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奠边府在被围五十六天之后，终于竖起白旗来代替三色旗，然后又挂上了越盟的金星红旗。法兰西的荣誉一去不复返了。亚洲问题的多边会议已在日内瓦召开。但是还是有人谈论美国是否派远征军问题。“没有作出派遣美军到越南的决定，”爱德·默罗在评论这个会议的广播中说，“但也没作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派遣军队到那里的决定。两者比较，第二句可能还更重要。如果问题归结到最后是把印度支那丢给共产党还是把它救出来的话，采取某种干预的形式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接着，杜勒斯对参加会议的国家说，虽然印度支那很重要，但从挽救东南亚使之不沦入共产党统治的意义来说，还不是必要的。这就为达成妥协铺平了道路。越南暂时以十七纬度为界分为两半，双方的谅解是要在1956年7月20日在南北两方都进行自由选举后统一起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罗伯特·多诺万写道：这宗亏本的买卖最好也只能是这样的了，多米诺骨牌不至于“一下子就全部倒下来。”
与此同时，国务卿继续努力，设法在亚洲结成联盟，因为艾森豪威尔己声明，“自由世界”知道，“对朝鲜和东南亚的侵略”是“对整个自由世界的威胁，只能通过联合行动才能对付”。杜勒斯这个任务，终于在9月在马尼拉胜利完成。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新西兰、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和美国的代表来到这里，提出保证要进行联合防御对付侵略。这个协议使他们结成东南亚条约组织，其中第四条就是，这些国家中如果有一个遭到进攻，他们便有共同行动的义务。不但有条文规定对付外部威胁，也有条文规定对付内部颠覆活动。另有一个议定书，将这条约的保护扩大到包括越南、老挝和柬埔寨。
美国的外交这时似乎有点一帆风顺。至于日内瓦协定上南越或美国代表并没有签字，这点很少人认为是重要的。杜勒斯在会议上的官方身份，只是个观察员。既然没有签字，两方都没有义务来履行两年后在越南举行选举的保证。这就理下了伏笔，而这是有历史意义的。没有进行选举，就会引起内战重新爆发。所不同的是，这次越南起事会被指责为“侵略”，从而也就是对在马尼拉组成的联盟的每一个成员国的挑衅。约翰·奥利所说的“滚雪球”已经开始了。
10月，国务卿在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对内阁的部长们说：“美国从没有象现在那样受到别国的尊敬，对外关系也从没有现在那么好！”
后来在私下里谈到越南时，他又说：“我们在那里是手脚干净的，没有任何殖民主义的污点。至于奠边府失败，焉知非福。”
第二十一章 主席先生，主席先生
过后一个时期，奠边府这个幽灵在美国人心里会变得愈来愈可怕。但在当时，那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它的陷落还不算是1954年的唯一一件大事，甚至还不是头条新闻之一。那年，美国的新闻特别多。1月份，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舡鱼”号，使用核动力，从康涅狄格州格罗顿市的海军造船厂驶了出来。六个星期以后在底特律，六个密执安州的共产党领袖被判犯有阴谋推翻美国政府的罪名。总统面临着经济衰退即将来临的不容置辩的迹象，在3月12日内阁会议上，决定把经济衰退称为“循环调整”。
《麦考尔》杂志在1954年复活节那一期，提出所谓“共进共出”【指家庭成员在社交活动和文娱活动中能有很多时间是在一起，使家庭成员关系团结而稳定。——译者】，马上就风靡一时，有了一种社会改革的味道，几乎成了五十年代美国国民的共同目标。4月1日，空军学院成立，它的第一期学员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劳里空军基地宣誓入学。国防部长查理斯·威尔逊批准把华盛顿州的约瑟夫大水坝交给一家美国建筑公司承建，虽然一家英国公司投标造价还要低一些。还有两院都通过了建筑圣劳伦斯河的内河深水航道。
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夫妇于6月19日处决，在此以前在白宫外面有人示威，反对这样的判决，但是另外也有一队喧哗不堪的赞成判刑的青年示威者，他们的标语牌上写着“两份煎罗森堡肉排马上就好”。海军作战参谋长罗伯特·卡尼海军上将增加了冷战紧张气氛，因为他对记者说，他和他的参谋部认为，中国共产党将在一个月内向金门和马祖两个沿海岛屿展开进攻。总统说，“他们掌握了我所没有掌握的情报。”但是他还是警告说，要向福摩萨进攻，都“要从第七舰队身上杀出一条路过去”。内阁在7月23日会上知道经济指标不久就会上升，可以结束所谓“循环调整”，都感到高兴。8月份的卡洛尔旋风，把波士顿市那座有历史意义的“老北部教堂”的尖塔刮了下来。后来9月份，埃德娜和黑兹尔旋风，又接踵而至。
艾森豪威尔和丘吉尔在百慕大讨论世界和平问题。原子能委员会在10月5日批准了一个合同，由以埃德加·狄克逊和尤金·耶特斯为首的南部一家公用事业集团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在西孟菲斯市建一座发电厂。艾森豪威尔总统谈到他的政府的政治态度时，最初说是“有活力的保守主义”，接着改为“进步的、有活力的保守主义”，又说是“进步的温和主义”，然后又说“温和的进步主义”，最后又是“积极的进步主义”。1954年12月21日，克利夫兰市一个整骨科医生塞缪尔·谢泼德被判犯有在7月4日谋杀妻子玛里琳之罪。攀登埃弗勒斯峰的埃德蒙·希拉里爵士在中西部演说，使听众大感兴趣。有关吸烟和心脏病关系的头一批科研报告出来了，全国各地都畅销一时。
《花花公子》每份卖五角钱，在五十年代报摊上和它竞争的有《鉴赏》杂志（每份五角），《秘密》杂志标榜“未经审查，不得发表”（每份两角半），《狂热》（每份一角）和五十年代里最畅销的期刊《电视指南》，每份一角半。到了五十年代末，这已经在五十三个地区出版，订阅人数己达七百万了。
美国的吸毒风气还是很久以后的事。但是人们在一些博普音乐会上【爵士音乐发展的一个阶段，以节奏疯狂等为特征。——译者】听到如迈尔斯·戴维斯和特龙尼亚斯·蒙克等大师的演唱时，就可以听到有关吸毒文化的词根了。他们管把钱叫作面包，少女叫作小鸡。把懂得说成是flip（啪嗒），过去说fabulous（好极了），现在说crazy，它的最高级形容词则是cool，groovy，the end，far out，后来还发展为out of sight。学时髦to be hip（嬉皮），如果有人嬉皮到了心醉神迷精神恍惚时，就叫做hippy（嬉皮士）了。
广告语言当时比较流行，在整个五十年代成了知识界谈笑的资料。由于整个社会对广告商愈来愈重视，而他们也变得愈来愈聪明，于是他们所创造的流行一时的行话就在一个短暂时期内成了语言的组成部分。1954年风靡一时的词，是后缀词“wise”，意即“关于”“在……方面”或“象……那样”。用得太多就变了样，结果它就成了一个万能词。例如你不说“今年的汽车都是镀铬的”，而说“在式样方面，今年汽车都是镀铬的。”从钱方面来说，工商界巨头就是富有的。从先后次序方面来说，失败者是最后的一个。从年龄方面来说，少女就是年青。从服装方向来说，她可能是很时髦的，从性格方面来说，她是很迷人的。从痛饮方面来说，你可能痛快它一个晚上。从头方面来说，你早上就会痛得够呛；从工作方面来说，你还得赶上班。
在曼哈顿岛麦迪逊大道的另一边，就是流行音乐的中心——锡盘巷。在那里，掌握着牛耳的还是那些民歌手。1954年最流行的歌曲是基蒂·卡伦的“事小情深”。紧接着的就是佩里·科莫的“征求”，弗兰克·西纳特拉的“青春的心”，和平顶头乐队（那时不剃平顶头而留长发的，只有那些古典音乐家）的“嘘……砰”。阿尔奇·布莱亚的“赫纳多的躲藏处”也是当年令人难忘的小调。四王牌乐队的“冷饮店里的三个铜板”是由多萝西·麦圭尔，克利夫顿·韦伯和琼·彼得斯等主演的同名的高级彩色宽银幕电影的主题歌。有关纽约江边码头区营私舞弊的消息在1954年整年连续不断——4月15日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被吊销国籍——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将它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电影奖给了“在江边”。当年获奖的还有，“该隐号哗变记”，“乡村少女”，“七兄弟七新娘”，“萨布莱纳”，“经理套房”，“谋杀案件请拨M号电话”，“后窗”和狄斯奈的“海底二万海里”。电影赚钱还是不多。但至少暂时来说，有才华的人还是留在好莱坞。
被《剧艺报》亲志列为1954年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的是“我爱露西”，“拖网”和格劳乔·马克斯、爱德·沙利文这样不同的人物。电视喜剧中的真正优秀节目：锡德·凯撒和伊莫金·科卡的星期六晚的“你最爱看的节目”，经过一百六十次连续演出之后，在1954年宣告停演了。因为广播公司认为观众不感兴趣。但总的说来，1954年风靡一时的是“问答节目”：有“我有个秘密”，“把音乐停下来”，“猜猜是谁”，“猜猜是什么歌”，“我的行当”等。有些有巨额奖金的问答节目，如“二十一”，“六万四千元的问题”，正在流行一时。电视的巨片节目更令人感到兴趣，那是长达一小时半的场面豪华，成本浩大的长片。吉安卡罗·梅诺蒂1951年为电视写的供圣诞前夕演出的歌剧“阿曼尔和晚上客人”，受到各地的欢迎。但是，1954年电视主要巨片“缎子和马刺”结果却是很惨，它的主角贝蒂·赫顿只好退出剧坛。接着那年看来会好得多：玛丽·马丁的堂皇华丽的儿童剧“彼得·潘”，准备在1955年3月7日电视广播，但现在就已在各地签订合约了。
很显然，电视对美国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但要把影响明确地说出来就不容易了。有些人认为，电视广播太开放了，太听之任之了。电视节目比广播节日更多暴行，有关性问题更为明目张胆。五十年代早期的一个新发展是胸部半裸，看来女明星都是乳部丰满，而且以此为得意的。当德西·阿纳斯使他的妻子、合演者露西尔·鲍尔怀了孕，“我爱露西”节目的制片商就认为是千载一时的良机。每周节目里都插进露西的怀孕状况的筒报，甚至说她的丈夫由于她早期怀孕呕吐，自己也染上呕吐了。
事实上，电视只是指出一种趋势，而这个趋势的意义要再过十年才会显露出来。这个宣传工具本身并不能为时代定步伐。它忠实地反映五十年代的生活方式，但也和这方式一样，它本身是没有刺激的、没有害处的、不会引起争论的。它的最流行的主题都是讨人喜欢的，但与真正的问题毫不相干：比如洛丽泰·扬在每次节目之后所读的陈词滥调，戴夫·加罗维的“和平”，还有雷德·巴顿在画面外跳舞配合的“好好歌”等等。
这是商业节目吗？毫无疑问。但利润动机就和“共进共出”那个概念一样，同样神圣不可侵犯。谁要敢嘲笑它，那就几乎可以说是搞颠覆活动的确凿罪证。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兜售一点什么东西，美国人赞成这样做：妙就妙在市场的多样化。巴顿、巴东、德斯坦、奥斯本广告社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准备的一份秘密报告指出，对美国的选民说来，第一个大问题是外交政策，第二就是共产党在美国的渗透活动。但实际情况不是如此。这家广告社不过是将他们的主顾愿意听的东西说给他们听罢了。美国人要的是赞荣，他们现在也正享受着繁荣，因为繁荣而胖起来，看到体重计上升还很高兴。这个市场是看涨的，而且还要继续看涨。底特律市预计雪佛莱汽车公司的黛娜·肖尔牌汽车在1955年的推销前景将会特别诱人。汽车工业有信心（而这又是有道理的）在明年推销近八百万部汽车，比之以前任何一年还要多一百万部呢。
1954年2月，有七千五百个共和党人来到华盛顿椭圆广场庆祝林肯诞辰，吃着纸盒包装的炸鸡午餐，唱“上帝保佑美国”。总统到场作了简短发言。那时，他没有卖弄什么“温和的进步主义”或者那一类的东西，他就是直截了当地用“保守主义”这个词，停了一下以后，就坚定地说：“不要怕用这个词。”他们听了热烈欢呼。共和党的中产阶级这时正十分兴高采烈。他们对自己能够做到保守、富裕、随俗从流，坚定保卫美国生活方式而感到自豪。他们对怪人、赤党、异端、名士派、激迸派、神经病、布尔什维克、疯子、左派、同路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怪物，毫不感兴趣。鸡蛋脑袋更是他们嘲笑的对象。他们绝不让那些不懂世故的大学教授们搞乱他们的摊子。1954年4月13日，詹姆士·赖斯顿在《纽约时报》报道，说原子能委员会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指示下，宣布在罗伯特·奥本海默未审查清楚之前，不让他参与机密工作。他的罪名之一，就是“从1月21日起，曾竭尽全力，阻挠美国氢弹生产计划的实现”。
※※※
这个控告，是在五个月前，由两院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前执行秘书、担任参议员布里思·麦马洪的高级助手威廉·博登所提出来的。博登于1953年11月7日向埃德加·胡佛写信，说“罗伯特·奥本海默非常可能是苏联间谍。接着便是一份详细的材料，指控的内容，包括1942年4月以前，“他每月都捐一大笔钱给共产党”，“他的妻子和弟弟都是共产党，”和“他除了共产党以外，就没有其他密友”。
博登的动机如何，不得而知。但他没有什么新材料。政府早就知道奥本海默在三十年代，就是个中间偏左的无拘无束的空想家。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工作。最近他也没和华盛顿发生多大关系。有一个时期，他曾经是不下于三十五个政府委员会的成员，但1952年7月，他已辞退美国原子能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自从艾森豪威尔任总统以来，他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任所长，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这里。他还是政府顾问，所以保留参与极密工作的特许证，但他从没有利用这个证件。博登提出控告时，他甚至不在美国。他被聘担任英国广播公司1953年的声望很高的里思讲座。而在英国期间，牛津大学决定授给他第六个荣誉博士学位。究竟这样做是奥本海默还是牛津大学赢得荣誉，还是个问题。到了这时，这位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已是欧洲各个学会的会员。各种奖金，奖状、外国勋章都雪片飞来。而在国内，从美国文理科学院到《大众机械》的名人用物收藏馆，都有他的大名。
