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有洞察力的作者指出，知识分子的论点并非总是合乎逻辑的。小威廉·怀特评论说，这是“一种倒退的观点”，它认识不到市侩作风的增长是“使更多的人享受到我们文明的好处的后果”。卡罗琳·伯德提到，“一般具有同情心的人，有时却看不到六十年代的充分就业怎样促成了他们现在所感受到的道德、能力、礼貌、精力、纪律等方面的衰退。”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提醒自由派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不能对技术方面的种种进展进行挑挑拣拣。如果他们想要其中的一些，他们就得容忍其他的一切。他们也不能只接受应用科学的奇迹般的产品，而又否定使之成为可能的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每一个生来自由的人都可以厌恶这种妥协凑合。但是他抨击的应当是事情的根源。他不能期望由无固定价格和无能操纵市场需求的公司去生产喷气式飞机，核动力厂和象今天这样大量生产的现代汽车。他只能要求停止生产这一切。”加尔布雷斯仍然是更高生活水平的有说服力的提倡者，但是他告诉评论界的同行，在他们全盘否定这种数字社会之前，自己应当想到这样的社会给了他们许多他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享受着的东西，例如，“电话如没有自动接线装置，按目前通话的数量，大约会需要全国整个的妇女劳动大军才能处理得了。”
上面是1967年说的。加尔布雷思没有料想到在四年之后，他认为所有接线员都是妇女的假设，会成为引起争端的话。昨天的明明白白的道理成了今天的邪说。这恐怕就是科学技术对美国影响中最突出的事实。这种变化是痉挛性的和势不可挡的。六十年代美国生活震荡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专业技能很快就过时，使得年轻人的职业选择计划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例如，在1967年，化学工业计算出他们的营业额有一半来自十年之前还根本不存在的产品。这新产品之一是避孕丸，它对美国妇女前途的戏剧性变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白人妇女的平均寿命正接近八十岁（白人男子是七十五岁）。科学和技术不断改变着未来的模式。1968年赫尔曼·卡恩和赫德森研究所发表了关于到2000年时美国生活将是怎样的一份一千页的研究报告。他们预测到那时，美国平均每人的年收入将是七千五百美元。研究所报道，七小时的工作日和每周工作四天将是典型的；同样的，每年将普遍有十三个星期的休假。到那时男男女女均以享乐而不是以成就作为人生的目标，看来生存的理由，甚至生存本身都将以现在无法想象的方式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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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展望未来并不需要理解技术革命已经对美国产生的作用。稍稍回顾一下过去就使人感到惊心动魄。在三十年代初期（现在头发灰白、开始秃顶的摇曳音乐一代当时才刚刚十几岁），美国没有按触到技术进步的最大的人群是农业集团——人数超过三千万。那时他们甚至缺乏水土保持的最起码的知识，这也正是当时产生破坏性尘暴的原因之一。由于农村没有电气化，农民阅读必须用油灯。由于没有电力，典型的农场主的妻子每年要从水井或水泉住家里提回二十八吨水。她的黄油搅制器是用手转动的。她洗衣服用的是白铁皮水盆。用木桶装盐卤腌肉。她丈夫的工作更加是累断了腰。早起挤完了牛奶之后，他得用两小时照料马匹，然后才能开始从事他计划当天要做的事。马和骡是动力的主要来源——当时全国一共有二千多万匹——他到市镇上去是驾车走土路去的。后来，当时的农民生活受到对实际情况毫无所知的人所缅怀。关于农场饭食曾写过一些传布很广的胡说，而实际上，正如克莱德·布里翁·戴维斯在《轻率的时代》一书里指出的，“烹调大部分都是油煎——甚至不能油炸。传统的美国农场主……由于消化不良而气胀，全都是细脖子、平胸脯、大肚子。”
如果一代之后，农场主的儿子仍然留在农场上，他的世界就完全不一样了。民间资源保护队种植的树木保持了土壤；带状播种和循等高线开沟使得产量提高，作物茁壮。一百五十亿美元价值的农业机械终止了挥汗的苦役的统治，原来留作种植动物饲料的六千五百万英亩土地现在也己改种农产品。杂交玉米的发展，在没有增加耕地面积的情况下，使全国玉米的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由于三十年代棉桃象鼻虫的威胁，南部的农民被迫放弃棉花而学会了种植其它作物——这使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两倍。从富饶的新农村，新的农场主开着汽车走碎石路去市场，他的妻子的厨房用具闪闪发光，宽敞的冷藏库代替了盐卤木桶；家里伙食也比较适宜。下午她也有时间进城。她能按时去理发店理发，她同城市姐妹们一样穿用的是合成纤维，而不是她妈妈穿的原纱染色的方格花布衣服和棉纱长袜。
城市里的劳苦工作也改变了。无产阶级正在消失。诺伯特·威纳在《控制论：动物与机器的控制与交流》（1948）一书中说道，“不论多么低的工资也竞争不过蒸汽挖掘机和电铲。”早在二十世纪前半世纪里，自动化已经使壮工人数从一千一百万减少到六百万人。其后的十三年里，全国的劳动大军增加了一千万人——达到七千零六十万人——但是壮工的人数继续减少。蓝领劳动者成了日益缩减的少数。在艾森豪威尔年代里，汽车工业的生产工人减少了十七万二千人，而每年却反而多生产五十万辆汽车。一度强大的工会的权势削弱了；机器是不会罢工的。工会领导人变得保守，不相信进步，有时甚至成了自己的宿敌——公司——的同盟者。同时，对男人膂力需要的减少，为现在加入劳动大军的妇女开辟了广大的领域，并且随着工作目的改变，这种趋势更扩大了。工人不是去制造产品，却是去参加不断扩大的服务、娱乐和消遣行业。在这个“新的大众消费的社会里，”乔治·莫里写道，“人以材料为对象并用以制造新东西的旧公式，改变成了人以人为对象并促使之行动的公式。”
有一个男性堡垒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经理的套间办公室。赫德森研究所没有提出经理人员可以盼望到2000年时工作会轻些，闲暇会多些。他们是闲不了的；太多的问题须依仗他们。这同罗斯福年代的情况恰好相反。1941年，詹姆斯·伯纳姆的一本被广为评介的书，《经营管理的革命》中，就已经预见到经理人员的卓越作用，但是关于经济大危机的民间传说一般是蔑视老板的，关于经济大危机的小说和戏剧也都把他们描绘成恶棍和蠢才。（电影观众可能还记得扮演这类角色非常成功的性格演员。那就是爱德华·阿诺德。）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他们可是趾高气扬。当然，他们同过去那种海盗式企业主很少有什么相同之处。“大亨”《幸福》杂志说，“已经死亡了。”《时代》杂志把新的工商业家描绘成“专业化的经理、有工程师训练基础的技术专家，”他们“负责的企业机构十分庞大，一般的老板们”——股票持有者——“通常只能够行使理论上的控制权。”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他们的管理不是由个人和依靠命令来进行，而是由委员会进行的，这种委员会有不同的名称，如：行政小组，特别工作组、突击队，以及，按时髦的平等主义精神，叫作“工作组”等，由它们来集中情报资料和专门知识。在《新的工业国》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把这些分担权力的人叫作专家体制。
专家体制中的技术专家虽然都很聪明、受过很高的教育、目标明确，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个他们非常重视的方面，即公共关系方面，他们却吃到了苦头。这个问题是制度上的，难于医治的。美国工商企业在其其实性质的问题上向来是自欺欺人的。随着担任的职务公开表示信奉赫伯特·斯宾塞的学说【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年），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在社会学上是所谓“社会有机论”的创始人之一。根据这种理论，人类社会就像动物机体一样（如经理部门有如人的大脑、神经中枢），服从生物学规律，因而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阶级关系似乎带有“自然的”和“永恒的”性质。——译者】，就好象有了高级管理人员专用盥洗室的钥匙和共和党的党籍一样。经理人员都坚持说利润动机如何有效，尽管他们自己的经历经常证明这种说法的虚伪性；他们不断拼命工作，尽管税收使他们失去了薪金的很大部分。他们一听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名字就象遵守教仪似的嘘声反对，同时，他们却背弃了由衷地批评凯恩斯的巴里·戈德华特。他们鼓励股东们去想象公司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其实，历来影响很小的公司投资人，到了六十年代更不起作用了。参加他们年度会议的任何人，很快就能看出赴会的一些人所通过的决议，都是根据专家体制所选定提供他们的情报资料作出的。
经济学家曾经指出这种伪装现象。一般是认为不必强调这种两面性，因为并无害处。不过在这种名存实亡的局面中毕竟经常都还是遵守政治道德的。然而，专家体制的欺骗性比外表看来要严重得多。随着约翰逊政权日渐老朽而越南冲突一直得不到解决，工商业家对于示威者把他们当作攻击的目标，谴责他们制造象凝固汽油弹一类产品面犯下了滔天大罪，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对此不能够理解：难道这些愤怒的人不知道企业主同政府天然是对抗者而不是同谋者吗？他们相信这一点，因而认为对任何人都应该是很清楚的。但是这种想法当然不符合实际。实际情况是，到了六十年代后期，艾森豪威尔在六十年代初感到惊恐的军事－工业综合体一直不断地发展，以至美国已经有了——别无其他名称——计划经济。
在1967年，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曾以率直的断言使美国读者大为吃惊，他说“自从大战结束以来，联邦机构一直同美国大公司合作发展尖端技术，”还说“几乎所有美国的主要工业都得到了联邦的大量补助。”这些话似乎很难令人置信。罗斯福的继承者们仍然盘据在华盛顿，他们蔑视经济方面的保守派和货币兑换商；而全国制造商协会中的董事长们谴责华盛顿的政治上的干涉；美国商会的发言人继续解说，政府由于它从来都不制造什么，基本上是寄生性的，而一切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为了谋利而不惜用资金冒风险的企业家。
对于为了歌颂自由企业不惜用报纸上整版广告加以赞扬的儿童摆设的柠檬水摊子，这一切可能都是正确的——可是摆摊子儿童没有父母资助行不行，这一点却没有加以说明——但是对于象到了六十年代占全国工业产量三分之二的五百家大公司，这种说法就完全不适用了。兰德公司的整个预算都由美国空军保了险，它有什么风险可冒？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投资五十亿美元来改进其第三代计算机上的集成电路，既知道每一元开支都有五角大楼作后盾，它又能算冒了什么风险？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为电子仪器小型化进行的工作，在国家航空和宇宙肮行局明知道没有这些仪器，载人飞行到月球就不可能的情况下，又怎能够叫作冒险呢？随着技术的日益复杂和新产品从设计到投产所需时间越来越长，受委托进行创新的公司都要求订立长期合同。企业经理人员和政府官僚目标一致，实际是一起制订预算，作出决定。如果完成的产品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什么也限制不住让公司大捞一笔。他们也往往是大捞一笔的。集成电路——即免除了一连串互相联系的电子部件：晶体管、电阻、电容器、电子管等的微型电路——便是一个例子。没有集成电路，巨大的宇宙火箭就不能从发射台上起飞。集成电路使北极星导弹和折翼式F－111型歼击机的制造成为可能。波音飞机公司的超音速运输机需要集成电路。欧洲制造的协和式的原型样机也需要。欧洲国家的政府不象美国政府那么合作，当欧洲的制造厂需要这种微型电路时，他们只好同制造这种电路的仅有的三家厂商做交易，三家都是美国的：费尔柴尔德公司、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和摩托罗拉公司。他们发现这种装置是昂贵的。
那种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纳税人受到欺骗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政府承担了发展宇宙航行的义务；电子计算机成了国家战略机器所必不可少的东西；改进运输方法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这一切对国家的威望也有好处。塞尔旺－施赖贝尔就曾不胜欣羡地赞扬美国佬的机灵：“他们近来的革新大都有联邦的金库作后盾，政府资金资助了任何民族从未迸行过的最有利的投资。”光是空间探索的副产品就使我们了解到在真空中工作时所需要的耐熔金属和设备，这本身就是巨大而极其宝贯的收获。由于联邦保证大量支付资金，五角大楼、国家肮空和宇宙航行局、原子能委员会和联邦肮空署才有可能创造出不少奇迹，如果不是这样，这些奇迹可能还得等待一代之久。从发明摄影术到照相机投产经历了一百一十二年（自1727年至1839年）。电话的这种间隔是五十六年，无线电是三十五年。用支付研制费用和保证成果有市场的方法，华盛顿把原子弹所需的这种间隔缩短到六年，晶体管缩短到五年，集成电路三年。对于这种作法可以有理由加以反对，但这种理由是反对进步的。若说这理由能使许多美国人信服，恐怕未必。
但是，要说工业始终拥有自己的主权——说它可以自由反对华盛顿所做出的决定——那是不可能的。由于政府每年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工作的费用达一百五十亿美元，与之对比，企业和私营机构每年此项费用仅只六十亿美元，那么政府居专横的支配地位也就是不可避免了。1929年时，联邦、州、市政府负责美国全部经济活动的百分之八。到六十年代时，这项比例达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之间，远远超过印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比例。按照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计算，联邦资金支付了航空与航天方面研究费用的百分之九十，电气和电子设备方面的百分之六十五，科学仪器方面的百分之四十二，机械方面的百分之三十一，合金方面的百分之二十八，汽车方面的百分之二十四，化学工业方面的百分之二十。华盛顿处于握大公司的存亡于手中的地位。当然这种情况从没有发生过，也没有谁如此粗暴，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提到过。然而，大企业确实已交出了一大部分自主权。
在另一个时候，这种情况可能只关系到很少的一些美国人，关心它的人就更少。社会各阶层都享受着约翰逊富裕时代的生活。除非在严重危机的时代，美国很少担心示威者涌上街头，咒骂政府。大多数的人都同现行的制度有利害关系：各种激进运动在美国扩大影响向来都会遭到挫折。但是约翰逊的年代中还经历着另一种重大的新变化。自从大战以来，全国增加了大量的学生人口。珍珠港事件的时候，达到大学年龄的美园人中只有百分之十五在念大学。到了1965年秋季，其中有百分之四十在念大学——即五百多万年龄在十八岁至二十一岁的大学生。四年之内这一数字将达到六百七十万。这时每年颁发的学士学位几达五十万个。每年用于正规教育的费用超过三百亿美元。事实上，上学成了美国最大的企业，学生成了国内最大的单一的共同利益集团。
