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跑法院的电讯记者们，这时都在法官的长案下边记者席上忙着写电讯稿，由气动传送管道送出去，12点57分，美联社A线开始发报了：
『首席法官沃伦今日行将宣布最高法院对公立学校种族隔离问题一案之判决，法院判词如何，此刻尚难逆料。』
由首席法官来宣读判决书，这表示他赞成多数法官意见。这是沃伦宣读的第一件重要判决，可是旁听的人好一会儿都还摸不透，他不知要磨蹭多久才说出判决内容到底是什么。他先不直接宣读判词，却一味大发空论，不时引用一些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如肯尼思·克拉克和冈纳·米达尔关于黑人儿童智力发展问题的论述。1点12分，美联社记者不耐烦了，于是发出第二份电讯，说：沃伦显然原则上反对黑白人隔离制，“但尚未宣读法院的判决书，因此记者尚难肯定截止发报时，隔离制是否将因违宪而遭取缔。”
这一判决的主要依据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而各州亦不得剥夺任何人依法受保护之平等权利……”可是，要把这一条在司法上付诸实施，还没有先例可援。最高法院从未对学校里种族问题作过任何裁决。它曾在1896年就火车乘客黑白人旅客分座问题确定了一个“座位隔离，地位平等”的原刚，以后，法院还反对过住房和铁路交通方面实行种族隔离，并曾下令六所南部边境地区州立大学的研究院接纳黑人入学。下午1点20分，沃伦终于接触到判决书的核心了：
『仅因种族不同，而使黑人儿童与其他年龄相若、学力相当之儿童隔离，势将使其痛感社会地位低贱，而摧折其身心至于无法弥补。本庭之结论为：公共教育事业决不容“坐位隔离、地位平等”之说存在。因教学制度既属隔离，则无平等可言。』
因此，黑白人隔离制是违宪的、不合法的。判决经全体法官一致通过。这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它的学识渊博的顾问瑟古德·马歇尔来说，可是一场非比寻常的胜利。马歇尔本人就是在“吉姆·克罗”【“吉姆·克罗”原为黑人的一支流行歌曲名，后被用作出于歧视为黑人专设的学校、车厢等的代称。——译者】学校毕业的。最高法院有鉴于实际改制需要时间，便宣布秋季开学前不再发出进一步的指令，目前先由有关各方提出意见，看应该在什么时候废除隔离，应该有谁一一指定专人或由联邦地方法院一一来规定措施，加以贯彻。
南部的白人社会感到丧气。不能设想还有什么比这件事对这个地区的社会结构打击更沉重了。原来，黑白人隔离制早已在十七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为法律肯定，另四个州容许这样做。现在一和校，便要影响到一千两百万学生。各地教育当局对这事的最初反应因地而异。堪萨斯和俄克拉荷马这类南北交界州里的官方人士态度比较冷静，他们估计改变隔离制并不会引起什么乱子来。艾伦·希弗斯州长在奥斯汀表示，得克萨斯州一定照办，不过他提出，全部实现恐怕“需要好多年”。弗吉尼亚州州长托马斯·斯坦利在充分考虑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对记者宣布：“我准备召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代表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设法制定一项既能为本州公民所接受，又符合于法院裁决精神的计划。”
极南部【极南部（Deep south）一般指美国最典型，最保守的南部地区，包括东南部的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等州的大部分地区。——译者】的对立情绪可大得多了。七十五岁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詹姆士·伯恩斯说，他“至感震惊”，不过他却不能自称对这件事感到意外。原来为了对法院进行要挟，南卡罗来纳州早已修改了本州宪法，允许废弃公立学校制，现在的问题只是要不要把这一威胁见诸行动。佐治亚州也采取了同样步骤，州里的一些领导态度更为凶狠，如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就怒气冲冲地说，种族问题属于立法部门的权限范围，不在政府的司法部门权限之内，还附和已有人提出的论调，指责沃伦的法院是“明目张胆滥用司法权力。”赫尔曼·塔尔梅奇州长竟公开遣责“美国最高法院……悍然蔑视一切法律和判例……实已堕落到庸俗政治的地步……佐治亚人民对美国宪法和佐治亚州宪法所赋与他们的自治权是坚信不移、坚持不懈的；我们将为之奋斗到底。”他还说，他们要“定出一套计划来，保证种族隔离制度永远继续下去。”
到了秋天，南部各州进行选举，各地候选人为了竞相争当白人至上主义最得力的维护者这个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类似上述的种种论调更是层出不穷。最高法院因为担心引起市民骚乱，没有规定严格的执行期限，但法官明白宣称，法律既经制定，他们有责任监督贯彻执行。这时各处的联邦地方法院和地方学区都接到了命令，要它们先就本地区的形势作出估计，对如何贯彻进行研究，然后应该“迅速而合理地开始”采取步骤，一俟“情况可行”，便“火速而稳健地”贯彻法院的决定。
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这一切颇感不安。他知道这多少是大势所趋——欧洲人在亚非两处的殖民政策完蛋了，必然会在美国引起反对种族歧视的日趋高涨的呼声；美国人现在日益明白，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正因其国内的种族主义而大受影响。尽管如此，他内心深处的保守思想却使他害怕剧变。他曾私下把任命沃伦的事说成是“我生平最蠢的错误。”也也相信黑白人合校是势所必然，却说：“如果你想走得太远，操之过急……那就非犯错误不可。”尼克松不同意，他强烈感到“民权问题首先是道义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但艾克对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他某次郑重其事对一位顾问说，“我敢说，最高法院这个决定至少要使南部的进步推迟十五年……。主张黑白人合校当然很好——但别忘了这也是在主张社会解体就是了。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非常容易感情用事，特别是牵涉到孩子……。这类涉及道义的问题，我们怎么能要求它尽善尽美呢。我们能做到的，只是朝着一个高尚的目标前进而己。谁要叫我强制推行这种事，谁就是发疯了。”
但他这个老兵深知命令必须服从。法院对宪法规定既已作出解释，行政首脑使只有听命办事。于是在他的命令下，哥伦比亚特区各学校立即全部实行了黑白人合校。他下令那部分还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海军基地——杜鲁门早在陆军中废止了这个制度——在一夜之间（真正是一夜之间），把海军机构的饮水处、休息室门口标明“黑人”、“白人”的牌子全部取消了。波士顿黑人洛伊斯·李普曼成了白宫秘书处里的第一个黑人工作人员；几个月后，另一个黑人，弗雷德里克·莫罗担任了总统的行政助理。哈格蒂有意让这些消息见报，这样，谁也不能说总统要求别人做的事，自己没有以身作则了。
随后的几个月里，俄克拉何马、得克萨斯、肯塔基、西弗吉尼亚、马里兰、田纳西、阿肯色和特拉华等州据报已经有三百五十个学校区部分实行了合校，但别的地区情况却不那么令人鼓舞。弗吉尼亚和极南部各州的立法机构决议采取一系列烦琐的措施，意在进行长期曲折的法律斗争，以逃避最高法院的判决。与此同时，各州的州长们为了拒不执行联邦法律，则汹汹然大谈其“州主权”、“宣布无效权”和“干预”之类的南北战争时代的老调，这种老调自约翰·卡尔霍恩【卡尔霍恩（1782－1850年），1825－1872年任美国副总统职务。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州权主义者。——译者】死后早已无人谈起了。南部社会下层的人在头头们这种好战姿态的刺激下，竟又搞起三K党来了，还组织了白人公民委员会，抗拒实行合校。整个南部白人区全都怒气冲冲。
但这时要再走回头路已经不可能。黑人也恼火透了。一个多世纪以前，托克维尔【托克维尔（1805－1859年），法国作家，政客。——译者】曾预言：一旦黑人“加入了自由人的行列，他们想起长期以来被剥夺了几乎一切公民权利，不能与白人平起平坐定会感到无比愤怒，他们定会毫不迟疑把白人看作敌人的。”现在若不不折不扣取消种族隔离，就非出现这种局面不可。法院已经在黑人心中点燃了希望，而社会行动的动力正是希望，而不是绝望啊。埃德加·胡佛报告白宫说，整个南部小武器的销售量都在增加，有些城市已经增加了四倍以上。固然最激烈的话还都是出自白人之口，但一望而知1954－55这年冬天，那宣扬歧视白人的种族主义和以暴抗暴思想的黑色穆斯林也在蓬勃发展。
美国人感到他们正迅速陷入一个种族纷争的时代，不免大吃一惊。想到当时美国社会两极在信念上的对立是怎样深刻，这段历史插曲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好斗的白人发誉要维护种族关系的现状，而这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在它周围应运而生的许多黑人组织所决不允许的。一些处于中间状态的领导人常常干脆不起作用了。这时有一个二十六岁的黑人妇女名叫奥瑟琳·露西的以瑟古德·马歇尔为顾问，宣布她打算到亚拉巴马大学去读书，弄得大学的董事全惊慌万状。露西不顾有人用石头砸她的汽车，在同塔斯卡芦萨地方成群的暴徒周旋了三天之后，终于踏进了大学注册处。她在那里见到一份董事会给她的电报，内容说：为了你个人、本校同学和教职员的安全，决定你暂缓入学，日后如何处理另行通知。马歇尔带着她到法院控告，法院否决了停学决定。于是董事会连夜举行会议，指责露西小姐对学校当局提出了“虚假的、侮辱性的，诽谤性的，无根据的控诉”，下令将她永远开除学籍。
这类纠纷的当事双方往往都有一种骑虎难下之势。露西有联邦法院撑腰，最后肯定会胜利的，这一点大学董事们心里明白。只有给她吃一颗子弹才能阻止她入学啊——这个念头象魔影似的不断出现。不仅有枪、有枪手；而且这种枪手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很可能逍遥法外。美国宪法一方面规定取消黑白人隔离制，一方面又让被告有权由与他同等地位的公民组成陪审团参与审判，而在南部广大地区，这种陪审团就很可能判他无罪。这类事终于发生了。第一个这样的事例就在1955年8月发生在密西西比州的格林伍德：十四岁黑人青年埃米特·蒂尔，从芝加哥到那里走亲戚，有人说他侮辱了白人妇女，于是就有三个白人把他从亲戚家拖出来，活活在水里淹死了他。许多证人帮助联邦调查人员查获了三人中的两人；但是清一色白人的陪审团却判他们无罪了。后来，这两人（是异父兄弟）又被一位联邦检察官控以拐骗罪，但大陪审团却拒不提起公诉。联邦调查局虽然费尽气力收集了如山的铁证，最后也无可奈何，只得将案卷封存了。
临到最高法院宣判一周年时，南部的种族主义简直象瘟疫似的到处蔓延。有人极力唆使暴徒去威协坚待宪法权利的黑人，往往还动手打人。最残忍的要算小学里的情况了，孩子大都还小，根本不理解为了他们而进行的那种野蛮的搏斗是怎么回事，但也免不了受惊，有的甚至还吃了苦头。按每年9月开学原是美国人心目中的一件大事。这天，妈妈给孩子换上新衣服，梳好头，把铅笔盒递到他们手里，然后送他们进新课堂。教育局凡是改变什么规章制度，如实行黑白学童合校，也都拣这个时候开始，总之自从最高法院宣判那年起直到五十年代末期，美国报刊每年秋天都不免要在头版报道满脸惶惑的小学生面前杀气腾腾的示威活动，有时甚至发生暴行。
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几乎是在1956年同一星期里爆发的。田纳西州克林顿镇的暴徒的疯狂情绪，是由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来的一个种族主义狂热分子约翰·卡斯珀煽动起来的（他恬不知耻地攻击取消隔离是“外界煽动分子”搞出来的）在卡斯珀来到以前，克林顿原是一个僻静的地方，居民约四千人，其中十二名黑人学生已经准备到当地的中学去报到。但在卡斯珀挑动下，一千多市民冲进了学校，阻绝交通，砸坏一切过往的黑人车辆，然后又跑到总共只有八名警察的警察局，叫嚷，“抓住那些给黑鬼撑腰的家伙！夺过枪来，把他们统统干掉！”经过一个恐怖之夜，出动了一百名州警察，六百三十三名国民警卫队，七辆M－41坦克，才平息了这场简直象革命乍起时的狂暴活动。人们看到在一个市镇执法就要费这么大劲，但是，这时还不清楚，狂热分子在学校里却闹得更凶。得克萨斯州的曼斯菲尔德比克林顿还小，（人口一千四百五十人），它的联邦地方法院下令让三个黑人中学生到有三百个白人学生的学校上学，注册入学之日，足有四百人拥进学校，手持“只有死黑鬼，才是好黑鬼”和“黑人耳朵两元十二只”之类的牌牌。三个黑人学生见了扭头便走。一个十四岁的白人女学生对记者说：“如果上帝要白人黑人在一个学校上学，他就不会把他们造成黑人，把我们造成白人了。”
南部以外的美国人当然很容易对南部发生反感，这倒也未必公平，因为种族主义骚乱分子固然足以破坏治安，但也不能构成多数，不过克林顿在那次暴乱之后却确实成了顽固势力的堡垒：以鼓动叛乱罪被逮捕的卡斯珀很快就释放了；白人公民委员会在当时的市政选举中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为他竞选的标语海报到处皆是。学生把南北战争时期的南部联邦的小旗子缝在汗衫上，向黑人男生扔石头，骂黑人女生“黑破鞋”、“黑婊子”，往黑人学生的书上泼墨水。选举那天早上，一位白人牧师护送黑人孩子穿过学校外面的人群，竟遭到毒打；两个给解围的人也挨了揍。这所学校的校长开除了一个十三岁的白人男生，因为他悔辱了一个黑人女生，校长本人因此便受到威胁，最后宣布“由于法纪荡然”，将学校关闭了事。正当克林顿仿佛快要丧失理智之际，风向骤然变了。联邦调查局根据司法部长布劳内尔的命令，逮捕了十六个为首的暴徒。有五十名白人中学生，在一个十七岁的足球队长的领导下，要求全体人民遵从“联邦法院的决定，使安德森县一切愿受教育的公民都能受到教育。”接着，发生了一件甚至使那些自以为深知克林顿镇内情的人也盛到意外的事。市政选举结束，选票清点完毕——竞选地方公职的隔离派候选人全部以接近三对一的比数失败落选了。
那一年，凡是发表公开演说的人，嘴里无不带着一个新词儿：“变革之风”，这原是从摩洛哥传过来的，那时从越南调来的法国军队正在打另一场势将必败的镇压反殖民主义者的战争，但这意思似乎也适用于美国，沃伦的法院恰恰就象是这场交革之风的漩涡中心。没有过多久，它重新解释宪法的范围就扩展到了废止在课堂里做祷告；增加被告聘用律师的权利（这从米兰达和亚利桑那州的讼案中可以看出）；使电影制片者也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取消对色情作品的审查；规定任命州级立法机构人员的基本原则。
保守派的死硬分子负隅顽抗起来了。南方各州到处出现弹劾厄尔·沃伦的标语牌。这位首席法官竟成了除了当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外官场中引起争论最多的人物，一切乱子，一切种族冲突，件件都算到了他的账上。但是今天动手改变这个旧制度的联邦机构何止最高法院一个：国会正在制定最后合称民权五法中的第一个法案；公务员委员会正在大力提拔黑人工作人员；一些联邦机构对指责种族歧视突然发生了兴趣。这时，其中的一个机构，州际贸易委员会，正在考虑禁止在各州之间的火车、公共汽车和有关候车室中对旅客实行种族隔离。正在议而未决之际，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有一个黑人女缝工却抢先走在前面了。
她的名字叫罗莎·帕克斯，四十二岁。1955年12月1日，星期四，这天她感到很疲乏，上了蒙哥马利的公共汽车便找了个座位坐下，这时乘客满了，司机叫她站起来让位给一个白种男人。黑人给白人让座，是南部的老习惯了。再说，不听司机指挥也是犯法的，但帕克斯太大这时想了一想回答说她不让。埃尔德里奇·克利弗日后追叙这段往事说，“一刹那间，天地为之变色。”
汽车到下一站，她被捕了，罪状是行为失检；罪状成立，罚款十元。帕克斯太太的朋友熟人很多，都气忿极了；不出两天，已经有人在黑人区里散发油印传单，号召大家第二天全天对市办交通工具实行抵制。抵制活动非常成功，这使蒙哥马利黑人社会的一些领导人不禁想到了许多更深远的问题。这个地方的黑人一共二万五千，占汽车公司全部乘客的百分之七十五。他们如果继续罢乘，并提出撤消罢乘的条件，怎么样？到头来，汽车公司除了屈服，只有破产。
事情就这样闹开了。他们通知公司，如果不容许黑人按先来先占的原则就坐，那么他们的汽车就不会再有黑人乘坐了。此外，黑人领袖们还要公司命令司机必须对黑人有礼貌，要公司在黑人区的公共汽车上用黑人司机。公司答复说白人司机今后一定待人和气就是了，仅此而已。于是罢乘活动便继续下去，效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这样过了几星期，双方互不相让，而黑人的意志也更坚决了。亚拉巴马州其它地方都注意起蒙哥马利的局势来了，接着在全国，然后全世界都引起注意。隔离派的头目是蒙哥马利的市长w.A.盖尔。此人和市政委员会的人竟公然加入了当地的白人公民委员会；接着，宣称市政当局决不向抵制运动投降。他说，“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一味谨慎怕事，现在该是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时候了。黑人似乎有一种想法，认为他们已经把白人挤到墙角，非逼得白人屈服于他们的条件，决不罢休。”
