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封电报仍在送发的途中就接到了萨默菲尔德打来的电话。他向乔蒂纳问道：“喂，默里，你们那边事情进行得怎么样？”
乔蒂纳答道：“不怎么好。”
“不怎么好，你这是什么意思？”
“迪克刚发了一封向将军辞职的电报。”
“什么！我的天，默里，你把电稿撕掉了吧？”
“是的，我把它撕掉了，但我不敢断定他会不会再写。”
“那么，迪克打算飞到惠林去见将军吧？”
“不，我们今晚要飞到米苏拉去。”
“什么？我的天，默里，你必须说服他到惠林来。”
“阿瑟，我们相信你。如果你能直接从将军那里给我们个人的保证，说迪克在将军的赞同之下留在候选人名单上，我想我就能够说服他。否则，我知道我办不到。”
在萨默菲尔德还没有来得及回电话之前，尼克松的一班人就已离开，前往蒙大拿州去。但是，伯特·安德鲁斯从克利夫兰打来的电话在机场找到了尼克松。安德鲁斯提醒他，不能要求艾森豪威尔——一位五星上将和党的领袖，会飞往他那儿和他会面。现在是他该把经费问题忘掉的时候了。新闻界挑剔的人已经把目标转到其他方面去了。《先驱论坛报》评论说：“真相澄清了。”【当时也有些不同意的人。沃尔特·李普曼说那些反应“由于现代电子学的扩大作用，纯粹是暴民法则。”而《剧艺报》则认为，那次电视广播是“一场狡猾的演出……利用了‘不过是个老实人比尔’和‘星期天的女朋友’这一类容易掉眼泪的人的人情味和同情心”。】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已经投了票，以107票比31票赞成候选人名单保持原样。为了强调这一点，尼克松在蒙大拿州终于接到艾克发来的电报：“演说极佳……我个人决定将以个人结论为根据。如能立刻飞来见我，将十分感激。明天我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我对你的个人情谊和敬慕都极其深厚，绝未减少。”
尼克松在米苏拉经过几次象征性的出现和两小时的小睡以后就飞往西弗吉尼亚州去了。在惠林的机场上，当他仍在机舱内替帕特穿上共和党的料子大衣时，一个单独的人影离开了下面的人群，飞步走上机梯。那是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感到非常意外，脱口而出：“你来这里干什么，将军·你用不着到这里来迎接我们。”艾克把他的手臂伸出来搂着他的竞选伙伴的双肩，说道：“我为什么不来呢？你是我的人呀。”当他们在机场候机室摆好姿势摄影时，尼克松的眼睛开始孕满了眼泪。
他现在有大批同情者了。表示良好祝愿的人送给切克尔斯一大批各式各样的狗颈圈、手织狗毯子、一个狗窝以及大量的狗粮，足够一年之用。这只长毛垂耳的小狗已成为全国最闻名的家畜了。甚至那些对那篇演说认为遗憾的人都用它作为标准，判断尼克松后来的演说。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广告报》说：“这个令人作呕的逐步扩散的邪恶祸害竟变成了一个可能成为美国总统的人。”接着，发现在他身上有些可以赞扬的地方，《广告报》的社论作者又在那句话中加上一句：“我们发现自己正在消除我们以前的想法……这个新尼克松使我们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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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最重要的两篇竞选演说的第一篇是10月16日的傍晚在底特律市举行艾尔弗雷德·史密斯纪念基金会的晚飧会上发表的。他对外交政策的政治家风度的处理赢得了《纽约时报》对他竞选的支持，而该报以前是一直倾向于史蒂文森的。在他10月24日在底特律发表的第二篇演说中，将军许下诺言，说如果他当选，“我将前赴朝鲜。”杜鲁门把他那个诺言称为噱头，史蒂文森说“如果我当选，我将前往白宫”，这使他的随从听了大乐，但艾森豪威尔却已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弦。那场战争仍然是美国最使人烦恼的问题。毫无疑问，人们感到，随着全国最伟大的军事英雄赴前线进行访问，以后情况必有变化。“实际上，”后来美联社的杰克·贝尔写道，“那场竞赛就在那天晚上结束了。”
但是，双方相互乱骂仍一直继续到竞赛的最后一分钟。到11月第一个周末竟有谣言胡说：史蒂文森是个搞同性关系的人；玛咪是个酒鬼；“艾德莱”是个犹太人的名字；艾克已经死了，但他的随从不肯承认。自从1936年罗斯福与兰登竞选时混战一场以来，这一次竞选运动是最丑恶的了。11月2日那个星期天，一辆贴上史蒂文森特大标签的汽车被挤得从宾夕法尼亚公路掉下沟去，汽车司机被打得昏过去。在密苏里州的乔普林，一个与尼克松参议员没有关系的名叫雷蒙德·尼克松的人接到了三次恐吓电话；新奥尔良市警察局报告发生了11宗殴打案，全部都是政治问题引起的。谢尔曼和雷切尔·亚当斯夫妇在纽约度过选举日。那天傍晚，辛克莱·威克斯询问他们曾到那里去。他们说，在布朗克斯动物园，观看野兽。
“这同竞选运动相比，倒可换换口味。”他说。
“不，”雷切尔说，“变化不大。”
在伊利诺伊州利伯蒂维利，史蒂文森在选举的那一天访问了一所学校，投票站就设在那里。“我想请求你们孩子们，用举手来表明，有多少人想做伊利诺伊州的州长，像我这样，”他说。差不多全部学童都举起手来。“好啦，差不多全体一致，”他说，“现在我想请问所有的州长，是否他们愿意做你们中的一个小孩。”他举起了自己的手。他情绪高涨，充满信心。他的工作人员每人出五元钱作赌，每人用一张纸条写上对选举人票的猜测。他在自己的纸条上预测会赢得381张选举人票，压倒的优胜。其他的人倒没有那么乐观，尽管没有人会认为他会失败。
在前一天早上《纽约时报》头版的大字标题是：据调查结果，选举结果极难确定。那条消息开始说：“既不是共和党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也不是民主党的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目前可以认为肯定当选。”这句话是总结《纽约时报》记者进行的第七次全面透彻的调查。那些在四年前预测错了的人，现在十分谨慎小心。民意测验所小心翼翼地记下数量极大的举棋不定的投票者，认为这些流动票可以平均分给两个候选人。结果差不多所有的流动票都投给了艾森豪威尔。那些民意测验所没有注意到或者忽视的是，这些中间派的绝大多数都是新登记的选民。以前不想投票的选民如果前来登记投票，一般都是来投抗议票的，那一次也是这样。这是1932年以来第一次大转向，全国转向了共和党。
艾森豪威尔以33936234票对27314992票取得了胜利。共和党报纸社论作者把那次胜利解释为全国人民赞同自由企业，预言在总统就职日时钟报午的时候，一个讲究效率的企业家政府会把彭得格斯特式政客全部驱走。《芝加哥论坛报》在检查从新建郊区送回的竞选结果报告时，高兴地笑道，新鲜空气对那些从城市选区迁出的人的判断制造了奇迹。那就无疑会改变他们的政见。新郊区的那些年轻夫妇原来是从倾向于罗斯福和杜鲁门一边的街道出身的，现在却转而支持艾克了。得胜的候选人在长岛的莱维特镇得到66％，在伊利诺伊州的帕克福雷斯特得到69.4％的选票。
艾德莱·史蒂文森虽败犹荣。在美国历史上，他所得到的选票比任何一个竞选失败的总统候选人为多——甚至，除1936年的罗斯福和这次的艾克以外，他也比以往任何获胜的候选人都要多。虽然艾森豪威尔在531选举人票中获得442票来结束那次竞选，但是他的胜利和最后三届共和党总统比较起来，给人的印象就没有那么深刻。他的多数低于11％。而那三位则是：28％（哈定），30％（柯立芝）和18％（胡佛）。此外，尽管他多得选票600万，但是在国会中他仅勉强得到一个共和党的多数。在新的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是十票；而在参议院则仅仅是一票。
然而，1952年的选举却像1932年的一样，是一次关键性的选举。民主党仍然是一个较大的党，在登记选民中，比例是5：3，但登记的意义不大；那些坚定的民主党人的数目——共和党人称呼他们为“机械反应的自由主义派”——已经减少了。你是“为那个人，不是为那个党”投一票，已经成为一句时髦的话，好像那些投过罗斯福的票的人不是那样似的。无党派者的登记当时已增加到超过全体选民20％。在美国国会的历史上，控制权牢固地掌握在共和党和南部民主党联盟手上。那个联盟当初是15年前成立的，当时是为了与罗斯福的法院革新法案进行斗争。它对立法改革所采取的怀疑态度适合了国民新的情绪——保守、自满，尤其是对离经叛道很有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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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日那天晚上，艾德莱·史蒂文森在斯普林菲尔德他的地下室办公室办理州务，从一个手提小收音机收听选举结果的报告。他已写好了两个声明：一个是对获得胜利表示感谢，另一个是承认失败。那晚9时，当布莱尔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还满不在乎地问道：“怎么样，比尔，是‘A’还是‘B’？”布莱尔回答：“恐怕是‘B’吧，州长。”“好吧，”史蒂文森说。
1时43分，他抵达利兰旅馆的门厅。他一边高兴地向着那些垂头丧气的义务工作人员微笑，一边走向一排话筒的面前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战时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在竞选运动中他是一个精力充沛、英勇无畏的对手。现在他将把这些品质贡献出来，领导我们度过今后的四年。”在宣读了他那封承认失败的电报后，他的眼光穿过人群看向远处。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全部都感觉到这一点。摇滚舞音乐一代的民主党人，在他们自己党的几届政府下，都已成长起来。现在，随着改革时代的过去，他们看不见前途。同样，他也看不见前途，但是作为他们的领袖，他还想说一句话。停顿一下以后，他说：“当我走到街上时，有人问我有何感受，这使我想起一个同乡经常讲的故事——那位同乡就是亚伯拉罕·林肯。他说他觉得自己好像在黑暗处绊了一跤的小孩。他说他年纪已经不小，不能哭了，但又觉得太痛，也笑不出来。”
他离开了。千千万万的人发现，至少是当晚，他们不是由于年纪太大而没有泪。在那个灰心丧气的时刻，他们第一次感觉到共和党人20年来所体验过的那种处于在野地位的寂寞荒凉的痛苦——习惯于掌握权力的人一旦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时所感到的沮丧。
11月5日星期三那天，在白宫和在利兰旅馆的民主党人起得很晚。但艾森豪威尔将军倒不是那样。他一早起床，飞往奥古斯塔去。那位当选总统把高尔夫球放在对准第一个洞的发球点上时，天色尚早，阳光灿烂。他击出的第一个球飞出差不多有250码，一直落到那条通道。两个身材结实的青年人对他强有力的击球向他致敬，他向在一起的其余的人介绍，这两个人是保卫总统的特工处人员。
第二十章 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
那年晚秋，华盛顿还在等待罗斯福以来第一个初次当选的总统的指示，而全国各地则已赶上时代的步伐，可以说从防空洞转到烤牛架了。在五十年代早期，要实现这种生活变化还是容易的。摇滚舞还未出现。唱片商店还没有给十多岁青少年挤得不可开交，顾客主要还是二十出头的青年。他们爱好的歌曲是关于爱情的，而不是肉欲的。这些音乐是由马里奥·兰萨、朱利·伦敦、托尼·贝内特这样音色圆润的歌唱家所柔情地演唱的。一位名叫哈里·贝拉方特的海军复员军人，在五十年代早期，每年赚七十五万元。他灌的那套《卡利索普》唱片，打破密纹唱片的出售纪录，卖了一百万套。那些捷足先登的顾客，每月买十万套米奇·米勒的唱片。米勒不但是个歌唱家，而且还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流行音乐部的主任。这就是说，每笔买卖，他都可以赚两笔钱。但是大家那时都感到这些音乐柔和悦耳，舒适称心，谁也没有注意这是一本万利的生意。米勒的同行佩里·科莫星期六晚上在电视上出现时说，让他回去给人家理发来维持生计也没意见，但电视演播室的观众听到以后没感到这有什么好笑。
“幸运”牌香烟流行歌曲选的广播节目，已经进行了十七年仍很吃香，每星期六晚上在全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网上演出，替一种当时还认为于健康无碍的商品做广告。1952年第一号流行歌是约翰尼·雷的“哭罢！”1953年代之而起的是珀西·费思的“你的心在哪里？”其他从自动选唱机那里传出来的流行歌曲，还有“葡萄牙的4月”，“在那烟雾山顶”，维拉·林恩的“再见，亲爱的”，露斯玛丽·克芦尼的“来我家罢！”和特克斯·里特的“正午”。“正午”是第一支著名电影的主题歌，它是从贾莱·古柏主演的同名电影那里来的，据说本是“迪米特里·蒂翁金的民歌”，旋律动人，容易上口，艾森豪威尔将军总是忘不了它，把它吹口哨吹了几个月。在各种反映生活的艺术中，都没有什么使人震动或神经紧张的东西，没有引起人们骚乱的东西。这是一个准备时期，一个喘息时期，是伸伸懒腰，休整一番的时期。那些通情达理的民主党人是理解这情况的，艾德莱·史蒂文森说，“我同意这种看法。现在是喘口气的时期，时代的精神是温和节制。”迪安·艾奇逊也劝朋友们“按大自然规律去做，那就是要有一个休耕时期。”
在杜鲁门政府与艾森豪威尔政府之间的这段过渡时期，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市有个名叫莫里·伯恩斯坦的商人兼业余心理学家，准备对一位漂亮动人的三十三岁的女人弗吉尼亚·泰伊进行催眠，在心灵学史上写上新的一页。在伯恩斯坦对她催眠之前，她不过是科罗拉多州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但在他的催眠术控制下，她讲话是一口柔和的爱尔兰土腔，能跳快步舞，自称是个爱尔兰妇人，名为布里迪·墨菲。有人在爱尔兰认真调查，发现确曾有这样一个人。这人是1758年在科克市出生，并葬在那里的。接着发现，弗吉尼亚不但以布里迪身份说话，而且还对十九世纪早期的科克市有渊博的知识，了解它的人民、地理和风俗习惯。《丹佛邮报》登了一系列关于她的文章而后，弗吉尼亚就成了轰动全国的人物。伯恩斯坦写的关于她的书《寻找布里迪·墨菲》翻印了八次，她的以布里迪身份说话录成密纹唱片，卖了三万张，每张五元九角五分。
精神分析专家们虽然给她弄得目瞪口呆，但还是说弗吉尼亚很可能是把很多在下意识里的记忆片断积累在一起。果热，《芝加哥美国人报》发现，在弗吉尼亚最易形成深刻印象的儿童时期，有一位娘家姓墨菲的安东尼·科克尔夫人，就住在她家的对面。这位科克尔夫人来自科克市。在这个孩子的请求下，她曾多次向这孩子讲过她在爱尔兰的早年生活和她从妈妈口里听到的故事。
电影院的收入还是不高。布里吉特·巴多主演的“上帝创造女人”所引起的轰动，颇能说明五十年代的情况。《时代》惊叹说“布里吉特躺在那里，从头到脚有整个宽银幕那么大，屁股朝天，毫无遮掩，就象电影检查员的吃惊的眼珠一样。”于是他们执行职责，这位法国的著名尤物只能在最大城市的艺术电影院上演，而且还不是常常看得到。普罗维登斯市，沃思堡市，孟菲斯市，和费城完全禁止上映她的电影。在艾森豪威尔竞选取得压倒优势的那个月，电影院经理们以为立体电影会有些新花样。创制立体电影的人说它是继有声电影之后的又一发展。这是按照三元摄影术原理拍摄的。你戴上硬纸镜框的眼镜，那你就象坐一部滑行轨道车到处乱闯，以每小时一百五十英里的速度冲下来，或者看着一支镖枪一直从银幕飞来插向你的喉咙。1952年11月26日，第一部立体电影故事长片《布瓦那魔鬼》在洛杉矶市上演。一周内赚了九万五千美元。有人说要戴眼镜看戏，卖座力最后就会降低，派拉蒙电影公司一个巨头说，“如果你能够让他看到他想看的东西，那他就戴上马桶座圈也愿意的。”接着这种玩意儿不再是新奇了，果然，它就象维他风那样，再没有人过问了。
艾克和史蒂文森竞选时，还同时出现两种狂热。一是飞碟，另一种是号码油画。第一次发现飞碟据信是在1947年，那时华盛顿州一个飞行员报告说，他发现有九个状如浅碟的不能确定是什么东西的飞物，在雅基马的印第安人保留区上空移动，时速为每小时一千二百英里。到了艾克当选总统时，被弄得莫明其妙的空军，每个月要分析研究五十宗飞碟事件。到了五十年代末，耗费在研究飞碟上的费用将达五十万元，而这个飞碟还是和从前一样地神秘莫测。