这种情况，在美国人口中所有其他的人都是引以自豪的——教育几乎成了一种世俗的宗教，成了被提出能包医一切社会弊病的良方——但是大学生却日益不满和烦躁不安。他们的未来受到越南战争乌云的遮盖，这场战争越来越变得可憎，而且令人感到灰心丧气。他们对进行战争的方式的不满得到全国十五万终身教授——这些人不受外界纪律的约束，他们的职位只有因死亡和个人丑闻才能解除——中成千上万人的支持。最后，许多学生由于觉悟到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很大一部分热情来自其市场价值而感到苦恼。正如其他联邦计划通过创造微型电路推动了工业技术迸步一样，对教育的大批拨款也起了培养未来的技术专家、管理人员和顾客的作用。大学生发现他们获得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在大学的最大收获——之后，人们又要求他们窒息这种怀疑态度而成为企业和政府官僚制度中的齿轮。千千万万的父母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但是他们的子女中有很多人却开始采取另一种看法。他们互相转告：“他们是在用花言巧语蒙骗我们。他们在埋葬我们。我们再不能忍受了。我们要推翻它。”
美国技术一向都是美国的一种力量，是使人惊异而又有时担忧的根源。1853年一份叫《合众国评论》的期刊曾经预言，五十年之内，“机器将从事一切劳动，自助装置将指挥一切，”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谈情说爱、学习和享福。”但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学校园震颤在动乱的边缘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却没有这么乐观。他意识到“我们教育制度有一种过于为经济目标服务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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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来，六十年代的学生大动乱，比当时看来意义要更加深远一些。象1848年横扫西欧的革命热潮一样，这种学生大动乱可能永远没有被人充分了解。它们超越了长期以来前辈的人不敢触犯的民族秩序和文化壁垒。海洋和甚至铁幕都阻挡不住；当哥伦比亚大学发出爆炸性事件，而伯克利的大学处于沸腾中的时候，英国、意大利、德国、荷兰、瑞典、西班牙、比利时、日本、台湾、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学校园也都火山似地爆发起来。当时美国人关心的是国内的骚动，但至少在两个外国的首都，布拉格和华沙，其破坏程度比起美国任何事件要广泛得多。
这种连锁反应的部分原因，无疑在于现代通讯的速度和高超天下一家的观念是现实的，而且越来越如此。新出现的大陆对其他大陆上发生的事情，在一定的程度上都是知晓的。“既成体制”这个词的新义已翻译成所有工业国家的语言。而后来暴乱表明，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却不怎么用得上它。这种感觉是全球性的。亚洲和东欧的这种反感同老沃巴什大学榆树下的情况是一样强烈的。
然而，美国的地位是特殊的。骚乱发端于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和具有最明确的青年亚文化群的国家。国外的大学生对美国大学校园发生的事件是非常注意的（“哥伦比亚大学正在发生一些什么事？”1968年索邦【泛指巴黎大学——译者】的示威学生这样问美国的驻外记者），而美国学生大都对于国外的狂乱并不关心。再者，在美国可能找出激动青年人的强大潮流。正如托克维尔曾经提到的，美国人向来对青年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几乎是卢骚主义式的看法，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求助于教育来解决一切问题，不论是个人的问题还是公众的问题。
但是现在青年本身成了一个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令人担忧的一个重大根源是那种新的政治战斗性。一个保守的教育工作者断言校园成了容纳“毛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格瓦拉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之间的松散联盟”的渊薮。斯皮罗·阿格纽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令人难忘的评语。他在圣路易斯把示威的学生叫作“不满于现状者、激进分子、煽动者、和平的和不和平的不合作主义者”，并说“我愿意用他妈的全部这批畜生换取我在越南看到的那样的一个排的美国人。”另外有一次，他把大学说成是“容纳富裕而酒色过度的纵容主义者的特权过多、纪律过少、没有责任心的子女的马戏帐篷精神病院。”
父母们不承认他们是酒色过度或纵容子女；而不赞成示威的父母则说这些示威只是少数人搞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说，全部学生中有百分之七十二没有参加过任何示威行动；《幸福》杂志的一次民意测验断言，只有百分之十二点五的大学生抱有“革命的”或“激进的反政府”观点；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只吸收到百分之七的大学生成为会员。但是格劳乔·马克斯所说的话却代表了千百万老一辈的美国人的着法，他说：“只说你在报上读到的只是少数是没有好处的。他们绝不是什么少数，如果他们全是你的自家人，并且你得等到汽车回家来才能得知你的女儿未曾怀孕或染上麻疯病。”
那些数宇，不管怎样，是容易使人受骗的。极端主义者总是只能吸引少数人。1861年北部只有少数人是废奴主义者；1776年真正要求独立的殖民地居民可能也是少数。要了解一个集团的趋向，最好的指针是它所获得的同情，而不在于有多少人参加；从这个角度来看，学生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大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一对大学院校的行政当局不满。另一个民意测验报告说，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大学生对美国国内外政策表示了重大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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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斯瓦多斯谈到六十年代初期的大专院校时说，“怕被指责为激进分子、左派分子、颠覆分子的恐惧心理似乎己经消失殆尽。许多人甚至欢迎这类称号。”来到大学校园的学生往往正是麦卡锡时代那些饱受凌辱的——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受害最深的——中产阶级自由派的子女。这些人的子女决心不受恐吓和压制。他们参加了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琼·贝兹争取非暴力学会、杜波依斯俱乐部和青年社会主义联盟等组织的分会，他们十分认真，但又几乎完全不懂政治。在六十年代结束之前，他们的“新左派”手法将会触怒几乎所有的潜在的同盟者，包括他们目已的父母——这一点，有人认为，可能正是要害所在。
不过，在某些领域内，他们的本领却是很高明的。他们的示威游行往往是为电视摄影师而安排，很知道如何着眼于戏剧效果。1964年设置纠察线包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场来支持密西西比自由党就是一个例子；1967年10月向五角大楼进军是又一个例子。同样确实的是，他们常常似乎是为了使人震惊而使全国震惊。1965年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废除不许共产党员和伯奇协会会员加人该组织的禁令。新左派声称他们的神圣三位一体包括马克思、毛和赫伯特·马库塞【赫伯特·马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年－1979年），现代西方哲学社会学中影响很大的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译者】，而且他们热烈信奉马库塞的“有区别的宽容”学说，也就是压制那些被新左派认为谬误和危险的观点。他们反对后备军官训练团、征兵和凝固汽油弹，那是合乎逻辑的，在毕业典礼上退席也是一种正当的抗议，但是他们提倡炸毁公共建筑时，连马库塞本人也表示了异议。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某些领导人几乎是醉心于暴力的。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伯纳丁·多恩谈到沙伦·塔特凶杀案时说：“瞧！他们先把那些猪猡杀掉，然后就在死尸躺着的同一间屋里吃饭，后来他们甚至用叉子戳进一个死者的肚子！多带劲啊！”
新左派对社会的看法基本上是具有密谋性质的。他们认为社会是由一个本身受企业家、军事领袖、公司巨头等“权势上层人物”操纵的既成体制所统治。他们隐约地谈论革命，但是真正的革命是要从巩固国家政权开始的——而这又是他们极力反对的。同所有的运动一样，他们的运动也有一批特殊用语：“对话”、“创造性的紧张”、“无商量余地的要求”、“非暴力的”以及其他等等。但是这些用语的含义往往是模糊的。例如，无商量余地的要求可以成为可以商量的；对警察投掷石块和瓶子被算作是非暴力的。
表现为蔑视传统职业、衣着和政治的年轻斗士的叛逆心理，1964年在伯克利就已经开始了。第二年春季，当这个校园又开始震颤的时候，克尔校长曾说，“这所大学及其伯克利校园经不起再面临这样一次对抗了。”实际上接下去是长达四年之久的骚乱。伯克利不过是许多骚乱的校园之一。1965年伯克利的事件首先震动了堪萨斯大学，那里因为学生进入校长办公室举行静坐抗议，反对大学生联谊会有男女之分而有一百一十四名学生被捕。这以后，几天之内，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的大专院校都已摆好阵势。
耶鲁大学学生因为一位受欢迎的哲学讲师没有得到续聘而举行了示威。旧金山州立大学举行了一次反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大会之后，有五个人进了医院。在费尔菲尔德大学——康涅狄格州耶稣会办的一所学校——学生破门进入一个锁着的书库，把里面的禁书全摆到供大家阅读的书架上去。布鲁克林学院的学生把他们的校长从讲合上嘘了下来。在纽约的圣约翰大学——全国最大的天主教学院——学生要求取消对他们的出版物的审查。密执安大学的学生示威反对提高电影票价；斯坦福大学三位系主任抗议在课堂中朗读色情诗而辞职。新泽西州的费尔利·迪金森大学的学生为“表达学生的普遍不满”而组织了纠察线。从1966到1967两年间骚乱继续不断，其中主要的暴乱发生在圣何塞州立学院，威斯康星大学、衣阿华大学、科内尔大学、长滩州立大学，还有已发生过一次骚乱的旧金山州立大学。而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大动荡的1968年之前的集给力量。亨特学院的校长说：“昨天的象牙之塔成了今天的散兵坑。”
这些富于战斗性的大学生虽然充满热情，但却收获很小。学生天然都是过客；他们一毕业，新学生就又进来，没有什么能够保证新来者不采取不同的路线——象这次运动中的新学生实际上所做的那样。向来不稳定的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在六十年代末期分裂成为两部分：革命青年运动甲派，又称“气象员派”，以及谴责“气象员派”是“冒险主义者”的革命青年运动乙派。学生们还有其他的困难。他们的基本前提之一是荒谬的。“其荒唐之处，”本杰明·德莫特写道，在于“他们认为如果你对越南战争、种族主义、贫困和一般生活水平感到不满，那么你把大学这个桥梁炸毁就行了。”
学生们的第二个不利方面，是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1966年他们很有信心地反对罗纳德·里根竞选州长，结果出乎他们意料之外，里根以差不多一百万票的多数获得胜利。同一天，共和党在国会增加了五十个议席。“1966年选举中最明显的灾难之一，”亨特·汤普森指出，“是新左派对自己的影响的错误估计。激进派和嬉皮士联盟原来指望选民们会抛弃国会中的‘右派，战争贩子’，但是结果却是‘自由派’的民主党人受到了打击。”不仅如此，分析家还断定，在加利福尼亚，新左派反对里根，反而在实际上帮他增加了选票。既然找到这么一个大众关心的问题，里根便尽力加以利用。他以对学生中的反叛分子过分宽大为理由，迫使克尔辞职，而另行任命主张强硬路线的塞缪尔·早川担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
对搞政治的学生抱敌对态度的，不限于加利福尼亚州。中西部一个州的议会把州立大学预算削减了三千八百万美元，并且提高了学费。其他各州的议会也大都提出旨在扑灭学生中的不满情绪的议案，并通过了八项。俄勒冈州长汤姆·麦考尔在谈到示威者时说，“美国人已经感到厌烦得无以复加。”卢·哈里斯报道学生家长中的百分之六十二认为，大学校里维持纪律比鼓励求知欲更为重要。“简而言之，”《生活》杂志评论说，“不同辈的人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个问题就是：‘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当然，在其他问题上、不同辈的人也有交锋。示威是六十年代青年亚文化最容易看得到的表现之一，但是他们的亚文化并不限于此。整个六十年代中，时事评论员谈论得多的是关于通讯、性关系和麻醉品等方面的“革命”。青年在这些方面的“革命”中都是很活跃的，而这些“革命，”也部分地塑造了他们，这也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断定选举结果是亨特·汤普森所谓的“进一步残酷地证明按既成体制的条件而与之斗争确实是无益的。”不同辈之间已经出现了鸿沟，而这个鸿沟是深不见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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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狂妄的那些人炫示着写有“不要相信任何三十岁以上的人！”的横幅和徽章；这是令人痛苦的；多少三十岁以上的美国人想要再度变得年轻，想要分享青年们的风尚和热衷的东西。他们也放着唱片，大跳其瓦图西舞、滑行舞和村舍乳酪舞，蹦蹦跳跳掷飞盘游戏，冒着生命危险去骑摩托车，观看“毕业生”也哄堂大笑，甚至还玩巨型球。披头士乐队首倡留长发之后，青少年跟着学他们的样；不久之后，中年人也开始仿效起来。为了使自己显得年轻一点，男女都戴上了假发。往往是嬉皮士给成年人创立新式样。鲁迪·根赖希说：“我瞧青少年自己是怎么个装扮的，我把它加以定型，也许再掺进点我自己的设想，这就成了新式样。”年龄大一点的美国人对流行歌曲舞也着了迷，向少年们打听哪里可以跳这种舞；一些轻狂的年轻人就告诉他们到“文森特·凡·高－高”或“从前又从前”去。妇女们则去找整容外科医生做提眼皮手术（三百五十美元）、鼻子手术（五百美元）、面部修整手术（六百美元）、面部剥皮手术（五百美元）、割除粉刺丘疹手术（二百七十五美元）、充实胸脯手术（一百六十五美元）、腹部去油手术（五百美元）和大腿去油手术（六百五十美元）。“年轻就是好”，《生活》杂志在有关六十年代的一期专号上说，“正如人们一度都想要有钱一样，现在人人都想变得年轻或显得年轻。服装式样、电影、书籍、音乐，甚至政治，都是倾向青年的。”
六十年代初期，美国人口的半数都在三十岁以下。随后半数都在二十七岁以下。再后则半数都在二十五岁以下，并且其中十七岁和十七岁以下的占百分之四十，其中十八岁以下的增长速度四倍于其他人口的增长速度。虽然如此，仍然有不少人对有人称之为青年的“乙烯基塑料－小型－可膨胀的狄斯奈幻境【美国动画片制片人沃尔特·狄斯奈在洛杉矶附近办有一个充满幻境的游乐场。——译者】式的流行文化，”抱着严肃的看法。青年的辩护者提醒他们，苏格拉底曾经写道：“我们的青年现在喜爱享受。他们没有礼貌，蔑视权威，不尊敬长者。当今的儿童成了霸道的人。”这种说法的言外之意是，既然希腊人那么早以前就为青年问题所苦恼，今天为此而发愁的人也就是无事生非了。格雷斯·赫钦格和弗雷德·赫钦格则反驳说，真正的向题应该是：“希腊后来怎样了？罗马后来又怎样了？或者，任何由约束自己而变成放纵自己的文化后来都怎样了？”
六十年代里有时看来美国几乎要变成一种由儿女统治的政体。赫钦格夫妇写道，青春已“形成为一种崇拜对象，人们立意加以延长、享受它，而且从商业上空前地加以迎合。”特别是在新的市郊，青年们看来是在马上得到满足这样一种哲学的指导下抚养成长的。阿格纽、比利·格雷厄姆、艾尔·卡普把问题歪曲了，但是问题确实存在，并且是可以争辩的。“自我表现”和“儿童中心”是这种纵容主张的部分说辞；在学校里这一倾向往往引向一种“选修”科目的制度，而其实学生年龄太小并不知道如何选择。老师应该被看成是一个伙伴，而不是什么更高级的人。要求初等学校的教师使用有限的词汇，有时只是无限制地重复那么二十个或更少的词。（其结果被概括为据说是某一位教师在她的汽车撞了一颗树时所讲的一句不朽名言：“瞧瞧瞧、哦哦哦，糟糟糟。”）
