妖娆。到了举行婚礼之日，她们平均高度是五英尺三英寸半（要是生在加利福尼亚则略高些），胸围33.9英寸，腰围26.4英寸，臀围37.4英寸。到了她们够条件参加洛杉矶那些早上咖啡话会时，她们已是年轻的母亲，身体某些部位已经逐步粗肥些了。但她们还是又苗条又抖擞，当时欧洲的记者对她们很欣赏赞美，说她们对于什么事情都是爱取笑，有时对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也取笑——她会说：“我们在这里真像一群母牛。”或者说：“就像一个叫声不停的母鸡场。”她们有褐色的头发，碧蓝色的眼睛。她父母那一代最惯说“亲爱的”来表示亲昵，现在已由“宝贝”所代替。在她们当中，除了那些大学毕业生或者“妇女选民同盟”的会员而外，对国家大事，都完全不感兴趣。她们属于“不表态的一代”，并对此引以为荣。她和丈夫连报纸也很少浏览。她对他只有一个期望，就是要有安定的职业。他本人也是在大萧条中度过童年的，所以要求也不过如此。总之，对生活的要求就是要有保障。
除了露天的庭廊和小小的亚热带花园以外，这样的少妇全国比比皆是。加利福尼亚州这样的少妇多，是因为它比其他任何一州发展更快，对准备安家落户的复员军人特别有吸引力，已成了战后美国生活方式的诞生地。在这些年头里，超级市场增加了两倍，就快要过两万大关，但是始作俑者旧金山的水晶宫市场，早在1922年就已经开门了。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加利福尼亚就已开风气之先，开设了一些汽车电影院、汽车餐室、汽车银行和汽车教堂，还设计了可以把车子洗净打蜡，而无需驾驶者下车的机器。战争爆发以后，什么后院烤猪窑、肾形游泳池又在私人住宅中发展起来。最初设计出有八条车道的超级公路、梅花型立体交叉和自动找零钱的公路收费器的都是加利福尼亚工程师。第一个穿着短袖敞领衬衣参加正式宴会是一个加利福尼亚人，穿上铁青色小礼服的也是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海滩上，女人们带头穿半裸、后来又是全裸的游泳衣，而女人穿长裤上街，在树丛中装上彩灯、建造错层式的房屋、女人在公共场所吸烟等等，都是从加利福尼亚传到全国的。用一个词概括的话，那就是他们有创造性；另外一个词，那就是不拘礼节。至于咖啡，那不用说，就是速溶的了。
咖啡话会的话题，往往是谈论孩子们的事情。人口剧增出乎意料，就是这批满脸笑容的人所造成的。政府也无意中起了促进作用。“过去在大学未毕业、事业未有成就之前只是和几个女朋友出去玩玩，”贝蒂·弗里登说，现在复员军人“靠着士兵权利法案，马上就可结婚。”当然，人口学家不会认为：新婚夫妇躺在床上，只是停留在接吻拥抱而已。但他们原来以为他们会像30年代他们的老一辈那样，在生育问题上会有所克制。但是现在这些当上了父母的人，情绪显然不同。“这些复员军人夫妇们总想把称心如意的东西马上拿到手，似乎今天拿不到就再也没有似的。”卡罗琳·伯德说：“什么房子、车子、洗衣机、孩子……他想马上样样都有。……他们要了孩子再说，而不考虑将来给孩子整齿和送他们上大学要花多少钱。”生孩子很容易，而且很好玩。如果把印第安纳大学的艾尔弗雷德·金赛博士在1944年发表的数字和40年代后期人口统计的数字比对一下，并进行简单的计算，我们就发现美国男人结了婚的有55311617人，每周性交次数高达136666060次，或者说，每千分之四点八秒全国就有人射精一次。在那些岁月里，美国每七秒钟就有一个妇女怀孕，说起来美国人口统计局也会脸红呢！
对这个局来说，这简直是拆它的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切人口估计都完全没有用了。战争的年代并不停止生育，那几年里一直有“战时小宝宝”在生下来。出生数每年多达300万。到1946年，也就是运输舰开始把部队运回国那一年，出生数字又比前一年多了50万。这还不是最高纪录，甚至连接近最高纪录也不是。第二年又从1946年这个已经是破纪录的数字再增加40万人。到了60年代中期，那些做远景规划的人发现美国多了二三千万人，而人口增长最多的就是十几岁那一代，而这一代学生命中注定事情是特别多的。即使在约翰逊和戈德华特竞选总统的1964年，战时小宝宝还未成年，大萧条时期的成年人在选民中还不到1/4。所以老一代和新一代之间的某些对立，是在约翰逊第二任总统的期间才开始出现的。因为杜鲁门时期的某些看法和概念，到了父母们进入中年以后，就会对社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而他们对这些变化，倒不一定是太感兴趣的。
正是在这些年代里，斯波克医生的育婴手册成了1895年出现畅销书目以来的一本最最畅销书了。斯波克书中有一节专讲他所谓的“听之任之”。他写道：“父母总是按照自己的成长方式来教养孩子的，这是人类的天性。”但是，他们应当谨记：“过去医生们总是再三要父母们不要纵容孩子，现在则劝告他们不但要照顾孩子们的饮食，而且还要考虑他们情感上的需要。”“斯波克时代”于是开始。
从很多方面说，这个时代开始时是极其美妙的。比尔·莫尔丁在他的连载漫画《在前线》之后，又发表了漫画《归来》，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一个当上爸爸的一边抱着蔬菜，一边推着孩子坐的小车，旁边一个穿着军服的中士问他：“威利，做个自由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复员军人觉得好极了。有些妇女杂志开始发现一个新现象：这些新当上爸爸的自告奋勇去调奶粉，半夜两点负责喂奶，连尿布也亲自动手洗（用完就扔的尿布，还要过15年才有）。但随着新的家庭电器设备陆续上市，这些家务就较易处理了（切肉还未有电刀，但磨刀有了电磨，切肉就不费劲了；安在墙上的吸尘器也还未出现，但真空吸尘器已经较轻便，较好使用了）。如果年轻夫妇要到餐馆去进膳，或者看一场电影，邻居的大女孩会很乐意过来照顾婴孩，给她一点钱便可以（每小时给两角五分，便算颇为大方）。总之，这些新家庭既不单调乏味，又无繁重劳动。惟一的问题是房子难找而已。