站在盖尔对立面为首的黑人领袖是马丁·路德·金，一个不出名的二十六岁的牧师。他去年才来蒙哥马利担任德克斯特大街浸礼会教堂牧师。南部白人把黑人牧师一向不大放在眼里，但金可是黑人中崭新的人物，南部白人还是初次同这样的人打交道。其人是哈佛哲学博士，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布道时很少谈约旦河故事，却大谈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伽里略、托因比文章思想。他住在蒙哥马利的一所白色小屋，在悦耳的古典乐曲声里，埋头著书立说，熔基督教义、黑格尔主义、甘地主义于一炉，合成一种新的哲学，教人从斗争中汲取力量，于痛苦处寻求和谐。甘地的萨加罗哈思想——以消极抵抗和不合作来对抗暴政的思想——成了金的“精神力量”。他给他的信徒放映关于印度圣雄的电影，并对这次的抵制运动说了这样一些话：
『“这不是黑人白人在闹紧张关系。这完全是一场正义和非正义之间的斗争。我们不仅要改善蒙哥马利黑人的地位，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整个蒙哥马利获得进步。纵然我们每天被逮捕：纵然我们每天受剥削：纵然我们每天吃败仗；也别堕落到对那些人怀恨在心的地步。”』
他对德克斯特大街教堂里的信徒宣讲“以爱克敌制胜”的意义。他用鼓舞人心的浸礼会古赞美诗和野营布道会上的歌曲来激励他们，有时也加进去一些新唱词，譬如：
『我的心里，
毫不怀疑：
总有一天，
我们要胜利。』
死硬的隔离主义者这时对他们真是极尽讽嘲的能事。有人把金说成“只不过是共产党搞的‘全有色人协’派来煽动我们黑人朋友的又一个煽动分子罢了。”但并不是所有白人都这样想。盖尔市长逐渐发现，有些经常雇用黑人佣工的家庭现在都自己开车去接他们的厨师，佣人，不然就替他们付钱雇出租汽车。他于是愤愤然说：这些帮工的“同领导他们的黑人激进分子一样，都在拚命破坏我们的社会结构啊。”还说，“黑人正在背后笑话白人呢。他们觉得真滑稽，白人反对黑人抵制公共汽车，却甘愿为参加运动的黑人当司机。”
这样僵持了三个月之后，市检察官终于拿出了一份1921年的限制工会的反劳工法。大陪审团竟以此为根据，对金和另外一百十四名黑人领导人提出控告，控诉书说，“本州之习俗法律无不明确实行种族隔离之制，吾人必当坚守不渝。”被告一律打了手印，以三百元交保释放。3月下旬，金首先出庭受审，罪名是“毫无正当理由或合法口实”，阴谋阻挠汽车公司的正当营业。可是黑人作证的异口同声地说：不对！他们个个都有正当理由。一个说，公共汽车的司机怎样关车门夹了他瞎子丈夫的腿，踩足油门往前开。另一个叙述了一个黑人怎样因为身边没有零钱，竟被人家用手枪逼着下车去的情景。第三个说，他怀孕的妻子被迫给白人妇女让坐。第四个说，有一个司机骂她“黑猴子，丑样子。”
金放弃了由陪审团参加审判的要求。他指出抵制运动完全是自发搞起来的，只是在运动己经全面开展起来以后，他才成为它的代言人的。但法官仍然判他有罪，罚他一千元，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在上诉期间准予保释。这样判决的目的，无非是想叮唬一下蒙哥马利的黑人，但效果却适得其反。黑人立即在法院外面的草坪上举行集会。一个黑人大叫道，“从此以后，我们决不坐公共汽车了。”一个中年的黑人妇女推开人群，跑过去对金说：“我的心，我的钱包都归你了。”会上决定当晚举行一次群众祈祷大会。一个男人高声问道，“你们都来吗？”人群大声回答，“来！”他又问，“你们坐公共汽车吗？”群众吼道，“不坐！”
他们硬是不坐。春去夏来，夏去秋来，黑人的斗志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市长私下对朋友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黑人会这样坚决。汽车公司负债累累，汽车司机纷纷改行，要不就离开了这个城市。显然，黑人没有那些司机也能活下去啊。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习惯步行上班了，有些买了自行车。为丁解决其余一些人的问题，金组织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汽车互助组，集中了二百辆车子。可是市长竟宣布这种活动是非法的，于是在罢乘进入第十二个月后，金和另一些黑人领袖便以未经许可擅自经营企业的罪名被捉了起来。正在州巡回法院审理这件案子时，忽然传来了惊人消息：最高法院，原己在公共场所和学校中推翻了“坐位隔离，地位平等”的原则，现在决定也在公共交通事业中予以取缔。这样，公共汽车上搞种族歧视就违反联邦法令了。马丁·路德·金自由了，而且成了世界名人。这场史无前例的抵制运动确实给了亚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以毁灭性的打击。关国各地的黑人从中看到了新希望。这位年轻黑人教师从此一跃而进入民权斗争最高领导层。
金并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他劝导他的信徒要自重，不要骄傲。他说，“多少年来我们总是一上公共汽车就往后走。现在的危险是我们还可能本能地往后走，这样，种族隔离就永远没法消除了。”他接着说，“但是如果你们有谁坐公共汽车的时候自吹自擂说，‘我们黑人，打败了白人啦’，我就太伤心了。你们这样做，就要把整个南部的斗争都要断送掉的。再去乘车，千万要谦虚、和气啊。”
罗莎·帕克斯事件后的第三百八十一天，这场抵制运动终于结束，金他自己如果不去坐一次公共汽车，那他未免太不近人情了。他去了，司机问他，“您就是那位牧师先生吗？”牧师回答说，“不错。车票多少钱？”车费是一角五——比去年的涨了五分——他把硬币塞进了收费箱，到前排找了一个座位坐下。事后他对人说，“坐这一趟，可真美啊。”事情终于过去了，蒙哥马利大部分的白人都松了一口气，有些人兴致还挺高的。一位银行出纳对记者讽刺说，“他们祷告，他们抵制，这样搞了一年，最后争到的，还不就是咱天天腻透了的公共汽车。”某白人在车上自言自语说：“看来今年的圣诞节不会是白人的圣诞节了。”他身边的一个黑人微笑应道：“对啦，先生，这话不假。”
一件事总要在过去很久以后，人们才能逐步认清它在整个形势发展中的地位，而当时看来却往往无足轻重。毫无疑问，那天叫帕克斯太太起来让座的司机，无非只是在对付一个挺傲气的黑人罢了；如果他知道将来自己的孙子辈也会在学校课本上读到这场纠纷的话，他恐怕就会慎重一些了。身为国家总统的当然要比开公共汽车的对历史体会深一些，但他们照样对自己所做的决定会产生什么后果，没有一点数。艾森豪威尔这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爱好和平，加之又尊重国会特权，因此一向颇能制止政府中人对印度支那承担什么不妥当的义务。然而就在罗莎·帕克斯一举而变革了历史之年，艾克竟把美国进一步推上了在越南采取疯狂行动的漫长道路。
当然一切并非姑自今日。任何人只要对总统从事战争之权怎样日见扩大起来的情况略加研究，一定会注意到，罗斯福早在1941、42年间已经做出先例来了。以前，国会在这方面的权力一点都没有变，其后便开始动摇；到了罗斯福，则逞其超群的政治手腕，利用与外国订立各种协定，造成了一种实际上逼得轴心国非对美国发动迸攻不可的局势。接着是朝鲜战争。卡贝尔·菲利普斯在一本杜鲁门传记里写道：“他对朝鲜进行干预的决定……接近于把宣战大权全部揽过来……此后的总统都可以援杜鲁门的先例，在他们认为国家利益需要之时，自己作主，在任何地点，动用任何必要的力量，迅速发动攻击。”
侵蚀国会权力，同时也就是提高行政权力的最终一些步骤，是日后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在东南亚问题的背景下完成的，但整个过程中的每一环节都是值得注意的。1955年关于福摩萨决议便是其中的一大关键。固然，它是冷战产生的结果之一，但它对未来的影响却极为广泛，极为严酷。
想当年迪安·艾奇逊曾经建议，等到中国“尘埃落定，局势澄清以后”再来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临到1955年，那里的局势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只是这幅图的东部边缘仍然有些模糊罢了。共产党控制整个大陆，国民党占据福摩萨，但双方隔岸据峙的福摩萨海峡的地位还没有解决。那一百一十五英里宽的海峡中，遍布着小荒岛，当此之际，这些岛屿的意义只不过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一方和以蒋介石及其美国盟友为另一方的相互争夺的焦点而已。
这些岛屿大小各异，和大陆或福摩萨的距离也不一样。由六十四个小岛组成的岛群，佩斯卡多尔列岛【即澎湖列岛。——译者】踞福摩萨三十英里，算是它的一部分：白宫曾明白宣称，进攻佩斯卡多尔，就是进攻福摩萨的前奏，因而就要受到第七舰队的抗击。美国出来保卫佩斯卡多尔并不需要国会批准，因为这个列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日本人手中夺过来的；按国际法，美国有权利保卫它。靠近海峡那一边的情况就不同了。那边的岛屿有金门、马祖和大陈群岛，个个岛距福摩萨超过一百英里，而离大陆却只有五英里十英里之遥。艾德莱·史蒂文森曾指出，这些岛屿“几乎象斯塔腾岛贴近纽约那样贴进中国海岸，”它们“历来归中国所有”，美国也好，福摩萨岛上的国民党也好，要想占有这些岛屿都没有任何法律根据。沃尔特·李普曼进一步突出了这句话的含意：“……如果我们对这些近海岛屿进行干预，我们得准备在中国土地上参加一次中国内战就是了。”
没有什么比这一点使杜勒斯更称心的了，原来他正是准备随时为这些近海岛屿打一仗的。他向谢尔曼·亚当斯抱怨说：英国和其他一些美国的盟国居然完全不了解“撤出金门和马祖将使东亚的自由人民感到何等的震惊。”这就是杜勒斯对世界的看法。他一厢情愿地幻想，在苏门答腊和西藏这种地方，会有大规模群众集会，成百万人的坚强的农民队伍跑到“东亚自由人民团结起来维护集体安全”这面旗帜下边来。中国共产党深知杜勒斯的那股拗劲，便存心逗它发作，1954年9月，杜勒斯在马尼拉签署东南亚条约组织议定书，他们就炮轰金门，后来又在第二年1月18日占领了大陈群岛中的一个叫一江山的小岛。由于一江山岛渺若微尘，连国务院的地图上都没有，而大陈又远在福摩萨以北二百英里，因此这件事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威胁并不大。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却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到会的大多数都是鹰派观点。雷德福海军上将、卡尼海军上将和内森·特文宁将军都主张应该乘此表明我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一个彻底摊牌。
这时只有李奇微将军一个人表示不同意见。他对总统说，“这种行动是会一发不可收拾的，结果我们同红色中国就要直接冲突起来，甚至还可能发展成为一场彻底的全面战争，把我们手里一切可怕的武器都用上。”李奇微接着说，即使把中国征服了，局势仍然非常难办；美国只不过是“凭借军事力量造成了一个大真空而已。那时，我们就不得几十万几十万地往那里派人，填补真空——最后呢，只剩下我们自己在茫茫七千英里的边界上同俄国人对着干了。”
由于李奇微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唯一的鸽派，所以会议还是决定了要对赤色分子采取行动。杜勒斯同意了；参议员诺兰也赞成。但艾森豪威尔的结论是：李奇微说的有道理。他又一次拒绝陷入亚洲的陆上战争；一股战争狂热终于平息下来了。但杜勒斯还是说服了艾克，要考虑面子问题。北京电台在打下一江山岛之后说，这次进攻表明了他们“为解放台湾而斗争的坚强意志。”杜勒斯提醒总统说，情况如此，如果美国毫无动静，亚洲人就只能得出美国果真是纸老虎的结论。于是总统同意采取某种行动，便要求国会作出一条决议来。
他1月24日发表的咨文，在美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艾克向国会提出了一种胜似批准宣战而又有所不及的要求，即请国会授权他本人决定美国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打仗。他说：
『局势危急，迫使我不待联合国决定，要求国会立即通过明确决议参与有利于和平前途的各项措施，这些措施必要时可以动用美国的武装力量，用于保障福摩萨与佩斯卡尔列岛的安全。』
总统然后暗示，中国人如对近海岛屿发动进攻，美国报复与否，要看进攻的性质而定。如果他们只想拿下金门和马祖，他可能让他们拿去。如果他们意在跃向福摩萨，他可能就不答应了。他要求国会让他揣靡中国共产党的企图，然后采取任何他认为合适的行动。
总统这一着目的本在消除怀疑，却反使不少人大惑不解。民主党自由派的观点是，艾克不是早已有权采取他想采取的步骤了吗？这些人素来拥护罗斯福－杜鲁门外交政策，因此也就认为总统必须有强大的权力。他们一口咬定，宪法赋与总统以总司令之权，就是容许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调度美国的军事力量。那年冬天罗织出来的某些论点，今天读来实在有点离奇。按日后越南战争注定要成为无数美国政策葬身之所，这一政策更其如此。在围绕布里克修正案进行的斗争中，保守派要保留由国会作出一切重大涉外决策之权，而自由派则竭力主张这个权力应属白宫。关于自由派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绝对主义立场，理查德·罗维尔讲得再透彻不过了，他在1955年3月19日写道：
『……总统保卫福摩萨的权力，并不是从1月间国会草草拟就通过的决议得来的。作为美国总统，他有权在任何他认为同本国安全密切相关的地区，采取任何他认为必要的行动，而无论涉及的问题是保卫福摩萨，还是别的什么。』
艾森豪威尔自己也弄不清他到底是在向国会让权，还是同国会争权。那份咨文送去国会之前，他改了一句。原文是，“我所要求的这种权限中，部分可能已经包括在总司令的职权之内。”他把这句划了，另外写上：“决定是否需要采取某种行动之权，是包括在总司令职权之内的。”国会对这个问题一样拿不准。当时最普遍的理解是，行政当局是在想办法在近海岛屿问题上脱钩撒手呢。
休伯特·汉弗莱曾想在决议上附加一条修正意见，防止授权在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列岛采取行动，但没有成功。国会里的另一些人担心美国今后可能为了某一与美国安全毫无关系的穷乡僻壤而陷进一场战争。参议员拉尔夫·弗兰德斯则作了进一步的阐明，他说，“最高当局已经给咱们吹了风，认为阻止对方集结部队、储屯装备物资进而进攻各岛，这从军事上讲是很对的，简单来说，就是要打一场预防性战争。谨建议将其列为符合本决议精神的一项行动。”
这时参议员乔治也出来大力支持这个议案，于是反对势力就不行了。乔治说，“我可不愿意听到谁个民主党人说，美国总统一到国会来，就应该挨批。”议案在参院以八十五票对二票，在众院以四百一十票对三票，获得通过，由艾森豪威尔在1月29日签署了。那天恰逢乔治的七十七岁诞辰。他出席签署仪式时，自不免有一番奉承热闹。可是不足一月，第七舰队便从大陈群岛撤出了一万四千名国民党军队，仿佛要以此说明，那一场争论是何等的无聊。华盛顿等于在说，福摩萨决议到此为止，从今而后，便是一纸空文了。唯独一个人却不这么看，此人乃艾德菜·史蒂文森。他直率地说，总统向国会提出而终于从国会得到的，可说是一张“空白支票。”这话真是一点不假。艾森豪威尔或另一个在他职位的人，随时都可以不必再同国会商量，就拿出那张支票要求兑现的。宪法之下微妙的权力平衡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又一项对行政首脑的束缚打破了。
六个月后，艾森豪威尔在外交政策上破关而出，可说是他在争取个人威望工作上的一大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几乎要了杜勒斯的命。十年来，这位共和党的老顽固一直坚决反对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当年温斯顿·丘吉尔也曾建议举行最高一级的会谈——他称之为“首脑级”——但对美国的保守派来说，一念及美国总统竟可能端着鸡尾酒去同俄国人碰杯，就象听到巴甫洛夫的铃声一样，登时跳了起来，反对再举行那种出卖自己人的雅尔塔、波茨坦之类的会议。杜勒斯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身为正统反共家，是决不能同罪孽深重的苏联人进行任何交易的。