儿童听说自己同父母一切平等，就认为家庭里的种种决定都应当付诸表决。这就叫做“民主式的生活”。往往却意味着混乱的生活。戴维·里斯曼在《代达鲁斯》月刊上提到这给一个陌生人的印象时说：“象在穷苦农民家里，人和山羊，鸡和其他家畜同处一样，这里的客人可能受到儿童骚扰，因为儿童被当作心爱的玩物，有客人来也不由看管的人带开。”
《代达鲁斯》季刊另一位哈佛大学撰稿人亨利·默里，指出一项意外的后果。他说，大多数十几岁的青少年集团都是“由一种反权威、反父亲的默契连系起来的。”只有强硬的人，才能在家里受到尊敬。社会似乎也在阴谋反对作父亲的人。触犯他最厉害的事物之一是电视。电视节目里的父亲都是些可怜虫。“给爸爸让个地方”中说话没有人听的爸爸，仅仅因为他妻子讲话的声音比他大，只得听她摆布。“单身汉爸爸”中的本特利舅舅，受到他外甥女和仆人的有意的羞辱。还有挖苦地称作“爸爸最明白”的一组节目中，一反传统的主角安德森先生，对他的孩子们种种奇特恶作剧的反应永远是这样一句话：“咱们躲着，看看结果会怎样。”
广告商小心翼冀，生怕得罪青年；全国十几岁的青少年每年要花费二百五十亿美元。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学生斗士竟然如此强烈地反对实利主义；他们自己就是历史上占有意识最强的一代。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写道，在美国，“儿童开始被当作消费者来对待的年龄越来越小了，”又说“中产阶级的儿童在四五岁时就有了固定的零用钱，”并且这零用钱“是打算要用掉的，而在早一些的年代里，零用钱是作为鼓励节俭的。”
讨好十几岁青少年的广告商把他们叫做“现时的一代”、“新人”、“百事可乐的一代”以及“随意去哪里、随意干什么的一代”。约翰·布鲁克斯指出，他们是约翰逊繁荣时代最明显的受益者：“美国青少年，象其他人一样日益有钱了，只是更引人注目一些。国民财富的日益增长加上已成为民族习惯的对青年纵容，使他们手中的钱的数目空前增大了。”但使他们能偿付一切开销可并不容易。1964年，哈佛大学不能算是贫穷的1939届毕业班报告说，他们之中百分之七十八感到供给子女钱花成了他们做父母的人的主要问题。其中只有百分之六的人说，给他们的子女灌输道德价值观念也同样是件难事。这些子女可并不都是那么有道德。一个男青年只要花十二元五角钱就可以给一个女青年买一只“关系稳定”的指环，看起来完全象一只结婚戒指一样；至少决没有一个汽车旅店的经理能辨别出来。如果第二天他们自觉有罪，他们可以到某处专为青少年设立的教堂去祈祷赦罪。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伊曼纽尔医院甚至附设了一个十几岁青少年住院部。弗兰克·泰勒在《星期六晚邮报》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怎样在医院里玩乐》的文章描写了这种住院部的情况。其中的病人享受着“无限制的小吃、爵士乐即席演奏联欢会，以及病人轮椅赛跑。”古板的营养专家远远地躲在一边，听凭十几岁的青少年“每天午饭和晚饭顿顿都吃面包夹小红肠和汉堡包。”
给青年的读物包括一个叫威廉·门宁格写的《怎样做一个成功的青少年》。书中“怎样同父母一起生活”的一章里叙述了对付企图发号施令的父母的技巧：“维持家庭和睦和保证合作的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定期举行家庭会议讨论重大事情。”给青年出主意的也不乏其他来源。《芝加哥每日新闻》辟了一个青少年闲话专栏《优秀的青少年》；《妇女家庭杂志》上设有《青年写照》专版。供青少年阅读的廉价期刊包括《不为人知的青少年爱情故事》、《青少年时代》、《好莱坞的青少年》、《十六岁杂志》、《青少年世界》、《青少年大军》、《现代青少年》、《青少年电影》等。他们阅读的杂志则有《天真姑娘》、《向姑娘们召唤》和《十七岁》，后者在1961年庆祝创刊十七年，在一篇耸人听闻的社论《这是我们的生日》中写道，“《十七岁》已经十七岁了……大家不都是吗？”
“我曾是一个少年佛兰肯斯坦”是为青少年摄制的较为令人难忘的影片之一。《青少年》杂志的编者查尔斯·劳弗说，“音乐市场有史以来首次完全由青少年所左右。”他们是历来最爱好音乐的一代，他们的鉴赏力，有时是非常高的；摇曳音乐的一代简直没有可能越出披头士乐队、琼·贝兹、鲍勃·迪伦和四十四岁的B.B.金。后者是被他的同代人不屑一顾达二十一年之久以后，由六十年代的青少年发现的。不幸的是青少年另有一些崇拜对象在艺术上是属于安迪·沃霍尔的布利洛假发和坎贝尔牌汤罐头式音乐一流的，其中也有淫秽的普雷斯利。普雷斯利的嗓音和外表至少还是独具一格的。而大多数摇滚音乐明星却并非如此。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们是一模一样的——矮个子青年，眼着要发胖；这些人靠艰苦的饮食控制、鼻子整容手术、无形眼镜，精美的发型装扮起来供公众消遣。而他们其实并不会唱。大多数歌喉甚至在剧院后座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是在同声室里加以放大，制成录音带然后拼拼凑凑去掉走调的音。他们出现在听众面前时，只是装作唱歌的样子，而由扩音器播放唱片。他们扭着屁股，弹指劈啪作响，脸部做出一副愁眉不展的表情，却去糟蹋一些好歌，如《我曾经默默地爱过你、爱过你、爱过你》，或《是的！雨水主要留在平原上》。贾尼丝·乔普林在她因饮用威士忌和毒品伤身致死之前不久曾说，“我对于青少年的意义，是使他们可以不失童心，却仍能赢得胜利。”披头士乐队中的约翰·伦农说，“我们现在比耶稣还吃香。”他们的听众也许会对这类话感到厌恶。他们毕竟已经习惯了毫无意义的词句——一个作者在《喇蛄》杂志上写道，“要学会忘却，”这是对该颓废派青少年杂志的读者讲的比较明智的一句话。珀杜对二千个青少年进行了民意测验，问他们什么是美国青少年面临的最严重的向题。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说是粉刺。
警察却不会同意这种说法。过去的十年间，青少年被捕的人数猛增了百分之八十六。在“从加利福尼亚到缅因的一些中学”里发生了仅仅一个星期的暴力行为之后，《时代》杂志的一条大标题就宣告《青少年作乱了》。鲁思·肖恩勒·卡文教授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少年犯罪，其中包括她所说的“酒精－汽车－性行为”的社会学教科书。在一些原来很安宁的居民区，重罪案几乎已是常见的事。联邦调查局报告，美国因凶杀、强奸、抢劫、严重殴打、盗窃、偷汽车等罪行而被捕的人，年龄十八和十八岁以下的几乎占了一半——而在郊区则在一半以上。1960年许多郊区开始订立青少年行为守则，但是这些守则没有法律地位，遵守全在自愿；它们的主要价值只是证明父母的权威已经破产。《酗酒少年》连环画中的警察说，“在这些小子们看来，社会不值一个屁，”而情况往住确是这徉。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父母和子女的价值观念有惊人的差异。盖洛普测验报告说，四分之三的青少年说他们知道考试中作弊是很平常的事。他们对此并不感到什么不安。
在富裕人家嵌有护板墙的娱乐室里普遍存在的青少年吸毒会的最早的证明，是1960年韦斯切斯特县的警察缉捕队发现的。震惊过去了以后，父母说还好不是酗酒。接着，加里福尼亚南部旅游地圣卡塔利纳岛的警察宣布说，富裕人家十三四岁的儿童酗酒已成为平常的事，还说今后要向酗酒儿童的父母收取每小时二元五角美金的照看费，直到父母领回为止。从全国的范围来说，青少年中经常喝酒的，估计占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六。在纽约州的扬克斯，高中学生经常喝酒的占百分之五十八，其中百分之六十四说他们是驾驶着家里汽车出去喝酒的。在费城郊区的玫瑰谷，父母允许孩子带着成瓶的酒去参加聚会。他们的父亲充当酒吧招待员。这不由得使人们纳闷，克拉伦斯·戴【美国当代作家，著有《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改编话剧后，卖座历史不衰。书中的父亲是个比较老派的父亲。——译者】的父亲对此会怎么想。
六十年代一再出现的新闻报道，除了城市少数民族集居区的骚乱、一年一度的达拉斯市事件周年纪念、战争的暂时停火外，还涉及到新港爵士音乐节和洛德代尔堡青少年饮酒发生的骚乱。然而，青少年喝酒的普遍程度是不应当使人感到惊奇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在表现他们的社会身分。富裕、缺乏真诚的责任感，以及置身于失业人群之外的地位，使他们具有有闲阶级的一切特征。
六十年代的青少年在他们感到无聊和喝醉了的时候，往往破坏性很大。密苏里州汉尼巴尔一条简短的新闻，使人凄伤地感到人们所珍爱的一个美国神话已应更改了。在汉尼巴尔的卡迪夫山脚下树立着一座有名的汤姆·素亚和哈克贝利·费思【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所作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的塑像，两人都光着脚，肩上扛着钓鱼杆；一块牌子上刻的字说明，这里就是汤姆和哈克两人“随心所欲地游戏和闲逛”的地方。可是，任何男孩子在六十年代后期，如果天黑以后学他们的样，就要冒被逮捕的危险。因为青少年破坏他人财产行为的增长，年轻人晚上10点钟以后在卡迪夫山一带——实际上在汉尼巴尔的任何地方——游荡，都是禁止的。
这是一条严峻但又必要的法律；在密苏里和其他地方，破坏财产确实是个实际的问题。1968年2月，在自助食堂里发生多次起哄摔碎餐具的事件之后，纽黑文中学的学生，在一个星期之内，有三十人被捕。芝加哥的梅伍德郊区有五百个学生因抗议返校节上选出美女而同警察发生了武斗。还有芝加哥的邓巴中学的将近三千名学生跑出课堂去投掷石头砸汽车。在一次典型的郊区事件中，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里亚一伙青少年——政府官员的儿女——用垒球棒击碎汽车挡风玻璃，造成了七千到八千美元的损失。当他们被捕以后，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好玩”。还有一种流转颇广的暴力的表现方式是，强行闯入他人的聚会。有一个时期，每一个周末，在韦斯切斯特、费尔菲尔德、罗克兰、巴克斯等县——都是围绕纽约的一些高级的郊区——都发生大批这一类事件。典型的情况是，六个或八个青少年不速之客，在别人的宴会进行得最热闹的时候闯进去，砸开这家家长的酒柜，砸毁玻璃器皿和家具。
有时请来的客人更厉害。他们互相比赛看谁能把主人家破坏得最厉害。一次令人难忘的舞会是为了庆祝金发姑娘费尔南达·沃纳梅克初进社交界，在她继父母在长岛的南安普顿三十间房的大宅邸里举行的。被请去参加的有八百多当时《时尚》杂志称之为“漂亮朋友”的儿童。当乐队离开以后，他们之中一百二十七个人把那大厦破坏得一塌胡涂，砸碎了窗户玻璃、扯下窗帘，在吊灯上打秋千、拆毁电话机，砸坏电灯、装走用具并把大部分家具丢弃到海滩上。这场恶作剧的损失，据估计约在三千至一万美元之间。
富裕家庭的年轻人往往破坏得最凶，不过，无论在哪里都可能发生骚乱。有一次美国独立纪念日，在衣阿华州的阿诺兹公园里有五百个喝醉了的青少年向警察猛掷石头、啤酒瓶和混凝土碎块；骚乱是由他们中的一个人向警长挑衅开始的，他喊道，“嗨，兔崽子，这地方我们要接管了。”在芝加哥，一个摇滚舞音乐会——为了促进同青少年的友好关系而由市政官员安排的——不得不中途取消。在第一次演出中，观众站了起来挥舞轮胎链条和木棒；受伤的有一百三十五人，包括六十五名警察。
北达料他州大学直到该校学生刊物《学生》提仪在附近札普镇举行一次欢乐的周末之前，是国内最安宁和最守规矩的校园之一。札普镇长诺曼·富克斯很高兴，他写信给附近的各大学，保证供应“特殊风味的札普肉饼”和“愉快、纯洁、大吃大喝、令人笑得肚子疼、流眼泪的大量欢快。”他搞了一件印有“北达科他州札普即欢闹”字样的圆领汗衫，并且宣布这次盛会叫做“札普集会。”大家谈论着札普有可能成为北方的洛德代尔堡。达位镇长根本不理解这一切的含意。他管辖的全镇，人口才只三百。到了1969年5月9日星期五的傍晚，有差不多一千个学生——其中百分之九十是男生——从五个州来到了札普。三家酒馆挤满了人。当气温表降到冰点以下时，学生们在街中心点起了篝火，他们把酒馆的桌子和座椅拔下来当柴火。随后他们又开始破门闯进店铺和人家。拳斗开始了。一辆救火车开到；他们夺取了车子，把它拆毁。在五百名国民警卫队员到达之前，来宾们已经造成了一万美元的损失。
南方的洛德代尔堡从来没有面临过同这完全一样的问题，因为在那里5月份从来没有出现过结冰的温度。但是佛罗里达州那一年同样也受到年轻的纵火犯之害。在为时十五个月的一段时间内，根斯维尔的佛罗里达大学校园里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之多的（一百二十起）、起因不明的火灾。消防队长们认为整个校园建筑有被夷为平地的危险。在休姆宿舍楼的寄宿生供认纵火之后，这危机才算得到解决。住在宿舍楼东西两侧楼的学生比赛那一侧楼能够引来更多的救火车。这一事件的特别惊人之处是，这是前几代的人决不可能想象的事。休姆楼竟是一座女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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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求斯文的机构里的男厕所很久以来都在小便池上悬挂“离开盥洗室之前务请服装整齐”的提示牌。有教养的年轻男子是不需提醒的；早有人教导他们不要当众系裤子上的钮扣。因此，当弗朗索瓦兹·多莱亚克在1966年电影“间谍所在之处”里从盥洗室走出来，当着她的合演男明星戴维·尼文的面伸手到大腿分叉处，毫不在乎地拉上裤子的拉链时，他们不免吃惊。正是这种时刻使人想到两性之间的微妙平衡已经改变，并可能永远地改变了。妇女越来越多的参加了一向被认为是男子的职业：电话线务员、采矿机工人、沟渠挖掘工、卡车司机、特工人员。也有更多的妇女染上了男人的恶习：当众酗洒、少年犯罪、聚众殴打。妇女解放运动领袖泰－格雷斯·阿特金森把婚姻叫做“奴役”、“合法的强奸”和“无偿劳动”，并且不同意“为依赖感所束缚”的异性间的爱情。妇女解放运动不限于美国；1970年伯纳代特·德夫林被她的崇拜者称为“爱尔兰当年的红人”，而挪威一千一百六十二名在远渡重洋中怀了孕的女水手，向她们的政府要求并得到了补贴。但是，在六十年代末期妇女大规模上街的却是在美国：芝加哥是三千人，印第安纳波利斯两干人，波士倾两千人，而在曼哈顿有五万妇女，大步走过第五号大道，去掉乳罩的束缚，任其胸部明显地摇来晃去。
参加妇女解放运动的人抛弃乳罩不过是流行式样中许多变化之一。当迈娅·法罗把头发剪短以后，姑娘们全涌向理发馆，好让自己也可以象个小伙子。她们挤到陆海军商店去购买水手粗呢上装、海军军士衬衫和喇叭裤。方头，低腰的笨重皮鞋也深受她们的欢迎。许多女学生使用刮脸后润肤剂代替香水，以至于使商业杂志《福布斯》抗议说男人女人开始都是一个味儿了。1966年，伦敦东区出生的模特儿特维吉体重才九十一磅，于是妇女们节制饮食以便能够象她一样，尽管瘦骨嶙嶙原被看作是反女性的。她们的意思是要看起来坚强些。发亮的尼龙织品变得时髦了，还有硬邦邦的金属纺织品。上衣与长裤相配的一种女子服装也出现了——不是那种漂亮的松散便裤，而是男人式的、按身材定制的长裤。这种裤子的拉链或扣子不在侧面，而是象弗朗素瓦兹·多莱亚克一样在正中拉上拉下的。而且据说有些女孩子的裤子前后都可以拉开，这样她们便可以站在小便池前撒尿。巴巴拉·塔克曼【美国当代女史学家，著有《八月炮声》。——译者】不满地说，太多的女人开始象洛丽塔【美国当代作家纳布科阿夫同名小说女主人公。——译者】或者说象驯狮人了。一个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把她叫汤姆大婶。【当系借用“汤姆大叔”。——译者】
在这一运动的最上层既有搞同性关系妇女，也有搞两性关系妇女；凯特·米利特说，她有时就跟妇女睡觉，琼·贝兹也承认她干过一次同性关系活动。参加这一运动的人都很讨厌被看作是“性玩物”；女孩子们都反对男人对她们吹口哨，也不愿意做意在挑逗男性的淫荡的广告。而且，参加该运动的大多数女孩子仍愿找男孩子；一位两性关系的解放运动领导人格罗丽亚·斯坦纳姆说：“男人都以为妇女一获得解放，她们对男人来说便失去性感了。但他们不知道，如果妇女获得了解放，她们只会反而有更强、更好的性感。”贝蒂·弗里登证实“美国妇女的性饥渴已越来越严重。”戴维·里斯曼发现“数百万妇女”己变成“自觉的性的消费者”，并“同男人一起成为性生活的拓荒者。”过去称行为放肆的妇女为“野”或“浪”的年纪较大的美国人对目前发生的情况简直无法理解。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967年参加他孙女的毕业典礼时对那些穿着超短裙的女孩子们说：“脚腕子上下差不多看来总是很干净、很漂亮的，到了膝头就差不多总不好看了。”但那些女孩子当然都知道，男孩子们感兴趣的地方还要高。
