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充分领会这一报导的冲击力量，我们应该记得，在1957年之际，美国还被认为是科学发明之家呢。战后一段时间，莫斯科常常宣布这个或那个俄国人——一般都是从来没人听说过的伊凡或伊利亚——曾是某项成就的发明人，而这些所谓发明，苏联以外的人全都知道是美国人早就做出了的，这在当时成了道路相传的笑话。美国人从孩子时候起就相信，技术方面的才能事实上已被他们垄断了。现在，趾高气扬的人一下子摔了交。他们还受到了奚落。赫鲁晓夫哇哇叫：“全世界的人都指点着这颗卫星看，都说，美国失败了。”美国人的确是失败了。塔斯社把这宇宙飞行器称作“斯普特尼克”；按字义讲是“旅伴”，或者更恰当一点说是“同路人”。这颗卫星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对美国来说，这件事引起的震惊之强烈，竟不亚于当年的股票市场大崩溃。
第二十四章 嘟——嘟——
一颗水球大小的俄国卫星，不停发出嘟嘟的声音，正以每小时一万八千英里的速度，每九十六点二分钟绕行地球一周，这个消息最初是在第十六号街1125号苏联大使馆举行的鸡尾酒会上十分偶然地传到华盛顿来的。二十二个国家来的科学家当时正在举行1957－1958年国际地球物理年，即他们简称为地物年的活动——也就是一般地交换交换资料——而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星期五的晚上，俄国外交官正好在招待地物年的五十位杰出人物。忽然间来宾之一，《纽约时报》的沃尔特·沙利文被叫出去接一个紧急电话。他从电话中知道了塔斯社发布的消息。于是他匆匆赶回来和美国科学家劳埃德·伯克纳博士耳语了几句，伯克纳马上敲敲放满冷食小吃的桌子，请大家安静下来。他说：“我愿意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我刚才得到《纽约时报》的通知，有一颗人造卫星正在离地球九百公里的轨道上运行。我愿意为我们的苏联同行的成就向他们表示祝贺。”
大厅里顿时掌声雷动。卓越的科学家对科学的国家疆界观念本来都很淡薄，在场的这些美国人对这一点更是毫不在意。美国国际地物年计划主席约瑟夫·卡普兰博士认为俄国的成就“了不起，”并说：“他们既能发射这样重的一颗卫星，他们一定能够发射更重得多的卫星。”可是，白宫暂时却哑口无言。尽管苏联对其卫星计划一直并没有十分隐讳，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出现却仍使美国情报机构大为震惊。在国际地球物理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一次计划会议上，苏联代表就曾公开地，满怀信心地谈过他们发射空间运载工具的计划。早在1954年11月，就有人问国防部长威尔逊，他是否担心苏联可能在卫星竞赛中得胜。他轻蔑地说：“他们即使得胜了，我也不放在心上。”
现在苏联人造卫星已是既成事实，共和党人的这一路线却仍然未变。政府发言人好象表示报界不应当小题大作。哈格蒂发表一项声明，把苏联发射卫星说成是一件“极有科学意义的事”，可是，他又说：“我们从来没有认为我们的计划是在同苏联人竞赛。”当时已退休的威尔逊称俄国的这一成就是“一个巧妙的技术花招儿”。海军研究部主任罗森·贝内特少将表示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对“那么一块几乎人人都能发射出去的铁块”那么大惊小怪。白宫顾问克拉伦斯·兰德尔把苏联的空间载运工具说成是“一件无聊的玩艺儿”，因此激怒了总统，谢尔曼·亚当斯轻蔑地说政府对“外层空间篮球赛”不感兴趣。（亚当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自己说这句话感到后悔。他写道：“我那时只是想反映总统要保持镇静沉着姿态的愿望，但经过考虑后不得不承认，我的话似乎是在防止夸大上矫枉过正了。”）
华盛顿的其他一些人却无意把苏联的人造卫星看得那么无足轻重。特雷弗·加德纳过去担任空军部长助理，曾一直设法调解各军种间关于由谁来执行美国的外层空间计划的争吵，现在他痛心地说：“我们现在至少有九项弹道导弹计划，竞相争夺大体上相同的设备，相同的专家，相同的机器和相同的公众注意。”电子学家和导弹弹体专家提到了威尔逊对外层空间探索计划的轻率态度。一个重要的国防定货承包商说：“我们落后于俄国人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全力以赴。”总统的一位最亲密的助理说，他真想“绞死”预算局长珀西瓦尔·布伦戴奇。诺兰私下警告艾克，苏联成就在全世界的影响，几乎完全抵消了美国共同安全计划的价值。有些国际法专家真的建议“乘现在还不太晚的时候”赶快同俄国人取得和平协议。
民主党人非常愤慨是可以想见的。华盛顿州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要总统宣布“国耻民危周”。密苏里州的赛明顿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说，“我们所面临的实际挑战己涉及到我国社会的根本。它涉及到我国的教育制度，这是我们的知识和文化价值的来源。在这方面政府的学术复兴计划目光短浅，令人不安。”多数党领袖约翰逊看到了俄国成就所包含的宇宙意义，他说，“罗马帝国控制整个世界，是因为它善于筑路。后来——人类向海上发展后——英帝国占据了统治地位，因为它有海船。现在共产党人己在外层空间建立了立足点。光是说明年我们将发射一颗‘更好的’卫星上天，也许是不能令人安心的。”他最后更挖苦说，“也许我们的卫星甚至还有镀铬的外壳——挡风玻璃上还有自动雨刷呢。”
这些话并不单纯是党派斗争性质的言论。每隔一段时间，美国人总感到有必要痛苦地思素一下，为什么国家越来越软弱了。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是在1940年春季，那时法国即将陷落，老一辈的人认为美国青年太热中于摇曳音乐，而听不到纳粹的皮靴咔嚓声了。现在象那时一样，新闻界已惊醒过来。波特兰《俄勒冈人报》评论说：“让苏联卫星在空中盯着我们，这实在太可怕了。”《时代》周刊说，“美国一向为自己科学技术上的能力和进步感到自豪，为自己能够走在别人头里，第一个取得成就感到自豪。可是现在不管作出多少合理的解释，由于一颗红色的月亮使美国人黯然失色，终于突然间在全国出现了强烈的沮丧情绪。”那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社会》快要出版。不论是他还是出版社对这本书的销路都不存什么很大希望。“但是，在1957年秋”，他在第一版的序言中写道，“苏联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天。这一行动的时间安排，真是没有再这么巧的了。如果我再年轻些，如果我的政治观点还没有完全形成，我很可能会感激涕零，在这种心情的冲动下，到克里姆林宫城墙下去找最后的归宿。我知道我的书击中了要害。”
美国人尝到了低人一等，甚至蒙受耻辱的滋味。他们成了国际上的笑料。俄国的主要的星际科学家利奥尼德·谢多夫在巴塞罗那的一次科学会议上，嘲笑他的一位美国同行说，“你们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可是，美国人就只爱自己的汽车、冰箱、房子。他不象我们俄国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反美的人大肆嘲笑。曼谷《永恒报》有一条大标题是“俄国人拉下了美国人的面子”。贝鲁特的一位教授在谈到他的反美学生时挖苦地说，“你还以为是他们这帮人发射的哩”。伦孰《经济学家》的编辑们看到了俄国人在亚非世界取得了一次心理上的辉煌胜利，法国的新闻记者倒是看出了问题的核心：苏联群众所付出的代价。梯也里·莫尔尼埃在《费加罗报》上写道，“俄国人民能够……在天空中看到一颗明亮的星星把苏维埃政权的光芒带到地球之外去，是靠千百万人缺吃少穿的结果。”《战斗报》也评论说，“如果俄国人把他们的成就用一部分在逐步改进世界现状方面——结束那个集中营世界，那我们也会感到高兴的。”但是，在整个欧洲，只有忠于英国的老盟友的伦敦《每日快报》预言，不管怎样，美国总有办法达到目的：“其结果将是展开一番新的努力以争取在空间探索方面赶上和超过俄国人。我们丝毫也不怀疑美国一定会获得成功的。”
而美国人自己却有不少怀疑。他们对苏联成就的含意了解得越多，便越感到忧虑不安。在最初的几天，有关人造卫星的一切细节，几乎都是从塔斯社和《真理报》获得的。史密森研究院当时正在坎布里奇修建一所天文物理观察台，目的正是为了迫踪这类现象。可是，观察台当时还没有完工，而它甚至连各地观察卫星的人用电话报告给它的肉眼观察结果，都无法加以整理核对。俄国人透露，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一枚光亮的钢球，直径二十二英寸，重一百八十四点三磅，装有四根无线电天线。它的轨道高度是美国科学家原来认为不可能的。就是依靠这种高度，所以它能避开大气层，好几年不停地绕着地球转。这一人造卫星的重量也是十分惊人的；现仍处于理论阶段的美国“先锋”火箭发射计划的负责人一直希望能把海军供研究用的一个重二十一磅半的“海盗”式卫星发射到最远不超过三百英里的高空去。这就需要使火箭推力达到二万七千磅。俄国的发射器却使用了二十万磅的推力——这个数字令人难以置信，显然表明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能源。
在获得了新的资料，并由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加以计算之后，美国人对苏联技术的高超更是惊叹万分。卫星的运行轨道也是出人意料的。当然，轨道是椭圆形的，它离地球最远为五百八十三英里，最近为一百四十三英里，而因为这两个距离都没有包括地球的半径（三千九百六十英里），因此这个椭圆形实际几乎是个圆形，这说明俄国人不但有推力，而且还能精确地加以控制。此外，这次发射是很大胆的。使人造卫星进入轨道的最简单的方法是沿赤道向东发射，借助地球的自转，使卫星得到约每小时一千英里的自进速度——实际上也就是利用顺风。“先锋”计划的设计人员原来就打算这样做：根据他们的计算，如果“海盗”式火箭由佛罗里达向正东发射，就能得到每小时九百一十四英里的助推力。可是最初那几天里日夜加班的“先锋”计划的火箭专家们惊奇地获悉，俄国卫星却朝另外方向偏斜65°，这表明他们有足够的燃料供火箭燃烧。这还有一个意义。“先锋”计划火箭的轨道将只通过欧洲和俄国的大部分地区的南面。而苏联这颗人造卫星却经过地球上大部分住人的区域，这就是说世界各国大部分人都不但能听到它，读到关于它的报导，而且还能看到它——这本身就是一次宣传上的胜利。
也许是莫斯科有意开个小小的玩笑，美国人是最后一个清楚地看到它的人。他们所选择的发射时间使卫星在最初几周内经过美国时，要么是在白天由于耀眼的阳光而看不到它，要么是在夜间地球的阴影遮住了它。好奇的人——这种人在美国何止成千上万——只得在黎明和黄昏时分，衬着灰蒙蒙的天空匆匆看它几眼。这种情况是会变化的。史密森天文台的约瑟夫·海尼克博士说，卫星绕行地球的轨道角度，每天有四度偏移；大概到10月20日前后，有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镜的人都可以在自己头顶上看到这颗卫星了。但是一向缺乏耐心的美国人，恨不得马上能够什么都知道。自从那个星期五晚上全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告诉他们“现在请收听这个从此划分了新旧两个时代的声音”以来，他们就一直守着自己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后来，他们终于第一次听到了从外层空间用二十兆周和四十兆周两个频率交替发来的一种奇怪的降A调的嘟嘟声。
在最开头的几天中，一般认为卫星是在用密码发回信号，于是中央情报局的密码员日夜轮班要想破译密码。幸好一个能开导他们的人正好在华盛顿；他是莫斯科派来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会议的三人代表团的首席代表阿纳托利·阿卡吉维奇·勃拉冈拉沃夫将军。这位将军说，没有什么密码。设计人员需要嘟嘟声，是为了便于追踪卫星，使他们知道卫星仍在太空运行。在这钢球里，除了一台发报机和蓄电池外，什么也没有。卫星发信号使用的电力为一瓦——差不多仅够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业佘无线电迷互相进行通话。勃拉冈拉沃夫还说，在大约三星期之后，电池就要耗尽，嘟嘟的信号声也就要停止了。美国人不信地哼了一声说，说得倒象是那么回事似的，可是谁能相信一个俄国将军的话呢？那信号怕不那么简单。《时代》周刊不安地说，“许多人认为现在还未了解全部真相。”一般人都纷纷议论说，中央倩报局最好设法摸清这个底，要不然，美国纳税人将怀疑他们是安着什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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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一号给了福特公司销路日绌的埃德塞尔汽车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新牌子的汽车是在一个月之前才开始上市的，但现在已被广泛看成是一种不光采的象征，代表美国人必须抛弃的那种华而不实的小玩艺儿。此外，还有别的一些替罪羊。现政府就是其中之一。罗伯特·本迪纳就认为，直到现在，在共和党人看来，所谓科学家不过就是一个在电视台上剖开各种香烟一一加以比较的人罢了。国民教育是另一个明显的攻击目标，而且实际上的确应负不少责任。作父母的美国人都感到很气忿，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孩子受到的是“适应生活”的教育，而俄国的教育制度却以功课紧、竞争性大而著称，从四年级开始就无情地淘汰掉平庸的学生，并给成绩突出的学生以最高荣誉。而这在美国是只有运动员和那些挥着指挥棒、扭着屁股的拉拉队长才能得到的。
随着当时在排印中的约翰·根室的《今日俄国内幕》的出版，那些作父母的还会更加愤怒。根室报道说，“在为升大学作准备的学校里，苏联的孩子必须在十年之内学完美国孩子要十二年，甚或更长一些时间才学完的东西。”他说，俄国的小学生一天上学六小时，一周上学六天，一年上课二百一十三天，而美国学生却只有一百八十天，而且俄国小学生在最后两年每天还要安排四小时的家庭作业。根室接着说：
『……不论对男女学生都强调首先得学好科学和技术，这一点就是对我们的教育制度的最大的挑战。每个学生，除了整整十年的数学课之外，还必须学习四年化学，五年物理，六年生物。相比之下，美国的中学只有半数左右多少有点儿物理课，只有百分之六十四多少有点儿化学课。一位美国的权威人士告诉我，苏联念完十年制学校（相当于我们的十二年制学校）的男女学生，其所受的科学教育——特别在数学方面——一般都比美国的大学毕业生还强！』
苏联学校很早开始就注重科学；小学生就开始学习光学和量子理论。到五十年代中期，苏联学校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比美国多一倍。国家科学基金会在一份长达六十四页的报告中估计，苏联全部科学家中，有百分之十四的人可以去进行基础研究——那就是说可以进行也许有实用价值、也许没有实用价值的研究。这类工作常常在当时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正是由于好奇心永不满足的实验室工作人负，对许多问题进行废寝忘食的探索，才使下一代有可能出现技术上的奇迹。没有亨利·卡文迪什和迈克尔·法拉第，托马斯·爱迪生就不可能发明白炽灯；原子弹所以终能成为现实，是由于艾伯特·爱因斯坦在1905年出版了一本晦涩难解的著作，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完全无法实际应用的命题：能量存在于一切物质之中；氢弹是由过去研究星体的人创造出来的。在查尔斯·威尔逊看来，基础研究是荒谬可笑的。他在担任国防部长时期有一次嘲笑基础研究不过是要探究“绿草为什么会绿，炸土豆为什么会黄。”这句话到现在科学家们都还记得，提起来都感到痛心。进行长远研究的美国人为数很少，投给他们的经费——一年约四亿五千万元——仅占国民收入的千分之一。
现在科学家们开始说话了。诺伯特·威纳对于科学和社会都有些意见要说。威纳谴责政府自雷达研究和曼哈顿计划以来对科学研究所加的严格限制。他说，其结果是，一个科学家往往不仅不知道他所研究的问题的总目标是什么，而且更坏的是，他的科学探素精神也常常遭到打击。物理学家们指出，苏联人有一台八十三亿电子伏的粒子加速器（原子击破器），比美国的最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电子感应加速器还要好。美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主席，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约翰·卡普兰说，“在海洋学、气象学和上层空间物理学方面，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肯定不比我们落后。”
爱德华·特勒也讲话了。特勒虽然在大多数物理学家同行中仍然受到轻视，但还不失为一个高明的有预见的学者。他的五角大楼的朋友们指出，在那嘟嘟声开始发出之前六个月，他已在该年4月号《空军》杂志上忧郁地写道：“十年之前，在哪里可以找到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是不成为问题的——在我们美国……但从现在起再过十年，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就只能到俄国去找了。”他指出，在苏联，科学几乎是一种宗教；科学上最有才能的人被选拔出来，简直成了特权阶级，可是他们的美国同行工资低，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因而几乎不可能对后起之秀给予任何鼓舞。他这种要求对科学研究的尊严给以适当尊重的呼吁，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把科学家描绘成疯子的漫画的数量急剧减少。关于他们的笑话也少了。更出人意外的是，“鸡蛋脑袋”这个词很快就从人们的语言中消失了。
相当时候以来，沃尔特·李普曼就一直在激励他的同胞献身于一个民族目标。当时谁也不懂他这话指的是什么，但现在明白了：这个民族目标就是挽救教育，从而挽救美国的下一代。鲁道夫·弗勒施的《强尼为什么不识字——和你的对付办法》在1955年出版时没有造成多大影晌，而现在却突然成了人人欢迎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人对当时那样状况的学校讲过一句好话，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鲁思·斯特朗博士那样的人除外，因此她和师范学院都受到了指责。社会批评家的重炮正是对准这样一些被人嘲笑地称为“教育专家”的教育工作者的。芝加哥大学的劳伦斯·克利姆普顿校长指出，斯特朗之流和威廉·赫德·基尔帕特里克之流歪曲和曲解了约翰·杜威的教育思想。杜威认为，思维开始于兴趣或关切。但这一点却被曲解为教师必须逗引学生高兴或者使学生感到好玩。
