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14日，秋季开学的前一星期，动乱开始了，从此无论是伯克利还是美国任何其他大学都再也恢复不了原样。把言论自由运动叫做共产主义运动是毫无根据的。它是无政府主义的，并蔑视一切辩证法。一位支持这一运动的研究人员说：“一切旧的名目都过时了；如果这里有正统共产党人，那倒是一种温和的影响。”运动对理性主义的轻视有时到了荒谬的地步。当警察把萨维奥和他的八百名追随者从他们的造反中心斯普劳尔厅拉出去的时候，萨维奥大叫着说：“太好了！我们可以让校方接受我们的条件了！”
次年3月的一天，天气懒洋洋的，一个赤脚长发的青年在伯克利校园的正门前示威，手里举着一块标语牌，上面是蓝色衬底，就写着一个四个字母的下流字。他并非学生，他的名字叫约翰·汤姆森，是一个没有出版过作品的诗人，是伯克利的所谓“隐蔽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由一些无名的作家和政治上的激进派组成的，60年代后期发生的骚乱据说不少都是他们挑起的。第二天，又有十来个青年也举着写有同样字样的牌子出现；有一个人还对着校园里的扩音器大声念着他标榜的那个字，另一个人则向要逮捕他们的警官朗诵了《查特利夫人的情人》【英国作家D.H.劳伦斯（1885～1930年）的名作，一度被视为色情文学。——译者】中的一段。言论自由运动中的成员谁也不去保释汤姆森和他的朋友。校刊反对这一“肮脏言论运动”。用当时新出现的话来说，他们怀疑，那些古怪的闹事是在耍弄他们。
然而，他们的示威以及他们重新使用一些禁忌的字眼，看来却是60年代所特有的反对一切束缚的总反抗运动的组成部分。汤姆森和他的朋友可能有点像是拿言论自由运动寻开心，但不少严肃的作家却认真坚持自己有权使用那些一直遭到禁止的语言。他们相信，最高法院也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并没有看错），往长远看，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可能会比萨维奥的文明的反抗更为持久。那些更衣室里的语言，先见于出版物，随后舞台上也使用了——例如在《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一剧中，该剧在百老汇共上演664场，后于1966年又拍成了电影——再后在两性杂处的社交活动中也听得到了（先是在一些年岁较大的人群中，很快在青年人中也流行开了）。在一度称之为上流的社会中，人们常常从一些最可爱的美人嘴里听到过去只是在无异性参加的场合中才会有人使用的盎格鲁－撒克逊短字【盎格鲁－撒克逊语中许多不雅的字都较短，上文所谓“四个字母”的字，亦属此类。——译者】。较有克制的老一代的人在听到这些话时常感到万分惊愕。
和避孕药丸和新的裸体装扮一样，这也反映了一种演化中的生活方式和一种新的道德观。在老一代的许多人看来，这似乎根本谈不上道德，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和留长发、建立嬉皮士聚居点一样的玩意儿。但是，禁果对于“争取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中的戈德华特的崇拜者也同样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争取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的成员从不参加反战游行，也不读《堡垒》杂志，但在熄灯的时间，他们也和大多数最色情的嬉皮士一样活跃。对偶尔和人通奸的男人的一次调查发现，他们大多数都是蓄短发和政治上保守的人。专门同一个保守的享乐主义团体打交道的洛杉矶某一企业家对记者说：“那是你从未听说过的美国的一部分。那些人不穿拖鞋，不留胡子，一切规规矩矩——是一群过着极其正常生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那里的美国味道之浓厚，简直难以想像。”
大学早就提供适合于男女成双捉对交往的场所，但直到60年代中期，要在校外找一个动人、可喜而又风流的异性可是既费时间，又颇为费钱的。现在，这种情况也在改变。在约翰逊－戈德华特竞选前两年，卡茨基尔斯的格罗辛格饭店第一次在周末只接纳单身男女。虽然当时没有人想到，这却是另一个运动的开始。1964年，驻扎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海军少尉迈克尔·奥哈罗感到孤身寂寞，于是为其他未婚男女青年——军官、专业人员、飞机上的女招待、教员、模特儿、秘书和职业妇女——举行舞会，开创了一种新的生财之道和新的生活方式。三年后，奥哈罗退役，成为一个名为“下级军官和专业人员联谊会”的主席，该会拥有会员3万名，12个地方分会，并有由50人组成的一个管理人员的班子。到这时，它已能为单身男女安排到名胜处度假，能组织只限于未婚男女参加的巴哈马游艇游弋或欧洲旅行，并能让阅读只供单身人阅读的奥哈罗的联谊会《夜信》。而且，奥哈罗也有人同他竞争了。在旧金山，孤单的人可以在“保利之家”会面；在芝加哥，有所谓的“商店”，在达拉斯，有“感谢上帝，今天是星期五”会所，在曼哈顿，则有“拉夫先生之家”和“星期五聚会”。
所有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便是建造综合公寓，未婚男女可以租用单元，以便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彼此来往；这类公寓也就出现了。从某方面来看，这可以说是不同辈的人发生分化的一种反映——年龄相近的男女离群自行其是，这样也就引起了彼此间的误会和不久后就会出现的所谓的“鸿沟”。最先这样做的是年老的人，并不是青年。第一座“退休城”是1960年德尔·韦布在亚利桑那州兴建起来的。和奥哈罗搞的那一套一样，他也获得很大的成功，引得别人跟着模仿，到1965年，便有了第一个单身男女居民点，洛杉矶托朗斯郊区的南湾俱乐部。南湾俱乐部还在建筑的时候，它所有的248套单元便已全都租出。最后该公司共盖了13座这样的综合公寓（其中一座在菲尼克斯），共有8,000户房客，他们可以在一起玩桥牌、参加圆桌讨论、举行烤肉宴、组织化装舞会和评酒会，谁愿和谁同居也用不着怕谁的丈夫或妻子来干扰。
可以理解，单身男女圆桌讨论会上常谈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避孕。另一个题目是婚姻，而且常常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婚姻本身有什么道理吗？”婚姻不过是60年代中期遭到攻击的许多社会制度之一而已。再没有任何东西被看做是神圣的了。1966年复活节前一周，《时代》杂志在它的封面上提出一个问题：“上帝死了吗？”于是引起一场神学上的激烈辩论。另外有一条引人注目的张贴在汽车上的标语：“上帝活着，躲藏在阿根廷。”阅读《时代》杂志——或任何其他报刊——的人，在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谷登堡群星：印刷工作者的成长》（1962年出版）【谷登堡（1397～1468年），德印刷工作者，1454年发明活版印刷，是与其他技工合作的结果。——译者】和《了解新闻媒介：人的扩展》（1964年出版）中，被贬为老古董和“正统”。
60年代中期的打倒一切传统观念的活动并不总是有利可图的。拉尔夫·金兹伯格在1962年出版了他的《性爱》；邮局认为该书淫秽，结果他被判处五年徒刑。1964年他出版了《事实》，其中有关于巴里·戈德华特的并非属实的材料，戈德华特提出控诉，最后被判得到7.5万元赔偿费。1967年，金兹伯格发行《先锋》，结果根本无人购买。另一个在一开头谁也没想到，而最后也因此吃亏的是卡修斯·克莱。他在重量级比赛史上以最快的速度，仅仅一分钟便击倒桑尼·利斯顿，取得世界冠军之后，却加入黑色穆斯林，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以良心不容为理由拒不接受征调入伍，而使一切拳斗迷们都感到莫名其妙，最后，他也和金兹伯格一样，进了监牢。
但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什么人都是会栽跟头的。监护美国核打击力量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本该是十分谨慎的，而它的一架B－52轰炸机却同一架喷气式运油机相撞，在西班牙水域抛下四枚氢弹，吓坏了美国，更不用提欧洲了。诺曼·梅勒一般人都认为是很懂得怎么写小说的，但1965年，他在十年沉默后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梦》一出版，却遭到了无情的批评。林登·约翰逊据说是为了维护总统的尊严，决意克制一切庸俗的倾向，但他在动过一次手术后，却撩开衬衣让摄影记者拍摄他的伤疤。加利福尼亚主教派教会主教詹姆斯·派克因被控宣扬异端，辞去了主教职务，转而搞招魂术，还写了一本有关的书《阴间世界》，后来在朱迪亚沙漠失踪，被人找到时他已跪着死去。蓓蒂·格拉布尔和哈里·詹姆斯被认为是贝弗利山区最幸福的一对，结婚22年后却在拉斯韦加斯离了婚。
看来，一切事物的外表都全不可信。亚拉巴马人在选举州长时竟投票“选举勒利恩”，以便“让乔治干干”。好斗的黑人把黑人的非法行动归咎于种族间紧张关系，而1964年，在布鲁克林的克朗高地地区的最坚强的法律维护者却是马卡比秘密社团，一个中产阶级黑人保安组织。许多美国人相信进大学是为了多挣钱，这种信念也受了打击。《华尔街日报》就抱怨说，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很少人从事工商业，大都跑到教堂、工会、和平队和一些争取民权的组织中去任职了。甚至连冷战都不是从前的样子。1966年，美国和苏联在莫斯科和纽约之间开辟了直达航线，泛美航空公司和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每周往返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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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斯特兰奇洛夫博士》逐渐从舞台上消失，1965年，由《日瓦戈医生》代替了它，日瓦戈医生的形象使得大型皮帽、高到大腿根儿的长统靴和长得拖地的大衣变成了风行一时的装束。1965年，呼拉圈已为滑板所代替，它的制造商马上也获利达1亿元；在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举行的一次滑板大会，三家广播公司的电视网都进行了实况转播；《滑板季刊》的发行量达到了5万份。接着，另一种轰动一时的玩具超大皮球跳上了舞台，于是那疯狂一时的滑板又消失不见了。这一年自行车又开始行时，而且持续时间颇长；该年销售达六百万辆，长岛铁路的火车还特地为远程上班的乘客预备下了自行车架。
一个美联社记者注意到，1965年，“许多越是过时的东西，越是又变成了时髦的东西。”在许多意想不到的货品中，有人要买有流苏的吊灯和水手装。喇叭裤很快到处流行。一个25岁的商品美术设计师彼得·马克斯预见到会出现“一股重大的青年人的巨浪——要出现一次青年革命”，因此为了欢迎它的来临，他创作了一种幻觉艺术。五年之内，他的装饰画、招贴画和头巾图案等的设计，使他每年收入达二百万元。流行艺术的杰作中，有一种是女人用的腰带，后背部分画着一只极大的眼睛。“丑得出奇”一词开始在语言中出现，人们常用它来形容，如羽毛围巾、沙发垫巾、泡泡糖画片、雪莉·邓波儿的照片以及大西洋城的纪念品等商品。汉弗莱·博加德和琪恩·哈罗主演的电影重新上映，于是姑娘们有一阵又都打扮成哈罗的样子。最叫座的影片有《吉姆爷爷》、《痛苦和狂欢》和两部含义很深的笑剧：《猫咪巴卢》、《有什么新闻，小猫咪？》
哈里斯民意测验报道说：“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成年人对电视越来越不感兴趣了。”三个电视广播网似乎全都在极力寻找观众最低级的共同趣味，它们实际上脱不出尼尔森的评价。（“这是不可避免的，”《纽约人》评论说，“它和数学定律一样清楚明白。”）联播节目质量越趋越下的情况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来说特别令人痛心，这家公司在爱德华·默罗主持其事的时候曾是颇受知识界观众欢迎的。而现在，在小詹姆斯·奥布里的主持下，却尽播放一些神秘戏剧、乡野喜剧和春宫画片似的场面。
艾德莱·史蒂文森和温斯顿·丘吉尔于1965年相继去世。埃德加·胡佛还活着，还掌管着联邦调查局，但已开始衰老。联邦调查局的统计数字表明，全国犯罪率一年增加11％，而总统的推行法令伸张正义委员会断定，实际犯罪案件的数目可能是报案的三倍。社会上抗议行动成了犯法行为中日益增多的一类。1965年3月24日在密执安大学开始的通宵12小时的反对越南战争宣讲会，是完全合法的，但接着出现的什么裸体会、睡觉会、相爱会就不一定合法了。纽约世界博览会决定在1964年4月22日开幕，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布鲁克林分会的领导人威胁着要来一次抛锚会——使成千辆汽车因油尽而中途停车——造成交通堵塞，来加以破坏。结果他们竟使参加开幕日的群众从25万左右减少到92,646人。最后将近300人被捕，其中有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全国负责人詹姆斯·法默。
全国暴力活动的严重性仍然骇人听闻。1966年夏，一个叫理查德·斯佩克的打零工的工人在芝加哥谋杀了八名护士学校的学生。两星期以后，得克萨斯大学优等生查尔斯·惠特曼，爬上该校在奥斯汀的27层高的水塔顶上，向下面过路的行人开枪，打死14人，打伤30人；又过了三个月后，一个18岁的大学生跑进亚利桑那州梅萨市的罗斯－马尔美容学院用手枪打死4个妇女和1个孩子。他对警察说，他是受了芝加哥和奥斯汀的杀人事件的启发。同斯佩克和惠特曼一样，他说他想“出名”。
在思想意识领域内处于两极端的两名议员都出了麻烦。亚当·克莱顿·鲍威尔骂哈莱姆一个寡妇“是警察局的狗腿子”；法院判给她一笔损害赔偿金，但鲍威尔不予理睬，躲离了纽约。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汤姆·多德的同事指责他滥用竞选基金，并在和西德某商行的代理人打交道时受贿。纽约一名警察秘密打入一个企图炸毁自由女神像、自由钟和华盛顿纪念碑的阴谋集团；这些参加阴谋活动的人动机各不相同，从魁北克独立分子、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崇拜者、黑人权利拥护者直到北越的支持者应有尽有。在纽约，有一家假期换房社，专为愿在假期中交换住房的人办理联系工作；从马萨诸塞州东部一个小城市里第一次传出了年轻夫妇彼此交换配偶的事。一家旅行社登广告组织日本柔道参观团：两周中汗流浃背，只收费1,396元。瓦萨大学的萨拉·吉布森·布兰丁校长对她的1,450名女生说，她希望她们别再跟人胡搞，否则就离开学校。杰克·瓦伦蒂对一群广告设计师说：“我一天比一天睡得好一些，更有信心一些，因为林登·约翰逊是我的总统。”
达拉斯对杰克·鲁比的审讯于1964年2月17日开庭，3月14日结束，判决有罪。他的律师梅尔文·贝利大声吵嚷说：“这是一个非法的法庭，一个迫害法庭，这一点大家都知道。”鲁比后来于1967年1月3日因癌症死在狱中。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发表了一个有关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说，警告说，除非美国“立即抛弃各种老一套的神话”，他将同政府决裂。教皇保罗六世10月间在纽约待了一天，并在联合国大会上致辞。新任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看来决心对约翰逊表示绝对忠诚，他模仿阿维斯汽车出租广告的腔调说：“我是第二号人物，我必须更加倍努力。”某些观察家怀疑，获胜的民主党两总统之间是否正在发展着一种以彼此虐待为乐的关系。总统似乎以能羞辱副总统为最开心的事。他对记者说：“小伙子们，我刚才还对休伯特说，他有短处捏在我手里。”
1966年，《音乐之声》成为电影史上最受欢迎的影片之一。人们奔走相告：“你最好相信这全是真的。”电视这时在观众多的钟点，几乎百分之百是彩色节目。两个职业足球联队合并了。《玩偶的山谷》和《逃避审查之道》两书最为畅销。《娱乐酒店》和《妈姆》成了百老汇的热门。戴维·梅里克为“在蒂法尼家早餐”投资50万元，最后完全失败。一家服装公司出售一种可以随手丢掉的纸衣服，一盒只要一两元，穿脏了便可以丢掉。新的男用化妆品中有假睫毛，叫做“经理睫毛”，和一种刮脸后的粉扑——“铜拳”。1966年的夏天，由于航空公司出现有史以来为期最长、代价最高的罢工，使许多旅游者未能成行；五条重要航线停飞了43天。那年秋天，在世界棒球联赛中，躲闪队接连四次输给了巴尔的摩队。加利福尼亚的汽车上出现了一条古怪的标语：玛丽·波平斯贩卖毒品。
60年代中期，劳资纠纷使纽约人有279天看不到报纸。《世界电讯报》、《美国人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合并成一家，称为《世界论坛报》（简称Wijit），出了九个月就停刊了。经过了190年，一种迷信终于完全取消掉两元的纸币；财政部于1966年8月10日停印这种纸币，说是：“公众不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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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秋季选举是政治上的一个转折点。对黑人区暴乱活动和民权运动示威活动的反感终于结合起来，使白人的强烈反应第一次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加上通货膨胀、利率高涨、抵押贷款短缺、生活费用上涨，这种强烈反应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的强有力的跳板。乔治·罗姆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以很大优势重新当选。进入参议院的共和党新人中有田纳西州的霍华德·贝克、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布鲁克、俄勒冈州的马克·哈特菲尔德和伊利诺伊州的查尔斯·珀西；新的共和党州长中则有加利福尼亚州的罗纳德·里根和马里兰州的斯皮罗·阿格纽。共和党总共在参议院新增了3席，新州长8名，众议院47席，比他们1964年失去的还要多一些。
但到这时，约翰逊对立法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他越来越一心只顾越南战争，相信它的结局将决定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据他的弟弟萨姆·埃利·约翰逊说，他几乎每天夜里3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困乏地穿上晨衣和拖鞋，到白宫地下室的情况汇报室去听取西贡来的最新报告”。
他日益孤立。从肯尼迪到本届政府一直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已越来越不相信凭轰炸就能使敌人屈膝。麦克纳马拉现在整天想入非非，计划要在越南的中部筑上一道电子屏障以阻止北越的渗透。等到他感到这一计划不行时，他对军事技术的信心也就彻底消失了。白宫在越南问题上的主要顾问不久就成了沃尔特·罗斯托，他同这位躲在白宫的寂寞的战时总统之间的关系，据约翰逊的另一位助手说，“完全和拉斯普金【拉斯普金（1871～1916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宫廷中的有势力的僧侣，曾影响尼古拉二世许多政策的制定。——译者】和受包围的沙皇一样”。保守的90届国会将同罗斯托一起扇动约翰逊干下去，通过巨额的军事拨款法案，使他在越南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到了这时，这一切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约翰逊击败戈德华特后，人们对他的赞许是真诚的。全国都支持他，他的目标正是全国人民的目标。那时，对他和对美国人民都显得大有希望，很少人正确地估计到那个“露着屁股的四等小国”（约翰逊有一次曾这样称呼越南）的威胁。可是，总统家里却有人焦虑不安。“我只希望，”约翰逊夫人在1965年年中说过，“外交问题别不断增加。这不是林登式的总统的特长啊。”
