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会明确告诉他，通过虚设公司或冒用名义一会儿合伙一会儿退伙是不应该的，贷款转贷是不应该的，违反目的在于保护公众利益的联邦和州政府的条例规定是不应该的，送钱给大大小小的政客，以便使他们欠他人情是不应该的，给自己招来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诉讼案件（仅波士顿一地便有89起之多）是不应该的。至于窃取自己的公司里的财产，欺骗其他股东，那就不仅是不应该的，而且是犯罪的行为，而这样的事情却多得很。
随着审讯的进行，戈德法因越来越做戏给观众席上看，在回答问题时虚声张势，大喊大叫。他极力争辩说，他的违法行为都是微不足道的，说他是死扣法律条文的牺牲品——比如有一回忘了给佛蒙特州务秘书送去年度报告，又一回没有负起作为公司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和大多数账目舞弊案一样，要查清犯罪情况有时并不那么容易，可是戈德法因所搞的那些骗局倒大都不难理解。他通过他的担任公司司库和董事要职的秘书，多次把属于股东们的巨额款项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所使用的手法是千变万化的。有时叫一笔借款，有时叫买卖佣金，有时叫偿付一笔并不存在的开支（例如，当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案件中的25475元）。有时甚至什么借口也没有，一大笔钱就那么没有了。无论是戈德法因，还是佩珀曼小姐，对40年代末期支出的一笔为数8.9万元的款项，谁也无法做出交代。她若无其事地说，银行“过去常把账记错，这可能就是他们弄错了”。每一笔收支的来龙去脉都要记清很困难，因为她和她的老板每天都要经手几十万元的流动资财。但有一点对戈德法因来说不很美妙：这些细节都无关紧要。不管怎么说，很显然他对政府欠了比他在报税时所说的数字大得多的钱【在1958年的这次审问之后，戈德法因以藐视国会罪被判处徒刑一年，罚款1000元。判决暂缓执行，以观后效。】。
后来，亚当斯在谈到他与戈德法因的关系时写道：“我对他的买卖方面的详细情况，很少、甚至根本不知道。在立法监督委员会进行审讯揭露出一些事实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他欠税的事；他的东波士顿公司在账务上发生问题的事，我也根本不知道。”当然，谁也没说过他是知道的。问题确实是认识上的问题。但不可避免的结论仍是：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厅主任受了骗，这有损于总统职位的荣誉。他必须辞职。这于公于私都是一个悲剧。亚当斯对白宫来说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人才，令人不解的是，他怎么竟会和一个骗子长时期维持那样的社交关系。戈德法因在自己的不端行为被揭露后，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是惊人的。甚至在亚当斯给他同联邦贸易委员会主任安排了一次见面以后，他仍然什么也不管，一直到他的公司有三家都以因标签不实的违法行为受到了“勒令停业”的处分。友谊在他看来只是一种单方面有利的交易。他用一条地毯、一件大衣和三千元的旅馆费用，换来了亚当斯的名誉扫地。戈德法因的一个朋友曾说：“他满嘴标榜结交的要人名字，嗜酒如命，他的缺点是话说得太多，标榜结交的要人名字太多，送钱送礼太多。”现在他所惹起的一系列事件，只能以亚当斯的名字从白宫的花名册上除去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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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的名字并没有马上除掉。艾克的这位行政官员太宝贵了；他不经过一番斗争，是不会轻易放走他的。白宫的另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亚当斯从1952年起就一直跟随着总统，他比谁都更了解总统的思想情况。他和总统讨论政策问题的时候比任何其他的人都多。总统已做出过一些什么政策方面的决定，有哪些政策问题要暂时搁置下来等待适当的时候再处理，哪些问题他已加以否决等等，这位前州长全都心中有数。任何一个新人要想发挥像亚当斯一样的作用根本不可能。而且，这个新人也永远不可能获得亚当斯所有的那些知识。”
在发生这一危机——这事实际已成为一个危机了——第二周之后，艾克和亚当斯都以为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总统特意让哈格蒂发表一个声明说：“州长现已回白宫办公。”那也就是说，亚当斯仍留在白宫了。
接着就出现了戈德法因的那出闹剧。当众议院8月13日表决，确认亚当斯的朋友犯有藐视国会罪的时候，这位州长也就完了。一大批社论作者和漫画家，在一些过去在两次总统竞选中都支持过艾森豪威尔的人的带头下，对亚当斯发动了全面的进攻，随着夏去秋来，战火更越来越激烈了。这个威胁对亚当斯来说虽然是吵闹得最凶的，然而，却仍是次要的。问题的核心是政治性的。
民主党的愤怒几乎只照例来一套——“谢尔曼·亚当斯的说教，我实在听厌了。”艾德莱·史蒂文森说。但来自共和党的指责却使艾森豪威尔和亚当斯深感意外。其实，他们是不应当感到意外的。这一年是选举年。力争获得加利福尼亚州长职务的诺兰要总统“仔细考虑考虑，亚当斯的作用是否已遭到严重损害，因而已变得有害无益了。”犹他州的阿瑟·沃特金斯则更为直言不讳了。他说：“用总统和亚当斯两人确立的较高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从现在已发生的问题中，我们似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亚当斯先生的作用，即使没有被完全破坏，也已遭到严重损害了。”
1958年第一次民意测验的结果，从9月8日缅因州的选举中已可看出。在那里，民主党的口号是“缅因佩恩，败局已定。”假如这是事实，那是很重要的；其结果将被认为是反映了选民对戈德法因的道德观的态度。因为这位缅因州的参议员六年前从戈德法因那里得到过3500元，对这一问题，他始终未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他的对手，44岁的埃德蒙·马斯基州长却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最后结果使白宫里的人大吃一惊。共和党已登记的选民竟有2万人未参加选举，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马斯基不仅成了缅因州第一个深得民心选举出来的民主党参议员，而且他所得到的领先票差比他原来预期的还要多出一倍。共和党的候选人名单随同佩恩彻底失败。于是民主党赢得了州长职位，缅因州三个国会议员中的两个席位，还赢得了州议会中的12个席位。参议员马格丽特·蔡兹·史密斯说：“我们遭到了彻底失败。”哈格蒂说：“总统的看法和我一样。我们是一败涂地。”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米德·奥尔康则说，这结果应该“使我国每一个共和党人都警觉起来，紧急动员准备投入11月4日必须全力以赴的斗争。”
这主要只是使他们更加坚决地要求艾森豪威尔撤销亚当斯的职务。华盛顿的记者团预言，“缅因一完，亚当斯也就完了”。奥尔康的电话整天响个不停。戈德华特说，他恐怕“危害已经造成，无法补救了”。在民意测验中迟迟没有表态的诺兰说，艾克的那位助理应“立即”辞职。正竞选参议员的纽约州国会议员肯尼思·基廷更补充说，“国家的利益”要求他辞职。
亚当斯已成为众矢之的，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越来越大的压力使他无法忍受，他只得请几天假，和雷切尔以及杰里和艾丽斯·珀森斯夫妇一道，到加拿大东南部去钓鱼。当不幸的消息向他传来时，他们正在景色秀丽的米拉米奇山谷中。
原来尼克松去见了艾克，从几乎所有参加国会竞选的共和党人那里给他带去了一个令人痛苦的信息，那就是，他们感到亚当斯仿佛是下到海里去的一个铁锚，正在把他们全部拖下海去。总统也答应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接着，奥尔康报告说，该党的主要捐款者都表示，在“亚当斯拆的烂污”得到彻底擦清之前，他们将不再捐款了。这时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正要在芝加哥开会。艾森豪威尔要奥尔康再去摸一摸党内的意见。当这位主席神情沮丧地回来时——宾夕法尼亚州的理查德·辛普森扬言，如果亚当斯再留一个星期，他就将带头去造反——总统屈服了。他说这事是他担任总统期间做出的一个“最痛苦、最困难、最伤心的决定”，而且他也不愿自己下令解除他的职务。他对奥尔康说：“这事只得由你去办了。这是你的工作，是我让你做的最不讨好的一件工作。”
与此同时，亚当斯发现，就是在那人烟稀少的米拉米奇乡间也不够偏僻，无法藏身，加拿大的记者们也老问他什么时候辞职。看来人们现在要问他的就只有这个问题了。据亚当斯回忆，这时格里·摩根从白宫给他打电话，说：“他认为，我应回到华盛顿来，因为尼克松、米德·奥尔康……想跟我谈谈。”他明白他们的意思：“所以，我就回去了。”第二天上午8时，亚当斯来到自己的办公桌边，等候着打发他走的蒙眼罩和最后一支香烟。【此处以枪毙犯人时的情况作比喻。——译者】
尼克松告诉亚当斯，共和党的大部分候选人和政治领袖为了自保一定会声明与他脱离关系，这会使他无法待下去。奥尔康讲了约一小时，主要讲共和党捐款枯竭和全国委员会内部已有人准备造反的情况。亚当斯面无表情地坐在他的大皮椅上，扬着头，眼睛盯着天花板，嘴里衔着眼镜的一支腿架。最后，他无力地点点头，同意离开白宫。
尼克松在他的《六次危机》中，追述了1958年的选举如何“在公众的心目中实际消除了我在加拉加斯获得的成就，却建立起了一个和我的名字有关的失败的形象”。朋友们劝他避开那次竞选运动，因为共和党是注定要失败的。杜威还说：“你为共和党候选人做的工作实在不少了。”但艾森豪威尔对他说：“我敢拿我一年的薪金打赌，我们不论在众议院还是在参议院都不可能得到胜利。”尼克松写道，总统出于“个人和政治上的考虑”，不愿卷入可能使他以后无法同国会在工作上通力合作的政治斗争中去。因此，“如果必须有一个人来为这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承担主要责任，我是责无旁贷的。”
『我决不能袖手旁观，听任我共和党的同志遭到惨败。为了尽一切可能避免那样一场灾祸，我只能不惜拿我的政治威望来冒险，虽然我非常清楚，像1954年一样，我们有可能失败，而且我将因为这失败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我最后总共在25个州进行了全程约2.5万余英里的竞选活动。』
这里对共和党竞选运动的性质和总统在最后两周参加竞选时所表现的热忱都略而未谈。尼克松的进攻策略过于狭窄，极其富有党派之争的性质。他警告说，民主党是“社会主义”和“左翼极端主义分子”的避风港。他指责民主党人“采取退却和姑息的政策”，嘲笑“引起战争”的“艾奇逊外交政策”，而为共和党政府的“军事实力和坚定外交”感到欢欣鼓舞。总统一开始十分惊愕，他对白宫的记者说，他对“这类事情”感到遗憾。但因这话激起了保守派的抗议，他又忽然彻底改变立场，转而公开赞扬他的好斗的副总统：“任何人也不能干得比你更出色了。”到10月底，艾克的心情已和尼克松完全合拍。他公开保证，“只要我还是总统，就决然不容许对共产党的侵略行径姑息”，宣称“所谓的导弹差距现正迅速缩小”，并把民主党人称做“政治激进派”和“自命由由派”，“一心只想着……滥花钱——你们的钱。”
在11月4日那天，共和党人的头顶上天塌了下来。他们在参议院失掉12个席位，众议院失掉48个席位，竞选州长的21人中13人都失败了。诺兰落选了，俄亥俄州的约翰·布里克也出人意外地失败了，甚至一向坚定不移地支持共和党的佛蒙特州也给失掉了。这就使得106年以来，第一次由一个民主党人作为该州代表参加国会。尼克松在总结全国选举结果时说：“这是一个已经控制了白宫的党所遭到的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有三个人的竞选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在马萨诸塞州，约翰·肯尼迪的领先票差竟达874608票——比该州任何职位竞选时出现的任何差额都大，也比1958年任何一个参议员获得的领先票差都大。巴里·戈德华特在亚利桑那州和民主党浪潮抗衡却以决定性优势重新当选。甚至更使人有印象的是，洛克菲勒也以压倒多数获胜，领先票数高达50万。一家电视公司的评论员说：“这次选举中的最大得胜者是纳尔逊·洛克菲勒，最大的失败者是理查德·尼克松。”11月9日，纽约的当选州长洛克菲勒乘飞机南去，到他的委内瑞拉的庄园上去休息。在迈克蒂亚机场，六个月前尼克松夫妇受到加拉加斯唾沫洗礼的那个地方，记者问他对尼克松有什么想法。他回答说：“No tengo nada que ver con Nixon”——“我跟尼克松毫无关系。”
第二十六章 将军可以休矣