赫伯特·胡佛说，共产党人“正在造就出在数量上两倍于或可能是三倍于美国”的科学家。他讥笑那种“到处流行的容许十三四岁的学生自由选修大部分课程的中学制度。”就在同一个星期里，另外一位著名的工程师（下面我们还会听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议论）在底特律说，发生问题的根源之一是我们“误解了”美国中学的“价值”。负责美国原子潜艇的海曼·里科弗海军少将说，“我们老是过高估计了中学的价值。”他还接着说，“总计起来，我们的中学和大学里的学生比〔欧洲人的〕中学和大学里的学生多得多，因而我们感到很自豪。但所有这些对比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欧洲中学毕业生所学到的东西比我们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学到的还多。”他还沉痛地说，“至于中学毕业文凭，那还是少说为妙。”
甚至坚定的共和党人也感到不安。艾森豪威尔时代在其他方面一直坚定地为现状进行辩护的克莱尔·布思·卢斯，也感到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自满了。她把苏联人造卫星业出来的嘟嘟声叫做“从外层空间传来对美国人十年来自以为美国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民族优越性的可靠保证的嘲笑。”她的丈夫居然也有了大逆不道的念头。《时代》周刊紧张不安地说：“整个美国转向华盛顿，希望从那里得到一些安慰，而结果却只看到政府机构中一片混乱，感到领导方面存在着危机，因而要求采取行动。”在那个星期里，股票市场价格一泻千里，令人头晕目眩。随着俄国的人造月球亮晶晶地越过天空，整个美国似乎已变得万分沮丧。一种挖苦讽刺的情绪忽然到处流传——有人建议要把“先锋”计划的名称改为后卫计划；有一个故事说，一位华盛顿的记者打电话到美国宇航局，探问计划进行得怎样了，接电话的一个姑娘却问他，“先生，你是想要我们提供情报还是有什么情报要告诉我们？”
卫星一号的嘟嘟声，象布拉冈拉沃夫将军所预言的那样，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消失了。卫星仍然在太空中，并可以追踪到它，但至少你听不到它的声音了。接着，当美国人刚刚喘过气来的时候，卫星二号于11月3日又上天了。同前一个比起来，它在某些方面，是一项更为惊人的成就。新卫星重一千一百二十点二九磅——六倍于卫星一号——它的运行轨道距离地球一千零五十六英里。莫斯科广播电台宣称：“宇宙间从未探索过的自然进展现象，人类现在可以比较了解了。”这话不错：美国科学家们很羡慕。一个那样大的外层空间运载工具可以容纳各式各样的仪器，通过无线电发回关于宇宙光、大气层以外的太阳辐射，大气的温度和组成、流星的危险性、地球引力、地球磁场、地球电荷、地球气候的各种云型等方面的资料。俄国人还搞了一个令人想不到的绝招儿。卫星上有一只莱卡种的小狗，它身上绑接的一些仪器装置可以提供动物在外层空间能否生存的情报。
对于极力美化政府的人们来说，这又是一个不幸的日子。按照人们的理想，关于这件事的消息传来时，政府领导人应该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边废寝忘食地力图追赶上去。可是事实是，艾森豪威尔刚刚去出席了西点军校1915届校友联欢会，并观看了回校校友的足球赛才回来，而查理·威尔逊的后任、新国防部长尼尔·麦克尔罗伊，也到哥伦布去观看十大名队的足球赛去了。
整个美国舆论大哗。一只狗在卫星二号上的出现，清楚地表明俄国人最终是要把一个人送到月球上去的。大多数美国人决心要在那里击败他们，因此，他们对他们的总统的那种沉着态度感到不能忍耐。《时代》周刊说：“这场风暴势将成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从未遇到过的最严重的一场风暴。”《匹兹堡新闻报》有一条大字标题，恳求说：“艾克，发射卫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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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却不打算这样做。他决不让人家把他弄得惊慌失措。不象继他之后进入自宫的三位总统，他对于把国家资源投于空间探索是否明智深感怀疑。现在他又以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身份思考问题了，认为他所见到的实际是一种军事威胁。他知道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正在下降，对干盖洛普提出的问题“你赞成艾森豪威尔目前处理总统工作的方式吗？”只有百分之五十七的人给予肯定的答复。而在过去，这个数字从未低过百分之七十一。这次下降得最多的是在南方，从上次1月份的百分之七十二下降到空前的最低点百分之三十六。【南方的下降大部分是小石城危机所引起的。】任何总统都不会愿意看到自己威望的下降，而艾克对个人威望的重视更是不同一般。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他却是个行家，从一开始他就把火箭技术看作是军事问题。他估计克里姆林宫也一定那样看；在10月中旬以后，主要由于《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向尼基塔·赫鲁晓夫进行了一次很不寻常的访问，他对这一点更深信不疑了。
当时苏共第一书记正颇为趾高气扬。沉醉于他的科学家们所取得的胜利，他自夸说，向外层空间发射卫星不过是一系列俄国火箭奇迹的一个开端而己。他踌躇满志地说：“当初我们宣布成功地发射了一颗洲际弹道导弹时，某些美国政治家不相信我们的话，现在我们又成功地发射了一个地球卫星，只有技术上无知的人才会还有所怀疑。美国没有洲际弹道导弹；要不然它也会很容易地发射自己的地球卫星了。”他说，西方还不如把B－52飞机连同它的机场全部废弃掉吧：“如果你们研究一下我们最近的建议，你们将看到我们根本没有再提机场控制站【控制站指雷达装置。】问题……设置控制站来监视过时的飞机是没有用的。”在同一个星期里，他会见了两个来访的英国下院议员，这时他的话说得更为生动了：“轰炸机已经过时了。你们还不如把它全部烧掉吧。你们怎能让有着血肉之躯的人去跟那类东西相拼呢。”几天之后，俄国人宣布他们成功地试验了一种可以用于导弹的新型氢弹弹头。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看来，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对俄国火箭技术的进展抱怀疑态度是错误的。现在必须相信赫鲁晓夫的话。由人来驾驶的轰炸机可能尚未过时，但己快成为过时的东西了。苏联事实上已经发明了令人恐惧的洲际弹道导弹。在莫斯科按一下电纽，华盛顿就会化为灰烬。
回顾一下下列情况，就可以明显看出当时美国面临的危险：
『1957年6月5日 一颗由卡纳维拉尔角发射的陆军丘辟特导弹飞行了一千五百英里，这是美国中程弹道导弹第一次成功的飞行。
1957年8月26日 苏联报导说，它已成功地试验了一种多级洲际弹道导弹。
1958年11月28日 美国一颗阿特拉斯洲际弹道导弹完成了从卡纳维拉尔角到阿森松岛的六千三百二十五英里的飞行，这是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第一次全程飞行。』
这里可以看出，苏联的火箭技术危险地领先了整整十五个月的时间。当然，美国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的。尽管赫鲁晓夫对轰炸机百般嘲笑，高度警惕的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处于戒备状态的B－52机队带着核弹头昼夜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在空中巡航，丘辟特中程弹道导弹在环绕苏联的北约基地上作好了准备，对俄国的侵略仍是一种强有力的威慑力量。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美国在生死攸关的洲际弹道导弹竞赛中已经落后，而且这种落后状态还将继续至少一年之久。
艾克这些天在总统官邸里面是完全不象前些天使白宫记者团急死人的那个头脑冷静、几乎无动于中的政府首脑的了。谢尔曼·亚当斯后来写道，“尽管艾森豪威尔表面上保持着沉着从容的神态，但在私下，由于俄国人在科学上一跃而超过美国，他也象国内每个人一样感到忧虑。”甚至在苏联卫星二号上天之前，他就已命令仅仅在头一夭才宣誓就职的麦克尔罗伊对美国的导弹计划迅即进行一次紧急审查，而且后来埃米特·约翰·休斯告诉他，目前公众的关心很可能是新计划赢得支持的一个有利条件时，他很快地回答说：“哦，肯定是。任何事情只要能使我们摆脱这种自满情绪——能使下届国会明白事态的严重性——都是好的。”
对他来说，问题显然并不这么简单。如果他把这场和俄国人的竞赛中的实际风险都透露出来，那么国会和人民可能不仅会抛掉自满情绪，而且很可能会把洞察事物的能力，甚至连理智都一并丧失了。该年春季，总统曾请当时的福特基金委员会主席小罗恩·盖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合作和指导之下，调查一下国家的防务戒备状态。调查结果是在苏联卫星二号正好进入轨道后的11月份送上来的。报告所列情况简直令人不堪设想，总统只得决定把它扣压下来。盖瑟报告表示同意在全国修建核弹掩蔽所的建议。艾克认为，掩蔽所计划从财政上考虑根本不可能实行，因而发表这样一个提不出解决办法的徒乱人心的文件是毫无意义的。
可是，他相信解决办法是可以找到的。那就是努力超过，或者至少赶上苏联在导弹方面的成就。在他看来，这才是摆在国家当前的任务，而不是什么在外层空间创造惊人业绩。这是任何总统都不曾面临过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不受星际情况的吸引，他并没有什么困难，虽然在国内，甚至在他自己的政府中，能够抗拒这种外层空间旅行的诱惑的人并不多。诺兰就不能抗拒这种诱惑；艾克不得不干脆告诉他，他无意“在弄清倒底要花多大费用之前，就听人怂恿，全力以赴去一样接着一样的搞那些赶时髦的玩艺儿。”总统要把一切火箭计划至少暂时由国防部掌管的决心，也受到副总统尼克松和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院长詹姆斯·基利安的反对，后者是艾克刚在11月7日任命为总统的科学和技术特别助理的。艾森豪威尔对他们两人说，发射外层空间火箭和发射远程导弹在技术结构上实际是一样的，花费大量财力分头去搞，他认为毫无意义。基利安对这一点表示怀疑，而尼克松却支持基利安，他争辩说，如果和平的探索外层空间的工作交由一个与国家军事当局无关的机构去处理，那美国在国外的形象就会更有利一些。但总统对美国的形象并没有象他对美国的生存那样关心，他回答说，他宁愿“要一颗装有核弹头的红石导弹，也不要一支能射中月球的火箭。”他并尖刻地说：“月球上没有我们的敌人。”
后来的一代人已见惯了地下发射台里的核武器、北极星潜艇和许多具有自动防止故障特性的机械装置——这些都是艾克一想到就害怕，但还是大胆正视的未来的可怕现实的东西——对于这后一代人来说，他的明智是显而易见的。俄国人所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和美国所拥有的较次的中程弹道导弹，那时还没有这样的名称。甚至最有经脸的专家也未想到过，如把氢弹弹头装在无人驾驶的导弹上，让它以比卫星一号每小时一万八千英里更高的速度飞越海洋和大陆，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所有这些，在1957年时，普通美国人是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10月28日《时代》周刊上的一段话，可以使人约略看出当时的一些熟谙内情的人也是多么无知。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在卫星上安装武器？》，这文章好象是出自儒尔·韦尔纳【儒尔·韦尔纳（1828－1905年），法科学幻想小说作家。——译者】的手笔：
『许多富有想象力的军备设计家曾经设想到一种卫星堡垒，上面装上核导弹可以向下面的地球发射。为了增大载运量，一切外层空间运载工具都必须制作得比较轻巧。因此它们会很容易被打坏，而且由于它们只能在可以测定的轨道上运行，也就不难被击落下来。有人建议一种对付敌方卫星的方法，那就是把一支中等火箭射入敌方卫星的轨通，但让它循相反的方向行进。弹头一爆炸开来，就会有数以百万计的小粒子充满整个软道。那样，任何一颗小粒子，以两倍于原来轨道速度的速度（每小时三万六千英里）碰上那个卫星，就会产生一颗流星的作用，把它打一个洞，把一股火焰直射到它的中心去。』
这是1957年的事，那时苏联已把一个物体射入了轨道，有关这一问题，每小时都有新情报传来，此后又过了五个月，《时代》周刊才报道说：“五角大楼越来用得越多的一个词是‘超杀伤力’——这是一个直率的，但很生动的词儿，意思是在摧毁一个军事目标时使用比实际需要超过好多倍的力量。”到这时，全国学到的东西真不少。但是当初在艾森豪威尔上任的时候，导弹理论本身就几乎象1939年10月爱因斯坦的那封著名的信送到罗斯福总统办公桌上时人们对原子弹的概念一样，不是一件现实的事。在对日战争胜利日以后的八年中，政府花在远程弹道导弹计划上的钱平均每年不到一百万元。1954年，美国一些物理学家向华盛顿建议说，他们现在相信他们能够设计一种氢弹头，体积之小可以装在导弹顶部发射出去。政府这才为弹道导弹的发展计划开了绿灯。但美国这时已经落后了——俄国人虽然不知道究竟是否可能携带核弹头，却早已决定加紧导弹研究工作——这差距，在美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极端错误的建议之后，就变得更大了。
次年就将归化为美国公民的纳梓V－2科学家沃纳·冯·布朗在1954年说服了陆军部和海军部，在他的领导下共同进行一项研究工作。冯·布朗打算使用助推火箭来加强陆军已试验过的红石导弹的速度，把一个小卫星（五磅重）送入轨道。这项工作被命名为“轨道”计划。这个计划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可是到那年10月国际地球物理年研究小组在罗马开会，建议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从1957年7月至1958年12月——发射地球卫星。参加会议的美国人表示同意。他们建议美国承担一项发射卫星的计划，以作为美国对国际地球物理年的一份贡献。白宫也同意了。就在这时，政府的某些制订政策的人一再坚持一定要避免让人觉得我们是在利用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活动追求军事目的。他们的理由和三年后基利安和尼克松提出的理由一样：中立国政府可能会发生误会而不高兴。国家安全委员会觉得这话有理，因而决定把卫星研究和军用导弹工作划分开来。这个使冯·布朗的“轨道”计划宣告结束的决定，是在1955年年中作出的，当时在迪尔本，福特汽车公司正好要决定生产它那注定要倒霉的埃得赛尔汽车。
在卫星一号上天之后，费城的费尔斯天文馆馆长莱维特认为把火箭专家和导弹专家分家是“一件惊人的蠢事。”陆军推进器工程师们也同意他的说法。1955年，他们的丘辟特中程弹道导弹已获得相当进展，完全可以用以发射卫星了；1956年9月，一支改进过的丘辟特－C型导弹就己达到六百五十英里的高度，比苏联卫星一号的轨道还高，共航行了三千五百英里。不过，国家安全委员会那里并没有提出要求来。“轨道”计划的火箭专家全都调到它的后继者“先锋”计划方面去了。接着，“先锋”计划又拨归海军，理由是海军的“海盗”式和“空蜂”式火箭在高空导弹研究方面比其他军种的类似工作取得了更大的进展。一到海军那里，“先锋”计划就奄奄一息。在新的管理机构的领导下第一步是在1954年末发射一颗重二十磅——等于苏联卫星一号重量的八分之一——的卫星，那是现在负责其事的加拿大天文学家约翰·哈根所长宣布的。但是接着出现了许多意外的障碍、耽搁和延误。哈根于是发表了一项修订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只要它的“海盗”式发射器的二万七千磅推力不出向题，第一颗二十二磅半重的卫星就将在1958年春季上天。当苏联科学家已开始一个接一个向天空发射红色月亮时，哈根和他的同事们却还在进行这项工作。
在艾森豪威尔的心目中，科学研究与军事上的需要仍应加以严格区分，他在苏联卫星一号发射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提出了这种区别。他说，“先锋”计划是一项学术性工作，“仅仅是我们方面准备发射这类运载工具的一项计划。”就它本身来说，这完全是一件好事；如果这一远大目标能够实现，那就可以大大丰富人类关于“温度、辐射、电离、压力”等方面的知识，但这和任何抢登月球的竞赛毫无关系，他也不知道这种竞赛之说是从哪里来的，他倒希望有人能对他说说。
艾克说，发射卫星可是另一回事了。这表明苏联人的“火箭拥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推动力，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幸，他迄今所得到的数字在军事上都是毫无意义的：“这些数字是否准确，我全然不知道。但在你弄清它们的正确性以前，你根本没法知道它在战争中有没有用处。”他承认他很忧虑：“我也很希望我们更远地走在别人前面，对正确的数据，对金属的抗蚀和抗热性，以及其他许多我们必须弄清的问题都能知道得更多一些。我希望我们现在就能知道更多的情况。”
他解释说，他焦虑的根源是俄国的武器发展。政府在卫星计划上已花掉了一亿一千万元，今后还将再花一些。但尽管这样，导弹的研究和发展工作仍将比它更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他几乎有些鄙夷地说：“仅就卫星本身来说，它并不使我担心，一点也不。”
另一方面，在“先锋”计划的办公室里，哈根博士和他的工作人员也同样显得非常冷静。他们承认有些困难，有些挫折，但在描图室和实验室里，这都是正常情况。说话轻声的哈根一边点着头，一边沉思地抽着烟斗，他承认他的发射装置还在试验中，但他和他的同事都决不相信会失败。他们已答应要在国际地球物理年结束之前把一颗卫星送入轨道，现在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客气地提醒记者们说，对基础研究来说，时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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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bus[faw-bus]，vi；faubused，faubusing．1.由于恶意和无知而犯下极大错误。2.由于愚蠢或思想混乱而造成严重错误，造成过失。同义词blunder，err，bollix．』
1957年10月，《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杰克·马布莱提出这一建议说，应把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布斯（Orval Faubus）的名宇这样编入英文字典中去。这一建议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一方面由于福布斯的虽然声名狼藉，但传播的时间不长，另一方面也由于，他毕竟不过是一个极其平淡的人物。如果福布斯从未存在过，那也没有必要创造出这么个人来。在整个南部，白人政客们都正忙着反对最高法院三年前便已作出的取蹄“隔离也平等”的教育原则的决定。仅在亚拉巴马一州，就有四个州长候选人保证要反对黑白人合校，其中一人发誓说，他为保持隔离不怕坐牢，另一个则更进一步发誓说，他为这事命都可以不要。福布斯同他们的区别只是他是在职的，因此能通过官方的行动来吸引和集中全国的注意。在那个多事之秋，他的行动同卡纳维拉尔角和外层空间所取得的重大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的偏见歧视同这些发展可能带来的光荣极不相称。
