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肯尼迪气得面色发白，派遣拜伦·怀特和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法警长官吉姆·麦克沙恩一道搭乘下一班飞机飞往蒙哥马利。小石城事件后，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就对联邦法警长官和他们的助手进行了弹压骚乱的训练，以便在军队之外，建立起另一支能保证执行联邦法律的力量。这时，拜伦·怀特在蒙哥马利市外的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召集了四百名受过训练的人员——其中有税务缉私员和边境巡警以及联邦监狱的警卫——他们可以迅速派去对付目前局面。这时候，多尔己从美国地方法院取得了一份不许三K党及全国州权党（暴徒中间占人数最多的两个组织）干扰乘长途汽车跨州旅行的禁令。最后，帕特森州长终于露面了，他抗议这些措施不符合宪法。他还说，派联邦政府的官员来是多余的。事实证明，在这一点上他完全错了。
那个星期六下午，全国最有名的民权运动活动家马丁·路得·金乘飞机到达蒙哥马利。他在拉尔夫·艾伯纳西牧师家里宣布，当晚他将在第一浸礼会教堂的群众大会上讲话。这可是三K党人及其同伙作梦也想不到的行凶作恶机会。这时看来金的处境难保。拜伦·怀特正布置联邦法警做准备工作时，接到了告警的电话：帕特森州长已召集亚拉巴马州的治安人员开会，正在指示他们逮捕违反本州法律的联邦人员。怀特独自走进他们的会场。这会原是容许记者参加的，他们把他和州长间紧张的舌战记录了下来。帕特森要求司法部副部长把政府所了解到的关于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情况告诉他。怀特说：“不成。”接着，州长又要求让他了解自由乘客的来龙去脉。怀特仍说：“不成。”然后：
『帕特森：自由乘客中有些人现在在哪儿，你是知道的，对不？
怀特：对，进医院了。
帕特森：你知道别的自由乘客的行踪吗？
怀特：不，我不知道。
帕特森：如果你知道其中一些人的行踪，你肯通知我们吗？
怀特：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的行踪。』
当时，自由乘客正跟马丁·路得·金一道在第一浸礼会教堂里。天黑时，已有一千五百多名伯明翰黑人前来参加集会。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会刚开始，一些凶相毕露的暴徒便开始在街对面的公园里聚集起来。怀特得悉当地的警察又不在场，就马上利用一切能弄到手的运输工具——运送邮件的卡车、私人汽车，还有一辆囚丰——把法警派到现场。他们都穿着便装，戴着臂章，带有手枪、警棍和催泪弹枪。当暴徒们抛掷着石块和破瓶子冲过来时，大约一百名法警已经在教堂外面排成了一道散兵线。这时，州长宣布戒严。法警的散兵线一直坚持到具有决定性的援军开来。弗洛伊德·曼带来骑警，国民警卫队的亨利·格雷厄姆少将也带来一队人马。即便如此，法警也还是放了几排催泪瓦斯弹才把冲过来的暴徒顶住。瓦斯飘进又热又拥挤的教堂里去。里面的黑人几度陷人惊慌。如果教堂被烧（暴徒们就是打算那么干的），肯定会死好多人。实际上，由该州和联邦的治安人员组成的混合队伍把他们保护得很是严实。
帕特森州长给司法部长肯尼迪打电话，抗议说，亚拉巴马州遭到了侵略。
鲍勃心平气和地对他说：“约翰，约翰，你说遭到了侵略，是什么意思？约翰，谁在侵略你？对这个你心里是有数的。”
帕特森指责他，说是他把自由乘客派到州里来的，并且认为发生暴力行为也应由他负责。
鲍勃说：“哎呀，约翰，你可以在电视上那么说。你可以对亚拉巴马人那么说，可是，你别对我来这一套。约翰，别对我来这一套。”
但是帕特森一字不改地又那么说了一遍。然后他说，国民警卫队可以保护教堂和教堂里的群众，可是不能担保金的安全。
肯尼迪说，“我不相信这话。你让格雷厄姆将军给我打个电话。我想要听听一位美国陆军的将军告诉我，他保护不了马丁·路得·金。”
这时，州长咆哮起来。他尖声嚷道，他讲的是他本人的意见，不是将军的意见。他大吵大叫说，由于派来了联邦法警，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局面”，并尖声喊道，“你这是要在政治上把我们毁掉！”
肯尼迪依旧心平气和地说，“约翰，保存教堂里那些人的性命比保存你我的政治生命更为重要。”
这样才结束了要对自由乘客使用暴力的威胁。在北部，人们都认为在这一事件中，帕特森遭到沉重的失败。可是南部人的看法却不如此。自从阿波马托克斯事件【阿波马托克斯是美国弗吉尼亚州中部的一个市镇。南北战争中，南甲总司令李将军曾于1865年4月9日在这里向北军投降。——译者】以来，他们对败绩反而更加同情。他们现在都团结在帕特森周围，送钱给他，给他打气，答应参加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斗争。这是不祥之兆；因为他们全都宣誓应承了。而不守誓言则有碍荣誉。到同年6月，南部各州差不多每个政客都公开发了誓，其中包括次年继帕特森当选州长的乔治·科利·华莱士。
※※※
尽管如此，就事件发展情况而言，自由乘容算是取得了成功。他们没死一个人，而种族隔离政策却完全被打破。州际旅行方面所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理论上早在1950年就被最高法院宣布为非法，到如今才在实际上取消。鲍勃·肯尼迪要求州际贸易委员会发出条例，规定在州间交通站，包括飞机场和火车站，一概不得实行种族隔离的措施；四个月后，9月22日，条例也照发了。有少数城市以不合当地法律为借口，拒绝执行；司法部对他们提起公诉。到1961年底，黑人可以从东岸旅行到西岸，一路上在候车室里再也看不到“白人”、“有色人”字样了。
自然，数不胜数的种族隔离的堡垒依然存在，其中，最顽固的当然都在密西西比州。1931年，门肯和查尔斯·安戈弗在《美国信使》月刊上分两期把美国各州按优与劣、“文明与野蛮”排了一下队。评比的标准包括财富、识字人数、教育程度、名列《美国名人录》的人数、交响乐团的多少、犯罪比率、选举人登记、婴儿死亡率、交通设施和医疗条件等。评比结果，密西西比州排在最末，比南部其他各州都更落后，这情况一直到1962年也未改变。事实上，十年后，1972年11月约翰·贝雷特在《生活方式》杂志上重复门肯－安戈弗的评比时，密西西比州仍居末位，倒数第二是亚拉巴马州。【在1934年的评比中，马萨诸塞州居第一位。1972年却由康涅狄格州取而代之。】密西西比人平均上学时间不到九年。按照商业部《美国统计摘要》中对贫困所下的定义，该州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是穷人。四个家庭中有一家没有自来水，百分之二十九的家庭没有电话，只有百分之二十四每天读报，只有百分之三订阅时事杂志。1964年，密西西比大学的詹姆士·西尔弗教授称之为“封闭的社会”。在六十年代，还有为数惊人的该州居民（包括白人和黑人）竟然从未听说有民权运动其事，足见这“封闭”的提法正确。自由乘客在密西西比之所以没有受到袭击，只是因为州警没有让他们获得足以引起暴徒围攻的行动自由。长途汽车一开到亚拉巴马州的边界，便被护送到杰克逊城，在那里的车站，自由乘客如不理睬种族歧视的区分标记，就给抓起来送进监狱。最后，联邦法院推翻了对他们的判决，但是这一否决对被关的人已没什么意义，因为那时他们都已服满刑期。
在司法部里，差不多只有伯克·马歇尔一人了解，密西西比州的白人优势是难以动摇的。他知道该州的先知们把当前这个时期看作是第二次重建时期。他们想，只要他们能象他们曾祖辈那样坚持反抗，联邦政府对种族隔离制的挑战就会失败，问题也就会烟消云散。但是在1961年，司法部里除了多尔，其他官员大部分都不同意伯克·马歇尔的看法。年底，司法部长向他的哥哥（总统）呈递了一份关于民权问题进展的报告。报告听起来信心十足，而且鲍勃还在第一浸礼会教堂的对抗事件发生一个星期之后，在“美国之音”广播中宣称种族主义在美国已是江河日下。他干脆预言，不出本世纪，黑人就可以当选总统。
倘若他去同密西西比州的黑人詹姆士·梅雷迪思交谈几句，就足以使他不那么乐观。梅雷迪思是个曾在空军里服役九年的退伍军人，是该州中部科斯久什科城一个农户的十个子女之一。梅雷迪思听了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之后，受到鼓舞，当晚就给密西西比大学写信申请入学。在寄回填好的表格时，他附了一段说明：“我是密西西比州黑人美国公民。鉴于在这新的时代我国教育制度正在发生着的种种变化，我相信你们不会对我的人学申请感到诧异。我当然希望对我申请的处理能给密西西比大学和密西西比州增添光采。”
“老密西”（这是整个南部对这所座落于奥克斯福德城的大学的通称）以一串学术性的复杂理由拒绝了他的申请，但是梅雷迪思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给打发掉的，而且他得到了该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梅德加·埃弗斯的强有力的支持。1961年6月，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替梅雷迪思在联邦地方法院起诉，控告该校所以拒绝他入学，纯悴出于种族原因。这场官司在美国司法史上堪称空前。地方法院的一个法官两次判决梅雷迪思的申诉无效。1962年6月，第五巡回法院的上诉法庭否决了原判；然后，第五巡回法院的法官本·卡梅伦又否决了这个否决。上诉法庭宣布卡梅伦的命令无效，但他马上又另发一道命令。这样再三反复，直到第四个回合之后，卡梅伦还明确表示他打算这样干到底。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向最高法院的法官雨果·布莱克中诉，请他主持公道。布莱克是亚拉巴马州人。9月间，他维护上诉法庭的原判，命令该大学立即准许梅雷迪思入学。该州州长罗斯·巴尼特叫道：“绝对办不到！”两天以后，他在全州电视网上宣称：“我们绝不向罪恶的和不法的暴虐势力屈服。”
罗斯·巴尼特除了年岁之外（巴尼特在1964年秋已满六十四岁），和他即将间接与之决斗的梅雷迪思实在极为相似，尽管巴尼特不会愿意加以承认。二人都是家中十子女之一，而且都是在密西西比州中部贫瘠的荒原上长大成人的，那也就是威廉·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托法县的开拓者所熟知的不毛之地，现在，在眼下发展中的这场危机中，他的侄子默里·福克纳将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巴尼特也同梅雷迪思一样，思想古板，他是一个原教旨主义信徒，对《旧约》所讲的句句信以为真，相信圣经是禁止种族“混杂”的。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情况下，这两个人很可能会交上朋友。巴尼特会很乐于这样做的，因为他生性温良，乐于济人危难，对黑人也不例外。但如果对方的肤色是黑的，就得安分守己。三年前，巴尼特就靠着发誓要让象梅雷迪思这样的密西西比黑人不越轨，才获得该州白人公民委员会的赞助，当选了州长。上届总统选举中，他中途抛弃肯尼迪和约翰逊，转而投了哈里·伯德的票。总之，他是他那一类人和他那个地区的一个典型代表：可爱，无知，友善，多疑，对早已崩溃的南部同盟仍怀着愚忠，现实使他震惊，未来使他恐惧。这种人正是作个殉道者的好材料，而巴尼特所以没变成殉道者，只是由于他还有另一特征：他是个胆小怕事的人。遇到巨大压力时，他就会另找出路，搞搞交易。他的悲剧（那也成了密西西比州的悲剧）是他不知道该怎样找到出路，怎样搞成交易。
要是说巴尼特酷似梅雷迪思，完全把他看错了的罗伯特·肯尼迪却是和他完全相反。看到密西西比州的公路巡警己有效地把自由乘客护送到安全地点，鲍勃就认定该州当局遵守法律和秩序。他错误地以为路警从那位名姓好听但实际不然【伯德桑（Birdsong），意为“嘤鸣”。——译者】的指挥官伯德桑上校为人同弗洛伊德·曼一样。看当时的形势似乎只不过需要个计划，而鲍勃是最善于搞计划的。9月15日，星期六，他打电话给巴尼特，爽快地告诉他如何安排一切。他说他当然了解巴尼特作为一位南部的州长，总得做出抗拒的姿态。因此，梅雷迪思要由手中挥动着法院判决书的几名法警来护送。州长就可以两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大学当局看到大势已去也就只好让梅雷迪思注册。肯尼迪问巴尼特是否理解，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从州长的回答中应该可以看出双方实际上有多大的差距：他说，“这样干需要一年的时间。”
而实际上只花了五天。下一个星期四，梅雷迪思在法警的护送下，来到奥克斯福德注册。他首先遇到的是巴尼特，他想掩护学校当局，因而自己以“特殊注册员”的身分出面。两千名白人学生高唱着“我们要巴尼特，我们要巴尼特”和“荣耀，荣耀，种族隔离”，州长宣谈了一项“现在以及今后永远”不许梅雷迪思进入校园的命令。然后，他把命令递给梅雷迪思说：“拿去，照办吧！”司法部派来的一个官员说：“你知道你这是犯下藐视法庭罪吗？”巴尼特说，“你讲了算数吗？还是该由一位法官来讲？”
他认为他具有无可非议的合法立场，那就是所谓“干预权”——他作为州权的代表者，可以插手过问联邦政府和密西西比州居民之间的问题。他曾要求州议会授权，得到了批准。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听到这一说法，实在难以置信。“干顶权”作为一种理论早在南北战争之前就已无人赞同。从事实上讲，1832年当约翰·卡尔霍恩【卡尔霍恩（John C.Calhoun，1782－1850年），代表南部各州奴隶主利益的州权主义者，1825－1832年间任美国副总统。——译者】试图加以引用时，当时的密西西比州议会就曾予以驳斥，说它是：“异端邪说，对联邦的存在有致命的危害……同宪法的文字和精神背道而驰，直接有害干各州的福利、安全和独立。”如今，一百三十年后，这位州长却试图要让这个死了的教条复苏回生。新奥尔良的第五巡问法院并没上巴尼特的当，拒绝承认巴尼特这个“特殊注册员”的身分，传令大学负责人于下星期一到法庭上来申诉不能定他们藐视法庭罪的理由。巴尼特向报界愤然抗议法庭这么迅速采取的行动。密西西比参议员詹姆士·伊斯特兰打电话给鲍勃·肯尼迪说：“州长认为你可以不必逼得这么紧，我也认为这样。”鲍勃回答说：“参议员，你不会真那么相信的。你在参仪院里那么多年，不会那么相信的。”