门肯曾经说过，新闻学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最后几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在民主党于中期选举大获全胜的六个星期后，阿肯色州一个特别立法委员会揭露，在小石城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纠纷中“肯定地证实有共产党的影响”。该委员会主席、众议员保罗·范达尔森声称，该委员会举行的三天公开听证会，已经使阿肯色州警觉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范达尔森的一个同事满有把握地预言，美国黑人将拒绝参加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煽动的、“由共产党支持的”任何新的示威。他说，种族和平就在眼前了。
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的克拉克·克尔对1959年的大学生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他说：“雇主们会喜爱这一代人……他们将是容易驾驭的。再不会出现什么暴乱了。”
这一年的11月，美国的天主教主教们，反对使用联邦经费在国内外提倡人工节育，认为那种说美国天主教徒会逐渐接受避孕措施的说法是可笑的。
全国广播公司要物色一名面目清秀大方的年轻美国人来抵消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声势，选中了查尔斯·范多伦。此人是哥伦比亚大学一名年薪4400元的教员，刚刚在长达14个星期万众注目的联播中最大的有奖问答节目《二十一》中赢得12.9万元。他应聘担任全国广播公司的顾问和《今日》节目的评论员，年薪5万元；他编辑了一本颇具启发性的集子《给母亲们的信》。在他的群众来信中，3/4是来自孩子们的父母和老师的，感激他正在为全国青年树立的光辉榜样。1958年末，当一个纽约州的县级大陪审团开始调查关于问答节目弄虚作假的控告时，记者们都跑到他在格林威治的漂亮寓所。他认为控告荒唐可笑。“我没有得到过任何暗示或帮助，”他说，“而且就我所知，参加这一节目的任何人都也没有得到过。”当记者们追问不放时，他严厉地说：“不停地问这类问题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然而，黑人、大学生、天主教徒和查尔斯·范多伦都将使那些自认为了解他们的人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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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黑人的好斗精神将会消逝的希望，在1960年2月1日突然破灭了。这天，北卡罗来纳州农业技术学院的四名黑人学生走进附近格林斯博罗镇的南埃尔姆街伍尔沃思百货公司分店，买了点零星物品，在小吃部坐下来，要喝咖啡。依照南部地区种族隔离的法律和传统，该店的负责人没有理睬他们。他们默默坐在那里直到关店时刻。第二天清早他们又来到餐台前，这一回又带来了五名黑人朋友。他们称此为“入坐”。一天又一天，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情绪平静，举止有度，不理睬那些在他们面前挥舞南北战争时期南部邦联旗帜和向他们弹掷香烟头、嘘声怪叫的白人青年。黑人青年们明确地让人们知道，他们将一直坐到得到他们要的咖啡为止。
如果这只牵涉到这家分店的本地店员的话，那他们是永远不会得到服务的。但是伍尔沃思是一个分店遍及各地的全国性公司，而黑人青年正是指望这一点要起作用的。在北卡罗来纳州，运动扩大到达勒姆、温斯顿塞勒姆、夏洛特、罗利和海波因特；在州外，纳什维尔、查塔努加、塔拉哈西、里士满和南卡罗来纳州的罗克希尔的小吃部也都被占据了。在两星期中，黑人们在15个城市的伍尔沃思公司分店进行了“入坐”，在波士顿，来自哈佛、布兰代斯、波士顿等大学和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四百名学生在12家伍尔沃思分店外面设置了纠察线。这使得格林斯博罗的黑人很高兴。紧接着还发生了一些使他们和全国都感到惊讶的事。在沃尔格林、克雷斯、格兰特和利格特【这些都是美国最大的零售公司，像前述伍尔沃思公司（总店在纽约）1972年销售额达31亿多元，格兰特公司年销售额也达16亿多元。——译者】的小吃部也都出现了示威者。在新泽西州的恩格尔伍德，同情这一运动的人为支持示威进行了募捐。耶鲁神学院的学生在纽黑文的闹市举行了游行以表示支持。被激怒的廉价商店的经理们，把卖给黑人的咖啡提价到一元一杯，把座位的坐板取掉，并威吓要关掉小吃部。但这都无济于事；示威者用各种新的消极抵抗的方式来对付他们的一切花招。接着运动迅速从小吃部波及社会上一切实行种族隔离的公共场所。在汽车旅店的走廊上“入睡”，在公园“入游”，在公共图书馆“入读”，在电影院“入观”，在赌场“入赌”，在土耳其式浴室“入浴”；而且，当春天来临时，还在只限白人使用的海滩“入泳”。
5月10日，黑人们获得了他们的首次胜利。纳什维尔的六家百货店的小吃部取消了种族隔离，这是除得克萨斯州以外南部各州第一次采取的普遍行动。整个春天，在南部各地都展开了消耗战，使种族界线这里后退一尺，那里后退一码，对顽固分子的压力越来越大。6月5日，黑人的南部地区委员会报告，在九个分散的南北交界城市中的小吃部取消了种族隔离；在这些地方都没有发生暴力行动，也没有一个商人因愤怒的白人威胁进行报复性抵制而受到损失。6月23日，弗吉尼亚州的热餐店向黑人开放，这是打进该州的第一个楔子。诺克斯维尔的百货店在7月18日终止了小吃部的隔离。7月25日是黑人欢庆的日子；六个月之前就已是行动对象的格林斯博罗伍尔沃思分店和克雷斯分店，终于取消了种族隔离。同一天，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朴次茅斯区的四家百货店也终止了种族歧视。此后，局势的发展就不那么顺利，死不罢休的极南部准备寸土不让。10月19日，亚特兰大的警察拘捕了由马丁·路德·金率领的51名“入坐”示威者。他们拒绝交纳保释金，被投入了监狱。1960年的伟大的闪电式“入坐”运动过去了，黑人们停息下来巩固自己的战果。但是，甚至阿肯色州的立法当局现在也明白这只不过是暂时的间歇。拥有18871831人的黑人民族正在觉醒。美国黑人终于成了一股显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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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13日星期五下午，天气晴朗，克拉克·克尔终于看到了未来的真相。经过这些年坚持不懈地对加利福尼亚共产党人进行调查之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旧金山的洛可可式市政厅举行听证会。被传讯的人有几名公立学校教员和一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二年级学生，这些人据说都是活跃的左翼分子。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坐满了几辆公共汽车，前来给他以道义支援。他们并没有打算进行示威，在那宁静安谧的日子里，一般大学生都不知道怎样进行示威。他们只不过要求在听证厅有一个坐位。但是会场已经挤满了人。警察拦住台阶上端的大门。有人开始推。一个警察跌倒，后来据说挨了打。警察使用了警棍，接着又使用了水龙。经过半小时的混乱之后，有12人受伤，52人被捕。奥克兰的杰西卡·米特福德在《民族》周刊上报道说：“当前这新的一代大学生几乎完全去掉了整个50年代的冷漠、顺从的标签。”她预言，在未来的十年中他们将献身于“塑造世界的未来”。一个挨了打的大学生对记者说：“我是一个政治上的处女，但是我在市政厅的台阶上遭到强奸。”对全国361万大学生来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信息是一次挑战。忍无可忍的教师们长期以来一直鼓励学生们投入政治活动，现在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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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激荡动乱的几个月里，随着黑人的自尊心和大学生的政治觉悟的提高，促使社会变革的另一手段也出现了。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在1960年5月9日宣布已批准使用一种安全的口服避孕药【5月10日《纽约时报》第75版刊登了此事。——译者】。这种以“伊诺菲德”为商标的女用口服避孕药片是芝加哥塞尔公司制造的。该公司声称，此药由1500名妇女进行了四年的试验，证明100％可靠。每月20片，凭处方购买，花10～11美元即可保证不孕。这种控制生育的药物，加上新的避孕器具和增加使用控制生育的外科手术，使妇女逃脱了怀孕的恐惧，从产期开始以后，怀孕的恐惧就成了阻止她们性生活的一种约束。现在她们似乎可以和男人一样随便地上床了。由于成百万的妇女需要这种避孕药，医生的诊所和药房顿时门庭若市。还未曾有过这样多的人不是为了控制疾病而定期服用特效药物。当全国天主教徒家庭生活事务所主任欧文·勒布朗大主教报告说天主教妇女同非天主教徒一样在定期服用这种避孕药时，天主教的主教们感到很是震惊。近至1959年11月，主教们还曾谴责过“某些基督教团体的代表”——指新教的牧师们——不实行节欲。现在，甚至天主教的神甫，而且还有一些任圣职的修女，按照生活中变化了的事实也在重新考虑自己修道的誓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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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查尔斯·范多伦的泥塑形象，开始碎裂。纽约市立大学市政学院的学生赫伯特·斯坦普尔，在输给范多伦以前，曾在“二十一”问答节目中得奖4.95万元，这时他向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弗兰克·霍根和《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谈了他违心的苦恼。他告诉他们，这个节目是一个骗局。他说参加节目比赛的人事先都得到答案，而到他们在观众中的名望开始衰退的时候，就得不到答案，于是只得假装被彻底击败。他曾受命输给范多伦，这个人，和他一样，也曾受过训练，让他在一个对着镜头的玻璃隔音室中，为了表现苦苦思索一个问题，怎样做出面部表情，咬嘴唇、擦额汗、结结巴巴。经过节目主持人的排练，范多伦竟能以这样一些绝招使两千五百万电视观众惊愕不止，比如举出仅有的三名累计击中三千五百次以上的棒球球员的姓名（“泰·科布、凯普·安森和……特里斯·斯皮克！”），说出在《茶花女》中咏叹调“我要生活在欢乐里”的歌唱者是谁（“她在由谁举办的舞会正要结束时唱的这个咏叹调……她叫什么名字！女高音。她的名字是……薇奥列塔！”），还要爽爽快快地说出“七个矮子”【童话《白雪公主》中的人物。——译者】的名字（“瞌睡、喷嚏、愚笨、快乐”——停了一下——“那个坏脾气的叫——呵，顽固——博士——呵，怕羞的那一个——叫怕羞！”）。
斯坦普尔和“二十一”问答节目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4万元的挑战”问答节目的其他一些竞赛人，都把他们知道的内情告诉了纽约大陪审团。范多伦在宣誓后加以否认，可是米切尔·施韦策法官则认为当代的民间英雄横遭诽谤，深为激怒，竟以大陪审团调查案卷中所列罪名查无实据而予以封存。在陪审团庭外，范多伦对报界宣称关于他的谎言使他感到“悲痛”和“震惊”。他重申他参加问答节目“诚实无欺……从未受过辅导或指点”。
作伪证的麻烦之处在于犯此罪的人无从知道是否有人能够证明他们是在说谎。惠特克·钱伯斯既然曾把事实真情隐藏在一个南瓜中，说明真情终会暴露，而范多伦也未能幸免。有一个名叫詹姆斯·斯诺德格拉斯的美术工作者，也是“二十一”问答节目的获奖人，他交出了他在参加节目演出前一至三天寄给自己名下收启的几封挂号信，信中装有有关节目的问题和答案。这些挂号信是由众议院立法监督小组委员会拆封的。先后使伯纳德·戈德法因和谢尔曼·亚当斯垮台的正是这个铁面无私的审讯机构。这些信件证实斯诺德格拉斯揭发属实，委员会接手处理曼哈顿大陪审团搁置下来的工作，开始布置一个圈套，要让那迷人的、落落大方、潇洒自如、出身于书香门第和名牌大学的查尔斯·范多伦自投罗网，先让他宣誓作证然后摆出物证。
他们在1959年10月开始行动。范多伦像前不久的希斯一样摆出一幅被人诬陷的贵族老爷的架势，打电报给小组委员会，断然否认对他进行诽谤的一切控告，宣称他没有得到过“任何形式的帮助”，并说无论何时小组委员会需要对他讯问，他都会“遵命”。委员会回电邀他自动来到国会议员面前作证，但是，就在这时他却失踪了。正式发了传票，可是送传票人找不到他。在整整六天中美国人都不知他死活。到了第七天，10月14日，经过预先安排，他忽然在纽约罗斯福饭店露面，接下传票，并举行了一次座无虚席的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他说，事件的发展使他非常“苦恼”，因而他请假离开哥伦比亚，同他的妻子一起到新英格兰去，“在那个地区的美丽的10月里……集中一下我的思想。”他不知道他被传讯。记者感到很吃惊。各家报纸和新闻广播都在头条报道这件事，他怎么能不知道传票的？他惨淡地笑着说，出于对美国国会的尊重，在他走上那个“适当的讨论场所”，也就是说走进听证会厅之前，他不打算作进一步的评论。
接着11月2日他在听证会上露面，衣着朴素，看得出来并且自己也承认十分紧张。“如果能够改变我过去三年的生活道路，我是几乎不惜任何代价的……关于善与恶，我已懂得很多。但是善恶并不总是像表面看上去那样。我确实是卷进去了，深深地卷进了一场骗局……我几乎使自己相信我所干的，没有什么害处，因为在全国对待教师、教育事业，以及文化生活的态度上，产生了这样好的效果。”