战后出现的房荒问题，是直接由于婴孩出生多和“我们要回家”运动所带来的迅速复员所引起的。1945年12月，陆军一个月复员近100万人，海军又有25万人，复员军人如此之多，简直是无法容纳。美国最低限度要有500万户房子，而且要马上解决。很显然要求建筑业解决是不可能的。战时管制刚取消，劳动力和物资就立即用到工业建设上去了。从战胜日本到圣诞节这段期间，破土动工的房子只有3.7万幢。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通过法令，规定房屋最高限价和授权他将全国建筑物资的半数用在营建廉价房子上去（每幢1万元或不到1万元）。建筑业派出得力的说客到国会游说，使法案无法通过。但参议院同意将7.5万所战时临时建筑物，转给复员军人们使用。政府也将一些集体宿舍改装修建，安置了1.1万户新婚士兵，到了冬风日益凛冽，又有1.4万户挤进了腾出来的陆军营房。但这只是杯水车薪而已。还有百万多户是和别人挤住在一起。在寒风刺骨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有一对夫妇带着他们战时出生的婴孩，在汽车里过了七个晚上。亚特兰大市有一个公寓登了个出租广告，要租的竟达2000人。这个市的头面人物为此不安，出钱给复员军人买了100部活动住房拖车。不论大小城市，都可以见到这些拖车密集成群，校园里面尤其如此。密苏里州大学在校园内挨家挨户去进行调查，把一切能腾出来的地方，都留给密苏里的学生住，并去函别州对申请入学的学生说：尽管他们具备入学条件，但没有房子容纳他们。北达科他州的复员军人则把粮仓改为住宅。本尼·古德曼的乐队为克利夫兰市义务演出，请听众们把房间让出来出租。尽管这样，房子还是远远不够。大家都说房东们冷漠无情，莫尔丁对此至为愤慨——他的愤懑继续是他的一代的情绪的指标。他在一幅漫画中发泄他的感情，画了一对复员军人夫妇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肥胖的声势汹汹的女房东争论。门口有一块牌子上面写道，“有房出租，不收孩子和狗。”那个女房东说：“看来你们这些当兵的就是不了解我们的困难。”
房荒闹得最厉害时，任何一对无家可归的复员军人夫妇都有很多难堪的遭遇。他们的代言人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个牧童歌手出身的参议员格伦·泰勒。他是靠弹得一手好班卓琴，被爱达荷州人民选进参议院的。他带着他的妻儿和孩子，站在国会山上的石阶前，如泣如诉地唱道：
『噢，让我有个家靠近国会大厅，
让孩子们在院子里可以玩耍！
一两个房间、哪怕旧点也罢，
唉，我们总找不到地方安家！』
美国迫切需要来个十年规划，每年要建造150万户的居住面积，在此以前看来只好暂时靠帐篷解决了。尽管建筑工业游说国会的力量强大，可以阻挠政府的庞大计划的通过，但他们用那套一块一块砖的砌法来盖房子，价钱太贵，进度太慢，单靠他们是完成不了的。总得找个办法解决。到了1949年初，有些人就创造了在工厂预制构件的方法来解决这问题了。战时有人创造生产奇迹，而他们则是在和平时期创造生产奇迹。这个建筑行业的亨利·J·凯泽，就是新创建的莱维特父子公司。威廉·莱维特在长岛的纳索县里买了一块1500英亩马铃薯地。从对战后生活的影响来说，这件事和杜蒙公司创制的七英寸电视机，和霍华德·艾肯在哈佛大学创制的第一部电子计算机，可说有同样重要意义。今天我们所谓郊区的概念，追溯起来，就是从这块土地开始的。有些人瞧不起这第一座莱维特镇。但他们无法理解当时搬进去的人是怎样感激满意的。莱维特不用出布告，也不花钱去搞广告，人们奔走相告，就已经够了。1949年3月7日，他那并不华丽的营业部在寒风萧瑟的早上开门营业时，就有一千多对夫妇在那里排队。有些人已经等了四天四夜，喝点咖啡吃些炸油饼当饭。营业部的门一开，就像俄克拉何马州1889年抢购土地时的情景一样。那些现在称为“青年夫妇”的都你挤我拥，想争先在第一批以6990元的代价，买到一座有四个房间的房子。如果包括手续费、绿化和厨房电器设备在内，还不到1万元。
莱维特盖房子，就像凯泽造船一样，是用生产线的流水作业进行的。第一批一下子就是1.75万家，每家都是同一个式样。一声号令，一排接一排的推土机就向前推进，红旗一挥，它们就拐弯。后面接踵而来的就负责铺上混凝土地面，跟着电工就来竖街灯柱，工人就来挂上路牌。接着，就把每个屋子地段划分好。一队队的汽车就在已经凝固的混凝土路面上滚滚而来。上午8时卸下预制的墙板，9时半卸下抽水马桶，10时卸下水池子和浴盆，10时3刻卸下灰泥板，11时卸下地板。就是这样流水作业。整个镇都没有一个手锯，莱维特公司的木工用的都是电动用具。他们用喷漆枪喷墙，最初一批房子的所谓“颜色设计”，不过是两种深浅不同的颜色。按照他的计算，认为建一座可供两千户用的游泳池，占用的面积和一座网球场一样。于是他就下令建八个游泳池，取消所有网球场。一切都只能是一个模样。星期一规定为洗衣日，那天在1.75万个后院内，都挂满了洗好的衣服。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星期天挂晒衣服。哪一家都不能搞木栅栏。草坪要定期修剪齐整。这一切都在合同上写清楚。甚至那些刚刚上市的新型的机械工具，也似乎配合着莱维特这个规划。每株树的距离都是28英尺（每家门前有两棵半树），误差可以英寸计。行人道的石块略呈曲形，但角度也是划一的。哪些户要搞一些什么特点的话，那就只能在室内装饰和门铃的调子上想主意（虽然那时已有按铃或拉铃，但用的还是门铃）。建筑设计师们和社会学家们反感很大。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企业家是一个独裁者。但是买到莱维特式房子的人却没计较这点。过惯严格军事生活的复员军人，住过用波状铁皮搭成的活动房子或活动拖卡的妻子们，还记忆犹新，对他们说来，按照统一规格建造的房子，同样还是温暖的家。