大学负责人在法庭上答应让梅雷迪思于次日下午4点入学。巴尼特仍旧不肯退让。他扬言对大学负责人的“投降”感到“震惊”，并宣布任何司法部人员要是干涉密西西比人执行自己的职责，都将予以逮捕和监禁。肯尼迪打电话向他指出，密西西比州的居民，包括州长，都是美国公民，都应遵守美国的法律。巴尼特说，“我认为密西西比州的法院不低于任何其他法院，而且更有能力……我们的法院也采取了行动，我们的议会也采取了行动。我将服从密西西比州的祛律！”然后，该州的检察长乔·帕特森发表一项声明，说自由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为了满足一个人的莫须有的宪法权利，竟无视五千多名学生的宪法权利。”
第二天，梅雷迪思到杰克逊市该大学校董会办公室再度试图注册。陪同他前往的有约翰·多尔和吉姆·麦克沙恩。在那里迎着他们的是巴尼特、伯德桑上校和一群起哄的围观者。州长说，大学负责人不能履行他们昨天在新奥尔良所做的诺言，因为他们给一个州议会的调查非密西西比活动的委员会传去了。多尔想把法院的判决交给州长，巴尼特却把手揣进了衣兜。多尔问道：“你不让我们进这道门吗？”州长仍是那样彬彬有礼地说：“是的，先生，我有礼貌地不让你们进去。”多尔说：“那我们就礼貌地走吧。”那帮群众却不那么有礼貌。当梅雷迪思随同护送他的人离开的时候，他们大叫“黑鬼，滚回家去！”“共产党！”
鲍勃·肯尼迪本来一直尽量避免在法律诉讼程序中牵涉到巴尼特的名字，因为他记得过去福布斯如何曾借小石城事件大捞政治资本，但现在的情况实在太过分了。梅雷迪思一而再、再而三入学不成，这至少在密西西比州造成一种白人至上主义者正在取胜的印象。肯尼迪决定要求第五巡回法院做出决定，表明州长犯下藐视法庭罪。他打电话给巴尼特，说明他要采取这一行动。他还通知他，梅雷迪思给二天早晨将去奥克斯福德，准备上课。巴尼特大为恼火。他说，那小子干嘛这么不知趣？他是州长，还有许多别的事要干，不能整天为粉一个密西西比人——而且还是个黑人——“满密西西比州到处奔走”。肯尼迪估计梅雷迪思注册不成问题。他说：“你为什么不让他试上半年，看看结果到底怎样？”
巴尼特说，“他最好不要进‘老密西’。”
鲍勃温和地说，“可是他就看中了‘老密西’。”
大学教师不安地注意到校园里来自南部各地的客人越来越多，这些横眉竖眼，气势汹汹的家伙一般都带着武器，见人就问：“黑鬼等会儿从哪儿进来？”领头的是埃德温·沃克将军，此人现住在达拉斯。9月26日星期三，在杰克逊市发生对抗的前一天，这位将军通过无线电广播对那些和他抱有同样看法的人发出了一番有点语无伦次的呼吁：“是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们说也说了，听也听了，让那个反基督的最高法院把咱们摆布得也够可以了。起来，让我们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站在巴尼特州长一边。现在该听咱们的了。联邦各州来一万人。共和国的战斗口号是：要巴尼特，不要卡斯特罗。把你们的旗子、帐篷和煎锅都带来……上回出现这类问题时，我站在错误的一边。……这回我已脱下军装，我可以站在正确的一边了。我一定到。”
那一天，巴尼特暂时躲了起来，当梅雷迪思和护送他的人走近奥克斯福德校园时，副州长保罗·约翰逊在一批州警和县警的簇拥下，把他们挡回去了。联邦人员打算从约翰逊旁边抄过去，希望他在抵抗一阵之后，会无可奈何地表示认输，这时发生了一些冲撞。约翰逊没有认输。看来除了动武是休想过去了。法警事先得到的指示是以不要动武为限，而且他们的力量也实在太小。于是梅雷迪思又给挡了回去。
※※※
到这时，美国所有的民权运动领袖以及华盛顿大部分的官员都认为司法部未免过于姑息，有损于联邦政府的威望。罗伯特·肯尼迪了解这一点，但是他盛到罗斯·巴尼特已有所畏惧。因而他认为这位州长会欢迎有个保全面子的机会；他看来已意识到继续同联邦法院对抗是危险的。第二天（星期四）早晨，鲍勃在电话里建议探讨一项摆脱困境的办法。他的估计果然不差；州长立即表示同意。倘若巴尼特是个象乔治·华莱士那样高明的政治家，这个危机也许当时就解决了。可是他并不高明。他对时机的掌握（或者说，鲍勃等待了这么久才去和他接触的时机）失当；现在种族隔离主义的死硬派可望获得全胜的气焰已经太高了，人们的感情已经太激动了，叫嚷着“不惜牺性性命”——到处流行的一句话——煽动起来反抗的密西西比人已经太多了。最糟糕的还是这位州长不晓得怎样达成一项妥协。他知道要讲和，他不得不有所牺牲；但是他拿不准该做出多大的让步，也拿不准为了面子上过得去，他可以抵抗到何种程度而仍不至于动武。
他们第一欢试图达成的谅解是极为可笑的。他们谈到由巴尼特和副州长约翰逊守在校园大门口，两边站着徒手的州警，以挡住麦克沙恩和他带领的三十名法警的去路。然后，麦克沙恩拔出一支没装子弹的手枪。这时，密西西比人就朝两边让开，梅雷迪思就可以从大门走进去注册。巴尼特说，一支手枪还不够。他要三十名法警都拔出枪来；这样，他就可以说为了避免流血他不得不屈服。鲍勃建议其他法警只把手按在手枪的皮套上就成了，可是州长认为那还不够真切，因此，就决定三十支手枪统统拔出来。
如果在这个星期的头几天，这样也许能解决问题，可是现在要这么做是很危险的。州警带不带武器其实倒无关紧要：而沃克将军在奥克斯福德的追随者所带的武器就足以对付他们；何况在巴尼特那方面，只有他自己了解有此协议。也许只有他一个人会让开路。他是已站在校园大门等候梅雷迪思的时候才想到这一点的。那位黑人退伍空军军人已在十三辆汽车的车队（车队有无线电同华盛顿保持着直接联系）的护送下，已朝他走过来了。在密西西比时间下午3点35分，华盛顿时间5点35分的时候，巴尼特给肯尼迪打电话，说他无法控制住在场的群众，他们人数太多，情绪也太激烈。预先布置下的这出摊牌好戏，就这么收场了。护送的车队只好开回去。梅雷迪思这是第四回没注上册。当晚，该大学的白人学生举行了狂热的示威。
然而，决不能容许再出现这种情况了。鲍勃·肯尼迪已在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思韦尔·泰勒将军以及他下面几个主要司令官厄尔·惠勒将军和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少将开会商议对策。司法部的一位部长助理正在起草文件，准备由肯尼迪总统签署后，将密西西比州的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直接指挥之下，命令驻本宁堡的美国步兵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并告诫奥克斯福德街上的市民立即回家，不要出来。另一位部长助理则飞往出事地点去指挥人数在不断增加的法警队伍。从新奥尔良传来消息说，第五巡回法院已宣判巴尼特犯下藐视法庭罪，并规定如果梅雷迪思于下星期二——这时已经是星期五了——不能注册入学，则州长每日要罚款一万元；如由副州长约翰逊出面负责，则需每位罚款五千元。
政府唯一未动用的一张牌只有总统的威望，而在是期六下午白宫接通杰克逊市州政府的电话时，这张牌也打了出去。肯尼迪总统事先已订下晚上8点钟的电视时间，准备把整个事件向美国人民公布。当巴尼特提出星期一由他在奥克斯福德稳住暴徒，而让梅雷迪思在杰克逊秘密注册时，总统便取消了那次电视讲话。但巴尼特的态度不能使人十分放心；总统挂上电话，朝大家转过身来，有点不解地问大家，“你们知道那家伙刚才说什么吗？他说：‘对你在发展家禽计划上给予的协助，我要向你道谢。’”
当晚十点钟，情况证明巴尼特确实是不可靠的。巴尼特给司法部打来电话说，他改变了主意。原来的协议无效；他不准备履行他答应承担的任务。总统又订下第二天（9月30日，星期天）晚上7点半的电视时间。星期天早晨，州长给鲍勃·肯尼迪打来了电话，谈话仍是扯来扯去，毫无结果。在交谈中，鲍勃发火了。他说，他哥哥就要通过电视向全国宣布，巴尼特如何在“同美国总统”达成协议后又自食其言。
州长听了大为震惊，就尖声尖气地叫嚷：“那可不成。”
“你对他说话不算话嘛。”
“你是说总统今天晚上要公布这件事吗？”
“对。”
巴尼特上气不接下气地建议“当夫下午”就把梅雷迪思用飞机送进学校去。
看来事情可以了结了。梅雷迪思可以不经过流血，当天就能注册。他将在州警维持秩序的情况下，悄悄地被准予入学。事后，巴尼特则将发表一项愤慨的声明，说这件事是背着他干的，说他在不可抗拒的力量面前只好屈服，但是他仍将在法庭上继续斗争等等。司法部副部长尼克·卡曾巴赫【尼克是尼古拉斯的昵你。——译者】飞到现场去进行具体布置。在密西西比时间下午5点，他偕同伯德桑上校带领四百名法警，穿过不大使用的西门，进入了当时几乎无人的“老密西”校园。梅雷迪思被悄悄地带到校园一头的巴克斯特楼，而卡曾巴赫和法警队伍则在另一头的那座用红砖砌成的古老精致的大会堂（大学办公楼）里建立了指挥所。总统把电视演说时间推迟到晚上10点，以为到那时候危机就可以过去了。可是这个星期天，就象梅雷迪思问题发生以来的每一天一样，看来也是倒楣的。几乎正在这时与华盛顿之间的电讯联系竟然断绝了，直到星期一早晨才恢复。甚至在部队到达现场之后，通讯兵也无法同白宫取得联系。在整个这个危机的高潮时期，当全国以至大部分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老密西”时，美国总统和他的弟弟司法部长从卡曾巴赫接到了情势严重的报告，这却是卡曾巴赫在校园中一个公用电话亭子里，不停地往自动通话器里丢着硬币打来的。
及至日落密西西比河西时，很显然校园里的消息己透露出去，传遍了奥克斯福德市。大会堂外面很快就聚集了大约一千人。他们不知道梅雷迪思在哪里；在即将来临的那段恶梦般时间里，他始终由二十四名法警保护着，隐藏在一英里以外的地方。法警们也摘下他们的白盔，脱下了桔黄色背心，免得显眼。谁也不怀疑，倘若暴徒们得知梅雷迪思呆在巴克斯特楼，那他，甚至还有法警们，将会遭到什么样的结果。就象理查德·尼克松当年在加拉加斯一样，他真有被撕成几块的危险。暴徒恶声威胁若那些法警（他们自己也都是南部白人）：“打死这些爱黑鬼的杂种！”“爱黑鬼的家伙们，滚到古巴去！”又一起叫着“二一四一一一三，我们痛恨肯尼迪！”夜深了，暴徒人数成倍增加，骂得也越来越难听。他们先朝法警投石子，按着扔大块石头，接着扔烟头。一名得克萨斯的记者和他的妻子被抡着铁管子的暴徒殴打了。在场的许多州警未起作用，有的完全袖手旁观，一动也不动。
密西西比时间下午7点半，联邦调查局监听到一个无线电信号，命令州警全部撤退，把梅雷迪思和法警留下来，听任暴徒摆布。事后调查，始终也未追究出是谁发的那个信号。卡曾巴赫用电话把情况报告给鲍勃·肯尼迪。鲍勃从电话中也可以听到现场骚乱的声音。接着，在7点58分，他听到瓦斯手榴弹的砰砰响声。卡曾巴赫说，“鲍勃，很遗憾，我不得不向你报告，我们非使用催泪弹不可了，没有旁的办法。”
在华盛顿，总统还没有了解到形势的最新发展就开始电视广播了。当时，据他所知，巴尼特信守自己的诺言，正让州警在维持治安。他向全国的电视观众说明梅雷迪思现在己进入了大学的校园，阐述贯彻执行法院判决的必要性，赞扬密西西比人在美国参加的历次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并向“老密西”的在校学生呼吁说：“事关你们大学和你们州的声誉。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学是会起来维护这一声誉的。”
在奥克斯福德，学生们一边看电视一边讥笑。沃克将军有意在学生中串来串去。有人夺来一辆救火车和一台推土机，要用来闯过法警的警卫线，冲进大会堂；被几枚投掷得很准的手榴弹击退了。进攻者于是用可口可乐瓶子做的土炸弹还击。校园里的长凳被拆开做成带齿的水泥投枪，建筑工地上的铁条、砖块也被抛来抛去，混乱中有时还可以听到清脆的枪声——这是隐蔽着的狙击手在朝大会堂放枪。两个人被打死了：一名法国驻美记者和一个奥克斯福德的围观者。法警受伤的超过三分之一——达一百六十六人——其中有二十八名是狙击手的子弹击伤的。他们都带有短枪；既然受到射击，看来是可以还击的。他们再三请求准予还击，卡曾巴赫把他们的要求转告华盛顿。肯尼迪兄弟驳回了请求。他们规定，除非梅雷迪思有性命危险，否则联邦政府方面不得动用实弹。法警们筋疲力竭，头破血流，只能完全依靠那些黑色短粗的催泪瓦斯枪来保卫自己。【九年后，格思曼写道：“人们会记得他们的；在六十年代后半期发生的种族骚乱和校园里的狂热示威中，以及1970年在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大学发生的事件中，警察所遇到的挑衅和伤害远没有这些法警所遇的这么严重，他们却开枪打死了许多人。”】埃德温·格思曼那时也在大会堂里，他在和鲍勃·肯尼迪通电话。鲍勃向他，“那边情况怎样啊？”埃德温回答说：“够呛！同阿拉莫发生的情况差不多。”鲍勃说，“呃，你当然记得那些人的下场的。”
在奥克斯福德时间10点钟，卡曾巴赫无可奈何地向华盛顿报告说，非使用军队不可了。三刻钟后，第一批部队到达了。这是第108装甲骑兵团E连的六十名国民警卫队员，由默里·福克纳上尉率领。这些人中间，在天明之前将有十六名受伤，其中包括福克纳上尉本人，他被砖头打断了两根骨头。事先接到通知处于待命状态的正规军队几乎在五个小时以后才到达现场，使得肯尼迪兄弟感到无比气恼。法警的催泪弹有三次都差点儿接济不上。军队最后赶来时，也不得不一路打进校园。他们有四十人被砸伤或被鸟枪打伤。发动进攻的人在天亮之前大都溜掉了。第503宪兵营从孟菲斯城同主力部队一道开到，他们一共逮捕了两百多名暴徒，沃克将军也在内。其中只有二十四名是学生，其余则来自南部各州——佐治亚、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田纳西、得克萨斯以及密西西比。黎明时分，只见校园里到处都是混凝土块，催泪瓦斯弹壳，击毁的车辆，大石块，砸烂的窗玻璃，以及成千只炸碎的可口可乐瓶的绿色碎片。巴尼特州长把这场骚乱归咎于“毫无经验、神经过敏、动辄开枪”的法警。
星期一早晨快到8点钟的时候，吉姆·麦克沙恩和另外两名法警陪同梅雷迪思步入被打得破烂不堪的大会堂。在那里，板着面孔的注册员罗伯特·拜伦·埃利斯终于让他入学了。当时在办公楼里没有任何抵抗行为，只有无可奈何的神色和假作出来的礼貌。梅雷迪思在填表时写明他的目的是要获得政治学学位。加上他在函授班已经得到的学分，三个学期后他就可以毕业。当他走出大会堂的时候，另一个学生嚷道，“黑鬼，这就值得送掉两条人命吗？”
