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做黑市买卖的人，或者所住地区确是得天独厚的人（比如底特律市的居民，就可以溜过加拿大边境，把繁荣的温莎港的商店满目琳琅的商品一扫而光），对大多数平民来说，就不得不清心寡欲，但是他们也是乐意这样做的。当时有一幅战时公债广告，画着一个垂死的美国兵，下面的标题说：“他献出了他的生命——而你不过是把钱借给国家。”站在这样的广告画下面，还敢嘟囔抱怨，确实是要有胆量的。当然，有些东西缺乏，还是较易忍受的。比如战时生产局从1942年秋起到1944年夏止，很少威士忌酒供应市面。但除了潦倒流浪的酒鬼而外，很少美国人为此感到恐慌。（喝酒成习的人只好凑合喝奥尔德斯卜德那样的代用品，这是从人们扔掉的马铃薯和皮蒸馏出来的。吸烟成瘾的人们则拚命抽着什么佛里特伍德这一类谁都没听过的牌子的香烟）。
另一个问题是交通。1942年2月1日，底特律市把最后剩下的一条汽车装配线也转入战时生产，那时宝贵的新汽车的库存还有五十万辆。物价管理局把它全部买下，放在政府仓库里，购买都要申请。谁该优先照顾，都有极其严格规定，比如乡村医生等。到了1944年7月，就只剩下三万辆汽车了。这个数字，和平时期即使是在颇为寒酸的三十年代，也只够汽车推销员三天之用。物价管理局又把每月出售定额再裁减百分之二十二。
即使有了汽车，还有汽油短缺问题。一个普通市民，没有担任国防工作，他的汽车挡风屏上就盖上了一个黑色的“A”字，一星期只能买三加仑汽油。这就等于把什么赛车场、郊外小旅店都判处死刑；他们只好关门大吉。城市里无轨电车变得很普通。当然距离不远的话，可以步行解决。但是即使走路也有一些问题，因为平民每年只配售两双鞋子。埃德加·胡佛报告说，路劫犯的目标中，鞋子列居第三位，仅次于酒和人造纤维。到了战争最后一年，美国的交通工具，真是五花八门，花样很多：什么两轮马车，改装的双人自行车，精巧的贝克电动车，以及噗噗喷汽的斯坦利牌汽车，这种汽车最新的是1925型，即斯坦利公司停业那年制造的。
政府机关办事手续繁多，官僚们盛气凌人，人们对此至感不满。在这方面，年青的理查德·尼克松曾正确地分析过当时人们的心情。男人长裤脚没有翻边，上衣没有翻领，他可以不在乎；妇女可以把丝林画在腿上，用画眉铅笔把袜筒线画下来，她们也没有意见；儿童吃不到牛油，牛肉减少，猪肉完全没有，这点他们也习惯了。但物价管理局发的那些代用币和配给票，很多人都弄不清楚，连杂货店老板也莫名其妙。后来连肉类、脂肪和乳酪也列入配给，用分数制度限制购买，他们几乎急得发疯了。使得这种情况特别不能忍受的是，几乎人人都从朋友那里听到传说，在那些舒服的战俘营中，被俘的纳粹分子吃得如何如何好。
但是政府有时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罗斯福把铁路接管过来，给铁路的经理人员们穿上上校军服：这是他使要罢工的火车司机回到火车上去唯一办法。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董事长休厄尔·艾弗里拒绝遵守战时劳动局的一条命令，就由兵士把他从办公室赶走。（于是那个星期就流行这样的笑话：“你见过蒙哥马利·沃德公司新商品目录册的封面么？‘如蒙订货，一概照办！’”）【“订货”和“命令”在英语中是一个词，故有此笑话。——译者】战时人力管理署署长保罗·麦克纳特真的把底特律市六十万名技工，西海岸十一万商船船员，一百五十万名飞机制造业工人全部“冻结”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
1942年是战争最困难的一年。轴心国击毁了一千六百六十四艘船只，超过七百七十九万吨。德国海军上将邓尼获当时这样计算，如果他的“狼群”战术潜艇突袭小队每个月平均能击沉七十万吨，英国就要挨饿，他的计算极其准确。他取得多次胜利以后，得意洋洋，就想把全部潜艇派到美国沿海地区去。这样做会改变整个战争进程，后果不堪设想，使人不寒而栗。可是希特勒不让他的海军上将这样做。他当时又灵机一动。他强调说，挪威才是“决定命运的地区”。什么？挪威？邓尼茨简直难以相信。他把地图摊开，说明在美国海岸附近只有十二艘德国潜艇，而在几个星期里，就已击沉船只近五十万吨，其中百分之五十七是油船。但是希特勒把眼睛一翻，转向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就是挪威”，他又重复一遍。于是德国的后备潜艇就往那边驶，盟国的海军将领们正是求之不得呢！
当然，那时盟国是不知道这个调动的。大西洋上的威胁还没有消除，德国每个星期都有新潜艇下水，被击沉的舰船吨数继续上升。英国人绷着一副苦脸。美国人叫他们鼓起勇气来。要打赢大西洋战役，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在潜艇生产上超过对方。就在这个时刻，一位六十岁的勇于创新的实业家亨利·凯译成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名人。凯泽在建筑波尔德水坝、大库利水坝、波尼维尔水坝、大沙斯塔水坝和奥克兰与旧金山之间的海湾大桥工程中，都曾经是一个关键人物。1942年3月，他刚把加利福尼亚州和奥勒冈州造船厂收购过来，在那里革新技术，用预制构件和装配的方法，大规模生产船只，而质量又不受影响。
从一开始起，凯泽在造船工业上的奇迹就使他成为传奇式人物。从安装龙骨到交货的时间原来要两百多天，他一开始就把一艘万吨级自由轮的平均生产时间减为四十天。到了9月份，也就是战争爆发后的第十个月，他就创造了世界纪录，一万吨自由轮“约翰·菲奇”号，在安装龙骨后仅仅二十四天便下水了。而那时候，他在大西洋已建造了一百艘轮船。这还只是开始。到了1944年，他每一个星期就有一艘护航航空母舰下水——他和他的同业们可以在十七天内便把整条货船建造出来。1945年的头二百一十二天，他们完成了二百四十七艘这样的货船，一天不只完成一艘。但是这时凯泽早已在瞩目于别的方面了。他在华盛顿提出，如果他能制造自由轮，为什么就不能造运输飞机呢？他立即陷入政府的设计师和工程师的重围，他们都说他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但他的一生，干的都是被认为不可能的事。而这一次他又多了一个合伙人霍华德·休斯。凡是凯泽干过的事，休斯几乎都干过，而且还创造过一些世界飞行纪录。1942年末，他们两人达成协议：每人投资一半，获利也是两人对分。
凯泽和休斯都是天赋神佑的人才，很快就声誉雀起。但是最好还是把他们当作时代的代表。生产奇迹是由千万个干劲十足的经理人员和几百万工人造成的。他们有些是熟练的老工人，有些则是来自厨房或商店柜台的年青女人。美国的资源和美国的自由把他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这一点无论是日本天皇的神威，墨索里尼的口才，或阿尔贝特·施佩尔【阿尔贝特·施佩尔，当时纳粹战时生产的负责人。——译者】的组织生产的天才都是不能比拟的。当然，对现在这些在超音速飞机轰鸣声中长大的一代人说来，有些奇迹看来似无惊人之处。比如说，七十年代的空间飞行设计人员，很容易就会把B－17飞行堡垒看成是老古董，就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斯佩德”式或“德哈维兰灯蛾”式飞机一样。可是在四十年代初期，B－17就是很大的技术成就，是在那时条件下最好不过的东西。如果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的武器已经变为陈旧过时，这也无损于那时在那里辛勤劳动的人们的功绩，他们跟克鲁伯工厂，菲亚特工厂，三菱工厂里同样拼命干的工人们相互竞赛而压倒了他们。
要对美国军事生产有个正确的了解，我们就要注意下面的事实：1940年5月10日，当德国军队冲入低地国家和阿登高原【法国东北部、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译者】时，那场历史驰名的闪电战，是在三千零三十四架飞机，二千五百八十辆坦克，一万门大炮以及四千辆卡车的配合掩护下进行的。但在法国崩溃之后五年内，美国却制造出：
『军用飞机 296，429架
坦克（包括自动炮） 102，351辆
大炮 372，431门
卡车 2，455，964辆
军舰 87，620艘
货船 5，425艘
飞机炸弹 5，822，000吨
小武器 20，086，061件
小武器弹药 44，000，000，000发』
1943年末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元帅举杯祝酒时说：“为美国的生产干杯，没有美国的生产，这场战争就会失败。”在这以前十二年，美国政府还发代币给总司令的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副官艾森豪威尔少校坐电车公出。1938年乔治·马歇尔将军还作证说，美国的军队太弱，无力击退入侵的敌人。1941年8月希特勒对墨索里尼说，美国是个软弱的国家，“美国人的生活态度，完全是由贪婪成性的生意经所形成的。”他应该看一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那位前辈的文件。1919年停战之后，保罗·冯·兴登堡谈及美国的战时生产时，只概括为一句话：“他们了解打仗是怎样一回事。”
但是他们却不了解美籍日人，他们对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世”和“二世”【一世、二世为日语，一世即第一代美籍日本人，二世即第一代美籍日本人的子女。——译者】的态度，只能说是我们国家的耻辱。那些爱在知名人士头上贴上标签的人应从这里得到教训，因为这次种族压制并不来自右派，而按照自由派的教条，种族压制总是来自那一方面的。但实际上这次鼓吹和执行种族压制的人，都是那些以没有种族偏见而知名的人——厄尔·沃伦、沃尔特·李普曼、亨利·史汀生、阿贝·福塔斯、米尔顿·艾森豪威尔、雨果·布莱克和约翰·麦克洛伊等。内阁里只有一个部长呼吁要采取同情的态度。那就是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而且他又得到埃德加·胡佛的支持。有一个参议员在参院发言反对，他是共和党人罗伯特·塔夫脱。受迫害的移民有十二万五千人，其中大多数是已归化的公民（其实如果不是因为移民法中有歧视的话，也许全部都已归化了），他们当中许多人还有儿子参了军。对这些移民进行迫害，就是侵犯他们的权利，就是政府推卸责任，就是对美国为之战斗的原则——如果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大西洋宪章还有什么意义的话——的抛弃。
空袭珍珠港后，迫害就开始了，1942年日本取得一连串的胜利，在美国的白种人中激起了一种盲目的报复情绪——有些人就是这样辩解的。要是纽伦堡的法官们当初没有作出这样的裁决：战争狂热不得作为辩解的理由，那种说法也许就会有说服力一些。德国人以种族借口惩罚老百姓，美国人也是一样。当然美籍日人还没有被拷打，被毒气杀害，被焚化或用来作残忍的医学实脸。但是美国当局朝着暴行的方向走上了这条黑暗的道路。他们同时代的人没有判决他们；历史必须判决。
为什么西海岸对美籍日人会特别不能容忍，这是极为费解的。在夏威夷，东方人占人口的比例大得多，但军队迅速采取了行动，处理得合情合理。日裔的代表们跟军事情报处和联邦调查局紧密合作，只有少数几个嫌疑分子受到了侦讯。但没有发生种族政视的情况，连这类谣言也没有。可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世”和“二世”只占人口百分之一，却在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早晨，就开始出事。州长卡伯特·奥尔森和州检察长厄尔·沃伦，同各县的法警长和各地的检察官一起，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一世，二世都被开除公职，被吊销了律师和医生的开业执照，有些地区什么生意也不让他们做，有些原来以捕鱼为生的被禁止出海。州检察长沃伦满口歪理，说什么美国国内没有出现日裔的破坏活动，正好说明他们是诡计多端，阴险隐蔽。后来当他当了最高法院院长，人们也用同样的推理来对付他。他还向华盛顿汇报说：“本州执法官员的意见，都认为这里土生土长的美籍日人，比之日本侨民更为危险。”
政府官员这样掀起了人们对黄祸的仇视，并且经报界进一步煽动以后，这场仇视运动就越演越剧。1942年1月29日西海岸一个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作家写道：“我们这儿为什么要对这些日本鬼那么好呢？他们把我们停车的位置占了；邮局排队买邮票他们站在你前头；在公共汽车和电车上，他们占了座位。能让他们去受苦挨饿罢！让他们去碰钉子吧！我个人就恨日本人，一个也不例外。”他主张把全部美籍日裔（不管是婴儿或是年老体弱的）都要逐到内地去，一个不留。他还说：我的意思也不是让他们到内地的好地方去，而是把他们赶在一起，撵到穷山恶水的深处。”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说，加州每个日本人都应管起来，“什么人身保护！到了危险过去以后再说。”专栏作家达蒙·鲁克恩和亨利·麦克利莫都表示赞同这个意见。
羊群是跟着牧羊人走的。于是保脸公司就把一世和二世的保险单注销。送牛奶的就拒绝给他们送牛奶，杂货店商人就不卖食物给他们。沃伦把他们的存款都冻结，银行就拒绝兑付他们的支票。在1942年初一段时期内，加利福尼亚的白人对美籍日人愈来愈担心多疑。州政府向美籍日人暗示：他们是不是愿意搬到内地去。接着三个星期里，接受这个暗示的就有八千人，他们处境之困窘，可见一斑。
这并不解决问题。这只是将问题往别处转移了一部分。种族主义的病菌继续扩散。内华达州律师协会通过决议，说：“如果日本鬼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市是危险的话，那末他们来到内华达州同样也是危险的。”爱达荷州州长蔡斯·克拉克对新闻界说：“日本鬼生活象老鼠，繁殖象老鼠，所作所为也象老鼠。”阿肯色州州长霍默·艾金斯跟着也宣布“我们州的人民对日本人的风俗或怪癖都不了解。把任何日本人安置在阿肯色州是否明智，我有怀疑。”堪萨斯州州长佩恩·拉特奈命令州警察禁止日本人汽车往州内开来，他解释说“堪萨斯州不要日本鬼，不欢迎日本鬼。”
这八千人背乡离井，生活愈来愈困苦不堪。在理发店窗子挂的牌子上写着：“日本鬼来刮胡子，发生意外事故概不负责。”饭店橱窗挂的牌子上写着：“老鼠、日本鬼，本店一概毒杀无误。”加油站不肯卖汽油给他们。他们弄不到水，甚至公共厕所也不让他们进去。有五个二世到了新泽西州，一个农民把他们雇用了，当地治保委员会就把这个农民的谷仓付诸一炬，还声称要把他的幼儿杀掉。一个二世姑娘在丹佛市找到一个职业，想到教堂做礼拜。谁知牧师亲自在门口挡驾，他说：“你去你们自己的教堂不是更好些吗？”陆军中将约翰·德威特是美国西部防务司令部司令，也是个菲律宾问题的老手，他认为让美籍日人在农村里到处流浪，这办法不管怎样说也是很蠢的。“日本鬼总是日本鬼呀，”他说，“不管他是不是入了美籍，也没有什么两样！”
加利福尼亚州催促联邦政府采取行动。罗斯福给这个问题弄得厌烦了，而且他正全神灌注着各个战场的战况，就把这事交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当时陆军部长助理麦克洛伊去处理。他只提出一条，就是要他们尽可能合情合理，合乎人道。史汀生又忙着他自己的作战地图和战局进退，因此便把处理权交给麦克洛伊，后者就成了把美籍日人重新安排定居的重要的积极策划者。按照德威特将军的指示，陆军部外侨处处长卡尔·本德森少校，本来拟好了一个疏散计划。他在旧金山对这个计划进行最后修改的时候，麦克洛伊突然在2月8日打电话给他说：“我们想怎样办就可以怎样办，总统方面是不成问题的。”德威特本来已经签署了本德森的草案，听见这样就立即把计划寄到华盛顿去了。
六天之后司法部长比德尔力劝罗斯福采取谨慎态度，他说，“这件事军队方面并没有将决定告诉我！”可是在这当儿他正在和内阁实权人物史汀生斗法，后者觉得一定要支持麦克洛伊和德威特。比德尔在二十年后提及这事时说：“当时史汀生显然并不认为必须大规模疏散。如果史汀生坚决反对，总统本来会接受他的意见。再说，如果……我当时力劝这位部长顶住他的僚属对他施加的压力，结果可能也会不同。但是当时我新进内阁，不愿意对老一辈的政治家坚持我的观点。”
那个星期六，又发生一件事。沃尔特·李普曼也参与进来，后来比德尔的僚属们都认为他的意见是决定性的。李普曼在2月14日发表专栏文章说：“日本人在太平洋沿岸侦察，想对美国防务进行试探，已历很长时间，这是一个事实。”华盛顿不愿采取“大规模疏散和大规模拘留的政策”，他是理解的。可是“太平洋沿岸已正式划为作战地区，有些地方随时可能成为战场。宪法上没有规定任何人可以在战场上居住和经商的权利。”德威特将军也不可能提出比这更加有力的理由来。内政部副部长福塔斯和战时安置署署长米尔顿·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都接到通知要配合做好这件工作。2月19日总统签署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陆军部划定“军事区”，可以不让“任何人或一切人”进入这些地区。
这不是一件值得罗斯福夸耀的事。他大笔一挥，便把一批清白无辜、莫名其妙的人们交给德威特自由摆布，这些人象其他各族大多数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一样，比以前的殖民者还更忠诚于他们入籍的国家。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年的一世种出来的水果和蔬菜，就占加利福尼亚产量一半以上。按美国的传统标准衡量，他们已奋斗成功。至于二世，还只是十多岁或二十来岁。他们土生土长、在加利福尼亚公立学校中教育长大，无论讲活、衣着、行为举止以至跳舞，都和他们的白种同学并无不同之处。
按照德威特的解释，总统第9066号行政命令规定自愿迁居于3月27日结束。日裔只有四十八小时来料理家务，结束生意和处置家产。他们到新地区定居，只准携带个人衣物，装在手提箱里。剃刀和酒都要全部充公。私人投资和银行存款都要没收。没有上诉或甚至抗议权利。这样一世就丧失了价值七千万元的农地和设备，三千五百万元的水果和蔬菜，接近五亿元的年度收入。储蓄、股票和债券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
3月30日星期一，从黎明开始，德威特的第20号平民迁离战区的命令，就象防疫通知书一样，一张张钉在日裔的各家门上，这次行动有如军事行动那么迅速。对那些初学走路还不会讲话的婴儿，每人发一条标签，等于行李那样处理。不久，卡车队就在门前停下。士兵们就在人行道上喊着：“日本鬼出来！”这个命令叫起来象安·弗兰克在荷兰的人行道上听到的德国士兵叫喊“滚出去，犹太人，滚出去！”一样令人胆战心惊。卡车把他们运到十五个集中区，其中有华盛顿州亚克麦市的一个酿酒厂，加利福尼亚州帕萨丁那市的玫瑰碗体育场，以及在圣·安尼塔市和坦佛兰市的赛马场。住在赛马场的条件最差，一家家就住在马厩里。
这些集中区只是临时集中区。这点在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和福塔斯的报告中就说得很清楚。犯人们（他们现在的身份就是犯人了）都发了身份证，他们的衣物和人身都要不时受到检查。政府准备着建设十一个巨大的“安置中心”，虽然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这件事。由于各州州长们对他们既然不表欢迎，安置中心就只能设置在联邦政府的土地上——那就是国内最贫瘠荒芜的地方。
总统本人从没有视察过这些阴冷荒凉的营房，但有一次他称之为“集中营”。情况确是如此。一个六口或七口之家配给的“住房”只有二十英尺宽二十五英尺长。没有一间装上煤气炉或自来水。一排营房共用一个洗衣间、一个食堂、一个厕所和露天的淋浴间，妇女在那里洗澡，哨兵完全看得见的。怕羞，是一世和二世妇女同她们的祖先共有的特点。可是当她们提出这问题时，监视她们的哨兵就说算了甭提了。她们现在不已是美国人了吗？
