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女生平时穿着长达膝部的袜子，参加舞会时穿裸肩的蝉翼纱晚礼服。如果是史密斯学院【史密斯学院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著名女子学院。——译者】的，平时往往穿毛衣或配套毛衣，带上一串珠链（瓦萨学院【瓦萨学院设于纽约东面阿灵顿镇，也是著名的女子学院，以提倡音乐和体育而闻名。——译者】的喜欢戴三串）。鞋子是阔帮矮跟的。走读的女生往往头扎发带，衣服的腰部裸露一点，但是当众裸体是反常行为，因为这样反而大煞风景。男学生的装束不那么吸引人：上衣翻领偏宽，裤脚偏大，回头看看当年的照片，实在不太像样。白衬衫（1941年时每件售价二元）是当时的标准服。感恩节【每年11月4日。——译者】一过，那些一心惦记着情侣、忙着张罗礼物的人，看到了科蒂公司【化妆品公司】的广告文学，便可能照搬学着说：“我满怀着柯蒂公司香气袭人的遐思，祝你圣诞快乐。”
“幸运”牌香烟在电台里播放的广播节目中有现代流行歌曲比赛，《上帝保佑美国》名列第三。上了年纪的人，每当听到希尔德加德唱《多佛的白岩》时，不禁想起上次大战而喉头哽咽。但是跳摇滚舞的青年却自有其爱好。短短的五年内，他们爱听的唱片销数竟增加了100倍。他们争论谁是最好的女歌手（马撒·蒂尔顿，海伦·奥康内尔和马里恩·赫顿三人最受欢迎），一有机会，就去听乐队奏摇滚舞曲。纽约西52街被称为“摇摆音乐街”。只要在“名门”、“玛瑙俱乐部”、“凯利艺人团”等等夜总会里坐一个晚上，著名歌手如康特·巴锡、邦尼·贝里恩和巴德·弗里曼等等的演唱就全都听到了。T·多尔西在纽约饭店大厅演出，古德曼在宾夕法尼亚饭店的曼哈顿大厅。如果你跳舞要跳尽兴，爱出风头，那就不妨带舞伴上百老汇大街罗斯兰舞厅之类去，那里的墙壁全都镶上镜子，天花板满布星状电灯，舞女的装束也特别入时。
有人认为青年跳摇滚舞看来虽则天真烂漫，其实有不少鬼名堂。他们说对了。性爱与摇滚舞有关，甚至可以说是摇滚舞的一部分。如果有个姑娘听到某个英俊非凡的伴侣老在唱着“请你给我一些引起我怀念你的东西吧”，她完全懂得他所要求的是什么。林德夫妇【罗伯特·林德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夫妇二人都以所作的社会调查著名。——译者】发现，在十个调查对象中，有七个承认婚前和别人发生过性关系。大学生当中这种人无疑较少，但是只是名义上“处女”的百分比确是很高。大多数大学生都不考虑结婚问题。甚至第二次大战过后很久，美国的中产阶级还认为早婚是下层社会的习惯，所以学校中人们为了避孕，就只好求助于后来金赛博士【艾尔弗雷德·金赛是研究性行为的美国生物学家，见后。——译者】所谓“发泄代用品”（避孕套）了。
可以预料，对于青年人的这些习惯，老一辈是很不悦的。原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任教的威廉·基尔帕特里克教授慨叹说，“旧道德的强制力量”已经全部消失了。这位教授早先在课堂上对社会传统准则曾大加抨击，现在一反故态，也不怕难为情。罗马教皇向女教徒们呼吁，不要穿那“不正派的时装”，但这种劝告毫无意义，因为她们平时所穿的服装只露小腿、双手和面部而已。也许他是说游泳衣太难看吧？《纽约时报》确是谈到了游泳衣问题，认为“海滩上男男女女简直一丝不挂”，因而颇不以为然。
洛杉矶市郊阿尔汉布拉有一所中学，那里的女生在搬进新大楼的时候发现只有一间大浴室，大家得脱光衣服，集体沐浴。16岁的女生琼·艾夫琳·劳伦斯不肯这样干，她宁肯体操不及格也不愿意在其他女生面前裸体。她父亲是工程师，看见女儿这般非礼勿动，表示百分之百支持。这位女学生向法院起诉，要求向校方发出禁令，理由是：强迫她当众裸体，是不道德的行为，又违反加利福尼亚州禁止当众脱衣的法令，还侵犯了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即个人有生活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她的主张获得了大众的支持，甚至青年们的支持。在同级学生中，就有275名联名请愿，要求设置单人淋浴室。
洛杉矶的法官感到进退两难。他觉得自己应该乖巧一点才是：学校房子早已盖好，女生不集体淋浴，就只好任脏不洗，所以他没有对该校发出禁令。但纽约州的法院可就不客气了。关于第三世的罗素伯爵（即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的讼案，也许最能说明战前人们是怎么拘泥礼俗，70年代对放荡行为又是怎么地轻轻放过的。学术界早就知道罗素是个与众不同的怪人，他那些独特的见解超越于性爱和婚姻之上。而且，他在数学和哲学方面都卓有成就，英美两国作家中他的文章写得最为深入浅出，并曾任教加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所以，当他答应到纽约市立学院担任教授和哲学系主任时，学院当然喜出望外。纽约的记者访问他，报道说：这位哲学家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双眼深蓝，鼻子特大，瘪下巴。有一位还写道：“英国上层人士认为罗素是个疯子。”
纽约主教派教会的主教威廉·曼宁本人就是个英国人，他认为这位爵爷是个伤风败俗的老头子。他给各报编者写了一封公开信，坦率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他先引证了罗素的一些话（“人类只有欲望，并无道德标准可言……只要不生孩子，性关系全然是私人之间的事情，对国家和邻居都毫不相干”），然后提出问题：像罗素这样的人，能摆出来作为青年人的师表吗？纽约市立学院代理院长的回答是：“罗素先生应聘前来是讲授数学和逻辑学，并不讲他个人的伦理观和道德观。”
这样，罗素便赢了第一个回合。但是不出所料，这事果然引起了许多方面的愤慨，例如赫斯特报系、爱尔兰老修道会、美国天主教女儿会、路德教徒公会、浸礼会牧师联合会、美国退伍军人团等等就都通过决议，致书报馆，举行群众集会和抗议游行。但是纽约市高等教育局开会讨论的结果，还是支持这位哲学家。于是罗素又赢了第二个回合。
要是在今天，事情也许就此结束，姑且假定有什么主教会发动这样的圣战，但这是极不可能的。然而40年代初期为父母的可是要竭尽全力防止孩子们变坏的。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牙医凯先生的太太琼·凯就是这样的一位关心儿女的母亲。她这样想：假如她的小女儿长大之后进纽约市立学院，落到罗素这个恶魔的手里，怎么办？她请教约瑟夫·戈尔茨坦律师，律师替她以纳税人的资格向法院起诉【罗素讲学与她无直接关系，但是学院是市立的，经费是市拨的公款，所以纳税人有权起诉，说是滥用公款。——译者】。他们带了罗素所写的四本书来到纽约州高等法院，向法官约翰·麦克吉汉作证。戈尔茨坦说，这些书是“淫荡的、猥亵的、污秽的、色情的、刺激性欲的、色情狂的、春宫一样的、亵渎神明的、大不敬的、撒谎骗人的、极其不道德的”，也是“思想狭窄的”。
麦克吉汉法官是仰仗民主党坦慕尼俱乐部的大力才当上法官的。他一看到这案件，就知道大有文章可做。他读过一些剪下的报章，知道人们对罗素传说纷纷，有的说他在英国主办过裸体新村，有的说他不反对同性爱，有的还说他欣赏猥亵的打油诗。于是这位法官便手不停挥，一口气写了长达17页的火辣辣的判决书。麦克吉汉说：高等教育局聘请罗素讲学，实际上是在纽约市立学院开了一个“诲淫讲座”。他判断说道：不能以学术自由为名而容许教师胡说学生任意性交是正当的。何况罗素是个外国人，更不应如此放肆。他取消了纽约市立学院的聘约，把这个大逆不道的人打下地狱，结果却是，赶到哈佛大学去当正教授——这一来，哈佛大学当然高兴不过了。
罗素最初对这场官司摸不到头脑。当记者把法庭裁决告诉他时，他只是倒抽一口冷气，说：“这对我是一记闷棍，我不知道怎么看，怎么说好。我只想说明，我并不像曼宁主教那样对性的问题有那么大的兴趣。”他委托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替他应付官司。过后不久，他却很不痛快起来。又三年，他回到了英国，从此成为批评美国最厉害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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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春，帕特·瑞安和迪克·尼克松订婚，6月间婚后在惠蒂尔市租了一套公寓房间住下，楼下是一家汽车保养场。1941年12月6至7日是个周末，这两天尼克松在考虑怎么去向政府申请一份差事。惠蒂尔市西北12英里外有个15岁的女孩名为诺玛·琼·贝克【即玛丽琳·门罗，后来是有名的性感电影明星。——译者】，她在性方面特别早熟，上街看电影的时间比在十年级上课的还多。迪安·艾奇逊从首都加利福尼亚大街一家殡仪馆走出来，他刚刚向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的遗体告别。7日上午，艾奇逊在马里兰州他的农场招待客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美国诗人，戏剧家（1892～？）。——译者】夫妇，他们是开车到林子里来帮他收拾砍伐下来的木头的，随后一起共进野餐。罗斯福总统这时坐在椭圆形书房里，身穿一件旧毛衣，一张一张翻看自己收集的邮票。汉密尔顿·菲什【1919～1945年任众议员。——译者】这天恰好53岁，在做生日。参议员哈里·杜鲁门有大批信件要写，他想为密苏里州的小商人们多拉一点军火生意。理查德·惠特尼已经假释四个月了，在朋友家里休养。最近进行军事演习，陆军准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由于担任调度工作，弄得筋疲力尽，正在得克萨斯州萨姆豪斯敦要塞补睡一觉。唐纳德·纳尔逊【1942～1944年任美国军火生产局局长。——译者】原是一位很能干的公司经理，最近才来首都协助政府搞经济动员工作，这个星期天他到一所农场做客，这是内政部长哈洛德·伊克斯和他那位红头发的年轻太太在马里兰州经营的，三人一起吃了午餐。参议员奈伊在去匹兹堡途中，准备参加孤立派的大会。迈伦·泰勒【1939年任罗斯福驻梵蒂冈的私人代表。——译者】在纽约圣母俱乐部参加“领圣体”后的早餐【communion一词，天主教称为“领圣体”，意即分享耶稣的肉和血；新教则称为“守圣餐”。领圣体后的早餐，是天主教的一种例行集会。——译者】；他在发言中赞扬了罗马教皇和罗斯福总统如何努力争取和平。但是三天之前《芝加哥论坛报》却说罗斯福是个战争贩子，而且为证实自己的话，还刊登了一个所谓绝密计划，说罗斯福打算在1943年派500万美军进攻德国（其实为了预防事变，各国参谋部都有这一类的假想作战计划），所以在周末晚会上，司法部的律师们就认真研究应否控诉《论坛报》老板麦考密克上校犯了叛国罪。诺曼·梅勒【美国小说家（1923～？）。——译者】在哈佛大学参加候补队足球赛。爱德华·默罗因为晚上要到总统家里做客，刮胡子刮得特别小心。年已七旬的科德尔·赫尔国务卿正在前往白宫旁边那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家共用的旧大楼，只因有两位日本外交官不知道为什么要求紧急会见，时间已经安排好了。
周末的两本畅销书是玛格丽特·利奇的《华盛顿醒醒吧》和玛格丽特·斯蒂恩的《太阳是我的祸根》。
星期天各报登了马特森公司开往夏威夷旅游客船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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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清早，珍珠港上空出现了机翼带日本旭日徽的敌机。飞机投弹准极了，把美国舰队炸得落花流水，摧毁了珍珠港基地，炸死了2403名美国人。
这场袭击永远也无法解释清楚，因为它是考虑不周的刺激（准确地说是一系列的刺激）引起的丧失理性的报复。造成了这星期天的一场浩劫的长期摩擦，起因大概远在两年前：由于参议员范登堡的敦促，美国国会废止了1911年的日美贸易协定。国务卿赫尔通知东京：以后美日贸易，只能做一天算一天。当时沃尔特·李普曼强烈反对，认为这是走向战争的一步。他写道：“美国这样做，无异向一个强国挑战。”其实还不止此。因为此端一开，后边还有一系列教日本人忐忑不安的外交步骤，弄得他们一方面大丢其脸，一方面又从此得不到那些不可或缺的进口物资，最后，连他们军队的命根子——石油——也断绝进口了。
今天来回顾，这一切是一清二楚的，但当时却不那么明显。美国政府天天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大西洋形势的发展，对太平洋最多不过是偶尔瞟一眼。在总统看来，亚洲问题是个道义问题。日本人是侵略者，当然应该撤兵回国；不过他认为希特勒才是国际和平的主要破坏者，但美国不愿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对于日本，他始终是想谈判解决的，直到12月6日，他还致电日本裕仁天皇要求日军撤出印度支那。如果电文及时到达，几乎可以肯定，历史的进程就会有所不同了。驻日大使格鲁本来希望华盛顿采取较温和的路线，但是赫尔和国务院的高级顾问们都是强硬派，而且由于国会议员，包括大多数的孤立派，甚至参议员惠勒也在内，都强烈反日，所以赫尔他们的态度是很强硬的。
但是，法国、荷兰和比利时一陷落，亚洲的战略形势就完全改观了。这三个国家的亚洲殖民地几乎毫无自卫能力，华盛顿觉得有义务代管起来。1940年9月4日，赫尔警告东京不要插手越南。同月下旬，总统宣布，除西半球国家外，美国对一切国家都禁运废铁废钢，只有英国例外。日本受到这个他们称之为“不友好的行动”的刺激，第二天便跟德国、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
1941年夏天，局势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7月24日，日军正式占领包括越南在内的法属印度支那。两天后，罗斯福总统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存款，这就是说，日本再也不能从美国买石油了。英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对日本来说，局势是够严重的，但还不是山穷水尽，因为日本的主要石油来源是荷属东印度群岛，每年进口180万吨。可是真正的致命打击不久就来临了：荷兰派驻雅加达的殖民地总督冻结了日本的所有资金，并立即取消当时仍然有效的石油合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觉得这是个真正的危机，因为日本陆军的坦克、飞机所用的每桶汽油都是靠进口的。更糟糕的是，日本海军虽则直到目前为止还主张忍让，这时也联同陆军一起要求开战了。民用石油马上实行配给。日本大使野村9月抵达华盛顿，对新闻界垂头丧气地说：“东京全市连一辆出租汽车都没有了。”