比尔·莱维特一下子就成为神话般的人物，不管暴跳如雷的审美学家怎样指责，他还是个使人们有个住宅的保罗·布尼安。全国到处出现模仿他的人，他又带着他的人马，越过宾夕法尼亚州的州界，准备在特拉华河一块一直种着菠菜的八平方英里的地上动工。他的设计人员设计的市镇，具有1100条街，内有学校、教堂、棒球场、市政厅、工厂铁路支线、停车场、医生和牙医的诊所、蓄水池、商业中心区、火车站、报社、花园俱乐部，总之，具有一个拥有7万人的密度很高的城市所需要的一切，成为宾夕法尼亚州的第十个大城市。莱维特称这个第二莱维特镇是“美国规划得最完善的市镇”。当他谈及它时，声音也哑了。“当然能够用一种产品来满足无人能够解决的需要，是使我心情激动的，”他说，“但我不只是营造和出卖房子而已。坦白地说，我也想获得点声誉，这是人的天性。我想建一个我能以此为荣的市镇。”停了一会，他又说：“当然，要这样你得要大胆，你得要从大处去想。”
说来奇怪，他自己的房子和莱维特镇的相比却有天渊之别。那是坐落在巴克斯县的一个可爱的农庄，厚厚的石砌的墙，用人工削制的椽，粗大的桁条，宽敞的房间，远望去是一片幽深的森林，阒无人烟。他认为这样的房子好，但很快又说：“大多数美国人，特别是妇女，是不会喜欢的。”他对来访的人说：“你要大家买一幢他们并不想要、而价格又超乎他们能力以外的房子，那是没理由的。”他指着那幢房子的装饰线条和容易积土堆尘的地方说：“您想一想，要现在的主妇在这样的房子搞清洁卫生，把你的妻子放在这样的乡村里，你说行么？人总欢喜有人做伴的啊。”他的口气似乎在说，他们还是不变的好。诚然，他们并没有太多选择余地。
第十五章 黑夜里哈里的一点英雄形象①
【①这是艾奇逊吹捧杜鲁门的一句话。源出于莎士比亚的《亨利第五》。哈里是英王的名字亨利的昵称。莎士比亚说他在困难时乐观而坚定，使其仆从深受鼓舞。其卓越之处，“他的拙笔”仅能描述其在“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杜鲁门名字也是哈里，故艾奇逊引用此语吹捧杜鲁门。——译者】
世界领导的大旗从垂死的英帝国转移到美国，其时间、地点，我们是有可能考定的。1947年2月21日，星期五傍午，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英弗查佩尔勋爵给国务院去电话，说有急事要和刚接替贝尔纳斯任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会晤。大使说他奉命要递交白宫“一张蓝纸”。按外交的习惯用语，那是指正式的重要函电。迪安·艾奇逊说马歇尔已离开国务院去参加普林斯顿大学成立200周年纪念并发表讲话。能不能等到星期一呢？
确实不行，英弗查佩尔回答说。他准备请他的一等秘书H·M·西奇尔立即把文件送来。这里就引起一个对等接待问题。艾奇逊是个副国务卿，接见一位一等秘书就会有失外交礼节。要找个级别较低的人才行。因此，他指派远东和非洲司司长洛伊·亨德森做代表。于是，这两个级别不高的外交官就在当天傍晚在行政大楼内一间阴沉的办公室会面，从此开始了世界领导权西移的第一步。
西奇尔事实上带来两份文件。按照艾奇逊后来的回忆，两份东西都是“惊人”的。希腊局势混乱，艾奇逊是知道的。据报共产党已准备接管政府，谣传说英军在撤出，亨德森还曾打过一份题为《危机与迅即崩溃的可能》的报告，提出为了要挽救希腊，惟一办法是由美国对那里的联合政府提供大规模援助。但在此之前，还没什么迹象表明希腊穷途绝路的程度。现在艾奇逊看到的这个文件说，希腊需要2亿以上的美元，作为应急的第一笔援款，否则就只得向野蛮的俄国侵略屈服。第二份文件说，土耳其亦处于困境。他们力量稍强一些，但要是得不到援助，也是会被征服的。英国已是无能为力了。反纳粹斗争进行了六年，把英国弄到筋疲力尽，财源枯竭。实际上，他们也亟需美元救急。不久之后，英弗查佩尔勋爵就将再次来找美国人亲自求援。
杜鲁门了解这情况后，不由得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形势这样恶劣。当然，丘吉尔已经警告过他，欧洲已成为“瓦砾场、骸骨堂、时疫与仇恨滋生的渊薮”，但人们多认为，这不过是丘吉尔耸人听闻的说法而已。对于欧洲的困境，报界不是置若罔闻，就是轻描淡写。《时代》周刊向来以善于发现谈话尖锐的旁观者见称，曾引用过一位捷克游击队员的遗孀（没登姓名）的话说：“我们需要不多，但却很急迫。”这种话华盛顿听来觉得有道理，因为他们认为欧洲大陆也和美国一样，经过短时期的混乱和调整，就会重建和平时期的经济。战胜日本后那一周，总统曾对同盟国提出延长租借法的请求进行研究，但没有同意。他说，按租借法提供的400亿元应已足够。租借法必须尽快结束。他坚决反对美国在1945年9月胜利以后继续充当全世界的施主。