至于号码艺术，那倒没有什么难于理解之处。那是外行冒充内行的玩艺儿，这样他们可以不必进行什么创造，就可冒充是个画家。这十年的特点是骗局层出不穷，因此这种号码油画可说是文化界的风标。想出这种以号码标明着色方法的画布的主意的，是底特律帕默油画颜料公司。顾客可以买一幅轮廓已经细致地勾描出来的静物，或者说一幅画像——米尔顿·伯利是最受人欢迎的。同时配好五十种油画颜料或水彩，每种都有号码注明。油画布或画纸上注有相应的号码。比如深棕色是十四号，那你就在注明十四号的画面上涂上深棕色，如此类推。用帕默公司的办法，你可以把利奥纳多·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用十一元五角（外加税款）的代价复制出来，还有一个“古色古香的金框架”免费奉送。框架其实是塑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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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1月29日星期六早上五点平，晨星未褪，两个穿着厚大衣、衣领翻起来挡风的人从曼哈顿岛莫宁赛德大道六十号出来，走进停在路旁的黑色轿车。一个是特工处特工爱德华·格林，另一个则是美国当选总统。时间还早，街上还没有什么行人车辆。车子从荡然无人的街道上疾驰而过，朝东河方向，过了三区联桥，绕过来穿过长岛，来到了和米彻尔机场平行的一条小路。那里已有两架星座式飞机等着，那时喷气机还未出现，这种飞机算是最快的了。其中一架是给将军坐的。寒风刺骨，他赶忙踏上舷梯。
另一架飞机载的是艾克的工作人员。整个星期六凌晨，在整个纽约市区内，都有特工处的车辆来往行驶，和当选总统的轿车同时出动。他们采取了特别措施，做到使外界毫不注意。其他坐这架飞机的显要人物也离开家里，在指定会合的荒僻角落里踯躅徘徊。派定任国防部长的通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查理斯·威尔逊，在中央车站附近走来走去，好象个错过了车的旅客，其实他是等候他的司机。新闻秘书吉姆·哈格蒂准备好一份假的艾森豪威尔的生活日程表，把接见客人的具体时间填得满满。这是向报界发表的，让他们知道总统在家里忙着工作。那些在莫宁赛德大道六十号门前留意观察总统动态的记者们，只见到显赫的政界人士不断在他的府邸进进出出，因为哈格蒂是不想露任何马脚的。共产党大概是不会暗算艾森豪威尔，但国际形势那么紧张，谁也不愿大意。
这两架飞机下午8时在汉城城外降落。马克·克拉克将军和詹姆斯·A·范佛里特将军在机场迎接。他们的老首长和未来的三军总司令在朝鲜呆了三日，研究各种形势地图，听听大炮的声音，访问一下步兵。美国人民是在12月6日星期二才开始知道他去过朝鲜。哈格蒂发布了一个声明，警告美国人民，他们下一任总统并“没有灵丹妙药，没有解决办法”，“但有不少措施是能够采取而且也必然会采取”来支援三八线上苦战的联合国部队的。这时，艾克和他的顾问们已坐着巡洋舰“海伦那”号驶向火奴鲁鲁了。一些尖酸刻薄的民主党人说他飞过太平洋，只不过是为了实现竞选诺言。他在那里七十二小时，没有取得很大进展，这是事实。但也不仅如此而已。美军士气迫切需要鼓舞，他到了前线的传说，就起到这作用。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冰天雪地中的散兵坑的景象，使他感到确实迫切需要实现体战的了。最后还有一点，那就是在“海伦娜”号上的航行。在这旅程中，他接到了和考虑了麦克阿瑟的意见，会见和决定了下一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并和新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相互增进了认识。后面这三个人都认为美国的敌手只承认赤裸裸的武力，任何其他办法都不起作用，所以这次旅行，关系就非常重大了。
将军和那个海军上将从未见过面。后者是以太平洋总司令的身份，在硫黄岛上船的。奥马尔·布雷德利第二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将于八月期满。艾森豪威尔已经得出一种看法，接替布雷德利的人，必须和查理斯·威尔逊一样，将亚洲看成是五十年代冷战的重要关键。雷德福不但是够格，而且他一直竭力主张重视太平洋战区，所以有人建议关闭西雅图的桑兹角海军基地，他连听也不愿听。他也同意采取新的战略概念。艾克认为庞大的国防预算对斯大林有利：如果新政府在全世界各地一遇到共产党侵略就都要对付的话，那就会把美国国力耗尽。在他看来，比较合理的政策还是储存大批核武器，使敌人不敢发动侵略。如果苏联知道，对抗下去并无别的出路，最后只会导致原子弹落在克里姆林宫，那么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就会大些，至少按照这个理论是如此。杜勒斯喜欢这个理论。后来他就称之为“大规模报复”政策。
当然这是危险的政策，后来对这种政策进行的辩论就成了五十年代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有些民主党人说乔治·汉弗莱，即艾克后来的财政部长应该负责。他是热中于搞预算平衡的，而五角大楼则占联邦政府经费最多。但信奉搞大规模报复的人很多，汉弗莱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另一个则是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在“海伦娜”号上读到一段消息，他的老上司在全国制造商协会大会上说，他有“一个清楚明确的方案，可以解决朝鲜冲突，同时又不会增大世界大战的危险。”他不愿公布这个方案，但愿意告诉当选总统。舰上人多数的重要人物对麦克阿瑟已经不再认真对待了。但艾克不以为然，他去电沃尔多夫大饭店，说希望和他见面，“使我可以从你的想法和经验上充分地得到教益。”麦克阿瑟表示高兴，“特别是因为，尽管我作为个人和作为军人对这问题一直都很密切注意，但自从我回国以后，这还是官方第一次对我的意见稍为表示一点重视。”
12月9日，哈格蒂把两人交换众见的情况向报界公布哈里，杜鲁门刚参加完了岳母的葬礼回到华盛顿，第二天早上读到这消息，真是无名火起三千丈。他说，如果麦克阿瑟有结束朝鲜战争的好办法，他有责任向美国总统提出来。第二天在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他怀疑麦克阿瑟是否真有切实可行的办法。他的火气还未平息下来，所以也向“海伦娜”号放了一炮。他说艾克提出保证要到朝鲜一行，这不过是竞选中不负责任的蛊感人心的言论。这样一来，谁都生气了。麦克阿瑟的想法根本不值得这样重视——原来艾克到纽约以后就去沃尔多夫大饭店拜访他，才知道他的意见不过是对北京进行恫吓，要把中国消灭。于是，新旧两任政府之间要进行顺利交接，已经再没有任何希望了。
这种希望本来从来也不是太大的。艾森豪威尔在飞往汉城之前，他和他的助手们曾访问白宫，想使两者的外交政策紧密配合起来。杜鲁门介绍他们和艾奇逊见面，他把世界上纠纷最多的各个地区都介绍了一下。他详细论述了越南问题。他说那里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法国人有没有决心和共产党战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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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希望头一炮要打响，而他也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他对领导的概念，反映出他相信专家，相信权力下放。谢尔曼·亚当斯将是他的总参谋，头街是“总统助理”。亚当斯之下，就是内阁。选择内阁的部长们，是当选总统头一件关键性大事。很多总统都认为，作为讨论问题的机构，内阁尾大不掉，没有多大用途，情愿使用白宫的工作班子，而让部长们去管各部里的事。但艾森豪威尔则要把内阁当作国务会议，把所有重要问题都交给他们讨论。所以在就职以前的几周，他不是和杜鲁门，艾奇逊协调工作，而是在1月12日、13日在纽约市海军准将旅馆里，让他那些行将上任的部长们进行了两次预习。
他所物色的内阁人选。反映出他对工商界人士很器重。他希望他的政府将来在历史上被称为企业的政府，他也多次这样谈过。在他看来，企业家比军人能干，而这两类人又都比政界人物能干。对他说来，政界人物是才力很小的人。按照他的衡量标准，能力最强的是工业的大巨头。他的即将上任的内阁都尽是这样的人物，所以史蒂文森称之为“大亨施政”。而T.R.B在《新共和》杂志里写道，这个内阁有“八个百万富翁，一个管子工”。这个管子工就是工会领袖马丁·德尔金。他是选来领导劳工部的。
汉弗莱负责财政部，威尔逊负责五角大楼，司法部长是布劳内尔，邮政部长是萨默菲尔德，农业部长是埃兹拉·塔夫脱·本森，内政部长是道格拉斯·麦凯，商业部长是辛克莱·威克斯，4月11日新成立的卫生教育与福利部的第一位部长是奥维塔·卡尔普·霍比。和民主党的内阁相比，变动真是大得惊人。有三个新内阁部长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人；威尔逊、萨默菲尔德和麦凯，三个都是雪佛来牌汽车商。（有一次新内阁开会争论激烈，杰里·珀森斯写了一张小纸条给埃米特·约翰·休斯说：“从现在起，我买车只买普利茅斯牌汽车。”）但通用汽车公司接受五角大楼的定单达7.8％，威尔逊只好把自己的股份卖掉。艾克还要求所有提名为内阁部长的人都采取同样行动。
这些行将上任的部长们也和艾克本人一样，在某些问题上比之共和党的政客们还要更右——塔夫脱就曾对他的朋友透露，身居政府高位的工业家为数很多，使他有些疑虑。说到他们的言论，则更保守。接着那几个月，我们就可以见到一些突出的例子。绰号为“火车头查理”的威尔逊（通用电气公司的总经理也叫查理斯·威尔逊）是新政府里最爱说话的一个人物。他有时说，人们把他的话引述错了，这样说有时也是对的。他没说过“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对国家也有利。”在参院一个委员会讨论批准他的任命时，他说他只是说“对我们国家有利的，对通用汽车公司也有利，反过来说，也是这样。”这样说法就大不一样了。原来的说法是一些对新政府并不同情的自由派记者把他的话倒过来说的。但是威尔逊也会有失言：在谈到有人埋怨五角大楼花钱太多时，他说，“我来这里可不是开小杂货铺的。”
艾森豪威尔每次听到威尔逊的闯祸的话总是有气，这点休斯曾有令人难忘的描述。首先，他把“牙齿磨得格格响”，然后“把嘴闭得紧紧”，最后是“把明亮的蓝色的眼睛慢慢地痛苦地朝天一翻”。但火车头查理的同事们也有失言的时候。据说乔治·汉弗莱谈到海明威1952年的小说《老人与海》时就说，“为什么有人会对一个一事无成、潦倒终生的老头子感到那么大的兴趣呢？”商务部长威克斯承认，他从来不真的相信政府管理商业，而却正是他在艾克领导下的工作。农业部长本森喜欢谈论农产品价格的“精神的一面”。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长霍比夫人，在有人提出向全国儿童免费注射萨尔克【萨尔克（1914年－）美国医生，细菌学家。萨尔克疫苗是防治脊髓灰质炎的苗浆。——译者。】疫苗时，谴责这种做法是“从后门”引进“社会化医疗制度”。而另一位政府成员、能参预内阁机密的总统副助理霍华德·派尔竟说什么“自由经济的乐趣之一是受苦的权利”。
现在回顾起来，这个行将就任的内阁，后来所取得的成就要比上面所说的话给人印象好得多。从整体说，这班子的特点是专心致志，勤劳奋发，冷静清醒，忠于祖国。他们每日都准时来到白宫的西侧楼，在那张状如棺材的桌子前就座，腰板挺直地坐在那些靠背f很高的黑皮垫椅上，认真地在放在前面的白色笔记本上写写划划，政府首脑一讲话，他们就严肃地点头。幸而这班人不是容易气馁的人，因为新担子确实是很重。在这些人中，甚至包括威尔逊在内，都未曾应付过象1953年1月美国政府那么庞大的事业。上次共和党人高踞白宫宝座时，联邦政府雇员只不过六十三万人。现在却有二百五十六万一千人，是当年的四倍。而预算则已从三十八亿六千三百万元增至八百五十四亿元，已超过二十倍有余。
从某种意义说，新政府中最令人感到兴趣的人物是内阁里最年轻、最坚决的共和党人。在休斯眼里，副总统尼克松是个“干脆利落、讲究实际、头脑清楚的人。他从不提出远大目标，但在建议和改进做法方面，却很敏捷精明。我一直在想，他有点象个有能力的公堂律师，但又奇怪地对法律本身不太感兴趣。”尼克松也象其他人一样，有时使艾克愕然不知所措。他在电视里谈及艾森豪威尔早期的一些决定时说，“顺便说说，谈到国务卿杜勒斯，我们终于有了一个不上共产党的当，对他们无所畏惧的国务卿了，那不是件幸事吗？”当总统委任厄尔·沃伦代替弗雷德·文森当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时，这位副总统说沃伦是个“伟大的共和党首席法官，”【后来他说他本来想在“共和党”后面、首席法官的前面加个逗号的。但艾克并不因此而解气。】使艾克很恼火。他还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拉契尔·特鲁希略·莫利纳的宴会上祝酒说，“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和它的杰出的统治者干杯”。这时他的脸孔在玻璃酒杯的边上展开微笑，让记者拍摄镜头。
在海军准将饭店举行的就职前的内阁会议，可以预示在艾森豪威尔年代将要出现的许多事情。从开始之日起，他们就表现出颇为虔诚。每次开会前都要默祷，或者由本森祷告几句，本森是摩门教会【基督教一派别。由约瑟夫·史密斯于1830年代所创建。——译者】的十二门徒理事会的理事。如果艾森豪威尔忘记了的话，杜勒斯就会清一清喉咙、轻声地提醒他，而艾克就会说：“噢，我的老天，我今早真的需要上帝的大力支持呢！……埃兹位，请开始罢！……。”当然，也有很多时间是用在讨论上的。那时主要的议题是将在华盛顿举行的就职典礼。不管民主党人怎样嘟囔，艾克决定改戴圆顶小礼帽来代替传统的高顶大礼帽，这又是他喜欢不拘礼仪的一个例子，而这也是他在各新郊区居民中受人欢迎的原因之一。他还向这班人宣读他准备在宣誓后的讲话稿，当他们鼓掌称好时，他又谦逊地表示说，他之所以让他们听，并“不是要你们鼓掌而是要你们修改。”威尔逊说，“你把旗帜高举起来了，很好！”大家很快发现，火车头查理不管对什么问题，总爱带头发表意见。总统讲到他一条深信不疑的信条，即各国间包括共产党国家在内都要进行自由交易，威尔逊赶忙说，“不过，我思想有点陈旧。我不愿把枪卖给印第安人呢！”这使那些坚决反共的人们暗中高兴。但他有时也会使他们震动的。有一次讨论朝鲜有无可能实现停火的问题，他问道：“有没有可能来个一揽子交易？或许我们可以承认红色中国，由此解决远东问题。”
艾森豪威尔在纽约市准备就绪，就在1953年1月18日星期天离开，和他的家人一起，坐上了宾州铁路的业务专车第九十号，也就是他在1945年从欧洲回来时所用的那节车厢。首都每四年一度的庆祝话动已经开始了。旅馆的房间都住满了，《纽约时报》说，美容理发师们发明了一种“玛咪式发型”，如果顾客要卷烫自己的头发，收费二元；如果“用铺子的假发”，收费最高至十七元五角不等。当选总统太忙，没有注意这些小事。他要在海军准将饭店修改就职讲话稿，所以火车迟了一个小时才离开曼哈顿，而到了距离白宫三条街口的斯塔特勒饭店十二楼的总统套间时，他又和他的工作人员在星期一继续琢磨。可惜，插手的人太多了。星期二正午发表的这个讲话平凡冗赘。相反，讲话前的祷告，倒全部是他的主意，也是那天使人最难忘怀的时刻。它使全国人民都往意到这个新任总统的最可贵的品质，那就是他是个搞团结一致、医治创伤的人。在游行队伍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走过去时，一个卖纪念章的小贩点点他的存货，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实。他有两种饰针，一种上面写着“我爱人人”，另一种写着“我讨厌人人”。头一种全部卖光，第二种几乎完全销不出去。他对路旁一个人说：“大多数人今天都爱别人。我们那些“讨厌人”的饰针，除了卖给小孩外，都卖不出去。”
不过，民主党人没有什么理由值得高兴。艾克对杜鲁门骂人的话还感到恼火，因此这位卸任总统邀请他同在白宫进最后一次早餐时，他表示谢绝。杜勒斯已两次造访艾奇逊，后者倒希望他最好没有来。这两个人虽然都是冷战的强硬派，可是除此以外，没有哪些问题在看法上是一致的。艾奇逊怀疑这位继任他的人会屈服在麦卡锡压力之下，开除约翰·卡特·文森特。从后来发展情况看来，确是怀疑对了。文森特是个能干的外交官，当时受到了麦卡锡的攻击。