日本只能支持几个星期，不能再多。圣诞节前，他们还能从私人方面找点门路，因为英美石油公司设在中立国的油库还有一些油。可是耽误一天都不行了。近卫首相把日本政府的要求提交格鲁：如果美国不再武装蒋介石，在太平洋方面也不再建筑新的防御工事，并且帮助天皇解决原料和市场问题，那么日本可以答应不利用印度支那为军事基地，在中国事件“解决”之后就从中国撤兵，并“保证”菲律宾中立。格鲁请华盛顿注意，日本天皇身边有一批亲信，他们比近卫还坏；要是美国让近卫下不了台，有人便会取而代之。赫尔没有理会这个意见，却送来了一份最后通牒作为答复：日本必须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军队，宣布废除三国条约，同各邻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赫尔似乎认为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日本。单看国内政局，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向柏林也发出同样的通牒，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那时全国各地就会纷纷召开“美国第一”派的群众大会，国会也就会弹劾国务卿。但是毕竟是格鲁估计正确：近卫10月16日下台，东方最凶猛的鹰派东条英机继任首相。
受到禁运限制的日本人，现在感到再没有讨论的余地，只有诉诸战争了，否则就要从中国撤退，这是不可想像的事。于是他们把手里的武士刀磨了又磨，准备动手。美国情报机关掌握了日本的密电码，对事态的发展无不了如指掌。11月22日，东京致电留在华盛顿商谈的野村和来栖，要他们注意：一周之内，“事情会自然发生”。11月27日，近在华盛顿的来栖和远在东京的山本通话，美国通讯部队把他们的话破译了。他们用的是代号：“君子小姐”指赫尔，“梅子小姐”指罗斯福总统，“婚姻问题”指在华盛顿进行的谈判。山本问道：“今天婚姻问题谈得怎么样？”来栖回来说：“今天谈的跟昨天梅子小姐谈的没有什么不同。”接着来栖问道：“娃娃就要出世了，对吧？”山本非常肯定地说：“是的，娃娃看来马上要出世了。看来好像会是个健壮的男孩呢。”最后，11月29日，又监听了一次谈话。这回有个日本大使馆官员问道：“告诉我，什么时候是零点【即发动战争的时刻。——译者】，不然我就没法办外交了。”东京那边柔声答道：“好吧，那么我就告诉你。零点是珍珠港时间12月8日。”——这就是说，美国时间12月7日。
华盛顿这时已经明白，谈判是虚与委蛇，毫无意义，只不过拖延时间罢了。眼见日本就要进攻了，什么时候进攻美国也知道，只是不晓得进攻哪里，所以就给夏威夷、菲律宾各地的司令官分别发出了这样一份电报：
『此电的目的是促使你们注意战争即将来临。旨在求得太平洋局势稳定的美日两国谈判业已停止。预料几天之内日本将有侵略行为。你们应作适当的防御部署，为执行WPL－46所规定的任务作好准备。』
WPL－46是作战计划。12月6日，夏威夷陆军司令沃尔特·肖特将军又收到陆军情报处的一份电报：
『美日谈判实际已陷僵局。战争可能即起，预料将有颠覆活动。』
肖特断定颠覆活动是指的瓦胡岛上日本侨民的捣乱行为，于是下令把所有飞机都摆在机场中央，一架接一架。这样一来，敌机一到，这些飞机就立时全部被炸毁了。肖特将军和夏威夷海军司令赫斯本德·E·金梅尔少将一致决定不执行WPL－46号作战计划；他们认为，实行长期警戒会把士兵们弄得精疲力竭的。星期六那天官兵们还照例放周末假。太平洋舰队共有94艘军舰，包括八艘战列舰和九艘巡洋舰（这是美国目前能制止日本进一步侵略的惟一力量），可是并没有布置特别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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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是很费解的。肖特和金梅尔后来作证说，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珍珠港可能遭到袭击。然而历史上很少军事行动是像这次那样早就预料到的。美日两国隔着太平洋遥遥相对，双方长期以来都已考虑到袭击珍珠港的问题。1932年美国海军在珍珠港附近举行过几次演习，日本就注意了。日本对这些演习是关心的，因为从1931年起，日本海军学院历届毕业学员照例要回答一个问题：“你认为袭击珍珠港应该怎么进行？”1941年1月，格鲁大使报请华盛顿注意，日本有偷袭珍珠港的可能（他在日记中写道：“东京纷传，谈判一旦决裂，日本就要倾巢出动，袭击珍珠港。但是我认为我们驻夏威夷的弟兄们是不会睡大觉的吧。”）。秘鲁驻日大使也听到了同样的传说，好心好意通过格鲁转告华盛顿。可是美国的军事机关置若罔闻。哼，穿条子裤的官儿们！秘鲁佬！打仗的事他们懂个啥！
但是有些美国人却早看清了未来的局势。1941年7月，海军作战计划科科长里奇蒙·凯利·特纳就指出过，如果日本发动进攻，夏威夷“很可能”是进攻目标，还预言日本将进行空袭。海军部长诺克斯也写过信给陆军部长史汀生说：“战争将从突袭珍珠港开始。”战事即将爆发，迹象极多。事件发生前四天（即12月3日），美军截获了一份东京密电，打听“珍珠港上空是否有观察气球”。12月5日，驻火奴鲁鲁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向珍珠港美军司令部报告，说当地的日本领事馆已经在烧机密文件。连金梅尔少将本人也警告过所属参谋人员（后来他自己却记不得了）：“日本可能不待宣战就偷袭珍珠港。”
当时的实情究竟怎样·四年后，美国胜利了，国会也调查过金梅尔和肖特所造成的惨重损失，可是依然找不着答案。指挥官失职，这是很明显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部分原因可能是美国人由于种种因素，包括民族沙文主义，从没把日本人放在眼里。那些委琐可笑的矮子，戴着厚眼镜，一嘴龅牙，两条罗圈腿！谁都知道美国可能跟日本打仗，却没有人真的信它；一方面认为不可避免，一方面又觉得未免荒唐。8月11日，《时代》周刊还报道说：“美国海军的防御力量……是相当不错的。”11月24日又说，华盛顿官方认为，“美日两方极有可能交战。”到了12月8日，瓦胡岛一片火海之日，正是《时代》周刊赶印出版之时，这个周刊竟还反映美国人如何信心十足，说：“从仰光到檀香山，每个美国士兵都已站到战斗岗位上了。”
其实真正站到战斗岗位上的是每个日本士兵，他们的部队已经作好准备，要向马尼拉、香港和马来西亚进攻了。为了各方协同作战，几个月来他们不断草拟计划，进行演习。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外国情报人员没有一点消息，甚至连谣言也不曾听到。然而，到头来，日本佬还是弄巧成拙了。原来他们的外交花招有个重要企图，就是先对美国宣战，然后在美国不知所措的情况下轰炸珍珠港。时至70年代的今天，由于25年来历次战争都是不宣而战的，人们觉得日本当时实在不必那么讲究宣战时间，但是1941年之际，大多数强国还是先宣后战的，否则总觉得太不讲信义了。
按照东京的原定时间表，日本派去华盛顿的两位使节应该在12月7日上午10时20分打电话给赫尔，要求下午1时会见。东京给驻美大使馆发电，内容共14点，最后部分谈到断绝外交关系，措辞虽则审慎，实质就是宣战。按计划，在赫尔接到日本大使交来文件后20分钟，日本飞机就从航空母舰起飞，满布珍珠港上空。可是这天上午10时20分，野村按照指示和赫尔商定了会谈时间之后，突然发现发生了大问题。原来早一天他离开大使馆时，负责译电的人员还在埋头搞那份很长的电报。现在已是星期六，这些人很早就下班了。现在要再花两三个钟头才能补译完电文，这叫野村大吃一惊，因为已经快上午11点了。他们拼命抢时间，但是已经来不及。
美国东部标准时间午后12时32分（即夏威夷时间上午7时零2分），瓦胡岛上的一个雷达管理员报告说：发现大队飞机向该岛飞来，即将到达。长官叫他不必担心，因为荧光屏上看到的东西大概是从美洲大陆来的美国飞机。华盛顿时间下午1时20分，日本开始袭击珍珠港了。下午1时48分，海军部电讯处处长接到了紧急通知，要他准备接收火奴鲁鲁直通华盛顿的紧急电报。1时50分，电报到了：
『NPM1516号
发电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分别发送：大西洋美国和盟国海军总司令，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海军作战处长办公厅
珍珠港遭受空袭，并非演习。』
下午2时零5分，野村、来栖来到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共用的旧大楼，二人一副狼狈相。原来他们查密码，摸索着打字，已经一连忙了三个小时了。电文打字打错了不少，很不像样，但是没有时间重打清了。他们刚进大楼，赫尔的电话铃就响了，是总统打来的。他把刚收到的情况告诉了赫尔：不久前通讯部队破译日军密电所获得的那份情报，现在证实了。总统叫赫尔接见野村和来栖，但是不提珍珠港，只要冷冷地打发他们走便是。
下午2时21分，两位日本使节进了赫尔的办公室。野村拿出东京来电译文，表示歉意地说：“我原来奉命在下午1点把这份电文交给你的。”
赫尔气得声音都发抖了。他说：“为什么要在下午1点交给我？”
“这个我不知道，”野村回答说。【日本使节们究竟事前知道了多少情况，无法确定。人们认为，他们也和赫尔一样，除了进攻目标不知道之外，其他都早已知道了。】
赫尔看了电文一眼，气愤愤地说：“我告诉你们，过去九个月来我跟你们会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我担任政府公职已经50年了，我还没见过哪一份外交文件这样鬼话连篇，歪曲事实的。你们这些话这样无耻，不到今天我还意想不到地球上有哪个政府能说得出口。”
野村张嘴想说话，可是赫尔不客气地朝门口点头示意，把他打发走。
过后不久，美联社分设全国各地的新闻编辑室就同时从自动收录机上收到一则新闻：
『急电
华盛顿——白宫宣称：日本袭击珍珠港』
说也奇怪，只有一家广播公司打断了原定节目，播送了这条战争爆发的消息。共同广播公司的广播员莱恩·斯特林把马球场上的职业足球赛（捷足队对群雄队）的节目停了下来，临时加播战争消息。但是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却继续播送萨米·凯的小夜曲和电台自己安排的音乐演奏，因为原定下午二时半才播送新闻，他们认为不妨让听众再等一下。这时，又有新电讯来了：
『新闻简报
美联社华盛顿12月7日电：罗斯福总统今天发表声明说，日军对夏威夷珍珠港进行了空袭。
日军同时对瓦胡岛上的海军和其他军事机构也进行了空袭。
总统的简短声明是由总统府秘书斯蒂芬·厄尔利向记者宣读的。没有马上谈到详细情况。
白宫宣读上述声明时，日本使节野村、来栖二人正在国务院。
急电
华盛顿消息——据报道，日本又向马尼拉陆海军基地进行空袭。』
这条急电不确实，日军当天并没有空袭菲律宾。但是第二天他们的零式战斗机飞到菲律宾的时候，发现麦克阿瑟原来也和肖特一样，把飞机密集在克拉克机场中央，便如法炮制一齐炸光。现在各广播网都已把原定节目全部取消，一得到战争消息就播，连谣传的也照播不误。
很多美国人等到下午3点原定哥伦比亚公司播送纽约交响乐团演出音乐节目时，才知道日军已经进攻珍珠港，海军少将切斯特·尼米兹也不例外。他打开收音机，刚听到广播员头一句话（“今天日军袭击珍珠港”），就立即离家外出，后来人们才知道，是奉命接替那个倒霉的珍珠港舰队司令金梅尔的。与此同时，萨姆·豪斯敦要塞的电话机铃声大作，闹醒了艾森豪威尔准将。他的夫人只听到他说了几句：“是吗？什么时候？我马上来。”接着匆匆走向门口，边穿衣服，边回头对她说：“我上司令部，不知什么时候回家”。
战争爆发的新闻传来后，总不免有些古怪的反应。莱恩·斯特林由于打断了电台关于马球场上足球赛的报导，就收到球迷们的不少电话，一个个怒火冲天，问他球赛情况到底怎么样了。菲尼克斯市也出现同样情况，那里的人纷纷给《亚利桑那共和报》打电话，气愤地问：“芝加哥健儿队对红衣队的纪录，你们知不知道·难道除了战争你们就再也没有其他消息了吗？”丹佛市KFEL电台临时停播了一项宗教节目，就有人打电话来问，电台是否认为报道战争比传播福音更为重要。棕榈泉市有个少女说：“谁都知道战争要爆发，干吗那么忧心忡忡，把好端端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糟蹋了呢？”新泽西市有个上了年纪的人哈哈大笑道：“上次你们广播说什么火星人到了地球，把我们吓一大跳。我早就料到现在又要来这么一手的！”有个记者问参议员奈伊对战争新闻有什么看法。他似乎预感到自己在政界快要变得无声无息了，所以只是嘀咕了一声：“我觉得新闻不那么可靠！”
但是参议员惠勒的反应却跟全国人民的情绪一致。他说：“现在没有二话可说，只有狠狠揍日本人，揍得他头破血流。”回想星期六那天，全国还是意见分歧，连罗斯福总统也在上周白宫午餐会上表示，如果日本侵略菲律宾，不知能不能说服国会对日宣战。但是现在全国空前地团结起来了。日本偷袭珍珠港，可是日本那两个使节居然还在华盛顿像煞有介事地谈判和平，再加上美国人向来又害怕所谓“黄祸”，由于有这么一些因素，这场战争就变成了一场圣战，大家都决心要严厉惩罚那帮阴险狡诈的东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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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部长诺克斯用电话向总统报告珍珠港被袭击的消息，罗斯福一听就气得透不过气来，说：“真的吗！？”罗斯福先前的看法和诺克斯一样，以为日本要打就会先打菲律宾。所有美国将领，连马歇尔将军在内，都没有料到日本会派航空母舰进攻夏威夷，因为日本的精锐师团都在印度支那，有随时占领马来亚、新加坡以及荷属东印度的油田之势，珍珠港距离这条进攻线还很远呢。在军事演习中，珍珠港当然是个合乎逻辑的目标，但是从1941年12月的战略形势来看，它确乎不像。现在他们认清了惨痛的事实：敌人就是要一举把美国的海军打垮，以便取得战争的全盘胜利。美国舰只除已出海的几艘航空母舰外，八艘战列舰，九艘巡洋舰和许多驱逐舰也都被击毁。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罗斯福总统和赫尔通话以后，一动也不动地坐了整整18分钟。他也许是在祈祷，也许是在盘算，或者只是定定神，以便适应新局势。他呆坐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亲自口述了第一则新闻简报。他很镇定，整个首都也出奇地镇定。不过也有例外。华盛顿开船坞附近种上了好些日本樱桃树，有个爱国心太强的人把其中一棵砍下来了。民防局局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坐在响着警笛的巡逻车上到处巡视，大声叫市民们“镇静！镇静！镇静”（但是同时通过广播器说：“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这里就不是危险区！”）。这时候日本大使馆对面聚集了一群人，瞧着烟囱冒浓烟，日本人正在烧外交文件呢。有个妇女说：“我在佐治亚州瓦尔多斯塔市见过私刑杀人，这群人很有那种神气。”
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日本大使馆人员拖出来吊死，拉瓜迪亚也镇定下来了，剩下的樱桃树也没有谁去动它。这时总统正在迅速而有效地着手工作。他召开了内阁会议，隔着大西洋和丘吉尔通了电话，向国会领导人汇报了情况，发出了要各国防工厂加强警戒的命令，通知了赫尔将新情况转告南美洲各国政府，而且还同马歇尔将军一起检查了各地陆军的部署。爱德·默罗那时正在红树高尔夫球场打球，一听到战争爆发，以为罗斯福虽则原来约他共进晚餐，现在想必要取消了。但是罗斯福夫人还是打电话给默罗太太说：“反正我们总得吃饭。不管怎样，你们还是来吧。”