现在博登却说他是俄国的间谍。更加可能的是，他是科学界里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美国两个著名核实脸室洛斯阿拉莫斯和利弗莫尔之间，有两种不同思想体系，双方核物理学家们正展开激烈的争论。洛斯阿拉莫斯派包括奥本海默的同事和门人，他们认为核导弹只应是美国各种武器中的一种。这就是所谓“有限遏制论”。利弗莫尔派或者说特勒派，则认为美国的安全，取决于核打击力量的无限制发展，这就是所谓“无限制遏制论”。大多数科学家是赞成前者的。但赞成“大规模报复”理论的政府，很显然是从“无限遏制”这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利弗莫尔派的人现在掌权，这实际上就是奥本海默躲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原因之一。但在他的对手看来，这还不够。这场争论使有些科学家失却清醒头脑——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决定人类将来的命运——有些爱德华·特勒的崇拜者决意要把奥本海默搞到声名狼藉。很显然，这些人是支持博登的。
但是博登只不过写了一封信，而那时在华盛顿各机关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信。除非某个官员认为信里有什么新问题，否则这样再来个涂污抹黑决不会引起他的注意的。这次情况就是如此。埃德加·胡佛长期以来就已怀疑罗伯特·奥本海默。1947年胡佛已尽他一切能事，把奥本海默打为危害安全的人物。《先锋论坛报》报导说，联邦调查局有关奥本海默的档案共有四尺六寸厚。博登寄信给他，可说是找到最会适的人了，而他很可能是早就知道这点的。
接着那三个星期，胡佛把奥本海默的档案，摘要成为一寸厚的材料。11月30日，他把材料送去白宫。同时抄送原子能委员会的刘易斯·施特芳斯和五角大楼的查理·威尔逊。威尔赴看完以后，给总统去电话，要求马上不让奥本海默到各个军事设施里面去。艾森豪威尔认为这“使人很不安”（当然，不管你对奥本海默看法如何，你也会觉得不安的），召开紧急会议来研究这个指控。这位科学家知道这些指控吗？艾克提出问题说。当总统知道他还不知道时，他就指示要举行听证会。同时决定在奥本海默与各种政府机密之间，要筑有一道“大墙”。这是个引人注目的提法。尽管当时在场的只有威尔逊、施特劳斯、布劳内尔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卡特勒，但这个决定还是引起华盛顿议论纷纷，终于又传到了国会山约瑟夫·麦卡锡的耳朵里。
奥本海默从英国回来，就接到一封信，要他访问海军上将施特劳斯。施特劳斯要他马上到华盛顿一行；事情很紧迫，又不能在电话里谈。12月21日下午，这位科学家走进宪法大道原子能委员会那座亮晶晶的大理石大厅，到了第236号房间这位上将的壁上镶板的大办公室。施特劳斯正和委员会的总务处长肯尼思·尼科尔斯在商量事。他们请他在会议桌前坐下。接着寒暄了一会和谈谈熟人的情况以后，施特劳斯就尽可能有礼貌地告诉奥本海默，他已被怀疑犯了叛国罪。他把艾森豪威尔的指示向他解释，并提出一些体面的下台方法来和他研究。但奥本海歇拒绝接受。
圣诞节前夕，他遭到一个特别难堪的侮辱。原子能委员会的保卫工作人员光临普林斯顿研究所，把他手上所有的机密文件拿走。听证会这时已定在4月份举行。赖斯顿了解到这情况，他原来准备等作出了具体决定后才把事情公布的。但既然麦卡锡准备在参院公开这一个消息，说他迫使政府采取这个步骤，于是赖斯顿就把消息透露出来了。这是个轰动一时的新闻。而为了使它不再引起更大轰动，接着举行的听证会就有点偷偷摸摸的气氛。会议是在T－3号楼一所临时建筑物内举行，这房子是战时的物价管理局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的见证。会议不让记者和公众参加。为了不让记者们知道会场地址，奥本海默从后门走进去。这场审判——其实这就是审判——是在T－3号楼第2022号房间举行。这是个二十四英尺长，十二英尺宽的办公室，特别把桌子、椅子和一张破旧的皮沙发布置一番，以便临时象个听证会会场。奥本海默坐在沙发上，后来参加会议的人说，这位科学家“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有时好象心不在焉，而这个沙发就成了当时的被告席。”
房间的另一端设了审判席。坐在那里审讯奥本海默的法官是戈登·格雷，托马斯·摩根（已退休的工业家），沃德·埃文斯（西北大学化学系名誉教授）。代表原子能委员会的是它的人事保卫局的律师罗伯特·罗布。罗布采取起诉的检察官那样咄咄迫人的态度，使这次质询更显得有迫害的味道。他对奥本海默采取一种轻蔑的神态。要是一个陌生人走进2022号房间，他绝不会想到那个受质询的人就是完成原子弹试验的研究所所长。罗布把老掉牙的所有审判伎俩都使出来了：比如自己背着窗，让太阳直射着被告的眼睛。听证会上那九百九十二页的材料，到处都反映他那鄙夷的口气。
每过一个时期，奥本海默的神不守舍的声音，可以通过一个手提式扩音机听到。这是用战时情报部门电话录音带录下来的，这样做并没有征求他本人同意，甚至他本人都不知道。这是有意侮辱，有时甚至到了使人难以相信的程度。安德烈·马尔罗后来阅读听证会的记录时表示非常诧异：奥本海默毕竟是个自由的公民，为什么愿意坐在那里让罗布有意识地侮辱他呢？马尔罗说：“他本来应该站起来大声说：“先生们，我就是原子弹！”但奥本海默太缺乏自信，性格过于内向了。广岛被摧毁以后，他沉思得太多了。正如他对他的朋友所说的，“我们干了魔鬼所干的事。”
听了四十个证人的证词以后，这个听证会休会研究结论怎样做。把奥本海默说成是敌人间谍，这点是不成立了。“我们特别注意他的忠诚问题。我们已得出明确的结论，我国人民可以放心，他是个忠于美国的公民。”的确，调查小组认为“应该指出，奥本海默博士似乎极其审慎，这反映出他有异乎导常的能力保守重大秘密，不向别人透露。”调查小组中唯一的一名科学家埃文斯，要求恢复给奥本海默绝密工作许可证，但格雷和摩根不愿同意。他们不喜欢奥本海默的一些朋友。他们认为“他的社会关系，反映出他对保密制度的要求极其不放在心上。”同时，还有他对发展氢弹的态度冷淡得令人不安：
『我们发现他对氢弹计划的态度，确实使人颇为不安，以致使人们怀疑，如果他在国防问题上对政府的计划还是采取这样态度，那么要他继续参加这类工作，是否能符合保密的最高要求。』
奥本海默就这二比一的决定，向原子能委员会进行上诉，这个委员会又以四比一的票数，维持原议。委员亨利·史密斯要求委员们注意：经过调查，奥本海默的“忠诚与可靠是毫无疑义的”，而从他本人的光辉成就看来，“他的贡献对我们国家的未来会有重要价值，”而“那种保密审查制度既……无这种义务也无这种权利对一个人的每一生活小节都加以规定。”但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其他的委员们和他有不同的看法。对一个有伟大成就的人来说，在很多问题上是可以得到原谅的，而且比之格雷那个委员会来说，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们对奥本海默的对热核武器的复杂心情，也没有采取那么苛刻的态度。但是对于他不能同那些政治上相信邪说异端的亲友绝交，倒是认为一点也不能马虎的。
可笑的是，奥本海默被清洗带来的效果却和他的仇敌们所冀求的正好相反。他现在具有一个殉道者的新形象。相反，特勒却有点象被社会摒弃的人。这些玩弄权术的人本来以为他从此就可以高踞核物理学的宝座。谁知他反而被科学界人士疏远了。在著名的科学家中，反对奥本海默的只有他一个，被人认为是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是科学界而且还是科学本身的叛徒。在料学界的集会里，他受到别人的奚落。当他表白自己时，人们便走开了。到了最后人们虽然还可以和他一起开会，但他再也不受别人的真正信任。在小组讨论和漫谈中，他的同行们对他的态度都是敬而远之。他求援于恩里科·弗尔米，那时弗尔米已快死了。这位伟大的意大利科学家还是写了一篇文章，登在《科学》杂志支持他。但对反对特勒的人说来，这不过又是他一次违反做人准则的做法。他们认定他是个沽名钓誉之徒，继续对他冷淡。在科学界人士当中，他的斯特兰奇勒夫博士的形象已经形成。
与此同时，由于西太平洋地区偶然刮了一阵风，使斯特兰奇勒夫博士所象征的人类的命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也使美国人略为瞥见了，他们现在所做的事，对美国和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的可怕景象。3月1日，在罗布准备奥本海默的材料时，原子能委员会又在埃尼威托克岛以东的比基尼珊瑚岛爆炸了第二个氢弹。它以相当于一千八百万吨到二千二百万吨梯恩梯的爆炸力，把珊瑚礁爆裂开来——威力等于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九百至一千倍。接着，风把放射性微尘带过来了。气象学家们原来预料会出现往北刮的强烈阵风的。相反，风往南吹，吹到比基尼岛南一百二十英里，远远超乎试验人员所划为危险区的范围之外。这些放射性微尘落在一个日本拖网渔船之上。事有凑巧，这条船竟取名为“福龙丸五号”。这些日本渔民最初吓了一跳，以为他们遇上了前所未闻的热带风雪，到了他们回到他们的海港时，他们终于弄清了可怕的真相。全部二十三个渔民都病了，住进医院。接着，船上那个无线电员死了。与此同时，高度敬感的仪器装置，又在日本，澳洲、美国，欧洲的雨里甚至飞过印度上空的民航机的汽油里，发现放射性污染的迹象。
这样，有关死亡的词汇中又增加了一个：锶90，或放射性锶。这是有高度放射性的锶同位素，它在生物有机体中的半排出期是二十五年。袭击“福龙丸五号”的致命的风暴就是这种东西。这种锶90和钙一样存储在人体骨胳中，和放射性碘相结合，成了致癌物质，而这种放射性碘己在这些渔民的甲状腺内发现了。据说这对后代还会影响，虽然其影响要过很多代以后再能测量出来。施特劳斯海军上将把这些提出警告的科学家说成是“绥靖派”，“惊慌派”。他自己派出一队技术人员到世界各地调查，结果似乎证明他给这场调查起的代号叫“阳光灿烂”是有根据的。可是另一些调查人员倒是觉得颇为阴暗。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名誉教授A.H.斯特蒂文特说，“这个爆炸了的氢弹的最后结果，就是生育出很多畸形发育的人。”加州大学的遗传学教授柯特·斯特恩说：“由于过去这些氢弹试验，现在世界上每个人的体内，都已有少量的放射性物质。”而在比基尼岛进行氢弹试监的顾问、海军科研局核弹研究处负责人物理学家拉尔夫·莱普则提出预言说，到了七十年代某些时候，同温层内的放射物质的积聚，就会超过安全许可量，影响到地球上每个人的健康。
从二十年后看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似乎超过当年春天的一切大事——布里克修正案所引起的激烈辩论，印度支那的危机，奥本海默的倒霉等等——然而在那时，它也和所有这些大事一样，被一个问题所盖过，这个问题荒谬绝伦、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甚至毫不重要，以致使人产生严重怀疑，究竟民主制度有无能力经得起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的各种挑战。现在看来似乎难以相信，但当时整个国家在整整三十五天内，都热衷于一场争论：究竟是谁同意把一个有左倾思想的陆军牙医欧文·佩雷斯，从上尉按惯例提升为少校？
※※※
“谁提升欧文·佩雷斯的？”参议员麦卡锡反复提出质问。他始终没有弄清是谁，而事实上他对答案也不感兴趣。佩雷斯不过使他有个借口来插手军队的问题而己。事实上，这个牙医之所以当上少校，并不是因为他的上级的同意，而是因为根据“医生服役法”的规定，他可以得到自热提升，这是使军队待遇和民间收入拉平的措施，而这一条麦卡锡本人是同意的。佩雷斯于1952年10月进入陆军。一年以后，他得到了少校的铜质栎叶领章。第二年，人们发现他原来是美国劳工党的成员，这在当时就等于是个共产党了。1954年1月30日，他在新泽西州基尔默营在麦卡锡的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援引了宪法第五修正案。人事行政局办公室已通知第一集团军把他解职，三天以后他被解除职务。但对那位威士康星州的新参议员说来这还不够。麦卡锡认为该把佩雷斯送交军事法庭，没有这样做，就说明陆军部已有共产党渗透进去，他就准备运用他的调查权力，来挽救这种局面。
研究麦卡锡的人认为后面还有文章，而事实上确是有的。肯定地说，作为一个虚无主义者，乔·麦卡锡是反对陆军当局的，即使没有其他理由，仅仅陆军是确立的权威这一点也就够了。在他未发现共产主义这个题目以前，他第一次在华盛顿捣乱就遇到了陆军。在突出地带战役中，有七十三名党卫军在马尔梅迪把一百五十名被俘美军杀害了。战争结束以后，他们被判处死别。但乔在1949年就为这些党卫军说话。这场争吵使这个参议员梦寐以求的在头条新闻标题上出现的宿愿得到了实现（什么“麦卡锡攻击残暴行为”；“麦卡锡暗示有神秘的证人”；“麦卞锡攻击陆军掩盖真相”等等）。结果这些德国人没有处死，而从那时到现在，并没有什么东西说明麦卡锡不再准备再和五角大楼较量一下。但是，他对陆军也没有积怨。他自己的利益和陆军的利益没有冲突。而且在1954年早期，他有更大的个人动机，要攻击其他机构。决定对陆军展开进攻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两个很不简单的年青人，麦卡锡的两名工作人员，他们可以说是五十年代的利奥波德和洛布【1924年芝加哥两少年杀人犯，他们自以为是超人。——译者】。他们的名字是罗伊·科恩和戴维·沙因。