可是他不能站出来直截了当那么说，因为总统已经一再明白宣告，他为了和平，愿意在任何地方同任何人会谈。于是，杜勒斯便只得给这种会谈设下种种无法实现的先决条件。他说，在我们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之前，莫斯科必须用实际行动表明苏联也是一个尊重国际礼让的国家，是愿意在解决分歧问题上互相合作的。叫他举例说明所谓实际行动指的什么，他的回答照例含糊其词，不着边际。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如果俄军全部撤出东欧，如果俄国全境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自由选举，他大概就满意了。有时他也间接表示苏联人应该为他们过去的种种倒行逆施着实道歉一番才行。
这时，艾森豪威尔为了安抚杜勒斯和共和党的极端分子，特意请了一些重要的参议员、众议员来，向他们保征，他决不会去搞什么“新雅尔塔会议。”他要他们放心，不得到他们的同意，他决不承担什么国际义务。杜勒斯在一旁说，他估计，俄国人是会打着世界和平的旗号大肆表演一番的。他板着面孔说，他准备睁大眼睛等着瞧就是了。
当杜勒斯以轻蔑的口气谈到所谓重大的和平建议时，艾森豪威尔什么话也没有说，但心里一定很不痛快。他自己就正想要来这么一手呢。虽然各事都还没有定局，但是裁军谈判的新方案已经草拟出来，摆在他办公桌上了。这年3月，总统委任了纳尔逊·洛克菲勒为研究军备控制和心理战的专家组的主席。他让匡蒂科的海军陆战队基地给洛克菲勒腾办公用房，并请洛克菲勒准备一份可以提交最高级会谈去讨论的新建议书。杜勒斯听说过有那么个专家工作组，但不知道任务是什么。总之他是满腹狐疑。杜勒斯在谢尔曼·亚当斯面前这样议论洛克菲勒道：“他收罗了好一大帮人马，都弄到匡蒂科去了，谁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研究关于欧洲舆论的调查报告。他们看出北约国家的人对这个联盟已经厌倦了，他们对美国在欧洲大陆设基地兴趣不大，都赞成禁止核武器。这个情况足令人不安的。美国没有俄国那样庞大的常备军，需要核弹和欧洲的那些基地作为威慑力量，因此必须设法既能保持这些东西，又能让欧洲人相信美国是渴望和平的。匡蒂科小组的答案是建议进行空中视察——并且用了一个很妙的词儿：“开放天空。”这个主意并不新鲜。空中视察之议，早在1946年，旨在对原子能实行国际控制的伯纳德·巴鲁克计划就已经提出过了，后来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的报告里，在建议把一切武装力量和武器“向国际公开并容许国际核查”的艾奇逊计划中也一再出现过。不过一直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罢了。艾森豪威尔现在觉得这个建议倒也动听，又还实际，于是尽管他还没决定是否就在这次最高级会议上提出它来，但他在上他的座机“哥伦拜恩”号出发赴会之际，毕竟把这份建议书塞进手提包里了。
“哥伦拜恩”号的目的地是日内瓦。到后，他便在共有十五个房间的简多谷堡安顿下来，这是瑞士一位化妆品巨商的太太报效他用的。这时，一群伊柳辛客机中的001号也着陆了，走下斯大林的两位继承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尼古拉·布尔加宁。第一位的模样好比一个工会头头，第二位活象七十年代初期的烧鸡大王桑德斯上校。傍晚前后，安东尼·艾登和法国总理埃德加·富尔也到了，四巨头会谈（照瑞士人简练的说法是“四方会议”）的当事人都齐了。这时，记者笔下的所谓日内瓦精神早已发挥出了它的魅力，吸引来了大批旅游客人和一些国际名流。马丁·尼默勒牧师【马丁·尼默勒（1892－？）德国基督教牧师，因反对纳粹被浦入狱，直至大战结束。1946年他在日内瓦一次国际宗教会议上控诉了德国的罪行。——译者】准备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另一位美国牧师，比利·格雷厄姆则在大潮公园主持一个鼓动性的福音布道会。
国际联盟大厦里的杜勒斯神色沮丧，对比之下，艾克却显得精神极好。最初，他跟国务卿一个想法，认为会议可能毫无结果，因此不该在人们心中引起什么虚妄的感觉，最后归于破灭，因此他一度也曾想学杜勒斯的样，摆出一副冷面孔来。但艾森豪威尔为人过于忠厚乐观，平日高兴惯了，没法老是绷着脸见人。他对记者们情不自禁地说，“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突破。”7月18日星期一，他主持首次会议致词时竟花了一刻钟左右的时间对朱可夫元帅表示欢迎。
至于这几位俄国人，似乎自从战争结束以来，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赫鲁晓夫对人说，“双方谁都不希望打仗！”苏联国内的《真理报》、《消息报》也都一个调调——这说明党的路线起了重大变化。在这以前，他们原认为全世界都是死心塌地同他们作对的。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乘坐敞篷车在日内瓦到处游逛，不带警卫在街头散步。这使美国人不无难堪，因为这些日子艾森豪威尔每走一步事前必由特工人员严密防范，天上还有直升飞机不断监视地面情况。
尽管这样，四方会议中的中心人物仍然是艾克。他的笑容，他的直爽，他对整个人类前途的关怀备至，无不使欧洲人为之折服。通常反美的巴黎《世界报》也认为，“艾森豪威尔的为人长期受到误解，现在看来，他确是今天人类所需要的那种领导人物。”他在对苏联人讲话时极其真挚地说，“美国人民愿意同苏联人民交朋友。我们两国人民，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什么天然的分歧。我们没有领土问题、商务问题上的争端。回顾历史，我们两国一直是和平相处的。”接着，他便提出了加强东西方自由交往、裁减军备。建立统一的民主德国等项建议。
不过，俄国人在态度方面纵然有了改善，但一遇到关键问题，俄国人终究还是俄国人。他们对和平共处也曾讲过几句好听的话，但为了换得和平共处，他们竟要求非把北约组织解散不可。他们把在座的人早已领教过的那个计划禅掸浮土，又端了出来：什么美、俄，中三国军队各不得超过一百五十万人啦，英国和法国各有六十五万啦；一切核武器都要禁止啦，等等。他们一把这个计划拿到桌面上，会谈就搁浅了。美国人回到简多谷堡进行了两小时碰头会以后，决定让史塔生写一份普遍裁军的建议，而由总统亲自动手草拟关于“开放天空”的计划。他这时仍然没有决定是否提出这个计划；他要听听明早布尔加宁谈些什么再说，结果布尔加宁没有谈出什么新东西。这时大家认为艾克也不会谈什么了；因为这己是会谈的第四天，他该说的话大概也都说了。他的几句开场白也是大家很熟悉的话：美国“准备参加一项切实可靠的协议，以期达到裁减军备的目的。”但是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背朝俯视日内瓦湖的落地长窗，挺一挺胸，摘下眼镜，放在桌上，然后说：
『现在我想主要对苏联代表团讲几句，因为谁都知道我们两个大国的确有不少可怕的新武器，这就使世界各国，也使我们两国，产生了遭受突然袭击的恐惧和实际危险。
因此，我建议我们两国采取一个切实可行的步骤，我们应该很快作出一项安排，首先在我们两国之间立刻就办起来，这项安排的内容包括：
把两国各自的军事设施情况，从头至尾，由东到西，统统列出，互相交底，让这些设施全部公开出来，并彼此提供有关蓝图。
下一步是，在各自国内为对方提供空中摄影的便利条件——我们将在我们国内提供这种条件，即充分的空中侦察的条件，你们可以爱拍什么就拍什么，拿到你们国内去研究！你们呢，也照样为我们提供这种条件，让我们进行同样的侦察。通过这些步骤，我们就可使以全世界相信，我们彼此之间已在设法防止发生大规模突然袭击的可能，这徉就可以降低危险，缓和紧张局势了。
当然，我们也要设法使全面有效的视察和裁军制度更易于实现才是，因为我现在所提的建议，老实说，只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
美国准备对任何可靠的视察和报告制度进行研究和试验。只要这个制度的确可行，美国准备同所有其他各国一起来裁减军备，裁减多少，以足以使这个制度产生切实效果为度。
我们如果能成功地研究出这样一套制度，那么它本身就大大有助于增强我们彼此的信任，从而为我们各国人民开拓出一条宽广的前进道路。』
正在翻译他的发言时，突然一阵吓人的闪电打得整个大厅刷亮，日内瓦湖上雷声隆隆，霎时间国联大厦电灯全灭了。艾克咯咯地笑着。他说，“我可没有叫灯都灭了啊。”灯猛的又亮了，照出了俄国代表团一副目瞪口呆神态。这时苏联还没有摆脱斯大林时期的怀疑狂：驻莫斯料的外交官有人盯稍，外国记者的活动受到限制，外国人的电话被窃听，谁个苏联公民如果同外国人谈过话，就要受到仔细盘问。什么向美国人提供军事基地的详图，什么让美国摄影员由上空飞过，爱拍什么就拍什么，这些想法实在把他们吓呆了，赫鲁晓夫和其他代表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们只有干瞪眼。
欧洲人却高兴极了。他们称赞这个建议真是外交上的惊人之笔。富尔总理说，“我多么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到会议厅里来听听他的声音啊，他是以自己非凡的军事经历为根据讲这番话的。如果他们能听到他的讲话，他们就一定会认为，在裁军问题上，整个世界己经发生了某种变化。我敢说，会议己经打了第一个胜仗——破了怀疑主义。”第二天早上，整个西欧的报纸的社论无不附和富尔的论调。开放天空，这话谁都懂得的。这是何等简单，何等痛快啊，只有自信本国无事不可告人的总统才提得出这样的建议。
不过，要实行这个计划，却是不可能的；美国人也跟俄国人一样，办不到。艾克的军事顾问们很清楚这一点。他们事先看过那份小字的计划书的这部分内容，这些内容他在即席发言时略掉了，——在计划书里，“开放天空”只是一种提示，目的在于使裁军委员会里的美国代表执行命令时，多多研究关于视察和报告的问题”——而他们的结论是：他谈的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只有在签定不知多少别的协仪并经过考验之后，才有达到这个目标的可能。五角大楼并没有疑神见鬼的毛病，但谁要想接触那里的机密材料，不知得闯过多少关口。一个不肯把资料提供给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政府，是不会把它送到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去的。这时麦卡锡时代的余风犹存。麦卡锡参议员本人是搞臭了，全国对给佩雷斯撑腰的人也能原谅，但这跟容许米格式飞机翱翔于洛斯阿拉莫斯上空，可不能同日而语。【那是说，假定俄国摄影员乘坐俄国飞机。他们也可以利用美国的运输工具，而让美国摄影员坐俄国飞机飞越苏联天空。这一点艾森豪威尔没有讲清楚，也没有人问过他。也许甚至那些欢欣鼓舞的欧洲人心里也明白，这所谓的“开放天空”实在太有点BBD&O（见前。实即作广告之意。——译者）的味道了。】
会议结束了，布尔加宁把总统拉到一边，说，“别担心——结果会好的。”艾克离开日内瓦时满以为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朱可夫，对他的一片诚意想必深有体会。在其后的几个月里，苏联人对“开放天空”问题态度很持重，也许因为看到了其它国家对它表示欢迎。直到1956年3月1日，艾森豪威尔还在给布尔加宁写信，建议把“开放天空”和另一个计划，即和平使用原子能计划，合并考虑。但那时布尔加宁实际已经受到赫鲁晓夫的排挤，而赫鲁晓夫对这种和解姿态根本不感兴趣。他只顾发表一些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讲话。总之，“日内瓦精神”已经死透了，缓和并没有出现。这次会议没有能取得什么长远意义的成果，人们今天还记得的，只剩下当时艾克的笑脸所散发的热情了，而这点子温暖终于无法消融那绝厚的冰层。
有可告慰的是，幻想破灭得还不那么快。总统飞回国时，人们还把日内瓦会谈看作一次了不得的成功呢。据盖洛普民意测验，百分之八十四的美国人竟想不出艾森豪威尔政府有任何值得非议之处。7月24日（星期天）凌晨，“哥伦拜恩”号载着总统回来了。其时天色未明，华盛顿国家机场被雨水冲刷着。但当他从舷梯走下飞机时，有好多人候在那里向他欢呼，通往白宫的马路两旁，也站了不少人。这可说是他总统生涯中的顶峰，也是整个五十年代中极其煊赫的一幕。当初去时，决心要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今日归来，胜利已经在握。他现在准备到丹佛好好休它几天假，玩玩高尔夫球了。
※※※
1955年9月23日这天，艾森豪威尔总统一早就醒了。他是在丹佛郊外拜尔斯皮克牧场上，科罗拉多银行家阿克塞尔·尼尔森家里作客，他亲自做了一顿早饭：牛肉火腿、猪肉香肠、煎玉米饼和烤饼。他先到劳里空军基地那座水泥墙面的办公楼，同助手们进行了两小时的紧张工作，然后乘车到樱桃山乡村俱乐部去打十八穴高尔夫球。他打出了八十四分。这个成绩实际并不坏，因为他玩球时两次去接紧急电话，其中一次是杜勒斯打来的，告诉他俄国人对“开放天空”问题的反应。
午餐时，总统吃的是汉堡牛排配生葱，饭后又继续打九穴高尔夫。他打到八穴，忽然停了下来，皱着眉头，用手揉抹胸口。他对俱乐部的职业高尔夫球手说，“我再也不吃生葱了，好象全堵在胸口。我还觉得有点烧心。”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他便一直在拉斐特街他岳母家的地下室里画画，临墓了7月11日那期《生活》杂志上的一张阿根廷妇女的照片。后来乔治和玛丽·艾伦来一起吃晚饭。在端来烤羊肉，土豆和各种蔬菜时，艾克还说起他早晨吃完生葱不舒服的事，但说完也就忘了。晚上10点，他回到二楼卧室休息去了。玛咪的卧室隔着走廊，同他对门。
她凌晨2点半醒来，听到他在床上折腾。于是走了过去。她看他还在睡，可是睡不踏实。“怎么啦，艾克？”她问，“做恶梦，还是怎么？”没什么，他叽哩咕噜着说，他很好；她就走了。但他很不舒服，怎么也睡不着了。他忽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于是下了床，通过走廊，到了她的房里。他说不出话来了，只是揉着胸口，表示那儿难受。她想起了吃生葱的事，就给了他一杯氧化镁乳浆喝了。她感到很不安，因为这种情况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他从来没有说过胸口痛。她拿起电话，找总统私人医生霍华德·麦克·斯奈德少将讲话，他住在劳里的单身军官宿舍，离这里大约有四英里。她把经过情况告诉了他，说：“你最好来一趟。”
这话对斯奈德是不值说得的。那些症状，任何大夫听到都会大吃一惊的。他在睡衣外面匆匆加上一件外衣，对司机说，“拉斐特街七十五号，赶快。”他们一路不顾红灯拦路，急驰而去。3点12分，大夫来到总统的床边。总统满脸通红、浑身出汗，非常难受。他的脉搏极快，血压也高。斯奈德拿起听诊器听了听胸部，几分钟便得出了明确的诊断。总统得的是冠状动脉血栓形成症。他的心脏已经受到损伤，损伤到什么程度，斯奈德这时还说不准。他给他吃亚硝酸戊脂和盐酸罂粟硷扩大血管，又加用了吗啡防止发生休克，然后又给他住射了一针肝素以免血液凝结。3点45分，又给他打了一针吗啡。艾克终于酣睡了，危险期逐渐过去了。斯奈德决定暂时对任何人，甚至对艾森豪威尔夫人，也不讲。他们帮不了忙，一家子慌慌张张，只会妨碍总统脱险。
差不多足足四小时，始终只有斯奈德大夫一人守在总统床前。快到早上7点，灰色砖房里其他人也都醒来了，他便派人找来安·惠特曼。他对这位秘书说，总统有些不舒服，是消化不良。10点35分，这句话传到报界，立刻，全世界都知道了。这时，斯奈德认为他不能再隐瞒其象了，便冷静地把实情告诉了艾森豪威尔夫人，并打电话给丹佛市郊菲西蒙斯综合医院心脏科主任大夫，请他带心电图描绘仪来。艾克在11点45分醒来，神志清醒，但软弱无力。描绘仪记录下来的心电图摊在杜德夫人餐厅的桌上，完全证实了斯奈德的诊断。他把夜来的情况告诉艾克，并说，“我们想送你到菲西蒙斯去，”按着又说，不必用救护车了。总统点点头，又让他通知特工人员。艾克由人扶着下了楼，坐进一辆候在路边的轿车，开了九英里路，来到那家医院。轮椅推着他住进了一套特别病房的氧气间里。
当天下午2点半，在劳里的新闻秘书人员告诉那里的白宫记者们说：“总统刚才患了一次轻微的内科的——让我们把‘内科的’几个字划掉——总统刚才犯了一次轻微的冠状动脉血栓形成。他刚才已经进了菲西蒙斯综合医院。他是坐自己汽车去的，也是自己从房间里走上车的。”
他最后那句话，却被一派惊惶混乱的气氛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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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华盛顿，是下午4点30分。吉姆·哈格蒂是那天早上休假刚回来的。丹佛向报界宣布总统患心脏病之前不一会，他已经从电话里知道了这个消息，当即打电话到副总统尼克松家（他的家是一所白色砖房，坐落在华盛顿高级住宅区斯普林谷）。尼克松一家刚从邻家参加婚礼回来，副总统正在看《华盛顿明星晚报》上关于艾森豪威尔患消化不良症的那段简讯。哈格蒂在电话里问他，“迪克，你在休息吗？”尼克松说没有，于是总统新闻秘书便用非常平缓的口气把情况告诉了他，说，“再过半小时左右，就要向报界宣布了。”只听尼克松叫了一声，“我的天哪！”
副总统挂上电话，心神恍惚，走进起居室坐下。据他后来回忆，他在那儿至少有五分钟没有说一句话。等那阵惊恐的感觉慢慢过去后，他便同司法部副部长威廉·罗杰斯通话，让他马上来。罗杰斯的汽车来到后，消息己在全丹佛传开了。于是尼克松家里的电话，便从此响个不停。门口聚集了一大堆人，有邻居，有记者，有摄影员。尼克松决定不对报界发表任何意见，尽量呆在家里不露面。晚饭后，外边吵嚷得更紧了，他便决定去贝塞斯大街罗杰斯家躲一躲。这简直象电影里的潜逃似的：由罗杰斯打电话给他妻子，让她把汽车开来停在远处街口，马达不熄火。然后，在九岁的特里西娅·尼克松跑到草坪上引开了人们注意力的当口，只见尼克松和罗杰斯两人从侧门冲了出去，穿过小巷，跳上汽车便走。