埃德温·沃克少将被控犯了殴打官员、拒捕、对抗政府和进行阴谋活动等罪名，登记入册并取了指纹。三个月后，由达拉斯派克兰纪念医院对他进行一次精神病检查后，撤消了对他的控告，自那以后又过了三个月，在4月份的一个傍晚，有人偷偷站在他家的草坪上，用一支函购来的廉价步枪向他瞄准，企图枪杀他。1963年12月，经过枪械专家的鉴定，发现那支枪的主人是李·哈维·奥斯瓦德——估计开枪的也就是他。此人除其他问题外，后来还变成为“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的积极赞助者，并是杀害约翰·肯尼迪的刺客。我们如不理解肯尼迪总统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中间派人物，因而遭到激进的左派与激进的右派两方面的憎恨，我们就会对这两派之间的混淆不清感到难以捉摸。猪湾事件发生时，他们对他开始产生反感，极端左派痛斥他支持对卡斯特罗古巴的入侵，而极端右派则谴责他没有一鼓作气地把卡斯特罗消灭掉。在他任期的第二年结束时，很明显，肯尼迪在极左派和极右派眼里，己变成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最为可鄙的一位总统。
1962年6月，新左派已开始组织起来准备进行长期斗争，于是四十五名举止安祥、衣冠楚楚的年轻人在密执安州休伦港产联——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旧有的一座夏令营里集会，创立了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这个新成立的学生组织规模很小，和它后来的发展简直无法相比。集会的主要活动是讨论了一份长达六十二页的温和宣言。起草这个宣言的是密执安大学的一个瘦弱有麻子的二十二岁的学生，名叫托姆·海登。海登举出了当前美国社会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的威胁：种族主义和“以核弹的存在为其象征的日益咄咄逼人的冷战现实”。他建议：“我们作为个人应负起准备直接对抗和解决问题的责任来。”宣言对社会弊端也并未提出新的诊断或治疗方案，只是说，“我们将用以仁爱、深思、理智及独创性为基础的力量及卓绝品质来代替由占有、特权及偶然际遇产生出来的力量。”海登特别反对后来成为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主要标志的、以暴力作为改革的催化剂的做法，其理由是那样就“要把改革的目标——不论它是个人还是一个社会集团——变成为一种非人的憎恨的对象。”
右派势力却早已走在前面。作为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对立物，约翰·伯奇协会已有四年历史并且很是兴旺。沃克将军就是由于参加了这个协会而被除去军籍的，而肯尼迪兄弟对它的斥责却反使它名气更大了；司法部长说它“荒唐可笑”，总统则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笨拙对立面。自诩为该协会“创建人”的罗伯特·韦尔奇，继续从波士顿近郊贝尔蒙特一幢砖砌的两层楼楼房里策划该会的活动。看来他喜欢出头露面，而且无疑懂得这将有助于招募新会员。该会的基层组织是分支——乃是公然以共产党支部为蓝本的。（韦尔奇对共产主义十分着迷，因面一味盲目地仿效。）每个分支有一、二十名会员。到六十年代初期，据说该会在三十四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都有分支，共拥有约十万名会员。伯奇协会依靠“创建人”所谓的“外围组织”——如“帕特里克·亨利协会”、“美国革命之子”、“男女民兵会”——更扩大了自己的队伍。许多地区都认为伯奇协会纯属是开玩笑，可是在诸如施里夫波特、坦帕、休斯敦和达拉斯等地，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在那些地区，据《纽约时报》报道，“许多工商业家、经理人员、医生、律师以及其他‘殷实可靠’的人都参加了分支。”
到六十年代后期，新左派将成为民主制度的更大威胁，但在肯尼迪当政的日子里，这情况还不显著。右派的财力比左派雄厚得多；在肯尼迪当政期间，极端保守派组织的经费支出，从每年的五百万元增至一千四百万元以上，而自由派组织如美国人民争取民主行动协会的全国预算却仅只十五万元而己。当时左派所能做的充其是不过偶尔发几句牢骚——据说赖特·米尔斯在临终之前曾说，他“以自己身为美国人为耻，以有约翰·肯尼迪为其总统为耻。”而据富布赖特揭发，极端保守派组织同正规军中的职业军官之间却有一种在政治方面进行协作的安排。当富布赖特举行意见听取会来调查此事时，他几乎为指责声所压倒，说他“是想封住军人的嘴”。
那年头极端派比较引人注目的活动之一是达拉斯的全国声讨大会，该会1961年第一次召开，1963年又举行过一次。在第一次大会上，当一个代表发言抗议主席变得越来越温和时——“他只主张弹劫沃伦，面我认为应该把他绞死”——到会的一千八百名代表全大声欢呼，表示赞成。两年后，该会发起了“美国日”用以抵制“联合国日”——这一行动得到了约翰·康纳利州长公开发表声明的支持。
在极端派的保护伞下，还聚集着诸如比利·詹姆斯·哈吉斯牧师的“基督教十字军”和弗雷德·施瓦茨博士的“基督教反共十字军”等团体。最极端的右派组级被认为是一帮无所作为的疯子的渊薮。乔治·林肯·罗克韦尔所领导的美国纳粹党的确从来也威胁不到美国的自由，然而在其他一些方面，极端派却受到尊敬，而且是颇有影响的。《生活》杂志的发行人杰克逊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无可奈何的见证人。由于他那杂志有一期对施瓦茨有所不敬，他竟立即遭到强有力的广告公司的猛烈攻击，使得杰克逊不得不乘飞机赶到施瓦茨在好莱坞圆形体育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去陪礼道歉：“我认为敝刊说得不对，深感抱歉。我今晚来到这里感到十分荣幸。《生活》杂志今后一定站在多德参议员、贾德众议员、施瓦茨博士以及其他各位坚定的反共战士们一边，共同奋斗。”
左右两翼的极端派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本杰明·德莫特所谓的“超杀精神”。苏珊·桑塔格在《党派评论》中写道：“白种人是历史的毒瘤。”《伯克利讽刺报》干脆宣称：“教授根本没什么东西可教……我们在任何监狱都能比在大学学得多。”一群前百老汇演员唱道，“中产阶级，同猪一样……中产阶级，同猪一样。”1961年，伯特兰·罗素说，“我们曾管希特勒叫坏蛋，因为他要杀光犹太人。但是肯尼迪和麦克米伦要比希特勒坏得多——他们是人类历史中最邪恶的败类，我们有责任竭尽全力去反对他们。”在另一极端，伯奇协会的“创建人”则声称美国“全国是一所巨大的疯人院，管理权掌握在最疯的病人手里。”基督教十字军的先知迪安·诺贝尔则坚决认为处于克里姆林宫核心的特务们已经制订了一项“共党－披头士协议”——“共产党已经设计出一种复杂的狡猾的科学技术，能通过神经干扰、脑力衰竭和迟钝，使一代美国青年变成废物……披头土乐队的破坏性音乐……加速着……精神崩溃。”
约翰·肯尼迪对这两种势不两立的极端派系都十分了解。1961年11月，他在西雅图大学演讲时表示，正由于当前许多问题十分难以解决，使得许多人急于寻求简单的答案。他说，“这类灰心丧气的公民分成了两派。奇怪的是这一派……和那一派颇为相似。两派都认为我们只能有两种选择：不是姑息就是战争，不是自杀就是投降，不是屈辱就是浩劫，不是赤化，就是死亡。”一有机会他就用俏皮话来刺他们一下。在白宫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晨报《达拉斯新闻》的记者“特德”·迪利对他说，“我们需要一位骑马的人来领导这个国家，而在得克萨斯城以及整个西南部，许多人认为你骑的是卡罗琳【肯尼迪的女儿。——译者】的三轮脚踏车。”达拉斯晚报《时代先驱报》的主编写信给肯尼迪说，迪利的话并不能代表得克萨斯。总统回信说，“我可以断定达拉斯的居民每到下午就会高兴起来。”【意为晚报代表了达拉斯居民的意见。——译者】
温和的幽默是无伤大雅的。过火的幽默却会变成恶意。佐治亚一所剧院入口处画着一幅表示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勇事迹——109号侦察鱼留艇——的画，上面写着，“看日本鬼子怎样差点搞掉肯尼迪的。”有一道谜语说：“倘若杰克、鲍勃和特迪【肯尼迪三弟兄的昵称名字。——译者】同在一条即将沉没的船上，谁会得救？”答案是：“国家。”一份广为流传的油印传单，说计划要给肯尼迪在华盛顿修建一座纪念碑：“把它建在弄治·华盛顿纪念塔旁边是不妥的，因为华盛顿一生没说过一句假话；把它建在罗斯福纪念碑旁边也不妥，因为他一生没说过一句真话，而约翰·肯尼迪却根本分辨不出假话和真话。”【许多憎恨罗斯福的人都以为首都有一座惹人注目的罗斯福纪念碑。其实，罗斯福仅只要求他死后在宾夕法尼亚大街国家档案馆外面的一块石头上钉上一块小铜牌，上面写上他的姓名和生卒年月。这牌子1965年才钉上，铜牌并不显眼，过往行人很少注意到。】传单接着写道：
『五千年前，摩西对以色列的儿女们说：“拿起你们的铁锹，骑上你们的驴子和骆驼，我领你们到幸福之国去。”大约五千年后，罗斯福说：“放下你们的铁锹，一屁股【英语“驴”（ass）与俚语“屁股”是一个字。——译者】坐下来，点上一支驼骆牌香烟，这里就是幸福之国。”如今，肯尼迪却正在偷盗你们的铁锹，踢着你们的屁股，提高骆驼牌香烟的价洛，把幸福之国据为己有。』
从这类话开始，向着两极发展，到了荒谬的地步，而过火的玩笑也就越来越使人觉得难以见诸笔墨。一如在罗斯福时代一样，这类玩笑往往在不正常的性行为上做文章，不但涉及肯尼迪家族的男女，还扯到他们的子女，甚至所养的猫狗。当年学着罗斯福的上层社会口音说话的那些人的儿子如今都学着肯尼迪的口音信口胡诌，说什么有几根热线从教皇的厕所里穿过罗马的阴沟直通白宫【讽刺肯尼迪是个天主教徒。——译者】，说他采用种种稀奇古怪的方法挥霍他老子的钱，还说有一个女人自称是他的元配——说乔·肯尼迪是花钱私自了结了这一婚事的——甚至他生什么病也成了取笑的材料。阿瑟·施莱辛格曾指出，肯尼迪几乎变得无处不招人厌恶：“他的长相，他的宗教信仰，他的财富，他的智慧，他上过的大学，他的家乡，他的妻子、弟兄、顾问，他对黑人的支持，他决心不那么意气用事地搞冷战，他拒绝投原子弹”。极端派无论读到什么关于总统的报道，无不切齿痛恨。
这类报道可够多的。有关第一家庭及其许多有关人员的报道有时好象把整个通讯事业全包了下来。肯尼迪故事被拍成了电影，编入了电视节目，搬上了百老汇舞台，还谱成了赞美的乐曲。每家书店都设有肯尼迪图书专柜，截至1962年，此种书籍已超过一百种，藏书家们为要要到有作者签名的《英勇的人们》【肯尼迪写的一本书。——译者】，不得不额外多掏点钱。仅仅由于总统喜欢读戴维·塞西尔勋爵所写的一本梅尔本【威廉·兰姆·梅尔本（melbourne，1779－1848），英国自由党政客，曾任首相。】的传记，这一部本来只会使少数人感兴趣的书，一下子成了畅销书。有人报道说总统很喜爱伊恩·弗莱明【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1908－1964年），英国惊险小说作家。】的《从俄国寄回的家书》，弗莱明立即就成了百万富翁。《新闻周刊》的封面上刊登了卡罗琳·肯尼迪的照片，而三家电影刊物决定：每一期的封面和封底都要有卡罗琳的母亲的照片。
人们一听说总统通过一种快速阅读的函授教程学会了每分钟读一千二百字，于是教这种教程的机构就增加了十倍。美容学校专门教授如何模仿第一夫人的那种蓬松的发式。由干她的丈夫通常不带帽子，于是，康涅狄格州的制帽业中心丹伯里城的生意一度大为萧条。采访白宫的记者透露说，总统最喜欢喝的鸡尾洒是代基里，转眼之间，卖瓶酒的店铺货架上就摆出了一瓶瓶代基里鸡尾酒配料。杰基【肯尼迪的妻子杰奎琳的昵称。——译者】认为举行小型的家宴更时髦。于是，那些在艾森豪威尔时代以举办大型宴会闻名的主妇，如珀尔·梅斯塔和格温·卡弗里兹等等就显得黯然失色了。有人传出，肯尼迪政府中的要员如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泰勒将军等尽管公务繁忙，还腾出时间到“胡桃山大学”（罗伯特·肯尼迪在弗吉尼亚州私邸所举办的晚间及周末学术讨论会）去进修。这消息传到了亚历山德里亚和阿林顿，传到了乔治敦和克利夫兰公园，于是，象约翰逊兄弟公司那样的企业也开始为其经理人员开办了进修班。
肯尼迪家的人酷爱室外活动。自从西奥多·罗斯福以来，在白宫里还从没有过如此热中于提倡锻炼的总统。锻炼项目包括简易足球，在海恩尼斯港外泛舟，以及杰基的摩托牵引滑水。把他们弟兄算在一块儿，他们几乎对一切运动都盛兴越：网球、游泳、骑马、羽毛球、高尔夫球、垒球，肌肉锻炼，去阿斯彭滑雪，以及早餐前长途步行，体型本来矮胖的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越来越发胖，这简直使他成了叛逆，迹近非美活动，于是总统为了挽救他，提出同他比赛俯卧撑。由于想到皮埃尔的情况，肯尼迪曾经一度要求他的工作人员都把体重减轻五磅。总统本人则总是认真地按时在白宫的小型体育馆里，外出旅行时在旅馆的房间里，以及在“空军一号”的地板上，做一套特别设计的背部锻炼。
有时候这种对健康的重视简直象是着了魔似的。海恩尼斯港式的简易足球是很粗野的运动；在蔷薇丛中接球常会伤人；杰基是在一条腿骨折断以后，才不再玩了。雷德·费伊是肯尼迪当年在侦察鱼雷艇上时就相识的一个秃了顶的老朋友，被肯尼迪任命为海军部副部长后，他巡视各海军基地，到处同水兵们比赛俯卧撑。在胡桃山下榻的客人早餐前最好打一盘网球：总统在看到他那些戴绿色贝雷帽的游击战士在布雷格堡能够熟练地通过一套难度惊人的障碍训练教程之后，就要他的三位已届中年的军事助理也照样去练。
当时最令人难忘的体育锻炼是后来大家所说的“大远足运动”。这是甚得肯尼迪欢心的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戴维·肖普将军首先发起的。他从档案堆里找出了西奥多·罗斯福在1908年发布的一道训令，要求海军陆战队的连长都能在二十个小时内行军五十英里，最后的七百码还要快步完成。他就此事给总统写了个备忘录。总统查了查有关资料后给他批示说：“罗斯福总统当年不只是对海军陆战队的军官提出的这些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也适用于他自己的家人。他的工作人员以及内阁阁员——甚至也适用于倒楣碰上的外国外交官员。”接着，肯尼迪就问海军陆战队敢不敢试试看。他问肖普今天的海军陆战队是否能够比得上1908年的海军陆战队。他们能赶得上，而且也实际赶上了，但这还仅仅是个开始。罗伯特·肯尼迪徒步走完了沿切萨皮克－俄亥俄运河一线的全程；司法部部长肋理和秘书们全都追随其后。消息见报以后，立刻引起了一阵狂潮。长途步行成了最时髦的事。一向最多只肯从安乐椅边走到鸡尾酒柜前面去的人，现在也全上路了。着慌的医生们指出过火的运动是危险的。在他们的要求之下，总统告诫大家别做过了头；而曾经冒失地同意率白宫记者团步行五十英里的塞林格，这时也就极为乐意地打消了计划。