到了1月20日正午12时，麦卡锡就成了共和党的一个难题。共和党已经连续二十年不断批评政府——只有一个参议员是在共和党上次任总统以来继续任职的——而现在他们则处在挨批评的地位了。卸任的民主党人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玛格丽特·杜鲁门在乘车离开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去乔治城艾奇逊家里时，转过身来快活地对杜鲁门说，“喂，杜鲁门先生”，他开始感到有点愕然，然后他笑起来了。他的行止事前没有公布，但是在P街艾奇逊家的门前却聚集五百人，祝愿他快乐健康。在联邦车站，又有五千人聚集，欢送“费迪南德·麦哲伦”号专车最后一次驶向独立城。杜鲁门站在车尾站台上，对他们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这一姿态。“活到一百岁”也忘不了。然后他象竞选时那样笨拙地举手作了一个姿势，故意更大声地说，“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个。”火车司机拉了一下长笛以后，火车就向前开。开始只有一个人唱《往昔美好的日子》，唱了几声后，人群就和唱起来，在响彻车站的歌声中杜鲁门在历史上就消声匿迹了。
1953年1月21日星期五清晨在总统府：
虽然新总统昨晚参加了两个庆祝就职的舞会，接近2点才休息，他还是象往常一样7点半便起床，独自在卧室内迸早餐。吃的是他通常惯吃的半个柚子和咖啡。在华盛顿这个城市，人们起得较晚，但由于艾克在西点军校受的早起是个美德的教育，所以艾克现在还是相信这一点。他把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两院领袖的每周早餐会定在早上8时举行，虽然他们表示极不乐意。他自己每天的工作，也不迟于8时半便开始。现在，他穿上一套深棕色的衣服，扎上了有人物画的领带，走到楼下，浑身是劲地大踏步走进西侧楼的椭圆形办公室。谢尔曼·亚当斯也是个一辈子黎明即起的人，已在那里等他来了。在总统那张红皮的办公椅子后面的另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华丽的绿色大理石的气压计时钟，那是格兰特任总统时花了四百元买来的。艾克把时钟校准，他是个一切都有条不紊的人，他每天都要这样做的。
他第一个要接见的是布劳内尔，时间是8时零2分。他们讨论了一些工作程序问题。内阁宣誓将于下午5时半在东大厅举行，威尔逊不能参加，因为他还没有卖完他的价值二百五十万元的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俄勒冈州共和党参议员韦恩·莫尔斯那天将在参院发言，要求艾克撤回威尔逊的提名。在未来整整十年里，这个自由派莫尔斯将要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肉中刺。后来他终于转到民主党那边去）布劳内尔回司法部去后，接着就来了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詹姆士·布雷德肖·明特纳夫妇。他是皮尔斯伯里·米尔斯公司的法律顾向。这是个社交性拜访。去年他在明尼苏达州总统预选时，他第一个组织自发选艾森豪威尔的运动。这次接见就是对他表示感谢。
这天上午他都是忙着总统的例行公事。二十九个穿着红衣戴着白帽的骑师挤进办公室来，他们是科罗拉多州帕洛明诺的骑警巡逻队，昨天参加了就职典札的游行，今早每个人就和艾森豪威尔握握手。接着接见的就是丹佛市警察局长赫伯特·福赛思领导的少年警察乐队，跟着是邮电室带来喜讯：在咋天的大典中，共收到了一千五百封贺电。然后两位共和党州长来和总统午餐，吃的是炸鸡。直至下午，艾森豪威尔开始准备他第一个国情咨文的讨论时，这才发现他还没有钥匙开他的书桌。
钥匙的问题还是由亚当斯解决。以前由历届总统自己处理的绝大部分的文件现在都由亚当斯负责。他和珀森斯、哈格蒂三人，是总统的最亲信的助手。除了杜勒斯可以在任何时候直接晋见艾森豪威尔而外，政府各个成员必须通过这位前新罕布什尔州州长才能见到总统。在很多问题上，只要他签上个“OK，SA”，那就象总统的签字一样有效。一般说来，他每天要接二百五十次电话。他使一切都井井有条：白宫工作人员不得闲谈聊天，不得在走廊上吸烟，不得把脚搁在办公桌上，或在“行为举止”上有任何其他“怪习”。
在这个主要助手忙个不停的时候，艾克本人则考虑更重要的问题和搞好自己的身体。这位第三十四任美国总统年己六十有二，头部光秃，面容英俊，精神焕发，脸色红润，肩部平阔，身长五英尺十英寸，体重一百七十八磅，较之四十年前他当军校学生时仅重了六磅。他喜欢昂首挺胸，咬着牙关，闭紧嘴巴。脾气来时，他会把右拳往左掌一送，紧搓一下；平时，他的表情严肃。要是他摆起架子来，他的神态可以变得颇为冷漠。但他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他的名闻遐迩的笑容。
胡佛用实心皮球来锻炼身体，罗斯福游泳，杜鲁门散步，艾克则打高尔夫球。美国高尔夫球协会在白宫玫瑰园的旁边，搞了一个球坪，设置了一个高尔夫球洞。要是天气好的话，他就在总统府南面草坪上挥动球棒。要是下雨，他可以在天花板很高的卧室里练习挥动球棒。他不久就把过道对面的客房腾空作为画室。战后那个圣诞节，他那位现在当上第一夫人的妻子，送了些油画颜料给他作为礼物，从此他就认真地把油画作为业余嗜好。现在他正画他的顾问们的画像。反对他的民主党人往往说，当亚当斯手头有半打重要问题亟待处理时，他会突然接到他头头一个电话，“你的眼睛是蓝色的么？”他们对美国人民说，自从柯立芝以来，没有谁比这位总统更为悠游自在的了。他们嘲笑说，艾森豪威尔的工作日程表仅仅是一系列他不准备采取的步骤表。T.R.B会在《新共和》杂志写道：“美国公众爱艾克。他干的愈少，他们就愈爱他。这大概就是他成功的秘密。这个人是不会惹是生非的。”【在某些问题上艾克并没有采取行动，这是值得一提的。他没有进犯满洲，没有派美军去印度支那，没有发动预防性战争，没有用“解放”政策来代替遏制政策，也没有停止美国在北约的活动——这都是共和党内和政府中一些人竭力劝他采取的措施。】
艾森豪威尔也和多数政治家那样，不爱戴眼镜。他的秘书安·惠特曼用一个有特大铅字的打字机来打他的讲稿。他不是把眼镜随身放在口袋里，而是在总统府里随处放它一打：当他思考问题时，他就会拿起一副，口里咬着眼镜臂。平装本的西部小说仍是他爱读的轻松读物。他心爱的作者是卢克·肖特，虽然他现在已把布鲁斯·卡顿的内战三部曲的《林肯的队伍》、《光辉的道路》看完，并快要开始看第三部《阿波马托克斯的寂静》。按照他的指示，他办公室里的书架上现在放有杰弗逊和林肯的选集，他准备有空时便看。在《林肯选集》第二卷（1848－1858年）里，有一段讲他本人是怎样对待总统工作的。艾克喜欢引述这段话：
『政府应该达到的目标，就是为人民群众做一些他们需要做、而作为个人又完全不能做、或者做得不够那么好的事情。
凡是人民自己作为个人能够做得同样好的事，政府就不该插手。』
从下一个星期三上午10时半起。他就要在旁边的行政大楼印第安人条约室定期会见白宫记者了。在这些招待会上，他往往表现出好象对重要事情毫无所知。他会承认说，是的，“你告诉了我一些关于我的政府的消息，而我还不知道。”这使他的助手感到很狼狈。他会信口开河，漫无边际，用一些不合乎语法句法的、笨拙的、零散的句子，有些聪明的记者会把一篇艾森豪威尔式的林肯“在葛底斯堡国家公墓落成典礼的演说”【葛底斯堡战役是美国内战期间的重要战役，发生在1863年7月宾夕法尼亚州的葛底斯堡。同年11月，在此地建成国家公墓，纪念双方阵亡战士。林肯作了二分钟的著名演说。此处是说艾森豪威尔对演说辞原文没有一句不是记错的。——译者。】写成：
『我没有核对过年月，但是，我想是八十七年前，有几个人在这个国家里，组成了政府组织，我想这个组织包括了某些东部区域，他们实行的这个主张是以类似某种民族独立的秩序和这样的一个纲领为根据，就是每个人都和任何其他人一样的平等……』
他平常只看一份报纸，那就是共和党的《先驱论坛报》，那是事实。但说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总是非常笨拙（每次在记者招待会之前遇到微妙问题、而亚当斯担心他如何应付时，他总是淘气地咧嘴微笑说，“我会使他们摸不着头脑的。”）或者说他晚上大部分时间都是看电视，那就不是事实了。他经常看的电视，只是每星期日晚9时至9时半的《弗雷德·韦林的节目》。他只是很偶然地在白官地下室电影院里看看电影。他认为最愉快的消遣，就是邀请十个八个情投意合的友人，在白宫顶楼的日光浴室里举行会餐，由他亲自出马在一个活动的炭炉上烤牛排。被邀请参加这种晚会的人会收到印有艾森豪威尔姓名的请柬，一般只是写着他们的名字：
『不知你在5月28日星期二有没有空来参加一个不邀请女宾的非正式宴会。我想邀请几个人，假如你能来的话，我十分希望你能参加。由于这不是一个正式宴会，我建议你大慨在7时15分到达白宫，稍为早一点吃顿晚餐，然后畅谈一个晚上……我大概会穿小礼服，但你穿一套常服也完全可以了。谨致热情的问候
你的忠实的
德·艾』
谁会受到邀请呢？不是政界人士。在他看来，由于他的职务，和这些人见面己经够多的了。也不是他手下的行政官员。他一旦为一个部或局找到一个干练的部长、局长，他就认为他已经尽了总统的职责，对他和他的单位就不再理会了。如果他晚会后要打桥牌，他就找他的老搭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艾尔弗雷德·格仑瑟将军；可口可乐饮料公司总经理威廉·鲁宾逊；或者一个名为克利福德·罗伯茨的信托投资银行家。如果是一般谈天，他邀请的对象会广泛一些，但也还是邀请这一类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总统公余的朋友”进行调查，发现只有一个人是略与政界有关系，那就是一个前科罗拉多州的州长。其他的人包括两个牧牛场场主，两个石油商，两个制酒商，两个打高尔夫球的能手，两个房地产经纪人，三个银行行长。工商界人士占绝对多数——都是旅馆业、汽水业、印刷业、保险业、家用电器业、轮胎业的巨头们。不是工商界的话，就是众所周知的保守派人物，诸如赫伯特·胡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弗朗西斯·斯佩尔曼红衣主教，伯纳德·巴鲁克。
他们谈些什么问题呢？如果这次是他们首次作客，就一定会花一些时间欣赏一下各盟国政府送给这位将军表示由衷谢意的纪念礼物。这是无法回避的。艾克把总统府那个椭圆形书房放满了玻璃柜陈列纪念品，并说这是他的“战利品陈列室”。【为了避免混乱，应该说明白宫有两个椭圆形房间。椭圆形办公家是在西侧楼，椭圆形书房是在二楼，是在总统住宅区内。】但在一个小时内，谈笑的内容可以从石山花园，谈到现代建筑艺术，帕特和迈克的笑话，法国式的烹调，威士忌名酒，土耳其浴室，汽车式样，种菜，犹太人的幽默和扑克。他聊天喜欢聊具体情况而不爱泛泛谈论。如果谈到麦卡锡蔑视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权利，他就会心不在焉，但要是你谈到一个受诬蔑迫害的人的其体情况，他就会奉陪到底，只要你心平气和。用心不良或卑鄙的人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艾克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他希望他的朋友也是这样。只有正人君子才会被邀请来这里。其他的人就只能和谢尔曼·亚当斯打交道而已。
※※※
罗伯特·塔夫脱的政治本领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使出浑身解数，他的精力也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无穷无尽。他在国会山到处活动，组织第八十三届国会，压倒他的敌手，给他的朋友论功行赏，决定谁该担任那些职务——总之，大概除了国会大厅房顶的油漆问题而外，他什么事都过问，而且终有一天，他连这个也要管到的。塔夫脱自己当了多数党领袖，所有主要委员会主席的职位都由他的极端保守派朋友来当，有尤金·米利金，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威廉·兰格，休·巴特勒，霍默·弗格森，和威廉·诺兰，那些在举行芝加哥代表大会前就己拥护艾克的参议员，如堪萨斯州的卡尔森，纽约州的艾夫斯，宾夕法尼亚州的达夫，都发现自己担负别人不愿当的微不足道的职位。塔夫脱把参院职位进行分脏时，只有一次失算。他以为己把乔·麦卡锡搞进政府工作委员会去，那么他就会把时间花在研究行政事务管理局的数字了。塔夫脱说：“我们已把麦卡锡放在他再也闹不得事的地方去了。”
谁知刚刚作出初步决定，麦卡锡便想找岔了。他在送交参院批准提名的政府任免名单中，就找到借口。骤然看来，这些人都是无瑕可摘的。可是，麦卡锡总是可以鸡蛋里挑骨头。艾克挑选詹姆士·科南特为驻德高级专员。但这位参议员却说，科南特当哈佛大学校长时，曾持有“和美国人民的一般信仰大相径庭”的见解。艾森豪威尔想任命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当副国务卿。史密斯是个令人生畏的人物：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接着一直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和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提出异议说，史密斯在一次控告麦卡锡犯诽谤罪的预审听证会中曾出席作证，而且在外交家约翰·巴顿·戴维斯受到麦卡锡和帕特·麦卡伦的指控时，他竟然还替他辩护。但参议院不愿意根据这样不充分的证据便和这位大得民心的总统公然对扰。科南特和史密斯的提名都被批准了。但麦卡锡已露了一手，给白宫敲了警钟，说明他这个人并不是好惹的。
和他认真较量的一次，是艾克任命查尔斯·波伦当驻莫斯科大使这个问题。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很看重波伦。他是国务院里苏联问题专家。他以此身份在雅尔塔会议中当罗斯福的译员。但对共和党右派说来，谁和雅尔塔这个可憎的名宇有联系，就是要不得。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关于批准波伦任命的听证会上，波伦坚决拒绝否定雅尔塔会议。他甚至在那些批评雅尔塔会议的参议员面前为之辩护，说这个会议在当时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于是，两方剑拔弩张。这是权力谁属问题，不是你胜，便是我负。
极端保守派就波伦的任命进行愈来愈厉害的攻击。布里奇斯对参院说，驻莫斯科大使该是“一个称职的共和党人”。3月20日，麦卡伦提出指责，说国务院保卫处处长斯料特·麦克劳德这个麦卡锡的人，根据“联邦调查局得来的情报，不能通过”波伦的审查，而杜勒斯又“独断地推翻了”麦克劳德的决定。国务卿立即否认。同一天，麦卡锡就骂杜勒斯撒谎，要求他起誓作证。他声称他知道波伦档案里有什么材料，把他称为“危险分子”还是“说得太轻”。但麦克劳德这时左右为难。他夹在两个互相厮杀的巨人当中，最后只好向白宫求援。他对亚当斯和珀森斯说，这其实是莫大的误会。他只不过是叫杜勒斯注意联邦调查局里波伦档案中的“有损于他声誉的材料”而己。麦克劳德提出要辞职。但亚当斯说如果他辞了职，这个己经很不愉快的局面只有变得更为糟糕而已。
杜勒斯向外交关系委员会保证，说联邦调查局并没有“怀疑”波伦的忠诚问题。但是对参议院的极端保守派说来，甚至保守的国务卿也是可疑的。只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由塔夫脱和亚拉巴马州的斯帕克曼（此人曾是史蒂文森的副总统候选人）组成一个两人委员会，共同对联邦调查局的波伦的档案进行研究。3月25日，塔夫脱将结果向参院汇报：
『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有任何人在任何方面表示对波伦的忠诚有任何怀疑，或认为他和共产党有任何联系、或支持共产党或甚至容忍共产党。……没有住何迹象使我认为对波伦先生可以提出任何不良行为的证据确凿的案件或证据确凿的控诉。』
但是，麦卡锡还是非把波伦置于死地不可。艾森豪威尔对白宫记者们说，这位外交家的任命问题仍提交参议院研究批准。任命他担任这个职务是符合美国最大利益的。总统说，问题就是这样。共和党的领袖们没有什么办法。塔夫脱本人对波伦的评价不高，但作为多数党的领袖，他很难带头反对艾克，特别是所有证据都是对艾克有利的。于是他费尽气力，以七十三票对十三票通过任命。
骤然看来，麦卡锡似乎遭到了挫折。实际上则恰巧相反。这个问题的争论，把塔夫脱力量分化了；他不想再次出现这样的争论。于是他向艾克提出要他支持必须付的代价，就是“不要再来波伦那样的事件。”总统的助手们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与此同时，那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又计划进行新的活动。看来，在整个华盛顿市，没有一个共和党人是准备公然和约瑟夫·麦卡锡对抗的。
※※※