对于福布斯的动机，人们从来没有任何疑向。在阿肯色州，他要争取蝉联，得作一番苦战。该州传统向来反对一个州长三次连任，而且他的声望早已渐趋衰落了。他批准提高公用事业和铁路的收费，本已得罪了自由派选民，他提高税收，另一些人也对他感到失望。他的战略是要把穷困白人占优势的种族主义的阿肯色州东部地区作为他的新根据地。1957年8月20日，他采取了第一个行动，在华盛顿拜访了司法部副部长威廉·罗杰斯，问他在9月间小石城的学校开学时，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暴力事件。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提示小石城可能发生暴乱。当时一切迹象都表明，黑白人合校问题将能顺利进行。在伍德罗·曼市长的带动下，该市已拟订了一个可作模范的七年合校计划，精心挑选了一些有培养前途的黑人学生先去入学。福布斯提出这个问题使罗杰斯大为惊愕，他回答说，地方上的骚乱一向都是由当地警察处理的。
为了要使联邦官员跟得上那边的形势发展，司法部副部长把该部民权司司长派到了小石城。这位司长本是阿肯色州人，他向福布斯解释说，联邦政府如果下禁令是完全能够制止任何阴谋家的活动的。他问州长为什么想到会发生麻烦。福布斯说话支支吾吾：他说，他手头得到的证据“太含糊笼统，不够肯定，对于一个执法机关还不能有什么用处。”这位官员回到华盛顿报告说，他认为这位州长打算要对小学生玩弄他的种族主义的政治。
福布斯的第二个行动证实了他的判断。8月29日，这位州长指示该州一个法庭，以可能引起流血事件为理由，阻止小石城合校计划的进行。州法庭的法官签署了一个禁令给他，但立即被属于联邦管辖的美国地方法院的法官罗纳德·戴维斯否决了。教育局于是继续进行合校的准备工作。采取的步骤实在再慎重不过了：只让九个黑人学生到小石城中心中学去和两千名白人学生一起上学。这时也仍然没有出现不安的迹象，但为了以防万一，曼市长和他的一百七十五人组成的警察部队仍拟订了对付可能出现的示威活动的办法。
这全然是白费时间。州长根本不打算征求市长的意见。他的计划是调动国民警卫队，命令它去制止九个黑人学生注册入学。9月1日，阿肯色州的最有名的公民温思罗普·洛克菲勒一听到这风声便急忙赶到州政府去，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恳求福布斯千万不要这样干。州长拒绝了。他说：“我很抱歉，但我的话已经说出了。我准备争取第三次连任州长，如果我不这样办，吉姆·约翰逊和布鲁斯·贝内特（将在预选中与他对垒的种族主义者）会把我撕得粉碎。”9月2日下午9时，学校开学的前夕，肩着刺刀上梢的M－1型步枪的国民警卫队在中心中学四周布下了防圈，他们的领导人，空中国民警卫队的一个少将，在校长办公室里设立了他的指挥部。一小时后，福布斯出现在小石城的KTHV电台和电视台上，宣布他己派出民兵“维持或恢复本城的和平和秩序。”他说，本城已濒于暴乱的边缘：“争吵、愤怒和怨恨的迹象已如洪水一般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
小石城一片惊愕。市长说：“根本没有任何这类迹象。我们没有理由担心发生暴力事件。”州长说，本市店铺里的刀都已卖空了（“绝大部分是卖给黑人青年的”），但联邦调查局对一百家店铺进行检查后发现，刀和枪的销售量在正常水平以下。人们能看到的武器只有国民警卫队的武器。有一切理由相信，该州的这个首府也一定会跟随着阿肯色的其他三个城市——史密斯堡、俄萨克和范布伦——在同一天平静地执行合校计划。现在，那九个一同来到中心中学的黑人孩子却被国民警卫队的人员拦住，并对他们说：“福布斯州长已下令不容任何黑人进入这所学校。”一个十五岁的黑人女孩子要想闯入防圈。警卫队员立即举起枪来对着她，而当她吓得后退时，一个旁观者大声喊道：“回家去吧，你这个黑毛丫头，”这时一位满头白发的妇女——一位教师的太太赶过去保护这个孩子，把她送到公共汽车站上去。福布斯所说的“暴力事件”也就到此为止，戴维斯法官对一份要求延缓实行合校计划的新的请求书，拒不受理。
在戴维斯法官的要求下，联邦调查局的五十个特工人员在小石城到处巡视，进一步寻找种族关系紧张的迹象。他们的长达五百页的报告表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和平已受到威胁的说法。因此，戴维斯向州长发出传票，要他于9月20日亲自到法庭，当众说明为什么不禁止他自己干预学校董事会计划的理由。福布斯这时已躲到橙红色的州长官邸去，四周布满了国民警卫队的岗哨，但是美国联邦法院的一位司法警官毫不费力就闯过了警戒线，在官邸的草坪上把传票交给了他。这位州长第一次有些不安了。他打电报给艾森豪威尔总统，抱怨说他受到联邦特工人员的调查，他的电话也一直有人偷听，还说他知道有一个阴谋要“用武力”把他“监禁起来。”他要求总统给他一个“谅解和合作的”保证。艾森豪威尔回答说，“我能给你的唯一保证是，我将利用我所能利用的一切合法手段来维护联邦宪法。”
代表小石城的国会议员布鲁克斯·海斯认为艾森豪威尔和福布斯应该一同坐下来谈一谈。这次会谈安排在9月14日，危机的第十一天，他们俩在罗得岛新港的夏令白宫会面了。谢尔曼·亚当斯对福布斯的印象是“他不象是一个蛮不讲理或难以对付的人”，艾森豪威尔却认为福布斯似乎有些胡里胡涂，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他们两人都弄错了。这位州长仍在继续顽抗，六天之后，当戴维斯法官坐在法官席上大声宣布“3113号民事案件：申请颁发初步禁令一案”开庭时，情况丝毫没有改变。他这次开庭听审象平常一样，但这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一个州的州长要受到联邦法院的审判了。
福布斯本人没有出庭。自从他调动国民警卫队以后，他一直借口将在法庭上公开提出关于他所说的即将发生暴乱的证据，以回避别人对他的质向，但在法庭上并没有出现证据。在法庭上出现的只是三个代表他的阿肯色律师。他们提出请求，第一，要求戴维斯承认自己怀有个人偏见，取消自己审理此案资格，第二，本法庭应撤销对州长的控告，因此案应由一个由三个法官组成的法庭审理。戴维斯冷静地驳回了他们的请求。他们中为首的一个律师看着发言稿说，“被告福布斯州长和他的军官们必须采取坚定、明确、不可改变的立场：那就是，阿肯色州的州长不能也决不会承认，在这个法庭上或任何别的地方，美国能对他的审慎态度和判断能力提出疑问。”
这位律师问法官可否容他和他的同事告退，法官点点头，他们就走出去了。州长的答辩没有传唤一个证人就这样结束了。他的论据是联邦法院在阿肯色州无权审判他。这个问题在1861年就有人提出过，但一般认为在1865年已经解决了。
美国司法部原来打算传讯将近二百个证人。现在只要传讯八个人就够了。他们中包括市民、警察局长和督学。大家一致证明该市没有任何种族纠纷。后来法官总结说，这说明校董会的合校计划由于“阿肯色州州长利用国民警卫队的力量而受到了阻挠，”他还说，“今天大家在这里提出的证词也同样可以证明，实行合校计划是不会发生任何暴力事件的。”因此他发布命令说，福布斯和国民警卫队应停止他们的干涉行动。记者要福布斯发表意见，他草草写了一份声明交给他们。他在声明中说他的律师没有在场，根本不提他们是根据他的指示离开法庭的。他声称：“现在开始了残酷的迫害。他们不会让另一方面〔他自己这方面〕进行反诘，提出证据。所以，现在，只须利用几个经过小心挑选的证人，司法部的案件就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结果是不问可知的。”那天晚上，他又发表了一个比较温和的声明，一方面攻击戴维斯的“没有根据的行动”，但一方面又说，在他“上诉后肯定会予以撤销”之前，他将遵守法院的命令。民兵奉命撤出中心中学，而在这支部队开出时，福布斯和他妻子阿尔塔便离开小石城，到佐治亚州的海岛去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南方州长会议。路过亚特兰大，他们停下来观看了一场佐治亚州与得克萨斯州的足球赛。后来，另外一位州长对记者说：“他可真能给自己贴金。那天观看比赛的有三万三千人，他们每次为球赛欢呼时，福布斯都站起来鞠躬致谢。”
那天晚上，在海岛的克洛伊斯特饭店的银厅里，他成了众目所向的目标，他忙着给人签名、喝酒、喝汽水、跳舞。他的舞伴中有和他们同来的詹姆斯·卡兰姆夫人。她的丈夫，在小石城闻名的“急如火吉米”卡兰姆，是州长的极亲密朋友，这次未能前来。卡兰姆过去是足球运动员和专门破坏罢工的职业工贼，现在却担任了阿肯色州体育委员会主任职务。由于他的这些经历，他对运动员拳击师和职业打手的世界是非常熟悉的。这便是他所以走不开的原因。州长已为他安排了一项特殊任务，要他在第二天黎明时开始执行。这样，当福布斯夫妇，由于银厅庆祝活动的长时间劳累，在海岛上睡得正香的时候，卡兰姆却在中心中学外边调集了一大帮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有的在交头接耳，有的在点头示意，有的在汽车加油站的公用电话间里进进出出。
上午6点钟，来了七十个作舞着警棍的小石城警察，用锯木架在学校四周设置路障。在三星期以前要是这样做，是足可以维持秩序的，但现在危机已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了：福布斯的势将发生纠纷的预言，特别由于有卡兰姆在那里对一些意志不坚的人进行煽动，很快便要成为事实了。后来，市长把闹事的责任归之于“职业煽动家”；警察局的一个副局长则说，“肇事者一半是从外地来的。”警察为了颇全面子不肯指出，许多带头的人都是小石城体育界的人物，因而也是警察的朋友。有些同情他们的警察甚至为目己在场感到不好意思。有一个警察公然对旁观者说，“你们以为我愿意这样干吗？我是不得不执行任务啊。”
8点45分，中心中学的上课钟响了。紧接着，有人发出一声尖叫：“黑鬼们来了！”来的几个黑人并不是学生。他们是同时到达的四个黑人记者。当他们被迫后退时，二十来个职业打手马上追上去，把他们彼此隔开，然后动手毒打。一个警察爬上一辆汽车顶上去观阵，其他的警察上前去制止他们行凶，这时，吉来·卡兰姆却怒气冲冲地喊道，“是黑鬼们先动手的！”一个身强力壮的青年人奔到他面前说，“给我五六个人，把他们派到上次那些小黑鬼来的地方去。”卡兰姆于是集合了五个个子最大的人，带领他们往那边赶去。可是他来得太晚了；就在那群暴徒围观殴打黑人记者时，九个黑人学生己坐着两辆汽车到来，走进了学校。他们一走进学校，看来就安全了。绝大多数白人学生好奇地看着他们。有几个作了友好的表示。没有一个表现出敌对情绪。
虽然如此，这几个新生的地位并未能就此确定下来。校外的情况很快急剧恶化。无线电和电视对于这场混战的报道把附近城镇里的流氓也都招引过来。人群成倍增加，到最后几乎有将近一千人围在校门外转来转去，一心想寻衅打架。黑人记者被殴打时警察反应软弱无力，使他们看到寻衅打架是不会受到惩罚的。一时找不到新的攻击对象，他们便对白人记者进攻。三个《生活》杂志的记者被他们打伤了。任何一个不带南方口音的记者都有挨打的危险。听到他们呼救前来给他们解围的警察和州骑警也同样会遭到袭击。在这一片混乱中，用锯木架支起的路障全被推到一边去。蜂拥的人群涌到了学校的门口，这时，上午11点50分，曼市长只得投降，命令黑人学生撤出了学校。闹事的流氓大笑大嚷着逐渐散去。吉米·卡兰姆于是快步冲进汽车加油站的公用电话间，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儿，福布斯州长便在海岛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说，“小石城的暴乱证明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那天早上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在华盛顿，对国际货币基金会议讲话。那一星期，他一直因为阿肯色日益增长的危机而烦恼不安。他对谢尔曼·亚当斯说，他完全了解沃伦主持下的最高法院对于布朗——教育局一案的判决是“侵犯了象小石城那样一些地方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和传统的。”并说，“你不可能用法律改变人心。”在本周内，他还将对四位比较温和的南方州长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对最高法院的判决的看法——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他接着补充说，“但是对这个问题我怎样看，是无关紧要的。必须看到这是法律，而我作为美国总统，有责任使法律贯彻执行。”在他讲完话正要离开货币基金的会议时，他接到布劳内尔的一个紧急电话。这位司法部长简明地向他汇报了中心中学外面的骚乱情况。总统于是批准了一项强硬的声明：
『联邦法律和美国地方法院的命令……决不容任何个人或任何恃强行凶的暴众任意加以轻侮。本人将使用国家的全部力量，包括一切必要的力量，制止一切违法活动，使联邦法院的命令得以贯彻执行。』
他原想使福布斯有所醒悟。但现在已为时过晚。他刚刚回到新港，布劳内尔通过他私人寓所的绝密电话专线又打来了第二个电话。阿肯色州的联邦法院警官的报告表明，法律的执行在州和地方一级都遭到了破坏。一群暴徒控制了中心中学。此外，小石城现在请求华盛顿进行干预；学监弗吉尔·布洛赛姆刚刚打电话给司法部说，“曼市长希望知道他应该找谁才能得到联邦政府的援助。”他后来和布劳内尔通了电话，布劳内尔在接完电话后，马上起草了一项声明，阐述了自1795年以来总统一向所具有的权力和责任，说明他完全可以使用军队来强制执行联邦法律。这项声明如经艾森豪威尔批准便可为派遣军队打开道路。艾克在电话中听完了声明的原文。他说，“我要你把这声明送上来。看来我大概不能不签字，但我还要再看一着。”
那天晚上他在他住处的阳台上反复研究了这篇声明，但是直到他上床睡觉时仍没有签字。他对亚当斯说，这件事的前景使他不寒而栗；用美国的军队去对付美国的公民决不是“我们国家里应做的事情。”但是小石城事件已经一发而不可收拾。现在甚至奥瓦尔·福布斯和吉米·卡兰姆是否能加以控制都大可怀疑了。目前，只有法院命令得到了严格服从，才能排除军队的介入，可是，一群反抗过警察居然安然无事的暴民，是谁也不会服从的。第二天早上8点前不久，艾克步行到他的新港的办公室去时，他眯眼望着远处的天际自言自语地说：“要起风了。”这是个不祥之兆。不到一小时，布劳内尔又从电话里传来了中心中学的坏消息。今天暴徒的队伍又增大了，来回的推推搡搡，公然对企图驱散他们的警察起哄。九个黑人学生呆在家里没来。按照联邦法院警官的意见，只有让他们别来，才能使学校不会受到暴徒的闯入。这次，曼市长向华盛顿发来电报，正式请求总统干预。艾森豪威尔在接完电话后，立即签署了那一声明，他当晚在全国电视节目中解释说：“我们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基础就在于总统和政府执行部门一定会支持和保证联邦法院的一切决定得以实施，甚至必要时，使用总统所能使用的一切手段。除非总统这样做，否则必将导致无政府状态。”
那天早上，为了响应这项声明，国防部长威尔逊命令将阿肯色州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的统辖之下，不让福布斯州长伸手，同时，陆军参谋长马克思韦尔·泰勒将军已调遣101空降师第327战斗大队，前往中心中学平定骚乱，维持秩序。八架C－130和C－123式运输机由肯塔基州的坎贝尔要塞向阿肯色州运送了这些伞兵。在艾森豪威尔向全国讲话时，第一批军车已在校门前停了下来。自从重建时期以来，南部因在种族问题上违抗中央而导致军事管制，这还是第一次。
这些军队和民兵的区别是很显著的。他们都穿着同样的制服，但这是两者唯一相同之处。国民警卫队是由过周末的军人组成的，松松垮垮，服装不整，执行命令行动迟缓。而101空降师却是一支精锐部队，各方面都正规化。经验丰富，手执指挥棒的军官一声令下，训练有素的士兵立即从卡车上一拥而下，在学校的操场上排列成阵。吉普车也那样齐齐地排成一行。在中心中学网球场外面的空地上，整齐地架起了清一色的帐棚。在校园的橡树上拉起了战地电话线，到破晓时步话机里已响起了各处通讯兵彼此用代号呼叫的声音：“喂！无畏，这里是6号十字路口，回话，阿尔发路障。”【这次部队的整个部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总负责人是101空降师的师长埃德温·沃克少将。后来因为他在他的士兵中散发约翰·伯奇协会的宣传材料被勒令退役。再后来，他还因为在一个种族事件中站在错误一方而被捕。他退役后，住在达拉斯，常倒佳着美国国旗。但这次在小石城，他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
那一天最富有欢剧性的一个事件便是在阿尔发路障那边发生的。这路障设置在中心中学以东的一个街口。在这儿，星期二早晨天刚朦朦亮的时候，一些闹事的头目便已开始在组织他们的队伍。一个瘦长尖下巴的少校站在一部装有扩音器的卡车边监视着他们。大喇叭里传出了他的粗哑的声音：“请你们回家去，要不，我们就要把你们轰走了。”他们一动也不动。其中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爱黑鬼的家伙，”另一个人叫道，“俄国人！”一个穿着一套肥大的棕色服装的人对他身边的人群呼喊着，“他们不过是吓唬吓唬。你们要是不想走，就别理他。”
这位少校严厉地发出命令。于是十二个伞兵，刺刀上梢，站成一排，枪托贴紧大腿，完全处于面对暴乱的警戒状态，这样他们的一排刺刀就正好对准着人群的咽喉。接着，少校又发出一个命令，士兵们便向前推进。暴徒们后退了。那个穿棕色衣服的人坚持到最后一刻；接着也转身逃跑。但他却并没有跑远。现在军队己赢得了第一个回合，但这还不能算是最后的较量。黑人学生还没有到学校呢。
最后较量是在一次干净利落的行动中进行的。中心中学8点45分的铃声响了。这时公园大街和十六号街的路障同时打开，放进了一辆前导的吉普车，一辆军用的旅行车和一辆殿后的吉普车。三辆车同时在学校前面停下，一群黑人孩子便从旅行车中走了出来，这时，三排伞兵双手持枪快步跑上前去围成二个半圆圈，用刺刀给那些孩子做了一道围墙。另外还有一个排站在黑人学生的两边，保护着他们走上台阶。校外的人群目瞪口呆地望着。忽然，一个妇人发疯似地叫了一声，“啊！我的上帝！小黑鬼进去了！”别的人于是也跟着叫喊，“他们进去了！他们进去了！”另一个妇女发出一声尖叫，揪扯自己的头发。人群又骚动起来，向前推迸。
在阿尔发路障前，人群更为密集了。少校再次粗声地叫着说，“请大家马上离开这个地方。这里是最后界线！我老实告诉你们，这一回我们不会再那么慢吞吞了。”谁也不予理会，他于是命令伞兵再次向前挺进。他们一上来，人群立即后退，纷纷跳进一家私人住宅前的草坪，接着又跳上阳台，嘴里始终高声叫嚷着说，这是私人产业，伞兵无权跟着到那里去追遂他们。但那些士兵寸步不让。他们直上门廊，当那些暴徒在刺刀面前仓惶后退时，他们仍紧跟着追过去。
有些人稍一迟疑便被驱离校门前的广场，这时有一个人却进行反击。他叫布莱克，是密苏里－太平洋铁路上的一个扳道工，在过去两天中，他一直和一些最起劲的煽动分子在一起活动。布莱克抓住一个士兵的枪管，把他拖翻在地。他们两人扭成一团，这时另一个伞兵把他的M－1步枪倒转过来，用钢制的枪托向这个扳道工的头部打去。他的头部马上流血。他在地上爬着，向一些摄影师喊叫，“你们知道打我的这个狗娘养的杂种的名字吗？”伞兵们头也不回，继续前进，这时，一个两眼圆睁的中士叫道，“把刺刀举高一些——对准脖子下面。”