默罗夫妇来吃饭了，可是总统的椅子是空着的。这时，总统的漂亮的椭圆形书房成了三军总司令部。萨姆纳·韦尔斯站在总统身旁，总统口授明天要发出的公告，办公室门偶尔打开，便听到总统的洪亮的声音：“昨天，1941年12月7日——这是个叫人永远不能忘怀的可耻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遭到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突如其来但蓄谋已久的袭击。美国本来是和日本和平相处的，而且由于日本的要求，当时仍与日本政府、日本天皇进行着谈判，希望能维持和平……”
默罗觉得自己该走了，但是总统夫人几次离座去问总统，回话还是要默罗留下来。深夜11点，默罗太太先回家了。直到12点半，罗斯福才请默罗一起吃点夹馅面包，喝点啤酒，他显然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把情况都告诉了默罗，说珍珠港受了多少多少损失，还说政府负责国防的人员，包括他本人、诺克斯、史汀生，当时几乎都不相信消息是真的。他们实在不明白，这么大的一个军事基地怎么这样不堪一击，怎么会受了这样严重的损失？他还在发愣，还在生气。
“我们的飞机竟摆在地上给人家炸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边说边用拳头打桌子，“摆在地上！”
当晚，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公园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有的唱《上帝保佑美国》，大多数只是静静地凝望白宫，其实没有什么可看的。总统府灯光黯淡，北面门廊的大灯没有亮，这种情况人们记得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总统府女管家亨里埃塔·内斯比特正在尺量各处的窗户，准备做遮光的黑帘子。总统府西街已经禁止通行了，因为太靠近总统办公室。工程人员正在白宫的地下室里用粉笔划线，准备从那里开个口子，打一条地道经过行政东街地下直通财政部大楼的旧地下库房。如果首都受到轰炸，这个地方就是全华盛顿最安全的避弹室了。
财政部摩根索部长已经下令在白宫周围加派双岗。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共同的那座大楼房顶上站了军队，他们脚下的那个房间就是赫尔不久以前会见两个狼狈不堪的日本使节的地方。士兵们在黑暗中摸索着把高射炮架好了。这座大楼的五楼改成了营房，驻扎了高射炮兵。此刻谁也不认为这些预防措施是小题大作了。
大楼楼下，马歇尔将军正从办公室走出去。白宫有个顾问问他，夏威夷方面的消息怎么出入那么大？将军答道：打仗嘛，总会有种种传闻的，有时谁都分不清真假。他还加上一句解释：“我们都在战争的云雾里。”
在芝加哥，一大群人围着一个报摊要买《论坛报》号外。有个矮胖女人问过路人，“这是干什么？”回答：“太太，我们在打仗啦！嚷的就是这事。”她说：“啊，原来是这样！跟谁打啊？”一连几天，这事传为笑柄，而且确也足以博得一笑。其实问题提得很好，因为总统的战略向来是把大西洋放在第一位的。当天下午，丘吉尔打电话问罗斯福：“总统先生，日本人来这么一手，究竟实际情形是怎样的？”总统回答说：消息没错，是打起来了。“他们袭击了我们的珍珠港。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了！”但真的这样吗？美国之群情激昂，只是针对日本而发的。珍珠港的罪行总不能归咎纳粹德国嘛。尽管国会议员们激动极了，可是如果要两条战线同时作战，国会大概还是不会同意的。即使国会同意对德宣战，全国又会意见分歧的，现在的旺盛士气就会落下来的。
但是希特勒这时已经开始丧失理智了，这对盟国是一大幸事。由于俄国战局紧张，“元首”再也吃不住了。他越发控制不住自己，动辄发脾气，所作的决定也越来越凭直觉，即他所谓本人性格中“艺术家那一面”。12月8日，他离开东普鲁士狼窟司令部，乘火车匆匆赶回柏林，因为日本援引三国条约，要求德国对美宣战。他本可以不理会东京的要求。早先信誓旦旦，后来自食前言，这种做法在他早已习以为常，而且袭击珍珠港确实可以说是情况不同，德国要是不想介入战争，是满有口实的。按三国条约规定，只有日本本土遭受攻击，德意两国才有相助的义务。如果希特勒置日本于不顾，日本大概也无法报复，因为德国在西，日本在东，各处地球一方，中间隔着个苏联。
上面所说的也正是希特勒顾问们所提出的意见。除了里宾特洛甫态度动摇外，“元首”周围的人无不劝他说：树敌已经够多的，不要再加上美国了。可是这时“元首”却偏偏想起以前对日本外相口头提出的保证来。那时他答应过：“一旦日本跟美国打仗，德国一定随即采取必要的步骤。”他说：“如果我们不站在日本一边，三国条约岂非在政治上失效了吗？”但是其他的纳粹头子还是不以为然。他们从12月8日起到11日止，日以继夜地整整进行了四天激辩，东京惶惶不安，苦候结果。最后希特勒终于直说，他的真正动机是进行报复。由于德军在茫茫的俄罗斯草原上受到挫折，希特勒对美国驱逐舰在大西洋方面的所作所为是越来越恼火了。一句话，罗斯福逐步升级的刺激终于弄得“元首”忍无可忍。据战后纽伦堡国际法庭所得的资料，希特勒当时说过，他要正式宣战的主要理由“是因为美国早已攻击我们的船只。对于这场战争，美国早已是个强有力的介入者；美国由于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早已造成了德美交战的局面。”于是他宣布德国同美国处于交战状态。墨索里尼这时早已是希特勒的十足的奴才了，便也跟着对美宣战。一转眼，罗斯福的问题全都解决了。国会别无他法，星期四当天就对德宣战。迪安·艾奇逊认为希特勒此举“非常愚蠢”。他日后写道：“由于敌人蠢到极点，他们终于帮我们解决了种种困难，解除了重重疑虑，使我国人民团结起来，走上了那为了国家利益不得不走的漫长而艰苦的道路。”
第二册
第二部 牺牲与变化（1941－1950年）
第九章 反攻
“日本鬼子”——麦克阿瑟是这样叫敌人的，别人则叫他们“日本佬”，这是日本人自诩为“大日本”的简称——也许是历史上最为人们估计不足的步兵了。一个日本兵，看上去活像用牛皮纸胡乱卷起来的包裹，又脏又皱，随时有可能散开来。他的绑腿不整，军衣肥大，裤筒宽松，罗圈腿短得可笑。这样一个形象使人产生错觉，而错觉一旦形成就不易消除。即使在珍珠港遭受毁灭性打击之后，海军上将威廉·F·哈尔西还预言说，1943年就可以打垮日本。在美国国内，自动电唱机也聒噪地唱着：“再见了，妈妈！我要出发去横滨了！”“我要去揍一下肮脏的日本小鬼。”随便哪个酒友都能告诉你：美国从1775年以来每战必胜，从来还没有输过。
可是日本人呢？他们是从1598年以来就没有输过的啊。那些穿着黄色军服的日本兵，看上去虽然窝囊，打起仗来却绝非等闲。他们都是神枪手，1000码内弹无虚发。他们每人带400发子弹（比美国步兵多一倍），五天的军粮，那就是鱼干和大米。他们绝对不怕死，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为天皇而死是无上光荣的。此外，他们所倚仗的武器装备，也令人生畏。珍珠港之役，他们就已击沉很多美国战列舰。华盛顿很快就知道，不但日本的军舰比美国的航速快，火力强，鱼雷性能好，就连日本空军的质量，美国也无法望其项背。袭击夏威夷时，他们出动了四种飞机：川崎式、三菱零式、中岛B5N1式，三菱G4M1式。每种都比美国当时能够升空的同类飞机强。
战争爆发后第四周，陆军部长史汀生便告诫全国说：“我们最后总会战胜日本人的，但不要带着玫瑰色眼镜来看这场战争。有的报道说日本军队……训练差劲，装备低劣。但严酷的事实表明，他们作战有经验，装备又好，他们身体粗壮，性格强悍，训练有素。”从前认为一个年壮力强的美国人可以打垮十个东方人，现在这种神话已被粉碎了。起码华盛顿已经大受震动，认识到美国自从南北战争以来，局面从未有现在这样严峻。美国军事情报部门——据称为“情报”机关——却一度认为敌人绝不会空袭珍珠港。理由很多，其中一条据说是：日军当时正在西贡集结，东条不可能同时在几处发动攻势。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云云。
这种人所共知的常识却错了。1942年元旦，“大日本”的军队不但从西贡直指南方，而且还在关岛、香港、婆罗洲、威克岛和菲律宾群岛登陆。东条的闪电战比希特勒还厉害。他切断了东京和美国西海岸的通路，控制了一大片海域，其面积竟达全球面积1/10。与此同时，德国海军上将雷德尔出动的潜艇，对东条也是莫大的支援。本来战争一开始，盟国就感船舶不足。而雷德尔为了粉碎英美同盟，凡遇飘扬星条旗或米字旗的船只，就击沉不论，以切断海外驻军的给养。1942年初，他似有可能达到目的。住在东海岸的美国人，几乎每晚都可以亲眼看到商船被鱼雷击沉。1月间，在相隔不到几小时之内，纯粹潜艇就在长岛附近击沉英国的油船“科英布拉”号（6768吨）和货船“诺尼斯”号，并在北卡罗来纳州海面附近击沉美国商船“艾伦·杰克逊”号和油船“马来”号。这一年，纳粹潜艇共击沉船舰1160艘，平均一天超过三艘。遇难的船舰中，有驱逐舰“雅各布·琼斯”号，它在新泽西州梅角海面沉没。美国战舰在自己海岸附近被敌人鱼雷击沉，这还是第一次。
在这危急存亡的岁月里，盟国屡战屡败，轴心国看来攻无不克。纳粹正在进攻斯大林格勒，重新集结部队，准备对莫斯科作最后猛扑。隆美尔则逼近开罗，开罗的英国外交官已在焚烧文件，看来德国人在印度也有兵临城下之势，和席卷东方的日本友军会师，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东条也和希特勒一样，大有锐不可当之势。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一瘸一拐地从缅甸逃出来，嘟囔着说：“打得我们够呛，把我们从缅甸赶了出来，真是奇耻大辱！”华盛顿有些战略家认为，打败日本可能要十年。过去认为太平洋大西洋是天然屏障，现在似乎并不是那么不可逾越了。美国人不但在东海岸看到自己的海员遇难，而且炮声在太平洋海岸也历历可闻。日本潜艇曾炮击西雅图。3月上旬，15架从舰上起飞的零式机空袭洛杉矶。虽然在军事上说这些袭击不过是骚扰性的，但对美国人的心理冲击极大。总统觉得有必要安定民心，准备广播一次炉边谈话，并要求报纸上刊登世界地图，使听众能跟上他的谈话。但是罗斯福说什么，日本人也能收听到。于是，当罗斯福用安详的语调指出没有理由悲观失望时，日本人又派一支潜艇分队袭击了圣巴巴腊。这样，在洛杉矶和旧金山都架起高射炮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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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条在12月7日的总攻势中，除了珍珠港之外，还有一个进攻目标，就是马来亚。华盛顿有少数几位外交官，自命深谙东方人心理，曾大胆推测，认为日本人可能入侵泰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对的。打个比方来说，就像在三年前9月份新英格兰那次历史上最大风暴到来之前，气象人员却预测可能有小雨一样。当时维希政府软弱可欺，山下奉文将军利用这弱点，把印度支那变成了日军集结整顿、准备进攻的基地。接着，他和泰国政府举行密谈。结果，12月7日那天，泰国人佯装抵抗四个小时，便向山下奉文将军投降。现在，他准备第一次大显身手，进攻马来亚了。
三支密集的日军纵队，在以越南为基地的机群掩护下，从泰国涌进马来亚半岛，迫使英军节节后退。他们本来没有必要投入这样一支大军的，但他们想牵制英国空军，诱使英国海军上钩。这个策略成功了。英国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爵士果然上钩了：他带领英国最新的主力舰、海军王牌“威尔士亲王”号和重巡洋舰“却敌”号直驶过来。他舰队里惟一的一艘航空母舰搁了浅，使舰队失去了耳目。开战后第三天，三菱式鱼雷轰炸机便把“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击沉。盟国在夏威夷海面，算这两艘舰只战斗力最强，一旦被毁，马来亚自然是在劫难逃了。敌军进展越来越快，种种难以置信的传闻不胫而走，说什么日本的“猴子兵”就像“人猿泰山”那样，能抓住树藤像荡秋千那样从一棵大树荡到另一棵（其实他们不过用自行车而已）。与此同时，温斯顿·丘吉尔得到汇报，说新加坡的大炮都是指向海面的，不能掉头，他不禁惊惶失色。
这些天皇的精锐部队势如破竹向南挺进，而本间雅晴中将的正规师团则在12月10日开始在吕宋岛登陆。是日也，菲利普斯葬身海底，而没有设防、毫无准备的关岛也陷入敌手。不足三周，本间的军队就已在九处登陆，麦克阿瑟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但话未说完，日本人便空袭马尼拉了。美军和菲律宾地方部队接着退到巴丹半岛。罗斯福想把麦克阿瑟救出来，他知道这位将军不好对付，但对他的将才还是很器重，于是命他前往澳大利亚。2月某夜，麦克阿瑟趁黑带着妻儿和家庭女教师登上一艘鱼雷快艇，仓皇出奔。被扔在巴丹半岛的士兵愤愤地唱道：
『我们是奋战在巴丹的弃儿：
没爹没娘，山姆大叔也不知去向，
六亲断绝无依靠，
既少大炮又缺枪。
没人过问管他娘。』
说来痛心，他们抱怨武器缺乏，这是近乎事实的。当时，防御体系已在瓦解中，巴丹半岛上惟一的美国部队是第31步兵团，只剩下636人。他们只好后撤到状似蝌蚪的科雷吉多尔海岛要塞，只有十架老式飞机，几艘鱼雷快艇。最高级的海军司令官汤姆·哈特海军中将过完了圣诞节就在第二天坐上他最大的军舰（潜艇“鲨鱼”号），挂上四星将旗，离开菲律宾。科雷吉多尔地堡里的官兵，起先还待在通讯部队的电台周围，但不用多久便走开了，因为广播的新闻实在令人丧气。香港陷落了，护士在大街上被日本兵强奸。威克岛也失守了。在詹姆斯·德弗罗少校指挥下，500名海军陆战队战士英勇地抵抗了两周，打退了敌军一次登陆冲锋，但没有援兵到来。元旦那天，海军中将哈特的潜艇在爪哇浮出水面，来到英国陆军元帅韦维尔的盟国统帅部时，日本鬼子已占领了新加坡，正准备对爪哇和苏门答腊采取行动。韦维尔把作战地图研究一番之后，就飞到印度去了。愤恨的荷兰人责备他把东印度群岛丢下不管，听天由命。
命运确是十分悲惨。盟国舰队这时由一名荷兰海军将领指挥，舰长们要通过翻译才能听懂他的命令。17艘盟国军舰，没有空军掩护，出海去阻击日军。它们寡不敌众，毫无希望。盟军最大的舰只不过是两艘巡洋舰。可是，出现在海天之际的日舰，远远望去密密麻麻，仿佛一片佛塔，共有74艘，包括四艘战列舰和五艘航空母舰。这场爪哇大海战历时七小时，荷兰海将麾下的舰只有一半葬身海底，他本人也同归于尽。剩下的也很快被日本飞机收拾一干二净。最后两艘军舰（美舰“休斯敦”号和澳舰“珀思”号）想从巽他海峡逃脱，但海峡已被敌人封锁。3月1日晚，它们终于在战斗中被击沉。被敌舰团团围住的“休斯敦”号，在沉没时依然奋战不已，大炮轰鸣，直至船尾倾斜，舰上号手才挺立其上，吹响了弃船号。
远处本土的美国人，对发生在太平洋上的战役，是难于理解的。珍珠港事件，也和阿拉莫之战【阿拉莫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得克萨斯州原为墨西哥一个省份，1835年美国人占领圣安东尼奥市。翌年，墨军围攻该城，守城美军150人全部阵亡。——译者】及“缅因”号事件【美国战舰名。1898年在当时的西班牙殖民地哈瓦那港被炸沉。——译者】一样，比它们所触发的那场战争，还要脍炙人口原因之一是，当时美国除了注意西海岸以外，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希特勒身上。另一个原因是不熟悉地理。硫黄岛的官兵，收到国内亲友的“胜利”邮简，发现发信人以为他们还在“南太平洋”作战呢。欧洲战场的地名是大家从小学时代起便熟悉的。可是有谁听过有个雅浦岛呢？依奥利巴瓦岛在哪里呢？什么新不列颠、新喀里多尼亚、新几内亚、新爱尔兰和新赫布里底斯，这些群岛谁能分辨出来呢！