新政府要组成反对他的阵线，可是因为竞选期间总统对选民作了一些很不明智的诺言，因此政府的力量就削弱了。在芝加哥市通过的共和党竞选纲领是个大杂烩；它反映了这个党这廿年来并没有实现的希望、在失败中的胡思乱想和对大力资助经费的人所开下的支票。其中一个诺言就是：艾森豪威尔保证将富饶的沿海岸的海底陆地交还各州。尽管韦恩·莫尔斯发表长篇演说进行阻挠，总统还是全部兑现了这个诺言。这样他的威信就受到影响。他参加政治活动，是以保卫社会利益的战斗者姿态出现的，但潮淹区石油归谁所有的问题，并不是保卫社会利益的问题。他又在乔治·汉弗莱的极力要求下，在2月6日兑现另一个诺言：命令立即停止冻结工资，并将类别繁多的消费品，包括肉、家具、衣服、餐室的饭菜和零售店出售的各种物品，都取消价格管制。接着汉弗莱又要求将联邦信贷收缩，将国防经费拨款削减。这次，艾克又屈服了。这使消费者利益的支持者们感到失望，而从后来的发展看来，也为1953年末和1954年上半年的经济哀退铺平了道路。
共和党人的胡思乱想，莫过于在外事方面的了。台湾就是其中一个问题。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派遣舰只和飞机到朝鲜时，曾同时宣布：
『共产党军队对台湾进行占领，将成为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的直接威胁，也是对在那里执行合法的必需的任务的美军的威胁。为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一切进攻。作为这一行动的必然结果，我要求在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在空中和海上对大陆作战。第七舰队要负责使上述要求得以实现。』
艾奇逊说这是使台湾“中立化”。但共和党的极端保守派并不赞成这样做。在他们看来，采取将蒋介石中立化的措施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忠于美国利益的。他们不顾一切客观事实，竟然认定蒋当时很容易就可以打败毛泽东的军队，而把他困在那个岛屿就是阴险的阴谋的一部分。作为表示他们相信国民党力量的一种姿态，麦卡锡、诺兰、布里奇斯参加了中国大使馆的一次正式晚宴，和国民党同呼口号：“反攻大陆！”他们站起来高呼，中国大使则拚命鼓掌。
他们誓称要把“蒋介石放出笼”。艾森豪威尔没有用这个词，但是在党的竞选纲领上是这样写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他的命令，给第七舰队发出电报如下：
『1953年2月2日
立即执行
送中珍珠港战区太平洋总司令
抄送：日本东京远东总司令
现行指示中要求你们保证不会、（重复一遍）不会将台湾和澎湖列岛作为中国国民党进攻大陆的作战基地的那一都分现已取消。』
但是蒋介石怎样能收回大陆呢？没有船只，他又怎样能到达大陆呢？尽管这样，艾森豪威尔还是和他们一起痴人说梦。他在起草国情咨文时写道，由于杜鲁门的命令，“美国海军己必须成为对共产党中国的防御臂助。”甚至象刘易斯·卡罗尔【刘易斯·卡罗尔（1832－1898年），英童话作家，著有《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扣《爱丽丝从哈哈镜中看到的东西》等。——译者】，也不能把事情颠倒得比这更厉害了。而且，在中国重开内战的话是挑衅性的。这一点在报上泄露后，安东尼·艾登警告美国总统说，这样做会有“十分不幸的政治反应，又不可能取得军事好处作为补偿。”艾克因此感到不安，就在往国会途中作出决定，改用和平的调子结束这一段落：“请允许我将问题说个十分明白，这个命令并不意味着在我们方面有任何侵略的意图。”其实十分明白的倒是：蒋虽然是放出笼来了，但他并无牙齿。现在共产党中国既然不再受到第七舰队巡逻队的阻拦，就发动了几次试探性的两栖攻势，发现国民党人并没有力量控制台湾海峡，甚至做个样子也不行。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蒋就愈来愈怀念第七舰队。到了艾森豪威尔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这命令的一周年，《组约时报》就报道了结果：共有十一个沿海岛屿丢给共产党人了。但关于台湾问题的消息远不止此。政府由于考虑到在美国国内可能发生的政治影响，或者只是由于对付民主党人的嘲笑罢，又一次把第七舰队调回台湾海峡。并称之为“把蒋收回笼。”
芝加哥代表大会的纲领还声言，“一切象在雅尔塔会议所达成的那样有利于共产党奴役人民的秘密谅解，都拒绝承担责任。”杜勒斯起草这政纲时，也象其他共和党领袖一样，对国务院的有些看法，这完全是不确实的。他们认为，共产党帝国是共产党人和民主党人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的会议中合作建立起来的。他们决定要改正这一错误。杜勒斯当了国务卿以后的第一篇演说，就向东欧国家表示，它们可以“指望我们”，他还在总统的国情咨文中写上这样一段：“我将来会要求国会同意通过一项适当的决议，明确表明我们政府对过去……容忍奴役人民的一切秘密谅解，都不承担任何责任。”这里说得很清楚，指的是雅尔塔、波茨坦和德黑兰的。艾森豪威尔直读这段咨文时，共和党人都高兴得跳起来欢呼。他们相互议论说，这样看来，确是有这种秘密协议了，他们本来早就知道的。那时杜勒斯还很自信，以为他可以在国务院某个秘密保险库里，找到这种证明民主党有罪的文件。但是，哪个保险库里都没有。哪里都没有。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文件。真相弄清以后，总统和国务卿就开始把他们的看法纠正。但是共和党在参院的大头们已在起草有关雅尔塔会议的决议。如果采用他们的提法，这个决议就要拒绝承认战争期间签订的一切协定。艾森豪威尔知道，如果这个决议通过的话，美国人在柏林和维也纳的地位，就变得极其尴尬了。
结果就是，在白宫与国会共和党领袖之间第一次出现严重裂痕。2月16日，艾克和共和党国会领袖举行每周会谈时，就将他和杜勒斯起草的一份含混不清的草稿提出来。这文件实际是毫无意义的；美国对东欧人的悲惨遭遇表示遗憾，并保证会采取“一切和平手段”来帮助他们。塔夫脱发脾气了。他所考虑的绝不是这样的东西。艾克指出，要是使用更强烈的措辞的话，那除了引起其他问题之外，还会得罪国会里的民主党人，他们会认为这是对罗斯福形象的侮辱。但是，塔夫脱考虑的正是这样。于是2月23日，总统和国会领袖们再举行每周例行会谈时，艾克又和这位共和党领袖闹开了。塔夫脱认为除了对罗斯福和共产党的所有协议直接了当地加以否认外，其他任何决议都不行。
就在这个时候，党外有一股力量插进党内这个争论来。这就是德克萨斯州的林登·约翰逊，参议院新任的少数党领袖。约翰逊对白宫说，民主党人对东欧的状况，也和共和党一样感到不安，也乐意和他们一道对此表示遗憾。但是，对于不论民主党或者它的两位总统所没有做过的事，他们不打算承认有错。埃米特·休斯和助理国务卿思拉斯顿·莫顿同意这种看法，于是没有任何实际效力的政府的决议就到了国会。那里不满的极端保守派，就搬出罗斯福和杜鲁门“背叛”美国的各式各样的陈词滥调。塔夫脱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提出一项修止案，表明这个决议对美国与苏联之间达成的协议的“任何条款，并不构成国会对其是有效还是无效的态度。”参院民主党的政策委员会认为这修正案是对罗斯福的批评。他们拒绝通过。于是这个问题就陷入僵局。
于是，五十年代政治的一个中心事实，就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第五周中出现了。这就是：艾克的外交政策会得到民主党的支持，但是在他自己的共和党内，却受到顽固派的反对。这位总统决意要忘掉过去，但极端保守分子却决心老是缠住雅尔塔协定不放。这使他感到难办。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在芝加哥代表大会时的顾虑，已证明不是多余的了。他们认定艾克就是杜威和洛奇那样人物的傀儡，而这些人是否爱国，他们是极其怀疑的。他们甚至连杜勒斯（有时是连艾森豪威尔）的立场如何也不能肯定。他们对国务院任何要想挽救一下诺兰称之为“遏制政策的特格伊木马”的尝试，都心存警惕。
林登·约翰逊和他的民生党人，在1953年一年内，支持政府在参院通过决议，不下五十八次。但是“关于被奴役人民”的决议却不在其中。这个问题直至1955年还继续使华盛顿伤脑筋。那年，杜勒斯批准将有关雅尔塔会议的全部文件公布，参议院的极端保守派感到很失望，因为从中找不到可供竞选用的弹药。但早在1953年这个问题就已经到了严重关头。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早已准备在1953年3月9日艾森豪威尔和国会领袖们会谈时作为头条议题提出来。但是，他们还未来得及开会，命运之神就插手干预，使这个决议草案搁置起来。因为斯大林再也不能时任何人发号施令了。3月4日，他在莫斯科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
※※※
当莫斯科电台发表公报时，总统和他的夫人正在进晚餐。广播说，“列宁意志的杰出继承者，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英明领袖和导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总统向莫斯科发出正式唁电。第二天旱上，他对政府成员尖酸地说：“自从1946年以来，我知道所有的所谓专家们都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谈论如果斯大林死去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这个国家应采取什么行动。现在他真是死了。你们可以把我们政府的档案翻箱倒篓看看有无什么计划。但找不到的。我们没有任何计划。我们甚至不能肯定，究竟他的去世会不会带来任何变化。”
当办公室里只有他和埃来特·休斯两个人时，他在这椭圆形房间沿着一个大弧形踱来踱去。那时休斯所记下来的笔记，使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艾克究竟是怎样想的：
『对苏维埃政权老是这样简单地加以谴责，我己经感到厌倦了——我想，大家也都厌倦了。如果我现在站在世界人民面前又来一次这样的谴责，我想就是错误的——事实上是愚蠢的。相反，只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对世界可以作出什么贡献？我们准备怎样做，来使和平的机会更多一些？
下面就是我想说的话。
在你头上轰鸣的喷气式飞机，每架价值七十五万元，一个每年挣一万元的人，工作一生也挣不到那么多钱。我们世界怎样可以长期负担这样的东西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军备竞赛。这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搞得不好，就是原子战争。就算搞得最好。也会把每个国家自己的劳动果实剥夺于净。』
但是，“我们还可以有别一条路”，他说，“就是裁军的道路。”采取这一条路，每个人就可以有“面包、牛油、衣服、住宅、医院、学校了。”怎样达到这目的呢？
『让我们直率地谈罢：不要搞口是心非，不要搞舞文弄墨的政治公式，不要搞圆滑骗人的宣传花招。让我们把我们真正要提出的东西明明确确地说出来……双方在这里或那里撤军，……在别的地方在联合国监督之下进行自由选举……让我们可以不受检查地自由地对俄国人民进行广播，也让他们的领袖对我们讲活，……还有，具体地把我们希望为别的国家的经济福利要做的一切都说出来。
提到苏联政府，我们该怎样说呢？我想站起来说：我不准备谴责他们。过去的事，历史已经作出见证了。我感兴趣的是未来。他们和我们的政府都有新人上任，这完全是个新的开始。现在让我们开始相互对话吧。让我们讲出我们要说的话，使世界上每个人都能明自吧。我们的建议就是这样。如果你——苏联——有什么改进关系的建议，我们愿意听听。
这就是我要说的。如果我们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出来，那我就不发表讲话了。』
谢尔曼·亚当斯认为艾克4月16日对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题为“和平的机会”的讲话，是他一生事业中最伟大的讲话。理查德·罗维尔在《纽约人》杂志里称之为“巨大的胜利”，是一个“确立他在美国的领导地位，和重新确立美国在世界领导地位的讲话”。《纽约时报》认为这篇演说是“伟大的、十分动人的”，甚至反对派的《纽约邮报》也认为这是“美国最精采的声音”。到了六十年代事过境迁之后，休斯对这事的回忆，主要就是当时经过怎样斗争才把讲话发表。杜勒斯对每一次的修改稿都反对。有一次休斯问他，在朝鲜能达成停战的话，是否符合美国利益。杜勒斯摇摇头说：“我们会后悔的。在我们把中国人打个落花流水，使我们在全亚洲面前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之前，我认为解决朝鲜问题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处。”休斯把这话向艾森豪威尔汇报，总统马上发火说，“如果杜勒斯先生和他的足智多谋的顾问们真的认为我们不能认真进行和平谈判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了。”后来他又说，“有时候福斯特就是太担心有人会攻击他和杜鲁门、艾奇逊同一鼻孔出气。”这篇讲话自始至终都是难产的。甚至最后发表时对他说来也是痛苦的事。那天，艾森豪威尔胃痛恶性发作，几乎抬不起头来，到了最后，几乎垮了。
这篇讲话和五十年代里这类的难以数计的讲话不同：它发动了一次有效的和平攻势。中国人对战争也厌倦了。杜勒斯那种僵硬的外交给亚洲人一种印象，以为这个新政府全无灵活可言，以为美国人就象印度一份报纸所说的那样，“是拿着枪来猎取和平的。”但是，现在，他们的总统说他们并不是这样的。于是板门店的谈判很快就出现新气氛。当然，要把这结子解开，光是有和平的愿望是不够的。谈判的双方都由于日积月果的顾虑、仇恨和相互责骂，就象被老虎钳紧紧钳着一样，摆脱不出来。而这相互责骂的高潮，就是北京指责美国人进行了细菌战。肯定地说，斯大林去世了，主张强硬路线的头号人物已不在，这是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的。接着杜勒斯又认为由于尼赫鲁向中国透露，美国计划向联合国军战地指挥查发给战术性核武器，北京必然是给这样直截了当的警告所吓倒。当时也确实向中国提出威胁，说很快就要把战争扩大到满州。艾森豪威尔后来就对亚当斯提过这件事。但是杜勒斯夸大说美国已经三次走到“全面战争的边缘”（即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危机，1954年印度支那危机，和毛在1954年末1955年初声言要进攻福摩萨所引起的严重局面），亚当斯是怀疑的。他写道：“杜勒斯自己认为他的政策已经历了三次极严重的考验，是不是这样还可以提出疑问。艾森豪威尔是否象杜勒斯所说的在那三次的任何一次中已经那么接近战争的边缘，我是怀疑的。”
不管怎样艾克要求诉诸理智的呼吁，在当时复杂的事件大合唱当中，至少是一阵清新的调子，引起对方的注意，使他们回到会议桌上来。在恢复和谈的头几次会议中，进展是缓慢的。到了讨论在美国手上的一十三万二千名北朝鲜战俘，谈判就出现僵局。美国决定给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回家的权利。1945年盟国当局曾把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的俄国战俘交回苏军的司令官，其中很多人便被送往西伯利亚，有些人被处决，理由是他们当了俘虏。1952年5月7日，杜鲁门就公开宣布，“我们不会把人交出来，让他们被屠戮和奴役，以此作为停战的代价。”艾森豪威尔也同样地下了这样决心。于是战俘的命运决定停战谈判的前途，这点就变得愈来愈明显了。
谈判在总统发表关于和平的讲话之后十一天就开始，在5月份拖了整整一个月。现在使联合国国家保持团结愈来愈难了。有些欧洲国家左派的领袖认为，毛关于细菌战的指责可能不无根据。但在另一极端，政治上极端保守派则要求美国不要理会这些怯懦的盟国，接受麦克阿瑟夺取全面胜利的呼吁。艾克不同意。“如果我们美国在一个地方单独干下去的话，”他告诉他们说，“那就在任何地方都要单独干了。”在美国这一边，沙文主义最强烈的鹰派就是李承晚。这位七十八岁的南朝鲜总统拒绝考虑让朝鲜保持分裂的任何协议。他不愿接受三八线作为边界或前线，而要在没有联合国军支持下独自向鸭绿江进军，情愿接受必然灭亡。后来亚当斯说：“要李讲道理，要他理解美国不会为了朝鲜统一而冒着打世界大战的危险，真是使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费尽气力，使他们精疲力尽。”他还说，和李争论，“比和共产党讨价还价还要更为伤脑筋，更为使人灰心丧气”。