第三十一章 伟大的梦——和梦的破灭
肯尼迪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集中谈外交问题，而约翰逊总统的四千字的就职演说（他在发表这篇演说时讲得那样缓慢和字斟句酌，以致一位观察家说听起来好像这位总统是在向一个石匠进行口授），却几乎完全没有提到国外的事情。他的第二份国情咨文也是如此，越南问题一共只用了131个字。想到即将出现的情势，他那样强调经济问题是很奇怪的（“去年我们消除联邦政府的浪费，节约了将近35亿美元。〔鼓掌〕今年我打算还要节约得更多一些。〔热烈鼓掌〕”）。约翰逊说他希望将来人们会永远记得，他是一个“热心教育的总统和关心健康的总统”。他打算要完成“新政”和“公平施政”的未竟事业。
他也打算忠于肯尼迪的事业。他从“新边疆”继承下来了四大法案：民权法案、减税建议、医疗补贴和联邦政府对教育事业的补贴。前两项得到优先的处理，但在他的诱导下，全部法案都在国会获得通过。医疗补贴之战是作为议会老手的总统和美国医师协会在国会的神通广大的游说集团之间的一次引人注目的交锋。1945年，杜鲁门总统曾经亲自出席了一次国会联席会议，要求制定一项全面的医疗保险计划，美医协狠狠地打败了他，使他耿耿于怀。此刻，在五届总统和16届国会之后，美医协的医生们提出了由私营保险业来主办的所谓“更好医疗”的自愿参加的计划，而这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为从杜鲁门年代以来，65岁以上的美国人的数目已增加了一倍多。
为了与约翰逊战斗，美医协雇用了23名专职在国会进行游说活动的人员，每天花费五千美元作为活动经费。总统则以亲自打电话和邀请到白宫做客的方式来回击。他威胁利诱，软硬兼施。就在约翰逊要求制订医疗补贴计划后的204天，1965年7月30日，他在杜鲁门故乡独立城签署了这个法案，签署时，81岁高龄的哈里·杜鲁门伫立在侧，喜形于色。1966年7月1日，美国16万名在医院就诊的年老病人得到了医疗补贴的资格。一位名叫尤金·施奈德的新泽西州65岁的刺绣工人，在那个星期五的12点零1分到纽约医院治眼病，费用便是由社会保险署支付的，他和伊利诺伊州内皮尔维尔的罗伯特·艾弗里太太，成为第一批享受医疗补贴计划的病人。美联社的一项调查表明，该计划使到医院的住院病人增加了3％——一个星期大约有十万新病人。
在他要求批准医疗补贴计划五天之后，约翰逊向国会致送了另一有历史意义的咨文：“实观充分受教育机会”，要求为公立和教区学校拨款10亿美元。为天主教教育事业提供联邦款项是彻底改变旧传统的做法，在众议院必然要引起一场激烈的辩论。但是约翰逊深知，四千万美国学童，有大约六百万是在拥挤不堪的教区学校中就读的；如果教会把它们推开不管，那就非得依靠公共经费来维持不可。再者，排斥它们已经开罪国会中的天主教徒议员，他们为了报复，已投票反对用联邦经费资助公立学校。因此约翰逊决定一视同仁，而且他让人们知道，他拒绝任何修正案，连一个逗点也不能改动。在第89届国会，他要怎么办就能够怎么办——戈德华特已开始把它叫做“静电复印国会”——关于教育的这个议案于87天内在国会两院均获通过。总统把它叫做“我所签署的最重要的法案”，签字仪式是在他童年就读过的得克萨斯州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校舍中举行的，他的年已72岁的退休老师站在他身旁。
下一个是选举权法案，这是对越来越高涨的民权运动的回答。8月6日议案已准备就绪，只等他签字了。到这时候，“伟大社会”的立法正接二连三地在国会通过——单是教育方面就已通过了四十多件法案，包括以24亿美元补助高等学校，这比截至当时美国历史上制定的全部教育立法还多。约翰逊提出的计划还有：与心脏病、中风、癌症、水源污染、空气污染、公路广告牌、废弃汽车场作斗争。国会建立了住房和城市发展事务部、国家艺术和人文基金组织和老年事务局等机构。高速地面运输法为研究大规模交通问题打开了道路，移民局做了改革，大额削减货物税（达47亿元）已经获得批准。农业立法和市政工程与经济发展法，使联邦政府从30年代以来，第一次能够在改变大地面貌的工作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拨出九亿多美元用于美国历史最久的农村贫民窟阿帕拉契亚山区。新的经济机会局在曾任和平队首任负责人的萨金特·施赖弗的大力领导下，向贫穷宣战。经济机会局的一些计划包括：“企业部门就业机会”，这个计划是给长期失业者在谋职方面提供特别帮助的；“善始”计划，是以贫穷家庭学龄前儿童为对象的，在实施这个计划的第一年，就使其中的130万名儿童的前途有了光明；“为美国服务志愿队”，这事实上就是国内和平队；“街道青年队”，给十几岁的青少年提供了50万个半天工作的职位；“跳班”，招收还未到上大学年龄的青年到大学上课；“地方行动计划”，协调地方上的保健、住房和就业计划，并为穷人免费提供法律上的咨询；“抚育孤儿”计划，收养无家可归的儿童；以及设立安置印第安人、农业移民工、季节工等的机构等。
经济机会局在华盛顿租赁了七层的办公大楼，不满的人称为“贫穷宫”。共和党明尼苏达州众议员艾伯特·奎伊说，经济机会局干的事情“可能不仅会成为一种国耻，而且会成为国祸。”理查德·尼克松说：“向贫穷宣战可说是许愿第一，政治第一，新闻报道第一，但成绩最末。”甚至连施赖弗也只得承认经济机会局计划中搞得最成功的“善始”计划，在一个州（密西西比）里已被开后门、公私不分、滥用政府汽车和把补助款给甚至不在本州的人等等弄糟了。
但是时间对经济机会局将是有利的，就像过去对罗斯福的工程兴办署那样。在五年之内，向贫穷宣战计划就会起关键作用，使1,300万人民脱出贫困的境遇。另外，约翰逊任内的经济繁荣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伟大社会”看来是快要来到了，美国人也似乎都表示领情；约翰逊在职的第二年末，民意调查的报告说，在他们三十年来的民意测验中，还没有一个总统在全国各处得到过如此坚强有力的支持。
他压倒戈德华特的胜利，会诱使别的总统对国会采取粗暴的态度。约翰逊却不是这样的。他还清楚地记得，罗斯福在1936年获得巨大胜利后，由于改组最高法院的计划遭到失败，使他的威信大损。约翰逊在1964年选举之后说：“我里里外外，从小到大，观察国会已有四十多年了，还没有见过一届国会最后没有掂了当时与之打交道的总统的斤两的。”他不要追求轰动一时的“一百天”，他说他宁愿在议员们已有思想准备时才把每个法案送到国会去。他解释说：“那就像一瓶威士忌酒。如果你一次只喝一杯，那很舒服。可是如果你在一个晚上把整瓶一饮而尽，那你就有麻烦了。我计划一次斟一口，好好享受一番。”
最后结果极其惊人。当第89届国会第一次会期在10月23日休会时，它已通过了政府提出的89件重要法案，只否决了2案：改哥伦比亚特区为自治区和取消塔夫脱－哈特莱法第14条第2款，此款规定各州有权禁止订限期入工会制的合同【主要指工会限制厂方雇用非工会会员的合同，厂方如雇用非工会会员则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让他加入工会。——译者】——而这是因为国会方面根本没有搞清楚总统是否真希望改变塔夫脱－哈特莱法。他满可以为已有的这些成就沾沾自喜，但是他却不然，永远不以为满足，他不停地想方设法要独占新闻界的注意，使非议他的人转变态度。
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是同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在霍利布什举行的一次最高级会议，霍利布什是新泽西州格拉斯博罗州立大学校长的石砌塔楼式住宅。所以选择格拉斯博罗这个地方，是因为它恰好在华盛顿和纽约联合国总部（柯西金那时正在这里）的半道上。两个领导人谁也不打算登门求教，那小小的校园就代表着一种妥协。两位领导人没有会谈议程——实在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商谈的事情。事后，约翰逊说：“它有助于我们彼此采取说理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去霍利布什的原因。彼此讲道理就是霍利布什精神。”这种“交换意见只是再一次暴露出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深刻分歧”，此外也无甚可谈。尽管如此，总统的威望仍有增无已。就凭这两位拥有可由他们支配的核武器库的领导人曾坐在一起谈话这一事实，似乎就可以使人民感到放心。
但是也还有许多人感到不放心，这些人则以奚落的，甚至常常是蔑视的态度看待着约翰逊。在大城市的富有创造性的各界中和大学的教学人员中，憎恶约翰逊的人比比皆是。英国新闻记者亨利·费尔利在1965年访问美国后写道：“美国知识分子以辱骂约翰逊总统为乐事，使我感到不胜怪异和厌恶。”费尔利指出那些苛责是“人身方面的”，反映出一种“对这个人的过分挑剔的轻蔑……有一个人对我说，他是一个大饭桶……别的人说的也差不多，至多是没这么干脆。”
他们中的一位最刻薄的批评者德怀特·麦克唐纳，用“低级、粗野”来描述林登·约翰逊，而且造出“中庸崇拜”这个词来嘲笑总统的浅薄趣味。麦克唐纳和像他那样的另外一些人还因为约翰逊夫人喜欢看电视节目《枪烟》而嘲笑她。他们还看不起约翰逊的许多方面：爱看新克里斯蒂演唱团【表演一个名叫埃德温·克里斯蒂的人在1842年成立第一个模仿黑人的演唱团，此后这类表演就沿用克里斯蒂之名。——译者】；要摄影师“照我的左侧面”；不喜欢彼得·赫德给他画的肖像；有一位把自己的名字露西改为露喜的女儿；把严肃的艺术家的作品称之为“艺术化的”等等。他们的不满蔓延到了为数要多得多的美国人中，后者原来只是模模糊糊地讨厌约翰逊的江湖气。另外有成百万的人产生这种情绪是由于他们爱戴约翰·肯尼迪，至今还悼念他，毫无道理地认为约翰逊是一个篡位者。最后，除这些人之外，还要加上美国的广大群众，他们则是为大城市中黑人贫民区中日益升级的暴力行为和大学校园中日益增长的骚乱感到不安，甚或是感到受威胁。约翰逊坚持要包揽一切，自必使他成为众矢之的，因此他们才集中火力轰他。
在1965年里他在国会获得空前的一连串立法胜利告一结束时，他住进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做了一次胆囊结石手术。在恢复期中，他琢磨那些一直在折磨他的报纸和奚落他的人，“在那里的那些人，”在恼怒中他脱口问道，“他们要什么——他们到底要什么？我给他们带来了好光景，我给他们的好立法比谁都多，而他们在干些什么呢——攻击和嘲笑！罗斯福能干得更好吗？还有人能干得更好吗？他们要什么？”
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后来在使约翰逊得不到国会一致支持方面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他当时认为约翰逊是一位有点弄错时代的总统，给一个国家开出了“新政”的药方——社会福利立法，可是这个国家的困难却不在此，他提出的这种看法，对上述这个谜提出了一半答案。但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比如，说什么60年代国内最大的挑战不是贫困而是富裕。麦卡锡说约翰逊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情绪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老对他们谈他已获通过多少多少法案——一篇流水账，却不知道他们对此已不再有多大兴趣。”
约翰逊大为冒火，“他们知不知道只能得到我这样的一个总统？”有时他还加上一句，“他们知不知道现在还在打仗？”
他们知道。这就是那个谜的另一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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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湾事件之后，美国在越南的军事活动暂停了一个时期，直到1964年11月1日西贡以北20英里的边和机场遭到越共的一次厉害的炮轰为止。在这次攻击中，美国军事顾问5人死亡，76人受伤。在圣诞节前夕，游击队再度袭击，在西贡布林克饭店放置了一枚炸弹，在那里美国人死2人，伤58人。林登·约翰逊的爱国本能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他在白宫跨着大步走着说，决不让他们杀害我们在那里的小伙子们，他说他们是对着美国国旗开火，他要让他们知道他不是个“拿着雨伞的张伯伦式的人物”。显然，北越人犯有侵略罪行。（“侵略就是一国不让另一国安静。当此种情况发生时每个人都能识别。”）但是指望联合国采取行动将是一个错误。（“如果尽是些马后炮的决议，顶个屁用。”）他不想被当做丢失越南的总统载入史册。美国有力量教训这些小瘦鸡般的、衣着褴褛的共产党人。关于东京湾事件的决议给了他使用力量的权力，假使越共不退回去，他就要那么办了。
困难在于决定究竟应怎么办。对这个不同一般的新的敌人，不能采取一般的军事解决办法。威力巨大的美国军事建制，对他们那种打了就跑的战术是根本用不上的。肯尼迪总统派了一支拥有四百人的特种部队到越南去，这些人都是反游击战专家，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这些精选出来的彪形大汉没有多大热情。有一个时期，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里有美国将军百名以上，其中就没有一个人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雷格堡受过反叛乱训练。而所有这些将军，谁也比不上驻越军援司令部新司令威廉·蔡尔兹·威斯特摩兰更是一个传统军人。
三军参谋长要求的是猛烈轰炸北越。他们对白宫说，这样会使敌人屈服，而且还会迫使他们走到谈判桌边来。显然，约翰逊政府是极其主张轰炸的。为什么会如此，那可不太清楚。两个有影响的民主党人乔治·鲍尔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参加过美国战略轰炸效果调查组。这次调查发现盟国的轰炸不仅未能削弱德国的战争生产，反而加强了德国人民的同仇敌忾心。德国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如果空军在那里没有达到目的，那么，用以对付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的经济，其成功机会最起码也是十分可疑的。
约翰逊的顾问们也并不都那么相信轰炸。鲍尔和加尔布雷思就不相信，也远不是只有他们几个人。早在1964年，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关于轰炸问题进行了一次详尽调查。结论是：轰炸北越不会有效果，甚至起不到给南越打气的作用。继约翰·理查森任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站长的皮尔·德席尔瓦认为炸弹是无济于事的，威斯特摩兰也是这种看法。这两位西点军校出身的人都知道，你如果派进飞机，你就需要派军队保护机场，因此决定轰炸就会使美国全面介入。早在1965年，西贡的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就这一问题又写了两份长篇报告。报告的中心思想是，放出轰炸机，结果将会不仅是枉费心机，它极可能引起北越军队经胡志明小道大规模渗透从而使我们自食恶果。
这总该促使白宫再斟酌一番吧。至少，总统也应该认真地听听劝他谨慎从事的意见。但是在反对战争升级的一些人的鸽派称号开始传开以后，他们却发生了神秘的变化。在权力中心的会议厅里，他们的人越来越少了。1964年10月间乔治·鲍尔在国务院提出他的第一份反对美国进一步卷入越南战争的备忘录时，他有很多同伙。后来，他的同盟者一个一个地被从关键性职位上调走或解职。到约翰逊就职时，罗杰·希尔斯曼、艾夫里尔·哈里曼、迈克尔·福雷斯特尔、保罗·卡顿伯格、威廉·特鲁哈特都已离去。鲍尔孑然一身。曾经同意过鲍尔关于轰炸观点的马克斯威尔·泰勒仍在领导核心中，但是他已改变观点。他现在也希望给空军开绿灯。他认为在越南的美军人数可以控制得住，而且不需要超过10万人。
现在主要的白宫特别助理中只有一位仍然没有表态。他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1965年1月27日，邦迪提议让他作为总统的耳目去访问一次越南。麦克纳马拉表示同意，约翰逊的安全事务助理在2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里飞往亚洲。这是一次关系重大的旅行。邦迪才华横溢，阅历丰富，但是他从未经历戎马生活。他对战争的了解是来自文件、报告和电影。污秽不堪、恶臭难忍的沙场生活，他是完全陌生的，而当他一接触到这些，他就感到恶心。更重要的是，他见不得流血场面，而这是有决定意义的。
2月5日傍晚，当邦迪正在西贡参加洗尘宴会时，特种部队第五分队的杰西·派尔（加利福尼亚州马里纳人）正在波来古一个美国据点外的散兵坑中放哨，波来古是越南中部高原上的一个山城。到凌晨2时他还没下班，那时，他却看到穿黑衣服的黑影穿过矮树丛朝着他在移动。派尔开枪射击，越共游击队立即扔出了大批手榴弹，附近兵营中的美国人惊醒过来，也参加了战斗。波来古之战激烈地进行了15分钟。结果，游击队击毁击伤直升机16架、飞机6架。包括派尔在内的8名美国兵被打死，另外126人受伤。
关于波来古战况的第一份报道于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38分送达总统。在举行了四小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他命令三艘航空母舰上的海军喷气式战斗轰炸机攻击17度线以北40英里的越共补给转运基地洞海。他宣称，美国在战斗中起的作用是否会升级，应由“北越侵略者来做出”决定。麦克纳马拉说：“我认为十分显然这是对意志的一次考验。”但是波来古之战最出乎意料的结果是它对在那里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所发生的影响，他在探视伤员后临走时感情非常激动。到他飞回国时已是一个鹰派了。总统对他说：“咳，他们使你相信了，是不是这样·一点点炮火就能做到。”
鲍尔仍然反对轰炸。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也极力反对，而且他力陈自己的观点，使得约翰逊现在把这种怀疑看做是怯懦，把他排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之外。美国已进入要做出决定的关键时刻。麦克纳马拉后来承认美国在越南犯的错误不少，他指出，这种错误都是在1965年春末犯下的；在那时以后，美国便已再无法脱身了。在华盛顿，人们似乎认为越共一心要挑逗美国进行大规模干涉。波来古战斗后不到三天，穿黑衣服的游击队又炸了安南港口归仁的一个美国兵营越刚饭店，炸死美国兵23人，炸伤21人。约翰逊因此火冒三丈，命令对北越的军事补给基地正和与执礼进行三小时的轰炸。
2月11日，越共再度袭击归仁。这一次，约翰逊48小时没有动手。但是，他一动起手来，那就是在战争升级道路上跨一大步。自那以后，美国的空中报复就不仅限于一对一、你来我往了。约翰逊命令对北越进行持续的轰炸，不管对方有没有什么挑衅行为。这一行动的代号叫做“滚雷行动”。在64页的白皮书《来自北方的侵略》中，提出采取这一行动的理由。国务院说，这个白皮书已经证实“毫无疑问，是北越在进行一场精心策划的对南越的侵略”。为了保卫顺化东南50英里的岘港空军基地（“滚雷行动”将从此地发动），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海军陆战队派出两个营。这3,500名海军陆战队是美国投入越南战争的第一批地面部队。3月8日，他们在阴暗的天色下，在距岘港三英里的南窝滩涉水登陆。十个手持鲜花面带笑容的越南姑娘在恭候他们光临。