他接着说，后来他终于感到“万分不安”和“极为害怕”。他“多次”乞求节目主持人让他离开。他们答复说将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让我下台。最后，有一位迷人的金发女律师也来参加比赛，节目主持人之一“告诉我……我将输给她。我向他道了谢。”当公众开始获悉问答节目是个骗局时，范多伦说他简直“吓得要死……我就干脆跑掉了……而我主要是要想逃避开我自己”。存在“一条出路，这条路我当然考虑再三，那就是把真相和盘托出”。但是“从感情上说”，这是不“可能”的。后来传票发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收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妇女写给我的信，她在加罗韦主持的问答节目中看见过我，她说她赞赏我在那节目中做的工作。她告诉我，惟一的自处之道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加以补救的方法（当然，她也并不透彻了解我干了些什么），是清楚地、坦率地、真实地承认一切。我恍然大悟她是对的。”范多伦接着说，第二天早上，他鼓起勇气给他的律师打电话。这位律师在听完范多伦所说的全部情况以后说：“上帝保佑你。”范多伦供词到此结束。他放下原稿，转向检察官，向他微笑。
这是荒谬可笑的。迫使他认罪的是传票，而不是一个不相识的妇女。而且，如果他真的对节目感到“万分不安”，那他也无须乎向节目主持人提出让他离开的请求，他只要在节目播放时答错一个问题就行了。小组委员会的一位共和党成员、纽约众议员史蒂文·德鲁尼安看穿了范多伦的欺诈行径。他对范多伦说：“我不认为有你这样头脑的成年人应当因为讲了真话，而受到赞扬。”可是其他的国会议员接下去恰恰就是这样干的。小组委员会主席奥伦·哈里斯说他要“赞扬”他的坦率；伊利诺伊州众议员威廉·斯普林杰表示希望哥伦比亚大学不要“过早地”解除他的教职；伊利诺伊州另一众议员彼得·马克则说，他相信全国广播公司会原谅他；其他一些人则说他们要为他的“坚忍不拔”以及他那“触及灵魂”的“坦率”说明表示“赞扬”。哥伦比亚大学则别有看法，在五小时后就宣布解除范多伦的职务；全国广播公司在第二天也把他辞退。但是这可不是一个得人心的反应。听证会上的群众全站在范多伦一边，为他和小组委员会中赞赏他的人鼓掌叫好，而对国会议员德鲁尼安的评论则报以冰冷的沉默。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为他被撵走举行了抗议集会。民意测验表明，四个美国人中有三个人认为如果碰到相同的情况，“大多数人”都会像他那样干的。全国广播公司收到的群众来信中，以5：1的多数对他表示支持。
在范多伦和13名其他知名人物刚在纽约被控伪证罪，哈里斯小组委员会又提出了电视节目弄虚作假的新证据。青少年文娱节目中头号唱片播送员迪克·克拉克承认他选播的唱片都使他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这一般被叫做“暗中付回扣”。联邦电讯委员会主席约翰·多尔弗实际上是为此事辩护的。他争辩说，这并不伤害任何人，而且如果企图加以控制，便将“破坏我们所珍爱的言论自由”。就在这时，有人发现多尔弗本人就从一个他应负责监督的广播业巨头那里接受了暗中的贿赂。艾森豪威尔接受了他的辞呈。但是，对这件事，公众似乎不以为意。电视观众既然对这类事并不关心，那他们接受1960年那些索然乏味的联播节目也就不足为怪。《剧艺报》曾说，如果说1959年是有奖问答节目年，那么1960年就是西部故事年。这一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八个这样的节目，全国广播公司有九个，美国广播公司有11个——在每周主要的放映时间中总共占了24.5个小时。
沐浴在艾森豪威尔的阳光之中七年之后，全国的舆论制造者，包括曾经支持过总统的人，逐渐感到不耐烦了。早在1958年，《芝加哥每日新闻》就曾经问道：“很多事情都在吵吵嚷嚷。艾森豪威尔在干些什么呢？你所读到的都是关于他在玩高尔夫球的报道。是谁在治理这个国家？”可是，读者们却依然无动于衷。总统在欧洲期间，副总统通过谈判结束了为时116天的钢铁罢工，获得一次个人的胜利。民意测验的结果实际上未受影响，公众也未加注意。新近获得自由的刚果正在可悲的内战中流血，由贡勒上尉领导的老挝叛军推翻了昭·萨松尼特首相的亲西方政府：而一般美国人在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两个国家在何处。在国内，报业罢工使纽约的全部报纸停版，发生了一系列监狱暴动，班机上偷带炸弹事件也层出不穷，其中一起是一个财迷心窍的青年放置的，他为要得到他母亲的保险金，把他母亲连带同机的其他所有的人一起都炸死了。根据调查，报纸头几版大都没有人看，读者喜欢的是连环画和体育消息。当卡里尔·切斯曼经过八次缓刑终于在加利福尼亚处决之后，反对死刑的对此也表示反对，但是这种人为数较少，普遍的冷漠感情似乎并未为一连串极为残酷、毫无人性的凶杀所激动。这个时期凶杀事件之一是堪萨斯州的农场主赫伯特·克勒特，连同妻子儿女一家被害。《时代》周刊在1959年11月30日的一期上刊登了关于这一罪行的报道，大标题是“蓄意的谋杀”，这时读者中包括一位名叫杜鲁门·卡波特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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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流行一时的滥调是到处用“什么的”，把这个字眼当做口语中的标点符号。格林斯博罗的黑人在搞“抗议什么的”，罗曼斯就是搞“爱情什么的”，梅特里科尔就是“节食减重什么的”，艾尔弗雷德·希契科克的《精神分析》是“让人惊奇什么的”。几乎到处都可以用得上，但是对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门却从没人用过。还不曾有人说过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在搞点“外交的什么的”。那样说不大体面，而且也不恰当，因为杜勒斯属于老一辈，属于由身穿燕尾服和条纹裤的外交部长们形成的那种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业。他那傲慢的说教和过分简单化的“大规模报复”理论，已经由于苏联火箭突飞猛进而过时。1959年的最初几个月，当他为最后致死的疾病所苦而出入于沃尔特·里德医院的时候，他似乎已认识到他曾殚精竭虑，力图使之永世长存的东西方间的僵持局面，眼看就要无法维持了。他还为之奋斗到底。在他忍着疾病痛苦离开华盛顿做最后一次欧洲之行时，他对朋友说：“如果不是癌症，我认为此行至关重要不能再推迟了。如果是癌症，那么再增加一些痛苦，也不过尔尔。”
他患的确是癌症。每天在沃尔特·里德医院接受百万伏X光的照射，或者在丘比特岛上将息在佛罗里达的阳光之下，这位国务卿专心致志地在与死亡进行绝望的战斗，而正在他进行斗争之际，掌管国务的缰绳终于从他手中滑脱了。从外表上看，世界的均势并没有变化。根据条约美国仍然承担着42个国家的防御义务；而杜勒斯，用另一个新出现的流行词语来说，仍然是一个大有神通的人物。美国的社论作者对这位“不可缺少的人物”的“睿智的建议”和“专心致志的力量”表示敬意。英国外交部向他致意，表示“非常难过”，法国外交部对“西方所受的最大可能的损失”表示关注。波恩对拆掉了西方制定政策的车轮上的“一根辐条”深感遗憾。但是这都不过是外交辞令，杜勒斯对此想必也是会料得到的。尽管他通过电话与白宫和国务院保持密切接触，警惕出现任何反对冷战的异端邪说，但是对那些能够察辨各种征兆的人来说（他就是一个通晓此道的人），十分清楚，只等他离开历史舞台，华盛顿和莫斯科就将采取走向缓和的行动。埃米特·约翰·休斯写道，“杜勒斯的攥得很紧的拳头”，即将被“艾森豪威尔伸出的手”所代替。
在共和党中期选举遭到失败的余波中，哈格蒂编纂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展望在1960年选举中，为共和党总统继任人竞选的艾森豪威尔，必须立足于他作为维护和平者的政绩。根据同总统的谈话，备忘录把杜勒斯在雾谷的六年中所反对的一切都当做了争取的目标。备忘录直率地设想，外交上采取灵活态度的时候已经到来。艾森豪威尔－哈格蒂备忘录认为，总统必须作为一名和平缔造者居于国际舞台的中心。接下去，备忘录宣称总统在联合国露面的各种场合，在到包括中立的印度在内的远在天涯海角的各地旅行中，以及在以热情接待的态度对待要他去参加与俄国的赫鲁晓夫的最高级会议和会谈这类建议方面，都必须扮演这种角色。
苏联的总理已准备迎合这类建议。赫鲁晓夫在1959年1月26日欢迎安纳斯塔斯·米高扬副总理访美之行回国时说，“不排除”俄美关系“解冻的可能性”。他说改进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一切可能做的事”，都必须去做，因为热核战争是不堪设想的。在西方有人说赫鲁晓夫“比谁都更害怕战争”，这种说法是绝对正确的。在过去，杜勒斯照例答复说，要举行任何会议都必须由苏联先表现出诚意，而对此他是很怀疑的，因为在他看来，苏联立意要赢得冷战，而不是要结束冷战。但是这一次，另一位政府发言人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副总统尼克松说，美国也想要解冻，“因为我们认识到，如果不解冻，我们大家都终将冻结在只有靠核弹才能炸开的坚冰中。”
5月24日，沃尔特·里德医院结束了对杜勒斯临终前的守护，发表公告如下：“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于今晨7点49分（东部夏令时间）在睡眠中溘然长逝。”副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已在执掌国务院工作。他最优先处理的是关于柏林问题的令人厌烦的一连串危机的最新发展。赫鲁晓夫向西方大国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他们不在六个月内撤出柏林，红军就将撵他们出去。按杜勒斯的风格作复，原本会是回敬一份最后通牒，并且显示一下实力，在战争边缘上迫使对方摊牌。而艾森豪威尔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一个谨慎的声明，宣称如果在柏林发生开火事件，那就会是“要阻止我们履行义务。我们不是说我们要用武力打进柏林。我们说我们只是将继续履行我们对那里人民承担的责任。因此，如果我们受到阻挠，那必定是别人在使用武力。”赫脱把这个最后通牒作为最高级会议前进行交易的策略手段，而事态的发展，也确是如此。
杜勒斯一进坟墓，事态就以简直有些过分急促的势头发展开来。五周后，6月28日，苏联副总理弗罗尔·科兹洛夫率领一个俄国官方代表团到纽约为苏联科学、技术和文化展览会揭幕。7月11日艾森豪威尔亲自函邀赫鲁晓夫来美国访问。在杜勒斯去世整整两个月后的7月23日，美国副总统在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公园为美国国家展览会揭幕，以此作为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对苏联官员访问纽约的“回拜”。
随后发生的事很难说是对缓和东西方紧张状态的贡献，但是却在某种程度上使人看透了尼基塔·赫鲁晓夫和理查德·尼克松两人的好斗本能。展览会上最使人感兴趣的陈列是一套有六间房的典型牧场住宅，在中央有一条参观走廊，能让观众看到里边全部陈设。那位苏联领导人对这个样板住宅不禁大为光火。它触到了他的痛处。俄国制造人造卫星是以牺牲消费品生产和对消费者的服务为代价的。展览会的开幕实况在苏联通过电视播放了，赫鲁晓夫感到他有点失策。他摩拳擦掌，而尼克松正是向他应战的人。开幕式也要在美国电视中播放。尼克松一心想当来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且不管哈格蒂对竞选策略有些什么看法，尼克松却有他自己一套计划，其中决不包括在电视上使他自己受气势汹汹的共产党人的欺负。结局便是新闻界所谓的“厨房辩论”或是“索科尔尼基最高级会议”。
辩论开始是在他们停步在样板住宅的光洁漂亮、设备新颖的厨房的时候。尼克松说这是一所典型的美国住宅，几乎任何美国工人都能住得起这样的或类似的房屋。苏联总理昂起头来表示蔑视。
『赫鲁晓夫：你以为俄国人会被这个展览惊得目瞪口呆，可是事实是所有新建的俄国住宅都将有这种设备。在美国要得到这所房屋要有钱才行，而在我们这里，你只要生为苏联的公民就行了。如果美国公民没有钱，那就只有权……在人行道睡觉。而你们却说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奴隶！
尼克松：……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展览会使俄国人民惊讶，但是它会使他们感到兴趣，就像你们的展览会使我们感到兴趣一样。对我们来说，多样化，选择权，我们有上千个不同的营造商的事实，这些就是生活的情趣。我们不愿由一个政府官员在最上头做出决定说，我们只要一种式样的房屋。这就是差别——
赫鲁晓夫（插进来）：就政治差别而言，我们永远不会一致。如果我同意你说的，我就会受到米高扬的引诱。他喜欢辣味汤，而我不喜欢。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意见分歧。
尼克松：谈谈我们的洗衣机各有什么优点，岂不比谈论我们的火箭各有什么威力更好？你想要的不也就是这种竞赛吗？