无疑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在到处找机会，她们常常结成对儿去街头闲逛或在周末跑到大学校园里去。单身汉跑到芝加哥拉什街一带幽会酒店——如“狱中”、“内库”、“76精神”——去喝一杯酒，马上就会有些女孩子自动上前提出愿意“陪伴”他们，并作出新姿势来挑逗他们。纽约大学女生三分之一的人都参加过和全然陌生的人做一夜夫妻的活动。据1960年全国性调查，婚前与人性交的女孩子的数目不止增加了一倍；在五年的时间中，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在欧洲，调查人员发现自愿描述自己的性经历的男孩子比女孩子多一倍；在美国情况可恰恰相反。中学生也全都摆出一副淫浪的神态。《十七岁》杂志发现，为了这一目的，它的订户中使用涂眉油的人数从四十年代后期的五人中有一人，现在激增到了十分之九。鲁迪·根赖希说，二十年前，女孩子都尽量让人看上去显得温柔、天真；可现在，“她们还不到十七岁便练出了一副放浪的、有意显得淫荡的神情。”外表端庄的妇女几乎已经绝迹了。任何下流话也不再使她们感到吃惊了；她们自己也说。她们要是想男人，她们会自己说。
一度控制极严的电影，现在是尽一切可能去探素性交大观。离开白宫职务去就任美国电影协会会长的杰克·瓦伦蒂领导之下，好莱坞于1968年采用了一项影片分级制度。G级影片全家可看；共他的为M级（指供成年观众看），R级（限制十六岁和十六岁以下的人观看，除非有家长或监护人陪同）和X级（十六岁以下的不论什么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允许看）。
在六十年代后期，每个电影季节的X级影片都比前一季节的更有发展。甚至报纸上的电影广告都成了不应当让儿童看到的东西。“我很好奇（嫉妒）”放映时被认为是可怕的，……但新出的影片很快地就使它过时了。“调皮姑娘”一片的广告说，该片“使好奇的嫉妒显得失色，”事实确也如此。
达拉斯地方检察官亨利·韦德说，“若是在科顿圆形竞技场看到性杂技表演，我也不会感到太奇怪的。”在曼哈顿四十二号街上第七大道和第八大道之间的街区上，一个警察说：“知果一位矮小的老太太想要买一份《纽约时报》，她就得爬过三排的《操屄》杂志才能拿到。”——所有的淫秽杂志为了竞争发行量而竞相刊载比别家杂志姿态更淫荡和肉体露得更多的模特儿照片。……
性在一些不可思议的地方也成了问题。教皇保罗对避孕问题反复思考达五年之久，最后于1969年7月29日以题为《关于人类的生命》的一篇七千五百字的通谕中加以否定。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天主教徒群情愤激。旧金山大学（属耶稣会）的城市生活研究所，公布说他们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是赞成避孕的。年轻教士的绝大多数是同意的（但是年纪大一点的教士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不同意）。在华盛顿有几位教士举行了一次静坐抗议；另外有一百四十二人给他们的大主教管区为首的枢机主教巾帕特里克·奥博伊尔送去了一份抗议书。当这位枢机主教在圣马太总教堂里开始宣讲论服从时，教堂会众有二百人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傲然阔步走了出去。布法罗有七位教士因反抗性的言论被一所神学院开除。但是造反仍继续蔓延。第二年，圣保罗－明尼阿波利斯大主教管区的前助理主教同纽约一个离过婚的女人结了婚。很快，教士结婚——往往是同跳墙出来的修女结婚——的消息就不新奇了。
很多性欲知识是从实验室得到的，由穿着白外套、拿着记秒表以及其他东西的科学家加以观察。其中最有名的是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他俩最后也结婚了。他俩在圣路易市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的机构的发现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对交配的测量和摄影却把爱挑剔的评论家吓坏了。马斯特斯－约翰逊设备的最精采部分是一个通电的塑料阴茎，里边有一个小照相机和冷光照明，以便观察和记录阴道中发生的情况。
所有这一切过去对于年轻人是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前几代的人因为社会风气，怕丢脸、担心可能染上性病或怀孕——这对于女子来说是灾难——而对过早的性关系存有戒心。现在社会风气已经大大改变；社会对于婚前的性关系采取了宽容的看法。性病的传染已经消灭。（这十年的后期，由于乱搞男女关系重新风行，性病再次出现，并成为全国性的流行病。）“只要这事舒服，我就愿意干，”一幅在大学生中流行的墙画公开这样写着。性交很舒服，他们也就经常干。现在反正有药丸，避孕套和各种用于子宫内的子宫环，子宫帽等作保护。
六十年代后期，打胎已极容易，女孩子于是感到更安全了。但避孕方法的改善对于失足者人数的增长并无责任。这情况早己出现。在1940年到1960年期间，非婚生育的数目增加了一倍，而这些妈妈中有百分之四十全是十几岁的女孩子。据赫钦格夫妇调查，在某些特殊的社会中，一个女孩子在她过十六岁生日的那天就一定得和她的男朋友性交，如果她拒绝，她就会被人看不起。奥克兰有一所中学，女生怀孕的太多，学技只得同意她们都回去生完孩子再来上课。纽约东部阔人区的一家医院报道说：未婚母亲的数字在六年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七十一，《纽约时报》更引述玛格丽特·麦科马克博士的话，说女孩子怀孕“一度是大学里的间题，现在在高中或初中也成向题了。”纽约一个初级中学在一年里发现了二百四十起怀孕事件。1961－1962年的冬天开始普遮使用避孕药，到了1967年女学生生下私生子的数目才逐渐下降了。但是决没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性交活动不那么流行了。
色情充斥的美国文化现状无疑应对婚前和婚外乱交活动的增加负责。色情无处不存在——平装书的书架上，电视屏幕上、广告中、杂志里、流行歌曲里、戏剧，音乐以及日常谈话中都有。据贝蒂·弗里登说，某一心理研究机构发视在六十年代期间，各种大众宣传工具中涉及到性向题的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五十。《纽约时报书评》注意到兽与人的“爱情”故事已十分流行。邮局因递送色情作品而收到的抗议信在六年中增加了一倍，1965年是十三万封。
“应先作好准备！”在一张招贴画上一个穿童子军制服的女孩挺着怀孕的大肚子大笑着说。童子军总部要求赔偿名誉，法院对这个案件根本不受理。“使用避孕药物：这样就不用怕贴得太近了”，这是一份“计划做父母”的广告中的话。曼哈饭最大的旅馆，纽约希尔顿旅馆按小时出租房间。性生活失意的人（或夫妻）拿着《星期六评论》或地下报纸中的个人广告到处去寻求新的对手。谁都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夫妻交换会的主要活动地点；男人们把他们的房间的钥匙扔在一张桌子上，妻子们便过去随便抓一个，抓着谁的钥匙便和谁一块儿去睡觉。
年轻人说，如果中年人可以互换老婆玩玩，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先试试老婆的好坏？有些地区对这个问题感到不安，考虑到有些诱惑的可怕作用，便试图依靠地方自作的规定来防止这种性泛滥。有一个时候，在公共海滩上游泳的妇女所穿的游泳裤必须把两边屁股各包二英寸。不久，肯尼迪的寡妻在一张照片中却只穿一身三点游泳衣，这规定便立即被打破了。此外还有一些挑逗性的歌曲。
密执安大学的一个女生说：“从没有一个人说‘不干’的。”那么多人一说就行，大学女生却还有三分之一是处女，这也真是怪事。在有些情况下，父母实际把女儿没有性经验着作一件麻烦事，要是其他方面无问题，他们当然愿意他们的女儿保持处女身份。但在这一代人中，什么事都成问题。一个十几岁的姑娘如果对性缺乏正常兴趣，就很可能是已堕入了另一种为青年人预备的圈套。她可能——在某些地方还十分可能——是一个严重的吸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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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中期化学疗法的最初发展是有益的。三十年代后期出现了磺胺药物。接着出现了青霉素（1943年）、链霉素（1945年）、可的松（1946年）、促肾上腺皮质激素（1949年）、土霉素和金霉素（1950年）、脊髓灰质炎菌苗（1955年）、萨宾菌苗（1960年）。以眠尔通与利眠宁为前驱的各种镇静剂，把精神病患者通常住院的时间减少了一半。所有这些药物初问世的时候都叫做“神效药”。有了这些药物，自从人类史早期就折磨人类的一些病害被制服了，有些还被消灭了。1959一年里，医生开的镇静剂处方超过五百七十九吨，让人多少可以看出这些药物适应的需要。近在五十年代初期，每当夏季几个月，小儿麻痹症就使父母们感到惊恐；1952年一年，发现的病例有五万七千起。这种情况现在仅仅存在于记忆之中了。
药物革命有其阴暗的一面的最初迹象是在1962年出现的；当时有八千欧洲妇女因服用一种叫瑟利多迈德的新产品镇静剂而生出缺四肢的婴儿。幸亏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弗朗西丝·凯尔西医生反对，瑟利多迈德没有获得许可在美国通用。然而，一些为了调查的目的试服这种蓝色药片的孕妇，也生出了畸形的婴儿。如果一种药物能够产生这样的作用，那么什么是不可能的呢？美国人药柜里的药物之多是空前的。医生们这时一年要开出价值差不多二十亿美元的药丸的处方，其中包括新的巴比土酸盐剂和安非他明，催眠药和抗抑郁剂。此外，还有一个巨大兴旺的黑市。每年制造的八十亿粒安非他明或叫它兴奋药九，其中约有四十亿是非法出售的。外行常把兴奋药丸和巴比土酸盐叫做“软”毒品，而把海洛英、吗啡和可卡因叫做“硬”毒品，但是药物学家深知叫法正好应当相反；旧的那些毒品使有瘾的人镇静，而新的毒品使人产生危险的和难于预料的情绪。有些已成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因为为大家所熟悉，以至于有了流行的外号。其中有“兰坚鸟”（阿米妥钠）、“红鸟”（速可眠）、“黄胡蜂”（宁眠泰尔）和“兴奋丸”（巴比土酸盐加安非他明）。
新合成药中受到最广泛讨论的，是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简称LSD。这东酉最初是由瑞士巴塞尔的桑道兹制药厂的艾伯特·霍夫曼博士于1938年离析出来的，但性能尚待发规，在实脸室里搁置了五年，没有受到重视。发现它的性能是在1943年4月16日。霍夫曼的手指皮肤吸收了一点LSD，他开始产生各种幻觉。这引起了他的科学好奇心，于是有意地服了二百五十微克——约一粒细盐大小的量。他在日记里说明了药的作用：“我的眼晴闭着，五颜六色的、变化不定的、奇异的幻象把我惊呆了……声音被转换成了视觉感，以至于每个声调每个音响都引起相应的彩色图景，象万花筒似地变化着形态和色彩。”简单地说，他经历了一次幻游。
新泽西州神经与精神病研究所的汉弗莱·奥斯蒙德医生给LSD创造了一个新名称。他称之为psychedelic，意思是“精神扩张”。六十年代开始的时候，公众还不知道有这么一种无色、无臭、无味的毒品。后来哈佛大学两位心理学家，蒂莫西·利里和理查德·阿尔珀特开始给他们的同事、作家、艺术家、教士和自愿的囚犯做实验。利里和阿尔珀特两人于1963年被哈佛大学辞退了，但是到这时，LSD已经有了声价。经厉一次幻游或叫入境，在大学校园里成了身份的标志。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对此颇感不安，于是警告大学校长说，服用这种药剂是一项“有害的和危险”的行为。桑道兹制药厂停止制造这种药物。密执安州、新泽西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都通过法令禁止生产任何形式的这种药物。但是完全不起作用；服用的人仍然越来越多。
1966年，LSD已经家喻户晓。就连离群索居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幻游、经历幻境和精神扩张。教士和牧师举行会议，讨论LSD在宗教方面的作用。流行音乐厅——还有美术馆和博物馆——用电影、幻灯片和彩色闪光灯来使人联想到服用LSD时所产生的效果。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其中有些是伪造的——被用来吓唬那些想试试幻游的人。据说有一个服LSD过量的青年在一辆卡车以每小时七十英里速度驶过来的时候，用燕式跳水法跳到它的前面去。据说十几岁青少年在LSD影响之下，躺在原野上，眼睛凝视着太阳，弄得双目失明。这个说法后来有人揭发是谎言。但是美联社证实，有一个年轻人到警察局去自首，他说他进入LSD的幻境已经三天了。他问道，“我是不是杀了我的老婆？我是不是强奸了什么人？”结果是他被控告杀死了丈母娘。
服用者描述他们感到沮丧，甚至感到想杀人，有的则说他们是怎样变成了大乌鸦，或是变成了耶鱿基督，或是变成了六英寸高的小人。心情不安的父母向人述说他们儿女的遭遇：“我的儿子服用毒品。他跑到圣路易斯去，那里是宇宙的星占学中心。他遇见了希特勒和林肯。”还有，“我的儿子回家来过圣诞节。他的样子可怕极了。他光着脚在雪地里骑他小妹妹的自行车。邻居们都把孩子们叫回家。人家都怕他。”
但是服LSD的人——他们叫它“酸剂”——描写他们的幻游却是令人心醉神迷。一个向《纽约时报杂志》投稿的人写道：“当一个人可以就坐在马路边沿上，吞下一丸药就可以一连几小时在头脑里听到奇异的音乐时，谁还需要什么爵士音乐或甚至什么啤酒？一粒优质的酸剂，价钱是五美元，花上这点钱你就能够听到上帝领唱、圣灵打鼓的宇宙交响乐。”
披头士乐队唱过“黄色的潜水艇”，意思不过是游幻境的委婉说法，另外还有一支含有LSD味道的歌曲叫“草莓田”。小学的学童回家反复唱着按“雅克兄”曲调配的词，使他们的妈妈听了感到惊讶。歌词是：
『大麻叶，大麻叶，
LSD，LSD，
大学生在制造它，
中学生在服用它，
我们为什么不行？
我们为什么不行？』
有时侯，好象整个一代人都在服用麻醉剂了。事实上，自己服用药品和麻醉荆引起的嬉皮士运动，或反文化运动，开头的规模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大。这个运动实际上是五十年代“疲塌的一代”的延续。六十年代初期，疲塌的一代移居到旧金山的梣树岭地区。一个叫做“杰斐逊飞机”的爵士乐队正在一个叫做“模式”的偏僻不出名的夜总会里演奏着最早的酸剂摇滚音乐。他们一伙以及“感激的死者”正在拉翁达受到肯·克西和他那帮“快乐的恶作剧者”的款待。拉翁达是克西的住宅，位于旧金山南五十英里的一片森林里。在这里，克西和他的“恶作剧者”请来宾们喝搀LSD的凉饮；也是在这里，克西写出了“有人飞过杜鹃巢”（1962年）和“有时有个好念头”（1964年）等歌曲。
“恶作剧者”一面听着猛冲的、压过其他声音的酸剂摇滚舞曲，一面进行光线和色彩的试验，池们穿着奇特的服装，并且形成了后来在美国每一处居民点和世界上许多地方广为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当时还未风行。去参加由“飞机”和“死者”乐队伴奏的舞会的人很少。大多数舞客仍然比较喜欢查理·帕克型的爵士乐。这些新音乐家画出一些招贴画，描绘LSD幻游的视觉影响。但是很少有什么人欣赏。最初他们把这些早期的精神扩张艺术的样品免费赠送，后来以一美元一张发售。《壁垒》杂志的编者曾说这些画的印刷是“大半看不清”的，但是到了1967年，某些原画在旧金山最高级的画廊里要卖到二千美元一张。
那时，《旧金山纪事报》的一个记者已经把这些新的放荡不羁的人命名为“嬉皮士”，这运动也己先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后来更成为国际性的现象。嬉皮士聚居点在纽约、波斯顿、芝加哥、洛杉矶、亚特兰大等地都大为兴旺起来，嬉皮士飞地在墨西哥、加拿大、伦敦、罗马、东京等地——甚至在老挝也建立起来。到这时，嬉皮士运动的许多创始成员都已经退出了；他们讨厌那些风头主义者卖弄花哨地接见新闻记者和电视评论员。“当嬉皮士的最好的年头是1965年，”这个运动的著名的采访记者亨特·汤姆森说，“但是那时没有多少东西可写，因为各种情况在社会公众面前显露得不多，而私下里发生的又都是非法的。尽管外面知道的不多，真正的嬉皮士之年是1966年，到1967年关于它的宣传已经席卷全国了。”