奥瓦尔·福布斯从海岛回来后，和新闻记者开玩笑（“我现在的感觉颇象麦克阿瑟。我被解除了职务”），并要求在电台上占用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相等的时间以便回答他的问题。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给了他这个时间，另外两家广播公司，因为他拒绝在讲话后回答问题，没有同意他的请求。按照福布斯对事件的描述，布莱克是“在一家人家作客。”那些伞兵是“大规模抓人”抓红了眼。中心中学的女学生被“联邦调查局抓去，进行了数小时的隔离审讯，连她们的焦急的父母都完全不知道她们的下落。”南部白人青年妇女的安全很教州长操心；他举起一张照片幌了一幌说，“这些插进女学生背上的明晃晃的刺刀，便是联邦政府赤裸裸地使用武力的明证。”他又叫喊说，他从佐治亚州回来，发现伞兵“用棍捧猛击无辜的旁观者，刺刀刺进女学生的背上，爱国的美国人的鲜红的热血沾满了冰冷的赤裸裸的出鞘的刺刀。”最后他更叫喊着：“以我们大家崇敬的上帝的名义，以我们大家珍视和爱护的自由的名义，我要问，美国倒底发生了什么事啦？”
小石城实际发生的事情和他说的那些话实际毫不相干。布莱克当然不是什么谁家的客人。被逮捕的总共就只有八个人；其中四人以闲荡被处以罚金，另外四人在派出所就给释放了。联邦调查局根本没有审讯任何人；埃德加·胡佛说，州长是在“散布谎言。”至于说什么插在女学生背上的刺刀那张福布斯拿出幌了一下便马上收起的照片，实际上照的不过是一群女学生正在一群士兵的前面走过，一边还在格格笑着。
事实就是这样，它证明坎贝尔要塞的军队处理有方。但是福布斯却始终不承认这一点。两星期后，他堕落到了《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所说的“下流肮脏的地步”，公然说什么，伞兵冲进了中心中学的女生更衣室，呆在那里看裸体的女学生。记者要求福布斯拿出目击者的报告或具体证据来。他回答说，“我现在还不想拿出来。”实际上，他提出的任何指控，他都从来没有拿出过证据来。11月，军队全部撤出学校，只留下一支象征性的部队，黑人孩子们开始在没有军队护送下到中心中学上学，到第二年5月这件事便已成为历史了；这次使用武力虽然花钱不少，但却使用得很巧妙；为了让九个黑人学生上学，联邦政府共花费了四百零五万一千元。
但是，为了那年秋天阿肯色的这一事件，国家却付出了另一笔比这更高得多的代价。小石城事件的真正意义在于它给予南都白人的影响。关于内战及其后果的传说早已深探印入南部白人的意识之中，他们从儿童时代就听到他们的祖父母给他们讲这类故事了。而中心中学的骚乱使那一可怕的时代的殉难者的亡魂又在人们心中复活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完全不可理谕的。他们的反应是受到南方邦联的旗帜、“迪克西”的歌词、牛奔河战役的杰克逊、阿波马托克斯战役的李将军、安蒂屯田野上的阵亡将士支配的。这使他们对福布斯的明显的谎言也盲目信从。北部的士兵出现在南部的土地上在他们看来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这种可恶又可厌的事情必须理直气壮地加以反对，它所引起的反抗的呼喊淹没了任何头脑清醒的人的声音。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谴责艾森豪威尔“采用了从希特勒发给冲锋队军官的手册中抄袭来的手段，”【总统为此极为生气，他打电报给拉赛尔说：“我不能不说，我根本不能理解你把我国军队和希特勒冲锋队相比是什么意思。一个使用军事力量是要实现一个残暴的独裁者的野心；而另一个却是为了维护自由政府的体制。”】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奥林·约翰逊说，“我要是福布斯州长，我马上就会宣布起义，把国民警卫队动员起来，然后我倒要看看在我这个州到底谁说了算。”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士·伊斯特兰指控“艾森豪威尔点燃了仇恨之火，”而佐治亚州参议员赫尔曼·塔尔梅奇说，“对匈牙利的毁灭我们犹有余痛。现在美国总统把坦克（原文如此）和军队派遣到小石城的街头，已使整个南部受到威胁。我真希望马上就能投一票来对他进行弹勃。”外号“见人就亲的吉姆”的亚拉巴马州州长詹姆士·福尔索姆声称，他要把该州的国民警卫队解散掉，也不让艾森豪威尔把它划归联邦政府统辖。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詹姆士·贝尔·蒂默曼辞去了美国海军后备队军官的委任，以免给征去服现役。
他们这些人是出头露面的。没有官职的南部人则以各种各样方式表明，他们认为福布斯是他们的英雄，总统是他们的敌人。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北部和西部各州只有百分之十的人认为艾森豪威尔派兵去中心中学是错误的，而南部却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他是正确的。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一个航空队老战士将他的四枚空军奖章和六枚战功金星寄给白宫，要求转发给去小石城的伞兵。在得克萨斯州的马歇尔市，基瓦尼俱乐部的午餐会上有人发言说，“这是自重建时期以来南部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因而，该俱乐部成员拒绝效忠于国旗。在特拉华州的多佛附近，霍华特·约翰逊饭店的一个女侍者叫两个衣冠楚楚的黑人出去，对他们说，“黑人不得在这儿吃饭，”这使国务院非常难堪；因为其中一人是加纳的财政部长，他刚在自己家里招待过理查德·尼克松，另一人是他的秘书。在南部一向都是如此：种族问题总是伴随着恐怖的威胁。在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一所黑人大学被夜袭者纵火焚烧了，在小石城危机高潮时期，六个亚拉巴马人在一条偏僻的乡村小路上抓住一个名叫贾奇·阿伦的黑人，把他拉到一个无人的棚子里，用剃刀阉割了他的生殖器，并在伤口倒上松节油。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认识阿伦；其中一个人后来说，“我们只是随便抓一个黑鬼。”
从奥瓦尔·福布斯后来的经历，完全可以看出南部人的感情。这位州长的表演，阿肯色的选民是全都亲眼看到的。在别的地方，怀有偏见的新闻报导可能影响读者的判断，但在福布斯本人所在的这个州里却没有这种情况。美国新闻史上最勇敢的一个篇章是《阿肯色报》的哈里·斯科特·阿什莫尔写的，他由于对中心中学的骚乱进行了极出色的采访获得了普利策奖金。但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赞同他的观点。昼夜不停地有人往阿什莫尔的家打恐吓电话；福布斯谴责他是“狂热的取消隔离派”；小石城种族主义的首府公民委员会称他为本州的“第一号公敌”，全州范围的抵制使该报失去三千个订户。但他继续发表实事求是的报导，而阿肯色州的人民却以压倒优势拥护福布斯于1958年第三次任州长——他获得选票二十五万五千零八十六张；其次获票最多的仅五万六千九百六十六张——而且在以后的选举中他仍继续以绝大多数当选。他在州长官邸住了十二年，直到在1967年退休。
在南部以外地区，更不用说在美国国外，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场九名黑人学生入中心中学的斗争在全世界产生了反响。当时曾有一位编辑写道，小石城已成为“任何地方凡能看报纸和听广播的人都熟悉的一个名字，一个在莫斯科被曲解、在新德里被误解，”而“在伦敦十分费解的”象征。渴望在外国首都得到好评的美国人都盛到很懊恼。他们认识到阿肯色事件牵涉到的原则，看到这些原则受到蔑视，不免感到羞耻。
然而，这一事件在人的角度产生的影响的问题，他们当时却什么意见也没有表示。现在看起来，那种沉默实在惊人。美国黑人的呼声仍然听不到。南部人这个词只指南部白人。指南部黑人的词儿是没有的，美国南部或其它任何地方的报纸很少逐日报导有关他们的消息。霍华特·约翰逊饭店的事件的真正意义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必须是一位外国的内阁成员才能触动美国人的良心，而即便那样，使美国人的良心感到遗憾的，不是因为这件事做错了，而是因为损害了美国的形象。
成年的黑人，从小受逆来顺受的教育，由于多少年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接受这个制度，他们一般都趋于内向，本来应该理直气壮地感到忿怒，却为绝望的心情所代替。当101空降师在阿肯色取得胜利时，如有一个美国黑人感到欢欣鼓舞，就至少有几十个黑人因此而担心——完全情有可原——这将引起白人的忿怒；他们读到有关贾奇·阿伦事件的报导，因此知道，要不是上帝慈悲为怀，他们也会遭到阿伦的下场。但是，他们的子女一代的反应就不同了。发生在蒙哥马利抵制公共汽车的斗争和最高法院宣告种族歧视非法的决定之后，阿肯色中心中学的对抗增强了他们的希望，使他们感到过去的陈规陋习可能会打破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1957年秋天，小石城事件在一些黑人青少年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那时十六岁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十五岁的卡修斯·克莱，十三岁的拉普·布朗和十二岁的安吉拉·戴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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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上半月，以激励国人为己任的人们一面研究着密集的乌云，一面集中精力弥补苏联人造卫星对美国人精神上造成的打击，看看天边有没有一线新的希望。冯·布朗对记者说，以美国现有的装备已可以发射一颗卫星。麦克尔罗伊部长忽然宣布“先锋”计划现在重新上马，这话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惊奇，包括参加这项计划的人在内。《时代》周刊派人到三十三个城市进行调查，发现堪萨斯市畜牧装备公司总经理、佛罗里达州的一位国会议员、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城的一些银行家和洛杉矶的一位负责供销的工程师个个都信心十足（“六个星期以前，我到一家飞机制造厂去，看到仿佛所有的人，从主任工程师到绘图员一到休息时间都去喝咖啡了。这个星期我又到那里去转了一转，发现休息室空无一人，每一个人都在工作。”）
《读者文摘》发表了贝尔尼·莱的一篇文章，用了一个鼓舞人心的题目《直上九霄》，他说，在空间探索中，美国自有“天神”在暗中相助。到这时，政府对于沸腾的舆论已开始有所响应了。火箭工作人员在卡纳维拉尔角狂热地进行工作，在尼克松的推动下，总统勉强同意，为了提高全国的情绪，他必须在这方面作出更多的安排。于是他委派基利安为负责科学与技术的特别助理（报纸改称他为“导弹总管”，这使艾克非常恼火），接着又指派了一个五角大楼的协调人，制止各军种之间的竞争。然后，他决定接连发表五次总统电视讲话。很多人都对这些讲话抱着很大的希望，第一次讲话效果很好。在讲话时他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从空间收回的丘辟特导弹的四英尺长的头壳。他解释说，“创造远程武器的一个困难是如何使导弹在从外层空间重返地面时不致象流星一样自己烧毁……现在我的办公室里的这个东西就是一枚试验性导弹的头壳。它曾在外层空间飞行数百英里，现在又回到了地面。你们看，它完全完整无缺。”他说，他确信，“直到今天，自由世界的全部军事力量仍显然比共产主义国家的力量更为强大。”洲际弹道导弹不久便可生产出来。在目前，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B－52喷气式轰炸机正日夜进行戒备。
群众来信的反应颇为令人鼓舞。第二次讲话也很成功，于是他开始起草第三次电视讲话稿，准备在克利夫兰播送。讲话稿迟迟未能拟出；他有许多事情要操心。每年从劳工节【指美国和加掌大法定的节日，时间是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译者】到圣诞节这段期间，总是总统工作最忙的季节。12月16日他要到巴黎去主持一次北约组织的会议。在去之前，他还必须拟出次年的立法计划，并向国会领导班子说明情况。下一财政年度的庞大的联邦预算需要总统加以考虑，新的国情咨文要在1月发表，而当时看来国家正进入一个大衰退时期。
尽管这样，恢复全国人民的自信心仍是总统面临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他决定讲完其余的几次电视讲话。但是他没有能够作到。1957年11月25日，在二十六个月中，总统第三次病倒在床，连最简单的公务也不能料理了。据斯奈德医师诊断，他患了“血管痉孪。”但对全国人来说，这叫做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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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前的那个星期一，总统在华盛顿国家机场光着脑袋站在凛冽的秋风中，等候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的来临。回到白宫办公室以后，艾克说，他感到身上发冷。他担心可能染上了流感。实际他的病却更为严重。他在向他的秘书安·惠特曼口授一个文件时，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竟说不出话来。惠特曼含着眼泪跑去找谢尔曼·亚当斯。“总统刚才回家去了，”她说，“他想要对我讲些什么话，可是说不出他要说的话。他好象突然间出了什么毛病。他只得打消计划，回家去了。我想象不出他究竟出了什么事。”
在楼上总统住处，亚当斯进去看见总统穿着睡衣。斯奈德医生闻讯正在赶来，他先打电话来叫病人卧床休息。艾森豪威尔微笑着看了看他的助手。他说，“我想你们是在讨……。”他没有办法讲完这句话。犹豫了一下，他结结巴巴地说，“……商量今天晚上宴会的事。”他因为不能谈谈如何招待非洲国王的问题感到沮丧和恼火，勉强着说，“我没有什么，我身体很好！”但是很显然，他开口说话有困难。在他断断续续讲话时，他显然口不应心，老是说出一些和他心里想说的毫无关系的话或音节来。感到惊恐的艾森豪威尔夫人对亚当斯说，“他现在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让他去。”亚当斯也同意。他告诉总统，尼克松可以代表他出席宴会。艾克使劲摇了摇头。他吃力地说，“如果我不能尽到我的职责，那我就干脆辞职算了。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接着，医生来了。斯奈德听到艾森豪威尔说出一个词儿——“国际的”说成了“国志的”——就马上对他的病作出了诊断。艾克中风，影响了大脑的语言中枢。他患了失语症，也就是用言语表达思想的能力受到了损伤。谁也不知这种损伤能否愈合，即使能愈合，也不知需要多长时间。医生打电话和沃尔特·里德医院联系，亚当斯也给尼克松打了个电话，他同意由他去主持宴会。暂时还没有向新闻界发布任何消息。哈格蒂正在巴黎，安排总统对北约组织的访问。当他得知总统生病时，他哭了。
但悲痛却是一点也不必要的。艾森豪威尔的健康简直象奇迹一般很快就恢复了。病情在几小时内就有了显著好转。甚至在哈格蒂的一位助手简要地向记者们介绍四位神经科专家的结论（并发“轻微的语言困难”的“闭锁症”）时，总统已经回到白宫在电视机上观着怀亚特·厄普的节目了。第二天旱晨，他7点40分醒来，淋浴后，自己做了早餐。他拿起一直未画完的一幅英国安妮公主的画像又接着画了一阵。他感到身体已更好一些，于是接见了他的几位助手和摩洛哥国王，处理了半小时公文，在十来份文件上签了全名或简称。星期四感恩节那天，他上教堂去，推开了牧师的搀扶。在白宫进餐时，他切开了一只四十磅重的感恩节火鸡。然后，艾森豪威尔夫妇邀斯奈德医生一起驱车到葛底斯堡农场去过周末。星期六，他们观看了陆军对海军的球赛。艾克在斯奈德的同意下，打算星期一恢复全日工作，主持一次内阁会议。医生告诉新闻界，“总统的健康继续大为好转。”
在卡纳维拉尔角，“先锋”计划的科学家们准备在12月6日发射一颗美国卫星，给日见康复的总统的精神打一打气。那个星期五早晨好象已是万事俱备了。高大的、黑白相间的、分成三级的海军试验运载工具第3号（TV－3）耸立在一个有似蒙满蛛网的龙门起重架上。阳光在液态氢燃料附近凝聚的白霜上闪耀。TV－3是在华盛顿的直接命令下加速制作出来的；准备将一颗小滚木球那样大小的美国卫星送入外层空间去，当然这算不了什么，但是却可以作为一个象征，表明美国有很好的技术，也有决心参加空间竞赛和取得胜利。为了取得宣传上的效果，政府己在事先让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事。虽然马丁火箭一直从来没有试验过，但估计它的性能决无问题。五角大楼新闻发布员同一百二十七个美国和外国的新闻记者保持联系，随时告诉他们最新发展情况，包括放射时间的细节等通常属于高度保密范围的情报。《纽约时报》的一个标题是“美国即将发射地球卫星”。《匹兹堡太阳电讯报》预告说：“月球——即将发射”。美联社向各报社预发了一份报导，一等卫星进入轨道便公开发表。这报导已在无数印刷厂全部排好，准备印发：
『美联社卡纳维拉尔角12月6日电——现正绕地球飞行并发出无线电信号的小月球是美国对俄国的答复，说明美国对外层空间也能占一席之地。』
由于阀门漏气，多次推迟发射，最后卡纳维拉尔角终于升起一个红色气球，表明“先锋”号即将发射了。观察飞机——两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老式的B－17和一架新式的赛斯纳——随即起飞，迅速高升。他们俯视着一大批围观者。任何人都不许进入离发射台三英里以内的地方去，但大批人群聚集在栏干外面观看。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半岛所有的学校都把孩子放了假；工厂和机关也让职工暂停工作；街道上、院子里、海滩上，到处拚满了昂首翘望的美国人，等待着这历史性事件的到来。
上午10点42分，龙门起重架拉开了；五十分钟之后又拉了回来，然后又拉开了不再回来。TV－3和发射支架相连的最后一根缆绳于1点44分脱开。几秒钟内，从火箭底部开始喷射出白热化的汽体。在华盛顿，通过接到现场的电话可以听到“先锋”计划副主任保罗·沃尔什的声音。他喊着：“零！……发射！……第一次发火！……”
那庞大的火箭幌了几幌，笨重地从发射台上缓缓升起，一英尺，两英尺，三英尺。这时，离发射时间已有两秒钟，它却似乎固定不动，停在空中了。突然，沃尔什发出一声叫喊：“要爆炸！”刹时间，从那个失灵的火箭的底部并出长长一股橙黄色的火焰，向下冲射，然后向上折转，成为一股滚滚火浪，把TV－3的右侧全给包住了。在天空中，B－17飞机的一个驾驶员喊道：“起火了！爆炸了！现在整个现场到处是一片黑烟——我们看不见运载我们的卫星的火箭——火箭可能没有飞起来——只看到极大一片黑色的浓烟——在发生爆炸的地点周围只能看到黑胡胡的一大片。”
黑烟是自动灭火器喷出的水和二氧化碳造成的。黑烟飘散后，可以看到火箭的头壳倚在发射柱上。有些地方火还在继续燃烧。已烧焦的残缺的尾巴插进在发射台中。整个装置只有一部分还是完整的：那个象椰子大小的卫星滚落在一边，正按照规定的108兆周的频率不断地发出信号。
这在宣传上成了一场奇灾大祸。不管科学家们怎么说这不过是一次试验，也毫无用处。美国曾向全世界大吹大擂地进行了宣传，以为一定会听到一片赞扬声，现在就只好乖乖忍受嘲弄和讥笑。在联合国的俄国人满脸笑容地建议美国人申请苏联向落后国家提供的技术援助。在伦敦，英国广播公司播送了一首顺口溜的民歌，“啊，尽管美国人的主意想得好，他们自己的小卫星就是不肯往上跑，”五大洲的爱说俏皮话的人，纷纷给TV－3另取名字，叫他：倒栽星、劈拍星、呆子星、哑炮星、走火星、泄气星、抛锚星、完蛋星。林登·约翰逊在参议院悲伤地说：“要多久，多久，上帝呀，要多久我们才能赶上俄国人的两个卫星呀？”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没精打采的记者招待会上，“先锋”计划的哈根博士只说了一句话：“扯蛋。”社论作者都在想寻找一只新的替罪羊——他们选中了新闻发布人员，后者于是和那些进步教育家一起倒了霉——匹兹堡的一位教授说，“这是自从卡斯特【卡斯特（1839－1876年），美国陆军军官，在大霍恩河与苏部落的印第安人作战时被杀。——译者】进行最后一次抵抗以来，我们所受到的最大耻辱。”