这个老头子几乎把和平破坏了。6月4日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己经同意这样一种安排：即战俘们如果在中立国组成的遣返委员会面前表示不愿意回家的话，可以在经过一百二十日的等候期以后，便解除军籍释放了事。6月8日，两方草签了一份议定书，似乎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但是，6月18日华盛顿清晨2时，国务院的一个值星官把杜勒斯叫醒。原来李承晚已命令士兵把战俘拘留营的铁门打开，把二万五千名反对共产党的北朝鲜人放走了。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是煞费苦心的：南朝鲜警察对这些逃出的人们都提供食物、住所和便服。杜勒斯把总统叫醒，这是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八年唯一的一次在睡梦中被叫醒。艾克大吃一惊。果然，共产党在那天早上攻击联合国和李承晚“蓄意合谋”，并要求“立即”把战俘都抓回来。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于是他们在6月20日停止谈判，并发动一次大攻势。
杜勒斯并不灰心。他对艾克说，如果对方象他所分析那样急于停火，那么只要作出新的姿态，他们是会接受的。“如果向他们提出适当保证，他们会放过李承晚这次急躁行动，愿意签订协议。”北京通过新德里证实了他的着法。剩下来就是保证的问题，而这就要向这个倔强的李承晚进一步施加压力。艾克给这个南朝鲜总统去电报，说他已使联合国军司令部陷于“狼狈处境”。他派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去和他面谈。罗伯逊到汉城坐下来，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听着这个怒气冲天的老头子将憋着的怨气发泄出来，最后，李的脾气发够了，罗伯逊便将美国的困难处境向他解释。过了两个星期，李承晚终于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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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行签字仪式之前两个星期所公布的停战条件，是没有谁会满意的。经过三十七个月的流血。死了二百万人（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平民，五万四千是美国人），朝鲜还是回到以前的原状。李承晚多得了二千三百五十平方英里，金日成则多得了八百五十平方英里，但是在其他各方面，只能说是双方不分胜负。并没有保卫什么原则。联合国想建立一个可靠的监督制度，防止金日成再次发动进攻，也没有成功。本来在杜鲁门总统任内就已开始进行谈判了，但他的条件可严厉得多。现在谈判的结果就是这样。正如保罗·道格拉斯所说的，“如果杜鲁门当初接受现在的协议，他就会在华盛顿到处受到痛斥。”
一个摄影记者问艾森豪威尔有何感觉，他只是说，“战争结束了，我希望我的儿子能快回家。”此外，白宫对这即将来临的停战就没有发表其他议论了。华盛顿的官方反应，只有国务卿是表示满意的。他说：“一个国际组织对抗侵略者，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所有自由国家，不管或大或小，现在都比以前安全。因为集体安全这个理想已经实现了。”
这也是自由派人士的解释。那时他们还是忠干罗斯福和杜鲁门的世界政府的概念，对联合国第一次为了维护和平所作的努力，总想尽可能宣传得好一些。他们认为朝鲜战争是个光辉的胜利。理查德·罗维尔对他们这种信念是这样阐明的：
『美国已在朝鲜证明，它说的话和它的契约一样有效——甚至比契约还好，因为当初并没有什么契约。历史将会把朝鲜引为它是集体安全试验场的例子。到这次为止，集体安全只不过是似乎可以成立的一种理论而己。历史将会把它引为是对抗共产主义的世界性斗争的转折点的例子。』
保守派是不会这么容易相信这种说法的。沃尔特·李普曼在《先驱论坛报》说，“实际的情况是：双方和有关方面都受到相互威慑的条件的约束。”共和党元老派又有他们的看法。按汉森·鲍尔温在《纽约时报》所说，极端保守派认为“如果要阻止亚洲共产主义的蔓延，（朝鲜就是）在正确的地点，在正确的时候进行的一场正确的战争，”这是一个信念问题。他们没有忘记，共和党在纲领上曾经指责过杜鲁门，说在他的领导下，这场战争是由“一些没有胜利信念”的人所打的，而由于他们的“相互牵制的命令”，已经“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还要和敌人进行丢脸的讨价还价。”现在朝鲜也和德国一样，分成两个了。在他们看来“杜鲁门的战争”已经变成了“艾森豪威尔的姑息”。
印第安纳州的詹纳和内华达州的马隆都认为即将实现的停火，是中国人的胜利。马隆在参院里发言时质问说，“我们这位尊贵的参议员先生能否记得：在杜勒斯先生任职以来……我们国务院在政策上有没有任何变化呢？”詹纳回答说：“我没有发现任何变化。”
在一次电台广播谈话中，有记者问加利福尼亚州的诺兰说：“我们将要到手的是荣誉的休战吗？”他回答说，“我并不认为这样。”他还预料，在这样休战的条件下，“我们将无可避免地在亚洲失却平衡。”马克·克拉克将军在朝鲜说，“此时此刻，我并未发现有什么可高兴的。”在签字仪式后要负责保管联合国方面协议文本的詹姆士·范佛里特将军，在记者问到他的看法时，他避开了。“我不知道，”他守口如瓶地回答说，“这个问题应由上级回答。”共和党元老派是会大闹一场的，他们只是等候罗伯特·塔夫脱发出信号罢了。
可是他没有发信号。这位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就象七年前的阿瑟·范登堡一样，现在正经历着一个心理学所谓转换时期。在罗斯福和杜鲁门时代，他是个惹人讨厌的人，老是使政府提案在参院通不过。而现在，他就成了新政府力量的支柱。1953年4月30日，在内阁会议室里，就曾出现过危机。艾森豪威尔那时召集国会领袖们开会，向他们透露一个坏消息：和他的预期相反，他无法使他的第一个预算平衡。这个预算本来是由杜鲁门草拟的。当时预料赤字是九十九亿。艾克说，他可以把赤字削减为五十五亿，但不能再砍，否则就会危害国家安全。接着财政部长汉弗莱，预算局局长约瑟夫·道奇，和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凯斯，分别申述他们支持这个预算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把国家从静止的防御态势改为活动的态势，做到随时可以对付外国侵略，这需要花很多钱，不能再减少了。
塔夫脱听后大发雷霆。他再也控制不住。他用拳头捶着桌子，用尖锐刺耳的声音大声叫起来，说这个共和党政府变得和民主党政府没有多大区别。五角大楼还是一样贪得无厌。这个预算超过了国民收入百分之三十，未免太多了。除非政府增加税收——而这在目前又是很难想像的——这个赤字简直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他高声叫道，“我们对美国人民许下的最主要的诺言，就是减少开支，按照这样一个计划，到了1954年国会竞选时共和党就再不能取得优势了！你现在就是把我们引向杜鲁门走过的路子。这是把我们竞选时所许诺的东西全部否定了。”等他讲完以后，艾森豪威尔对着塔夫脱审慎地说：“美国的全球战略有几个要点。要了解是不难的……”接着，他就简要地介绍了冷战的战略。
这是个关键时刻。如果塔夫脱退出会议，向记者们谴责总统的预算，在国会里成立影子内阁来和政府的外交政策作斗争，艾森豪威尔提交国会审议的立法计划可能就垮了。元老派本来对艾克就是不友好的，只要这位强有力的多数党领袖说一句话就行了。但是塔夫脱留了下来。他镇静下来以后，表示他只不过希望明年的预算有大量的削减——艾森豪威尔向他表示说这个希望完全是有理由的。
风暴过去了，从那时起，塔夫脱就成为支持总统的最重要的人物。在私人谈话里，他对朝鲜的停战条款讽刺挖苦，但是他压制着自己的情绪。对报界谈话时，他比诺兰、詹纳、马隆之流更为审慎。可以肯定，他是可以象以往那样直言不讳讲话的。（他有一次就说过，“讲话讲究策略就是不老实。”）他承认这个分裂的朝鲜的前景是“非常讨厌”的，因为他创造了“随时可能引起战争的条件”，并使中国人可以腾出手来进攻越南。但是，他不愿制造分裂，也不赞成悲观失望。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记者们开始注意到他的变化。这个多数党领袖六个月来为自己党的总统工作得十分出色。他们说，自从就职典礼以来，他的唯一目标就是使共和党政府取得成功。他是在孤军作战。其他右翼的参议员们对他这样忠心耿耿，感到莫名其妙。而对民主党人说来，他从来就是，而现在也是一个毫不妥协的对手。而且，他现在还有一个新的思想负担，虽然他们还未知道。在过去几周内，他愈来愈感到自己的健康不行了。
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前一年他开始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他曾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体格检查，医生们都说他的健康从来没有这样好过。到第八十三届国会开始的头三个月，他是国会里叱咤风云的人物。到了4月中，他和艾森豪威尔在奥古斯塔打高尔夫球时，他突然感到臀部剧痛难忍。接着那个星期，他总是不能入睡。吃了大量的阿士匹灵也无效，5月份在蒙太拿州白硫磺温泉休息也没好转。6月12日，他入纽约医院进行一系列检验，用的名字是“霍华德·罗伯茨”。
那里的医生建议用X光进行深度透射，并服用可的松，要他拄着拐杖走路，要他设法减少臀骨压力，并认为他必需把多数党领袖的日常事务工作放下来。6月10日，他把日常事务的处理交由诺兰负责。这是暂时性的。只要治疗条件许可，塔夫脱还要继续处理政策性问题，参加白宫的会议。他预计在下次国会例会召开之前，他就可以回来，而且身体比以前都好。最后一个见到他在国会山上的是少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塔夫脱向他招手并大声叫了两次：“我一月份就会回来的，我一月份就会回来的！”
那年6月，罗伯特·塔夫脱的表现，确有点英勇过人。尽管他忍受着难以相信的剧痛，他还是和他的夫人玛撒勉强参加华盛顿的花园茶会。玛撒本人是残废的，完全要靠他扶着，而他却没有把自己的病告诉她。象政界很多显赫人士一样，一旦踏进自己家的门槛，他就放下严峻的面具。对玛撒说来，他是个忠厚体贴的丈夫。他的四个儿子叫他“戈普”，他是他们郊游露营的好伴，他爱玩“红桃”牌戏，吃橡皮糖，和他们谈吉尔伯特和沙利文【19世纪末英国著名歌剧作家，前者写词，后者谱曲，共同写作流行歌剧。——译者】的故事，他这方面知识渊博，可以谈几个小时不停。
7月初，他又进了纽约医院。健康情况据说还是“良好”。医生们估计年底他就可以回去办公，而在这以前就可以在竞争剧烈的问题上投票。他准备7月23日出院。突然，他们又宣布他要进一步治疗。在验血时发现了白血症。于是，他回华盛顿就无限期推迟了。在板门店的进展继续很顺利。中国人刚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新的高塔。7月27日早上10时零1分（即华盛顿7月26日下午8时零1分），在一个新涂上油漆的桌子上，签署了十八份停战协议的文本。签署人是代表联合国的威廉·哈里森将军，他没有戴领带，也没有佩上勋章；北朝鲜的南日将军，穿着肥大的军衣，挂满着各种勋章。没有说话，没有握手。根据李承晚的命令，南朝鲜没有代表参加。
还不到一个小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在电视上出现。他说：“我们怀着特殊悲痛、特殊感激的心情，怀念那些在辽远的地方献出他们生命的人们；他们又一次证明，要在地球上保持自由，就必需要有勇气和栖牲。”他提出警告说，美国“只是在一个战场上赢得停战，并不是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和平。”他又说他希望这次可以向人们说服，用谈判来解决分歧比诉诸“毫无益处的战斗”要得策。
这是重新估价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加强国会在制订政策所起的作用的时候。但是那位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人，那位可以向美国保守派说明这道理的人，却在那个星期天晚上在纽约医院长眠不起了。星期四晚上10时半，塔夫脱己不省人事。十三个钟头以后，他就去世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去世确是难以补偿的损失。威康·怀特第二天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的逝世，对共和党的影响之大，恐怕在这个党的半世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联系东部与中西部的真正桥梁由此消失了。政府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事实上，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悲剧。他是美国政治家中，真正了解国会应有无上权威、真正了解总统独揽大权就有危险的人。也只有他才有可能预见沿着釜山到美莱【越战中曾发生美军屠杀平民的一个村子。——译者】这样一条道路走下去，会出现什么结果。他在国会受到政界人物的追悼。但他们的悼词本身却说明他们对他了解得很少。致悼词的是俄亥俄州的新当选的参议员约翰·布里克。塔夫脱的棺木放在黑色的灵柩架上，这是林肯和塔夫脱的父亲用过的灵枢架。三万五千人在国会圆形大厅绕行一周向他遗体告别以后，海军陆战队的铜管乐队闷声奏出“美丽的阿美利加”。布里克说：“在要强制实行法律的时候，参议员塔夫脱从来不会犹疑。……我们已故的领袖在生前为他自己建立了一个不朽的纪念碑，他对他的政府，并且通过政府对人民所作的贡献将会永垂不朽。”
布里克能想到的最好的悼词，就是如此：塔夫脱被认为是个维持法律和秩序的人。这对艾森豪威尔可是个不祥之兆。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个银发的俄亥俄人，就提出一个宪法修正案，严格限制美国与外国签订条约的范围，和总统与外国首脑商订行政协议的权利。这使政府颇伤脑筋。越南战争发生之后，人们对这个决议的看法就有点不同。但从当时来说，艾克认为这样做是不利的。他写信给诺兰说：
『如果参议院……通过布里克修正案，就等于对我们国外的朋友和对我们的敌人表明：我们国家准备在世界事务中放弃领导。由此而必然发生的反应，将是很重要的。它将使我们寻求和平的希望与计划受到损害，并使现在就重要国际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受到影响。』
诺兰可不这样看。他对问题的看法很少和艾克一致的。在未来五年，他使总统和国会领袖的每周会谈成为对总统的折磨；会后艾克会面露青筋，精疲力竭，不少时候还几乎语无伦次。但说来也可笑，诺兰之所以能继任多数党领袖，艾森豪威尔自己是应负其责的。塔夫脱逝世以后，按照习惯，总统是多数党的头头，应由他选择参仪院的多数党领袖。可是艾森豪威尔对总统这个职务的看法，和罗斯福、杜鲁门的看法大不一样，结果是对他自己不利。他坚定地认为行政部门不过是政府三个权力相等的部门之一。如果总统试图控制国会议员，那就是违反创建美国的先辈们的教导。他称自己是个“守宪总统”，意思就是这样的。由于他尊重国会，所以塔夫脱死后，他就拒绝插手。举行葬礼之日，他斩钉截铁地对内阁说：“我要尽我的可能强调一点：政府对谁当多数党领袖，绝对没有具体意见。我们不准备插手他们的事务。”
但是，他们倒要插手管他的事。极右派曾和过去五届政府的施政纲领进行了长期斗争，已经成为在国会里打“游击战”的能手。他们善于渗入各行政部门，使政府工作人员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的主要武器，就是由国会进行调查。艾克本来以为，在他就任的第一年，国会的听证会会暂时停止。他对内阁说，在他看来，美国人己经有一个长时期生活得太紧张了：在强弧光灯下进行没完没了的听证会现在不需要了。应该让他的政府有一段时间清理一下内部。只有在他失败的情况下，国会才应该插手进来。
但是布劳内尔挖苦他说，第八十三届国会早就双手插进来了。光是国务院，就有十个调查在分别进行。国务院的人几乎连看信件的时间也没有。艾克认为政府应对国会持合作态度，因为他们大概是要审查杜鲁门的人。但事实上，他们见到谁都要查根问底。甚至很多不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有些不是在政界人物过问的范围之内的，他们也要过问。麦卡锡要审查“美国之音”；詹纳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则在中学里追查共产党员；众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现在在伊利诺州的共和党人哈罗德·维尔德的控制底下，准备插手到教会里去。他在广播里说，他那个委员会就要完成戏剧界颠覆分子的清查，现在准备在基督教会内进行调查。清查对象主要是“个别教会工作人员，包括那些搞政治活动……比搞教会活动还要多的人”。