这次登陆在世界各地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莫斯科，两千名示威者向美国大使馆扔砖块和石头，两个西方记者在那里挨了痛打。在美国，各大学到处举行宣讲会，在华盛顿更达到了高潮，因为邦迪同意在向一百多个大学播送的一个广播节目中同他的批评者们进行辩论（在最后一分钟他不得不退出辩论，因为总统要他去处理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的另一场国外危机事件）。政府当局派出一个“事实宣讲团”到各大学访问，并回答鸽派教员的指责。迪安·腊斯克挖苦地对美国国际法学会说：“我有时不免为我们的有文化的人的轻信和一些人的昧于明显事实的冥顽态度感到惊异，而这些人却被认为是应该帮助我们的青年人学习——特别是学习如何思考的。”
但是战争的批评者听到的关于南越盟友的事越多，他们就越发强烈地持保留意见。他们听说，美国援助的一半流入了西贡黑市。有钱人家庭的青年人靠花钱就能逃避兵役。南越军队开小差的比率达15％。西贡的政客们似乎有一种专干不合时宜之事的天赋才能。看起来，每到一个战斗的关键时刻，不管当权的是什么样的政府都将被一个新政权所推翻。约翰逊大为震怒，对他手下的人说，他“再也不要这种乌七八糟的政变了”，但是他得到的还是同样的东西。1965年，2月21日，阮庆中将被撵走，由一位医生潘辉括继任（潘辉括的后台人物是这个班子的秘书长阮文绍少将，从此以后，他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潘辉括政府存在了整整111天，它被推翻（自吴庭艳被暗杀以来，政府的第九次更迭）后，新总理是一举一动常常引人注目的南越空军司令阮高其，阮文绍任副总理。
西贡每次新的动荡都增加了鸽派阵容，他们很快取代共和党人，变成为林登·约翰逊最有力的政治上的反对派。前陆军部长赛勒斯·万斯说关于战争的疑虑不安，“已使美国遭到分崩离析的威胁”，参议员中的最早的鸽派人物之一，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警告说：“在帮助任何政府制服共产党暴乱方面，我们所能做的是有限度的。如果人民本身不支持当政的政府，我们是无法挽救它的……西贡政府所以在战争中失败，不是由于缺乏装备，而是由于缺乏任何内部的黏合力量。”
然而这还不是普遍持有的立场。当约翰逊要求战争升级所需的7,000亿【原文如此，疑有误。——译者】元的补充拨款时，众议院在24小时内以408票对7票通过；参议院在另外的24小时内以88票对3票批准。在流行的报刊中对不赞成美国参战是颇有微词的。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对参议院忧心忡忡地说，战争可能要“进行四年、五年，或者十年”，美联社的一位撰稿者称之为“极端的看法”（结果是打了八年）。通常以公正著称的美联社在它的回顾该年重大新闻的年度专稿中，也认为反战是给美国的敌人以帮助和安慰。富布赖特参议员4月间主持越南问题听证会，给批评政府政策的著名人物如乔治·凯南和詹姆斯·加文将军提供讲坛，全国广播公司的24个电视台拒绝在它们的电视联播中加以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之进行全部封锁。
战争对在越南的美国人来说是越来越激烈了。3月30日一个越南司机开了一辆黑色雪铁龙牌汽车停在西贡美国大使馆前面，随即跳到他的同伙开的摩托车上逃走。汽车里装的是250磅炸药，在上午10点55分爆炸，把大使馆大楼一侧炸了一个洞，炸死17名大使馆雇员。次日，美国飞机轰炸了6处北越雷达设施。这是波来古事件以来美国飞机第15次越过两个越南的分界线进行空袭。越共则以更多的爆炸还击。一天傍晚，一辆自行车载着硝化甘油爆炸物停在西贡河岸边一家外国人常去的水上饭店美景旁边。当它爆炸时，44人被炸死，其中有12名美国人。美国军队仍不停地增强力量。那年年初在越南的美国军人为2.5万人，至当年春末，人数已三倍于此。
白宫在6月9日声明已授权威斯特摩兰将军“在没有其他有效手段可资利用，以及根据他的判断为总的军事形势所急需时”，可以派遣美国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参加战斗。四天之后，威斯特摩兰认为，由于在西贡以北60英里的一个县城同帅出现的情况，美国进行干预是完全有理由的。在一场夜战之后，美国第173空降旅的1,200名伞兵随着1,600名越南人和澳大利亚人一起对游击队进行穷追。威斯特摩兰把这叫做一次“搜索和摧毁”的任务，这个词儿在这以后，便一直被用来描述在那几个月中逐渐形成的搜索和歼灭越共的战略。这种战略代价颇大而且常常遇到挫折。同帅的混战颇能说明越南战争的特色，战场上的硝烟消散之后，说不出哪一方是胜利者。173旅旅长所能确定下来的就是他丧失了19个人。死伤名单迅速地加长，因为越共已进入他们的春季攻势的第二个月的战斗了。很久以后威斯特摩兰方始承认这场攻势开始时，敌人已赢得这场战争了。但这一点在当时是谁也不知道的。同一月，威斯特摩兰要求华盛顿增派44个营并授权他在他认为适当时使用他们，而且即使得到了这些，他也不能保证就能完成任务。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林登·约翰逊的狡黠诡谲的作风开始使公众对他的信任减退。《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位编辑在5月23日点到这一点，他在该报白宫记者戴维·怀斯写的一篇报道作的标题中用了“信用差距”这句话。后来《华盛顿邮报》的默里·马德在一篇分析当时华盛顿普遍感到总统有时闭眼不看事实的文章中写道：“这个问题可以称之为信用差距。”人们忆及约翰逊在1964年竞选中哗众取宠，大许和平愿，并拿它来同他当前的好战态度相对照。马德还着重指出：“在华盛顿政府发表的公告已日益引起人们的怀疑和讽刺。”新闻记者对此更特别敏感。因为总统现在奉行的正是他谴责过的参议员戈德华特建议奉行的那些政策、新闻界对白宫伸出新橄榄枝是抱怀疑态度的。
4月7日，总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中宣称，美国准备进行“无条件的商谈”以求导致和平谈判。这篇演讲由美国新闻署传播全世界，而且它的一些细节听起来是新的和使人鼓舞的。他提议包括北越的东南亚国家参加进一个应急的马歇尔计划中，他还说：“就我们这方面来说，一俟这个计划付诸实施，我就要向国会要求10亿美元作为美国参加此项努力的投资。”美国剩余农产品将送给饥饿的亚洲人。他将在“短期内任命一些杰出的、富有爱国心的美国知名人士组成一个特别班子”来指导美国所有这方面的工作。结束越南战争当然是争取这个计划的“最后胜利所必需的。但是我们不能，也决不等待和平到来才开始此项工作”。这一切说得都合情合理，它使人觉得亚洲简直听起来同得克萨斯州中部一样亲切。
戴维·怀斯表示怀疑的那篇文章是在约翰逊这次演说后写的，总统提出的计划中的许多缺陷已变得显而易见。他的关于商谈停战的提议毕竟还是附有一个条件的，他排除越共参加，而这一点必然会受到河内的反对。至于美国承担10亿美元或是提供美国的剩余农产品云云，再也没有听到下文，美国知名人士的特别小组也从未见选派。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曾经看起来像是一个解决东南亚问题的富有创见的做法，已变成了一个宣传噱头。总统不仅没有贯彻这个计划的任何一部分，而且他表明他的真正的亚洲政策是更为积极地加速使越南战争成为美国打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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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雷行动”的头六个星期遭到彻底失败。轰炸没有使敌人屈服，没有迫使他到谈判桌旁来，甚或也没有如约翰逊政府所设想的那样使其醒悟过来，越共对美国国旗的不尊敬依然如故。总统决定再次增加赌注。在4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他飞往檀香山同阮高其和阮文绍举行一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会后麦克纳马拉宣称美国1965年对西贡的援助，将从2.07亿元跃增到3.3亿元。另外4万名美国兵——他们开始自称为“怨气兵”——将被派往越南。参议员格里宁问约翰逊要多长时间能打赢这一仗，总统回答说六个月。他说，河内支持不了比六个月更长的轰炸，越共也会在圣诞节前向美国驻越司令部乞和。
乔治·鲍尔深感不安。他知道，根据情报只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约翰·麦科恩报告说，中央情报局断定轰炸既未使河内瘫痪，也未使它害怕。相反，空袭加强了那里的强硬路线派的力量。已判明有一个北越团在南越，第二个团已在分界线上进行装备。麦科恩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增加美国军队，会招致北越的规模更大的渗透；运送美国军队去西贡的运输机所起的作用甚至在那些士兵被运到以前就已被抵消了。五角大楼回答说，空军已经准备拿原设计用以携带核武器的八引擎的B－52来对付，没有人能够经受得起B－52、鬼怪式和F－111式飞机的打击。
但是空中战争对在越南的美国人来说，不再是惟一的大事，甚至不是主要值得关心的事情了。在那里美国的军事作用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现在美国军队的目标已不仅限于保护机场。怨气兵将用来恐吓游击队，让他们懂得山姆大叔不是闹着玩的。在国内的美国人没有察觉这个转变。后来，詹姆斯·赖斯顿评论说，总统偷偷摸摸地把战争升了级。戴维·哈伯斯塔姆好几年后写道，在约翰逊的领导下，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已慢慢地越过了有去无回的界线，还不肯承认”，而他们的发布新闻的官员们的任务变成了“向公众谎报而不是实报”。
7月，华盛顿决定使驻越南军援司令部所承担的义务再次迅速升格。麦克纳马拉从他的第六次赴越实地调查回来后，报告说局势“恶化”，建议做出提供更多的人和钱的保证。7月17日，约翰逊召集他的将领们和顾问们到戴维营去度周末，以取得一致意见，虽然他所用的一致意见这个词已经失却它的原义，因为对他来说，这个词的意思是走走形式，让大家全同意他已经做出的决定——把驻越南的美国军队增加到5万人。参谋长联席会勉强地予以同意。他们原来希望的要多得多，他们最害怕的是卷入局部性战争。在戴维营，有一些人表示碍难从命。克拉克·克利福德预言式地说到共产党的反应，“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措施，他们一定也会跟上。”迈克·曼斯菲尔德也表示反对，他对总统说他认为越南战争会使美国分裂，因此他反对再派遣军队去。其他的人同意总统的判断，多米诺骨牌论、共同安全、遏制以及慕尼黑的教训等等仍然超过他们对战争的疑虑不安。
在他的这一决定已被确定下来以后，约翰逊变得诡秘起来。他不愿再让人进行辩论。麦克纳马拉提议征召预备役23.5万人。总统提出的代替办法是用行政命令把征兵的人数增加一倍，每月从1.7万人增至3.5万人，理由是这个办法比一次征召更不显眼。他还决定不再向国会开口要更多的钱，新的费用可以隐藏在国防部庞大的预算中。他说他不愿让任何人担心受怕，因而有一个时候他曾考虑不全部公布新增加的驻越美军人数。《先驱论坛报》的道格拉斯·凯克问他传说关于增加驻越美军的消息。约翰逊向他保证，那是谣言，纯属谣言；他只不过是补充少数几个单位的缺额而已，而且驻越美军将穷追越共的报道也是不确实的。7月28日，他忽然改变主意，宣布了全部数字，以及驻越军援司令部担任的拥有巨大权力的新使命，这一来就得罪了凯克，扩大了信用差距。总统在中午播放的电视节目中对估计达两千八百万的观众说：“我们并不想当把守大门的警卫，但是又没有别的人干这种差事。”
不信任是他在那年夏天播下的一颗不幸的种子，另一颗则是在他迫使一致同意的那些人中终于产生的误解。参谋长联席会以为他所以把数字保持得很低，是为了让他等到有机会说服老百姓，说明他必须增加更多的兵员；他们指望最终将达到100万人。威斯特摩兰看到河内以谁都梦想不到的速度向南方增援，把这情况向华盛顿作了汇报，根据他的计划最终他手下的美国军队将达到60～64.8万人之间，他确信一旦需要，他就会及时得到这些兵力。他的参谋人员有一项应急计划，使驻越军援司令部指挥的兵力可以达到75万人，并认为这个数字是切合实际、无可非议的。但是最不可思议的却是国防部长的设想。事情过去了好几年，仍只有了解麦克纳马拉的十分有条理的头脑、了解他认为能使无条理的客观事物适应他的有条理的头脑的人，才能理解他的想法。麦克纳马拉在1965年毫无根据地断定，战争将在1967年6月30日，那一财政年度终了时结束。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合适的日期，可以使他的预算获得平衡，甚至在威斯特摩兰已对他说不可能之后，他还是坚持这一点。
但是，从一个方面来说，麦克纳马拉和五角大楼比白宫还更为现实一些。参谋长联席会敦促总统增税，他们所持的理由和经济学理论无关。他们希望国家处于总体战状态，对于公众的冷漠态度，按照他们从课本上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赋税。实际上，政府中的经济学家都衷心地表示同意。约翰逊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领导人，密执安大学教授加德纳·阿克利对总统说，如果不采取增税办法，就做不到下面三件事：把战争进行下去，继续执行他的“伟大社会”计划，以及制止通货膨胀。
但这正是约翰逊提交国会通过大量社会立法的时期。他担心，如果战争的真正耗费为人所知，立法程序就会令人寒心地停止下来。他对他周围的人说：“我不懂得经济学，但是我深知国会。”他们有些入后来认为这个自白应该铭刻在他的墓碑上。“我现在能把‘伟大社会’计划付诸实行——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我们掌握着一个听话的国会，我又是个有心的总统，我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谈战争的花费问题，那‘伟大社会’计划就搞不下去，增税法案也通过不了。老威尔伯·米尔斯【民主党国会议员，从1958年起曾任国会筹款委员会主席多年。——译者】将稳坐在那里，向我热烈致谢，退还我的‘伟大社会’计划，然后，他会对我说，他们将乐于开销我们为战争所需的任何费用。”
在这一点上，他终于铸成大错。他欺骗了他自己。他盘算如果能廉价买得胜利，就会万事如意。或许会天从人愿，或许河内和越共游击队会土崩瓦解。如果真是那样，五角大楼的估计就将是过高了。这种主观愿望立即变成了他的思想的基础，因而当阿克利及其同事坚持需要增税3％～4％时，总统以玩弄一套特别的猜字谜游戏为答。他把重要的国会议员和企业界领袖请到白宫，征询他们对增税的意见。他们反过来询问战争费用。他告诉他们假的数字。一听这个数字，他们就反对增税的主张。约翰逊然后对经济顾问委员会说，增税是不可能的，他无法使国会通过。后来，《纽约时报》经济记者小埃德温·戴尔说，他在华盛顿采访15年，还从未见过一个总统采取如此不负责任的行动。
约翰逊1966年初做出的反对增税的决定，是对财政稳定的一个沉重打击。那一年的联邦赤字达98亿元。更大的赤字摆在前头，因为到那时每月的战费将高达20亿～30亿元之巨。白宫估计的每月战费是8亿元，当企业委员会的拉尔夫·拉扎勒斯认为政府估计的数字太低时，他接到阿贝·福塔斯打来一个激愤的电话，说他的计算是错误的，使得总统心烦意乱。实际上拉扎勒斯是说中了。那年的战费达270亿元，赤字高达230亿元。约翰逊耍的花招招致了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的开始。
从这次战争的各个方面来看，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也许是缺乏真正的计划。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发现，“不管是作战任务还是军队人数，主要官员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回顾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确系事实。战略究应如何，从来也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和明确的表示。”1965年惟一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是军队人数越来越多。8月，美军如潮水般涌进越南；到9月军队人数显然已快突破20万大关了。
为了核实西贡附近的一次战斗的报道，美联社记者彼得·阿内特驱车出首都看到了三种颜色烟尘，这是南越军队在作战，但是对面并没有敌人。有人对他说，士兵们是在为美国新闻处拍一部彩色电影，“以便说明此间真相”。那里的真相究竟如何，各方包括国内，争论得不可开交。林登·约翰逊有时候说起话来好像他在回答胡志明个人的挑战，好像他同胡志明是像电影“正午”中场面那样怒目对峙。西贡接近事实真相的情况，倒似乎是一起起的炸弹恐怖事件，这类暴行事件还正有增无减。12月4日拂晓，发生了另一起卡车装载的250磅炸药爆炸事件，这一次是发生在供美军使用的大都会饭店外面，死7人，伤137人。
威斯特摩兰的发言人常常只发表每日“尸体计数”，这是用来描述越共伤亡的麻木不仁的用语。在随军记者尼尔·希恩看来，越南战争的特点是不分青红皂白狂轰滥炸造成无辜平民大量伤亡。希恩问威斯特摩兰，这种情况是否使他感到烦恼，这位将军回答说：“是有点，可是那也减少了敌人的人口，是不是？”
在1965年，美国人的反战示威在全国大部分地方看来还是比较怪异的事。只有少数人愿意被认为是赞成美军立即无条件地从印度支那撤走的。甚至国内最具有鸽派观点的集团之一的大学教员，迟至1967年在这个问题上还分裂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尽管如此，和平运动的气势已不同一般了。在10月15～16日的周末，估计有1.4万人的一支群众队伍在曼哈顿第五号大道举行了游行。同时，另外还有1万人向奥克兰陆军基地进军——他们在市区的边界线上被警察拦回来了——在伯克利有2,000人游行示威。在各地举行的这次被宣布为“周末抗议”期间，威斯康星大学的50名学生打算把特劳克斯空军基地的司令官当做“战争罪犯”拘捕起来，抗议者们在安阿伯的征兵局办事处举行了一次“静卧”。
第五号大道争取越南和平游行示威委员会宣称：
『我们要求不再把美国青年送到一场对他们、对越南人民都没有好处的战争中去打仗。我们已从纳粹德国吸取了教训，决不同意任何政府的侵略性的好战政策，即使这个政府是我们自己的政府，我们也是这样。』
这话合情合理，但是许多地方的示威者所使用的语言，像战争本身一样，越来越充满仇恨。就在华盛顿感恩节后的星期六，2万名示威者首次喊出：“喂！喂！约翰逊！你今天杀死了多少青年？”以1964年5月2日他们首次上街抗议美国卷入战争的日子命名的“五二运动”的成员们，带着越共旗帜在白宫周围游行，为了给北越士兵收集血液而大张旗鼓地搞“输血”活动，在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已为越南日委员会所接替，它曾两度以占据车辆和坐轨的方式企图使运送部队的车辆无法开过。
1965年10月15日，示威运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方式，这是由22岁的戴维·米勒开始的，他是义务救济工作者，他在纽约爬上一辆宣传车，宣布说：“我原准备讲话，现在我打算让行动本身来说话了”——他划着一根火柴烧掉了征兵卡。几周后，米勒被捕，尽管在8月31日国会把烧毁征兵证定为可罚金1万元和监禁五年的触犯联邦刑律的罪行，但仍风靡一时。自我牺牲的行动继续是一种最后抗议的形式，一名教友派教徒在五角大楼外面、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救济工作者在联合国外面举火自焚。