在这个电讯交通四通八达的时代，这一挫折似乎比实际还糟糕。这支坠落的火箭并不是美国军火库中唯一的一支火箭。在一个月内，卡纳维拉尔角的发射台刚一修复，海军就准备发射另一颗地球卫星。就在TV－3发射失败的那个星期，空军重新试验了“雷神”式和“阿特拉斯”式导弹，获得了成功。到3月，陆军将有八枚丘辟特C型导弹可以用于空间计划，其中的每一枚都比“先锋”号更大、更可靠。总统曾经下令，不让文职科学家参与丘辟特计划，因为军事试验有绝对优先权，但是现在他撤销了这项命令。12月6日的羞耻，人们很快就会忘掉的，但政治家们却很难忘掉它。在他们看来，再冒这样一次受到公众挖苦嘲笑的风险是不可想象的。从此开始，接连几届政府都决定要参与空间竞赛，直到获得最后胜利。要想中途退出竞赛，任何托词都是通不过的。其它方面对国家资源的需求，不论如何迫切——到六十年代后期，对某些资源的需求已到了十分迫切的程度——都必须等到星条旗牢固地插上月球之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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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物画像：埃德塞尔汽车」
1948年开始设计的这种汽车，原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不是要造成一个问题。原来满足于福特车的人，由于越来越富裕，渐渐对福特公司的麦加利车不感兴趣，开始换购吏高级的毕克、庞蒂亚克和奥斯莫比尔车。福特公司的一个经理人员曾说：“我们一直是在替通用汽车公司培养顾客。”六年之后，公司计划人员决定投资二亿五千万元生产一种中等价格（二千四百元到四千元）的新车。他们知道，这车第一年至少得销售二十万辆才能有利可图，但他们相信这是可以办到的。
一时想不到合适的名称，他们暂叫它“E”车，“E”代表“Experimental”（“试验性的”）。为制作这种车，他们完全不惜工本。在五十年代中期，顾客心理研究还处于初创阶段，在“E”车的式样顾问中，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所，它对其他中等价格车子，作了“性格”的评定，结论是，毕克车好比是专业人员的妻子，麦加利车显得有些淫荡，等等，等等。迪尔本的福特公司一个经理人员仔细阅读了这份资料后写道：“E车的最好的性格应该是：一种正在往上爬的年轻经理人员或专业人员家庭所喜爱的车辆，”并解释说，“正在往上爬：E车对你有信心，伙计；我们将帮助你成功！”
1955年8月15目，以亨利·福特二世和欧内斯特·布里奇为首的福特公司全体经理人员亲自观看了E车的一个实际大小的泥土模型的揭幕礼，模型外表裹着锡箔以代表镀铝或镀铬。他们一致热烈鼓掌。那年夏季，股票市场繁荣，中等价格汽车的市场也是如此。E车看来适逢其时。它已有的外形将很快闻名于世：尾部如海鸥展开的双翅，椭圆形凹进的散热网板。车子内部，正象一个设计师所说，这种汽车将是“按键时代的缩影”。
顾客心理专家们共提出了六千个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列起来并提出彼此参照意见，布里奇凭一时灵感，沿用亨利二世的父亲的名字，给该车命名为埃德塞尔。E车出厂日定在1957年9月4日。在E车出厂日前五十一天，第一批E车开始从装配线上开了出来，但只有经过精心挑选的少数几个人被允许前往观看。E车的宣传工作者竭力制造出一种无比神秘的气氛。广告图片上出现的是一片模糊的影子，或者是用帆布盖着的一件不成形的架子。埃德塞尔存放的房屋都安装着特殊的锁，如果有一把钥匙落入克莱斯勒或通用汽车公司密探手中，这锁可以在十五分钟之内换了样子。7月间，外面传说有一个样车曾被用一辆密封的货车运到了好莱坞，由卡斯克德制片厂在一个内部层层上锁、外边由武装的警卫人员守护的摄影棚里拍成了影片。（卡斯克德的一个发言人说“我们所采取的防范措施是和拍摄原子能委员会交拍的影片时完全一样的。”）福特厂试车道四周都围上了带刺的铁丝网和伪装起来的岗亭。在迪尔本，许多望远镜不停地注视着附近的屋顶和小山的山头，唯恐那里会潜伏着其他汽车公司派来的密探。
《商业周刊》称埃德塞尔车的出厂准备为商业史上耗资最多的一次。投下的赌注极大。福特公司的埃德塞尔分厂有它自己专用的厂房，共有八百管理人员和一万五千工人；另有六十个高工资的拟稿人专门写广告稿。同时，全国将近有一千二百个汽车代销商为要销售埃德塞尔，全放弃了销售其他有利可图的车辆的权利。如果埃德塞尔真能畅销，他们当然都会大发其财，否则，他们可能会弄得连身上的裤子都要蚀掉。
在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福特花了九万元举行了一次为期三天的记者招待会，让二百五十个记者观看了能生产十八种式样的E车的四条主要生产线。这件事结果是并不＋分圆满的。冒失的司机开着高速的埃德塞尔车，把记者吓得灵魂出窍，专为此事雇用的乐队所使用的乐谱架上又都有为纪念格伦·米勒而印上的GM【原为乐队指挥格伦·米勒姓名缩写，但亦可看作通用汽车公司缩写。——译者】字样。这些虽然都是小事，却不是吉祥之兆。这新车看来命运不佳。但它毫无疑问仍然引起了公众的好奇心。到E车出厂日之后的那个周末，有将近三百万人走进了代销店的陈列室，要看看这闹得满城风雨的玩艺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在E车出厂日的当天，有六千五百多人买下了埃德塞尔车。迪尔本一片欢欣。如果剩下的车再能卖出十五分之一，那这车头一年结算时就能赚钱。
可是卖掉十五分之一的希望终于落空了。第一，中等价格车辆的黄金时代已经开始消失。7月间股票市场猛跌，标志着1957－1958年的衰退时期即将来临。《汽车新闻》报导说，代销商遇上了汽车工业史上第二个最糟糕的滞销季节。更重要的是，在E车出厂日之后三十天——1957年10月4日，使福特汽车公司大为恼火丢脸的那一天——俄国人把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射入了轨道。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在参议院发表的一次激动人心的讲话充分反映了一般美国人的情绪：“很明显，现在已到了少关心一些新买的宽幅地毯有多厚或新车的尾鳍有多高的时候，而更应该准备流血、流汗和流泪了。”在这种舆论的新气氛中，《商业周刊》把迪尔本的最新产品叫做“一场恶梦。”《消费者报导》说它代表了底特律“日益使买车人退避三舍”的“许多过分作为”之一例，而《时代》周刊则称它为“在错误的时候投入错误的市场的一种错误的汽车的典型范例”，而且“示范性地说明了，尽管有那么多‘深入的访问’和关于‘顾客心理研究’的种种鬼话，对市场情况的研究终归是有限度的。”
而且不仅如此。按照其他标准来说，埃德塞尔也是一个失败。车头竖嵌的椭圆形散热网板，上面点缀着一排银光闪闪的埃德塞尔字样，这本身便不是什么成功之作。原设计者采取了当代欧洲汽车的这种式样，希望使这车子有一种华贵的气派。而结果却并不然，这大半是由于它与整个车头设计不甚协调，而公众的不利反应，是对这汽车的成功的第一个打击。一个评论家说它象一个鸡蛋。另一些人则说它象马轭，象“发疯的小兔兔”，或者——这也许是通用汽车公司或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反宣传恶意制造出来的——象一个马桶圈。
更坏的是，第一批送上市场的埃德塞尔足有一半都有毛病。刹车不灵，按纽不起作用，油盘脱出，车尾的行李箱打不开，发动机罩卡死，传动液压器冻住，喷漆剥落，轴盖脱掉，蓄电池无电，车门关不上等等——总之是说不完的毛病。
在E车出厂日后的第三天，在北费城只发生了一件盗窃埃德塞尔车案件。此外就没有别的偷车案。这说明E车已日益失去吸引力，甚至使人觉得已不值一偷了。在一阵热潮过去以后，全国的销售量急剧下降，迪尔本销售额图表上的指示线已变得象一个滑雪用的陡坡了。代销商的销售量还达不到为维持收支平衡所需最低数量的五分之一。推销的宣传己转而改取守势、近于拚命挣扎了：
『1959年型的埃德塞尔。外观优美；制造精良；价格公道；合乎需要；历史创举。式样翻新，令人振奋；大小合适，买用美观。宽敞舒适：体积轻巧。设计稳妥，节约动力，定价三千，深受欢迎！』
1958年1月14日，福特公司把它的埃德塞尔分厂和林肯－麦加利分厂合并在一起。这新车已使公司损失了四亿元。它己彻底完蛋，这一点全国人人都已知道。按说该是撒手认输的时候了。但不幸暂时还撒不了手。正象投产一种新车需要很长一段准备时间一样，停止生产也需要时间。一些新型式的埃德塞尔早已都设计好；钢模都已做出，1959年型的车已陆续出了装配线。最后，在大约售出了尚不及当时市场上汽车总销售量百分之一的数目以后，埃德塞尔的制造者于1959年11月19日决定不再生产该车。由埃德塞尔的广告部门主办的西部片电视节目“大车结队”的观众被邀参加一次竞赛。其目的当然仍是推销该车，但奖品却不是埃德塞尔，而是小马。
第二十五章 整顿受挫
1958年，迈克·托德的《环游世界八十天》已经接连演了三年，成了自电视问世以来在电影院票房引起最大轰动的一部影片。它所以如此叫座，部分原因是：在50年代后期，如儒尔·凡尔纳风行一时的18世纪70年代初期一样，运输变成了重大的新闻。地球明显地日益缩小，这也不仅是因为出现了人造卫星的缘故。1958年10月4日，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在飞越大西洋的航线上开始采用喷气式客机。两个月后，12月10日，美国喷气式客机也开始在全国航空公司从纽约到迈阿密的航线上出现。圣劳伦斯河的内河深水航道于1959年4月25日开始通航。在玛咪·艾森豪威尔为第一艘原子动力商船“萨凡纳”号举行命名典礼过后，美国海军的最后一艘战列舰“威斯康星”号便被封存起来。核潜艇完全超过了凡尔纳的下潜两万海里的最大胆的幻想，它能够在水下绕地球一周，在北冰洋的冰层下面越过北极区。1959年6月，价值1.1亿元的世界上最大的潜艇“乔治·华盛顿”号悄悄地倒驶进康涅狄格州格罗顿的泰晤士河，艇上装有16枚固体燃料北极星导弹，这是俄国无法以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偷袭而一举摧毁美国全部核基地的保证。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已使用的电话机达到1亿部，占世界总数的一半。1951年11月10日在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开始使用的长途直接拨号设备（长直拨）已逐渐用于海外通话。海底电话、无线电话和越地平无线电，还有随后出现的通信卫星（贝尔系统的第一个实验性通讯卫星），把美国同海外190个国家和地区全都连结起来了。马克·克罗斯鳄皮手提包制造厂宣布，要向祖鲁兰提供一笔财政援助，以繁殖各种鳄鱼，由此可以看出现代美国商业的全球性质。同时，通商航路的缩短使美国汽车商受到来自国外的新竞争。在美国市场上，外国车的销售量占10％。销售量较大的外国车有德国的大众汽车（1958年售出102035辆）、法国的雷诺汽车（售出47567辆）、意大利的菲亚特汽车（售出2.3万辆）和英国的希尔曼汽车（售出18663辆）。另外，日本、瑞典和荷兰的小型汽车眼看也要挤进美国市场。底特律采取现实态度，终于准备制造美国自己的小型汽车。为了有别于外国造的车，这种汽车取名“轻便车”。
有人问美国人登上月球后可能会在那里发现什么，爱德华·特勒严峻地回答说：“俄国人。”1959年1月初，苏联人发射了月球卫星1号，这颗重3245磅的了不起的卫星到达了距月球只有5000英里的空间。他们在空间探索方面本来已抢先一步，如今更遥遥领先，尽管美国已开始迈开步伐，企图迎头赶上。卡纳维拉尔角的工作人员终于用陆军的丘比特－C型火箭，把一颗很小的美国卫星送上了轨道。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规定，联邦须对改进科学、数学和外语教学给予补助。1958年国会还成立了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为了考验人体在空间的耐力，空军上尉乔·基廷格完成了历史上距地面最高的一次跳伞，他从7.64万英尺的高空跳出机舱，自由降落12英里后，才用伞上的气压装置把伞张开，最后安然落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上。1959年4月10日，各报在头版上向全国介绍了一批新型的名流——水星计划的宇宙航行员。这些人都是老练的试飞驾驶员，年龄在32～37岁之间。他们是艾伦·谢泼德、沃尔特·希拉、弗吉尔·格里索姆、小约翰·格伦、斯科特·卡彭特、戈登·库珀和唐纳德·斯莱顿。他们全是白人，都有孩子，都是美国小城市出生的，也都是新教徒。这七个人当中有六个人留着小平头。
美国两侧的海洋在30年代曾使孤立主义者感到可以高枕无忧，如今看来已变成为可以涉水而过的小溪了。1958年8月，对放射性尘埃的危险性进行争论的科学家都一致认为，不管世界什么地方进行核爆炸，所有美国人的骨骼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1959年7月10日，由于在西贡以北20英里的边和有两个美国军事顾问被杀、一个受伤，遥远的印度支那便立即变得不那么遥远了。这三个军官在一间餐厅里观看用一部家庭放映机放映的珍妮·克雷恩的影片《破烂衣衫》，恐怖分子包围了那所房子，趁一个中士开灯换片子的时候开了火。
现在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已成为过去的事，有些显赫一时的人物也随之销声匿迹。约·麦卡锡因饮酒过度于1957年5月2日死去。（乔治·索科尔斯基写道：“他泄了气，认为自己被人出卖了。他特别感到自己被原来一直十分信赖的副总统尼克松出卖了。”）他的遗孀琴·克尔·麦卡锡仍住在华盛顿，四年后，她同民用航空委员会一个委员结了婚。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活到89岁，死去时留下一个势将引起纷纷议论的定时炸弹，这就是他最后的一件主要设计——纽约市造价达300万元的所罗门·古根海姆博物馆。游艺界去世的有埃罗尔·弗林、马里奥·兰扎、马克斯韦尔·安德森和卢·科斯特洛。约翰·刘易斯辞去了矿工联合会主席的职务。货运司机工会的戴夫·贝克进了监狱，留下了他的继任者詹姆斯·霍法接着去和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委员约翰·肯尼迪以及该委员会首席顾问罗伯特·肯尼迪进行难分难解的斗争。35岁的玛丽亚·卡莱斯抛弃意大利的百万富翁季奥瓦尼·梅内吉尼，嫁给了船舶大王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奥纳西斯。好事者认为，年已53岁的奥纳西斯对卡莱斯来说，怕未免太老了。
有人越来越喜欢拿20年代同目前这十年相比。50年代虽然也很荒唐，但直到1958年我们还没看到可以和尤克里里琴或爬到旗杆顶上待着不下来相比的东西，而这一不足之处，1958年却由加利福尼亚州圣加夫列尔的两个年轻玩具制造商极为出色地加以弥补了。理查德·内尔和阿瑟·梅林是一家名叫惠姆－奥制造公司的合伙老板，在二次大战后，以不到一千元的资金开始制造弹弓。他们第一次赚大钱是在1957年制造弗里兹比。弗里兹比是一种轻巧的塑料盘，一个人扔给另一个人时，它会在空中慢慢飘滑过去。1958年3月，在纽约的一次玩具博览会上，有个熟人告诉他们，有一种大木圈很快在澳大利亚到处流行，孩子把它套在屁股上转着玩。回到公司后，内尔和梅林便开始制造木圈。但做了二十来个，就停下了。他们不喜欢木头的，想用塑料来试一试。到5月，他们做出了符合他们要求的东西，他们用花花绿绿的聚乙烯管做成三英尺大的圈，每只售价九角三分，可得毛利16％。惠姆－奥公司的这种新玩具定名为呼拉圈。
要取得这种玩具的专利权是不可能的，到劳工节时，便已有十多家公司依样仿制，另立商标出售。即使如此，惠姆－奥公司到9月初仍售出两百万个呼拉圈，获得纯利三十多万美元。接着，成年人也开始用呼拉圈来锻炼身体。生产数量激增，惠姆－奥公司的会计忙得不可开交。工人开始实行三班制。这年秋天，若把国内外的仿制品通通计算在内，呼拉圈的总销售量估计有几千万个。使用的人多得使欧洲的医学刊物纷纷发出警告，谨防因过度激烈而损伤身体。实际受伤的例子非常多。在荷兰的莱登，有个荷兰妇女被送往外科手术室去割除阑尾，但经医生检查，发现她的病实际上是腹肌受到损伤，而这完全是因为套上呼拉圈旋转过猛引起的。在英国，呼拉圈的销售量达到25万个，英国医学会发出警告说：“凡是已发现有心脏病的人都不能玩呼拉圈，凡是缺乏训练的人都不能一开始就玩得太猛。”在日本，医院急诊室里挤满了因玩呼拉圈而引起腰间盘脱出和脊椎骨错位的病人。有一次，一个孩子在东京街上因追赶一个滚跑的呼拉圈被车轧死，从此就严禁在街上玩呼拉圈。尽管如此，东京呼拉圈的销售量还是超过了三百万个。而且还有许多日本人排长队等候购买呼拉圈，队伍在银座一带长达几个街口。岸信介首相62岁寿辰的时候，竟收到一个呼拉圈礼物。
约旦的扎伊奈太后旅欧返国时，行李中也装着一个呼拉圈，按说这已足以证明呼拉圈并非不正当的玩意儿。可是，有些玩具制造商仍不免心情紧张。成年人所以愿意观看别人玩呼拉圈，是因为有些人屁股的扭动颇富诱惑性。那年秋天，每当举行橄榄球赛时，常出现一种意想不到的乐事：那就是观看迷人的乐队女队长发狂般地扭动着自己的腰部，引得成千上万的观众欢叫不已。在法国，有个名叫雅克·德·圣－法尔的呼拉圈制造商，深恐会引起教会的注意和反对。他不愿丢失过去的好名声，因为在呼拉圈出现以前，他一直靠为医院和实验室制造塑料管为生。现在为了自卫，他设法让法国名流都戴上呼拉圈拍照。在芬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在舞台上举办呼拉圈持久比赛，参加者要长时间同时转动环绕在颈部、臀部和膝部的三个呼拉圈。
不管看的人会有什么样下流的想法，这种美国新玩意儿在其他国家照样十分风行。在德国，使呼拉圈获得推广的是职业拳击家马克斯·施梅林和他的妻子安妮·昂德拉。没有孩子的德国人要买玩具总有点说不过去，为了避免让人看见，他们请商店把货包好，在夜间送到家里去。一支比利时探险队出发去南极时，在他们的行装里也有20个呼拉圈，这笔钱是作为文娱费用开支的。在某些国家，呼拉圈供不应求的现象很严重。在约翰内斯堡，一个呼拉圈卖六角五分，记者报道说，这只有白人顾客才买得起；当地土人未免十分眼热，后来慈善机构只好免费供应。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人民报》指出，荷兰需用塑料管的其他工业已陷于停顿；而在华沙，一家为青年办的周报竟谈到：“如果轻工业部和手工业局还不开始生产呼拉圈，我们在这方面的进展，特别从国际范围来看，就将大大落后了。”这两个部门仍然拖拖拉拉，于是呼拉圈就通过东德走私进来。
呼拉圈热来得快，去得也快。到1959年夏，许多城市的垃圾场上都堆满了丢弃的呼拉圈。但不管怎样，从这种狂热完全可以看出，美国群众文化生活中即使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世界其他地方都会有多么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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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英法外交部都把苏伊士灾难归罪于杜勒斯；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政府里也有人赞同这种意见。不过，面临着苏伊士事件后的中东局势，关于华盛顿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大家的意见并无分歧。依据冷战信条，世界上每一块值得争夺的地方，都必须要么归共产主义所有，要么归自由世界所有。谢尔曼·亚当斯1961年写道：