在内华达山脉东部的惨淡凄凉的地带，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荒凉孤寂的欧文斯山谷，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偏僻荒芜的锡斯基尤县的图利湖畔，他们要度过未来的三个年头。在铁丝网的重围内，在瞭望塔上的强光探照灯每晚照射着他们房子的情况下，他们挣扎着，尽力保留一些战前的生活习惯：教养他们的孩子，参加教堂礼拜，举行了一千一百二十次婚礼，五千九百八十一次洗礼和一千八百六十二次葬礼。
他们的事业应该是每一个相信自由的人的事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后来称之为“美国历史上大规模侵犯公民权利最严重的一次。”可是当时一般舆论并不这样看。如果联邦政府要听信加利福尼亚人的意见，这些营房也就很可能改为永久的了。别人怎样议论是一回事，那里的种族主义者可不打算让美籍日人获得自由。最高法院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甚至最高法院对维护公民自由也并不热心。1944年12月18日星期一，法院把裁决公布。这样的裁决，在和平时期是不可想象的。法官道格拉斯对是否合乎宪法的向题，避而不谈。法官布莱克在这个现在研究法律的人都还认为很不好的决定中写道，加利福尼亚一直受到入侵的威胁，军方的权威是最高的权威，反正这些日裔并没有因为种族偏见而被驱逐！（对此，罗伯茨、墨菲和杰克逊提出不同意见）。在两个问题上法院出现了分歧意见。一方面它认为大规摸疏散是正确行使进行战争的权力，另一方面它又裁决说，继续拘留并无不忠嫌疑的美国公民是没有理由的。于是在12月19日，军方又开始把美籍日人运回太平洋沿岸，——但他们受到反日的治保队员们的围殴痛打，共有五十七起。赫斯特系报纸更火上加油，它狂热地报导图利湖营的所谓犯人暴动，以此作为这些被拘留的家庭“不忠于国”的证据。
可是图利湖并没有发生过暴动。在整个拘留期间，无论那个营里，都未有过骚乱。美籍日人不管受到怎样虐待，还是那么爱国，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他们以使人难以置信的克制精神，接受一种双重的标准。举个例说，请一个白人实习医生作一次检查和小手术要付五百元，而旁边一个有经验的美籍日人医生，做着同样工作，只得到十九元。他们种树，为发展人造橡胶做试验，为陆军招兵画宣传画，明知没有报酬。使哨兵迷惑不解的是，他们每天早晨集合，升起星条旗，行升旗礼，童子军的军鼓军号队（每一个营都有一个）还奏着美国国歌。在多巴兹营，有三千二百五十人报名学习，其中两门课程选读的人最多，就是英语和美国史。每逢星期六晚上，他们就唱“美丽的亚美利加”，在1943年1月28日之后，那些到了服役年龄的人，还做了不少事情，不只是唱唱歌而已。
就在这个星期四，史汀生宣布陆军接受二世志愿参军。立刻就有一千二百多人报了名，而到了战争结束，参加军队的日人就有一万七千六百名，在围着铁丝刺网的集中营里举行了效忠宣誓。在意大利，他们在第100步兵团和第442步兵团服役，表现非常出色。没有一个二世开过小差。在意大利战役中，单是第442步兵团，损失就已达到其原有兵员的三倍，但他们获得三千枚紫心奖章，其中有五百枚是橡叶簇紫心奖章，八百一十枚青铜星奖章，三百四十二枚银星奖章，四十七枚殊勋十字奖章和十七枚功勋勋章。部队的英勇事迹传遍欧洲，简直有点传奇色彩。比尔·莫尔丁写道：“就我个人所知，他们忠心耿耿，勤劳勇敢，勇于牺性，军队里没有那些战斗单位能出其右。很多看到海外各种部队作战的同业们也是这样看。他们的人几乎都受奖两次以上，而伤亡率则是惊人的。”
和二世并肩作战的人，都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勇敢。他们认为，只要他们战绩传回加利福尼亚，人们对他们的家庭就会好些，一世在战前的财物就会还给他们。但这仅是空想而已。美籍日人的房子，农场和生意都己经被加利福尼亚州的白人占了。而在赫斯特系报纸气焰逼人的支持下，他们大多数都把掠夺所得占为己有。二世穿着军服回国时，发现理发店和饭店都拒绝接待。《旧金山考察家报》放出标题说“放任日裔士兵在海岸乱逛”，于是，一个在欧洲战场失去一条腿的二世竟然又当众挨打。这样做法，即使顽固分子也觉得太过分了，于是公开的暴行才告平息。
要是说这个州里人们都仇外成性，那也有失公允。可是很大多数的人都默不作声，视而不见。陆军部对二世遭到的事例开始关心起来，就派那些曾和他们一起服役的白人军官到西海岸去对农民和商人作巡回演讲，宣传他们的英勇事迹。一个瘦长的农民向一个中尉问道：“你们连里有多少个日本鬼给打死了？”中尉回答说：“在我排里一起作战的美籍日人士兵到战争结束时，除两个外，全部牺性了。”这个农民说：“他妈的真可惜，没把那两个也打死。”别人仰望着天花板，有些人看着地上，有些人望着膝盖。总之，没有人说一句话。
至于那位约翰·德威特中将，由于西部防务司令都任务紧迫，整个战争年代他都在远远听不到炮声、受不到战斗考验的办公室里度过。但是他这样尽忠报国，倒没有被人忽视。陆军奖给他橡叶双簇殊勋奖章，海军也授给他殊勋奖章，法国授与他荣誉军团勋位，墨西哥也授予他阿兹台克鹰勋章。到了1947年他光荣退休以后，成为日美友好协会的一名热心的会员。西方人的不可思议，他这番表演可谓是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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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件以后第三个星期，农业部长克劳德·威卡德漫不经意地给美国人走漏了一个消息。他说，农民要供养军队，将忙得够呛了。老百姓如果喜欢吃新鲜蔬菜可以搞个家庭菜园——他管这叫“胜利菜园”。千千万万的城里人，本来是耙铲不分，只知道“耙”【英语rake，是长柄耙，但口语作放荡不羁的人解。——译者】这个词是指电影演员埃罗尔·弗林那样的人。现在他们见缝插针，那里有空地就把豌豆、胡萝卜、菠菜、西红柿、小萝卜、甜菜、莴苣、包心菜都种上，不管是家里的庭院、还是因为汽油要配给而空出来的停车场、运动场、芝加哥市的阿林顿跑马场、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动物园、埃利斯岛和阿尔卡特拉兹岛，都种上蔬菜。在农业部和种子公司的指导下，这些胜利菜园的农民们取得的成绩使大家既惊奇，又高兴。1943年美国的新鲜蔬菜有三分之一来自二千万个胜利菜园。
美国人对蔬菜并不那么特别爱吃，但这是找些事情做。在战争期间，整个国家好象是个中转站：人们在流动，在相互告别，或者就是在等待，那怕是等待纸手帕和发夹不再缺货。中年人把他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用过的钢盔涂成白色，参加民防组织，试放警报，把水箱装满砂，把桶装满水，练习急救，一夜又一夜地站岗，注视有无轴心国飞机的踪影。在政府的发动下，妇女和小孩从事收集橡胶废品、废纸、铝、白铁罐和牙膏管。主妇们把食用油脂节约下来，帮红十字会卷绷带（从珍珠港事件到对日战争胜利，就一共卷了二十五亿卷）。西雅图有个制鞋商，共捐献了六吨胶鞋跟，“棉花爱迪”史密斯有个心爱的痰盂，但是把垫痰盂的胶垫子也献出来了。在波士顿市灯塔山这个富人住宅区，也举行了一个废品收集大会，到会者都穿上晚礼服，捐赠的东西中有一支已有八十年历史的加特林机枪，一驾马车以及莱弗里特·素尔顿斯托尔州长的供练习划船用的健身器。
在这长期的等待时期，好莱坞也帮助大家消磨时间。它主要的对象是美国士兵。战争期间，一共拍了九百八十二部影片，复制了三万四千二百三十二部拷贝送到国外。国内的老百姓也可以看到，电影院每夜都挤满了人。这些年头的流行电影有罗伯特·扬主演的“普尔汉姆先生”，蒙蒂·伍利主演的“赴晚宴的人”，凯瑟琳·赫伯恩、斯本塞·屈莱塞主演的“本年名媛”，维克多·麦丘主演的“我的赛尔”，泰隆·鲍华、琼·芳丹主演的“高于一切”，詹尼弗·琼斯主演的“伯纳戴特之歌”，宾·克劳斯贝、巴里·菲茨杰拉德主演的“我行我素”，弗雷德·麦克默里、巴巴拉·斯坦威克，爱德华·鲁宾逊主演的“双倍赔偿”，琴·拉塞尔主演的“亡命之徒”，贾莱·古柏和英格丽·伯格曼主演的“战地钟声”，和“撒拉托加铁路干线”，雷·密仑主演的“失去的周末”，所有演员都是久享盛名的“卡萨布兰卡”，希契科克导演的“疑云”和“小鹿班比”。象平常一样，电影业有时也会狼狈不堪，有一次当对外宣传员兴高采烈地报导狗演员莱西生了一窝小狗了，但是一个兽医接着就揭露说莱西原来是只雄狗。但电影的质量仍然是高的。这很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知道那时的许多评论员，不但看电影是否优秀，而且还要看电影是否爱国。多萝西·汤普森就对“救生船”这部影片挑剔，因为她以为希契科克把纳粹分子表现得比其他船客更能干，而《纽约时报》的博斯利·克劳瑟也认为这是“一部奇怪地不讲民主的电影，即使在我们这个开明的社会里，这也是无可原谅的。”希契科克辩解说，他拍的是惊险片，并不是教育片。但他的抗辩并无人理会。甚至象《纽约人》月刊的沃尔科特·吉布斯那样精于此道、不偏不倚的批评家，也说约翰·斯坦贝克所著的《月亮下落》显示出一种“对德国人难以理解的温情”。但观众却没有那么苛求，因为他们来看电影有其他目的。有这么多的人远离家乡，远离家庭，电影比以前更能使他们逃避现实，得到暂时的宁静。
在这些岁月里，宣传工具也是一种把多年来远处异乡、远隔重洋的人联系起来的纽带。它使那些寂寞的人有了一点共同的东西，要不然他们就什么安慰也得不到了。当然有些东西听得使人发腻：象战时美国第一个最流行的歌曲《银自色的圣诞》，情调低沉，自怨自艾，而《我将回家过圣诞》就更糟。有些实在是非常讨厌的。例如，当吉米·萨沃唱起《你的面包里没有肉丸》，全国到处都跟着唱时，凡是听觉灵敏的人，几乎都感到受不了。还有《现在没关系了》和《你是我的阳光》这两支歌也是属于这一类。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歌唱家中薪水最高的竟然是纳尔逊·埃迪，这真使人泄气。但是百老汇的前途看来比较光明。象《穿灯笼裤的姑娘》，《我还记得妈妈》，《斑鸠的声音》和《哈维》等开始流行起来。1942年夏天，本来都是时运不济的两个人理查德·罗杰斯和奥斯卡·哈默斯坦二世，开始试验把一个叫《丁香花绿》的老剧本进行改编。这个话剧本只演过六十四场早在1931年停演。《生活》杂志后来说罗猴因子【指由遗传决定的一般存在于红血球中的抗原。可使缺乏这种抗原的人在怀孕或在输血过程中，可能产生溶血的反应。这里指《俄克拉荷马州》一剧是由《丁香花绿》所改编。后者不卖座，改编后反而哄动一时，得普列策奖金。——译者】把一部失败作品变成了《俄克拉荷马州》！它在1944年3月31日圣詹姆斯剧场开演，到1948年停演，共演出了二千二百四十八场，创造了歌舞剧的新纪录。与此同时，有位二十六岁名叫伦纳德·伯恩斯坦的音乐家写出了《寻欢作乐》，又是一出愉快的歌舞剧。倒卖戏票的黄牛党都在百老汇大街的小巷里进行活动，这种情况已经有十五年没出现了。
在国内的美国人看书比以前多了。克罗斯利和胡珀民意测验所说，电台广播仍是美国人娱乐的主要来源，以《费伯·麦吉和莫莉》和《广播市政会议》这两个节目最受欢迎，但广播中收听的人最多的还是新闻广播。在无线电广播方面，象在书店和图书馆里一样，由小说转到非小说的大转变已经开始。五角大楼是世界最大的出版社。光是1945年，它就印发了六千万册以上的军用版本，题材包罗万象。虽然这种双栏版面看起来很不舒服，但读的人还是如饥似渴，并且常常把书寄回家去。新书当中，有：马里恩·哈格罗夫写的《瞧这里，二等兵哈格罗夫》，亚历山大·德·塞维尔斯基少校写的《决定胜负的是空军》，伊尔卡·蔡斯写的《过去未完成》，埃利奥特·保罗写的《我最后一次见到巴黎》，威廉·怀特写的《他们是可以牺性的》，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写的《瓜达卡纳尔岛日记》，约翰·赫西写的《阿达诺之钟》，威尔基写的《天下一家》以及厄尼·派尔写的《这就是你的战争》和《勇敢的人》。还有两本书提出了战后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理查德·赖特写的《黑孩子》和莉莲·史密斯写的《奇异的果实》。它们都畅销，但几乎没有引起社会科学家们的注意。
销路最广的是杂志。在战争期间，美国流行期刊的销售量几乎都增加了。1944年广告商在期刊上投的广告费比1942年增加了一亿元。正如埃里克·霍普金斯当时所说，在这里也是“非小说的百分比……一直在稳步上升。其理由之一，就是自从1939年以来，事实超过了想象”。（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到了七十年代，就几乎没有严肃的小说了。）妇女杂志特别有意思。对于无数的妇女读者来说，这场战争就是使人厌烦透顶的四年。在1941年至1945年间，应征的士兵和志愿参军的总数有一千六百万，其中女的只有二十五万。在这期间，军队的规模经常保持一千二百万男人，这是来之一亿三千一百万美国人中最健康的一千二百万人。男女比例这样不平衡，就有大批大批的妇女孤裘独宿。
姑娘们同不认识的军人订盲目约会，如果不是表明女方主动进攻，起码也有点冒险性质。她们把化妆品叫做“战争油彩”，也不完全是开玩笑。年纪较大的妇女就老练些。现在没有巴黎的权威的指点，曼哈顿的服装设计师就模仿军装，这多少说明女人们当时向往些什么。一种流行的晚礼服，以金线织成的大机翼为装饰，从臀部一边往上弯，横过胸脯到另一边的肩膀。艾森豪威尔式茄克衫，被模仿来做为女晚服的披肩，或有松紧腰带的女衬衫。仿英国突击队贝蕾帽制成很漂亮的白天戴的帽子。不准备参加陆军妇女服务队的姑娘，也戴上类似服务队员的帽子，但以金属小圆片装饰起来。衣料短缺，但也能做到物尽其用，一种名叫“迪多”的特大儿童衫连裤日间作为便服，晚上则成为睡衣。
给在海外作战的丈夫头上戴绿帽子是最得不到谅解的事，但反正她也没有什么机会。正如当时一首流行歌曲所说的：“男人们不是太小，就是太老了”。已婚妇女既然只有独守空帏，很多人就开始改穿长裤。战时国内生活对她们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至于年轻的妻子们往往疑虑重重，深感苦恼。很多婚礼都是在运兵船启航前才举行的，深感孤寂的新娘们很怀疑，这样一时冲动而结成婚姻是否能够白发偕老。性格刚强一些的便借酒消愁。到了1943年，在酗酒的人中，男女比率已经由五比一，一跃而为二比一。其它妇女则埋头阅读爱密丽·波斯特【报纸专栏女作家，专谈社交礼节。——译者】或多萝茜·迪克斯【报纸专栏女作家，专对失恋者提劝告。——译者】的作品，或者想象自己就是奥娜·奥尼尔。纽约的斯托克俱乐部把奥娜选为当年进入社交界的名媛，使她的父亲、剧作家尤金·奥尼尔感到非常反感。但是，就广大妇女来说，她们又再从杂志中找寄托，她们特别喜欢战争期间创刊的三种着眼于女性神秘的杂志：斯特里特和史密斯公司出版的《小姐》，康德·纳斯特公司出版的《魅力》，以及沃尔特·安南伯格公司出版的《十七岁》。
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战时现象：新成长的青少年。大萧条的结柬恢复了大家对及笄少女的兴趣。与此同时，有些中学生们的母亲，白天都在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或波音飞机公司工作，他们回家时就在门口的擦鞋垫底下拿门匙开门进去。现在在外面挣点钱很容易，所以他们不是在家里拿到零用钱，就是自己出外赚点钱。《纽约时报杂志》编辑莱斯特·马克尔开始把“十几岁的”这个词写进文章里去。但全国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十分注意。中学男生一心想服兵役，似乎比较一本正经，不是那么无忧无虑。女孩子比较高兴一些，也活跃一些，因为她们都爱穿短袜子，所以人们管她们叫“短袜少女”。
摇曳音乐那一代人的风尚已经过时，或者己经快过时了。白褐双色皮鞋已为平底懒汉鞋所代替，宽松的套头毛线衫已代替了开襟毛线衫，连帽风雪大衣已代替了正反睛雨两用大衣，还跟蓝布斜纹裤一起穿，后者又是一个预兆。有一段时间，流行在蓝布斜纹裤上面穿男人白衬衫，衫尾拖在裤外。对日战争胜利之后，父兄们回来发现他们的衣橱已经空空如也。啤酒茄克衫还是有人穿，但那些上了年纪的原来爱跳吉特巴舞的人几乎都认不出来，因为短袜少女们都在这些茄克衫上绣上了她们男朋友（不论真有还是假想的）的部队的肩章。还有一种流行风尚是戴黑玉石戒指，表示她们的朋友在军队服役。放学以后，短袜少女们聚在一起闲谈（那时还没用上“闲扯”这个词），要是问她们在干什么，她们就会说：“瞎混混罢了”。
“约约”玩具、通宵舞会，穿上不配对的鞋袜和条花足球长袜——总之，她们创造流行风尚的能力和三十年代的中产阶级青年一样大，一样无聊。但有一点不同。美国变了，老一辈的美国人，多半只是在旁看着他们，听之任之。在某些问题上，两代人是一致的。其中之一就是对工会组织的看法。他们都是反时的。看一看工人在战时的成绩，我们就觉得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陆军后勤部长布里恩·萨默维尔将军向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说：“大家要明白，谁都没有感到供应不足。凡是能运到前线的，不管任何东西，都已给前线士兵运到了。”但是联合煤矿工会要求加班费和额外工资，非常不合时宜，好象蓄意破坏工人的声誉。而詹姆斯·皮特里洛这个音乐家工会的头头，也是一样不识时务。对短袜少女说来，皮特里洛更是可恶。他要求乐队的唱片在电台播送时都要付给版税，这样，他使听众听不到流行乐曲达二十七个月之久。在年青人看来似乎这是存心对他们罢工，其实真正的受害者还是那些有名的摇曳音乐乐队。由于皮特里洛的抵制，由于食物定量配给，由于旅费开支浩大，而且由于大众的兴趣变化了——短袜少女现在喜爱感情缠绵的民歌了——总之，由于这种种原因，这些大乐队解散了，士兵们原来喜爱的摇曳音乐时代，就这样静悄悄地结束了。
父母们笑逐颜开。他们本来一直都喜爱民歌的。他们不但对孩子们能收集废胶和废纸引以为荣，而且对这些青年的新风尚中的很多方面都感到高兴。1944年全国最流行的歌曲是短袜少女喜爱的一支新颖别致的歌，名为“在一颗星上摇摆”。当时大学生中几乎己经没有男的了，所以大学就难得有什么运动选手（只有西点军校是例外，它以布兰查德和戴维斯为中心组织起一个每分钟可以得一分的驰名的球队）。人们就把注意力转到中学球队上去，打球规则修改后，篮球开始成为极其吸引观众的项目。爸爸和儿子可以一起去看，正如妈妈和女儿都爱看《魅力》杂志上同一篇文章。青年人对新鲜玩意总是特别感兴趣的，1944年夏天，他们首先采用了阿根廷一个匈牙利难民所发明的用圆珠代替笔尖的笔。这种笔迸口时的商标名叫做“同温层笔”，可是人们干脆只叫它做圆珠笔。成年人觉得不错，也逐渐买来使用了。从政治问题以至写字用具，国内战场上的两代人似乎都是和睦相处。
但接着出现了巨大的裂缝。罪在一个身体虚弱、脸色苍白、打着蝴蝶领结、体重一百三十五磅、两个耳朵一大一小、面有菜色的歌手。他的名字是弗朗西斯·艾伯特·西纳特拉。本书上次提到他时，他还是跟着哈里·詹姆斯乐队后面跑。在他的崇拜者看来，他似乎身体羸弱，天真单纯，而且才有十多岁。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他出生在新泽西州霍博肯市的一个连热水供应都没有的公寓里；父亲是西西里人，一个最轻量级职业拳击家。他是一个倔强的、出言不逊、孤独成性的人，认为自己有象漆皮做的那样肺腔，将来必会成为歌唱明星。提到任何对手，他都会粗暴地说，“我随便哪一天都可以把那个狗娘养的唱下舞台”。他早已不是中学生了，年已二十多岁。对于这种错觉，他自己的说法是：“我二十五岁，看起来也许只象十九岁。很多孩子都觉得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就象他们隔壁的朋友一样。也许这样他们感到我很亲切。我就想这样。那有啥关系，他们都是好孩子。”