※※※
这天，苏格兰的普雷斯特韦奇地方天气微雨多寒。总统助理，谢尔曼·亚当斯，和安德鲁·古德伯斯特上校到了那里的美军基地总部。亚当斯对美国驻欧军事设施进行了四个星期的视察之后；是来找格伦瑟将军，联系乘当晚的飞机回华盛顿。他们寒喧未已，基地司令官就跑来说，刚听说总统心脏病发作，已经在丹佛住院了，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亚当斯登时一闪念：丹佛拔海五千英尺，对心脏病是好是坏呢？接着又想，艾森豪威尔如果要病，目前倒是一个好时机：国会正休会期间，艾克手头没有什么作为国家首脑该办的事，总统一年工作数此刻最清闲了，至于明年的工作计划，现在刚刚着手，暂时还不用他来过问。
可是华尔街却不知此中原委。星期一上午，正当亚当斯的飞机临近美国海岸之际，那有如哈哈镜一般惯于夸大反映美国情绪起伏的股票市场，在紧张的气氛中开盘了。倾刻间，多种股票，纷纷直线跌价。道·琼斯股票行情指数平均下降到了444.56；据估计总损失达一百二十亿美元；这是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华尔街从未经历过的最惨的一天。
亚当斯恰好赶上同尼克松、罗杰斯、杰里·帕森斯一块吃午饭，于是艾克的病成了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人人的唯一话题。吃到一半，丹佛来电话，说：波士顿的著名心脏科专家保罗·达德利·怀特大夫刚给总统作了初步检查，出乎意外，结果使他非常乐观。他说艾克的情况基本不错，精神也挺好，如果一切顺利，两星期后就可以稍稍恢复一些工作，再过几个月，也许就能完全担负起总统的重任了。怀特大夫说：的确，只要不出现什么意外，艾森豪威尔应该还是可以竞选连任总统的。在这种预断的鼓舞下，股票市场，星期二开始回升。政府的头头们又聚在一起午餐了，这次是在财政部大楼汉弗莱部长的办公室里，研究的是总统缺席期间如何进行各项工作的考虑。
整整一周，华盛顿到处流传政府最上层内部彼此不信任不和的种种传闻，实则全无根据。当艾森豪威尔远在一千五百五十一英里以外辗转病榻之际，他那备受责难的工作班子倒是一直在顺利运转。星期四，尼克松主持内阁会议，宣读了丹佛上午发布的公报——说总统昨夜第一次出了氧气间，通宵情况很好——接着在杜勒斯汇报外交情况之后，布劳内尔提请会议讨论代行职权问题。其后几天，随着工作的开展，尼克松“代表”总统签署了几份文件，而总统办公室的工作则由亚当斯负全责。从此，在艾森豪威尔养病期间，亚当斯每周飞丹佛一次，向总统汇报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情况。送到总统病榻前去的，只有一些极端紧迫的问题。当日象这徉的问题并不多，国情咨文算是一大件，那也得1月份才等用。
按亚当斯的说法，这年秋天“政府里真正关健的人物”是保罗·达德利·怀特。9月底，怀特大夫已成了全国最知名的大夫了。他那用语明确的诊断书使报界和全国人民都感到宽慰，同时在他的鼓励下——有时实际是由于他的坚持——总统的左右才消除顾虑，把公事送给病中的总统。“你听着，”怀特对哈格蒂说，“他现在躺在这里，是个病号，但毕竟还是美国总统啊。他想工作嘛。”10月14日，艾克告诉亚当斯，他见好了，又说：“真怪，要不是大夫说我有病，我真以为得心脏病的是别人呢。”
那天是他六十五岁生日，医院大厅里堆满了装着贺信的邮袋。总统再三再四对来访的客人说，这些来信实在叫人感动；又对玛咪说，“真了不得啊，你想全世界的人都在为我祈祷呢。”那一天使他高兴的莫过于白宫记者团送来的礼物：一套大红睡衣，领口每边各绣五颗小巧的金星，胸前的口袋上绣着“好多了，谢谢”几个字。为了使这身盛装配套，美联社的梅里曼·史密斯和《芝加哥论坛报》的劳伦斯·伯德还合送了一条三角九分钱的黑底银点的牛仔式领带。艾克很高兴，告诉怀特说，他从来没有穿过这样了不起的睡衣；于是怀特大夫一有机会就让他穿。怀特悄悄对总统的侍从人员说，可别小看这种事，害心脏病的人最忌的就是恢复期间情绪不好。
按那一阵情况看，艾克随后也许不至于发生什么问题的。菲西蒙斯医院给他作了透视之后，让他出院了。他在11月11日回到白宫度周末，14日，同艾森豪威尔夫人一起坐车去了他的葛底斯堡农庄。有七千宾夕法尼亚人出来欢迎他，举着“艾克，你回来我们高兴”；“欢迎艾克，玛咪还乡，”的标语牌。12月22日，他主持了病后第一次的内阁会议，地点在戴维营。全体出席人员都注意他人虽瘦了，精神看来还不错。他说，看到一篇社论，对他不在时内阁工作也挺好的情况表示惊讶。他微笑着说，这篇文章言外之意是，内阁过去的情况比这更好。亚当斯特别提到：“他很敏捷、果断、热情。我看得出，内阁里的人看到这些都挺高兴。他们有些人对总统这样快就复原了，无不表示惊讶，而感到意外地高兴。”
不过，回到了葛底斯堡，阴郁的心情却又冉冉而生。12月天，又阴、又冷、又潮；农庄里离高尔夫球洞二十米以内的场地既枯黄，又潮湿。他整天关在屋里，正如哈格蒂所说，忍受着“身非总统的悠悠烦恼，真是可怕啊。”整整五个难堪的星期，他每天拿一支高尔夫球棒当手杖，在农舍附近踱步，忍受着只有害严重忧郁症的人才能体会的那种非同寻常的痛楚。在他的冠心病发作后的那两个月里，他自己也好，同他关系密切的人也好，谁也没有认真想到他还能够争取连任总统。现在他在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了。怀特看不出为什么他不可以继续留在白官。总统对身边的人说，这事值得仔细琢磨琢磨。
1956年1月8日在基韦斯特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艾克是为了想在这里干几天工作，运动运动，才坐飞机来到这里的。那天他到外边散步了半小时，记者围上来，问他的政治前途如何。他答道，“这类事情需要考虑的方面十分错综复杂，当然，我得同我最信任的顾问商量。”他还说，当美国总统，恐怕是世界上最累人的工作了，但是“正象我过去曾说过的，也有它令人鼓舞的一面。”会后，记者们彼此探索他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结果，他们差不多以五对一的多数断定，艾克在本届任期满了以后是要告退了。
他们中的少数人却不那么肯定：他们到处打听一些一直在流行的传闻，说总统正准备开一个会来研究这个问题。果然不错，这个会就在那个星期开了。艾克开了个玩笑，特意把会期定在1月13日星期五的晚上，而且不多不少摆了十三个座位。【按西方迷信，十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星期五也不吉利。——译者】他们在这所官邸的宴会厅晚餐时，艾森豪威尔夫人也来了，随后他们回到二楼客厅，她这才离开。艾克背着壁炉坐下，提出要在座的人都坦率地谈谈他到底应不应该争取连任，理由何在。显然，风往哪边吹，可说是不用怀疑的了。亚当斯事后冷冷地说，“谁能想象，总统找那么一帮人来只是想听取正反两方意见争吵不休……如果艾森豪威尔想为自己下台找个好理由，他哪能到他一手任用的这帮人当中去找呢？！”
亚当斯、汉弗莱、杜勒斯、哈格蒂，萨默菲尔德、洛奇、帕森斯、莱恩·霍尔、布劳内尔、霍华德·派尔和汤姆·斯蒂芬斯——一个接一个对总统说：没有他可不行啊。接着，不愿乃兄再次竞选的米尔顿·艾森豪威尔把两方面的意见归纳了一下。总统当时没有表态。他似乎直到2月13日还没拿定主意。13日上午他在内阁会议上提起他原定在就职演说中就说明只打算担任一任总统的，可是后来听了别人劝告没有那么做，现在不免后悔。不过，这时亚当斯已经照着大概要在白宫再呆四年的架势去办事了。总统还在基韦斯特，他这位大助手便己叫白宫的木工把总统的交际秘书的办公室缩小，隔出一间相通的小间，好放下一张行军床，一把躺椅——作为保罗·达德利·怀特建议过的让艾克午饭后可以休息休息的地方。亚当斯希望怀特大夫会始终完全支持艾森豪威尔争取连任，结果不负所望。2月14日，怀特在他的最后一份诊断书中，竟排除了对病人精力的最后一点顾虑。这次拍的心脏透视片和发病后的片子没有两样，这表明他虽然自一月以来就恢复了正常活动，但心脏并没有扩大现象。怀特说，如果总统再次参加竞选，他一定投他一票。
第二天总统坐飞机到汉弗莱部长的佐治亚农庄，又打高尔夫球，又打猎，试试体力。结果他觉得挺好，这就使他下了决心，要参加竞选。星期二下午4点，他把决定告诉了亚当斯、尼克松、帕森斯和霍尔。2月29日星期三上午10点37分，他在印第安条约厅向报界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如果问我是否参加竞选，我的回答是正面的，也就是肯定的。”
10点52分，全国各广播系统播出了关于这事的首次报道。这时，众院军事委员会正听取战后通讯工作改革的宏伟计划，由一位证人复述一长串的统计数字。议员们听得纷纷打起盹来了，记者百无聊赖，只在纸上乱画。独有主席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爱德华·林伯特一人却睁着兴奋的双眼。忽然间，他使劲用木棰一敲桌子，大声叫道，“先生们，总统刚才宣布他决定竞选了！”一阵激动的情绪慢慢安静下来之后，来自伊利诺州的同事问赫伯特是怎么知道的。电话铃一直没有响过嘛，没有人递给他什么条子，也没有人进来过。赫伯特只得红着脸承认，他根本没有留神证人说话，却只顾偷偷听他外衣口袋里的小半导体收音机；他挂着耳塞子，装作用助听器的模样。
当晚，艾克通过从椭圆形办公室发出的电视广播中，对估计不下六千五百万的观众说：“我真想今天晚上就到你们家里去，因为我觉得应该同你们当面谈谈我今天作出的一个决定，这是经过好几个星期极其慎重、极其虔诚的考虑，才作出的决定……我已经决定：如果共和党提我作候选人，我就接受提名。因此，如果我国人民同意选举我，我就连续担任我现在担任的职务，为他们服务。我认为，我必须让美国人民来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
电视讲话后，他和电视顾问罗伯特·蒙哥马利闲谈，这时，一位电视广播工作人员问他要不要留着他办公桌上的一块大约一英寸高的铜牌，牌上刻的是拉丁文格言Suaviter in Modo，Fortiter in Re，和英译文，意思是：“待人温良，遇事果敢。”总统笑笑说，“我还是把它藏起来好，免得让人觉得我是个书呆子。”
本国真正首屈一指的那个书呆子，这时倒也不乏风趣。有人问艾德莱·史蒂文森，对总统的决定作何感想，他答，“艾森豪威尔决定再次竞选的真正原因，是他万难忍受退居葛底斯堡农庄，而由本森担任农业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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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当1956年盛夏，从拉希莫山到西弗吉尼亚州，玉米都长得很高了。美国至少暂时似乎又回到了意气轻浮的二十年代，人人沉醉于耸听的琐事，酣热的乐曲，恬静的政治，吹捧运动员，追求好汽车。通用汽车公司的重事长哈洛·柯蒂斯成了《时代》周刊选定的本年“风云人物”。精巧的“漫游”牌汽车是底特律盛极一时的杰出产品，有些共和党人此时不禁遐想起来，美国汽车公司的乔治·罗尼会不会有朝一日也当上一任总统呢？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改变美国地貌方面的一大贡献，州际公路网工程这时刚刚动工，最后要搞成四万一千英里新公路——速度高、岔道少、线路直达的干线。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破关荒的大工程，全部费用估计将在二百三十亿到四百一十亿元之间（实际花了七百六十亿元）。中西部一带内陆城市的商业从此面目一新，单说从芝加哥开车到印第安纳波利斯便由六小时减到三小时。公路沿线的服务行业日后竟发展为拥资亿万的企业，客运、货运在精心施工的水泥干道上奔驰于全国各地，既迅速，又安全。
恰巧这时，吉姆·贝利在1956年俄勒冈的一英里赛跑中跑出了二分五十八秒六的记录；不足四分钟跑完一英里，这在美国还是第一回。美国人不仅向新的天地前进；他们简直有点迫不及待了。那一年，按商品和劳务折合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是四千亿美元，而通货膨胀则微不足道。但2月间确也出现了一点不妙迹象：二十四年来不变的邮费变了，一级邮资由三分钱涨到四分钱，航空信由六分涨到七分。
这时工商界对生产率增长虽是沾沾自喜，教堂布道和报刊社论却不免悚然于美国生活的日趋狂乱。不过，就自杀人数而言美国在世界各国中倒并不领先，这和一般人的错觉相反。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美国的自杀率为每十万人中十点八人（男性十六点一，女性四点三），名次远远落后了，既低于丹麦（二十四点一），也低于奥地利、瑞士、日本、瑞典、西德、芬兰、法国、英格兰、威尔士。当然，美国人现在比较容易得到精神病科的治疗，而且1956年以后，那班神经过度紧张的大人物都可以吃氨基甲酸脂镇静药来求得片刻安宁了，这是一种神效的镇静剂，一般都叫惯了它的商标名字“眠尔通”。《时代》周刊径称眠尔通为“万事大吉丸”。这种药最初畅销于纽约的麦迪逊大道和好莱坞。好莱坞的落日大道和高尔区的一家药品杂货铺子当窗贴着一张红色广告：“注意，本店现售眠尔通！”米尔顿·伯利感慨地说，“我真想改名眠尔通·伯利了。”总之，那是兴味索然的一年。
这时，四十年代名噪一时的运动员都渐渐面临他们那一行日薄西山的晚景了：乔·狄马乔己经年过四十，重量级拳击冠军早已改属弗洛伊德·帕特森。体态臃肿，动作迟缓的乔·路易斯这时只是勉强厕身职业摔跤界，悄然无闻。杰克逊·波洛克已经去世了，继起的是利伯雷斯，每次出场总是由他的一步也离不开的妈妈陪着。格雷斯·梅塔里奥斯和弗朗索瓦兹·萨冈呢，已经崭露头角了，奈何听者藐藐。另一位新出名的青年歌手也一样，此君的歌声似乎无处无之，只听他唱，“哦哎－哎－哎－哎呢－呢”要不就是：
『阿伍卜巴帕鲁巴卜！阿洛卜巴姆布姆！
土蒂弗鲁蒂！奥鲁蒂！
土蒂弗鲁蒂！奥鲁蒂！』
这年秋天，埃尔维斯·艾隆·普雷斯利在《好好爱我吧》一片中进入电影界。他作为配角唱了四首歌，以摇滚音乐杂以南方民歌风格和爵士音乐变调的唱腔熔于一炉，竟博得片中最突出的地位。从此他便终年在南部、西部表演，奋力逃避那些发疯也似的追他不放的爱穿半长裤的少女，一心兜售他初次灌制的密纹唱片集——锯《公告栏》杂志每周所作统计，销路竟一下子跃居首位——象“别那么无情”和“伤心旅店”这类单张唱片，都卖出了一百万张以上。
在少女们的父母眼中，普雷斯利是可怕的。他穿着宽松的上衣，紧包的裤子，微愠的眼神醉眼朦胧，噘起的嘴唇微微开合，一手抓住扩音器，猫着腰，用屁股憧击吊在身后的吉他。主持电视节目的人是从来不肯把镜头移向他腰部以下的；他们说他太下流了，这话不假。不过，那正是他叫座的秘诀所在啊！十几岁的少女用铅笔刀把他的名字刻在自己臂上，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就猛送礼物，想把他勾引走。有一次在阿马里洛，记者问他有没有意思要结婚，他回答说，“你既然能隔着禽笆挤到奶，干嘛要自己买牛呢？”
台下的普雷斯利倒是挺直爽，讨人喜欢的。他不象利伯雷斯，从不吹嘘自己的音乐才能。他记得十二岁的时候有人送给他一个吉他，“我拿它胡乱拨弄了一两年，但是从来没有认真学过。”后来他对开卡车开厌了，就带着吉他跑到一家唱片厂去，“我弹吉他的声音据说象敲水捅盖。幸好这个厂子的技师自己开得有一家太阳唱片公司，说我嗓门不寻常，过几天说不定会来找我。”普雷斯利在他的唱片开始卖的时候，雇了一位经理人，这人说，“他唱的也许并不真象南方山歌，但听众的反应是一样的。”
普雷斯利为人粗俗，人们把埃尔维斯念作“佩尔维斯”【“埃尔维斯”是普雷斯利的名，“佩尔维斯”（pelvis）是指人体的骨盆部分。这里的意思是“扭屁股的埃尔维斯”。——译者】，而这却正是他动人之处。他喜欢长时间泡在公共游乐场坐躲闪车玩。他身穿价值一万元的金丝夹织的服装，家里有好几辆五颜六色的卡迪拉克牌汽车。他非常爱护他的头发。（可惜己经看出是个少白头）。他雇了一帮身强为壮的小伙子做保镖，又陪他玩。他住在一所四周布满岗亭的趣味恶俗的大院里。他要上夜总会，就事先去电话，让人采取预防措施。他学着国王，身上从不带钱。后来，他跟戴维·沙因一样，也被征入伍了，派在德国，备受当地新闻界的注意，简直把他着作美国文化的象征。
普雷斯利真人和他在电影里扮演的那种闹剧角色没有多少差别。在这一点上，他算得是一个生得其时的杰出人物。须知在1956年那种气氛中，哪里会有真正悲剧的地位呢？许多严肃的大事不是被漠视了，就是草草一笔带过。这里，值得深思的一件事是：1956年7月20日是美国历史上无比重要的一天，报纸上定大标题的人却只惦记着艾森豪威尔终于把预算搞平衡这件事，竟谁也没有注意到根据1954年日内瓦协议，那一天应该在越南举行自由选举。由于选举不能如期举行，便产生了越共、内战，进而引起了美国的干涉；但那时的评论家谁有功夫去考虑这些问题呢？！