进行反示威的美国纳粹党人则带着汽油罐，举着“为乞求和平的小爬虫们免费供应汽油”的标语牌。照例是没有人赞成他们。大多数针对着抗议运动举行的反抗议的调门都比较温和。在纽约有一个大姑娘拿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道，“我希望我有一张兵役卡”。一些认真的示威是由“青年美国人争取自由组织”、“美国退伍军人团”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等团体组织的。他们的标语反映出的最好战的情绪是“轰炸河内”。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一次有代表性的游行中有这样一些标语：“我们爱美国”，“爱我们的国家”，“美国是我的祖国——对也罢，错也罢”，“我们能让他们把美国埋葬掉吗”·以及“没有比美国国旗更光荣的旗帜”等等。鲍勃·霍普对一批听众说：“如果我们让共产党获胜，我们就有需要冒终生进行战斗和牺牲一百万青年的大危险。”这是一个夸张其辞的说法，但是这和谴责总统杀害青年的说法可是完全不属于一类的。
那些赞成这次战争的人对反战的一方提出的最严厉的指控，是说他们不忠。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警察局长说：“我们决不像这些叛徒所做的那样，拿着蜡烛在黑暗中匍匐爬行，我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军，让自由的人民立即参加进来，在我们的后面齐步前进。”一些报纸在关于1965年和平运动各种活动的报道中，普遍倾向于暗示有共产党参与其事。联邦调查局，也像鲍勃·霍普那样，已逐步抛弃了它的超党派的名声，实际上认为所有这些反战抗议都是克里姆林宫指挥的。政府的一份报告说：“反对越战运动的控制权，显然已经从可能一度控制着运动的温和分子手中转到了共产党和极端分子手中，他们公开同情越共，公开敌视美国。”
事实上，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尽管个别的反战战士使用了煽动性语言和表现出挑衅性的举止，但是那些示威游行一次比一次更无可非议。政治上保守的中产阶级主妇，甚至穿着军服的军人也参加了运动。参加的著名人士也越来越多，他们被吸引到和鲍勃·霍普相反的方向去。11月27日在晴空如洗的华盛顿举行的要求停止轰炸的游行队伍中，除诺曼·托马斯和詹姆斯·法默之外，还有一些从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人物，如本杰明·斯波克医生、漫画家朱尔斯·菲弗、小说家索尔·贝洛、雕刻家亚历山大·考尔德和作家迈克尔·哈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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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来自越南的消息报道，美国的一些著名的部队已在越南战场被打得落花流水。其中有9月份在安溪惨败的第101空降旅，10月份在波来梅惨败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11月份在德浪河谷惨败的第一骑兵师。在华盛顿举行的要求停炸游行前一周发生的德浪遭遇战，有着特别的意义。像越共前次的春季攻势和1968年初的新年攻势一样，德浪之战是越南战争中的一个转折点。第一骑兵师的空降兵在波来梅交战后穷追敌人的小股部队，在德浪河谷遭到顽强抵抗，此处靠近朱邦山，距柬埔寨边境七英里，位于西贡以北200英里的越南中部高原。这次美国人面对的不是越共游击队，而是北越第66团。
北越的精锐部队66团，面临着一次严峻考验。从军事史上说，第一骑兵师可算是一种新部队，它是一个用美国最优越的火力装备起来的直升机空降师。共产党军队，对有发明才能的美国人所研制的在战场上使用的武器都颇为熟悉，他们现在的战术则要求士兵们在近距离和那些怨气兵交锋，如果可能的话就打肉搏战，但至多不超过34码的距离，这样就可以使美国的炮兵和战术空中支援全部失去作用。
德浪之战的含义肯定是极大的。在7月举行戴维营会议之际，在南方还只有两个北越团。现在驻越军援司令部已经查明有六个来自北方的团，此外大概还有两个团，可能甚至三个团。还有一些正在南来途中。胡志明的司令官武元甲将军一直在把他的营分散成连和排，以比美国运入军队快得多的速度经小道源源而来。
双方都把援兵投入河谷，尽管第一骑兵师投入的一个营遭到伏击损失惨重，德浪之战结束后，威斯特摩兰和他的副手威廉·德普伊将军却声称获得一次胜利。数字似乎支持了他们的说法，敌军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人那样采取波浪式的攻击，用英语大叫：“杀死美国兵！”他们被打死1,200人，而美国人仅死200。但是另外一些观察家，其中包括以文职人员身份回到越南的约翰·保罗·范恩，则做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共产党已准备好无限期地接受这样的损耗。（一个越共士兵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为祖国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天职。”）而美国在德浪之战中的伤亡，尽管小得多，仍是威斯特摩兰部队的一个新纪录，它使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伤亡达到了死1,335人，伤6,131人。美国驻越军援司令部却认为威斯特摩兰已找到获胜的战略秘诀，迫不及待地在筹划更多的德浪战役，而武元甲却完全同意范恩的观点。这位北越将军确信（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他是对的），美国人民不会接受这样重大的伤亡，容许美国承担没有尽头的义务。武元甲认为这场战争的新阶段是他的人力与威斯特摩兰的技术装备之间的抗争，充当评判员的是美国公众舆论。
12月间，麦克纳马拉劝请约翰逊暂停轰炸。腊斯克表示反对，现在他已经是最强硬的鹰派人物之一了。但是总统停止了B－52的出动，并向世界一些重要的首都派出外交人员，散布华盛顿准备谋和的消息。两位意大利教授抵达河内试探胡志明的态度。一开头，谈判似乎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共产党准备采取和解态度的话刚传到腊斯克那里的时候，河内却忽然谴责一切都是“彻头彻尾毫无根据的捏造”。美国人吃了一惊。在德浪之战以后，美国人认为胡志明应该清楚他面临着失败。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想起了他们的一个老笑话的结尾的一句话：“总有哪个狗娘养的没有得到信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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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登·约翰逊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要求制定1965年选举权法时，他在演说结尾处的一句话，由于新的一代美国黑人为社会正义流出的血和泪，而有了光辉的意义。他说他们的事业“只能也是我们的事业。因为不仅黑人，而实际上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克服祖辈传下来的偏执和不公正的缺陷。我们也一定会克服掉的”。
这是自由派说得很漂亮的空话，但是在那一年中这句话有时似乎不过是很可怀疑的预言。最高法院关于布朗对教育局一案的裁决，在5月17日刚度过它的11周年，而种族主义现象却似乎比过去更甚了。耶鲁大学的斯蒂林讲座历史学教授范恩·伍德沃德说：“在学校里，现在黑人与白人比他们上一代更少接触。”从1964年年中到1965年年中，三K党获得了空前众多的党徒，即使在南北战争后的南部重建时期，也没有这么多过。1965年10月，据报道，伯明翰的一个黑人由于一个白人救护车司机拒绝送他上医院而流血致死。一个亚拉巴马州的商人在谈到民权运动时，信口对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说：“等这股风过去了，这些黑鬼在这里不用想过好日子”。在北部城市中，种族方面的气候也好不了多少。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湖南区的马克特公园发表演讲说：“我在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都没有看到过像在芝加哥看到的这样深刻的仇恨。”达拉斯县警长小詹姆斯·克拉克在塞尔马事件时佩戴的一个小徽章似乎象征着千百万白人的态度，那上面就简单两个字：“决不”。意思是，不论在北部或南部，像克拉克这样的人，决不会承认黑人的平等地位。
面对着这种不公正的境遇，黑人的态度继续发生变化。他们不断分裂成许多小派别，相互十分敌视。马尔科姆·艾克斯正在他快要掌握领导权力之际，于1965年2月21日在上曼哈顿区的奥杜邦舞厅被他的黑人同胞刺杀，这反映了在黑人好斗分子之间的深刻分歧。黑人绝望心情的一个标志就是一些团体提倡“返回故里”——“回到非洲故乡去”。在黑人地带大约五十个居民区中组织起了“防卫执事团”与三K党战斗。其他的人则相信李·罗伊·琼斯的话，他告诉他们“美国白人大多数是坏蛋”；或相信詹姆斯·福尔曼的话，他发表一个“黑人宣言”，要求白人教堂和犹太教堂（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恰恰都是极为热情地支持民权运动的）付给黑人5亿元的“赔偿费”。
鼓吹分离主义的集团中最著名的是穆斯林，1966年在奥克兰出现了第一小批黑豹党人。1965年11月，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提出了莫伊尼汉报告，这是一个说理严谨的文件，它论证说，解决黑人社会内部的问题的最现实的做法是首先消灭奴隶制度留下的最坏的遗产：黑人依赖福利救济过活，离婚率比白人高40％，以及骇人听闻的私生子数量，每四个黑人婴儿中就有一个是非婚生的。莫伊尼汉报告谈到的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但是那一年正是黑人痛苦已极的一年，许多事都对黑人的自尊心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以致他们不能正视这些事实。黑人领袖因此给这个报告扣上种族主义宣传的帽子，并且指责报告的作者是一个“法西斯分子”。
范恩·伍德沃德在1965年写道，“就联邦法律有能力处理”种族隔离和不公正现象而言，“国会刚刚能完成它的任务”。这类立法的最主要的一项是该年的选举法。马丁·路德·金在1月份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指出南部500万黑人适龄选民中有300万人没有进行选民登记，他宣布要发动一次全面登记选民的活动。这一活动将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开始，在这里，1.5万名可以登记的黑人选民中，只有325人登记了，而1.4万名可以登记的白人选民，登记的却达到9,300人。金博士照例带领第一批黑人要住进塞尔马过去只供白人使用的艾伯特旅社，当他在旅社办理登记手续时他照例被一个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拳打脚踢打了一顿。殴打他的那个人被课以100元罚款和60天监禁，在金看来这是尊重法律的一个良好开端，可是选民登记运动很快就停顿了。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是，塞尔马的大多数黑人对选举权不感兴趣。需要某种剧烈的行动才能使他们觉醒起来。这类行动果然——这是富有典型意义的——出现了：在附近的佩里县，一个准备进行选民登记的黑人被一伙白人杀害了。当地的民权运动领袖们指望利用这件事，利用县警长吉姆·克拉克的暴躁脾气，利用华莱士州长炫耀权势的作风，来使他们的运动得到复兴。
他们宣布要在3月7日举行一次抗议游行。黑人和白人同情者将从塞尔马到54英里外的蒙哥马利市，沿杰弗逊－戴维斯公路系统第80号公路中段往南走。华莱士立即以威胁商业和公安为理由禁止此次游行示威，并派遣100名州警察增援克拉克警长；后者为了表示他忠于过去的传统，还纠集了一批骑马的自警团。3月7日（这一天将作为“黑色的星期日”载人亚拉巴马州的历史和成为民间传说），600名黑人和一些同情他们事业的白人不顾禁令，从非洲人卫理公会主教派布朗教堂出发走到了横跨亚拉巴马河的埃德蒙－皮特斯桥。在这里，他们与克拉克的骑马的自警团和戴有防毒面具的州警相遇了。由于他们不理睬限两分钟内散开的警告，自警团于是挥动警棍和湿皮鞭猛烈攻击他们。催泪瓦斯的黄烟从州警的队伍中喷射出来。被轰散的黑人狼狈退回教堂。伴随着他们的是电视摄影记者，他们拍摄的影片将保证塞尔马在一夜之间变成镇压的象征。
在“黑色的星期日”这一天，金博士正在亚特兰大布道。他放下手头的一切事务飞赴塞尔马，宣布他要在星期二领导第二次进军，并号召黑人和白人的教士都来参加。三百多白人神甫、牧师和犹太教教士都同意参加。在北部各大城市都举行了同情示威游行。黑人运动活动家在司法部和白宫举行了静坐抗议，约翰逊总统发表一项声明谴责亚拉巴马的官员“对待一些黑人公民的粗暴行径”。他派遣约翰·多尔和佛罗里达前州长勒鲁瓦·柯林斯去塞尔马，他们成功地安排了一次象征性的进军，在那桥上走一个来回。克拉克警长和金博士虽然极不乐意，都勉强同意了。从金这方面来说，他不乐意是有道理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好斗的黑人青年，指责他是“汤姆大叔”主义者。在离开那座桥时，他们唱着民权运动的歌曲嘲弄他：“我们不能随便让人使我们回头。”
在同一天晚上，塞尔马危机中发生的三起谋杀事件中的第一起，便使金不得不暂时回头了，这三起谋杀案的受害者都是同情民权运动的白人。波士顿惟一神教派牧师詹姆斯·里布，在他离开一家黑人饭馆时，遭到一群农村恶棍的猛烈攻击而被打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詹姆斯·福尔曼和他的500名追随者威吓说，如果金博士不采取更大胆的方针，他们就要造反。1,500名愤怒的黑人在蒙哥马利市以色列浸礼会教堂举行群众大会。金有令人鼓舞的消息要向他们报告。蒙哥马利市联邦法官小弗兰克·约翰逊同意允许举行从塞尔马到蒙哥马利市的游行，虽然这样的游行“已达到了为宪法所允许的极限”，但是他裁决说，对待示威者的做法显然也已超越了“宪法所允许的极限”。
华莱士州长在由电视转播的亚拉巴马州两院联席会议上，谴责即将举行的进军，可比之为共产党的“街头战”，就是这种战争“把古巴毁掉，把越南的吴庭艳断送，把中国强占——它把这个世界的文明和既有的制度撕成了血淋淋的碎片”。他说该州当局不能向所有这些外来的煽动者提供保护，他打电报给白宫，要联邦政府派人来执行联邦法官的决定。而这正中林登·约翰逊的下怀。总统现在有了华莱士提出的保护示威者的正式请求，他于是派遣了1,863名拨归联邦统辖的国民警卫队，250名联邦法院法警和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两营正规陆军军事警察，一些爆破专家，检查游行队伍前方的道路和桥梁，直升机在头顶上空盘旋巡视。此外，还为游行队伍提供过夜休憩用的巨大帐篷、一辆600加仑的饮水车、一些厕所车、救护车、垃圾车和事先安排宿营地用的先行车。约翰逊其实也做得太过一点了。
进军本身是一次胜利。民权运动的老手已能很巧妙地为电视摄影记者提供丰富多彩的镜头。走在进军队伍前列的是金博士、拉尔夫·本奇、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一个穿工装裤的佃农、一个犹太教教士、一个基督教牧师、一个修女和一个架着拐杖的一条腿的人（沿路站着的亚拉巴马白人，他们完全不知道为自己留点脸面，竟冲着修女做出淫猥的动作；在进军者唱歌时，哄笑着给一条腿的那个人叫拍子，“左，左，左”）。尽管亚拉巴马州的立法当局义愤填膺地——而且一致地——谴责“有证据在进军者宿营地发生大量私通行为”，但是大家一路上态度和平，秩序良好，考虑到参加的人是如此之多，应该说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就。3月21日从塞尔马整队出发时是3,200人，四天后到达蒙哥马利市时已增加到2.5万人。金博士在州首府广场上向群众发表演说，一百年以前，这个地方是南北战争时“南部同盟”的首都所在。他在演说结束时连呼四次“光荣归于上帝！”队伍解散后，大批汽车在80号公路上把他们拉回塞尔马。一伙满脸不高兴的三K党徒盯着他们离去。汽车的洪流稀薄下来，这伙三K党徒要动手进行第二件谋杀了。
受害者是一位红头发的底特律人，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家庭妇女维奥拉·格雷格·柳佐。她的丈夫是卡车司机工会的代表，柳佐太太曾对他说：“我一定得参加这一次的活动。”在州议会大楼外面草地上举行的集会胜利结束后，她自愿运送亚拉巴马的进军者回家。最后一趟，她的乘客只有一个19岁的黑人理发师，他们俩正一起唱着“我们将一定胜利”时，在公路的一段寂静的地段，一辆满载三K党徒的汽车逼近并行。这群白人暴徒中的一个汽车机工，用三八口径手枪对准她的头部开了一枪。她立时歪倒，鲜血从太阳穴喷涌而出，汽车也栽进道旁沟中。吓坏了的青年理发师搭乘便车到塞尔马报警。
第三件凶杀案是一个从新罕布什尔来的主教派教会神学院学生，在一间杂货店中被枪杀。凶手是一个兼职的副警长，他申辩开枪是为了自卫，可是在这个神学院学生身上并未发现武器，证人们也说他没有任何武器，尽管如此，由12名亚拉巴马州白人组成的陪审团还是宣判凶手无罪。在里布牧师被殴致死后几个小时，有三人被控。他们也被宣判无罪，陪审团对他们的审议只用了95分钟。对谋杀柳佐太太的凶手们的审判，是三个案件中最有意思的。在行凶的汽车上的三K党徒中，有一人实际上是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他指认了他的每一个同伙，他们用的武器，以及他们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在第一审中，由一个祖传三代的三K党徒小马特·墨菲替他们辩护。墨菲在法庭上的总结发言是地地道道种族主义的：“白人一经同黑人搞在一起，他们也就变成了白色的黑杂种……上帝是不想要我们同黑种人混在一起的，我不管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怎么说。”墨菲说那个联邦调查局人员，违背了他加入三K党的誓词，“像一条响尾蛇一样奸诈……他真是枉称自己是个白人，而实际上比一个白色的黑杂种还坏。”陪审团还未能做出判决（以10票对2票认为被告犯有误杀罪），而墨菲却离开了舞台：在第二审前死于车祸。主持审判的是一个偏心的法官，以宣判无罪了结，但是这时联邦政府插手进来，以侵犯柳佐太太的民权的罪名审判那些三K党徒。这条奇特的法律曾经使密西西比州三K党杀人者在“自由之夏”活动中落入法网，也使在佐治亚杀害一名黑人陆军军官的杀人犯受到制裁，这次也居然再度发挥作用，在另一个由12个南部人组成的陪审团的陪审下，法官判处被告以十年最高刑期。
