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名字在1946年4月4日的《约克新闻日报》的一篇文章中作为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全国争取和平委员会发起的群众大会的赞助人出现过。司法部长已说过，全国争取和平委员会是共产党的组织。
在你受雇于马萨诸塞州威廉斯镇威廉斯学院期间，你曾经发表言论，其大意是你认为“在华盛顿特区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对民权的威胁，比之共产党还大，因为它们侵犯了言论自由……”
你曾在1941年12月28日全国宪法自由权联合会的一封公开信上……签名，极力主张将武器迅速装运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司法部长已说过，全国宪法自由权联合会是共产党的组织。』
该通知书最后以一项正式解职通知结尾：“上述材料表明，你过去和现在是共产党的党员、接近者，或它的同情者”。于是，这位不幸的雇员便被“只靠谣言就可起诉”——这恰恰就是韦伯斯特大词典给星法院所下的定义——的法庭免职。一个人受到全面调查，这件事本身往往就足以使这个人丢脸，使他的家庭蒙羞受辱。从开始对他进行忠诚调查那天起，他就成了嫌疑分子，在他证明自己是无辜以前，在人们心中他已经是有罪的。被公安官员讯问过的邻居们，在街上不和他打招呼，不接受他的妻子的宴请，也不让他们的孩子和他的孩子一起游戏。他的儿子可能不能参加童子军。他甚至无法拜访当政府雇员的朋友，因为这样做，他们也会受到解雇的威胁。最后，他就只有靠积蓄度日（如果他有存款的话）和靠他的家庭的支持了。
1949年6月，这位前司法部长克拉克己成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他说，“由于这个忠诚调查的行政命令”，联邦官员的风纪，“从没有过”现在那么好。是什么使他这样看的，真是难以想象。几乎国内所有的律师都知道，这个忠诚调查把正当的审讯程序都弄得形同虚设。托马斯·潘因【托马斯·潘因（1737－1809年）美国政治家、政论家、作家。——译者】曾自豪地夸耀美国这个新世界，说它已变成为“欧洲各地被迫害的酷爱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人的避难所”。这句名言成了对他的嘲弄。华盛顿最受欢迎的书籍是伯特·安德鲁斯的《华盛顿的政治迫害》，这是由《先驱论坛报》华盛顿分社那位受人尊敬的主任所写的，内容叙述的是忠诚调查中那些特别肆无忌禅的胡作作为。约翰·洛德·奥布赖恩在1948年4月的《哈佛法律评论》的文章中指出，因与人交往而株连获罪所带来的后果，“有类乎刑事犯罪——诸如失掉职业，长期蒙耻受辱、谋生能力不断削弱等等。”这个忠诚调查现在已花去一千二百万元。在等侯复审的较有趣的案件中，有一个人被解职，罪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小差，而那时他才九岁。
那些以为全国忠诚复查委员会会弄清是非的人，实在只是抓着一根脆弱无力的救命草。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这个委员会主席塞思·理查森是“一个杰出的保守的共和党员”，“和司法部进行密切配合。”无疑，任命理查森当主席在政治上是非常策略的——他本来是哈丁和柯立芝一手提拔的——但说到公允正直，却可怜得很。这位复审委员会主席年近七十，在首都，他以美国医学协会律师与普尔门卧车有限公司的律师知名。他是美国退伍军人团的团员、糜鹿会的会员，以及“大都会”、“燃树”与“却维·蔡斯”等俱乐部的成员——他正是那种维护现有体制派，对他说来，所谓忠诚，就得符合美国传统。他是把爱国与正统混为一谈的人。
有时，个别事件可以说明整个时代。多萝西·贝利的上诉案很能使我们了解这个时代的情况。贝利小姐是布林·玛尔女子学院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毕业生，1948年春四十一岁。她已在美国就业局工作十四年，被认为是模范工作人员。她唯一的社会活动是参加公务员联合会，而这又是没有被司法部长点名的组织。贝利小姐是该会地方分会的主席，虽然没有树敌，但这职位很可能会使人垂涎而制造流言蜚语的。凭着一些未经证实的控告，说她曾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曾“和一些人所共知的共产党员交往，”她就被拉到哥伦比亚特区的地区忠诚委员会。控告人提不出证据，也没有证人作出不利于她的作证。她也矢口否认有罪，并提出几个能证明她表现的证人——但不管怎样，她还是被解职了。