可惜美国教师在教学中没有教过这些地名。但也不能责怪他们。在航空时代还未来到之前，像威克岛、中途岛和硫黄岛之类的岛屿，是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的。直至1941年，只有美孚石油公司或利弗兄弟公司才会对太平洋上的群岛感兴趣。战争爆发时美国海军用的还是早已过时的18世纪的海图。不少海战事实上是由于不知航路深浅而失败的。海军陆战队在进入所罗门群岛时，得一边前进，一边测量。他们在那里打的第一场仗，连地点也弄错了。他们以为那是泰纳鲁河，其后才发现原来是艾卢河。
一般人民对太平洋的印象，无非是B级影片的摄制人员所臆造出来：南海诸岛是充满异国情调的乐土，棕榈成荫，熏风时来。那里莎迪·汤普森和传教士混在一道【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短篇小说中的人物。——译者】，土著少女们穿着贴身的沙龙潜到海里采珠，就像著名电影女明星桃乐赛·拉摩演的那样。这种海外奇谈确是引人入胜，当然其中也有一星半点是符合事实的。那些少女们与其说是像桃乐赛·拉摩，不如说像李斯特饮水袋【帆布制的水袋。1947年美国军医比尔·李斯特所创制，故名。——译者】，但是，大多数参加过这场敌人称之为“大东亚战争”的老兵们，还能回忆起那里瑰丽的自然风光：比如说，瓜达尔卡纳尔岛茂密的丛林中白兰遍地，鹦鹉成群；布干维尔岛奥古斯塔皇后湾的火山硝烟时起；塞班岛上的火树红得可爱，等等。
可是美国士兵到这儿来并不是要观光，他们是来打一场残酷无比的战争的。丛林美得愈是惊人，战斗就可能愈是凶猛，有些海岛简直是无法待下来的。比如说，有一队工程兵被派赴圣克鲁斯群岛进行勘查，准备开辟临时机场，就都染上了脑膜炎，全部丧生。战斗是在难以想像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给地震震得摇摇晃晃，硫黄岛上火山的气流从山岩里喷出来，咝咝作响。在布干维尔岛，推土机陷在深不可测的海绵状的沼泽里。在佩勒柳岛，在激战最酣的时候，即使是在树阴之下气温亦高达华氏115度。有时候，天气比敌人更凶。格洛斯特角的一天雨量竟达16英寸。莱特湾大海战被一次特大的季候风所打断。一个月以后，一场台风又吹沉了三艘美国驱逐舰。
任何战争都有它使人难以忘怀的特殊声色，这场战争也是如此，多年以后，在人们的记忆中已像模糊一片的万花筒，或者像随意辑存的一些旧照片，足以勾起沉思，有时还会在人们灵魂深处，引起可怕的回忆，使人感到心有余悸。当年驻守滩头前哨的部队，栖身在活动营房里，周围都是大海，仿佛漂流在动画片般的荒岛上的弃儿，证明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称战争是“自寻烦恼”之说确实不错。还有当年舰船上那单调刺耳的广播，熏人的汗臭，空荡凄凉的兵营食堂；还有那些简易机场跑道，由大块大块孔状金属板铺成，像大型拼图玩具；还有那在榕树林里蓦地爆炸的炮弹，在赤道阳光下闪烁耀目的零式机翼的红膏药；还有因躲避敌人袭击而迂回曲折前进的军舰，使惊惶四散的含磷生物群放出光亮来；还有航空母舰飞行员在出击时争先恐后地在飞行甲板上跑，飞行帽在头上蹦跳，航程图夹在腋下的情景，如此等等。
但是，对当过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人说来，使他们终身难忘的回忆，恐怕是一次半夜三更就开始的什么新的作战“行动”。那时的气氛简直紧张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他们从运输舰里的硬板床跌跌撞撞地爬下来，便胡乱吃一顿早餐，然后紧张地注视着被他们14英寸口径排炮猛轰的那边海岸，把重得要命的装备扛在本来已经酸痛不堪的背上，沿着货物装卸网，往下爬到那些晃荡不定的小得可怜的希金斯登陆艇上。他们紧张地盯着前面那块朦胧的大地，朝着什么一号红色滩头或二号绿色滩头全速前进，一心希望这次不要给暗礁绊着，变成日军机枪手的目标，同时又揣测着那里的地形不知是怎么样。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这个鬼地方又是一个炙热的鼓风炉，步兵又要受罪，但它也一定和所有其他海岛一样，风光绮丽，美景天成。
自然环境这样独特离奇，也造成一些异乎寻常的伤亡。在格洛斯特角战役里，有25名海军陆战队是被倒下的大树压死的；舰艇沉没了，飘浮水面的水兵却被鲨鱼吞噬；在俾斯麦海海战中泅水逃生的日军在新几内亚登了岸，却被猎取头颅的土著剁成好几块。另一部分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竟被自己人煮了吃了。对打败仗的军队来说，热带丛林是残酷无情的，而由于美国海军力量日渐强大，被切断退路的一般都是日军。要是他们身陷重围，就只有吃人或吃草根树皮，在灌木丛中与毒蛇、鳄鱼为伍。即使他们还有退路，逃生希望也微乎其微。藻利海将军指挥的日军撤过新几内亚的胡翁半岛后，还能作战的只剩下1/5。堀井将军率领的日军越过欧文·斯坦利山仓皇逃走时，连他本人也淹死了。
要是天皇没有命令，日本人是不准投降的。甚至在裕仁宣布投降以后，有些死硬派仍然躲在洞里，一直坚持到50年代，甚至50年代以后。日本人认为被敌人生俘十分丢脸。有些人随身带着自杀手枪，弹膛里只有一颗子弹。到了战争中期，战败的阴影已经隐隐出现，日本军官往往把士兵集合在一起，按照日军传统，发动一次高喊“万岁”的自杀性冲锋。没有步枪就发棍棒，不能行动的就发手榴弹或地雷，自己炸死。总之，无一可以幸免。塞班岛日军司令因为年迈体衰，不能自杀，就让副官开枪。也是在塞班岛上，年仅五岁的日本小孩围成一圈，互扔手榴弹，同归于尽。
日本人本来就对剖腹自杀极其崇敬。但在讲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统帅看来，奋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也有军事上的意义。他们所占领的大洋洲地区，已超过其需要，而且进程又比原计划快了一倍。在这情况下，他们的作战目标便是争取和平谈判。本间将军在1939年就说：“和美国作战，我们准备牺牲一千万人。”佩勒柳岛的日军墓地一块木牌上写着字迹潦草的口号：“我们要用自己的血肉在太平洋筑成一道防线！”他们的宣传一直都是说要彻底战胜美国佬。但是核心人物却较为现实。陆海军将领们的计划是，如果美国对战局取得主动，他们就转而打消耗战。美国人越迫近日本本土，日本军民就会战斗得越顽强。到时东京就组织什么自杀艇、人乘鱼雷和数量极大的神风机群。一旦美军要在日本本土登陆，国民的口号将是：“1亿玉碎！”他们知道麦克阿瑟曾估计，进攻日本本土的第一天，美军的伤亡会高达5万人，接着，战争很可能会延续数年。他们推想，美国人民是不会做出这样巨大牺牲来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因此，他们打算战争末期在东京街头张贴的标语这样写道：“他们（美国人）来得越早越好。”
太平洋战况之所以这么惨烈，双方生俘的人之所以这么少，是因为日本鬼子认为，自己投降固然可耻，敌人投降也可耻，因此他们对俘虏毫不客气。在科雷吉多尔战败投降的美军，被迫作了一次“死亡行军”。这就是说，不管是病员或伤员，都被迫行军，真的是走到死了为止。美国海军陆战队袭击马京岛时被俘虏的人全部被日军砍了头。在米尔恩湾，他们丢下的澳大利亚俘虏兵都给捅了刺刀，阴茎割了下来，包皮缝在嘴唇上，在他们头上挂上一个牌子嘲笑说：“死也不让你痛快死！”
这种行为马上引起报复。自从法印战争【法印战争（1756～1763），亦称七年战争。主要是英法两国争夺北美大陆之战。法军与印第安人结成同盟，故名。时美国还未独立，但华盛顿、富兰克林等人均曾带领美人参与这一系列战役。——译者】以来，美国军队从来没有现在那样残暴无情。当然，对妇孺还是有所区别，还没有出现像25年后在越南那样杀害平民玷辱军誉的暴行。但在战斗中，就不再有什么休战，不再讲什么侠义风度了。美国海军发动了毫无任何限制的潜艇战。日本鬼子在阿默勒尔蒂群岛上宁可饿死，也不投降，美军就让他们躲在灌木丛里，作为活靶子，让士兵练习射击。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连将军们也和普通步兵一样杀人成性。莱斯利·麦克奈尔中将对士兵说：“我们必须憎恨敌人，身上每一根纤维都要充满对敌人仇恨。我们要如饥似渴地想打仗，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杀敌。”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下令在图拉吉岛半山里，竖起一幅巨型标语，让过往船只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杀日本鬼子呀，杀日本鬼子！
奋勇多杀日本鬼子！
你做好本职工作，
就是帮助前方多杀黄色狗杂种。』
同样，麦克阿瑟也对罗伯特·L·艾克尔伯格将军说：要是他拿不下布纳，就不要活着回来。1943年，美军司令们从间谍提供的情报中侦知日本名将海军统帅山本五十六的行踪，就派出P－38战斗机群侦察出他的座机，把他击毙。
山本五十六是个军事天才，堪称东方的纳尔逊。在他一手策划下，日本发动了四面出击的海上攻势，在短短的六个月之内，侵占了大洋洲三千平方英里的陆地面积。可是他不知道他的紫色密码已被美国通讯部队破译了。要是他知道，这场战争就会大不一样。事实上他当时几乎消灭了美国的整个武装力量。在他死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五角大楼曾一再以他所造成的灾难为论据，提出极其惊人的庞大的年度国防预算。
山本在爪哇海大海战大获全胜之后，这个所谓旭日东升的国家确是光芒四射，令人目眩。山下奉文中将对新加坡英国珀西瓦尔中将提出：“我只要你答复一下，投不投降？”于是，新加坡在2月17日投降了。它的巨型的维克斯海岸大炮，有14门被运到吉尔伯特群岛中一个珊瑚岛，它的富有异国情调的名字叫做塔拉瓦。缅甸在新加坡投降后，很快也投降了。1941年3月的第二周，日军沿公路向曼德勒挺进，5月1日攻克，这样就把中国运输线切断了。
新加坡是个战略要冲，它的陷落引起很大震动。比不上新加坡那么著名，但实际上则更为重要的是新不列颠岛的澳军前哨拉包尔，它也于1月失守。敌人在那里驻进了10万大军，修建五个机场，把它变为一个固若金汤的要塞，拉包尔就成为新爱尔兰、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等岛屿的前哨基地群的门户。现在澳大利亚已在日本空军航程之内。北海岸的达尔文港，遭到猛烈空袭之后，已不能再使用。新西兰把65岁以下的男人，全部征召入伍，全国的驱逐机进入临战状态——总共只有九架。澳大利亚总理向全国发出警告，敌人时刻都可能入侵。有人建议把这两个英国自治领放弃，新任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金（不久以前还叫美国海军司令）在华盛顿极力反对。罗斯福电告丘吉尔说：“太平洋局势目前十分严重。”而“东京玫瑰”则嘲弄美国说：“美国海军陆战队躲到哪里去了？”
现在除了南所罗门群岛、莫尔兹比港（在形如鸟状的新几内亚岛的尾部）以及危在旦夕的科雷吉多尔以外，日本人已经控制中途岛以西、珊瑚海以北的整个太平洋地区。他们原先估计这场闪电战中士兵伤亡率可能达20％。但事实上，他们几乎丝毫没有被碰伤。他们有一支舰队，击沉了盟国五艘战舰、一艘航空母舰、两艘巡洋舰和七艘驱逐舰，自己却毫发无损。这时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发出豪言壮语。金命令尼米兹海军上将立即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要他“不惜任何代价”守住中途岛－萨摩亚－斐济－布里斯班一线，尼米兹连军服也未穿上就动身了。但这一切只不过是给自己打气壮胆而已。美国自爪哇海大海战以后，送去前线的力量只是七拼八凑的。太平洋上的美军，真是万难临头，连内部颠覆也出现了。在法属努美阿的美军司令部里，就尽是维希分子的法军上校，把美国舰只和军队调动情况，向敌人通风报信。
但在美国国内，因为一些使人兴奋乐观的传说，士气倒是很振奋的：什么一个名叫科林·凯利的飞行员炸沉了日本战舰“春名”号（其实并无此事）；什么美国海军在婆罗洲海岸附近望加锡海峡和日本海军碰上，结果美国海军大捷（其实并非如此）；什么威克岛的海军陆战队曾经广播说：“再派些日本鬼子来吧”（肯定他们没有那样广播）。至于东条和山本，并没有受骗上当，他们满怀信心把1938年便拟好的作战计划重新审查了一遍。下一步就是要占领所罗门群岛中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及其邻近的图拉吉岛了。果然5月3日，日军轻而易举地拿下这两个岛。5月6日，科雷吉多尔也投降了。在菲律宾演出的这场悲剧就闭幕了。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写道：“科雷吉多尔不用我多言。但从那最后一发回荡的炮响和火红的硝烟中，我仿佛看见那里那些憔悴、瘦弱、枯槁而又无畏的官兵，他们的形象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科雷吉多尔陷落后第二天，日军一支两栖作战部队又开入澳大利亚东面的珊瑚海，企图攻占莫尔兹比港。菲律宾的征服使他们勇气倍增，趾高气扬，患上了后来那位航空母舰司令海军上将原所说的“胜利病”。接着的那场战斗是历史上第一次航空母舰和航空母舰交锋，打得又有点离奇古怪。美国人要保澳大利亚，就必须作殊死战，守住莫尔兹比。他们从剩下的五艘航空母舰中派了两艘来截击敌舰。可是，在敌人眼里，这场仗不过是小插曲而已。山本还要保存实力，准备中途岛大战呢。尽管这样，在这场珊瑚海的战斗中，日本空军还是使美军损失惨重。除了击沉“列克星敦”号以外，还重创了“约克敦”号。美国海军航空兵则炸毁七艘日舰，包括一艘小型航空母舰。——飞行员发来电报说：“敌航舰一艘报销。”但是，总的说来，最多只能说打了个平手。不过莫尔兹比和澳大利亚可以苟安一时了。日舰掉头后撤。“约克敦”号则由1400名机工在珍珠港日夜抢修，不足两周后及时赶上了中途岛之战。
这时，太平洋战争中开始出现了第一场大危机。盟军手中的岛屿快丢完了，日军又拿下了阿留申群岛中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现在罗斯福也像澳大利亚人一样不得不考虑敌人入侵本土的难以置信的可能性了，美国舰队已受重创，现在日本海军舰只总数达到美国的三倍，信心空前。1942年5月27日是日本大胜俄国海军37周年纪念日。当年的低级军官山本特地选定这个日子，开始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中途岛进军。舰队向大洋驶去，由一支数达65艘的驱逐舰前导和掩护。跟着是22艘重型巡洋舰和11艘战舰，由山本大将的旗舰超级无畏舰“大和”号率领。这支舰队周围，有21艘潜艇，四艘大型快速航空母舰派700架飞机在空中掩护，另由80艘运输舰满载着作战部队。舰队破浪前进，官兵们高唱战歌，神气极了。准备第一批登陆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还发啤酒喝。罗斯福在6月2日对麦克阿瑟说：“目前看来，日本舰队似乎是驶向阿留申群岛，或是中途岛、夏威夷。也有可能空袭加利福尼亚南部和西雅图，虽然这可能性不大。”