塞尔马事件激励了选举权法的制定——约翰逊在3月15日向国会要求通过此法时就这么说——全国都把这件事归功于金博士。事实证明这是他的盛誉的顶峰。前几年在密西西比州发生的事件，开始引起了对非暴力行动的严重怀疑，亚拉巴马的杀人犯使新一代黑人积极分子的疑虑得到了证实。这些持怀疑论者离开塞尔马时，确信从金那里已经得不到什么教益了。广大黑人群众却并不这样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随后举行的一次不记名民意测验表明，只有4％的人表示他们愿意积极支持斯托克利·卡迈克尔，2％支持更好斗的拉普·布朗，支持三人中最为好斗的罗恩·卡伦加的则只有1％，而40％的人却支持金博士的观点。尽管如此，那些积极活动分子却也正确地看出了那种情绪的变化。大多数人渴望和平——大多数人总是要和平的，但是整个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对暴力的向往。现在回想起来，肯尼迪总统之死和暗杀他的凶手的被谋杀，看来就是前兆。在宇宙的某个地方又另换了一次排挡。1965年同期在越南出现的追而歼之的方针，是新露头的那一情绪的一个表现，塞尔马的谋杀事件等是另一个表现。在今后的岁月里，由于黑人被压抑了一百年的愤怒和失望现在已迸发出来，类似的表现必将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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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11日（星期三），那种新的城市情绪在洛杉矶的一个破破烂烂的黑人区冒出头来了，这个黑人区地处洛杉矶国际机场进口处的南面，房屋矮小，灰泥剥落，使人联想起波多黎各的一些贫民窟。垃圾似乎从来无人管，到处是一堆堆破烂东西——碎玻璃、锈罐头盒、腐烂的鸡骨头、空酒瓶等等，而由于这里还有许多在当地被叫做“那家伙”的具有代表性的白人警察，他们随便可以拉住一个黑人公民，对他说：“我要检查你的身份证，”而使得那里的生活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8月的那天傍晚，加利福尼亚公路巡逻队的一名警官李·米尼库斯，要检查一个名叫马克特·弗赖伊的年轻黑人的身份证，他打算以酒醉开车的嫌疑拘留他。一群人围住他们，向米尼库斯和他的嫌疑犯起哄。这看来似乎关系不大，无关紧要，却不料在表面的平静下面酝酿着紧张情绪。洛杉矶正连续第四天处于酷暑热浪中。人们都在户外乘凉，很容易聚集起来看热闹。弗赖伊被抓起来的地方在阿瓦隆大道和特级公路的拐角处，此处是洛杉矶的一个繁忙的交通要道，白人司机驾驶的豪华的小汽车如流水般不断通过这里。最不祥的是这一带居民的情况。98％是黑人，人口密度每英亩达27.3人（整个洛杉矶县则是7.4人）。从40年代初开始，黑人移民大批来到此地，那时每月平均有2,000人投入战争工业中工作。现在这个城市的273.1万居民中，黑人有42万。可是这个黑人居住区的205名警察中，却只有5名黑人。1965年每月仍有1,000名黑人涌进这个密集拥挤的地区寻求已不再有的工作。毒品和酒精的诱惑在等待着他们的孩子，只要他们的孩子偶一失足，“那家伙”就会来把他们抓走。在这个本地人叫做瓦兹的地区，真正的罪犯不是这里的居民，而是这些引人跌入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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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星期三的下午7点45分，加利福尼亚公路警官米尼库斯把弗赖伊这个小伙子抓了起来。他几乎马上就遭到了麻烦。他的警车上的一闪一闪的红灯招来了很多人，其中就有被捕者的母亲。开头她训斥她的儿子，接着她指责那位警官。由于她的情绪变得很激动，旁观的人叽叽喳喳，也表示出不满，米尼库斯一时神经紧张，通过无线电要求增援。接着他又犯了两个错误。他企图强使弗赖伊进到他的警车中去，并且转过脸去不理睬弗赖伊的母亲。她于是朝他背上扑过去。另外一些警官赶到，才把她拉开，而这时人群越发表现出愤愤不平，这些警官靠手枪使他们不敢动手。米尼库斯同他抓起来的人终于走了，但是这代价实在太高了。由于使用武力，大家在叙述事情经过时就不免歪曲，添枝加叶的结果，就越来越走样。有两个说法传播很广。一说是一个警察用警棍猛击一个孕妇的肚子。另一说是，一个警察把一个妇女朝着巡逻车猛推，而且想掐死她。这一来，群情激愤，于是拿石块和玻璃瓶向警察砸去。到晚上10点，看热闹的人群已变成一伙暴徒，他们攻击过路的人，推倒汽车，打破商店橱窗。人们所熟悉的暴乱升级的各个阶段现在已一一出现。警察在晚上11点封锁了附近的八个街区。两小时以后，约两千暴乱者冲破封锁线，在瓦兹横冲直撞，攻打外来的人，砸烂一切能砸烂的东西，抢劫商店。
凌晨3时，暴乱程度略有下降，那些闹事的人也该睡觉了；警察的巡逻使这个黑人居民区从外表上看来恢复了秩序。清晨，商店老板们把保险公司的人叫了来，伙计们动手打扫，那些对暴乱活动毫无经验的人认为这次事件已经过去了。那个星期四的晚上7点45分，也就是年轻的弗赖伊被捕后24小时，这些人的幻想破灭了。开始还只是重复星期三晚上的一切活动：青年们袭击过路车辆，扔砖头打警察，打破窗户。到清晨4点情况发生了变化。先一天到4点钟的时候，因为大家太累，这个居民区倒安静下来了，现在却是另一批闹事的人涌上了街头。这些人年龄比较大，也更凶恶，他们还都有武器。迪克·格雷戈里带着话筒到瓦兹来到处叫喊着，要大家遵守秩序，结果在腿上挨了一枪。暴力行为已几乎接近一场叛乱的程度，但是有关当局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一队担任快速突击行动的警察从瓦兹的黑暗的街道上把人驱散，他们就宣布已控制住局势了。
上午10点，发生了第一起白日暴行事件，两个白人推销员受到了攻击，这时他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上午11点，一个警察打伤了一个黑人抢劫者。埃德蒙·布朗州长原在希腊度假，读到秩序日益混乱的报告后，急忙赶了回来。他的副州长已同意了洛杉矶警察局长调遣国民警卫队的请求。星期五下午第一批国民警卫队抵达瓦兹。那个居民区势态发展很快，当他们集合在一所小学里听情况介绍时，听到的已都是些过时的情况了。在包括150个街区的一个地区内，有五千多暴徒来回冲撞，用自制燃烧瓶放火烧屋，伏击闻警前来救火的消防队。晚上9点40分，瓦兹发生了第一起伤亡事件，一名县副警长腹部受伤致死。很快又死了三人。国民警卫队士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进入这个居民区，他们在到处的大火中清清楚楚地看到抢劫者拿着枪支、各种家庭用具、酒、珠宝等一切值钱的东西从商店出来。有一些商店外面涂写着粗大的字迹：“黑人兄弟”、“亲兄弟”、“黑人所有”、“一位兄弟所有”，可是其中有些仍不免遭劫。有一伙人打算焚烧橡树公园公共医院，那里实际挤满了骚乱中受伤的黑人。《洛杉矶时报》的一个黑人记者罗伯特·理查森写道：“那些闹事的人现在是在焚烧他们自己的城市，就像有时疯人会自己断肢一样。”
星期六，在屋顶上的狙击手开始把目标对准士兵和警察。消防队员领到了防弹背心。国民警卫队先增加到1万人，后又增至1.4万人。星期六在40平方英里的地区实行戒严，星期日则扩大到46平方英里。一直到8月18日，星期三凌晨还断断续续有人出击，那时在一所黑色穆斯林清真寺经过一场枪战后，抓住了35个黑人，这才算使这一事件告一结束。在一场为时达六天的疯狂行动中，死34人，伤898人，4,000多人被捕，损失达4,500万元。
瓦兹的破坏被认为是1943年底特律事件以来最糟糕的一次种族骚乱，但实际上这次事件应该说是自成一类。死亡人数一样，可是底特律事件的损失不到100万元，这一次到处都出了问题。和瓦兹同时，8月12日，芝加哥湖西区因一辆救火车驰往西加菲尔德公园去救火，路上却撞死了一个黑人妇女。黑人于是同警察和两千名国民警卫队员激战了两夜，发生抢劫活动，并用瓶子扔打白人。结果100人被捕，67人受伤。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这不是在大城市中的黑人居民区），由于在一家夜总会外面逮捕了18名黑人，于是群起指责7个警察行为残暴；白人商店遭到黑人自制燃烧瓶的攻击，引起了大规模的逮捕，因而再次征召国民警卫队。四千名斯普林菲尔德的黑人举行了抗议游行，最后聚集在市政厅前，在那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全国大会副理事长乔治·威利对他们说，“北部的民权斗争”将比在南部进行过的斗争“更长期，更血腥，更剧烈”。
每次发生暴行事件之后即继之以指派一个委员会对事件进行调查研究，这是60年代的特点。布朗州长遴选了以约翰·麦科恩为首的由知名人士组成的一个专门小组来调查瓦兹事件。他们发表了题为《城市暴乱活动：是结束还是开始》的调查报告。从这以后人人都知道瓦兹事件只不过是开始，但是寻求解决办法的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麦科恩报告大谈建立法律和秩序的必要。黑人好斗分子则抗议说，反对镇压黑人的法律正是瓦兹事件的导因。贝阿德·拉斯廷称瓦兹事件是“黑人对他们本身逆来顺受的习性进行的第一次重大的反叛行为。”白修德认为电视和广播的报道应负一定责任。白修德指责它已“越出报道的范围，而且本身成了一个因素”，他问道，“为了国内安宁的最高利益，能不能对这种利用电子传播的报道加以限制呢？”马丁·路德·金巡视弥漫着劫后硝烟的瓦兹时，并没有受到一律欢迎。这情况他也逐渐习惯了。斗争的火炬已传给了新一代的黑人领袖，而且它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火炬了。
1965年夏天种族骚乱炽烈而短暂。在8月份的第二周爆发瓦兹事件之前，那年国内本来还有希望不致发生重大骚乱事件的。可是第二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洛杉矶又一次响起警钟，这次是在3月间，一伙黑人学生向一个白人教员的汽车扔石头，攻击其他白人，后来发展成抢劫。洛杉矶的警察从去年发生的事件中已得到不少经验了，一夜之间就把这场新的威胁镇压下去，只有两人死亡。但是，洛杉矶虽以微小的创伤为代价得免遭浩劫，全国其他地方就没有这样走运了，似乎美国的每个黑人区都在造社会的反。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黑人在4月份开始行动。到5月，加利福尼亚州的三个城市已进入战争状态。克利夫兰在6月下旬开始暴乱，两周后继之以奥马哈、得梅因和芝加哥。接下去是克利夫兰，然后紧跟着布鲁克林、巴尔的摩、珀思安博伊、普罗维登斯、明尼阿波利斯、密尔沃基、底特律、戴顿、亚特兰大、旧金山、圣路易，佛罗里达州的庞帕诺滩、佐治亚州的科迪尔、伊利诺伊州的锡塞罗和密执安州的兰辛、马斯克冈、本顿港和杰克逊。截至夏末，七人死亡，四百多人受伤，大约三千人被捕，因破坏、抢劫和纵火而招致的损失达五百万美元以上。到1966年底，美国在这年蒙受了43次种族骚乱的创伤。
在锡塞罗，一次为要求住房不受歧视而举行的黑人游行，与充满敌意的白人的反游行相遇，这伙白人一再企图冲过警察去伤害黑人。12人受伤；6名警官被投掷物击中，32名白人被捕。锡塞罗事件之所以引起人们的特殊兴趣，是因为它表明警察远不是去惹是生非，而常是努力维持脆弱的和平的。黑人之所以老是以他们为目标，是因为警察代表着政府当局，而且往往是视野中仅有的白人。在工人阶级集中区中，白人的愤懑往往同黑人的愤愤不平不相上下，甚或过之。双方都感到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在1966年，这种冲突情绪充分表现出来了。
最初要求住房开放的示威是由马丁·路德·金领导，在锡塞罗的马克特公园举行的。当他被一块石头击中，打得他屈膝跪下时，他宣布取消这次集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芝加哥分会主席罗伯特·卢卡斯挑战性地发起新的游行，理由是“争取种族平等大会需要保持住压力”。卢卡斯是新的好斗分子的一员，1966年正是这些人逐渐当令的一年。弗洛伊德·麦基西克取代比较温和的詹姆斯·法默成为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头头，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继约翰·刘易斯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运动的发展并不像他们所预想的那样顺利。卡迈克尔上任刚一个月，发生了一件民权运动领导者们不以为意的一件事，而这件事却显示出了领导层中的严重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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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梅雷迪思在6月5日宣布，他要离开孟菲斯徒步225英里到密西西比州设在杰克逊市的州议会去。他的动机是要证明，美国的黑人是无所畏惧的。但麦基西克和卡迈克尔一类的人却认为他这种主意不切实际，纯属空想——一位运动领导人说：“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愚蠢的主意。”——他们决定不理睬梅雷迪思。梅雷迪思并不气馁。他依然受着“神圣责任”的思想支配（这是他在《在密西西比的三年》一书中的说法，这本书叙述了他在密西西比大学校园中经受过的严峻考验），他相信命运正在他出生的那个州等待着他，而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代表着命运的是密西西比州的一个中年的失业白人，名叫奥布里·詹姆斯·诺维尔。在这次旅行的第二天下午4时15分，梅雷迪思在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人员的护送下沿着密西西比州埃尔南多正南的美国第51号公路大步行进的时候，诺维尔从路边的灌木丛中站了出来。“詹姆斯·梅雷迪思！”他高声地叫喊着。“詹姆斯·梅雷迪思！我只要梅雷迪思！”他连续对他开了三枪。在孟菲斯的一家医院里，医生们发现梅雷迪思满身都是鸟枪弹砂。
所有的伤都不严重。诺维尔所起的真正的作用，是彻底推翻了那种认为无须认真对待梅雷迪思徒步旅行的说法。这一阵枪击立即形成一场运动，为民权运动奔走的每一个人全都参加进来。迪克·格雷戈里飞赴孟菲斯沿着和梅雷迪思相反的方向前进，麦基西克、卡迈克尔和马丁·路德·金则从梅雷迪思被击倒的地方向南方步行前进。金博士借了2,000元投入他所说的“争取自由的梅雷迪思进军”，并命令他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人大会为另一个塞尔马运动动员各种力量。
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塞尔马的成就是使黑人领导人在非暴力问题上团结起来。现在，批评金的一些人，特别是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中的那些人都已公开站了出来。在诺维尔狙击事件后的第二天，卡迈克尔对孟菲斯的一个群众大会说：“现在黑人要从白人手中夺过他们应该占有的一切。”金对这样煽动暴乱的行径表示痛心，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惠特尼和城市同盟的小惠特尼·扬却表示同意。而这些年轻的好斗分子的言论变得更加激烈好斗了。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在1964年举行“自由之夏”时，运动的成员曾有三人死亡——其中两人为白人——一名密西西比州的白人在黑夜里被猎枪击伤，而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拉尔夫·费瑟斯通对于这一事件丝毫不以为憾，他反而高兴地认为黑人已不再那么好欺负了，并说“他们的反应是以枪对枪”。卡迈克尔讲的完全是黑豹党的语言。在亚佐市，年轻的黑人们欢唱着：“哎嗨！哎嗨！你知道！白人必须走开——必须走开！”而且，那天夜里，在亚佐市的游乐场，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23岁的成员威利·里克（由于他的福音派的风格被称为“教士”）登上一辆平板卡车发表了一番使老一代黑人领袖为之发抖的宣讲仇恨的说教。他讲到白人流血的情况，并且反复用两个爆炸性字眼：“黑人权力！”来说明他的目标。
在离亚佐市45英里的格林伍德，卡迈克尔在被拘留七个小时后出狱。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困境是由于他的好斗态度所造成。对这种态度感到灰心的自由派白人，已远不如塞尔马事件时期那样慷慨捐助了。吃和住都是一个问题，卡迈克尔原来是在一所黑人学校的操场搭建帐篷的时候被逮捕的。在他爬上另一辆平板卡车要去对格林伍德的群众发表演说时，他听到了关于里克发表演说的情况。卡迈克尔使用民权运动领袖们从黑人布道者那里卓有成效地学来的一再重复和问答的方法，提醒他的听众们：他那次是在一所黑人学校的校园里被警察逮捕的。“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的街坊住所为所欲为……现在，我们将要夺取某种东西，我们要夺得某种代表性的东西。不管它是不是属于白人的——也许是黑人的。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要求——黑人——权力！”
人们喊叫起来：“说得对！”他也就抓住了这个主题：“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求黑人权力！对——这就是我们的要求……现在，从今以后，当他们问你们要求什么时，你们就知道该怎样回答他们了。你们要求什么？”
“黑人权力！”
“你们要求什么？”
“黑人权力！”
“你们要求什么？再说一遍！”
“黑人权力！”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罗伊·威尔金斯是毫不怀疑的。“‘黑人权力’意思就是反对白人权力……那必然也就是自己单独干。必然也就是分离主义。而这和我们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主张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威尔金斯把它叫做：“仇恨之父，暴力之母。”马丁·路德·金最初对这一件事也讲了类似的话，虽然后来他看到各民权团体之间的联合由于这个问题的争执而走向分裂，他就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把它解释成为“对于种族自尊心的呼吁，对于黑人不以身为黑人为耻的呼吁，意在变黑人的无权地位为握有积极的建设性的权力”。麦基西克认为这是呼吁采取联合行动：“除非我们能够设法把黑人的力量联合起来，否则我们就会处在一蹶不振的状态。”但是已殉身的梅德加·埃弗斯的兄弟查尔斯·埃弗斯这个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密西西比州的领袖人物发出警告说：“如果我们沿着这些道路向黑人至上的目标进发，我们注定是要失败的。”菲利普·伦道夫哀叹这种好战的叫喊乃是“种族和平与繁荣的威胁”。他说：“为民权而战的每一个黑人，都不可能拥护黑人权力之说，因为它是与民权和取消种族隔离运动相对立的。”
《纽约时报》在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中说，密西西比州民权运动领导人之间的不和使公众对这一运动的支持减少了。一次民意测验发现，77％的白人感到黑人权力的信条正在损害黑人的事业。詹姆斯·梅雷迪思也同意这种观点。当时他正在纽约疗养，他说：“在那里似乎正在搞哗众取宠。”他在完全康复之后，重新参加了进军活动，并且受到金和其他人的拥抱。不过，他的疑虑仍未消除，他说：“我认为有些事情不对头。”他还讲到“某些胡闹的举动还在继续，我是不喜欢这种搞法的。”
在新老两代领导人之间的公开决裂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在6月23日，地点是靠近梅雷迪思进军终点的地方——坎顿。在这里，警察不同意他们在一所学校的操场上搭建帐篷。2,500名黑人拒不散开，坚守着他们的阵地。卡迈克尔喊叫起来：“我们不再逃来逃去了。”但情况并非真正如此，当警察用警棍和催泪瓦斯弹进行袭击的时候，人们逃散了。但是，当金拒绝了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搭起帐篷的提议时，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抛弃了他。其中一人说：“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干自己的。”接着，他们提议，由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不积极支持这次进军，应当将其排除在杰克逊市举行的盛大群众集会之外。金和在进军途中提供了医护服务的一个医护人员志愿组织反对这个决议，但是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和代表年轻黑人的另外两个组织形成了多数，决议获得通过。查尔斯·埃弗斯说：“这很好。等他们全都走了，我仍在这里”。他挖苦地说，进军完全没有注意登记黑人选民的工作。当队伍到达设在杰克逊市的州议会庭院时，乐队演奏着：“当圣徒们开始进军的时候”，这时参加其他民权运动示威活动的老战士们都注意到，以往多年曾与金共同进军的许多白人，现在都没有来。