西纳特拉的身体不够条件当兵，——他身体有个缺陷，就是他耳鼓穿孔——因此，他就有一个强烈的劲头来补偿这个缺陷。他的真正欲望是想成名发迹。摇曳音乐乐队队员常常善于和那些哼伤感歌曲的歌手捣蛋，一次西纳特拉唱到温情绵绵的时候，巴迪·里奇把鼓敲了又敲，寻西纳特拉的开心，结果却落得被他打得脸青嘴肿。西纳特拉念念不忘要一举成名，就不能老在一个乐队指挥的手下呆下去。他跟了詹姆斯六个月，就转到汤米·多尔西那里去。他对“蠢人们来了”、“日日夜夜”以及“银白色的圣诞节”的唱法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于是他就赔钱取消了与多尔西所订的合同，雇用一个宣传代理人，这样就准备单枪匹马地干起来了。1942年12月30日晚上，当他在纽约派拉蒙戏院使出浑身解数，进行演唱时，突然坐在第十二排的一个女孩子因为中午没吃午饭昏倒了——或“晕过去”了。另外一个女孩子大吃一惊，站起来尖声大叫。霎时之间，全场都乱作一团，谁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西纳特拉继续唱下去，他这人是绝不会因尖声大叫而停下来的。等到他唱完时，整个戏院都象烧开了的锅似的，人声鼎沸，女孩子们都站在那里尖声怪叫。
这种怪叫就象瘟疫一样，一下子传遍开来。他成了有名的“歌喉”，不管“歌喉”在哪里出现，哪里就全场骚动。他每星期收到的信突然增至五千封，全国的弗朗基迷组织了两千个俱乐部。不管他走到街头小铺、饭店、百货商店和在家里，都有人追着他要他签名留念。有人爬上他的屋顶，偷看他的卧室。真的，如果他在泥地里走过，也会有人把泥土挖起来晒干，把他的脚印保存起来留为纪念的。这些人不全是小孩子，也不都是那么和善的。有两次他给顽皮的女孩子们用力拉着他的蝴蝶领结，想夺为己有，几乎把他勒死。一次她们还要把他的衣服撕脱，差不多达到了目的。一个四十多岁的凶神恶煞的女人在华尔道夫饭店把他迫到无路可逃，然后扯开自己的衬衫，硬要他在她的乳罩上签名。到了1944年，他又在派拉蒙戏院演唱三星期时，听众前后有三万个尖声怪叫的青少年。为了控制这个场面，出动了四百二十一名防暴警察，二十个女警察和二十多辆警车。
“歌喉”——别名为弗兰克·“晕”纳特拉，又名为“晕厥”大王——发了财，他发财之快，比之美国士兵占领西西里岛所需的时间还少。他已签订了很多合同，每周在“幸运牌”香烟的流行歌曲选播节目中作一次演出，每年在RKO公司拍一部电影，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灌唱片，所得版税收入高得空前。他每年收入超过一百万元。尽管实行战时管制，但他似乎仍然花掉很大部分。他在好莱坞盖了一间粉红色的房子，里面现代化设备应有尽有，有些设备还是前所未闻的。他觉得起来拉窗帘麻烦，他就安装了一个小玩意儿，不用站起来就可以拉，这样就花了七千元。他定制的衣服，华丽而庸俗，尺寸都特别大，从松软的蝴蝶结领结，腰身很高的裤子到鼓鼓的垫肩，无不如此。现在他已经结识到很多朋友，他们围着他团团转，就象贵族们侍奉国王一样。他们以厕身在他的左右为荣，而他却在其他方面使他们更为高兴。他的怪脾气不少，其中之一就是把价值一百五十元的金质打火机随便分送给人，就象鲍斯少校在部队中随便散发火星牌巧克力糖块一样。他的亲密女友也是不断在换。战前他跟童年时代的伴侣南希·巴贝特结了婚。成名以后不久，有人问到他的婚姻问题，他总说：“我最爱我的妻子南希，现在如此，将来永远也是如此。”后来他遇到这类问题，他就不再置答了。往后就有了爱娃·加德纳，再往后又有迈娅·法罗。
弗朗基的天才，或者说没有天才，这已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有如佩顿将军打了一个士兵的耳光这件事一样。《时代》周刊说：“西纳特拉的嗓子比得上约斯密蒂谷，已经成了国宝。”可是《时代》周刊的姊妹刊物《生活》杂志却说，“这个使人神魂颠倒的伤感歌手”唱的“歌，每首听起来都是一个样”。因为他只懂得一个韵律：就是固定节奏的二拍二的葬礼进行曲的韵律。《纽约先驱论坛报》则引用一个国会议员的话说：“‘孤胆骑警’和弗朗克·西纳特拉是美国青少年犯罪的主要教唆者。”埃尔莎·马克斯韦尔说“歌喉”是个“乐盲”，并建议他的狂热崇拜者要服用“抗西纳特拉素”。甚至他过去的指挥哈里·詹姆斯也说弗朗基那一套新衣着使得他看起来“象给湿尿布包起来一样。”有人对宾·克劳斯贝说，“象西纳特拉那样的嗓子，一辈子也只能听到一个。”宾回答说：“是的，但为什么偏偏要在我这一辈子呢？”
做家长的又生气，又感到莫名其妙。那时的英雄人物，本该是身材魁悟，头戴钢盔、全副武装、冲过浪涛、直捣敌岸的美国兵。而弗朗基呢，用当时的话来说，就象在避孕套里包紧了的样子。从欧洲来的青年难民认为他只是一个讨厌的怪物。一个从德国集中营逃出来的女孩子只有十七岁，就提出一个问题：“难道就没有办法使这些孩子们醒过来么？他们在派位蒙戏院外面浪费掉的时间可以用在其他地方呀！比如说，搞点战时工作。”可是，美国青少年们还是一个劲儿地继续尖声怪叫，究竟西纳特拉的魅力在哪里，越来越多人猜测。《新闻周刊》说，“从外表上看，西纳特拉成为女性崇拜的对象，真使人难以理解。”
但是精神病专家和心理学家却不认为这样。他们说中古时代就曾有过跳舞狂，他们又提到什么“乳房感觉过敏”，什么“母性想给饥者喂奶的冲动”，什么“群众性情欲得不到满足”，以及“群众性痴醉状态”。有些对弗朗基不客气的批评家，就把上述东西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好象他吸引人的不是声带而是麝香腺。”还有人说：“让我们摆开来谈罢——西纳特拉是留在国内的唯一男子。”看来最后一种说法最近乎事实。女孩子们唱歌时可以大唱她们远在新几内亚丛林里的男朋友，——“他在军队里是第一流士兵，在我心里是第一号情人”——但是身边一个抵得上远处两个。而且，这同当兵不合格的人相好不一样。那就太无情无义了。而这不过是短袜少女们的流行风气而已。
假如老一辈的人对这一点不了解，那么被西纳特拉取而代之的士兵倒是了解的。到了战争结束时，西纳特拉已成为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千夫所指的人。这样说法并不太过份。就像短袜少女一样，仇视弗朗基的士兵，也把“歌喉”当作一个象征：对他们说来，他就代表国内能够找到的男人。弗朗基只有一次到意大利作随军巡回演出，那时欧战已经胜利，轴心国的大炮已经封存起来了。他很快便跑掉，嘲笑说军队联合服务组织是完全给起码货组织演出的。《星条报》评论说，“老鼠也会把女人吓晕的”。曾在前线附近为士兵演出过的玛琳·黛德丽说，毕竟“你不能希望欧洲战场象派拉蒙剧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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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个坐在第十二排的女孩子饿晕那件事发生之前五个星期，约翰·麦克洛伊征用了洛斯阿拉莫斯牧场男童学校，供一项特别作战计划之用。罗伯特·奥本海默童年时候曾在那里读书。他现在提出在洛斯阿拉莫斯搞这项计划，是因为它比较偏僻。盟国的其他科学家们都一致认为，要赶在纳粹前头制成原子弹，就必须在一个不受干扰，不受注意的地方进行。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制成的可能性极为遥远。但现在1942年行将过去，美国科学家们和那些逃到美国避难的科学家们都在拚命赶时间。尽管罗斯福已表支持，但这个原子弹的制造仍然进展不快。艾伦·杜勒斯从瑞土发来报告说，每周都有大批的铀和重水运进德国。德国的原子物理学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美国的科学家还认为他们的计划已经泄露。因为那年秋天，在田纳西州橡树岭附近的荒山里，抓住了两个德国特务。他们怎样到那里，后来情况怎样，这些问题华盛顿还是讳莫如深。但把其他迹象联系起来，物理学家们的噩梦似乎又多了一些根据，他们当时认为将来很可能希特勒有了一个原子弹武库，而盟国却没有。
有一点他们已经可以肯定，那就是：这样一种炸弹是可以制出来的。这个假设从一开始就早已成立了，但在实践上还有个问题。在理论上说，把中子导入一个U－235堆，就应该出现链式反应。中子就会分裂U－235的原子，每一个原子又会释放一至三个中子——而这些中子会又分裂更多的原子，如此类推，直至达到所谓临界质量。当然，他们不能在实验室里形成临界质量，因此他们用石墨使中子的活动缓慢下来，以便观察这个过程。但在实践中，他们发觉有些中子并不向计划方向活动，有些则被反应堆“吞掉”了。因此只有当产生出来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子的数目愈来愈大，才有可能出现链式反应。这个现象叫做K系数，或者说叫做“K大帝”。这只有在下面条件下才有可能：如果100个中子在100个U－235原子中，引起裂变，而产生新一代的中子，有105个中子留下来再引起裂变，那么比率就是105对100，而K系数就是1.05。第三代的系数就是105x1.05之积。如此类推，直至形成临界质量。威廉·劳伦斯说得好：“K系数大于一的时候，原子堆就会发生链式反应，因为增生率将大于死亡率”。反之，如果100中子只产生99个，K系数就是0.99，这个系数就不足。但在早期头几个月的实验中，他们用净化石墨方法，得到的增生率最好也不过是0.870。问题的关键在于铀的纯度问题。当时全世界的纯铀存量，只不过是几克。阿瑟·康普顿博士给威斯汀豪斯公司的研究室主任去电话，问他“你们什么时候可以供应三吨纯铀？”他听到电话的那一头有点张口结舌。可是，这个公司后来的反应，说明美国工业在世界第二次大战期间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很快铀的产量就从每天八盎斯增至每天五百多磅。到了1942年11月，威斯汀豪斯公司已交满三吨了。
交货的地点，可能是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那是在芝加哥埃利斯大道，在第56号街与第57号街之间，芝加哥大学的长满常春藤的哥德式的建筑物墙上有个地方凹进去，里边有一道门。过了那道门便是一个很大的软地网球场。自从战争爆发以后这个球场便没有人用过了，它恰好在斯台格运动场西边看台下面。自从大学里没有举行校际足球赛以来，几乎谁都没到这里来过。那年11月，用纯沽无比的物质在那里安装了一个大得空前的反应堆。两家碳精公司和国家标准局合作，制造出中子稳定度特别高的石墨。这个局还有些科学家则和衣阿华州立学院的弗兰克·斯佩丁教授合作，把威斯汀豪斯公司的铀再进一步加工。这个新方法是把铀加工为一块块的东西，称为“斯佩丁氏蛋”。最后，工程师们准备在反应堆中制造一个真空，那就是把它封在一个巨型的方形汽球里，把空气抽出来。这样中子就不会被氮气吸掉。康普顿博士预料，这样K系数就会“大约在1.04和1.05之间”。其他的人则认为可以高达到1.07。
成功的可能性这么大，就引起不少新问题。原子分裂以前有人搞过，可是要产生持续下去的链式反应，在历史上还没有人做到过，而且减速技术究竟成效如何，也很难以测定。这位K大帝可能把什么控制、什么阻力都抛在一边，破天而出，使整个芝加哥市，甚至使整个伊利诺州与它同归于尽。为了减少危险，又用七根镉条和三根硼钢棒穿过反应堆，镉和硼都欢喜大量消耗中子，把它们滑进滑出，就可以使这些佛兰肯斯坦式科学家们能够控制他们制造出来的怪物。但是还是没有人能肯定这样做很有把握，因此有两个年青物理学家志愿组成所谓“敢死队”。这两个人要站在脚手架上提着几桶镉溶液，俯视着反应堆。如发现其他控制都失灵，这套装置就要爆炸的话，他们就把这些溶液往反应堆上泼去。
增殖的中子一层一层加上去，中子计数管所显示的中子增殖速度随着反应堆的增大而增加，一直到12月1日寒气袭人的半夜里，第十二层加上去了。这个反应堆现在已重达一万二干四百磅，计数管的嗒、的嗒声，迅速加快，毫无疑义。“那时候我们知道”，津恩后来告诉威廉·劳伦斯说，“如果控制捧一拉出来，这玩意儿就会啪的一声爆了。”到了第二天下午3点30分，弗尔米也到场，“敢死队”也各就各位，站在上面，除了留下一根镉条，所有控制棒都拉了出来，然后连最后一根镉条也拉出来一些。计数管的嗒的嗒的响着，气氛异常紧张，使人想起那些补牙的人等待牙医钻牙时的情景。K系数不断增加：0.98，0.99，1.00，然后到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链式反应实验成功了，现在每一代新的中子数量都大于前一代的数量了。理论科学能够做到的事情现在都已做到了。现在链式反应已可不断持续下去。至于怎样把它变为可以携带投掷的炸弹，那就是生产技术的问题了。
同一天（12月2日），在三个路口之外，就有人在芝加哥大学埃克特大楼的209号房里讨论这个技术问题。同在一个城市，但两组人互相都不知道对方就在那里。保密制度极其严密，这是罗斯福的要求。总统对这个所谓曼哈顿计划，态度是矛盾的，正如他性格中许多方面一样，这是美国民族性的反映。他在本能上信任别人，乐于做到知识公有，希望美国对世界学术宝库作出贡献。可是当他一方面谈四海之内皆兄弟，并且真正认为应该这样，另一方面他也喜欢保密。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说得好，“罗斯福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理想主义者，既是操纵者，又是说教者，既是王爷，又是军人。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他本人的思想和出身，也在于他所处的社会和这个社会的传统。美国人长期以来就有既好说教，又讲现实的传统。”
在芝加哥，总统的态度是讲究现实的。软地网球场与埃克特大楼好象远隔重洋一样。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计划的组成部分，要在三十一个月后结合在B29重型轰炸机的弹舱里。格罗弗斯将军召集这些人来，说是检查“芝加哥冶金工程”。他们都是美国工程技术界出类拔萃的人物——重工业的头子，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和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教授们。这位将军要求他们做的事是需要相当盲目信任的。他要求他们生产一种他们既未见过，也不知道有什么用途的东西。只有一点向他们说清楚，那就是这一工程对战争极端重要，华盛顿是多少钱也愿意出的。
他们接受了任务，从那个月起就签订了一系列合同，合同中的条款从工业法看来，可说是写得空前含糊的。格罗弗斯答应先预付四亿元；最后开支可能超过二十亿。除此而外，承包的公司就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了。对极少数几个不得不参与一定机密的人，就要求绝对保密，甚至连对自己妻子也不得提及。妻子们要和科学家谈话也很难，因为那些科学家实际上已经与世隔绝。他们家里的人只知道他们的地址：美国陆军邮政信箱1663号。
对于那些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物理学家说来，这种保密似乎是多此一举。某些方面似乎确是荒谬可笑。当时受到最严密监视的是罗伯特·奥本海默，监视他的人叫波里斯·帕什，从前是好莱坞一所中学的足球教练，现在超重了，陆军情报处就把他训练为对付“共党渗透”的专家。奥本海默战前对自由派的政治活动曾经捐助了不少钱，而且有两次几乎要和琼·塔特洛克博士结婚。她是旧金山一位精神病医生，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帕什知道这个情况后，就死盯住奥本海默。1944年奥本海默去电报山，到琼的家里，带她出去，到一家名叫“最佳”的夜总会里喝酒。他告诉她，他可能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能再来见她了；而且因为工作性质机密，他不能告诉她工作内容，也不能告诉她他在那里。这样他就走了。七个月后，她认为再不能见到他，绝望之余，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帕什在旧金山钉着他们的梢。对他们两人的约会完全理解为另一回事。他认为奥本海默一定是把情报秘密递送给一位共产党了。于是他向上级汇报，说他已摸到线索，知道了奥本海默的花招，要求开除这位物理学家。格罗弗斯回答说，“这办不到。不管你的关于奥本海默先生的情报如何，这次工程绝对少不了他。”
要不是由于下面这件令人不安的事，这一切原都可理解为胡闹，可以一笑置之。那就是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行事的真正的共产党间谍，正在洛斯阿拉莫斯市的周围布下了一个非常高明的间谍网。这个组织由一个名叫安纳托里·雅可夫列夫的人控制，他把苏联驻纽约的领事馆作为基地。雅可夫列夫通过哈里·哥尔德活动，后者是费城人，过去是为工业界互探情报的。雅可夫列夫间谍网又有另一条线，经过纽约的朱利叶斯和爱塞尔·罗森堡夫妇通到爱塞尔的弟弟戴维·格林格拉斯。格林格拉斯在洛斯阿拉莫斯中心以军人身分工作，他的特殊地位使他几乎可以看到每一张蓝图、草图、或重要文件。而且他很聪明，知道哪些东西对想搞自己原子弹的俄国人最有价值。但是，格林格拉斯还不是雅可夫列夫最得意的人员。他还有一个无价之宝，那就是克劳斯·埃米尔·富克斯。富克斯也象奥本海默、康普顿、和弗尔米一样，是一个天赋很高的原子物理学家，是洛斯阿拉莫斯中心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本来是个德国人，当纳粹开始搜捕反对者时，他就逃到英国。他恨希特勒，一心协助盟国作战，这点从未有人怀疑过。作为英国的一个归化公民，他已得到官方绝对信任。当时从没有人提出，为什么纳粹要逮捕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呢？当时是不提这种问题的。一直等到战争结束，这个苏联特务组织已经瓦解，富克斯的朋友们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全心全意的共产党员。
哈里·哥尔德通常是让别人去从格林格拉斯那里拿情报资料的，但他本人常跟富克斯会面。有一次，他同时见到这两个人。后来人们记得希斯事件是通过一只南瓜，而哥尔德去见戴维·格林格拉斯和他的年轻的怀孕妻子鲁丝这件事，则是通过一个装山莓果子冻的盒子盖。朱利叶斯·罗森堡把果子冻盒的盖子撕为两半，把一半交给他的舅子戴维，并对他说，如果有人拿着那半边盒子盖来，戴维就该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为了科学目的共享情报”。所以哥尔德到格林格拉斯在阿尔伯克基市北高街209号楼上的寓所说了声“朱利叶斯叫我来的”，并拿出他那半边盒子盖时，戴维就欢迎他进去。戴维自动拿出一扎纸，里面就有能拿到手的最珍贵的情报。这些情报确是重要。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一间最小的绝密技术室工作，把几张为爆炸原子弹用的扁平透镜模型试验的图解抄了下来。这种透镜，和一般门外汉所理解的透镜完全是两码事。普通的透镜是把光波集中，而这是一种烈性炸药的混合物，它可以把导炸波集中，由此触发原子弹。这份情报到了俄国人手里，就可以使苏联科学家们越过一个实验阶段，不用耗费大量金钱和大量时间。戴维·格林格拉斯把这些草图交到哈里·哥尔德手里，他这么做无形中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同时也打开了他的妻子的眼睛。在这以前，他有点吞吞吐吐地想说服鲁丝，说他们所做的事，不过是使科学情报为大家所共有，为了全人类谋福利。但是，当哥尔德给他一个里面装有五百元现钞的信封时，她如梦大醒。来客一走后，她就大声叫道：“现在我可明白了，你传递情报，而且有人给你钱。这个，……这个还不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由洛斯阿拉莫斯中心通到莫斯科的间谍网，就出现一个薄弱环节。