科恩是他那一代热心政治的年青人的典型，就如马里奥·萨维奥【1964年加州大学哲学系学生、自由言论运动领袖。——译者】与马克·拉德【60年代青年激进分子。——译者】是他们那一代的典型一样。他身材矮小，一头黑发，感觉迟钝，目中无人，但记忆极好，过目不忘。他的垂下来的眼皮和他的肉感的嘴巴，使他表情显得阴郁而奸诈。他也和麦卡锡一样，只要是争吵，就都感兴越。他经常把他的黑发梳整好，这大概是能够说明他出身于较好家庭的唯一标志。他的父亲是个民主党人，是纽约最高法院上诉法庭的法官。罗伊的母亲简直崇拜她的孩子。当他还是小孩时，他的朋友的一个父亲主持一次旅行，请他参加。接着这个人便接到科恩太太的一个电话。她说：“你这次可幸运了。罗伊和你一起去。他聪明伶俐，懂得那么多事情。你一定会从他那里得到很多乐趣，而且你很可能会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
肯定他是早熟的。他在二十岁时就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只好在曼哈顿岛游游荡荡，等到二十一岁才当律师。那天，他宣誓就职，当了美国检察官助理。他成了研究所谓颠覆活动的专家，除了其他案件而外，还参预了雷明顿和罗森堡案件的审判。到了二十三岁，他就成了为沃尔特·温切尔和乔治·素科尔斯基提供内幕消息的来源，一方面他吹捧他们两人，另一方面这两个也吹捧他，给他写介绍信，使他得以爬向第二个目标：那就是，当美国司法部长詹姆·麦格雷纳里的特别助理。1952年9月，他达到了目的。科恩到了华盛顿第一天，就已露出一些征兆了：他在麦格雷纳里的私人办公室里宣誓就职，其实是不必再进行宣誓的；他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他的职责，但又忘记宣布他的职称，于是又再开一次记者招待会来弥补这样的粗心大意；他还要求自己有一个私人电报挂号号码和一个通向他以前在纽约的上司的私人电话。两样都未被批准。但他还是想到办法把同用一个办公室的三个年青律师撵走，把这房间变为他的私人办公室。12月，他准备控告欧文·拉铁摩尔犯伪证罪的起诉书。这个案件没成功，但这时科恩已经不在乎了。1953年1月24日，他辞去司法部的职务，去当参议员乔·麦卡锡的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
沙因比科恩漂亮。他是个长着金发的、懒洋洋的青年，脸孔和身材都象个正在发育中的希腊神。他生长于富贵之家，是安都弗学院和哈佛大学1949年的毕业生。由于他自己有个贴身仆从，和一辆巨型的有电话和无线电收发两用设备的黑色敞篷车，所以在哈佛期间就很惹人注意。哈佛的《绯红》小报描写他去参加聚会时说：
『他从车里报话说：“这是戴维·沙因。我的车子现在经过科普利广场。请告知前进方向。”接着不久，又报话说“这是戴维·沙因。我现已到了肯莫尔广场。请告知我如何前进。”』
他也和科恩一样，对共产主义发生兴趣。他在学校里写了一篇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后来印成了一本总共六页的小册子，题目是《共产主义的定义》。后来沙因成了名，《时代》周刊称这小册子为“出奇的简洁”。可是《纽约人》就不那么客气，说“它把俄国革命、共产党成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等等大事都写在这些大事并没有发生的那些年份里。它把列宁的名搞错了。它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搞混了。把马克思和列宁搞混了。把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和李沃夫亲王搞混了。它把十五世纪的乌托邦主义和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搞混了。”到了这时，要想找这本书就很不容易。但当《共产主义的定义》开始发行时，在沙因的旅馆业系统中，它还是和吉迪恩会【这是国际基督教徒组织，其工作是筹措款项，购买《圣经》，放在各旅店的房间里。——译者】的《圣经》放在一起；沙因旅馆业系统所属旅馆有迈阿密市的罗尼广场饭店，奥尔巴尼市的坦艾克饭店，洛杉矶市的大使饭店，阿特兰大市的里兹·卡尔顿饭店，博卡·拉顿市的博卡·拉顿饭店。有一位客人读了这本书感到很高兴，那就是本杰明·舒尔茨。这位犹太教拉比是一个“美国犹太人反对共产主义同盟”的头头。舒尔茨拉比找到这个沙因，并把他介绍给乔治·索科尔斯基。通过后者，沙因认识了科恩，而通过科恩，他又认识了麦卡锡。
把一位亿万富翁放在小组委员会的雇员名单上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如果谈到国会山里的所谓“资格”的话，沙因也没有什么资格。1953年初，科恩劝麦卡锡委派他这位新朋友为心理战的总顾问。本来这个职务根本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科恩自己别出心裁而已。但沙因很乐意义务效劳。这两个青年人在沃尔多夫饭店塔楼设立了临时总部，因为沙因在那里有长租套间。他们在那里策划对“美国之音”进行别出心裁的调查。他们悄悄地要求这个组织的雇员，秘密告发那些思想习惯异于寻常的同事。当麦卡锡谈到他有“忠实的美国地下运动”支持他时，他心里指的就是这些告密者。后来在弧光灯下进行电视实况转播的听证会后，报界普遍认为，这位参议员的这两个精力充沛的门徒，已把“美国之音”弄得人心惶惶。科恩和沙因当时才二十六岁。他们真不知会闹得伊于胡底。
他们飞去欧洲。在4月4日复活节那个星期天，他们在巴黎出现。接着十八天闹得天翻地覆，在欧洲各个首都进进出出，神气活现地摆出架势让记者们拍照，充分利用他们作为美国国会代表的权力与特权。不管走到哪里，他们后面总跟着一群兴高采烈的记者，他们一起唱：
『没有错，科恩先生，
完全对，沙因先生！』
或者唱：
『啊，科恩沙因照东方！
啊，科恩沙因照西方！
麦卡锡心里就知道
科恩沙因指何方！』
到了1953年后半年，麦卡锡周围的人很清楚，他对白宫已经是不怀好意了。感恩节前两天，他就把问题公开。11月16日，哈里·杜鲁门在广播中，曾尖锐地提到“麦卡锡主义”问题。乔要求给他同样的广播时间来就此进行答覆。一些广播公司也象政府一样，拼命想讨好他，于是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广播开始了几分钟以后，这位参议员就不是向着杜鲁门而是向着艾森豪威尔发泄他的怒气了。在前一个星期里，艾克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不知道麦卡锡主义是什么。这时麦卡锡恶狠狠地说，他就会知道的。艾克曾表示他有信心能把政府里的危害安全的人物清除出来，到了下一年国会议员竞选时，政府里有无危害安全的人物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参议员对他的无线电和电视观众说，这还差得远呢。“客观的、冷酷的、不愉快的事实”就是“共产主义还是一个问题，到了1954年，也还是问题。”
当然，他象煞有介事地说，在这方面共和党政府做得比民主党好得“不知多少”。但有“几个案件，我们打球出去，得分却是零，因为我们把球打到场外去了。”于是，他又象往常一样，举出一些案例：把姓名、日期、数字、档案都举出来——都是不对头的，虽然听众没法知道。乔说，他为此感到害羞，感到可耻，内心深处极不好受。但还不止此。虽然他已多次指点艾森豪威尔，但他还是和以前的杜鲁门那样，坚持执行和英国缔结的互助条约，尽管英国竟然和北京开展贸易，这简直是对朝鲜战场阵亡的美国男儿的侮辱。麦卡锡充满鼻音的声音这时响亮起来：
『“我们难道还继续把香喷喷的钞票送给他们么？……现在是我们共和党人把这个沾有血迹的错误停下来的时候了。……我们向美国人提出过的诺言，并不是这样的。让我们实现吧——不是明年，不是下一个月——而是马上就要实现。……我们只要这样对我们的盟友和名义上的盟友说就可以了，如果你们还是运货物去红色中国……你就不能从美国拿到一分钱。”』
艾森豪威尔听了大发脾气。杰克逊和保罗·霍夫曼要他在下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否认麦卡锡是共和党。哈格蒂也同意，布赖斯·哈洛和共他四位总统助手也有同样看法。但是尼克松认为这样摊牌的话，真正受害者会是共和党。最后，决定由杜勒斯在12月1日他的记者招待会中发表声明，作为对麦卡锡的答复，而这个声明又先由艾森豪威尔逐个字进行审阅。这位国务卿说，麦卡锡所攻击的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我们外交政策是要把外国作为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对待，而不是替他们指定贸易伙伴，或者“使他们成为我们的卫星国。”和麦卡锡不同，他是个真正反对共产主义的强硬路线者。他以这样的身份说，美国必须时刻准备“对俄国的要害进行摧毁性的打击，来进行报复，”而它之所以保有这种能力，“只是因为我们能利用其他友好国家的处于战略位置的基地。”
现在麦卡锡可说是得其所哉了。没有比和国务卿厮杀一番使他更高兴的了，他已经快一年没有尝到这滋味了。而且要捣乱的话，现在时机可特别好。艾森豪威尔正谁备和丘吉尔在百慕大会谈。如果他在会谈前夕向美国人民发表一次感情用事的电视广播，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破坏这次会议，使总统狼狈不堪。事实上麦卡锡下一步就是这样走的。12月3日晚，艾克出发参加会议。麦卡锡就进行广播，对英国人进行攻击，说他们和杀害美国士兵的人做生意，大发其财。他要求“每个对和不共戴天的敌人做这种血腥生意抱有同他那样看法的美国人，给美国总统去电去信，……指导他，使他有所遵循。”五天以后，白宫承认收到了五万封函电。在华盛顿，谁都不会相信什么指导不指导的废话，这完全是两个人之间的斗争。总统发言人在发表这些函电统计时，对此也毫不讳言。他说麦卡锡在发信人中占上风，而艾森豪威尔则在发电人中领先。既然白宫收到的电报较少，这不过是说明这位参议员已把总统压倒的一种巧妙说法。
就是在这个时候，华盛顿的人把麦卡锡称为全国第二号最有权力的人物。肯定地说，一个能够一下子引起这样社会反应的煽动家确是够可怕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情况，说明麦卡锡主义又在推向一个新高峰。下一个月，也就是1954年1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说，在过去六个月内，赞同这个参议员的公众上升了百分之十六。十个美国人中，不赞成他的不到三个人。现在他左右报界的能力那么巧妙，很可能十个人当中没有一个知道他是个走江湖卖膏药的。但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把普通人的反应看作是无知而不予理会的话——其实也可以不予理会——对美国参议员的反应可不能不予理会。最知道他的可恶的就是参院了，但是到了2月，当参院要投票决定拨二十一万四千元给他那个常设小组委员会的时候，参议员们在他的淫威之下，简直成了一堆毫无骨气的汉子。有勇气反对他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不敢和富布赖特一起投反对票的有：马萨诸塞州的肯尼迪、得克萨斯州的约翰逊、明尼苏达州的汉弗莱、田纳西州的凯弗维尔、蒙大拿州的曼斯菲尔德、华盛顿州的马格纳森、佐治亚州的拉塞尔、路易士安那州的朗、特拉华州的威廉斯、加利福尼亚州的库切尔、伊利诺州的道格拉斯、纽约州的莱曼和缅因州的玛格丽特·蔡兹·史密斯。这些都是坚定的人，性格倔强，在选民中声誉很高。但是他们都没有遇到过象麦卡锡那样的奇才。
哪些人相信他呢？他的力量究竟在哪里呢？谁是麦卡锡分子的核心人物呢？他们就是美国退伍军人团的成员，女民兵队员，得克萨斯州的百万富翁，还有那些害怕把食用水塘氟化和提倡精神健康运动的人们。他们是参加美国革命女儿会，“我要回来子弟会”，“我们母亲们动员起来协会”，“民族主义行动者协会”和“警卫美国协会”的人。他们是象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约翰·张伯伦，马克斯·伊斯特曼，詹姆斯·伯纳姆和威廉·巴克利这样的反知识分子派。（这个巴克利写道，“麦卡锡主义……是一种有善良意志和有强烈道德观念的人都会团结在它的周围的运动。”）他们都是在反对罗斯福立法，反对与西欧结盟，反对联合国，反对通讯革命，反对排犹主义，反对平等主义的狂热，反对种族平等，反对四十年代美国内部大移民，反对取消阶级歧视、性别歧视的社会斗争，反对扩大两代人矛盾等等的斗争中的失败者。他们在支持麦卡锡的大会中，高声歌唱，“只有人民爱老乔”，政客们都认定那黑魆魆的大批大批困惑的选民们是支持他们的。在1953和1954年之交的冬天，国会里有人认为，参议院中有八个参议员是由于麦卡锡的支持才当选的。
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第二个年头开始时，这位威斯康星的后辈参议员叱咤一时，睥睨一切，罗伊·科恩就站在他的左右。戴维·沙因可不在那里，因为他被征召去服兵役了。华盛顿没有人认为他在与不在有什么重要。沙因并不是象科恩那样才气横溢。事实上，麦卡锡私下里己经认为沙因使他头痛。他没有对科恩这样说，因为他需要科恩。但他现在发现科恩也是需要有个人的。他需要的就是沙因。
陆军征召沙因的通知是7月间发来的。看来这对他是个意外的打击，他可能连他己进行服役登记这一点也忘掉了。他本来一直和科恩两人过着忙碌而活跃的生活——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两人住在斯塔特勒饭店毗连的房间，在曼哈顿过快活的周末，策划对庞大官僚机构发动突然袭击，一想到这些事就其乐无穷。麦卡锡是个懒惰的煽动家，他把这个小组委员会的日常事务让给他们去处理。他们也以为自己是非常保险，而且看来也确是如此。要是首都没有人敢向他们还手，谁还会在太岁头上动土呢，答案是，沙因家乡的格洛弗斯维尔的兵役局。这是有讽刺意味的：格洛弗斯维尔的公民先生们离开权力机构太远，不知道沙因有那么有权有势的人物做朋友。他们也不存在什么政治上的难题，如果说华盛顿觉得有什么东西比之麦卡锡还更可怕的话，那就是征募兵役的丑闻了。
科恩最初的想法，是认为他的朋友应当立即取得军官的委任。但这是不可能的。无论陆军、海军、空军都予拒绝，认为他不够格。科恩于是把陆军驻国会的联络官迩尔斯·雷伯准将叫去办公室。后来陆军的特别顾问约瑟夫·韦尔奇对他就此事进行过质询。