『英法两国企图以武力解决苏伊士运河争端遭受失败，这使两国在中东的威信和政治势力暂时大受挫折……据总统说，除非美国决意去填补真空，并且向全世界明白宣布此一意图，否则苏联人必将插足中东，从而使我们陷于难以忍受的境地。』
总统对国会领袖说：“我就根本不相信，我们可以让中东处于真空状态。”他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要求授权在那里使用美国军队，“以确保和维护为防御国际共产主义所控制的任何国家的公开武装侵略而要求获得这种援助的国家……的领土完整、政治完整和政治独立。”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和罗斯福于1940～1941年进行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一样，和杜鲁门总统不得国会同意而做出的出兵朝鲜的决定以及1955年的台湾决议一样，这个主义是朝着授权总统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军队的道路上又迈开了一大步。
亚当斯指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中的一个缺点。他写道：“美国要想遏止共产主义在国外扩张的任何企图都会遇到一个困难，那就是如何设法证明以民族主义的斗争形式出现的内部动乱确实是由莫斯科指挥的。”支持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决议在众议院顺利通过，但在参议院却遇上了麻烦。像在为台湾决议进行辩论时一样，持反对态度的参议员内部意见很不一致。有些人认为，白宫是要国会分担原应由行政部门做出决定的责任；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艾森豪威尔是想获得发动战争的权力。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和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两人特别感到担心。拉塞尔对杜勒斯说：“这是想要我们买猪不过目，不顾后果地承担义务。”杜勒斯却回答说，这是个是否忠诚的问题。他还对拉塞尔说：“如果我们对什么事都卡得太死，如果国会不愿意信任总统……我们就无法打赢这一仗。”
但是，这一仗在哪里打呢？英法两国已经放下武器，中东仅有的危险之处就只剩下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亚喀巴湾问题上的争端了。经过两个月的辩论，参院以72票对19票通过了那一决议。后来亚当斯写道：“下一年，在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发生了一连串爆炸性事件，全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应用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问题。”事实上，这个主义对于这些事件都是不适用的。约旦事件是典型中东式的：反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大闹安曼，迫使年轻国王侯赛因的首相辞职。侯赛因于是求助于艾森豪威尔，声称危机的发生“要由国际共产主义及其追随者负责”。杜勒斯同意这种说法，总统便派出第六舰队在东地中海来一次发炮示威。侯赛因在大炮的庇护下选出一个忠于他的政府。闹事的人散去，新首相没有倒台。谁也看不出，如果没有那示威的军舰，结果会有什么两样。
接着，便发生了叙利亚事件，这事件颇带有滑稽歌剧的味道。杜勒斯急于想在大马士革显示一下力量，可是叙利亚人根本不吃那一套。叙利亚政府倾向苏联，反对派的成员是一些反美军官，他们又都希望互不相扰。沙特阿拉伯的国王沙特明确告诉艾森豪威尔，这里的长期不和跟意识形态毫无关系，没有一个真正的阿拉伯人会成为共产党。总统回答说，这话他过去也听人说过，戴高乐就曾说过“没有一个真正的法国人会成为共产党”。“很显然，骚动是共产党煽动起来的，”亚当斯写道，“不过和约旦的情形不同，叙利亚政府对西方国家的任何援助都不感兴趣，因而在这里艾森豪威尔不可能有多大作为。这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存在着弱点的一个例证。”
1958年7月14日清晨，华盛顿一觉醒来，得知中东的周期性痉挛症又发作了。头一天夜里，伊拉克亲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占领了巴格达电台、邮局、电报局和底格里斯河上的桥梁。他们打进王宫，杀死了国王和王储。努里·赛义德首相化装成女人偷偷逃跑，但也被捉住杀掉。这样一来，杜勒斯的巴格达条约刚签订不过半年，它的中心支柱便彻底垮台了【杜勒斯援引艾森豪威尔主义，曾向条约成员国保证：美国将用一支“巨大的机动兵力”保护它们免遭颠覆。巴格达政变发生后，这个同盟少了一个伊拉克，另行组成中央条约组织，总部设在土耳其的安卡拉。——译者】。这情况也使黎巴嫩总统卡米尔·夏蒙大为惊恐。不久前，夏蒙还曾控告阿拉伯共产党人大量渗入了他的政府。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为此曾亲自领导一个观察小组作过调查，小组没有发现任何足以证明夏蒙疑虑的证据。如今，他深信自己是纳赛尔要搞掉的第二个对象，于是正式要求美国派兵到贝鲁特。艾森豪威尔同意了。
这是30年代孤立主义的大倒个，走向干涉主义的极端。不管怎样想入非非，都不能说美国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在第六舰队的70艘军舰和420架战斗机的掩护下，9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黎巴嫩登陆，这是和平时期美国武装力量最大的一次集结。接着，总统发表声明，解释说：“这些军队的任务是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因为在黎巴嫩共有约2500个美国人。”可是，实际并没有任何迹象说明美国人（甚至黎巴嫩人也一样）是处在危险之中。而且，总统这样提出问题，事实上等于承认这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是不相干的。杜勒斯力图使国会领袖们相信这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有关。这位国务卿告诫说，如果美国不按照夏蒙的请求采取行动，“我们的威信就会丧尽，也没有谁再会相信我们的话了——永远没有。只有我们先到达那里，共产党的干涉才可能避免。”他又说，如果不采取行动，自由世界不仅会失去中东地区和自由世界在那里的近3/4的石油资源，而且还会失掉非洲和非共产党统治的亚洲，这一段话后来被冷战专家们一再引用，以证明在任何一次国际危机中，使用武力都是完全正当的，包括越南问题在内。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曾加以抵制。这一次，进行抵制的却是国会的领袖们了。他们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对于在黎巴嫩的行动不愿分担任何责任。
艾森豪威尔主义事实上到此已寿终正寝。四个月后，夏蒙倒台，换上了中立主义的总统和总理，在他们的要求下，美国海军陆战队随即撤走。这个事件，亚当斯最后论断说：“对艾森豪威尔说来是使他灰心和不快的。”这件事所包含的深刻意义在当时是看不太清楚的。总统曾警告参众两院说，他有可能事先不经国会讨论就在中东冒开战的风险。他说：“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一定要对行动方针进行公开辩论，那采取这种行动本身便会丧失意义。”——这是进一步批准扩大总统开战权力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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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的另一边进行炮舰外交对美国来说还是新鲜事儿。这使人联想到仿佛帝国又出现了，而这正是如《欧洲市场上的美国》的作者赖纳·黑尔曼和《美国的挑战》的作者塞尔旺·施赖贝尔一类的欧洲人自信已看到在他们西边的地平线上正慢慢出现的东西。大战前，在欧洲人的心目中，美国是一个富裕的、喜欢自吹的国家，每一个美国人都看上去像贾莱·古柏和琴逑·罗杰斯，他们的孩子也都像米基·鲁尼和安·拉瑟福德【这些都是当时美国著名的电影明星。——译者】。那个美国是理想主义的、天真纯洁的，是全世界无限向往和人们私心窃慕的地方。除了在遇到自然灾害时，美国人总是以大施主的面貌出现外，他们在世界事务中几乎就不起什么作用。
如今，美国人遍布全世界。第四点计划、非洲经济委员会和各种技术援助计划派出的人员已遍及亚洲和非洲各地。国会已经批准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贷款基金、富布赖特奖学金计划以及同不在富布赖特计划之内的42个国家交换留学生的史密斯·蒙特计划。到国外旅行的美国人每年增长12％；50年代后期，到遥远的国土去旅游的美国人在200万以上，他们一年花掉20亿以上的美元。
这些钱并不一定都花得很明智、很漂亮。如果说有一个欧洲人和丘吉尔一样说，“我喜欢这些美国人，他们都是那么慷慨大方”，就有不止一个欧洲人会和让·保罗·萨特一样表示轻蔑地说：“那些美国人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存在主义。”欧洲大陆和亚洲比较古老的文化的维护者对美国化的蔓延都深感是一种威胁。他们对美国青少年文化，特别是音乐，对全世界青年产生的诱惑感到惊惶不安。爵士音乐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听到。年轻的泰国国王那时正在为百老汇的一出歌舞剧《拉洋片》写歌词；柬埔寨国王则在自学吹奏火辣辣的萨克斯管。再就是美国的无酒精饮料。在曼谷，泰国总理是可口可乐的代销商，警察局长是百事可乐的代销商；艾德莱·史蒂文森称他们之间的竞争是“冰冷的冷战”。不论在泰国或其他国家，可口可乐总居于领先地位。它所到之处真已是永无落日。在国外，可口可乐每天的消费量达500亿瓶，足够使一艘轻巡洋舰漂浮起来。
塞尔旺·施赖贝尔写道：“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那种由征服欲所驱使的老牌帝国主义，而是由于美国和世界其余地区之间的‘压力’不均而产生的一股剩余力量。”美国工业在海外工厂的投资已达575亿元，年产总值约为1000亿元。塞尔旺·施赖贝尔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公司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建立总部，以便协调它们在整个西欧的活动。”
随着美国大公司日益强大，欧、亚、非各洲的人便越对美国国内生活的实际情况感到好奇。他们听到的东西并不都是十分准确和可靠的。赞赏苏联和新中国的人对美国的种族歧视痛加指责，把蒙哥马利市对公共汽车的抵制行动和小石城事件说成是种族暴乱。关于美国社会的报道，大多强调美国生活水平高，但这却变成了愤愤不平的根源。美国的生活水平和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1950年，巴基斯坦总理利阿科特·阿里·汗访问美国时曾说：“我一想到这个情况，我就突然觉得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孤岛——一个难以想像的繁荣的孤岛。而在这个孤岛的周围，我看到的却是充满着苦难、贫困、肮脏的可怕海洋，亿万的人在那里挣扎着，想免遭没顶之灾。想到这里，我像为一个老朋友担心那样，颇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担心。”
在全世界发生的40次大骚乱中，美国使馆、美国新闻处的图书馆和文化中心都是攻击的目标。自发地袭击美国国旗的事已司空见惯，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原因只不过是示威者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在心头长期积压着的反美情绪最后突然爆发出来了。单是在印度尼西亚，这类骚动就发生过五起。这种事情的发生决不只限于其领导人对美国不满的国家。在中立国首都，如阿尔及尔、开罗、喀土穆，也同样出现过示威活动，甚至在美国某些盟国的首都，如里约热内卢、雅典、西贡、台北和巴拿马城，也都不例外。
美国人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以为自己在对外援助计划方面是很慷慨的，然而却不知道，如利昂·凯塞林所说，美国用于国际经济合作与援助方面的款项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实际占的比例是“小得叫人提起来就脸红的”。普通的美国人认为，参加骚动的群众必是受了煽动分子的蒙蔽。他想，如果这些人明白自由企业的好处，他们也会要建立这种制度。在他天真的头脑中，完全没有想到美国所以能成为今天富强的国家，其中还有许多其他因索，其中有丰富的资源和温和的气候等。他想，如果别国的人知道美国是多么富裕，他们就只会对星条旗欢呼，而不会去践踏它。他万万想不到，宣扬美国的繁荣只会被看做是令人难以容忍的炫耀。
这一点，美国的领导人也同样没有想到。尼克松副总统在准备出国访问时，拼命地记诵一些图表和数字，以便说明美国人的生活如何比许多不那么幸运的人民的生活都要好得多。有一次，访问归来，他绘影绘声地说，在同东道国的一些人进行讨论时，他如何急切地等待开口的机会，然后有力地说明了他的论点：
『我列举数字表明，美国的4400万个家庭共拥有5600万辆汽车、5000万台电视机、1.43亿架收音机，而且其中有3100万个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接着，我谈到被许多人忽略的一个论点。这些统计数字实际上非常生动地表明：从财富分配的观点来看，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最接近于一个人人富裕的无阶级社会的理想了。』
到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中期，海外有不少人都听到过这样的论点。因为艾森豪威尔总统非常喜欢派遣尼克松夫妇出国访问。为了维护国际间的友好关系，副总统也顾不得先后在印度尼西亚、阿富汗、埃塞俄比亚患腹泻，在缅甸遭包围，在卡萨布兰卡受侮辱，在墨西哥城一架失灵的电梯中受到一个小时汗淋淋的煎熬。
在这一切之后，更有1958年春的一次历时18天的访问南美的艰苦历程，先后在乌拉圭、哥伦比亚、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等国停留。这次出访意在做出睦邻姿态，因而尼克松也想到一定很单调无味。他在事后写道：“在我以副总统身份进行的多次出国访问中，我最不想去的是1958年的南美之行，这并非因为我感到这次任务艰巨，而是因为同当时我在华盛顿的工作相比，这是不太重要且又缺乏趣味的。”中央情报局向他担保，这次出访一定平静无事。有些记者甚至犹豫是不是跟他出去采访，尼克松也对他们说，要是不去，他们大概也不会错过什么了不起事情的。
在访问开始阶段，的确没出什么大事。在蒙得维的亚、布宜诺斯艾利斯、亚松森、拉巴斯接待尼克松夫妇的南美的一些统治阶级人物，对于北美的政策制定者不把他们当做一回事，已经习以为常了。助理国务卿亨利·霍兰是专门帮助杜勒斯注意拉美动向的，在他的领导下，国务院一直不遗余力地争取向那里的国家提供种种贷款，其理由是，如果自由派掌了权，他们可能要对企业实行管制，从而打击企业界的精神。尼克松访问的第一批国家中的头面人物完全了解而且也很重视这一情况，因而完全无意打乱目前的局面。
在街头，不时可以看到情绪激昂的年轻人举着标语牌，称美国副总统是“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狗养的”。有一块标语牌劝告尼克松：“滚回到你那以拷打黑人、屠杀印第安人为乐的美国去”。尼克松显出自己是个直爽干脆的政治家，只要可能就停下来向人们解释，他并不是种族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狗养的，也并不赞成私刑拷打或屠杀，而且事实上，他也从未参与过这类行动。不过这样的事件不多，在他最初停留的几个地方，示威的人很少，他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因为凡是在出现敌意的标语的地方，也总有人对他来一个拉丁式的abrazo，即大熊式的热烈拥抱，以表示欢迎。他听到有些大学生高唱着“Fuera Nixon”，译员告诉他，意思是“尼克松滚回去”。尼克松笑着说，他还不想回去，这里的人对他更为友好嘛。
后来谁也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那种喊声变成了“Muera Nixon”（杀死尼克松）了。在旅程的第五天，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人起哄；第六天，在亚松森听到人们的嘘叫声。不过，总的说来群众还是比较友好的。玻利维亚人向他抛洒彩纸，他没有看到这里有什么危险的迹象。但事实上，他真算走运。在附近一个矿区，许多身带炸药棒的抗议的人群已经集合起来，后来只是由于炸毁铁道，断绝了这个地区的交通，才使尼克松幸免受到一次袭击。在别的地方，由于警察保持警惕，驱散了打算进行暴力活动的人群。可是，尼克松夫妇不可能一路都那么走运，结果也确是如此。5月7日，星期三，也就是启程后的第11天，在秘鲁的利马，他们第一次隐约感到可能要出大麻烦了。
利马机场举行的欢迎仪式是礼貌周到的，然而汽车队开进市区时，尼克松看到街上的行人不多，其中的大多数也“似乎并不知道”他是何许人。同车的秘鲁官员解释说，为了避免“出乱子”，车队行驶的路线事先没有公布。尼克松后来回忆说，“这是多少叫人感到不安的，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在友好的秘鲁还会出什么乱子。”
尼克松在秘鲁和随后在委内瑞拉遇到的那些暴徒的领导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一直都不大清楚。这些人面目不清，特别由于后来尼克松坚持认为，他所遇上的任何麻烦必然和统一指挥的共产党阴谋有关，因而让人更搞不清了。他在事后写道，在到达利马壮丽的玻利瓦尔大饭店时，他对这一阴谋的规模已大致有所察觉：“显而易见，共产党人由于在乌拉圭、阿根廷和玻利维亚企图破坏我的旅行都未能得逞，所以决心全力以赴，要在圣马科斯大学使我本人和美国难堪，因为这所大学在整个拉丁美洲很有名，不论在那里发生什么事，都会成为其他地方的头条新闻的。”他望着那些示威的人，心里在想：“他们怎么能把人们煽动到这种程度呢？然后，面对着眼前的一切，我开始领悟到，我在这里看到的正是敌人随时在向我们施展的那种残暴、决心和疯狂。我从暴民的脸上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这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实质。”他又写道，看到人群中的年轻人，“我的直接的反应只是对那些凶恶的共产党煽动者的极大仇恨，他们竟然把孩子们弄到这般丧失理性的地步。”