山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这样——要使对方对他在哪里下手摸不着头脑。他又派了一支特遣舰队驶向阿拉斯加（这时日本舰只多得这位海军统帅不知怎么用才好）qi書網-奇书，进行佯攻，想诱骗美国人分散兵力。但是这次这位海军大将却弄巧成拙了。他以为自己是天下无敌，实际并非如此。他的“紫色密码”早已给美军通讯部队破译了，还被他们加上代号，称为“魔术”。他每发出一次密令，“魔术”就立即被破译，内容马上到了负责组织中途岛防务的尼米兹上将手中。岛上士兵密集，到处布防。当时能调集到的战舰，都已派出巡弋海面。那就是说，有7艘重型巡洋舰、1艘轻型巡洋舰、14艘驱逐舰、12艘潜艇，还有4艘航空母舰：“大黄蜂”号、“列克星敦”号【原文如此。——译者】、“企业”号和已经修好的“约克敦”号。
战局开始对美国人很不利。日本第一批轰炸机对中途岛进行猛烈轰炸，为数达100架，削弱了岛上的防御能力。当时美国驱逐机为数少得可怜。但是尼米兹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有“魔术”密码不断向他报告敌踪，一是山本对美国舰队的去向却毫无所知。接着，日本航空母舰司令犯了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他把原来在飞行甲板候命的飞机清走，以便空袭中途岛的飞机飞回舰上。可是日机还未飞回，美国飞机就已在上空盘旋，这样就使自己处于毫无防御、措手不及的地位。
1942年6月4日那天上午，美国的鱼雷轰炸机首先发动攻击。它们几乎全部被敌人炮火击落。投入战斗的41架飞机中，只有6架幸免于难。没有一个鱼雷命中敌舰。这些鱼雷机陈旧过时，飞行员们就有如日本的神风队员那样，肯定是要牺牲的。他们牺牲时也认为自己是白白牺牲了。但事实上，造成一点致胜的机会的正是他们。日本那几艘航空母舰为了躲避鱼雷，拼命摆动船舵，使舰上飞机都无法起飞。升了空的寥寥可数的零式机，又要低空飞行，截击那些以身殉国的美国飞行员。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由海军少校克拉伦斯·麦克拉斯基率领由“企业”号起飞的两支“无畏”式轰炸机中队飞到了。它们立即以70度角俯冲而下，把三艘日本航空母舰全部炸毁。到了下午，又向另一艘航舰猛扑，把它也击沉。山本这次出击只带了这四艘航空母舰，现在已失却空中掩护，他不能不撤退了。他坐在舰桥上，无精打采地喝着大米粥。
八个星期之后，一直受到“东京玫瑰”嘲弄挖苦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斐济群岛登陆，这是美军在这次大战中第一次反攻的预习。这场战役自始至终，规模很小。由于所有现代化武器都已运往欧洲，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所用的火器，还是1903年的单发的、逐发上膛的春田式步枪。他们的绑腿还是1918年的，他们的勃朗宁机枪和迫击炮，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阿尔贡战役用过、经过涂上润滑油以后保存下来的。
如果说这次进攻有什么精彩之处的话，那就是部队的质量。海军陆战队本来就是精锐部队，而这些团队更是陆战队的精锐。1942年8月7日他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涉水登陆，马上就后悔莫及。这个岛一直被称为卡纳尔，一位前英国殖民地官员称它为一个“倒霉发臭的鬼地方”，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要占领这个岛，任何时候也不容易，但在1942年夏季，另有一层难处。日本人打下了爪哇，盟军的奎宁供应就断了，当时这是防治疟疾的惟一特效药。德国化学家在30年代发现了一种名为阿托品的代用药，但美国公司当时还在拼命试制未成。当时军令规定：发烧的士兵要高至（华氏）102度才准离开火线。尽管标准定得这样高，但到了10月份，还是有两千人因患疟疾住进了医院。
登陆那天，海军陆战队很走运，没有遇到抵抗。日本人很少，正在那里修建一条3600英尺的简易跑道。他们扔下不管，躲进丛林里去了。但到了第二天晚上，美军就遭殃了。山本还有很多舰艇和熟练的水兵，入夜以后，他从拉包尔派去一支特遣舰队，通过所罗门群岛的狭长的斯洛特海峡驶过来。那里有个萨沃岛，岛上的火山口峰，阻碍着美军视线，掩护了日舰前进。那晚称为萨沃岛海战的美日舰队交锋，在美国海军史上是损失最惨重的一役，或者可以这样说，是任何一国海军史上损失最惨重的一役。有四条珍贵的巡洋舰被击沉，1000名水兵没顶。第二天清早，残余的美国舰队向南撤退，那些运输舰，只卸了一部分，便也跟着撤退走了。海军陆战队的将领说，他的部队被遗弃在岛上，“光着屁股”。他们马上要将每日定粮减半，进行自卫战的弹药只够四天用。但是日本的运输舰源源不断，海军陆战队给它们起了个“东京快车”的名字，它们将日军从拉包尔运至卡纳尔岛的另一端登陆——每晚有900人，有一晚是4500人。
海军陆战队靠着从简易长型机场取得供应，在敌人炮兵的轰击下，在密集的步兵攻击下，在那泥泞如酱的小型掩体中，拼命坚持下来。热带的暴雨向他们迎面袭击。不但疟疾，还有痢疾和各种菌藻传染病，纷至沓来，使他们的体力大为削弱。这时，世人似乎慢慢地认识到争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意义。美军既已在那里登陆了，把他们撤出来是不可想像的。到了10月中，麦克阿瑟对罗斯福说：“要是我们在所罗门群岛打败了……整个西南太平洋就危乎殆哉了。”罗斯福也给丘吉尔写信说：他祈祷上帝，保佑他们守住滩头阵地。双方都把瓜达尔卡纳尔当做实力的测验。日皇在东京宣称，瓜达尔卡纳尔之战是“决定性的战役”。当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和阿拉曼战役，也到了最紧张阶段。这个丛林密布的岛屿，也和那两个大战役一样，宛如强有力的磁铁，吸来了多得同它们本身战略重要性不相称的军队，因为双方都倾力以赴，认为这一仗足以决定全局。
麦克阿瑟要求增援瓜达尔卡纳尔，话里是带刺的，他发表的公报一向如此。他要求将美国的“全部人力物力”，转到西南太平洋来。这就意味着对英国和俄国的物资装运要全部停下来，将美军载去欧洲的每艘运输舰都转到大洋洲方面来。在他看来，日本人的威胁，就是严重到这样程度的。但是，美国总统肯定不会这样看。他和战区司令官不同，对战争自有其全球观点。这当然要冒风险，但倾全力对付日本，所冒的风险就更大。即使他在那里打了胜仗，如果转过头来只剩下自己去和希特勒孤军作战，那又有什么好处呢？他需要英、俄同盟，就只能采取大西洋第一的战略。德国军队一天没有消灭，就不能说打败了纳粹德国。俄国人不断地在要求开辟第二战场，他和丘吉尔就得马上开辟一个第二战场，或者是类似那样的战场。所罗门群岛的美军处境危殆，他是知道的。他甚至亲自过问，要派援军去瓜达尔卡纳尔。除此之外，就要靠在那里血战的美军和澳军他们自己去对付了。
说麦克阿瑟想也能想像出华盛顿的动向，这是不可能的。从外表看来，这个首都仍然一派歌舞升平。汽车耀目，交通拥塞，食品充足，宴会频繁，一如往常。然而，在位居要津的高级官员中，则正倾其全力，对付当务之急。温斯顿·丘吉尔来美国访问，在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这是件头号重要的大事。但更为紧迫的，又似乎是如何把大西洋战役进行下去。第一步是要实行灯火管制。像迈阿密那样的城市，沿海六英里长的霓虹灯，一直照射到海上，把商船都照得一清二楚，给德军潜艇艇长指出了目标。于是，从1942年5月开始，实行半灯火管制（这是战时经济动员署署长吉米·伯恩斯搞的，所以又称为伯恩斯管制），这样，德军潜艇便无隙可乘。再过一年新型雷达、空中监视出现，这时驱逐舰也采用了新战术，于是德国潜艇才不再成为威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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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一支有1200万人的军队，军费是庞大的。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了108，903，047，923元的军事预算，在当时说来，已是史无前例的了。形势迫切需要增加军火生产。波音公司负责生产B－17空中堡垒（后来，负责生产B－29超级空中堡垒），联合公司生产B－24型“解放”式轰炸机，北美公司负责P－51型“野马”式战斗机，沃特公司负责F－4U“海盗”式战斗机。休斯、凯泽、和弗里泽等人的大名家喻户晓。哪个工厂生产成绩好，就由陆军和海军发给优良奖旗，让它在它们车间的房顶上飘扬。福特的柳树场，很快就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车间。在发生珍珠港事件那个星期天，这个本是一条宁谧小河缓慢地、蜿蜒曲折地流过那些未经垦耕的地方，现在这里矗立着全世界最大的车间，里面有一条半英里长的装配线。福特计划在这里每小时生产一架30吨重的联合轰炸机。这些飞机出厂很快，根本不用他考虑仓储的问题。这些飞机由驾驶员把它滑行到附近机场，进行试飞后就飞走参加战斗。
但是柳树场的合同也和其他事情一样，最后要由华盛顿某个部门做出决定。1942年6月中，有六个能讲英语的德国间谍由潜艇送来，在长岛和佛罗里达登陆。两人自首了，其余的被逮捕了，他们秘密储藏的炸药也被破获。由华盛顿派人来审讯、结果把这六个不肯屈膝的人处以死刑了事。耶鲁大学要用沙包保护爬满常青藤的房墙，这又要由华盛顿某个官员批准。有时各种命令，决定和谈话荒谬可笑。到了初夏时节，美国陆军妇女服务队的队员们穿上由洛德·泰勒公司所设计的新制服。于是《妇女服装日报》大做文章，说：“束腰和乳罩现在已成为陆军妇女服务队制服的一部分，这使制造束腰和乳罩的工业增添光彩。”但是布鲁克林的《碑石报》则对美国陆军妇女服务队发动了攻击，说美国陆军妇女服务队这个概念，是有破坏性的，是有人精心炮制出来，“破坏美国人和基督教反对妇女离开家庭的传统，把消除性别、纵情肉欲、不愿养育的异教女神带回国来，辱没美国妇女的身份。”甚至带有自由派色彩的主教的《公共福利报》，也反对妇女参军。但是许多妇女还是报名参军了。大家都想服役，连原来爱养狗的人也不例外。于是陆军将有点用场的宝贝小狗组织起来，组成K－9部队，给它一个绰号，管它叫“摇尾巴”。《纽约太阳报》小狗栏编辑阿瑟·罗兰还为这个K－9部队写了一首进行曲：
『我们来自祖国的狗窝，
告别了老家和炉火，
我们参加了狗的大军，
肩负起民族的命运。』
菲利普·怀利大约在这个时候说过，美国人表示感情往往有独特的方式。比如一师部队在阅兵场上排成MOM（妈）字，这种事第二次大战中只有美国兵干得出来。不过鸡毛蒜皮的琐事有利于把关系重大的绝密行动掩护起来，有些机密是要利用一切伪装的。在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东北18英里的橡树岭那里，工人们正在平整山麓，安放底脚，准备兴建一些建筑群。那里的人谁都不知道他们搞什么名堂。有人问，这是干什么？工人回答说：“干每小时一元三角五分的话。”从这里再往西两千英里，就是新墨西哥州那个平静的圣菲城，其中有不少带有外国口音的游客走到东宫街109号那座房子。接着，就有船把他们载到35英里以外的一个营地。他们只知道这是Y号工地，后来就是举世闻名的洛斯阿拉莫斯城。
太平洋海岸的西北部，到处都在兴建高大的联合企业工厂。工人们问老板，他们生产什么，回答是，生产“马匹的前身，要运往华盛顿的”，或者说，“流产的轮子。”【“流产”词近马车，如此答复，意为莫名其妙。——译者】连老板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有几个科学家，一个什么少将，少数几个由罗斯福总统亲自指定的文职人员，才真正掌握这机密。这个计划要动用的20亿美元，在联邦预算分散在各种项目下，看不出来的。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到这里来，到处打听情况，要看看纳税人的钱是否用得其所。白宫就叫他别管闲事。
这些科学家们知道，他们是在和时间赛跑。根据英国情报人员报告，柏林原来命令挪威的挪尔斯克氢化厂生产3000磅重水，后来又增加到1万磅。同时捷克的铀一直源源不绝地向德国那边运去。1942年10月15日，盟国在挪威空投了一支突击队，把这个氢化厂破坏了一部分。这使盟国有个喘息机会。但是毫无疑问，纳粹又会将工厂重建起来的。
这次杜鲁门参议员是白费时间。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杜鲁门所花的时间却颇有成果。罗斯福实行配给制度和物资管理制度，引起老百姓大为不满，本是早在意料之中。而且官僚主义既然又是那样严重，有些怨言就更无可厚非了。那年春天，出现了历史上最长最拗口的一个机构的缩写PWPGSJSISIACWPB（战时生产局钢铁工业咨询委员会钢管、钢索产品、电镀钢承包商小组委员会）。还有一个什么战时生产局工业生产处糕饼工业各色饼干椒盐卷饼小组委员会。12月份的头一周，物价管理局还发出这样一个通知：“凡是真正的圣诞老人，可以不受10月3日总统有关冻结工资的命令的限制。所谓真正的圣诞老人，是指那些穿红袍、挂白胡子、带着适合身份的一望而知的其他衣饰、而又具有慈祥、愉快的性格，能取得孩童们的景仰，执行他的崇高职责，传播圣诞节精神的人。”
这就是理查德·尼克松头一次看到的华盛顿。他是一个教友会派教徒，对于是否该去打仗，还没有拿定主意。所以，珍珠港事件后，他就带着帕特到东部，在物价管理局工作，每周薪金61元。他大学毕业时是个自由派，但据他后来说，看到管理配给制度的人怎样工作以后，他变得“比较保守了”。到了8月，他每周工资已经有90元，但据说在看到了“上面那些靠政治关系得到官职的人们在各式各样重床叠架的庞大机构中营私自肥”以后，他就辞职不干，克服了教友会教徒的反战原则，参加了海军。但这点并不说明什么，因为当时他已是征兵对象。他本来是个律师，参军以后，可以当个海军中尉。他被派到南太平洋。那时一位叫做约翰·肯尼迪的海军中尉也在那里，指挥一艘巡逻鱼雷艇。但尼克松和肯尼迪不同，他在战争期间大都不在前线，而在南太平洋作战空运处工作，没完没了地打扑克，学会从来往船只那里把各种美味搞到手，包括烈性威士忌酒。由于他精于此道，他的宿舍就以“尼克松碎牛排小食店”著称。一天，他在布干维尔岛，哈罗德·史塔生乘飞机来了。当时史塔生还是哈尔西参谋部里的人，但尼克松知道他是政治上前途无限的人物，很有可能当选总统，于是便设法赶到舷梯旁去欢迎他。史塔生紧紧和他握手，尼克松对这一点印象很深刻，但战后他见到史塔生提到这次见面，史塔生却记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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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霍普金斯在白宫二楼他那个和罗斯福的办公室不过是咫尺之遥的套间里，向一位未来总统传达欧洲战场的未来战略方针。后来盛行摇摆音乐一代的年轻人都把这战场叫做ETO。艾森豪威尔当时还藉藉无名。1941年他在路易斯安那州负责一次演习，才在军中博得一点名声。罗斯福在看了有关报告，又和马歇尔将军商谈以后，就认为要指挥这场极其艰巨的联合作战，最恰当的人选就是艾森豪威尔了。