这当然并不表示自由派从此不再关心黑人的正义事业。这也不可能从此终止已在实施中的争取黑人进步的种种计划。在那同一个月，在密西西比州费耶特进行了六个月的抵制白人商业的运动，以费耶特的各商店雇用黑人职工而胜利结束，同时还关闭了专供有色人种使用的加油站厕所，并录用了一批黑人警察和副警长。在12个月里三次被选入佐治亚州议会的朱利安·邦德，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命令，终于就职了。在塞尔马，吉姆·克拉克县警长由于他的职务需要经过选举，悄悄收起了他的刻着“决不”字样的小圆徽章。但这也无补于事，当根据他反对过的选举法令登记的黑人选民参加投票时，他落选了。
过去，几个黑人得志，全体黑人都感到心满意足。整个种族会因为这少数人的成就而自豪。现在可不是这样了，卡迈克尔引用的一位黑人妇女那年9月讲的一句话，是颇有代表性的：“拉尔夫·本奇吃的饭，饱不了我的肚子。”开电梯的工人和日挣三元的棉花采摘工也要求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些激进分子进行斗争的方法，是绝对不现实的。黑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1％。侈谈黑人革命——1966年已经谈得不少了——是愚蠢的，而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提出要求黑人抵制取消种族隔离，则更属荒谬。
菲利普·伦道夫，震惊于贫民窟的黑人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对抗，在9月竟说：“街头的进军和示威活动已成强弩之末，现在应该结束了。”他提出一个新的办法：“从街头转到会议桌上去。”10月，他本人、威金斯、扬、拉斯廷和从事民权斗争的三名其他的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了一项声明，批判了暴力、暴乱和哗众取宠，并做出结论说：“我们不仅欢迎，而且我们要求美国白人的充分合作。”马丁·路德·金一方面在原则上表示赞同，同时又不肯签字，因为他不想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认为，那些争取黑人权力的发言人，是“肯定地和不可挽回地犯了错误”。
卡迈克尔一度采取调和的路线，把黑人权力重新解释为：“黑人团结起来形成一支政治力量，来选出自己的代表，或迫使他们的代表说出他们的要求……对他们说：‘瞧，伙计，除非你向我们提供多少学校、医院、操场和职业，我们就不会投你的票。’”但他并没有坚持下去。不久，他就不停地告诉他的听众，“如果我们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我们就要把这个国家搞得稀巴烂。”他还号召黑人“用任何必要的武器为解放而战。”在亚拉巴马州的普拉特维尔，他说：“我们来到这里要把这个城镇搞个稀巴烂，我们一定要把它搞个稀巴烂。”他把约翰逊总统叫做“蛮子”、“小丑”、“说谎的人”。他愈益强烈地表明，他和黑豹党人是完全一致的，黑豹党的口号——“权力属于人民”意味着权力属于黑人，而不是属于别的任何人。接着，就像丹东被罗伯斯庇尔接替了职务一样，卡迈克尔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被一名更加激烈的种族主义分子拉普·布朗所代替。当辛辛那提的大部分商业区在恐怖的五天五夜里，被自制燃烧瓶搞得烈焰四起的时候，布朗对记者说，“在这些野蛮的白狗子警察滚开之前”，这里决不会出现和平的局面。接着他说：“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已经宣了战。”
在1966年的选举中，起着强烈的反作用的投票是对于要求黑人权力的一个反应。另一个反应是诸如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之流敏感的政客转变立场。德克森在1964年和1965年，曾经把民权立法作为“合乎时宜的主张”加以支持，但是，他却以1966年法案包含有第四条（“住房不受歧视”条款），而嘲笑它是“一包祸害”，因此使它未能通过。令人奇怪的是，对这些新的好斗分子采取极力批判态度的，却是一家英国的期刊——伦敦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说：“这些‘领袖’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可怕的法西斯式的人物。”这家期刊嘲笑“自由派知识分子”，说这些人“令人感到侮辱地互相转告，美国黑人中间普遍存在的反对白人的情绪，与1943年法国人反对德国人的情绪是相似的。”并说：“抢劫和侮辱白人妇女在过去一直被某些积极分子视为一种‘黑人革命的近乎高尚的行为’。”这杂志还预言说：“美国人民对于这种放肆的暴行所采取的暂时的很不平常的容忍态度，几乎必然要变成白人严厉的不容忍态度。”
与此同时，黑人种族主义分子越来越耀武扬威。黑豹党人在富裕的城市自由派人士中，越来越获得汤姆·沃尔夫尖刻地称之为“激进时髦”的声誉，而那些劣迹昭著的罪犯过去只在警方的案卷中出现，现在却被当做对人类困境具有新见解的观察家加以认真研讨。他们全都是贫民区的产物，而某些人的发迹还可以追溯到近来的暴动事件。罗恩·卡伦加出身于瓦兹地区的下层社会，虽然他否认他的黑人民族主义的组织曾从事暴乱活动，该组织有四个成员已受到此项控告。卡伦加所以名声大噪也是瓦兹的骚乱造成的。关于那次骚动的损失，现在越来越清楚，是无法计算的。某些重大损失几年内也不会看到。这次暴乱的遗产之一是狮鼻似的55－SA型八发22口径艾弗－约翰逊牌的左轮手枪。这支手枪原是一个害怕的洛杉矶人在骚乱发生之后于1965年8月末用31.95元买来自卫的。后来，他把枪给了他的女儿，她又把它给了帕萨迪纳地方的邻居，这位邻居又把它卖给纳什百货商店的一个叫穆尼尔·“乔”·锡尔汗的雇员。最后，乔把它转给他的小弟弟锡尔汗——比沙拉·“索尔”·锡尔汗。在瓦兹骚乱之后的第三年，锡尔汗就是用这支手枪在洛杉矶杀害了罗伯特·肯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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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年一轮的越南历法中，蛇年（1965）让位给马年（1966），随即又进入羊年（1967年）。马年被认为是幸福之年，仅次于大吉大利的龙年，但是，美国在越南的死亡人数，几近一半——2,559人——是在1966年的头十周里丧生的，他们就在那十周之内死于共产党人的炮火和炸弹之下，而且情况表明，这还只不过是开始。那一年美国兵阵亡总数达4,800人。到第二年的5月，美国死亡总数超过了1万人，而且随着战争的延长，死伤数也越来越大。在羊年中，每周平均伤亡人数，较之马年增多33％。1967年死亡人数，则比战争开始以来的任何一年为多。在这同一时期，有5.3万名平民死亡，这是使国内的战争的批评者日益为之忧虑的事。
重大伤亡并没有阻止五角大楼提出变本加厉的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对麦克纳马拉施加压力，要他敦促总统下令轰炸北越的燃油和润滑油供应设施（这被称之为油源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格兰特·夏普海军上将预言说，此举将“使敌人走到谈判桌边来，或使叛乱平息”。麦克纳马拉终于在1966年3月表示同意，虽然中央情报局预先打招呼说，油源袭击并不会使兵员和物资的渗透停止下来。中央情报局是正确的，尽管在战斗中伤亡惨重，沿长达1,000英里的胡志明小道南下的北越士兵的人数，从每月1,500人增为3,500人，接着又增为4,000人。到这一年的年底，武元甲平均每月向南方派去8,800人。不久，年度兵员补充率已高达10万人。
国防部的各研究小组向麦克纳马拉汇报说，虽然不断进行轰炸，游击队流入南方的情况“有增无减”，而且各种袭击对于河内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作战的能力“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这位国防部长亲自飞往前线视察，这是他第八次亲临现场视察。他返国之后，对总统说：“和解的前景，如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比过去更渺茫了。”他还说：“空袭既没有显著影响渗透活动，也没有粉碎河内的士气。”他劝告总统重新估计轰炸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极力反对任何减少空袭的建议。他们在致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争论说，军事局势“在过去的一年里已有了实质性的改善”，并把轰炸称为“一张王牌”。威斯特摩兰将军飞返美国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讲话时说：“在我驻留越南的四年间，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鼓舞……我们已经到了即将看到尽头的重要时刻了。”
麦克纳马拉却并不感到鼓舞。到那时为止，一闪即逝的乐观估计他已经看得太多了。在西贡，他曾同驻在那里的一名部下度过一段使人灰心丧气的日子，这个人告诉他说，官方的充满愉快的调子是骗人的，前途是一个无尽头的黑胡同，根本无光明可言。提供这一情报的人，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实际上，威斯特摩兰来到华盛顿并不是要报告胜利，而是要求派更多的军队。1966年终了时他已拥有37.5万人。到1967年的4月，他已拥有48万人，超过了朝鲜战争的顶峰时期。他要求到1968年6月增为68万人，或至少增为56.5万人。他对约翰逊说，有68万人，他能够在两年内结束战争；如只拥有后一个较小的数字，就需要用三年的时间了。这位总统不高兴地指出，在南方的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已达到最高纪录。他质问这位将军说：“我们增兵，难道敌人就不能增兵吗？这样下去，到哪儿才算尽头呢？”威斯特摩兰说，如果武元甲的渗透率再提高，他的供应将发生困难。无论如何，美国在南越的怨气兵杀死北越人的速度总比他们能补充的速度快。约翰逊问他，如果武元甲要求中国派遣志愿军，情况会怎么样。这位将军回答说：“那倒是一个大问题。”
美国人卷入越南战争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这场冲突看来已完全成了一场白人与亚洲人之间的斗争。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给这里的大小战役取了许多有声有色的名字，它们使人想起丛林中的苦难生活和美国国内日益分裂的人民中的与日俱增的痛苦。其中有阿托巴罗行动、陆战队广场行动，以及马希尔行动、双鹰行动和白翼行动。然后还有达多行动、881高地北坡行动、禄宁行动、疯马行动、霍索恩行动和从德浪河战役之后代价最高的一次行动——黑斯廷斯行动。接着是881高地南坡行动、溪山行动、昆天的三个红色高地行动，以及阿速坡行动。在西贡河和西贡以北20英里的13号公路之间，由已放弃的橡胶种植园和热带多雨森林组成的一个三角形地区——铁三角，作为共产党人的据点已达20年之久。1967年1月以3万名怨气兵对铁三角发动的攻击，即所谓的雪松瀑布行动，是美国参加越南战争以来发动的最大的一次攻击。但是，在一个月之后发动的江克欣城行动规模就更大了。参加这一行动的4.5万名美国军队挺进到接近柬埔寨边境的C区内，扫荡越共的一处根据地。他们如愿以偿，但以后又不得不让敌人重新收复它，因为越南共和国的军队甚至连充当守备部队来守住它的能力都没有。
在此同时，国会已开始使得不同意约翰逊战争政策这种事情成为一桩体面的事了。按后来的标准来看，这种反对态度是低调的。16名反对政府战争行动的参议员警告河内说，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是有限度的，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的撤退美军”。但是，美国国会越来越不易控制了。应总统的要求，以迈克·曼斯菲尔德为首的五名参议员，在越南度过了35天。他们发表的报告使约翰逊大为沮丧，他们发现美国在越南一年的军事行动并没有改变这场战争的进程，他们还发现，美国正在越来越深地陷入一场“无止境”的冲突：“其无止境的程度完全取决于北越及其支持者将以增兵对增兵的意愿和能力。”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指责说，现政府已“转变了”他哥哥制定的政策，以致现在“我们正在屠杀无辜的人民……而这只是因为离我们1.2万英里的［共产党人］，而现在他们可能离我们只有1.1万英里了。”
这是最高阶层的反对意见。参议院中的鸽派也许反对约翰逊在印度支那的方针，但是他们投票同意拨款以便继续进行这场战争，而且他们的语言也是彬彬有礼的。鸽派中最直言不讳的富布赖特，是从来不失礼的。威斯特摩兰对纽约的听众说，他“为近来在国内的一些非爱国的行为，搞得十分伤心”，并指责了那种犯有助长敌人威风的罪行的人。富布赖特仅仅回答说：威斯特摩兰之行是政府有意安排，为“逐步升级铺平道路”，这自然是千真万确的。下一层的抗议者是马丁·路德·金，他把美国称之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暴行承包商”，他还把美国在越南屠杀农民的种种新武器试验，比之为纳粹分子“在欧洲的集中营搞的新药和新刑”试验。埃尔莎·基特在约翰逊夫人于白宫举行的午餐会上抨击这场战争时也使用了差不多的语言。斯波克医生在对和平示威者说，“林登·约翰逊是敌人”时，也是如此。民歌演唱家皮特·西格也是这样，他的一支歌《泥深及腰》曾受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抵制，而这支歌把总统的战争政策完全说得一钱不值（“那个老糊涂虫还在说：‘干下去’”）。还有霍华德·布雷特·利维上尉，他是布鲁克林的一个医生，他拒绝训练派去为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服务的医疗队人员，理由是根据纽伦堡审判原则，他将因此而成为战犯的一名帮凶。1967年6月对利维医生的进行军法审判时提出的罪名之一，是他把这场战争称为“凶暴的罪恶”。他被判有罪，判处三年徒刑，当即给带上了手铐。
各高等院校依然是激烈的反战中心。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道氏化学公司——凝固汽油（一种能燃烧的黏液）的制造商——和武装部队招募工作人员的人都受到粗暴的对待，有时被撵出大学校园。代表三百多所大学学生会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学联）每年接受中央情报局20万元津贴一事，于1967年的圣瓦伦丁节被揭露，使全国学联工作陷于瘫痪。1967年10月，大学生们发动了“停止征兵周”，并组织了五万多名示威者进军到五角大楼的台阶前去示威。他们进行了一些富有创造性的，有时是令人震惊的反征兵活动——把八张征兵卡糊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门口，与奥克兰的警察持续进行了五天战斗，力图阻止从征兵站运载应征人员前往军事基地的大轿车，占据芝加哥大学的行政大楼达三天之久为了使大家注意反战行动。
这并不完全是无私的理想主义。大学生们正好是在适龄入伍的年岁。1966年每月征召人数几乎提高到1965年平均人数五千人的十倍，大学生缓役的表格发得越来越少了qi書網-奇书。对于征兵的抵制以标语、小徽章和巨幅招贴等方式公开地表达出来。1967年流行歌曲是阿尔洛·格思里的《艾丽斯饭店》，这首歌曲是歌唱逃避兵役的。几乎每一所大学的宿舍里都有一大套传单，提供如何设法使自己通不过征兵局体格检查的窍门。（“去时先吸足毒品，飘飘然。如果你想真正扮演成一个吸毒老手，你可以在几个星期前用普通针来回刺你的胳膊。”）赫尔希将军对此进行回击，他向全国4,088个征兵站发出指令，要他们把抗议者重新列为一等合格。国会议员表示反对，说赫尔希越权；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指控说，利用征兵惩罚持不同意见的人是“蛮横的”。但是赫尔希不肯让步。后果之一是流入加拿大的逃避兵役的人激增，最后在那里年轻的美国逃亡者竟达万人左右，他们在多伦多的大学生和平行动联盟之类团体的协助之下，安居下来。
随着国家两极化的发展，鹰派变得更为好斗了。为了回答俄勒冈州的莫尔斯和阿拉斯加州的格里宁不约而同的反战演说（前者说，“美国正在把人类引入决无胜利可言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后者把新的战争拨款提案叫做“供无限升级使用的空白支票”），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尔·朗扯起国旗来抨击“鼓励共产党人拖长战争”的人。朗说：“每逢我看到美国国旗飘扬在国会大厦上就豪情满怀……我衷心祈祷投降者的白旗永远不要在这里升起来。”埃弗雷特·德克森预言说，如果越南失陷，美国的“整个太平洋沿岸”就将“暴露无遗”。曼哈顿的鹰派在巴特里公园发动了一次为期两天的感恩节守夜行动，同时要求，对这场战争持赞同态度的人开灯行车——霎时间每一条公路都鲜明显示出全国人民陷于何等严重的分裂状态。
林登·约翰逊一如往日，嘴里说的全然不是他心中所想的。1966年6月他戴着他那顶白帽子宣称：“每一个美国人，不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都必须享有表示不同意见的权利。即便是少数人，也决不应禁止他们说话。提出意见和表示异议都是民主制度维持生命的呼吸，即使气粗一点也不要紧。”他的内心的感觉却是，凡是在这战争问题上与他争吵不休的人都是非美的，因而他有责任使用他所能使用的任何武器与他们斗争。总统发动的宣传是卓著成效的，他还在不同的时间，在关岛、檀香山、马尼拉和墨尔本与各盟国交换意见，他把他出国旅行的时间安排在国内发动反战活动的时候，这样来使那类反战活动不致成为头版新闻。这并不总是成功的。在澳大利亚，他发现并不只是美国的大学生能够召集反战示威游行；在墨尔本跟他为难的人，突然向他的轿车投掷了两个装满颜料的塑料气球，使他的车染上了红绿两种颜色——越共的旗色。
他对于反战分子的真实感情，于1966年5月17日在芝加哥举行的一次民主党筹措基金晚餐会上爆发了出来，他斥责了那些“胆小鬼”，说他们“打算反对他们的领导人，反对他们的国家，反对我们自己的战士”。到那年的夏末，他一直避免使用“伟大社会”这个词。他已经转变，宁可与那伙政治上的保守分子打交道，而不喜欢那伙“抽风似的自由派”，因为他们是一些“制造麻烦的人，迫使政治家们向右转”。在白宫的私人谈话中，他会直截了当地说，参加反战运动的美国人不忠于国家，“俄国人”是“这整个活动的后台”。他还对他的幕僚人员透露，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一直在向他汇报“事态的真相”。他说，参议院中的鸽派与苏联代理人是有接触的，他们同苏联人一起吃午饭，参加苏联大使馆的宴会，并鼓励他们的助手的孩子们与驻华盛顿和联合国的苏联外交官员约会。他肯定地说：“俄国人想出许多话来让那些参议员去讲。我常常在他们讲话之前就知道他们要说些什么。”1966年6月，总统奖学金获得者之一，有一名很有天资的17岁的姑娘，她的父母原来是这场战争的批评者。总统为此向有关人员发出一项指示，要收回这位姑娘的奖牌。埃里克·戈德曼表示不同意，这项命令才又撤消了，但是，戈德曼被告知，在将来总统奖学金获得者确定提名之前，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都要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审查。