戴高乐对此曾提出抗议，蒋介石也反对，而丘吉尔则大声叫嚷：“我不能相信这就是美国的最终决定。我不能相信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会这样简单生硬地处理问题。”事实上美国也没有这样做，只不过是放弃了一种方式，而代之以他种方式而已，其中主要的就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但是，尽管花了110亿元在信贷和赠款上，低地国家、法国、意大利、西德和巴尔干半岛诸国还是穷困异常，物资奇缺。战后两年，办事有条不紊的柏林人都在冰天雪地到来之前，在秋天就掘好数以千计的坟墓，准备埋葬那些看来再也看不到另一个春天的邻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送给希腊的物资，只够把雅典市锈蚀的水管和水泵换上新的，解决被破坏了的全市供水系统。纳粹暴虐是被打垮了，但接踵而来的不是自由，而是饥饿和混乱。从爱琴海到北海，莫不如此。经过德国人的掠夺、炸弹的轰击和抵抗运动战士们的破坏，工厂阴冷凄凉，寂然无烟。反正什么原料都没有，就算出现奇迹，有了原料，铁路网也七零八落，没法运到工厂。看来政治领导权就要转到苏联手中了：即使不为别的，而仅仅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的缘故。
国务院了解到需要进行规模巨大的救援，初时还指望英国和她的庞大帝国来负责提供。1946年7月，杜鲁门签署了一个法案，授权向英王政府提供37.5亿为期50年的贷款。他以为这样美国就可解脱对欧洲承担的义务。但现在钱已花完，却没有什么成效可言。伦敦约有1.7万家房子，占全城的1/4，还是断壁颓垣。临时搞了1万间尼森式活动房子以应燃眉之急，但粥少僧多，只能满足一小部分的需要。当美国妇女们争论采用不采用新式样时，她们的英国姊妹们每年却只能配给一件长衣，四英两毛线，两码衣料，1/3条衬裙，1/4套衣服，1/5件睡衣。胜利除了使美国这个伟大盟邦得以幸存而外，并没有带来其他什么。
但是能否生存下去还是个问题，因为1947年1月开始的严冬就威胁着英国。连续两个月内，温度一直是在零度以下，暴风带来层层积雪，其量空前，使英国陷于瘫痪。农业生产下降，低于19世纪水平；工业生产停顿，电力只在每天上午供应几个小时。失业人数增至六百万以上，配给供应比战时还要紧缩。当西奇尔带着两份文件（一份关于希腊问题，另一份关于土耳其问题），在严寒的星期五乘车到宾夕法尼亚大道时，白宫还预言“在未来的一年里，情况还可能更糟”。伦敦《泰晤士报》把这一预言说成是“英国政府发表的文件中，这是最令人不安的声明”。总统请赫伯特·胡佛周游24国，他回来以后汇报说：各国人民，特别是战争期间漂泊无依的儿童们，都已濒于饥饿边缘。只有美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解囊相助，才能得救。这时才再没有人怀疑，欧洲确是苦难深重的。
但是，胡佛自己在国会中的共和党伙伴们却还半信半疑。许多人议论纷纷，说山姆大叔又在上当受骗，说是把钱倒进老鼠洞，或是支付给一个全球性的工程兴办署，说美国理想难免以破产而终。反过来，欧洲人对这种漠然无情的议论，则感到大为激怒。
反美活动已蔓延开来。一位随军牧师说，在大陆人的眼里，美国士兵都是些可怜的年轻人，不懂得为啥打仗，也不懂得胜利的意义。他们感兴趣的只有三件事：找女人睡觉，偷白兰地酒和等下一班归国的船位。伦威克·肯尼迪牧师写到美国占领军士兵的典型形象时说：“他穿着一身鼓鼓囊囊的衣服，肥肥胖胖，饮食过度，寂寞无聊，漠然若有所思，观察力差，思想则更浅薄——是征服者，却在一个口袋装着块巧克力，一个口袋装着包香烟……巧克力和香烟，这就是征服者能给与被征服者的全部东西了。”
这种说法传到国会山，使议员们怒发冲冠。30年代以来，议员又第一次开始议论起欧洲知恩不报来。但是希腊和土耳其问题，可并不仅此。共产党人在那里形成真正的威胁。英国现在既已不能轻而易举把他们驱散，华盛顿就只好把重担挑起来。让欧洲在铁锤和镰刀下受奴役，似乎不堪设想。因为这意味着苏联的钢铁生产力、造船设备、熟练工人、发电量和化学工业的产量、科学技术和工厂设备都会增加一倍。在那样条件下，而且只有在那样条件下，俄国才有实力同美国抗衡。“我认为如果我们失去西欧，”福雷斯特·谢尔曼将军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上作证说，“……我们要保住自己也会日益困难。相反，即使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我们仍能生存，重整旗鼓，并可能把它夺回来。”
这个考虑是有道理的，虽然在1947年尚不紧迫。在人们的记忆中，俄国人还是英勇的盟邦。对她感到的失望开始深化，但尚只不过是使士气低沉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起来虽很野蛮，但谁是谁非，界线曾是清楚的；现在要是在一些新问题上引起冲突，却未免令人寒心。1946年，赫伯特·贝阿德·斯沃普在伯纳德·巴鲁克的一篇演讲词中，提出了“冷战”这个词。巴鲁克曾认为这个词含义太强烈而划掉。到了1947年4月13日，又经历了一年苏联的粗暴态度，于是巴鲁克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讲话时终于用了这个词。即使这样，它也不过是指“意识形态的对抗”。迟至1950年5月，也就是接近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保罗·霍夫曼【美国著名工商界领袖。——译者】还可以说：“冷战是好的战争形式，只有这种战争不发生破坏的问题。”