在胡桃山草坪上举行的一次热闹的聚会结束时，塞林格穿着全身礼服被扔进游泳池里。特德·肯尼迪一时兴起，也跟着跳下水去。这个消息在报纸上披露以后，那些憎恨肯尼迪的人们把眉头皱得更紧了。不知为什么，这件事在他们看来特别显得腐朽。本来私人游泳池就是对新教伦理的触犯；除了游泳衣，穿着任何其他衣服下水，那简直成了离经叛道。可是持这种看法的人，还有更加令他们震惊的事。1962年6月17日是司法部长结婚十二周年。他和艾塞尔在家举行庆祝宴会。桌子是围着游泳池摆着的；艾塞尔坐的那张桌子晃晃悠悠地摆在一条临时搭在游泳池上的狭窄的过道上。在等着下一道莱的时候，阿瑟·施莱辛格和一位女伴决定跳跳舞。这下于可槽了。他们俩一踩，那条过道的板子翘了起来。女主人坐的椅子一滑，噗通一声，艾塞尔喝了水。施莱辛格大吃一惊，跟着也跳了下去。后来他们换上干衣服，晚宴继续进行，但憎恨肯尼迪的人说法可不一样。按照他们的说法，围着游泳池的胡闹简直迹近巴比伦【古伊位克的首都。《旧约》中把它描成淫乱的罪恶之城。——译者】。此后一年当中，艾塞尔不得不向新来的客人解释事实真相，有时候她还很不安地感到他们并不相信她的话。
象罗斯福一样，肯尼迪渐渐感觉到，那些人肆无忌惮地对他和他的家人散布种种恶意的谣言，倒变成了他的政治资本。这种谣言使正派的美国人听了反感，因此反而对他有利。他估计巴里·戈德华特将于1964年成为他在大选中的对手。他要确保全国都解他的中央集权同戈德华特的极端主义是不同的。在一篇他生前未来得及发表的演说中——他死时这篇演讲稿还装在他的衣袋里——他申斥了那些把“空论与现实”混为一谈、并认为“谩骂即等于胜利”的人。在这之前，关于那帮人他曾说过：
『他们以怀疑的目光看着他们周围的人和他们的领导人。他们需要“骑马的人”，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在我们的教堂里，在我们的最高法院里，在我们对饮水的处理上……他们都发现有背叛行为，〔他们〕不肯正视外来的危险，于是坚信真正的危险来自内部。』
不管赖特·米尔斯和斯图尔特·休斯怎么说，共产主义当时的确是美国安全的威胁。也不管罗伯特·韦尔奇和基督教十字军如何作为，威胁是来自苏联，而不是来自对自来水进行氟处理。冷战造成的紧张局势仍然严重到足以再次引起巨大的恐怖情绪。这种恐怖终于把美国以及全世界推向核毁灭的边缘。这情况，说也奇怪，竟发生在1962年10月那灿烂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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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参议员肯尼斯·基廷通常并不是个多疑的人，但是那年夏天，从佛罗里达古巴难民嘴里传来的消息却使他感到不安。大家知道，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古巴的武装部长）7月2日曾到过莫斯科。同月下旬，古巴港口活动明显增繁；从黑海开来的大批苏联货船开始驶抵比那尔德里奥省北岸的深水港马里埃尔。般上所载货物不详，但却令人生疑。这些船吃水很浅，而特点是舱口非常宽。同样奇怪的是，每条船上都乘有大批苏联技术人员。
及至8月底，在古巴的俄国人已经有五千多名。据在佛罗里达州奥帕洛卡的中央情报局查询站受讯问的难民说，他们目睹成队的卡车拖着用防水帆布包裹着的长形管状物件。有个从古巴来到奥帕洛卡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曾看到其中之一的尾部，并且画下一张简图。同一星期内，卡斯特罗的私人飞机驾驶员在哈瓦那一家酒吧间里夸口说，古巴现在已经有了装着核弹头的远程导弹。10月3日，奥帕洛卡接到消息说，比那尔德里奥出现了“多半与导弹有关”的活动。这些情报，参议员基廷究竟知道多少，不得而知；可是那个月，他在一连串的演说中提出警告说，苏联正在集结军力。10月10日，他说，他从“百分之百可靠的”消息来源获悉，那个岛上正在建造六个远中程导弹发射场。
政府表示怀疑。苏联人从不曾在其他国家设置过导弹，即便在通过《华沙条约》受他们控制的邻邦东欧卫星国里，也没设置过。在铁幕的两边谁都认为卡斯特罗是个不稳定的领导人，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很难想象，赫鲁晓夫会把足以毁灭世界的武器交给这样一个人。当时克里姆林宫还没有承认古巴是苏联集团的一员，尽管卡斯特罗自己已经这么说了。古巴离苏联遥远；美国能够迅速地截断它们之间的交通运输线。还有一点：俄国人肯定知道，这样的行动必然会引起华盛顿的强烈反应。
10月14日（星期日）下午3点，麦乔治·邦迪在电视中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爱德华·摩根和约翰·斯卡利的采访。他们要求他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就基廷所指控的问题发表评论。他回答说：“据我所知，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古巴人及古巴政府会同苏联政府联合起来试图安装大规模进攻性设施、而且我认为目前这样做的可能性也不大。”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差不多也都抱同样的看法。他们认为基廷受了骗。古巴人的情报是著名不可靠的。毫无疑问，那些管形物件是萨姆导弹——就是曾在苏联境内一千二百英里的地方击落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驾驶的U－2飞机的那种地对空导弹。俄国人曾向埃及和印度尼西亚提供过这种导弹，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同样一些正在运送给卡斯特罗。但这是防御性武器，用不着担心。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不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那就是中央情报长约翰·麦科恩。麦科恩在蜜月旅行后回到首都，得悉一个月以来没有对古巴西部进行空中侦察，原因是由于在那里发现了萨姆导弹设施。谁也不愿意冒险让萨姆导弹再打下一架U－2飞机来。麦科恩说，这个险非冒不可。10月4日，他下令立即对整个岛屿进行拍照，对岛屿西端尤要特别警惕。由于目标地区上空有云，也为了训练新的U－2飞机驾驶员，耽搁了几天。10月14日清晨晴朗无云，两名空军少校起飞，前往古巴西部。事先告诉他们地面可能会有炮火，可是萨姆导弹的射手要么离开了岗位，要么睡着了；他们竟一路平安无事。回来后，他们的底片盒立即送往华盛顿，并由洗印室冲洗出来。在五角大楼的分析中心，熟练的专家们开始研究每一张放大的照片。
到星期一下午，他们所看到的已足证明基廷的话甚为可信。圣克里斯托瓦尔附近已经修起一片梯形的场地，而这种场地到当时为止，还只是在U－2飞机拍摄的苏联照片中看到过。场地的四角都有萨姆导弹发射场，保卫着一座发射台。照片中看不到弹道导弹，然而分析人员却能认出有导弹转运、装配和发射装置。证据还不够确凿，但肯定应该立即报告美国政府最高当局予以注意。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那天比平时早一些离开了五角大楼——去参加胡桃山大学的讨论会——因而国防情报局长不得不通过热线往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在华盛顿的寓所打了个电话。那是1962年10月15日（星期一）下午7点钟稍过一点。
吉尔帕特里克正在换装，准备到泰勒将军在麦克奈尔堡的住所去赴宴，他本来就已经晚了，现在也只好决定索性更迟到一会儿。他说他要看看照片。两名分析员把照片送去。他看完照片，下达了必要的命令，然后仍去赴宴。席上，几位主要客人全一个个被叫去接电话，被机密地告知一些情况，并叮嘱他们连对自己妻子也不能泄漏。给总统的报告将由麦乔治·邦迪转呈，他那时正在设宴为新任驻法大使查尔斯·波伦饯行。8点半钟，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给邦迪打来了电话。他决定等第二天再向总统报告。凡是肯尼迪所能做的都已经做了，现在去报告只不过害他一夜失眠而已。邦迪在后来交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考虑到你在今后若干天内即将面临的一切，我决定你当时应做的最好谁备，莫过于度过一个宁静的晚上并好好睡上一夜。”
在国务院八楼的餐厅里主持着第三个正式宴会的迪安·腊斯克，正在跟主宾西德外交部长格哈德·施罗德交谈，这时被叫到配膳室去听电话。打电话给他的是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腊斯克听了一会儿之后说，“你个人认为是这么回事吗？”希尔斯曼回答说，“现在还只是一个初步分析，不过，根据我从电话中可以了解到的情况来判断，好象没有多大疑问。”国务卿的举止如稍稍有点失常，就很可能会马上引起满城风雨的谣言。腊斯克尽管心情恶劣已极，似乎只能仍按外交礼节行事，回去招待宾客。到第二天早晨，为期十三天的危机才算开始。
※※※
「1962年10月16日，星期二」
分析人员通宵达且地重新检查了圣克里斯托瓦尔的照片。早晨7点半，麦克纳马拉看了这些照片，邦迪是在8点钟看到的。肯尼迪正在卧室里阅读当关早晨的报纸。邦迪径直走进去，向他报告：“总统先生，现在根据一些确凿的照片证据，这您一会儿就能看到，俄国人在古巴设置了进攻性导弹。”总统吩咐郑迪召集政府主要成员上午11点3刻到内阁会议厅开会。接着，他给他的兄弟打了个电话。
参加11点3刻的会议以及随后召开的一系列续会的，除了肯尼迪兄弟外，还有吉尔帕特里克、邦迪、麦克纳马拉、腊斯克、奥唐奈、林登·约翰逊、麦科恩、马克斯韦尔·泰勒、中央情报局的马歇尔·卡特将军、索伦森、乔治·鲍尔——国务院里与吉尔帕特里克处干同等地位的人——财政都长狄龙、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爱德华·马丁、大使波伦、卢埃林·汤普森和艾德莱·史蒂文森；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和保罗·尽采，以及三个业已不在政府里供职的人：迪安·艾奇逊、约翰·麦克洛伊和罗伯特·洛维特。这些人将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或简称作“执委会”）的成员载入史册。
技术专家送来的报告表明，再过十来天，圣克里斯托瓦尔发射场便可供使用，而这一工程完成后，美国在遭到袭击时的报警时间便将从一刻钟缩短到两三分钟。罗伯特·肯尼迪记述当时最突出的感觉是：“震惊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当时普遍认为，美国作出任何反应都可能使局势恶化；但总比听任赫鲁晓夫干下去要好一些。
总统下令大大增加U－2飞机的监视。执委会其他成员将研究可供选择的途径——用腊斯克的话来说，他们将“从各个方面提出意见”。国务院将探索争取拉丁美洲以及美国在欧洲盟国支持的可能：国防部要研究一下各种可供选择的军事方案，以及各方案中的时间因素，部队军种和所需兵力。这时候，大多数人还都感到只有一个对策：对导弹发射场进行一次空袭。罗伯特·肯尼迪递给他哥哥一张字条：“我现在才知道东条在策划偷袭珍珠港时是何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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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星期三」
为了继续保持外表的镇定，总统仍按原定计划前往康涅狄格州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直到午夜才返回首都。整个白天以及大半个晚上，执委会都在国务院七楼乔治·鲍尔的会议室里开会。U－2飞机获得的新证据，令人不寒而栗。苏联技术专家昼夜不停地工作。现在，从照片上已可看到导弹。一周之内，十六个——也许三十二个发射场就可供发射之用。除了有确凿证据表明，圣克里斯托瓦尔确有中程导弹（射程一千英里）发射场外，还发现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和哈瓦那之间的瓜纳哈伊地区以及古巴东部的雷梅迪奥斯，设有远中程导弹（二千二百英里）发射场。远中程武器的准备工作将于12月1日完成。这就是军界所说的“第一次打击”武器。据美国情报委员会估计，苏联用这些武器可以向美国本土（西至蒙大拿州）的目标一次集中发射四十枚核弹头。
鲍勃·肯尼迪在其兄外出期间，主持了执委会的讨论。大多数人的意见依然赞成进行空袭——当时委婉的说法叫作动一次“外科手术”。邦迪和艾奇逊是这种意见的主要鼓吹者。麦克纳马拉提出了另一种方案：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轰炸和封锁都是战争行为，但封锁的好处在于，至少在最初阶段，可以避免流血。空袭会炸死大约两万五千名古巴人以及数目难以估计的苏联技术人员。炸死了俄国人，就几乎难免要同苏联打一场全面战争。