哥尔德没有带钱给克劳斯·富克斯。他上次见面时，答应给他一千五百美元，但富克斯婉言拒绝了。他不是能用钱收买的人。他是根据原则信仰透露原子弹秘密的。富克斯按照原定计划在圣菲市的阿拉米达街停下车来，让哥尔德上车，然后乘着他那破烂的雪佛兰小桥车，带他到乡下兜风。到了他们分手的时候，哥尔德已经有厚厚一叠用打字机打成的笔记。里面谈的是如何把理论上的原子裂变，应用到制造原子弹问题。这当然是高度技术性的东西，不是哥尔德的头脑所能理解的；但是莫斯科高兴异常。雅可夫列夫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告诉哥尔德说，从这两方面得来的情报“特别精采而且非常有价值”。六年之后，原子能委员会的生产部主任看到格林格拉斯的草图复制本时，他就说：“啊呀，这些草图把原子弹的整个设计都表达出来了！”
这个间谍网，加上从另外两个间谍莫顿·索贝尔和阿伦·纳恩·梅那里得到的情报资料，究竟帮了苏联多大的忙，我们只能猜测，甚至科学家们也不能肯定。因为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俄国人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理论，也有技术专家。他们迟早总会发现K大帝的。所以，格林格拉斯供给他们的材料，也许根本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制造原子弹的办法实际只有一个。洛斯阿拉莫斯专家初期讨论时，爱德华·特勒就曾谈过原子弹最基本的结构：把两个半球放在一起接触，使质量达到临界点，就引起爆炸。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大堆细节问题：需要多少U－235，两个半球要多大，它们冲击时的速度如何，散射角如何控制，链式反应发射出来的中子量如何控制等等。这些细节似乎是没完没了的。肯定也是很危险的。莉泽·迈特纳【奥地利物理学家】的侄子弗里希博士曾主持这项工作，在一次实险中几乎丧命。还有另外两位物理学家真是牺性了。
第一个在实验中牺牲的是哈里·达格尼安。幸好他偶然触发链式反应时只拿着小量的可裂变物质，周围的人得免于难。那次链式反应的过程只不过是一秒钟的几分之一。他立刻就被送进医院去了。他的右手已全被幅射渗透，一小时内便失去了触觉。他的皮肤已被γ射线穿透，内脏损坏，神志昏迷，头发脱落，白血球增多，他在极度痛苦中死去了。这事件发生后，在弗里希的实验室里，气氛突然紧张起来。整个区域的人都如坐针毡。特别紧张的是，有一个名叫路易斯·斯洛特金的莽撞的加拿大青年人，想追求“惊险”。斯洛特金真是名副其实地在玩弄宇宙之火（他称之为“揪弄龙尾巴”）。假如他当时真的大错铸成，那就没有人可以幸免于难，这件事的经过也就不会为人们所知了。洛斯阿拉莫斯中心可能早就疑灭，而广岛和长崎就会得以幸免。历史进程也会大大地改变了。
斯洛特金富有冒险精神、热心正义事业。他参加西班牙内战，站在共和国政府一边；在不列颠战役中，他又参加英国皇家空军作战。由于眼睛近视，停止飞行。又因为他受过对口的科学训练，经过辘转曲折参加了曼哈顿计划。在弗里希的指导下，他找到了专业，但是他的同事们有不少人倒是很希望他最好回去驾驶喷火式飞机。他竟然拾掇着两个起作用的半球，用螺丝旋钻把一根杆子上的一个半球拨向另一个，使他们相互靠近，他在那里细心察着，全神贯注。这样做就象玩俄罗斯式轮盘赌，【指在左轮手枪中装一枚枪弹，其余弹膛空膛，然后随意旋转弹膛，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译者】总有一天或然率会发生作用，而他会来不及把这两个半球及时分开的。这样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一天，螺旋钻一下子滑过去，两个半球十分靠近，实验室一下子蓝光一片，使人睁不开眼睛。他赶快把两个半球拉开，链式反应中断，整个地方才幸免于难。但他知道他要付出生命作为代价了。他和挨近他一起工作的一个同事一起被送去医院。途中他对这位朋友说：“你会医好的，但我就毫无希望了。”他在受了九天的罪以后死去。被派去调查这事件，要弄清楚从这件意外中可以汲取什么经验教训的人，是克劳斯·富克斯。
大多数其他物理学家对保密措施，都有很多意见——尼尔斯·博尔对“尼古拉斯·巴特勒”这个代号总不习惯，老是记不起来。但是富克斯，知道问题的内幕，所以很少说些什么。也可以说，富克斯只知道一半内幕。德国人在干什么仍然是一个谜。希特勒不时提到秘密武器。早在1944年他就放出了三种：喷气飞机，装有通气管的潜艇，和V－1飞弹，这就是第一批嗡嗡弹。总之，从祖国那里得到的情报，没有一件能否定美国科学界原来的假设。他们的推断是：希特勒也许已经有了原子弹，或者是快要制成。他也许已有一批原子弹，作为他的最后防线部署起来。这个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今天要把这个德国元首当时所造成的恐怖、仇恨、害怕的情绪再现出来，是不可能了。但是，没有一点这类感觉，要我们了解为什么科学家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搞原子弹，也是很难的。
这个问题在华盛顿和伦敦的最高领导层中讨论过（虽然没有在莫斯科讨论过，因为罗斯福和丘吉尔估计很正确，斯大林是不会把苏联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与别人分享的）。在1943年秋天，盟国组成了一个特别情报组织，代号为“阿尔索斯”，即希腊文的“小丛林”，它准备随同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它的成员穿的服装和士兵一样，只是佩带的徽章上有一个白色的希腊字母α，还有一条红色叉状闪电的线，以资识别。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收集资料，确定德国在研究原子武器方面进展到什么程度。这些情报资料，要由这个组织的一位高级科学家当场翻译和评定。这位科学家是荷兰的桑缪尔古茨米特博士，他是一位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他的业余癖好是研究在犯罪调查方面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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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7日星期四，美国总统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他的第十次国情咨文。他说：“轴心国家知道，他们要在1942年打赢这场战争，否则就会一败涂地。但敌人1942年没有打赢，这点不用我告诉你们了。”星期六深夜，首都已经是一片寂静。这时有一小队高级轿车从白宫南面的门廊悄悄地开走，开到第十五街时向右转，然后在国家刻印局附近一条很少人用的火车支线停下来。总统的专车在那里等着。跟着总统走进他的专用车厢“费迪南德·麦哲伦”号的，还有哈里·霍浦金斯，罗斯·麦金泰尔医生，和一批肩章领章金光闪闪的陆海军将领。有一架泛美公司“飞剪”号飞机在迈阿密市等着，把总统一行载往大西洋那边，飞到非洲的卡萨布兰卡去和温斯顿·丘吉尔会见。
这一年盟国最高级会议频繁举行。在卡萨布兰卡，这位最高统帅估量了艾森豪威尔的能力，对轴心国家提出了引起争议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接着，他又在魁北克（又是同丘吉尔）、华盛顿（同丘吉尔和联合军事参谋长们）、开罗（同丘古尔和蒋介石）、夏威夷（同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德黑兰（同丘吉尔和斯大林），然后回到开罗（又再同丘吉尔）会谈。在这一年里，领导权已由英国首相转移到美国总统手中。这点两个人都心中有数。领导权易手同个人能力无关。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比英国投入更多人力物力，所以在未来的大战中美国的将军们，特别是艾森豪威尔，将指挥盟国的联合部队。
罗斯福作为最高统帅来说，并不是无可责难的。事实上在他一生中没有什么事能够不受责难。斯大林认为，罗斯福坚持要敌人无条件投降，只能迫使德国人民团结起来，把战争拖长。大多数历史学家同意他这种看法。在太平洋战场上，总统给麦克阿瑟权力可能太大，而太平洋战争主要是海战，要由尼米兹海军上将来打赢。但并没有人怀疑，罗斯福从1943年起就是盟国陆海军司令。早在1942年11月，罗斯福的一个特别助理威廉·哈西特就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总统越来越成了这场全球战争的中心人物，提出创议，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当然，所有责任都落在他身上。”路易斯·约翰逊从新德里拍出电报说：“在这里，罗斯福的名字具有魔力。”大多数职业军人都钦佩他的领袖才能。艾森豪威尔写道：“罗斯福先生的某些政治措施，我是永远不会赞同的。但是他是战时国家统帅，我完全是从他这个身份认识他的，——而且从这个身份来看，我觉得他是完全满足了大家对他的期望。”史汀生则说：“陆军从来没有一个比他更优秀的统帅。”乔治·费尔丁·埃利奥特写道：罗斯福深谙全面的、全球的战略，这使他成为“最伟大的战时总统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的伤亡，相对来说，比之其它任何国家要轻，但是总统在1944年海军节时却可以这样说，1943年美国武装部队曾经在敌人的滩头阵地前参加过二十七次登陆战，而且“这二十七次登陆战每次都取得巨大胜利。”
从外表看，他确不象一个军事天才。他每次访问部队，老是穿着他的绒布衬衫，戴着旧帽子，还有那漫不经心地打起来的蝴蝶领结。看上去，他倒更象一个衣着随便、精神饱满的老爷爷，要去度周末钓鳟鱼的样子。但话得说回来，他所统率的军队，本来也是很随便的。美国不是欧洲国家，它和欧洲国家不同，而这个国家最好的代表就是这个住在白官的美国人了。戴维·利连撒尔律师可以这么写罗斯福的“脸孔是世界上最英俊的战斗的脸孔”，艾森豪威尔将军可能对总统熟知地形、掌握和记得一个乡野的所有特点的天赋感到五体投地；然而，对于美国士兵和水兵来说，他的最大天赋还是他对人热情关怀，以一个卷起袖子实干的美国的卷起袖子实干的总统的面貌出现于世界舞台之上。乔纳森·丹尼尔斯写道：“在他那个时代里，没有谁能象他那样，在美国人惊惧之时，能唤起美国人的内在信心。由于他深信美国人的自尊感，所以他要求或者期望美国人拿出勇气来的时候从来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最能说明罗斯福的风格，说明他体贴民情的是，有一次他视察夏威夷陆军医院。他到夏威夷本来是要跟海陆空军高级将领谈话，制定计划，发动巨大攻势，迫使日本屈膝投降。但在他离开夏威夷之前，他要人用轮车推着他穿过病房，去看看那些被截除上肢或下肢的伤员。他向他们微笑，挥手致意。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他的出现就代替了他要说的一切的话。坐在这轮车上的是一个两腿早已完全瘫痪的人。他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他也有过这种心情。然而他克服了过来，当上了总统，他们没有理由感到灰心丧气，以为不再能实现战前所抱的理想。
罗斯福现在已经精疲力竭了，这也表现在他的外表上。驻白官的新闻记者都深信，他不想在1944年再竞选总统了。总统本人也写信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说：“我的心灵深处，总是对我呼唤：要我回到哈德逊河的老家去。”但是也有各种各样的压力要他继续任职。他和任何美国总统一样，在考虑将来历史如何对他评价。他对战后美国有个蓝图：他要支待联合国组织，如威尔逊总统当年要支持国际联盟一样。此外，还有那些人民来信。有一个人在信中说：“罗斯福总统，当前世界忧患重重，请不要把我们撇下不管。现在我们正需要你。我从心里相信，上帝将你放在世上这个地方，就是要你做我们的北斗星。”还有许多请愿书。其中有一份有六千多炼钢工人在上面签名：“我们知道你很劳累，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能让你退职。”从第三帝国那面，也传来了道格拉斯·钱德勒的声音。这个家伙原来是赫斯特报系的人，后来做了美奸，为柏林电合广播，化名为保罗·利维尔。他说：“把那个人从一度是白色的白宫里赶出去！”
罗斯福是一个老练政客，决不会为这些呼声所动，哪怕是略有所动。他满怀希望地注视着温德尔·威尔基。他们俩人看法相同，暗中也互相钦佩。总统把桑姆·罗森曼叫到办公室来，要他去见威尔基。罗斯福说：“我们应当有两个党——一个自由派，一个保守派。但从现在情况看来，两个党党内都有异见派。”他认为在大选后两党都应重新组合，并要罗森曼试探一下威尔基的意见。威尔基对罗森曼说：“你告诉总统，我准备为此目的而全力以赴。”如果是在1940年，他们可能会想出某些办法来的（虽然现在很难想象有什么办法），但现在又过了四年了。威尔基刚在威土康星州共和党预选中失利，落在杜威，麦克阿瑟和史塔森之后。他也精疲力竭了。他对共和党元老派很生气，对这种选举方法不再存有幻想。他也病了，发了三次心脏病后，于10月8日逝世。
共和党自从1916年出了个休斯以后，到现在为止，最引人注目的总统候选人就是威尔基。他的逝世使共和觉中反威尔基的元老派乘机报复。他们欢喜用“天下一家派”来嘲笑威尔基。自从珍珠港事件以后就消声匿迹的极右派的代言人，在1944年又重新露面。象劳伦斯·邓尼斯、伊丽莎白·迪林夫人，和约瑟夫·麦克威廉斯这些人，提到罗斯福时，就称之为“犹太国王”。众议员费什的秘书被判犯有作伪证罪，因为他作证说，某些众议员直至1941年11月还未曾使用过议员的免费邮寄权利来邮寄纳粹宣传品。如《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每日新闻》、埃利诺·帕顿森办的《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等报纸以及赫斯特报系都不肯保守军事秘密。有一个《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实际上已把美国破译日本“紫色密码”的情报透露出来，但日本人没有注意到他的报导。总统认为司法部应当对这些报纸采取严厉措施。事实上政府也的确遇到过一桩严重的煽动事件，但司法部长比德尔认为，在大选年头把一些保守派的报刊出版人监禁，对争取选民不利，所以他对罗斯福敷衍了事。但这问题仍然使总统忱心忡忡。孤立主义者在一些报社和国会里，仍然地位牢固。胜利以后，他们仍可能煽动国内人民，凑够一股力量，破坏美国的外交政策。看来这种威胁对总统作出再次竞选的决定，是起关键性作用的。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前一星期，总统写信给汉尼根说：
『“假如人民命令我继续担任这项职务，进行这场战争，我就象一个在火线不能离开岗位的士兵一样无权退下来。
就我自己来说，我不想再竞选。到明年春天，我就做了十二年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了……
我现在作为一个模范的军人，勉为其难地重申，我将接受并担任现在这个职务，如果我们大家的总司令，即拥有最高权力的美国人民要求我这样做的话。”』
7月20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开会，提名罗斯福为该党总统候选人，这时罗斯福却在加利福尼亚州，坐在矗立的悬崖上，视察一场两栖作战演习，有一万名海军陆战队从希金斯艇上用铰链放下船头板在海岸登陆。在他看来，政客们在搞走过场的老一套时，他在忙着办公。然而，每四年举行一次的民主党大会，从来都不可能是走过场的老一套。对于提请罗斯福当总统候选人，对于党纲，大家没有异议。但对于副总统人选问题，他们都吵嚷不休。在这个问题上，总统也许是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或者他还拿不定主意。总之从当时迹象看来，他是举棋不定。他认为亨利·华菜士当副总统没有当好，没有尽到责任，不必要地触犯了国会的领导人。但罗斯福又不想把他抛开。华莱士本人则认为他仍然是候选人，而他这样想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罗斯福在给大会主席的一封信中曾谈到他说：“我喜欢他，我尊敬他，他是我的好友。因此，如果我是大会代表的话，我个人会投票再提名他。”
但是威廉·道格拉斯和艾尔本·巴克利也同样认为，罗斯福已属意于他们，吉米·贝尔纳斯也认为已得到总统的支持。哈里·杜鲁门也同样肯定地认为贝尔纳斯可能性较大，已经同意提名他。但罗斯福既然没有表态，全国委员会就想物色一位对总统最没有什么不利影响的人。他们最后决定提名杜鲁门。他是一个忠诚的民主党人，在国会里他一直支持政府所提出的法案。他来自中西部边沿的一个州，他领导过一个委员会调查过军事工作。这是个艰巨任务，他的领导手腕颇为熟练得体。总统本人不认识他，几乎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当汉尼根提到杜鲁门时，罗斯福喃喃作声说：“哦，对……对，……我不是任命他主持那个军事调查委员会的么？”当然，罗斯福并没有任命过杜鲁门，可是汉尼根提出的理由，在政治上是有道理的。于是罗斯福同意了，就提杜鲁门罢。
这位密苏里州参议员听到这个消息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只是说“我的天哪！”他甚至没有考虑过竞选。后来他在电话中亲耳听到罗斯福对他说，他这才相信——他用一贯的口吻对他的朋友说：“他妈的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呢？”——于是他就去找贝尔纳斯进行政治交易。尽管如此，大会还是投了两次票才通过提名他为副总统候选人。然后罗斯福从圣地亚哥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广播演说接受提名，而美国人就互相打听究竟杜鲁门是何许人。《纽约时报》称他为“第二次密苏里妥协”。詹姆斯·哈格蒂则把这件事说成是“政界头子的胜利”。他的对手，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约翰·布里克则说：“杜鲁门——这个名字我没有记错吧？”他搔搔头，又喃喃说，“我总记不住这个名字。”《时代》周刊在7月31日那一期里，用老三老四的口吻把罗斯福这位竞选伙伴称之为“密苏里州来的、头发灰白，个子矮小的后辈参议员。”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托马斯·杜威，是个有才智和勇气的人，人们有理由相信，他如当选，会成为一位很能千的总统。但民主党取得的成就太大。美国已再度繁荣起来，人民提到共和党就想起胡佛；美国武装部队天天打胜仗，而罗斯福本人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经验的政治家。他有一次对《纽约时报》说：“没有比好好地斗一场更使我高兴的事了”。随着年月的推移，他更欢喜斗了。他心目中的斗法就是把他的竞选对手放在一边，而专心致志地进攻共和党的元老派。这种战术使他击败胡佛，兰登和威尔基；而且在一次著名的演说中他又使用一种更为致命的新武器——对对方恣意嘲弄。他挑选出共和党一个对政府议案总是作梗的三人集团，即乔·马丁，布鲁斯·巴顿和汉密尔顿·菲什，来作为对象，为他就任以来的成就进行辩护说，除了“马丁……巴顿……和菲什”而外，人人都同意。到了他第三次谈到这三个人的名字时，听众早跟上了念这三个人名字的节奏，就跟他一起叫：“马丁……巴顿……和菲什。”这样搞使听众很开心，并且在政治策略上也很有效。除此之外，他更抓住共和党传播的一个小道消息，说他在阿留申群岛时忘了把他的狗斯科蒂带走，后来又派了一艘驱逐舰去把狗接回来。他用讥讽的口吻，对卡车司机工会（并通过无线电对全国广播）说：“这些共和党领导人攻击我、我的妻子、我的儿子还不够。不，他们还不满足，现在还要把我的小狗法拉也带进来。……我认为我有理由感到愤懑，对诽谤我的小狗提出抗议。”