贝利小姐在塞思·理查森的复审委员会出庭时，她的律师保罗·波特提出，她之所以被控诉，可能因为有隐怨。主席回答说，“有五、六份材料的检举人，是经联邦调查局证明为经验丰富和完全可靠的人。”尽管在波特追向之下，理查森还是不肯说检举人姓名。后来他又说即使他想说也不可能，因为“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或在那方面有过什么活动。”理查森的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提到档案里一处指控之后，就出现下列对话：
『委员会一委员：还有另一条说，大约1936开始，检举人就注意你。（你）那时是在哥伦比亚特区进行活动的所谓共产党“秘密小组”的成员。
贝利小姐：首先，我过去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有一个所谓“秘密小组”。这种术语对我是陌生的。我可以发誓也可以满有信心表示，我当时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共产党党员。
委员会一委员：又有一个检举人说你过去是一个共产党党员，因为他知道你过去七、八年都和一个人所周知的共产党员有来往，这是向我们提供的材料的一部分。
波特先生：这是片面之词。我认为不能作为证据。
理查森主席：它是证据。
波特先生：虽然我们知道没有作用，但我们再一次提出要术：应该让这个被告或她的辩护律师知道这些恶意的流言蜚语是那里来的。
理查森主席：显然，这是无补于事的。如果这证词是真的，它就不是流言蜚语或是恶意的。我们把证词公开是有困难的。
波特先生：是在宣誓之下提出的吗？理查森主席：我想不是罢？
委员会一委员：提供在哥伦比亚特区共产党活动情报的人是一个担负重要职务的人。
贝利小姐：你知道么，就是这点使我担心：如果在这里宣判我有罪，提出这些控告的人就被认为是可靠的证人了；但他们并不可靠，因为这些控告并无事实根据。而且，不管说的什么都不应该增加这些控告的可靠性。』
她的上诉被驳回了。被告提出委员会的复审程序是对宪法规定的各项人权保证公然蔑视，理查森只好求助于没有实际意义的废话，说什么政府任职是“不同于一般的特殊情况，不存在权利问题。”接着，他看了一下日程表，考虑下一批无头案，开始与他的同事商议对策。这就是在坚决反共分子主持下的法制。
在官僚政治的长期历史中很少有这次这样浪费时间和浪费纸张的。甚至在理查森的袋鼠法庭【这是美国口语指可以随意跳过正常法律程序而进行审讯的法庭。——译者】里，虽然被告处处被置于不利地位，但象贝利小姐那样定罪也是罕见的。在实行忠诚调查那五年期间，联邦调查局甄别了三百万以上的美国人，对一万人进行全面调查。对九千零七十七人提出初步控告，其中有二千九百六十一人由地方忠诚审查委员会传讯，有三百七十八人被解职。一个国会委员会要求理查森对他的裁决进行总结，他说：“纪录中一个案件也没有发现，一个间谍案件的证据也没有发现。联邦调查局没有发现半点证据可以说明某一案件牵涉到间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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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写道——那是“共产主义的幽灵。”现在，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年以后，同样一个幽灵的影子又笼罩着美国全国。这很难讲得通；比如理查森就一直向国会议员夸口说：没有发现过间谍。那么说，间谍一定是被这些调查人员赶跑了。这种颠倒的逻辑并不只是运用于联邦雇员身上而已。到纽约参加科学会议的艾琳·居里【法国物理华家，名物理学家居理夫人的女儿，约里奥·居里的夫人（1897－1956年）。——译者】就被拘留在埃利斯岛【移民局检查站设在纽约港口该岛。——译者】过了一夜。有几个匿名电话报告说，她可能是敌特。《自由》杂志发表了一篇帕纳尔·托马斯写的《我们原子弹工厂里的赤色分子》，含沙射影地说，科学家们都可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分子，于是有一个时期，政府几乎无法聘请到年轻的核物理学家。【登载该文时，帕纳尔·托马斯是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他于1949年12月3日被判犯诈骗罪，被罚款一万元，锒铛入狱。】有些医生订阅美苏医学协会发行的在美国出版的专业杂志《苏联医学评论》，只好要求该杂志用白纸包裹起来邮寄。