1967年的“爱情之夏”，有些人靠贩卖DMT、墨斯卡灵、迈瑟德林、LSD以及更受普遍欢迎——也更安全的——大麻叶发了财，这些毒品是售给那些中产阶级及其上层中感到幻灭的子女的，那些人离开了自己认为是令人窒息的端正生活，“去干他们自己的事”而涌向嬉皮士群居村去。波特、布、玛丽简、草、玛丽·沃纳——他们所知的大麻的一些别名——在墨西哥每公斤（二点二磅）卖二十五美元，走私到了美国，每公斤可卖一百五十至二百美元，分成了三十四袋一英两装的小袋零售，每英两可以卖到二十五美元，即每公斤八百五十元。“乔烟特”——大麻烟卷——街头上每支卖一美元。海洛英的非法买卖更是有大利可图。马赛的地下药剂师把每一公斤的吗啡改制成海洛英可以赚得七百美元。曼哈顿的经营者用一万美元购进一公斤的海洛英，然后分装入塑料袋，每袋只含有百分之五的海洛英，其余是白糖或奎宁粉。用这种方式卖，原来的二点二磅可以赚到二万元。这项买卖的市场正在不断扩大。联邦麻醉品和危险药品管理局估计，单单一年之内美国就有六万八千人吸毒上瘾。
的的确确有几十座城市都建立起共享会、共在会和共爱会。就象十年前“疲塌的一代”一样，旧金山也是这个运动的焦点。主要的地下报纸《神谶》就是在旧金山出版的；也是在旧金山，最初的一伙“挖掘者”——以十七世纪英国为穷苦人在生荒地上种粮食的一个兄弟会的名称命名——为了使贫困的嬉皮士能够吃上饭而自己倾家荡产。食物分配工作在一个“乞讨公园”里进行；这种作法被称为“白给政治”。
参加反文化运动的青少年人数究竟有多少，完全看你对这个词如何定义了。如果把吸大麻香烟的人全计算在内，那人数就大得惊人。美国医学会毒瘾调查会主席亨利·布里尔医生估计试吸大麻的美国人从六十年代初期的几十万人，到六十年代末增加到八百万人，其中多数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这还远远是最保守的估计；美国公共卫生署估计的数字是两千万人。《花花公子》杂志的一次调查报告说，全国百分之四十七的大学生承认吸大麻烟卷，不过只有百分之十三的大学生说他们经常吸用。高收入家庭的成员吸得最经常。只有百分之二的人承认他们直接把迈瑟德林式“来的快”——液状安非他明——注射入血管，而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服用其他毒品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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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皮士最兴盛的一年可以说是始于1967年3月26日的复活节礼拜日，那一天有一万男女青少年聚集在纽约中央公园的牧羊草地上对爱情致敬。他们放风筝，掷飞盘，手位手连成“爱之圈”，互相在脸上涂抹色采，单调重复地喊着：“香蕉！香蕉！”这是由于当时流传一种荒谬的说法，说香蕉皮碎片具有引起幻觉的性能。同一星期天，国土的另一边，有一万五千青少年在旧金山欢呼利里博士象花衣吹笛人似的号召：“转向热闹的现场，听听当前发生的事情，离开高中、大学和小学……跟我走，这是艰苦的道路。”
接着发生的是数以万计的父母经历的一场恶梦。六十年代的父母对自己童年时代的大萧条记忆犹新，他们不能理解国家己经变得如此富裕以至能够养得起流浪汉，也不能理解他们自己的儿女会要参加流浪者的行列。“这些年轻人的样子看起来象游民，举止也象游民，”美联社报道说，“但他们不是普通的游民。他们大多数都曾在中产阶级的环境里生活过，读完了高中，并往往是达到了美国人的梦想——大学毕业。”现在，由他们的父母寄出的照片和附有悲份的寻人启事登上了警察派出所的公告牌。这些照片没有多大用处，因为照片都是这些年轻人还是规规矩矩的时候拍摄的，同他们现在新的生活方式毫无相似之处。
警察能够做到的都做了。救世军在东村设立了叫做“响应”的咖啡馆，在这里，十几岁嬉皮士少年都被规劝回家去。流浪到梣树岭的少年逃亡者由教会办的“美洲越桔”之家收容下来，然后设法同他们的父母联系。一位医生在旧金山为嬉皮土设立了一个免费诊所。他几乎立刻就被孕妇、性病病人和因使用不洁净的针管而染上肝炎的病人弄得门限欲穿。在梣树岭几乎每一个嬉皮士都患有伤风或流行性感冒。很多人都试图在金门公园睡觉过夜，没有想到，一套隐藏着的喷灌系统拂晓时便自动开始喷灌。
最有害于健康的当然是各类毒品。嬉皮士无法知道他们买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路易斯·拉萨格纳医生发现很多人买到手的是兽医用的麻醉剂或者干脆就是尿水。那年夏天有不少人试服STP，这是“地狱天使”牌摩托车燃料中使用的一种新合成的添加剂。约有五千至一万只胶囊装的STP被分送出去。嬉皮士少年很欢迎这东西，给它命名为“精神扩张的珍品”。医生们发现这东西危害极大；如果同LSD的一种解毒药氯普马嗪同服的话，STP是可以致命的。被别的嬉皮上叫做“来得快”或“迈瑟鬼”的服用的是迈瑟德林；当他们陷人沉醉状态的时候几乎什么都干得出来。与此同时，步法罗的梅门·科恩医生宣布，对LSD和氯普马嗪的初步研究表明，两者混合服用会产生染色体的损份、自发性流产，或造成畸形婴儿。
这年夏天，长途游览汽车安排了穿过梣树岭的路线以便使游客能够看一看那里的奇特景象。（有时会有一个嬉皮士举着一面镜子在汽车旁跟随着跑。）在这里，还有在东村，还有一些客串的嬉皮士，或称作“逢场作戏者”——他们实际是特意来逛逛的规炬人——前来度一个周末，到星期一早晨又衣冠整齐地去上班工作。新左派对嬉皮士的态度是有矛盾心理的。最初，当利里继马里奥·萨维奥之后成为年轻人的崇拜对象时，新左派的作家赞扬了嬉皮士的坦率和自发性。里根竞选取得压倒的优胜后，情况就转变了。许多幻想破灭的斗士承认失败，放弃了希望，宁愿一连几天沉醉不醒。他们说嬉皮士的力量是非政治性的。新左派感到刺痛，反驳说嬉皮士缺乏“稳定性”和“劲头”，说他们“理智上无能”，并说他们实际上是“虚无主义者”，说他们对爱情的观念是“笼统、不具体，到了毫无意义的地步。”当然喽，嬉皮士回答：这是他们的事，他们仍将这样做下去，你们管你们自己事去吧。
嬉皮士少年的最直接的威胁不是来自父母、警察、旅客或新左派，而是来自他们寄居地区的下层少数民族集团。梣树岭是一个工人区；纽约的东村居住的是意大利人、黑人、波兰人、犹太人、波多黎各人和乌克兰人，他们全都想爬到下层中产阶级去。那些游手好闲的青少年藐视自己阶级地位的情况，使当地的少数民族甚为恼火，因为那种地位正是他们渴望为自己的子女求之不得的。美联社援引了一位刚被解雇的二十岁的搬运工的话：“这些猫儿想退出来。想一想这对于努力想进入的人是怎么个滋味？”
一个吹笛子的抗议说：“我们嬉皮士是爱人的；我们决不是顽固派。”他感到惊讶地说，少数民族把他们的聚居区看成是“他们的地盘”。他们的确是这样想的。一个黑人抱怨嬉皮士“按管”了汤普金斯广场公园。这个公园原是属于他和他们同族的；属他们所有的东西不多，但至少这公园是他们的，而现在这些令人恼火的不请自来的年轻人却硬要同他们分享这个公园。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本来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力现在冲向不能自卫的嬉皮士。那一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少数民族的小伙子们在汤普金斯广场袭击了一个二十九岁的嬉皮士姑娘并把她的衣服剥光。在中央公园一个十五岁的嬉皮士姑娘和她十七岁的情郎（很典型的，她不知道他的名字，对她说来，他旧叫“诗人”）受到黑人的袭击，女的被强奸了，男的被打得不省人事。在加利福尼亚，一个贩卖毒品的人被杀死并且右臂被砍掉。几天之后，又有一个贩毒人被杀，尸体装在一个睡袋里，悬挂在峭壁上。
很显然，那一年的夏季发生着可怕的情况。骗子和窃贼也到处追踪年轻人。在《家庭》杂志上埃德·桑德斯把嬉皮士运动比作“被受伤的豺狼包围在山谷中的肥胖兔子。”他写道：“想要了解1967年春季和夏季旧金山的梣树岭地区的狂乱，几乎不得不住在那里才行。当时全美国到处都有人说，要寻求爱情和鲜花的快到旧金山去吧。”但是在梣树岭等待他们的却不止这个。“那山岭吸引了留着长发的邪恶犯罪分子。骑摩托车的人用粗暴的虐待狂的手法要把LSD的市场夺过去。满脸粉刺的服用迈瑟德林的年轻恶棍出卖着劣等的麻醉药。恶魔般的和恶魔加强奸犯双料的嗜杀成性分子充斥纷乱的临时免费寄居处。人们开始在公园里遭到抢劫。种族纠纷也发生了。”在这一切之外，还有一个经常去阿弗朗舞厅听“感激的死者”乐队表演的长满胡子的小个子精神病患者，他喜欢卷缩得象胎儿的样子躺在舞池的地上。他的秘密野心是劝诱女孩子和狗作下流动作，把一位美丽的女演员的眼球挖出来，然后涂抹在墙上。后来在梣树岭人人都记得此人。他的名宇就是查尔斯·曼森。
象“疲塌的一代”的思想一样，嬉皮士风也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留下去——放荡不羁的气质在美国是有宽阔深厚的基础的——但是作为这一年人们所着到的那种形式的运动，却是注定要消亡。所缺的只是最后的结尾。这一结尾发生在1967年10月8日的夜间。在一代人之前，1931年6月8日那天，一个名字富有诗意的纽约姑娘斯塔尔·费思富尔之死，象征了那行将结束的那一时代的不可思议和腐败堕落；约翰·奥哈位的《巴特菲尔翻8》就是根据这个事件写的。现在另一个上流社会的姑娘在曼哈顿被惨杀，结束了1967年的嬉皮士之夏。她的名字叫琳达·雷·菲茨帕特里克。她刚十八岁，白肤金发，是一个有钱的调料和茶叶进口商的女儿。她登记的家庭住址是她父母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一座邸宅，但是10月9日星期天，在纽约的下东端，一百六十九B大道一座褐色沙石建筑的公寓的锅炉房里发现了她的裸着的尸体。
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地点。左右两侧是一家破落污秽的废旧品商店和一家黑暗的酒食铺子。那锅炉房里散发着狗屎和垃圾的异味。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泡照着剥落的油漆、塌坏的涂墙灰泥、粉刷过的砖墙上爬着蟑螂，地上放着一个肮脏的床垫。琳达是同一个名叫詹姆斯“可爱的”哈钦森，身上刺着花纹的流浪汉来到这个恶臭的幽会场所的。按照侦探和警察局外科医生拼凑起来的情况，经过如下：琳达己脱光衣服爬卧在床垫上，这时她和“可爱的”发现室内还有别人。这地方常被用来作为贩毒品的交货地点。有四个“来得快”正处于兴奋麻醉状态，他们决心要和“可爱的”共享他的女友。她拒绝了。“可爱的”企图保护她，自己的脸部被人用一块砖给砸扁了。琳达被强奸了四次之后，她的睑部也给砸扁了。两具死尸脸朝上被留在那里；在一个墙角里发现了琳达的黑色抽纱裤衩。
三个黑人男子很快被逮捕了，但是公众对琳达比对害死她的人更为关心。琳达显然过着双重生活。在格林威治她是上层社会的家庭里受到庇护的有教养的孩子。同她的父母一样，她也是一个主教派教会教徒；她最喜爱的消遣是在高级的“圆丘马厩”的布满红叶的骑马道上骑马，她父亲回想起在当年8月里自己曾表示过对嬉皮士的憎恶，而琳达的评论是“同我的差不多”。她母亲回想起：“琳达从来不是很迷恋男子的。她非常腼腆。”过了劳动节周末之后，琳达告诉她母亲她不想回到她在马里兰上学的高贵住宿学校奥德菲尔兹去，她想搬到纽约去画画。她母亲后来说：“归根到底，琳达的整个生命就是艺术。她的热烈欲望是要在艺术界搞出一点名堂来。”她告诉她父母，她在格林威治村一家高尚的旅馆里有一间房间，同她合住的是一位来自好人家的二十二岁的名叫波拉·布什的接待员。这样，父母就同意了她的计划。
“波拉·布什？”旅馆的职员说。“当然啦，我记得琳达，但是并没有什么波拉·布什，只有一个保罗·布什。”琳达的家里后来得知她在东村曾和许多男人来住，她还用格休威治家里寄来的钱为他们和自己购买毒品。9月下旬，她以为自己怀孕了，她向另一位姑娘吐露她担心不知LSD对婴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星期六晚上，在她死去之前三小时，她曾告诉一个朋友，她刚注射了一些“来的快”并陷人沉醉兴奋的状态中。事后使她父母最痛心的是，他们发现琳达在东村认识的人对她的死漠不关心。一个女嬉皮士说她们虽然哀念“可爱的”，“那丫头死不死不值什么。”
同一个星期里，嬉皮士在旧金山的金门公园里烧掉了一具标有“爱情之夏”字样的灰色棺材。棺材里装了橙子皮、孔雀毛、吉样饰物、旗帜、十字架和一块大麻味的饼干。这次仪式叫做“嬉皮士之死”。送葬者一面唱着《上帝保佑美国》和《诃利黑天》，一面看着燃烧，之后，他们大声喊道，“嬉皮士已经死了！现在自由人将会获得成功！”暴力行为使这个运动丧失了活动能力，商业主义也起了同样的作用。游客们涌到梣树岭和东村两地的手工艺品商店。渴望得到一点钱的嬉皮士参加拍摄了一部大型的西部幻觉影片“印第安施舍者”，戏中扮演县警长的不是别人，却是蒂莫西·利里博士。旧金山的精神扩张商店的老扳罗恩·西林哀叹道，“那种精神已一去不复返了，”接着，他的商店就停业了。“集休形象”组织的一个老成员罗杰·里科说道：“情况再也不象从前了。嬉皮士都到哪里去了？”
※※※
「美国人物画像：卡尔·赫斯三世」
非此／即彼。
按照卡尔·赫斯的看法，每一个认真的人必须在两个极端之间选定一个坚强的立场。
他要么是一个“民兵”，要么是一个“气象员”派；要么是一个宁死不红的铁杆保守派，要么是一个新左派斗士；要么是一个三K党人，要么是一个黑豹党人；要么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要么是一个互助共生解放军的持枪成员。如果你不赞成战略空军司令部向克里姆林宫的男子盥洗室扔一枚炸弹，那你就应该赞成把泛美航空公司大楼炸掉。不存在什么中间地带，只有一种信念和这种信念的敌人；只有一种方法来挽救世界，一种方法来毁灭世界。社会并非复杂得不可思议，而是简单异常。人们只需要在两种绝对之间，黑与白之间，善与恶之间作出选择罢了。
1954年他作为极端保守的右派一个报酬很高的油滑的代言人在《美国信使》杂志上写道：
『如果美国不产生那种突然厌恶扯谈生活而伸手取下墙上挂的枪自己使用，或者交给需要使用它的受迫害者的话，那就不成其为真正的美国了。』
1970年，作为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和黑豹党的满脸胡须和满身破烂的圣哲，他骄傲地展示了一份他将亲临得克萨斯大学校园的通告：
『学生会发言人委员会（就是给你们带来过阿比·霍夫曼的那些人）介绍：卡尔·赫斯——走得很远的幻游人、斗士、共党、无政府主义者、精神反常者！！现任《壁垒》杂志的副主编。』
他从来没有认识到两极实在是同一的。表面上看来他是从一极摆到了另一极。实际上他一动也没有动。到头来他还是站在他原来的起点——还是同政治中心点保持最远的距离。
他在1923年出生于菲律宾一个大庄园里。他的性格不是由他父亲——一个浮夸的百万富翁——而是由他母亲——过去华盛顿特区的一个职业妇女——所塑造的。性格坚强的西尔玛·赫斯发现她丈夫是一个拈花惹草的人，就离开了他，带着小卡尔回到华盛顿，宁愿担任电话接线员而不接受赡养费。她定了一条规矩：她那小小的儿子必须读完一本书才能得到一件玩具。在他进入幼儿园之前，已经通读了威尔斯的《世界史纲》。
年轻结实的赫斯到十多岁时读过的书比他的老师都多；因而对他们不感兴趣。在他看来，教育还是一种有组织的官僚制度。他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认定现存制度是他的敌人。为了表示反抗，他这时进入两所高极中学，又分别向两校申请转学到另一校去。赫斯虚报年龄——他看起来要比他的年龄大——在共同广播公司网找到了一个工作。在他担任编写新闻节目期间，有一天他借用了他上司的汽车。一个警察交给他一份违犯交通规则的传票，这才发现他的真实年龄，于是他被解雇了。现存制度获得了胜利。现存制度总是会获胜的，但是他永远也不会停止与之斗争。
接着，他作为《亚历山大报》编辑部的稿件传送员，开始对党派政治着了迷；这同样也将成为他终身摆脱不掉的念头。民主党拒绝了他。由于共和党的极端保守派支持个人自由，他成了一个右翼共和党员。不论他的见解有无可取之处，他的才干是无可置疑的。他满二十岁时，已经是《华盛顿每日新闻》的一颗正在上升的明星。不久后主编打电话到他家告诉他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指定他负责这方面的新闻。赫斯回答说，为了罗斯福的死亡新闻不值得他起床出去，于是被解雇了。
他先后担任了《航空周刊》的新闻编辑，一本儿童自然科学读物的作者、《捕鱼者杂志》的主编，并且自1950年至1955年间担任了《新闻周刊》的版面编辑。如果他摆脱得掉束缚他的思想枷锁，他本来很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新闻记者的。可是实际上，他越来越全神贯注于右翼理论，为保守的《探路者》周刊编写反共专栏，主编《反攻》杂志和H.L.亨特的《事实论坛》，并同其他一些人——包括小威廉·巴克利——共同创办了《国民评论》。同时，他还定期为《美国信使》月刊撰稿。在这个月刊里，他抨击了罗伯特·奥本海默、联合国，以及他本人就是一名终身会员的全国来福枪协会的批评者。（“如果拉丁美洲人人都有手枪，他们就会有民主。”）他宣称，国民警卫队是反对联邦政府独裁的最强大的保障。他赞成秩序，赞成军队中下级服从上级，以及“由尊重权威的服从而产生的纪律”。
到了1960年，赫斯对朴实的个人主义的抒情般的赞扬，为他在俄亥俄州庞大的钱皮恩纸张与纤维公司获得了担任董事长助理的闲差。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郊区一所华贵的住宅，有十七套定做的服装。他在钱皮恩公司的任务是劝阻敢作敢为的工会组织者，并对雇员灌输忠城公司的思想。该公司不时把他外借给右翼智囊班子。他为众议员梅尔文·莱尔德汇编了《保守派文件》。1960年他为理查德·尼克松撰写政策性论文；1964年他作为巴里·戈德华特的首席顾问，替这位参议员匆忙赶写了接受党的提名的演说稿。他说戈德华特提供了“难得的人选，而不是应声虫。”