这一天，大家考虑了六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或“途径”。途径甲是目前什么行动也不采取。途径乙是派个使节去见赫鲁晓夫，试图悄悄地解决此事。途径丙是把俄国人拉到联合国安理会去解决。（不凑巧，本月份是苏联的瓦列里安·佐林担任理事会土席。）途径丁（执委会称之为“缓慢途径”）是封锁。途径戊是空袭。途径己是入侵古巴。最后这一途径暂时搁置留待以后研究；因为这需要在事先做好大量准备工作，目前无法予以考虑。不过，这些准备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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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星期四」
据美国情报界估计，当前在古巴的武器大约相当于苏联全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能力的一半。对照片的分析表明，它们是对准着一批特定的美国城市的。如果发射出来，几分钟之内八百万美国人就会丧命。据情报委员会在执委会上午11点钟会议上所提出的最新的报告，第一批导弹在十八个小时之内就能做好发射准备。总统对艾奇逊说：“这个星期我得对得起我那薪水。”当他同执委会开会时，肖普将军说，“总统先生，您的处境可是相当不妙啊。”肯尼迪立即回答说，“你也在内。”
总统老早就答应了要接见安德烈·葛罗米柯。他和葛罗米柯谈了两个多小时，尽量引导他谈导弹的事，但葛罗米柯就是不搭腔。（后来人们怀疑，葛罗米柯大概根本不知道在古巴发生的事。）就在这时，腊斯克在执委会提出建议，应把10月23日（星期二）作为采取行动的最后限期。他说，假若届时导弹发射台仍在建造的话，就应使用武力予以拔除。
空军参谋长柯蒂斯·李梅也参加了会议，强烈主张非发动军事进攻不可。总统问李梅，俄国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李梅保证说，不会有任何反应。肯尼迪表示怀疑：“他们也跟咱们一样，决不会无所作为地了事。他们发表了那么多声明，现在决不会听任咱们把他们的导弹搞掉，杀掉一大批俄国人，就那么算了。他们不在古巴采取行动，肯定也会在柏林下手。”麦克纳马拉继续为他的封锁政策辩护。国务院的一位法律顾问回顾到富兰克林·罗斯福“隔离侵略者的讲话”，建议把封锁叫作“隔离”可能会更好一些。于是大家的意见遥渐倾向于这一办法。罗伯特·肯尼迪更是极力赞成。他说，大家对珍珠港事件记忆犹新，美国不能进行突然空袭，杀害成千的无辜的人。他说，一百七十五年以来，我们从来也不是那样的国家，突然袭击是不符合美国的传统的。
那天晚上执委会举行会议，正好楼上腊斯克设宴招待葛罗米柯（国务院八楼）。新闻记者看到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来到，觉察出大概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当时还故意让记者们以为麦克纳马拉和麦科恩是赴宴来的。为了避免再一次和记者见面，会议结束后，执委会的九名成员（他们的汽车都有易于辨认的牌照）全挤进了司法部长的高级轿车。他们来到了白宫，在那里总统了解到大家的意见还是趋向于封锁。司法部副部长卡曾巴赫曾任国际法教授，他奉命为封锁古巴寻找法律上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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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星期五」
由于保密的盖子仍然盖得很严，总统又一次按照原来的约定离开华盛顿，这回是到芝加哥去帮助竞选。在首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大西洋司令部和加勒比海司令部于下午1点20分进人戒备状态。五角大楼宣布，麦克纳马拉己要求三军参谋长在华盛顿暂留六个星期，以便商谈“编制预算问题”。卡曾巴赫报告说，照他看来，在当前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封锁在法律上是可以说得过去的。总统决定在星期一傍晚通过电视向美国人民报告情况——因为事先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不可能把这讲话更加提前。
星期五，执委会的会议开了一天一夜。如今大多数人明确都己赞成封锁，艾奇逊不再参加会议。其他人分成几组，各自把建议写下来，然后互相交换研究。具体计划的大致轮廓就这样初步形成了。星期五最重要的进展是决定要求美洲国家组织对封锁表示赞同。为此，必须在有投票权的二十个美洲共和国之中，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克里姆林学家们相信，若能做到这一点，其效果是不可估量的，因为俄国人很重视合法性。附带办的一件事，是由鲍尔把危机的简单事实告诉了唐·威尔逊——他是在病中的美国新闻署长爱德华·默罗的副手。威尔逊通知贝尔电话公司经理让西班牙语广播电台随时准备转播，但不要告诉电台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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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星期六」
罗伯特·肯尼迪往芝加哥谢拉顿－黑石饭店给他哥哥打电话，告诉他执委会已经准备好了行动计划。总统把塞林格叫到谢拉顿·黑石饭店的总统专用套房去，递给他一张字条“轻微上呼吸道（感染）。体温上升一度。天气恶劣多雨。建议返回华盛顿。”芝加哥时间9点35分，塞林格向报界宣布了这个消息。在空军一号座机里，他问肯尼迪，“总统先生，您的身体并没什么问题吧？”肯尼迪回答说，“要是你一无所闻，那你算运气。”
总统的座机在东部标准时间1点37分抵达安德鲁机场；罗伯特·肯尼迪前往迎接。执委会下午的会议从2点半起在行政大楼二楼的椭圆形办公室进行。总统最后决定同意封锁。美国战术空军指挥部的司令官告诉他说，大规模空中偷袭也未必能够消灭古巴的全部导弹发射场和核武器，这使他对封锁的决定就不再有丝毫犹豫。
艾德莱·史蒂文森那天来到华盛顿，提出一个办法。他建议总统告诉俄国人，如果他们从古巴撤除导弹，美国也把设在土耳其的导弹撤掉，并放弃美国在关塔那摩湾的海军基地。当时普遍的反应是一致强烈反对，那难堪的滋味恐怕史蒂文森到死都难忘掉。
其他方面，事情开展得都很顺利。阿历克西斯·约翰逊对于在星期一下午7点总统发表演说之前应作的事都有一套巧妙的安排——向美国驻外使馆发出指示，向国会领袖介绍情况等等。艾奇逊被召了回来，他同意去通知麦克米伦、戴高乐和阿登纳。爱德华·马丁则为召开美洲国家组织会议做准备。为了做好细节安排和整理法律根据，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参预了问题的讨论。结果，即将发生某种重大事件的消息开始泄露出去。许许多多原定的旅行取消了，许许多多声明令人莫明其妙，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地方直到很晚还灯火通明，许许多多应邀赴宴的政府高级官员要么中途托辞退席，要么根本没有露面。《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和《华盛顿邮报》的执行编辑艾尔弗雷德·弗兰德利开始摸到了一些情况，赖斯顿更掌握了大部分基本事实。两人都在总统亲自请求之下，同意在星期二以前，不把他们所知道的全都发表出去。
海军在加勒比海上部署了一百八十艘舰艇。B－52轰炸机部队受命满载原子武器在空中飞行，一架飞机着陆后，它在空中的岗位立即由另一架接替。星期六深夜，第一装甲师从得克萨斯开拔，前往佐治亚的港口准备上船。另外五个师也处于戒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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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星期日」
这一天秋高气爽。在国务院，致各国政府首脑和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的四十三封公函已经写好，等待总统签名。此外，总统正在给赫鲁晓夫写信，这信将连同他的演说稿副本一道送去。美国驻外使领馆都已得到通知，要准备应付示威游行和暴力行动。第二天下午6点钟，在肯尼迪发表演说前的一小时，美国驻各国的大使将会收到说明情况的电报。美国护照处在星期日专门为一位旅客办公——给迪安·艾奇逊办理护照签证。
秘密保守不了多久了。华盛顿笼罩着危机的气氛。现在整个新闻界都知道有什么事即将发生。在麦克纳马拉的请求下，《纽约先驱论坛报》抽掉了有关消息报道，但是其他报社随时都可能把它捅出去。英国使馆已经探听到了正在发生的事，其他外交使团则开始对种种传闻进行查核。星期日傍晚，迪安·腊斯克劝他手下的人都去睡一会儿。他说：“诸位，明天这个时候咱们都将处在一场烈火般的危机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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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星期一」
中午，塞林格宣布，总统将在下午7点钟作电视演说，内容关系到“最为紧迫的问题”。
劳伦斯·奥布赖恩给两党的二十位国会领袖打电话，通知他们总统要在下午5点钟会见他们。凡来不及搭民航机前来的，都由军用飞机——有的还使用了喷气式战斗机——接来。对肯尼迪来说，这次会见变成了他在整个危机中最棘手的问题。国会领袖们斥责隔离－封锁的办法过于软弱。他于是怒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间。后来跟他弟弟谈起这事，他就冷静多了，因为他回想起尽管现在国会方面的反应比他激烈得多，可是在六天前他最初听到导弹消息时不也和他们差不多吗？
外交方面的全面安排没有发生差错。按照事先巧加安排的计划，分别向四十六个盟国使节、拉美各国驻美大使以及新兴国家的外交使节做了情况简介。戴高乐对艾奇逊说，“这正是我会采取的措施。”下午6点钟，腊斯克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会晤，二十五分钟后，多勃雷宁从屋子里走出来时，绷着脸，惊慌失措。（美国官员们后来相信，多勃雷宁事先并不知道古巴导弹的事）在法国，艾奇逊向北约领导层摆出了这个问题。艾德莱·史蒂文森向苏联的佐林提出申请，要求召开安理会特别会议，来处理“由于在古巴秘密设置了能够向北美和南美大部地区发射热核弹头”的导弹，“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的严重威胁。”
这些行动引起的初步反应是令人鼓舞的，甚至连中立国政府的反应也是这样。俄国人看来有点惊呆了。只有一个盟国的首脑对美国人表示怀疑：那就是加拿大的约翰·迪芬贝克。
肯尼迪的演说是下午7点钟开始的。所有的电视台和西班牙语广播网都同时播送：
“同胞们，晚安。政府遵守自己的诺言，一直对苏联在古巴岛上的军事集结情况保持着极为严密的监视。在过去的一周里，已有确凿无疑的证据表明在那个被禁锢的岛上，正在修建一系列进攻性导弹的发射场。修建这些基地的目的，只可能是为了提供向西半球进攻的核打击能力。”
他引述了俄国人的一再许诺，如今看来己显然是“蓄意欺骗”，并郑重保证说，清除这一核威胁将是他“坚定不移的目标”。他说，隔离措施仅仅是第一步；必要时还将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美洲国家组织正召开紧急会议考虑应付这个威胁的对策，U－2飞机在古巴上空的飞行正在加强。他警告赫鲁晓夫：从古巴发射的任何导弹都将被认为是苏联向美国的袭击，必将招致美国对苏联的全面的报复。企图闯越封锁钱的任何船只，都将被美国海军击沉。
演说完毕后，他收到麦克纳马拉写的一份机密报告，详细开列了为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所准备下的力量：足够向古巴的目标发动两千架次攻击的军用飞机，由九万名海军陆战队和伞兵组成的一支入侵队伍，以及二十五万名增援部队。估计在入侵活动中，美国伤亡人数将达两万五千名。
出乎意料之外，这里还有一段轻松的插曲。五角大楼向总统报告说，俄国人和古巴人莫名其妙地把他们的飞机一字摆开停放在机场上，象二十一年前在珍珠港的美国飞机一样等着被击毁。肯尼迪要求泰勒将军派U－2飞机对佛罗里达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高空摄影。他说，“如果咱们也是那么着，那倒很有趣啦。”我们的飞机果然也是那样。空军部迅速让这些飞机疏散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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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星期二」
在办公室的躺椅上整夜都没睡稳的乔治·鲍尔，醒来发现迪安·腊斯克站在他面前，而且是一周来第一次脸上带着笑容。腊斯克说，“咱们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你我还都活着。”事实上，他们所最担心的并没有成为事实。俄国人并没有轰炸中东的美国基地，也没有封锁柏林，或是采取封闭达达尼尔海峡的行动。苏联的战略不管原来进攻意图如何，现在已被总统的挑战制止住了。
在莫期科，足足十三个钟头没有任何反应。然后，美国驻苏大使接到一份照会，指责美国的“海盗行为”，并否认设在古巴的导弹意在用于军事目的。这份照会被理解为苏联还在举棋不定；赫鲁晓夫措手不及，看来正在拖延时间，以便考虑对策。即便如此，容他调兵遗将的时间也不多了。肯尼迪总统己经签署了封锁的公告；明晨即将生效。公告上，被列入禁止通过的项目中包括进攻性导弹（及其核弹头和电子装置）和轰炸机。海军已经在加勒比海上跟踪俄国潜艇了。驶往古巴的二十五艘苏联商船并没有改变航线。这些商船正在接收着发自俄国的特大数量的密码电报。
