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自觉遵守纪律，令人钦佩。哥伦比亚特区的五千九百名警察除了指挥交通，无事可干；待命的四千名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始终也未调入。游行队伍还在行进中，总统便接见了他们的领袖，其中包括金、伦道大、鲁毖、罗伊·威尔金斯、惠特尼·扬、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刘易斯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弗洛伊德·麦基西克。肯尼迪说，他对示威队伍的“巨大的热情和严肃的纪律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们离开以后，总统继续在电视中观看游行。接着便是最令人难忘的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塔前讲话：“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觉醒起来，真正信守它的箴言：‘我们坚信这条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来平等。’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的山丘上，从前的奴隶的儿子和从前的奴隶主的儿子将会象兄弟般地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甚至密西西比这样一个不公正的狂热情绪使人透不过气来的州也会变成一块自由和公正的绿洲。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我的四个孩子生活的这个国家，有一天将不再根据他们的肤色，而是根据他们的品德来评定他们的为人。”
“再说说你还有什么希望！”高兴的听众喊道。然而，另有一些美国人是不高兴的。那些罗斯福所创立的民主联盟的柱石，北部城市里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选区的领袖人物，现在感到不高兴。波兰人、爱尔兰人和意人利人，他们在三年以前的选举中使肯尼迪获得巨大胜利，全是在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的情况下，靠自己的力量从下层爬上来的。他们因而认为黑人也应如此。他们指出，有一些国会议员主张取消种族隔离，却使自己的孩子从华盛顿的学校退学，转入私立学校去，而加利福尼亚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有一些叫得很响的自由派私下却在反对他们那个学校或地区的黑人。路·哈里斯的一项调查表明，政府对种族问题的处理引起四百多万民主党人的不满。自然，在南部，情况更坏。“踢开肯尼迪弟兄”是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政治口号。稳健的北卡罗来纳州长说，如果当时举行一次选举，肯尼迪将会落选。在伯明翰，卢贝尔民意测验发现，那里投肯尼迪票的白人选举人只有一个，他也没有后悔。
可悲的是，总的说来，这恰恰是对黑人的模范行为的反应。那些对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本领感到反感，又认为詹姆士·梅雷迪思是傲慢无礼的美国白人，马上碰到有一件要使他们感到震惊的事了。原来那些他们认为傲慢无礼的黑人，却被某些黑人群众叫作汤姆叔叙【美国女作家斯托所著小说《汤姆大叔的小屋》中的主人公，后被用作为软弱的黑人的代称。——译者】。在哈莱姆，青年黑人向金投掷鸡蛋，在芝加哥，他们对梅雷迪思起哄。他们的新英雄是穆斯林领袖杰里迈亚·艾克斯、马尔科姆·艾克斯和伊莱贾·穆汉默德，因为这些人鼓吹白种人生来就坏，斥责非暴力主义是件蠢事。“非暴力反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马尔科姆·艾克斯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能使三K党不用易力，那我也赞成非暴力。如果他们能使白人公民员会不用暴力，那我也赞成非暴力。但是只要有人不是非暴力的，那任何人也不用来对我讲什么非暴力那一套。”
第一个和这种新黑人打交道的政府人物是罗伯特·肯尼迪。詹姆士·鲍德温在《纽约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使他留下很深刻印象，在那篇文章中，鲍德温写到黑人过去所遭受的：
『……绞杀、火烧、拷打、阉割、杀婴、强奸；死亡和耻辱；日日夜夜的担惊受怕，深透骨髓的恐惧；怀疑自己是否值得活下去，因为周围的人都认为他不值得，为自己妻子、亲属和子女悲伤，因为他们需要他的保护，但是他却不能保护她们；狂怒、仇恨和谋杀，他对白人的仇恨深到常常转而仇恨自己和自己的亲人，因而使一切爱情、一切信任、一切欢乐都成为不可能。』
鲍德温相信，“白人解放的代价是黑人的解放，”同时，他引证一段黑人圣歌：“上帝向诺亚显示了彩虹：不再有洪水了，下一次将是大火！”
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向伯克·马歇尔建议，司法部长应该见一见鲍德温。马歇尔转达了他的建议，于是他们两人在核桃山共进早餐。他们谈话不多，但颇为亲切，肯尼迪建议第二天在纽约他父亲的曼哈顿公寓里继续商谈，让伯克·马歇尔也参加。他们希望知道关于政府应该采取一些什么行动的意见，并且希望其他一些黑人也来参加会谈。鲍德温说，他将要把心理学家肯尼思·克拉克、作家洛兰·汉斯伯利、歌唱家莉娜·霍恩、演员哈里·贝拉方特和在自由乘客运动期间曾经挨过打，坐过牢的二十四岁的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主席杰罗姆·史密斯都带来一起会谈。肯尼迪打算进行一次严肃的讨论，象他和罗伊·威尔金斯和马丁·路德·金进行过的讨论一样。可是一上来他便听到了史密斯的长篇激烈演说，他还说和罗伯特·肯尼迪一起呆在同一个房间里就使他感到作呕。自此以后，会谈的气氛便开始恶化了。
肯尼迪试图说明，政府已经作了些什么，现在正在作什么，新法案将起什么作用。他们一点也不在乎这一些。鲍德温甚至不知道总统的民权法案咨文已经送交国会了。他说，总统所以在亚拉巴马州采取行动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有一个白人被刀子扎死了，马歇尔争辩说，他曾经和马丁·路德·金商量过，他们听了却哄堂大笑。这样持续了三个小时。后来罗伯特说，“都是感情用事，歇斯底里。”他们一个个站起来，大发议论，痛骂一顿。有些人哭着走出了房间。在会议结束时，一个青年黑人说，他将不再为美国打仗了，鲍勃质问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那青年人还坚持他原来的说法。
巧的是，鲍勃到纽约来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和几家大百货店老板商量如何结束他们的南部分店的种族歧视。而这一点那些忿怒的黑人也不感兴趣，要是换一个司法部长可能从此不再管他们了。而这位司法部长却不是这样。当时他很生气；回到华盛顿后，他重复念叨着关于拒绝保卫国家的那句话，他深为不解地自问，“怎么会有人说这样的话呢？”但是在那一周周末，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想，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如果我有过他的经历，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情也可能就完全另一样了。”他开始真心转变过来支持这个运动，他认识到，这样的深仇大恨必有共深刻的根源，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这种情况，其后果真的会是“下一次将是大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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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总统满四十六岁了。他的手下人员计划好为他举行一次意外的生日宴会，借口是情况汇报室有一个保密电话在等着他，但是总统并没有感列很大意外，当麦克·邦迪引着他住白宫餐厅走去时，他早已满脸是笑容了。司仪皮埃尔·塞林格递给他一篇发言稿。“我们知道你通常是自己写发官稿的，总统先生，”他说，“但这里是一位代笔写的发言稿，我们希望听你照着讲一讲。”稿子的开头是，“四十六年以前在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林生了一个孩子……”肯尼迪按过一个卫星模型，上面附的一张卡片上写着，“希望你一路顺风，巴里。”由于肯尼迪一直对他办公室外面的新花园感到非常得意，杰基存心戏弄她的丈夫，特意赠给他一大筐枯草，并在一张卡片上写着，“古玫瑰园的真正占草，白宫历史学会赠。”那天晚上过得很愉快。他们乘坐总统的游艇“霍尼·菲茨”号在波托马克河巡弋。
这是肯尼迪政权的极盛时期，但是他们当时并不如道这一点。他们以为他们还要在白宫呆五年，到总统离开白宫时，他计划在华盛顿创办一份报纸。它将是不同一般的报纸；全国最优秀的新闻记者都会愿意参加这份报纸的工作。但是，这还是很遥远的事，他们那时都还不到为将来作打算的年龄。年轻仍然是政府中人员谈得最多的一个向题。他们的生活方式在许多方面正是当时所谓“已婚青年人”的生活方式。青尼迪三弟兄的妻子，杰基、艾塞尔和琼，那年春天都怀孕了。婴儿车和婴儿围栏在高级政府官员的家中成了常见的家具，而在其它年代，这些高级官员却都是一些年近花甲或六十开外的人。而这却是肯尼迪时代的一部分，它象和平队一样使年轻的美国人想到这位总统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总统。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些拥护他的选民，其中有知识界。在他担任哈佛大学董事会董事六年任期届满时，他在行政大楼邀请知名的哈佛人士举行了一次不请女客的庆祝宴会。但是，即使在那种场合，他也没忘掉自己的年龄。他说，“请你们来白宫赴宴很不容易，因为你们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在这里参加不请女客的宴会的次数都比我要多。”
象任何一位总统一样，他的威望也是时高时低的。1962年导弹危机以后，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说，有百分之八十三的人民拥护他；在后来的十个月中，这个数字先降到百分之六十一，后来又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九。1963年9月，当参议院批准和俄国人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时，盖洛普民意测验的曲线又上升了。他事先预见到这一点。他相信，右派势力错误地理解了国民情绪。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他们所谓的大学生转向保守的情况。他们认为，海军上将刘易斯·斯特劳斯在禁试向题意见听取会上的发言代表了千百万人的声音，他说，“我不能肯定说缓和紧张局势一定是件好事；”他们还认为，爱德华·特勒在那次意见听取会上的发言反映了整个中产阶级的惊恐情绪：“如果你们批准了这项条约……你们就是放弃了国家未来的安全。”肯尼迪不接受这种观点。在蒙大拿州的比林斯，在盐湖城——这被认为是戈德华特家乡的中心地区——当他在演说中间，丢开讲稿，谈到他因签订了禁试条约感到骄傲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他对朋友们说，这个条约是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即使因此他在明年竞选中输给戈德华特，他也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即将出现的缓和，现在已明确无疑地看到了迹象。由于俄国人已在古巴终于接受了检查导弹发射场的原则，禁试条约才有了签订的可能，在它签订后，肯尼迪也才有可能听到全国表示赞同的呼声。全世界早已不再听到苏联的三驾马车的主张了。赫鲁晓夫在东柏林说，柏林墙已经减少了单独签订一项对德和约的需要。他已经习惯于忍受卡在喉咙里的骨头了。后来，肯尼迪于6月20日在美国大学讲演时，向俄国人伸出了一束橄榄枝：“我们的问题是人为的；所以，可以通过人来解决……有人说……在苏联的领导人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以前，谈论世界和平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希望他们那样作。我相信我们能够帮助他们那样做。但是我也相信，我们必须重新审查我们自己的态度。”
这一篇讲演，美国新闻界大都未予重视——他在次日晚上发表的关于民权问题的讲演抢先吸引住了报社编辑部的注意力——但《曼彻斯特卫报》却称之为“美国历史上伟大的国家文件之一，”赫鲁晓夫读后也深有所感，他后来对哈里曼说，“这是自罗斯福以来的美国总统发表的最伟大的演说。”
8月30日，国防部宣布，连接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热线在当天已经接通。10月，俄国和中国的分歧公开化，赫鲁晓夫说，他不同意毛的不惜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和西方进行一场核决战的主张。后来，肯尼迪批准向苏联出售剩余小麦，以此作为”又一个可喜的迹象，表明一个比较和平的世界既是可能的，也是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的。”
极右派大为震怒，但他对他们的忿怒却很感高兴。他很高兴自己能成为一个自由主义派的总统载入史册。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凯恩斯的经济学感到不解，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华盛顿的那些人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他们存心对我们的国家干这样的事？”肯尼迪却不禁在那里暗笑。现在在道格拉斯·狄龙和沃尔特·赫勒的帮助下，肯尼迪在经济方面对这个国家干的事是创造了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的繁荣，其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了百分之五点六。而且他相信，如果国会同意他的减税的建议，1964年也是不会发生衰退的。
这是一点也没有把握的。第八十八届国会很顽固。总统提出的那些要求实行医疗计划、大量拨款补助改建城市贫民窟、实施比较合理的农业计划、开发和保护国家资源、改善社会保险，通过他的内容广泛的民权法案以及对“争取进步联盟”承担更多的义务等等的自由主义纲领，使他已远远走在国会的保守倾向的前面了。在当时，批评家认为他在争取立法方面成绩不佳。现在回顾起来，他居然能作出那种成绩来实在令人惊奇。他送交第八十七届国会的一百零七件建议，有七十三件已制订为法律，他的继任者早期在立法方面的胜利也是肯尼迪送交第八十八届国会的提案。
6月间在爱尔兰议会讲演时，他引证了萧伯纳的《回到玛士撒拉的时代》【见《旧约》中《创世记》第五章，以诺之子玛士撒拉活了九百六十九岁。是圣经中提到的寿命最长者。萧伯纳此书在解放前有中译本，书名译为《千岁人》。——译者】中的一段话：“你见到一件东西；你说‘为什么有？’但是我梦见了从未有过的东西；我说‘为什么不会有？’”【后来，这话被认为是他说的，更后又被认为是罗伯特·肯尼迪说的。但是，这是萧伯纳说的。】这就是肯尼迪最出色的观点，它把社会预言和政治远见融合在一起了。但是他并不是总是在这样高的水平上的。有时候，他也似乎完全弄错了方向。十年以后，他保证支持载人宇宙飞行和超音速运输机的建造就会被看成是一种不适当的冒险行动。但是，甚至他这种精力充沛所造成的错误，似乎也比五十年代的停滞状态好。象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他是利用政治力量在国内和国外突破客观可能性的界限。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到他在去世前五个月所作的十天胜利的欧洲之行，包括对爱尔兰的访问，对于了解他的为人是十分重要的。他极象欧洲的左派政治家，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他们认为他是他们自己的理想化的形象。德国的维利·勃兰特，法国的加斯顿·德费尔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英国的哈罗德·威尔逊、意大利的皮特罗·南尼——他们一致赞扬他，引用他的话，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他的政治风格。“南尼这位老造反派社会主义者现在也禁不住赞扬肯尼迪了，”阿瑟·桑普森在伦敦《观察家》报上写道，“……除了极右派外，几乎没有一句反美的话。”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肯尼迪对于有些人认为人应当蒙上眼睛才能避免学坏的想法特别感到不能容忍。在他看来，把那些希望去看看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的学生关押起来是荒唐的。“他们为什么不应该去？”他问道。“如果我现在还只有二十一岁，今年夏天我想做的就是这件事。”1963年10月26日，他在阿默斯特讲了当代历史学家后来十分重视的话：“在别的地方也许不是这样。但是在民主社会中，作家、作曲家、艺术家的最高职责是不论后果如何始终忠实于自己。艺术家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就是最好地为他的国家服务。”