『韦尔奇：你当时确已知道科恩是这个委员会的顾向么？
雷伯：是的，韦尔奇先生。
韦尔奇：他这个职位……是使你增加还是减少你对处理这个问题的兴趣呢？
雷伯：……我觉得是兴趣增加了。
韦尔奇：我们且不用“不正当”的影响和压力这样的字眼，你能否回忆到以前有过什么情况，你受对比这更大的压力呢？
雷伯：我回忆不到我以前受到过比这更大压力的情况了。』
五角大楼并不曾忽视沙因的问题。事实上，对外界说来，沙因事件最令人注目之处，并不是来自科恩的压力，而是军事机构对一个富有的年青的麦卡锡门徒这样主动另眼相看，而他毕竟不过是该年征募的近五十万美国人中的一名而已。沙因的问题，经过国防部长、陆军部长、两位陆军参谋长、一位副参谋长，陆军的人事行政处处长、运输兵总监、负责和国会联系的空军少将和海军的军法官研究过的。
陆军部长罗伯特·史蒂文斯（他原是一个纽约纺织工业家，后来在沙因案中，他扮演了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指令两位上校和一位中校，就沙因是否是当军官的材料再次进行研究。与此同时，那个想当军官的年青人也开始对这事情发生兴趣。雷伯将军第一次接见他时，他己经准备就在那里举起右手宣誓，马上成为一个军官了。谁知雷伯向他解释说，没有那么简单，这使他颇为困窘失望。后来这位将军就此事作见证时说：“看来他以为一切填表和办理各种手续，都是不必要的例行公文手续。”
1953年11月3日，沙因开始穿上军服。在纽约执行临时任务十五天以后（“把小组委员会的工作搞完”），就被派到新泽西州狄克斯堡K连，进行为期四周的基本训练。主要由于科恩的竖持，他的问题还未最后定局。事实上，这问题愈来愈使人感兴趣了。不能说，军队处理问题真是那么不灵活。沙因和其他新入伍的人不同，每个周末都可以准假外出。他的汽车可以驶进军营里来接送他。他在上操时间去接了不下于二百五十次的长途电话。有一天下雨，大家都在进行射击冻习，K连的连长却发现沙因在偷懒。沙因亲热地搂着连长的肩膀说他正在研究后勤问题，“想把军队向着现代化的方向改组。”这个解释竟然被接受了。他这种认为他怎样为国家服务才更有效的想法，虽然异乎寻常，但本来还会受到更认真对待。但是这时麦卡锡直接和五角大楼对话了；他向他们说明，他对沙因的看法并不如科恩那么毫无保留。在这位参议员向史蒂文斯打的录了音的电话里，他请求这位部长“作为对他个人的照顾”，不要把“戴夫……派回我的委员会”。他说沙因“这孩子不错，但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人物。……我很少看到罗伊象这次这样不讲道理。”
现在陆军部的顾问约翰·亚当斯就成了科恩发脾气的对象了。科恩和在营里的沙因进行电话通话后，就知道怎样使他的朋友在生活上可以过得舒服一点。于是他就不分昼夜，随时都会打电话给亚当斯。有一次亚当斯正在阿默斯特学院讲话，他却向学院挂电话，要他批准沙因下一天不用帮厨。如果有时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就会发脾气。有一次他和亚当斯在纽约激烈争论后，他竟然要亚当斯当场离开他的车，而那时车子正在公园大道与第四十六街交叉的有三条行车道的街中心。1954年1月14日，亚当斯对科恩说，沙因可能要在海外服役，百分之九十的新兵都要去的。科恩说这就会“搞军军队”，会使史密斯“不再是陆军部长”。
到了这时，对这种怪现象已经到处都有流言蜚语了。12月中旬，德鲁·皮尔逊登了一篇关于沙因的报导。第二个星期，《巴尔的摩太阳报》刊登了一长篇报道，1月，《纽约邮报》又登了一篇。与此同时，麦卡锡对陆军的看法也愈来愈坏了。他受到科恩的挑拨，又因佩雷斯被遣散了事弄到恼火万分，也许还因为他要每天都要有些胜利消息吧，总之他在2月18日在纽约举行的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发作了。这次这个不幸的作证人就是拉尔夫·兹维克准将。他是突出地带战役的英雄，是新泽西州基尔默营的指挥官。麦卡锡对他说他“不配穿军装”，他该“解除指挥官的职务”，他连“五岁小孩的脑子”也没有。当这种情况传到五角大楼时，史蒂文斯在李奇微的压力下对报界声明，不能向麦卡锡提供负责遣散佩雷斯的军官们的名字。史蒂文斯对兹维克所受到的“侮辱性的待遇”和“责骂”表示遗撼。他命令这位将军不再去小组委员会作证，而由他自己去。这位陆军部长立刻就接到麦卡锡的电话，“来吧，你试试吧，罗伯特”，这位参议员威胁他说，“谁要是保护共产党我就砸烂他的脑袋。你试试吧……我可以保证，你一辈子会后悔的。”
接着就发生2月24日在德克森参议员办公室举行的那个著名“烧鸡午宴”。这是那些老参议员们想把麦卡锡和陆军之间的裂痕弥合起来的一次努力。史蒂文斯发现他现在面对着麦卡锡、德克森、卡尔·蒙特和查尔斯·波特；而尼克松则是在隔壁那个房间。据一个记者说，这位部长“活象一条金鱼处在满缸都是梭子鱼的中间”。史蒂文斯以为自己是在这些和霭可亲、体贴同情而且又都是共和党人之中，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他就放松了警惕。他说他要求的不过是你不犯我，我不犯你。是的，我可以在类似上述意思的声明上签字。他真的这样签字了。但突然之间，门打开了，一群记者开进房间来。蒙特走到他们当中，向他们分发“两方谅解的备忘录”。这就是史蒂文斯在这些和颜悦色的参议员中由于放松警惕而刚签了字的声明。现在，他难过地发现由于没有仔细研究内容，他几乎对麦卡锡的全部要求都屈膝了。除了其他内容以外，这备忘录声称：
『我们已取得完全的谅解：陆军部长……将把对佩雪斯的提升和光荣遣散的有关全部人员名单提交给委员会，而这些人将要出席委员会作证。如果委员会要求兹维克将军出席……他将负责出庭。』
到了第二天早上，五角大楼的军官们都挥着手帕打招呼。其中一个人说，“全军士气高昂的，只有士兵沙因一人”。伦教《泰晤士报》说，“参议员麦卡锡今天完成了布戈尼将军【布戈尼（1722－1792）英国将军。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战败。——译者】和康沃利斯将军【康沃利斯（1738－1805）英国将军。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战败。——译者】所不能完成的事业——使美国陆军投降。”赫布洛克的漫画中画着艾森豪威尔从刀鞘中拔出一根白羽毛【美谚。意即表示怯懦投降之意。——译者】对麦卡锡说，“先生，请手下留情！”《丹佛邮报》的帕默·霍伊特给谢尔曼·亚当斯去电报说，“从这里看来，由于史蒂文斯这样彻底垮下来，他玷污我们美国军队的程度，超过历次战争全部敌人所能做的。”华盛顿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史蒂文斯并不是想向各参议员们呈上他的指挥剑投降。他只以为他们想看看他的指挥剑而已。”麦卡锡在胜利之余，毫不留情地告诉记者们说，史蒂文斯投降时“的低声下气，即使跪下也不过如此”。
接着那两周，情况有了变化。共和党人在首都到处碰头研究。一个月前还称麦卡锡是重要财富的全国委员会主席伦纳德·霍尔，现在也批评他对待史蒂文斯的态度。总统在3月3日记者招待会上表扬兹维克，并说，他的政府不能让任何“官员在国会的委员会或任何地方作证时，受到任何人身的侮辱。”但是，大家对乔还是千方百计地迁就。这时对他的要求不外是要他表现出同样的和解精神。但他不肯。他反而奚落五角大楼，说佩雷斯是“某个陆军高级军官的圣牛”【意即批评不得，摸不得的人。——译者】，并说他对这案件进行调查的结果已经无可怀疑地证明，“陆军里某些成员是提拨了、掩饰了和体面地遣散了一些身份公开的共产党。”
“真是他妈的胡说八道，”国防郎长威尔逊回答说。麦卡锡这时第一次在参议院又到嘲笑，这来自佛蒙特州的拉尔夫·弗兰德斯。“他象印第安人那样涂上准备上战场的油彩，跳起战舞，嘴上发出战争的叫嚣。他上了战场，然后骄傲地拿着一个粉红色的陆军牙医的头颅回来。我们可以认为：现在我们国家里共产党渗透的深度和严重程度，就是如此。”肯塔基州的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库珀对弗兰德斯的发言表示祝贺。总统也给他去信说，“我读到你今天在参议院发表的意见很感兴趣。我认为美国需要听听更多的象您这样的共和党人的声音。”现在要攻击麦卡锡还需要勇气，但有人开始攻击了，陆军的情绪也开始好转。汉森·鲍尔温在《纽约时报》里写道，这个参议员对军方的冲击本来是很厉害的。“它的士气还是低落，无论纪律和效率都有很多不理想之处。”现在，它要进行反攻了，而它选择的武器就是沙因事件。麦卡锡和科恩由于陆军部要科恩的朋友服役从而要对陆军进行惩罚，这样说是会很有力量的。这大概也是事实，而且不管怎样，这是乔·麦卡锡盔甲上的致命弱点。3月11日，陆军（通过一名民主党人）把沙因事件的全部经过，包括科恩恐吓要“搞垮军队”，按月日编成资料，透露了出来。
第二天，麦卡锡反过来攻击说，陆军想把沙因作为“人质”，想要威胁他“不把共产党揭发出来。”很显然，要听取两方的意见，就要在国会举行正式的调查听证会。白宫希望由参院三军委员会来处理——因为麦卡锡在那里影响较少。但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马萨诸塞州的莱弗里特·索尔顿斯托尔就要在11月份重新竞选参议员，所以对这件事不愿意插手。接着就是一阵勾心斗角的议会幕后活动。民主党人要把这听证会交给参院的政府事务委员会，那里的民主党参议员多，加上玛格丽特·蔡兹·史密斯，就会压倒麦卡锡的人。但是共和党人又不同意。而最后能够取得两党一致的解决办法，则是愚蠢不过的：那就是由麦卡锡和科恩自己那个小组委员会来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调查。麦卡锡同意在调查时不当主席。而由他的一个最狂热崇拜者蒙特来主持。根据同样理由，科恩也不能当首席顾问。但是要找一个人代替他，却似乎是难于登天。其实，只要找个能干的、到现在还未对麦卡锡发表过意见的律师就行了。德克森就提出一个公堂律师，那是田纳西州诺斯维尔人雷·詹金斯。接着就是决定程序问题。德克森不同意公开作证，但林登·约翰逊还是使大家同意举行有电视实况转播的听证会，麦卡锡则取得进行反诘的权利；而在他当主席时，他是坚决不同意作证人的反诘权的。
1954年4月22日早上10时半后不久，听证会就在参院的中心会议室举行，那里弧光灯齐照，华丽异常。看来似乎一切都秩序整然。詹金斯坐在话筒前，蒙特手里拿着主持会议用的锤子。麦卡锡则坐在他左边最远的地方、在那个形如棺材的桌子的末端。九个月以前，这小委员会里的民主党人，由于表示抗议麦卡锡所使用的手段，拒绝参加会议。现在他们带着他们的法律顾问，廿八岁的罗伯特·肯尼迪回来参加了，而他那时主要是以反对科恩闻名的。蒙特和一位资格老的民主党人阿肯色州的约翰·麦克莱伦【麦克莱伦对上兵沙因享有的各种特权的具体情况很感兴趣，掌握着很详细的材料。他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了。】开了几声玩笑，然后就敲敲桌子请大家静下来。蒙特说，“现在，我们的律师詹金斯先生，开始提问第一个见证人。”詹金斯刚张嘴要说话——他的嘴确是大得惊人——但是还未来得及发言，就被人打断了。按照会场的纪录，情况是这样的：
『麦卡锡：主席先生，我想提出一个程序问题，我可以提出个程序问题么？』
按照H.M.罗伯特的《议事规程》，见证人是可以提出一个程序的问题来打断主席的，只要所提的问题是符合规程里的规定就行了。但麦卡锡心里想的可是另一回事。他的洪亮的声音大起来了。
『麦卡锡：我曾听到部队的人的意见，上至有高越（原话如此）战斗纪录的将军们，下至最近入伍的普通士兵，他们对少数几个五角大楼内企图破坏我们调查听证的政客们自称为陆军部，都表示极大的遗憾。……陆军部并没有破坏我们的调查。只是陆军部里有三个非军人，应该把他们的名字提出来。』
如果主席是公允的话，一听到他提的显然远远不是程序问题，而实际是发表讲话的时候，本来就该锤锤桌子，要他停下来的。但蒙特却让他说下去，还平静地同意麦卡锡那个荒谬的建议：陆军部长是否代表陆军，现在不下结论。以此开始，麦卡锡又再打断主席的话，又再来一篇讲话。“主席先生，主席先生，”他声带绷得紧紧地大声叫出来。蒙特垂下头来望着桌子，点头让他说下去。乔·麦卡锡又再发表他的这点意见。
『麦卡锡：我认为让这几个企图、企图阻挠对共产党进行调查的人自称为陆军部，是使具有一百万卓越战士的陆军的每一名战士蒙耻丢脸的事。』
麦克莱伦平静地指出，现在对陆军所提出的四十六项反控告，正是由“乔·麦卡锡主席”代表小组委员会签名的。但是蒙特还是作出有利于麦卡锡的裁定。这样听证会就形成这样一种格局了：乔还是象当主席那样控制着整个会场。他或者用“程序问题”，或者通过对见证人的反诘，就可以把他要说的话说完。蒙特是他的人，而现在看得出来，雷·詹金斯原来也是。本来选他当小组委员会的特别法律顾问，是以为他守正不阿的，而现在他却明显地鼓励麦卡锡胡作非为，让他起誓，还请他解释“共产党人的机构究竟是怎样的”。这点本来已经听了不知多少遍，现在乔又将钉在架子上的地图和一根教鞭拿出来了。听众感到很沮丧。讲完一课以后，他又说：“有很多人以为，我们可以和共产党人和平共处呢？”于是詹金斯就急切地问他说：“那你的意见呢，先生？”他那个答案几乎占了大半个下午。尽管这样，詹金斯还是觉得他对支持麦卡锡还未做够。于是他说：
『詹金斯：参议员麦卡锡……今天的会要结束了。……现在可能有两千万或三千万美国人听你讲话……我想要你谈一谈。对美国每个男女老幼来说，他们应该怎样……做他们份内的事来消灭共产党呢？』
反对麦卡锡的人感到失望极了。这个参议员似乎是打不败的。甚至连美国的陆军，也不是他的对手。他靠着自己个性的力量把每次开会搞成麦卡锡闹剧，外加一些经过处理的照片，伪造的联邦调查局报告，由所谓“美国忠诚地下组织”从五角大楼档案材料偷来的备忘录，还有他那麦卡锡式的野蛮的教诲，比如他说，他儿童时代有一个叫做印第安人查理的“导师”，曾指点他说，“如果有人向你走近而态度并不完全友善，你就要尽快朝他胯下猛跳过去，直至他无法动弹为止。”如果有什么不利于他的见证开始使会场热闹起来的话，他又会用他洪亮的声音疾呼，这样会场纪录就会写着“我提出一个程序问题”，或者是“主席先生，主席先生”。接着他就转换话题，说什么他“坐在这里，听这一大串一大串的谎言”真是使他“头痛和厌倦”。听证会上完全是一面倒，本来到这个中心会议室的听众是想看看两方决战的，现在他们能听到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的发言，尽管他只不过是有胆量敢于反驳麦卡锡，也很高兴。他说，“你谈到什么害怕。我从内心深处希望你知道一点：我对你，对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场合说的任何东西，我都不怕。”