赫鲁晓夫：（把他的大拇指顶在尼克松的前胸上）：对，我们所要的就是那种竞赛，但是你们的将军说他们强大得很，能把我们摧毁掉。我们也能拿出点东西给你们看看，让你知道俄国人的精神。我们是强大的，我们能打败你们。在这方面，我们也能让你看点东西。
尼克松（用指头指点着赫鲁晓夫）：我认为，你们是强大的，我们也是强大的。在某些方面，你们比我们强大。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更强大……』
在放着加利福尼亚名酒的桌子旁停留时，他们作了最后的较量。赫鲁晓夫提议为“和平和废除在国外的一切军事基地”干杯。
『尼克松（没有举杯）：咱们只为和平干杯。
一位站在一旁的俄国人：祝赫鲁晓夫总理长命百岁！
尼克松：我要为这个干杯。我们尽管不同意你的政策，但是我们愿你健康。祝你长命百岁。
赫鲁晓夫（干杯后）：到99岁的时候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着什么急？
尼克松（最后的话是他说的）：你是说到你99岁的时候你还会当权，还没有自由选举吗？』
这是一次奇特的交锋，像是两个好斗的人之间的争吵而不像辩论，双方都力图给观众以比对方更为平和的印象。两个人都有自己造成的不利条件。这位苏联领导人在上千次演说中，塑造了一个充当华尔街走狗的典型资本主义政客的固定不变的粗野形象，而尼克松却与之并不相符。尼克松的不利之处酷似赫鲁晓夫的困难，犹如镜中对影。他心目中的邪恶的共产党头子的原型，在本质上像个稻草人，而其活力则和星期日画刊的纸上精怪一样。美国副总统在辩论上得分多一些，但是俄国总理却显得热情奔放、直截了当，而且也许显得更适合他所承担的角色。尼克松显出是一个喜欢谈思想的人，赫鲁晓夫则像是热爱自己的人民，愿意竭尽全力维护他们的人。好像是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宽容了尼克松的傲慢无礼（他显然是这样认为的），而且接受了艾森豪威尔要他在尼克松回国后，立即访美的邀请。他以他那假装坦率的态度说道：“我准备把我衣服口袋都翻转过来，让大家看看我是无害于人的。”“在古时候，人们进屋谈判和平时，总把他们的武器留在门厅里。我们现在也应该这样做，不应该磨刀霍霍。”就这样，他悄悄撤销了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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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斯反对这类最高级会议的一个原因，是他担心美国的盟国可能觉得他们会被抛弃。为了使他们放心，总统在8月末飞赴欧洲，以两周的时间分别同康拉德·阿登纳、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夏尔·戴高乐进行会谈。这是一次令人惊异的旅行。在华盛顿，人们很容易忘却欧洲人对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所抱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对他的感情没有受到党派界限和意识形态上的侵扰。在他们看来，他是领导胜利的远征军，把他们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和蔼、正直、不唱高调的美国将军。德国人看来也像英国人和法国人同样感激。当艾森豪威尔所乘的默塞德斯－奔驰轿车进入波恩时，估计有比该市人口还多一倍的31.5万人排列在路旁，向他欢呼，手持横幅标语，上面写着：“我们信任你”和“我们仰仗你”。在伦敦，他的座车是一辆鸽灰色的劳斯莱斯。这里几十万人群欢呼“见到你很高兴，艾克”和“干得好，艾克”。当车队进入格罗夫纳广场时，记者们看到他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从这个广场，艾森豪威尔将军曾经指挥联军打败了希特勒。
现在正进入困难时期的戴高乐，本来宁愿巴黎人表现得更节制一些，但那是不可能的。在布尔歇机场，这两位将军出身的总统互致颂辞，接着从人群中发出的“艾克”（在法语中叫成了“夷克”）的欢呼声淹没了一切。在“夷克”逗留巴黎的两天中甚至当他在凯旋门下的法国无名战士墓前放置粉红百合花和红玫瑰花圈时，或是当他在巴黎市政厅对持续的欢呼表示答谢时，这种欢呼声也从未完全停息。他在答谢时说：“激情满怀，舌滞口呆。一句短短的法语，可以表达我的感情——Jevousaimetous（我爱你们大家）。”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下要举行严肃的会谈是不切实际的。戴高乐确曾提出他的由三国理事会指导北约组织的计划。艾森豪威尔则应许通过横越大西洋的电话保持更密切的接触，暂时搪塞过去。（“我知道他是一个顽固的人，”艾克对他的一个助理说，“但是，只要他顽固地站在我们这一边，那就一切好办。”）在苏格兰的卡尔泽安堡（他在这里住在有九间房间的一套单元，是苏格兰人民在欧战胜利日后送给他的）度过周末后，总统在9月7日乘机返国。他对欢迎的人群说：“我确信至少在目前一切令人满意。”
尼基塔·赫鲁晓夫在美国进行的巡回访问，则将是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又一阶段。9月15日，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机场，苏联大使米哈伊尔·缅希科夫对着飞机舷梯喊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在美国土地上向你致敬！”在美国观众惊愕莫名之际，他走下梯级，秃头，粗壮短矮的身材，在黑色上衣上佩戴着三枚小勋章，陪伴他的有腼腆的妻子尼娜·彼得洛芙娜、女儿朱莉亚和拉达、儿子谢尔盖和63名随行的俄国官僚。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们表示了正式的欢迎，随后东道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陪同他们对美国进行了为时两周的导游旅行。
整个说来旅行是成功的。美国人对坏脾气的人是偏爱的，而此公之尖锐泼辣不亚于托马斯·爱迪生和亨利·福特。在对美国企业家发表的演说中，在艾奥瓦州农村的旅行中，在同纽约市长罗伯特·瓦格纳和洛杉矶市长诺里斯·波尔森共进午餐时，赫鲁晓夫表现得机智，自以为是无所顾忌，但是很有人情味，而且决心同他的邻人和平相处。免不得也出过些事。赫鲁晓夫在同20世纪福克斯公司董事长斯皮洛斯·斯库拉斯的争论中赢了他，而在另一次争论中则输给了沃尔特·鲁瑟和他的工会的六名副主席（于是他指责他们是“资本家的代理人”，而且在鲁瑟大笑时他感到莫名其妙）。在好莱坞一个歌舞团为他表演了康康舞之后，这位总理显露出了一副道学家的神态，说这种舞蹈“下流”，而且加上一句，“一个人的面孔总比他的屁股好看。”
在戴维营，这位于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上的总统别墅，赫鲁晓夫表现得最好。他没有说一句咄咄逼人的话，事实上，他说的几乎尽是不着边际的空泛议论。他的慎重似乎就是避开对实质问题的探讨。在他们会谈的第二天的中途，艾森豪威尔向他发出个人的呼吁：“你完全可能使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从而对历史做出巨大贡献。这完全取决于你。”但是这位俄国领导人不肯受约束。他表示欣赏美国的烤牛肉，同艾克一起欣赏一部西部影片，在坐直升机到葛底斯堡访问之后，他称赞了总统的珍贵的黑色安古斯牛群。在目前，他对缓和的贡献就只到此为止。
相处三日后，两位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声明。他们同意普遍裁军是全世界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应该“重开，以便获得一项符合有关各方意见、有助于维持和平的解决办法”；“一切重大国际问题不应诉诸武力而应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予以解决”；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将于来年访问苏联。
有一阵，报纸都大肆宣传“戴维营精神”。一时间，它几乎像罗斯福－丘吉尔的大西洋宪章那样重要。人们认为美苏关系的转折点终于来到。这一切都是幻想。美国总统和苏联总理甚至没有触及在世界和德国前途问题上由于观点不同而产生的基本的和严重的问题。温良的情绪也难持久，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恶化，人们也就不再抱什么幻想。参与其事的人中有的认为在同俄国人举行任何新的会议之前必须打好更加坚实的基础。理查德·尼克松就是其中的一个。
但是，尼克松并不认为这次会谈结果令人失望，证明杜勒斯对举行最高级会议持死硬的反对态度是正确的。全世界各国政治家都已投身于《时代》周刊所说的“新的个人外交的全球竞技”，谁也不愿意再回到过去的冰冷状态。他们经过精心安排的纷纷出游，正在遵循一项导向圆满结局的明确计划。下一步就将是举行被人叫做“西方最高级会议”的一种半决赛会议，参加者将是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阿登纳和戴高乐。这四个人将重申他们保持柏林自由的誓言，并且为他们与赫鲁晓夫之间举行的决赛会议订出共同的方案。
这个半决赛会议12月在巴黎召开。不过，艾森豪威尔的12月之行却并不只限于法国。由于新式的波音707型喷气飞机能大大减少人的劳累，使得个人外交的冒险探索大有可为。西欧各国首都对他举行激动人心的欢迎，激起了他天真的希望，以为向车队欢呼的那股群众热情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转变为持久的友谊和更好的国际关系。抱着这种想法，再加上摆在面前的哈格蒂备忘录，总统决定，他既已出国，不妨也去访问一下意大利、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伊朗、希腊、突尼斯、西班牙和摩洛哥等国的执政者。在他出国作此为时19天、行程1.95万英里、地跨三大洲、行经11国的旅行前，他向全国发表了电视演说。他说：“在执行这次和平和友好的使命期间，我希望增进外国对美国的了解，并更多地了解我们海外的朋友。”
此行是否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值得商榷。但是，它提供了总统颇孚人望的令人惊讶的新证明。在意大利，罗马市民为一瞻他的风采而伫立在滂沱大雨中。在这里，“艾克”叫成了“夷凯”。一位记者在《晚邮报》上写道：“我们欢迎这个人，他对我们讲话，用的是那种植着海洋般广阔的麦田的堪萨斯农夫们的口音，是他出生前不久才往西部拓荒的人的口音。在紧迫的危险面前，他号召‘和平，和平’，讲起来一点也不讲究辞藻。”下一站是土耳其，艾森豪威尔自己说安卡拉对他的欢迎是“我所经历的最盛大的”。75万以上的巴基斯坦人欢迎他到卡拉奇访问。在新德里，他说他被欢迎的群众弄得“完全不知所措”，看来也确实如此：百万大喊大叫的印度人，高举着各种横幅，向他欢呼，有的人喊叫：“艾森豪威尔，和平之王！”他们向他乘坐的敞篷车投掷了大量鲜花，使得他竟站在一英尺深的花朵中。其他各国，都是如此。在德黑兰，欢呼的伊朗人达75万，他向伊朗议会两院联席会上发表了演说；当他对希腊国民议会致词时，50万热情的雅典人聚集在议会厅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元帅在马德里欢迎他时，参加欢迎的西班牙人也有50万；在卡萨布兰卡也有50万人欢迎他。
此情此景使人目瞪口呆却也使人难以理解。在西欧受到的欢呼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但是在他此行访问的国家中，惟一参加过二次大战的是意大利，而当时意大利人是站在另一方面的。为什么印度的贱民愿意步行40英里来看看美国总统？为什么阿富汗的部族人不惜花费很多天时间编扎花环放在总统座车的轮前？部分原因似乎在于众口一词赞颂的“和平，和平”。战争到处都被认为是人类最大的灾难，即使从未听到过枪声的人民也有同感。但是这并不是这些令人望之生畏的群众场面背后的全部原因。显然美国远比美国人自己所料想的更受爱戴。反美分子吵嚷得厉害一些，但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看来是赞许和信任美国的。
艾森豪威尔于12月22日返国。这一年的圣诞节是他的总统任期和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顶峰。在一年一度向全国发表的圣诞节贺辞中（这次以28种语言向国外同时播送），他谈到这次旅行：“我的目的是要改善气氛，使外交进行得更加成功；这种外交旨在为所有的人寻求……正义的和平。”他的任务完成得如何，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见分晓。届时，他将和西欧的三位领导人一起在最高级的首脑会议上同赫鲁晓夫当面打交道。此次会议预定1960年5月16日在巴黎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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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年代末期，《纽约时报》的读者们不时地读到赫伯特·马修斯写的引人入胜的署名报道：一群大胡子的年轻古巴革命者，已在古巴的马埃斯特腊山区莽莽丛林中落脚藏身。他们的领袖是一位身躯魁伟、说话噜苏、三十岁刚出头的律师，名叫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卡斯特罗在1956年圣诞节带着仅仅12个人在古巴登陆。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军队没来得及抓住他们，他们就进了山区，打出了7月26日运动的红黑两色旗。号召古巴热爱自由的人们参加的运动的名称，来自1953年7月26日由卡斯特罗领导对圣地亚哥巴蒂斯塔分子发动的一次冒死攻击。