参加国防生产的公司都紧张起来。有一家公司为了保管政府交托的机密文件，花了三百万元买许多新保险箱。各大学既要对国家忠诚，又要保持学术自由，真是左右为难。立法机关一个接着一个要求教师们进行忠诚宣誓，其中只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就有一万一千人。洛衫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把拒绝宣誓的教授解聘了一百五十七名。各地教师的忠诚宣誓则由学校董事会主席、教师协会主席和警察局长主持履行。在许多地方，美国退伍军人团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军官们还研究各校教材，看看有无鼓动颠覆活动的内容。
如果还有什么职业比之教育界还更难堪的话，那就是娱乐业了。在纽约，有三个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在美国电台艺术家联合会的坚决反共分子的怂恿下，出版了一本名为《反击》的小册子，把国会各个委员会档案里有过名字的一百五十一名演员、导演和作家都列出来。这本小册子在各广播公司的经理中传开，要求他们把榜上有名的人解雇，并在雇用新人时，先将名字进行核对。接着这三个人又出版了《红色渠道》，这是一本更厚的有可疑亲友或“关系”的演员和播音员的人名录。娱乐业被弄得胆战心惊。《反击》就曾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成是“共产党最满意的广播公司”，副总经理们只好都把《红色渠道》保存在写字台下面的抽屉里，以备应用。在麦迪逊大道和整个好莱坞，人们都把该书称为“黑名单”。
黑名单后来连续十年都成为娱乐业的一个特点。经理们靠舆论吃饭，它就成为威胁他们的赤裸裸的讹诈手段。由于时间的推移，这个“猜疑的年代”的一些触目惊心的现象，现在已经淡忘了，但是那些在威胁下屈服的公司经理们却是无可原谅的。他们往往都知道，一个明星之所以列入黑名单，只是因为他的竞争者嫉妒。而在低工资那一阶层中，他们又以“不忠诚”或“嫌疑分子”这样的荒谬罪名，轻率地把一些布景工人和化装人员解雇。要是有个经理能挺起腰杆来，那些反击者的阴谋诡计就会破产。但没人能挺起腰杆来。
琼·米尔的事件就是典型的。前一天，她还是全国广播公司最受人欢迎的连播节目《奥尔德里奇一家》中的女主角。而第二天，她的名字就被列入《红色渠道》里去。到了当天下午，公司便撕毁她的合同，把她赶了出来。全国广播公司向新闻界的解释，使这个本来已是堕落的时代更加堕落。而且先例既开，其他公司接着也就效尤。广播公司发言人圆滑地说，当然，米尔小姐并不是共产党。她对国家是忠诚的，而且一贯如此。不幸的是，她引起一些不同意见。而这些意见总会使出广告费的公司害怕，使公众骚动，而对演出是会有所损害的。简言之，她所以被解雇，是因为有人造她的谣。从那时起，“有不同意见”就几乎是“不忠诚”的同义词——而且同样能毁灭一个人的前途。最后大多数人不再为黑名单辩护了。但是如果有人要打不平而提出问题，几乎旁边总会有人摇摇头令人生气地说，“无风不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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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糟糕的是他说的不错，起浪的原因确是有风。这并不是说多萝西·贝利和琼·米尔和这有什么关系。她们是无辜被害者，是无知和恐惧的牺牲品，就象1692年塞勒姆村的“女巫”一样【塞勒姆村在马萨诸塞州，当年约有三十二人受宗教迫害。——译者】。但是，令人寒心的是真正的间谍已把真正的秘密弄走。斯大林一有了原子弹，很少人还会认为和平还有希望。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公司就不会。而俄国科学家制造第一颗核武器这样快，几乎完全是由于苏联副领事阿纳托利·A·雅科夫列夫从纽约至洛斯阿拉莫斯布下的巧妙的谍报网。
如果在渥太华的古津科没有叛变，雅科夫列夫的组织是决不会暴露的。即使已经暴露，解开这个盘根错节也还化了四年时间，而且要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伦敦的苏格兰场和联邦调查局联合进行。富克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他在哈威尔市和伦敦市向苏格兰场督察的招供，暴露了纽约市的哈里·戈尔德。当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们在戈尔德的住所找到一张新墨西哥州地图，说明他和富克斯和格林格拉斯会面时的行车路线，戈尔德就再无法否认了。朱利叶斯·罗森堡从《纽约先驱论坛报》中知道戈尔德已被逮捕，他就带着报纸去找鲁思·格林格拉斯。他说，她和戴维必须立即离开美国；戴维可能牵连到全帮人，连他的亲姊姊埃塞尔·罗森堡也在内。鲁思说，“我们哪里也不能去，我们的婴孩生下才只有十天呢！”罗森堡说，“你的婴孩不会死的。每天都有婴儿在海上和火车里诞生。我的医生说要是你带够罐头牛奶，把水烧开，婴儿就会平安无事的”。