在这样的时代出现约翰·肯尼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还有另一个方面。天文学家都熟悉暗星的现象。一颗星由于发光极微几乎看不见，它跟在另一颗星后面常把那颗星给遮住。肯尼迪也有一颗暗星，一个随时可能发生的悲剧的阴影追随着他，它始终离他和他的亲人不远，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而遮掩了他们的最灿烂的时刻的光芒。这种现象现在就发生了。8月初，杰奎琳·肯尼迪生下第二个儿子，这孩子早产了五个半星期，肺部有病。这个命名为帕特里克·布维尔·肯尼迪的孩子，挣扎着三十九个小时就停止呼吸了。悲伤的总统在葬仪完毕后搬起小棺材打算把它放进墓穴去；这时，红衣主教库欣轻轻把他拉开了。
肯尼迪为了给他妻子散心，建议她接受希腊航运业巨头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的邀请，乘坐他的大型游艇“克里斯蒂安娜”号到爱琴海上巡游一番。后来她回忆起那10月上半月，也就是帕特里克的死和11月即将发生的大灾祸之间那阳光绚烂的两周，一定觉得仿佛如在梦中一样。她从地中海拍出的电报的踪迹是从伊斯坦布尔到莱斯博斯岛、克里特岛、德尔法、马拉喀什，一直到爱奥尼亚海中奥纳西斯所有的一个岛上。从希腊国王和王后开始，许多王亲贵族都设宴招待她和她的姐姐李·拉齐维尔；他们向她祝酒，赞美她，赠给她许多珍奇的礼物。当她于10月17日回到白宫时，白宫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杰奎琳眼里闪灼着星光——希腊的星光。”总统问她是否愿意陪他作一次短期的竞选旅行。她说很好，她问去哪里，他说去得克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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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一年年初有一个地方对肯尼迪来说似平事情进展得特别顺利的话，那就是西贡。总统在1963年1月14日的国情咨文中，一开头就说：“侵略的矛头已在越南受挫。”一位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宣称，“在越南，我们已经开始有了转机，”哈金斯将军说，战争“在一年内”便将取得胜利了。4月22日，腊斯克说，美国在西贡的努力正在“产生非常良好的效果”，吴庭艳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已“胜利在望。”腊斯克的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亚历克西斯·约翰逊由于看到在越南“政府和人民无形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和战略村计划的实施特别受到鼓舞，他称战略村是“可以抱谨慎的乐观态度的最重要的根据。”
后来，这似乎令人无法理解。这些预言家的预言完全错了，这件事本身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是他们为什么如此急于公开表示自己的看法昵？答案是，他们力图压倒政府中深信吴庭艳总统及其追随者已经注定完蛋的另一派人。当时鹰派和鸽派的说法还不很流行，但是，政府就是那样分成两派的。主要的鹰派人物，也就是说，主张美国卷入这场战争的一些人是包括马克斯韦尔·泰勒在内的一些将领和中央情报局的麦科恩，还有腊斯克、罗斯托，驻西贡大使瑞尔汀，在这骨节眼上还有麦克纳马拉，他是被从西责送来的报告的有力的和精确的内容给骗住了。与他们相对立的是罗伯特·肯尼迪、乔治·鲍尔、艾夫里尔·哈里曼、罗杰·希尔斯曼、迈克尔·福雷斯特尔，中央情报局的里查德·赫尔姆斯、在越南军队中参战的美国校级军官和美国战地记者，这些记者曾用“闪闪的小星星”的调子唱道：
『我们正在得胜，这个我们知道。
哈金斯将军就这样告诉我们。
三角洲中，战火逼人，
群山丛里，寸步难进。
但我们正在得胜，这个我们知道。
哈金斯将军就这样告诉我们。
如果你对他的话有所怀疑，
麦克纳马拉也可以作证。』
当肯尼迪总统任期第三年开始的时候，谁也不能说是在赢得这场战争，因为几乎没有人在进行战斗。越共是在积蓄力量，伺机猛攻，越南共和国的胆小的司令官们也不想去撩拨他们。但是这种平静是表面现象。忿恨的情绪在全国沸腾，批评吴庭艳的人也并非全是越共。因为他代表着可以称为越南既得利益集团的保守的上层官僚阶级，说的是法语，信奉的是罗马天主教，因此在不拥护共产党的人中，他的天然敌人是年轻的佛教徒和和尚，他们贫穷、激进、好战，属于中下层阶级，对任何带有西方味道的东西都持怀疑态度。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大多数群众的信仰，他们对天主教徒所获得的特权十分不满。双方都一直剑拔弩张，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在他们之间引起争斗。
斗争在1963年5月初终于发生了。佛教徒在古都顺化市举行集会，纪念佛的第二千五百八十七年诞辰，而带领政府军的一些军官却命令他们散开。他们拒不服从，于是军队就向人群开枪，打死了九人。吴庭艳拒绝道歉，他私下对人说，这样作太丢脸。6月11日，一位广德和尚，用一种惊人的示威方式——自我牺牲——来表示抗议。他坐在大街上，安静地等待着另外几个和尚往他身上浇汽油；然后，他划燃一根火柴，使自己顿时化为一阵烈焰。还有几个和尚也仿照他的榜样自焚，为新闻界（报社每次都是事前得到通知的）提供了引人注目的照片。看报的美国公众大吃一惊，但西贡政府却无动于衷。这时，吴庭艳总统几乎已完全为他的弟弟吴庭儒所左右，而吴庭儒则经常是处于鸦片烟的影响之下。吴庭儒夫人真称得上是这个统治家族中联络报界的天才，她对记者说，每次这些“所谓的圣人”进行“烧烤表演”时，她都高兴得为他们鼓掌。
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吴庭艳于6月15日勉强同意满足佛教徒的某些要求。但很快谁都看得很清楚，他根本不打算实行。6月30日，佛教徒的示威又重新爆发了。学生在越南的学校里闹事，报道这次骚乱的美国记者在街上受到袭击，被人殴打。这使肯尼迪总统无法忍受了。冷战的解冻给他一种新的推力，希望停下越南的战火。首先必须停战，然后他才能把他在美国大学所说的“和平的战略”向全世界提出：“不是用美国的战争武器强加于世界的美国式和平……不仅仅是美国人的和平，而是全人类的和平；不仅仅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而是永久的和平。”
除其他方面的考虑——诸如腐败和无能——外，在这个新的外交政策计划中，吴庭艳和吴庭儒夫妇的顽固的反共立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肯尼迪打算对他们采用高压手段，当他7月初发现瑙尔丁己到遥远的爱琴海去作两个月的海上游览时，他决定第一步必须派遣一位新的使节到西贡去。腊斯克挑选了亨利·卡伯特·洛奇。他是一个非常适当的人选。一开始政府中的自由派感到不安，担心洛奇自己出身名门望族，可能会偏袒南越的贵族。他们不了解，作为波士顿的一个世家子弟，洛奇认为出身好的人都应该是君子人，而吴庭艳和吴庭儒却肯定不是君子人。所谓君子人，有一条就是不出卖朋友。瑙尔丁在任职期间，不管功过如何，他总算是吴庭艳的好朋友，而他们却准备以惊人的背叛行为来报答他。
瑙尔丁在机场发表的告别演说中，说到把两国密切地连系在一起的是：“谦让和容忍，相互尊重和深刻的社会正义感。”记者们认为，在越南说这些话完全文不对理，但是瑙尔丁却认为他应该那样说；南越总统已刚刚向他保证，不再打击佛教徒了。六天以后，吴庭艳派遗他的秘密警察夜袭佛寺，逮捕了居士和和尚，威吓他们的信徒。这些袭击者为了掩饰身份都穿着正规陆军制服，但是在四十八小时以后，真象便已透露出去，因为吴庭儒夫人在谈到几年前已被肃清的一股土匪时说，这次袭击是“自从我们1955年摧毁平川教以来我的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洛奇于第二天傍晚到达西贡，他看到这次袭击佛教徒是有意给美国人难堪。事实上，这已使吴庭艳进一步失势，使他从此在其他越南保守派中也陷于孤立了。他的外交部长辞职表示抗议，并且自己也剃成和尚的光头。在华盛顿，吴庭儒夫人的父亲，南越驻美大使，声明和他女儿断绝关系。“美国之音”毫不含糊地把袭击佛寺的罪责全归之于吴庭孺夫妇。吴庭艳手下的不愿参与这类暴行的将领们于是开始密谋反对他。洛奇向华盛顿拍发电报说，这些密谋者希望知道，如果政变成功，美国抱什么态度。他应该怎样对他们说？
给他的回答很足以说明肯尼迪政府在越南问题上存在的分歧。那一天是8月24日，星期六。总统在梅恩尼斯港。麦克纳马拉和麦科恩在休假。腊斯克不在华盛顿，而泰勒将军又不知上哪里去了。他们的主要副手在五角大楼是吉尔帕特里克、在中央情报局是赫尔姆斯，在国务院是鲍尔，他们都是对西贡政权极为不满的。他们所通过的一份电文是由鲍尔、哈里曼、希尔斯曼和福雷斯特尔起草的，内容坦率地告诉美国大使，吴庭儒夫妇必须搞掉。后来，当所有的人都回到华盛顿时，马上争吵得不可开交；可是，当总统决定要每一个人明确表明自己的意见时，又谁也不肯承担否定原电的责任了。
现在，洛奇向南越的将军们开了绿灯。8月29日，他给腊斯克打电报说，“我们已经走上了推翻吴庭艳改府的道路，要再回头就有失体面。”一切似乎都已准备好了。可是，几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政变并没有发生。那些密谋者似乎丧失了勇气。由于对和尚们的镇压，使他们的力量受到了限制，一些带头的人物巳被外调，吴庭艳已经加强了对西贡周围的军队的控制。国务院询问洛奇，那些将军们倒底想干不干。他说，“也许他们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都贪生怕死。”
看到吴庭艳安然无事，政府中的鹰派又大大活跃起来。麦克纳马拉在8月31日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说，现在需要重新和吴庭艳对话。腊斯克表示赞同，说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美国军队必须留在南越一直到战胜越共为止，美国不能赞成政变。泰勒将军说他们俩的意见很对。乔治·鲍尔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则认为这是很荒谬的。秋天已快到来了，华盛顿两派之间的分政一天大似一天。到9月，当国家安全委员会派遣另一个调查团去西贡时，这种分歧已变成了一条鸿沟。调查团成员包括海军陆战队的“凶种”维克托·克鲁拉克少将和国务院的约瑟失·门登霍尔，后者是一位对南越有相当丰富经验的比较高级的外交官。他们回来后，肯尼迪总统再次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由他们两人分别作报告。克鲁拉克将军说，战争正在取得胜利，吴庭艳干得再好也没有了。门登霍尔说，吴庭艳政权已临近崩溃的边缘了。全场沉默。然后，总统问，“你们两位先生去的是不是同一个国家？”
在这段时期中，在越南的洛奇和哈金斯将军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他们二人都是波士顿人，两家原是世交，而现在，他们彼此几乎连话都不讲了。9月下旬，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将军到达西贡，企图再一次了解局势发展的真实情况。在机场上，洛奇企图抢先会见麦克纳马拉，因而派出他手下的两个人去挡住哈金斯的路。（“对不起，先生们！请让我过去会见部长！”）尽管如此，哈金斯仍象以前一样兴高采烈。他的乐观情绪后来反映在麦克纳马拉和泰勒的联合报告的开头一段中。报告说，吴庭艳的军队“己经取得很大进展，并在继续取得进展。”报告接着说，因为吴庭艳的军队在各条战场都获得了胜利，第一批一千名美国士兵可以在圣诞节以前撤出，全部美国军队将在1965年年底撤离同国。同时报告还附带攻击了罗伯特·肯尼迪要立即将美国人撤出越南的荒谬建议。麦克纳马拉和泰勒不遗余力地推行着后来的五角大楼的路线：
『南越的安全对于美国的安全仍然极关重要。因此，我们必须力求实现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把这个国家丢给共产党，及时镇压越共的叛乱。』
但是现在这种观点在政府内部己肯定得不到支持了。总统本人就越来越不同意这种观点。9月2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中接见沃尔特·克朗凯特时，他明确地说，如果越南共和国要在反对越共的斗争中得胜，那就必需“改变政策，也许还要改换人马。”他过去曾经说过：“我认为除非得到人民的支持，这场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而在我看来，最近两个月以来，该政府已完全脱离人民了……归根结蒂，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必须打赢这场战争，或者接受失败。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我们可以给他们装备，我们可以派遣美国人去作顾向，但是要赢得这场战争却只能靠他们，越南人民。”
10月初，给吴庭艳的每月一干万美元的援助计划不声不响停止了。吴庭艳和吴庭儒夫妇忿怒地谴责肯尼迪，吴庭儒夫人到了加利福尼亚，准备到美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说，在右派集团的支持下，谴责肯尼迪。这次旅行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失败。华盛顿官方抵制了她。她企图去看望已不愿理她的父亲陈文章，却发现大门上了锁，插了栓；这位前驻美大使当时在曼哈顿演说，谈他女儿所过之处一路留下的“熏天恶臭”。她还想到那边去找他。在拉瓜迪亚机场，她见到了纽约市的一位官员，他直率地告诉她，他不是来欢迎她的。他说，“我只是来看看夫人有没有足够的警察保护。”吴庭儒夫人厉声说，她不需要人保护。“上帝会保护我，”她说。她始终也没有见到陈文章。她在哈佛大学讲演时，大约有五百名学生向她示威，他们举着的标话牌上写着：“吴庭儒干的全是为吴庭儒吴庭艳谋私利。”她一边讲演，他们一边敲打讲演斤的大门，向大斤的两侧投掷鸡蛋，把窗子摇得嘎拉嘎拉响。到坎布里奇以后，她的群众就不多了。除了有些极端保守派的人出面捧场外，前来见她的几乎只有一些记者了。
在西贡，政府似乎己越来越失去了现实感。吴庭儒扬言要同河内结盟，把美国人逐出越南。吴庭艳的秘密警察在清除了佛教徒之后，转而向学校进攻。在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搜查中，他们先把大学生关进了监狱，接着把中学生，最后把小学生也关进了监狱。甚至天主教徒也同样受到迫害。这时，所有越南人，不分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全都向在军队中最有威信的军官杨文明将军，即“大”明呼吁，请求他搞掉吴庭艳和吴庭儒。杨文明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越南站的头头约翰·理查森联系，征求他的意见。理查森避开哈金斯将军为杨文明和洛奇安排了一次会见。达位大使告诉杨文明，美国人决不阻止政变，如果政变成功，美国的援助将给另一个反共政府。他把这情况报告白宫，得到了批准。似乎除了吴庭艳、昊庭儒和哈金斯将军，华盛顿和西贡的人谁都知道即将发生叛乱了，哈金斯还向总统保证，不会发生政变，说政变的说法都是谣言，他已经查核过，这些谣言都是没有根据的。他还说，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但这是可能的。《纽约时报》的戴维·哈伯斯塔姆和另一个记者已经收到了暗传消息的纸条：“请在随军商店替我买一瓶威士忌”——这就是即将起事的信号。
11月1日，星期五，万圣节日，越南时间午后1点（华盛顿时间是半夜1点），吴庭艳的丧钟敲响了。在西贡那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日子里，这正是午睡时间。总统和他的兄弟已经回到嘉隆宫的卧室，在那里他们应该有卫兵和顶上装有带刺的铁丝网的七英尺高的围墙保卫。但是，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几卡车叛变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头围红色方巾，向着他们的防御工事发动了进攻，同时另一些士兵在重要的交通路口也设置下路障了。叛军迅速占领了机场、警察局、在西贡河岸边的海军总部和政府的广播电台，立即广播了以十四位将军和七位上校的名义发表的宣言：“陆军、公安部队、民防部队和人民武装的士兵们！吴庭艳政府滥用职权，只追求个人的野心，置祖国的利益于不顾……”
那天傍晚，迫击炮和大炮对嘉隆宫的围攻开始了。次日凌晨，十八辆坦克开始打开缺口。上午6点15分，一位叛将命令停火五分钟，通知吴庭艳和吴庭儒投降。楼上的一个窗口扯出了白旗，但是吴庭艳和吴庭儒不在那里。他们已通过秘密地道逃住华人聚居的郊区堤岸去，从那儿他们传话给夺权的军政府说，他们准备谈判。后来的情况究竟怎样谁也不知道。据说，他们接受了安全护送他们出国的建议，但这是一个诡计，这两个人不知曾欺骗过多少人，现在自己被骗了。他们被叛变的士兵抓住后装在一辆装甲运输车的后面，根据将军们的命令给干掉了。后来在那车里他们的尸体被人发现，满身弹痕，却穿着天主教神甫的长袍，他们原想在没有别的办法时，便靠这身衣服逃走的。吴庭艳的尸体上还被用刀戳了好几个窟窿。