但是周围的人似乎没有谁准备超过他这个限度。而所有这些人当中，看来最不可能摸麦卡锡老虎屁股的，似乎是陆军那位特别法律顾问了。他是约瑟夫·韦尔奇，六十三岁，身材高大，体格魁梧，动作轻捷，他一生都是忠实的共和党人，是非常有地位的波士顿市黑尔和多尔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他接受这个任务，不收任何律师费。记者们说这大概就是他们决定由他当特别法律顾问的原因。他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静悄悄地坐在那里，肘部靠着桌上，手掌托着面颊，手指不断地沿着前额上的皱纹摸来摸去。看上去他可能不过又是一个看热闹的人。他让麦卡锡对他的当事人史蒂文斯声势汹汹，但从不提出异议。他讲不了几句话，又讲得这样一本正经、彬彬有礼，几乎有点滑稽。他那绿色的领结，大惊小怪的神情，尖声尖气的声音，都使他活象狄更斯笔下所描述的律师，而不象一个成功的美国公堂律师。
首都很少见过象他这样貌不惊人的人。但他知道他给人造成什么印象，并且也很满足。有时他发现，让别人低估自己是有好处的。他在波士顿市灯塔和波士顿广场这样高贵的社会中过惯生活，可从来没有领教过麦卡锡这一套虚张声势、威胁恫吓、瞪着眼睛说瞎话的行径，所以他歪着头，静听着。他把手深深地插在裤袋里，把脚尖翘起来，休息时可以看到他在各个人群的旁边逛来逛去，尽可能把他们的谈话听进去。当他到时候在听证会发言时，他和麦卡锡简直就有天壤之别。迈克尔·斯特雷特在他的《电视审讯》中说，“麦卡锡总不会忘记广大的听众，而韦尔奇则似乎总记不起他们。麦卡锡轻蔑地对群众说话，而韦尔奇则好象对着个别人彬然有礼地交谈，所以他内始至终都得到群众的支持。”
这些在旁观察韦尔奇的人，逐步逐步终于发现他有钢铁一般的力量。在这里真正决个雌雄的是他和麦卡锡，他们真正重要的交锋是在听证会举行的第九天发生的。那天，韦尔奇向麦卡锡反诘一份联邦调查局秘密信件是怎样落在他手里的。在这过程中，这份文件曾被重新打过字。而从法律上说，把机密文件重新打字就是等于把它公布发表，因而这一点是重要的。乔扑在话筒前面，神态紧张，脸色阴沉。在弧光灯下，他的一撮浓眉底下那堆肉，使他的上眼皮有一种凶神恶煞的表情。韦尔奇让他等一会。这位波士顿人几乎故意装出懒洋洋的样子，肘部撑着桌子，弯着手指托着有些紫蓝色静脉的面颊，皱起眉头，似乎他是第一次见到这样使人难以相信的怪物。现在他准备就绪了。
『韦尔奇：麦卡锡参议员，当你在这里出席作证的时候，你当然知道会向你提到这封信的问题吧？
麦卡锡：我估计这会是个问题。
韦尔奇：你当然也知道会问你是从什么来源拿到手的。
麦卡锡：……我不答复这个问题。
韦尔奇：你起誓时说你要说出全部真相的时候，难道私下里有保留条件，认为应该由你来决定哪些东西你愿意作证？
麦卡锡：我的答复是，要说出全部真相是没有任何保留的。
韦尔奇：谢谢你，先生。那你就告诉我们。谁把这文件交给你的！
麦卡锡：我的答复是不。你弄不到这情况。』
詹金斯这时为了解救这位参议员，就提出一个奇怪的意见，说麦卡锡这个态度是对的，因为他是个“执行法律的官员……他的任务是把罪行揭发出来”，于是，委员们就转向其他问题了。他们和听众们慢慢才体会到，韦尔奇刚才这样做为的是什么。他实际上是揭发了麦卡锡是个违法分子。这个参议员承认他手上有一封偷窃来的信，就是违反了联邦法令，而且他拒绝答复韦尔奇的问题，他犯了蔑视国会罪。不但如此，他这样蔑视这个波士顿律师，也使人觉得这种做法并不是初见。到了听证会结束，人们会后交换印象，就明白过来了。近四年来，全国都注意到，麦卡锡对那些拒绝回答他的质询的见证人，是肆意凌辱的。他当众讥讽他们是“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共产党”，把“人权法案”变为一纸空文。而现在，他在见证会上的表现，原来也是和他们一模一样。
蛊惑人心的煽动家是特别容易成为人们嘲笑对象的，但能够技术高超地嘲弄他们的人，倒不是那么常见。自从科恩和沙因露了头角以后，人们就已纷纷猜测究竟他们的关系是否正常。但是用什么方式来提这个极其微妙的问题，还没有人想出好办法。韦尔奇倒想出一个主意。听证会开始以来，他就一直磨练他的尖锐的词锋，准备在麦卡锡的乱棍之中，插进一刀去。在关于一幅经过修改的照片问题上，机会来了。原来科恩为了要证明一个不重要问题，给了詹金斯一幅看上去是照片那样的东西。那是在马圭尔空军基地上照的，里面是史蒂文斯对着沙因微笑。现在韦尔奇把那幅真照片拿出来了。原来史蒂文斯对着微笑的是另外一个人，那个人的像被剪了下来换上了沙因。这时中心会议室顿时一片沉默，大家都在考虑。科恩拼命否认，说他不知道这张照片被剪过。他说他甚至连这张照片从哪里来的他都不知道。于是韦尔奇好象毫不经意地问一个见证人，麦卡锡手下的一个工作人员：“你是不是认为它是从一个屁精【原文pixie，意为小妖精，与照片谐音，又与神仙（fairy）一词同义。而神仙一词，英语又可解释为男子搞同性关系者。这里韦尔奇是暗指科恩与沙因搞同性关系。——译者】那里来的么？”
于是，桌子那头有人发出了嘟嚷声，那枝棍棒举起来了。麦卡锡问道，“请这位律师替我解释一下——我想他本人可能是这方面的专家——什么叫做屁精？”
韦尔奇的尖锐的剑锋马上一闪。“好吧，参议员先生，我可以这样说，一个屁精就是神仙的近亲！”
听众忍着没有笑出声来，但这个巨人已被刺伤了。从那时候起，麦卡锡就准备用最恶毒的语言来对付韦尔奇，想找寻报复的办法。6月9日，听证会进行到第八周，麦卡锡以为他找到机会了。科恩那时是在见证人席上。韦尔奇对他质询，问到小组委员会在新泽西州蒙默思堡的通讯部队的雇员中进行搜索颠覆分子的问题。
『韦尔奇：科恩先生，如果我对你说蒙默思堡那里情况很糟，那你只要能办到就会在当天就把它解决，是吗？
科恩：是的，先生。
韦尔奇：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斗胆奉劝，先生，请你把关于颠覆分子，共产党，或者间谍的情况告诉我们，请快点。你记得我这些话么？』
这时麦卡锡的声音响了起来，紧张而且高昂。
『麦卡锡：主席先生，谈到这个问题……
蒙特：你是否要提出一个程序问题？
麦卡锡：不完全是这样，主席先生。既然韦尔奇先生提出这样要求说，如果我们知道有谁是为共产党服务，就应该把情况提出来，那我想我们就应该告诉他：在他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中，有一位叫做费希尔的年青人……他曾当了一个组织的几年成员，而这个组织——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曾被称为共产党的法律事务的支柱……』
韦尔奇好象被打了一下似的。桌子周围一片沉寂。麦卡锡微笑着，舔了一下嘴唇，继续讲下去，他的话里充满着讥讽的味道。
『麦卡锡：……韦尔奇先生，我掌握这些情况以后，我感到我有责任答复你刚才这个迫切的请求。……要不要把这问题提出来，我曾迟疑过一下。但是我对你时科恩先生的假惺惺的请求，要他当天就把所有共产党赶出政府机构，实在感到有点腻烦。所以，我们就向你提供关于你那个事务所那个青年人的情况。……』
他果然把情况说出来了，韦尔奇则两手捧着头，眼睛望着桌子，显然是很丧气的样子。但是到了现在，看来很显然，麦卡锡说的话有些什么不对头的地方。还坐在话筒前面的科恩往参议员这边一再张望，摇着头，似乎是恳求他什么似的。他看来似乎比韦尔奇还更难受。但是麦卡锡还是一直说下去，把一个直至现在为止还是寂然无闻的人一下子弄到名誉扫地。
『麦卡锡：……你是否已知道他是个共产党，这点我不知道。我先假设你不知道，因为，韦尔奇先生，我得出一种印象：你尽管扮演得很不错，想博人一笑，但我认为你对共产党的危害性，并没有任何概念。我认为你是不会有意识地帮助共产党的事业的。但是，我认为我们想在听证会上摆出事实而你则在扮演滑稽剧来取笑这个会时，你是不自觉地帮助了他们。』
他得意地窃笑着。会场寂静得有点异乎寻常。人们都在等韦尔奇答复。但他迟迟不作声。麦卡锡还在讲话的时候，这位波士顿人的口唇有一次似乎动了一动，准备说“住嘴”，而现在呢，他似乎是在琢磨怎样说才好。他把身捱向前，对蒙特说：“主席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要有一种接近于个人照顾的特权。”蒙特很快就答说，“可以。在你的讲话里可以保有这个权利。”他也感到有点不安。听证会的委员席上的人们，看来都有点受影响。只有麦卡锡是例外。他正和他的助手大声谈话。韦尔奇差不多要开口三次，才引起这位参议员的注意。“我用一只耳朵就听到了”，麦卡锡对他说。这位波斯顿人说：“这次，我要你用两只耳朵一齐听。”麦卡锡叫他的助手把弗雷德里克·费希尔参加过那个查禁组织律师协会的剪报材料拿来，并说，“我认为这应正式放在记录上。”
『韦尔奇：我讲完了这段话，你就不用放什么东西到纪录里去了。直至现在为止，参议员先生，我还未真正摸清楚你的残酷无情和不择手段会厉害到什么程度。弗雷德·费希尔是个年青人，曾在哈佛大学法学院读书，后来参加我的事务所工作，同我们一起在开始一项看来是很有前途的事业。』
于是他就对电视听众们叙述了知道听证会内情的人早已知道的情况。韦尔奇到华盛顿来本来有一个顾虑，就是怕由于他的原故，会使黑尔和多尔律师事务所有个别人受到诬陷。他本来想带两个年轻助手来首都，但和他们谈话时，发现其中一个——即弗雷德·费希尔——曾在法学院毕业后参加过“律师协会”。【另一个人是詹姆士·圣·克莱尔。在二十年后众议院举行弹劾听证会时，他是尼克松总统的法律顾问。】他后来知道这个协会更多的情况以后，就退会了。韦尔奇于是把费希尔留在波士顿。麦卡锡和科恩知道这个人，曾同意不提这个人的名字。在1954年，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在全国电视中被人指摘为颠覆分子，而麦卡锡为了要报仇，就这样伤害费希尔。现在韦尔奇把内情和盘托出。最后，他就转身对这个参议员说：
『韦尔奇：……我几乎没想到你对这个青年竟然会这样不择手段，这样残酷无情下毒手。是的，他现在还是在黑尔和多尔事务所工作。是的，他将来也还会在黑尔和多尔事务所。但我很遗憾地说，由于你的缘故，他今后将永远会有个被你不必要加在他身上的烙痕。要是我有权力宽恕你这种残酷手段的话，我会宽恕你的。我喜欢象个正人君子那样来处世待人，但是要说宽恕的话，你只能得到别人而不是得到我的宽恕了。』
后来，麦卡锡对他一个朋友说，当韦尔奇发言时，他的肚子里好象有个疙瘩。这不是说他后悔了。这个人大概是不可能悔悟的。他知道这次他又翻了个大筋斗，韦尔奇又赢了一局。他拚命想重新站着脚跟，咆哮说韦尔奇没权利谈什么残酷问题，因为他“已经在这里有几小时在引科恩上钩”。
『韦尔奇：参议员，我们还是不提这个问题吧。我和你都知道他过去参加过律师协会的，你看科恩先生向我点头了。』
科恩显然极不好过，他真的向韦尔奇点头，而且他还咬着嘴唇，全身颤抖。【科恩在1968年2月《绅士》杂志上揭露说，麦卡锡本已答应如果韦尔奇不追查科恩不服兵役的问题，他就不把费希尔提出来。韦尔奇信守了诺言，所以当时科恩担心他的主子违反协议，是有理由的。】他本人就曾经搞倒过很多见证人，他当然知道韦尔奇现在这样对付麦卡锡会有什么后果。韦尔奇又对科恩说：“我认为我没对你个人干什么过不去的事，科恩先生。”
『科恩：没有，先生。
韦尔奇：我并不想干什么对你个人过不去的事。如果我这样干了，请原谅。』
科恩又点点头，这时麦卡锡又想回答，韦尔奇又制止了他。
『韦尔奇：……让我们不要再伤害那位年青人罢，参议员。你已经伤害够了。
难道你真的没有道德观念吗？难道你真的没有吗？』
这位参议员低首望着大腿，又抬起头来，又想问韦尔奇，费希尔是否他的助手。而这次，这位波士顿人就用再蔑视不过的口吻制止了他。
『韦尔奇：麦卡锡先生。我不再和你谈论这个问题。你坐在这里和我相踞不过六尺，而你竟然会向我提出弗雷德·费希尔的问题。你把问题公开出来了。如果天上有个上帝的话，他不会对你，对你的事业有什么好处的。我决不再向科恩提什么问题了。主席先上，如果你愿意，可以叫下一个见证人上来。』
但那天不再有什么见证了。听众们都费力地站将起来，向韦尔奇鼓掌。甚至连蒙特也跟他们一起鼓掌。他把锤子放下来。本来在那里的六个警察曾接到训令，要是有谁鼓掌的话，就把他们赶走的。但现在他们站在那里，木然不动。麦卡锡的脸色阴沉，呼吸沉重。韦尔奇走向门口，那里有个妇人摸摸他的手臂，哭了起来。当他走到外面过道上时，记者们都从后面涌向他。突然之间，全场的人都向门口冲去，就好象有人大声喊说，“起火了”一样。他们都是迫不及待要出去。一会儿以后，留下来的就只有一直没离开坐位的麦卡锡和几个法警，一些搞电视的技术人员。他向周围望了一下，搔了一下头，想引起别人的注意。最初没有人望他，后来有一个向他望过来。这位参议员把手一摊，问道，“我做错了什么事呢？”
陆军和麦卡锡对垒的听证会举行了三十六天以后，便在6月17日结束。于是小组委员会就那七千四百页纸的证词进行研究，提出一份报告，对两方都进行了指摘。起初，麦卡锡究竟因此遭到多大损失还不易察觉。以前也有人揭发过他，但每次他都很快又站起来。他体力也没受到影响，还有八个至十个很重要的参议员对他很忠诚，他对国会里共和党领袖还有很大的影响。他还是野心勃勃，又宣布要对陆军、国防工业和中央情报局的共产党人进行新的调查了。
但所有这些调查，都是胎死腹中。在麦卡锡问题上，国内现在出现了新的声音，原来的一些声音现在调子也不同了。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领袖詹姆·施拉姆写信给谢尔曼·亚当斯，说共和党州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都认为，经过这次听证会这样“出洋相”，共和党候选人都会受到影响。科罗拉多州的帕尔默·霍伊特说，“现在该是共和党声明与麦卡锡断绝关系的时候了，不要等到他把他们拖垮为止。”俄亥俄州共和觉保守派众议员乔治·本德，在竞选塔夫脱的参议院议席时说，“麦卡锡主义已经成为政治迫害，专横武断、剥夺民权的同义词。我国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不同于别国，正是由于有这种民权。”大家都认为科恩已经声名狼藉。小组委员会里除了麦卡锡而外，全部成员都反对他。于是他在7月19日辞积。（乔咬牙切齿地说，“这是共产党人的伟大胜利。”）自从这位参议员和陆军年初公开破裂以来，民意测验的人发现，公众对麦卡锡的看法有很大的改变。8月末，成年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二，对他的看法变坏了。现在已经有二千四百万人对他印象不好。