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午9点钟开始举行，坐在美国席位上的是迪安·腊斯克。支持隔离行动的议案必须获得十四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同意，才能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爱德华·马丁认为恰好可以获得十四票。国务卿希望由于他本人出席，票数还可能多一点。确实多了一些——5点稍过，会议以十八票对零票一致通过了这项议案——只有乌拉圭弃权。据报道俄国人大为震惊。同时，美国驻牙买加、特立尼达、几内亚和塞内加尔的大使们报告说，他们阻止苏联弹头空运进人古巴的努力已获得成功：他们驻在国的政府都同意不准苏联集团的飞机在飞往古巴的途中过境着陆。联合国也传来了鼓舞人心的消息：在安理会的十一个国家中，史蒂文森获得七国的支特。
根据总统要求，罗伯特·肯尼迪到俄国使馆去拜访多勃雷宁大使，多勃雷宁把两手一摊；据他所知，在古巴没有导弹。回到白官后，鲍勃知道总统已经把隔离的截击线由八百英里缩短为五百英里，以便给俄国人更多的时间。麦克纳马拉从五角大楼打电话给总统说，U－2飞机新拍摄的照片表明，古巴的发射场的修建工程仍在继续进行。
肯尼迪总统开始紧张起来。他讲话快起来，断断续续，而且老是紧锁着眉头，好象在瞟着太阳。罗素拍来了一封电报说：“你的行动是孤注一掷……找不出任何正当的理由。我们不要大规模的屠杀……终止这种疯狂行为。”肯尼迪回电说：“我认为你应该更多地注意强盗，不应专注意抓强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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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星期三」
上午10点钟：封锁线已展开。一支以“特遗－136”为番号的舰队从星期一下午就以每小时二十七海里的全速前进，以便把由中大西洋通往古巴的五条航道全部封锁起来。现在它们己分别到达各自的岗位，在距古巴东端五百英里的一条巨大的弧线上摆开。位于纠察线前哨的是十三艘驱逐舰，然后是两艘巡洋舰，每艘侧翼各另有两艘巡洋舰——总共十九艘。朝它们驶来的是二十五条俄国商船，都已为海军侦察机所发现。其中两条——“加加林”号和“科米尔斯”号——距纠察线只差几英里了。一艘俄国潜艇进入两条商船之间随同前迸。在华盛顿，执委会等待着第一次阻截的发生——大概就在中午以前。
由辅助U－2飞机对古巴进行特殊低空侦察的飞机所拍回的照片表明，地面上的工程仍继续在加速进行。八个至十个导弹基地设在圣克里斯托瓦尔、雷梅迪奥斯、瓜纳哈伊和大萨瓜达几个城市附近。每个基地约莫有四个发射架。在古巴，至少有三十枚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还有二十架以上尚未拆箱的，能够向美国或拉丁美洲城市投掷核弹的伊柳辛－28轻型喷气轰炸机。在新拍摄的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发射台、导弹以及核弹仓库掩体。几天之内，有几座发射台就可以用来作战了。
在联合国，吴丹秘书长给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发出了内容相同的信，敦促双方在两三个星期内停止封锁和运送武器。在俄国人同意拆除并迁走导弹基地之前，肯尼迪拒绝谈判。在莫斯科，美国实业家威廉·诺克斯被邀到克里姆林宫去，他发现赫鲁晓夫几乎处于疲惫不堪的状态。苏联总理说有个信息托他转达给华盛顿。看上去他象是整宿没睡似的，说话有时几乎是前言不接后语；那个信息的内容并无关紧要。
肯尼迪总统在朝执委会开会的房间走去时对他兄弟说，“看来确是太狠毒一些，是不是？可是的确也没有别的办法。在咱们这个半球上如果让他们来这么狠毒的一着，下一次他们不知该做些什么了？”鲍勃对他说：“我的确看不出还能有什么旁的办法。不仅如此，如果你没有采取行动，你就会受到弹劾的。”总统说：“我也这么想——我会受到弹劾的。”①
第一线希望出现在上午10点32分。二十条俄国货船在海上停了下来。其中的六条——然后是十二条，掉头了。腊斯克用臂肘轻轻碰了邦迪一下，细声说：“咱们同他们眼对眼瞪着，看来他们是眨眼了。”
【①在《十三天》一书里，罗伯特·肯尼迪说这个星期三和紧接着的星期六是整个危饥中最难挨的两天。星期三有一个时刻，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海上发生对抗行动，关于那时的情景，鲍勃写道：“我认为对总统来说，那几分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世界面临着毁灭的边缘了吗？这是我们的过失吗？是我们错了吗？……他把手伸向脸部，捂住了嘴。他的脸好象拉长了，眼睛露着痛苦的神色，脸色苍白。我们隔着桌面直愣愣地对望着。刹那间，仿佛那里已再没有任何人，他也不再是总统了。不知怎地，我想起了他病得几乎死去时的情景；想起他失掉他那个孩子时的情景；想起我们听说大哥遇害时的情景；想起了个人生话中的一些忧伤愁苦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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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星期四」
上午8点钟，在公布隔离后二十二个小时，在海面上第一次拦截住一艘俄国船——“布加勒斯特”号油轮。通过无线电说明了自己名称标志，声明船上所载全部只是石油之后，该船获准穿过美国军舰的封锁线继续前进。上午8点35分，东德的客轮“人民之友”号载着二十名学生开来，也获得放行。总统训令一定要给各船船长充裕的时间向莫斯科请示。
局势依然是险恶的。在古巴，导弹发射场的修建工程仍以异乎寻常的速度继续进行着。伊柳辛－28型轰炸机正在拆箱、组装。肯尼迪继续施加压力。对一切妥协性的建议，他都回答说，导弹和轰炸机必须撤除，否则说什么也不成。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瓦列里安·佐林极其错误地质同艾德莱·史蒂文森能拿出什么关于导弹的证据来。那时刚好是晚饭的时候，千百万美国人在电视中看到，史蒂文森立即以鄙夷的神情转脸对着佐林。史蒂文森说他拿得出证据来，可是他先问佐林敢不敢否认古巴有导弹。“有还是没有？”他疾言厉色地说，“不要等翻译，有还是没有？”佐林说，他现在不是在美国法庭上受审。史蒂文森说，“现在你是在世界舆论的法庭上受审。你可以回答，究竟是有还是没有。”佐林退缩了，他说：“到时候你就会得到答复的。”史蒂文森逼近一步说：“我准备等待你的答复，即使你要让我一直等到地狱都冻上一层冰的时候也行。我也准备就在这间屋子里把证据拿给你看。”说着，他就把蒙在画架上的布一撩，顿时露出了导弹发射场的放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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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星期五」
早上7点钟，美国驱逐舰“小约瑟·肯尼迪”号在拿骚东北方约一百八十英里的公海上跟“马卢克拉”号货船通话。“肯尼迪”号发出国际信号“奥斯卡11月”，意思是让它“停车”，“马卢克拉”号照办了。在不到一个钟头之后，由美国水兵组成的一个武装检查组便上船对它进行了搜查。没有违禁品，该船随即放行。这件事很使人感到鼓舞，因为它表明莫斯科已指示苏联船长接受检查。
尽管如此，执委会的委员们仍十分不安。在古巴，俄国人仍在拚命继续地干着。几小时之内，第一批导弹就将做好发射准备。在白宫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塞林格提到这一情况，进而评论说，苏联技术专家显然是竭力要“尽快取得作战的完全效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警告说，这一情况如继续下去，总统就有“理由”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罗伯特·肯尼迪通知多勃雷宁大使说，总统的克制最多超不过四十八小时。
危机第一次真正的突破是在下午1点半钟。事情的经过完全出乎常规。美国广播公司负责采访国务院的电视评论员约翰·斯卡利接到苏联大使馆的一个熟人打来的电话。那人叫亚历山大·福明，他是大使馆参赞，但据信也是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的上校。斯卡利说他没有空。福明十分激动地说，“事情非常重要。请在十分钟之内，到西方饭店来碰头。”在宾夕法尼亚大街的西方饭店里，福明说他想知道国务院愿不愿意考虑就三项条款达成协议：在联合国监督下从古巴撤除导弹；让卡斯特罗作出保证，今后不再接受进攻性武器；羌国保证不侵略古巴。斯卡利说他去了解一下。7点35分，这两个人又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的咖啡厅里碰头。斯卡利已经同腊斯克谈过，他告诉这个俄国人，美国政府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福明赶紧就走了。
下午6点钟（莫斯科凌晨1点钟），赫鲁晓夫的一封感情激动的长信通过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与美国国务院之间的专线电传打字机开始传送过来。苏联总理第一次承认在古巴有俄国导弹。他说，他建议不再往古巴运送武器；只要肯尼迪答应不进攻古巴，可以把古巴境内的武器撤除或毁掉。这基本上就是福明所提的条件。下午10点钟，执委会召开会议，考虑这个建议。会上决定把它当作正式照会予以接受，并于次日晨答复，国务院的克里姆林学家们将连夜予以缜密研究。福明提出的条件也同时进行研究。十天以来，这是总统在就寝时第一次感到大概可以找到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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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星期六」
危机的高峰。致赫鲁晓夫的回信草拟未毕，莫斯科广播电台就广播了赫鲁晓夫致肯尼迪的第二封信。这封信是无法接受的。作为撤出导弹的条件，他要求撤除北约组织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执委会已经考虑过他提出这个作为交换条件的可能性，并决定予以拒绝。尽管在土耳其的基地如今己经没有什么军事价值（而且事实上不久即将逐步撤消），土耳其人却视之为美国对土耳其承担义务的象征。他们认为，以撤消一个盟国的武器作为条件以换取美国的安全，会动摇，乃至搞垮西方联盟。这第二封信不仅在内容上与第一封有所不同，文风也不似赫鲁晓夫，读起来象是由一个委员会集体草似的。联邦调查局报告说，驻纽约的苏联外交官正在准备销毁文件。通向理智的桥梁看来已临于崩塌。除此之外，还遭到另一个打击。一名美国U－2飞机驾驶员在古巴上空被打了下来。这说明导弹发射场的萨姆导弹基地己经投入使用，下一步就该发射导弹了。三军参谋长参加了执委会的会议。他们建议星期一发动空袭，紧接着就进攻古巴。执委会里，除一人外，都认为舍此之外别无他途，而那个人就是总统本人。他说：“我所关心的不是这第一步……而是双方相继升级到第四步、第五步的时候——我怕我们那会儿已不能升到第六步，因为已经没有人去干了。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我们正在走上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罗伯特·肯尼迪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提议不理睬那第二封信，只就第一封信作答。按照这个办法，迪安·腊斯克、乔治·鲍尔、麦乔治·邦迪和卢埃林·汤普森分别起草了几种信稿。鲍勃全都不满意。他哥哥对他说，“要是你觉得全要不得，那你自己去拟一封吧。”鲍勃和特德·索伦森立即退席去起草那封信。他们从那两封信和福明的建议中挑选自己最可接受的条件，对赫鲁晓夫并未提出的提议表示了同意。总统批准了这封信，在晚上8点零5分发给赫鲁晓夫——同时向全世界宣布，他己接受了俄国条件。然后鲍勃给多勃雷宁打电话，要他到司法部去。他告诉苏联大使，时间己经不多了。只有几个钟头了。总统必须在第二天得到答复。多勃雷宁很悲观。他说，克里姆林宫很难摆脱对卡斯特罗承担的义务。
在白宫，总统说，在他看来，后果如何，吉凶难卜，“两方面”的可能性都存在。麦克纳马拉在回五角大楼的途中望着天空，不由得说了一声，也不知道还能再看到几次日落。汤普森告诉妻子，如果他不回家，而首都又要疏散，他会通知她和孩子们应到哪里去和他相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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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星期日」
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上午9点（在俄国首都是下午4点钟）前几分钟，莫斯科电台宣布，9点正将广播重要声明。这是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如果赫鲁晓夫拒绝肯尼迪的条件，美国就将发动进攻。麦克纳马拉这时估计美国的伤亡将达四万至五万人。
苏联广播员开始宣读俄国的答复。关键在第三段：
『为了尽快消除危害和平事业的冲突……苏联政府……已发出一道新的命令，撤除你们所谓进攻性的武器，把它们装箱运回苏联。』
俄国人事先没有征求过卡斯特罗的意见，他因而宣称他被出卖了，并表示对这个协议将不予理睬。然而他虽能拖延时日，却不能制止危机的结束。导弹尽管设在古巴的土地上，却是掌握在俄国人手里，而且也没有一个古巴人懂得如何发射导弹。下午1点30分，三军参谋长向特遣136舰队发出信号：不要再上别国的船，不要再显示武力了。执委会兴高采烈，但是总统说，赫鲁晓夫这次退让必然是极为困难的；并告诫他们切不可声称美国取得了胜利。他字斟句酌地给苏联总理写了一封信，结尾是：