吴庭儒夫人住在贝弗利山的贝弗利－威尔希尔旅馆，一早被人叫醒告诉她这个消息，她哭着把一切责任都归于肯尼迪总统。事实上总统自猪湾事件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感到非常震惊和不安；他说，不论吴庭艳有多大错误，他也不应该被杀掉。政府其他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默不作声地接受了，甚至感到宽慰。这里也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副总统约翰逊很不高兴。副总统曾向吴庭艳伸出援助之手，是他的朋友，在约翰逊看来，这种友谊是美国对吴庭艳承担责任的象征。政府中对吴庭艳不满的那些官员，对副总统也很不满，他知道这一点，也知道他们是谁，长期以来，他早已开始鄙视他们和他们干的一切事情，包括他们的卡丁牌衬衣和巡逻舰109号领带别针。在别的问题上，约翰逊是很佩服肯尼迪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却不然。
西贡的人却和约翰逊的着法不同。他们把那一天当作节日来欢庆，在大街上跳舞；吴庭艳和他弟弟、弟媳的塑像都被打得粉碎，他们的画像也全被扯下来，最后，在首都只有在一角钱的硬币上还能看得到前总统的肖像了。获胜的将军们无论到哪里都有人投撒五彩碎纸，洛奇成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第一个在公共场所受到欢呼的美国人。美国大使馆的人都认为前途大有希望；为反对这个统治家族而联合起来的各个派系似乎很得人心，足以使这个国家有一个稳定的政府。
一个星期过去了，第二个星期又过去了；秋天的白昼越来越短，而肯尼迪总统的情绪却高涨起来了。麦克纳马拉－泰勒10月2日的报告仍然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但他觉得没有必要急着去处理它了。正如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所说：
『他知道越南的情况不佳，并且日益在恶化，知道他马上要去处理一个头等重要的外交政策向题，但他觉得他能够处理得了，有时间处理它，而且时间是对他有利的。他完全可以不慌不忙地来推动他手下的人；推得太猛就会引起反推力。当时是1963年的年底，而既然1964年是一个选举年，对任何重大问题暂时不作出决定是有好处的；如果越南人能够再坚持一段时间，他也能。』
11月3日，他召集他的主要战略家为即将来临的竞选运动开了一次会。那个星期三傍晚在内阁会议室开会时，他们一致认为大有希望取得对戈德华特的压倒的胜利。经济日益繁荣。从他就职以来，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已增长了一千亿美元；这增长率大于俄国或欧洲。巨大的土星火箭将于下月发射，终于使美国在载人星际飞行竞赛方面赶在苏联前头。除越南外，世界平静无事，为了更全面地了解那边的情况，总统打电报给洛奇大使要他回国作一次长谈，洛奇回答说，他正在作准备，尽快离开西贡。可能在11月21日星期四那天动身。
1963年11月22日上午9点零5分，理查德·尼克松，当时是代表百事可乐公司的一个律师，离开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登上了美国肮空公司82次班机去纽约，这和肯尼迪总统乘坐空军一号飞机到达那里只相差两个半小时。尼克松先生两天来一直在参加百事可乐装瓶商联合会召开的会议。他刚刚开始在学习如何充当大公司法律顾问的窍门。在上星期五他还刚刚提出申请加入纽约州律师公会，他的律师牌子也还没有挂在事务所门上，因为他要到1964年元且才能成为马奇、斯特恩、鲍德温、托德律师事务所的正式合伙人。
估计他可能要比较长期地留在那个事务所里。在那个星期的早些时候，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一次电视谈话中曾谈到尼克松当选为下一届总统的可能性，但是他的话所以还有人记得主要是因为这是典型的艾森豪威尔式口气的话，他说：“如果出现这种僵局，我认为他是我们可以考虑，可以接洽的可能人选之一，因为他毕竟还算得上是很有知识，很有勇气的一种人。”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意艾克的话。美国广播公司就肯定不同意。该公司不仅把一篇关于他的广播称作《理查德·尼克松的政治讣告》；而且这个一年前便已录制成的节目所穿插的内容中还有记者访问阿尔杰·希斯的谈话。有两个公司因此想取消它们与美国广播公司订的广告合同，但联邦电讯委员会的主席牛顿·米诺冷冷地驳回了它们，他说广播必须摆脱“少数那些力图影响广播记者的专业判断能力的可怕的广告商”的检查。肯尼迪总统说他同意这个说法。那时正是已趋衰微的贵族派的黄金时代。
在82次班机上，一个女乘务员递给她的贵客一批期刊，如果有人能够从七十年代中期回到那个不幸的星期五去，他一定会注意到美国当时情况和现在不同的地方有一点是：可看的杂志比现在多，那时《展望》杂志、《生活》杂志，和《星期六晚邮报》都还颇有生气，办得不错，在报摊上都有出售（不过，在报纸方面，销路己经开始减退了，刚在四个星期之前，10月16日那天，《纽约镜报》就停刊了。在六十年代结束之前，有一百六十三种杂志和一百六十份日报，包括《印第安纳波利斯时报》、《旧金山呼声报》、《波士顿旅行家》、《波特兰记者报》和《休斯顿新闻报》，全部停刊。）
尼克松很可能会选择《时代》杂志来看着，因为他知道其中必有关于他的报道。第一版新闻中就刊有他的一张姿态随便的照片——当时他已经五十岁了，可是看上去不过四十来岁——在随同照片刊出的访问记中，记者引述了他关于西贡政变的政治后果的谈话：“如果越南战争打得不好，明年越南便可能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果一切顺利，那就不会如此。我觉得奇怪，我们就会奉承铁托，讨好卡达尔，迁就赫鲁晓夫，可是对真正与共产主义为敌的一家人，我们竟连表示同情的起码礼节都不懂。”
从不奉承共产党人的巴里·戈德华特在争取196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运动中居于领先地位，纳尔逊·洛克菲勒由于5月间与哈佩·墨菲结婚而喊少了获胜的机会。戈德华特在那个11月的第三周里，由于他在芝加哥商业改进局的一次宴会上的一番话，而在他的一个当然选区里赢得了一次新的胜利，他说，新边疆派已取得的成就是“一千零二十六天的浪费的开支、一厢情愿的空想、无理的干涉、不切实际的理论和日益低落的信心。”
每当这位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向肯尼迪凶猛进攻时，记者们就要求总统给予回答。他总是笑嘻嘻地说：“还不到时候，还不到时候，”但是很显然他对将来同戈德华特竞选的前景感到高兴。
这次为他竞选的重要人物中将有总统夫人在内。特工人员希望肯尼迪夫人能戏说她的丈夫在稠密的人群中要小心一些。在去得克萨斯之前的那个星期，他就不顾特工人员的劝告，吩咐他的司机离开护卫他的摩托车队，绕进了拥挤的曼哈顿闹市区。当总统的轿车在红灯前停下来时，一个业余摄影者突然冲过来，向肯尼迪车座这边拍了一张镁光照。一位纽约警官告诉记者们说，“要是她是一个刺客，那怎么办？”
这是一个技术革新年。柯达公司开始出售快速自动摄影机，波拉罗依德公司研制出了彩色胶卷。聚乙烯已经出现。底特律秋季汽车式样的特色是漂充的斜顶后窗——所谓的“斜背式”；鱼型汽车上的斜顶后窗，特别惹人注目。1963年7月1日，邮政部宣布一类邮资从四分涨至五分，并忽然提出用号码代表邮区的制度使大家感到莫名其妙，十分不满。白宫的电话号码从“国家8－1414”改为456－1414，是数码取得的又一次胜利。在贝尔系统的电话线路图上，已改为长途电话直接拨号区域象一个大肿瘤在迅速扩散。1963年，贝尔系统使用长途直拨电话的用户已达百分之四十四点二。文科院校的大学生展出了人像纸样，上面有这样的词句：“我是一个人——请不要摺叠、拉长或截短。”
“巴比”玩偶的销售额在1963年又达到了最初达到的高峰，巴比在两年前已经有了一位名叫肯的男朋友，现在又有了她的“最好的好朋友”米奇。（巴比的“黑美人”朋友克里斯蒂在1968年以前还不会在马泰尔玩具店里出现。在1963年黑美人和黑人权力一样，还有待于发现。）真人大小的女玩偶究竟应该做成什么样子，还是当时玩具制造商们热烈争论的问题。有相当多的父母反对巴比的结实的小乳房。公众对这类事的态度仍然是相当保守的。关于婚前与人性交问题，一般人仍然认为“好姑娘都不干的”，尽管加尔·格林在1963年对“大学女生性活动”进行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姑娘都是干的。
美国大学生的母亲们很少知道她们的有些女儿是多么随便就跟人睡觉。后来做父母的将会义愤填膺地起来反对男女合用的宿舍楼，而结果却为大学校园生活中更意想不到的事实吓回去了。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务室报告了一件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它说，花柳病现己严重地危害着女大学生的健康。混合宿舍是对一个问题的解答，但这个问题并不仅限于此一解决办法。而在1963年这还是属子未来的事。《花花公子》那时平均每周收到五十封年轻妇女的申请书，希望把她们的裸体照片刊登在它的折叠扉试里，而根据编辑们的判断，她们也确有资格入选，然而，即使《花花公子》在公众舆论面前，也不得不注意看看风色。比如说，它不敢公开拍出那些游伴的阴毛。（可是，1963年它刊出一张赤裸上身的照片确实掀起一场极大的风波，因为那模特儿几乎非常逼真地就是第一夫人的翻版。）赤裸裸的色情文学当时还不流行，也不合法。1963年11月，曼哈顿一个由三个法官组成的法庭裁决《范尼·希尔》内容诲淫而加以禁止了。法庭的裁判说，“虽然这本书写得很好，但决不能因此就可以容许它散播淫秽。肮脏的东西即使用最漂亮的东西包裹起来也仍是肮脏的。”回想到十年后一跃而成为影片“咽喉深处”中的超级影星的琳达·洛夫莱斯在当时还只不过是得克萨斯州布赖恩地方的一个最爱咂棒糖的十二岁的女孩子，真令人吃惊。
尚未见之于新闻报道的人还有格济里亚·斯坦内姆、凯特·米利特、杰曼·格里尔【都是后来七十年代的女权运动家。——译者】和当时全国照像公司的一位经理人员博比·里格斯。贝蒂·弗里登的《女性的神秘》那时才刚刚出版，但妇女解放运动才刚刚在子宫中受孕——这是打比方来说。那年11月22日的一期《时代》报道说，“目前，没有谁比那稳定的象任——那些孩子已经十来岁，丈夫混得相当不错的四十多岁的主妇们——更大喊大叫地表示不满了。”但是用七十年代初期的噪音计来测量，她们的声音几乎低得测不到了。七女大联合会决定为一些“准备参加家庭以外活动”的念过大学的妇女开办一些职业训练班，结果仅有五十个妇女参加。她们谁也没有说男人是猪。所学职业范围主要限于教育、图书馆学、社会工作和宣传联络——这最后一项被视为是一个突破——等方面的工作。七女大联合会的干事安妮·克罗宁实际调查了男人们对于女学者们自克拉夫林姊妹失败后表现出来的自卫态度如何想法的问题。她对一个记者说，“只有一两个丈夫对自己的妻子又去从事职业生涯感到有些恼火。而他们绝大多数是很严肃而且通情达理的。我们并没有折散自己能够维持下去的任何家庭。”
妇女服装的式样并不是很大胆，或很先进的。那时还没有配长裤的妇女服装，甚至飞机上的女服务员也无此装束。时髦式样是看杰奎琳·肯尼迪而定的——圆顶帽，尖头细高跟鞋，头发的长度仅及耳下，微微卷曲蓬起。裙子刚过膝盖；没有腰身的紧身套衣很流行。这一切都是非常女性气。男人至上的风气极盛。没有人对卡莱·格伦和默娜·洛伊在晚场成人电形“布兰丁斯先生修建他的梦中金屋”中的表演表示抗议——也没有人想知道布兰丁斯夫人在她的梦中金屋中可能要些什么——而一位作者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多萝西·基尔加伦的人物特写中却把她1936年绕世界一周之举说成是新闻界的噱头，竟公然说：“多萝西倒底是个女人，是后来才参加的。”1963年夏，伊恩·弗莱明的《那个爱我的间谍》出版了平装本。
1963年11月的第三周，《纽约时报杂志》刊载了一篇关于大学校园气氛的报道。报道中谈到学生报纸编辑们普通感到他们的同学对什么都漠不关心，一心只想事业成就，他们对当时的重大问题远不如对生活保障和他们的个人生活关心。在他们休息的时间里，最流行的东西是“人猿泰山”电影。芝加哥大学正设法想恢复足球游戏。康纳尔大学的两个兄弟队刚进行过一次三十小时的触身法足球赛；最后的比分是664比538。路昌斯安那州立大学女学生对男生宿舍进行了一次“抢裤衩行动”——当然，所有大学宿舍都是男女分开的。在两性关系问题上一向带头的伯克利的大学生曾要求学校医务室出售避孕药物。可是他们也并未为此坚持到底；这要求当然可以商谈，但结果实际上未予理睬。
“卡姆洛特”1963年1月在百老汇结束演出。“汤姆·琼斯”作为本年度最佳影片获得电影学会奖。西德尼·波伊蒂尔以其在“野百合花”中的表演被评为最佳演员；帕特里夏·尼尔以她在“赫德”中的表演被评为最佳女演员。1963年11月对观众有吸引力的影片是“玛丽，玛丽“和”这是一个疯狂，疯狂，疯狂，疯狂的世界”。为观众所欢迎的电视节目是“基尔德尔博士”、“安迪·格里菲思”、“我的三个儿子”、“佩里·梅森”、“黑兹尔”、“露西”、“贝佛利的乡下佬”和“朦胧地带”。全国广播公司排在11月25日播放的星期一电影（后来没有播放）是“雨中歌唱”。
据《广告时代》的哈里·麦克马汉说，那一年最行时的是埃杰克斯的白骑士和白龙卷凤（洗刷得象经过白龙卷风一样干净！）的广告节目。皮尔斯啤酒公司的广告节目是“伯特和哈里的归来”。马克斯韦尔速溶咖啡的节目是“一杯和半杯”。雪佛莱汽车的广告节目中有一辆汽车行驶在威尼斯运河水面上，赫茨公司的广告节目中则出现了把人抛进篷车里去的场面。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是“走开，小姑娘！”“多来尼克”、“如果我有一把锤子”、“吹起神龙”和“在风中狂吹”。
畅销小说有玛丽·麦卡锡的《群像》、莫里斯·韦斯特的《渔夫的鞋》、危姆斯·米切纳的《大车队》和海伦·麦金尼斯的《威尼斯事件》。畅销的非小说作品有詹姆斯·鲍德温的《下一次是大火》、引起生态学运动的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和两部将受到即将到来的那个周未的事件的影响的作品，杰西卡·米特福特的《美国死亡方式》和维克托·拉斯基的《肯尼迪：其人与其神话》。其中前面的一部由于读过该书的罗伯特·肯尼迪按照该书为他哥哥选择棺材而具有某种历史意义。至于居于非小说类畅销书首位的拉斯基的那本书完全是诽谤性作品，所以后来被出版商从书店里抽回去了。
在体育方面，得克萨斯名列大学足球队的首位。那个季节达雷尔·罗亚尔球队的奇迹是一个名叫托尼·克罗斯比的光脚的射门手。肯尼迪总统飞到达拉斯去之前的那个周末，克罗斯比在离球门四十二码处射入一球，击败了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队。在职业球员中，克利夫兰布朗队的吉米·布朗正处于最盛时期，在全国足球联赛结束时，纽约巨人队和芝加哥熊队正准备决一雌雄。芝加哥队后来以十四比十赢得冠军。在美国足球联赛的决赛中，圣地亚哥冲锋队以五十一比十击败波士顿爱国者队。那时还没有超级大赛。在曲棍球方面，大家谈论最多的是底特律红翼队中的戈尔蒂·豪。他在参加过一千一百三十二次曲棍球赛，打掉牙齿十二只，因受伤共缝过三百针之后，于1963年11月，在与蒙特利尔的加拿大人队比赛中又射进了他的第五百四十五个球；这可是创纪录的。在篮球方面，波士顿的凯尔特队的鲍勃·库西在1962年球赛季节结束后已不再参加比赛了，因此，凯尔特队已被看作是不堪一击了，但肯尼迪最后一次离开白宫时，1963年的球赛季节开始已有两个月了，而凯尔特队却仅仅输了一次——只差一分。最大原因是依靠中锋比尔·拉塞尔（身高六英尺十英寸）。
尚未在那年的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地方有伍德斯托克、瓦兹、东村、格兰特公园、伤膝、人民公园，美莱、溪山、肯特州立大学、比夫拉，林肯公园、孟加拉、阿蒂卡、胡志明小道、查帕奎迪克岛、比米尼岛、博茨瓦纳、卡塔尔和水门，虽然水门的办公住家两用建筑在华盛顿国务院旁已在修建之中；肯尼迪总统的出殡队伍也要在它前面经过。梣树岭是旧金山的一个单调乏味的工人居住区。当时住在这个后来人们称之为哈特的人谁也不熟悉这样一些“嬉皮士”用语：如freak out（吸毒避世）、superstar（超级明星）、mind-blowing（动人心弦）、bummer（瘾游）、joints（大麻香烟）、turnon（刺激）、turn in（上床）、rip off（偷窃）、drop out（退学）、commune（群居村）、horse（恶作剧）、crash（临时睡觉处）、steam（气力）、zonked（陶醉的）、be-in（聚游会）、flower power（鼓吹爱情与和平的嬉皮士）、trash（捣毁）、guerrila theater（游击活动）……（略）。
《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条它的伦敦分社发来的消息，谈到“现在英国有四个流行歌曲男歌手组成的合唱队极受欢迎，是青少年闹事起哄的原因。”他们就是披头士乐队。1963年11月，他们取道前来美国，而他们的头三支流行歌曲的唱片：“她爱你”，“我要捏你的手”和“站在那边”，却已先在美国流传开了。
戴维·哈伯斯塔姆报道说，发动西贡政变的越南将领希望撤换哈金斯将军，但五角大楼表示深信哈金斯会实现他的打败越共的诺言的。任何人认为美国不可能在越南找到军事解决办法的看法，都受到了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的反驳。他在弗吉尼亚州温泉地方举行的一次商会会议上说，美国拥有无比的杀伤力量，任何人敢于和它抗衡都将是自取灭亡。
法国大使夫人尼古尔·阿尔芳德的照片刊在11月22日《时代》的封面。吉米·霍法己受到控告。夏尔·戴高乐投票否决英国进入共同市场。罗斯·巴尼特州长签署了一个大陪审团的裁决，认为最近由于詹姆斯·梅雷迪思被批准进入奥克斯福德的州立大学而引起的骚乱应由联邦政府负责。在摄制影片“克利奥帕特拉”时互相爱上的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正设法摆脱各自原来的配偶，计划早日结婚。名画《蒙娜·丽莎》在重重警卫下在美国展出。