拉尔夫·弗兰德斯没等到材料齐全就动手了。麦卡锡对费希尔的攻击惨败以后的第三天，这位弗蒙特州共和党人就提出动议，要求参议院撤销这位威斯康星州的后辈参议员的各种主席职务。麦卡锡说，“我认为他们该把他放在个网里，投放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在当时，通过这个动议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诺兰第二天匆忙开了个记者招待会，对这个动议进行谴责，南部民主党人表示，他们怕这样就会造成先例，影响到国会的资历规定。6月30日星期五，参院展开辩论。那天晚上，弗兰德斯就改变策略，提出一项简单的谴责麦卡锡的提案。内容是“参院决定，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麦卡锡先生，违反了参院的传统，对参院的声誉可能有所损害，因此这种行为应受到谴责。”诺兰提出将议案交由一个有三个共和党人和三个民主党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处理。看来这倒很保险，因为成员们都是由诺兰和林登·约翰逊所挑选的保守分子，主席是犹他州共和党阿瑟·沃特金斯。麦卡锡他们以为己经稳操胜券了。
他们把沃特金斯估计错了。这个主席决心不让公众再看热闹，禁止在新听证会进行电视转播，并定出几条严格的基本规定。甚至连吸烟也不行。乔和他的律师两人，只能有一个有权利向见证人进行反诘。既然麦卡锡本人是个蹩脚的公堂律师，这就是说，他不能再担任主角的角色。在第一次听证会上，他又试探一下沃特金斯，又来“主席先生，主席先生。”但这位主席把锤子一敲，就象刽子手那把用刑的大刀一样。他直截了当地说：“参议员先生不符合程序。……我们不能给引到岔道上去，我们将继续按原定路线进行下去。”麦卡锡于是冲出去走廊，正好有一群电视记者在那里等着，他就在话筒前劈啪劈啪地叫起来，“我认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前所未闻的事情。”但特别委员会不为所动，它就弗兰德斯的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作出决定，建议谴责麦卡锡，参议院全会又以六十七票对二十二票通过。而在1月份，这里只有富布赖特一个人，敢于投反对麦卡锡的票！
尼克松副总统利用他参议院议长的身份，行使特权，将决议的标题改动，删去“谴责”一词，改为“关于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先生的行为的决议。”他是想助他一臂之力的。麦卡锡的崇拜者，对决议案改动感到安慰，但麦卡锡本人则没有受骗。他对记者说：“这还不完全是信任投票，我很高兴这场马戏宣告结束，我现在又可以搞我的真正工作，去揭露共产主义、揭露罪行、揭露腐化了。”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见到部长们时就略为微笑地说，“听到最近消息么？麦卡锡主义成了过去了。”
确是这样的。没有科恩在那里推动工作，乔就变得毫无生气，软弱颓唐，轻易丧气。他的忠实的追随者组织了一个“一千万美国人争取正义委员会”，由一名退休的海军少将当“参谋长”，反对谴责乔的决议。他们用一部装甲车将有一百万零八百一十六人签名的请愿书带到首都。纽约市也有一万三千人参加了“谁提升了佩雷斯”的大会。这个大会的赞助人，有犹他州州长布雷肯·李，美国退伍军人团的阿尔文·奥斯利，美国革命女儿会的格雷斯·布罗苏夫人，一位新泽西州的前任州长，还有一位前任驻莫斯科的大使。一队中学的乐队奏着“前进呀，威斯康星州。”一个唱摇滚舞曲的歌手在歌里套上歌词说，他愿意为他的头头“颤抖不住、唱个不停、舞个痛快。”科恩还对群众说“乔·麦卡锡和我宁可要这样的美国人，也不要全世界的政客们。”但是，乔本人却没有到场。他在和一位选民握手时把手臂弄伤了。那个人无意中把他的手肘在玻璃台板上一推，有人则认为这个动作是有象征意义的。总之，这位参议员进了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出来时手臂挂在悬带上。
继麦卡锡之后，成为共和党中期竞选的主要人物是尼克松。民主党人都说这两人之间没有多大不同。尼克松指责说，民主党是“随着赤风倒”。当艾德莱·史蒂文森说美国经济似乎是停滞不前时，尼克松就说他是“散播共产党的宣传”。如果哪个民主党人得到史蒂文森的赞成和支持而获选，他就说“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开除的危害安全的人物现在又要统统被雇用了”，他要求民主党中的爱国者“抛弃他们的党，而选出一个艾森豪威尔的国会”，因为“我们了解共产党的威胁，这个政府决心要把这个威胁粉碎。”他警告说共产党正在和共和党“拚命地公开地”作战，因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名单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民主党左翼集团的人物，他们对共产党的阴谋视若无睹，竟然让它在美国得逞。”
“我的老天，”艾森豪威尔说，“这一切吵吵闹闹，有时真令人厌烦。”尼克松也感到厌烦。“我真烦透了，从骨里烦透了，我的心根本不在这些问题上，”他有一次对一个朋友这样说。这次在全国各地作竞选旅行似乎特别使人疲倦。但是由于总统决定不积极干预竞选，尼克松就成为共和党政治活动家中地位最高的人物，而他又认为这次竞选关系重大。“要是在第八十四届国会里民主党人占了优势，”他在哥伦布对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州代表大会说，“那就意味着共和党开始垮台。问题就是这样简单。”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他作了二百零八场演说，举行了一百场以上的记者招待会，飞行了二万六千英里，访问了三十一个州的九十五个城市。这样，他就成为全国议论最多的第二号人物。史蒂文森谈到他的策略时，说他是“穿着白领的麦卡锡主义”。沃尔特·李普曼还不止这样说，他把这个副总统说成是个“不择手段的党见极深的人”，“在他的良心里没有我国人民有权利希望美国总统应该有的原则考虑。”
五十年代的特点之一，就是连艾森豪威尔的敌人，也从心里希望他完美无缺，所以尼克松这些讲话，没有人认为总统应该负有责任。至于他怎样有可能不知道这些讲话的内容，倒没有人加以解释。他最爱订阅的《先驱论坛报》把这些话都登在第一版上。但正如詹姆士·赖斯顿所写的，不知怎的，大家总觉得总统决不会说民主党对叛国阴谋是有意视而不见，“只是有人利用了他的名字，而他自己不知道而己。”肯定地说，尼克松的作风和艾森豪威尔的是很不同的。艾克自己说，他希望被人认为是“全国人民的总统，”反正骂人总不是他本人的专长。但不管怎样，他希望他的党的候选人可以获胜，而他又认为尼克松是在帮他们的忙，于是就鼓励他干去就是了。
他们两人都希望，共和党不必用竞选的花言巧语，而是靠政府的成绩进行竞选。“要动手赢得1954年竞选，就是现在现在这个时候，”尼克松在1953年4月告诉内阁部长们说。艾森豪威尔认为他在1954年制定的法律所取得的成就，是可以大谈特谈的。这次国会开会，尽管有参院中心会议室那场插剧，但还是开得不错。他延长了联邦建筑房屋规划，延长了相互贸易协定，放宽了原子能法案的限制，扩大了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范围，简化了海关程序，制定了新农业计划，拨了二十亿元建筑联邦公路，并且减轻了十亿元的赋税负担。这些他都已签署了，己经成了法令。他计算了一下，在制订法令方面他的“成功率”按棒球记分大概是.830，他本人也觉得高兴。《国会季刊》的计算方法不同，估计是.646。即使这样，他也还是干得不错的。民主党人预言说，共和党政府会带来大萧条——这种说法也和尼克松在共产党问题的说法一样，同样地是不负责任——现在这都证明是荒诞无稽了。
但是过去二十年来都投民主党票的趋势，曾使在野的共和党人一度处在有利地位，而现在民主党是个在野党，又转处在同样有利地位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间派的人们是倾向于投民主党人的票的。而且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还要和历史作斗争，因为执政党几乎总是会在中期选举失势的。而且，战后繁荣的趋势也已停了下来，喘一口气。1954年虽没有出现领救济粮的现象，但是农产品价格有了下降的倾向。衰退也使一些雇主们极度紧张不安。
由于未来困难重重，共和党的各个总部认为共和党还是需要一个打手。他们之所以选中了这位副总统，就是因为他本人当打手当得不错，因为这可以使这位副总统和一般党员的关系加强，而且，正如艾森豪威尔所指出的，还可以使他享有更好的声誉。尼克松是够勇敢的——他自己说过“每次竞选运动总得要有个人走上前来，格斗一番，”——但他热情也不高、1954年春，他回到惠蒂尔学院去发表毕业典礼演说，发现接待他的人排成两行，其中一行是拒绝和他握手的学生。这显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他的夫人对政治斗争比之他更不感兴趣。2月中，他们俩经过详谈之后，还研究了他1956年任职期满以后是否可以退出政治生涯的问题。根据默里·乔蒂纳的说法，尼克松在中期选举前夕飞回华盛顿去的时候，曾衡量过究竟自己是独立开业好，还是参加一所老牌的律师事务所好。当飞机转入滑行下降时，他把七页纸的笔记交给乔蒂纳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的竞选演说。你也许想留为纪念品吧。我不再搞政治了。”
选举的结果是使人难于理解的。民主党又控制国会了。现在尼克松只好说，选举的胜负并不决定共和党能否生存了。麦卡锡说这是“一次惨败”，在“我们那些想揭露共产党的人们当中出现一次你死我活的内部斗争”，应该由政府负责。但是这并不是惨败。在第八十三届国会中，共和党原来不过是略占上风，现实派早就承认它会失败的。到了情况清楚以后，民主党在众议院夺回了二十席——他们本来以为可以有五十席的——而在参院，他们只是多了两席。《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两天以后作出结论说，“政府在这次选举中既没有胜利，也没有惨败。”
同一天，尼克松也向内阁部长们发表他对选举的看法。他认为两方“实际上不分胜负”。他认为他有办法可以使将来竞选结果好些。他说关键是有个好的宣传计划。美国人是“要兜售得法才行”。哪个党的形象最好，哪个党的选举就会胜利。要把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拿到手，关键不在于商业大街或华尔街，而是在于麦迪逊大道。各个党要寄希望于几句精辟引人的简单口号，而不是做作的竞选歌曲。一个候选人在电视屏的形象，和他所要说的话，都是同样重要的。这是有很多东西综合在一起的，尼克松说，而他可以把主要的问题告诉他们。他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个玩具，那是活动的打鼓手，上了弦，于是这个打鼓手就沿着那个光滑的桌面，的的得得地打起鼓，走过那为之愕然的总统和部长们的面前。这时这位副点统说：“总之把他妈的那个鼓不断地敲响就是了。”
※※※
那年最使人注意的广告歌曲，就象麦卡锡洪亮地叫“主席先生，主席先生”那样地引起人们对听证会的记忆。它的歌词是这样的：
『价钱不断地跌，跌
价值不停地涨，涨
罗伯特·霍尔公司在这季节
把理由向你说个明白
降低成本，降低成本』
罗伯特·霍尔服装公司，是象大型体育馆一样，已在各大城市近郊或郊区商业中心里开始出现的折扣商店的前身。第一家折扣商店名为E.J.科维特，是在1948年开门营业的。它一开张，马上就顾客如云。过去打折扣出售的商品，只是在工厂附设的一些破旧狭窄的门市部销售，顾客不容易找，地方清洁整齐的也很少。商标往往都被撕下来，因为批发商不想让零售商知道他们是和他们争生意。现在对商品销售已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商人们开始了解美国所谓“汽车经济”的含义。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大部分顾客们都是坐着公共汽车和电车来买东西，因此零售商店集中到商业区的大街是有理由的。但现在公共交通业已经开始萎缩。五十年代一般购物的市民都坐着汽车前来，但找不到停车的地方。在商业区停车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路旁停车自动计时器确是安装了好几百万个，但结果还是很使人失望。商业大街的老板们不知自己利益所在，往往让自己雇员把他们的车停在商店门前，而且每小时在停车自动计时器上交纳停车费，但那些顾客们却兜来兜去，到处找地方停车。
很显然，解决办法是兴建商业中心。设计人员把它设计出来，里面有大面积的铺上沥青路面的车道，有足够的停车设备。全国著名的公司就开始建成一批以批发价零售的商业中心：什么“科维特”，“托普”，“布雷德利”，“格兰特”，“金”等等，不一而足。制造商们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商品，就减少了零售商的一道成本费用。原来在市内商业大街经营的零售商，要是有能力的都在郊区兴建分店。而剩下那些商店，就只好慢慢衰落下去，这就是社会学家所谓“城中心区的萎谢”。
与此同时，这些折扣商店市场也带来不少问题。由于它们都实行顾客自己取货到门口付款，用结帐计算器取代了铺面的售货员，于是偷盗商品现象层出不穷。营业时间结束以后，停车场又成了那些静不下来的十几岁青年的宿营地，他们也是和他们的父母那样有汽车代步，要有个幽会的场所。不幸的是，警察们现在发现，这些庞大的场地倒成了打群架和短程高速赛车的好地方了。
在富裕生活的推动下，青少年文化在五十年代继续发展，它有它自己的风俗、地位标志、特征、习惯和风尚，有它自己的一套——男孩的头发是鸭屁股式，衬衫的袖子卷到一定的高度，少女的头发则是卷毛狗式，松紧颈链（紧至可以缠着喉咙，松至可以长达腰部）。长头发和奇装异服还是十年以后的事，但和这些同时兴起的语言现在能已开始发展了。他们也象他们所羡慕的博普派爵士乐师那祥，常爱用cool这个词，虽然他们自己又有不同的解释。它和二十年前的keen，neat，swell，snazzy或smooth有点类似。而like则成了一个万能的节奏词与修饰词。