但即使是在1947年，人们已很清楚，只靠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是不能把马科斯将军和他的两万名共产党（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从希腊山区赶走的。希腊合法政府需要的是国务院政策计划处所谓的“巨大的非意识形态援助”，也就是说：大炮。为争取到国会中反共的共和党人的赞同票，大炮比黄油容易。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决心双管齐下。但是，根据他们的经验，用零打碎敲的方法来承担任务，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欧洲需要的是重建，不是救济。美国需要一种名副其实的外交政策。政府为了给实际对外措施寻找恰当的理论根据，终于在权威性《外交》季刊新的一期里找到一篇文章。文章题为《苏联行为的依据》。作者署名仅用了“X”。
这个“X”原来是乔治·F·凯南，他虽然未露头角，但却是才气横溢的研究俄国心理的学者。他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当参赞时，就写成这篇论文。1946年斯大林向规模盛大的共产党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发表演说，表明要采取强硬路线。这个独裁者反对和民主国家共处，保证要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下去。凯南对这篇演说词进行仔细研究后，感到有必要写这篇文章。在凯南看来，苏维埃领导人在西方怀疑猜忌之下过了1/4个世纪，情绪是不平衡的，是一些担惊受怕的马克思主义传教士。共产主义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他们在不安全中服用的镇静剂。按照凯南的分析，从神学而不是政治角度观察，共产主义成了世界上重要宗教信仰之一，具有教条、仪式、历史使命，样样俱全。它和伊斯兰教等一样是无法摧毁的。哪里的社会不健全，人们要求改革，它也会像伊斯兰教一样会在哪里发生影响。人们一旦加以信奉，它就永远不可能彻底取消。但是，人们可以把它遏制——就是说，把它局限在已经着了迷的国家的国界之内。
在40年代的条件下，遏制政策是符合当时现实的。对哈里·杜鲁门来说，这种观点非常有道理。他宣称，美国作为最大最富的自由国家，必须对“自由世界”承担义务。总统鼓吹凯南的观点如此卖力，人们于是称之为“杜鲁门主义”。根据他的训令，这些观点都写进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六十八号政策文件》中，而在迪安·艾奇逊看来，这个文件已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伟大政策方针之一”。事实上，在凯南的文章还未成为美国的冷战战略方针之前，艾奇逊就已在一次和两院两党领袖的会议上当着总统的面对这些原则作了概括介绍。他认为这关系着土耳其和希腊的前途问题。后来他写道：“在我一生中还从未在讲话时像这次那么迫切地感到问题完全是取决于我的。”他发言完毕，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然后，阿瑟·范登堡转向杜鲁门说：“总统先生，如果你把这个对国会和全国讲，我一定支持你。我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也都会同样支持你。”
他发表了演说，他们果然也表示支持。3月12日，杜鲁门要求两院联席会议拨款4亿元，2.5亿元给希腊，1.2亿元给土耳其。随后，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和范登堡，就一个接一个走上讲坛，向国内一切有影响的集团，传布“遏制主义”这个福音。这样一直进行到5月22日，总统在堪萨斯城的缪尔巴赫旅馆临时办公室最后签署援助希、土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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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看来，杜鲁门主义堪称杰作。反对派中吵得最厉害的是右翼头子，主张把共产党人“赶回”到他们的战前的边界内。但是，有些反对者当时温和地提出的问题，后来过了1/4世纪却仍然未曾得到答复。参议员塔夫脱提及希、土两国政府即将接受美国武器时，建议不管问题性质如何，国会都该特别谨慎，不能将发动战争的权力交给总统。艾伯特·魏德迈将军认为，遏制主义会导致愚蠢的军事行动，因为俄国人可以在其卫星国边界上进行侵略性挑衅，“用他们的丙级队对我们的甲级队”，把美国弄到筋疲力尽。使人们感到更不放心的是沃尔特·李普曼写了一篇反驳凯南的出色的文章，他除了支持魏德迈外，还加上他自己的论点。