至于当时博得人们注意的那些惨案祸事，却是明白易见的；无非全是市井小报赖以糊口的话题。那年头奇闻可不少：纽约的劳工问题专栏作家维克托·里塞尔被人往脸上洒镪水，两眼瞎了。赫苏斯·德加林德兹博士在曼哈顿地铁车站附近突然失踪，据推测可能是被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拉菲尔·特鲁希略派人给绑走杀害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位教练带领着七十四名新兵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巴里岛附近泅水，遇到潜流，溺死六人。联邦调查局在波士顿破获了布林克公司的一宗二百七十七万五千元大抢案。还有，匈牙利的大叛乱原来是自由欧洲电台的罪过，是他们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多方唆使，一手搞出来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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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6月，美国研究所的一位编辑，菲利斯·布朗女士在威斯康里的银行家年会上娓娓动听地讲了女性的种种脆弱天性。她说，千万别对女人说她不合逻辑，“一般妇女的思想总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那就是，她对一件事情的直感便是最有说服力的理论根据。”布朗小姐还劝他们要多说女人好话，少说男人好话。要记住，女人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的。
《时代》周刊以一种颇有气度的幽默感引述了这位汤姆阿姨的谈话。在该刊的另一期上，编辑们为了想教一位自以为才识过人的妇女有所收敛，报道说，“法国的西蒙娜·德博瓦尔，正如她痛心地称之为属于‘第二性’的姊妹们一样，为了谈话，是连饭都可以不吃的。”许多由男人编辑的妇女杂志对订户们也总是百般迁就。《妇女家政杂志》的一位编辑对一位作家说，“如果我们收到一篇谈女人的文章，描述这个女人进行了某种出乎常规的冒险活动，而且完全是她自己干的，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女人必然是出奇的莽撞，精神不正常。”作为女性业绩的最高典范，该杂志向读者介绍了得克萨斯的一位家庭妇女，说她每天早饭后一小时就梳洗停当，逢人便说，“一到8点半，我最小的孩子上学了，里里外外都收拾干净，我也打扮好了。我可以出去打桥牌，逛俱乐部了，要不就在家里看看书，听听贝多芬，纯粹自由自在地消磨时光。”
但是有心人不难看出，种种迹象表明，她的姊妹们其实未必全都象她一样满足于桥牌、俱乐部。1956年《麦科尔》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私奔的妈妈》的看来平常的小说，结果大出意外，竟比该刊发表过的任何一篇小说都引起读者的注意。不久，《红皮书》杂志发表了一篇讨论《年轻的妈妈为何自比笼中鸟》的文章。它竭力促请一切有这种感觉的年轻妈妈参加讨论——结果两万四千多人应征写了文章来。但是说妇女应该争取别当漂亮的主妇的想法，实在过于离经叛道了，很难站得住脚。因此对于单身的年轻姑娘来说，婚礼的圣坛仍然是她们唯一可行的归宿，而那些有幸伴随一位如意郎君走近圣坛的女人，一样能够变成显赫人物。1956年的名新娘中计有原为玛格丽特·杜鲁门的小克利夫顿·丹尼尔夫人，成为波菲里奥·鲁维罗萨的第五任夫人的奥迪尔·罗丹（先于她的四个是达妮埃尔·达里厄、多丽丝·杜克、巴巴拉·赫顿和拉菲尔·特鲁希略的女儿）。但那年的头彩却被一位出生费城的漂亮的女演员夺得了；她原是服装设计师奥列格·卡萨尼和男演员让－保罗·奥蒙热烈追求的对象，终于勾上了堪称欧洲首屈一指的单身汉：摩纳哥大公兰尼尔三世。若问格蕾丝·凯利究竟是怎样得手的，这个谜只好留待美国的主妇们，在她们使用自动洗衣机和替丈夫洗磨电动剃刀刀片时细细去琢磨了。凯利的父亲只是对人说，“格蕾丝是在法国的里维埃拉遇上他的。她到那儿是为了拍一部片子，叫“捉贼记”——结果瞧她捉回一个什么！”
老凯利是费城的合同商，也是个政界人士，早年曾获得单人划艇赛的冠军，所以他自己也一度是争夺对象。他回忆那位大公初次拜访他家时的情况说：“我原以为他至多呆一两小时。可是他呆着，呆着，一直呆着不走。”老凯利不由得警惕起来。（“她跟着出去玩的那些没规没矩的小伙子，我是一般都看不上的。”）然后，兰尼尔提出向格蕾丝求婚。这件事对她来说实在太重大了，于是把她支开，由男人家来商量。凯利对兰尼尔讲了一番任何一个有女长成，幸得君王宠爱的美国大亨都应牢记的话。警告兰尼尔不要忘了他那号人的地位所带来的弱点：“我对大公说，什么王族身份，我们毫不在乎。我告诉他，我恳切希望他不要象某些王公一样整天东跑西颠，如果那样，他就会失去这个了不起的好姑娘的。”凯利太太把她代女儿记述的回忆录（《我的女儿格蕾丝·凯利，她的生活和恋爱史》）的版权卖给了赫斯特报业系统。《芝加哥论坛报》为格蕾丝抱屈说，“教养如此的女子，却嫁给一个赌场的后台老饭，”分明在影射摩纳哥的蒙德卡罗赌窟。但是实际拥有蒙德卡罗的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由于只要格蕾丝能给她丈夫传种接代，他就可以照旧不向法国政府付税，因此欢呼说，“我真高兴极了，”马上给康纳哥红十字会捐了一百万法郎。
凯利和兰尼尔的婚礼是米高梅电影公司的新闻负责人渴望已久的一件大事，原因之一是米高梅公司的宣传部门曾经促成其事。4月12日，美国出口公司的班船“宪法”号开近法国海岸，把格蕾丝送上了大公的白色游艇“青年”二号的甲板，随她来的有八十位婚礼客人、二十四位专栏作家、四只大箱子、二十个帽盒、三十六件其他妆奁和新娘的一只法国卷毛狗奥利弗。天上有奥纳西斯的私人机队的一架飞机向游艇大散其红白二色的康乃馨。岸边传来阵阵电喇叭声、汽笛声、火炮声，二十一响的礼炮声，闹成一片。码头上的记者真正是黑压压的一片——从世界各地来了一千五百名记者，比上年去日内瓦采访首脑会议的人还多。兰尼尔上得岸来，和格蕾丝并肩坐上一辆绿色克莱斯勒皇家牌轿车，却发现竟被五十来个摄影记者挡住了去路。至此，似乎谁都到了摩纳哥，可是恰恰缺了新夫妇最盼望的人物；欧洲显赫的君王辈。伊丽莎白二世是早就谢绝不来了，大陆各国的王室也都学了她的样。英国派在摩纳哥的只是一位低级外交官。至于，伦道夫·丘吉尔呢，此公当时恰巧在摩纳哥，便忿然说：“我到这儿来，难道是为了结识凯利这号俗气人吗！？”
伊丽莎白避开了各国报纸拿她来做文章，但另一些大人物却满不在乎。艾森豪威尔总统派来了旅馆业巨头康拉德·希尔顿代表他参加婚礼；阿加汗偕夫人到了。率领蒙德卡罗的文学界恭与其盛的是萨莫塞特·莫姆。还有那痴肥的埃及废王法鲁克，只见他蹒蹒跚跚在爬圣尼古拉教堂居中的台阶。这可教管事的人好不心烦，因为这原是专给新郎新娘一群人走的啊。于是只得把法鲁克请到一边，让主人们上来。不久，只听得格蕾丝一声“Je veux”【法语：“我愿意”西俗婚礼中女方对牧师所提的一连串问题的答词。其实质等于女方单方面宣誓忠于其夫。——译者】，便一举取得了多少封号：两个公主封号，四个公爵夫人封号，九个男爵夫人、八个伯爵夫人、四个侯爵夫人、一个子爵夫人的封号。她收到的礼品，光算钻石就值二十五万美元，在那大喜日子里，小偷扒走的东西竟值十五万美元之多，但对包办盛典开销的奥纳西斯来说，反正不是什么亏本买卖就是了。8月，兰尼尔宣布夫人有孕，于是摩纳哥全国满街跳舞，篝火齐明，又放炮，又吹号，自是一番庆祝。于是《纽约每日镜报》这才用上了它保留了将近一年的新闻标题：摩纳哥天气预报：2月份将有一个小小多雨天。【标题原文为“A little rainier in February”有双关意。（2月份将产小兰尼尔）。兰尼尔原文为Rainier可作“多雨”解。——译者】
说起法鲁克，自从他挟其色情的珍玩秘藏逃出开罗，已经四年了；这时间，埃及早成了军人集团的据点。1956年6月，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中校一跃而为军政府的领袖。当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自以为对纳赛尔有十足把握，便给了他一顿教训。结果惹出一场小小的战争，而且，说来有趣，倒是替艾森豪威尔争取连任总统帮了一个大忙呢。
纳赛尔在冷战中是中立的，杜勒斯当然对他讨厌透顶。原先美国一直想把埃及拉进西方阵营，为此，华盛顿头年冬天告诉开罗说，美国愿意借给埃及五千六百万美元，用来修建尼罗河上跨度三英里的阿斯旺水坝。但是纳赛尔却不感恩：它承认红色中国，企图破坏巴格达条约，宣布准备访向莫斯科，以价值二亿美元的棉花交换捷克军火。这样一来，杜勒斯便在7月19日公开撤消了这项贷款决定。当时国务院中东科的职业外交官也曾警告杜勒斯说，纳赛尔可能占领苏伊士运河作为报复。纳赛尔果真这么做了。他还放言：“我要瞪着美国人说：教你们都气死吧！”又说，“我们要修大坝，我们爱怎么修就怎么修。苏伊士运河每年收入一亿美元，我们干嘛不把这笔钱自己拿过来？”还说，“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血汗，自己的资金。还要由埃及人自己来管！埃及人！埃及人！”
不过，这个打击并没有落到美国头上，而是全部落到了英法头上。由于华盛顿一帮反殖民主义者的催促，英国在6月从苏伊士运河撤出了最后一批军队。这时纳赛尔却切断了英法工业的主要石油来源。按每天通过运河的一百五十万桶石油中，一百二十万桶是去西欧的：欧洲大陆取暖和生产用的全部用油，足有三分之二要靠苏伊士运河，其余三分之一则来自阿拉伯人可以很容易破坏的陆上管道。因此，这对伦敦、巴黎来说真是一大危机。这个局面就是遇到迪斯雷利般的能干人也不好对付，何况眼下唐宁街10号的主人哪里是什么迪斯雷利呢。他是安东尼·艾登爵士，此人当年是丘吉尔麾下了不起的外交大巨，现在却疲惫得不成样子了。这副首相重担，他实在无法胜任。他夜里睡不到五小时，不断吃安非他明药片【一种解乏、镇静神经药。——译者】，勉强支撑着。几年后，药物专家发现这种药可以使一个有头脑的人丧失对事物的判断力，而艾登在1956年的情况可不正是这样！
这时艾登和法国总理居伊·摩勒认为他们的困难是杜勒斯造成的，因而对华盛顿采取不理会的态度。他们决定按照他们自己的办法（更确切地说，是按照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所主张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在本－古里安看来，现在同可恨的埃及人算帐，是再好不过了。俄国正忙于应付匈牙利一天紧似一天的危机，美国正处于大选期间，英国人和法国人对纳赛尔正在气头上，力求一战。本－古里安提醒他们说：在某种情况下，英法是可以利用某种合法借口，派一支联合远征军去中东采取行动的。按1950年的三国宣言规定：如果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爆发战争，英法就可以重新占领苏伊士运河。本－古里安表示，他将欣然提供这种借口。艾登、摩勒二人称是，大计遂定。
10月末，中央情报局收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报告：以色列已在动员，十多万以军已经进入毗邻埃及的边界线，坦克也作好了西击的部署；而英法两国的外交部却越发显得沉默起来。在华盛顿看来，英法现在态度这样正经未免令人不解，好象是在故意避嫌疑，以便日后好洗刷干系。不过，没有料到他们竟会串通了耶路撒冷在搞密谋。10月28日（星期日），正在沃尔特·里德医院住院体检的艾森豪威尔就不相信这一点。他一边在医院的楼道里来回走动等待检查，一边起草写给本－古里安的文件，苦笑着说，“唉，以色列，钡餐，【钡餐（Barium），体检用的口服试剂。——译者】凑在一起真够呛。”
第二天以色列动手了。华盛顿时间下午3点，电传打字机嘎哒嘎哒打出了第一份新闻公报：以色列军越境进入埃及国土。现在，艾登和摩勒已经拿到借口了。他们故作姿态，同时向耶路撒冷、开罗两处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双方立即放下武器。艾登在下议院宣布，“我们已经要求埃及政府同意让英法联合部队暂时进入各重要据点。”如果这一要求遭到拒绝，他说，英法军队“就要使用必要的兵力”对苏伊士进行干涉。
这时，艾森豪威尔己经离开医院到南方竞选去了，便匆匆赶回华盛顿。星期一晚7点，首都暮霭初降时，他的汽车从西南门进了白宫大院。他同亚当斯、雷德福、杜勒斯兄弟俩商量以后，批发了哈格蒂草拟的如下声明：“会上，总统追述了本届政府和上届政府都曾保证美国要对遭受侵略的中东国家进行援助。我们将谨守诺言。”星期三，以塞浦路斯为基地的英国轰炸机群袭击了埃及机场。艾森豪威尔说：“我实在不明白这些人犯了什么疯病。照说也算是有头脑的人嘛，竟干出这种荒唐透顶的事来，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可是：“我们总不能对弱者实行一种法律，对同我们结盟的国家实行另外一种法律啊。”他在星期三电视广播里对美国人民讲的也正是这一点。英国人、法国入认为这场乱子全部应该由杜勒斯负责，简直气极了。艾登表示，无论联合国提出什么停火建议，他一概拒绝。星期六，早已筋疲力尽，身心交瘁的杜勒斯倒下了，胃溃疡引起了胃穿孔，进了沃尔特·里德医院作了两小时半的手术。周末，全世界似乎都是大战临头了。这个星期天，白宫得到了英法军队正在塞浦路斯上船准备入侵苏伊士运河的消息。第二天一早，英国的空降部队开始在运河北端降落。当晚，布尔加宁对艾登、摩勒和本－古里安发出警告说，他们的军队如不立即撤出，行将成为装有核弹头的红色导弹的攻击目标。同时，布尔加宁向艾森豪威尔建议由美苏联合制止侵略。艾克非常恼火，对一名助手说，“这些英国人——我一向还把他们看作是我的左右手呢！”他告诉布尔加宁，俄美联合干涉是“不可思议的，”并指责这位苏联总理说：红军“这时正在残酷镇压匈牙利人民的基本人权，”苏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分散人们对匈牙利事件的注意罢了。
这话可不是冷战的陈词烂调。艾克说的有理：俄国人在同一星期确实也犯下了滔天大罪。事过之后，共产党总是念念不忘苏伊士问题，而西方总是念念不忘匈牙利事件；事实上两件事一样恶劣。星期三，在英国皇家空军首次袭击运河区的前一天，布达佩斯反苏的暴乱分子拥戴伊姆雷·纳吉为匈牙利总理。星期六，全国都动起来了，纳吉宣布不承认使匈牙利成为苏联卫星国的华沙条约。俄国军队先从布达佩斯撤出，随即重新集结，粉碎了叛乱。布达佩斯的街头摆满了死难者的尸体，红衣主教约瑟夫·明曾蒂跑到被包围的美国大使馆去避难。匈牙利驻联合国的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出面干涉。洛奇提出了一个进行干预的议案，俄国人给否决掉了。艾森豪威尔从共同安全基金中动用了两千万美元，向匈牙利提供粮食、医药，并下令让两万一千五百名匈牙利难民进入美国，交待手下的人一定要由政府给这些人安排住处和工作。与此同时，他向布尔加宁提出了抗议。苏联总理冷冷答道：俄国和匈牙利自有办法解决彼此的分歧，不需外来的帮助。
1956年11月6日（星期三）上午，法国步兵占领了运河的东部。同日，俄国军队抓住了纳吉，联合国大会谴责苏联入侵。同日，六千一百六十一万六千九百三十八名美国人参加了总统选举投票；这时人人心中想着战争，而全国最出色的将军恰好列在候选人名单上。选民会把二者放在一起考虑，这是不消说的。他们这样做恐怕也是对的。的确，在那险恶的一周中，艾克始终处之泰然。一次艾登来电话，亚当斯正和总统呆在椭圆形办公室。艾森豪威尔热情地说，“啊，安东尼，你现在怎么样啊？”
亚当斯事后严肃地说：他的确向对方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当时想，要答复这个问题，真不知要费多少唇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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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事情之后，总不免会引起一种政治上的一边倒的情况，这次也不例外。不过，即使纳赛尔没有动苏伊士运河，即使匈牙利当时一味服贴无事，艾森豪威尔也还是会再度当选的。任何民主党候选人都休想赶他下台，而对喜欢事后说风凉话的人来说，象艾德来·史蒂文森这等聪明人竟也没有着清这一点，未免是个怪事。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统计数字表明，十个美国人里边不下于七人是信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他在首任期间，己经取得许多在四年前看来似乎根本办不到的成就。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了，并没有引起经济萧条。麦卡锡已经彻底失败了。布里克修正案已被束之高阁，诺兰在国会里已经孤立起来了。共和党现在已经认可联合国的事业。除开斯泰尔斯·布里奇斯一人而外，再没有什么够身份的共和觉人主张入侵中国或者对俄国来一场预防性战争了。再说，艾克对国内许多问题的处理，也使人感到他确实是一位比表面看来更精明一些的政治人物。他的联邦公路修建计划已经超出了工程兴办署的预算。通货膨胀已经停止了。劳工所得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在逐渐增加。社会保险事业已经有所扩展。本届政府已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反托拉斯计划；它的土地银行，由于为了农业界做了好事，已经使民主党人再不能用这个问题来大做文章了。