滚开己由scram改为blast off，讨厌鬼现在不叫drip而叫drag。最讨厌的就称为spastics，turkeys，nerds和yo-yos，或者是贬词中的最流行的词square。一个少年有时会说，“她是个……”，然后模仿她的样子，并用食指在空中划个正方形。如果有本人在坐，提到她时就含糊地说是“L7”（因为这个字母加上这个数字，就凑成了一个类似正方形）。正方形中的到了极点的就是立方形了。爱说笑的人就会说，他这个人顶四方形，连自己的帽子也堵塞了。被开玩笑的人的笑声可能是颇为勉强的，但是一般说来，这个时期和少年们开玩笑是很危险的，他们往往会用猛烈的咒骂来进行回击。
每个懂得当时所谓生命的秘密的青年都知道，汽车电影院是个幽会的好去处。当然能够到这里来偷偷摸摸的，只限于那些有汽车（或者说有轮子）的人。但是现在在伟大的中产阶级中，几乎每个少年不是有轮子，就是认识一些人可以借到轮子。州际保险公司发现：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中学生有汽车驾驶证，有百分之六十可以“为了交际”而使用家里的汽车。汽车已成了青少年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青少年们的黑话和所谓高速车赛车者【指把旧车不必要零件卸下减重后进行高速赛车的青少年。——译者】的俚语（或者隐语），没有什么不同。当然有些微细的区别还是可以看出来的。比如说，对爱赛高速车的人来说，所谓drag一词指的不是讨厌的人而是指经过加大马力的汽车从赛跑线开始进行的比赛。这部经过拆卸轻装的汽车又称为back，stormer，bomb，screamer，dragging wagon。要是想使同辈们羡慕，最好办法就对车子进行大改动。就是所谓chopping（砍掉，即把车篷搞下来）或raking（耙掉，即把汽车前半截搞掉一部分）。他们管把轮胎叫skins（皮），轮胎侧壁的白圈叫“snowballs（雪球）”。而为了兜兜风来驶车漫游一下，就叫做bombing或者spooking。
青少年们和他（她）们的弟弟妹妹们，现在开始成为全国广告商的主要宣传对象。他们不但自己有自己爱好的时尚，而且对父母们要买什么东西，愈来愈多地参加意见。戴维·里斯曼说，“你听听这些小家伙们讨论电视机的式样、汽车的款式，或者各种流线型车子的不同优点，你就知道他们确是很聪明的消费者。他们在家庭会议里所起的影响，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尤金·吉尔伯特那时成立了一家公司，专为商人们提供意见，教他们制定对年轻顾客的销售计划，他就对商人们这样说：
『一个把青年人的心意摸中了的广告商，一般都可以认为，他们的父母亲最后会向青年人屈服，同意购买那种商品的。……如果一个年青人认为他急迫需要某种东西，象在电视里所见到的，那么在他们的要求下，父母亲们会觉得和一个已经太兴奋的小孩进行理智的辩论，不如向他“让步”容易些。』
一个社会调查报告发现，在被调查的母亲中，有百分之九十四，会给她的小孩买他们在电视机上见过的商品。有人对小孩们进行测验，发现他们还未学认字，就已懂得“洗衣粉”这个词。他们在婴孩的围栏椅上已经开始看电视，又被放在电视屏前来使他们不哭叫，于是他们对这五花八门的商品世界，颇为内行熟悉。这是到了他们这一代才有的。女童子军的杂志《美国姑娘》发现，她们的读者“第一次用唇膏、穿尼龙袜、用乳罩，都比之十年前的少女要早些。”十二岁女孩用的乳罩，被命名为“留有余地”，“初试”，“小天使”和“最小天使”——这种乳罩是松紧的，“随着女孩长大而扩大”。《十七岁》杂志的商品推销顾问伯尼斯·菲茨－吉本斯对一些参加“时装‘诊疗’所”的广告商说，“你的时装部是个追求对象的场所。让那些青少年象苍蝇般来到你的陈列室吧，你那个蜘蛛网就可逐步逐步织起来的。到了这些少女们结婚了，你也没有失掉一个顾客。相反，你倒是赚得了一个金矿呢！”菲茨－吉本斯小姐要她的听众吸引“这些青少年‘大亨’，但不是用‘不久以后’这样的甜言蜜语，而是要用‘现在与当前’这样悦耳动听得多的语言。”她把年青少女们说成是“有财力的女人。”
她们往往是财力非常雄厚的女性。美国未来家庭主妇协会的杂志《青少年时代》估计，七年级学生每周花三角到八元五角。到了念高中时，每周花一元六角半到十九元五角。但有些人花的钱远不止这数字。《生活》杂志在一篇图片组文里，说郊区里有个十七岁姑娘，每年有零用费四千元。她的开支项目，包括一千三百元的卧室布置，一千五百元的服装（内有七套游泳衣），五百元娱乐费，这还不包括所谓“由于念完中学而去夏威夷作一次短途旅行的费用”。《生活》杂志说，“愈来愈多的青少年会进入象这位苏珊这一级的收入的。”结尾时它以使人鼓舞的语调说：“她的父母虽然这样不断溺爱她，但没有宠坏了苏珊。她把这一切奢华的享受都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她一生都是过着这样的生活。”
关于这个正在涌现出来的青年一代的有闲阶级的全国统计数字，确是有点惊人。随着战时和战后那代的婴孩成长到了青春期，新市场也就扩大了，在全国共计增加了一千八百万到两千万个消费者。他们每年购买量达到一百亿元，后来还增至二百五十亿元。吉尔伯特说，十四岁到十七岁的少女，光是“开学”的服装，就花了七亿七千三百万元。《青少年时代》发现，在五十年代里有一年，平均每个青少年“除了家庭正常供应的必需品而外，用在商品和劳务”的共达五百五十五元。
有很多行业全部改组来满足这些青年的需要。唱片业给他们准备了两种唱片：“单张唱片”（每分钟四十五转）是给未到一岁的小孩的。“唱片集”（每分钟三十三转半）是给青少年的。这两种凑在一起，就占全美国唱片销售量百分之四十三。青少年的消费额，占电影院票房价值的百分之五十三，照相机销售量的百分之四十四，新收音机销售量的百分之三十九，新汽车销售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岁至十九岁这部分的青年，每年在唇膏上花二千万元，在狐臭粉上花了二千五百万元，在家庭烫发上花了九百万元。男女青少年花在化装用品上几达三亿多元。
在严酷的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父母亲们，看见十二岁的女儿每周都去美容院，看见十四岁的孩子全神贯注地看着保险公司为他们那一代承保的退休保险的小册子，现在开始习惯起来了。这些年青的一代，还可以在一些地方设一些赊帐户，它们用的是颇为诱人的名字，如“十四到廿一岁的俱乐部”，“校园帐户”，“新星帐户”等，都没有赊借两字的。他们还可以在自己房间里打个公主牌电话要人送来商品，或者和男朋友或女朋友交换“固定关系”的戒指（每只十二元玖角伍分，“不用付现，每周付五角”）。加州有个公司建了一个造价二百五十万元的青少年商业中心，内有六个商店，一个牛奶店，一个游泳池，一个滑冰池和一所银行。
1954年12月15日晚，沃尔特·狄斯奈在儿童们中间造成了风靡一时的狂热，这对全国说明，对这些小消费者也是可以招徕生意的。“狄斯奈游乐场”本来是星期三晚电视的重要节目，有四千万观众，其中大部分是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那周的节日，第一次连播关于戴维·克罗克特【1786－1836，美国开发西部时的人物。——译者】的故事。戴维由一个迄今还是寂寂无闻的二十九岁的演员费斯·帕克扮演，确是个风度迷人的主角。他那种随和态度很易使小朋友们陶醉，所以那些贩卖克罗克特纪念品的人很易使他们上钩。接着那年的春天，各个游乐场和超级市场似乎到处都是那些戴着浣熊皮帽的五岁小孩。浣熊皮的价钱一下子上升为每八元一磅。到了下年夏天，这个销售高潮才结束，但浣熊皮已销售了一亿元，而戴维·克罗克特式的汗衫、雪橇、毯子、风雪衣、牙刷、午饭盒、秋千、儿童游乐室、沙箱玩具、小凳子、玩具枪和自行车，还未计算在内。有个商人积存有二十万个学生帐篷，印上了戴维·克罗克特的名字，在两天内就把它卖光了。有些成年人实在忍无可忍。有个百货公司迸货员说，“再有人对我谈论戴维·克罗克特，我就用克罗克特的枪迎头给他一下。”在听了上千遍的费斯·帕克唱的“戴维·克罗克特小调”以后，很少有哪个母亲不掩着自己耳朵的。这支歌独占歌坛六个月，一共销售了四百万张。
『生在田纳西的一个山顶上，
这个自由乐土的最葱绿之州，
在森林中长大，他熟知一草一木，
三岁上他就杀死了一只狗熊。
戴维·克罗克特呀，戴维
他是蛮荒世界之王！』
※※※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弗雷德·赫钦格担心，“占有欲”会对青年们造成精神上的残害。在这方面，1954年开始有两种娱乐形式，确是使人不安。比尔·哈莱和彗星乐队的新音乐在广告上被宣传为“最优秀的摇滚舞流行音乐”。它使人担心在这新繁荣中长大的儿童，就象二十年代的儿童一样，可能被引向一味追寻欢乐，没有头脑。除此以外，斯坦利·克雷默的影片“凶暴的人”还加上了未来野蛮暴力流行的征兆。马龙·布兰多扮演主角约翰尼，是个毫无意义的摩托车俱乐部的猩猩一般的“主席”。这些俱乐部成员都穿上紧身的蓝布裤，上身穿着黑皮茄克衫，背上漆上一个骷髅头和交叉着的大腿骨。按照电影的情节，布兰多这一伙在一个静悄悄的星期天下午，冲进一个宁静的小城，由于没有事做，便把这个地方闹得天翻地覆。显然，这电影是要揭露批判某些问题，但那是什么问题呢？是谴责那些青年吗？是谴责听之任之的态度吗？是谴责对法律和治安的不尊重吗？很多文学评论家认为克雷默要暴露的是战后富裕生活的阴暗的一面，是毫无节制的贪得无厌。有些人见到电影里的暴行有反感——在那个比较温和的时代里，那是够粗暴的了——他们认为那样来进行社会批评未免太过分了。
有一小批年青的波希米派，他们认为对物质至上主义无论怎样指责，都不会是过分的。他们认为富裕生活是骇人听闻的。他们和它搏斗过，但失败了。现在他们承认被击垮了，或者说得更简洁一点，就是垮了。这个“疲塌”的一代在五十年代早期第一次出现，是在洛杉矶市下等的威尼斯西街油漆褪色的广告板和灰泥剥落的墙头后面的。这个运动在那里的灯光昏暗的咖啡馆里酝酿成长，然后往北一跳三百五十英里，在旧全山市哥伦布大道261号找到了它的圣地。那就是那个很快就在他们中间出名的“城市之光书店”。这个书店的合伙人之一就是在巴黎出生的满面胡子的劳伦斯·弗林格蒂。他曾在海军服役，在《时代》杂志当过送信员，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巴黎大学得过学位。1953年他和彼得·马丁合办了这个书店，成为美国第一家全部供应平装本的书店。弗林格蒂用卓别林的电影名字给这个书店起了名。扩大以后，他又办了“城市之光丛书”，这是一家出版社。列在该店出版书目的诗人中，第一个就是他本人。他的诗中，有一首的标题是《发动对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弹劾的宴会的初描》，这就可以使人大约知道他和五十年代的一般商人有多大的不同了。
“城市之光书店”还充作一些没有固定地址的作家的通讯地址。这些人不同寻常，即使是在本行中间也是如此。一个名叫格雷戈里·科尔索的人曾在1946年披捕，因为他和同伙们要进行一系列的精心策划的抢劫案，把纽约市夺过来。逮捕他时，他还拿着步话机统一指挥这些抢劫。他在监狱里过了三年以后，就在哈佛大学的“扩大眼界图书馆”里自学，写了一些象《结婚》那样的诗。诗中他对一个要和他的未婚妻度过一个晚上的青年说：
『不要带她到电影场，要带她到坟场，
对她讲狼人的浴缸，和校正了的单簧管
然后向她下手，吻她，如此等等
我知道为什么她没发脾气，而她甚至会对你这样说：
你摸吧！摸着很舒服呢！』
“疲塌”派的作者的年龄属于摇曳舞的一代，但他们则认为己经不是了。作为社会预言家，他们主张自发表现、旅行、东方的神秘主义、唱民歌、弹吉他、跳勃鲁斯舞、各式各样的性行为和他们所谓美国的梦想。有些人成了著名人物。最著名的是一个结实的法裔加拿大人，参加过哥伦比亚大学的足球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商船队的水手，在1940年末期在社会研究新学院里任教。他出世的时候名叫让－路易·克鲁瓦克，但到了1950年出版第一本书《城镇与城市》时，就将名字改为杰克。一些评论员认为他和其他新复兴时代的作家是消极的，他驳斥这种说法。他肯定地认为他们实际上是极其积极的。本·赫克特在电视里问他，为什么不多写一点“这个国家有什么毛病”呢？克鲁瓦克后来写道：
『他要我做的只不过是要我说反对人民的心里话。他轻蔑地提出了杜勒斯、艾森豪威尔、教皇，和所有这一类的人物……不，我要为一些东西说话，为了十字架，我会说话，为了以色列之星，我会说话……为了可爱的穆罕默德，我会说话，为了老子和庄子，我会说话，为了支持D.T.铃木，我会说话。为什么我要攻击我在生命里所热爱的东西昵。这就是“疲塌”派。活下去活到死的一天么？不，是爱生活爱到我们死的一天。到了他们要来象处死耶稣那样用石头把你扔死的时候，至少你没有温室，你有的只是玻璃般的身躯而己。』
他的《在路上》只写了三个星期。杜鲁门·卡波特谈到这本书的时候说，“这完全不是写作，而是简单地把字打出来罢了！”但是他把人们想听到的东西说了出来，所以他们还是买了五十万册。这本书谈情说爱的情节是索然无味的，书中人物的眼界是浅薄的，尽管他们在国内东来西去到处探索，他们似乎总没有达到任何目的，也似乎什么都探索不到，甚至自己是什么也弄不清楚。但也许这就是他要说的吧。起码克鲁瓦克眼中的人们总是张开眼睛，而不是被家里的物质世界把他们围着。“疲塌”派的人是真诚的，他们对他们那一代的毫无生气的生活不满。比克鲁瓦克写得更为有力的艾伦·金斯伯格对冷战问题，是用摧枯拉朽的气慨写的。
『美国呀你并不是真想打仗。
美国呀，就是那些坏俄国人、
那些俄国人、俄国人、中国人，俄国人，
俄国人要把我们活活地吞下去。他们是权力狂。他们要
把我们车库里的车拿走。
他们要把芝加哥夺去，他们要搞一份《红色读者文摘》。他
们要把我们的汽车厂放在西伯利亚。要由他们庞大的
官僚主义机构管理我们的加油站。
这不好。唔！他要使印第安人读书，要使黑鬼出名。啊，
他要我们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救命啊！
美国呀，这是严重的。
美国呀，这就是我从电视机里看到的印象。
美国呀，我说的象不象？
我还是立即动手工作吧，
是的，我不想参军，或在精密仪器工厂里开车床，反正我
是近视的，是精神病患者，
美国，但我也要担负一份不寻常的责任。』
金斯伯格并不是真正神经错乱，但在进行了一年精神治疗以后，他的生活改变了。那是在1954年和1955年早期。它使他结束了初露头角的市场研究顾问的生涯离开病床以后，一口气写出了《吼叫》一书。旧金山警察认为内容淫秽，把它充公。但是法官认为这篇长诗还有“重要社会意义”，于是金斯伯格和克鲁瓦克，科索，弗林格蒂都成了这个“疲塌”派的宇宙里的红星了。