这使杜威感到很生气。罗斯福的讽刺腔调己经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从那时起，有人说，竞选就成了“罗斯福的狗和杜威的羊”之间的竞选了。罗斯福的竞选运动，似乎一次比一次激烈，好象是由一部无形的但是恶意的发动机推动似的。这一次竞选运动越来越不留情面。至于共和党，它的一个攻击目标是西德尼·希尔曼。他是产联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在组织工人投罗斯福的票。于是就有人传出消息说，当提名杜鲁门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时，罗斯福曾经说：“去征求西德尼的同意。”于是，全国各地的广告牌上，那出现这样的标语：“去征求西德尼的同意。”“西德尼·希尔曼和厄尔·白劳德的共产党员都已登记了，你登记了么？”在竞选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杜威一再提到共产主义的问题。要是在十年以后提出来，这样的指控就会使政客们胆战心惊。但那时是1944年，俄国还是一个受欢迎的反希特勒的同盟国，这种指控当时能收什么效果，很值得怀疑。
刘易斯·赫尔希当时还是征兵局长，而且已晋升少将。有一次他公开说，让士兵继续留在军队里，和让他们退伍又成立一个机构来管理他们，两者花钱差不了多少。这使共和党人走了运。赫尔希将军的名字，本书以后还要谈到。后来几任总统的政府都因为他闯的祸而闹得狼狈不堪。但是这一次罗斯福立即制止了他。罗斯福命令史汀生封上他的嘴巴，公开阐明政府计划是要迅速复员。但不管怎样，一个将军失言是不足以把杜威送进白宫的。对小狗法拉或西德尼·希尔曼的攻击，也是如此。杜威所需要的是有一个可以展开争论的问题。而罗斯福却憋死了他。
在芝加哥军人操场上，总统坐在他的汽车里发表演说。当时坐在圆形看台上的听众有十万人，站在外面的又有十万人。总统说，这次竞选，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可说是最奇怪的一次。共和党人一方面骂民主党无能，一方面又赞扬它所通过的法案。他们一方面说“唠叨的，疲惫的老家伙”把军队建设成为世界史上最大的一支陆海军，这一切都不会改变，另一方面又说“因此，现在该是变的时候了！”罗斯福说：“他们实际上是说：‘那些无能的、疲惫的老怪物真的为世界持久和平开始莫定了基础。如果你们选举我们，这种情况我们一点也不会改变的。但是，’他们又悄悄地低声说：‘我们会做得甚至连杰拉尔德·纳埃或杰拉尔德·史密斯也不会不支持我们——我们会使任何相信孤立主义的竞选资助者都支持我们。是的，我们甚至做到连《芝加哥论坛报》都满意！’”
但是罗斯福的对手们有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那就是罗斯福的健康情况。如果当初对这问题进行了认真辩论，并把所有诊断材料在选民面前都摆出来，那么结果就可能不同了。但当时这是不可能的。谁都不知道总统健康的真正状况，甚至连总统本人和总统的医生们都不知道。而且如果公开提出这个问题，必然招致手段卑劣的指责。然而那些狂热反罗斯福的报章却不顾一切，全力攻击。那年10月《纽约太阳报》在第一版社论中这样开头：“我们用不着有所忌讳，……不许公开谈论总统有可能由他的副总统接任的，不是宪法规定，而是惯例如此。我们历史上有六个总统是在任内死去的。”《纽约每日新闻》每次出版，都一成不变地提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已是六十二岁，而托马斯·杜威却只有四十二岁。《时代》周刊说：“六十二岁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已是一个老人了。”
白宫答复由麦金太尔医生提出来，因此他对此负有重大责任。他也象大多数总统私人医生一样，领有海军中将的军衔，是一个有资望的眼、耳、鼻、喉科医生。在治疗罗斯福的窦炎方面，他是个药到病除的神医。麦金太尔医生对报界公布罗斯福的状况如下：
『“……体重略轻，比他的平常重量少八、九磅。坦率地说，我希望他会增重几磅。在他去魁北克之前就没有游泳。但他就要恢复。他游泳很有耐力，可以得到很好锻练。水的浮力使他的腿能够活动，所以他在游泳上的收效，是其它运动所得不到的。他的器官毫无毛病，完全健康。他每天担任非常繁重的工作，但他担负起来，精力惊人。在大选期间，有种种传说，说他健康很差，其理由不言而喻。但这都不确。”』
这位医生以为这一番解说，应当使人满意。但罗斯福却不满意。他也许因为患有麻痹症，所以对关于他健康的谣传特别敏感，于是决定亲自经受一次体力考验来证明他的医生所说属实。第一个机会在纽约出现。他的车队要走四小时，途经五十英里，由布鲁克林区的埃比茨棒球场穿过昆斯区到布朗克斯区，然后到哈莱姆区经过曼哈顿中心，穿过百老汇大街，直到巴特利公园。那天正下着雨——倾盆秋雨下个没停，寒气袭人，没有遮挡的话，任何人都会衣服湿透，狼狈不堪。这样乘车淋雨，简直就是发疯。然而罗斯福却不肯结束这次旅怪，甚至缩短也不同意。途中他只是停下来两次，擦擦身，迅速换了衣服，一次是在布鲁克林区海岸警卫队车库，一次是在他夫人在华盛顿广场的公寓。其余时候他都是站着——面带微笑，挥动着他的软呢帽，但样子十分狼狈。
埃莉诺坐在随行的特工人员的车上，焦急万分。她乘的车是有顶的。她认为罗斯福的帕卡德牌座车有活动帆布顶篷，起码他该叫人拉起来遮雨。坐在罗斯福前面的摺坐的是拉瓜迪亚和瓦格纳也已衣服尽湿，为他担心。雨下得愈来愈猛，把罗斯福的黑色海军斗篷淋得闪闪发光。总统的头发被大雨淋得贴在头上，比起四年前显得就更疏更白了。他戴着夹鼻眼镜，几乎完全看不见东西。但几十万个美国人却打着雨伞或者顶着湿透了的报纸，打着哆嗦，想亲眼看看他那闻名全国的微笑，而罗斯福也决定让他们看到，哪怕他本人一路上要咬紧牙关。六天以后，他又在费城乘着敞篷车，冒着冰冷大雨，游行几个钟头。事后，那些白宫新闻记者团都说他似乎活力充沛，精力旺盛，连那些憎恨罗斯福的报纸记者们也不例外。
11月7日那天，他又照样和埃莉诺在海德公园村的投票站上露面，他对站里的官员们说，他的职业是“种树”，让他们认真验明了投票证251号，然后第一次给带到投票机前。可是他不会操纵这个机器。在喃喃自语，东摸西摸了一番以后，幕帷后面传出来他那与众不同的声音：“该死的机器，怎么不灵啦？”于是就有人隔着幕帷告诉他怎样使用那个机器，他就解决了他在选举那天碰到的唯一困难。因为即使不算不在国内投票的军人选票（而他们都是非常拥护罗斯福的），那天他已经获得了百分之五十四的选票。按选举人团的票数计算，他和杜威的票数对比是432对99。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康涅狄格州的麦克马洪也叨着他的光进了参议院，而海伦·盖海根·道格拉斯和亚当·克莱顿·鲍威尔也进入这届的众议院。汉姆·菲什和吉罗德·纳埃在选举中都被击败。而且尽管约翰·刘易斯在各个矿区支持杜威，民主党还是囊括了这些选区。罗斯福高兴异常。他在竞选活动中曾一再对投票人说，这次总统选举也是对美国应否参加联合国的公民投票。这个到死一直使伍德罗·威尔逊不安的幽灵，现在永远消失了。
竞选虽然胜利，总统仍然悻悻不平。他曾说过，杜威这种给人戴赤色分子帽子的做法是“十分可鄙”的。凌晨三时，共和党宣布竞选失败以后，总统在纽约坐着轮椅到他的卧室去时，对哈西特说：“我仍然认为他是个婊子养的”。当热，他不会在公开场合这样说。从一切表面迹象看来，美国这场战时总统竞选的难关是渡过了，没有留下任何创疤。
但是……
如果说，罗斯福在演说中提到他的小狗法拉，使杜威生气的话，那末，说罗斯福身体不行的含沙射影的攻击，就不仅触到罗斯福痛处，而且还历久不消。每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他总要表现得生气勃勃、精神饱满。当他象当年凯旋而归的凯撒那样，回到华盛顿时，首都刚巧又大雨滂沱。说来奇怪：他每次从这一个城市到那一个城市时，总是大雨如注。十年前，农民们对罗斯福每次访问带来的倾盆大雨，都雀跃欢呼，而他的部下认为这是罗斯福的运气。但现在，这就是倒运了，对于象他这样年纪的人，甚至可能是危险的。总统叫人们不用担心，命令把帕卡德牌汽车的篷顶放下来。到了联邦广场，有三万淋得象落汤鸡那样的人在等着看他。他坐在杜鲁门和华莱士之间，拿天气说着玩儿。接着他的轿车缓慢地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穿过去，有三十万华盛顿人夹道欢呼。罗斯福（杜鲁门和华莱士）都象刚从水里出来一样。但到了白宫，罗斯福还是容光焕发，甚至可以说是兴高采烈，好象他从没有现在这么健康。
但是……但是……
一些时间以来，那些接近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人，都颇为担心他的健康问题。那年十月《时代》周刊曾报导说，窦炎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健康的最主要问题”。但实际情况远不止此。他整个心血管系统都有病，而麦金太尔医生对于这门专业又没受过什么特殊训练。早在1937年，总统已经被确断患有收缩性高血压，过了四年，又加上更严重得多的舒张性高血压。麦金太尔还是很乐观。虽然他的病人锻练减少，操心的事增加，他仍然很乐观。但是罗斯福已不如他的医生所说的那样健康了。早在1943年，他就患过两次重病，一是流行性感冒，一是发烧，病因无法查明，他本人则认为是北非之行所引起的。由德黑兰回来以后，他又染上流感。晚上总说头痛。在很好地休息了一夜之后，过了半个上午，他就精疲力尽了。有时候，他一边谈话，一边就睡着了，而有一次，他一边签字，一边倒头便着了，钢笔掉下来，纸上都沾上了墨水。他的女儿安娜和他的秘书格雷斯·塔利怕起来，就私下把情况告诉麦金太尔医生。麦金太尔说他和他们一样，也很焦虑，主张把罗斯福送到医院检查；但一想到要向他的固执的病人提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他又似乎有点胆怯。最后安娜把情况告诉了她的母亲。埃莉诺干脆告诉总统立即到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去检查，1944年3月27日，他就乖乖的去了。这次他就不仅是由一个医生检查，而是由一大批专家来检查了。
参加检查的专家中，有海军少校霍华德·布鲁恩。他是心脏内科医生，也是贝塞斯达医院的心电图部主任。罗斯福的病情使布鲁恩吃惊。总统很疲乏，发烧，又患支气管炎。更糟糕的是，他的心脏肥大，心脏周围血管膨胀，血压高得惊人。布鲁恩大夫的检查结果是高血压，高血压心脏病，和心力衰退。其他医生都同意他的诊断。他们建议总统休息。总统是个听话的病人，就去哈布柯，到伯纳德·巴鲁克在南卡罗来纳州那个植物园那里休养，躺着晒阳光。饭前的酒喝少了，减为一杯半鸡尾酒（后来连睡前也不喝酒了），抽烟，由每天二、三十支骆驼牌香烟，减少为每天五、六支。他写信给霍普金斯说，他假期过得非常愉快，每夜睡十二小时，每天晒太阳，修心养性，“外面的事管他娘”。露西·拉瑟弗德经常去探望他。
他对病况满不在乎，服用绿色小药丸时，他从不问那是什么。其实那是洋地黄丸。本来布鲁恩少校或任何贝塞斯达医院的内科医生都可以把他的病情说给他听的。但有谁读医科时学过该怎样把总统病情严重的消息告诉他本人呢？而且他们官阶不高，而在战时这一点倒是重要的。所有检查结果和图表都送给麦金太尔海军中将。贝塞斯达医院的医务人员认为麦金太尔会把情况告诉罗斯福的。但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曾向总统汇报过。总统离开南卡罗来纳州以后，还是日日夜夜工作，显然不象个该休息的病人。那年他旅行了五万英里，指挥两线的战事，还竞选连任总统。与此同时，他还得照顾国内战线，处理美国人民堆放在他桌上的乱七八糟的琐事。1944年他要处理的内政包括：接管芝加哥的蒙哥马利·华德百货公司；起草美国士兵权利法案；劝说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阿尔本·巴克利收回辞呈；批准按照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模式成立一个密苏里河流域管理局；劝说史汀生部长不要退休；提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那么大的预算；在纽约市长竞选期中到纽约市发表演说；研究保险公司延期偿付权问题；签署一个战后科学研究计划；跟有关原子裂变的秘密工厂中的劳资双方进行秘密协商；对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击毙一头受伤的小牛的军事法庭判决进行复审。还要由他决定是让马歇尔还是让艾森豪威尔去指挥欧洲登陆。当然要由他作决定是合理的。但是有些事情要他操心显然不合理：比如只有总统才能说服海军和陆军共用五角大楼，（海军将领们要有自己的五角大楼），而且只有他才能决定是否取消陆军和海军的球赛。史汀生后来说：“一个人不能样样事都包下来的，而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做，就要了自己的命。”
到白宫访问过的人们彼此间都在议论，说总统面容如何“憔悴”。7月间，詹姆斯·罗斯福亲眼看到他第一次心胜病发作。那时海军陆战队在加利福尼亚海岸附近快要进行演习，他们俩在总统专车厢“费迪南·麦哲伦”号上。突然，罗斯福脸色惨白，眼睛紧闭，他痛苦地扭动着，气吁吁地说，“吉米，我怕是支持不住——我疼极了。”他的儿子想把这次露面取消。但过了几分钟，罗斯福恢复过来，他儿子的意见又被否决。这件事没有报告布鲁恩大夫，因而无法知道他患的什么病。但第二次发作，则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中。他将他的儿子留在加利福尼亚州，自己应邀去西雅图市演讲。特工人员建议他坐在一艘停泊着的驱逐舰上，以舰上大炮为背景，对民众作演说。总统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一切都准备就绪，总统刚开始他讲词的第一段。忽然心脏病又发作。当时虽然没有人知道，但实际上是一次非常剧烈的心绞痛。接着那十五分钟，他感到剧痛阵阵，横扫胸膛，肋骨架和双肩各处都极度疼痛。奇怪的是，他的脚居然还能站得住（本来在倾斜甲板上，他的支架是不稳的），更不用说发表演说了。
但这次只有他本人知道。布鲁恩就站在他后面，也没有察觉到总统有什么问题，而且是在很久以后才觉察出他发生过一次心脏病。至于他的听众，则感到很失望，认为这次演说极不象样。他讲话时咬字含糊不清，平凡无奇，而且有时声音低到难以听见。内容又杂乱无章，不知说些什么。甚至声音听起来也不象罗斯福。萨姆·罗森曼在收音机里收听，搓着手干着急。现在，到处都传说罗斯福活不了多久；加上报上登了一幅用心刻毒的新闻照片，把他照成有气无力，张嘴结舌，面容憔悴，两眼深陷。特工人员迈克·雷利告诉罗斯福说，有些新闻记者硬是认为总统当时不是去了南卡罗来纳州，而是进了医院。总统显得紧张地说：“迈克，那些新闻记者都是该死的黑心鬼。”
他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是不合情理的。有时候，在一个重要人物行将去世的时候，新闻界有责任加以密切注视。这次就是这样的情况。长期以来，由于他们对他感情深厚，所以很少报导他的外表如何。那个拍摄罗斯福这张可怕照片的摄影记者，已遭到了同业们的排斥摈弃。然而，总统的内阁成员和老相识却比较直言不讳多了。多年来的紧张工作已经使他积劳成疾，现在似乎要一下子总爆发出来。一个观察家写道：仅仅在一个星期里，总统仿佛“从壮年进入了老年”。劳工部长弗兰西丝·帕金斯对于有关罗斯福和对于有关她自己的闲话，历来都置之不理，关于罗斯福健康日益恶化的一切传说，她都拒不相信。但是在罗斯福第四次就职典礼之前一天所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她委实大吃一惊。他的两眼呆滞，着上去就好象挨了一拳似的；他的脸色苍白，面容憔悴；他穿的衣服似乎大了一号。他的两手颤抖，双唇发青，他似乎不得不用手托住他的头。迪安·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总统的脸色使我们都大吃一惊。他消瘦、憔悴，两眼下陷，眼框发黑，只有他得意地拿起那个烟嘴，和他漠视困难的轻松愉快的态度，才使人想得起当年的罗斯福。”第二天，约翰·根室看见罗斯福后写道：“我看见他的脸孔就感到很吃惊。我感到肯定他就要死了。皮肤下面已经毫无光彩，就象在发暗的电灯泡上面的羊皮纸灯罩一样。他脸上的表情，完全变了样，看了以后使我久久准以释怀。他的面孔是灰色的，憔悴的，松垂的，他的嘴唇的控制肌似乎巳经有点不听话。”根室又写道，有时他己经精疲力尽，“连简单问题都不能回答。他讲的话已经是近乎胡说。”
两个星期后，在克里米亚举行雅尔塔会议。安东尼·艾登认为总统和他们第一晚会见时，思想模糊混乱。丘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看了总统一眼就肯定他是垂死的人。他们这种印象，和华盛顿方面对罗斯福健康情况的印象凑在一起，就使人们后来形成一种理论：认为罗斯福这个“雅尔塔会议上的病人”，被狡猾险诈的俄国人骗了；认为他的亲友们让他竞选第四任总统，不仅对不起他，也对不起美国。按照共和党五十年代的说法，雅尔塔会议是一场“出卖”。
但是按照这种说法，还有一些疑点不易解答。首先，这里有个假设，以为有人可以把罗斯辐说服放弃竞选。1940竞选年埃莉诺就曾再三劝他不要竞选，但他没有同意。其次，他的病情起伏极大，变化无常。布鲁恩医生今天的检验结果可能说明总统已进入病危，明天他又显得非常有活力了。布鲁恩在他的检查结果与病者实际病情之间，简直找不出什么变化规律。显然，他在大雨滂沱中进行竞选活动使他很劳累，竞选之后他就脸色苍白，没有胃口。但是他的血压却已下降（到210/112），他的肺是清晰的，而且一切迹象也表明连他的心脏也非常正常。他在西雅图市离开了驱逐舰的甲板后，就把心绞痛的情况告诉布鲁恩。于是一小时内布鲁恩就检查了血球数值并作了心电图。结果都很正常。
他在必要时振作精神的能力是很惊人的。艾伦·德鲁利当时是合众社记者，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白宫记者宴会，看着罗斯福坐着轮椅进来时，觉得他脖子骨瘦如柴，老态龙钟。但是在总统退场之前，他仍然“用大家熟悉的姿态回答记者们的欢呼，因此我们最后看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是头往上一仰，顿时笑容满面，举起手来向大家挥动，姿态和过去一模一样。”1944年9月25日，他在华盛倾新建的斯秦特勒旅馆对工会领袖和民主党的工作干部发表演说。罗森曼和总统的女儿很早就到场，两人心情都紧张。那一天早上，罗斯福的健康情况很差。安娜对罗森曼细声说：“爸爸会熬得过去吗？……假如讲得不好，那就很糟糕。”听众也很紧张，因为他们都听到这些小道消息，看到罗斯福在加利福尼亚时拍的新闻照片，听过他在驱逐舰上那次可怕演说。这次罗斯福坐着发言。头几个字声音听起来有点奇怪；按照伯恩斯的说法，“仿佛总统就是只是在嚅动嘴巴。”但是后来，他恢复过来，发表了一个很好的，战斗性很强的演说，干净利落，声音宏亮，和他第一次就职演说时差不多。