1963年，美国人口有一亿八千九百二十四万二千人（到1973年将有二亿零九百万人），其中就业的为七千万人（1973年将为八千零六十二万七千人）。百分之五是失业者。美国的人口中心五十年代向西移动了五十七英里，到了位于伊利诺州的萨勒姆以东四英里之处，这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最大的一次西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不再是大多数美国人的最重要的经历了。由于有大量战时出生的婴儿，平均年龄为二十九岁半。
有组织的劳工数字的变化颇令人吃惊：从1960年到1962年，工会会员减少了五十万左右。参加工会的工人由1955年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四降到1962年的二十二点二，一向并不反对工会组织的默里·肯普顿已开始在议论说，工会运动已是“日薄西山”了。
时间的推进是发生这个变化的一个原因。还能记得三十年代那些英勇的罢工活动的工人己越来越少了。同时，劳动力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在战胜日本以后的年代里，蓝领工人的人数己减少了四百万，而白领工人——经理、专业人员、推销员、办事员——的人数增加了将近一千万。
而且，1963年11月时的蓝领工人，在他的三十年代受压迫的父辈眼里，几乎不可能看作是自己的同类工人了。1963年6月，每周工作稍多于四十小时的普通生产工人的周工资超过一百元——等于萧条时期同类工作的工资的四倍。现在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家庭每年收入在七千元以上。约翰·布鲁克斯指出，“无产者”这个词几乎己从语言中消失了。卡罗琳·伯德写道：“人们认为物价在上升，但实际上升的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
衡量繁荣的长远影响的最好场所是教室。爱德华·丹尼森在其对经济发展的全面研究中，把教育看作有助于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从1929年的股票市场大崩溃到肯尼迪总统末期，美国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增加了十倍，达一年三百九十亿元。
这一情况在社会学方面的含义是无法估量的。1900年时，适龄的美国青年只有百分之四能进人高等院校肆业。1957年时，这个数字为百分之三十二；在肯尼迪就任总统时，为百分之四十，而在他逝世时则为百分之五十。据安德会·哈克计算，现在全部美国人中约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属于中产阶级。事实上，中产阶级正迅速地成为美国唯一的阶级，它的价值观、就是一度属于一个人数不多、颇有教养的上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一个欧洲国家的外交官说：“美国经济已变得如此庞大，使人几乎无法想像。”美国的社论作家对西德的“经济奇迹”感到吃惊，但是一个更大得多的经济奇迹正在国内出现。有些数字足以说明其规模。现在美国百万富翁有将近九万人——而五十年代初期只有二万七千人——这个数字现在正以每年五千人的速度在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海外投资已从一百二十亿元跃增至八百亿元。通用汽车公司这一家公司的年销售额能达一百七十亿元。几乎等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仅仅美国在六十年代最初四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部分就大于西德1964年一年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前者为一千二百二十亿元，后者为一千亿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投资额己从四百六十亿元增至四千一百一十亿元；华尔街的宣传联络人员热烈地谈到“人民的资本主义”，他们这话实在不无道理——纽约证券交易所行情牌上所列的各种股票是属于大约二千万美国人的。
当时的社会预言家们把这看作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幸事。有些人，例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也认为利润的分配应予改变，但是实际上也不否认经济上的富足只会是好事。伦尼·布鲁斯在1963年不过是一个走在法律放宽之前一步的猥亵的滑稽演员；拉尔夫·纳德当时不过是哈特福特大学一个无籍籍名的历史和政治学讲师。新左派认为美国所受威胁并非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而是来自工业技术和美国一切机构的过于庞大——认为美国各大公司和华盛顿官僚机构的无比庞大纯粹是一种肥胖症——这种看法当时还未成熟。自由主义派仍然极其相信政府机构越大越好。
詹姆斯·赖斯顿196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最火的新闻是变革。”这一点再没有任何地方比流动性日剧的美国社会更明显的了。由于南部黑人普遍相信在北部城市中有更好的生活在等待着他们，同时由于技术上的革新，自四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国内大移民在战后年代中仍然继续着。美国农业在1963年所生产的食物比1940年多百分之六十，而全国农业劳动所需要的工作时间却从两干万小时减至九百万小时。因此，住在城市和城市近郊区的美国人到1963年时已达到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农业集团”已不再在议员们的心中引起恐惧。“农业福利促进社”已丧失其政治力量。
甚至推动变革的载运工具也在变化之中。铁道车站正在成为美国都市中最冷清的地方；每有一个旅客坐一英里火车，就有三个旅客坐一英里飞机。（到1973年，这一比率将为一比十三。）短途交通百分之九十依靠汽车；1963年，汽车总里程几达八千亿英里。美国商业部估计现在美国有一万七千处废车场，而随着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不停，少叉，高速州际公路系统的完成，美国交通大拥挤现象已开始向各州蔓延了。
在破旧的火车站对过，那些盖着旧式复折屋顶的城市旅馆里，灯光越来越少了。自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这些旅馆已有四千家关门。不经过那里的旅客，都住到从战前破旧的“旅游客栈”演变成的汽车旅馆里去，那里的豪华的平房里，旅客们也能得到各种传统服务和一些新的服务项目。黑白电视已几乎成为一切汽车旅馆的标准设备（彩色电视当时还是一种新奇玩艺儿）。这时美国已有五千六百四十万台电视机。这一情况，加上1960年人口普查人员发现的全国人口中只有百分之八点五的人没有收音机的事实，说明美国已拥有一个规模空前的通讯系统，可以随时报道一切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新闻。11月22日中午刚过不久，一切消息的来源集中在达拉斯的派克兰纪念医院里占用着两台电话的两个通讯社记者。而当年冬季芝加哥大学全国舆论研究中心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在达拉斯时间下午1点钟，即枪击事件发生后半小时，美国成年人中已有百分之六十八——超过七千五百万人——知道了这件事。到那天晚上，知道的人已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八。即使那些没有电视机或收音机的人，也很容易在别人家听到了。
1963年9月2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它的“晚上新闻”节目增加到每次三十分钟，全国广播公司于9月9日也跟着那样办了，这对越南战争将会发生极为深刻的影响：为了填满额外增加的时间，它们后来放映有美国兵割越共耳朵的镜头的影片。在1963年11月，这种情况还没发生。那时，西贡甚至连一个电视评论员都还没有。那一年美国人在越南被杀死的仅有十七人，受伤的二百十八人。1963年11月的第三周来自西贡的最使人感兴趣的消息，是一篇关于考尔特军火公司新产品M16型步枪的报道。这枪比M14型更小和更轻一些。一个军方发言人说，这就是反共部队所以能在游击战中如此毫不费劲地歼灭越共的原因之一。
由美国新闻署在外国迸行的民意测验表明，1963年美国的威望是很高的。另外两则来自国外的消息，一则来自加丹加，它即将结束对刚果的两年脱离状态，一则是对英国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的保守党新政府的一篇评论。这个新政府是不稳定的；丹宁勋爵关于普罗富莫丑闻的报告使英国人大吃一惊，这件丑闻的明星人物是那一年英国最著名的妓女克里斯丁·基勒。
在国内，道·琼斯公司统计的工业平均数徘徊于732左右。一个天主教主教把不服从教会取消种族隔离的新奥尔良的种族隔离主义者逐出了教会。他们之中还没有一个人听到过关于贝里根兄弟俩神父的事。另一些在新闻报道中还没有出现的名字有：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克利福德·欧文，威廉·卡利、吉米－亨德里克斯、詹姆斯·厄尔·雷、杰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安吉拉·戴维斯、安迪·沃霍尔、阿瑟·布雷默、维达·布鲁、阿奇·本克、迈拉·布里根里奇，还有当时在巴尔的摩县任职的斯皮罗·阿格纽——这一职务任期四年，而他当时还不过在他的第二年任上。当时谁也没有听说过什么耶稣颓废派、“尘世总录”、“爹”、“螺丝钉”、“金钱”、热裤、水床、“芝麻街”、“恋爱故事”、黑人解放军或同性恋爱自由解放运动等。
1963年11月号《读者文摘》转载《家政》杂志的一篇文章，预示了未来：“安眠药丸和兴奋药丸——便用时要极度小心！”在《纽约时报杂志》1963年11月24日那注定很少有人阅读的一期上，玛丽·安妮·吉塔分析了十来岁孩子的俚语中的某些新词：ratfink（讨厌的人）、triple rat fink（特别讨厌的人）、real blast（一个出色的社交会）、fake out（骗取）、the straight skinnies（赤身裸体）、hung up（不自在）、hairy（粗鲁）、gasser（滔滔不绝）……（略）。吉塔小姐在谈到这批到1973年便是大学生一代的十岁以下的孩子时说，他们新造的词并不比大人坏，有时甚至比大人还更有想象力：“据可靠的报道，‘terrific’（了不起）一词已出现在新边疆上。”
※※※
这时活着的人，除肯尼迪总统外，有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玛丽·乔·科佩钦、弗雷德·汉普倾、马尔科姆·艾克斯、乔治·林肯·罗克韦尔以及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个将在今后的九年内横死在越南的美国青年。
1963年11月12日，约翰·肯尼迪夫人在白宫草坪上招待了两千个穷苦孩子，这是自8月间帕特里克死后她第一次公开露面，当她让人向她的小客人分送两百加仑可可和一万个小甜饼时，苏格兰黑色警卫团的一个小分队为他们表演了歌舞。总统听到了乐曲声非常喜欢，他也走出他的椭圆形办公室来观看表演。十天之后，她会记得他当时高兴的情景，要求他们在他的殡礼中再演奏一次。
现在，几乎每一天都有许多经历深深印入她的记忆中，要在达拉斯事件之后让她回忆、让她沉思、让她重温、让她玩味或悲痛。在黑色警卫团为孩子们演奏的前一天，总统带了未满三周岁的小约翰去参加了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退伍军人节仪式。有些人认为这种场合应该非常严肃，让那小孩子蹒跚地闯入队伍妨碍行进，使他们很有反感。但他的父亲却很高兴，当他满脸含笑望着那孩子时，摄影师摄下了这个镜头。有人认为肯尼迪就是抱着这个目的把孩子带来的。《展望》杂志刊登了一整版小约翰的照片；这好象是总统有意为摄影记者提供几个镜头以免他们感到无用武之地。
在阿灵顿国家公墓表示赞赏的观众中，有华盛顿军区司令菲利普·韦利少将。十二天以后，他将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的验尸台旁，俯视着肯尼迪的躯体，回忆起豪斯曼《致一个夭折的运动员》的诗句：
『今天，所有的赛跑者都来到这条路上，
我们却抬着你送你回家，
把你在你家门口放下，
全市都寂静无声追悼你这个市民……』
肯尼迪夫人还有许多近事的记忆，可以联想那件惨剧；韦利将军则只有这一件。但大多数美国人却什么也没有。在他们看来，达拉斯的惨剧简直是从天而降。他们甚至不知道总统那时在达拉斯。他的访问只是一件使当地感兴越的事，他是去为两个内争的民主党人进行调解去的，他们一个是自由派拉尔夫·亚巴勒，一个是非正统派约翰·康纳利州长。得克萨斯州以外的人，直到总统在他的车队经过闹市区时被一个伏击刺客击毙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传来后，才知道有这次旅行。
后来美国人为了使自己的悲痛有所依据，才去弄清楚当时的情况。他们这才知道达拉斯市闹市区各条街道的方位，发出枪弹的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和火速地把总统和同时受份的康纳利州长送去的派克兰纪念医院在哪里，惨案发生时在场的每个人是谁和他们扮演的角色。很快全国的人都忘记了他们在这个刺杀案刚发生后的几小时内对什么都全然一无所知，忘了他们是事后才熟悉这件事的。
合众国际社的梅里曼·史密斯当时正坐在新闻公用汽车里，和总统座车相隔四辆车子。在华盛顿时间下午1点30分听到枪声后几秒钟，他就通过新闻记者公用汽车上的无线电话给达拉斯分社口授了第一份新闻简报：“三颗子弹射向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闹市区的汽车队。”下午1点34分，在总统座车到达医院之前两分钟，这份新闻简报就在合众国际社印字机上发排了。1点36分，美国广播公司的唐·加德纳在本市新闻节目中插入这一消息。1点40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临时中断了电视节目广摇剧“当世界转向的时候”，观众看到神情沮丧的沃尔特·克朗凯特转播了史密斯关于三颗子弹的报道，并补充说，“根据第一批报道，总统‘受了重伤’。”1点45分，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又打断了另一个广播剧“独身的父亲”，让切特·亨特利出现在屏幕上。这样三家广播公司都广播了这一新闻，连续三天三夜，中间从未插入任何商业广告节目，直到总统葬入阿灵顿国家公墓为止。
有些人最初是从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播中听到枪击事件的消息的。在沃思堡看电视的人中有刺客的母亲玛格丽特·奥斯瓦德；她当时收看的是WFAA电视台。在达拉斯近郊区的欧文，另外一个看电视的是她的儿媳妇玛琳娜。一个政府官员的妻子伊丽莎白·波曾当时在华盛顿她的汽车上的收音机里收听WGMS电台。她车子里的一个乘客是卡罗琳·肯尼迪，准备在那天和波曾的一个孩子一起过夜，当波曾夫人听到广播员说“……子弹射进头部，他的妻子杰基……”时，她立刻关上了收音机。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是那样直接就听到这个消息的。一般都是从过路人、电话、大喇叭，或是饭馆侍者那里听到的，那己是弟二手，第四手的消息了。消息来源这样不可靠，因此一般反应都是全然不信。为了证实这消息是假的，他们围到半导体收音机，汽车收音机和酒吧间电视机——总而言之，不论是什么——旁边去，可是最后他们获悉，这竟是真的。
（可是，有些报道确实是不够准确或引起误传的，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18分，美联社发出一则未经证实的俏息说，林登·约翰逊也“受了轻伤”，华盛顿时间下午3点14分，美联社的电传打字机传出消息说，“今天在肯尼迪总统遇刺的现场附近。一个特工人员和一个达拉斯警察也遭枪杀。”这看来证明了刺杀是预谋的阴谋之说。在下午4点33分之前还没有得到纠正。）
到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钟，宣布肯尼迪已死。这公告一直拖延到林登·约翰逊能够离开医院时才发表。在最初的一个小时里，普遍认为，凶手背后有一个大阴谋。新总统在下午2点26分离开医院前往机场。六分钟后，合众国际社援引主持最后仪式的达拉斯天主教神父奥斯卡·休伯的话说，“他已经死了，没有错。”总统的代理新闻秘书接着加以证实，到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35分——在达拉斯则要早一个小时——合众国际社的电传打字机才向全世界敲起丧钟：
『特急
肯尼迪总统死了』
这时人们的注意力已转移到了达拉斯的另一部分。李·哈维·奥斯瓦德把他的步枪留在教科书仓库第六层楼上狙击的地方，到外面搭上一辆公共汽车，过了七个街口，然后又换乘了一辆出租汽车。他在他的住处门前停下来迸去取了一支手枪。下午2点15分钟，他在不到一小时时间内犯下了第二件杀人案，枪杀了达拉斯的一个前来查问他的警察蒂皮特。三十五分钟之后，奥斯瓦德在附近的一个电影院里被捕。警察局凶杀科这才知道这名刚逮到的罪犯是教科书仓库的一个保管员，而且是当时不在仓库的唯一雇员。慢慢许多旁证都被搜集起来。
下午3点38分，林登·约翰逊在空军一号上宣誓就住总统之职，站在他身旁的是身上还沽有血渍的惊得发呆的杰奎琳·肯尼迪。九分钟后，飞机起飞前住华盛顿的安德鲁斯机场。这次飞行一共不到二小时半，约翰逊在安德鲁斯机场发表了他任总统后的第一次电视演说，然后乘直升飞机去白宫。肯尼迪的随行人员跟着灵柩到了贝塞斯达医院，等着进行了大半夜的尸体解剖。第二天清晨4点34分，覆盖着一面美国国旗的灵柩运进了白宫，停放在东厅的灵柩架上。肯尼迪夫人跪在它的旁边，她的脸深埋在星条旗上的星群中。