总统此外还有一些可贵之处，虽不那么具体却很有力，对他的竞选当然大有好处。只说他的为人，便是他响当当的政治资本。约瑟夫·艾尔索普写道，“艾森豪威尔最了不起的一大贡献，是使我们重新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美国风格——他是通过自己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这种风格的。”理查德·罗维尔也深信不疑“艾森豪威尔每次代表我国讲话时，……总的说来，给全世界的印象是，他可以称得上是为世人所熟悉、所尊敬的少数几任美国前辈总统的当之无愧的继承人。”
这些说法当然不全面。如果问题真是仅限于上面说到的这些，那么民主党内部就不至于拼命去争夺提名了。在民主党看来，艾森豪威尔政府似乎是一攻即破的。这个“老大党”，越发是大企业主的党了。党内的自由派同老一辈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依然如故，闹得一塌糊涂。从中东的混乱局面可以看出，杜勒斯在国外的表演实在也不高明。不过略去这些不谈，倒是有三个超过一切的重大争议问题：一是总统的健康，二是副总统尼克松其人，三是民主党候选人的辩才和丰采。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否能长寿？这个希望充其量也不过是个说不准的事。他如果再度当选，任满之前便年过七十了。他说过，当美国总统实在是世界上最累人的工作。一年前他的心脏病就大发作过一次。何况令人担忧的还不仅是他的心脏而已呢？原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半月左右的时候，他还发过另一种病，结果不得不用救护车把他从白宫接走，在医院手术台上受两小时的折磨。
这事刚一发生，仿佛丹佛的那一幕又重演了。6月9日凌晨家住康涅狄格大道公寓里的斯奈德大夫被心神不宁的玛咪·艾森豪威尔来电话叫醒了。原来总统这时正在床上翻来复去折腾，说是胃痛。她该怎么办？喝氧化镁乳浆已经不起作用了。斯奈德大夫立即赶到了行政大楼。早餐后，哈格蒂发布了一份简短的公报说：“总统患胃病并感头痛。今晨斯奈德大夫来诊，并侍护在侧。总统心脏无问题。”但这公报远远不能使人放心，上次丹佛发生病变时，一开始不也只是说“消化系统失调吗？”随后又发出第二份公报，具体了一些：“总统患回肠炎（小肠最下部分发炎）”，为“预防意外”拟即移沃尔特·里德医院诊治。
这一天可忙煞了哈格蒂。他不停地对记者们说，回肠炎别瞧它来势凶猛，实际上并不严重。救护车在一排喇叭齐鸣的摩托车的护送下离开了白宫大楼。保罗·达德利·怀特也来了。（说“他们要我在这儿，怕万一需要做点什么，”）南卡罗来纳州的警察半路载了另一位外科专家，匆匆用喷气式教练机以超音速度把这人送到沃尔特·里德医院。这时，十几位外科大夫正在对总统的消化系统的下部进行检查。手术是非动不可的了——否则可能引起肠痈——但哈格蒂说得不错，手术不用担心。手术后，有人问主治的外科大夫伦内德·希顿博士是否认为艾克应该放弃竞选连任？他说，“我决不认为应该这样。”关于总统的寿命问题，他说，“我们想，这次手术只会使他延年益寿。”大夫都估计总统只需一个到一个半月的休养，就可以照常工作了，于是全国报纸都刊出这样的大标题了：大夫认为艾克可以照旧参加竞选。
史蒂文森的传记作者肯尼思·戴维斯日后认为，当时艾森豪威尔健康虚弱，“决没有成为他再度当选的障碍。反之，倒是他的又一次政治资本。他濒危而不死，倒反使他更富于英雄气概，比以往更受到人民的爱戴了。”戴维斯认为，这一点应该归功于他本人的气质，“归功于他能完美地表达全国的主导情绪，归功于他本人博得的热爱。”民主党人对艾森豪威尔声望之高是了解的，因此对他一直认真对待。
至于尼克松，可是另一回事。在野党的领导层眼见他经过反复考虑，再度竞选，不免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他们满以为全国的人都跟他们一样讨厌这个副总统，于是便打定主意对他下辣手。史蒂文森说副总统“滑头”，“莽撞”，“缺乏经验”，“两面三刀”，等等。11月5号，他在明尼阿波利斯还对一群听众这样说：尼克松“现在收起了弹簧匕首，摆出一副高级童子军的模样来啦。”他还提醒大家说：这位副总统最近在本市公开说过，中东不会发生战争。史蒂文森和许多别的民主党人一样，确实感到如果尼克松日后竟然继任总统，那祸害可太大了。
反对党说什么，尼克松当然可以相应不理，他也正是这样做的。可是来自本党的批评却严重多了。说来有趣的是，“老大党”里当时被称为“倒尼运动”领袖的，竟是尼克松最崇拜的政治偶像哈罗德·史塔生。史塔生认为如果倒尼运动成功，总统是不会伤心的；这个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艾克曾对一位顾问说过：他对尼克松的为人是有顾虑的，又说：“说实在，我对迪克观察过很长一段时间，简直不见他有什么改进。所以我真的不能相信他是一块当总统的材料。”
这时，党内的基层党员出来说话了。共和党的选民一直是拥护尼克松的，现在亮出了他们的态度。在新罕布什尔和俄勒冈州的初选中，有五万二千二百零二人都把尼克松的名字写在艾克的名字下边。这事使尼克松大喜，史塔生则不然。4月26日，副总统要求见总统，说：他如再度竞选实在不胜荣幸。艾森豪威尔叫来了哈格蒂。哈格蒂进屋来，看到这一对1952年的竞选老搭挡正相视而笑呢。据他回忆，总统对他说，“吉姆，迪克刚才对我说他己经决定跟我一起竞选了。”这时亚当斯和帕森斯也来了，听到了这个消息。然后，艾克对哈格蒂说，“你觉得我们应该怎样宣布这个消息呢？”这位新闻秘书建议由尼克松自己立即去告诉专访的白宫记者团。艾森豪威尔点头说：“吉姆，你陪他去。等他宣布完了，你告诉大家：我本人听到副总统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很高兴。”
1956年的倒尼运动的象样的几着，就此结束了，哈罗德·史塔生的政治生涯实际上也就此结束了。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史塔生的论点始终只有一个代表信他的，那是内布拉斯加州的特里·卡彭特，此人素性乖异，是三十年代同库格林、汤森一起的偏激无知之辈。各州提名唱票时，卡彭特为了表示对尼克松的不满竞独自选一位虚构的“乔·史密斯”作副总统候选人，从而制造了这次旧金山大会上两个令人难忘的场面之一。另一次是这样的，艾森豪威尔发表接受提名的讲演时，插进一段训斥自由派专栏作家的话。这时全场都跳了起来，大声欢呼，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苦于这帮反对他们，反对共和党的论客们的挑剔中伤，现在他们的总统多少替他们出了一口气。第二天报上充满了政论家纷纷为新闻自由作辩护的激昂文字。从长远看，这不过是小事一端，但是从此政治记者的怨气公开化了；而在日后另一届共和党政府中，尼克松和他的副总统更进一步恶化了这种关系，终于酿成了一重绝大的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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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史蒂文森州长曾以竞选失败时表现的尊严和风度赢得了论坛上的好评。现在他又失败了，实在很难指望他重复上一次那种动人的表演了。果然，他没有能做到这点：他这次的表现使第一次的表演也为之失色。这位民主党的旗手，只因念念不忘1952年的决胜战术，终于失败在职业宣传家的催命符之下。原来他自己竟参与所谓“昔日”的史蒂文森和“今日”的史蒂文森优劣如何的讨论，仿佛真有两个史蒂文森似的。此外，他的左右还传出不少关于他的“形象”如何受到“损伤”之类的蠢话。
“1956年的竞选运动真是古怪又希奇啊，”一位老民主党人后来对埃米特·约翰·休斯说。“简直可说是别开生面，因为几乎谁也想不起你们有哪件事做错了的——同样，谁也想不起我们有哪些事做对了的。”最糟糕的是，早已退出政治舞台的杜鲁门忽然又露面了。他为了保纽约州州长阿夫里尔·哈里曼获得提名，竟迫使史蒂文森不得不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而投入一场抵消力量的党内斗争。当他发现他控制不了代表人会时，便进而横下了心，非让史蒂文森的希望彻底破灭不可。这位前总统一怒之下，竟为共和党人提供了他们意想不到的大好炮弹。杜鲁门把史蒂文森说成是“保守分子”，奉行一条“举棋不定的路线，”根本没有那种“我们非此不能取胜的战斗精神。”
史蒂文森另有一些不利之处。照说，他本来是应该跟艾森豪威尔，而不是跟杜鲁门，尼克松之辈迸行较量的。但艾森豪威尔总统却采取了一种超然于斗争之外的姿态。他同罗斯福总统一样，总不让对手和他短兵相接。他在应付国外日益严重的危机之余，只就心平气和地沿用“老大党”的那套温和的竞选口号“和平，进步，繁荣”来为自己竞选。与此同时，尼克松却发现了后来成为他一项最惯用的政治策略，这就是：当他面临抉择时，总是按照大家乐意的办法去办，同时反复强调他所选定的确实是更艰苦的一条路。他说，要让他象史蒂文森那样来支持停止氢弹试验，是再“容易”不过了。接着，这位副总统以其颤抖的声音说，但是他的良心迫使他不能不有违公共舆论而要求进行试验。其实，道路艰苦的恰恰是史蒂文森。那个年头要求制造更大更凶的核弹的人，能丢几张选票呢？这时的尼克松可谓左右逢源：既投合了大多数人的心意，又赢得了胆略出众的美誉。
史蒂文森派里党务老手提醒过史蒂文森说，核试验问题会使民主党里的许多大派别（特别是黑人和劳工）感到不满的。这一点他是知道的；他之终于决心不顾一切照样干下去，一口咬定他要说的都是该说，这恰恰才是真正好样的、有政治勇气的人呢。在这种节骨眼上，我们倒是领略到了这位1952年总统候选人的英姿犹在。当年他勇气十足，现在他也一样。他的短处在于欠圆通，不善谋——圆通、善谋也许算不上什么大德行，但对于政治领袖来说却是十分必要的啊。
艾森豪威尔关于核试验的论点——一是：必须制造威力更大的核弹才能使美国在“讨价还价”时处于“优势，而不是劣势”；二是：“打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唯一办法，是不让它打起来”——在外行人觉得是颇为动听的。尽管时间最终证明史蒂文森是正确的，但选举却不是靠这种道义上的胜利取得的。须知冷战在1956年时还是一种可怕的现实啊。史蒂文森低估了它的影响，也不仅在核试验问题上。一次他在发言中忽然提出，现在己经到了应该对美国国防采取一种“新的观点”、考虑“结束征兵制”的时候了。而等到抗议之声四起，他却又转而改取守势。这对于一个以挑战者自居的人来说，当然是万万不足取的。
临近11月，史蒂文森的竞选运动已经变得有气无力了。精神涣散、疲惫不堪的他，在选举前夕的电视讲话中却又说了一些不得体的话。他说，不管事情多么不中听，“我仍然要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所有的科学证据，历史和经验的教训，无不表明，如果明天共和党人胜利了，那么，理查德·尼克松就非常可能在未来的四年中成为我们的总统。”这话果然不假。但在向全国广播时这样讲，可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番话使史蒂文森手下的人很恼火，从此，这场以弱对强的奋战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竞选中所占的优势实在是惊人的。他在选举团投票中获得了四百五十八票，而史蒂文森只有一七十二票，也就是说，获得了超过对方一千万选票的多数。在整个四分之一世纪里，黑人破天荒投了共和党人的票。总统赢得了非工会会员劳工的三分之二的选票，工会会员百分之四于五的选票。他也囊括了各城市新郊区的选票。他的选票总数超过对方达百分之十六之多，只比1928年胡佛获选时的超额数字低百分之二。
这回艾森豪威尔是在华盛顿谢拉顿公园总统住所举行庆祝会的，晚9点，什么疑虑都打消了。谢尔曼·亚当斯席地而坐，无比兴奋地瞧着一架小电视机：里边，杰里·帕森斯操着亚拉巴马州的口音叫嚷：“大家听着，美国南部邦联的策源地——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刚才有史以来第一次地投了共和党人的票啦！”艾克带头欢呼，然后对埃米待·休斯说：“还得看看密执安州和明尼苏达州怎么样。你记得有关纳尔逊【英国海军上将（1758－1805），1895年10月英法在特拉法加的海战中，法军被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所败。纳尔逊在海战中重伤致死。——译者】的一段故事吗——他马上要死了，还四面望望，问道，‘他们还有留下的吗？’我想我也是这样。我每参加一次战斗，总是非获全胜不可……有六七个州我们是没有办法的，但我不再想丢掉什么了。不能让他们还有一个‘留下’——跟纳尔逊一样。那就是我现在的想法。”
总的说来，这是一次乏味的选举。然而民主党大会上也还有过一段兴奋的时刻。史蒂文森拒绝提出自己的竞选伙伴，明确宣称要代表们来决定。于是，一场混战随之而起，袖手旁观的全国人民遂得以略窥未来的远景。
争夺是在埃斯蒂斯·凯弗维尔、艾伯特·戈尔、罗伯特·瓦格纳、约翰·肯尼迪和休伯特·汉弗莱——唯有他来芝加哥前已经决心参加竞选副总统——这五位之间进行的。凯弗维尔最后胜利了，但险些儿击败了他的肯尼迪，却在全国的电视观众中留下了深刻得多的印象。当参议员林登·约翰逊出面为肯尼迪欢呼，激动地叫喊“得克萨斯州要以自豪的心情投票选举这个身上挂过彩的英勇的水兵”的时候，提名肯尼迪似乎已经定局了，却不料原先支持戈尔的密苏里州这时忽然转而支持凯弗纽尔了。第二天《纽约先驱论坛报》关于大会的报道一开头使说，“人所共知的”肯尼迪好运气“今关宣告结束了”。事实上，肯尼迪这次竞选副总统的提名遭到失败，毋宁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事。由于这次登台作了一次简单而又颇有风度的接受大会决定的发言，他那动人的丰采立时造就了一大批醉心于他的选民。现在全国人民都熟悉他了。正如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说，“肯尼迪在临近胜利之际突然失败，以及他表现的那种青年人的干净利落劲——先是全力求胜，继则恰然服输——深深打动了全国家家户户人们的心。”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半。另一半是：既然他没有列入候选人名单，就不能把民主党最终失败诿过于他了，或者，更具体地说，诿过于他的天主教信仰。按信奉天主教这一条，自1928年胡佛彻底击败艾尔·史密斯以来，一直算是致命的政治问题。选举过后不久，有人对肯尼迪说：到1960年选举时，他一定能轻而易举取得副总统提名的。“我再也不竞选副总统了，”他毫不含糊地说，“我现在要竞选总统了。”
第二十三章 追求幸福
所谓“艾森豪威尔假寐期”是指从1953年朝鲜停战开始到1957年秋季为止的这段日子。原来美国人一向以为自己的技术优势是所向无敌的，这时得知苏联火箭专家已经悄悄抢先了一大步，不禁心慌起来，这以后，信心就大不如前了。于是为了重新恢复美国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耗费了几千亿美元进行星际探索的疯狂争夺战，然而年复一年地球上种种令人沮丧的事，却使美国的自尊心受到新的侵蚀。令人眷恋的1953到1957年这段喘息时间，从此成了无邪的黄金时代，好比失去的童年那样令人惋惜；好比值得怀念的往日，显得份外清明可爱。
说实话，这段“假寐”时间固然不那么美，但也不象美国知识界描绘的那样空虚无物。在知识界看来，那几年枯燥无味，苟安自得，乃是无节制的纵情物质享受的时代，八五八书房整个社会是离心离德，随俗从流，个性泯灭，精神空虚；到处充满无聊的厌烦情绪和低趣味的粗鄙行为。那是一个浮游无根的时代，四万一千家汽车旅店替代了城镇旅馆。在搞得最出奇的宿处，旅客只要多花两角五分钱，就可以享用一张刺激性感的摇晃床。美国的宗教事业已经落到拨个电话听听祷词了事的地步；《现代电影》杂志；连载《电影明星怎样获得宗教信仰》之类的文章。还有现成出售的六十秒钟内解决一切心事的锦囊妙计；有些人看到达一切就深感幻灭。照这些人的看法，五十年代中期是一无可取的！这时个人地位的标志是高级职员专用厕所的钥匙；大丈夫气概的标志是参加“美身刮脸香水俱乐部”【美身为香水商标。这是意为依靠化装。——译者】谈民主，不外是投财神爷的票；比排场，无非是家里有没有好松木建造的娱乐室；而经济生活的标志则是能否照“阁下应即购车”【“阁下应即购车”（You Auto Buy Now）是一种汽车推销广告。其中Auto一词是汽车，但又是ought to（应当）的谐音双关语。——译者】这条办事。
当时也确有不少新发明的小玩意。技术上的变化从来未使美国人如此着迷过。人们惊异地谈论着晶体管，那种小得象鞋带头的锗片或硅片既可以用来开动众议员赫伯特的那种微型收音机，也可以供应小型助听器需要的动力（这种助听器小到可以装在眼镜架里），还能使战斗机的设备减轻一千五百磅。新发明的小玩意有什么不好呢？只有苦行主义的顽固怪人才会鄙视席梦思公司推广的特号大王型和女王型“佳寝”牌床垫。虽然在汽车旅店抽水马桶的座圈上覆盖着印有“为了保护您的健康，本座圈已经消毒”的纸条显得有点可笑，事实总归是，过分清洁还是比太不清洁为好。在洛斯阿拉莫斯等等从事研制核武器的活动之外，美国技术界正在使大家生活得更舒适一点，这还总是令人高兴的嘛。