在开头几年，卡斯特罗的运动在美国是颇得人心的。巴蒂斯塔统治下的古巴是由恐怖分子和腐败官僚操纵的警察国家，这些人靠卖淫业、赌场和侵吞公款大发横财。为了镇压造反的大学生，哈瓦那大学被关闭；持不同政见的人被暗杀；尸体被肢解后送还给父母，或者像垃圾一样扔进沟渠。华盛顿对出现真正民主古巴的前景感到欢欣。早在1958年3月，一切向巴蒂斯塔提供美国武器的活动便已停止。马修斯等美国新闻记者写的都是同情的报道，把卡斯特罗和他的大胡子造反者，描绘成要为同胞争取自由和正义，毫无私心，罗宾汉式的人物。记者们错了，但是这种错误在当时是常见的，大部分古巴中产阶级和许许多多对巴蒂斯塔早已憎厌的有影响的古巴军官也犯了同样错误。这就是巴蒂斯塔毁灭的原因。卡斯特罗只有不到两千的大胡子兵来对付4万名装备精良的巴蒂斯塔分子，但是商人和土地所有者资助他，中产阶级也为造反者欢呼，因为造反者大部分也都出身中产阶级——年轻的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如菲德尔、他的弟弟劳尔，以及后来成为卡斯特罗的托洛茨基的阿根廷医生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
1958年最后的几周内，在距首都150英里的拉斯维利亚斯省，格瓦拉打垮了3000政府军，攻占了省会圣克拉拉。巴蒂斯塔派遣去的一列车军队，甚至拒绝下车。旧政权末日已到，巴蒂斯塔也明白这一点。他在元旦那天乘飞机出亡。于是卡斯特罗沿着古巴中央公路长驱直下，进行了为时七天行程600英里的胜利进军。菲德尔的官兵举着手枪和冲锋枪朝天鸣放。他们亲切地把领袖称为“El Caballo”（老马）。他是“卡冈都亚”【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在1552年出版的政治讽刺小说《巨人传》的主角，此人食欲惊人，身躯硕大，武功卓绝。——译者】式的人物，在出名之前，就是具有非凡魅力的人物，他私生活刻苦，不近女色。除了价值50美分的基督山牌雪茄以外，他没有其他个人享受。谁也难让他换掉那一身肮脏的绿军装。
“我对权力不感兴趣，我也不想要权。”卡斯特罗说，“从现在起，人民完全自由了。”他恢复了古巴失去的尊严，使之具有民族特征，铲除了腐败现象，推行了教育古巴儿童和激励他们的父母的庞大计划。有人暗中传播说他是一个共产党人，他的一般反应是嗤之以鼻。反动派总是把改革者叫做赤色分子。《纽约时报》的马修斯一类的人对20年前反动派在西班牙的做法记忆犹新，他们也是这样说的。
为了表明自己是美国的友邻，菲德尔带着100箱表示友好的兰姆酒飞到华盛顿。他同代理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同吃牛排，共饮香槟——即使在这种场合，他仍穿着那身军装——并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议室里同18位国会议员谈过话。他对他们说：“7月26日运动不是共产党的运动，成员大多数是天主教徒。”问到美国在古巴的投资，他回答说：“我们无意没收美国的财产，我们接管的任何产业都将付款补偿。”他是招人欢喜的。当然，也有一点刺耳的音调。在和卡斯特罗进行了三小时会议之后，副总统尼克松写了一份长达12页的机密备忘录，分送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白宫。在备忘录中，他说他确信古巴的新领导人“如不是对共产主义具有不可思议的天真态度，就是受共产党纪律约束的。”但是中央情报局将这备忘录归档了事，国务院置之不理，艾森豪威尔则不屑一顾。本届政府已有点厌烦尼克松那种遍地都是共产党妖魔的看法。
到1959年的春季，美国人才猛然醒悟，夏天美古关系也就日益恶化。当独裁者的名字换为卡斯特罗的时候，看来卡斯特罗对独裁者的憎恨也就消失。他对权力不感兴趣云云也消逝了。他以一种连巴蒂斯塔也会为之瞠目的残酷态度中止了使用人身保障法，在全岛建立起军事法庭，并下令终止已判有罪的被告者上诉的权利。到9月份，他转向左倾。他承认了红色中国，称美国为“以人类为食的……秃鹫”，废除了1952年古美军事协定，并且扬言，量美国佬也不敢侵犯古巴。
7月26日运动的理想主义者和幻想家们被出卖。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时，他们遭到挫折而发出的愤怒声震撼了整个古巴。他们有一百多人被监禁，其他人北逃到佛罗里达。其中之一是曾经领导过卡斯特罗的哈瓦那地下组织的激进的年轻工程师曼努埃尔·拉伊。另有两人是著名的自由派：曾由卡斯特罗选任新政府的第一任总理的米奥·卡多纳，以及被遴选出任该政权第一任总统的曼努埃尔·乌鲁蒂亚。其他感到被出卖给赤色分子的人包括一些勇敢的军官，像何塞·佩雷斯（“佩佩”）·圣罗曼、埃尔内多·奥利瓦和马埃斯特腊山区的“7.26”英雄之一乌维尔·马托斯。有些人在第一次听到卡斯特罗背叛的消息时竟然还不相信。他们说除非亲自看到，他们是不会相信的。有些人确实是亲耳得闻了。奥连特省卓越的年轻省长曼努埃尔·弗朗西斯科·阿尔廷梅博士就听到卡斯特罗亲自概述过他要在三年之内使古巴共产主义化的计划。阿尔廷梅后来说：“我那时才认识到，我是一个打进共产党政府内的民主派。”
这些人同他们视为绝对邪恶的东西是不能妥协的。如果他们不想出卖灵魂，他们就只好逃出美国记者当时所谓的“蔗幕”，以期有朝一日能收复祖国。古巴人自有他们的风格，有些人的逃亡也是很勇敢的。阿尔廷梅就是一例。他先给卡斯特罗写了一封私函，宣布由于“从你的嘴里听到使古巴共产主义化的全盘计划”，因此决定退出运动。他装扮成神甫，随身携带一本内藏手枪的弥撒书，走进美国大使馆去。在那里他被介绍给一个名叫“威廉斯”的人，此人负责把他藏入一艘往北开的洪都拉斯货船的秘密房舱中。在坦帕码头，迎接阿尔廷梅的是一个高个子美国人，自称是“威廉斯的朋友伯内特先生”。在迈阿密（这里由于很快就麇集了许多难民，简直像个古巴城市），又有另一些威廉斯和伯内特的朋友出面，他们自我介绍为“吉米”、“桑尼”、“西比”、“唐”等等。阿尔廷梅后来发现这些人全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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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自己并没有自认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即便问他们，他们也并不承认。他们编造的说法是，他们受雇于一家决心解决古巴问题的美国大公司。他们的领导人尤其十分注意维持这种假象。他个子很高，衣着豪华，是惟一有名又有姓的特务：“弗兰克·本德”。弗兰克一再提醒阿尔廷梅：“记住，马诺洛，我不是美国政府的人员。我与美国政府毫无关系。我只是为一家要同共产主义作斗争的巨大的公司工作的。”后来，这些美国人还试图给人一种印象，他们的后台是一位古巴的百万富豪。古巴人彼此挤挤眼，开玩笑说那位百万富豪的名字叫“山姆大叔”。很久以后，其中一个人说：“那时我们也真够蠢的，以为山姆大叔在支持我们。他希望秘密地干，那也无所谓，因为他是山姆大叔，而且他是强大的。”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严肃地对他们说，如果联邦调查局发觉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全都有坐牢的危险。特务们解释说，这就是他们不能透露自己的真名实姓的原因。这也被说成是要用黑布蒙眼、传口令、使暗号之类的鬼把戏的原因。美国人惟恐两面特务打进来。古巴人都需要接受测谎器测验，罗沙克测验【瑞士心理学家赫尔曼·罗沙克（1884～1922年）发明的通过所谓“墨迹测验”方式进行的心理测验。被测者须对一大堆无意义的墨迹提出他认为可能的解释，从中分析他的心理活动。——译者】和一位带很重的德国口音、态度和蔼、戴眼镜的精神病学者（他叫“马克斯”）长时间的盘问。测验合格的人就派出执行神秘任务——举个典型的例子，要求他们当中某个人飞往纽约，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以“乔治·林戈”之名登记下榻，然后按照一连串别人打来的电话行事——直到美国人消除怀疑。
审查合格的人被分成两组。年纪轻一些愿意参加实际战斗的人，编成一个旅——后来一直被称做La Brigada（旅团）。年纪大一些的在迈阿密组成一个联合政治阵线，以后准备接替卡斯特罗的政府。这“阵线”的实际作用，就是把什么秘密都泄露出去了。不过，有关那些年轻战士的情况则泄露不多，因为它自己知道的也有限。其实泄露了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如果有人告诉卡斯特罗这支要去攻打他的小小部队的实际力量多小，他也不会相信。他估计这支部队大约两万多人。可是迟至1960年11月，实际只有450人，而且从未超过1200人。为了有人被俘时，欺骗敌人，军人编号是从2500开始的。有一名新兵在训练中死亡，这个旅就以他的编号2506作为自己的番号。旅徽的图案就是在一个十字架上压着2506这个数字。他们的符号和战旗也都用这种徽记。
后来，特务们的伪装被揭穿，大家才知道行动计划完全是按照华盛顿最高级命令行事的。负责日常监督工作的是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全面计划来自一个叫做“特别小组”的机构——由白宫、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官员组成的高级指挥机构。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参加他们的会议，但是他知情，而且当卡斯特罗在1960年3月17日拒绝艾森豪威尔政府为达成一项谅解所作的最后努力时，总统批准训练古巴流亡者以备用来反对卡斯特罗的意见。
“古巴旅”行动的许多细节，简直好像出自当时日益畅销的伊恩·弗莱明所写，以詹姆斯·邦德为主人公的一本离奇的间谍小说。负责监督流亡者训练的美国军官都借自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大都是一些老兵。他们往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得过勋章、勇猛有余、智谋不足的人。训练地点的选择看起来几乎是毫无计划的。起初由一个古巴人出面用中央情报局通过弗兰克·本德给他的钱租下了墨西哥湾中的名胜乌泽帕岛；古巴人舒舒服服地住在乌泽帕乡村俱乐部，其中一些高尔夫球爱好者因之提高了球艺。随后，一架C－54型运输机把他们运到了巴拿马运河区古利克堡美国陆军丛林战训练营。原本不让他们知道他们究竟在哪里，但是有一位中央情报局的教官丢下一张巴拿马市的报纸，而且从训练营地的一个小山头上看去，运河也清晰可见。
经过了八周的游击战课程之后（他们被告知，学到的这些技巧，将用以训练一支古巴解放军），他们再次转移，这次是到危地马拉。在这里，也是不想让他们知道身在何地的。在离开巴拿马时，他们只知道目的地的代号是“小农场”。在两辆大轿车把他们从危地马拉的圣何塞机场运出后不久，他们就知道代号之所指了。受训者原都是些阅历丰富的人，很多曾周游各地。鹅卵石街道，印第安人村庄中肮脏的房屋，一看就是中美洲景象；再加上大量美国势力的标志——公路两旁“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广告牌，以及许多售卖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美国石油公司或美孚石油公司石油的加油站——这只能说明是在危地马拉。不久大轿车开始爬上环绕的群山，穿过热带簇叶，这里是危地马拉濒临太平洋岸的马德里山脉。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大咖啡种植园，是危地马拉驻华盛顿大使的兄弟罗伯托·阿莱霍斯的地产。在危地马拉总统米格尔·伊迪哥拉斯同意装聋作哑之后，阿莱霍斯允许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使用种植园的一部分进行训练（作为这次行动的肮脏后果之一，伊迪哥拉斯坚持说美国曾经同意支持他在英属洪都拉斯的领土要求；华盛顿对此极力否认）。这个营地命名为特拉克斯基地。训练地点刚好在种植园里最不合适的一部分土地上，这已成为这次行动计划的特点。从基地的总部望去，可以看到仍然在活动的圣地亚吉托火山，而且营地的土地就是火山喷出的熔岩，有些地方，厚达六英尺，一下雨就变成一锅稀粥。那年的雨量又是人们记忆中最多的一年，于是那些古巴人许多时间是在烂泥中打滚。
在这个时候，他们有些人开始对中央情报局的无所不能公开表示疑惑了。另一些人把他们的意见压了下去。大多数人对他们的美国佬顾问完全信任。他们设想，这些曾打败过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强大的征服者一定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也同意，“古巴旅”的力量很小，但是卡斯特罗毕竟也不过是以仅仅12个游击队员开始发动7月26日运动的。在那时，拿他们自己同卡斯特罗之间作这种类比倒还可以说得过去。中央情报局的顾问计划把他们分成一些游击小组，分别进行训练，以便渗透到古巴的六个省份去。他们准备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行动，最后期限是9月19日。这计划本来也许能成功。即使遭到挫折，后果也承担得起。被打败的丛林游击队员通常都能分散逃逸。失败也留不下什么痕迹。卡斯特罗将很难证实他们是美国支持的，而他们日后还可再回去战斗。