接着事情突然发生问题。林登·约翰逊不但获得选举胜利，而且是依靠赫斯所崇拜的英雄，大企业主的资助而获得的。赫斯发现他的一份右翼刊物的后台老板因得到联邦农业补助而发了财。但最大的创伤，是戈德华特的惨败使赫斯在“老大党”的各种圈子里完全不受欢迎了。按照惯例，曾经为一次失败的竞选很好出过力的人是可以指望在党的其他仍然在职的成员手下获得一个职位的。他在国会山上挨门挨户，希望通过共和党找到受雇的机会，但是毫无所得。谁也不要他担任任何职务。到了第二年春季，他已是穷途末路，愿意去充当国会大厦的电梯司机。就连这样一个职位对于他也是求之而不可得。最后他落得在华盛顿一家机器厂上夜班焊接推土机。
这年是约翰逊为越南战争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军事集结的一年。赫斯大为吃惊。这说明现存社会体制已失去控制。他看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得出结论，“我的大敌不是哪一个特定的国家——比如，不是古巴，也不是北越——而是国家本身。”在他看来，极端保守派的反共狂热把他们引到一种灾难性的错误。他们曾经信赖联邦政府的权力，结果使官僚制度得到胜利。他崇拜的新英雄是主张权力归于人民的黑豹党，以及“气象员”派嬉皮士：“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正在提出一些基本的政治问题，而警察为此正在对他们镇压。”他开始阅读无政府主义的作品，并且宣传反对权威——藐视法律、抵制征兵、隐藏政治犯，如果政府宣布没收你的住房，要拒绝迁出。
他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变了。他遗弃了他的妻子，留起一脸胡须。他把那些定做的服装留在衣橱里，现在，头戴卡斯特罗式的帽子，赤脚穿上网球鞋，身穿一件破烂的野外茄克衫和褪了色的绿色工装裤。由于他拒不交税，因此不得拥有财产。他住在阿纳斯科希阿河上一个女友的一艘可供住家的船上。他对一个记者说，“我捻接绳索，油漆甲板，并且密谋反对国家。”他的密谋限于在校园里演讲，在黑豹党集会上激励听众，以及为《壁垒》和《艰难时世》杂志写稿子，但是联邦调查局在密切地注视着他。
他的一些现在在尼克松领导之下管理政府的老朋友为他惊讶得发呆。在通往权力的走廊里，他们低声讲说着关于他的故事。他侵占着联邦的土地。他曾参加一次摩托车竞赛而折断了一条腿。人们见他背着旅行背包和一些人所共知的罪犯一起在特区闲逛。他曾经鼓吹没收一切公共财产和大公司财产，身上带着一张世界工人党的党证，曾经在一次反战暴乱中被捕，曾经在一次向迪克斯堡进军中受到瓦斯弹侵袭，曾经在一次激进的大会的高耸着一面大黑旗的讲台上讲过话，曾经获得《花花公子》杂志当年度最佳非小说性文章奖——一篇对意志自由论的赞歌。
声调柔和、肌肉发达、长的漂亮的赫斯，在那可供住家的《平静号》船上继续在密谋策划着。他的前舱璧上安放着自己心爱的来福枪，象征着他认为一个人有权保护自己不受官僚们奴役的持久信念。他的周围堆集着文稿：有讲演草稿，自传的笔记、小册子、一本论资本主义国家邪恶的书的手稿。他哀叹“戈德华特现在站到既成权力机构一边”是“可悲的，非常可悲的”事实。他听说这位参议员曾拒绝谈论他，但是他对此是能够理解的。他沉思地说道，“如果巴里认为我疯了，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
第三十三章 毛病百出的一年
这一年是香港流感和发型流行的一年。有121年历史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同有114年历史的纽约中心铁路合并，服务质量则加倍地变坏奇书网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Ｃom。第一类邮资每盎司由五美分涨到六美分，海伦·凯勒、埃德娜·费伯、约翰·斯坦贝克【以上三人均系美国作家。——译者】相继去世，迈娅·法罗和弗兰克·西纳特拉离了婚，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遭到了暗杀。
华盛顿的威拉德饭店宣告破产。自富兰克林·皮尔斯起，至少有七位总统曾在这家饭店住过。红色中国（当时人们还是如此称之）爆炸了第七颗原子弹。法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希特勒的骸骨在俄国出现。在格陵兰的图勒附近，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一架B－52坠毁，其残骸中的钚－235污染了若干平方英里的冰原。这是第13起此类事故。尼日利亚的比夫拉地方遭到饥荒。
有的事情倒也顺利。巴布拉·斯特赖桑在《滑稽女郎》中表演出色。朱莉·尼克松嫁了戴维·艾森豪威尔。电视审查员从斯马瑟斯兄弟节目中把唱反战歌曲的皮特·西格镜头删去，但半年后又改变主意，允许他演唱反战歌曲。人体器官移植在这一年大为盛行，虽然四个病人里只有一个活到半年以上。据《华盛顿每日新闻》报道，八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人获得社会保险的好处。小蒂姆悄悄地走上了舞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决定支持逃避兵役的人。《大家笑》提供了几个有趣的墙头标语：“小孤儿安妮——打个电话给‘眼库’【眼库意为储存人的眼睛以备为他人移值之用的库藏。——译者】”，“这是你们的贫民窟——你们来保持清洁”，“森林之火可以防熊”，“乔治·华莱士——你的罪行档案已准备好了”等等。出版商出版了约翰·厄普代克《成对成双》、查尔斯·波提斯《真正的勇气》，以及彼得·德夫里斯的《猫的睡衣和女巫奶》。艾伦·德鲁利的《保存与保护》也在这一年问世。《时代》周刊问道：“德鲁利何时才能停笔和歇手呢？”
国防部这一年的预算据透露将高达720亿元，数目空前，令人不安，由此可看到局势的一般动向。（罗斯福当年曾被指摘把国家变成了济贫院，而那时他整个国家的预算才不过88亿元。）新泽西州众议员查尔斯·乔尔森得悉武器控制法案的措辞已经冲淡，他不得不安于那新规定的数字了，他回答说：“但数十万美国人可能因此丧生。”美国人口调查局和公共道路管理局宣布，全国登记的汽车已达9,990万辆，有78.6％的家庭至少有一辆汽车，每四个家庭中有一家拥有两辆或两辆以上。这样一来，美国交通拥挤的严重情况就更加剧了。年纪不到21岁的男人，大都留着连鬓胡子，穿着喇叭裤。年轻人对某件事表示赞许时，称之为“真棒”，或是说有“气魄”或“没边儿”，要是你表示不同意，那你要么是庸人，要么是糊涂。
这一年，赛马“舞影”在肯塔基州赛马会上获胜，后因有人指控事先打了兴奋剂被取消比赛资格；接着，弄得谁也莫名其妙，又正式宣布它是冠军，而奖金则让给了亚军。
在西弗吉尼亚，统一煤炭公司第九号矿井爆炸，活埋了78人。美国潜艇“蝎子”号失事，99人罹难，这本是当年海军最大祸事，却由于另一艘美国船在北朝鲜的海域的惊人遭遇，显得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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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船“普韦布洛”号，按五角大楼的说法，是一般“技术调查船”，其实是一艘电子搜索船，船上布满天线和复杂的雷达装置，使它可以在缓慢驶经日本海时，监听北朝鲜陆地上电子装置发生的各种情况。只要它停留在12英里以外，那本来是完全合法的。北朝鲜人也充分了解这艘船的情况。在它1968年第一次执行任务的头两周间，北朝鲜人曾派出巡逻艇和低空掠过的米格式飞机，力图对它进行干扰。因此1月23日，当一队鱼雷快艇驶来，开始包围“普韦布洛”号时，船员们并不感到意外。接着，其中一条小船发出信号：“停船，不然我要开火了！”这可是新鲜事儿。船长劳埃德·布克中校回答说：“我是在国际水域内。”那艘鱼雷艇说：“跟在我后面行驶。”布克置之不理，但另一般小船开始向他的船倒退驶来。看那条船的护舷上装有防冲撞的绳垫和橡皮管，布克马上打电报给在日本的基地说：“这帮家伙要真动手了。”在对方的人登舰之前，他命令船员尽力毁掉这艘情报船上的秘密设备，扯碎了密码，用大锤、斧头、手榴弹等破坏了船只的装置。
美国海军的一艘舰只被俘的消息传出来后，震惊了整个美国。自从1807年英国人俘获美国船“切萨皮克”号以来，这还是头一次。迪安·腊斯克说，这是“极端严重的事件”，是一种“战争行为”。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华莱士·贝内特要求派美国军舰强攻元山港，夺回“普韦布洛”号，救出船员。民主党参议员托马斯·多德要海军劫持“凡在海上行驶的”任何挂着北朝鲜旗的船只。不过，华盛顿大多数人还是赞同腊斯克的意见，保持冷静态度。北达科他州的卡尔·蒙特（他不是绥靖主义者）指出：“我们眼下战争的烦恼事已经够多了，何必再找麻烦。”国会里其他一些人也认为，开战只会使得“普韦布洛”号的船员遭殃。两次请求苏联居间调停，都碰了壁。前最高法院法官、此时任驻联合国大使的阿瑟·戈德堡试图让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过问，也未成功。
最后，还是由美国和北朝鲜的代表在板门店铅皮顶棚屋里谈判解决。15年前双方军队就是在这里达成停战协议的。同时，北朝鲜中央通讯社广播了布克中校所谓的供词，承认犯有“罪行”，干了“赤裸裸的侵略行为”，承认这样做“毫无道理”。中校和船员还写了一封公开信，讲到他们“得到了一切生活必需品”，然而读起来夸大其词，文字几乎全是洋泾浜英语，叫人难以放心。在美国汽车上出现一些标语，呼吁“勿忘‘普韦布洛’号”，好像有谁会忘记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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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韦布洛”号被劫持一个星期后，北越人在相去三千英里的南方发动了他们最为壮观的攻势。威斯特摩兰将军预见到这一着，并且认为自己知道其攻击目标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巨大基地溪山。溪山在许多方面都很像奠边府，位于布满弹坑的红黏土小山之间的盆地底部，横亘在共产党“敌人”向南渗透的主要通道上。一位美国少校向记者们解释说：“这里是瓶塞子，如果能越过这里，他们就会把直到海岸边的这一片农村全部占去。”
盆地的确是敌人进攻的一个目标，北越投进了2万人的兵力。这里被围76天，然后才由3万美军参加的飞马行动打破包围。但是溪山并非武元甲将军的主要目标，他的计划是攻打南越的几乎全部的大小居民点。
1月30日（星期二）晚，南越各个城市的人以听天由命的态度，照旧欢度阴历除夕。第二天是猴年元旦，是这一年最不吉利的一天，比人们设想的还要更加不妙。如果人们善于观察，本来到处都是征兆。例如，有许多年轻力壮的陌生人乘坐舢板、小型摩托车或自行车进入各个城镇。还有，出殡的行列多得惊人，都是按照旧俗敲着锣，吹着笛子，燃放爆竹，抬着棺材（后来才知道，棺材里装的并不是尸体）。午夜刚过，庆祝新年的人们已经熟睡，那些陌生人（全是越共精锐部队的成员）集合起来，在首都和从南到北的其他一百个城市，同时攻击了各个要害地点：警察局、军事基地、政府办公楼、广播电台和电站，以及包括美国大使馆在内的外国大使馆等。美国使馆在不久前遭到恐怖分子袭击之后，刚才花费了250万元重建起来。
参加春节攻势的越共部队总共约有六万人。经过25天的进攻，他们控制了包括湄公河三角洲大部分的广大农村地区。美军和南越军队后来一步一步地把他们从大的人口集中地赶开。在旧京城顺化，进行了最激烈的战斗，民房有70％被毁。在槟椥，经过空袭和炮击之后，才打垮了那里的共产党军队。一位美军官事后对槟椥战斗作了令人难忘的评语：“为了挽救该城，不得不把该城毁掉。”清点死亡人数，发现敌人的尸体比美军和南越军队多得多，于是美军指挥官们便扬扬得意地宣称，他们打胜了。约翰逊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从军事观点看，越共的攻势是“一次彻底的失败”。麦克纳马拉部长在电视讲话中讲道：“很显然，没有达到……其军事目标。”
“如果这叫失败，”佛蒙特州参议员乔治·艾肯说，“我希望越共永远不会取得重大胜利。”纽约州的罗伯特·肯尼迪警告不要作“欺人之谈”，应把敌人的春节战役看做“某种胜利”。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说：“如果占领美国大使馆的一部分和几个大城市算做彻底失败，按照这种逻辑，我想如果越共占领了整个南越，政府一定会宣称他们已彻底垮台。”还有一个参议员大概是说出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心情，他感到难以理解地问道：“是怎么回事？不是说我们正在打胜这场战争吗？”的确，政府早先就是这样告诉全国人民的。只是两个月以前，威斯特摩兰将军还报告说，隧道尽头，光明在望。而现在情况却是如此。
正如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指出的，春节攻势真正的伤亡是“美国消耗战略到底是否可信”；威斯特摩兰，“当今约翰逊最重要的政治盟友的这个人是否可信”。如果在这战争问题上威斯特摩兰已不再可信，即约翰逊也就不可信。约翰逊政府已经开始散掉，约翰·加德纳辞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职务，戈德堡辞去联合国的职务，麦克纳马拉离开了五角大楼，换上了克拉克·克利福德。
到1968年4月19日，美国在越南的兵力已增至54.9万人，阵亡的人数达到22,951人，到6月23日（星期日），这场战争已超过独立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拖得最长的一次战争。约翰逊总统的两个女婿都在越南战场上，在别的时候，这本来会使人对他产生同情心的，但现在对战争的怨恨实在太深了。逃避兵役的人和陆军部队的逃兵在加拿大和瑞典建立了侨居区。后来，夏季将临，1968年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时，有两件事促使抗议者的队伍扩大起来。一是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再增兵20.6万人，二是他的司令部宣布，“广治省的溪山基地已经停止使用。”为了这个瓶塞牺牲太大了。使海军陆战队遭受那么多的伤亡，白白浪费那种勇敢精神，现在这位将军根本不想要它了。
4月10日，白宫宣布美国驻越南军队的司令官易人。从6月30日起，新领导人就将是威斯特摩兰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据《时代》周刊说：“这位新英格兰将军个性坚强、直言不讳。……他甚至能够使秋海棠都鼓起劲头来。”）当时需要的是能够主持有秩序的撤退的人，因为事情越来越清楚，迟早是要那么办的。一度还曾希望很快实现。5月里，河内提出在巴黎举行和谈，已定于5月10日在古老的美琪饭店开始，对手是艾夫里尔·哈里曼和春水。春水原是胡志明的外交部长，于三年前退休。
但是，没有出现任何变化。经过六个星期曲折的外交谈判，双方代表好客易出现在同一间房里，而接着彼此又就会议桌的形状争论起来。与此同时，敌人在加紧进攻，把5月变成为流血最多的一个月，美军死亡两千人。约翰逊总统在美国退伍军人团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大会上讲话时说，如果越共不表现出某种“克制”，就谈不到停火。哈里曼向他提出意见说，这似乎未必可能。克拉克·克利福德赴越南视察，报告说，共产党人正在“重新装配，重新集结，重新武装”，准备新的闪电战。艾布拉姆斯将军研究了威斯特摩兰制定的新战役计划，其代号是“全胜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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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对尼克·卡曾巴赫鲁莽地声称东京湾决议便可作为在越南开战的法律根据原就颇为恼怒，1967年10月听到迪安·腊斯克说，“10亿中国人”才是对美国安全的真正威胁，就更加光火。他后来说：“在这时刻，我想我应该呼吁停战了。”受到正在物色总统候选人的反战运动领袖阿拉德·洛温斯坦的鼓动，这位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便正式提出参加新罕布什尔州的总统预选。民意测验预告，麦卡锡最多能得20％的民主党选票，不过有两个对他有利的因素，一是北越人的春节攻势，二是成千志愿为之工作的大学生的支持，这些人剃掉胡子，擦洗干净，穿戴起来“为了尤金而清清爽爽”。