尼克松的这些话基本上出于猜测。在秘鲁和委内瑞拉反对他的人群当中，无疑杂有共产党人；共产党的《人民论坛》周刊在头版刊登的一幅经过修描的口露獠牙、神态疯狂的尼克松照片，也显然在一般人心中起过煽动作用。可是，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拉丁美洲所有反对他的访问的示威者一概都是受共产党情报局特务的操纵和指挥，这说得客气点儿，也未免太可笑了。在那些年头，中央情报局的确还远未做到无所不知——伊拉克政变就是叫中央情报局冷不及防——可是它对这样重大的事情竟然会一无所知，这是叫人难以相信的。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那些穷苦人认为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一旦看到有机会发泄自己对富人的仇恨，于是——这是不难理解的——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共产党人和其他派别的极端分子不过是趁机火上浇油，使自发的反美怒火烧得更旺些罢了。
利马暴徒固然很凶，不过紧接着副总统一行还算得到了几天的喘息时间。在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停留的四天中，他们得以恢复元气，准备应付最后的也是最危险的一个停留地点——加拉加斯。委内瑞拉的局势令人难以捉摸，街头情绪颇为不祥，上台还不到四个月的军人政府对捣乱分子没有采取有力的镇压措施。这个新政府不愿意承认自己无能，对美国使馆不时提出的询问，一再肯定地答复说，它不相信副总统会遇到什么严重麻烦，如果万一发生什么事，它也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只有在加拉加斯，也许可以说共产党阴谋确实是反尼克松事件所以发生的一个因素。南美共产党人一向对自己的组织能力颇为自负，等待尼克松到达的委内瑞拉暴民也确是准备得很好的。5月13日（星期二）早晨，当副总统的座机在迈克蒂亚机场上空开始向下滑行时，下面分成五批的人群便已经分别占据了各个战略要地。有一批人集中在机场大楼。三批人分散在由机场到加拉加斯市中心的英雄公墓广场之间的12英里公路上，等候汽车队的到来；因为按事先的安排，尼克松要到广场上西蒙·博利瓦尔的墓前去献花圈。第五批，也是最大的一批人则全部集中在这个广场上，身上还都带着燃烧瓶。他们的头目们估计总有一个地方要把尼克松炸成粉碎，烧成灰烬。这种死法在委内瑞拉被看做是最可耻的下场。当年1月，有些出来保卫即将垮台的旧政府的警察就是这样给结果性命的，幸存的警官们对此记忆犹新，无疑这是他们不愿意挺身而出去保卫尼克松的原因。
官方的不负责任还不止于此，这里面有些问题至今叫人迷惑不解。跟随尼克松采访的美国记者先一步着陆，他们发现大约有五百个反尼克松的青少年乘公共汽车到达机场，在机场大楼观测台上摆开了阵式。这些人到那里去显然是有意要肇事的。尼克松的飞机还未降落，他们就都朝着它挥动拳头，大声叫骂。可是当美国特工人员要求委内瑞拉治安方面的负责人让那些人离开的时候，竟遭到了拒绝，对方还说：“他们不会闹事，他们有权示威。”然后，这位负责人又命令汽车队不像通常那样停在机场内固定的地点，而是到机场大楼外边的街头去列队。这样一来，尼克松夫妇就必需穿过示威人群，多走一百多码的距离。那个负责人后来说什么长列的漂亮的轿车会使仪仗队失去光彩，这个解释实在是荒诞至极。
那天，机场上的军乐队队长也是可疑人物之一，因为他知道，只要他一演奏美国国歌或委内瑞拉国歌，副总统就不得不立正站住。另外，负责沿途保卫车队安全的当局也值得怀疑。后者是最玩忽职守的。他们告诉副总统的美方警卫人员说，在尼克松到达前一小时，街上的交通便已经断绝。这纯属瞎说，因为许多车辆一直往来不停。此外，三个埋伏地点已经集中了大量伏击的人员和物资，任何人一眼就能看见。要说委内瑞拉的军人政府也参与了这一阴谋，那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它希望出现一种轰动性的事件倒是很可能的。拉丁美洲的报刊编辑早已注意到，黎巴嫩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骚乱，已经把美国的注意力和对外援助吸引了过去。如果现在使尼克松震动一下，从而使美国在对自己南方邻国的关系上不再采取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这在他们看来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尼克松后来发现这样来解释那次糟糕的保卫工作倒是可信的。他以值得称许的克制态度指出，那些负责人对暴民的情况不可能知道得很清楚。
尼克松在从飞机的舷梯上走下来时，仍像往常一样端详着四周的人群，看看自己可能受到怎样的接待。如他后来所说，只需对那些尖声怪叫的年轻人看上一眼，他便明白：“在这个地方，我们将遇上和我所访问过的任何国家都全然不同的一种局面。”译员告诉他：“他们不友好，副总统先生。”尼克松不懂西班牙语也能明白这一点。震耳欲聋的叫闹声使他连奏国歌和鸣放19响礼炮的声音都听不清了。105发炮弹还没有发完，他已决定免去机场的其他仪式，特别是互致欢迎词和答词。他对译员说：“喂，我们不到麦克风前去讲话了。”又转身对委内瑞拉外长奥斯卡·加西亚·卢廷说：“我们免了例行的讲话，直接上车去吧。在这伙暴民的吵闹声中谁也不可能听见我们的讲话。”
这时他才发现四周并没有汽车，他朝着应是停车的地方望去，只见到一溜红色地毯，一直铺到机场大楼，还穿过大楼，铺到大楼那一边去。他远远看到汽车在那里闪闪发亮。可是中间夹着愤怒的青少年正在组织队伍，手里挥舞着腐烂的水果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脏东西。仪仗队的刺刀本来还可以起点作用，但指挥官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情况正在迅速恶化时，这一行美国人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批盟友：机场上的30名机械工人，在别的人都对尼克松起哄的时候，他们却向他欢呼，这种情况很突出，弄得在场的人群一时间全愣住了。美国人趁此机会溜进了机场大楼。穿过大楼出来，尼克松和他夫人刚走到观测台下面，乐队队长这时竟重奏起了委内瑞拉国歌。尼克松夫妇只得呆呆地站住。这位副总统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只“觉得是天下起雨来了”，后来才知道实际上全是唾沫。上面的人群一齐朝下面吐唾沫，有些人嘴里还嚼着烟草，因此尼克松夫人专为这次旅行置办的红色新装上都给染上了好些棕色污点。有一个橡皮吹笛直打在尼克松脸上。国歌演奏完毕。尼克松挽着帕特的手臂，紧跟在由特工人员和美国大使馆的人员匆匆组成的一个楔形队伍的后面，从人群中挤过，走向汽车。这支楔形队伍猛地向前一冲，把尼克松拥上第一辆汽车，让帕特进了第二辆。特工人员和译员跟着都上了车。他们赶紧把窗子摇上，擦掉自己脸上和衣服上的唾沫。这时，男主人和女主人也分别赶上车来。卢廷外长和尼克松同车，卢廷夫人和尼克松夫人同车。外长夫妇都感到很难堪。加西亚·卢廷为人和善，态度温和，他想帮着把副总统衣服上最恶心的唾沫擦掉，尼克松不客气地说：“请不必费心，我一脱下这些衣服就要马上把它烧掉的。”外长接着试图进行解释，他说：“委内瑞拉人民由于过去长期得不到自由，所以他们现在的一些激烈表现不免容易超出常规。在我们新政府内，我们不愿意做出任何事情，让人觉得我们是在压制自由。”尼克松回答说：“如果你们的新政府没有勇气而且也不想去制止像刚才机场上的那种暴民，那不要多久，委内瑞拉的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自由可言了。”
驶往加拉加斯一路上的情景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以一队护卫警察和一辆记者卡车为前导，车队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在现代化的双线公路上飞驰，可是骑着摩托车和小型摩托车的示威者却仍在车队当中往来穿行，朝着第一辆轿车大嚷大叫，吐唾沫，扔烂水果。车窗不得不一直关着。车里的空气因为没有空调，简直令人窒息。进入市区时，尼克松注意到人行道上空无一人，商店全都上了锁，还安上了窗板。他正想说这可不是好兆头，便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响。他当时以为是司机把车开过了一个坑洼的地方。但跟着他又听到第二声，接着又是第三声；这是飞来的大石块打中了汽车。就在这时，司机猛地扳动刹车，把车停住。他们已经到了市区，遇到了第一次伏击。一大帮老老少少，各种各样的衣衫褴褛的人从近处一条肮脏的小巷里一窝蜂地拥上大街来，乱扔大石块。这里的路障还没有完全搞起来，司机马上从旁边绕过去，但几分钟后，他又刹住车。这里是一个斜坡，公路由此拐进市区中心，往上直接连着苏克雷大街；这大街是一条中间有中央分车带隔开分成六行车道的大马路，它穿过加拉加斯最穷苦的一个居民区。第二个埋伏点也就在这里。有一辆大型翻斗车、几辆公共汽车和小汽车停在街心，司机都不见了。这时，另一群衣服破烂的人拿着标语牌和棍棒跑出来，向着被拦住的车队大嚷大叫。这里也有人扔石头，有几个杀气腾腾的示威者直向尼克松的汽车扑过来。
这里也发现一条可以绕行的路，于是车队又沿着那条路紧张无声地全速行进。在进入市中心区，即将到达目的地时，车队又被布置得更为严密的路障拦截住。公共汽车、卡车和小汽车在路中心横排成三行，正好挡住去路。尼克松的汽车司机不可能跨过中央岛去，因为那边是和车队反方向的单行道，而且路上的车辆已很拥挤。一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寂静得叫人不寒而栗。忽然间，特工人员杰克·舍伍德低声说了：“瞧，他们来了！”
后来估计，这群暴民大约有二百到五百人。他们飞快跑过来，吐着唾沫，挥舞着斧头、棍子和铁管。《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厄尔·梅佐站在车队前面的记者卡车上看到那情景，马上想到这真“像法国大革命时的一个场面”。这是一伙少有的狂乱的暴徒，简直要行凶杀人了。汽车挡风玻璃上唾沫直流，司机不得不开动刮水器。骑在别人肩膀上的头目高声发布命令，带领众人呼喊：“杀死尼克松！杀死尼克松！”他们的目的显然是要设法打开汽车门，如果不行，则砸碎车窗玻璃，把尼克松拖出车来。一块大石头击中一扇窗子，嵌在那特制的玻璃上，玻璃碎片飞到加西亚·卢廷的脸上，他不禁大叫：“飞进了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一根铁管击中靠译员那边的一扇窗子，玻璃没有全破，可是碎渣直溅到译员的嘴上。舍伍德受伤流了血。碎玻璃也打在尼克松的脸上。同时，另一根铁管从窗子破口捅进来，朝着尼克松不停地摇晃。
那位外长几乎发了歇斯底里，哭喊道：“这太可怕，太可怕了！”尼克松朝后窗望去。根据他后来的回忆，他看到帕特在和加西亚·卢廷夫人闲聊，“仿佛这不过和有一天下午在好莱坞快车道上遇到的车辆阻塞的情况差不多，”他马上感到极大的安慰。帕特的司机也很镇定，他把自己的车子紧顶着前面的一辆，使暴民无法从后窗接近副总统。尼克松看到，示威者对帕特的车子并不感兴趣。不管怎样，这是惟一令人宽慰的。暴力行为已持续12分钟了，现在看来，只会有一种结果了。
他们在汽车里听到外面一个骑在别人肩上的头目大声发出一个命令。车子开始摇晃起来。凡是对暴徒有所了解的人——这里的人，当然都了解——谁都知道这表明事情已发展到最可怕的地步了。暴徒在无法打进汽车时，他们就来回摇动它，要想把它推翻，点火烧掉，把车里的人全都活活烧死。靠尼克松一边的窗子打开了。坐在前座的舍伍德和另一个特工人员掏出了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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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刹那间，也就是1958年5月13日中午12时45分左右，理查德·尼克松知道他已很少有逃命的机会，实际情况比他自己的估计还凶险。在相距四个街口的玻利瓦尔陵墓那边，一批美国的侦察人员，其中有一名特工人员、使馆的武官和副总统的行政助理，已先一步到达，以便了解献花圈仪式的安排情况。这几个人可都吓坏了。广场上大约聚集了六千到八千人，愤怒地在那里转来转去。这里和在机场上一样，担负保卫工作的警察已无影无踪。守候在苏克雷大街一切具有战略价值的角落上的不是警官，而是愤怒的示威者。这些人毫不掩饰自己对美国人的敌视态度。穿着制服的使馆武官遭人脚踢，吐唾沫和推搡。使馆的一辆旅行车的窗子也给砸破了。这个先遣队惊恐之下，立即通过事先安排设在加拉加斯警察总局的无线电设备，分别发出了三个密码告警电。
尼克松一行的车队在遇到第三个路障时就已经开始散了队。后面汽车的司机只要能找到出路，都早已掉头开到横街上去溜之大吉，留下被包围的美国副总统和他的警卫人员去听天由命。当时情况已变得极其混乱，因而至今也弄不太清楚尼克松究竟是怎样逃脱的。按他本人回忆，载运采访记者的那辆卡车的司机“终于设法……把车插进从对面开来的车流中去，像给运球的球员作掩护一样给我们打开了一条路。我们的司机把车子开到马路的另一边去，尼克松夫人的那辆车也就在后面跟上来。”然而《先驱论坛报》的梅佐当时是在那辆卡车上的，他记得，当暴力活动眼看要进入行凶杀人的高潮时，“过来了几个委内瑞拉士兵。他们在堵塞的交通中间打开一个缺口。尼克松夫人的车子便紧跟在后面”。
这时，这几辆轿车还是朝着英雄公墓广场驶去。当到达接近广场的最后一个街口时，副总统告诉司机把车拐进一条小巷，朝另外一个方向开去。外交部长大叫：“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的警卫！”尼克松说：“如果我们要靠那样的警卫来保护我们，那还不如没有的好。”他们一脱离险境，进入另一条大街后，尼克松立刻叫司机停车，以便和帕特交谈几句，估量一下情况。领头的一辆汽车已破烂不堪；窗子被打碎，挡泥板给砸毁，车里的每个人都多少受了伤。不过，没有谁受重伤。两位夫人都没有受到伤害，从这里往前走，路上也没有示威人群。于是，他们把车直接驶往美国大使馆的住宅区，坐落在加拉加斯高级住宅区的一个陡峭、易守的小山顶上。在这里，尼克松自从担任公职12年以来头一回睡了一次午觉，睡了极度疲劳后的一觉。其余的人则忙着把那座小山武装成一个堡垒。除使馆原有的海军陆战队一个分队和特工人员外，又调来60名美国军人，他们都是委内瑞拉军队中的美国教官。一切送到使馆的电报、信件和包裹，都须经过保安人员的严格检查。秘密做出了安排，让尼克松比原计划提前九小时，也就是在次日下午3时离开加拉加斯。在迈克蒂亚机场也安排了警卫人员，以防止副总统的座机可能受到袭击。
这时，在华盛顿，已发出了命令要执行一项异乎寻常的援救任务。艾森豪威尔总统由于对尼克松当时的处境得不到什么情报，只知会出现最不堪设想的情况，竟向委内瑞拉派出了六艘驱逐舰、一艘导弹巡洋舰以及一艘用直升机输送海军陆战队的航空母舰。在关塔那摩湾和波多黎各，一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和伞兵已经整装待发，空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也进入了待命状态。所有这些尼克松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杜勒斯曾打电报给他告诉他这些情况，但这份电报像那天其他一些电报一样，根本没有到达目的地。在大使馆里一个幽静的房间里，尼克松夫妇单独在一起用餐，大使忽然跑了进来。他刚刚从新闻报道中得知，局势出现了令人惊异的新发展。五角大楼下午6时零5分在一项公报中宣布，“现正在调动部队，以便在委内瑞拉政府请求援助时，能够随时进行合作。”
这样做给委内瑞拉指使暴民的那些极端分子送去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宣传上的礼物。这帮人本来已受到普遍谴责，但是现在美国派出这支舰队在整个拉丁美洲都引起对北美帝国主义产生极大的恐惧，在大家都起来抗议的时候，那些人几乎被人遗忘了。尼克松和大使赶紧联合发表一项声明，说他们那里所有的人都安然无恙，完全不需要外部的援助。第二天早晨，电讯交通恢复正常后，总统给副总统打了电话，副总统又一次请他放心。
当尼克松在华盛顿国家机场走下舷梯时，有一万五千人向他欢呼。艾森豪威尔和全体阁员也都来了。尼克松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说出门的最大乐趣在于回到了家，并谈到他在南美旅行中见到的人大多数都是友好的。
利马和加拉加斯的经历对这位副总统既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锻炼，但那个事件对尼克松的名声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很强烈，却也非常短促。一个月后，1958年6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他第一次比艾德莱·史蒂文森领先，而和肯尼迪却势均力敌。这是50年代他的最吃香的时期。到那年秋末，那便要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事了。共和党遇到了麻烦，他作为他们的领头的政治家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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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比捉到一个正人君子正在干着他谆谆教导别人千万不要干的勾当更使社会上一般人开心的事了，而那样的事情竟然像在理查德·尼克松从委内瑞拉回国后的那个月里那样突然发生，那就更为少见了。与这一丑闻有关的一件象征性的东西是和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的40年代中出现的任何象征性东西一样令人难忘。因为1958年不仅产生了呼拉圈舞、大型电视测验节目、和亚历克·吉尼斯在你家附近电影院里教日本人如何在桂河上架桥，而且也是骆马绒大衣流行的一年。在那年夏季以前，在1万个美国人中或许有一个能够告诉你，骆马是一种能捷足飞跑的四蹄哺乳类小动物，生长在从厄瓜多尔到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脉地区，人们大量捕捉它是为了弄到它那光泽的细软绒毛，织成漂亮的衣料。可是到了那年7月4日，每个纳税人都已知道，男人穿上骆马绒大衣，就和女人穿上貂皮大衣一样——温暖、美观、时髦，而且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纳税人所以会知道，如果不是由于其他原因，只是因为所有参加竞选的民主党人都在谈论骆马绒大衣的事。
奇怪的是，始终也没有一个人说清楚一件骆马绒大衣里到底有多少骆马绒，虽然这是政府要审问制造商伯纳德·戈德法因的一个原因；他一直在那料子上标着“羊毛90％，骆马毛10％”，而实际上里面还掺有尼龙。这一点，还有这个故事的其他方面后来都变得无声无色了，因为出现了这样的证词：白宫曾出面为戈德法因解围，而他则出于感激心情，设法将他的一件质量最高，价值500元的大衣挂在美国总统助理、前新罕布什尔州州长谢尔曼·亚当斯的衣柜里。戈德法因的其他感激表示还有送了亚当斯一条从梅西百货公司买来的价值2400元的东方地毯，从1955年到1958年5月，当亚当斯一家人住在波士顿豪华的谢拉顿－普拉扎饭店时，曾先后21次为他们惠钞付账，总数达3096.56元。他还替亚当斯付了他在曼哈顿的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下榻时的账单。当时，戈德法因把所有这些送人情的巨额花费在报税时都作为业务开支扣除了。