李普曼这本薄薄的书，在1947年出版，书名是《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他在全书中都称凯南先生为“X先生”，一方面措辞客气，另方面又有如泰山压顶。他引述《外交》季刊的文章，并特别提到凯南的观点，“哪里出现共产党侵略的迹象”，就要在哪里进行“坚定不移的反击”。他写道：要是苏联像日本那样是个海岛的话，美国用空中和海上力量就可以把它封锁。不幸的是，它是个大陆强国。在这种情况下，要遏制，就只能靠两军对垒，或者进行永无休止的流血的游击战争。“欧亚大陆幅员广大，”他尖刻地指出，“而美国军事力量是有一定局限的。”现在，希腊游击队员已把斗争转向山区，现代化武器在那里不能发挥威力，而步兵技巧倒可决定一切。李普曼接着说：使用遏制的战略，胜负之数，将取决于本国征募的军队或仆从国的军队。但无论哪一方面，都会使美国走投无路。美国最后一定会“摆脱各个傀儡，而这样做则无异于对苏联绥靖，承认失败，丧失面子”，否则就只能“在一个并非出自我们意愿的、无法预见的也许还是相当讨厌的问题上”，被迫支持这些傀儡，并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李普曼三番五次提到亚洲问题和这个地区给那些念念不忘遏制战略的外交官们所设下的圈套。在亚洲接受挑战，就将使共产党能够选择战场、选择用什么武器打、甚至选择用哪个国家的共产党部队打。他的结论是：“我很难以明白，X先生怎么竟然会建议遏制这个怪物，作为我们的战略。”
但18个月后，希腊平定了下来，土耳其也不复处于软弱地位，而乔治·凯南也就名噪一时。华盛顿人们相互提醒说：李普曼也并不是料事如神的，毕竟，他对罗斯福就曾经估计错误。但是这次他的直觉倒是对的。没有美国的援助，希腊的中间派就多半不会掌权，这是事实。但要不是铁托和共产党情报局发生争吵，因而把南斯拉夫与希腊之间的边界封锁起来，使马科斯将军无法藏身，这次胜利也是难以设想的。后来，由于希腊与朝鲜的情况表面有点类似，那些遏制论者和“有限战争”论者就更为振振有词；但当时没有解决的避难所这个问题，最后也在导致越南战争中起了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像麦克阿瑟和布雷德利这样的职业军人，在其他方面尽管截然不同，但对李普曼所估计的那种战争，却都认为会像是一场噩梦。
这是遏制主义的阴暗一面。其光明的一面，则是马歇尔计划。它始于杜鲁门主义，并成为它的伟大续篇。如果说在希腊和土耳其问题上，实际并不似人们认为那样应该感谢凯南的远见，那么，西欧对我们的感恩戴德，却是无法估量的。从后来的发展说，马歇尔计划（其正式名称是ERP，即欧洲复兴计划）受到一致的赞同，犹如社会保险一样。
要说欧洲复兴计划是由哪个个人推动起来的，那应该说是副国务卿威尔·克莱顿。他去欧洲到处考察了六个星期后，在归国途中，正式用书面提出，要在未来的十年间避免战争，这是惟一的抉择。在他访问过的各个国家中，都有颠覆活动在破坏民族团结和独立。“由于饥饿、经济困难和挫折失望”，他写道，“在一些刚解放的国家中这些颠覆活动已经奏效。”他建议总统和国务院要使美国人民震动一下，使他们行动起来。他从苏黎世飞抵华盛顿后，就立即把书面报告送给艾奇逊，由艾奇逊转呈总统。艾奇逊提醒杜鲁门说，他曾指示要他在5月8日在南方一个小型集会上代表总统讲话，如果应该震动美国人民一下的话，是不是该在那里放它一炮。
杜鲁门同意了。这样，欧洲复兴计划这个概念，就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偏僻小城克利夫兰的州立代尔特师范学院里，第一次向美国听众提出来。艾奇逊对听众们说：严冬刚过，北欧人民几乎遭到毁灭；在国外，能活下来真不容易。他说：“今天，我们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运用我们的经济与财政资源，使更多的人能活下来。如果我们要维护我们自己的自由和我们的民主制度，我们必须这样做。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必须这样做。同时，作为我们做人的义务和光荣，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简而言之，马歇尔计划就是如此。但是当时还未挂上马歇尔的名。密西西比州人接受了这个演说，《纽约时报》事先已打了招呼，把它登在第一版，并由詹姆斯·赖斯顿写了一篇分析文章。但各个通讯社却不大关心，因为人们认为经济报道和官僚们发表的冗长讲话差不多，都是单调无味的。但是，如果马歇尔将军发言，报界就会注意。于是准备由他发放第二个试探气球。他的演说原定6月16日在阿默斯特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后来提前在6月5日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同时迪安·艾奇逊则到处鼓动新闻记者们，要求他们支持。这都说明欧洲经济迅速恶化的紧迫性。艾奇逊对英国记者特别主动，他对英国广播公司的伦纳德·米阿尔、《每日电讯报》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和《每日快报》的雷内·麦科尔说：“不用花时间写报道。你接到讲稿后，就马上用电话把全文报回伦敦。你们当中要有一位请编辑先生负责立即送一份全文给欧尼·贝文。不管是夜里什么钟点也要把欧尼叫醒，把全文交到他手里。”
马歇尔将军在哈佛大学校园讲了15分钟。他首先把“欧洲经济结构”的破碎情况描述一番，并说补救之法是把“这个恶性循环打断，使欧洲人民对其本国和欧洲整体的经济前景恢复信心”。美国必须继续提供援助。他现在考虑的数字大约是170亿元。但是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那样漫无目的地乱花钱必须结束，而代之以一个新的计划。“欧洲各国对当前形势的需要，对我国政府不论采取什么行动之后本国应配合发挥作用，使之产生应有的效果，都应取得某种协调。”美国既已提出了建议，现在就轮到欧洲采取行动。