以后的三天是在昏昏沉沉中过去的。星期六首都下着瓢泼大雨，刮着大风。晕头转向的全国人民日后已记不得星期五令人震惊的暗杀事件和星期日刺客被杀之间究竟还发生过什么事了，仿佛是一个空白一般。芝加哥大学的研究指出，星期六那天一般成年人守在电视机前有十个小时，达到了周末看电视时间的顶峰，但他们并未能了解到多少情况。遗体仍然停放在东厅；肯尼迪的家属，朋友和政府的高级官员都到那里去吊唁。星期日，灵柩放在马拉的炮车上走上宾夕法尼亚大道，前面走着一匹没有人乘的马，马镫里放着一双倒悬的皮靴，象征着一位死去的首领。同时，从达拉斯又传来了一起不能令人相信的新暴行的消息。李·哈雄·奥斯瓦德在转移到另一个监狱去时，受到一个名叫杰克·鲁比的达拉斯夜总会老板枪击，伤重致命。这一凶杀案是当着七十个穿着制服的达拉斯警察的面干下的。由于当时全国广播公司正在转播递解罪犯时的实况，因此它也就成为电视节目中第一次谋杀场面的实况广播。总统的寡妻回到白宫时，有人把这一凶杀案告诉了她。她把它叫做“一件更可怕的事”。
星期一，灵柩用炮车载到圣马太大教堂去举行葬仪弥撒，然后从那里运到阿灵顿国家公墓。由戴高乐为首的九十二个国家的代表团前来参加葬札。后来他们出席了两个招待合，一次在国务院举行，另一次规模要小得多，是在白宫举行的，肯尼迪夫人去那里接待了他们。这件事就算到此结束了，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一个周末始终没有结束；若干年后，人们仍竭力想探索其深远的意义。这在美国历史上或任何其他国家历史上都是一件最重大的事件。很久以后，美国人还会互相告诉，他们最初是怎样听到达拉斯传来的消息的，他们对于肯尼迪夫人要求在坟前安置万年火种，以及在小约翰向他父亲的灵柩行礼时有何感想等等。戴维·布林克利最后说，这一刺杀案件是无法理解的：“那时发生的事件不合乎那时的精神，你把它放在任何地方都不合适，它不属于我们时代的文明。这件事太大，太突然，太可怕；意义也太大。它只能是件孤立的单独的事件。”
虽然如此，人们还是不能不把它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最明显的办法是用总统的名字来命名。卡纳维拉尔角被改名为肯尼迪角。艾德威尔德国际机场也改名了。全国文化中心改名为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财政部开始铸造五千万枚肯尼迪半元硬币——但因为大家要把它作为纪念品珍藏起来、无法在市面上保持经常流通。全国各地的各种委员会都一致赞成改变当地的地名来向总统表示敬意。很快，杰奎琳·肯尼迪就发现她是不是有一天会坐车“驶过一条肯尼迪公路，前往肯尼迪机场去参观一所肯尼迪中学。”这情况一直影响到国外。加拿大有它的肯尼迪山——攀登该山的第一个人是罗伯特·肯尼迪。最为突出的是英国，它竞把伦尼米德地方签订大宪章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片草地划出三英亩来作为肯尼迪圣坛。1965年5月，伊丽莎白女王主持了这个典礼，把这片土地献给“生前为我们的人民所爱戴，死后为我们的人民所悼念的”总统。肯尼迪夫人回答说，“得知您也怀有这非眼泪所能表达的哀思，使我深深感到安慰。”
当时美国人写给肯尼迪夫人的千千万万封信之所以感人，正是因为它们都是出于真情的流露。戴维·贝尔把这位死去的总统看作是“一位身兼战士的国王”；纳塔利·海明威称他是一位“敬爱的教父”；约翰·斯坦贝克在写给总统的寡妻的信中写道：“他是他的人民中最优秀的人，”他“通过他的生以及通过他的死，把他的人民的最优秀的一切还给了人民。”
深藏在成堆函件中的另一封值得纪念的信是在很久以后才发现和写复信的
『理查德尼克松
第五号大街810号
纽约市，纽约州，10021』
『11月23日亲爱的杰基：
在这悲痛的时刻，帕特和我愿意让你知道，我们一直在同你一起思念和祈祷。
虽然命运之神使杰克和我成了政治上的对手，但我从来也来忘记我们从1947年一同进入国会时起，便一直是很要好的朋友。这种友谊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证明，包括我们接到邀我们出席你们的婚礼的请柬。
我现在能说的任何话都不足以增添来自全世界的对他的颂词的光采。
但我希望你知道，全国人民也会永远感谢你作为第一夫人所作的贡献。你以美国官方女主人的身份，把风采、美丽和文雅的风格带进了白宫，而你特有的年轻心情的魅力在美国人的心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如果将来我们在任何方面能为你效劳，我们将感到非常荣幸。
您的忠诚的
迪克·尼克松』
第三十章 手伸得很长
1964年8月的一天下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向本书作者描述了肯尼迪被刺的第二天那个愁云凄雨的星期六，他在行政大楼见到林登·约翰逊的情景：
“我早就认识他了。那天他和平时一样，显得有点神经质——走来走去，到处给人打电话……我在谈话中提到某人，他就会一把抓起听筒，打电话找他。他向我征询关于许多问题的意见，包括减税问题。我对他说，他得先说清楚他自己的预算打算怎么定。我们也讨论了外交事务。就我当时理解，林登·约翰逊惟一的意图只是要弄清楚当前情况和如何贯彻政策。他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或与过去不同的想法。他希望谈谈老挝、古巴等问题。关于对外政策他所知道的似乎的确不如他对国内政策知道的多。”
“林登嘛，”新总统夫人说，“干起工作来好像不会再有明天了似的。”约翰逊自己却用他最喜欢的《圣经》中的一段话来概括他的领导哲学，那段话出自《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8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相互切磋。”但他自己承认，他这样做时往往喜欢“摩拳擦掌”，事实上，他劝别人同意他所谓的“一致意见”时，并不是和人切磋，而是央求、威吓或恳请；就是赤裸裸地歪曲别人的意见，他也不是干不出来的。作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他的手腕、权术，是国会有史以来最厉害的一个；他耍手腕的能力令人侧目。身为总统，有一个问题是他始终不知他这种擅权专断的名声是不利于他的白宫生涯的。埃里克·戈德曼说他是“戴牛仔帽的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N.Machiavelli，1469～1527年），意大利以玩弄权术著称的政治家，后被用作权术家的代称。——译者】。公众可以拥护他提出的法案的最终目的，但对他达到这种目的的方式却无法赞同。民意调查者塞缪尔·卢贝尔发现，1964年打算投票选举约翰逊的许多美国人也都不免对他有所怀疑。他们感觉到，他是个擅权专断的人，得随时提防他；他是个熟练的政客，无疑有时候很有用处，但却不完全可靠。崇拜他的人也为数不少，他们抗辩说，这样说是不公道的。虽然这一点的确也有道理，但这种怀疑却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直到1966年初，在美国陷入越南的深度这个问题上，他蓄意不让美国人民了解真相；又如，当他执政期间，他三位最亲密的同事——博比·贝克、沃尔特·詹金斯和阿贝·福塔斯——都卷入某种丑闻中去，对这一类事情，人们是不能视而不见的。
但约翰逊本人却没有干过什么不名誉的事，或卑鄙的勾当。在第一年总统任期内，有时候你仿佛在哪里都能见到他。赶走白宫的头面人物，削减肯尼迪的预算以显示节约精神，向贫穷宣战，为通过老年人免费医疗制度亲自向议员游说，同美洲六个盟国的首脑（他对一个记者所说的“我的总理们”）会谈，解决美国同柬埔寨的纠纷（即使只是暂时解决），提出可以销毁480架B－47轰炸机，如果俄国人同意销毁同样数目的图－16，安排美苏同时削减对外提供原子材料，巡视阿巴拉契亚山区，劝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1964年竞选时和他一起声明暂时不提种族问题，武装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在1964年10月31日的一次讲演中，描绘了未来的“伟大的社会”等等。总之，关于他的一切，都有点声势浩大的劲头。有一次他刚在国会两院联席会上致辞过后，一位参议员向他祝贺。约翰逊说：“对，大家鼓了80次掌。”这位参议员去核对记录，证实总统完全没有说错；显然他一面讲演，一面记着会场上鼓掌的次数。
在他的椭圆办公室和卧室里，各并排放着三台电视机，以便同时收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时事评论节目。他的电话控制盘共有42颗按钮；他可以让42个打来电话的人拿着话筒，等他逐个同他们谈话，或他同时跟大家交谈。有一次他签署三件议案，共用了169枝笔，这是创纪录的。他喜欢开快车。他曾在得克萨斯带着四名女记者以每小时90英里叫人毛骨悚然的速度开着车，一面还有声有色地描述公牛的性生活。其中一位看看速度计，吓得喘不出气，总统却一把摘下头上的牛仔帽来把仪表盘盖上。他对爱国主义的号召到了厚颜无耻的程度。他有一次参加会谈，企图用压服的办法解决铁路罢工问题，有人问一个工会领袖当时的经过情况，他说：“林登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面旗子，他拿起那面旗子在屋子里来回奔跑。”他总是说：“我的军队”，“我的政府”，“我的税收”。为了不让人忘了他是谁，他在衬衫袖口的链扣上、皮靴上、牧人打扮的斜纹短上衣上，甚至在他的塑料茶杯上，都刻印上了总统的徽记。他在196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下令制作了一幅高44英尺的他本人的画像，而且把会议的日期安排在8月27日他过生日的那一周，好让忠于他的党徒们可以送给他一块空前大的祝寿蛋糕。他为了想在那年11月获得美国选举史上最大的胜利，真是无所禁忌。他深夜进入一个城市，开着车子四处巡行，用喇叭筒叫喊：“喂，老乡们！你们好！快来开会！快来听我讲话！”《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称他是“Y·A·蒂特尔式的握手专家”。有一次在洛杉矶，一个扒手把手朝着一个人的口袋伸去，结果发现自己竟和美国总统握上了手。
那一年，白宫记者团为了解闷开列一个书单，看所有出版过的书哪些最短。列在最前面的三本是《意大利战时英雄》、《波兰名人录》和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的《我犯的错误》。许多深知这位总统的人都认为，他从来也没有对自己的内心深处进行过探索，因为他总觉得那样做难免要担风险。他的问题当然不在于才智不足。约翰逊的一名助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里克·戈德曼曾写道：“经过多年来同大学内外的第一流有才识之士的接触，我敢断定，我从未遇到一个人比林登·约翰逊更为聪明——我说的是纯粹以智商为衡量标准的聪明，一个清醒明快、富于洞察能力的头脑，同时也有其独特的丰富的幻想和精细之处。”他的麻烦似乎来自于他自己深感年轻时没有受到良好教育。他就读的那个中学，按当地并不严格的标准来看也是不入流的。
他有一次对《时代》周刊的休·赛迪发牢骚，泄露了他的这种心情，他说：“在对外事务方面，不管我做出什么成绩，我相信也不会得到任何赞赏，因为我没有进过哈佛大学。”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但他对知识界人物的猜疑却不无理由。他们对他的蔑视——实在只能说是蔑视——是60年代中颇为令人吃惊的现象。他们因为他扯扯猎狗的耳朵也对他加以嘲弄，仿佛这也是什么大事。大学校园里学生们戴着各种徽章标识，写着：“林登王一世”，“让林登·约翰逊绝育，别再生出丑八怪来”，“希特勒还活着——在白宫”，以及——最叫人无法原谅的——“李·哈维·奥斯瓦德，你在哪里·我们需要你。”他们赞赏《麦克伯德》【“MacBird”，因约翰逊之妻有伯德（Bird）夫人之称，此一书名显系套用苏格兰历史上麦克伯思（也是莎士比亚悲剧《麦克伯思》的主角）的故事，称约翰逊为“麦克伯德”，暗示其弑王夺位之意。——译者】（这本书把他描绘成一个刺客，其趣味之低，比他失言时的表现更甚），而他们还为自己辩护说，他们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肯尼迪的悼念。他们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够理解，肯尼迪选择约翰逊做副总统，正因为约翰逊很有能力。白修德曾经提到：“早在赫伯特·胡佛时代就出现过的政治笑话现在也搬出来加在约翰逊身上；有关总统和伯德夫人卧室的笑谈，也具有色情文字的味道，不亚于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埃莉诺之间的私生活的描绘。”特工人员报告，攻击总统的荒唐信件从每月一百封一跃而增至一千多封。
约翰逊讲话的神态也不能对他有什么帮助。他有意抑制自己本来的热情和朴实劲头，力图表现出严肃、谦恭的神情。结果在电视上却显得虚伪、假装正经。人们本能地认为，不管真正的林登·约翰逊是什么样子，他们在电视中见到的肯定是个骗子。由于他不能抛弃南方政客的那种放肆作风，更使人觉得他像个卖假药的。大家已习惯于肯尼迪那种说话留有余地的作风，对他那一套实在感到格格不入。约翰逊被人戏称为“玉米饼大叔”，在某种程度上说，倒真有点像。铁路罢工问题解决后他在电视上向全国讲话时，宣读了一封伊利诺伊州帕克福雷斯特一个叫卡西·梅·贝克的七岁孩子的来信。卡西在信里说：“我姥姥住在纽约，她要来看我给我做第一次圣餐。请你让铁路畅通，好让她能来看我。”总统说：“现在卡西的姥姥可以去看望卡西了。”做参议员时，这类事是不会有人追究的，可是现在不行了，仅在24小时内全国就都已知道，这封信是十天以前寄来的。卡西的外祖母早已去看过卡西，参加了圣餐礼，而且又回到纽约去了。约翰逊怎么也不肯抛弃这类策略。后来，在越南问题上，他这种牵强附会的习惯就带来了更大的危害。
他在得克萨斯的一个崇拜者，莉兹·卡彭特曾经写道：“我一想到林登·约翰逊，就似乎马上看到了一只伸得长长的手——伸出去要拿起电话听筒，要抓住一扎文件，要握手，要拥抱，要给人安慰，对人进行劝导，有时甚至是推搡一下——但对人总是容纳包含的——是的，总是容纳包含的。”但不是对一切人都像这样。约翰逊就排斥了罗伯特·肯尼迪。这两个人都使对方丢尽了脸。这是两个骄傲、敏感的人之间不可理喻的互相厌恶，这种情况在达拉斯悲剧之前便早已明显存在了。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反对过他哥哥选择约翰逊做副总统，而约翰逊有时似乎根本反对肯尼迪这位弟弟的存在。约翰逊派的人可能对他们的前任都极为怨恨。莉兹·卡彭特曾希望她的总统“在肯尼迪被刺后从他居丧的家族那里听到几句公开的表示支持的话……他自己从未提过这一点，而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他的一个信徒，却深为这种沉默不安……肯尼迪一家眼睛盯着活人，心里怀念着死者，并不采取任何行动去安慰全国人民”。
无疑，人们对被刺总统的哀悼更增加了约翰逊的困难，而这并不仅限于肯尼迪一家。肯尼迪被刺后不久，密苏里州众议员克拉伦斯·坎农曾预言：“暂时是一切都离不开肯尼迪的。然后人们就会忘掉他了。”但人们并没有忘掉他。杂志发行肯尼迪纪念专刊，很快销售一空。有关肯尼迪的作品的需要量有增无减。美国史料收藏家发现，肯尼迪的亲笔信同林肯的一样宝贵。一本经肯尼迪签过名的《英勇的人们》可以卖到375元。为了强调从肯尼迪到约翰逊的过渡，总统的侍从人员在约翰逊旅行期间到处分送两位总统的相片，但很快就终止了，因为有一个愿意要约翰逊照片的人，就有十个要肯尼迪照片的。新总统斥责一个特工人员佩戴肯尼迪鱼雷快艇式领带别针，惹怒了整个特工处。约翰逊的愤懑是可以理解的，一个阴魂竟夺去了他的光彩。
约翰逊有时一定会觉得，不论他走到哪里，总会碰上肯尼迪家族的人。他派遣鲍勃和艾塞尔·肯尼迪到远东访问，各报的头版上都争着报道访问情况。特德·肯尼迪在飞机事故中受伤，关于这事的新闻报道竟压过了约翰逊宣称美国军事力量超出了全世界有史以来陆军和海军力量的总和的声明。尤其还有一个杰奎琳·肯尼迪，她的一句极不相干的话或举动都能比总统声明显得更为重要。盖洛普报道，与过去的传统相反，现在的第一夫人只是美国第二位最受敬慕的女人，她的前任仍保持第一位。1964年7月，肯尼迪夫人迁居纽约，白宫因此希望全国对她的崇拜可能会有所减弱。实际并没有，光是因为她仍愿意露着蓬松的头发而不愿戴帽子，就仍能大大影响女帽工业的买卖，一如她丈夫对男帽工业的影响一样。
主教派华盛顿大教堂教长、肯尼迪的朋友弗朗西斯·塞尔从布道坛上站起来说，约翰逊“这个人，他的公馆的外表从各方面看都很华贵，但由于他私心中缺乏道德观念，这就不可避免地吸引白蚁去侵蚀房基”。《华盛顿明星报》评论说，塞尔的“严厉批评，我们觉得，概括了大部分选民的真正心情”。而使新总统更难以忍受的，是有恶毒的谣言，说他同他前任被刺有所牵连。以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为首的委员会查明，肯尼迪是被李·哈维·奥斯瓦德独自杀害的，肯尼迪一家也尽可能促使大家接受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但对沃伦报告的不负责任的攻击，在约翰逊主持白宫期间一直没有停止过，有时甚至也在上层社会中流传。《纽约世界新闻论坛报》评论说：“出于对殉难的总统的尊敬，我们认为，目前应该是请那些玩弄死人、借机牟利、哗众取宠、恶意中伤的家伙们洗手不干的时候了——他们至少应该暂时闭上嘴，到能拿出点真东西来时再说，直到现在，大家分明知道他们什么也拿不出。”但这只是浪费笔墨，对报告的攻击始终未停，而当英国广播公司花4万元创纪录的高价租用一个名誉扫地的评论家的一部什么也没有证明的长达两小时的影片时，这种攻击更达到了高潮。