根据国内收入署的规定，这些花费是可以扣除的，只要戈德法因的买卖确实从中得到某种“正常和必要的”利益或好处。情况正是这样，而且他可以提出证据来。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根据法庭调阅的电话记录，戈德法因在六个月内给亚当斯打了43次长途电话，大约每四天一次。此外，亚当斯还给这位纺织品制造商或为了他的事打过无数次电话。1953年12月30日，这位总统办公厅主任就曾打电话给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爱德华·豪雷——他就是依靠亚当斯获得这一职位的——询问控告戈德法因虚标纺织品原料的这股风到底从哪儿来的。1955年4月14日，当这位制造商又一次因这一问题受到审查时，亚当斯利用自己的职权在豪雷那里给戈德法因安排了一次见面的机会。在见面的时候，戈德法因公然拿着他的这位朋友的名字招摇撞骗。“请给我要谢尔曼·亚当斯的电话，”他对一个秘书命令说，声音大得连隔壁办公室里都能清楚听到。“谢尔曼，我现在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他对着话筒说，“在这里大家都对我很好。”
第二年，亚当斯还曾请白宫特别顾问杰拉尔德·摩根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要该委员会对戈德法因的东波士顿公司调查情况的机密情报，这是违犯委员会的规定的。后来，《波士顿邮报》发行人约翰·福克斯成了他的特别致命的见证人。他说戈德法因一直把他和总统助理的友情当成是他做不正当交易的护身符。福克斯的话有时也是不太令人相信的，比如他说：“他曾告诉我，只要他能把谢尔曼·亚当斯攥在他口袋里，他就可以那样做。”福克斯进一步作证说：“我问戈德法因先生出了什么……麻烦，他对我说，他们控告他虚标商品成色。”后来“纯粹出于好奇”，福克斯问他，亚当斯把联邦贸易委员会那边的事有没有管起来，戈德法因“对我说，他管起来了”。
在6月的那个罕见的下午，当第一批揭露亚当斯和戈德法因关系的精彩材料被归入众议院立法监督特别小组委员会的档案的时候，那位总统助理正在新罕布什尔州霍尔德内斯男子中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训话，大谈“《圣经》所说我们在最后审判日将被询问的问题”。长期以来，亚当斯对于有罪的人在最后审判日将会有何种遭遇的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民主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严厉的道学先生，一直对貂皮大衣、电冰箱和杜鲁门执政时期的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表示深恶痛绝。在1952年1月的一次令人难忘的讲话中，把当时的政府说成是：“奥吉亚斯的牛棚”【据希腊神话，奥吉亚斯王有个大牛棚，养牛3000头，30年从未打扫。——译者】，声言艾森豪威尔一定会清除这种腐败现象。他还说：“这一点只有这个人能做到。只要看看他周围的那些人就可以使我们相信这一点。”
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也厌恶亚当斯。他们记得亚当斯曾指责塔夫脱在得克萨斯州窃取共和党代表的选票。“你不应该偷窃，”【此语为《圣经》十诫中的一诫。——译者】他指着他们喊叫说。在他们看来，就是这个家伙对空军部长哈罗德·塔尔博特下了一个很不客气的评语，仅仅由于塔尔博特为他自己的办公设备公司拉过一次空军公函信笺的生意。在揭露出来的戈德法因的事件中，一件最有讽刺意味的事是，白宫的秘书（其中有一位的办公地点离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只有75英尺）中，每一个人都接受过这个纺织品制造商的赠款，为数由35～150元不等。在此以前，仅凭这一点，艾森豪威尔的这位办公厅主任就会将他们立即免职，因为他曾一直警告他们，注意不要接受任何不正当的托请。现在他要想申斥他们也不可能了。在白宫的西侧楼，总统办公室人员走起路来全都轻手轻脚，说起话来全都低声细语，好像总统家里有人患了重病一般。
这件事到底怎么会发生的呢？亚当斯的一生，正如他年已82岁的老父所说，一直是“像银元一样可靠，像砖块一样方正”。他的妻子雷切尔开玩笑地称他“铁面无私”。在白宫，如果他私人写信时用了公家的邮票一定如数付款，并坚持他为私事打的电话也应记账。直到最近，他用的还是印有“新罕布什尔州州长谢尔曼·亚当斯”的信笺，只是用打字机加上了一个“前”字。他每天早晨总在7点半到达办公室——在新罕布什尔时，也是这样，他那风雨无阻按时上班的习惯在那里是尽人皆知的——任何白宫的工作人员，如果在办公室已开门后才来到，就会听到他严厉叫喊说：“你今天上班晚了！”打电话时，他决不浪费宝贵的时间来一句“喂！”或“再见！”。对方一拿起话筒，他就立刻开始讲话，话一讲完就立即挂上，对方的话刚讲了一半他也不管。亚当斯比任何人都更受总统的信任。凡送到艾森豪威尔桌边去的每一张纸片、每一个来访者、每一个要决定的问题，他都得事先亲自检查过，给艾克提出明确的参考意见，比如他会送上一份简短的人名表，提出那些人可供选择来担任内阁的某一职务。“凡我要做的事，”总统有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讲，“在某种程度上他都得做。”亚当斯从未辜负总统的这一巨大信任，那么他怎么竟会跟伯纳德·戈德法因这样的人搞在一起脱不了身呢？
问题的答案主要在于，事实上存在着两个伯纳德·戈德法因。一个戈德法因是那个卑鄙、狡猾的操纵者，老是不断和政府发生纠纷，但极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众议院委员会感兴趣的正是这个戈德法因。而这个人亚当斯却从未见过。亚当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便很熟识的那个戈德法因，却是一个白手起家、谦逊有礼、极力讨好别人的移民，是一位热心用他的财富做好事的朴实无华的商人。用亚当斯的话来讲，他是“一位正直诚实的公民，为人忠厚可靠”。要说他会堕落到进行不可告人的勾当，那简直是荒谬。他也没有必要干那种事，他已经很有钱了。戈德法因控制的事业就有设在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和马萨诸塞州的六个纺织厂和两个经营房地产的公司，东波士顿公司和波士顿港口发展公司。他每年向慈善团体捐款5万元。他和他的妻子、四个孩子住在波士顿栗子山郊区一所时髦的住宅里。
当年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诺里斯·科顿向亚当斯介绍戈德法因时，曾说他是一个热心公益的百万富翁，不曾像其他一些纺织商为了追求廉价劳动力和低额税率向南部迁移。亚当斯向人打听过，也发现一般人都认为戈德法因是一个可靠的商人，在同行中名声很好；他对待职工也不错，给工人的工资较高，并从来没和纺织工会闹过纠纷。他还召开过一次劳工代表和经理人员代表参加的联谊会，缅因、新罕布什尔、佛蒙特和马萨诸塞几个州的州长都出席了。除科顿外，缅因州参议员弗雷德里克·佩恩、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波士顿市长约翰·海因斯以及杜鲁门政府中的约翰·斯蒂尔曼和莫里斯·托宾也都是戈德法因的朋友和给他说好话的人。
国会对戈德法因的拉拢关系的活动的调查表明，在上述这些友谊中，有一些也不是那么光彩的。科顿住的房子是归戈德法因所有的，佩恩所以能买下一所住房，是靠戈德法因无息借给他3500元购房预付款，而且这笔钱始终也未归还。他和福克斯的关系，是在他打破常规，向《邮报》提供40万元贷款，以换取该报在社论中支持马萨诸塞州州长保罗·德弗竞选连任时开始的。最近，戈德法因和福克斯的关系已趋于恶化，这也许就是福克斯在作证时揭发他的原因。
戈德法因和亚当斯自结交以来一直来往密切。雷切尔·亚当斯和夏洛特·戈德法因两人也很要好。他们四人经常在一起度周末——亚当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戈德法因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当年轻的所罗门·戈德法因在达特默思学院几乎要跟不上学习的时候，是“谢尔曼大叔”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教训，才使他能够走上正路。明白这些情况，送些礼物就比较可以理解了。他们经常彼此送礼，戈德法因家有雷切尔送的一幅油画，戈德法因戴的一块古尔特金表上就刻有“谢·亚·赠给伯·戈·1953.1.20.”字样。亚当斯听说戈德法因在报税时扣除了他的旅馆费用曾颇为吃惊。在他的印象中那些房间是戈德法因的一家公司长期租下的，亚当斯要是不去住，也就空在那里。至于他为戈德法因帮过的一些忙，他说，他认为丝毫没有不正当的地方。他没有给他出过主意。他也不知道由于自己给朋友提供了情报就违犯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规定。不管怎么说，他为了给朋友方便最多也只做到这里。任何一个被华盛顿官僚机构弄得晕头转向的商人，如果来求他，他也同样会帮忙的。
白宫记者死盯着哈格蒂追问：“这是不是表明，政府在对待高级官员不得占人便宜的问题上已改变了以前的态度吗？”他回避说：“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私人朋友，要是你说的就是这个的话。”他们仍毫不留情地追问：“私人朋友就可以这样做吗？”他又一次采取回避的态度：“我只以州长发表的那封信为依据。事实就是那样。”
总统助理之所以不能理解别人对他和戈德法因的关系可能做出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不理解别人对他自己的看法。亚当斯知道亚当斯是诚实的，事情就是这样。他认为他的那个朋友也一样诚实，这也是不容怀疑的。那些和这位前州长关系密切的人都认为，他是被那个从立陶宛来的走霍雷肖·阿尔杰【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1832～1899年），美国儿童故事作家，所著小说109种，内容无不以穷孩子发迹致富为题材。——译者】的发迹道路的移民给捧糊涂了。亚当斯幼年在新英格兰所接受的教养使他对自己的钱没有挥霍的习惯，可是他却抵制不住一个挥金如土的人对他的慷慨殷勤。就这样，亚当斯不知不觉地滑进了泥坑。
※※※
在6月7日，他和戈德法因的关系已被揭发整整一个星期之后，亚当斯在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还承认自己“不够谨慎”。他说：“如果……我自己曾有过任何可以引起别人丝毫怀疑的行为，我只能说，这种错误是认识上的错误，而决不是用意上的错误。”现在的问题是，仅仅承认这一点是否够了。他做出这种让步，只是因为发现坐在白宫大门里面，发表声明攻击那些指责他的人“捕风捉影、含沙射影”已无济于事了。报纸编辑对政府官员的道德问题一贯是十分警觉的，他们提醒读者，1956年5月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说：
『如果有一个人到本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来……自称因为是我家的成员、我的朋友，或因为与白宫有某种关系……因而便可以享有某种特权，他就要马上给轰出去……我不相信我的工作人员中会有人犯下行为失检的错误。但是，如果在本政府的任何部门发生任何此类事件，我一旦察觉，就得请他立即离开。』
现在，在两年零55天之后，艾森豪威尔在印第安条约厅当着257名新闻记者却反复声称：“凡是了解谢尔曼·亚当斯的人从来也没有对他的为人正直和诚实有过任何怀疑。也没人相信他可以收买。”别人指责亚当斯不够谨慎，这个词儿他自己也用过了。艾克说：“现在，白宫属下的人都必须极度谨慎……决不能再粗心大意。”但是，不能因为一次失足便失掉一个十分难得的总统助理，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本人喜欢亚当斯州长，我钦佩他的才干。因为他无论在对待私事和公事方面都很正直，我尊敬他，我需要他。
我承认他在这个问题上缺乏那种必要的小心谨慎态度……但我完全相信他是一个宝贵的公仆，一直是有效地、勤勤恳恳地、不知疲倦地在进行着一项艰巨的工作。』
艾克和哈格蒂一起研究过这个发言。哈格蒂认为很好，并相信这将可以解除亚当斯所受到的压力。只是在事后，总统的这位新闻秘书才惊愕地看到声明稿上有“我需要他”这极为失策的一句话。这样一来，总统等于给批评他的人以口实，让他们把他描绘成一个没有一个得力助手便无能治理国家的老朽，而且对他自己所定白宫规章——任何工作人员如发现行为不检便将立即撤职的规定——也允许有例外。
总统那番话实际等于为亚当斯对他的朋友和施惠者伯纳德·戈德法因的信赖作了担保。现在，主要得看亚当斯相处不够谨慎的那个人的态度了。这就接着马上看到了，结果彻底毁了亚当斯。后来在国会山举行的几次听证会简直变成了滑稽剧。会议开始时，戈德法因手里拿着一份长达25页的介绍情况的发言，大踏步走进了众院小组委员会的会议厅。戈德法因在上午7点，也就是他预定出席作证的三小时前，便把发言稿全文向报界公布，这已使众院委员会极为恼怒。现在他身穿一套深蓝衣服，系着一条标有伯·戈字样的蓝绸领带，泰然自若，扬扬得意地开始宣读发言稿。接着，他摘下他的金表，把它递给委员们传看（“希望能还给我”）并解释说：“我现在戴的这块表，后面刻有‘给伯·戈’——那就是伯纳德·戈德法因－‘谢·亚·赠’——那就是谢尔曼·亚当斯州长——日期是‘1953年1月20日’，这日子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就职典礼的日期。”这时坐在观众席上的雷切尔·亚当斯不禁愣住了。她现在才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们的这位朋友一直就是这样向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其中包括一些联邦政府的官员，作自我介绍的。
接下去的场面就更热闹了，前来给这个众目所向的百万富翁帮忙的人中，有一位崇拜他五体投地的秘书米尔德里德·佩珀曼；有罗杰·罗布为首的一批律师，此人曾在法庭上对罗伯特·奥本海默进行过无情的反证诘问；有曼哈顿的一位报界联络员特克斯·麦克拉里；有设在华盛顿的希尔顿－卡尔顿饭店一个报界联络机构，其特色是鱼子酱，免费供应的威士忌酒和“报界接待员”比亚·杜普雷伊。杜普雷伊是波士顿的一位美人，她的最突出的活动是要记者们别搞错她的胸围、腰围、臀围的尺寸（分别为35、22、35英寸）。另外，还有纽约的一个宣传人员杰克·洛托，他自称是“前国际新闻社首席记者”，而在他发布的新闻中，却把他的委托人的姓名写成了“伯纳德·戈德芬因”。一天深夜，洛托抓住两个侦探在隔壁屋子里对他的办公室进行窃听。两人中一个是一直为小组委员会工作的私人侦探巴伦·伊格内修斯·萨克莱特，他因此立即被解雇了。另一个是德鲁·皮尔逊的采访助手杰克·安德森，皮尔逊拒绝将安德森解雇。他说：“我需要他。”
在戈德法因发言稿的第一页上，麦克拉里用印刷体书写了一句话：“你一定成功！”实际上戈德法因搞得很糟糕。麦克拉里还把讲稿上应该强调的地方划了线。戈德法因在念到那些地方时过于强调，拼命大声叫喊。麦克拉里还在讲稿上每隔几段写上“此处可喝一玻璃杯的水”。很不幸，他事先忘了检查一下委员会会议厅的情况。那里根本没有玻璃杯，只有纸杯子，结果，弄得他的委托人糊里糊涂，不时偷偷四处张望。但不论是麦克拉里，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对戈德法因所造成的无比恶劣的印象负责。他那样子完全像一个下流、卑鄙、两面三刀的骗子，因为实际上，他就是一个下流、卑鄙、两面三刀的骗子。
他说话声音粗哑，口气蛮横，介绍了在新英格兰纺织业和房地产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他是如何爬到现在的地位的。艾森豪威尔和亚当斯对这个世界是毫无所知的。在他们的脑子里，所谓企业家就是乔治·汉弗莱那样的人。戈德法因却完全是另外一类。他挥舞着那只手表，说福克斯是毁人名誉的能手。但当委员会的律师质问他关于他违反联邦企业管理机构规定的事时，他又拼命否认过去已讲过的话。不，他没有什么记录可查：“我是不管文书工作的。”这要问他的秘书：“毕竟，我又不是会计员。她是。”这时坐在离他不远的忠诚的佩珀曼小姐立即开腔要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记录，罗布却大声制止她：“不用你讲，不用你讲，不用你讲！”戈德法因请求国会议员谅解，他解释说，亚当斯不过给了他一些指点，怎样去找“那些庞大的联邦管理机构，一个小人物如没有朋友的指导，一到那里就会完全晕头转向。”
这时，小组委员会已抓住他讲的一句谎话。在他开头的讲话中他曾明确地说：“我的纺织厂第一次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发生麻烦是在1953年……11月。在那以前，无论我还是我们公司里的任何人都从来没有因这类事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打过交道。”这话对于他的辩护，对于亚当斯的话是否可信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意思无非是说，只是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53年11月控告他虚标成色时，他才给弄得莫名其妙，因而需要谢尔曼·亚当斯给他解释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而现在小组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却拿上证据来，说明戈德法因在1942年，以及在其后的每一年中，都已无数次受到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指责，说他的货品标签所标质量高于实际质量。在听证会上，戈德法因有气无力地回答说，那也不过是文书工作方面的问题，并说那都是些“小事”，因此不太可能会让他知道。委员们没有对他进行反驳。他们知道下面还另有文章。
在戈德法因和佩珀曼以未曾入档为理由避而不谈的问题中，还有一笔总数为776879.16元的款项没有交代，这是一批银行支票和本票，开出的日期最早是1941年，可是直到1958年5月8日都还没有提取。搞黑市买卖的人都喜欢保存这种支票，因为除了其他方便外，这种票据没有时间限制。另外，这种票据上只有银行职员的名字，没有付款人的名字。最后还有一点，害怕可能露馅，不敢拿它们去兑现的政府官员，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借款的抵押品。
戈德法因拒绝回答有关他的这些支票和本票的问题，说那与本案无关。委员会律师反驳说，说无关是根本不对的，因为有30张已兑现的这类票据是给国会立法部门工作人员的。这时会议记录上就出现了跟约翰·麦科马克和斯泰尔斯·布里奇斯接近的一些人的名字。戈德法因回答说：“这些支票都是我们在圣诞节时，分别送给一些在圣诞节时在各个办公室里不得不加班工作的一些人的。如果这种事是不应该做的，我倒希望有人明确告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