3月12日进行预选，麦卡锡出人意料，获得42％的选票，约翰逊的票数是48％。如果把共和党转向的票数也计算在内，他得票28,791张，约翰逊是29,201张，几乎要击败总统。马上大家都感到约翰逊是可以击败的了，这次投票引起的最重要的直接结果，是对罗伯特·肯尼迪的影响。肯尼迪没有参加预选，他在1月20日还宣布说：“在任何可以预见到的情况下，我是不会同林登·约翰逊对抗的。”当时他说明，他之所以踌躇，是因为他参加竞选会“十分有害地”分裂党。这时，他却说他正在“重新估计”自己的地位。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后的那个星期六，使拥戴他的人无比兴奋——同时也激怒了麦卡锡——他声明：“我今天宣布参加竞选美国总统。”
接着是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大规模预选，结果对约翰逊很不利。他的组织在瓦解，连那里忠于他的民主党政客的儿女们都倒向麦卡锡。肯尼迪没有参加那里的预选，但是报纸天天都报道，说他的力量在增强。西奥多·索伦森、肯尼思·奥唐内、阿瑟·施莱辛格都参加了他的竞选班子，劳伦斯·奥布赖恩为了替他总管竞选工作，辞去邮政管理局局长职务。约翰逊总统考虑到这种情况，3月31日发表了电视演讲。他说，他已下令减少在越南的轰炸，并谈到国内的竞争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全部恶果”。他说国家需要团结一致。然后又说：
我已最后决定，我不应让总统的职位同这个选举年里不断发展的党派分裂牵扯在一起……我认为我不应该为了个人党派的原因而耗费自己一天乃至一小时的时间……为此，我将不争取也不会接受我党提名而去参加竞选下届总统。
约翰逊退出竞选所产生的冲击消失之后，很清楚，民主党提名的竞争将会在麦卡锡、肯尼迪和副总统汉弗莱（只要他乐于宣布）三人之间展开。这三个人，只有麦卡锡在威斯康星州参加了预选，同总统对抗过。由于为时太晚，已无法把总统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上去掉。麦卡锡在民主党预选中得票57.6％，尼克松获得共和党预选票数的81.3％。尼克松最严重的对手是乔治·罗姆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
汉弗莱在4月27日宣布参加竞选。麦卡锡在俄勒冈勉强领先，在其他各州一概是肯尼迪取胜。肯尼迪最有力的主张是反战和维护贫而无权者的利益。黑人运动领袖都是他的天然盟友，其中尤为突出的是马丁·路德·金。金已看到，越南是妨碍黑人进步的最大障碍。黑人在作战部队中的数目超过了应有的比例，而本应用于黑人区的钱也花在战争上了。金声称：“谁都不能妄谈战争的存在不在严重影响民权运动的命运。”
1968年4月间，金正在孟菲斯，支持由1,300个垃圾清运工人（多数是黑人）发动的已为时两个月的罢工。他先住在每天29元的豪华假日饭店里，招来报纸的嘲弄，于是搬到黑人经营的洛林汽车旅店去，房钱一天13元。4月4日晚饭前，他靠在二楼300号房间外面的铁栏杆上，正和楼下的几个同事谈话。这时候，在街对过一幢普通的公寓里，蹲伏着一个狙击手，端着一支装有观测镜的30.06口径的雷明顿气步枪。他放了一枪，子弹穿进金的脖子，在他的颚后爆炸，炸断了脖颈骨。他由栏杆往后倒去，靠在旅店墙上，两只僵硬了的手伸向头部。
马丁·路德·金是继甘地之后最伟大的主张非暴力主义者，可是他一生最后的富有讽刺意味的事，是他的死却引起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放火、抢劫以及其他刑事犯罪活动。遭受破坏的城镇有168个，华盛顿受到的打击最甚，纵火事件达711起之多。“拿起枪来！”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对黑人说，他们许多人真就照办了。单在首都，被杀死的就有十人，其中一个白人是从汽车里被拖出来，用刀戳死的。约翰逊总统命令在所有联邦的建筑物上一律下半旗志哀，这对一个黑人是从未有过的一种礼遇，但恐怖行为照旧不断。有些距离白宫只有几个街区的建筑物，也被放火点燃。全国统计，纵火事件共2,600起，被抓2,600人，受伤的达21,270名。为了恢复秩序，政府派出5.5万名士兵，等于保卫溪山的海军陆战队的人数的十倍。
在黑人圣歌和教堂丧钟声中，由两头骡子拉的一辆老式农村板车载着马丁·路德·金的棺材，送往墓地。估计有1.2亿美国人在电视荧屏上观看了送殡行列。送殡的有5～10万人，包括大多数全国性领袖人物，如罗伯特·肯尼迪、尤金·麦卡锡、纳尔逊·洛克菲勒、休伯特·汉弗莱等。葬礼是在佐治亚州举行的，但州长莱斯特·马多克斯却没有参加。马多克斯不让学校停课，反对下半旗志哀。但是，他不愿纪念的那个人是再也不会因为这种顽固态度而受到伤害了。在佐治亚特产大理石碑上镌刻着纪念他的墓志，摘自一首古老的奴隶赞歌；这诗句，在五年前向华盛顿进军时，金本人曾经用来作为他演讲的结束语：
『到底解放了，到底解放了；
感谢上帝，我到底获得了解放。』
那个狙击手租用开枪杀人的房间时，自称约翰·威拉德，原来是埃里克·斯塔沃·高尔特的化名，而高尔特也是个化名。当时在场的人曾亲眼看到他驾驶一辆带有亚拉巴马州牌照和墨西哥旅游标签的白色野马牌汽车逃跑，这辆汽车后来被丢在佐治卫州亚特兰大市。中央情报局了解到，此人花了2,000元（现金）买了那辆汽车，用的名字是高尔特。现在，世界各地警察都在缉拿这个逃犯。他逃往多伦多，又改用新化名拉蒙·乔治·斯奈德。他通过最起码的手续（发誓说那是他的名字）取得一张加拿大护照。他用345元购买一张去欧洲的游览票，先在葡萄牙待了两天，然后飞往伦敦。到伦敦后，他突然失踪，无疑他自以为从此就不会有什么事了。
然而，他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他在孟菲斯公寓里留下了指纹。中央情报局在司法部里花费半个月时间，调查了5.3万个被通缉人的指纹之后，终于查出此人名叫詹姆斯·厄尔·雷。他是个惯犯，多次因伪造证件、偷窃汽车和持枪抢劫等罪判刑。1967年4月，他从密西西比州州监狱越狱。现在，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从中央情报局那里了解到此人的行踪，于是通知欧洲各地海关注意斯奈德这个人。6月8日，他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被捕。戴着手铐引渡时，给他穿上了防弹背心，套上防护裤子，飞回美国，因为谁也不想再重演奥斯瓦德故事。他被装在一辆六吨半的卡车里，送往孟菲斯监狱。他的牢房窗子挡上了厚钢板。他伏罪，被判处99年徒刑。但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始终没有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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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金被刺几乎整整两个月后，也就是在雷被捕的那个星期里，发生了另一起愚蠢的暴行，干掉了争取民主党总统提名的一个最重要人物。“暗杀从不曾改变过历史的进程，”罗伯特·肯尼迪在他哥哥死于达拉斯后曾经说过，但这话并不确实。他哥哥的死，以及他本人的死，都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他在印第安纳州预选中击败了尤金·麦卡锡，得票比数是42％对27％；在内布拉斯加州比数则是51％对31％。在1968年6月4日（星期二）他死的那天，他在汉弗莱的故乡南达科他州击败了汉弗莱，并在最大的加利福尼亚州预选中击败了麦卡锡。
那一天，肯尼迪同他十个孩子中的六个和妻子艾塞尔（正怀着第11个孩子）一起在洛杉矶附近的海滩上消磨了一个早晨。随后在城里大使饭店的第512号套房，收听选举消息。夜半时候，他乘电梯下到他自己设在饭店使馆厅里的总部去，同欢欣鼓舞的自动前来帮忙的人谈了一会儿话。末了，他说：“我谢谢诸位，下一步是到芝加哥去，咱们在那里取胜吧。”朋友和他最接近的随从们都学着他的腔调说：“下一步是到‘工厂’去。”这是一家热闹的夜总会，他们打算和他一起去欢庆胜利的地方。但是，他还得先到记者室去说几句话。从讲台到使馆厅大门人挤得水泄不通，因此有个参加晚会的人建议他们从后面通道出去。肯尼迪的保镖、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比尔·巴里表示反对，他不赞成这个主意。但是，参议员说：“没有关系。”于是他们迈步走进一条闷热的、有气味的走廊。肯尼迪停下来同一位17岁的餐厅小服务员杰塞斯·佩雷握手，回答了一个有关汉弗莱的问题：“这要追溯到那次斗争，因为……”
他再不能说完这句话。帕萨迪纳地方的一个记者看到有一只手臂和一支手枪从一群旁观者中间伸了出来。刺客是把右手肘部支在柜台上，向肯尼迪开枪的，距离只有四英尺远。他把装在塌鼻子艾弗－约翰逊式左轮枪里的八颗子弹全射出来以后，肯尼迪的朋友、奥林匹克冠军雷夫·约翰逊才把他手里的枪打掉。有六个人躺在大厅的地板上，流着血，五人轻伤，第六个是肯尼迪，他的伤势是致命的。他中弹两发，一发关系不太大，另一发打穿头盖骨，进入脑部。艾塞尔跪在他身旁。鲍勃要喝水，他随后问道：“大家都平安吗？”那个服务员给了他一个十字架，鲍勃用手指捏住念珠，艾塞尔祷告。这时，体重300磅的洛杉矶橄榄球公羊队前锋罗斯福·格里尔抱住了那个瘦小的、黑发的刺客。
“你为什么干这个？”有个人对他吼道。刺客尖叫着：“我有理由，让我说明理由！”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领袖杰西·昂鲁高声问他：“为什么杀他？为什么杀他？”行刺的歹徒回答说：“我是为了我的国家才这样干的。”这话听起来很荒谬，但接着慢慢弄清了真相。从他那精神不正常的想法看来，他确实相信自己是出于爱国心。对洛杉矶所有其他的人说来，这一天是加利福尼亚州预选的日子，而在暗杀肯尼迪的凶手看来，它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六天战争的周年纪念日。这个人的名字是锡尔汗·比沙拉·锡尔汗，出生在约旦，他痛恨肯尼迪所喜欢的以色列。从表面看，这似乎就是那黑瘦的阿拉伯人杀死肯尼迪的惟一动机。
奄奄一息的肯尼迪先被送往中央收容医院，跟着转到规模较大的慈善医院。依靠注射肾上腺素和进行心脏按摩维持生命，同时急速给他动了手术。然而已无法挽救。经过几次挣扎，他终于在1时44分死去。林登·约翰逊痛斥国内枪支的“疯狂买卖”，随后派出总统的一架喷气式飞机把肯尼迪的尸体运回家乡。肯尼迪家族及其朋友再一次伴送一口棺材搭乘波音707飞返东部。联合国下半旗志哀。对于一位从未当过国家元首的人如此表示敬意，这是前所未有的。飞机抵达纽约时，已有一万人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外面排成行列等候向遗体告别。在灵台的每个角上都点着蜡烛，朋友们轮流守灵。肯尼迪兄弟中仅存的特德·肯尼迪作为男性家长，用颤抖的声音发表了挽词。
仪式由理查德·库欣枢机主教主持，安迪·威廉斯唱《共和国战斗赞歌》，圣诗班合唱《上帝赞美歌》。然后，汽车队驶往宾夕法尼亚车站，这里一列由两辆黑色机车牵引的专列在等候着，目的地是华盛顿。可是，因为铁路沿线两侧站立的人群太密，这一行程竟用了八个小时。到达首都时，夜已深了。在只有路灯照明的情况下，车队绕过市内巨大、黑暗的政府办公楼群，越过波托马克河，来到阿灵顿。这里已准备好鲍勃的坟墓，木莲树下的一块黑色孤石，离他哥哥的墓碑只有几英尺远。在这里举行了简短的葬仪，然后把覆盖的国旗叠成三角形献给艾塞尔。这时，乐队演奏：
『美国啊，美国！
上帝赐福予你！
还为你的善良冠以兄弟情谊，
从海洋到光辉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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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8年，从元月1日到6月15日，共发生221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遍及101所美国大学校园，参加的学生近3.9万人。建筑物被炸毁，校长和院长受到粗暴对待，猥亵话被涂在墙壁上，或用以责骂警察，有时竟是幽静雅致的贵族化七姊妹女子学院里高尚家庭出身的有教养的女孩子干的。这几个月里，遭受学生暴行破坏的高等院校计有：费拉德尔菲亚的坦普尔大学、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奥伯林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杜克大学、芝加哥的罗斯福大学、南伊利诺伊大学、波士顿大学、马凯特大学、塔夫茨大学、斯坦福大学、科尔盖特大学、霍华德大学、俄勒冈大学、西北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巴纳德学院、米尔斯学院、康涅狄格大学、三一学院、特斯基吉学院、芝加哥大学、马里兰的布伊州立学院、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迈阿密大学等——
当然，还有哥伦比亚大学。
在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的第三个星期，有关莫宁赛德高地校园的报道中最引人注意的事件，是它改变了头一年做出的决定，不再接受工业化学家罗伯特·斯特里克曼的一项馈赠——他所发明的一种香烟过滤纸的专利权租用金。那事传出曾很受社会上的非议，可是1968年4月哥伦比亚暴动的社会影响就更糟糕得多。这是四年前伯克利学潮以来最大的一次大学反抗行动，而且从一个方面说是更加富有意义的，因为它标志着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出现。在此之前，该会在公众心目中也不过是又一个政治性的学生组织罢了。八年后，该会会员发展到5,500人，在200个学院设有分会，并表现了学生厌恶集中制的特点。然而到60年代中期，该会已经表现出好斗的精神，它的领袖公开宣称，要与该会曾明确提出的压迫、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为敌。它认为，美国大学已为这三者所败坏，哥伦比亚大学的情况则尤其恶劣。
在平日欢快的日子里，莫宁赛德高地校园的学生中间流行着这样一首大学生进行曲：
『谁是纽约的主人？
谁是纽约的主人？
嗨，我们是纽约的主人！
嗨，我们是纽约的主人！
谁呀？
哥－伦－比－亚！』
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提醒同学们说，哥伦比亚大学确实拥有价值2.3亿元的曼哈顿不动产（包括洛克菲勒中心占用的土地在内），附近每况愈下的哈菜姆公寓楼群占了大部分，因而实际上哥伦比亚大学成了贫民窟的大房东。六年前，哥伦比亚大学又从纽约市租得靠近莫宁赛德高地公园的30英亩土地中的2.1英亩，因而无意中为未来发生的爆炸性事件提供了燃料。学校原打算在这块土地上建造一所价值1,160万元的宏伟体育馆。住在邻近的遍地都是酒瓶的哈莱姆贫民区的黑人可以免费使用底层的体育场和游泳池，大学体育系则使用上面的几层。大学董事会的董事们设想，既然附近居民区当前充满了娼妓和吸毒的瘾君子，成为全市犯罪率最高的区域之一，那么凡是有一点公民自尊心的居民都会欢迎这个计划。但是他们错了。
持反对意见的房客们把这个计划叫做“土地掠夺”，并说是对“公园的玷污”。这时候，大学行政当局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一位建筑师关于体育馆的构图公布出来，www奇Qisuu書com网其中体育馆面向学校的大门，是精心设计、造价昂贵的，另一面朝着哈莱姆区开的门，则小而简陋。于是，居民区组织的领袖们便痛斥这是“隔离的不平等的”安排。哈莱姆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主席愤怒地指责说：“本居民区受到劫夺。”于是150个示威者向体育馆工地进军，高喊“种族歧视的体育馆必须拆除”！并拆毁了一段栅栏。参加示威的白人当中有哥伦比亚大学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主席马克·拉德，以及他所尽力召集来的追随者。
拉德这人正是埃德加·胡佛想像的那类新左派分子。前此不久，胡佛刚谈到过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是“一个得到共产党支持的好斗的青年组织，而它反过来又支持共产党的斗争目标和策略”。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则讽刺说：“共产党人不能把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接管过去，因为他们找不到它。”该会在哥伦比亚的确也只有很少的会员，但由于他们喜欢讲蛮话，自己又喜欢蛮干，因而按当时的说法，他们就显得很了不起。拉德尤其吵嚷得凶。在莫宁赛德高地上空升起气球的那一天，他刚好对卡斯特罗的古巴进行了三周访问后回到学校。好像特意要证实胡佛的看法似的，他满口称颂古巴是一个“特别人道主义的社会”。