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的工作人员（哈里曼、贝尔纳斯、海军上将威廉·李海、爱德华·斯退丁纽斯）都认为他能有效地、熟练地代表美国利益。在会议的初期，他有夜咳，但布鲁恩进行检查后还是发现肺部清晰，心脏和血压无变化。2月8日（跟斯大林在波兰问题上争吵以后），罗斯福血压情况不好，医生也担心起来。于是就把他接着那两天的日程改动了一下。但两天以后，这些病状又消除了。这时，艾登对他的看法也变了，他感到他的第一个印象必然是错误无疑了。依照艾登的看法，尽管罗斯福面色不好，体重减轻，但他在谈判中判断问题时能力的卓越，实属不可多见。他不但跟丘吉尔每日工作份量一样，而且还能找出时间，和斯大林举行小型会议，就苏美在亚洲的作用问题进行会谈。
毫无疑问，克里米亚会议加速了总统的死亡。1944年他跟一个猛烈攻击他的共和党对手举行竞选，并且要精力充沛地担任直接领导作战的三军总司令，这两个因素也同样加速他的死亡。人们将来会怀念雅尔塔会议，因为总统个人在那里作出了巨大牺牲。但除此以外，他就没有牺牲什么了。
第十一章 曾是丁香满庭时①
【①美国著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于1871年写了一首纪念林肯的挽诗，题为《曾是丁香满庭时》。作者这里引用此诗题来悼念罗斯福逝世。——译者】
我们前此谈到进攻意大利的美国大兵时，他们还在蒙特卡西诺山下褐黑的泥浆中艰难挣扎，巴望天气转暖，突破德军防线。那是1943年的事。到了1944年，情况并没有好转。德军还控制着意大利2/3，罗马也在其中。1944年1月22日，盟军企图进行一次两栖攻势，在敌军后方安齐奥登陆，由侧翼包抄敌人防线。但是这一妙着的指挥官却庸碌无能。他在出奇制胜之后，没有乘胜前进，反而在滩头上步步为营，迟迟不前，结果又陷入凯塞林元帅的重围。安齐奥反成了美军的陷阱，他们欲进不得，欲退不能，在四个多月中，被困缩在滩头阵地上，伤亡日增，一筹莫展，而德军却把他们当做靶子，提高了枪法。有个新闻记者说：“美军在这里就像原始人那样生活，他们那副样子，挥舞木棒也许比使用机枪还更像样一些。真难想像他们是怎样挨过那个凛冽的冬天的。”
春天来临，大雨冲走了活动便桥，原来路面的车辙已经冰硬如铁，现在又是泥泞难行。然而盟军仍然毫无意义地坚持困守。不论是美军的第五集团军，还是英军的第八集团军，在意大利的靴腰部分的亚平宁山脉东西两侧，都在向敌军正面进攻，损失惨重。他们所能指望的，充其量不过是拖住一些德军师团，消耗其实力，使之不能充实希特勒大西洋沿岸防线——不久盟军就要跨过海峡朝此猛攻，以试其锋。但这种消耗战，对两方都造成损失，更糟的则是进攻一方比之防御一方代价更大。盟军伤亡增加，士气下降，盟国之间的摩擦，也在发展，而这总是危险的信号。这时在意大利，除了被反法西斯的意大利人软禁起来的墨索里尼，马克·克拉克中将要算是最不得人心的人。他把轰炸蒙特卡西诺的责任归咎于新西兰伯纳德·弗赖伯将军，后者是享有盛誉的英雄。这种做法，说得再好，无非也是不体面地推诿责任，而且在当时，看来轰炸在军事上还是必要的。
安齐奥的盟军亟待解救，而盟军统帅部只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向罗马大举进军。1944年6月4日下午7时半，克拉克亲率先头部队，指挥美国第五集团军一些部队，开进这座不朽名城的威尼斯广场。人们以鲜花、欢呼、狂吻和红酒来欢迎胜利者，使他应接不暇。面对这种场面，任何战将都难免感到扬扬得意，可是克拉克不知道适可而止。第二天，他把军团级司令官们都召来开会，原来克拉克是要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充当配角。在摄影记者的要求下，克拉克摆出各种威武的姿态，照了又照，使他手下的美国和盟国将军们都为之汗颜，甚至有些随军记者也羞红了脸。可是克拉克一概视若无睹，反而准备发表简短讲话。“今天”，他开始说，“对第五集团军说来，是个盛大的日子。”
记者们面面相觑。第五集团军！那么第八集团军呢？英国记者颇为气愤，相互嘀咕，第八集团军不是从开罗一步一步地打到罗马么？还有波兰人的部队呢，其他国家的部队呢？埃里克·塞瓦赖德认为还不止这样：难道对希特勒的每次胜利，不就是欧洲被奴役民众的胜利，不就是在纳粹杀人工厂里等候屠戮的犹太人的胜利？不就是在这战争的绞肉机中已经做出巨大牺牲而且仍在忍受折磨的人们的胜利？可是克拉克并不这样看。他充分满足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的需要，并且广开通讯电路，务使新闻图片和稿件在第二天早晨都能到达报馆编辑手里。一切都如期到了，可是克拉克倒霉。原来第二天是1944年6月6日，是盟军在诺曼底开始登陆的日子。
※※※
在朴次茅斯船坞正北，有座富丽堂皇的英格兰宅第名为索思维克公馆。公馆附近榛树林里，有一部陈旧的拖车，其特殊陈设中，包括一架红色的电话机，是专供同华盛顿直接通话的变频率保密电话；还有一架直通唐宁街10号电话机则是绿色的。就在这拖车里，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攻势发起前风雨交加的一周中某一时刻，这时已佩带四颗将星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那里草拟了两份电报。第一份电报是准备部队在诺曼底登陆成功时祝贺用的。这个早已成为著名的文献（《你们即将开始从事‘圣战’》）。另一份则是准备万一重演敦刻尔克撤退时，交给报界发表的公告：
『我军在瑟堡－阿弗尔地区登陆，未能取得适当立足点，我已下令撤回部队。我决定在此时此地进攻，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最可靠的情报做出的。陆、海、空三军都曾恪尽职守，英勇奋战。如有任何缺点错误，全由我个人负责。』
历史事件发生既久，人们就会认为这种发展似乎是势所必然的。我们回忆欧洲登陆时，总以为在法国的德军已是穷途末路——艾森豪威尔大军云集，供应源源不绝，海峡上又有英美庞大舰队掩护，空军机群在上空盘旋，这场圣战早已稳操胜券了。甚至了解当时情况的人事后也免不了这种怪诞想法；蒙哥马利后来写道：“这场战役完全是按照进攻前各项部署进行的。”实际上并非如此。
人们说了很多天气恶劣的话，说是如何影响登陆作战。其实这倒是天赐之便。正是因为天气坏，所以战斗打响时，主要的德军将领都不在司令部里。希特勒最有才干的元帅隆美尔那天休假，去乌尔姆庆祝他妻子的诞辰。本来德军有十个高度机动的装甲师，可以把入侵的军队赶下英吉利海峡，但登陆那天，只有一个装甲师投入战斗。虽只是一个师，它也在卡昂冲破了英军战线，一直推进到海边。当然这股力量太小，要是十个装甲师中有三个投入诺曼底战役，“盟军的立足点来不及连成一片，巩固下来，就会被赶下海去。”这是英国著名军事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他书里说的。
如果隆美尔不是对妻子这样一往情深，他本来会留在法国，盟军也可能被消灭掉。当然，这位元帅也得先向希特勒电话请示，但元首本来就主张对越过海峡来攻的部队，应该拒之于海岸之外；而且他认为：这就使罗斯福不能重新当选，于是罗斯福就算“幸运”，也“会在什么牢狱里了却此生”。说来奇怪，希特勒从一开始就直觉地认为，登陆地点是在诺曼底。但后来他却听信他左右亲信的意见，改变了看法。“加来市，”他说，“那里才是主力登陆的地方，诺曼底不过是佯攻目标而已。”这一来，艾森豪威尔可说是交了最好的运道。本来他部队面临的任务已够艰巨。前此一年来，德国人沿着海岸线布下水雷，把防御坦克的钢筋三脚支架桩在地里，筑起了六英尺厚的混凝土碉堡群，加固水泥隧道，使各式各样的军事屏障联结交织起来，形成天然的防御工事。他们驱使各受奴役的苦工，来完成这些防御工程。英军在朱诺海滩和剑滩登陆，从一开始就能按预定进程进行。可是，美军进攻奥马哈滩与犹他滩，则是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才得手的。接着，战士们向内地挺进，碰上诺曼底到处纵横的灌木树篱，这对顽固据守的一方原是非常有利的。
在大西洋彼岸，1亿美国人在收音机前坐立不安，等候法国那边的最新消息。罗斯福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对这次规模巨大的作战准备，连每一细节，都亲自过问。他了解所用登陆艇在密执安湖建成以后，沿着伊利诺伊和密西西比河顺流出海，涉洋东驶，然后在英国港内载上美国士兵。他从每天的报告中知道，在加利福尼亚州制造的坦克登陆艇（L.S.T），以及它们如何装载坦克、推土机和卡车进行试航。他对艾克推迟登陆日期和军中气象学家们种种伤透脑筋但又不得要领的天气预测，都及时掌握。艾森豪威尔如何在拖车外的煤渣路上踯躅徘徊，手中把弄着从进攻北非与西西里岛战役中带回来的表示吉祥的银币，这种情况也有人向总统汇报了。最后，这位将军喉头似乎有点哽塞地说：“我确实认为，现在该下达命令了……我不想这样做，但是，就得这么办……”接着，他把右拳往左手掌心啪地击了一下：“好吧，开动吧！”这一切，罗斯福也从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那里得到了汇报。
艾森豪威尔讲完那几句话，向希特勒占领下的欧陆大举进军随即开始。埃德·默罗当时在英国，他是个讲究实际、不爱幻想的人，但发出隆隆吼声的轰炸机群飞向法国，他站在底下，就似乎听到“共和国战歌”的调子，回荡半空。至于作为最高统帅的总统，他不像默罗那样临近现场，只好遥遥祷告祈福。是的，他那时真的就在祈祷。那个周末他在副官沃森“伯伯”在夏洛茨维尔村的家里，重读《公祷文集》【《公祷文集》是英国教会在爱德华六世时编的祷文集，供教友守“礼拜仪式”时齐声朗诵之用。——译者】，准备找一段为登陆祈祷之用。6月6日星期二晚上，他在电台上率领全国人民同声祈求上帝祝福“我们的孩子……我们祖国的精华。带领他们，使他们忠贞不渝。”他又祈求说：“让他们身体强壮，内心刚勇，信仰坚定。上帝呀，他们需要您的祝福。因为他们要走的路漫长崎岖。敌人是强大的，可能击退我军。或许不会迅即成功，但我们将反复挥戈再战。”然后他祈求上帝指引那些远处国内注视战局的人们（他本人是其中的一个）。“请赐给我们信念——对您的信念，对我们祖国的儿子们的信念，对我们国人的信念，对我们共同作战的盟友的信念……”
与此同时，决战则在诺曼底的纵横树篱间和罂粟花丛中进行。经过11天作战，布雷德利公布首批伤亡数字：死3283人，伤1.26万人。但是，他损失不小，战果不大，而伦敦却又有新的理由要求战绩；因为6月14日，韦尔纳·冯·布劳恩【布劳恩于1955年加入美国籍，成为宇宙航行规划的领导人之一。有15所美国大专院校授给他荣誉学位。】已经开始使用V－1飞弹，从法国和比利时的纳粹基地发射，屠杀了不少英国老百姓。在这一情况下，盟国领导要求取胜，前线将领要求占领较大的港口运送物资，而大家都要求结束桥头阵地的战斗。但是瑟堡港要到星期二才攻克，而德国人却已想尽办法把这个港口破坏无遗。他们破坏了防波堤，捣毁起重机，在各个码头遍布水雷和饵雷。工兵们要到8月份才能把这个乱摊子收拾好。而这时，在欧陆的远征军只能靠代号“桑葚”的人造港运输物资。这是由远征军携带来欧，在法国北部阿罗芒什村下水敷设的。
尽管这样，登陆人员和物资还是源源而来。7月4日，艾森豪威尔向华盛顿报告，在法国登陆的军队已达100万人，物资566648吨，车辆171532辆。而且，桥头阵地之役尽管旷日持久，倒也成了好事。由于战斗惨烈，把西线德军的大部分兵力都吸到科唐坦半岛上来了。为了堵塞防线的缺口，德军把装甲师打破建制分散投入战斗，结果被美军逐个歼灭。在这半岛后面的法国腹地是开阔平原，纳粹不久将最需要使用机动力量。但半岛之战却使德军机动力量尽失。同时希特勒又下达了寸土不让的命令，使前线司令官们受到钳制，无法实行战术退却。于是，英军在7月9日攻陷卡昂，美军于7月25日攻陷圣洛，后者是诺曼底与布列塔尼区之间的交通枢纽。这时，巴顿将军亲临前线，督战甚急。7月25日，他率领强大的装甲部队奔袭阿弗朗什，冲进布列塔尼地区。至8月10日，美军已遍布布列塔尼地区，并切断同其他地区的联系。比弗布鲁克勋爵的伦敦《快报》说：“事实证明，美国人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堪居各国军队之前列。”
8月25日星期五，自由法国的勒克莱尔将军的车队进抵巴黎城郊。翌日星期六，戴高乐将军凯旋进入法都。于是，在大西洋的对岸，穿着联合服务团军装的女歌唱家莉莉·庞斯【莉莉·庞斯生于法国，后入美国籍。——译者】，在曼哈顿区的洛克菲勒广场，高唱《马赛曲》。巴黎解放了，人们这时欢喜若狂。然而在巴黎的观察家们却发现巴黎光复的余波，竟比料想的还要复杂。戴高乐派和地下法国内地军列有黑名单，说有七十万人通敌。和德军睡过觉的法国姑娘要交代，然后把头发剪掉，把头剃光。可是很多通敌的人却逃避受辱，花钱运动买得了自由。巴黎的情况使有些美国人感到很不舒服。它完全不像个惨遭蹂躏的国都，比之伦敦，巴黎简直是繁华兴旺。街道上衣服华丽的女人很多，使埃德·默罗也感到惊讶。不但法国纺织工业在战争期间一直生意兴隆，而且法国人还首先制成了可供实用的电视发射台和电视机。过去著名的服装店，如莫利诺、朗万、夏帕雷莉等，都照常营业，女顾客穿的裙子还是全幅多褶，袖子的上部还可以肥大宽阔，受到衣料配给限制的美英妇女，早就谈不上这样的时装了。一个巴黎服装设计师和英国记者谈到巴黎解放时唉声叹气，用典型的法国人姿势把两手一摊，说：“现在这样闹下去叫我怎么办？我的老主顾都在集中营，当然，都是因为他们曾为维希政府效劳的缘故。”
伦敦的处境，仍比巴黎危险。9月8日，在经历了1843个灯火管制之夜以后，英国首都的灯火又亮起来。那时年仅八岁的朱莉·安德鲁斯，在她记事以来这是第一次看见城市灯火通明。但重见光明并未持久。因为就在那天晚上，冯·布劳恩又向英国发射了V－2飞弹。英国管它叫做鲍勃·霍普弹【鲍勃·霍普（Bob Hope）本来是美国著名电影明星。但这里另有含义，见括弧内解释。——译者】（“扑倒在地，但愿别出事”）。看来还是恢复灯火管制为宜。在法国的盟军部队，在英国的老百姓，有好几个星期都是一相情愿地奔走相告，以为战争已经基本结束。重创的德军好像已经完蛋；人们认为连希特勒也一定意识到他是输定的了。9月12日美军越过边界在欧本和特里尔附近进入德境，开始向齐格菲防线的外围工事进行试探性进攻。至此德国本土的西部也已遭受进攻。那年秋天，接二连三进展较快，加拿大军把斯凯尔特河湾的德军赶走，美国第一集团军又攻克亚琛，从而突破了齐格菲防线主体。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攻占了梅斯和斯特拉斯堡，其他美军也到达了罗尔河。这是12月3日的事。但是接着不到两个星期，希特勒突然大举反攻，使盟军措手不及。一些德国精锐部队向美军猛扑过来。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亲自呐喊助威：“这是你们生命中光荣的时刻。强大的部队今天正向着英美进军。此时此际，我无须多说，你们心里都一清二楚，这是危急存亡的重要关头。为了祖国，为了元首，你们一定要完成这个一般人力所不能及的神圣职责。”
这就是所谓“突出地带之战”【“突出地带之战”是德军投降前最后一次大举反攻的俗称。地点是比利时东部与北部，进攻方向是阿登森林，曾在英美盟军防线突破宽达60英里的缺口。于1945年1月被盟军击溃。——译者】的序幕。接着就发生了操着英语穿着美军服装的德军在比利时进行的蹂躏；第101空降师在巴斯托尼的英勇阻击；德军的最后通牒，麦考利夫准将回敬以“放屁！”；巴顿将军驰援巴斯托尼的著名战略包抄，其间第四装甲师30岁的克赖顿·艾布拉姆斯中校曾亲自驾驶先头坦克进攻……如此等等，都已是美国脍炙人口的军事佳话。这是美军在欧洲战场的全盛时期。有人问蒙哥马利是怎样扭转战局的，他回答说：“是由于美军骁勇善战。我向这些健儿致敬！向这些英勇的美军战士致敬！我从未想到能与比自己更优秀的军人并肩作战，我甚至想，我如能当上一名美军也感自豪。”
“突出地带之战”是希特勒最后的孤注一掷，接着就土崩瓦解了。1945年1月，俄国人开始最后总攻击。2月初，盟军完全解放荷兰，攻占了萨尔区，在雷马根夺取了一座德军来不及炸毁的桥梁，然后在莱茵河上架设便桥，比之战争初期德军临时架设的还要多出九座。然后又包围了鲁尔区，俘获了32.5万名俘虏，接着夺取了曼海姆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战局已接近尾声，这点欧洲人都意识到了。虽然伦敦还继续进行了一个月的灯火管制，巴黎在4月初的第一个星期已经是彻夜灯火通明。柏林、汉堡、德累斯顿、埃森、杜塞尔多夫、纽伦堡和法兰克福都已炸成一片瓦砾。还有两个星期，就是希特勒的56岁生日，但没有任何庆祝计划。
1945年4月11日中午，美军第九集团军抵达易北河。12日早晨6时，罗斯福在温泉一间僻静寝室睡觉。他头天晚上睡时料想一早就能阅读到战局发展的新消息，可是邮件到迟了。他经常阅读的是《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华盛顿邮报》。可是这天他只看到当地的《亚特兰大宪章报》。报章的标题是：
『第九集团军距离柏林五十七英里
一日前进五十英里，
美俄两军可望早日会师
太平洋方面，
海军陆战队在冲绳取得进展
战况剧烈
一百五十架超级空中堡垒
白昼空袭东京
轰炸两小时』
在佐治亚州这里，今年4月初的天气真是暖得不合时令。山朱萸和野紫罗兰都已开花；有位邻居准备为罗斯福安排一顿烤全猪的露天聚餐，在一棵老橡树下放张椅子，让他坐在那里欣赏一下这个溪谷的惊人美景。既然邮件迟误，他每天要批阅的大批文件也没有按时收到，这样，除了让人继续给他画像以外确也无事可干。两年前，露西·拉瑟弗德曾邀请画家为他画过水彩像，现在他本人又叫这位画家再画一幅，准备作为礼物送给露西的女儿。
总统移居此地，比尔·哈西特和布鲁恩医生也松了一口气。他们对总统恢复健康已经开始丧失信心。3月30日随从们把他从火车抬到温泉站的月台时，他们都听到人群中惊讶之声。把他放到轮椅上推向汽车时他有气无力地半躺着，头部随着轮椅动作俯仰已不由自主。他病情稍有缓和，得以驱车来此，但他们对这种短暂好转早有经验，不再存有信心。晚上，总统休息以后，他们面面相觑，感到极为忧虑。哈西特说罗斯福已是危在旦夕。他那强劲潇洒的签字已经大不如前，看上去比伪造笔迹的巧手还不如。他是美国总统，而连自己名字也签不了。布鲁恩作为心脏病专家，则诊断说：除非使他摆脱工作压力，否则他的病情已经无望。哈西特说这是办不到的，总统不能与世隔绝。两人无计可施，几乎掉下泪来。哈西特在日记中说：
『他样子真使人吃惊——憔悴、困顿、精疲力竭。早上见他时似乎还可以。他体重不断减轻，他说轻了25磅。有气无力，没有胃口，极易疲乏。午间一过你看他那样子，情况就非常明显了。我已再将情况向布鲁恩医生反映。他认为情况是很令人担心的。』
但是，他们都认为他这天早晨的气色好得多。战况顺利，这对他情绪有帮助。邮件又未到，这也是天赐之便。他们再一次互相安慰，说他也许竟然能够挨下去，尽管一切迹象完全相反。过去几个星期内，他们已经这样说过多少遍了。
在华盛顿的总统办公桌上，有待处理的文件很多，其中有艾伯特·爱因斯坦的一份急件，内附利奥·西拉德的意见书。两人都要求总统立即停止研制原子弹。他们说世界形势已经大为改观。过去他们想当然的事，现在已证实并非如此，而且这也不再能成为理由。原子武器可能会使美国取得一时的军事好处，但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所失和对美国威望的损害，将会抵消这种好处。爱因斯坦还认为，美国这样做，可能会触发一场世界性的原子军备竞赛。