这时华盛顿的高级官员都知道，艾森豪威尔中将要走运了，但很少人有反感。在一般美国人心目中，他是理想人物的化身，《星期六晚邮报》封面上画家诺曼·罗克威尔笔下的将军。他为人聪明大方，生气勃勃，忠厚耿直，谦虚谨慎。他爱拿方言开玩笑，将“阿卜杜尔·阿卜卜尔·阿米尔”唱个不停。他在得克萨斯州出生，在美国腹地堪萨斯州的一个小镇长大。大多数人都喜欢他，而他也喜欢大多数人。在举足轻重的共和党人物中，能让霍普金斯说句好话的不多，他却是其中的一个。他说：“在军事问题上，他的提纲挈领的能力，对基本要点的了解，几乎可以说是异常突出的；他是忘我地献身于加速战争早日胜利。甚至在健康很坏、医嘱全休时，他仍然不遗余力地工作。”
那时已是1942年6月，早该是总统选定欧洲战场司令的时候了。罗斯福曾轻率地答应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可以指望“今年”就会出现第二战场。珍珠港事件后，美军曾派遣一支象征性部队到爱尔兰——使流行歌曲界有人写了一支比较不幸的战时小曲《美国兵约翰在爱尔兰找到了一朵玫瑰》。现在美军远渡重洋到英国本土来了。他们给送到了各种古里古怪的小地方。英国人对美国大兵就开始啧有怨言了，说美国佬的问题是“军饷太高，性欲太强，离我们太近”。显然，有必要使他们知道未来目的地是哪里。艾森豪威尔在伦敦西区五月市的格罗维斯诺广场——这个广场后来就被命名为艾森豪威尔广场——安顿下来以后，美军和英军都准备出发了。
但开去哪里呢？美国人要从英国横渡海峡出击，但英国则主张进攻丘吉尔所说的“欧洲的柔软的下腹部”。事实上，无论在这两处中那一处作战，他们实力都还不够。所以他们达成妥协，选定了法属北非。在时间上同蒙哥马利从埃及发动的进攻配合，就可以将德国人逐出非洲。这次作战代号是“火炬”。
说来蹊跷，这次作战竟以美国进攻老盟友法国开始，却不是指向它的死敌德国。在珍珠港事件整整11个月以后，即1942年11月7日的星期六晚上，进攻的军队集中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海岸附近的800艘舰艇上。要把这样大的船队掩蔽起来是不可能的。柏林和罗马都得到了消息，都在猜测这支船队开向那里，认为不是马耳他就是埃及。到了凌晨3时，这些登陆舰艇将步兵送上法属非洲的陆地时，整个欧洲为之目瞪口呆，而最震惊的莫过于贝当元帅。9万个美国士兵擅自入侵，使他深为恼火。加上罗斯福对法属非洲人民发表短波广播，说“我的朋友们……我们来到这里，是帮助你们击退侵略者……永恒的法兰西万岁”！也使他非常难堪。他于是给总统去信说：“今晚获悉你军进犯，我深感震恐与不安。你采取的行动，竟如此残酷无情。”
自然，这位美国总司令的心情恰和贝当截然不同。他正在华盛顿以北60英里卡托克廷山的一个隐蔽的别墅香格里拉和霍普金斯等几个朋友度周末。进攻开始时，当地时间还是星期六晚。总统的电话铃响了。格雷斯·塔利去接电话，这是史汀生打来的。罗斯福拿起听筒时，手有点发抖。他听了一下便说：“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祝贺您。伤亡较轻——比你估计的数字低得多。感谢上帝！”他将听筒放好，转过来对他的朋友们说：“我们已在北非登陆，开始反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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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在直布罗陀指挥这次登陆，他的指挥所是在潮湿的地道深处。11月23日，他将他的总部转移到阿尔及尔这个白色山城。即使只是为了鼓舞士气，他也有必要上陆。美国人开始领教到德军不是徒有虚名的。“火炬”计划虽然使他们措手不及，但他们采取了迅速有效的行动。没有战斗经验的美军还没有前进一步，轴心国家的军队就已经占领了突尼斯，从西西里运来部队和装备加固。美军在冬雨的泥泞中举步维艰地行进，斯图加俯冲轰炸机和克虏伯88型大炮，对着他们，对着他们的坦克和掩护他们的空军猛轰。这样在1943年2月，反攻的德军把美军赶回过了卡塞林隘口。
从当时看，隘口一战似乎是盟军遭了殃。但结果相反，遭殃的反而是轴心国。巴顿将军接任了那里的军长，收复了那个隘口，同从阿拉曼一直把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赶到这里的蒙哥马利遥相呼应。在非洲的德军是必败无疑了。隆美尔飞去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报告，认为应该把他的部队撤出。因为要免于消灭，这个军团每月就至少要有14万吨的物资供应，但是盟国海军已控制了地中海，德军原来的供应早已微如涓滴，这时又从2.9万吨降为2.3万吨，再降为2000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说隆美尔是个悲观派。他们得意扬扬地说，你看看卡塞林隘口之战罢，雅利安部队碰上那些混血杂种的美军，结果就是那样。他们继续运兵到滩头阵地，使隆美尔大吃一惊。这样，到了5月初，盟军啪地一声关上了陷阱，一网打尽了接近25万德国战俘。如果包括战场上的伤亡数字，轴心国军队在法属非洲总共损失了349206人。美军在这第一场战役中伤亡不过1.85万人而已。
巴顿没有在那里待到战役结束，艾森豪威尔已将他派去制定进攻西西里岛的计划。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蒙哥马利与巴顿又一次要在这里配合作战。这场战役代号是“哈斯基”，有法军一个军参加。夏尔·戴高乐尽管受到英美冷遇，一直在后方进行工作，他运用政治策略，靠着纯粹意志力量，控制着解放了的法国人，鼓舞他们参军。后来马克·克拉克将军谈到戴高乐的部队时就说：“从来没有一个战斗组织有它那样英勇的。”到了这时，不管什么盟军，都有点使敌人望而生畏。欧洲在心理上已经起了变化。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大战丧师33万，现在既已被逐出非洲，德军看来并不是所向无敌的。到1943年夏，能使敌方丧胆的正是盟军了，特别是轴心国里那些半心半意的伙伴如意大利人和西西里人，就更害怕。
西西里战役是一场政治战，其目的是要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从这个意义说，这场战役是成功的。它在军事上也是一个胜利。盟军占领了一个由25.2万人的军队把守的贫瘠多山的岛屿，只用了一个月零几天时间。在罗马，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直截了当地对瞠目无言的墨索里尼说，他已不是政府首脑了。“士兵们已无心再战。此时此刻，你大概是意大利最遭人恨的人。”他被逮捕了。在皮亚特罗·巴多利奥元帅领导下的政府开始和艾森豪威尔的代表秘密谈判。结果是，巴多利奥同意在9月8日广播宣布意大利投降，而盟军当晚就在意大利胫部的萨莱诺登陆。作战计划代号是“雪崩”，目的是生俘措手不及的德军，在整个意大利半岛肃清轴心国部队。
这样一个计划，他们怎么会认为可以实现呢？这是无法解释的。要把这样大的机密进行保密，是不可能的。保不住口风的意大利人把全部情况都向德国秘密警察和纳粹情报机关和盘托出。巴多利奥按照原来答应的，在9月8日无条件投降。但这时德军的精锐师团早已源源不绝涌进意大利，把他们以前的盟友解除武装。马克·克拉克的第五集团军，被钉死在萨莱诺动弹不得。美军原已知道意大利会投降，满以为这次作战将是轻而易举，因此又生气又混乱。敌人的坦克和大炮把他们圈缩在纵深不足五英里的滩头阵地上。每天晚上，一个能操英语的德国人，用广播器向陷入重围的部队大喊大叫。他看来是好莱坞西部片的爱好者，他用那种口吻叫道：“好吧，老兄。过来投降罢。你们都在我们火力控制之下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四个月。在柏林，为戈培尔进行宣传广播的一个英奸“哈哈勋爵”预言“又将出现一个敦刻尔克”。
这场意大利战役的悲剧——毫无战果的战斗，毫无必要的受罪，没完没了的包围战，就是这样开始的。但在意大利东岸，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却进展神速，同占领了塔兰托海军基地的英军空运第一师会师以后，直奔亚得里亚海的巴里港。英军兼程前进，想减轻美军所受的压力。美国空军则对俯瞰萨莱诺的群山进行轰炸。这个滩头阵地挤满了美国炮兵，一直到9月5日，德军终于开始向那不勒斯慢慢后撤。
这场意大利战役到底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如果将军们弄不清楚，连长们倒是清楚的。地形与第五集团军为敌。他们花了三个星期，伤亡近一万两千人，最后才抵达那不勒斯。阿平宁山脉仿佛脊梁骨一般直穿意大利全境。既然意大利河流都发源于这山脉，步兵们就得逾越一个又一个的河谷。而每过一谷，又总是山岭耸立，德军就在上面踞濠固守。最著名的是卡西诺山。有一千四百年历史的卡西诺寺院就在这里，这也是凯塞林将军的古斯塔夫防线的西部据点。敌人在环绕寺院的高地上依山掘壕，使用迫击炮与呼啸弹（这是美国大兵给它起的名字），迫使美国步兵付出大量伤亡。美国坦克又不断被克虏伯88型大炮所摧毁。盟军认为德军将卡西诺寺院用来做观察哨，就用飞机把它夷为瓦砾。但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敌人火力还是和过去一样的准确无情。
使那些步兵更加遭殃的是，艾森豪威尔回英国去，筹划准备横渡英伦海峡向法国的进攻。他把最优秀的将领巴顿、蒙哥马利和奥马尔·布雷德利都带走了。意大利的寒风暴雪，猛袭着那些形如锯齿的山岭。白天泥深齐腰，晚上则冻成坚块。漫画家比尔·莫尔丁认为，那里的泥土简直有如鬼神在作祟一样：“在和平时期，我认为欧洲绝不会这样泥泞。同样，我认为全世界的泥都不会像欧洲的那样深，那样黏，那样湿。它甚至连颜色也不正，不像普通泥土那样。”这场消耗战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尸体用血污的睡袋或军用雨披包起来堆着，用通讯部队的电线像一捆捆柴也似地绑扎着。饿狗会把死人的喉咙咬断。冻疮和战壕足病到处流行。哨兵们在岗哨上冷得浑身发抖。在人们记忆里意大利冬天从未有过这样严寒难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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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陆军部通知各报社和杂志说：不要再将步兵叫做“G.I”了。理由是：“G.I”一词原意是一切统由政府发给，因此对美国士兵来说，那是“有失人格，有辱身份，有损尊严”的。在胜利的气氛中，编辑们与发行人立即同意。这个名称当时似乎荒谬可笑，但从长远来说，倒也有好处：因为正如1918年的步兵称为“炸面团”，越南战争中的步兵称为“老咕哝”，而“G.I”一词，则是专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他就是这个摇摆音乐一代的青年的象征，或者说这一代青年逐渐消失的象征。这些青少年原来是眉清目秀，穿着不称身的卡其军服离了家，回来时年已23岁，都已经变得不爱说话，眼神呆钝，逆来顺受了。在第三号大街的高架电车或者什么别的东西在上空经过，听到呼呼、呜嘘、飕飕一类啸叫声，或者听到类似帆布撕裂声，就会不知其然的紧张起来。
令人悲哀的是，现在很少有人记得美国大兵当年是什么样子了。电视台情景喜剧中常常出现演员表现的那时部队服役的情况，使儿童们看了以后认为战争是惊险紧张，好玩得很的事。欧洲战场的每个士兵都这样想，将来他们老大育子以后，孩子总有一天会问他：“爸爸，大战时你在干什么？”他从来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并不一定要他回答的。孩子们接着就会发表意见说，毫无疑问，如果当年是霍根的英雄，或者麦克黑尔【这两个是美国电视台连播喜剧的主角。——译者】的海军战士，那就棒极了。或者说得使人最不好受的，“跟着巴顿打仗该是多么好玩呀！”当然也还有其他大兵形象，但同样也不符实际。那些什么美国革命女儿会，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美国退伍军人团的勇士们，都把美国兵说成是脸上刮得光光，头发修剪整齐的忘我英雄。而70年代的大学生们，则满腹狐疑，难道真的有过这样一个年代，人们可以以身穿军服自豪，扛着步枪，开枪杀人还自认有理？
这样的年代确是有的，这些人就是这个年代的人。在欧洲战场的步兵到了1943年的冬天就已成为久经考验的战士，连亚力山大大帝和拿破仑也会认为是熟练的步兵。这些步兵不像他们那样耀武扬威（或者说，没有像人们说他们的那样耀武扬威。打过仗的人对这些名将的传说，都不大相信），如果他们有军衔的话，在前线上也不会戴上肩章，因为前线的德国兵（大家称为克劳特）是专以狙击军官为乐的。作战期间美国兵不刮胡子，不理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当花童【Flower children，嬉皮士的别称。——译者】，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剃刀、刮脸膏、镜子、热水，也没有时间。
在意大利经历了两个星期的倾盆暴雨，卧伏在满是泥浆的散兵坑内，躲避着敌人的炸弹、坦克、手榴弹、枪弹、火焰喷射器、饵雷、烈性炸药和磷光弹等等，人人看上去就活像一个流浪汉。他的行为举止就常常不怎么文明了。他会在同伴们众目睽睽之下拉屎，也有很多人对他这样做很感兴趣，在那里品评一番。他讲话下流，对未上过前线的人特别无礼（说他们是“后方梯队的杂种”）。这些兵的衣服又湿又霉，一撕即破，有时则臭气逼人。但最重要的是，他精神厌倦。有些人要很多年才从厌倦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有些则始终恢复不了。
一切过去以后，将军们相互授了勋、道了喜——这么说听起来有点挖苦，但大兵们是会这样说的，你要是不知道他们这种看穿一切的态度达到什么程度，你是无法理解他们的。这时，有一个军需总队的文职雇员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普通美国士兵每天要背84.3磅。这使他成了战争史上负重最多的步兵。这个数字会使有些人吓了一跳，包括将军们在内。将军们不知道，这是不可原谅的。但当过大兵的，对此却一点不会感到惊奇，他知道他自己等于当了驮兽。进入前线时，他穿上或者带上他的军服、盂型钢盔和盔垫、M－1步枪、匕首、水壶、掘壕工具（铲镐两用的工具）、刺刀、急救包、子弹腰带，其中每个袋都装着步枪弹盘，两条载着备用弹药的跨肩直带，系在腰带上的手榴弹，背包带上挂着背包，背包里面有雨披、百灵风雨引火条、饭盒、香烟、风雨打火机、用笺、家信、各种军用干粮——C类、K类或获得陆海军生产优秀奖旗的海因茨公司出品的罐头火腿旦。此外，他还要分担他那个战斗单位的大型武器装备，例如勃朗宁自动机枪，或机枪脚架，勃朗宁轻机枪或重机枪或其三脚架，或者是60或80毫米迫击炮或其炮座。
这些是非带不可的。本来，他还该带防毒面具，但他在离开北非前，就已经把它扔掉。他背上的重量不能再多了。陆军部只想他能更多背一些。这并不是因为有虐待狂，而是认为他需要的东西还不止这些。晚上他该有条毯子，还该有半个顶篷，这样他和另一个士兵的凑在一起，晚上就不怕雨淋了。事实上他最需要的倒是多几双袜子。没有袜子替换，污泥沾脚，久而久之，就会变为战壕足病。脚痛难忍，无法走路，只得爬到营部救急站，医生将鞋子割开，双脚已经肿到橄榄球那么大了。有时就只得截肢。冻伤的有时也有这种情况。战争后期，对一些特别照顾的师团发给了“长统皮靴”，可以保持干燥。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袜子保暖。