艾克认为“我们的长期利益，要求我们通过国会的党组织，对国会进行领导，”他这种看法一生都没有动摇。但是，即使一个守宪总统，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责怪国会的，在接着举行的那次记者招待会，有记者向他提问：“你是否赞成联邦政府通过美国的国会调查教会方面的共产主义活动呢？”他回容说，不，上帝的圣宅，是最没可能出现不忠诚分子的地方的。怀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我看不到有什么好处。在这方面，也许我们应该对调查者进行调查吧——就一个认为不应该插手管国会议员事务的总统来说，这些话是够重的了。
像控制国会的是共和党，而且是一批非常特殊的共和党。有时他们的极端保守主义确是教你不知如何是好。乔·麦卡锡的最后审判日快到了；参议院里开始有人联合起来反对他。很快，议员们便要表态，在他和艾森豪威尔之间作出选择。而右派就要露出面目，变为总统的敌人。除了马萨诸塞州的莱弗里特·索尔顿斯托尔以外，所有共和党老资格参议员如诺兰、德克森、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和尤金·米利金，都是拥护这个煽动家的。
麦卡锡的门徒乔治·素科尔斯基攻击艾森豪威尔说，在他领导之下，共和党“变得简直太现代化，使它简直与‘新政’无异”。麦考密克上校在艾克就职的第二天，就在《华盛顿时代先驱报》上把艾克排斥在共和党之外。但是，大多数政论家倒是站在总统这一边的。塔夫脱死后七个月，《时代代先驱报》就被《华盛顿邮报》合并过去，而这是一份很不一样的报纸。它尖锐地指出：“参议员诺兰似乎不能区分政府的目标和他个人的憎恶。”《商业周刊》评论说，“共和党人掌握大权，究竟是否称职，这自然是人们想要知道的问题。”罗斯料·德拉蒙德在《纽约先驱论坛报》谈到出现了新的“华盛顿一团糟”时说：
『现在在共和党政府内部这种不顾后果的分裂，这种派别争斗，这种相互辱骂，这种不健康地一味从事消极的激烈争论，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呢？在政治上会带来什么结局呢？……这种新的“一团糟”的后果就是暴露出共和党政府是个吵吵闹闹的、毫无建树的、几乎是没能力制订法律的政府。』
有时，首都的记者们在报章上提出怀疑，联邦政府是否已成为自我嘲弄的对象。有位参院掌舵人威廉·诺兰不断告诫总统，说现在迫切需要用海军对中国海岸进行全面封锁，并且不同意威尔逊任命保罗·尼采为管理外交事务的国防部长助理，因为他在国务院任职时，曾经是“艾奇逊灾祸政策的制订者”之一。又有一位埃弗雷特·麦金利·德克森，在一项拨款法案下成功地附加上一条条款，规定如果北京获准加入联合国，美国对联合国就立刻停付一切会费。附加条款的草案在参院通过了五次，总统五次拿起笔来，又五次把笔放下，说不能既要他接受这个提案，同时又要他指导外交事务。后来斯泰尔斯·布里奇斯搞了一个决议，说：“国会的想法”是红色中国永远不能加入联合国，这才摆脱了这个困境。这个提案在两院一致通过，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把参院的表决记录下来时连声表示赞许。到了休伯特·汉弗莱起草一个法案，要求将参加共产党列为重界时，这种胡作胡为就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这个法案非修改不可。因为它实际是破坏了麦卡伦法。按照后者的规定，共产党员是要登记的。但如果按服这个法案，登记等于是自认有罪，可以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来回避。尽管这法案后来是修改了，但最后，加入共产党还是列为非法。司法部长布劳内尔可给吓坏了。因为这个法案至少有六点是违反宪法的，而且它还会把若干现有的反对共产党活动的法令抵消了。尽管这样，在五十年代早期，在国会里还是没有人愿意投反对票，和向他本州选民说明原因。汉弗莱的荒唐绝顶的法案还是通过了。在参院的票数是七十九票对零票，众院则是二百六十五票对二票。
除了后来和麦卡锡进行的斗争而外，艾森豪威尔上任的第一年，是他在华盛顿最不好过的一年。杜勒斯在斯科特·麦克劳德的怂恿下，根据迹近莫须有的罪名，就把许多有经验的外交官解职。由弗朗西斯·奈特——和麦克劳德一样，是麦卡锡的人——领导下的国务院护照处，开始调查爱德华·默罗的忠诚问题。默罗之所以得不到极端保守分子的欢心，是因为他在1953年10月20日哥伦比亚公司的电视节目“现在看吧”所作的广播中介绍了密执安大学四年级学生米洛·拉杜罗维奇的困境。拉杜罗维奇在空军后备部队服役八年以后，突然被列为危害安全的人物。他被控违反空军条例36－52条，因为他和“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者”有密切来往。他的中尉军衔被剥夺，本人被空军开除，使他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实际上无法再找工作。他的案件曾由一个由三位校级军官组成的委员会进行审查。空军并没有提出证人，亦未提出具体控告内容，又不肯透露控告人是谁，把他们自称掌握的证据放在信封里，而在审查期间，这个信封始终是漆封着。默罗了解到信封里的材料是什么东西。和拉杜罗维奇有密切来往的人原来是他自己的父亲和姊姊。至于他们的可疑行为，则是阅读一份塞尔维亚文的报纸。这报纸是南斯拉夫印行的。南斯拉夫早就在五年前和莫斯科决裂了。但是空罕还是不愿意冒任何风险，它不想他的军官的亲戚阅读一份外文报刊，而这种语言又是曾一度崇拜已故的约瑟夫·斯大林的人所使用的。
拉杜罗维奇的新闻广播出来以后，过了五个星期，空军部长哈罗德·塔尔博特在“现在看吧”的电视节目出现，宣布他经过考虑以后，恢复拉杜罗维奇中尉的军衔，理由是拉杜罗维奇并不威胁国家安全。这对塔尔博特说来，是很不体面的事件，但他不体面的事情还不止此一桩。1955年夏天，有人控告他，说他和那些承接空军合同的公司有不正当的来往，于是他就在疑云之下辞职。但在1953年时，政府还是保他，反而责怪默罗。那时，报界是否可信竞成为一个大问题了。象默罗那样的人不止一个，因为象拉杜罗维奇那样的人也不止一个。
亚伯拉罕·查萨诺夫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在海军水文局里工作了二十三年的文职人员，上级对他的工作从来都很满意。他在1953年7月29日被停职停薪，人事部门负责人通知他，他已被列为危害安全的人物。两个月以后，海军一个委员会审查他的材料，发现并无实据，一致认为他应该复职。几个月过去了，却还是毫无消息。这时，查萨诺夫已经把积蓄花光，只好向他妻方亲戚借债度日。1954年4月7日，海军部长助理詹姆士·史密斯尽管没有证据，宣布解除他的职务。把这件消息和具体细节向社会公众传开来的，是《华盛顿每日新闻》的安东尼·刘易斯。这些消息的报导，使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为查萨诺夫洗雪冤情，同时也使共和党保守派和报界的关系更为恶化了。
记者们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在这些忠诚调查问题上，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搞什么，也不管自己搞的是什么。他们举出了关于沃尔夫·拉德金斯基是否爱国问题上不怎么体面的争论。这个例子之所以特别荒谬可笑，是因为他的爱国热情，是尽人皆知的。他是个反共战士，是个土地改革专家。他在麦克阿瑟领导下，在日本搞的土地改革，被认为是胜过共产党土改的范例。莱德金斯基的政治见解，实际上还受过斯科待·麦克劳德的赞扬。尽管这样，埃兹拉·塔夫脱·本森还是不让他呆在农业部。本森把他看成是危害安全的人物，开除了他，而史塔生却宣布他并非“危害安全的人物”，在总统同意下录用了他，把他送到国外，去和亚洲共产党的土改专家斗法。
用艾克常用的说法，追查那些共产党，就是追查“一罐蚯蚓”。这里的困难也和其他问题一样，要追溯到他竞选总统那个时候。共和党那时说，民主党对间谍问题不够狠。但是要搞得比1947年时杜鲁门所搞的那套国内安全措施更狠一些是很难的。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4月27日试了一下，发出行政命令10450号。按照这个命令，只要有叛国嫌疑，就可以解职。还有，凡有其他不正常行为嫌疑——诸如酗酒、吸毒、不正常的性活动、犯过重罪、神经病、参加裸体营、不卫生习惯、以说谎著称——总之，凡被认为“与国家安全的要求不一致”的，都可以解职。
这个规定确实使国家工作人员减少了不少。10月23日，白官宣布，执行第10450号行政命令才四个月，就已有一千四百五十六名联邦工作人员去职，其中只有六个是艾森豪威尔就职后才雇用的。为了说明他们和世界共产主义斗争所取得的进展，白宫还发表一个声明，指出根据史密斯法，已将四十一名共产党领袖定罪，对两名共党判间谍罪，一名判叛国罪，驱逐了八十四名外籍颠覆分子出境，司法部长发表的原来为数已经不少的颠覆活动组织名单又再加上六十二个。到了艾森豪威尔发表第二个国情咨文时，他又发表了新战果。政府工作人员中的“危害安全的人物”，被解职的已增至二千二百人。后来尼克松公布说，“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他们的同路人和‘危害安全的人物’已被驱逐出”政府，联邦雇员的数字，已经减少了六千九百二十六人。
那不是么？喜形于色的共和党人叫起来了；现在终于证明是事实了。原来政府里确是充满着红色分子和粉红色分子，艾克把他们揪了出来，赶了出去了。但是，民主党人却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他们将文职人员的档案重新再查一遍，发现第一批名单中，解职的只有八百六十三人，其他不过是自动退职或退休，这些人本来就是要走的。至于尼克松的数字，在解职的人员中，只有一千七百四十三个是被控为对国家不忠诚，而其中百分之四十一点二是艾森豪威尔政府雇进来的。史蒂文森嘲讽共和党这个忠诚调查计划，说它是个“数字游戏”。而在私下里，总统也承认是这样。杜勒斯对内阁诉苦说，他常常整晚整晚的浪费时间，复查送来的档案，只是由于一个工作人员家庭的某个人，或者甚至是他邻居某人，被人密告是个非战主义者，是个世界联邦派，或是个主张饮水氟化处理的人。
对第10450号行政命令的最无情的攻击，是由哈里·凯恩发动的。他过去是华盛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1952年中竞选失败。为了卖他在国会的老搭档的面子，他被派在颠覆活动控制委员会里任职。由于这些老搭档中有詹纳、麦卡锡，德克森，由于他本人也是极端保守派的观点，没有人会料到他竟然会成为民权自由的拥护者的。但是，他却是这样的人。他在一篇感情激动的演说中谴责白官，说它“向不正义的一方摆得太远了”。总统说凯恩是个忘恩负义之徒。亚当斯则对他说，他不是自己一个人，他是整个球队里的一个队员，不应做对不起本队的事。
但是这个队并没有学会打球如何相互配合。麦卡锡要找共同安全署的岔子。内政部长麦凯则把鱼类野生动物管理局的著名的局长赶走，用一个专搞宣传联络的人取代他的职位。商务部长威克斯继续和国家度量衡局勾心斗角，而这个禁区本来连哈里·沃恩和唐纳德·道森都不敢闯进去的。圣母大学前法学院院长、极右翼分子克拉伦斯·马尼恩博士，被委任为总统的政府机构协调委员会主席，但他却赞成布里克宪法修正案，使白宫为之乱作一团。【结果是，亚当斯迫使他辞职。】
布里克宪法修正案一时在保守派中间颇为吃香。有些热心支持它的人，也不知道它谈的是什么。他们之所以签字和捐款支持这修正案，只是因为那时在有些会议室和俱乐部里，都是这样做的；这和1936年在这些地方支持自由联盟是件时髦的事一样。他们感到，这肯定是对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为这个修正案活动的组织包括美国革命女儿协会、美国医师协会、守宪政府委员会、《芝加哥论坛报》、妇女支持布里克修正案委员会呢？最后一个是“海外军人的妻子和母亲的志愿组织”，她们还征集了五十万人的签名，要求国会通过这个修正案。
按同样道理，反对它的人肯定就是错误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他们这些人中，包括妇女选民联盟、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律师协会的国际法与比较法部、纽约市律师协会、美国支持联合国协会和埃利诺·罗斯福呢？
首都的记者们把这次布里克攻势称之为“1788年以来关于外交关系是否按宪法处理的最大一次的争论”。很可能确是这样。如果不是由于麦卡锡与政府之间的更为严重的斗争使之失色的话，它很可能会被认为是这十年里极端保守派的最大的一场斗争。1953年1月7日在参院提出这修正案时，联合提案人共达六十四名，己达到宪法修正案所需的参院三分之二的票数。杜勒斯提出呼吁，说这修正案“会危及我们的和平与安全”，但这些人充耳不闻。尼克松在参院共和党员中活动了六个月，请他们不要使总统难堪，但后来他只能对内阁说：“可以肯定，这个修正案确有很多人支持。”
五十年代初期，对美国宪法提出修正案己成为极端保守派的时尚。赫布洛克把它描绘为“拼字游戏”。因为在第八十三届国会里提出的、和送交各个委员会讨论的修正案草案，己经不下一百零八个。其中有一个草案不但要求将鼓吹推翻政府列为叛国罪，而且“不管是否使用暴力”、凡是“削弱”政府的，就可定为叛国罪。还有其他草案，不许美国兵到外国领土中去，除非国会己向该国宣战；不得用纳锐人的钱来从事福利救济；新的州加入联邦时每州只能有一位参议员；联郑政府对各州对其居民的“健康、道德、教育、婚姻、秩序”等的管理，不得干预；并宣称“我们这个国家虔诚地接受各国人民的救世主与统治者耶稣基督的统治与教义，并通过他获得全能的上帝的祝福。”
有六个这样的草案在参院进行了讨论，每个草案的票教都超过半数，其中有四个取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合法票数，可以将修正案草案送到众议院讨论。如果在那里也得到三分之二的票数的话，就会交给各州立法院讨论了。这是参议员们不负责任的表现。当时的诡辩可以用德克森的话概括起来：“如州的立法院说‘不行’，那伊利诺州的新参议员也没意见；如果他们说‘行’，那我也不会有意见。”诺兰也是采取同样态度，反对布里克修正案的人害怕什么呢，他问道。难道他们不相信人民的判断么？答案自然是，我们开国的先辈并没有想到国会可以象气窗一样，让那些修改宪法的图谋可以从这里通过，而且各种特殊利益的代表者在州的立法院占压倒地位，它容易受各种特殊人物的要求所左右，显然不是人民的心声。但是，很少人这样回答。马萨诸塞州的新参议员约翰·肯尼迪说“不同意修改宪法，这是我们最可贵的安全保证，也是我们保持稳定的支柱，”但是他的同事们这时对他的话，还是不大乐意听呢！
布里克修正案所针对的不过是雅尔塔会议而已。可是这个会议的阴魂还是不肯散去。现在，了解国家大事的人本来都应该知道1945年2月上半月在克里米亚里搞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所谓“秘密协定”的幻象，还继续在华盛顿徘徊，象威廉·詹纳这样的巫师总是使人觉得它还存在。因为他悄悄地对人说，反对布里克的那股势力，是由一个“秘密的革命队伍”所控制的，这些人包括欧文·拉铁摩尔、亨利·华菜士、阿尔杰·希斯（这时他已在坐牢）和哈里·霍浦金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这两人早在四十年代就逝世）。在政府里面，受这种布里克狂热形响的，还不只马尼恩一个。1954年1月29日内阁开会，那时关于修正案的讨论已吵了一年多了，查理·威尔逊就说他和修正案的支持者们抱有同感，条约不应剥夺人民的权利，应当把象雅尔塔和波茨坦那样的会议宣布为非法的。总统又一次对他进行耐心解释：即使有布里克修正案，也防止不了雅尔塔和波茨坦，因为这些都是政治上的协议，既不是条约，也不是行政协定。
艾克回到自己办公室以后就发火，“这件事我真烦透了，简直要炸了！他妈的实在毫无意义，完全是破坏美国的威信。我们都说法国人不会管理自己，而现在我们却坐在这里，和布里克修正案纠缠不清。”自从他在就职前在海军准将饭店举行的内阁预备会议以来，他就跟这问题干上了。那时，这个意见投合他的心意。他是因为对有关罗斯福和斯大林瓜分世界（不知怎的，好象总把丘吉尔也参加会议这点忘掉了）的种种传闻感到愤慨而上钩的。他认为（布里克说他认为），人们反对这样制订条约，会转过来对联合国不利。他觉得这修正案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样美国可以有了保证，如果有哪个不称职的总统和哪个懈怠的参议院要想篡夺走宪法所规定的人民和各州的权利，我们也不怕了。