8月，华盛顿的特别小组开始怀疑在新古巴建立游击部队是否明智。卡斯特罗的军队比巴蒂斯塔的军队强大得多，国务院估计他拥有40万军队和民兵，十倍于巴蒂斯塔的兵力。再从马埃斯特腊山区发动一场漫长的丛林游击战看来已无可能。此外，卡斯特罗的军队已由莫斯科和北京的新朋友极好地装备起来，国务院的研究材料估计他们已送给他2.8万吨军用物资。更重要的是，卡斯特罗的海岸哨兵和航空观察员的戒备和部署表明，他已从巴蒂斯塔在这方面曾经犯过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因此现在要用空投来供应游击部队将极其困难。
如果这些理由是站得住的——次年发生的事件证明果然如此，非常正确——那么看来就应该劝阻他们别去进行任何军事远征。但又不是如此；在华盛顿指挥这项行动的人开始把宝押在两栖登陆上，由古巴人驾驶美国军用飞机对该旅登陆提供战术上的空中支援。有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从舰艇登陆进攻曾经非常有效，麦克阿瑟以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仁川登陆，便破坏了北朝鲜的供应线。似乎没有人向特别小组指出：“古巴旅”的规模只等于一个美国步兵营，而过去进行重要的两栖登陆使用的兵力从未少于九个营，而且还有炮兵、空中优势和一支舰队作后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后一次从舰艇登陆进攻的冲绳之战，使用舰只达1200艘。
华盛顿自信已操胜券，放弃了进行游击活动的计划，确信只要“古巴旅”建立起一个滩头阵地，全古巴就会聚集到它的旗帜之下。中央情报局在弗吉尼亚州兰利的总部在发给特拉克斯基地的一封长电中，命令将丛林游击队员的数目减至60名，并让危地马拉的特务们对其余的人“都只发给常规武器并普遍和进行常规训练”。古巴人体会这道命令的用意是，等他们一上岸，一支美国军队就会跟在他们后面登陆。他们推想，只有这样，这种改变才有道理。中央情报局的顾问们不仅没有纠正他们的想法，而且领导人“弗兰克·本德”还对佩佩·圣罗曼及其同伙古巴军官说，他们“将会得到海上、空中甚至水下的掩护”。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全都对新计划热烈拥护，而且从那以后，他们表示，任何对胜利表示怀疑都是软弱的表现。弗兰克·本德竟至认为这件事比他对美国总统的忠诚都更为重要。他对佩佩·圣罗曼说，华盛顿的某些要人正试图取消这次入侵，可以相信，这类命令可能来自白宫。“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说，“你们就到这里来，做出把我们这些顾问监禁起来的样子，把我们全抓起来之后，就把整个计划执行下去。”为了让那些莫名其妙的古巴人懂得他的意思，他还作些具体指示。他解释说，有必要在每一个中央情报局顾问的房间门口配置一名“古巴旅”的武装人员，切断他们与华盛顿的通讯联络，然后自己去执行入侵计划。他会告诉他们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离开特拉克斯基地前往集结地。他大笑着说：“最后，我们一定会胜利。”
毫无疑问，弗兰克在华盛顿的上司对此毫无所知。像一切和这次行动有关的人一样，他们直到很久以后，才通过许多零星材料弄清真相。事实上，白宫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哈瓦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在弗吉尼亚的艾伦·杜勒斯、危地马拉的弗兰克·本德、五角大楼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迈阿密的“阵线”，以及在马德里山下的咖啡种植园受训的勇士们，全都弄得糊里糊涂，只是程度不同罢了。通讯联络是不灵的。特别小组竟没有把改游击战术为两栖登陆的行动计划报告艾森豪威尔。“古巴旅”仍然相信他们只不过是一次入侵行动的先头部队，而“阵线”则一直认为美国人曾经说过，少于五千兵力是不会发动进攻的。
中央情报局力图招募尽可能多的战斗人员。每人每月薪饷175元，妻子还可得50元，每个孩子另有25元。在这种情况下势必影响保密。消息传出，远近皆知。卡斯特罗经常预言“雇佣军”入侵迫在眉睫，但是古巴人民无须乎他来告诉他们，最下层的砍甘蔗的“瓜希罗”（古巴农民）知道反革命分子们要来了。关于“古巴旅”的文章已经在危地马拉市的《时报》上刊出，而且为大多数西班牙文报纸所转载，其中有几家还在古巴发行。新古巴的民兵们睡觉时身旁放着步枪，炮手在大炮旁边睡觉。
美国人可以从英文报纸《迈阿密先驱报》和《纽约时报》读到这方面的报道，虽然一般说来，美国人对这即将发生的战斗并不像古巴人那样关心。他们知道那边正在进行某种活动，但是别的一些事情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将要受到入侵的反正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关于民主党总统提名的戏剧性的斗争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即将来临的白宫生涯的高潮——意义重大的巴黎最高级会议和接踵而来的访苏之行。特工人员的先遣小组已在爱丽舍宫对安全措施进行检查，可是，5月1日，预定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前16天，忽然一架奇怪的飞机出现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这个地方是乌拉尔山区中的一个工业综合基地，在俄国边境内大约1200英里处。像危地马拉的古巴旅一样，这次飞行也是中央情报局行动的一部分；这架飞机是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按照中央情报局的要求特制的，它的正式型号是U－2，很快全世界就都称之为“间谍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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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型飞机色黑，机身长，尾巴高，翅膀宽，装有一具涡轮喷气发动机，驾驶员座舱仅容一人。严格说来，它并不是军用飞机。机上没有任何炮火装置，只有透过机身下面七个舱孔对外拍照的灵敏的红外线摄影机。这些摄影机能把宽125英里长3000英里的地面景物全拍摄下来，可供洗印成4000张双幅照片。照片的清晰程度，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照片经过高倍数放大后，判读人员可以认得出飞机在九英里或十英里高空拍摄的报纸的标题。其他的装备能够从空气中测验出进行秘密核试验的证据，能够测定俄国雷达的效能。U－2飞机靠飞行高度作为防护手段。由于充分利用空气动力学和结构学方面的成就，U－2飞机能在很高的高空保持有效的续航能力，并据信超出苏联雷达的探测范围。总之，它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精密的侦察装置。在五一节驾驶该机的驾驶员是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
鲍尔斯属于新的一类寻求冒险的职业军人。他从事飞行，不是出于爱国，而是为了金钱。对他来说，飞行是一种职业，而且是很好的职业。靠这差事他每年能挣3万元，而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之前，他们夫妻总收入每年才只有8400元。那已是四年前的事，那时他还是一个27岁的空军中尉。他身材粗壮，加上留个平头，看上去很像职业足球运动员——也许是个防守型的边卫，肯卖力，靠得住，可是没有什么头脑。
然而，鲍尔斯并不愚蠢。那年年初，他还曾询问一位情报官员：“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有人掉在俄国境内怎么办？那个国家那么大，要走到边境，可他妈够走的。在那里有没有接头的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几个名字和地址？”据鲍尔斯说，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虽然这种所谓的“越空飞行”当时即将进入第五个年头。鲍尔斯得到的回答是：“不成，我们提不出。”鲍尔斯还不肯罢休：“那好吧，假定发生了最坏的情况。一架飞机坠落，驾驶员被俘。他应该怎么说呢？具体地讲，他应当说多少呢？”按鲍尔斯记忆，那位情报官员的原话是：“你照实全说算了，反正他们会逼得你全说出来的。”——迄今还没有人对这种说法出面更正。
这种事最荒唐的地方，还决不仅在于没有事先安排的托辞。1956年，“越空飞行”开始时，谢尔曼·亚当斯已在白宫，他完全知道，没有一次“越空飞行”不是经过总统批准的。鲍尔斯出事之后，他对艾森豪威尔提出这个问题。艾克说：“你说得对，这个决定是我做的，过去一切这类飞行，事先我都知道，并且亲自批准。他们把这次越过俄国上空的飞行计划送来的时候，我认为不过是已经确定的情报政策之内的几个行动计划中的一项，也是批准了的。我丝毫不曾想到它对于最高级会议或对我即将进行的莫斯科之行可能会有什么影响。除非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这事原本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艾森豪威尔无疑是相信这一点的，但是这一点并不真实。有些情况是意想得到的，至少也是在应该细加考虑的可能范围之内的。鲍尔斯最后这次飞行并不是一次例行飞行。这是在长时间停止飞行之后又开始的两次“越空飞行”中的一次，而且是第一次企图飞越苏联全境。鲍尔斯从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个美国基地出发，要飞行3800英里，最后到达挪威的博德。从一个国家起飞，在另一个国家降落就需要两组地勤人员。这也是没有先例的，所以认为值得一试，是想到如果U－2飞机能比过去更深入俄国国境，就有可能飞越过去从未拍过照的重要目标。
U－2飞机的驾驶员们，对于执行这一任务的时机揣测纷纭。一种推想是：俄国人当时已接近于在导弹制导方面取得突破，因而中央情报局力图抢先把尽多的目标拍摄下来。另一种推想是：艾森豪威尔在坐下来同赫鲁晓夫谈判之前，需要掌握一切能弄到手的最新资料。还有一种推想是：行将同俄国人达成的缓和协议会使得以后不宜于再进行任何隐蔽的活动。飞行员完全意识到自己参与的是见不得人的活动。猜想苏联雷达已发展到足以追踪他们的疑虑，在飞行员中一直有增无减。他们还讨论过发生各种机械故障的可能性。鲍尔斯就曾说过：“在要害的地方，一个螺丝钉松了，就能使飞机栽下去。”事实上，这种情况也发生过。前一年秋天，一架U－2飞机就曾在东京附近迫降。一位日本记者经过调查后肯定这飞机是执行间谍任务的，并在随后一期他的刊物上详细报道了这件事。
设计人员知道这种飞机要冒的风险是非同寻常的，因而给它装上了及时自毁的机械装置。后来为了进一步保险，又给装上了一种被称为“庄稼汉”的迷惑雷达侦察的装置。尽管对待鲍尔斯提出的应如何对付意外情况的问题的那个情报官员的态度颇为草率，但是对于迫降的问题，倒也不是未加考虑的。指挥“越空飞行”小组的空军军官威廉·谢尔顿上校曾告诉鲍尔斯，如果在他飞越苏联摩尔曼斯克地区的坎达拉克沙城时，发现燃料不足，可以抄近飞往芬兰和瑞典的备用机场。谢尔顿还补充说：“降落在任何地方都比降落在苏联好。”
中央情报局甚至考虑过坠机驾驶员是否自杀为好。显然，情报局那时还没拿定主意，只好由飞行员相机决定。氰化剂药片是现成的，谁愿意要都可以带一些，后来还让他们看到一种看起来很像是个吉祥锁的小玩意儿。这是一枚带有金属环的银元，可以固定在钥匙链或项链上。金属环拧下来，里面是一根直针，这针其实还是一个外鞘，拔开，便露出一枚细针。靠近针尖有一些小槽，槽里是带黏性的褐色的物质——马钱子毒剂，轻轻一刺立即致命。大多数驾驶员，包括鲍尔斯都既不想携带氰化药片也不愿要马钱子毒剂，可是鲍尔斯准备最后一次飞行时，谢尔顿上校问他：“你要那银元吗？”鲍尔斯改变了主意，他想这枚毒针也许能当武器来用。“好吧，我要。”他说着，顺手放进他飞行衣的口袋里。此外他还带上刮脸用具、便服、半包过滤嘴香烟、妻子的照片、若干德国马克、土耳其里拉和俄国卢布、若干金币、手表和戒指（以便在需要帮助时用以行贿或和人交换）、大约100元现钞、若干美国邮票、一份国防部身份证、一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证件、各种仪表检验证、美国和国际通用汽车驾驶执照、兵役卡、社会保险卡，以及印有美国国旗的招贴，上用俄文等14种文字印着“我是一个美国人”字样。很久以后，鲍尔斯回忆说，他被俘后，有人问他是不是美国人，他说：“当时要否认似乎没有意义。”
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的设施简陋得出奇。飞行员全睡折叠床，自己热军用罐头吃。好在他们不常到那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土耳其阿达纳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打扑克牌或闲逛（那时候，闲谈中一个最使人感兴趣的话题是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和会议将如何消除世界的紧张局势）。到1960年3月，他们都烦躁起来。将近两年，飞行的次数急剧减少。而飞行次数越少，对下一次飞行就越感恐惧。后来，在长时间停顿之后，1960年的两次飞行确定在4月进行。鲍尔斯是4月9日第一次飞行的后备驾驶员。这次飞行进行得很顺利，第二次飞行就该轮到鲍尔斯了。