这些满身泥块，样子古怪的战士最担心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德国大炮。有一次，美国兵周刊《扬基》引用一个下士的话说：“这些大炮不饶人啊！有人说：听见炮弹呼啸你不必再弯下身来，因为已经太晚了。但不管怎样说，我们还是弯下身子。迫击炮弹中标几乎是无声的，但无声也吓人。因为我们得知道炮弹究竟落在那里。”在纳粹的大炮中，最可怕的是克虏伯88型。有时，这种大炮几乎好像是会拐弯似的。当时，美国大兵认为没有东西比这种“寄来邮件”（德军炮弹）再厉害的了。但是对面山头那些戴着铁十字奖章的家伙，不一定会这样看。到了1944年，美国的“寄出邮件”，就有雷达导向火箭，无线电引信炮弹和一种喷火筒喷出来的燃烧剂。这种燃烧剂是由哈佛大学化学家们和美孚石油公司技师们共同研制出来的。它把皂粉和汽油泡制在一起，称为凝固汽油。
罗斯福有一次表示很可惜，没有人为这次大战起个恰如其分的名字，这流露了他的真实思想。他本人是想名之为“暴君之战”。他又认为这次大战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蒂佩拉利》和《在那边》这样动人心弦的歌曲，也是非常可惜。这可把底牌露出来了，原来三军统帅们和五星将军们所想的，就是这种思想。要是美军大兵听见的话，可能会起哄反对。在他们看来，给世界大战编个号就够了。如果说，既然把他们称为GIs有失他们人格，以数字为战争编号会使他们的荣誉有所减色，但是他们还是接受了。这样很公道嘛！沃尔特·约翰逊曾指出：尽管艾森豪威尔所写的书名为《远征欧陆》，欧洲战场的战争却没有远征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幻灭使后来任何口号、游行都失去了号召力。“经济萧条，创痕犹在，那些在困难期间感到前途茫茫的人，在忧虑之余，又来了这一场战争，更加觉得前途渺渺。青年人追求荣誉的心理已为击败敌人的决心所代替。这个事业的正义性无可怀疑，但是，全国人民是绷着脸孔去进行战斗的。”
描写欧洲战场美国大兵的两个最有名的漫画人物却并无滑稽之处，这点倒是很有意思的。战争有时可能荒唐得难以置信，如果说欧洲战场是荒唐可笑的话，威利和乔这两个人物是用一笑置之的态度来看待的。但在多数场合下，他们是情绪忧郁的。画家当时写文章解释说：“我们不需要有人来进行思想灌输，或告诉我们，现在是在打仗。我们知道现在是在打仗，因为我们是亲眼看到的。我们一点都不喜欢战争。但并没有多少士兵开小差，因此，天花乱坠的宣传就未免多余。”
尽管这样，说来奇怪，从自愿去打仗这点说，历史上没有那一辈的青年，思想上比他们更有准备。之所以自愿，只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件工作非干不可。他们就是这样看待战争的：这是一件工作，一件肮脏、令人作呕的工作。但如果你正是少壮之年，脸色红润，营养良好而又神经反应正常的男儿，除了去打仗而外，你又能怎样呢？肯定地说，拒绝去打仗的人是有的。罗伯特·洛厄尔就是一个出于良心驱使拒绝服役的人。他在想像中可以看到空袭时受害者丧肢断腿的情景，他不愿意参与其间。但像他这样看的人不多。即使有，其中大部分人也不愿意将世界奉送给希特勒。
当时协和神学院院长亨利·科芬博士（后来他的侄儿也当了耶鲁大学牧师）说：“神学院不会成为逃避应征者的避难所。”这个说法，在这盛行摇摆音乐的青年一代中，大多数人是同意的，连那些厌恶暴力行为的人在内，也会同意。要是在越南战争时期，他肯定会采取不同的立场。因为这两种战争性质截然不同。在越南的伤亡士兵中，属于贫苦家庭出身的，其比例之大，真是使人吃惊。1972年以前，在校大学生是免役的。到了毕业时，他们又都学会钻征兵法令的种种空子。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凡是身体健康的都去了。亨利·洛奇中校在非洲沙漠中指挥坦克，威廉·诺兰是在法国的一个少校，汉克·格林伯格这个著名的底特律的职业拳击家是个陆军少尉，吉米·史蒂华和克拉克·加布尔都是空军军官，沃尔特·温切尔和约翰·福特是海军军官，约翰·休斯敦成了少校，达里尔·扎纳克和弗兰克·卡普拉是中校，杰基·柯根是个滑翔机驾驶员。保罗·道格拉斯年已四十，还是参了军，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当个二等兵。其他自愿参军的有乔·狄马乔、雷德·斯克尔顿、罗伯特·蒙哥马利、道格拉斯·小范朋克、亨利·方达、路易斯·海华德、泰隆·鲍华和大卫·尼文。【亨利·洛奇，威廉·诺兰后来都是共和党参议员，吉米·史蒂华和克拉克·加布尔，都是著名电影演员，沃尔特·温切尔是著名广播员，约翰·福特是著名电影导演，约翰·休斯敦是著名电影导演，达里尔·扎纳克是电影制片商，弗兰克·卡普拉是著名电影导演。杰克·柯根原是电影童星。保罗·道格勒斯是参议员。乔·狄马乔是著名棒球运动员，雷德·斯克尔顿，罗伯特·蒙哥马利，道格拉斯·小范朋克，亨利·方达，路易斯·海华德，泰隆·鲍华和大卫·尼文都是著名电影演员。——译者】
1942年1月，乔·路易斯【乔·路易斯，黑人，当年全美拳击冠军。——译者】在拳赛中用了2分55秒6，将巴迪·贝尔击倒。他将其全部收入交给海军抚恤协会的纽约分会后，自己加入陆军服役——尽管有这样使人吃惊的事：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红十字会将血分成“白人血”和“黑人血”，用不同容器分装。假如当时在战斗中也分肤色，富裕和特权阶层留在安全地区的话，乔·路易斯也许会犹豫不定了。但他们没有留在安全地区。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海战中，因勇敢而获得嘉奖的就有总统的儿子富兰克林·小罗斯福上尉，当时他是一艘驱逐舰的炮兵军官。格伦·米勒少校随机殉国。阵亡人员中还包括辛克莱·刘易斯之子韦尔斯·刘易斯少尉、纽约的赫伯特·莱曼之子彼得·莱曼少尉【辛克莱·刘易斯是著名作家，赫伯特·莱曼是参议员。——译者】；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之子彼得·索尔顿斯托尔海军陆战队中士、一个外交大使的儿子约瑟夫·小肯尼迪和哈里·霍普金斯的小儿子——十八岁的斯蒂芬·霍普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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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的小伙子们是在《星条旗报》《扬基》或《时代》周刊和《纽约人》的简报版（小型无广告）看到这些消息的。他们以美国的民主军队自豪，正如他们以美国的工程兵和海军工程队自豪一样，前者能够在一夜之间搭成活动便桥，后者曾在英国工程兵声称无法办到之后，将阿森松岛的群山推平，建了一英里长的长形机场。尽管这样，他们很少吹嘘本国，甚至在自己人中间也没有这样。他们采取了一种坚强的、满不在乎的姿态，把该熬的都熬过去了。他们对前方老是享受不到后方梯队那些享受——电影、鲍勃·霍普【鲍勃·霍普，电影喜剧演员。——译者】的节目、红十字会女郎——有牢骚。但是，如果牢骚发展成为叫苦，他们就会教训叫苦的人。他们就会奚落他说：“找随军牧师去吧”，或者说“讨厌鬼”，或者说“去你的，你以为军队像家里一样吗？”
凡是可以供大家一起发牢骚的话题都是极受欢迎的，都觉得津津有味。当然，K－9军团就是很好的目标。妇女队队员也是如此。他们告诉我，我告诉你，说这些人都和军官睡觉的。“喂，你知道哈尔西那件事吗？他给一个‘浪头’【“浪头”WAVE是缩略词，指美国海军妇女志愿紧急服务队队员。——译者】冲到桥底下了。”（女海军陆战队队员没有缩略词，海军陆战队管叫她们为BAMs——意即大屁股的海军陆战队；女的也不甘示弱，予以还击，叫他们为HAMs，意即屁股毛茸茸的海军陆战队。）但最能引起大家发牢骚或哄堂大笑的，还是国内的广告。他们对报纸的简报版有意见，理由之一就是这些简报没广告，而他们就是想看广告，还特地写信回家要这些东西。麦迪逊大街【麦迪逊大街在纽约，是美国广告业中心。——译者】下一步究竟打算干什么，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先睹为快。
但是，如果麦迪逊大街的说法真的可信的话，那他们的所干的事就是为了战争得胜。一则典型的广告写着这样的标题：给母亲们的最好礼物！头两段的广告说明，这礼物是磺胺剂。但看到第三段你就知道，作广告的是个冷气设备公司。原来磺胺剂之所以能合成，是因为冷气设备使科学家们能舒舒服服地工作。这是绝妙的一着。另外一家抢生意的公司也不示弱，声称有一次用鱼雷击沉日本货船，他们也做出一份贡献。因为那艘美国潜水艇的潜望镜是在装上冷气的车间中磨光的，所以“正是这些冷气设备，使这一击才有可能”。
另一则广告又说：“化肥可以使战争得胜。”小伙子们都认为，真的那样的话，麦迪逊大道真是干得不错。一个轴承制造商叫大后方的人们不用担心，美国兵能从“公路上安全驶回家”，因为他用的还是军用轴承。食糖用去杀纳粹了。家用药箱没有蓖麻籽是因为送到安齐奥去了。幸运牌香烟的烟叶，也用到战争上去了。老人牌刀片的钢用去造刺刀了。闹钟要保证将军们按时行动。有些广告则说：“要使空战获胜，棉布可以助一臂之力”，“不管那次进攻，电线都是骨干力量”，“在清扫颓垣断壁、建设更美好的未来世界中，重型设备正在发挥作用”。在一幅广告画里，一个士兵卧在吊床上。那个金属机件的制造商说：“他这一摇床绝不会掉下来，因为那个夹钳，比之规定强度还要强30％。”总之，广告文字越是有趣，士兵们越是爱读。但是，有些广告调子，则可以说是缺德的。例如纽约一个坟场有意选择国外发生一场激战之后播送它的广告节目。在大兵们发现这情况以后，这个广告很快也就收档了。另外一个说来难以置信的广告是，建议爸爸妈妈们买眼镜要买一副好牌子的，这样才能认出他们从前线回来的儿子。结果，一大堆愤怒抗议的“胜利”邮简，有如雪片飞来，送到这个广告商的桌上。又有一家飞机公司的广告提出问题说：“谁怕福克伍尔夫大飞机？”陆军航空队某个基地的飞行员给这公司写信说：“我们就怕。”那里每个飞行员都在下面签名，连指挥官也不例外。
战争期间最著名的广告，是“四号上铺的小伙子”。它描述一个士兵，躺在卧车的一个卧铺上，回想当年“碎牛肉排和爆玉米花的味道……驾驶一部敞篷赛车的劲儿……还有一条小狗，叫做什么呸呸，或者小斑，或者讨厌鬼比尔”。它接着说：“他喉咙哽咽，说不定泪水盈眶。不过这没关系，小伙子。没人看见你……现在太黑了……”当然，大兵们认为这也是一大堆废话。但至少这广告是做好事（要大家为外出的军人让座），这好比呼吁大家买战时公债，不要上黑市买东西，搜集废铁，或者如果知道部队调动的消息“要守口如瓶”。大兵们对这些宣传都会默然置之，不会有什么反应。但真正使他们感到好笑的还是有些人明目张胆地利用战争谋求私利。例如有的广告说，如果每人每天多嚼几块威力格利口香糖，战时生产就会增加。或者蒙星威亚服装店的妇女紧身内衣广告，画着一名陆军妇女队队员，她说：“别说鼓鼓囊囊的才爱国！”或者在中士牌灭蚤粉的广告画中，一个“老中士”立正报告“发现蚤子，已予消灭”。
另一则广告“穿着沾满泥浆靴子的天使”，则独具一格。在广告画里，一个护士俯身在一个伤兵上。广告商仿佛猜透了那个士兵的心思：“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个快步如飞，笑声阵阵的姑娘……你就是我所喜欢的那种讨人喜欢的姑娘……你并不是老是穿着这些沾满泥浆的靴子的。有一次，你穿着崭新、轻快的鞋子，在夏天的草坪上奔跑……”说着说着，那个广告起草者就做起梦来：“是的，她长大了……看见她那沾满泥浆的靴子，就知道了。那些手艺高明的男女工匠……当初给她制了色泽鲜艳的各种便鞋，后来又用他们的手艺为她制成坚韧结实的靴子，使这个护士可以踏进泥浆，穿过雨水……战争爆发了，又是这些鞋匠创制了护士的北极鞋、士兵的北极鞋、丛林靴、飞行靴、在甲板上能防滑的航海靴、北极毡里靴等等……有朝一日，又会有姑娘们在阳光灿烂的草坪上跑来跑去，心里像夏天一样的明朗轻快，脚上像彩虹一样五光十色。”当然，这个广告起草人不是要她们穿什么“彩虹”的，所以他说：“穿着玩玩的鞋子又会上市的，记着这个商标罢！……”不知怎的，大家还是把这个商标忘掉了。
这个“穿着沾满泥浆靴子的天使”的广告之所以很煞风景，那就是它利用了步兵们在心灵深处对爱情生活和战后和平的憧憬这种不轻易向外人道的感情。士兵各有不同，他们的憧憬倒是异常一致的。他们都曾在密布特勒式地雷的田野上一跳一跃地前进，笨拙的样子是自古以来步兵的特点。这样，他们相互之间就越来越相似了。威利和乔可能是一对双生子，威利的鼻子大点，乔的鼻子小点，有时连创作者本人也会把他俩弄错了。但是由于他们处境相似，忧患与共。他们对什么是理想的未来，已形成共同看法。这与头条新闻、突破敌阵、钳形攻势等等，都不相干；那是将军们所考虑的战争。另外一种战争，正像约翰·斯坦贝克所说的，是那些“想家的、厌倦的、滑稽可笑的、冲锋陷阵的普通士兵的战争。这些人在钢盔里洗袜子，抱怨吃得不好，向阿拉伯女郎吹口哨，或者说，见到什么女郎都吹口哨。他们硬着头皮把世界上这件最讨厌的勾当勉强熬过去，不失幽默、尊严和勇气。”这是比尔·莫尔丁所描绘的战争，这是厄尼·派尔【美国战时记者。——译者】所报道的战争，这是塞德·萨克【美军《星条旗报》的漫画人物。——译者】所经历的战争。这是那些把《扬基》周刊的蓓蒂·葛莱宝和丽塔·海华丝的封面女郎视同珍宝的人的战争，是邮政局长法兰克·沃克完全无法理解的战争。他竟然认为《老爷》杂志会引起大兵们的色情肉欲，因而下令禁止邮寄。
这场战争，使他们渴望温柔和爱情、美人和温暖，渴望有真人来代替封面女郎，渴望有一个真正的家，而不是以军队为家。当时刚从史密斯学院毕业的贝蒂·弗里登后来回忆说：“妇女也和男人一样追求家室儿女之乐，希望梦想成为令人慰藉的现实。我们都是脆弱的、想家的、寂寞的、心惊肉跳的。”范妮·赫斯特写道：美国女子“正在倒退……向着‘家庭’倒退”。在欧洲，美国大兵们郁郁不乐地哼着从德军防线后面播出的“李莉·玛莲娜”的旋律，那是一首最动人的战时歌曲，对哪一国的兵都具有感染力：
『在兵营前，在大门边，
点着一支灯，她站在灯前。
在那儿，我们再次相见，
我们要在灯下站着，
李莉·玛莲娜呀，一如往昔，
李莉·玛莲娜呀，一如往昔。』
而在国内，姑娘们都在翘首瞻望战后的世界，她们听到的歌是：
『我一人走路真孤独
因为，说句实话，我感到寂寞。
寂寞，对我说来没什么，
要是我心里知道，你
也是感到寂寞。』
或者是：
『苹果开花时，
我俩相见相亲，
相见相亲，
你的姓换上了我的姓！
五月天，
天气晴；
太阳亮晶晶，
今天好太阳，晒得新娘子好高兴！』
可能因为前线与后方之间通信频繁，不管是在欧洲战场或者是太平洋战场的青年男女不但切望同样的未来，连未来生活的细节也往往想法一致。房子要有白色的围篱，离学校不太远，可以走路上学。女的要有一箱子银餐具，而当过大兵的则要有个自己的小室。他们会一起收拾花园。他大概每天要乘车去上班，因为他们住在宁静的郊区里。当然，他们会有孩子的，这些孩子幼时惹人喜爱，上学后聪明伶俐，到了十多岁便出人头地。中学毕业后，他们就会在全国最好的大学读书，这时，他们的父母是会非常非常引为自豪的。
第十章 国内战线
1942年3月间，据当时流传全国的一则传说，有个女人在公共汽车上大声说：“现在可好啦！我丈夫的工作从来没有那么好的，挣钱比以前多。所以我倒希望战争再打下去。”这时另外一个女人站起来迎面给她一个耳光，气冲冲地说：“这一下是为我死在珍珠港的孩子打的，而这一下”……接着又是啪的一声——“是为我在巴丹的孩子打的。”