在白宫内所说的“鲍勃问题”成了使约翰逊最头痛的事。新总统就任不到半年，华盛顿就已知道，前任总统的弟弟正在组织一个流亡政府。这些肯尼迪派的人物，包括离开政府的新边疆派人士，那年春天在杰奎琳·肯尼迪的乔治敦寓所聚会，杰奎琳离开华盛顿后，他们就改在胡桃山司法部长的家里会商。对约翰逊的共同的敌意，团结着这一批人。当然，他们谁也不相信约翰逊应对达拉斯发生的悲剧负责，但他们深深感到肯尼迪的弟弟有权成为约翰逊的副总统。他们完全脱离了现实，这样两个人来联合竞选是绝无可能的事。约翰逊有一次在比较温和的批评鲍勃·肯尼迪时曾说：“那个新贵一下子爬得太高太快了，他跳过了人们学习生活规律的层层阶梯。他从来都不喜欢我，但我对他还要更甚。”约翰逊派的人称鲍勃是前麦卡锡分子，是“自由派法西斯分子”；他们说他是“未进行节育的广告社的年轻经理”，又说他的忠诚“先是对上帝，其次是对国家——但最先还是对肯尼迪家族”。
1964年7月29日，星期三下午1点，总统把司法部长肯尼迪叫到他的椭圆办公室里，告诉他，他不是他的竞选伙伴。约翰逊说，他很欣赏这位年轻的肯尼迪的雄心壮志，并且很希望有一天由鲍勃来治理这个国家，但目前还不是时候。他让他挑选政府中的任何其他职务，并问他是否愿意像对待他哥哥那样，主持约翰逊下一届总统竞选的事务。鲍勃拒绝了。至于肯尼迪今年已没有希望竞选副总统的事应如何宣布，却并未决定下来。肯尼迪在离开时，以为这次会见是保密的。但显然，约翰逊并不那么想，第二天他邀请三个华盛顿记者吃午饭，把这事告诉了他们。这已经够糟糕了，更糟的是他竟情不自禁地利用他善于模仿的天才，对他们表演了肯尼迪听后的神情。总统说，鲍勃听后半天一句话没说，他只是完全愣住了。约翰逊向他们表演了肯尼迪愣住的样子。这事传到肯尼迪耳里，他不禁大怒，便去见总统，责怪他不守信用。约翰逊说他并未将会见的事告诉任何人，但当鲍勃毫不客气地骂他撒谎时，他又说，啊，也许有一次什么谈话他已经忘记了，他得去查一下他的记录和日程表。
总统想要肯尼迪自己宣布不参加竞选，鲍勃不肯，这使得约翰逊进退两难。他不想得罪遍布全国的肯尼迪支持者。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他不能冒着风险让这个问题长时期悬而不决；到大西洋城参加即将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是肯尼迪的人，很可能他们自己会提名鲍勃。他解决的办法真是极其可笑而又是典型的约翰逊式的。他在7月30日宣布：“关于选择民主党候选人名单中的副总统候选人问题，我已判定，内阁中任何成员或经常参与内阁会议的任何人是不适宜推荐给代表大会的。”他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这使人完全莫名其妙。他这一下，不仅使罗伯特·肯尼迪，而且使麦克纳马拉、史蒂文森、施赖弗、腊斯克、奥维尔·弗里曼等人全无竞选副总统希望了。约翰逊说：“现在我总算赶走了落在我脖子上的那只该死的信天翁。”鲍勃说：“真抱歉，我把这样多优秀人物全带到我这边来了。”
白修德在《1964年总统的产生》一书中曾写到那年夏天出现的历史性冲突：“美国飞机对北越鱼雷艇在东京湾进攻的敏捷反应达到了勇敢与精确之间的最理想的平衡。”在当时看来好像如此。但后来，对越南战争的失望情绪在全国蔓延开以后，东京湾事件却变成了一件暧昧的、不精确的、极为令人不安的事，成了美国蓄意挑衅的结果。
要了解1964年8月第一个星期在北越附近水域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最关键的是先要知道一个代号为34A的美国针对越南共产党部队的秘密行动计划。那时白修德从没听说过34A，美国人民也没听说过，国会也没听说过。国会，由于它必须对已经发生的一些事情负责，被提请同意，也竟然同意，使国家在这场亚洲战争中去实行一次灾难性的升级。东京湾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出于一时的误会或无意的曲解，可是，如果华盛顿的当政者当时没有进行一种更隐蔽的阴谋，那些错误也不会引起什么大的问题。这项阴谋的主谋者就是约翰逊总统。固然，他自己也可能是受了五角大楼高级官员的欺骗和摆布，但可以肯定的是，国会确实是在受人操纵下才转而支持敌对行动的。
34A计划是在1963年12月，即肯尼迪总统被刺后的下一个月提出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他多次去西贡的视察中，有一次听到一个对北越人采取秘密行动的计划，颇为中意。他于是让克鲁拉克将军负责这件事。回到华盛顿，他便对约翰逊总统叙述了一番，总统对此事也同样热衷。可是，在执行的时候，34A计划却令人颇为失望。南越的游击队、伞兵和蛙人发动的进攻者组织得很好。但北越的人民喜欢河内的政权，这些破坏分子都一一被搞掉。对34A主要负责的哈金斯将军和麦乔治·邦迪于是转而使用南越鱼雷艇去突袭共党的沿岸设施。河内认为这不过只是一种骚扰，算不得什么威胁，但截听到的无线电报却表明那些遭到袭击的北越基地的共军海军指挥官们要求进行报复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1964年7月30日，星期四，即约翰逊剥夺司法部长肯尼迪和其他内阁成员竞选副总统权利的那天，一小队南越鱼雷艇为执行34A计划从岘港出航。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也向同一水域进发，任务是挑起沿岸设施使用雷达，然后测定它们的位置——这和陆军诱使敌人炮兵开火以便测定其阵地并加以摧毁是一样的做法。8月1日，这艘驱逐舰驶过了迎面开来的南越鱼雷艇，它们刚完成一次鱼雷攻击，正在返航。驱逐舰驶入作战区，开始执行挑动沿岸雷达员开动雷达的任务。那里的北越军官们以为，“马多克斯”号是和鱼雷艇执行同一任务的。北越派出了三艘鱼雷艇来侦查“马多克斯”号驱逐舰，监听着它们的无线电联系的美国人对于对方的错误的假定是完全清楚的，他们还把这情况如实报告了五角大楼。但五角大楼对这报告未作任何评论便往档案柜深处一塞了事。五角大楼在给白宫的报告中却只是说：三艘共军鱼雷艇袭击了“马多克斯”号，“马多克斯”号当即回击，打沉其中一艘。
向公众发表的经过炮制的声明说，“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在离海岸30英里的公海上和平地航行。没有提它的任务，更没有提南越的鱼雷艇。约翰逊总统命令“马多克斯”号继续活动，并命令另一艘驱逐舰“特纳·乔伊”号前往会合。这样就给第二次东京湾事件准备了条件。8月4日夜里，一个水兵后来说：“黑得比地狱中心还黑。”指挥这次驱逐舰斥候的约翰·赫里克上校发回无线电报说，根据截听到的北越人的无线电讯，很显然，他们仍然认为这些美国船参加了34A的袭击活动。这一报告，也和前次的报告一样，被五角大楼压下了。而向公众的报道，则说美国船未有任何挑衅行为，却受到第二次攻击，这一次是在远离海岸65英里处。
从后来采取行动的严重性来说，这第二次事件的证据是十分无力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直至三年半后才得悉全部真相。使这些参议员吃惊的是，他们这时才知道，当时可能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冲突。“特纳·乔伊”号驱逐舰的雷达荧光屏上出现了光点，它就开了火。“马多克斯”号也开了火，虽然在它的雷达荧光屏上什么也看不见。两艘驱逐舰都立即采取曲折航线前进。“马多克斯”号舰长注意到，每当他的驱逐舰急转弯时，他的信号员都报告说有鱼雷打来。三小时之后，赫里克又用无线电报报告说：“检查后发现，所记录的接触及发射鱼雷事均甚可疑。天气反常的影响和声纳兵缺乏冷静可能是许多误报的原因。‘马多克斯’号并未确见任何目标。建议全面考虑后再采取进一步行动。”那附近却肯定有北越的鱼雷艇——驱逐舰的炮火和舰载飞机曾击沉其中两艘——但美国舰只却未受到损伤，究竟是谁先开的第一炮倒确实可疑。在接到第一次战报后的14个小时，五角大楼还在向两艘驱逐舰询问目击者的姓名，他们的可靠性，以及北越进攻舰队的规模、类型和数量。
林登·约翰逊却不等待这些材料，便下令美国军用飞机从航空母舰“提康德罗加”号和“星座”号上起飞，目标是四个北越鱼雷艇基地和一个油库。第二天早晨，全国得知35艘北越船和那油库的90％已被炸坏或炸毁。约翰逊在电视上宣告“原来对南越和平村庄的恐怖性侵犯现在竟然已发展成在公海上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公开侵略了”。他说，我们的反应是“有限制的，恰如其分的。尽管别人似乎已经忘记，我们美国人却知道扩大冲突的危险性。我们不想扩大战争”。
如果他在这个选举年遇到的是另一个对手，他对这些小型舰艇之间的短暂冲突也可能就不会这样对待。三星期前，共和党人在旧金山的牛宫提名巴里·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正指责政府在“共产主义面前胆小害怕”。他的责难使得崇拜者起立欢呼，大喊大叫，他说：“仁慈的上帝使这个强大的共和国成长壮大，是要它成为勇敢无畏的人的家园……不是要它在强横的共产党人面前缩成一团……是我们的无所作为筑起了柏林的耻辱之墙。无所作为染污了猪湾的羞辱的沙滩。无所作为使得老挝的自由在逐渐死亡。无所作为在危害着越南的丛林。”
利用东京湾事件，约翰逊可以把戈德华特的这一论点彻底粉碎。他需要做的只是拉着国家的大旗，要求国会让他放手对付北越的那些海盗。为了这一目标，他将国会的领袖们召到白宫，要他们通过决议，授权他果断地对付这类挑衅行为。他说他所要求的只是一项两院联合决议，类似1955年在中国台湾问题上、1957年在中东问题上国会授予艾森豪威尔的抗击共产党威胁的权力。比尔·邦迪已经替他起草了决议草案，总统要求他的老友，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负责为这一议案奔走。富布赖特当时竟然同意，这事他后来很感悔恨。
1964年冷战还很严峻，国会山上没有什么人会主张对共产党的“狂乱”给予温和对待。俄勒冈州的韦恩·莫尔斯则是例外。第二次东京湾事件发生后的那个夜晚，莫尔斯接到从五角大楼来的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听说这位参议员将反对总统提出的议案。他建议他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他应坚持要求查看“马多克斯”号的航海日志，这样就可以发现这艘驱逐舰离北越海岸比一般人所了解到的要近得多。第二，他应该要求知道这船是派出去执行什么任务的：这可决不是光明正大的事。
第二天清晨，莫尔斯研究了决议案的措辞，认为它是违宪的。他向富布赖特指出，只有国会才能宣战。而这一决定将是同意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不宣而战。富布赖特提醒他有关中国台湾和中东的决议。莫尔斯说，那两个决议也是违宪的，但比起这个来，多少还有点理由。当时危机严重，必须立即做出决定，这一次并不是那样。越南的斗争看来不知何日才能了结，这样给予总统一种没有时间限制的权力就将是允许总统在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时候进行干涉。莫尔斯说，决议案的措辞太笼统。他要求富布赖特举行意见听取会。富布赖特说，不可能，这是非常时期。莫尔斯不同意这一点，他是完全对的。但富布赖特已决定要求立即通过，把它说成是关系到参议员是否爱国的问题。这就孤立了莫尔斯和支持他的惟一同僚、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欧内斯特·格里宁。议案在众议院只讨论了40分钟，就以414票对0票通过。参议院讨论的时间长一些，辩论了八个小时——但正如一位观察员后来所批评的，这“比参议院平常修订渔业法案花的时间还少。”
当时表示不满的评论寥寥无几。这一行动被看做是慕尼黑后决不再姑息侵略者而要依赖集体安全的思想路线的必然延伸。按照这种推理，如果我们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其他签字国现在去援救南越，那将来加利福尼亚如受到胡志明或胡加上毛的威胁时，别人就会来帮助我们。迪安·腊斯克干脆说：不如此行动就会使美国陷于“致命的危险”。后来这种说法会遭到哄笑，但在当时却没有人觉得可笑。腊斯克这一立场实际上是当时两党中一切政界人物所共有的。投票赞成这一决议的参议员中就有：尤金·麦卡锡、乔治·麦戈文、伯奇·贝赫、艾伯特·戈尔、雅各布·贾维茨、约翰·谢尔曼·库珀、弗兰克·卡尔森、乔治·艾肯和弗兰克·丘奇。《纽约时报》评论说：“全国对总统的一致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华盛顿邮报》说：“约翰逊总统赢得了自由世界的感激。”卢·哈里斯民意测验报道：约翰逊7月对战事的处理，全国有58％的人表示不满，但这时却有72％都表示赞同了。哈里斯写道：“仅此一举，约翰逊先生就把他在对外政策中最大的政治弱点变成了最雄厚的资本。”连沃尔特·李普曼也表示支持，相信总统已向全国表明，美国卷入越南的最大限度也就是轰炸，他决不会派遣军队。支持政府的人兴高采烈，而政府在1964年是得到国内大多数人支持的。要在很久以后，他们才会回想到莫尔斯的预言：
『我相信，历史将载明，由于这一决议，我们犯下了破坏和无视美国的宪法的严重错误……正如我今天竭力详加阐述的，我们事实上是要赋予总统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便能发动战争的权力。我相信，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约翰逊于8月7日该决议通过的当天便签署了。八个月后，他对一群访问者龇牙一笑说：“就我所知，我们的海军只是在那儿炮打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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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夏，报业辛迪加经济专栏作者埃利奥特·詹韦曾思量过，如果黑种工人和白种工人发现他们正在争夺同一工作，不知将发生什么情况。他认为，白种工人可能会因此对民权运动不满，他并把这种反应叫做“强烈反应”。在达拉斯事件后的那个冬天，“强烈反应”产生了政治上的含义，特别指的是：种族主义者支持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参加总统预选一事。华莱士在印第安纳州和马里兰州显示力量后（他5月5日在印第安纳州赢得30％，5月19日在马里兰州赢得43％的选票），全国拥护他的人日渐减少。他的声望似乎由于大多数黑人对不公正现象仍然逆来顺受的高尚姿态而受到损害。7月，华莱士退出竞选。可是，就在他决定放弃竞选时，纽约的黑人却在创造着历史，不愿再容忍下去。因此报刊的头版头条便开始出现了一些消息，而这又必然会刺激强烈反应。
7月26日，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旧金山接受本党提名的那一天，曼哈顿一个看门人在靠近哈莱姆边沿地方的东76号街215号一座豪华的公寓外用水管子冲洗人行道。他看见三个年轻黑人踱过马路，他一时冲动，把水管子对着他们冲去。他这样做可是太蠢了，水龙头使那些年轻人记起了“公牛”康纳尔和伯明翰的情景。他们勃然大怒，一面拿垃圾箱盖子挡住水，一面用东西向那人砸去。一个瓶子打中了他，他开始逃跑。他们中一个叫詹姆斯·鲍威尔的15岁的孩子，拿着一把刀追他。就在这时，一个叫托马斯·吉利根的下班路过的警官刚好来到那里。吉利根拔出手枪，命令鲍威尔放下刀。那孩子不但没有放下刀，反而举刀向那警官扎去，划伤了他的右臂。吉利根朝天放了一枪，随即连开几枪，当场打死了鲍威尔。
年轻的鲍威尔之死使全哈莱姆都激动起来。黑人的愤怒郁积了三天。在第三天，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西123号街举行抗议集会。在一个激动的演讲人的鼓动下，一群黑人列队涌向附近的第29警察分局，要求立即将吉利根停职。看到他们的要求无法实现，他们就开始暴动，拿瓶子和碎砖向警察扔去。暴动在全市蔓延，持续了五个夜晚。等这边逐渐平息的时候，暴动又在布鲁克林的贝德福－斯泰弗森特区爆发开来，而布鲁克林的暴力行动和缓下来时，300英里之外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却又发作。8月2日，星期天，泽西城的黑人开始闹事。接下去是帕特孙和伊丽莎白，再下去是芝加哥一个郊区迪克穆尔，最后是费城。成百的人受伤，近千人被捕；上千家商店被捣毁，损失据估计高达数百万元。
联邦调查局声言，这次暴乱活动并无一定的模式，纯系“对一切合法的权力机构发动的一无目的、二无目标的盲目攻击”。该报告说：“尽管城市里种族关系紧张起了作用……但发生的事件……按一般所谓‘种族暴动’来衡量，都还说不上。”骚乱活动基本上是混乱的，但也决不能说一无形式，二无内容。美国不同种族之间的重大动乱，本世纪初以来已出现过33次，而直至1964年以前，白人总是挑衅的一方。现在，情况反转过来了，主动已落到黑人手中。60年代的种族暴乱还有另外一些共同的特性。它们一般发生在夏天，发生在黑人聚居区，特别是那里的贫民和为贫民区制定决策的人之间从无接触的地区，而一般又都是由黑人和白种警察之间的互相仇视引起的。
“你们等着瞧吧。”黑人众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说，他的聪敏机智常常超出他的批评者——白人或黑人——的估计。他说，他所谓的“黑色革命”将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南部，中心是一些“中产阶级的要求”：在公共汽车上和小吃店里入坐，使用公共厕所，进白人进的学校——总之，涉及社会地位的问题。第二阶段发生在北部。它才刚刚开始，它和第一阶段将迥然不同。鲍威尔称这一阶段是“无产阶级的”，而且，他预言，将是“真刀真枪的”。北部黑人一直是享有南部黑人所追求的权利的。他们所关心的，鲍威尔称之为“钱应该归谁这个根本问题”。他们充满了叛乱情绪，是不会理睬马丁·路德·金的那一套非暴力呼吁的。他们的战斗口号是：“用火烧，孩子们，用火烧！”