『我认为我们应该优先考虑有关地面和外层空间核武器的扩散问题，并为争取禁止核试验做出巨大的努力。』
当天傍晚，肯尼迪兄弟回顾了十三天来的危机。最后总统说：“也许今天晚上我该去看场戏了。”兄弟俩纵声大笑起来。然后鲍勃说：“你要是去，我陪你一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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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物画像：彼得·卡尔·戈德马克」
他干1906年12月2日出生于布达佩斯。他和爱德华·特勒、约翰·冯·纽曼和尤金·波尔·威格纳等人属于同一代杰出的匈牙利科学家。但在那几个人把自己的才能用于杀人技术时，他却成为通讯革命中的领先人物。那几位给美国造出了原子弹，而他却为美国发明了慢转密纹唱片和彩色电视，并展现出即将提供一个在声和色两方面都完全崭新的世界的前景。
彼得·卡尔·戈德马克的家庭原是富于发明创造的。他的叔祖父卡尔·戈德马克是十九世纪最使人感兴趣的歌剧作曲家之一。叔祖父约瑟·戈德马克发现了制做红头火柴的主要原料——红磷。约瑟因反抗奥匈帝国政府，逃到美国，参加了南北战争，并给联邦军队发明雷管，对打败李将军作出了贡献。
彼得是个早慧的孩子，他承袭了约瑟的气质，把家里的浴室完全占用下来作实验室，惹得他的父母大为恼火。在他还未成年以前，他已组装了一架大型的电影放映机。后来，仍在青年时代，他就告诉老师们，说他在英国最有声望的物理学家欧纳斯特·拉瑟福德的一篇论文里发现了错误。他们都觉得好笑——最后他为老师们重作了拉瑟福德的试验，证明他自己是对的。
彼得在一份杂志里看到一位古怪的苏格兰袜子推销员约翰洛吉·贝尔德写的文章。这人在二十年代初期设计出一套原始的电视系统，竟使皇家学会相信他这设计可行，还说服英国广播公司同意让他试行播放。文章介绍了如何装配接收设备，并附有出售成套零件的广告。彼得定购了一套。若干年后，彼得描绘他所看到的结果说：“接收到的图像只有邮票那么大，跳动得非常厉害，你简直着不出是什么。而且有颜色——全是红的。但那却是我一生中最感兴奋的事。”
那兴奋的情景久久难忘。他在柏林理工学院获得了工程学学位，又在维也纳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在维也纳大学时期，彼得曾在一系列音乐会上表演钢琴和大提琴，表明他也承袭了卡尔·戈德马克的才能。然而，还是贝尔德的发明吸引住了他的想象力。他在维也纳科学院宣读的一篇题为《离子速率新检测法》的论文，在很大程度上为电视播放奠定了理论基础。当系里一些同事劝他继续留下研究物理学时，他婉言谢绝了；他收拾起他的大提琴，搭船去了英国。
他受雇于剑桥的派氏无线电有限公司，制作了一部机械的电视播放机。这部机器虽然能够使用，可是公司的播音部门却并不关心它的发展，两年过后，彼得带着二百五十美元的储蓄，离开剑桥，搭船来到了纽约。在这里，他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并向美国无线电公司求职。后来使戴维·萨尔诺夫大为苦恼的是，他的全国广播公司的下属竟没有雇用这位干瘦的匈牙利科学家。结果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雇用了他。
不久，彼得的新上司就了解到他已在克里斯勒大厦的屋顶上安装电视天线。接着过了四个相对清闲的年头，1940年春，他去加拿大时，偶然走进影院，那儿正放映彩色影片《飘》。那绚丽的色彩使他看呆了，事后他说，他在离开那家影院时，想着“黑白电视，感到一种自卑”。仅仅过了三个月，他就发明了彩色电视。
彼得的彩色系统是以一个透明的绿、蓝、红三色转盘为基础的。转盘在电视摄像管前转动着。比方说，要播送表现一个场面中的绿色的图像，那绿色透明部分就对着镜头；而在检视器的机器上也有一个转盘，它和摄像管前的转盘同步旋转，这就使图像的颜色和原来的颜色一致起来。不同的颜色迅速交替变换，观众的眼睛也就自然把各种颜色融混在一起。1940年8月，彼得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经理人员做了一次表演。他们看到一台试脸机器连续地放映出一株可爱的百日草、黑眼睛的苏珊、夕照中的红帆、披着红围巾的棕发姑娘、追逐着彩色的水球进入巨浪中去的金发女郎，最后——象歌舞杂耍表演一样——还有美国国旗在劲风中飘扬。
战争打乱了一切。彼得领导一批工程师研制用来干扰纳粹雷达的装置。1945年，他又回去研制彩色电视。联邦电讯委员会在四十年代末对彩色电视装置进行检定，彼得放映的图像极为美丽，美国广播公司放映的电视，却是绿色的猴子在吃着蓝色的香蕉，这不免使得戴维·萨尔诺夫颇为难堪。联邦电讯委员会采用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装置。于是萨尔诺夫就用高薪雇用了一百名技术人员，拨给他们一亿三千万美元的经费，要他们搞出更好的色彩。这期间，彼得又改进了他原来的装置，做出了一种所谓遮蔽屏。联邦电讯委员会批准了美国广播公司的色彩，但是美国广播公司却需要使用遮蔽屏使播送的图像保持正确的色影——因而不得不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交纳专利权税。后来，苏联及美国宇航局的“阿波罗”在飞行时都使用了彼得最早发明的那一系统。
战后的一天晚上，彼得和几个朋友正在听由霍罗威茨演奏的布拉姆斯作品的唱片。彼得后来回忆道，“突然，唱片咔嗒响了一声，就在那音乐演奏中间，出现了人类自己发明的最可怕的声音。有人赶快跑去换唱片，可是欣赏的情绪已被破坏。就在当时当地我已明确，必须设法终止这种情况。”
三年后，彼得发明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每分钟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转的密纹唱片，这种唱片敷了一层乙烯系树脂来减少摩擦噪音。每分钟七十八转的旧式唱片，每英寸有八十五到一百道纹路，彼得把这个纹路数目提高到二百二十四到三百。这就是说，一张十二英寸的唱片，正反两面就可以放四十五分钟的音乐——从一首完整的协奏曲或一整部交晌乐。萨尔诺夫宣称，美国广播公司已经有一种每分钟四十五转的唱片，他认为需要比这再放慢速度的想法是可笑的。然而，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密纹唱片集第一集大受欢迎，从巴赫到哈里·詹姆斯的各种乐曲应有尽有，价格从每张二点八五美元的十英寸的流行歌曲唱片到每张四点八五美元的十二英寸的大乐章唱片。美国广播公司的挑战又失败了。
到彼得度过五十岁生日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委派了一位经理人员作他的总管（大家都称他是“照料彼得的副总经理”）。这时，彼得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实验室主任。这家广播公司在离彼得家不远、俯瞰斯坦福德主要街道的芳草如茵的山丘上，为他修建了实验室。弗兰克·斯坦顿说，“我们所做的最明智的事，莫过于在乡村为彼得建了实验室供他解闷儿”。从这座实验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靠彼得的发明获得了一百多项专利权。其中之一是一种回响装置，它能再现大音乐厅里出现的颤音以增强音响的深度。此外，还有一种供盲人使用的电唱机和一种能把胃里的情况向外科医生播放出来的微型彩色电视录相机——这是彼得在其身兼数职中，以宾夕法尼亚大学医用电子学教授的身分发明的。也许，他那最不寻常的发明要算是电磁录相设备了，观众只靠一个极小的装置，就可以在自己家的电视机上放映节目，而不用接收商业广告。一卷七英寸的微型影片就能放映半个小时的彩色电视或一个小时的黑自电视，这影片可以象唱片那样自动落在盘上，而且放完之后还会自动卷回去。
在康涅狄格州郊区，有关彼得的传说越来越多：他晚上如何同邻居本尼·古德曼一同举办音乐晚会；他如何和别人下棋；他收藏了多少慢转密纹唱片；他的住宅如何象一座教堂，因为屋里到处是巧妙隐蔽的喇叭，从各个角落传出唱诗班的歌声。如果有位秘书上班来迟，说她的车子出了毛病，彼得当场就能替她修好。他对自己的那辆麦塞德斯·奔驰牌轿车的保洁十分在意，在加油站服务员擦过之后，他马上还得自己再擦一次。彼得不分昼夜地工作，他有时会在凌晨3点或5点给助手打电话说：“刚刚又想到点什么，到实验室找我来吧。”说毕就挂上电话。
关于他的脾气也有一些传说。然而他却是他那一代少数几个关心社会的科学家之一。他替失业的黑人找工作，担任斯坦福德反贫困办公室的领导人，花费很多时间宣传在公立学校里采用电视教学。他捐赠给斯坦福德江滨小学一间设备齐全的电视广播室。部分是由于彼得的努力，到1971年他退休时，在美国近三分之一的学校里，教师们都采用了影片、幻灯放映机或其它直观教具。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彼得的退休问题十分不安，这一点也充分表现出了彼得的非凡的才能。这家公司向彼得提出，十年内每年付给他七万五千美元，而不需要他作任何工作。彼得拒绝了。相反，他却投入大量的精力把美国的卫星和海底电视电缆联接起来，一共建立了多达四十个横贯美国东西的电视渠道。在他对未来的设想中，将来会有全国通联的空中影院；参加竞选的政治家们可以不必花钱就能在电视中和选民见面；学生可以在家里上课，以及通过电视播送的全国性传真报纸。
六十年代后期，有一次有一个广播电台的记者问他，是否认为有一天精神交感作用会被用来代替电视。他沉吟了一会儿，正了正眼镜说，可以设想，尚未被发现的脑电波，有朝一日可能会被利用起来。他又补充说，“不过，那可是许多年以后的事。”
播音室里寂静了好一阵。彼得的事可是谁也说不准的。
第二十九章 牢记勿忘
现在到肯尼迪任总统的第三年头，民权运动的性质开始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从1955年蒙哥马利市的抵制公共汽车运动开始，中间经过小石城事件、自由乘客运动和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德事件，争取种族平等运动仿佛象一出连台本戏一样，在这出戏中白人扮演恶棍，黑人则扮演烈士的角色。美国庞大的中产阶级白人的良心已被唤醒，他们的愤慨逐步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法律和习俗所追成的障碍。但是，那个时代就要结束了。更为愤怒、激烈、不顾一切的黑人就要杀上舞台的中心。地位已经确立的黑人领袖越来越发现，黑人青年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以眼还眼的趋势的出现，预示着在争取取消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将出现一个更为危险的新时期，但是这出连合本戏中还有几幕插曲先要演出。最突出地使黑人成为烈士的恶棍是伯明翰的那个外号叫“公牛”的警察局长尤金·康纳，此人最初是在自由乘客运动期间引起全国的注意的。两年过去了，他现在要扮演主要的角色了。
马丁·路德·金曾称伯明翰为“美国种族隔离最彻底的城市。”康纳非常喜欢引用马丁·路德·金的这句话。他对自己的顽固感到骄傲。二十三年来，他一贯使用恐怖和残暴的手段来恐吓黑人领袖，无不获得成功。不仅伯明翰的学校完全实行种族隔离；这里的公共厕所、饮水站、剧场、公园、运动场、饭馆、甚至连教堂也全是如此。联邦政府禁止种族歧视的规定，“公牛”康纳根本不放在眼里。在他看来，那些规定无非是破坏伯明翰法律和治安的奸计，因此是一种必须无情地加以摧毁的反对力量。直到1963年春，民权运动的领袖们一直尽量不去招惹他；那时，康纳正在竞选市长，而种族问题的示威运动只会使他获得更多的白人选票。4月份，竞选结束。康纳遭到失败，这使他更卑劣了。但黑人领袖们却已对他作好了战斗准备。
马丁·路德·金的运动以“入座”和游行的方式于4月2日开始。康纳迅速反击，他以未获许可擅自结队游行、到处游荡或侵越私人产业等罪名，逮捕了四百多名黑人。金接着派遣一群群黑人到白人教堂去作礼拜，看警察敢不敢到那里去抓人。康纳不肯上那个圈套。他等着伯明翰的白人基督教徒自己在种族隔离问题上采取立场。他们中大部分人都那样做了：只有四个教堂容许黑人进去做礼拜，另外十七个教堂都不让黑人进去。金号召黑人在4月12日耶稣受难日举行抗议游行，康纳却从市政府弄到了禁止游行的命令。伯克·马歇尔劝告黑人领袖且等温和派的新当选的市长艾伯特·鲍特韦尔就职后再说。对即将卸在的市长阿瑟·哈尼斯是不能抱任何希望的，此人在谈到罗伯特·肯尼迪时曾说，“我希望这里流的每一滴血都流进他的喉咙，把他呛死，”并说金“这个黑鬼的后台是司法部长和白宫。”但是，黑人领袖己无选择余地。即使没有他们参加，黑人群众也准备游行了。他们违抗禁令进行了示威，结果，继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逮捕，后来连金本人也被逮捕了。
5月2日，大约五百名黑人被抓走——大部分是中学学生——用校车装看送进了监狱。第二天，其他学生游行抗议。围观的白人向他们扔碎砖和瓶子。马丁·路德·金在新朝圣浸礼会教堂召开群众大会表示抗议；有一千名黑人参加，康纳在教堂四周布满了警察。那天倒没有发坐什么事情。但第二天，当两千五百名黑人的游行队伍向伯明翰商业区行进时，康纳却对他们使用了警犬和水龙头。受过训练的警犬用牙齿撕开黑人的衣服，而有七百磅压力的水龙头则把黑人冲得紧贴着建筑物不能动弹，或把他们冲倒在地上。5月4日世界各地的报纸读者看到一张一只巨大的警犬张牙舞爪地扑向一个受惊的黑人妇女的照片，无不感到震惊。肯尼迪总统说，这张照片真使他感到“恶心”。他说，“我现在完全理解，为什么伯明翰的黑人对任何要他们忍耐的话决不愿听了。”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的一位代表请他出面干涉，然而，在那种情况下，根据宪法他几乎完全无能为力。他确曾派遗伯克·马歇尔前去打开谈判的渠道。马歇尔同伯明翰的企业界人士私下谈判，结果达成了一项脆弱的休战协议，只维持了五天的功夫。5月11日有人朝一个黑人领袖的住宅和一家取消种族隔离的旅馆扔了炸弹。第二天是母亲节，忿怒的黑人又蜂拥到街头，这一次人数之多，使警察、警犬和水龙头也全都失去了作用。经过一夜的暴动和纵火活动，康纳要求新州长乔治·华莱士派人增援。