新发明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其数目之多有时令人眼花缭乱。突出的就有：中心吸尘器、乙烯基塑料地板、按钮电话、立体声调频收音机、烘干洗衣机、汽车自动变速装置、乘车入场商店、有空气调节的公共汽车、电热毛毯、电动地板打光器、电动转笔刀、电动罐头刀、电动地板打蜡机。这些发明一件件问世普及，随即成为中产美国人生活必备。这样，较实用的新产品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到五十年代中期那千百万醉心摇曳音乐的一代男女渐渐发觉，在数不清的琐细方面，生活已经变得更安逸，更好过，更方便，更有趣了——一句话，更有过头了。同时，他们对大萧条也还记得。他们以喜惧交集的心情认识到：“那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那种日子确实已经过去了。日趋富裕的迹象，随处可见。造成这种繁荣的原因很多：自然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性政治变化、人口情况、西欧经济的改观，以及美国人的勤奋任事。美国生产着全世界商品的一半。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到七十年代初期又翻了一番）。美国在海外的投资从一百二十亿美元增加到八百亿美元。单是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预算就达到了波兰全国预算的规模。
凡此种种，其结果是美国生活水平提高到了世界其他地方难以理解的程度。近于百分之六十的家庭自报工资收入属于中产阶级。仅从四十年代后期起，平均家庭收入已由三千零八十三美元提高到了五千六百五十七美元；即使按照货币贬值率加以换算，仍然增长百分之四十八。用阿道夫·伯利的说法，美国那时是处于“奔驰的资本主义”的阵痛之中。无产阶级正在被改造。普通的双职工驾驶着昂贵的新汽车，认购股票。1954年5月份《幸福》杂志提出，该是“改变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旧形象的时候了。他不是，并且多年来已经不是小房产主或杂货店老板了。如果要找它的典型人物，最合适的或许就是底特律的车工了。”
大萧条时期幸存的人，才一领略新繁荣的滋味，就又变得不合时宜了。须知经济繁荣曾是此辈青年时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他的理财本能是怯懦保守的；如果他能积蓄一百元，他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可是节俭已经突然变得不时兴了。战后成年的美国人，对于拮据岁月素无体会，往往把到手的每一分钱，连同今后很长时期也挣不到的收入全数花光了事。“大手大脚”成了恭维人的话。这些挥霍的人象1929年股票市场的投机者一徉，依靠赊欠过日子，并且尽量少预付，多购买；所不同的是，他们买进的是消费品，而不是证券。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的基础就是分期付款购货计划。1952至1956年间，美国消费者债务从二百七十四亿美元增长到四百二十五亿美元，即百分之五十五。分期付款的赊欠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三，而购买汽车的欠款几乎增加百分之百。虽然几年很繁荣，个人可以使用的收入却仅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新一代的美国人把自己抵押给了未来，却还显然过得挺美。他们掉以轻心地谈论“债务整顿”和周转性信贷计划。这时应运而生了一种新的职业，所谓债务顾问，向他们提供处理信贷的意见。
那时连新兴的近郊住户中高薪之家的积蓄也很少。在长岛的莱维特镇和伊利诺州的帕克福雷斯特地区，银行存户的平均存款额大约是三百美元。年轻夫妻由于习惯于所得税按月在工资中扣除，习惯于一揽子的抵押借款，因而对于利率大小并不在乎。他们在分期付款购货时只问每月付款多少；他们把银行贷款的圈套和载有特定付款额与债务条件的购物证，简直视为生活保障；而银行当然乐于照办。小威廉·怀特说得好，银行“并不宣传储蓄的思想”只是提供“储蓄的门路”。
为父母的惊愕之余，管年轻人叫“蚂蚱”。这些年轻人的哥哥姐姐也对他们感到吃惊。经常听到三十多岁的夫妻在议论二十多岁的夫妻时说，“我们在他们那个年龄是做梦也不肯欠债的。”不过，在过去美国还没有诸如医疗保险和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现在储蓄的理由是见少了。遇有急需，新一代人总是可以弄到贷款的。这显然违背严格的个人主义的信条——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新教徒道德——而生活在新的发展阶段中的年轻享乐主义者却尖锐地回答说，个人主义，正是个人主义才引起大萧条的啊！人们注意到广告中新教徒道德的特殊用语巳日益减少：象“强迫”、“迫使”、“向上”、“控制”等词已不行时，年轻人振振有词地说，多花钱不仅平添乐趣，也更合乎情理；有的人认为更爱国呢。某电台录过一支五声合唱的小调，结句是：“买啊买，今日所需今日买”，如此每天反复播送七十次。
即使你买的并不是需要的东西，你也是在支持繁荣嘛。任何反潮流的趋势都不免使人惊慌。纽约某报报道说，“节约风气的抬头，使政府感到不安。”麦迪逊大道美国广告业引用了塞缪尔·巴特勒【塞谬尔·巴特勒（1815－1920年），英国小说家。——译者】的话——“进步的基础全在于人人都想要过超支的生活的普遍愿望。”——沃尔特·汤普森广告公司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一段居然是出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放纵话：“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购买和享受各种奢侈品，这岂不是对勤劳的推动力吗？……如果没有这种推动力，大家都会自然地趋向于懒散，所以奢侈岂不反而可能使得生产超过消费的需要吗？”（在引用这段话时，广告说富兰克林“看来修正了他早先为大家所更熟悉的关于节约如何重要的论述，不失为一种通达的反省。”）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认为所谓顾客主宰一切的说法成了一派胡说。需求是受人操纵的：社会公论也是由人安排的；人人无不生活在有组织的骗局之中。这就是消费者的地位。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正在发展中的新经济，正如必须了解杜勒斯的地位，才能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一样。在市郊成套住宅区，人们把这叫作“好生活，”意思是占有欲得到了满足——住宅是错层式的，双车车房中果然有两辆汽车；此外，海上有游艇，海边有别墅，东西坏了过时了（亏得那些有意使商品过时的设计人的奇才，东西很快过时），就去买新的；而在朦胧的未来，子女能受到大学教育，然后再由他们来重演这一过程。但是，这种繁荣心理并不仅限于近郊居民阶层，却把一天大似一天的中产阶级全都包括在内了。情况也必须如此，因为大规模生产就是以大规模消费为前提的。处于较低层的美国人，他们的收入差（也就是年收入在四千八百美元至五千二百美元以下），无缘搬到帕克福雷斯特，帕克默希德，德雷克塞尔清溪这一类住宅区去，他们之参与消费话动，在于购买其他商品：啤酒、牙膏、止痛药、洗发剂、配制好的蛋糕原料、轻泻剂、洗涤剂、刀片、润肤剂、香烟，还有——对大多数家庭属于大项开支的——新汽车，而这些都是在电视商业节目中叫卖的。在商品的扰嚷宣传声中，随时都要电视观众去留心，去买新的商品的，如有必要就去向可靠的信贷公司举债，以便分享那说得天花乱坠的美妙生活，否则就有失去他们所珍视的一切的危险，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对消费者进行愚弄和操纵的概念在五十年代中期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广泛地意识到这种作法则开始于这一时期的“顾客诱导术”的研究，及其涉及的一切内容，正在变得非常巧妙。实际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感觉到这种诱惑性的存在。广告业中玩弄花招的能手之大言不惭，有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人把肥皂的香味、皂沫的结构，纺织品的洁白度，说得神乎其神，并以此自鸣得意。这些人信口开河——夹以用户意见和销售数字来证明他们的说法——什么从俄勒冈州到科德角凡是抽烟的主全改抽“马尔巴勒”牌香烟了：都丢掉原有的衬裤，去买“织机之果”公司的骑师式短裤了；都一窝蜂拥到信贷公司去借款，以便妻女们能够肯定地回答那个尽人皆知的问题（据菲利普·怀利说，一切以美国妇女为对象的广告实际都必然包含着这一问题）：“太太，你可够条件？”
斯佩克托尔斯基在谈到这些有创造性的叫卖商时说：
『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这些人开风气，创时髦，宣扬全国其他人敢想而不敢为的事。他们搞点什么花样，不消几周几月，森林湖镇、圣巴巴拉和交通干线上的同业必然如法炮制。通过象《时髦》杂志上《大家都在谈论……》专栏这样小范圈的传导，他们所规定的一切，十之八九很快就会在贝弗利山、格罗斯角和休威克莱等地方被人接受下来，谈论开来。他们要叫我们买什么，我们可以向上帝发誓，照办不误。』
斯佩克托尔斯基对这种生意经感到挺有趣。别的人则颇多责备之词，说这是蓄意鼓动无理性的行为和凭冲动去购买，构成对私人生活的侵犯，有损于人，说强设的需求乃是奴役别人的一种形式。这些批评家认为，在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表面繁荣之下，已能察觉到深刻的动乱征兆。酗酒和服用新镇静剂因而上瘾的人数到了吓人的程度。1957年毒品销售量比战争结束时增加了七倍之多。商店行窃的事也大为增加。伊利诺州某居民区里发现的行窃顾客，并非人们所想的定是贫穷无告的人。据警察局长说，她们一般地是嫁给年收入八千美元的中层行政管理人员的家庭妇女，此辈经常做礼拜，热心于小学家长会工作，参加桥牌俱乐部，是每周花销约五十美元的消费者。
加尔布雷思对于社会的双重标准感到忧虑，他说：“凡是用一定的资源能够提高生产的都是好的，也必然是重要的；凡是阻碍和减少生产的，就都在相应程度上是错误的。”那些宣扬纵情享受和积聚财富的说教者，称颂商品私有，但逃避社会服务——教育、公共卫生、消除城市公害的运动等。加尔布雷思认为，按照这种思路“纯粹拿金钱来衡量，当投机商和妓女，比当教员、传教士、警察所得报酬毫无问题要大得多。”路易斯·克罗南伯格在一篇文章中说，年轻的一代正受到“庸俗化的预处理”，“就象衣料据说受过缩水预处理一样，”埃德蒙·威尔逊写道：“在我们祖父时代宗教所起的作用，现在已由生产、消费和利润来承但了。”他说：这些东西，甚至容不得讨论，因为“它们取代了《创世纪》和耶稣基督的神圣不可侵犯。”在某些观察家看来，广告人员似乎是推销精神病的掮客。沃尔特·李普曼嘲笑他们是“新野蛮人”。加尔布雷思在一段引人注目的文章里指责消费主义，同时为后来的作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据以衡量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那种与此大不相同的社会的基准：
『在今天，即使提出温和批评意见的人，若同一般人的精神状态相比，也似乎象狮子。在今天，按照各种社会准则生活，具有各种政治信仰的人都追求安逸，顺应时尚；而好挑剔的人则被看成是捣乱分子；创造性被看成是破坏稳定性的表现。如果把《圣经》中的比喻稍加修改，在今天，可以说是一邦庸人领着一邦庸人【《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四节有瞎子领瞎子一语。——译者】。』
人们如果对于新的繁荣所带来的五十年代生活方式没有一定的体会，就不可能理解十五年后发生的社会反抗。在这一点上，一如其他方面，时代的特征最容易从新的市郊看出来。郊区并不代表整个美国（比如说简直没有什么人死亡在那里，而且那里也几乎没有未婚的成年人），但的确代表着美国的未来。那里是中层管理人员公余燕居之所；那里是他们的妻子珍视的贝蒂·弗里丹所说的“女性的种秘”；也是在那里，这时的儿童，未来的“嬉皮士”和正派人混杂在公共游欢场跑来跑去。
四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大规模国内人口迁徙，曾在战后年代以稍缓的步调继续进行。整个五十年代，每年都有百万以上的农场主离开农场——到六十年代，战后移居的总数已达一千七百万人。与此同时，一度繁华的城市中心，却被遗弃了——成为穷人的聚居区和富人的经营点。其他的人纷纷避开，搬到市外去住。甚至象康涅狄格州的斯特拉特福那样在战前就已定居的郊区，乘车上班的人先是增加到两倍，后来又增加到三倍，而在新兴的城市，乘车上班的人几乎包括全部男性人口。现在除星期日外每天早晨，几十万白领的工作人员乘车或开车到曼哈顿去，傍晚回家。在五十年代末期，曼哈顿岛上市政厅以南地区，白天的人口超过一百万——而夜晚大约只有两千人。在那十年中，一百多万纽约人离开城区住到战后建立的四郊居民点。约翰·布鲁克斯曾写道，郊区“吸尽商业区的夜间人口，那里只剩下一些夜间看守和无业游民；那里成了一个半日城市，汽车和铁路汽班车开到时，全城像涨潮……为人群所淹没，入夜落潮时，人群又退走——基本上只剩下小偷、警察和老鼠活动。”
全美国各都市无不如此。在1958年以前十年间在定居区新建的一千三百万座新住宅中，大约有一千一百万座——百分之八十五——都建筑在城区以外。从农场和中心城市外流的人现在都聚居在对日作战胜利日那天根本不存在的城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都市因之失去了生气。过去，城市对年轻有为的人吸引力很大，现在，这已转移到城市外围新兴的居民区，转移到郊区弯弯的超级街区，两户合用花园楼房、红砖迷宫和精修草坪那里去了。这里居住着一代新人，摇曳音乐的一代，以及他们的侄甥辈，在这些新开发区【新开发区（development）现在指政府出资修建的住宅区。这里用它的原意，指一片新开发出来的空地。】流行着新的生活方式。
这里最显著的特点是强调社交能力。农村和小城镇的美国曾经是戴维·里斯曼所谓的“内向”男女的据点。指导这些人行为的基础——他们称之为陀螺仪——是早年由他们父母给培植起来的，其后从不动摇；“内向”的最典型例子就是即便在丛林中吃饭也要穿上礼服的英国人。现在，在郊区，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的人正逐渐获得优势：一种“他向的美国人。”这种人的动力，来自一种希望博得别人喜欢的无餍欲求。里斯曼把这比作探索别人感情脉冲的雷达，其反应是去适应社会人群的要求。在希伦戴尔和加登维尔之类的地方，对人的最高褒评是“适应能力强”。
这种特征在战后的美国并不新鲜。西康·马丁·利普塞特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他说：美国人由于没有经历过独裁制度，加之一向强调平等主义，所以一直是“他向”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就己发现了支持这种论点的证据。他特别提到美国人虽然喜欢高谈个人主义，但他们的特殊才能——也是他们最大的潜在弱点的根源——却在于他们互相合作的作风。他预言，美国如果一旦失去了这种动力，就一定是通过牺牲各种美德而加强社会性的美德，从而建立一种多数的专政。他说，“在平等的时代不管人们为自己制定出什么样的政治法规，你都可以有把握地预见到，对舆论的信任会象宗教信仰一样，而以群众的大多数充当先知。”这种情况的危险性在于个人可能会“由于感到自己无足轻重和软弱无力而终于被压倒。”
这正是威廉·怀特等评论家相信自己在五十年代已看到出现在郊区的情况。他们认为，大力强调为集体所能接受的行为对个人起着抑制作用，这将阻挠天然领导人的成长而产生出新型的唯唯诺诺之徒。从某些方面看，这是不可避免的。全美各地的小企业日趋破产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受雇于公私官僚主义机构。1956年美国又越过了一个里程碑，就其本身来说，其重要性不亚于1890年停止圈占边区土地的决定。这年蓝领工作者（生产产品的人）的人数为白领工作者（属于中产阶级的教员、职员、店员等服务岗位）所超过，典型的工资收入者越来越多变成办事员，在为庞大的、非个人的实体而工作。在新开发的地区，有时似乎大家都受雇于一个庞大的浮动不定的合作集体。摇曳音乐的一代变成了技术人员的一代，工种可以互相调换。这一点他们自己是知道的——而且一般也乐意如此。
诚然，他们常常把生活说成是单调的折磨，但是他们表示的失望是一种虚假的失望。如果他们感到仿佛被关在监牢里，他们的这个监牢也是有史以来最舒适的监牢，而他们自己首先也会指出这一点。家长式的统治已经变成一种德政。美国广播公司给职工发公司特制的领带不过是其中浅显的一例。别的公司则更进一步。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建造了模范住宅；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设置了乡村俱乐部；雷诺兹烟草公司聘请了公司专职牧师；柯达公司和杜邦公司雇用了为职工服务的精神病医生。对那些全部工作日都在企业内部度过的中层行政管理人员来说，他们住家地区之实行有组织的原则，当然更是很自然的事了。