朱利叶斯给格林格拉斯夫妇一千元钱，订了一个从墨西哥城转到瑞典，再转捷克、然后再到莫斯科的复杂的旅程计划。他说，每一段旅程都会有当地的共产党人接待他们，指点他们。于是他们准备了护照像片，但接着又犹豫。鲁思病了。无计可施的朱利叶斯又再给他们四千元，但是，他们对他说，他们打算留下来，准备坐牢。十一天后，联邦调查局把戴维逮捕。这时他不是连累妻子就是连累姊姊，他要在两人间作出选择。他决定保护鲁思。于是在一个初夏的晚上，当罗森堡一家收听《孤胆骑警》这个节目时，联邦调查局的人就敲门进来。当时只把朱利叶斯逮捕，埃塞尔被留下来，服顾他们两个孩子。但后来她得把孩子托付出去。因为她也被逮捕了。他们两人是在战争期间叛国的，其命运就是辛辛监狱和坐电椅了。
这才是真正的叛国，不是那些要幼儿园老师和电影临时演员忠诚宣誓的头等爱国分子的病态狂想。毫无疑向，罗森堡－格林格拉斯－戈尔德－富克斯－梅集团是国际间谍活动史上最成功的一个。他们在莫斯科交出许多图表、公式以及几百页密密麻麻写下的材料，从在橡树岭分离铀235和铀238的气体扩散处理到导弹的设计图都极其详尽。即使俄国人当时自始至终参与试制，他们对于核武器的了解，也不过是如此而已。美国花了二十亿元的代价，把西欧和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集中起来，动员了美国的工业，两方面结合，用了三年半的时间，终于在阿拉莫戈多获得了成功，在日本上空显示了威力。到了那时，苏联情报局长已从富克斯那里获得了一份原子弹制作过程的详细报告，甚至还有在新墨西哥州沙漠第一次爆炸的现场情况的报告。这个情报是无价之宝。当时苏联物理学家们还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已掌握了有关的理论物理学，但在四十年代后期，俄国对这样规模巨大的试制工作，还没有足够的工业资源。这次大出卖使他们解决了核武器的差距，这些英奸美奸使冷战至少提前十八个月。
他们的罪行这样滔天，而英国和美国的反间谍网又是这样漏洞百出，当时舆论完全可以要求唐宁街10号和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换个新政府的。但当时并未出现这种情况。就选民而论，整件事也可以说是上帝的意旨。当然，保密工作太差是使人痛心的，但是，当时在这两个国家中，都没有人继续要在科学界里追踪到底，找到替罪羊为止。一般人缺乏足够科学知识，并不了解发生问题的重大意义。气体扩散的处理也很难作为竞选运动的争论问题。而且，在犯罪的人中，除了共产党员而外，没有办法证明哪一个是有什么党派关系。但共和党人所需要的，就是在泄露美国秘密的人当中找出一个彻头彻尾的新政派集团，或者至少其中有一个人是新政派。
他们终于找到他们所要求的人，这可以说是本世纪中叶美国政治的特色。也许这人还不是他们真正所要求的，但是已非常近似，足以使国家分裂、使人头落地。如果这些“政府中的共产党人”还没有泄漏原子弹计划的话，那不过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计划而已。这些人都和实脸室里的间谍一样，是一块料。他们都是本世纪开始后不久出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还记忆犹新，而且聪明、敏感，富于理想。他们都经历过股票市场大崩溃的经济破产，接着又都看到西班牙、埃塞俄比亚、中国和中欧遭受的肆无忌惮的侵略，还看到慕尼黑事件的屈辱。他们对西方民主失去信心，把共产主义奉为改造世界的信仰。他们象宗教狂患者们一样，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可以不惜一切。大多数人没有物理学家那么幸运。但每个人总能作点贡献。在行政机关的可以盗窃国家机密。在总统的智囊团里，就会提出苏联那一套解决方案，（比如说，毁灭德国的鲁尔区。）甚至当老百姓的也可以当他们的通讯员。哈里·戈尔德就是一个，而惠特克·钱伯斯也是一个。