由于马格里奇行动迅速，欧洲几乎立即就采取了步骤。英国那时已过了子夜，但《每日电讯报》的一个通讯员还是蹬着脚踏车，把马格里奇的报道送往睡梦方酣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家里。马格里奇按艾奇逊的建议行事，通过远洋长途电话把全文发回伦敦。贝文和法国的乔治·皮杜尔几乎马上就在巴黎召开全欧会议。会后，英、法、意、希腊、土耳其、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奥地利、爱尔兰、冰岛、葡萄牙、瑞典、瑞士、卢森堡，后来还有西德，都向华盛顿申请经济援助。国会经过六周辩论，否决了塔夫脱提出的要削减10亿元的修正案以后，正式通过计划，并另拨款5.97亿元，作为这笔长期援助发生作用之前所需的过渡用款，即所谓的“马歇尔空白点。”
1948年4月14日，在杜鲁门总统签署欧洲复兴计划以后11天，那只名副其实的货船“约翰·H·奎克”号【奎克，原文是Quick，意即快捷之意。——译者】，就离开加尔维斯顿港，载着九千多吨小麦驶向波尔多港。装载救急粮食去法国的是由六艘船组成的船队，这是第一艘。马歇尔计划总共向欧洲提供了125亿元，比他原来预计需要的为少。还有一些由此派生的其他计划，例如“安置流离失所人员的计划”，使得33.9万名欧洲人成为美国公民。这是美国史上值得自豪的一页。自然，俄国人很不高兴。他们也宣布即将实行一项什么“莫洛托夫计划”，但以后却无下文。这时急剧向左边靠的亨利·华莱士，把欧洲复兴计划称为“战争计划”原文为martial，与马歇尔的Marshall谐音。——译者。众议院里有75名议员反对。在参议院，新当选的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则要求美国每花一美元，就应得回相当于一美元的战略物资，或者相应的国外基地。
尽管他发出这样叫嚷，欧洲各国领导人还是深受感动，兴高采烈。在英国尤其如此。丘吉尔赞扬欧洲复兴计划，称之为“历史上最慷慨的行动”。伦敦《经济学家》周刊说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这样正直慷慨去支援别的国家”。过了两年半，当英国又重新可以立足的时候，《曼彻斯特卫报》说：“平平常常地表示感谢是不够的。在国际关系史上，这是最辉煌的成就之一。”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休·盖茨克尔还说：“我们这个民族，并不轻易动感情……也不爱形之言辞。但这些特性并不应掩盖掉我们对于美国人民真挚、深切的感激。”
在英伦海峡对面的欧洲大陆，面貌已全部改观。营养不良的现象已经消失。人们可以穿上寒衣过冬，原料源源不绝运进工厂，而且是由新的铁轨上行驶的新式柴油机车拖引而来的；萨尔和鲁尔恢复了生气，工厂比之战前还要繁忙。马歇尔计划在1951年直接导致让·蒙纳特的“煤钢联营”【1951年4月，法、意、西德、荷、比、卢六国在巴黎缔结为期50年的《欧洲煤钢联营集团条约》，在美国的支持下，试图协调各国生产与销售矛盾。——译者。】“煤钢联营”过了六年又导致罗马条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或共同市场【1957年3月25日，上述六国正式签订关于建立《共同市场》的条约。——译者】。而共同市场则发展壮大，后来可以与美国和苏联相抗衡。但在40年代后期，美国还是孤峰独踞，鸡群鹤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望其项背。使它失去遥遥领先的地位，只有发生某些特殊不幸事件，比如有哪个总统或哪几个总统，把美国的财富和青年人力，挥霍在遥远的奥威尔式的战争【原文是Orwellian war。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年）是英国作家，所著《1984》与《动物庄园》均是攻击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这里意指反共产主义的战争。——译者】中。这种可能性当时还很少，无人能够设想。正如英国人说的，美国人的情绪就是：何必担心。美国是富足的、乐善好施的、爱好和平的，又是头号的国家。当时如此，将来还会继续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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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二号，日子则愈来愈不好过。在纳粹战争机器的全力打击下，俄国城镇残破、田园荒废，因而不可能理解也不愿意理解为什么西方盟邦等到1944年才开辟第二战场。现在德国已屈膝投降，任何复苏的迹象，俄国人都特别敏感。由于约瑟夫·斯大林的偏执，这种全民族的疑惧就更加厉害，成为西方军人和政治家们不得不忍受的可怕折磨。随着欧洲出现复兴迹象，德国也表现出活力，这种折磨也就更甚，到了1948年达到了顶峰。那年春季国会讨论马歇尔计划接近尾声的几周之中，苏联的行动愈来愈咄咄逼人。2月，斯大林夺取了捷克斯洛伐克；6月24日，又强行封锁柏林。
当时直接的争议是货币管理问题。自从占领德国以来，俄国人就印发纸币，这时更大量往西方占领区滥发，企图阻挠德国经济复苏。西方当局为了遏制这样造成的通货膨胀，改发行新货币；同时签订《布鲁塞尔防御条约》【英、法、荷、比、卢五国在美国支持下，于1948年3月17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签订的为期50年的条约。——译者】，并为使西德复苏起草一部宪法。俄国人对这些改革步步对抗，他们在开会时中途退场，又发行了另一种货币。他们宣布把柏林和西德之间的铁路交通停止两天，又以“维修”为名封了一条公路桥，接着就命令全面封锁，导致和西方国家全面决裂。