这些人一出现，那些一本正经的祟拜他们的人就想把他们圣洁化。着了迷的英国教师，对金斯伯格的同性爱和克鲁瓦克的不道德，都视若无睹。他们说，beat（疲塌）就是“beatitude”（耶稣“登山训诲”【圣经中重要一段，载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至第十二节。——译者】的福音）的缩写，所以这些诗人都是受到上帝赐福的。这些“疲塌”派被惹得大怒，这是可以理解的。不管他们的工作有无内在价值（其实多半也是价值不多的），但他们使人们对那种不加思索地随俗从流的习气有所怀疑，这样，他们就达到了他们的社会目的。不承认他们这一成就，就使他们成了文坛的阉人。但当时不大可能。一个很好的证据是，他们还继续引起热烈的反应。
从二十年后看来，这个运动唯一的奇怪之点，就是为什么它会引起社会那么大的争论。它从来不是革命性的运动。这些诗人们都是易于共处的吟游诗人，而不是社会秩序的挑战者。他们不会打破门窗、埋定时弹、咒骂宗教信仰，更不是对既有体制，——这个词义当时在美国语言里还没有呢——的威胁。肯尼思·雷克斯罗斯当时五十岁，是这些人的老前辈。他曾讥讽地说，“我写诗是为了勾引女人，推倒资本主义制度。”但事实上雷克斯罗斯已结了婚，有两个孩子，荣获了几个文学奖，而且因为以前当过爆玉米的推销商，所以还有点商人的味道。事实上，克鲁瓦克也是如此。在他的《地底海》一书中，主人翁因为知道另一个“疲塌”派作家领到的预支稿费，比之他自己的多，感到失望恼恨。他对此进行了巧妙生动的描述。他在别的地方却说，“我们什么都爱——比利·格雷厄姆【比利·格雷厄姆，美国福音会牧师。——译者】、十大名牌大学、摇滚舞、禅宗、苹果馅饼、艾森豪威尔等等，我们都赞同。”当然，他们并非如此，他也不是要你认真地对待他这番话。但是，“疲塌”派并不是好斗派。要是以为他们会向五角大楼游行示威或向国民警卫队扔石块，那就是荒谬可笑的。甚至要是有谁把警察叫作“猪猡”，他们也会为之大吃一惊。如果说他们有些什么行为类乎游行示威的话，最多也不过是金斯伯格背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抽大麻烟”而己。
但对当时习俗说来，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讳了。抽大麻烟被人认为是坏至难以想像的事情。不但如此，“疲塌”派还满嘴粗话，甚至有时在公共场合也是如此。那个时代不是一个宽容的时代。奇风异俗是被人怀疑的。他们的成员说自己与众不同，光是这一事实已使他们显得越乎常规了。为了表示轻蔑，人们称他们为“疲塌尼克”【“尼克”用俄语词尾。——译者】。男的穿卡叽裤，拖鞋，长胡子（但他们的头发还是短的）。女的则一头蓬乱的头发，穿着黑色的、长袖的、高领的紧身服装。虽然她们鄙视唇膏，但她们在眼圈周围化妆太浓，所以有时人们称她们为浣熊。据说他们睡地铺，周围堆满了不健康的书和唱片。他们是不搞清洁的。被褥也没有褶叠，甚至连象样的床单也没有。据说他们赤身裸体睡在弹簧褥上，甚至有时没有结婚，就在黑暗中干起那见不得人的勾当。有些人还提倡要生私生子。
艾森豪威尔的美国被他们弄得大吃一惊。父亲们告诉女儿们不要和他们来往。罗纳德·里根【罗纳德·里根，明星、广播员、足球队员、加州州长，曾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把这些人作为笑柄，说他们是穿着拖鞋的足球队员。通俗杂志的作者，还描述他们生活靡烂的情况。坐车上下班的人互相议论他们酗酒狂欢的故事。好莱坞大量编制以他们为歹角的道德剧。甚至连海伦·特伦特也来扮演这种角色。在康涅狄格州的米德尔镇，有些坐着敞篷车的青少年想把一个骑着自行车的长着胡子的人撞倒，因为他们认定这人敢于违反习俗，必然就是个“疲塌”派而无疑。其实在这一切胡闹之中，充其量只不过是有几个浪漫派诗人，他们要躲开流行的生活方式，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自称是真正的美国人，那倒是真的。他们只不过是要求与大多数人分开，他们所宣传的不过是由来已久的波希米式的生活而已。正如《在路上》一段所说的：
『他们疯疯颠颠地沿着大街跳蹦下去。我在后面蹒跚地跟着，就象我一生跟着那些使我感兴趣的人一样。我欢喜的只有那些爱狂闹的人，闹着要生活下去，闹着要说话，闹着要别人挽救，又同时渴望着一切的人，那些从不打呵欠或谈论普通事物的人；他们象那些光怪离奇的黄色烟花那样烧着、烧着、烧着，爆发出象一只蜘蛛那样的烟花，交织在群星之中。而在这蓝色的烟花中心，你看到砰的一下子。于是每个人都叫“唷哟”！』
当时这就是被人算作不肯随俗从流的人。但是下一次，教你吃惊的是真家伙了。
第二十二章 全速而稳健地进行
据留意搜集美国民俗资料的乔治·盖洛普博士民意测验所报道：1954年时，美国男性的平均身高为五英尺九英寸，体重为一百五十八磅；女性平均高五英尺四英寸，重一百三十二磅。做丈夫的认为好妻子的美德莫过于把家里弄得平平安安，整整齐齐的，但他们大多数——占百分之五十五——都感到美国女人全给宠坏了。
这个机构在宣布这一些和其他种种对美国生活进行深入研究所获得的结果时还指出，“人们对历史上有些国家民族念念不忘，有时并非由于它们的政绩战功如何，而只因为它们的某些性格上的细微特点。”它说，“上边所列举的那些情况，正是千载以后‘美国人’或将因此闻名全球的几个细微特点。”事实上，仅仅过了二十年，这些情况就已经引起人们的兴趣来了，虽然其中不免有琐屑无聊之处，但是了解某些人日常生活的细节——他们怎样看待自己，看待别人，他们有些什么烦恼，他们怎样生活——总是挺有意思，甚至很有意义的。不过，这项调查的某些结果，今天看来似乎已经颇有隔世之感。
对于长期存在的两性社会差异，当时倒没有听到谁提出过什么大的责难。做妻子的无非觉得男人酒喝得太多，主要毛病是“什么事都不在乎，”但并没有谈到大男子主义问题。妇女通常总是表示愿意结婚，不愿意工作。不错，她们也希望删去婚礼誓词中的“服从”二字——这个竟至今未变，真是咄咄怪事——但在其他方面，却安于那种双重标推。比如说，妇女的百分之六十一认为妻子决不应该拆看丈夫的信，即使信封上有香味，明明是女人的笔迹也罢。问她们，“妻子跟人通奸比丈夫跟人通奸罪过更大，更应受谴责，是吗？”绝大多数的妇女——五分之四——的答案说：“是，当然应该这样。”
问她们最操心什么事，大多数都说是钱，只有百分之二十一在“世界大战的威胁，保持和平”的答案栏里划了勾。对美国有信心，因美国而自豪，这种情绪挺普遍。大多数人认为美国人最突出的特点是慷慨，其次是和善、通情达理，虔诚、爱自由、求进步。被列为美国人的缺点的都属于小家子气的毛病，如浅簿、自大、放肆、财迷心窍、自私自利。
当时农民还不少，可以自成一类。每天早上数他们起身最早：百分之六十九在6点以前就起床了。一般美国人平日6点半起床，星期天要睡到8点。（出人意料的是，女的比男的起得稍晚）。上床的时间平日是夜里10点，星期六11点。早餐时间通常是7点，午餐12点，晚餐或正餐是晚上6点。战后，工作时间当中给十五分钟喝咖啡时间的风气很普通了，但美国人里边能享受这种待遇的还不到一半；问：“在你的工作地点，雇员全天工作当中有没有喝咖啡，吃点心休息一下的时间？”百分之五十一的人答“没有。”农民害名副其实的所谓大众感冒病的，比其他各类人都多。感冒发病的高溯在2月，那时全国成年人中足有百分之十五，即一千五百万人得病。低潮是7月，不过就在这时也总有百分之五，约五百万人不免要咳嗽打喷嚏，感到难受。
即使不打仗，即使没有什么陷国家于分裂的丑闻，人们的生活也是一种折磨。成年人中两个就有一个睡不着觉的。这个问题对女人比对男人，对未婚的比对己婚的严重；离婚的，丧偶的就更了不得。主要原因都说是“神经紧张”。那时大家还不大习惯用镇静剂，因此多数失眠的人就只好在床上辗转反侧。其他病号：三个美国人中一个闹脚疼，五人中一人听觉不灵，七人中两人苦于痴肥，三个人有两个戴眼镜，其中半数是终年摘不下的。
按品味家的标准来看，美国人的饮食习惯未免单调。他们说，如果让美国人不考虑价钱点菜，他们准会点水果丁、菜汤、牛排配法式烤土豆、豌豆、黄油蛋卷、奶油苹果饼、咖啡这几样。有三百万美国人常年素食。十人中约有六人喝葡萄酒、啤酒或烈酒，但量不大，五人中天天喝的不到一人。他们最爱好的运动是滚木球，每周至少玩一次的竟有八百万人之多，第二三种最流行的消遣是高尔夫和乒乓球。偶尔玩玩滚木球的人比玩高尔夫球或乒乓球的多两倍。全国成年人中只有百分之五十二会游泳，这说明当时假期少，时间短，游泳的机会也就不多。全国有一千五百多万或百分之十五的成年人从来没有离家超过二百五十英里的——这在当时正是一天的汽车路程。星期天吃完午餐，半数有自备汽车的家庭都爱开车出去兜个风，但并不走远。美国人四人中有一人既没见过大西洋，也没见过太平洋。
成年人中十个有九个坐过火车，有四人至少在单间卧车里呆过一夜。当时坐飞机的人虽然逐渐多了，但是爱坐的还是少数。汽车只是短途旅行才用，交通远不如后来那么拥挤。原因之一是那时居住在郊外的人比现在大约要少五千万。除农民外，一般工人住家离工作地点不过两英里，十几分钟就能赶到。三人中一人回家吃午餐。全国不到三分之一的家庭在饭前作祷告，但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认为祷告一下“或多或少”有点好处。百分之九十四的人相信上帝。百分之六十八的人相信死后有灵。在1954年6月14日举行忠诚宣誓时，百分之六十九的人都赞成加上“向上帝保证”这句话。读圣经的人，南部比例最高，最低的是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各洲。【纽约、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等三州。——译者】美国人最爱用的两句格言是：“待人如望人待己”，和“求生亦容人求生”。
当时一般家庭住房的冬季取暖温度白天都保持在华氏七十度，夜里六十度。美国普通社会四口之家每周的生活费最少要六十元。（1937年时只需要三十元。）从电视电影给人的印象，仿佛夫妇分床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了，但实际上八对夫妇中只有一对分床，剩下的仍然睡双人床。男人喜欢淋浴，不喜欢盆浴，女的四人中有三人喜欢盆浴。各家往往都喂养一只小动物，养狗的比养猫的多一倍。多数美国人都表示他们喜欢自己的邻居，也信得过人家。大萧条时期养成的节俭作风己经成了习惯。多数人说，如果忽然得到一万块钱，就去置一所新房子。次多的人或则准备用钱还债，或则存银行，买股票，只有极少数的人表示，想过个痛快日子，到处游逛，尽情挥霍一番。芝加哥一位二十三岁的速记员的回答是，得了钱，立即结婚。另一个有职业的姑娘也表示她要搬到加利福尼亚去，“那儿男人多啊。”
总的来说，当时美国仍然是一个乐天为怀的国家。尽管大家也抱怨税收重，物价高——你看，那时他们都己经嫌重嫌高了——但多数人还是说他们比上一辈己经好过一些。普通美国人都想活到百岁，抱这种心愿的男人比女人多，但女人平均寿命实际比较长，活到那样高龄的可能性更大。问他们过去岁月中最留恋哪一段，一般都答二十一岁这年。调查对象中将近一半都有一些迷信习惯。最常说到的是喜欢敲木头、走路躲开黑猫、掉下的盐粒要扔到肩后。迷信的程度，女甚于男。
多数人认为理想的家庭应该有三个孩子。做妈妈的都感到应在婚后第二年生第一个孩子。上了年纪的人对1954年那时的年轻人评价极高：认为他们比父辈懂事，稳重。但年轻人的态度却苛刻多了：五人中只有一人对父母不发怨言。几乎所有成年的美国人都觉得应该按时给孩子一些零花钱，虽然他们十分之三以上的人自己小时候并没有这份福气。青少年犯罪向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闹开了，成为众人担忧的事，但多数大人尽管不安，却都认为过错主要在父母，不在小辈。那时一般父母都认为女孩子十六岁以前不应当交男朋友。
当时所谓通婚问题（指不同教派信仰的基督徒之间的通婚），是议论纷纭的一大问题。赞成的人占半数稍多（百分之五十四），但四人中只有一人相信这种婚姻会有好结果。非犹太人和犹太人结婚的事，据统计为数极少。白人和黑人（当时叫做“尼格罗”）的结合，在广大的中产阶级中还是闻所未闻的事，连可能性也无从谈起。
当时黑人在美国社会的生活主流中仍然不算是人，群众性的游艺演出有他们，也不过是当作小玩意儿而已。斯蒂宾·费希特、海蒂·麦克丹尼尔、巴特弗莱·麦奎因和埃通·安德森这些人，叫来逗逗乐是可以的，但谁都不把他们当人看待。好莱坞如果要描写黑人的感情状态，他们不请黑人来演，却用软木烧成炭末涂在象艾尔·乔尔森这样的人脸上，来充黑人。美国白人社会眼里根本就没有黑人。“我是一个谁也看不见的人啊”，拉尔夫·埃利森1953年的一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声疾呼说，“……我是看不见的，懂吗？就因为人们不愿看我。我听到你在说，‘瞧这个讨厌透顶、不负责的杂种！’你说得对……。但是你们既然不愿看我，我又对谁负责去？”
在黑人经过三百年的屈辱，奴役生涯之后，那埃利森曾一度称为“欺骗和逃避责任的积习，”现在终于接近结束了。美国最高法院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终于承认黑人毕竟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因此，他们的白人同胞应该看到他们，无论什么场合都应该以平等相待，首先从公立学校开始。
1954年5月17日下午12点52分，最高法院宏伟的前厅的红色丝绒帷幕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撩开了，九位身穿黑袍的人，穿过辉煌的古希腊式卷花石柱，在桃花心木的长案后边皮椅上坐了下来。全世界的报纸编辑都在静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这乃是1857年德雷德·斯科特案件以来最高法院历史上最重大的时刻。罗伯特·杰克逊法宫，原因心脏病住院养病，这天一大早也赶来法院，这样，全体法官，包括三位南方人法官，全到齐了。一反惯例，这次没有把判词抄本事先印发给报社记者，因此他们对案子究竟怎么判，一点也模不到头脑。新任首席法官厄尔·沃伦到法院视事才六个月。委任他的时候，律师们由于他毫无司法经验都感到吃惊，所以此刻华盛顿的人也料不定，在布朗控诉托皮卡地方教育局一案中，他会采取什么立场。诚然沃伦并非种族主义者，但他是一向以坚决维护各州权利出名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