这是复杂异常的。时至今日，有些人信仰尽管不同，但都如此坚定，即使供状俱在，或者证据确凿，他们还是矢口否认。迪安·艾奇逊至死时还是认为亨利·德克斯特·怀特无罪，而希斯事件则是“不可思议”的。要了解1948年夏季开始发生的怪现象，你不妨设想自己处在一个大家庭里，孩子们言之凿凿地说有个怪物在作祟。其他的人一再对他们说，世间是没有怪物的。他们对房子反复进行搜索。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尽管孩子们还是把荒诞无稽之谈说成是确有其事，但家里的人都不予理会。一晚，全家聚在一起，一个孩子发现一个小房间的门半掩。他砰地把门打开，一个身长十尺、青面獠牙的真正怪物走出来了。在加拿大的伊戈·古津科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三年以后，在华盛顿，美好事件又再次证明确有这样的怪物。不同的是，这扇门不是小房间的门，它倒是通向主人卧室的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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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精疑的年代”的早期，自由派和知识分子对这个红色怪物，都想付诸一笑。因为十年以来，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一直在想吓唬全国人民，使罗斯福的改革声誉扫地。要说现在有什么重要问题出现，似乎难于置信。当伊丽莎白·本特利开始在参院行政部门经费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作证时，《纽约人》杂志的利布林对她进行了肆意嘲弄。他写道，“在希拉夫特糖的包装下，本特利小姐把废物制成合成橡胶的秘密公式（当时还未发明出来呢！），或复员日的大约日期（这是多此一举，因为同盟国的参谋长们一决定日期就会通知他们的俄国同僚的）交给了艾尔【艾尔是她的情人和主要联系人。他的真名是雅各布·戈洛斯。在1944年去世之前，他是这个间谍网中的一员。其他成员还有哈里·戈尔德和克劳斯·富克斯。】。按照她的供词，她传递了一些材料（破译俄国密码的材料），这是从一个自称从劳克林·柯里那里拿来的人给她的。柯里是前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助理，但他本人后来又发誓说对此事毫无所知。至于她在哪里传递，那我也忘掉了。”
那年8月份，利布林对本特利小姐的讽刺嘲弄，真是没完没了。对他来说，她是“肉豆蔻马塔·哈里”，【马塔·哈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德国女间谍，后在法国法庭中判处死刑。——译者】后来《纽约世界电讯报》不再称她为“红色间谍皇后”，开始说她是“漂亮的”和“金发碧眼的女人”（其实她两者都不是），这样之后，这位《纽约人》的评论员，就戏称她为“金发的红色间谍皇后”。但是，后来他的评论开始尖锐起来了。开玩笑是开玩笑，但是这个女人现在却在损害好人的声誉嘛！他于是写道，这种审讯“使人想起一群智力迟钝的孩子，在那里玩侦探游戏。”利布林认为“编辑们要是对本特利小姐的秘密资料，嗅不出合成橡胶的燃烧臭味，那就是对消息非常不敏感。”如果认为他是想贬低证词，那就完全不合乎他的性格的，也违反他个人深信不疑的信念的。但是当说话结结巴巴的南达科他州的卡尔·蒙特说“证据越积越多了，但还不够清楚”的时候，利布林就说，“我认为报刊对审讯的低级喜剧的一面，一直都忽视了。”
随着夏去秋来，低级喜剧显得不是那么有趣了。本特利小姐和惠特克·钱伯斯经过发誓后供出，有三十七名前政府雇员参加过苏联间谍活动。在这些人中，有十七人拒绝发誓表示自己是否共产党或者是否间谍。这些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该修正案内容有一部分是：美国公民有权拒绝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见证。】保护自己的人的名字今天已不容易记起来了，就象当时保罗·罗伯逊的一张老唱片“泥炭沼的士兵”或“四个谋反的将军”那样。在1948年以前，这些人都是寂寂无闻的人，但他们都很接近权势人士。还有六个没有被传去作证。剩下那些人币，哈罗德·韦尔己在1935年去世；李·普雷斯曼和约翰·艾布特都承认他们是共产党，但否认参加间谍活动；在国务院工作了十四年之久的劳伦斯·达根，在两个证人证明他是共产党之后，从曼哈顿一所大楼的十六楼窗口跳下来或者掉下来死了。前助理国务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在证据对他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也心脏病发作逝世。另外十二个人则起誓说，对他们的控告是诬告。但其中两人又被控犯了作伪证罪。一个是威廉·雷明顿，被判有罪，后来在狱中被暗杀，而另一个则是阿尔杰·希斯。
按照1948－1949年版的《美国名人录》，他的简史是这样的：