接着杜勒斯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愈想愈觉得可怕。布里克的真正目的，似乎是反对一切条约和行政协定。他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把权力由白宫移到国会。在杜勒斯看来，这样一来，外国政府就会怀疑，和美国签订的条约是否算数，因为这届国会签订了，另一届国会又会否决的。【其他赞成加强总统权力的人提出这点。但是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政府也可以把前任各总统签订的条约否定的。】于是艾森豪威尔对修正案的看法开始改变。他后来完全转到反对布里克的立场，是在所谓“部队法律地位”协定问题上出人意外的争论所造成的。根据这些协定，美国军人在国外不值勤时犯了罪，所在国政府对他有法律上的管辖权。（最典型的例子，是在日木的一个美国兵向一群妇女放了一个空壳的迫击炮弹，杀死了一个。）极端保守分子坚决主张美国部队对所有海外部队人员有完全的管辖权。但恰巧艾森豪威尔对“部队法律地位”协定，比华盛顿任何一个人还更清楚。因为他当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总司令，这些协定有些是他起草、谈判，并监督其执行的。他想把这个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对诺兰说清楚，但是这个多数党领袖突然暴跳起来。他用拳头击着桌子大声叫道，“一个在和平期间被征募的士兵，在违反他本人意愿的情况下被派到国外去执行职责——我的土帝，我认为不能把他移交给别国去受审判。他是穿着我国的军装！我不能让我的儿子受到这样处理！”
布里克也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他在对两个国务院人士进行的一次感情激动的攻击中，把他的真正动机暴露了。他们反对他的修正案，但他对他们进行攻击倒不是因为这个。他们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部队法律地位”协定作证，发表了赞同的意见，布里克就在这问题上严厉攻击他们。这是个策略错误。总统当时正在注意听着。艾克已把最优秀的宪法问题专家请来，叫他们就修正案进行分析。他们说根据这个修正案，那美国就不可能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修正案具体规定，除非是宪法规定要交由国会处理的问题，参院无权就该向题进行立法。因此，按照布里克的修正案，这种条约要得到法律效力，就要每个州的立法当局都同意才行。艾森豪威尔说，这样，州立法院就有权拒绝承认美国的条约了。【布里克不同意这个解释。】要是这样，总统和国务院的工作，“就要代表四十八个政府，这简直是完全不可能的。”
1954年2月26日，经过难以想象的一系列的议会花招以后，布里克的修正案最后进行表决。在“部队法律地位”问题上，布里克被挫败。艾克为了顾全他的面子，提出了一个缓和的程序上的措施；即表决这些协定时，要把票数记录下来，不能简单地口头通过了事。布里克不接受这个姿态。2月21日，他的修正案表决时，五十个参议员赞成，四十二个反对，不足三分之二的票数。
但到了这个斗争的最后关头，出现了一个悲剧事件。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沃尔特·乔治，草拟了一个类似布里克修正案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倒是值得慎重对待的。支持布里克的人并不都是不负责任的。其中有一个是美国律师协会前任主席法兰克·霍尔曼。这个协会的“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与法律部”也是支持布里克的，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宪法的学者也是如此。这并不是说，因此这个法案就是好的了。这只是说在这一片吵嚷声中，有些人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自从罗斯福到了华盛顿以后，总统的权力确是已经大得惊人。象艾森豪威尔这样有顾忌的人是不会滥用总统权力的。但从后来发展的情况看来，有些白宫的主人并不是这样审慎。而且，乔治所提出的修正案，并不是将布里克修正案在词句上加以修饰一番。他用词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它比布里克的修正案温和，它取消了布里克那条臭名昭著的从属句条文，即国会在它指定的职权范围以外的问题上不能采取立法行动。艾克反对的就是这一点，也就是某些条约应由各州批准的那个规定。没有这一点，政府反对布里克的理由就不再存在了。乔治提出的法案在很多方面说来是有远见的。但是，它也在决定对外政策问题上限制了总统的行动，所以白宫还是决定反对它。【乔治修正案的主要条文的内容是，凡是一个条约或其他国际协定的条文中有和宪法相抵触的——例如，不承认宣布参战之权属于国会——就属无效。此外，国际间非条约性的协定，除了经国会立为法令而外，无国内法的效力。】
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那些还记得乔治修正案的参议员，就会对它很怀念了。在当时反对总统在越南所采取行动的一片愤怒声中，有些人就记得诺兰的意见，而那时他早由于在竞选中被挫败，回加利福尼亚州去退隐了。【他于1974年2月自杀。】诺兰当时同意乔治的修正案，因为他说他不能对“行政部门侵蚀立法部门权力的危险趋势”，视若无睹。如果当时讲话的是塔夫脱而不是诺兰，他就可能用堂而皇之的语言进行辩论。但是，在一片感情冲动的情况下，要想进行理智的考虑已经不可能。参议员不是拥护艾森豪威尔，就是反对他，情况就是这样。这样，布里克就把乔治一起拖下来了。但即使这样，政府仅仅是险胜而己。乔治的修正案，有六十票赞成，三十一票反对，比之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票数，相差只是一票。如果某第三十一名参议员当时病了，去了厕所，而众院、州立法院又通过的话，接着那二十年的美国外交史就可能很不一样。举一个例就够了：那个授权美国大规模干预越南的臭名昭著的东京湾决议案，便会被认为是违反宪法而被否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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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布里克修正案被挫败的那天，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过他六十六岁寿辰。他是个德高望重的政治家，看上去也是那样。他一切都与众不同：狮子般的头，严峻的脸孔；“大都会”、“灰石”、“市区”、“世纪”等俱乐部的会员；卡内基基金委员会、基督教正义与持久和平委员会联邦理事会的主席，大学优秀生联谊会会员，还有普林斯顿大学、巴黎大学、乔治·华盛顿法学院学位。
杜勒斯生平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他是基督教长老会教徒。他认为他对宗教的笃信是他的重要力量，但事实上这是一个负担。对他说来，反对共产主义不过是长老会教义的必然结果。这和苏联领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福音（据乔治·凯南的看法）是一样的。因此他的外交，也和苏联人一样是僵硬的、教条的。艾森豪威尔信奉妥协与和解，但他选来执行他的外交政策的人，对这两者都极不相信。杜勒斯巧妙地挫败了史塔生的裁军计划，其理由是北大西洋条约的同盟国会将裁军看成是美国决心减弱的表现，对他说来，灵活性比之软弱性还要糟，这完全是不道德的。谁不同意他的强硬教条，谁就被打上了罪恶的烙印。1953年他第一次出国时，以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名义，向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送了一支镍制的自动手枪。这是向各个中立国的政治家们提示：要赢得美国友谊，就要以武力对待诡诈的共产党人。但对中立国的领袖如印度的尼赫鲁说来，世界可没那么简单。他想在这两大敌对阵营之间表明有自己的立场。他认为有必要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殖民主义。杜勒斯则认为中立是件坏事。他理直气壮地向巴基斯坦运送军火，从而丧失了印度的友谊。
尽管杜勒斯口若悬河，五十年代亲苏政府被推翻的只有美国后院的一个小国，那就是危地马拉。这是否是个成就，也还是个问题，因为它播下了种子，使后来拉丁美洲发生种种挫折。但是杜勒斯宗教式热情中的最令人不安的一点，就是他有意识地煽动东欧国家的人民。他许下诺言，要把那里俄国的暴虐统治“推回去”。1953年7月17日，他在内阁会议上以极其喜悦的心情说，三天以前，法国的乔治·皮杜尔和英国的索尔兹伯里候爵同他一起，对东欧人民的“真正自由”表示关心。他说，这是“就我所知，伦敦和巴黎第一次愿意接受这条原则。”
休斯在这次会议的笔记中愤怒写道，“难道他真的相信，语言真的可以解放人民、解放任何人吗？”但杜勒斯本人相信与否倒没那么重要，重要的倒是从什切青市到的里雅斯特市那些听他讲话的人民，都轻信他的话了。他没有说明美国帮助他们解放的决心，只限于采取“一切和平手段”——这个限制是艾森豪威尔总是小心翼翼，不会忘记提出的——这就带来悲剧性的后果。东德的城市爆发了罢工，纵火和暴动。在苏军坦克把三万东柏林人发动的暴乱镇压下来以后，艾克向报界强调，美国不准备对东欧进行实际干预。但是到了11月末，杜勒斯在煽动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骚乱了，因为他宣布美国不会承认俄国对这些国家的合并从而“确定了他们的被奴役地位”。
幸而杜勒斯经常不在首都，这使那些爱用较低调子进行外交的人感到松一口气。实际上他在到处旅行，象兜售人寿保险单一样，建议各国和美国结成联盟，作为对付侵略的保证，把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钢筋，将非共产主义国家紧密连结起来。除了北大西洋条约组织而外，又加上重组起来的美洲国家组织（OAS），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然后又在中东，签定巴格达条约，后来又发展为中央条约组织（CENTO）。美国没有参加，但对它大力支持。他和包围共产党国家的国家所签订的条约，每年又都加上新条款。到了后来，美国一共对八个安全条约承担责任，要保卫四十二个国家。沃尔特·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写道，“杜勒斯表明他不是个谨慎的、精打细算的外交家，而是一个赌徒，随便把我国的血汗、财富和荣誉拿来向外国开支票，比任何一个国务卿想充阔的还要阔绰得多。”
尽管在杜勒斯生前，没有哪些国家要他把支票兑现，但假如有这样要求的话，那么要负责兑现这些支票的人们倒是非常担心。有很多在国会各委员会里作证的人，都惊惶地表示，一方面美国承担的军事义务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它又在削弱自己的实力。作为一个将军，艾森豪威尔对五角大楼并不太尊重。他有一次将空军的预算削减了五十亿元，得罪了霍伊特·范登堡将军。在福摩萨出现一次周期性的紧张时，他又发出一个指示，将部队从三百二十万减为二百八十五万。他能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是个五星上将的总统。他对对方提出来的战略考虑，都说是在核时代并不实际，加以拒绝。有一次在白宫开会讨论进一步削弱部队数量时，他说“如果你冷静地从逻辑上考虑问题，那么在地面部队身上花钱，还不如建筑公路有利，因为这样做，在敌人进攻时有利于大城市疏散人口。”
总统知道他想达到什么目的，而已成为内阁里强有力人物乔治·汉弗莱又支持他。他们的目的是要纳税人减轻负担，并认为这是正确的办法。谢尔曼·亚当斯写道：“这个‘新姿态’和它的以核报复为基础的规划，显然是艾森豪威尔命令把地面部队减少的原因。”艾克是总司令；承担责任的是他。为了排除思想混乱，他指示五角大楼制订计划时，要假设美国将以核武器来进行任何未来战争。国会里的民主党人提出意见，认为美国受了哄骗，陷入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里去，而总统这样搞，则是有其政治日的。是的，确有一部分是政治目的。政府提出的一个更为虚伪的诺言，就是“每块钱都要花得更值得，”战略上单一武器论对那些寻求简单答案的人亦确实具有吸引力。很显然，美国并不准备发动征服别人的战争。所以他们说，国防部顾名思义，就应只是搞防御。他们只要求美国不受侵略，大规模报复的威胁，目的就是保证美国不受侵略。
当然，他们的理论是达不到这样的目的的。而且在总统和国务卿各走各的路的情况下，也没有可能达到目的。一方面政府的外交政策慷慨异常，而它的军事支出则吝啬小气，这是个矛盾。但这点很少受到观察家的注意，这真使人奇怪。在两次大战之间，历届总统们努力避免卷进国外事务的时候，报复政策可能是有效威慑力量。但是美国已不再是这样的国家了。“英国式和平”己由“美国式和平”所接替。过去英国要派遣炮舰巡逻的地方，现在则由美国派出杜勒斯和他的圆珠笔。超级大国要有多种的威慑力量，才能保持和平。正是因为这点，那种所谓“每块钱都要花得值得”——似乎世界政治只是象7月4日庆祝国庆那样——实在是不切实际的空话。
年青的亨利·基辛格看到了这一点。他在1954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担任哈佛大学政治系教职以后，就写了《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对美国的世界地位进行了逻辑严谨的分析。他的结论是：大规模报复是一种谬论：由于政府进行有限度战争的能力大大削弱，并且除了核弹就别无其他武器，每一次外交上发生分歧有诉诸武力的危险时候，就要把国家的安全作为赌注。迪安·艾奇逊也看出了矛盾。他在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对政府所谓大规模报复使美国取得“主动权”进行分析，认为这种谈话是荒谬的。他说，大规模报复只是别人采取主动权的反应。理查德·罗维尔对矛盾看得更清楚，他在1954年4月8日的《华盛顿来信》一文中预料，“在印度支那，原子弹和弓箭一样无用，一旦那里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就只能把地面部队恢复到原来的实力，接着还要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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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与印度支那相踞整整十二个小时——一处是半夜，另一处则是正午——艾森豪威尔总统1954年2月10日早上10时半走进印第安人条约室，举行每星期三定期记者招待会时，黑夜正好笼罩着河内法军司令部法兰西大厦。有记者向他问及远隔半个地球以外那个地区的严重的军事形势。他说：“把差国在那个地区卷进热战，我比谁都更激烈反对。因此，我命令采取的一切步骤，其目的都是，只要有可能的话，使我国不卷入。”
“总统先生，”接着一个记者问道，“你这句话能否理解为：不管印度支那战事怎样发展，你决心不卷进或者不是更深地卷进战争呢？”
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他无法预料未来的发展。但是，他又说：“我认为如果美国现在在任何这些地区中深深地卷入一次全面战争，我看就是没有比这更大的美国的悲剧，特别是如果要用上大部队作战。”