这个传说看来有点不足为信（哪里会有个母亲有个儿子在瓦胡岛又有一个在吕宋岛呢？）。可是它既然广泛流传，这就说明它反映了战时美国的一些情况。对千百万美国人来说，故争繁荣的确是发财走运的好机会，大萧条时期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但是他们感到问心有愧，不过当然不是惭愧到连钱都不想要了——这样未免要求过高，违反人性，而且对前方作战部队也没有什么好处——只是惭愧到也想做些有益的事，比如帮助收集废铁，购买战时公债，参加民防队服务，或者偶然遇见一个孤独的士兵，就请他喝怀酒。
历史上每发生一次大战，社会都会经历一场大变革。这场战争光从它的规模来说，就必然会使美国大大改观。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纽约每日新闻》真的认为：美国士兵之所以在打仗，就是“为了要回来看球赛，为了要让汽车的油箱装满汽油。”至于美国士兵们，有时却以为他们在打仗是为了亲爱的妈妈和爱吃的苹果馅饼。但历史并不让那些创造历史的人那么容易地如愿以偿。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经历了美国在1941－1945年那样剧烈的变化以后还是依然故我，不改变对自己的看法。国内战场实际上是各种观念、各种习惯、经济理论、外交政策、两性关系，社会各阶级关系进行较量的战场。不但到处都有美国大兵，到处也有离开家庭当工人的女人。她们再也不会和战前一样了。
产生这些变化，有个最显而易见的原因：那就是原来国内经济捉襟见肘，而现在有了大量的游资。1942年，华盛顿每天支出三亿元，这些钱就到了男男女女的钱包里。1945年战争结束，战争总开支估计达二千四百五十亿元。这个数字，比之美国从1789年到1940年各年度预算的总和还要大，而这段期间，美国还应付了五次战争。1939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就是说美国人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劳务的总值是九百一十亿元。而在1945年，则高达二千一百五十亿元。生产总值这样激增，是史无前例的。失业本来是个顽固的肿瘤，到了1940年还有八百万。现在这个肿瘤消失了。就业人数已从四千五百万增加到六千六百万，其中五百多万是妇女。保罗·布尼安【保罗·布尼安：美国西北伐木场流传的民间故事中的一个伐木巨人，能用一把斧创造奇迹。——译者】回来了。美国人原来在股票市场崩溃以前固有的自信心又恢复了。1943年公司的利润，就超过1929年。
约瑟夫·保罗·戈培尔曾叫嚷说：“美国人已不可救药，他们只能一再依靠吹嘘自己物资丰富。他们大言不惭，说每天差不多生产一千架飞机和坦克，可是要用这些武器的时候，他们又没有了，结果，他们一再挨揍。”这种讲法是没头脑的，甚至是可笑的。美国能派出一支一千二百万人的军队，同时和两个可怕的帝国作战。又能建立一支比敌人和盟国的海军加起来还要大的海军，与此同时，民用开支又比1939年增加百分之二十。这样一个国家确实是使人感到有些不解的。这种现象使有些评论员们感到困惑。“我们生活轻松，比较舒适，完全有保障”，爱德华·R·歇罗说：“这次战争开始以来，生活水平还能提高的，只有我们这个国家。整个欧洲都已弄得筋疲力竭，而我们却没有。”埃里克·塞瓦赖德看到美国国内大多数人的生活因为战事反而好了，就告诫人们说：“如果说困难能对人的思想产生影响，那么舒适也会有影响的。”
《时代》周刊大肆宣扬说，“美国骤然富起来了——似乎全国各地一下子都富起来。”但是，真正发财的美国人并不多。经营有术的大公司把许多小生意挤垮，这是事实。但是从税收情况看，战争繁荣的真正受惠者是在大萧条时期全无积蓄，或者积蓄很少的小家庭。这一切情况都不是事先有计划安排好的，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民族性。有二十世纪的托克维尔【托克维尔（1805－1859年）法国政治家、著名作家。——译者】之称的D.W.布罗根，向其他欧洲人解释说，他们的新盟国对战争的看法和他们不同。“对美国人说来，战争是一种买卖，不是艺术。他们对道义上的胜利并不感兴趣，只对战争的胜利感兴趣……美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公司，股东们都希望它不亏本，而他们的整个历史也证明这个希望是有根据的。”
甚至从事农业的人在战争景气中也兴旺发达起来，而且有个重要原因。最初，他们对于过去曾使他们倒霉的农产晶过剩存有戒心，不敢放手生产。但到了1942年秋，他们的政府领袖说服了他们，他们必须成为全世界粮食的供应者。于是他们又着手生产粮食，收成比之过去最高产量还要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上述的那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大萧条期间，发明家、化学师、工程师和农艺师都已发明了新肥料，高产种子，杀虫药和新的农业机械。这种种科学技术，改变了大地的面貌。其他方面也都是如此。战争迫使大家通力合作：科学家、军官、经济学家、公司经理和国家官员都在群策群力，不但对战时各种问题，而且对战后世界的棘手问题也要找到立即见效的解决办法。三十年代没有加以利用的发明创造，现在却对战争作出了贡献。象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副教授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那样有经营管理天才的青年人就认为，象雷达、预制构件建筑的房屋、冷藏食物、柴油机以及原油的催化分裂蒸馏等等，到了和平年代，必然会使人们生活更为富裕。战时繁荣已为大规模的市场奠定了基础，显然，胜利之后，这种大规模市场还会进一步扩大。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写道：“战争期间，肯定地发生了思想上的相互启发，使各方面受到激励。总的说来，美国的科学技术在战争期间发展非常迅速，就有如在温室里培育的植物一样。”
这种生产奇迹早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它的深远影响在三十年之后，才开始显露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种极大的推动力，促进了社会的平等。确定社会地位的传统的标准，已经不再起作用。以前财富、阶级、年龄，种族、性别以及家庭出身等等，现在都己不再是使人本能地发生敬重的因素。从前人们由于“出身”受到尊敬；现在战争带来了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谓“人身平等”，把这种传统破坏无遗。星星监狱再也不会把象理查德·惠特尼那样的人视为贵宾。甚至靠事业成就而取得的社会地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些曾经对美国解放生产力作出贡献，开辟了科学技术新纪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也很快就被人们称之为“书呆子”了。
这并不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社会大变革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早已在酝酿成熟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禁酒年代、大萧条以及后来的冷战和核弹头威胁的阴影下，所有的政府领袖都无能为力，这种种因素都使一切权威的象征失去了群众的信任，从国旗到十字架，从白官里的总统到每个家庭的父亲。尽管这样，从珍珠港到日本投降之间的岁月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实行全国总动员，人人都一视同仁，阶级界线已经不那么明显。更重要的是，战争把经济力量转移到那些本来是无权无势的人身上。在战争未带来繁荣之前，美国是人找商品的国家。战后出现了所谓消费者社会，商品要找人。下层阶级变得富裕，那是因为四十年代初期所攒的工资。同时，大手大脚花钱被认为是不爱国，而且物资缺乏，政府又采取种种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措施，人们也不想拚命花钱。但是，银行存款不断增多，经济学家也为此担心。到1943年夏，财政部估计美国人在国内已储蓄了约七百亿元的现款、支票帐户存款以及可兑为现款的战时公债。财政部总顾问伦道夫·保罗称之为“活性炸药”。考虑到它后来对美国生活的性质和特征会产生什么影响，这种说法也并不是过甚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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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还未稳操胜券之前，这些考虑让步于当务之急。轴心国还未打败，就去盘算和平时期所面临种种难题，那未免过于冒失，甚至是危险的。1942年政府曾建议由全国资源规划局负责，研究战后问题。可是国会把这个局撤销了。这个建议也被扼杀了。总统很多时候不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问题。在1943年12月28日一次记者招待会后，他就曾对逗留未走的一位记者说，他对“新政”这个提法感到腻了。他说十年之前，“新政医生”这个内科专家，把这个国家的急性内科病医好了。可是，这个病人康复之后，又在1941年12月7日碰到“一场严重的事故。”新政医生对这种病完全是外行，就把病人介绍给“胜利医生，一位矫形外科专家”。
社论作家们听了如获至宝。《时代》周刊在题为“新政病逝”一文中写道：“新政，年仅十岁，在长期患病以后，终于病故。死因营养不良和被人废弃。新政在1932年总统竞选运动时出生，出世后四年内身体健康。1937年开始在眼部出现黑点。后患战争休克症，始终无法完全康复。其尊翁富兰克林·罗斯福先生已在上星期宣布新政去世。”但是他真的宣布新政死亡了吗？换个名堂，继续进行改革，这对罗斯福说来，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他正准备向国会提交两项重大法案：一个是美国士兵权利法案，给退伍军人以受教育及其他种种权利，另一个是凡是军人都有投票权利的建议。
在这些日子里，他每采取一次行动，对国会都得小心冀冀。国会把他当作一个立宪制的君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新的第七十八届国会中，保守派联盟的势力有所增长。尽管这样，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孤立主义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参议员阿瑟·范登堡长期以来已开始朝着赞成成立一个世界性组织方向转变，现在他正处在这种历史性转变之中。只有加利福尼亚的海勒姆·约翰逊，坚持美国应该“单干”，但是他和他的主张一样已入垂死之年。1943年秋，约翰逊发表了他最后一篇鼓吹孤立主义的重要演说。然后，在“参议院是否决定同意美国参与建立维持和平的国际组织”这问题投票，结果是八十五票赞成，五票反对，六人缺席。众议院则已通过一项类似的决议。票数是三百六十票对二十九票。这是由阿肯色州的一位年青众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提出的。这样在华盛顿举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条件都具备了。这次会议拟订了美国参加联合国的初步草案。参议院以八十九票对二票批准了这个草案。同时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外交官们也在那里斟字酌句，拟订出一个协议，准备建立国际银行和一个世界基金，使被战争蹂躏的国家可以稳定币值，进行重建。温德尔·威尔基为他在1943年出版的书似乎取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名宇：《天下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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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各大工厂的装配线日以继夜地转动，为俄国、英国、英联邦、自由法国的军队和美国自己的武装人员提供装备，准备1944年的决战。八五八书房连打字机工厂也制造机关枪；汽车工厂则在制造轰炸机。在康涅狄格州，伊戈·西科尔斯基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条生产直升飞机的装配线。另外一个在康涅狄格州斯特拉特福德城的工厂，则在制造六千架以上的“海盗”式战斗机。克莱斯勒汽车厂就为陆军制造了二万五千五百零七辆坦克。
由于机器精巧复杂，谁都没有办法预言下一周民用物资又有什么东西脱销。只有专搞囤积居奇的人，既有大批助手，又有无数资金，才能抢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之前预防价格突涨。糖、牛油、酒、肉、香烟——这些东西缺少，还讲得通，因为军队或战争工业都需要。但为什么这个星期有了香烟供应，各家商店反而又没有火柴呢？为什么在汽车胎实行定量配给后，用汽车的人决定改乘自行车，而赶到城里买车时，又发现昨天刚又开始实行自行车定量配售呢，又为什么卷发夹、假发、厨房用具、剪草机、纸张、束腰，茶叶、尿布、铜棺材、烤面包的电烘炉、烤饼铁模、拌蛋器、玩具兵士和玩具电车、芦笋夹、啤酒杯、痰盂、雀笼、照相机、鸡尾酒调制器、爆玉米花器、外来皮货和龙虾叉等等也都用去打仗呢？意见很多，回答却只有一个，而且老是粗声粗气：“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是在打仗吗？”是呀，我知道，但是为什么……？
这样讲法仍不太讲得通。主持战争动员局的吉米·贝尔纳斯是知道这点的。这个局还挤在尚在修建中的白宫东侧楼办公，贝尔纳斯的新闻收报机没地方放，只好放在男厕里。当然，在不少情况下，小商品之所以缺少，是因为这些制造商要生产凸轮和嵌齿，为战争服务。象民用游船，烤饼铁模和龙虾叉等在战争期间就再也不制造了。但这不是没有及时抛售积存的商品的理由。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象这样大规模的全国动员，必然会有些缺点和错误。对大约一亿二千二百六十万零四千美国人——占全国人口91％——发给配糖证，你总不能希望一点岔子都没有。错误总是有的，有些说来还难以置信。费城的配给办公室，就因为配给燃料忘记了配给自己一份，结果得暂时关门。凡是领略过房荒滋味的人都会听到过洛杉矶的一件谋杀案。当地一个记者名叫奇克·费尔顿到现场采访，亲眼看到被谋杀的人确已死去，便立即朝死者的住处飞奔。“我可以租他的公寓吗？”他气喘喘地对女房东说。她摇摇头说：“我已经租给那边那个警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