约翰·斯坦贝克在谈到这类新组织起来的人时写道：“在我看来，他们瞧着我时似乎也想在我身上找到一处地方可以投入一个钱币。”这种说法并不公平。有一些做法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帕克默希德区雇用穿制服的服务员修整草坪；德雷克塞尔清溪的一千二百二十三座花园公寓每年圣诞节举行的装饰比赛，各个庭园之间的竞赛花样翻新，使得费城每年有十万人驾车前去参观。新开发区的生活，在许多方面，比这里的居民在三十年代幼时经历的生活要好一些，而这并不只是由于现在大家都富裕了。现代企业使各种升迁的道路畅通，任何中层行政管理人员都有可能逐渐迁入韦斯切斯特、布尔谷或布卢姆菲尔德山区去。同样，这些新的郊区，除了黑人之外（他们出头的日子还没有到来），对任何人，不论出身经历如何，都是自由的，不分等级的，殷勤接待的。新住户会发现邻居都热心帮助他们安置，照看他们的小孩，在他们定居下来以前为他们备饭。甚至连威廉·怀特也承认，这些年轻的郊区居民“在态度友好和作风正派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他们有了自己的房子了，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满足了美国人响往已久的愿望。他们的集体观念在美国也有其历史渊源；当年的拓荒者就是慷慨好客的。这些新人之平易随便，不拘礼仪，近于过分的程度。运动衫和长及小腿的牛仔裤取代了硬领衫和长统丝袜。母亲一代做梦也不会想到不打扮就进城；而这女儿一代却带着满头卷发夹子就上街了。如果有人认为她们的头巾很象东欧农妇戴的三角包头巾，她们也不在乎。她关心的是邻居姑娘们的态度如何。她们都是这样的嘛，如果自己另搞一套，这些人会有意见的。
新区的儿童互相交换玩具和衣服，好象这些东西是集休财产似的，实际上也差不多真成了集体所有。小博比穿小了的童装，对门的小比利可以接下去穿。做母亲的在很久以后看到陌生的孩子穿着她很熟悉的衣服，并不是什么希罕事，自从送给别人以后，这衣服已经转手几次了。自行车和踏板车也换着用。大门不上锁；邻居不敲门就随便进去。室内的门也逐渐取消了。三十年代的那些笨重的沙发，厚实的地毯和屋内的隔墙不见了。母亲一代每天打扫而只有摆酒席时才使用的餐厅，已经代之以兼作起居室、饭斤和厨房的单一房间。这些郊区居民，即位在接待客人时，也很少有理由为失去那种餐厅盛到懊丧，因为入席围坐的晚餐已改为整锅端菜、任客自取的方式。有时是别扭些，但似乎谁也不介意。这种作法使女主人也能同大家共享游讌之乐。
男主人一般事先把酒对好，百分之七十五的住户都喝马丁尼鸡尾酒。儿童室里如果造起反来，他便赶快跑去加以镇压。郊区住的父亲们对孩子更关心了；家庭成了相互作伴共同消遣的场所。到1954年，美国做丈夫的大约有三分之二都帮着料理家务，在新区，比例还要高些。此外，使他们的父母不免感到惊讶的是，这里作父亲的年轻人还帮着洗碗、做饭和为婴儿换尿布呢。拉塞尔·莱因斯发牢骚说，年轻的妻子已开始把丈夫当作半佣工，或是当作什么最新式的工兵使用了；但对这些新式男人来说，下班回家时上超级市场去额外买点菜食，或者到自动洗衣店去洗脏衣服，或者推着婴儿车上街溜湾，却并不感到有失丈夫气概。他们相信这样做对自己好，对家庭也好。斯波克【本杰明·斯波克，1903年生，是美国小儿科医生，教育学家、著有关于抚养孩子的书籍多种。——译者】是新作父亲的人用以为手表对时的大座钟：既然斯波克赞成，这样做也就是对的。
在家人共进共出中居于先导地位的郊区母亲们，看来都很年轻，往往也确实很年轻。五十年代里，美国妇女结婚的年龄从二十二岁下降到二十岁乃至十几岁。中学时代结婚成了一种无可非议的现象。许多初中的儿童就有了固定的朋友。这时候，甚至更早，女孩子就已经开始考虑结婚的事；《纽约时报》在一则出售某种女童装的广告中说，“她也能对男人产生极大的诱惑。”
要在诱惑男人方面取得成功，自己就必须十分媚人——用怀利的话说，必须“够条件”，最理想的是“十分够条件”。为了达到这种幸福的境界，各种年龄的女人都毫不吝惜购买服装、化妆品，以及制造商声称能诱人强奸的奇妙香水。自从1939年以来，一般女人的身材都缩小了三，四号。她现在不量体购衣服，而是选中喜爱的衣服，然后节食减重，去适应这件衣服。“梅特里科尔”【一种节食减重的处方。——译者】一出笼就获得了如痴如狂的广大市场。同样受欢迎的还有“克莱罗”的一条新广告：“既然我只有一度人生，何不作一个金发美人？”，有些社会科学家和年纪较大，热心女权的人士，担心妇女的这种作法未免过早地抛弃自己得来不易的独立地位了，但是他们的呼声都被压了下去。《生活》杂志盛赞妇女回到家庭去的群众性运动。《时代》杂志配合封面画，刊登了一篇关于市郊己婚妇女的特稿，说她们“生活得很痛快……根本不相信自己会有什么不愉快的理由。”卡尔·德格勒写道，实际情况是“整个美国社会，包括妇女在内，对于男女平权思想全都避之唯恐不及。”
五十年代的后期，美国的出生率己接近印度。二十年之内，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孩子的美国母亲增加了一倍。这种增加在大学毕业的妇女中尤其惊人；她们不惜牺牲自己的事业，养育四个，五个、六个或更多的孩子。美国大学学生人口总数中妇女所占比例（百分之三十五）低于任何欧洲国家，也低于战前的美国大学（百分之四十）。注册入学的大学女生中几乎有三分之二等不到毕业就退学了，而男生却有一半以上读到毕业。不少女生离开学校去担任仆役工作来资助留在大学里的丈夫：这种作法被称为取得“Ph.T.”学位（使丈夫完成学业）【哲学博士学位简称“Ph.D.”此处戏改为“Ph.T.”实是“Putting HusbandThrough”（使丈夫完成学业）的缩写。——译者】。另一些女大学生退学是因为没有找到对象。各校教务处发现女大学生在第一学年或第二学年之末退学，是由于她们看到这里可挑选的对象已不多，想换个地方再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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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暂住在莱维特镇、却无时不垂涎韦斯切斯特的雄心勃勃的中层行政管理人员来说，合适的配偶是和爽朗的笑声，朴实的领带一样重要的。大公司开办训练班，指导公司职员的妻子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幸福》杂志通过个别访问，发现这些妻子，特别是年轻的，都赞成这种安排。她们感到怕羞的妇女应该多参加集体活动，但比男人还精明的妇女，就应该学会少开口。当时有几部电影把她们的处境加以戏剧化，“办公厅”和“女人世界”就是其中的两部。影片的主题都讲的是某公司要找一个合适的人来担当某一重要职务，聪明的妻子如何能够帮助她的丈夫获得这一职位，那就是：她知道穿合适的衣裳，布置合适的室内装饰，选择合适的陪客，上司来吃饭的时候给他吃最中意的菜。
在大公司里个人是无声无嗅的，这使得依之为生的男男女女日益失去信心和独立性。他们自己生活没有根底也是其原因之一。经理部门看待被雇用人员不过是插在地图上的大头针，人事负责人可以漫不经心地任意把它移来移去。每次调动就意味着同老友告别，另到别的地方去寻求新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蒙哥马利·沃德公司一个工作人员和他的家属在婚后二十六年中一共调了二十八次。流动性日益增大已成为郊区生活的一个现实。据阿特拉斯长途搬运公司说，目前一般公司经理平均一生之中要迁移十四次，合每两年半一次。对他们来说，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很重要，是终身定居一处的人所不能理解的。虽然新住宅区对社会化的要求有时未免过分，但是反之，教家庭的坐活完全建筑在内部的情感上，这情况却更为不妙。
郊区为满足新住户，真是万事供备。住在这里，是不会感到寂寞的。美国人的那种见到任何团体都想参加的冲动劲，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表现。各种组织安排的集会把每天从早到晚的时间全都排满了。打桥牌、坎纳斯特牌、扑克牌的，玩滚木球的，不愁找不到伴儿。照相、研究野禽、射击、刺绣、射箭、乒乓俱乐部，无不生意兴旺；而小学家长会、妇女选举人同盟、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女民兵组织，以及1958午开始成立的约翰·伯奇协会亦复如此。
许多后来在公众生活中崭露头角的美国人，在郊区这种不断相互调整适应的生活中便己开始学得了搞政治的手腕。他们在这里比在原先住处，更易于成为共和党人。从内地城市迁来具有社会进取心的夫妻，都改而依附另一个政党——就象他们抛弃掉下层社会的生活方式一样。他们的父母原都属于支持大党民主党的城市多数人。他们自己却不是了。现在他们既然爬了上来，就要把自己爬过的梯子推倒。战后欧洲工会组织扩大，造成了富有战斗性的，有阶级觉悟的庞大力量。这里却不一样；虽然现有一千八百万美国产业工人加入了工会，但此辈对中产地位的渴望，而又易于得到满足，无非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新中间集团。他们对自己的新地位感到不安，对自由主义怀疑，对进一步的社会改革敌视，终于成为新保守势力。它随着罗斯福联盟的解体，越来越具有重大意义。
对郊区生活方式最普遍的指责是，压力太大。由于一味不拘礼节，因此谁要是想过一点消静生活，就不免为人所垢病。窗户是为了向外观景的，但别人也好朝里窥探。夫妻俩偶尔需要闭户独处一会儿，就得准备事后提出解释。这里的人人都觉得有权事事过问——如问：“你昨天来月经了吗？”“昨天在‘路边小店’前面同你说话的那个女的是谁？”“你家罗杰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干嘛那么生气？他是怎么啦？”等等。
“文雅社会”这个词已经废弃不用了，因为社会已经不复文雅。直呼其名的情况特别多。这样称呼曾经只限于家庭和好友之间，后来扩大到了同事和邻居。在单位举行的集会或在邻人相聚的鸡尾酒会上，竟很难知道同你谈话的人叫什么，姓什么。只有在介绍时才说；介绍完了以后人人都只是艾尔、戴比、查克或贝思这样互叫了【这些名字那是昵称。——译者】。最后，直呼其名的圈子扩大到几乎包括每一个仅仅知道你是谁的人：医生、商人、别人家的孩子等。一个郊区居民回家时可能发现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在使用她的洗澡间，而只对她打个招呼说“你好，多丽斯。”在郊区这类做法被看成不过是友好的表现。谁要反对，就会说你是势利眼，引起公愤。
郊区居民也有一种忌讳，那就是责骂别人家的孩子——这要用祖辈人的语言来说，叫作“管教”。任何管教工作都只能由孩子的父母去做，而他们实在做得不多。儿童在这些新的居民区是一种特殊的人。这种处境对他们到底有无好处，是一个以后可以进行全国性辩论的问题。他们肯定不是无人照管的。放任孩子根据自己的判断去自由行动是需要时间和耐性的，居住在新区的父母属于全国行动最放任的人。还有许多别的事，得为孩子花费时间。一般认为做母亲的应该为孩子安排活动，然后开车送他去参加。有时这样做需要具有象格罗辛杰公司的社会指导员所具备的那种精力和机智才行，因为郊区儿童实在是忙得不可开交。社会学家对于孩子生活被组织起来的程度感到惊讶。每天放学后和星期六，旅行汽车在郊区往来穿行，运送孩子们去上舞蹈课，到少年棒球联赛会参加练习，学习网球，学习驾驶帆船，参加话剧小组，参加舞会，学钢琴，参加幼年童子军活动，上戏剧班——这些活动安排使他们回到家只能赶上吃晚饭看晚电视。他们的时间占得太多了。亨利·默里在《弋达罗斯》月刊上抗议说，孩子们个性获得发展的机会，即使没有被完全毁掉，也大大削弱了；他写道，“婴儿才刚能够蹒跚移步，父母就使他同别的婴儿在一起玩。”摇曳音乐的一代对于个性是不大感兴趣的。虽然年纪较长的经理人员口头上仍然称道个性，他们的下级更关心的却是培养自己的孩子，用他们的话说，长成后能够“同别人合得来。”他们彼此钦佩对方的这种品质，力图在自己身上发展这种品质，并且认为这种品质正在成为他们的下一代获得成功的关键。
其结果是成百万的学童在逐渐进入懂事的年龄时，都只装备了神妙的雷达，却没有陀螺仪。他们都懂得社会上需要好的精神素质，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有什么用；他们对于如何获得别人好感很有办法，但对于需要获得任何其它成就却不甚了了。一位主教曾说过：“一个男孩从小让我教养七年，他就会终生做一个天主教徒。”宣扬适应环境的改革家花的时间却不止七年，很难想象教会能做出更为彻底的成绩。从一开始母亲便对孩子灌输讨好自己的小伙伴的必要性。然后在沙坑里和秋千架上便开始实践。接着更有其它许多活动：幼年女童子军、少年棒球联赛会，等等。与人友善的宣传是无孔不入的。现代教堂的主日学教导孩子们说上帝实际也不过是一位好伙伴；宗教是有趣的，就象电影里的修女，她们也打垒球，乘坐直升飞机到处游逛。任何刚在成长的路德【马丁·路德（1483－1546年），德国的宗教改革家。——译者】要想培养自己的个性，群众性宣传工具便会对他进行劝阻，而在新的郊区学校里则热清地把良好伙伴关系的油彩最后再给他们涂上几层，使之面目全非。
美国课堂教学的性质和程度，在居民区是各不相同的。在某些学校里，麦格菲【威廉·霍姆斯·麦格菲（1800－1873年），美国教育学家和教科书编写者。】编的读本和背诵的学习方法仍然盛行。可是，只有一位教师的公立初级学校正在逐渐陶汰；这种学校的数目，已从1932年的十四万三千三百九十一所减少到1950年的五万九千六百五十二所，到艾森豪威尔时代结束时则将只剩下二万零二百十三所。凡是在教师大会上和师范院校里受到尊敬、在全国教育协会上得到表扬的教育界的领袖人物都是所谓进步教育的提倡者。而其实并不真正进步。在一开始这种教育倒是进步的，那时作为一个运动，它力求把富有想象力的儿童从不许乱走一步的教室纪律中解放出来，鼓励他们发展个性。后来由于教育学家越来越热中于发展学童的社会技能，于是教师们就放弃了原来强调智育的作法，改用一种比过去强制性更大的态度，定要把孩子教育成为格赛尔【阿诺德·格赛尔（1880－1961年），美国心理学家，以专门研究儿童行为著称。】所描绘的那样的人。
这种学校从不告诉学生必须学什么，而是让他们自己选修课程。为了避免对学生的表规定出死板的标准（说它是“枷锁”），成绩评定往往只分为“满意”和“不满意”两类。“家庭生活”课程代替了代数、几何、语法、外语。有时，这些新教育家对传统的教育制度简直抱着近乎敌视的态度。伊利诺州帕克福雷斯特区中学的校长埃里克·巴伯在1954年全国都市联合会举办的“全美学校”竞赛中被选为五个优胜者之一。他曾哀叹大学招生办事处死抱着入学条件不放。他说，“所谓的‘聪明学生’，离开了书本和死记的工夫，常常是最笨和最无能耐的学生。在工商业、推销业务、体育、无线电等等方面担任年薪两万到十万美元的工作的，其中许多人的智商【西方社会常用的一种智力标准，是通过某种智力测验来确定成人或儿童的“智龄”，以此数乘以一百，再除以他的实际年龄，便得出“智商”。——译者】都低于九十，这便是明证。”
学校里的教师十分警惕发生被贬为“不善适应”的表现，于是就去参与学生的择交，参加他们课间休息时的游戏，乃至学生的各种荒诞活动。不是组织班级去参观国家纪念馆所，而是去参观牛奶场或副食品商店。为了学会去做消费者，他们尽量搜集据说对他们以后的生活会有用的这方面的知识。在家长会上，学监解释说，在这种“实践”的课程中，学生们参与了生活实际。这样他们就会放弃所谓的“人上人的意识，”不去集中注意可能使得生活发生什么变化，而是注意如何在“不打乱人与人的关系”的条件下去加以改变。巴伯博士在一个教师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着重培养学生性格中外向的一面。他说，“我们的时代是集体行动的时代。”所以我们教育学生，学生也学会如何“全面发展”——成为懂得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完全一致的人。如果对于某个问题感到不明确，他们就互相请教。
有些家长反对这样做。他们要求恢复拉丁文、化学、积分学——这些大专院校也要求学的课程。校长们却都含笑摇头回答说，“我们要教的是儿童，不是哪一门课程。”他们深信，为了使学生在进入消费者世界以前具有充分准备，他们现在所采取的办法是切合实际的和从现实出发的；未来定会证明这种作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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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午10月4日，苏联的新闻机构塔斯社向美国公众发布了一条令人感兴趣的新闻。该社宣布，“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己经制成，苏联已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卫星……人造地球卫星将为宇宙旅行开辟道路；看来今天的这一代人都将亲眼看到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以自己解放了的自觉劳动，如何将人类最大胆的梦想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