显然，希特勒帝国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或者刚相反，该发生的事没有发生。总之，实际情况是，纳粹并没有原子武器。这情况盟国科学家们认为难以理解，最初甚至怀疑，这是德军摆出的假象。在诺曼底随同登陆的、代号为阿尔索斯（“小丛林”）情报小组负责人塞缪尔·古茨密特，认为纳粹有三位最卓越的物理学家：卡尔·冯·魏茨泽克、马克斯·冯·劳厄、维尔纳·海森贝格。后两位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德国政府支持之下，就是这三个人也可以制成原子弹。这一点古茨密特一直到70年代还是如此相信的。情报小组问德国的科学家：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时，德国人不管什么问题都归罪于希特勒。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说法是蛮有道理的。元首的排犹主义，把德国物理学家中出类拔萃的人物都逐出国外，纳粹的官僚政治对要花长时间的军事研究不感兴趣，技术设备又短缺；而且，纳粹机构重叠，不择手段地你争我夺，这也是个典型例子。原子的研究竟然并不协同，教育部、陆军部、甚至邮政部都在各搞各的。1942年6月6日，美国科学家接近突破的时候，德国人也到达了转折点。那个星期六，海森贝格向希特勒的军需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汇报了帝国关于铀的研究进展情况。他说有确凿证据，可以认为德国人在技术上可以建成铀反应堆，获得原子能，并且，从理论上说，由此可以生产原子弹爆炸原料。下一步就该是研究制造技术问题，比如说临界质量问题和链式反应有无可能的问题。那时，他和冯·魏茨泽克所谈论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将反应堆本身作为武器使用的问题，而且是以反应堆推动武器生产的问题。施佩尔表示初步同意，可以继续进行试验，但规模要小些，目标应是使反应堆用来产生原子能。施佩尔仅仅是重复希特勒的想法。元首确信胜利在望，除了在六个星期内可以用于战场的武器而外，他已下令把一切新武器的研制计划都停了下来。
施佩尔后来在纽伦堡被判为战犯，服刑20年。他说，希特勒曾对他提到制造原子弹的可能。1942年5月6日他同元首谈话的时候，曾提出全力以赴制造原子弹的问题。他建议请戈林任帝国研究委员会主席，以示重视。后来也是这样做的。
1942年6月23日，施佩尔又向希特勒汇报。这时元首对这计划还感兴趣，但他对物理基础理论毫无所知，因此规划就被暂时搁置起来。德国物理学家们向施佩尔谈到在三四年内生产原子弹的计划。但是，据他回忆：“我命令研制以铀为能源的发动机，用作舰艇推进器，海军对此很感兴趣，因为他们想用在潜艇上。”施佩尔说得很清楚，要是他当时想像得到美国在进行曼哈顿计划，他就是上天入地也要设法赶上美国人的。他后来还不时过问一下这方面情况，但希特勒已经对他泼冷水了。元首在党内的老亲信们，对美国以效率见称这一点，不断冷嘲热讽，他也人云亦云，把整个物理学叫做犹太物理学。但是假如当时这个德国独裁者让他的科学家们放手大干，像罗斯福那样做法，欧洲的版图，甚至西半球的版图，也许会大不一样。
但上述情况，直至1944年11月23日巴顿将军攻克斯特拉斯堡之前，丝毫也没有为国外所知。那个阿尔索斯情报小组当时直奔斯特拉斯堡大学，进入新建的实验室。萨姆·古茨密特的搜索对象是魏茨泽克，他是该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但这个情报对象早在三个星期之前就逃之夭夭了。古茨密特原考虑应否询问大学里的其他物理学家，但德国科学家们拒绝同敌方打交道，只得作罢。
于是在情报小组的搜索下，斯特拉斯堡一时闹得满城风雨，最后居然找到了魏茨泽克的私人文件。这时，莱茵河东岸炮声还历历可闻，古茨密特和助手凭着烛光，把文件边看边译，尽管同室内一群美国大兵玩着纸牌，他们却在那里揣摩着这个线索、那个提示，搜寻着学术性引文，或是无意留下来的但却可能有关的提法。突然他们高兴纵身叫嚷起来。旁边神经紧张的美军一时莫名其妙，慌忙伸手去拿M－1步枪和手榴弹。原来这两位科学家发现了厚厚一叠打得密麻麻的文件——这是帝国铀计划和铀学会的完整案卷。当然，其中有几张缺页，而且也没有最近三个月的记载；但从一切迹象看来，这份东西就是欧洲有关纳粹对铀研究的最完全的档案。
直到那晚上之前，盟国的科学家还以为，德国物理学家远远走在他们前面。但现在，古茨密特在摇曳的烛光下眯着眼睛读着魏茨泽克文件时，就明确知道纳粹比之洛斯阿拉莫斯中心的科研人员要落后两年。德国没有提炼钚－239和铀－235的工厂。看来他们连堪称铀的烧炉也还没有。他将调查结果发电向华盛顿汇报，那边提醒他，魏茨泽克文件说不定是个骗局。他回答说就文件内的论据看是真实的，文件是严肃认真的。陆军部提醒说，也许还有别的科学家在帝国其他地方制造原子弹。古茨密特尖刻地回答说：“一个使用假支票的人也许会自以为足智多谋，一夜之间竟成为军事天才。一个香槟酒的推销员也许可以冒充外交家。但是，诸如此类的门外汉却绝无可能获得真知实学来制造原子弹的。”
尽管这样，搜查还得继续进行。德国有个热衷于制作原子武器的海森贝格。如果他和其他同样热衷的科学家一起，不顾官方对裂变物质的裂变可能性所持冷漠态度，自行从事秘密试验，那也是完全可能的。事实确有过类似这样的情况。1943～1944年冬天，海森贝格及其助手们，不顾空袭，在达赫拉姆学院用三吨铀和重水制成一座小型反应堆。为了躲开盟军轰炸机的注意，他们将实验室搬到一座很高的仓库里。这个仓库属于斯图加特一家啤酒厂，在德国西南部斯威别亚区阿尔卑斯山的丘陵地区。他们把啤酒桶搬走，把仓库内部用银箔裱糊起来，然后配上一座功率强大的电厂，并在一家纺织厂的侧楼中设立了车间。
但是，在希特勒的欧洲堡垒开始土崩瓦解的情况下，连这一隅也不够偏僻。海森贝格和盟国人员一样，也担心保密问题。于是他们又搬了家，搬到蒂宾根【在斯图加特市南17英里。——译者】附近在岩石中挖出来的一个大山洞里。就在这里，德国人在1945年2月真的干起来，建造了一座大型的反应堆，其规模和盟国科学家在芝加哥斯台格运动场一个废旧软地网球场所建反应堆差不多少。到了春天，就建成了一座原子烧炉，重水、铀块和石墨降速套都已具备。德国人在积累临界质量方面，进展很快。一批批的铀块每天都从图林根森林地带运来，卡尔·迪布纳博士在那里建立了第二座原子烧炉。应该说海森贝格和奥本海默在进度上还有很大的差距，但这个差距也正在迅速缩小。古茨密特主张把一切实验结果都保存下来，但阿尔索斯小组有个名义上的负责人，他是一个上校，却派了一个突击队去山洞里，命令他们破坏德国人的设备，这使古茨密特很是为难。但是派去部队还是个好主意，因为海森贝格的工作人员在忙乱中原想把铀块放在牛车的干草垛里偷运出去；而黑欣根农民原来根本不知道铀块是什么东西，但猜想必然值钱，可以卖给法国人，他们把其他的铀块偷了出来，现在都找回来了。过了不久，所有纳粹物理学家都给盟军监护起来，连那善于躲闪的海森贝格也不例外。古茨密特这时大喜过望。他对一位派出来当小组联络员的陆军少校说：“德国人没有原子弹，那不是太好了么？现在我们的原子弹也不必使用了。”少校面露诧异之色，回答说：“萨姆，你当然明白，如果我们有这样武器，我们就会使用的。”
从那时起，参加曼哈顿计划的军官和科学家，就分成两派。一派主张一旦制成原子弹，就投掷；另一派一想起要使用原子弹，就毛骨悚然。这种分歧不能都说成是军方和文职人员之间的分歧。比如说，爱德华·特勒就一直是主张强硬路线的；但是最初主张禁止使用原子弹的却是核物理学家。甚至在德国已有原子弹的传说还未澄清以前，他们中间有些人就已认为美国该和各国科学界分享这方面成就。在他们促请下，尼尔斯·博尔于1944年8月26日下午4时去见总统，就是讨论这一问题。找他去并不合适。他啰嗦得很，花了半个小时才谈到正题，而罗斯福的时间又非常宝贵。不管怎样，罗斯福并不同意博尔的意见，把他送走了事。于是博尔又去见丘吉尔。这位首相听了半小时以后，就厉声问介绍他来见的彻韦尔勋爵说：“他究竟谈的是什么呢？是谈政治，还是谈物理？”
事实上他谈的是二者兼而有之。许多科学家——可能是他们中间的多数——都认为：他们在研制原子弹的问题上，对全人类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和拥有原子弹的希特勒作战是一回事，但和日本作战又是另一回事；因为日本人在1945年在理论物理学和技术上，都没有那么先进。反对派认为，既然日本人自己制造不了原子弹，那么用原子弹来对付他们就绝不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就把政治和物理，都提高到科学的治国才能的水平。这个问题没有先例可援。这时太平洋上战事方酣，也显然不宜对这问题进行思考。特别是这方面的敌人当时曾平白无故地以毁灭性的空袭突然发动了战争。博尔见罗斯福没有结果，亚历山大·萨克斯又去见总统。他是总统的密友，在说服罗斯福方面较为有利。五年以前，就是他劝说总统开展这个耗费达20亿元的研究。现在他和博尔看法相同。于是，1944年12月，他到白宫去见总统。据说他们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但内容不详。罗斯福去世以后，萨克斯说当时罗斯福曾同意说：如果试验成功，就应请盟国和中立国的科学家参加，再进行第二次试验，并就使用原子弹可能引起的后果做出详细书面报告，让盟国和中立国的科学家传阅；同时应使敌人从指定区域撤出，然后，在显示炸弹的实际威力以后，再向敌人发出最后通牒：不投降就加以消灭。
萨克斯在一年后向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送去的这份记录，乃是一份异乎寻常的文件。里面没有罗斯福的签字，谈话时又没有其他人在场。当时史汀生是陆军部长，他总把曼哈顿计划称做X计划，他也是总统这方面的联络员。但罗斯福却没有和他提及此事。当然，萨克斯为人正直，不会凭空编造。但总统最善于揣摩别人的心理，讲他们觉得中听的话；但又留有余地，恰好避不承担责任——比如假设一些前提，或者巧妙地使用虚拟语气等等。在这次谈话中，他可能对这问题还是举棋不定。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非到万不得已，很少做出决定。萨克斯的记录似乎不如史汀生在1945年3月15日所写的日记更为可信。那一次是罗斯福和陆军部长最后一次讨论X计划。史汀生写道：“我和他讨论，如果原子弹实际可用，对战后控制原子弹研制，现在就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认为由当前掌握原子弹的国家，实行秘密的、不让他国参与的控制，另一派则认为应根据科学自由的原则，由国际共同控制。我对他说，在执行这个X计划之前，必须解决上述问题。他必须准备好一份声明，待这计划一执行，就向人民公布。他同意我的看法。”
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争夺和斯大林格勒的决战同时进行，从1942年8月中旬至1943年2月，在六个月内都是胜负难分。海军陆战队在人力悬殊的情况下英勇作战，深得众望，但是，实际上决定胜负的则是两国的海军。两方的海军将领在六次交战中拼力争夺制海权。19世纪的水兵，会把这种鏖战称为“猛打呀，法兰那根”的【这是英国谚语。法兰那根是人名。源出于S·华伦所著《一年一万磅》，这里引用，是猛打猛冲之意。——译者】。双方损失都极惨重，各自损失了12艘舰只。海员称瓜达尔卡纳尔、图拉吉和萨沃岛之间的海域，是“铁甲海峡”【不易通过之意。——译者】，陆战队员则称之为“不眠的咸水湖”【日夜作战之意。——译者】。以损失的舰只吨位计算，可以说是打个平手。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战役结束时，海军陆战队仍然控制着瓜达尔卡纳尔及其简易机场，而日军则阵亡2.5万人，撤离该岛。他们那时还自诩为天下无敌，并在新乔治亚岛上，把蒙达基地加固，这样，“零”式机和“塞克”式机飞向斯洛特狭道轰炸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个停留点。但是，局势已经转折，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已开始转入守势。
问题还不止此。当时在太平洋同时进行着两个战役，都是为了保卫澳大利亚，两个战役也都是成功的。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只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战役是在麦克阿瑟战区的新几内亚进行的。日军在珊瑚海战败后并未气馁。1942年7月，他们又在新几内亚岛尾端占领了沿巴布亚北岸的一系列村庄，想发动一个海陆钳形攻势，包抄南岸莫尔兹比港。英国的殖民官员带着无线电发报机躲在密林中对海岸情况进行密切监视。他们向美国人报告说日军的海上攻势正指向这个半岛尾端的米尔恩湾。美军舰只首先抢到那里，打退日军的海路威胁。敌人的陆路进攻则从布纳村出发。那里和莫尔兹比港的直线距离不过100英里。但是中间有个使人望而生畏的1.3万英尺高的欧文·斯坦利山脉，日军要翻越此山，只能靠两条腿。于是澳军在离莫尔兹比湾20英里的地方把日军阻截，并协同美军第32师，开始反攻。
敌人在山中节节后退，艾克尔伯格将军于1943年1月2日进入布纳村，这场苦战便告结束，但伤亡较之瓜达尔卡纳尔还大。两个星期后，澳军占领附近的圣纳南达，但日军又复纠集援军，用八艘运输舰载来反攻部队，企图登陆。3月3日，B－25机群在俾斯麦海发现日军护航舰队，就进行了低空海面轰炸，把八艘运输舰和四艘护航舰全部击沉。七千日军在海里淹没，能泅水上岸的，又被岛上土著按当地习俗砍掉脑袋。后果可称惨不堪言。东京于是郑重宣布，莫尔兹比港并无军事价值。
但是拉包尔则是有军事价值的，敌人想保住它。事实上，他们要控制南太平洋，也非把它保住不可。拉包尔固若金汤，强攻难破，于是美军就把它搁一边。1943年夏天，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开始开进新乔治亚岛，猛扑蒙达基地。他们的进攻需要通过丛林、涉过泛滥的河流，面对躲在碉堡内、穿上钢甲背心的日本鬼子。但是到了8月，他们还是把简易机场占领了，美军在斯洛特狭道上取得了立足点。他们越岛进攻，占领韦拉·拉维拉岛和科隆班格拉岛，肃清了中所罗门群岛。到了哥伦布日【即10月12日，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日子。——译者】，第三海军陆战师开进了布干维尔岛的奥古斯塔女皇湾【布干维尔岛是所罗门群岛的最大岛屿，奥古斯塔女皇湾是当时日军重要要塞。——译者】，就在新月初上第三天的晚上登陆了。从当年太平洋战局发展的情况看来，这是迈进一大步。只要海军工程兵和陆军工程兵能在这绿色黏土地上修建一个大型机场，拉包尔便在美国空军歼击机攻击范围之内了。
敌人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事。他们从海上和空中对美军进行阻击，但是他们总以为美军之所以利用奥古斯塔女皇湾是有其他目标，所以把最精锐的部队保存下来，暂不出动。到了圣诞节那天，美国工程兵在比瓦河岔口上游建成了大型简易机场，称之为“比瓦大叔”，由“亚美利喀”师【这支部队是在新喀里多尼亚岛组编成，故以“亚美利喀”取名。威廉·小卡利在25年后在这师任下级军官。】和第37师用重兵把守。后来日军精锐第六师团气汹汹地扑向这个机场时，竟被美军死死顶住。到了这时，拉包尔已快要陷入重围。埃米鲁和格林群岛已被美军占领；第112骑兵师已经到达阿拉瓦，第一海军陆战师已攻占新不列颠的格洛斯特角，第五骑兵师（这是支历史悠久，由内战时期美国南部邦联总司令罗伯特·E·李将军亲自建成的骑兵师）部分部队和卡斯特将军的第七骑兵师也已在阿德米勒尔提群岛登陆。规模巨大的机群从“比瓦大叔”向拉包尔频频出击，使这个基地的日军无处藏身。日军无计可施，只好把拉包尔放弃。他们把所谓“慰问团”即朝鲜妓女撤走。美国轰炸机如入无人之境，无需战斗机护航，每日飞抵拉包尔上空，把弹仓里的炸弹全部扔下，留下来的日本守备部队就只好活受罪了。
与此同时，战争的特点也在起变化。形势迫人，非变不可。至此为止，美国不过是在日本扩大了的帝国的外围进行蚕食。他们花了九个月的时间，才在中所罗门群岛中推进了250英里，而距离东京则还有五千英里。但是，新式装备这时已源源运来。原来为了优先照顾欧洲战场，这里应付急需的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各种火器。现在代之以火箭、水陆两用牵引车，带轮子的汽艇（DUKW，代号称为“鸭子”【即水陆两用的，重两吨半，有六个轮子，又有推动器、有防水外壳的汽车。——译者】）和能绕射的火焰喷射器。海军的各式新装备就更多，由“埃塞克斯”级舰率领的、由巡洋舰船身改装的运输舰就有50艘，只要尼米兹指挥的舰只更靠近日本，他的潜艇就可以摧毁日本的商船队伍。这些潜艇当时已把敌人100万吨的补给物资炸沉海底。日本和英国同样是个岛国，使用潜艇攻击，和当年德国潜艇在大西洋战役大捷时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只要基地更加靠近，就可以空袭东京；而航程达1500海里的B－29超级空中堡垒，不久就将出击。因此，解决的办法是在中太平洋开辟一个新战场。这个任务于1943年11月20日由第二海军陆战师担任。人们早知道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吉尔伯特群岛日本守军密集，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人们无从意料的，则是塔拉瓦【塔拉瓦是吉尔伯特群岛的首府。——译者】之战。
这场战斗美军几乎失利。敌军指挥官曾吹嘘说：就算用一百万大军打一百年也没法把这个环形珊瑚岛群的主要岛屿贝提奥岛打下来。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历史学家。曾受罗斯福委托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战史。——译者】说：“比之贝提奥岛，科雷吉多尔简直是不设防城市。”除了敌人顽强而外，进攻的海军陆战队还有其他难题：海军炮击火力太弱，对潮汐涨退估计不准，错过了发动进攻的时刻。这样，进攻的第一天，占领了宽度仅为20英尺的滩头阵地。军官们站在深可齐腰的水里，用无线电指挥作战，并祈求上帝不要让日本人反攻。事实上日本人之所以没有反攻，只是因为通讯系统出了故障。第二天，美军海军陆战队冲杀过去，把敌人防线切成两截，但这次进攻损失了三千人。接着下个月，占领马绍尔群岛中的夸贾林岛和埃尼威托克岛，付出的代价小些。然而，从开辟中太平洋战区起，每次战斗都为时较短，但战况惨烈。在夸贾林岛浴血战斗的第四海军陆战师，在整个战役中作战不过61天，但伤亡人数却达全师兵员的75％。
伤亡人员骤增有几个原因。敌人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曾受到美军的突然袭击，要他们再措手不及就不可能了。另外，美军强攻的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由日本托管，他们在这里筑垒挖壕，已有1/4世纪之久。然而，太平洋战区伤亡之所以较大，最主要是由于日军战术的突然改变。这些东方人原是两栖进攻的老手，现在转而进行坚壁防御。帝国大本营电令前哨各阵地，必须作好准备，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有个前哨做到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形如鸟状的新几内亚岛的尾部，有一个名为比阿克的小岛，驻有敌军1万人。司令官葛目直行上校觉得：葬身滩头固然不坏，但战死内陆岂非更好，于是他把岩洞和峭壁都巧加利用，这样，得以拖延时日，结果多杀了些被一个日本兵在日记里蔑视为“得天独厚的美国人”。
葛目这个做法，是逐岛战争期间迫使美军付出伤亡代价最大的一个创举。事有凑巧，比阿克岛是在麦克阿瑟向菲律宾推进的路线上，不然的话，东京倒可能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一做法。麦克阿瑟把新几内亚岛的尾部扫荡以后，于1944年春正向腹部跃进，采取了一种“交互跃进”式的新战术。其实这种战术不过是美军的偶然发现。在中途岛之战时，山本曾占领阿拉斯加群岛中的阿图岛【阿图岛是阿留申群岛西端一岛屿。——译者】和基斯卡岛【基斯卡岛是在阿拉斯加以西的一个岛屿。——译者】，企图以此转移尼米兹的注意力。当时美军要夺回这两个岛，但又没有力量兼顾，于是指挥作战的军官们就把基斯卡岛绕过不管。但夺回阿图岛之后发现，日军已悄悄地自动撤出了基斯卡岛。这一下使麦克阿瑟恍然大悟。4月下旬，他跳过其他岛屿，向荷兰蒂亚【荷兰蒂亚是西新几内亚的首府。——译者】跃进。一个月之后，第41师又攻下了比阿克岛。在这以前所发动的攻势，伤亡并不大。但是由葛目率领的躲在峭壁与岩洞里的守备部队，却迫使美方付出惨重代价。在完全占领该岛以前，伤亡人数已接近塔拉瓦之战的数字。