鹰派以约翰逊为榜样，到处任意给人贴上不忠于国家的标签。1966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放映了“吉波队”——海军陆战队自己的称呼——中的海军陆战队员放火烧农民的茅舍的情景，五角大楼几乎指责广播员叛国。麦克纳马拉在蒙特利尔发表演说反对轰炸河内，指出每周对北越投掷炸弹的吨数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德国投掷的全部炸弹，他也因此而遭到怀疑。他在1967年11月辞去职务，约翰逊的亲信顾问离开华盛顿的还有麦克·邦迪、乔治·鲍尔、杰克·瓦伦蒂、乔治·里迪、理查德·古德温，以及霍勒斯·巴斯比。比尔·莫耶斯的离去，特别刺伤总统的心，而使莫耶斯的新闻秘书工作干不下去的正是约翰逊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赖斯顿写道，莫耶斯已经受到了信用差距的伤害，而莫耶斯本人更说，这种信用差距已坏到这样的地步：“以至我们也不相信我们自己透露出去的东西了。”莫耶斯的辞职使这位总统大为光火，他指责莫耶斯要讨好肯尼迪家族，利用白宫，用牺牲政府声誉为代价来谋求私利。约翰逊大发雷霆说，他读了剪报资料，他并不愚蠢，他看清了在发生的事情，当约翰逊的处境每况愈下的时候，这位新闻秘书却一直在获得报界的好评。
他对他的公众形象的估计是正确的。到1967年，那形象可说是十分糟糕。特工处透露，从达拉斯事件以来，由于威胁总统的生命而被逮捕的人数，已增加了500％。认为林登·约翰逊应对约翰·肯尼迪之死负责的人数一直在增长。据《绅士》杂志估计，到1967年5月，关于达拉斯悲剧有六十来种不同说法的著作在销行。那一年的年初，新奥尔良州的地方检察官吉姆·加里森对报界说：“我的工作人员和我已在数周之前解决了这件刺杀案。”后来发生的事情清楚地表明，加里森实际是疯人院里的人物，不是法院中人，但是5月份的一次哈里斯民意测验却表明，怀疑沃伦报告的美国人，已从44％跃为66％。许多人认为加里森“不无道理”；另外一些人对约翰逊总统的任何事，包括他进入白宫的途径，反正都表示怀疑。
他的威望日益下降，到1968年3月盖洛普民意测验的数字表明：全国只有36％的人支持他行使总统职权所采取的行动。像五年后的理查德·尼克松一样，约翰逊退缩到自我孤立中去。三年前，当他与戈德华特进行竞选角逐时，他兴高采烈地走到人海中去，使特工人员十分担心。现在他公开露面只限于对可靠的听众——会见企业界的负责人或住在军事基地的军人家属，在这些地方，他可以相信他的听众是尊敬他的。白宫已成了壁垒森严的地方。要进白宫的大门更加困难了，证明文件要求非常明确，而且随身公文皮包也要经过严格的检查。总统的幕僚人员敦促他走出去到人民中去。即便人群怀有敌意，全国也会同情和赞赏他的勇气，任何一种举动都比这种闭门索居的情况强。特工处不同意这些意见。他们感到，全国情绪敌对，那么在未经审查过的人群面前露面，将是十分危险的，这一次，约翰逊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他越来越留神地注意他的幕僚和内阁，警惕着进一步的背叛。那些想要继续供职的人，或那些现在需要约翰逊的同意而得到提拔和为了今后的仕途需要他的保证的那些人，感到他们必须对他表示狂热支持和不贰忠贞。休伯特·汉弗莱成了一个超级鹰派。拉里·奥布赖恩抬出一个死人来支持这场战争，他在维吉尼亚州列克星敦对听众们说，如果乔治·马歇尔将军还活着的话，他“无疑”会支持约翰逊越南政策的每一点。被任命为司法部长的尼克·卡曾巴赫，1967年8月17日对参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三年前通过东京湾决议时，国会实际已授权总统“以任何必要的方式使用美国的武装力量”，并说，这一点便足以使总统可以在印度支那承担任何军事义务，包括轰炸接近中国边境的目标。接下去会上出现了这样一段对话。
『参议员富布赖特：你认为宣战一举已经过时了吗？
卡曾巴赫先生：从目前的具体环境来看，我认为，宣战之说在国际舞台上就是已经过时了。』
卡曾巴赫说，参议院已批准美国参加区域性防御条约（这指的是东南亚条约组织），那就够了。他表示，一位总统不必与国会磋商，就可以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做他愿意做的任何事情。在他说到这一点时，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怒不可遏地离席而去，他嘟囔说：“惟一的办法是——诉诸全国舆论。”这位参议员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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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是黑人暴乱的第三个年头，也是情况最坏的一年，而正是在这一年的5月，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辞去名不副实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飞赴古巴和北越旅行。他把他的继任人拉普·布朗说成是“一个坏人”，他说：“有一天我再回来，你们会高兴的。”布朗的崛起，是反对黑人白人联合行动和主张排除白人自由派的好斗分子的胜利。7月26日，他说：“如果你们给我一支枪，我可能就用它打死约翰逊夫人。”他还对底特律的黑人说：“白鬼就是你们的敌人。”
7月20～23日的这一周末，白人被排斥在纽瓦克举行的关于黑人权力问题的全国会议之外。会议的代表接过了马尔科姆·艾克斯发出的口号：“非暴力抵抗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他们赞同的一些措施当中，竟有这样一些决议，如号召建立一支“黑人民兵”，“举行全国性的对话，讨论把美国划分为一白一黑两个分立国家是否适宜”，承认“黑人在认为必要和符合他们的利益时造反的权利”等。取消种族隔离的主张已完全过时，几近一千名与会代表宣称：绝对的种族隔离是新的目标。
布朗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刊物《新闻信札》，在8月14日的一期上载文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猛烈抨击美籍犹太人，指责以色列“使用恐怖手段、暴力和屠杀”摧残阿拉伯人。这一举动迫使像哈里·戈尔登、西奥多·比克尔这些自由派人士离开了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并引起布内·布里茨反诽谤同盟【布内·布里茨（B'nai B'rith）原意为忠于誓约的子孙。这一同盟是德国犹太人为提高成员“道德水平”于1843年在美国成立的一个团体。——译者】的猛烈批评。这些好斗分子是无所顾忌的。白人同情分子还真的收到了他们不受欢迎的信息，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它的会章成员资格一条中取消了“多种族”字样。弗洛伊德·麦基西克代表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发表了一份黑人宣言书，明确申明入坐、抵制和和平示威均属于过去的做法。他说：“民权斗争时代的战略和哲学已不可能再使我们在争取全面平等的道路上前进。应当寻找到新的方法，应当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他说，这几个漫长而酷热的暴乱的夏天，将来也许要作为“黑人革命的起点”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有些白鬼似乎患有自我虐待狂，善于克制自己。也许一个最生动的例子是1967年劳动节的那个周末，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新政治大会（全新会）。这次大会有三千名代表参加，代表着二百多个具有不同目标的团体，这些目标有结束越南战争、改善贫民待遇、争取美国黑人的平等，等等。每一个代表的表决权的大小决定于其所属的团体在当地拥有的活动分子的多少。例如，妇女争取和平罢工组织代表1,000票，坎顿市争取越南和平公民大会31票。黑人各团体共拥有5,000票表决权，他们还要求有更多的票数。麦基西克说：“黑人不能作别人的讲台的一块砖石，他们得建立自己的讲台。”黑人代表组织了一个黑人领导核心，联合发表了一个包括13点要求的最后通牒。其中包括，在各委员会中黑人都要求拥有50％的代表权，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的帝国战争”以及赞成纽瓦克会议通过的一切措施等。他们要求大会在那个星期六下午1点之前一字不改地全部加以接受。《壁垒》的一位编辑建议在文字上做一些修改，黑人领导核心的一个成员却对他吼叫说：“一个白人有什么权力修改黑人的决议？”他只得赶忙收回了他的建议。
一位上了年岁的白人妇女解释说，这件事不过是对全国新政治大会的“社会晴雨表”的一次考验，这个共有13点的纲领终于以三对一的票数获得通过。代表们于是以长时间欢呼表示庆贺。接着，他们又不禁一惊。黑人领导核心仍不满意。黑人集团不肯接受已分派到的5,000票的表决权，他们要求拥有28,498票——以便绝对控制这次大会。黑人的发言人在讲台上解释说，这完全是一个信任的问题，白人应当采纳这一提议以表明他们信任黑人。一位白人代表后来说：“出现了一件非常的事情，派尔默大楼的四壁都开始浸透了自觉有罪的意识。”这一提议以二对一的多数获得通过。此后，提交这次代表大会的每一项决议的命运都是由一名黑人青年所掌握，他坐在黑人领导核心的前排，举着一块代表28,498票表决权的粉红色的大牌子。实际上，这次大会的成就十分有限。相当数量的白人曾经希望提出总统候选人名单：由马丁·路德·金竞选总统，斯波克医生竞选副总统。这个希望也告流产。黑人领导核心认为金博士是黑色的白鬼，而斯波克医生仍按他那过时的方式，使用“尼格罗”这个字眼。
尽管布朗－麦基西克能言善辩，黑人流入中等阶级的情况始终有增无减。后来的人口普查数字表明，在60年代期间，一年收入在1万美元以上的黑人家庭已从11％增为28％。这条道路对有才能的黑人一直畅通无阻。1965年，小本杰明·戴维斯成为陆军中将。住宅和城市发展事务部长罗伯特·韦弗、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天主教的罗伯特·佩里主教、联邦法院的法官康士坦斯·贝克尔·莫特利，都是在1966年担任显赫公职的。两家私人团体作的一项调查表明，有1,469名黑人担任了公职。1967年，瑟古德·马歇尔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空军少校罗伯特·劳伦斯于6月30日成为第一个黑人宇宙航行员（在12月进行的一次训练中，机毁身亡）。伊丽莎白·孔茨被选为全国教育协会主席，迪安·腊斯克的女儿嫁给一位名叫盖伊·吉布森·史密斯的黑人。克里夫兰和加里两个城市都由黑人出任市长。此外，华尔特·华盛顿被任命为哥伦比亚特区的专员。黑人好斗分子的十分过火的行为，似乎给某些温和派的黑人带来一定的方便；詹姆斯·梅雷迪思在1967年又重新开始了他的密西西比进军，而再去打扰他的却只有一些请他签名或给他拍照的白人了。
但是，强烈反应在别的地方却继续强烈表现出来。在波士顿，一位44岁的祖母路易丝·戴·希克斯由于坚决反对纠正学校中种族不平等现象变成为一名知名人物，而且后来当上了国会女议员。在底特律的阿尔及尔汽车旅店，一名黑人青年在受警察盘问时被杀害。杀害他的警官发誓说他是为了自卫，于是由一个全是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宣告他无罪。这些事表明，此类情况并不仅限于极南部地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被剥夺了国会议员的席位。关于他的渎职行为是绝无疑问的，但是有人指出，托马斯·多德则只是受到了参议院的批评。詹姆斯·格罗皮神甫在密尔沃基争取住房“开放”（取消种族隔离）的运动宣告失败。莱斯特·马多克斯宣誓就任佐治亚州州长，而密西西比州州长竞选获胜者是另一个种族主义分子约翰·贝尔·威廉斯。
但是，这些发展都由于在大城市黑人居住区发生的夏季骚乱而显得逊色，这类骚乱使在两年前于瓦兹地区发生的黑人造反达到一个高峰。从其疯狂程度及其破坏所造成的废墟来看，这简直就像是一场战争，确实也有些人认为这就是现在晚饭时刻人们在起居室的电视屏幕上看到的越南暴行的一种反映。在卡迈克尔之前担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约翰·刘易斯说：“政府一方面要受压迫的黑人不要在街头使用暴力，可同时它却在越南进行恐怖的屠杀，而且把本应用于国内使人民受益的钱拿去支持这个战争，这本身便是极大的矛盾。”
那一年，最初的火炬是在4月8日点燃的。这一天的傍晚，纳什维尔的警察把一名黑人赶出费斯克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接着发生了两天的骚乱，到了下一个月，克利夫兰、华盛顿、路易斯维尔、蒙哥马利和奥马哈也都爆发了骚乱。5月已来到，接着是6月，自制燃烧瓶、抢劫者的棍棒、狙击者的来复枪出现得越来越多了。波及到的大城市有纽约、明尼阿波利斯、坦帕、亚特兰大、伯明翰、辛辛那提、旧金山、布法罗、代顿和威奇塔。接着进入7月的第一个周末，出现了1967年黑人居住区第一场真正的灾难。
这场灾难也是由和警察发生纠纷开始的，这现在已成为老规矩了。那个星期五下午较晚的时候，警车奉命向波士顿东南的黑人区罗克斯伯里的格罗夫大楼福利事业办事处集中。一个靠救济过活的妇女的组织正在举行反对福利政策的示威游行。她们要求更多的钱，她们要求得到更有礼貌的待遇。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了，但是这些妇女仍不离开，她们手臂挽着手臂拦在门口，不让工作人员离开。警察从窗户进入办公室。一群黑人聚集起来，瓶子石头一阵乱扔。又来了一批头带防护盔手持警棍的警察，他们快速插进当时已变得极为混乱的人群。群众被冲散了，但这却是一个极大的错误。黑人三五成群，在罗克斯伯里到处乱窜，砸玻璃窗，抢劫东西，放火烧屋，殴打白人。破晓之前，已有一千名警察在与一千名黑人格斗。到星期天的傍晚，暴动暂时平息下来，有70人受伤，波士顿商业区和郊区之间的一条主要交通干线兰山大道的15个街区成了一大片瓦砾场。
罗克斯伯里事件一个星期之后，情况似很平静，但空气十分紧张。过去的两个夏季当中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能使人可以麻痹大意。城市居民一直格外警惕地注视着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动向。甚至在平安无事的时候，人们还认为纽瓦克是充满爆炸性危险的地区。为求得模范城市的补贴，这个城市的当局过去曾经坦率地说，这个城市是“对穷人进行基本训练的营地”。该城人口拥挤，贫民窟遍地，空气受到本地许多工厂的有害气体的污染。纽瓦克有着全国最高的性病发病率，最高的犯罪率，不堪居住的房屋的百分比也是全国最高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个城市曾先后作为新教徒、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的居住区，现在则是仅次于华盛顿的黑人占多数的大城市。在1960年，纽瓦克的人口62％是白人。现在，黑人占52％，波多黎各人占10％。20.8万名黑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住在破旧不堪的中心区。这里的失业数字是全国失业数字的两倍，而黑人的失业率又是这个城市失业率的两倍。在华盛顿，住宅和城市发展事务部里从事研究这类情况的人，长期以来一直为纽瓦克的问题焦虑不安。他们认为，这个城市只要有一次警察事件就能引起爆发性局面。这个局面在7月12日（星期三）来临了。
这一天下午9时45分，一名因违反交通规则而被拘捕的出租汽车黑人司机，被带进中心区的第四警察派出所。他与两名警官激烈地争辩起来，接着又互相殴打起来。有流言传出来说，这个出租汽车司机已被打死。喜欢看热闹的人聚集起来，但也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这些人走开之后，那里的警官向商业区警察局报告说，那些人只不过是“一伙无事到处游荡的小孩子”。第二天薄暮时分，另一伙人举行集会，他们举着标语牌，不过情绪显然都很正常。接着有人扔出第一个酒瓶和第一块砖头。警察用警棍驱散了人群。黑人们三三两两地散开——开始抢劫商店。到夜里11点，抢劫活动开始大规模进行着，狙击手在房顶上不停地射击，多处大火熊熊。纽瓦克的1,400名警察无法控制局面。直到破晓，2,600名国民警卫队和300名州警察开到了，此时阳光已普照理查德·休斯州长所说的“一座处于公开叛乱的城市”。纽瓦克的24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几近一半在暴乱者的手中，一直到7月17日（星期一），秩序才恢复。到此时为止，已有27人死亡。损失估计达1,000万元。这是从瓦兹事件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骚乱。
底特律在下一个星期天陷于骚动之中，因为一名警察搜查设在第12街的一处黑人夜总会（这家夜总会在法定的停止营业时间，凌晨2时之后还一直在卖酒）。人群到处游荡，关于警察暴行的流言四处传播——这一次是说，有一个被带上手铐的小男孩，被从楼梯上踢了下去——被警察驱散的人群，散开以后开始抢劫。就某些方面来说，这次暴乱的爆发是不寻常的。与纽瓦克不同，底特律在过去并没有被看做是一个有潜在麻烦的地区。由于黑人的支持而当选的市长，曾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再加上十分景气的汽车业）帮助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小的黑人中等阶级。实际上这正是麻烦产生的部分原因。没有能够进入中产阶级的暴乱者对黑人中等阶级也和对白人一样仇恨。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在底特律抢劫不分种族，黑人和白人一起洗劫商店。纵火的情况几乎令人无法相信——在11天之内，发生1,600起火警。但是，底特律暴乱的最突出的方面，还是它的规模。亨利·福特说它“是南北战争以后最大规模的国内暴乱”。死亡总数达43人，7,000多人被捕。第12街的18个街区和大河路的三英里之内，是一片焦土。这座城市的空中摄影照片与1945年的柏林相类似。5,000人无家可归。许多人像疯子一样兴高采烈。一位底特律的暴乱者说：“那些建筑物大火冲天，真是好看极了。”他还说：“我就坐在这里看着它们烧掉。那些白鬼除了拼命救火，别无办法。”自然，他是在说被烧的黑人的家。
约翰逊总统任命了一个以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克纳为首的委员会研究暴乱问题，并寻求防止发生更多暴乱的途径。参议院的调查小组委员会和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已安排了举行听证会的计划——后者一直认为颠覆分子应对骚动负责。那个夏季黑人居住区的风暴一直未能平息。暴乱者在全国的32个州共袭击了114个城市。总的死亡人数数字可能是永远也无法知道了，但至少有88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1.2万多人被捕。属于最激烈的骚乱区的，有威尔明顿、托莱多、南本德、大瀑布城、庞蒂亚克、密尔沃基、纽黑文、普罗维登斯、萨吉诺、弗林特、波特兰（俄勒冈州）和坎布里奇（马里兰州）。
坎布里奇的暴乱是特别有趣味的。这次暴乱是可以证明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怀疑有理的为数不多的事件之一，而且这次暴乱对于全国政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左右马里兰州1966年州长竞选运动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这类事件的反作用。在一个种族主义分子候选人赢得民主党预选时，黑人选民却已决心支持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温和派的斯皮洛·阿格纽。但是，阿格纽对于法律和秩序的感情超过了他对于种族问题的观点。当拉普·布朗，一位外来的煽动家（如果真有这样的人的话），对东岸区黑人的一次集会说，“现在是坎布里奇爆炸的时候了，”阿格纽却感到十分气愤。布朗把一所黑人学校叫做“早应一把火烧掉的”废物。他敦促黑人们“想法为自己弄到些枪支”。他说：“暴动是革命的排演。”他接着又说：“暴乱是美国人的家常便饭。”