1964年是在三年内全面破坏北部城市的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是没有人料得到的。除纽约州的暴乱之外，那年夏天在新泽西州、费城、芝加哥和佛罗里达州的圣奥古斯丁都有零星的骚乱。种族正在成为压倒一切的国内问题。在北部学校的问题上，那是个抵制之年；纽约和克里夫兰的黑人父母不满于自己孩子所受的待遇，都不让孩子上学。马尔科姆·爱克斯在1964年成立了黑人民族党。北部人的良心终于被南部的非正义行为所激发。那年春天，马萨诸塞州州长的72岁的老母亲马尔科姆·皮博迪夫人由于参加圣奥古斯丁的抗议活动而被捕。而有关梅德加·埃弗斯刺杀案的审判被宣布无效一事，仅在几年前，黑人将只会驯顺地接受，而这时却激励着大批的人参加了那一年最重要的民权行动计划——1964年密西西比州的“自由之夏”。
密西西比州事件的直接作用在于对北部黑人区居民发生的影响。直到1940年，美国大约75％的黑人定居在南部。由于长时期南部黑人向北部移居的活动以及由于在新住处出生的孩子已经成年，这就产生了一代新的好斗的黑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纽瓦克现在是黑人占多数，而克利夫兰、巴尔的摩、圣路易和底特律，黑人也占1/3以上。美国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一向是外来移民，而现在却由黑人的出生率——几比白人高40％——所替代了。北部城市里的贫民区挤满了黑人青年。全国黑人有一半以上不到22岁，他们绝大多数又都没有父母管教。在大城市中，有30％的黑人家庭户主是没有丈夫的妇女。仅在纽约市，到1964年黑人私生子已不下10万人。通讯方面的革命使得这批活泼易变的观众通过电视新闻节目看到了南部民权运动发展情况的生动报道。伦敦的《经济学家》提醒欧洲读者说：“在一切有关黑人聚居区的可悲的统计资料中，我们最好别忘了……美国的黑人家庭约88％都有电视机。”
“自由之夏”是由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主办的，而主要是依靠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参加的人谁也不准备受到密西西比州白人的礼遇。对詹姆斯·梅雷迪思和梅德加·埃弗斯事件，他们记忆犹新，而且谁都知道南部的农业工人和小农场主是不满意1964年民权法的。这一法案，由约翰·肯尼迪提出，经林登·约翰逊争取在国会通过，把反对种族歧视的禁令扩展到了许多新的地区。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把吸收新成员的网撒到北部的大专院校里，主要是想吸收那些由于看到黑人遭受歧视而感到良心不安的白人大学生。他们中有一千人自愿参加在密西西比州九十万黑人中尽可能争取最多的选民登记的运动。他们先集中在俄亥俄州的奥克斯福德受训。6月19日，第一批两百人出发往南部去，6月21日，到达杰克逊。
有三个人几乎立即——在到达杰克逊的第二天——失踪了。他们是布鲁克林人24岁的迈克尔·施韦纳、纽约州人20岁的安德鲁·古德曼和密西西比州梅里迪安人21岁的詹姆斯·钱尼。施韦纳和古德曼是白人，钱尼是黑人。三人乘坐着一辆1964年出厂的福特旅行汽车，他们在密西西比州中部偏东的内肖巴县曾因开车超速被捕。县警长劳伦斯·雷尼和副警长塞西尔·普赖斯说，三名青年在县政府所在地费城付了罚金后就失踪了。旅行汽车第二天在费城东北15英里处发现，已被焚毁。
联邦调查局、当地的检察长和驻在密西西比州的海军人员出动大批人马寻找三名失踪青年。江河小溪都用拖网打捞过，直升机和用照相侦察的喷气机在头顶上盘旋。在总统的要求下，艾伦·杜勒斯飞往密西西比与州长小保罗·约翰逊进行会谈。密西西比州不少白人相信那三个人已去了古巴，要不然，就是像某一报道所说，他们正在芝加哥某个酒吧间里喝着啤酒，嘲笑那些到处搜寻他们给弄得狼狈不堪的警察。该州白人的普遍看法是，搜寻的人并不真的希望找到那三名青年。按这种说法，他们不过是在为约翰逊总统争取北部的黑人选票。
这期间，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其余志愿人员也遇到了其他困难。他们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召集当地黑人开会，遭到空中三K党的轰炸：私人飞机在头上飞过，扔下一个个炸药包。密西西比州西南麦科姆的几处黑人住宅被炸毁，几个白人因此被捕；前往逮捕的警官还发现，他们有四支高功率步枪，几支卡宾枪和手枪，15枚烈性炸弹，一个五加仑桶的炸药，一箱手榴弹，几千发子弹。
联合委员会的志愿人员在密西西比州贝尔佐尼散发传单时被捕了，说是犯了“工联主义罪”，被拘留在市监狱。纳齐兹市市长答应黑人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他的住宅的一面墙被一枚炸弹炸倒。一位巡回法官斥责了焚毁教堂的人，马上就有人去他家的草坪上焚烧了一个十字架焚烧【十字架是三K党暴徒们常采取的一种威胁信号。——译者】。“自由之夏”的领导人在夏末的时候开出了一份伤亡名单。有80个志愿人员挨了打，3人受枪伤（前后共有人开枪35次），1,000多人被捕，37座黑人教堂和31所住宅被焚或被炸。此外，还有几起未查清的黑人被杀案件，这些案件据信也和仇视民权运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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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肯尼迪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说，联邦政府不可能在该州采取预防性警察行动；这在现实上有困难，大概还是违宪的。埃德加·胡佛则更进了一步。他跑到杰克逊去，公然对他所谓的“过分强调”民权运动一事表示遗憾，并说，他的人“绝对肯定”不会对志愿人员提供保护。但不管怎样，在艾伦·杜勒斯的建议下，总统派遣了更多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前往密西西比。杰克逊一座新建的办公大楼——联邦调查局在密西西比州的总部所在地——顶上两层灯火彻夜通明。约翰逊州长呼吁公众协助寻觅三名失踪的民权运动工作人员。可以想到，这项呼吁是没有人理睬的，但联邦调查局提出的近3万元的赏金却使两人前来告密。这样，根据他们的说法，特工人员租来一台挖土机，到费城西南六英里左右一所农场去挖开新筑的土坝。这红黏土的土坝有25英尺高，250英尺长，最后在中间近底层的地方找到了那三名失踪人员的尸体。他们是被枪打死的，黑人钱尼在被害前还曾遭到毒打。
12月4日，联邦调查局逮捕了21名内肖巴县人，其中有县警长雷尼和副警长普赖斯。普赖斯的罪名是逮捕那三名青年并把他们交给了一伙私刑暴徒，而且他本人也参加了私刑活动。他们大多数是三K党，当地三K党的头目也在内。民权运动的领导人不信他们中有谁会被判罪，从最初一段时间看也显然如此。州长约翰逊和密西西比州检察长乔·帕特森宣告，州当局不会提出控告，他们认为证据不足。在密西西比州梅里迪安的联邦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却对其中18人提出起诉，控告他们因共谋侵犯被害人的宪法权利而违反了一条1870年通过的不引人注目的法令，但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是哈罗德·考克斯，此人在詹姆斯·梅雷迪思一案中就曾参与推迟正常的起诉手续。不久前，他还把申请选民登记的黑人叫做黑猩猩。自然不能指望他会跟被告过不去。
一开头他果然没那样做。1965年2月，他批驳了对被告的犯重罪行为的起诉书，改为行为不检。有一个时候，当地的一个陪审团似乎甚至将判由政府付给县警长、副警长和费城的一个治安推事一笔诬告损失赔偿。在一些记者看来，被告好像被广泛地看做是英雄。南部同盟的旗子在联邦政府的大楼外面飘扬，一面巨大的同盟旗每天早晨都在大街正对面的理发店门前升起。电视和通讯社摄影记者遭到愤怒的围观者的殴打。尽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考克斯法官的判决，重申被告必须按司法部提出的共谋罪受审，但大多数观察家相信，这个案件其实已经了结。至少被告们是这样想的。在受审期间被保释出来，他们显然感到在当地出了名而自鸣得意。12名被告律师找来了114个证人，他们大多数前来为被告当时不在场作证，或证明他们品行良好。一个律师竟称告发人是“叛徒”。组成陪审团的7名妇女、5名男子全是白人；原名单上的18个黑人由于被告方面的反对全部被排除在外。
代表司法部起诉的约翰·多尔召来41名证人。他们揭露，这种谋杀决非出于一时感情冲动。在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的大队志愿人员出发前先行的施韦纳，由于在黑人家里食宿，在他被害前九天，三K党便已决定把他杀害。他和他的两个伙伴在被疯狂的追逐后终被抓住，弄到一条荒僻的小路上去。一个三K党人把施韦纳一把拉过来，问他：“你就是那个爱黑鬼的家伙吗？”施韦纳还回答说：“先生，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这就是他最后说出的话了。古德曼也很快被杀害。一个三K党人甚至因为那两名白人志愿人员没等到他开枪便已被人杀害而感到遗憾。他开枪打死了钱尼，自己还说：“至少我亲手杀了一个黑鬼。”
一天，陪审团退席考虑证据后报告说，两派意见相持不下。法官考克斯拒绝接受这种僵局。他发布一些新的指令，其中包括1898年为联邦最高法院所承认，可以用来迫使僵持的陪审团做出判决的所谓“爆破命令”。根据这一指令，居于少数的陪审团员必须“仔细研究和重新考虑”自己的意见，思量一下多数人的感情。法官还对他们说，他可以接受混合不同意见的裁决。接着在一次停审休息时间，副警长普赖斯和另一名被告韦恩·罗伯茨（一个汽车拖车推销员）却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们在联邦大楼的走廊上对听审的人说，他们将要收拾这个法官。人们听见罗伯茨说：“考克斯法官给陪审团下了爆破命令。哼，我们也给他准备下了一些炸药呢。”这话传到了考克斯的耳朵里。他命令他们回到被告席上，说：“如果你们以为能对本法院进行恐吓，你们可是犯下了一个可悲的错误，我不打算把任何野人放到文明社会中去任其胡作非为。”说完，就下令把他们关入监狱，不准保释。10月20日，陪审团裁决其中七人，包括普赖斯和罗伯茨有罪。警长雷尼和其他七人宣告无罪。这时离犯案已有三年多，但司法部仍无比高兴。这次判决具有历史意义，密西西比州联邦白人陪审团在民权的案件中有史以来第一次裁决白人被告有罪。12月29日，法官考克斯分别判处七人三年到最高十年徒刑。
这一年是戈德华特年。自1936年提名兰登为总统候选人以来，在过去接连七次的共和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该党保守派一直压抑着从自己的队伍中提名候选人的热望。这一次他们没有再压抑。他们瞩望于Au+H2O=1964【这是文字游戏：Au是元素金（Gold）的符号，H2O是水（Water）的符号。Au+H2O即为Goldwater（戈德华特）。——译者】。如他们的标语牌上写的那样，他们要“选自己的人，不要人云亦云”。于是在7月15日，他们提名亚利桑那州老资格参议员、极右派的归化外侨巴里·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
事实是，共和党觉得必须孤注一掷了。乔治·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在过去25年中，共和党党员已减少了1/3；自认是共和党的美国人的数目减少了13％，而民主党人的数目却增加了11％。戈德华特和他那一派人对此有个解释。他们争辩说，共和党一直挑选的是一些“我也这样想”的候选人——只知道重复民主党选举诺言的那些温和的共和党人。他们的结论是，因为民主党人是原件，而共和党温和派只是复写的副本，所以共和党就一再失败；投票人总是喜欢真货色的。
这可要碰运气冒险。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投票人喜欢中间道路。共和党右翼却不承认。他们坚信，在广大农村，隐藏着一个持保守观点的多数尚未露面。他们强调，那才是美国政治的关键所在。这些满腹怨气的保守派，由于自己没个地盘，对两党一样地认为不屑一顾。在选举的日子，他们出去钓鱼，或是待在家里。对他们说来，结果如何无关紧要。不论哪一党得胜，他们都得忍受一帮子自由派、左派、社会主义者、“集体主义者”、“忧国忧民派”。戈德华特的理论家们说，只要提出一位真正的保守派候选人，这一隐藏着的多数派就会全部拥上街头，选举出一位真正的美国人。
虽然肯尼迪总统早已相信巴里·戈德华特将是1964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但戈德华特自己却并无把握，而共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也迟迟没有认真考虑到他。关于谁来做旗手的斗争变得很是离奇。这位亚利桑那人于1月3日从亚利桑那的斯科茨代尔他那充满阳光的庭院里宣布竞选。第二个宣布参加角逐的共和党人是一位妇女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获胜的是被补写在选票上的亨利·卡伯特·洛奇，他从来也没宣布过要参加竞选。随后纳尔逊·洛克菲勒声称他也要参加竞选，接着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廉·斯克兰顿说他也参加。
直到6月2日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最后一次初选以前，几乎所有的人似乎都相信，戈德华特一定会被什么人击败的，最有可能的是洛克菲勒。接着，5月30日，星期六，第二位洛克菲勒夫人生下了小纳尔逊·洛克菲勒——使得加利福尼亚的共和党人想起来纽约州州长不久前离过婚。一夜之间，在哈里斯的民意测验中，他失去7％的支持者。星期二初选时，戈德华特得票51％，洛克菲勒49％。在代表大会上，亚利桑那的有组织的选举队伍使所有反对派全倒过来，在第一轮投票中便获得833张代表选票的优势而取胜。于是这位候选人，由于他对温和派出言不逊，更加深了共和党的分裂；他有两句令人难忘的话：“为了维护自由，极端主义并非罪恶！在追求正义时采取温和态度也决非美德！”
巴里·戈德华特当时55岁，为人非常正直，也是历来竞选总统职位的最有魅力的政界人物之一。面目英俊、身材魁伟，一头银发，戴着一副作为他的特殊标志的黑色角质架的眼镜，他早已成为全国最受称颂的政界人士之一，而且肯定是最为出名的保守派。戈德华特代表着一种热爱过去美好事物和仇视当今一切坏事的感情。他用他那西南方干脆而低沉的口音经常对全国人民引述一些已经失去时效但仍颇为感人的美国格言和伦理信念。只是靠了他的特殊口才，才使那些东西显得既大有道理，而又切合实际。
在参议院之外，他却被看成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大杂烩。尽管他动辄引述过去的传说，他本人却是空军后备役少将，杰出的喷气机驾驶员，并是尖端技术的热烈爱好者（在旧金山，在他被提名之时，他却稳坐在他私人的喷气式飞机的座舱里，驾着直上高空，在牛宫上空轰然飞来飞去）。他还是一位业余无线电收发报员，在他菲尼克斯郊区的家里和华盛顿的公寓里都装有昂贵的收发报设备，他还专门带了一套设备去参加旧金山全国代表大会。他还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师，出版过一册沙漠习作。他的最有意义的一件杰作也许是他在亚利桑那的家里安装的那根25英尺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套光电装置，一接受到曙光便自动升旗，到暮色苍茫时，则自动降旗，因而即使家里没人，也能表现出他的爱国情绪。
“呱呱叫！万岁！呱呱叫！万岁！”他的忠实的追随者一再欢呼。他们非常激动，高兴万分，有时甚至令人生畏。当纳尔逊·洛克菲勒登上讲坛，主张采纳纲领委员会起草的少数派决议案时，牛宫出现了令人难忘的时刻。这时，挤满楼座的戈德华特分子向他发出嘘声，并大声叫喊：“我们要巴里！”换个别人，也许会被吓住，但洛克菲勒反觉有趣。他嘲弄地说：“女士们，先生们，这里现在还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而当他们火气上来，气得大叫不已的时候，他却对他们讲述在加利福尼亚州初选时有人用来对付他的一些手法：“这种事在美国是不应该有的，但我能亲自证明的确存在，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也都能证明，他们也经历过在半夜或清晨接到电话，收到过匿名恐吓信、诽谤和充满仇恨的材料，暴徒打手的威胁，炸弹恫吓和实际爆炸，见到过使用共产党和纳粹手段渗入或接管已成立的政治组织等等。”
楼座里有的人几乎躺在地上，用鞋后跟狠敲地板。主席思拉斯顿·莫顿敲着小槌要大家遵守秩序也全然无用，这时正式出席会议的戈德华特派的代表——感到这种蛮横的表演在电视观众的眼里只会给戈德华特抹黑——也让他们安静下来。狂乱的风暴仍不平息，于是洛克菲勒微笑着，进一步讥讽说：“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有些人不愿意听这话，但这些却是事实。”
这只是部分的事实。戈德华特和他的干事从不让一些穿网球鞋的小老太太加入他们的组织。说实在的，他们的竞选运动的弱点之一就是太守纪律，太缺乏主动性。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戈德华特派遣两名很正派的年轻人，迪安·伯奇和约翰·格里尼尔去接管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伯奇任主席，格里尼尔任执行理事。两人费了整整五个星期来进行整顿——这五个星期，他们是本该用来搞竞选的。11月选举后第二天，戈德华特的司库得意扬扬地宣布，他的账簿上没有赤字。