拉德的对立面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他68岁，超脱冷漠，行政工作能力不强。后来，以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在柯克领导下的行政当局“独裁专断，招致不信任”。4月间，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曾征集1,500人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要求哥伦比亚大学退出防务分析研究所（有12个大学研究人员参加的为五角大楼工作的机构），柯克当时对此未予置理。该学生会指摘防务分析研究所的研究项目“目的在于压迫越南人民”，而且包括“防暴设备，为了（在美国）对黑人进行大规模种族灭绝”。
星期二把那个体育馆工地上一段栅栏推倒之后，拉德率领他的一伙人游行到常春藤盘绕的汉密尔顿大楼（哥伦比亚大学领导机构所在地）进行示威。他们在这里出乎意料，见到了持和解态度的代理教务长，他说，虽然他“在当前这样的形势下无意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体育馆和防务分析研究所成员资格都是可以商量的问题。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现在对这些已不感兴趣。造反者尝到了胜利的甜头，便乘势把代理教务长和另外两个职员拘留了26个小时。围攻哥伦比亚的行动于是开始了。
头一天夜里，白人学生还发现另一种情况：黑人的力量。他们中间的60名黑人学生，要求白人学生离开。他们说，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在他们看来战斗性不太足。有一种说法是，黑人当时都带着枪，打算要同警察干一场。他们的白人兄弟并不认为修体育馆的事值得动枪。有的白人学生感到痛心。其中有人说：“为什么要他们管这事？国家的分裂和两极分化已经够呛了。”不管怎样，第二天（4月24日，星期三）早上6时，拉德宣布汉密尔顿大楼已不需要白人学生。他们把大楼交给黑人，自己接管了洛楼图书馆，贴出通告说：“解放区，可以自由参加进来。”柯克校长的办公室就在这座楼里。他们破门而入，进行了搜查，把有些信函和文件照了相，有的给乱扔一气；他们吸了柯克的雪茄烟，把他的雪利酒也给喝了。而这才不过是个开始。他们对记者说，他们认为破坏学校的行为是对的。他们援引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时所确立的一些原则。他们声称，柯克领导下的哥伦比亚大学当局和纳粹一样坏。
现在，他们已增加到七百人。星期四，有一百人夺取了费耶韦瑟社会科学大楼；另一百人接管了建筑设计中心艾弗里大楼。星期五，第五栋大楼也被占领。他们在这座楼的阳台上挂出一条横幅：“拉德大楼，第五解放区。”他们建立了指挥所，并且油印了各种声明。其中之一是要求赦免他们全体，柯克不同意，说如不采取惩戒行动，就会“毁掉大学集体的整个结构”。另一批学生（运动员们）一度看来有可能把造反者赶走。（一个摔跤运动员说：“如果这是野蛮社会，那就是适者生存——而我们正是适者。”）可是柯克不愿再出现暴力，所以对他们进行了约束。他还作了让步：暂停体育馆的修建。示威者在那些楼里大喊大叫，这不够！他们要求退出防务分析研究所，同时提出他们刚刚才想到的许多其他要求。跑腿的给他们运来食品、毛毯和成瓶的凡士林。所以要凡士林，是因为他们听说可以用它来防御催泪瓦斯。他们估计警察可能使用催泪瓦斯。
他们没有想错，警察果然来了。当第一队警察开到莫宁赛德高地时，有30名哥伦比亚大学的年轻教职员把住洛楼的大门不让进入。事情陷入僵局。但是跟着大学董事议决“坚决指示”柯克“对学生的行为实行果断的纪律措施”。这样，他便做出他自己后来所说的毕生“最痛苦的”决定，必要时用武力夺回那些大楼——动用了组成快速楔形队伍的一千名警察。首先解决的是汉密尔顿大楼。黑人学生都很听话，黑人律师出场为他们辩护，黑人警官监督他们撤出。黑人学生安静地离去以后，经过察看，大楼各处整洁如常。
白人学生占据的大楼的情形则大不相同。在这里只要看到学生有任何反抗表现就动用棍子，拳打脚踢，把他们从混凝土楼梯上推下去。围观者有几千人，警察告诉他们，只要他们站在警察组成的人墙后面，就可以安然无事，可是后来看出，他们都是站在学生一边的，于是警察同样向他们冲打过去。总共逮捕了698人。拉德和另外72名学生被勒令停学一年。考克斯应邀对这些骚乱进行调查。经过21天对79名目击者进行查证之后，考克斯和四位同事公布了一份222页的报告，对大学当局和警方都有不少批评之辞。报告虽然没有为带头闹事的学生辩护，但认为学生的行动“同（警察的）残暴程度并不相称，警察的残暴造成令人痛心的暴行。”调查人发现柯克和他的部下“一贯把学生放在”他们轻重缓急考虑的“最后位置”。其结论是：体育馆和防务分析研究所问题其实只是表面现象，根源在于学生们对越南战争和美国的种族歧视深为不满。
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学校学潮中好斗的白人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大多出身郊区的富有家庭，父母在政治上开明，他们都是学文科而不是学理科的，成绩都很突出，而且以犹太人居多。21岁的特德·戈尔德就是典型，他和拉德都是哥伦比亚风潮中的头头和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一名分会主席。戈尔德对记者说：“我们斗争的目标，不仅要争取一个革命化的哥伦比亚大学，而且还要争取一个革命化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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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年代的某个时候，一个从来不违反停车信号的人也开始违反了。他是小心翼翼的，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于是他推而认为那种法规是愚蠢的，只有机器人才会服从它。他又违反了一次，在一个月以后，他就心安理得地不断干下去了。而又过了一个月，只要他到达十字路口，即使红灯亮了，他也直闯过去。虽然他不理会这些交通联系手段，他还是感到生气，因为在他喜爱的加油站，他要是不提出要求，服务员就不再像过去那样替他检查机油和擦净挡风玻璃。他改到别的加油站去，情况也都一样。大约就在这同时，他的新汽车的一扇门发出了讨厌的响声，拆开来一瞧，原来不知是底特律装配线上的哪位工人在门里面留下了一只可口可乐瓶子。
这都是些小事，但还有别的。比如一天早上，你在自己的牛奶箱里发现一张通告条，说不再送奶了；公司已经停止送货，你得到商店去买。邮政也不像话，谁都有关于邮政方面的可怕经历可谈。在饭馆里，女招待把别人点的菜端到你的面前来。出租汽车的司机找不到你要去的地点。你订的晚报没有送到。药剂师把药给拿错了。新买的洗衣烘干机是次品。送货人把车停在与人行道平行停靠的车子外面，还不肯挪。约翰逊任期的最后阶段出现了全国性的大笑话。人们到处挂出小牌子：
『不停地计划下去』
建筑业的工作很糟，一项工程如果超期半年完成，就算你走运。班机不按时起飞。因为班机不能准时到达你的目的地，你必须等待，在目的地上空盘旋，而一旦着陆后，你又发现自己的行李被送往别的航空站去了。由于这种情形屡见不鲜，经常出门的旅客都购置可以放在座位下面的特制皮箱。公共汽车和火车时刻表都完全靠不住。几乎每个人都不定什么时候会有人来向他催讨已经偿清了的账款。看来什么事都越出了常轨。从装水管道到电视机到F－111折翼喷气式飞机，全都乱了套。有一个纽约妇女得到通知，要她交付她从来未打过的越大西洋通话的电话费，她拿起话筒要抗议，却听到电话里有小提琴演奏的声音，原来一家唱片公司的电线和她家的串线了。作家雷克斯·里德想要使用信用卡，竟遭逮捕，理由是雷克斯·里德此人已经去世。据《时代》周刊报道，有一个人对着一架自动售货机开枪，把手枪里的子弹都打光了。
修理工人和售货员也很坏，甚至更糟。差错责任难以确定，然而却无处不有。人们对于事物是否还能正常进行下去似乎已不在意。把一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纪律不断在削弱，在某些方面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了。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认为，这一概是繁荣造成的。理查德·尼克松把这种种都归咎于过于宽容。
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把示威的学生比做越南的武元甲将军，认为他们都是同一现象的不同反映。战争显然有一定的关系。出身于美国上层社会的年轻人逃避征兵不算犯罪，他们得到自己父母的支持，往往还备有医生谎报健康状况的证明信（医生这样做也不算犯罪）。许多逃避征兵的人和逃兵到多伦多和斯德哥尔摩去建立新生活，受到千百万人的同情。因为头四个到达瑞典的人是乘“无畏”号飞机突然逃离美国的，所以大家都叫他们“无畏四勇士”。那里的人谁都清楚地知道这个称号的含义。这些侨居国外的人中有一个19岁的南卡罗来纳人曾经说过：“我们这些人分成两类。一类相信美国将会炸掉整个世界，另一类认为在这个灾难发生之前，美国是可以得救的。”
战争只是部分原因。自从禁酒法颁布以来，还从没有这么多的人认为有些法律毫无意义，就开始加以违抗。大麻叶就是一个例子。它不同于其他麻醉品，并不会成瘾；又不同于烟草，对吸者无害；也不同于酒，不致危及社会。年轻人往往认为吸大麻烟是一种社会身份问题，大家都知道出身于较上层家庭的青年是吸大麻烟的，1969年有一段时间，警察局曾经专门设法“拘捕”（“busting”又是一个新字眼）名门子女。
参加夏天骚乱的抢劫者没有被逮捕，你在电视新闻节目里可以看到他们自由攫取，警察眼瞧他们，却不采取任何措施。黑人心理学家肯尼思·克拉克说：“在我看来，好像已做出一项重大决策，要拿货物和设备去换取人命。”的确，看起来逮捕什么人，不仅看其行为，还要看他是谁，和在什么地方犯罪。5月中旬，马丁·路德·金的继任人拉尔夫·艾伯纳西按照金原先的计划，在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塔之间的圣地上建立了一个“复活城”，他率领一千个穷人进驻那地方。政府非但没有拘捕他们任何人，反而向他们提供了可移动的厕所、公用电话亭、电力线路、淋浴设备，乃至投递邮件的地区代号：20013。6月下旬，这个临时营地的治安负责人阿尔文·约翰逊忿怒地辞了职，他说：“这里天天都发生强奸、抢劫、凶杀等案件，而我们完全无能为力。”维护首都国家公园的警察局照旧是不闻不问。
在上一代，卡尔文·柯立芝由于粉碎了1919年波士顿的警察罢工，在全国赢得了威信，最后并被选为总统。他曾说：“无论任何人在何时何地都无权不顾公安而举行罢工。”1937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曾把公务人员的罢工称为“不可思议和无法容忍的”。自那以后，这种原则已写进了塔夫脱－哈特利法，在有些州还写进了像纽约的康登－沃德林法一类的法律。尽管如此，迈克尔·奎尔在1966年元月1日还是领导运输工人工会举行罢工，使该市165英里的地下铁路和530英里的公共汽车线路失去作用，使曼哈顿商业区陷于瘫痪状态。当他接到法院命令要他把罢工者带回去上工的时候，他竟在电视摄影机前当众把命令撕毁。纽约市终于不得不接受调停，对他妥协。
在1968年有损公共利益的罢工事件中也包括孟菲斯的清洁工人的罢工在内。这次罢工是马丁·路德·金在他临死前不久曾经支持过的。同一年，纽约还发生一起垃圾工人的罢工，结果10万吨发臭的垃圾遍布街道，洛克菲勒州长到底只得屈服，同意给垃圾工人增加原来林赛市长拒绝的425元的工资。接着，纽约的警察设纠察线包围了市政府，高呼“警察权力”！他们随便以假想的疾病请“病”假，懒洋洋地看着驾车人把车子停在公共汽车站或其他不准停车的地方。消防队员工会的首领为了讨价还价，通知工人不再干检查楼房和消防龙头等日常工作。1968年秋，纽约市的5.8万名教员中的大部分曾前后三次分别举行罢课。还有空中交通调度员，他们对于头顶上待降落的飞机堆虽然感到不安，却串通一气故意减慢降落速度。
到60年代末，这种不顾社会服务工作的风气发展到了顶点。全国75万邮递员中有20多万人决定停止递送邮件，原因是年工资由6,176元开头，经过21年才达到8,442元。尽管他们的领导人劝告说，按照联邦法律，他们会被罚款1,000元，监禁一年，失掉养老金，还会被列入黑名单，再不可能受雇于其他政府部门，但是属于美国劳联－产联的全国邮递员联合会所属哈顿－布朗克斯地方分会的6,700人还是投票决定罢工。很快大纽约市的其他邮递员也纷纷响应。这次罢工后来蔓延到阿克伦、布法罗、克利夫兰、芝加哥、丹佛、圣保罗和旧金山等地。
这次罢工在美国邮政史上是破天荒头一遭，而且破坏性很大。纽约邮局平日每天收发的信件和包裹共约2,500万件，全国的平均数是2.7亿件。许多企业被迫中断业务。纽约各家银行不能收到每天平均达3亿元的存款，40万领取救济金的人收不到支票，证券交易公司不得不雇用装甲卡车在华尔街上来回送证券。到第六天，国民警卫队出来处理纽约的邮件，到第八天，邮递员才恢复了各自指定路线的投递工作。这些邮递员像其他罢工的公务员一样，也从非法罢工中得到好处。国会决定给他们增加8％的工资，从前一个月开始补发，并且建立了独立的美国邮政总局，其作用，除其他工作外，也包括进一步照顾邮递员的苦处。
遴选最高法院新的首席法官一事也是1968年许多纰漏中的一个。厄尔·沃伦依然精力充沛，但因年龄关系决定退休。到3月19日，他已年满77。6月19日早晨，他打电话给约翰逊总统，说明了自己的决定。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以前还从来未有过哪届最高法院在决定时代发展方向上起过更大的作用。在沃伦领导下，最高法院已经为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学校祈祷方式、共产党人的权利、色情文学、被告的逮捕与定罪，以及关于重新分配立法权的“一人一票”决议等引了路。沃伦曾主持过15次最高法院开庭期。而现在，想要行使总统一切职责的林登·约翰逊也有机会遴选一位新的首席法官。他任命法官阿贝·福塔斯为首席法官，同时挑选得克萨斯州会议员霍默·索恩伯里接替福塔斯的职务。
这两位都是总统的老友。福塔斯同总统十分接近，三年前才由总统安插在最高法院。约翰逊毕竟是约翰逊，他非得把这两项新任命搞得复杂化不可。他要等参议院认可他对福塔斯的提名，然后才接受沃伦辞职；于是在福塔斯牢靠地就任后，索恩伯里也就可以去接替福塔斯原来的位置。但是，相信会在11月里占有白宫的共和党人却很执拗。他们把福塔斯和索恩伯里称做“落选官员”的提名，并且故意嘲笑福塔斯是总统的“老友”。
密执安州参议员罗伯特·格里芬是17个持反对意见的共和党人的首领。一开始，看来他们是不能成事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埃弗雷特·德克森把“任人唯亲”和“落选官员”的说法中叫做“轻率之谈”。他说：“你决不会偏偏去找来一个敌人，把他安插在最高法院里。”他还谈到林肯、杜鲁门、肯尼迪等总统，都曾任命过各自的朋友。为驳斥格里芬，德克森说：“现在我们该是对自己使用的语言多加点小心的时候了。”正是在参院司法委员会决定举行意见听取会时（为首席法官职位的提名而举行听取会在以前是没有过的），福塔斯看来还是拿得稳的。第一个证人，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指出，在福塔斯的任命被确认以前，总统让沃伦继续留任，这种情况是有不少先例的，有许多较低的联邦法官都是在他们的前任仍在工作的情况下被任命的。
现在问题在于福塔斯本人。他被严加盘问了四整天，真不是滋味。根据宪法，他处在证人地位，不能讨论有关个人的决定，否则就会公然破坏分权的原则。可是，反对派参议员却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朗读福塔斯曾经参与做出的那些自由派的决定。接着，他们还就他作为法官时的某些行为方面提出了若干问题。这也属分权的问题，但他在这方面却被刺痛了，作为最高法院的成员之一，他不应该干预行政部门的工作，然而他没有做到。他承认自己曾经参加过白宫有关战争和黑人区暴乱问题的会议，还曾给哥伦布百货商店巨头拉尔夫·拉扎勒斯打过电话，对他进行申斥，因为拉扎勒斯说过越南战争有损经济的话。福塔斯申辩说，法官对总统提建议的事是有许多先例可循的，可是像通常涉及约翰逊的问题那样，这里有着一种令人讨厌的感觉，总感到其中有点见不得人的事在进行着。现在只需再加一根稻草就会压断骆驼的脊梁骨了，而这根稻草居然有了。该委员会了解到，福塔斯曾经因在一系列暑期班讲课得到了1.5万元的酬金，这笔钱是估计自己即将因某些案件到最高法院受审的商人提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