比之后来的发展来说，当时美国部队在越南是为数很少的。早在上一届政府时，它们就在那里了。直至四十年代末为止，印度支那的三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都是法国殖民地。1949年12月30日，他们的地位略有改变：巴黎承认它们是“法兰西联邦”内的“独立国家”。所谓“法兰西联邦”多半是做个样子，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一种象征性的姿态，目的是对付苏联所支持的胡志明的越盟叛军。1950年2月7日，华盛顿和伦敦承认了这三国，艾奇逊还强调说，美国的“根本政策，就是支持附属国家的人民，通过和平的民主的演变，走向自治与独立”。他本来希望亚洲有些国家跟着就会承认这三国。但是，他们不愿采取行动，因为法国支持的傀儡保大亲王宁愿在里维埃拉晒太阳，当个不到职的国家元首，这使他们反感很大。艾奇逊不顾各国对保大的普遍蔑视，还是顽固地把美国的声誉押在印度支那。后来他回忆起来就很后侮，因为国务院里有个名叫约翰·奥利的同事曾警告过他，美国正在逐步采取这样的立场：“我们有取代而不是补充法国的责任的倾向。”奥利说，美国会成为法国的替罪羊，陷入直接干预的泥坑，他指出“这些情况是会象滚雪球那样的。”但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我决定……既然我们干起来了，我就不再回头看了。”
到了艾森豪威尔就职时，美国已经负担法国三分之一的费用，向印度支那输送军火，向他们提供两百名空军技术人员。艾克也照样援助越南，但这样援助已显得不够了。越南危机已经深化。到了2月那个早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越南危机己经集中到一场大战上，这场典型的交锋，比夏伊洛战役【夏伊洛位于田纳西州，是美围内战时一场重要战役的所在地，时间是1862年。——译者】和阿尔贡战役【阿尔贡在法国东北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此进行重大战役。——译者】更将改变世界历史进程和影响美国。胡志明的杰出统帅武元甲将军，七年来把法军一直弄得七晕八素。在圣西尔军校训练出来的法国军官，对武元甲的游击战术完全不知所措，彷徨无策，因此下决心要引越盟出来进行一场决战。1953年11月20日，他们在河内以西约二百英里的一个战略点，投下了一万五千人的降落伞部队。这个地方是个交通要冲，是通向中国、东京湾和老挝的枢纽，它在泰族境内，名字由三个泰文组成：奠就是“大”，边就是“边界”，而府就是“行政中心”。奠边府意思就是边界行政大中心。【这个解释似不符原意。——译者】这个名字可说是再普通不过的了。
从地理位置来说，东南亚的这一部分是最险要的：悬崖峭壁、峰峦峥嵘，丛林深邃，谷峡险阻，大河汹涌。但是，各地区到处都有一些平坦的洼地，星罗棋布。其中较大的还可修整为跑道。奠边府就是这样的盆地。它状如长形橡树叶，枝脉都是小溪，而大河则是其中主脉。它有十一英里长，三英里阔。周围则山峦层叠，密林深翳。法国降落伞部队在这里建了一个机场，还有很多“豪猪”——即能保护这机场和出击敌人的坚固据点。自从马基雅维里时代以来，军事战略家都要指挥官们夺取高地，认为如果一方盘踞高地，就可以用炮兵摧毁对方。但是法国人没有占据俯瞰奠边府的各个高山。在游击队活动颇繁的情况下守住这些山峰是不易的。因此河内的指挥部认为没有必要。在法兰西大厦的战地记者听说，法国的大炮比武元甲能摘到的厉害得多，而且在到处都是群山重叠的情况下，越盟是没可能把大炮拉进来的。
法兰西大厦估计错了。11月份以来，九万个越南农民就把105毫米的野战炮拉过了荒林野岭，来到了奠边府。到1月份，武元甲的大部分炮兵部队已进入阵地，俯瞰着下面一片灰黄色的平原。2月10日，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的白宫印第安人条约会议室回答有关越南问题时，越盟的第五十七团，在经过艰苦行军和休整以后，已经从山上那月色如洗的斜坡上看下来，俯瞰着那些保卫着已入睡乡的十二营法军的碉堡群。后来，游击队的指挥官何文贤上尉告诉别人说，机场周围火炬摇曳，使他记起他们村里有人死的时候在各家的茅舍面前点起的一堆堆柴火以悼念死者。
3月13日曙光初露，武元甲就开始炮击，展开对奠边府的围攻。法军放出烟幕掩蔽机场，但没有成功。飞行员开始称这个浅盆地为“夜壶”。三天以前，在另一个星期三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个记者向总统提到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的话。斯坦尼斯当时就提出，美国已派驻空军技术人员在越南，可能导致美国投入战争。艾克说，不会的。除非国会运用宪法权力宣战，否则美国不会对越南进行干预。
历史学家可能会提出疑问：为什么会提出美国卷进去这个问题呢？联合国并没有在印度支那承担义务，而且一直到不久以前，美国还没和这个地区发生过什么关系。过去的美国总统对这个地方真正感兴趣的，只有罗斯福，而他也只是要把它从法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艾森豪威尔在一年前，还不愿把亚洲的一场反共战争扩大。他指出即使对奠边府进行的仅仅是空袭，也是冒险的，也可能使美国空军和中国空军对抗。不管怎样，进行决战的机会是不大的。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力量比之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力量小得多。
但是，除了艾森豪威尔而外，大多数政府领袖们并不这样看。在他们看来，美国是自由世界里最强大的国家，是对抗世界共产主义的全球性斗争的领导力量。朝鲜停战以后，这种斗争中唯一的武力冲突就是在印度支那。主张干涉派认为，如果共产党在一条战线上取得胜利，所有战线的安全也就会有危险。知识界里也是这样看。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沃尔特·罗斯托在《代达罗斯》【代达罗斯，希腊神话中的建筑师和雕刻家。——译者】一书中提出理由说：
『苏联和中国地面部队的调动，可以使美国丧失欧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同样，如果这个关键性地区里的男男女女不论由于希望或者失望而转向共产主义，这种力量平衡也会丧失……。如果我们成了集权主义的汪洋大海中一个民主的孤岛……，美国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舆论认为，只要美军还是在朝鲜战斗，那向法国人提供金钱、大炮和对策也就够了。按这道理推下去，现在这样就不够了。如果不能提供更大的帮助，自由世界就会受到威胁。
前一年9月，艾森豪威尔已批准对法国人增加援助——即1954年底以前，向他们提供三亿八千五百万元。那时杜勒斯将美国在印度支那的目标，确定为要使纳瓦尔计划取得成功。这个计划是以该地法军统帅命名的。杜勒斯解释说，这样，“就会在1955年作战季节结束之前，把有组织的共产党侵略者”击败，只剩下扫荡战，而“大部分”可以由越南部队“在1956年完成。”纳瓦尔计划失败了。但直至1954年1月4日，总统和国会领袖们研究即将发表的国情咨文时，还没有考虑向印度支那运送美军问题。艾克希望取得国会同意，继续给法国军援。一个共和党参议员提出，这是否意味着把美国部队送去越南。“不，”总统为之愕然。他说“我可以加上‘物质援助’几个字。”他果然这样做了。
3月的第三周末，印度支那的情况已经恶化。杜勒斯对法军还有很大信心——3月23日他还预料他们会胜利——但是五角大楼就不那么肯定。来自奠边府的消息是凄凉惨淡的。武元甲的炮兵据着盆地的边缘，使机场实际上不能使用。用C－54型运输机向那被围的十二个营投掷物资，只能部分取得成功。如果从六千英尺至八千英尺下投，就有一半投向越南军阵地。如果在四千英尺下投，越南军的高射炮就击中了大部分的飞机。故人的阵地从四面八方逐步压向法国的据点，在好些地方安置了自动武器。巴黎通过外交途径向华盛顿提出，请美国迸行空袭来减轻被围法军的压力。3月22日，法军参谋总长保尔·伊利将军还飞到华盛顿乞援。
李奇微极力反对。他说，如果同意了出动美国空中力量，那么调派步兵就只是时间问题。他知道那里地形的一些情况：稻田、丛林、坏得难以想象的公路网，非常可怜的通讯设备。连海港也很差。美国要进行干预，那就是“悲剧性的冒险”行动，他把意见写成书面向艾森豪威尔提出。后来又在他的回忆录《军人》一书中说，“对一个有他那样战争经验的人说来，这意味着什么，几乎是一眼就可以看清楚的。”但是另一个也是有战争经验的雷德福，则认为派美国轰炸机是个好主意。至于国务卿的立场如何，到了他在3月29日星期一海外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时，就谁都不会再怀疑了。无论他的口吻和演说的内容，都同样是冷战的辞句。
『在当前这样情况下，不管共产党俄国和它的盟友中国共产党采取什么手段，将他们的政治制度强加于东南亚，都是对整个自由人民的严重威胁。美国感到这样一种可能性不能逆来顺受，而应以联合行动来对付。这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危险。但如果我们今天不敢下决心，几年以后我们面对的危险就会比这些危险大得多。』
杜勒斯星期六在国务院和国会两党领袖们开会，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对法国阵地进行集体防御——即由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派兵远征。他自己很有信心，以为他可以吓唬中国共产党，使他们放弃支持胡志明。他说，如果这个不成功，就要把越盟消灭。任何妥协都是不可能的，就算只是在理论上妥协也不行。有个观察家对他的讲话得出的印象是：国务卿“非常怀疑，如果在印度支那建立了共产党政权，美国是否还能存在下去。”
星期日晚，杜勒斯同总统和雷德福在总统的椭圆形书房开会。那时的问题就是：应不应该干预，知果要的话，该在什么条件下进行。同时皮杜尔又在巴黎催促狄龙大使。他们竟热要求使用原子弹，可见巴黎绝望挣扎已经到了何等程度了。有两艘栽有核武器的航空母舰，和第七舰队一起在东京湾巡逻，但事实上华盛顿没有谁真正考虑要使用核武器的。【法国人的印象就不同。参看儒尔·罗伊的《奠边府战役》，巴黎版，1967年，第270页脚注。】事实上，艾森豪威尔禁止进行任何空袭。他愿意在一定情况下考虑杜勒斯的“联合行动”，由盟国共同出力。法国人一定得同意把战争进行到底。他们必须让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完全独立。必须由法国和印度支那二国请盟国（即美国和英国）介入。最后，要由国会而不是总统作出决定性的一步，因为国会有权宣战，而总统对没这权力。杜勒斯在上述条件范围内，可以尽力干去。于是，在艾克和丘吉尔电讯往返，试探了后者的意见之后（他后来的态度比之艾克更为保留），国务卿就出发，看看能否在伦敦和巴黎结成联盟。
三天之后，总统就在英语中增添了一个新隐喻。他虽然不愿意美国插手干预越南，但是他却坚信冷战的信条。杜勒斯在海外记者俱乐部的演说未发表之前，他就看过了草稿，也表示同意。他在那个星期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印度支那命运攸关的远远不是法国的威信问题。共产党在那里胜利，就会扩大赤色帝国，并使美国失却重要原料。这意味着自由世界将失却整个东南亚；接着就是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御线受到威胁，这就是指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福摩萨和日本。他说：“你竖起了一排多米诺骨牌，推倒了头一块，那么最后一块的命运肯定也会很快倒下来。所以这就是全面瓦解的开始，可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杜勒斯从欧洲回来，觉得迅速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很大。英、法外交部对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似乎听得进去。如果说在这次危机中陷入重围的法兰西大厦有任何可能取得盟国大量援助的话，就是现在这个机会了。丘吉尔还没有倾全力反对，而法国人为了取得盟国的大量援助，几乎除了凯旋门而外，什么都愿意牺牲（事实上这时游行队伍正在凯旋门下一片沸腾，抗议扩大战争）。艾森豪威尔的态度看来虽然不可动摇，但他也会回心转意的。如果他还是不愿意，国会也可以采取行动。
正是在这出戏发展到这个阶段，理查德·尼克松进入了舞台中心。他当时的动机如何我们不清楚，而他也从没有就此澄清过。那时，他似乎是华盛顿最激烈的鹰派，但当时和现在，首都都有很多人认为，他只是为政府放出试探性气球而已。选择的场合就是4月16日星期五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在华盛顿举行的年会上。他的发言本来是非正式的，但内容这样耸人听闻就无法保密了。有人问他如果法国撤出越南，放弃这个国家，美国怎么办。美军会对法军的地位取而代之吗？尼克松说，他们应该这样做。自由世界的处境困难，极为狼狈，要是再在亚洲后撤的话，就很难想象了。他但愿法国能固守下去，取得胜利。“但是，在当前情况下，如果为了要在亚洲特别是印度支那防止共产党进一步扩张——如果为了要避免这一点而我们必须冒一冒风险把美国军队投进去，那我认为行政部门就不得不采取政治上不受人欢迎的立场：即正视这个行动，采取这个行动。而我个人对这样的决定将会支持的。”
马上就有了反应了。政府某些成员可能已有准备要进行一场新的战争，但报纸舆论还没有这准备。各报社论要求艾克否认副总统所说的是政府的意见。国会也没有准备，它谴贵尼克松患有不负责任的沙文主义。在国外，有关美军军事调动的片片断断的报导，立即引起各种神经质的反应，使盟国派远征军的可能性全被打破了。英国决定等候当月要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十九个国家参加的关于亚洲问题会议，看看能在会上取得什么结果。星期一杜勒斯从奥古斯塔回来（艾森豪威尔在那里打高尔夫球），向记者宣布，美国对越南进行干预是“不大可能”的。
4月下旬，法国向美国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请求援助。那时杜勒斯和雷德福都在巴黎处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事情。皮杜尔向国务卿提出，请美国进行空袭，否则奠边府就会失守了。杜勒斯答说他会考虑这问题，但这不过是客气表示而已。艾森豪威尔已再次通知他，只有国会通过决议才能把美国军队派进越南。而且杜勒斯也看到巴黎报纸的报导。他们对被困的法国守军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了。
现在奠边府的危局已经引起全世界的注意。编辑们都在首版刊登从越南发出的一鳞半爪的报导。读者终于知道，法国给这场战役的代号是“秃鹫”。登在第一版的地图列出这个陷入重围的堡垒的据点——取名为安妮－玛利、加布里埃尔·多米尼克、依莎贝尔、休格特、弗朗索瓦、克劳丁、比阿特丽斯的小山，还有一对小山伊利安一号和伊利安四号——外号“洛洛布里吉达姊妹”。法军指挥员克里斯蒂安·德·卡斯特里上校已被提升为准将，因为他既然是个英雄，就该有个将军的称号。一个名为热纳维埃芙·加拉尔－泰罗比的女护士拒绝乘最后一班飞机飞回河内，被人称为“奠边府天使”。还有几种传说，德·卡斯特里知道他的一部守军已经是厄运难逃，就命令他的炮兵向着他自己开炮。
关于这个围城的报导，许多其实是传闻失实。德·卡斯特里没有叫炮兵向他自己开火，因为他早没有炮兵了。美国报章的《孤军奋战》电影式的报导，和当时围城的实况，也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但这些都不能责怪战地记者，因为法军总部也有很多情况不了解。到了复活节那个星期天，法兰西大厦的满胸绶带的军官，在这每年一度的节日里，在河内大教堂唱赞美诗的时候，他们对“秃鹫”的情况就已不怎么了解了。飞到那里上空去了解情况的观察机，不是被武元甲的高射炮火打下来，就是被赶跑。整条跑道都在越南军队的机枪控制之下。最后，用C－54型运输机空投补给的尝试（包括德·卡斯特里的准将星章，庆祝他晋级的白兰地酒，成盒成盒的战斗十字奖章和荣誉军团勋章等等）也完全失败了。现在已落入越军手里的地堡里的无后座力炮，已朝着那些向着降落伞跑去的法军瞄准射击。第二天越盟电台兴高彩烈地宣布，他们已把空投补给，包括白兰地酒在内，全部缴获了。
奠边府的法军现在处境之惨难以想象。阵亡人数已达一半。他们一会受到热带酷日的无情煎熬，一会又受到倾盆大雨没头没脑的浇淋，躲在堆积如山的粪便和腐臭难闻的尸体当中。炮兵阵地丢失以后，怎么进行反击都没有奏效，使他们陷入绝望之中。相反，武元甲的一零五毫来大炮一直打个不停。越军的战壕蜿蜒曲折，逐步向法军逼过来，敌人步兵也愈靠近。有一阵子，突然传来好消息，说河内派来了援军，接着又说美国来了大队空军。不管士兵、军官、甚至德·卡斯特里自己都有点相信这种传说，因为他总不能相信，纳瓦尔是要他来这里送死的。现在到了4月，他知道了。河内命令他把军火和补给全部炸毁，以免落在敌人之手。至于部下士兵，他应让他们知道，他们挡住了越盟的大军，保卫了法兰西的荣誉，这样来动员他们进行最后决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