于是坎布里奇发生了暴乱，这所学校被焚毁了。阿格纽签发了一份逮捕令，以煽动暴乱和纵火的罪名逮捕了布朗。这位州长说：“像他这样的人，绝不能让他带着破坏意图跑进一个州，然后任他溜之大吉，让那些穷人承受由于他的罪恶活动所造成的后果。”两天后，布朗在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大里亚被捕。后来他又受到另一项指控：在被起诉期间，携带武器跨越州界。同时，阿格纽州长坚决处理这一事件的态度，引起共和党全国领导机构的重视，赢得了大家的钦佩，这其中就有理查德·尼克松。
第三十二章 走投无路
在1967年出版的《新的工业国》一书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特别提到“近年来一种有趣的和被广泛注意的现象，”一种“特别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对公认的各种社会思想形态表现出的不很明确的不满。”这些形态，加尔布雷思写道，“不论其鼓吹者自称为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被认为是代表‘既成体制’”的观点。
实际上，黑人、激进分子、女权主义者，以至几乎所有其他感觉一贯受到既经组成的社会的欺骗的人，都喜欢把这个社会及其一切机能统称之为“既成体制”。这个词往往用得很随便以至变得毫无意义——顾客行窃被说成是对既成体制的打击；电视广播节目安排不好也归罪于既成体制——但是这个词的某些应用表明对这个社会的机能却存在一种深刻的直觉。这种直觉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次，莫过于在那难忘的1965年11月9日（星期二）夜晚发生的停电——社会的主要公用事业之一竟然发生这样异乎寻常的大故障，使许多人感到惊愕，而反既成体制的人却感到恰好证明自己言之不谬。
这天下午4点44分，美国东部太阳就逐渐落山了，电力的需求这时开始逐渐加大，接近每日高峰。住宅和办公室里的电灯开关拧开了。霓虹灯广告牌亮起来了。工商业办公大楼里正当工作人员下班，电梯的使用达到高峰。地下铁道为远程上班持有长期车票的人增加了班次，城市远郊的乡村农场主的乳牛都接上了挤奶器，灯塔也开始闪光了。儿童们停止了游戏，赶着跑回家拧开了电视机，而他们的妈妈开始准备晚餐。由于季节是秋天，气温是华氏46度，自动调温装置启动了数以百万计的家用暖气炉。蔬菜温室供暖系统开动起来；动物园里的爬虫馆得到了额外的热度，不然的话，馆里的毒蛇和鳄鱼都将死亡。酒吧间的制冰机开始制作为职员们每天回家前停下来喝一杯酒所需要的小方冰块。林荫大道和公路两方的电动加油泵，正给归途汽车的油箱里加足汽油。
所有这一切，对于六十二岁、身材修长、头顶渐秃、为纽约联合爱迪生公司工作了四十一年的老雇员爱德华·内利斯说来都是常规。内利斯正坐在靠近六十五街的曼哈顿西区大道一百二十八号联合爱迪生公司电力控制中心控制员的座位上。这个中心——该公司电子控制系统的中枢——是一间天花扳很高，异常整沽、有点奥韦尔式的房间，其中的各种仪表盘和开关沐浴在耀眼的荧光灯光之下，都在内利斯视线之内。他警惕地扫视着仪表，可以确信联合爱迪生公司不但对本市发挥其作用，同时也完成着作为安大略省，纽约州和新英格兰（这一地区共八万平方英里，居民三千万人）电力供应网的主要组成部分应起的作用。至少理论上是如此。在下午大约5点16分时，内利斯从座位上惊跳起来，看到所有仪表盘上的指针都开始大幅度摆动；从这时起，控制中心引起了激烈争论。
当时他和别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尽管联合爱迪生公司的高级工程师曾经不时讨论过发生巨大电力故障的可能。他们——正确地——预言可能发生所谓“串联效应”，也就是由于电力供应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需用电力过大，便会把其他组成部分的电量吸尽。如果发生这一情况，该电力供应网，即通常叫作“东北电力网”中的每一座发电机，都会自动断电以避免设备损坏。整个八万千方英里的地区便会立即陷入黑暗。
西区大道一百二十八号摆动的指针就是由于发生了这样的串联效应。毛病出在曼哈顿以北三百一十五英里，尼亚加拉瀑布城以西四英里，叫做亚当·贝克爵士第二号站的加拿大水力发电设备。这里有一架继电器——一个不比家用面包箱大的装置——是按照1963年的用电量调定的；虽然自从那时起，电力负荷不断稳步增长，却一直没有再调整过。那天下午，5点钟对多伦多供电通过亚当·贝克电厂的六条线路向北输送。后来仪器表明，在5点16分11秒的时候，电力负荷稍微增加了一点——刚刚足以使调得不对的继电器出问题。这样，又开动了一个断路器，使六条线路中的一条停止供电。这条线路的负荷便立即被加到其他五条线路上，但那五条也负担不了。由于负荷过大，那五条也都由其各自的继电器切断。于是几乎同时发生了两大灾难。原来供应多伦多，也是未能通过失效的亚当·贝克站的一百六十万千瓦左右的能量，在供电网的超级电路上向南冲进纽约州北部和新英格兰，一路上使各个发电厂相继失去效能。这就造成了电力真空。受到影响的地区都向曼哈顿要电——超过了曼哈顿所能提供的。第二大灾难接踵而来。整个“东北电力网”上的保护装置都开动起来。这串联效应，也就是有些人所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便自动地使各个地区停电。这一效应到下午5点38分完成，这时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南部也已同南面各州一样停了电。于是除了自己发电的医院和其他一些机构之外，从尼亚加拉湖到赫德森河之间几乎没有一盏亮着的灯。这就开始了大面积的黑灯闭火。
纽约市的灯火在下午5点27分熄灭。内利斯刚刚决定揿动八个按纽，使这座大都市中断同电力网的连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是可以原谅的过错：自从托马斯·爱迪生在1879年发明了第一盏实用的白炽灯以来，关于电力消耗方面没有改变的很少几项事物之一，就是电流仍然是按照光的速度传导的。但这后果实在令人目瞪口呆。除了斯特顿岛和布鲁克林一个街道而外，电力全停——统统停了：照明、电动器械、地下铁道以及工厂。在没有受到影响的新泽西州蒙特克莱，一个妇女正从画框般的大玻璃窗向外瞧，欣赏着仙境般的曼哈顿万家灯火。她要去叫她那十几岁的儿子也来看看，可是当她再转身回来瞧时，整座城市却己经不见了。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罗思·乔治机长在肯尼迪国际机场上空准备着陆。他朝下看了看跑道，转眼又看了看仪表，再回过头看时——只看到冥河般的一片黑暗。机场也消失了。
灯火熄灭最初的时刻，人们的反应各有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各自原来的惧怕。“中国人来啦，”住在曼哈顿东区的一个妇女这样想。“外层空间有人打来了！”住在东河边的一所公寓里第二十层楼的一个小男孩这样喊。有两个报纸记者不约而同地想到——反战运动这会儿真干成了。别的人忙于对付意想不到的麻烦，顾不上去琢磨事故该由谁去负责。医院里外科医生在等待转换到应急发电所需的九十秒钟的同时，依靠手电筒继续进行着手术。施拉夫特公司的经理部门担心着他们价值约二十万美元的冰淇淋（全化了）。洛克菲勒州长正在爬着十五层的楼梯回到自己的单元寓所。八十多万人被困在地下铁道列车中。共中有六十人将在东河之下第六十街铁道隧道里阿斯托里亚线的一辆布鲁克林——曼哈顿区间列车上度过难熬的一夜。在他们头顶上，横跨东河的威廉斯伯格桥上，一千七百名郊区乘客滞留在四列火车里。五个小时之后他们才得以安全离去。
在大百货商店里，游动店员用手电筒把顾客引出店门，或是把顾客安顿在商店的家具部休息。农场主们重又学习着用手挤奶的技巧。儿童没有电视可看，学着自己做游戏。动物园饲养员用毛毯维护哺乳动物的生命，又用轻便式丙烷取暖炉为爬虫馆加温。但是，需要用电操纵的加油泵来添加燃料的驾车人，以及面对着冰冷电炉的家庭主妇，却都一筹莫展。许多突然无所事事的人，就给亲友们打打电话。电话还通，当晚市内通话次数增加了八倍。还有别的人却在干着别的事。整整九个月后，所有的医院都报告说婴儿出生猛增。
因为有晶体管收音机，无线电广播仍收得到，不过，对于心慌意乱的听众也说不上有多大的帮助。上气不接下气的广播员谈到“加拿人在黑暗中……原因不明……全世界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电力故障……约翰逊总统召集了应急计划委员会……立即进行调查……担心是破坏。”也曾有些话暗示战争和核浩劫，后来设立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才报道说“情况绿灯”，意思是指情况正常。曾经出现了一些局部地区骚乱——马萨褚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发生了抢劫，沃波尔的马萨诸塞州监狱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暴乱——以及几起惨祸。纽约一家旅馆的电梯升降机井的底部发现一具男尸，手中握住一根熄灭了的蜡烛。
那天刚刚进入晚间，这一地带仅有的光亮基本上只是由蜡烛、手电筒、汽车灯和一轮明月发出来的。后来电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开始逐渐恢复。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南部，在灯火熄灭三十分钟到两小时之后恢复了光亮，康涅狄格州的灯火是5点30分熄灭的，恢复得比较慢，但是到了11点30分，除了十二个城镇之外也都灯火通明。大纽约市恢复得最慢。布鲁克林是星期三清晨两点钟才恢复的，这里成千上万入睡的人得知来电的方式，后来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出现；他们上床之前，墙上和灯头的开关都没有关掉，因此，他们的卧室突然充满亮光，他们就被照醒了。昆斯是上午4点20分恢复供电的，曼哈顿和韦斯切斯特是上午6点58分，布朗克斯是上午7点钟。有些顽固的小地块一直没有恢复供电。在富豪聚居的韦斯切斯特县境的佩勒姆庄园，直到星期四早晨才重新接通了电力网。佩勒姆庄园的一个妇女事后说，她“点了许多蜡烛，”“维持着炉火，”“一直想着早年没有电时，佩勒姆庄园的人是怎样生活的。”
1965年11月15日，电力故障发生六天之后的星期一，电机工程师们把电力熄灭的起因追查到贝克电厂。加拿大人感到很尴尬；他们曾经坚持说毛病不可能发生在他们国境之内。美国公用事业的发言人认为这证明了美国方面是没有过错的。但大多数公众并不偏倚。他们谁都责怪，加拿大人和美国人都一样。同时，人们关于在灯火熄灭时的奇遇故事，随着传述而不断有所发展。到了后来，许多人都忘掉了他们当时的忧虑，却高兴地去回忆那破除常规的自由。《组约时报》的一个记者组写道：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反抗机器的情绪。我们都为重新发现不需使用电源插头的东西而高兴——这些东西我们几乎都忘掉了——特别是那妙不可言的蜡烛。得知那些我们实在不喜爱，并且恐怕实在也不喜爱我们的巨大电子计算机全都成堆放着，闲置无用，而古老的转笔刀却照常能使，我们感到一种胜利的喜悦。』
就象《纽约时报》记者组也承认的，这一切不过是幻觉。到头来，一切都还是“重新被拴住，给乖乖地带回到现代工程技术的监狱农场里去。”在几个小时的间歇中，蜡烛和转笔刀确实不错，但是再长一点时间就不会显得那么美妙。它们不可能运送远程上班的乘客，不能为家庭供暖，不能为阅读提供照明，也不能代替人们已习惯于依赖工程技术来解决的无数的服务和生活的必需。早年没有电力供应的佩勒姆庄园的生活方式可会使他们大为震惊。不少人可能就无法生存下去。有些人把《纽约时报》撰稿人所谓的“接通电源的社会”着作是监狱农场，有些人对此还有更难听的说法，但是真正强烈反感，准备砸毁巨大的计算机的人还是不多的。不过，确也还有少数人想这样干。
由于工业革命而失业的英国手工业工人，以一代之前曾经捣毁一架机器的累斯特郡的一个糊涂工人的名字为名，于1811年对剪毛机和动力织机宣战。他们从舍伍德森林一处神秘的隐蔽处发出了不容商量的要求如下：
『我们永远不会放下武器，[直到]下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取缔一切有害于老百姓的机器，并撤消对捣毁剪毛机的人执行绞刑的命令。……我们不再请愿——那是无用的——必须战斗才成
签署者：伸冤军司令 内德·卢德 执事』
从此，凡是牢骚满腹反对采用节省劳力措施的人一直被称为卢德派。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批评美国越来越成为技术统治的社会的人，常常被指责为卢德主义。在某些学生闹事的场合下，这样说有时也是对的。教授的讲义被毁，设备被破坏，坎布里奇有一台电子计算机上贴了一张招贴，控诉计算机领取高薪和津贴，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这同内德最光益的行动一样可笑，但是反对技术统治的论点并不完全是荒谬的。有理智的男男女女己经厌烦收到经由自动穿孔机分发的信件，乘坐按钮自动电梯，排队等候购物付款，阅读按杀戮人数多少计算的战争报道，在电话中听到的录了音的话，而在竞选运动中又被当作民意测脸的百分数字。尼古拉斯·冯·霍夫曼曾经指出，示威的学生是对“用电子计算机来录取、测验和刷掉”学生的作法造反。由某航天公司一位前经理人员主持的一所拥有六千客户的洛杉矶婚姻介绍所，“男女库存有限公司”，听来未免令人寒心。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关于计算机的可怕的故事，有些是很精彩的。奥尔巴尼一所医院竞给一个妇女寄去了一份“割礼”手术费的帐单。1966年，波士顿市长约翰·科林斯一直处于可以重新当选的有利地位，但是在初选的前三天，市政府的计算机忽然自己行动，算好并按址投寄出三万份下水道税款催欠帐单。这位市长于是落了选。
埃里奇·弗罗姆警告说：“一个幽灵在我们之间徘徊……。这是一个新的幽灵：一个全部机械化的社会……由计算机控制着；在这个社会进程中，人类自己被转变成为整个机器的一个部件。”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千百万美国人的皮夹子里得装着不下二十个复杂号码，有些是证明他们的各种身份的，有些是日常工作所必需的，它们简直要把人分成杂乱的小件——邮区代号、居住区代号、血型号、驾驶执照号、汽车牌照号、社会保险登记号、入伍编号、赊购帐户和支票户头号，以及读书会会员证、人寿保险单、护照、出生证和结婚证、抵押契据、退伍军人管理局所发的权利证明书等的号码。《企业畜牲》一书的作者建议玩一种“计算机卡轮盘赌”。其方法是用胶带把卡片上的孔眼封住，另外用刀片开一些新孔，然后把后码暴露到电磁体上。当加利福尼亚一个看门人收到五千美元的支票作为他两个星期的工资时，大家都欢呼祝贺，除了气体弹性研究人员、惯性系统工程师、超导性研究专家和数字线路设计专家——总之，这个伟大的时代正是属于他们的。
美国最早的商用电子计算机的制造者约翰·莫奇利曾经预言，“只有四五家巨型企业能够有效地利用这种机器。”他低估了他自己的这些奇妙东西。1955年关国有一千台计算机。美国政府的工程师在1960年曾经认为五年之内，使用的计算机可能达到一万五千台。五年之后，实际使用的是二万五千台。到1967年共有四万台——单是联邦政府就拥有大约二千台。
这一切使美国的人文主义者很是不安。这些人在政治方面属于自由派，而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却越来越守旧。在四十年代的后期，《1984年》一书使他们感到惊恐。在艾森豪威尔时代，一种假斯文的落后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的标志，因为使他们特别不安的是随着技术进展的浪潮而来的见物不见人的文化。在他们看来，全国的人都正逐渐受到操纵消费者爱好的人的奴役。新出的电子计算机提供的数字也包括分析操纵群众的结果如何增加了消费者负债的资料。消费者负债从1956年到1967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三，达到九百九十一亿美元。单是汽车欠款一项就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七，达到三百一十二亿美元。看来威尔·罗杰斯的话果然不错；全国正乘坐着汽车走向贫民收容所。
汽车的情况本来就够糟的了——一些善于思考的美国人已开始认识到底特律对于环境起着什么作用——但是对于普遍富有日益被当作人类祸害，知识分子的担忧，远远超过这一点。全国贩卖机器的贪婪似乎是永远无法满足的。自从艾森豪威尔时代以来，可以自由使用的个人收人几乎翻了一番，但是那种在三十年代极为强烈的信心，说什么人只要有钱就会慎重使用的信心，已经全部粉碎了。此外，埃得蒙·威尔逊曾以轻蔑的口气写到过“不能滋补的食品，不能灭菌的杀菌剂，”写到“对皮肤有毒的化妆品，腐蚀汽车的润滑油，”还有“毒死树木的杀虫剂”。而在繁荣的六十年代，正是这份货色在畅销。至少在大萧条时期，你可以不至于被迫在自己的起居室里看到这些东西。电视商业广告现在以无比庸俗的方式——再加上令人作呕的彩色——大肆推销这些东西，使人简直不知道全国将拿这一切废物怎么办。1969年美国棒球联赛决赛之际，一份富有灵感的莫比尔石油公司广告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顾客每购买三美元的汽汕，就赠送一只能装“二十二磅，四立方英尺”废物的塑料袋。广告节目里说，“你一定会高兴把它扔掉的。”确实如此。
电视中的体育节目本身就是一件令人不满的事。它把原来——即使单单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应当在户外活动的千百万人变成了整天喝啤洒、肚子胀气的观众，瞧着年轻的运动员在花哨的运动场上兴高采烈地蹦蹦跳跳。这种运动场中最华丽的要算休斯顿造价三千二百万美元、有空气调节的透明圆顶体育馆，它设有四万六千只软席座位、可容三万辆汽水的停车场，并且有钢架圆顶，因而不需要发给因雨延期的票根。这个超级体育馆的设计师们一心要在有雾、下雨和黑暗中都能使用，竟然忽视了一种可能的情况：阳光可能照耀。遇有大太阳的时候，他们愕然发现棒球外野手在耀眼的圆顶馆之内接不到飞球。最初棒球比赛只在阴天举行，而即使这样，外野手仍然必须带上击球头盔。后来顶上涂上了灰漆——于是不论天气好坏，一切比赛都得使用灯光。
对于新的繁荣抱怀疑态度的人说来，透明圆顶体育馆是庸俗和过分消费的神殿。它那五十三套包厢座，租期五年，每个球赛季节租金自一万五千美元至三万四千美元不等。对在下面场内看球赛看得厌烦的人，还开设了非公开的俱乐部，内有酒吧间和电视，室内装饰图案全是“塔希提岛的假日”或“法国式游猎”一类的主题。根据透明圆顶体育馆工作人员不同的任务，共设计了五十多种制服（地勤人员着航天服）；每一个工作人员都送去学习过三个星期，学习如何突出表现透明体育馆特有的景象。这座体育馆内最惊人的奇观是本馆棒球队的一次本垒打。球迷们永远忘不掉，一些参观的投球手一直恢复不了平静。当时电子计分牌发疯似地乱闪。又是火箭放射，又是炸弹爆发。角上插着美国国旗和得克萨斯州州旗的电牛彼此猛冲。电动牛仔们对它们发射电子枪弹。乐队以猛烈的声响穿插演奏着《得克萨斯州的眼睛》。
“如果拿不定主意，”那年有一条广告口号说，“那就买经过考验的产品吧。”但是怀疑派根本不犹疑。只要是大量倾销的商品，他们都不购买。对他们来说，市场是罪恶之地。他们年轻时代所学的经济课程完全不适用了。“群众的中心向题已经转变了，”埃里克·戈德曼写道，向题“不再是衣、食、住，而是在令人感到不安的富裕中如何生活。”戈德曼描述了“全人口中相当大一部分人不再肯按受的一种分配不当现象。”这一部分人的声音很响亮。任何一家书店里都有他们反对分配不当现象的论战著作。这些著作的共同主题是，大众文化必然导致警察－监狱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