更机灵一些的政客本来会利用自己接受提名的演说来争取失败的一方。甚至还可以去拜访被他击败的人，像艾森豪威尔1952年拜访塔夫脱那样。但戈德华特也被一些卑鄙的手法激怒了，而且，尽管他为人慷慨大度，却不是一个愿意主动和人讲和的人。直到8月，已经太晚的时候，他才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赫尔希和党内的元老们——洛克菲勒、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威廉·斯克兰顿以及乔治·罗姆尼——坐在一起，试图释嫌修好，共同制定最好的竞选策略。但结果只是白白浪费了一天时间。他们都缺乏和解精神，而且谁也提不出任何有效的竞选计划，最多是彼此埋怨一通。正是在这次会议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由于这次会议，竞选其他公职的共和党人才全都避开这位竞选总统的旗手，甚至不愿宣传和他相同的政纲。
为戈德华特宣传的标语牌上、饰针上和无数的张贴广告上全写着：“你心里明白他是对的。”这句话有几分对。在他的三本书和报上的八百篇专栏文章中，他触犯了许多完全应该触犯的“神牛”。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联邦政府中的官僚机构已比原来扩大了五六十倍。官员一般都专横跋扈，而政府自己仍在采取或鼓励别人采取的某些做法显然已再不适用了——其中如雇用多余工人、资源耗竭津贴、维持农产品价格补贴和对种植花生补助等等都是。在这类问题上，戈德华特参议员态度非常强硬，千百万美国人心里明白——或至少相信——他是对的。
麻烦的是，他还说过、做过、写过许多其他的东西，其中有些就非常可笑。他曾提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可以以一块钱的价格卖掉。他还说过他真希望能锯掉东部海滨，让它漂出海去。他把美国的大城市都说成是罪孽深重的巴比伦。他还在不同的场合鼓吹过废除农村电气化，取消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设立新的美国最高法院。而这些，美国人心里明白，他是不对的。
他的对手是美国有史以来最精明的政客之一。因此，戈德华特披挂的盔甲上的裂纹很快就被巧妙地揭露出来，弄得他只得退居守势，从此一蹶不振。主张原子战争是个特别具有毁灭性的问题。1963年10月24日，戈德华特在哈特福德演讲时曾说，他相信，如果北约组织的“司令员们”被授权在发生危机时使用战术核武器，那美国在那边的军事力量可以减少1/3。这样他就使核弹成了个竞选中争论的问题，一直到竞选结束也争论不清。
在竞选中提出这一问题原无不可，洛克菲勒1月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运动中就曾加以利用。民主党人在后来闻名的他们的所谓“雏菊姑娘”电视节目中，可能是宣扬得太过分了点儿。这一节目于9月7日第一次放映。全国广播公司“星期一之夜的电影”节目中，格雷戈里·皮克和苏珊·海沃德主演的《戴维和巴思谢巴》在播映中忽然中断，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画面，一个小女孩，一面扯下一朵雏菊的花瓣，一面数着它们；而在她这么做着的时候，她的形象渐隐，随后被一团蘑菇云所代替了。共和党人看了很生气是可以理解的，但戈德华特过去未能，现在也仍然不能澄清他在哈特福德的发言到底是什么意思。至少他提到核武器时的那种态度是颇为使人不安的。一位竞选美国总统的人不应该说什么“往克里姆林宫的男厕所里抛进一个”这类的话。有一次戈德华特看来是想要消除核弹的威胁，而《纽约时报》的查尔斯·莫尔在他的发言中却发现他使用“按电钮”、“原子大屠杀”、“核毁灭”这样的字句竟不下三十次。这样是不能使人民放心的。民主党人恶意地讥讽说：“你心里明白，他是会那么干的……”
为共和党人得胜希望掘墓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保险问题。这一宗麻烦在1月6日在新罕布什尔州便开始了。戈德华特在回答问题时说，他赞成用自动捐献办法来改进社会保险工作。第二天，新罕布什尔州康克德的《箴言报》的标题是：“戈德华特定下的目标：结束社会保险事业”。这位参议员提出了抗议，但自愿参加捐献的结果显然就会是那样；付给退休工人的钱只能取自年轻工人，可是，如果他们可以不付这种税，他们对于付税也决不会比任何别的人更为热心。针对这一问题，民主党的电视节目中出现了两只手撕掉一张社会保险卡的镜头。社会保险问题影响到1亿美国人，要找到一个比它更使人关心的问题怕是很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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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华特还有别的问题；他曾投票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在头年6月反对过肯尼迪－约翰逊的民权法案。在保守派的报纸一家接一家转而支持约翰逊的时候，他过去的投票经历所产生的结果也越来越清楚，最后连这位共和党候选人自己也能看清了。民意测验的数字还很少这样一面倒的；按盖洛普的统计，约翰逊的支持者占65％，而支持戈德华特的仅占29％。在选举之后这位亚利桑那人说，他早就应该看到，甚至在竞选开始前，在旧金山时一切就已经无望了。而实际情况，他说，是在8月他才看到毫无希望。这未免有点事后聪明的味道。迟至10月，他至少在口头上还表示相信他能取胜。但不管他对前景的料想怎样，他却从未企图用卑劣手段增加获胜的机会。他劝告那些嘘约翰逊的观众（“不要对当今总统不敬”）。当他的一个顾问克利夫顿·怀特利用黑人区暴动时黑人到处抢劫的惊人场面摄制出一部名曰《选择》的纪录片时，戈德华特说这部片子是种族主义的，不让上演。关于约翰逊竞选运动中出现的一件丑闻的报道——总统的主要助手因在公共厕所中犯鸡奸罪而被捕——他也拒绝加以利用，甚至拒绝讨论。
这位助理是沃尔特·詹金斯。由于工作过度疲劳不堪，他才那样经不起诱惑，要不然还是不会的。10月7日，詹金斯离开白宫数小时，前去参加《新闻周刊》华盛顿分社因迁入新楼举行的鸡尾酒会。他喝下几杯酒后，就离席前往相隔两个街区的华盛顿基督教青年会去。他知道那里地下室的男厕所是搞同性关系的人的幽会场所。不幸的是，华盛顿的警察也知道这情况。大约在下午7点半的时候，詹金斯和一个年纪已不小的退伍军人被一个一直在外面偷看他们的警官当场逮捕了。他们被带到警察局，到那里后发现，詹金斯五年前曾因同样的案情被捕过。新闻记者们不愿报道这事，可是，等到迪安·伯奇要大家注意“一件轰动华盛顿的新闻：白宫正拼命扣压一条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消息”（这是共和党右翼轻率使用这种说法的一个较早的例子），这时，新闻记者们也只好报道了。消息一传出，詹金斯就被诊断为“极度疲劳”住进了医院。伯奇和戈德华特的许多别的顾问都请求戈德华特利用这一机会，大事渲染这一所谓政府上层人物伤风败俗的惊人事例。他拒绝了。
约翰逊焦急地任命奥利弗·奎尔组织一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看看这件倒霉的事会使他损失多少选票。奎尔得出的出人意外结论是：根本不值一提；而这个不幸事件很快也就从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了。戈德华特的宽恕、怜悯只是部分原因。另外的部分原因是，正当人们开始谈论詹金斯事件的时候，国外事务方面出现了三件使人震惊的大事。在10月15～16日的48小时之内，赫鲁晓夫被夺去一切权力，赶下了台；共产党中国宣布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的保守党政府垮了台。白宫记者团谈论到约翰逊的好运，他运气确实不坏。当伯德·约翰逊夫人带着一群南部政府官员的夫人们乘着一列共有16节车厢被称为“伯德夫人专列”的火车往南部开去的时候，她们受到敌意的诘难——这种待遇肯定会在其他地方获得同情和更多的选票。
约翰逊在新奥尔良迎接伯德夫人专列，并在那里做了竞选的第一次演讲。这是一次冒险——他不听参议员拉塞尔·朗的劝告，强烈地为民权呼吁——单单这一点就使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发言的最后几句，则更使人永远难忘。他在呼吁停止偏执的行为后，接着说，他要实施并遵守1964年的民权法（“我不能让他们制造仇恨，利用我的人民的偏见来收买他们”），然后他讲到，在萨姆·雷伯恩第一次进入国会的时候，他曾和一位多病的南部参议员做过一次长谈，这位参议员说，他希望他身体好起来让他能再回家乡去看看。约翰逊引述这位参议员的话说：“我真希望回到故乡，再向他们发表一次民主党演说。我感觉到我还有一篇演说要发表。我的可怜的州人，他们三十年来就没有听到过一次真正的民主党演说。他们在选举时所听到的永远就是黑鬼，黑鬼，黑鬼。”听众起先愣住了，接着清醒过来，站起来向他热烈欢呼达五分钟之久。
约翰逊竞选时另一些精彩场面的记录看起来并非都那么有利，在有关越南问题上尤其如此。谴责戈德华特对核武器随便乱说和不负责任的瞎想是一剂强有力的政治药方，民主党人对这一药方禁不住不时地增加药味。继“雏菊姑娘”电视节目之后，9月17日又播放了另一个节目，但因为太不近情理，只播放了一次；这一节目的画面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正在吃冰激凌，画外却有一个声音讲说，锶90已使空气毒化，并提醒观众，戈德华特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戈德华特参议员提出的可以用原子弹使胡志明小道“树木落叶”的建议，被说成是他不负责任和搞军国主义的例证。可是，对约翰逊说来，这可是一个危险的话题。它会使投票人想到，美国人正在越南进行热战，而把美国人送去打仗的并不是戈德华特。于是，为了保持和平问题的势头，总统向全国作了一些人们后来未曾忘却的保证。
9月25日，他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尤福拉说：“我们并不想让我们的美国孩子去替亚洲的孩子打仗。我们并不想卷入……给拴在亚洲地面战争中脱不了身。”
随后他又于9月28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说：“我从不认为我们准备让美国人去替亚洲人打仗。按照我当时所面临的情况，我一直尽力想让越南人按照我们的意见和用我们提供的装备自己去打……目前已有190个美国人牺牲了……我常常深夜醒来，扪心自问，如果我走错一步，将会造成多少美国人的生命损失……这不是发动战争的问题……我知道有些人认为，我要发动一场战争是很容易的。但要制止一场战争对我们来说可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这正是我们目前力求做到的。”
10月21日他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说：“……我们不准备派遣美国人到九千或万里之遥的亚洲去替亚洲人打一场应该由他们自己去打的仗。”
10月27日在匹兹堡他又说：“只要我是总统，美国人就能有和平，就会有和平。”
一年之后有个尖刻的笑话：一位姑娘说：“有人对我说，如果我投了戈德华特的票，我们在六个月内就会发生战争。我投了他的票——我们果真在打仗了。”的确，一个选举人，如果他惟一动机就是保持和平，而他又仔细阅读过报上发表的演讲，在1964年11月，他一定会投票选举约翰逊，反对戈德华特，到后来他就会感到自己是受骗了，许多人都如此。竞选期间总统在埃尔帕索说：“今天我在这儿向你们保证，为了促进自由和和平，我愿意在任何时候到世界任何遥远的角落去同任何人会谈。”可是事实呢，只要他相信美国还能用武力对共产党人强加军事解决的时候，他对越共和北越的一切表示，包括某些大有和解希望的表示，根本不予理会。在竞选运动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似乎是黑白分明的。戈德华特主张派遣美国兵和飞机去支援南越，而约翰逊则斥责他是不负责任的战争贩子。总统当时看来是真诚的。然而，到了第二年夏天，很难想出有哪一件戈德华特提出的军事计划，约翰逊没有付诸实行的，尽管他曾经向全国人民发誓加以反对。
11月3日，林登·约翰逊赢得选举，得以在白宫再留一个完整的任期。他和休伯特·汉弗莱在4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获胜，总计获得486张选举人票。戈德华特和众议员威廉·米勒赢得亚利桑那、密西西比、亚拉巴马、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和佐治亚六个州，仅获选举人票52张。民主党人在国会选举中也大获全胜。改选的35个参议员席位中他们赢得28个，使他们共有68席，而共和党仅有32席。在众议院又获得了41席，现在他们在众议院已占有2/3以上的多数（295：140），居支配地位。共和党人总算赢得一个州长职务，但他们仍然仅只有17名州长，而民主党人却有33名。
“选戈德华特参加万灵节前夕”【见本书第6章第270页注⑤。——译者】，一条在华盛顿流传很广的贴在汽车上的竞选招贴嘲弄说。张贴这条招贴的汽车也并非都属于民主党人所有。在选举那天，本书作者正在厄尔·沃伦的住所和他同进午餐。那天给我留下的最清晰的记忆是，首席法官希望戈德华特会遭到惨败的强烈情绪。沃伦像共和党的许多其他的温和派一样，极希望看到戈德华特保守派被彻底击败。当灾难落到他们头上的时候，共和党人进一步肯定了一种早就存在的理论：他们之间的争执不和可比民主党人之间的争执不和要厉害得多。保守派不仅在选举中失败了，他们还发现，在许多场合，本党的党员竟也把他们视若路人。
在正宗的共和党人中，也许理查德·尼克松最充分表现了这种挫折和混乱情况。选举后两天，他就严厉责备纳尔逊·洛克菲勒，说洛克菲勒不肯帮戈德华特竞选，使他们失去了许多选票。他把纽约州州长称为“分裂分子”。但到了下一星期的星期二，尼克松已另有一种想法。他一面敦促共和党同人抵制“右翼极端主义”，一面又支持一切从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的“认真负责的观点”。可是，这时尼克松的话，即使在共和党同人之中，也已不再有很大影响。同洛克菲勒不一样，他曾孜孜不倦地为竞选出力，但显然全是白费。他收到一大堆领情的话，却很难证明有什么实际价值。
对尼克松说来，那几年是很平静的，而且在很多方面，也可以说是好年月。他挣到很多钱，他有时间阅读和思索，除了出去演讲以外，在私生活中，他像普通老百姓一样经常有时间和自己的老婆孩子见面。竞选开始的那一周的星期日，他在1952年曾用来作为政治资本的那只黑白花色西班牙长耳小狗切克尔斯死了，活了12年。他当时也在场，安慰了自己的女儿。（10月他在艾奥瓦州竞选时，有人又送给他一只西班牙长耳小狗，并让他叫它切克尔斯第二，但他把它转送了别人；只能有一个切克尔斯啊！）选举后八星期，他的女儿特里西娅在纽约州新进社交界的少女国际舞会的游行队伍中走在最前面。他陪伴着她。第二天，1964年除夕前一天，他在切克尔斯坟上安了一块墓石。许多人认为，这是有象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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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64年11月，林登·约翰逊是在肯尼迪总统的余荫下治理国家，而现在他却是全靠自己当选为总统了。关于肯尼迪的传说在美国人的思想中仍然有极大的影响——国会山两个最有吸引力的人是现任纽约州新选出的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和马萨诸塞州以九十多万张选票的极大优势重新当选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可是现在约翰逊成了第一号人物，华盛顿也开始对这情况有所反映了。酒吧间最经常听到的歌曲是《得克萨斯的眼睛》和《得克萨斯的黄玫瑰》。中年男子穿着牛仔靴，配上牛仔帽，穿上便装成群地在15号街财政大楼旁边华盛顿饭店的门厅里转来转去。华盛顿开始让外来的客人感觉到像是一座边疆城市，其实全国也出现了这种情景；一切开放、怎么都行的60年代已经来临。
1964年，加利福尼亚设计师鲁迪·根赖希推广一种裸胸游泳衣，于是引出来许多新的花招。在某些高级夜总会余兴节目里，雇用“裸胸”妇女表演成了招引顾客的手段，但很快也就成为家常便饭；国家档案局附近的那些华盛顿庸俗游乐餐馆，像在美国其他大都市一样，女招待露着胸摆动着乳房走来走去。接着玛丽·匡特在伦敦制作了超短裙。于是年轻姑娘和许多妇女穿的裙子，到了60年代后期，一英寸又一英寸逗弄人地越缩越短，直到超短裙出现，人们早也就见惯；至此，除了最漂亮的大腿，全都失去了诱惑性。
在舞台上裸体已经成风，在60年代中期慢慢度过的时候，半裸体已成了时髦社会的风尚。透明的或称为“全透亮”的衣服最为时新，艾夫斯·圣劳伦特生产了一种仅有几个金属小圆片半遮着乳头和大腿跟处的薄纱衬裙。在意大利，时式女服商福克特创造了一种松松地吊在胯骨上的南海裙；他还用一串珠子代替了上衣。羞怯的妇女则或在下身穿一种名为紧身袜裤的肉色内裤，或穿一种“滑稽内衣”——一种透过外面的纱罩可以清楚看见的色彩鲜艳的内衣——但更大胆的（以及天生较为美观的）女人则不惜让人一览无遗。上腹部的裸露也是上下扩展越来越宽。当史密森学会也吸取一些较为古怪的新式礼服时，艾奥瓦州共和党众议员格罗斯在众议院里提出了抗议。
新生的一代男女青年都坚持认为他们有权讲他们认为“切合”的一切，“切合”一词，像“承诺”一样，成了一个时髦词汇。伯克利是“言论自由运动”发源地——加利福尼亚称之为“言运”，这一运动转而造成60年代大学生与政府的第一次大对抗。言论自由运动是由大学本科生、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师于1964年夏末组织的联合团体，从思想体系方面来讲，从戈德华特主义者到毛主义者应有尽有。他们一致反对大学当局不准校内要求政治权利或公民权利的示威运动扩大到校外去的禁令。在哲学系学生、22岁的纽约人马里奥·萨维奥的领导下，言论自由运动加强活动，最后竟引人注目地提出：大学董事会正在把校园变成集中营。他们认为，这一阴谋的目的是把整个伯克利变成一个为现体制（即企业、银行、出版社、军队和保守的工会等）培养白领技术人员的职业学校。萨维奥大声疾呼：“现在是我们躺在机器上使它停止转动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