西方盟邦决定不采取报复行动。只要可能，杜鲁门就不想进行正面对抗。剩下的惟一希望就只有靠空中飞行。于是西柏林和外面建立空中运输，靠从两个机场，即美军占领区的坦珀尔霍夫机场和英占领区的加陶机场进进出出。当然，苏联不可能在空中搞封锁。苏机可能向西方飞机挑衅，但在这样事件中很容易推卸责任，而双方又都不会有失面子。
但是，这样大规模进行空中补给本身就很危险。西柏林住有250万人，比之洛杉矶、费城、底特律，或克利夫兰都多。谁都没用过空运去供应那么大或接近那样大的城市。光是维持柏林人活命，每天就要4000吨物资，等于整天24小时内每3分零36秒就有一架C－47型运输机起飞或着陆。而且每架去柏林的飞机都必须超载，每架十吨。这数字只解决必需品问题。尽管这意味着飞行员生命会有危险、柏林人会生活困难，但这还是可能的，在数字上是可能的。可以有足够的煤供照明之用，但没有取暖用煤。要这个城市维持正常，每日就要8000吨物资，就是每1分零48秒要有一架飞机起飞或着陆。这是办不到的，至少暂时还办不到。
德国人答应老百姓遵守纪律予以配合。美英空军制定出一个精密度以秒计的周密计划。为了训练新驾驶员，特别在蒙大拿州建了一个和柏林空中走廊一样的航道和导航设备。他们学会蒙上眼睛用地面控制雷达的新方法，驾驶四引擎运输机。机务员们频频起飞，睡眠很少。地勤人员把沾满煤灰的漆黑机身喷洗，染上了难受的皮肤病。而且时间表并不总是能够顺利执行。在1948～1949年间对柏林进行空中补给中，有28名美国人丧失了生命。
飞行员们称这空运为“粮食行动计划”。开始时，载运的食品还不够。1948年6月至7月，每日平均只空运1147吨，看来俄国人的封锁真会达到目的。但到了6月30日，当C－54型运输机中队从巴拿马、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到达参加空运时，就出现第一次突破。这些飞机较大，载量也较重，使得着陆和起飞间的时间间隔可以较长。卢修斯·克莱将军飞往华盛顿，要求多派这种飞机参加空运，结果批给了他160架。快到冬季的时候，空运量已能保持每天4000吨。在美国、英国还加上法国的年轻飞行员的努力下，西柏林不但可以维持生存，而且还有可能有点起色。
柏林机场原不够大，这时也扩大了。坦珀尔霍夫机场增建了两条跑道，英国机场也增建了一条。这还不够，他们需要的是修建第三个机场。9月，法国人建议在他们占领区的特吉尔兴建。起先怀疑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劳动力的需要看来就没法办到。而且他们又没有碎石机和其他重型机械设备。但是，有了美国人的发明创造，和德国人的顽强性格相配合就能成，不久就给西方盟国上了有益的一课。有2万名以上的柏林男女老幼自愿参加劳动，每天干三班。与此同时，C－54型运输机开始运来必要的装备。克莱在回忆录中回忆当时情况时未加渲染地说，在第一次进行规划会议时，工程师们向他提出，新机场可在3月建成。于是，“我认为有必要告诉他们，12月就要完成。”法军司令让·加内瓦尔将军敢作敢为，在他的帮助下，他们真的按期完成了。他为当时的干劲所感染，要把阻碍着新跑道的无线电发射塔也搞掉。这座塔是在苏联占领区，他请俄国人把它拆除，遭到拒绝，他就带了一个爆破队进去，干脆把它炸毁。
在法国占领区建成第三个机场后，这个“粮食行动计划”就过关了。到了12月，每日平均空运已达4500吨；到了1月和2月，更达到5500吨。现在情况很清楚，柏林不成问题了。而且还不止此，家庭和一些工业已经开始有了配给煤。克莱的C－54机队已增至224架。到了初春，空运已达每日8050吨，有一天卸下了1.3万吨。被封锁的柏林正在很快变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仓库里堆满物品，以防俄国人还不知道他们的计划已失败而仍不住手。
他们是知道失败了的。5月12日解除了封锁，空运补给已成为历史，原来似乎不可能的事已经实现了。如果从1948年初那几个星期的局部的“小封锁”算起，这次封锁持续了15个月，而这期间美国和盟国的飞机共飞行了277264班次，运输了食品、燃料、药品和衣服达2343315吨，平均每个柏林公民约有一吨。这样的战绩已脍炙人口。美国飞行员所创造的奇迹把美国大兵在休假期间丑态行为的坏影响抵消了不少。丘吉尔高兴地称赞说：“美国拯救了世界！”当然不能说是全世界，但确实可以说拯救了中欧一个关键部分。如果说空运补给不能代表美国的典型形象，至少它把美国最足以自豪的一面反映出来。美国海军工程兵和空军部队曾自夸：“困难的任务，我们可以马上完成；看来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多花些时间也可以完成。”这次美国真的说到做到，而且还干得很漂亮，很慷慨。
不但美国政府慷慨大方，连驾驶员们也是如此。美国赢得的荣誉，几乎可以说一半是由于“粮食行动计划”，一半则是由于“小食品行动计划”；后者是一个名叫卡尔·S·霍尔弗森中尉想出来的。他在坦珀尔霍夫机场飞进飞出时，柏林的孩子常在下面眺望，于是他便把一袋袋糖果用降落伞投给他们。这个办法很快就流行开了，不久，所有飞行员们都这样干。1948年12月，他们发动了一次“圣诞老人行动计划”。数以千计的小降落伞日日夜夜地飘下来。这是那些在天空翱翔的看不见的“朋友”，给那些年纪太小，不知封锁为何物的柏林人撒下来的礼物。每件玩具、每个娃娃、每块糖果都是机务人员们用自己的钱买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