鲍尔斯一到巴基斯坦，就发现事情很不顺心，他得知：留作这次飞行用的那架最好的U－2飞机，已停飞进行维修检查。他这次飞行只好用备用的U－2·360号。这是个坏消息。360号是一架蹩脚货，他们叫它“癞狗”，经常总好出点毛病。最近的一次是油箱故障，有时不往发动机里供油。谢尔顿上校所以授权鲍尔斯必要时在芬兰或瑞典着陆，就是因为想到油箱不可靠的缘故。
如果油箱供油正常，其他也一切顺利，鲍尔斯的整个航线就会像个大“之”字形。他从白沙瓦起飞之后，本来将横越阿富汗和喜马拉雅山的支脉兴都库什山，在斯大林纳巴德附近进入苏联。然后，他得飞越咸海、丘拉坦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发射场、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基洛夫、阿尔汉格尔、坎达拉克沙和科拉半岛上的摩尔曼斯克；在穿过苏联之后，他还将飞越巴伦支海和挪威的北海岸，最后到达博德基地——其中包括世界上最荒凉的一些地方。这次飞行大约要九个小时。整个航程的3/4，即约2900英里，将是在苏联境内。起飞之后，他将终止与流动空勤调度官的无线电联系。此后在整个航程中也再不能发出任何声响。鲍尔斯说，那实在“令人感到寂寞”。
过了令人不安的三天，这次飞行仿佛永远也不会进行了。华盛顿对于下达最后指示一直哼哼哈哈。最后终于确定4月28日星期四为出发时间。于是谢尔顿上校、鲍尔斯同18名其他专业人员和机组人员从土耳其飞到了白沙瓦。鲍尔斯在星期三下午4点钟睡觉。星期四早晨2点钟，他被人叫醒，接到通知说起飞时间推迟24小时。第二天夜里，又是如此。这一次他已起来，在“受免费招待”——呼吸氧气，可是又传来再等24小时的命令。星期六，是第三次延期24小时。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有人下不了决心。
最后，5月1日，星期日上午5点半，鲍尔斯终于爬进飞机做飞行前的检查。可是，又继续拖延时刻，原定的起飞时间是上午6时。到了6时，没有起飞的信号。座舱里酷热如暑，谢尔顿上校跑来解释时，鲍尔斯的长衬衣裤已被汗水浸透。他们是在等待白宫的最后命令。这种事过去从来没有过。过去，驾驶员进入座舱准备出发之前，总统批准的命令早已到来。为等命令又度过了令人难熬的20分钟。最后，鲍尔斯终于得到了绿灯信号。他的飞机咆哮着离开了地面，在升入高空之后，他立即按条填写飞行日志：机号，360；架次，4154；以及起飞时间。当地时间是上午6时26分，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是1时26分，华盛顿时间下午8时26分。在莫斯科，当时是凌晨3时26分。
飞机进入苏联领空时，云层极厚。这倒没有关系，中央情报局对这地区并无兴趣。咸海上空无云，他朝下看，看到一架单引擎喷气机排出的一道白色的尾烟，在平行的航线上朝着相反的方向飞行。过了一会，他又看到一条尾烟，这次的方向与前相反。可能仍是同一架飞机。他猜测苏联的搜索雷达已在屏幕上发现了他，派出了巡逻机。他并不惊慌。那两道尾烟在他下面很远，俄国的驾驶员不可能看得见他。
向东飞行了大约30英里，来到俄国的卡纳维拉尔角，丘拉坦发射场上空，朝下望去，可以看到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和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台。他拨动开关，打开各架摄影机。前面的云层又增厚，他把摄影机关掉。在车里雅宾斯克以南五十英里的上空，无云，他清晰地看到一度被视为欧亚分界线的乌拉尔山脉，顶覆冰雪。就在这时，飞机开始出了毛病，自动驾驶仪严重失灵，机身朝上倾斜。他关掉自动驾驶仪，人工操纵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动自动驾驶仪。飞机还是倾斜。他考虑要返回巴基斯坦去——在无法完成飞行任务的情况下，驾驶员有权决定。但是他已经进入苏联国境1300英里，而且往前飞能见度又极好。他决心用手操纵继续飞行。越过一片庞大的油库区和一处综合工业区，他侧转机头向苏联的鲁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方向飞去。在这里，他在6.5万英尺的高空又侧转90度向北飞去。他又逐项填写飞行日志：高度、时间、速度、废气温和引擎仪表数据等，突然感到什么东西轰的一声撞击机身。飞机猛然向前一颠，一股眩目橘色的火光冲进座舱。
那时，在白宫大约是午夜后半小时。在克里姆林宫是清晨7点半。鲍尔斯想：“老天爷，我这回是碰上了！”
一经失控，飞机开始下冲。他伸手要去打开自毁装置的开关，又改变了主意，想先取得使用弹射舱座的位置。可是他未能实现，金属座舱罩的横杆老别着他的腿。这样弹射出去，两条腿就保不住，会有膝盖上边三英寸的地方截断。这时，他已下落到3.4万英尺，而且还在迅速下降。一闪念间，又想到自毁开关，但是他首先得解开安全带，谁知解开后，重力把他半个身子拽出了机舱。而输氧管又把他拉住，他忘了把输氧管拔断。恐慌中，他连踢带滚总算挣脱了身子，飘浮在空中，正想拉开降落伞，忽然感到猛的一抖。在1.5万英尺处，降落伞已经自动张开。突然间他看到飞机从身边掠过。机身完好，疾速下落。他想到了那枚银元。他把那金属环拧开，拔出那根自杀用的细针，考虑要不要刺自己一下。但他还是把它塞进了口袋。他想要活下去。
※※※
那天是星期天。到了星期四，尼基塔·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做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报告。在报告末尾，他谈到U-2的一段话，引起了长达两个星期的轩然大波。
苏 联 美国和盟国
5月5日 赫鲁晓夫说：“我有责任 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
向大家报告美利坚合众国的… 局宣布，一架气象观察机在驾
…侵略行为。”宣布俄国的炮 驶员报告供氧设备发生故障
手在苏联上空击落一架美国飞 后，在土耳其上空失踪。还
机，但未说明地点。指控这一 说，驾驶员可能飘落越过俄土
行动的使命是“旨在破坏最高 边境。
级会议的侵略性挑衅。”谨慎
地避免指责艾森豪威尔本人。
5月6日 国务院发言人林肯·怀特
说：“绝对没有——没有蓄意
侵犯苏联领空的意图，也从来
没有过这种意图。”国家航空
和宇宙航行局确认该“气象观
察机”驾驶员是弗朗西斯·鲍
尔斯。这正是赫鲁晓夫等待的
消息。
5月7日 赫鲁晓夫告诉最高苏维 国务院承认昨天撒了谎。
埃，鲍尔斯被俘时“活蹦乱 说从苏联拒绝艾克于1955年在
跳”，俄国火箭从6.5万英尺 日内瓦提出的“开放天空”建
高空把那架U－2飞机击落，当 议后，便已开始这种“监视”
时这架飞机已距苏联－阿富汗 飞行。
边境1300英里。他说，鲍尔斯
已经完全供认。
5月8日 这次飞行时间的安排，美
国撒谎被揭穿的事实，以及关
于美国总统对如此重大之事竟
不知情的暗示等，均使盟国感
到惊愕。
5月9日 赫鲁晓夫警告说，苏联火 国务卿赫脱说，艾克批准
箭将对允许美国间谍飞机利用 飞行计划，但具体的飞行无须
其本国领土的国家进行袭击。 总统批准。U－2飞机的飞行将
继续进行。
5月10日 苏联对U－2飞机的行动正
式提出抗议，并声明鲍尔斯将
受审判。
5月11日 赫鲁晓夫在U－2飞机残骸 艾森豪威尔总统承认U－2
展览会上讲话说：“我要是欢 飞机的飞行应由他个人负责。
迎一个向这里派遣间谍飞机的
人，俄国人民会说我是疯
子。”
5月12日 艾森豪威尔对国会议员
说，除非邀请被撤销，他仍然
计划飞赴莫斯科。
5月14日 赫鲁晓夫到达巴黎时保证
他将努力使最高级会议获得成
功，这使最高级会议可望如期
进行的希望有所增长。
5月15日 赫鲁晓夫说，除非美国停 艾森豪威尔说，这类飞行
止一切U－2飞机的飞行活动， 活动已经停止，以后也不再恢
对过去的“侵略行为”表示道 复。
歉，并惩办对这类飞行活动负
有责任的人，他将不参加最高
级会谈。
5月16日 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
戴高乐总统和哈罗德·麦克米
伦在巴黎的爱丽舍宫举行最高
级会议的开幕会。气氛冷漠。
赫鲁晓夫发言。态度傲慢 艾克面色阴沉，他说越空
粗野。他提议最高级会议延期 飞行的事，已经过去，但赫鲁
六个月，谴责艾克的“奸诈” 晓夫的“最后通牒”，美国不
和“强盗”行径，并撤销邀请 能接受。
艾森豪威尔回访俄国。
赫鲁晓夫傲慢地走出爱丽 艾森豪威尔返回美国驻巴
舍宫，使艾克争取缓和和世界 黎大使馆，气得发抖。
和解的希望成为泡影。
5月17日 赫鲁晓夫抵制会议。他的 戴高乐和麦克米伦尽最后
一名助手打电话给爱丽舍宫， 努力企图挽救会议。下午3时
询问艾克是否准备为U－2事件 正，艾森豪威尔、戴高乐和麦
道歉并惩办有关负责人。 克米伦聚会，举行大会的第一
次工作会议。
艾森豪威尔说：不道歉，
不惩办。
下午5时正：最高级会议终止。
5月18日 在有三千人参加的嘈杂混
乱的记者招待会上，赫鲁晓夫
谴责美国“像小偷”，“像海
盗”，而且是“怯懦的”。宣
称苏联将和共产党东德单独签
订条约以解决柏林问题。
5月25日 美国空军参谋长托马斯·
怀特将军说，U－2赌博是没有
必要的，如果他事先知道，他
一定会建议在最高级会议前中
止这种越空飞行的。
在归国途中，艾森豪威尔在里斯本着陆：他有意选择这一特殊时刻来向年逾古稀的葡萄牙独裁者安东尼奥·德·奥利韦拉·萨拉查致敬。在克洛斯宫造型美丽的花园里散步时，他看到一个美国记者，拿着一些法国钱币，懒洋洋地向喷泉里投掷。总统无精打采地问他：“你就是这样避免闲得慌吗？”
“不，总统先生！”记者回答说，“只是为了讨个吉利。”
艾森豪威尔转身走开时说：“那你最好为我们大家多投几枚吧。”
但是，总统还是摆脱不了那U－2事件引起的晦气。美国最强大的亚洲盟国日本，原定是他这次个人外交征途的最后一站。如果最高级会议进行顺利，那这次日本之行将会多么光彩。现在此行反成了为挽救总统威望的最后机会。然而连这一点也落空了。谁都知道日本是U－2越空飞行的亚洲基地。现在就有三架这类臭名昭著的间谍飞机停在那里。日本左派分子从赫鲁晓夫那里得到启示，于是借此制造骚乱。6月11日，吉姆·哈格蒂为安排这次访问飞抵东京羽田机场。像尼克松在加拉加斯一样，他侥幸逃脱了性命。2万群众把他和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大使围困在汽车中一个多小时，后来不得不用海军陆战队直升机把他们解救出来。
艾森豪威尔这时已到达马尼拉，而日本内阁举行紧急会议决议请他为了个人安全避而不去日本。艾森豪威尔感到难堪，只得转而访问台湾。第七舰队出动了125艘舰艇和500架飞机护航。军舰以每小时30多海里的高速破浪前进，倒不是怕让蒋介石久候，而是担心遇上不友好的潜艇。在中国大陆上，北京电台咒骂总统是“瘟神”。为了给他点颜色看，中国人用多年来最猛烈的炮火轰击了近海岛屿金门。隆隆炮声，在第七舰队的舰只上清晰可闻。爱挖苦的记者们恭维说，从来没有哪一国的元首像他这样受到8万发礼炮致敬。
艾森豪威尔6月27日返抵华盛顿，结束了这次旅行。他为了寻求和平，仆仆风尘历时一年半，行程6万英里，结果空手归来。面对残局，追根溯源，他满面倦容地说：“归根到底，共产党人干事总像共产党人干的。”埃米特·约翰·休斯哀叹地写道：
『在他那异想天开的全球旅行中，曾经指望政治收获的一线光明，现已一去不返了。他毫未吝惜自己的精力和威望，换来了人民群众的回报——成百万的人纵情放声欢呼，成百万的人彩旗挥舞。辛苦聚敛的政治资本都投在巴黎、东京两地，冀有所获，现在，却连老本也丢个精光。』
※※※
冷战的乌云又开始从各条战线聚拢。到苏联去旅行变得很困难。柏林的查理检查哨一再出事。在最高级会议的瓦砾清除以后，整个春季一直进展顺利的东西方十国裁军会议，又在日内瓦复会，可是，苏联首席代表瓦列里安·佐林用了一个半小时对西方进行指摘，然后退出会场，会议也就散掉了。7月，俄国人在公海上空击落美国RB－47侦察机一架；美国提出要求联合国对此事进行公正调查的提案，又遭到俄国人的否决。
接着，在8月，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已告结束，美国稍得安宁，而这时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却在莫斯科被判处间谍罪，使美国人又重温U－2事件所带来的难堪。鲍尔斯降落的地方是个很大的国营农场，农场工人缴下他的手枪，把他看管起来，直到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即秘密警察——的官员到来，把他押送进监狱。他在苏联法庭上说，他知道由于他的飞行，最高级会议和艾森豪威尔预定对苏联的访问均被取消，并且加剧了世界的紧张局势。他说：“我不幸对此事有所影响，实在感到痛心。”他被判处十年徒刑。【17个月之后，俄国人用鲍尔斯换回被美国法院判刑的、苏联间谍鲁道夫·艾贝尔上校。洛克希德飞机公司雇用鲍尔斯担任试飞驾驶员，直至1970年把他解雇。——译者】
总统任职的最后几个月，常显得非常沉默，若有所思。本届政府的开支，使得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政府资金刺激经济的计划都显得微不足道——政府的全部开支，包括国家和地方开支，现已高达1700亿元，几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他的党竟然未能把曾经支持他的无党派年轻选民争取到共和党方面来，这也使他痛心。他的前助手谢尔曼·亚当斯有一次到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来看望他，他问道：“那些在1952年为我们放气球，走访选民的优秀青年，现在怎么啦？”