这是全国其它地方的人第一次听到华莱士的名字。他预料要发生这一类的事，他已准备好了一支七拚八凑的队伍——其中包括七百名村警，禁猎着守，酒税稽查和公路巡警。他们在城里大街上横冲直撞，骂不绝口，把黑人朝门洞里猛推，还气势汹汹地来回推拨着枪上的保险栓。黑人并没感到意外。他们一向不信任华莱士，而且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他曾对新闻界说过，他要使用他的职位赋与他的一切力量对金进行镇压。关于马歇尔的休战协议。他说，他决不参与任何“种族隔离问题上的妥协”。破坏马歇尔的计划是他的既定的目的，仅仅是由于肯尼迪总统已决定将三千名军队空运到伯明翰附近的一处空军基地，才使他没有下手。总统说，“本届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以维持秩序，保护公民的生命，维护国家的法律。”现在，州长的任何官员要是滥用武力，就会遭到强大力量的反击。哈尼斯市长斥责这是“用刺刀强制的友爱”。华莱士大发雷霆，向最高法院起诉，控告总统的行动“违宪无效”。这位州长还说，“这种军事独裁必须在它的萌芽状态时就把它掐死。”司法部心平气和地回答说，作为全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总统有权将军队调到他想调的任何基地去。
马歇尔再次使黑人和白人领袖和解，这一次伯明翰疮夷满目的大街取消了种族隔离，恢复了长时期的和平。这结果显然又是马丁·路德·金的一次胜利。可以看出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伯明翰；全国白人中产阶级的良心又被激发起来，在别的地方，如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马里兰州的坎布里奇、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和格林斯博罗、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和克林顿、路易斯安那州的施里夫波特、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和费城以及北部的芝加哥，抗议的黑人都在示威游行。总统说，“没有现成的合法的解决办法的……每一座城市中，失望和不和的怒火都在燃烧。”肯·奥唐内预言将有“一个漫长的炎热的夏天”，这句话将长时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在秋天结束以前，将有一万四千名示威的人被投入南部的监狱。
华莱士的州长生涯刚初展宏图，下一步就要同司法部长肯尼迪发生冲突。罗伯特·肯尼迪并不想引起冲突，开始时他总还以为是可以避免的。他己开始相信，如果他早点儿作罗斯·巴尼特的工作，密西西比的危机是可以不致闹到那种地步的。他希望与华莱士的关系能搞得更好些，尽管看来前景实在并不美妙。不仅华莱士当选是因为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而且种族歧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他唯一关心的事。他在竞选时一再起誓，他要站在亚拉巴马州每一座白人学校门口将黑人儿童赶走，他的卖弄辞藻的就职演说便是用这种煽动性的辞句结束的：“我以我国最伟大的人物的名义，在这里划定最后的界限，向暴政决一死战。我说：现在要隔离！明天要隔离！永远要隔离！”但鲍勃·肯尼迪仍认为同他坦率地谈一谈，可能避免以后的不幸。他这样想实在未免奇怪。蛊惑人心的野心家是从来也不会为理智的呼声所打动的，而鲍勃的态度也不会促使那些与他意见不同的人有所克制。但他从来不能象别人那样看消楚他自己。他总以为他能够劝使乔治·华莱士接受他自己的想法。
他的追求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华莱士也和蒙哥马利州长官邸中的前任一样，从华盛顿打电话来几乎总是无法找到他。中间人为他们布置了一次会见，鲍勃尽力使这次会见看来只是一次无意中的相遇，他甚至还在亚拉巴马州有意安排了其他约会使他们的相见显得不是那么突出。但华莱士却有他的打算。他要让他的选民充分了解他为维护白人优越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为了这一目的，他除了在飞机场欢迎司法部长时没有叫乐队奏《迪克西》【迪克西（Dixie）意指美国南部各州，此处指艾梅特于1859年作的一首由白人扮演黑人演唱的歌曲，后变成美国内战时南部的军歌。——译者】外，什么都干了。州政府大楼四周布满了州警察。示威的人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基督徒快觉醒起来，‘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开’”，“清一色班子：肯尼迪、卡斯特罗、赫鲁晓夫”。在以前杰斐逊·戴维斯宣誓就任南部同盟总统职位的地方特意放上了一个新鲜的花圈，一个身穿白袍的南部同盟女儿双手交叉着守在那里，大概是表示不容肯尼迪亵渎。大楼里面，华莱士欢迎肯尼迪时，“为谨慎起见”打开了磁带录音机。这其实是瞎费电；因为没有谈任何实质性问题。鲍勃希望和华莱士取得一致看法的是，亚拉巴马州现在亟需解决的种族问题起因于法院作出的州立大学必须接受黑人学生的裁决。他一再对华菜士说，这条法津必须加以实施，这是他们宣誓信守的职责；华莱士则一再申说，这将引起暴乱，为此引起的流血事件将由肯尼迪负责。会谈结束时，华莱士州长把记者叫进来宜布，谈话丝毫没有改变他将守卫在学校门口的誓言。肯尼迪说，他希望地方当局能设法劝阻群众闹事。同肯尼迪一起参加谈话的埃德温·格思曼认为“华莱士的态度使鲍勃惊得目瞪口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绝望认输。”
肯尼迪兄弟决意避免另一次奥克斯福德事件。他们使用了曾在古巴上空使用过的侦察机把校园拍摄下来，军队指挥官便利用这些照片来部署兵力。总统飞到马瑟肖尔斯，在华莱士讲话的讲台上发言，简单地警告他不要违抗法律。华莱士则冉次告诉记者，他没有改变主意。这样他们两人就迅速走向直按对抗。根据法院的命令，有三名黑人学生被宣布有资格在6月10日开始的大学夏季学期入学。一个进塔斯卡卢萨分校。另外两名要进塔斯卡卢萨的大学本部，这两人，维维安·马隆和吉米·胡德，完全同一年又八个月前的詹姆斯·梅雷迪思的处境一样。华莱士比巴尼特更为放肆，他宣布，他不但不准胡德和马隆小姐进塔斯卡卢萨的校园，他还要迫使联邦政府的官员逮捕他这位亚拉巴马州州长。在美国地方法院禁止他干预他们入学后，他宣布：“我准备采取的行动甚至会影响我个人的自由，但不管冒什么风险，我打算将它进行到底。”
作为鲍勃·肯尼迪的副手，尼克·卡曾巴赫再次扮演了他在奥克斯福德事件中的困难角色，在塔斯卡卢萨领导联邦政府的官员。华莱士在维护本州权利的名义下，动员了他的七百名乡警、禁猎着守、酒税稽查和州警察，再加上几连国民警卫队。华莱士不象巴尼特，他不信任大学当局。他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打算封锁学校，分发枪支还是怎么的。事情显得滑稽稚。大学当局向卡曾巴赫报告：亚拉巴马州的巡警长艾尔·林戈在学生注册的福斯特礼堂前的大路上划了一道白线。华莱士在礼堂入口处占据了一间办公室。他装了两架空气调节器，而当汗流浃背的副司法部长还在猜测他的葫芦里卖什么药的时候，这位好斗的亚拉巴马州州长却冷静地坐着在着《蒙哥马利广告报》。总统和他的弟弟在白宫用接在电话线上的喇叭，听着卡曾巴赫对情况的分析，在电视上注视着事件的发展。
他们决定让华莱士充分表演。他们采纳了卡曾巴赫的计划，那就是使州长堵住门口一事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极其可笑的举动。卡曾巴赫要亲自用汽车把马隆小姐和胡德送到学校。他把车停下来以后，让他们留在车内，由他单独去见华莱士，对这位州长说，进不进门无关重要，政府认为这两名大学生已经注册入学，他们就要在上午开始上课。如果华莱士继续阻挡他们，总统将把第三十一国民警卫师置于联邦政府统辖之下。
后来发生的实际情况大体就是如此。卡曾巴赫对记者说，两名黑人将于上午10时到达。华莱士于9时53分到场，由作好战斗谁备——头戴钢盔，腰悬手枪、瓦斯枪、警棍的魁悟的州警察护卫着。当卡曾巴赫和两名黑人由穿便衣的法警陪同驱车来到时，华莱士的一个宣传人员搬着一张小讲台跑了出来，把小讲台摆在白线前面。当时的气温几乎有华氏一百度。人行道仿佛喷出一阵阵热浪，新闻记者和州警察尽力想挤在礼堂的阴影下，这时华莱士站了出来。他象交通警似的举起右手。卡曾巴赫由两名法警一左一右护卫着，走到华莱士面前停下来。卡曾巴赫说，“我奉美国总统之命，命令你务必停止这种违法的阻挠行动。”华莱士宣读他自己的一份声明作为回答，厉声斥责“中央政府的权力不受欢迎地、毫无理由地用武力侵犯亚拉巴马州立大学。”他最后说：“因此，我，乔治·华莱士，作为州长……在这里对中央政府这种不合法、无理由的行动严加斥责并予以阻止。”
卡曾巴赫双手交叉，温和地同答说，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两名大学生想入学就读——“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实在不值得如此重视。”他请求州长考虑，而当华莱士拒绝四答时，他就回到他停车的地方，用车将那两名黑人送到大学当局已分配给他们的宿合去。四小时后，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准将驱车到达。他向华莱士敬礼，华莱士也回了礼；他告诉他，国民警卫队已经划归联邦政府统辖，因此“请你走开，让我们可以执行法院的命令。”华莱士对美国的司法制度痛骂一通后也就走了。
肯尼迪弟兄俩以为，现在已经使华莱士显得荒唐可笑，全国人也一定会看到他那一套作为只不过徒使自己丢丑。千百万美国人的确也都这样想，而且在胡德和马隆之后已有三百多名黑人在大学注册人学，并未发生事故——的确，州政府什么话也没说，甚至连理也没理——看来，州长已经没什么招儿了。可是，乔治·华莱士，以及拥护他的一帮人，却并不那样想。他公然说，“我和他们彼此瞪眼儿，最后是他们回头走了。”在电视上，他们确是回头走了。这场新闻的观众所看到的仅是他和卡曾巴赫互相发表声明以及卡曾巴赫的退场。两名黑人的注册的情景没有在镜头上出现。华莱士，这个在当时被人低估的政客，已经看到，在易受操纵的群众眼里，他要是能使他们看到一名联邦政府官员好象在他的目光瞪视下低头了，这就比什么都更有效果。马歇尔·弗拉迪在他的《华莱士》一书里写道：亚拉巴马州州长“当时发现了在暗处有一批无声的、深思的群众，而他们除了华莱士以外，再没有任何人——包括新闻界、政治领袖、知识分子——曾想到他们在那里看着。”
种族问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了一个重大问题。有人己把民权运动说成是革命的运动了。6月10日，就是华莱士和卡曾巴赫较量的那天晚上，肯尼迪总统在电视讲话中称它是“一个道德问题”——“《圣经》一样古老……象美国宪法一样明白”。他说，“一个重大的变化马上就要发生了，我们的任务，我们的责任是使这一革命，这一变化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和平的和建设性的。”为了这一目标，他要求国会通过一个广泛而彻底的民权法案，保证要做到“在美国人的生活或法律中，没有种族问题的地位。”
梅德加·埃弗斯在一所教堂中参加了民权大会后，于那天夜晚回到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他的家里去。埃弗斯作为该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外勤干事，成了詹姆斯·梅雷迪思的朋友和顾问，因此他就被三K党人和该州的白人公民委员会所注意。他下车的时候，被一个躲藏在附近的凶手暗杀了。总统为此非常气恼，他对阿瑟·施莱辛格说，“我不了解南部。我现在开始相信，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史蒂文森（1792－1868年）美国政治家，曾极力主张废除奴隶制。——译者】是对的。长期以来谁都说他是一个很有偏见的人。但当我看到这类事情的时候，我不免想，除此之外，你能怎样看待他们呢。”
当民权运动的领袖们告诉他，他们计划在华盛顿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时，他大吃一惊。“我们需要在国会中获得胜利，”他说，“而不是显一显什么声势。”他担心这样会弄得不可收拾，或者造成“一种威胁的气氛。”卧车服务员兄弟会的负责人菲利普·伦道失回答了他的疑向。这次游行原是伦道夫的主意。他曾经在二十年前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过这一建议，可是罗斯福也同样感到担心，所以他答应只要伦道夫取消这个计划，他便成立一个联邦公平就业管理委员会。当时这事就这样结束了。但是这一回伦道夫决心要干下去。“黑人己经上街了，”他说，“现在要他们离开，很可能是办不到的。”他并且说，由负责任的领导人来领导他们要比由那些只会利用他们和鼓动暴乱的人来领导他们好得多。
8月28日举行的这次向华盛顿的进军，对于那些相信在现体制范围内进行活动就可以为黑人伸张正义的人来说，是事关重大的。马丁·路德·金说，“我们求助于国家的良心。”象这样的事在美国是从来不曾见过的——二十多万美国人集中在一起，首都从来没有集合过这么多的群众，而且全都秩序井然。他们中大多数是黑人，但是，在沃尔特·鲁瑟的领导下，也有成千上万的白人前来参加。他们唱着赞美诗和黑人圣歌，高喊，“我们一定得胜，”手持标语牌，上面写着：“立即通过有效的民权法案！”，“立即取消学校中的种族隔离！”“立即改善住房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