伤亡数字本来还会更大。日本海军已躲藏了一年，现在正准备升火出动，增援该地驻军。这些舰只本来早已启航。但是，6月中，海军上将小泽次三郎接到情报，说尼米兹在中太平洋发动的进攻，现正准备扑向马里亚纳群岛中的主要岛屿——塞班岛、提尼安岛、关岛。这个威胁更大，只好把舰只调向那边。接着在菲律宾海的那场战斗，又是一场双方远程战斗轰炸机的决斗。惯于舰只列队作战的老练水兵们，没有发挥到作用，未免失望。但是，美军的胜利却是了不起的。“鬼婆”式飞机把敌人以关岛为基地的空军摧毁。在八小时的连续空战中，日机四次向美国舰队进行密集攻击，都被击退。这是战争以来使用航空母舰至为壮观的一次战斗。小泽的第一线作战机群本来有430架，到了第二天日落西山时，就只剩下了35架。美国海军的飞机驾驶员称这次作战为“马里亚纳群岛活靶子大演习”。“演习”完毕，小泽只好掉头北撤，塞班岛的日军就被包围了。
日本鬼曾发誓一定要美军在塞班岛付出最大的代价。岛上守军，比美军情报部门的预料要多出一倍。美军伤亡惨重，华盛顿亦为之愕然。3000名日军发动了一次高呼“万岁”的拼死冲锋，把美军赶到惊涛骇浪的岸边。剩下来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战士最后把敌人消灭，或者更为省事，干脆等日本人自杀了事。两星期后，另外一些海军陆战队又进攻关岛，在暗礁中散开登陆。这次损失不大，伤亡只及塞班岛的一半。部分原因是“万岁，冲呀”没有那么奏效。到了进攻提尼安岛时，日军没有想到美军会在北岸登陆，美军的伤亡就更少。尽管这样，马里亚纳群岛之战，还是使美军伤亡共2.5万人。然而这个群岛却是无价之宝。B－29从此有了第一个能直飞日本本土的空军基地。美国在塞班岛指挥作战的司令官霍兰？”大声佬”史密斯，说这是太平洋战争中的决定性战斗。东京也有同样看法。德国在东京的海军武官向柏林报告说，该岛“这里认为关系生死存亡”。东条内阁倒台了。美国在太平洋战役中，开始看到通向胜利的道路，现在是信心倍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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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一开始就反对海军陆战队进攻瓜达尔卡纳尔。这时，在中太平洋这样往北直插，和他本人指挥的西南太平洋战区距离这么远，就更不合乎他的口味。他对这种战术很蔑视，称之为“跳岛战争”，认为这是白白浪费时间。其实，这和他自己那种“交互跃进”战术，很难说得出有什么区别。1944年夏天，他更大发雷霆。原来金海军上将建议，美军应该暂时绕过菲律宾。麦克阿瑟坚持说：美国必须对菲律宾人言而有信，这是荣誉攸关的问题。金上将反驳他说：这是他个人感情问题。两人相持不下，只得提到罗斯福那里解决。
那时，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在芝加哥举行，总统的党务顾问们要他亲自出席。可是，总统却去了夏威夷。他必须解决那个战略问题的争论。7月26日，关岛激战方酣，总统的座机飞抵希卡姆机场。尼米兹和麦克阿瑟都从澳大利亚来到，向总统陈述自己的看法。麦克阿瑟在一次和总统私人谈话中，竟然威胁总统说，如果他的战略计划被束之高阁，他就要对总统实行政治报复。要是他本人要重返菲律宾的诺言不能实现，他说：“我敢说美国人民定必群情激昂，到了今秋大选，就会在投票中对你表露出极其不满。”这种说法是无礼的，大概也不真实。但罗斯福已经预见到这个问题会出现，在离开白宫前早就已经做出决定。他答道：“我们不准备绕开菲律宾，按你原定计划执行罢，愿上帝保佑你。”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并不满意。他们在华盛顿争论了两个月，才同意麦克阿瑟反攻菲律宾。与此同时，哈尔西又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按照向菲律宾进军的原计划，是要先在佩勒留、雅浦岛和棉兰老岛登陆。但是哈尔西认为从空中出击的情况看来，敌人的空军已经是元气大伤。他建议干脆撇开外围，直捣莱特岛。这个建议被接纳了。但对佩勒留岛的进攻，已是万事俱备，来不及取消，则仍按原计划进行。战斗结果极其惨烈。东京已把比阿克岛战术看成是克敌制胜的妙药灵丹。他们把葛目的经验向佩勒留岛的指挥官传达，于是他也命令部队挖洞。他们藏身于天然石灰岩洞里，用隧道沟通，上面又有层层珊瑚砂和混凝土的掩护，竟把美国第一海军陆战师打得溃不成军。但这还只是美军初尝的苦头。
到了美军把佩勒留机场北面的形如锯齿的山岭的敌军都扫荡干净的时候，已有四个美军师涌上莱特湾的滩头。1944年10月20日，美军的主力登陆以后还不到一个小时，第38步兵团就升起了星条旗。又过了四天，沃尔特·克鲁格将军也在岸上设立了的第六集团军指挥部，而日军将领山下的第35军正朝他们进攻。此后，克鲁格将军似乎毫无进展，于是，就使得莱特湾成为进行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海战的战场。
山本虽然已经去世，但日本海军还是继承他的宿愿，要和美军在海上决一雌雄，而最好是趁着美国舰艇忙于掩护登陆的时候。这时，难得的机会真的到了。日本派出四支特遣舰队驶向哈尔西的正忙于掩护莱特湾登陆的主力舰队以及托马斯·金凯德将军率领的由旧式战列舰和小型航空母舰组成的较弱的舰队。日本海军将领知道，他们和美国新建成的海军力量是无法匹敌的。因为美国有战舰218艘，而日本则只有64艘。于是他们就想出一条妙计。原来通向莱特湾有两条海峡，北面是圣贝纳迪诺海峡，南面是苏里高海峡。由海军上将栗田健男率领的中路舰队准备开进圣贝纳迪诺，南面两支特遣舰队开进苏里高海峡，同时，小泽的第四支特遣舰队则把哈尔西的舰队诱到北面。这一来，金凯德的舰队就会成为瓮中之鳖。于是可以再来个“万岁，冲啊！”
南翼的两支特遣舰队运气不好。杰西·奥尔登多夫将军早把苏里高海峡堵着，并用鱼雷和炮火消灭了第一支日本特遣舰队。另一支舰队撤退中朝着荧光屏显示的图像炮轰了一阵，后来才发觉这些只是岛屿而不是敌舰。栗田最初运气似乎也不好。他在开往圣贝纳迪诺途中，就有两艘重型巡洋舰被美军潜艇击毁，最大的战列舰也给美国空军炸沉。但实际上，损失了这些舰只却给栗田带来了好运。哈尔西知道日本舰队的损失，以为栗田舰队已经完蛋，于是看见小泽舰队，就全力出动，向着这个诱饵猛追过去。这一来圣贝纳迪诺海峡就没有美国舰队防守，10月24日黑夜，栗田率舰只遂得以通过海峡潜入。翌日破晓，他就向着毫无掩护的金凯德的航空母舰猛扑过来。
这些航空母舰的惟一屏障，就是几艘驱逐舰和护航驱逐舰。这些舰只本来一般只是用来反潜之用，防御能力很差，而且舰上人员多是婚后应征入伍的新兵。这些驱逐舰竟然向栗田的战列舰反攻，接着那些英勇的护航驱逐舰，尽管连作战队列也未演习过，却迎着日本的巨炮炮口驶去。有些护航舰已在下沉，浓烟滚滚，霎时之间，栗田的那些庞然巨物，反而陷入一片混乱，在湾内兜来转去。而美国航空母舰上的各式飞机，能飞出来的都全部飞到空中参战。于是，栗田率领的这支本来是从中途岛战役以来最强大的日本舰队，反而掉头逃跑。这一次，日本海军被彻底击溃。因为哈尔西并不知小泽的特遣分队是诱饵，全力以赴把这支舰队也全部吃掉了。总计起来，莱特湾这一役，使日军损失了三艘战列舰，四艘航空母舰，和20艘其他各种战舰。天皇的海军也就完蛋了。
美军第六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在莱特岛把敌军围拢起来，愈收愈紧。山下那时在马尼拉，在圣诞节时就认为莱特岛已经无望。实则莱特岛到了翌年圣帕特里克节【即3月17日。——译者】才告解放，而那时山下已是山穷水尽，无能为力。12月12日，美军袭击了棉兰老岛。三个星期后，又有美军四个师在吕宋的仁牙因湾登陆，几乎毫未遇到敌军的反抗。美军绕过山下防线的北部防御工事扑向巴丹，然后又进攻科雷吉多尔，最后于三月上旬解放马尼拉。
正像一个陆军军官当时苦笑地指出的，回到了巴丹和科雷吉多尔半岛，局势对美国说来，不过和战争爆发时不相上下，真可说是“从头开始”。诚然B－29已经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但这个目标还是远隔重洋，可望不可及。迫近日本本土这个任务，就要靠中太平洋美军的进攻，从塔拉瓦通过马绍尔群岛，再挺进到塞班，这是钳形攻势的另一翼。下一个目标，就是火山积沉的硫黄岛，即金海军上将所说的，“通向小笠原群岛的阶梯。”B－29从塞班岛出发，可以空袭日本首都，但也不过是刚刚够得上。超级空中堡垒的炸弹装载量，只能限于两吨，如果在空袭中被击伤，就无法飞回来。如果美军占据硫黄岛，离日本的就只有660英里。B－29就可以载七吨炸弹，而且东京就不再可能从硫黄岛获得空袭警报。
硫黄岛只有八平方英里，敌人却十分重视。进攻以前，海军对岛上进行了74天的轰击，但日军防军似乎处之泰然，因为他们在地面根本没有营房。大部分岩洞上面都有35英尺以上的覆盖物。而敌人的一切火器却可以射击到海滩上。美军登陆以后的头两个小时，还可以说比较平静无事。接着日军迫击炮就铺天盖地向滩头阵地打来。尽管如此，美军还是在战斗的头几天就占领了磨缽山和元山一号机场。如果是在战争的头一年，占领这些地方，本来也就算是得手了。美军都等候日军来个“万岁，冲啊”，让他们前来送死。但是，他们没来这一套。现在敌军都受过比阿克岛战术的全面训练，老在碉堡和峡谷里坚持。到了三月战事结束时，无情的数字说明：海军陆战队伤亡达1.9万人。
至于敌人，伤亡数字就更无情。俗话说：“倒霉就步步倒霉”。日本人有句俗话与此类似：“坏事不打一处来”。这时蜂拥而至的超级空中堡垒在日本本土上低空盘旋，对日本80个城市开始进行系统摧毁。3月9日，在对东京进行一次大空袭中，一天之内就炸死了10万人。哈尔西的航空母舰已经进入中国南海，把敌人汽油和粮食的运输线切断。昭和的商船队伍剩下寥寥无几，而美国潜艇击沉敌人的船只很快就要到一千艘了。横滨和大阪在大轰炸之后，到处搭起了简陋小屋。日本老百姓饱受肺病和疟疾的折磨。他们有配给证却买不到食物。在满洲的日军的指挥官又发来可怕的消息，说俄国部队正在边境移动。真可谓是“坏事不打一处来”了！
然而，日本人的士气，并没有瓦解迹象。老头和妇女都用竹制长枪武装起来。“来打我们罢！”“东京玫瑰”还在那里挑衅。要应战，美军还需要一个进攻基地，那就是冲绳岛。该岛指挥官牛岛光利将军早在3月份就预料到敌人在4月1日会在阳丹机场附近光临。他不但猜对了，而且对这些不速之客来了个措手不及。4月1日刚巧是复活节，但对涉水登陆的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战士说来，还好像是愚人节【4月1日，按欧美习惯，称为愚人节，可以用各种方法愚弄他人——译者】。那里好像阒无敌兵。谁都没有猜到征服这个岛屿几乎要三个月，也未想到这个岛是太平洋战争中最残酷的一场战斗。实际上，牛岛在这个岛南面1/3的地方，集中了10万大军。到了4月12日，情况摆得很清楚，冲绳岛又是像硫黄岛那样的一场艰苦血战。岛上的地下墓穴都已改装成为碉堡，山洞里安装了铁轨，重炮可以在轨上移进移出。牛岛也还想要打胜的。他的策略是让美国全部上岸，用神风机把美军舰队全部摧毁。然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就像砧上之肉，可以不慌不忙地宰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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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罗斯福在佐治亚州温泉疗养，他衣着整齐，舒舒服服地坐在皮面扶手椅上。从这里看，世界形势要好得多。他笑容满面，信心十足，坐在那里和露西·拉瑟弗德和两位来访的表亲玛格丽特·萨克雷和劳拉·德拉诺闲谈。从战略上看，美军在各个战场上都是胜利的。德国已被切成两半，除了少数几处顽抗的被包围地区而外，德国国防军已经土崩瓦解，各地向盟军投降的往往数以万计。当然，解决日本的问题要难些。硫黄岛已经攻克，冲绳岛早晚也会解决；胜局已定，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截至4月12日为止，在和轴心国的战争中，已断送了196669人。伤亡总数达899669人。只是过去一个星期，就损失了6481人。情况如此，显然不能忽视。他对周围的人说过：在这样大的牺牲之后，世界和平一定会有绝对的保证。
快到中午的时候，比尔·哈西特拖来了从华盛顿来的邮件皮袋。邮件到了。他建议总统吃完午饭后再批阅，但罗斯福要立刻动手。哈西特把一份国务院要他批示的公文放在他面前，罗斯福脸露微笑，对在座的妇女说：“看，典型的国务院公文，什么都没有谈。”接着他批阅其他的文件，有一批邮政局长要任命，有些日常信件，有些向杰出的盟国政治家授勋的证书，都需要他那不再是强劲有力的签名。那时白宫仍然不喜欢用圆珠笔，认为这不过是时髦一时的小玩意。但用自来水笔又易蹭掉，会把文件弄脏。于是，总统一边签名，哈西特就一边把签好的文件摊放在长沙发、空椅子和地毯上。当他批阅到参院第298号法案，决定把农产品信贷公司法【农产品信贷公司于1933年成立，旨在支持农产品价格。——译者】延长，他对露西眨了一下眼说：“你看，这儿是我制定的一项法律。”这时，外面走廊有人声，原来是画肖像的伊丽莎白·舒马托夫夫人来了。她往里一瞧，到处铺满文件，感到进退两难。“进来吧！”罗斯福说，“比尔的东西还没晾干呢！”
哈西特很快就把东西收拾好，连瞧也不瞧她一眼。他对舒马托夫夫人并无好感，认为她对总统干扰太大，不是量他的鼻子，就是要他转过这边、侧过那边，甚至穿什么衣服也要管。今天，他穿的是一件背心，打一条哈佛领带，而哈西特对这两件都不喜欢。在哈西特看来，这是“不必要地折磨病人”。他甚至认为她也不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但露西喜欢她，罗斯福也对她有好感。哈西特把一批国务院的汇报交给罗斯福就走了。那位夫人把她的画架竖起来，帮他把海军斗篷披在肩上。他立即就专心致志地埋头于文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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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都是外交文件。整个一星期，罗斯福都对俄国表里不一感到心烦。（两个小时以前，他还给丘吉尔去电报说：“我们必须坚定。”）因此，罗斯福在他的生命最后的时刻，可能是在反省两个月前在克里米亚举行的雅尔塔会议，这样猜测并不是异想天开的。他去参加会议，是因为他的军事顾问们告诉他非去不可。无论麦克阿瑟将军，艾伯特·魏德迈将军和三军的参谋长们都异口同声，主张要苏联对日宣战，并认为付出什么代价，也是值得的。六个月以后，原子武器使得战争和地缘政治的性质，起了永久性的变化。但在此时，了解曼哈顿计划的人，都不认为值得一提。罗斯福总统的参谋长李海上将就写道：“原子弹绝对爆炸不了。我是以爆炸专家的身份说这话的。”
在雅尔塔，罗斯福和丘吉尔从斯大林方面所得，超过预料。他们以前认为，这个苏维埃独裁者是个难以对付的谈判对手。他总似是不露声色，说的又是无人理解的斯拉夫语言（他的英语语汇，只限于“那又怎样？”“那是你说的！”“盥洗室在那边！”和“这儿搞的是什么名堂？”），而就他目前的处境来说，他满可以幸灾乐祸，冷眼旁观。近三年来，他一直都是三方中最弱的，乞求英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又提不出什么交换条件。这时他们则不得不移樽就教。不过，他还是老练通达的。他秘密地同意建立反日的联盟。条件是苏联要取得在“满洲”的某些特权（特别是对西伯利亚铁路东端取得一半股权）、千岛群岛、库页岛北半部（日本北方的另一个岛）、朝鲜的占领区、大国在联合国的否决权等。后来在美国国内引起很大争议的另一条秘密协议，那就是同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联合国组织中取得席位。此外，美英两国还同意外蒙古的自治。
波兰的边界要重新划定，原属于德国的部分土地要划进波兰。斯大林和盟友们一道，郑重保证东欧各国，包括波兰在内，通过自由选举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和政府。很久以后，人们还在攻击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过分天真。人们责问说：对这样一个民主制度的死敌，怎能相信他的诺言呢？实际情况则是：他们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他们在和日本打仗，而俄国不是。不管苏联有无许诺，苏联红军都可以自己决定行事。当时这位俄国独裁者，看来因为在欧洲的胜利扬扬得意，心情很是慷慨。至于会议的最大受益者则似乎是蒋介石。斯大林和蒋签订条约，承认他是整个中国的统治者，并答应说服毛泽东一方的中国人，同蒋介石合作。
帕特·赫尔利和亨利·卢斯都赞扬雅尔塔协定，英美报刊也一致好评。两位老练的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艾夫里尔·哈里曼和乔治·凯南则对协定持怀疑态度。但在1945年初，这不是普遍流行的观点。丘吉尔曾经要求艾森豪威尔“同俄军会师的地点在易北河以东愈远愈好。”艾克不同意。他把原来要巴顿将军把美军开进布拉格的命令撤回，还命令易北河以东的美军撤回河西，让俄军解放捷克、东德和柏林。后来他在访问莫斯科以后，发表谈话说：“俄国政策的决定因素，首先是他们对美国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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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泉，罗斯福在静坐中活动了一下，看了看表。下午1时了。他对舒马托夫夫人说：“我们只有15分钟了。”
她这时也画不了几笔。罗斯福刚才全神贯注看文件，她不敢请他摆好姿势，只好利用这个时间在画上着色。
白宫那位上了年纪的黑人女仆利齐·麦克达菲在门口停下来，朝客厅里瞧了一眼。她见露西·拉瑟弗德面向总统。他刚讲了一句俏皮话，她听了正在微笑。后来利齐对人说：“这就是罗斯福先生给我最后的印象。我记得他最后的情景，是他注视着一位美人的笑脸。”
罗斯福把一支烟放进烟嘴儿里，把它点燃。他这时已经从给人绘像的姿势出溜下去，画家也知道再要他坐好已不可能。她看着他，见他举起左手摸摸太阳穴，按了一下。看来他想在前额捏一下，但那只手垂了下来，手指抽搐着，好像想摸索什么东西。萨克雷小姐把钩针放下，向罗斯福走过来说：“您掉了什么东西么？”他用左手在脖子后面压了一下，闭上眼睛，低声说——声音极微，只有她听到——“我头非常痛。”他的手臂垂了下来，头倒向了左边。前胸弯陷下来。那是下午1时15分。
戴西·萨克雷立即给布鲁恩去电话，并叫舒马托夫夫人把就近的特工人员找来。这位画家找到以后，就朝着她的汽车走去。露西·拉瑟弗福接着也急步跟着走出，一定不能让埃利诺·罗斯福知道她在这里。当然，他会康复的。消息在白宫里传开，大家也都觉得他会转好的。没有罗斯福在白宫掌政的美国，这怎能叫人受得了呢！国外作战的青年们在记忆中，美国总统一直就是罗斯福。他这个病况是暂时的，医生们会把他医好的。大家你安慰我，我安慰你，对他的康复都深信不疑。只有医生们看法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