第二年1月，离开白宫的前三天，他对选民讲了一席临别赠言。50年代，五角大楼，特别是空军，扶植起越来越多的大公司，这些公司领导人全都是些退休的陆海军将领。艾森豪威尔对这方面存在的危险提出警告。他在对美国人民告别的广播和电视演说中说：“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条件下实现裁军，仍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事。由于这一需要是急切而又明确的，因而在即将离职的时候，我承认心中痛感失望。”他接着说：“我但愿今天晚上能说持久和平已经在望。幸而我还可以说战争已经避免了。”然后他谈到军火公司的惊人发展，接着说：
“庞大的军事机构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相结合，这在美国是一种新的情况……我们承认这种发展的急切需要。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其严重含义……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一定要警惕军事－工业集团有意无意地要取得不恰当的势力。大权旁落形成祸害的可能性，现在存在，时刻都将存在。”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它发出的嘟——嘟——声极大地刺击了美国人脆弱的自尊和敏感的神经。这是一个月后苏联发射的第二颗卫星，它甚至将一只狗带上了天空。美国人大呼要研制自己的卫星。于是，太空竞赛的序幕拉开了。
这是一篇非同寻常的演说，但是赞成美苏之间进行军备竞赛的各种势力实在过分强大。苏美两国尽管有许多不同之处，实质上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到了1966年，美国军事－工业集团的规模，及其对国会拨款的依赖程度，都令人大吃一惊。在那一年，波音飞机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向政府出售全部产品的65％，雷锡昂飞机公司出售70％，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出售81％，共和飞机公司则是100％。六年后，加尔布雷思在《新工业国》一书中告诫读者说，只举一个例子，如某一公司能够制作某种新一代的战斗机，它便处于一种可以左右这种飞机的设计和装备的十分有利的地位。进而对于这种飞机适宜担任何种任务，需要制作多少，如何部署，而且，不言而喻，这飞机应该用来对付哪一种敌人，该公司都可以有一定的发言权。”
※※※
1960年的总统选举，形成一场典型的二人决斗。两个候选人都属于摇滚舞音乐的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都是年轻的海军军官，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个月内进入政界，而且都不过四十多岁，精力旺盛。理查德·尼克松从一开始，还在1960年的1月时，就认为即将到来的这场竞选将是美国大选史中最为势均力敌的。结果也确是如此；不过，当时关于这次选举所作种种预言，后来证明正确的，几乎也就只此而已。
当时的美国已不是1952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艾德莱·史蒂文森到处发表竞选演说时的美国，更不同于在那之前两年进入朝鲜战争时的美国。到1960年，向新开发的郊区移居的活动正处高潮。国家较前更为富足。新的人口普查表明，华盛顿已成为第一个黑人占多数的美国城市——由1950年35％变成了54％。到1960年，4000万个美国家庭，也就是全部美国家庭的88％，至少拥有一架电视机。充分意识到亿万电视观众的存在，两位候选人都设法要取得他们的欢心。后来，大都认为，得到显像管的帮助最大的是肯尼迪。马歇尔·麦克卢汉以为他了解个中缘由，他说，肯尼迪的形象颇似一个西部打斗片中“沉默寡言的年轻警长”，而尼克松却像一个“铁路公司的律师，专门签署不利于小城市居民的占地契约”。麦克卢汉没有注意到，美国人愈是富足，他们便越趋于保守；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在向铁路投资，因而是站在律师一边，而不是站在警长一边的。
两个候选人各有自己的一套战略计划。肯尼迪求助于青年人，求助于蓝领阶层的选票和罗斯福在30年代拉到民主党方面来的自由派选民。肯尼迪的两大重要基地是民主党人占优势的南部——掌握这个地区是他的竞选伙伴的任务——和工业集中的东北部。他的竞选活动主要是集中在九个大州：马萨诸塞、加利福尼亚、纽约、得克萨斯、新泽西、伊利诺伊、俄亥俄、密执安和宾夕法尼亚。如果在这几州能够获胜，那他就将获得当选必需的269张选举人票中的237张。他采用的手段包括对700万未登记的选民进行集体登记——新登记的选民，十人中就有七人是民主党人——由名牌大学智囊团中施莱辛格、加尔布雷思等人宣传他们的观点，并依赖以劳伦斯·奥布赖恩和肯尼迪·奥唐内为首的马萨诸塞州的青年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出色战术。
肯尼迪原有的有利条件有：有组织的劳工的支持、他父亲的巨大财富、他的普利策奖、对他友好的报界、他个人的魅力——当时记者们已开始称之为肯尼迪“风格”；以及他身为多数党成员的身份。
他的不利条件是：他父亲在20年前曾支持绥靖政策至今人们记忆犹新，他年纪太轻——尼克松已47岁而他却仅只43岁，经验不足；还有从1928年艾尔·史密斯被提名以来，一般人都认为，罗马天主教徒不能当选总统。
肯尼迪决意全力以赴，尽力而为，坚持到底。尼克松却采取了不同的方针。他认为一项政治竞选运动有其高潮和低潮时期，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令人生厌，因而失去选民支持。据他看来，中心目标是在选举日使竞选运动“达到顶点”——进到高潮。和肯尼迪一样，尼克松也计划集中力量于关键性各州，对他来说是七个州——纽约、加利福尼亚、密执安、得克萨斯、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伊利诺伊。他也曾保证要到所有其他43个州去竞选，后来显然后悔做出这种表示。他没有智囊团，尼克松现在一如既往，仍是一个孤家寡人，乐于自行其是，沉于内省。当时肯尼迪大肆宣扬的主题是，美国的威望正江河日下，美国人必须努力争先；而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却鼓吹自由企业的好处、个人的责任感、顽固的反共精神以及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繁荣的和平。
尼克松原有的有利条件是：工商业大亨的支持、较丰富的经验（例如，在总统生病期间解决钢铁工人罢工，他与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强大的中产阶级的根基，以及艾森豪威尔当时仍在白宫。
他的不利条件是，较老的选民对胡佛身居白宫的时代记忆犹新，他在斗争中不择手段的名声——“老家伙尼克松”——是这次竞选运动中始终脱不开的噩运，以及他身为少数党成员。
美国的共和党人数每年都有所减少。“老大党”的候选人在1950年的中期选举中赢得全部票数的49％。1954年，47％；1958年，43％。1960年发表的一份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在过去八年内，不同职业集团对共和党的忠诚情况下降。在回答哪个党“最能满足”他们的利益的问题时，1950年农场主中的28％的回答是：共和党。而在1960年，这样回答的则只有18％。在白领阶层中，下降的情况更为显著，从44％降到29％。所有的人都愿意艾克身居白宫，但是这种感情并不能转移到充当配角的共和党人身上。同时，这个党的较次要人物的不断减少的程度也十分惊人。
由于艾森豪威尔对他的副总统态度暧昧，使他对1960年的竞选运动所能发生的影响也进一步减弱。他显然喜欢尼克松，而不喜欢他认为是一个年轻的暴发户的肯尼迪（他把他称做“那孩子”），但是他对许多人讲过“迪克根本不是总统材料”，这句话已经传开。艾森豪威尔在这方面何以如此漠漠无情，令人纳闷。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看不起尼克松。在他第二任期间讨论谁可能继任时，他明确表示支持他最后一任的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他说：“哈，1960年我倒愿意为他竞选一番！”在他随口拟出的心目中的名单中，他还加上了“其他一些新起的优秀人物”，其中包括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他忠于友谊地把谢尔曼·亚当斯也列了进去，“当然到1960年他将是61岁，担任这一工作未免太老。”他只是在最后才说：“……还有迪克·尼克松。”艾森豪威尔1960年8月24日对尼克松的竞选活动给了最为沉重的打击。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在你执政期间，副总统曾经参与过一些什么重大的决定？”总统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回答竟是：“如果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可能会想起一件。”尼克松在《六次危机》一书中提到，艾森豪威尔曾打电话向他道歉，说他只不过是想“开个玩笑”。这样的辩解很奇特的，而且他也并没有做过公开的解释。
1958年中期选举之后，盖洛普进行了一次竞选预测，选民中赞成肯尼迪的人超过了尼克松，比数是59对41。到了这位副总统1959年7月访问莫斯科前夕，则变成肯尼迪占61％，尼克松占39％——比1956年艾森豪威尔对史蒂文森的优势还要大。访苏之后，比数为肯尼迪52，尼克松48。到1959年11月，尼克松第一次居于领先地位，以53对47。在3月8日第一次总统预选前夕，这个六分比差依然未变。
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和民主党洛杉矶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相隔四个月，这期间，由于肯尼迪证明自己已立于不败之地终于取得了民主党的提名。谋求获得提名的其他民主党人是：休伯特·汉弗莱、林登·约翰逊、斯图尔特·赛明顿以及此番为其最后一试的艾德莱·史蒂文森。预选时汉弗莱在和肯尼迪争夺提名的人中居于领先地位。4月5日肯尼迪在威斯康星州挫败了汉弗莱，取得了56％的选票；接着5月10日在一般认为是反天主教的西弗吉尼亚州，以3：2的优势彻底击败了汉弗莱。到此，汉弗莱退出竞选，他已无钱再干。于是，肯尼迪领先的势头越来越大，先后在马里兰、印第安纳和俄勒冈州获胜。到6月27日，肯尼迪在蒙大拿州议会发表演说寻求支持时，他已取得提名所必需的761选举人票中的550票。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已以52：48对尼克松领先。
当他搬进洛杉矶竞选总部，比尔特摩旅馆8315号的那套房间时，这个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年轻的爱尔兰裔美国参议员，已经取得了600张选举人票。像历次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样，这次也是闹哄哄的，但又颇能反映出政治才华。即将退休的芝加哥党魁杰克·阿维和他的继任者迪克·戴利都出席了这次大会。参议员尤金·麦卡锡为史蒂文森争取提名的一篇演说显得最为出色。罗斯福夫人是支持史蒂文森的，玛丽安·施莱辛格也是。（鲍勃·肯尼迪立即写了个字条给她的丈夫：“你难道管不了你的妻子——还是你也和我一样？”）史蒂文森的人马是组织得很好的。他们挤满了四周顶层楼座，楼下大厅里也到处是为他们扛标语牌的人，其中一个大腹便便的临产孕妇手执标语牌，上写：史蒂文森真能干！这未免使她的候选人都乐开了。
史蒂文森的竞选活动是激动人心的，有时场面很有气派，但结果并无济于事。约翰·肯尼迪在第一轮投票时，以806票获得提名，威斯康星州的15票使他越过了800票大关。他选择林登·约翰逊当他的竞选伙伴——这两个人究竟怎么会搞到一起，在场的人说法不一，但是肯尼迪懂得，在11月大选时他需要南部的支持，而最有可能给他这种支持的是约翰逊。肯尼迪在接受提名的演说中讲到“新边疆——60年代的边疆——吉凶叵测、利害难卜的边疆——充满希望、遍布威胁的边疆。”他告诫说：“我所讲的新边疆，并不是一套好听的许诺，而是一系列需要应付的挑战。总而言之，并不代表我要向美国人民做出的贡献，而倒是我要向他们提出的要求。”最后，他说：“现在，又一次的长途进军已经开始，使我可以遍访全美各地的城市和家庭。请你们帮助我”（群众欢呼），“请伸出你们的手来”（群众再次欢呼），“请你们提意见，请你们投票”。群众全体起立，欢呼声经久不息。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后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以55对45的优势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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