『阿尔杰·希斯，律师，1904年11月11日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查尔斯·阿尔杰和玛丽（原姓休斯）之子，1926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文学士；1929年哈佛大学法学士；1929年12月11日和普里西位·范斯勒·霍布逊始婚；孩子名蒂莫西·霍布逊（继于）和安东尼；马塞诸塞州、纽约市和美国最高法院的律师。1929－30年最高法院法官秘书兼录事，1933－35年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农业调整局总法律顾问助理，后任副总法律顾问；1934－35年参议院军需工业调查特别委员会法律助理，1935－36年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宫；……自1947年2月1日至今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1944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执行秘书；1945年2月陪同罗斯福总统参加克里米亚合议；1945年任旧全山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秘书长，1946年1月至2月任联合国大会美国代表团首席顾问。美国大学生联谊会和亚得斐金钥匙学会会员。家住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第七区，西北P街3210号。办公室在纽约州纽约市第十八区第五大道522号。』
要找一位比他更引人注目的罗斯福时期的人物是很不容易的。用对他起诉的人的话说，他是个“典型”。他身材修长，皮肤黝黑，穿着考究，完全是个最合乎理想的头面人物——国家的公务人员——同时也是乔特【约瑟夫·霍奇斯·乔特（1832－1917年）美国律师和外交家。——译者】律师事务所的成员，是被列入华盛顿《社交大全》的民主党改良派。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时出席各种辩论会，是著名赛跑选手，是班里最擅长于交际的人：他声誉甚高，无疵可摘。伊利诺州的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随时可以作他的证明人；另外两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美国前副司法部长约翰·戴维斯（曾是总统候选人）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同样可以。他的风度使人望而生敬。声调抑扬顿挫，是地道的哈佛口音。他随时展露笑容，而且欢快明朗，象罗斯福最讨人喜欢的时候一样。他举止随便、雍容大方，使人想起巴尔的摩交谊舞或吉布森岛的网球比赛的场面，而他又恰巧常在那些场合露面。在审讯他时，他不象是被告，反而象旁听的贵宾。说这样的人是共产党员，就象说他是个说谎者一样，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但是告发他是共产党又是说谎者的惠特克·钱伯斯，却承认自己是个为人所不齿的流氓恶棍。他在和共产党断绝关系参加《时代》周刊工作之前，就曾发假誓一千次以上。他在少年时代，就和他的兄弟迪克订约，一起自杀。迪克自杀了，可是惠特克却背约。在十七岁时，他和一个名叫独眼安妮的妓女，在新奥尔良的一个低级客栈里同居。后来，他又带一个荡妇回到长岛母亲的家里和她同居——母亲所以同意，他说，“因为她已失掉一个儿子，不想把另一个也失掉。”他因为写猥亵的剧本，被哥伦比亚大学开除。他当过小偷。把他进工程兴办署工作时宣的誓拿来同他对质，他懒洋洋地满不在乎地承认，他对誓言的每一点都违反了。现在到1948年，他已是一个肥胖的中年人，衣衫不整、面常愁容，脸色苍白，眼皮浮肿。
但是在这两人之间的问题中，倒是钱伯斯对问题的一个方面看得最清楚。他后来写道，“作为厉史来说，希斯这个案件，说明了普通老百胜和那些装作代表他们行动、思考和说话的人们之间，有多方面的裂痕。这些裂痕与其说是这案件所造成的，不如说是这个案件所暴露出来的。这点比之案件中的其他特点更为明显，更为使人不安。一般说来，拥护阿尔杰·希斯，准备不惜一切保护他和为他辩护的，多是些‘优秀人物’，虽然并不是总是如此。”当然，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就是对双方的党派偏见特别深的人说来，阿尔杰·希斯很快就成为一个象征。民主党自由派把他视为“新政”各项成就的代表，而这些成就现在遭到攻击。对保守的共和党人来说，他代表的就是那些可恶的东部优秀人物。自由派在这件案中首先表态，他们认为希斯很显然是清白无辜的，所以不惜一切来支持他，并使对方也同样倾力以赴。但是保守派却动得较迟。他们最初认为不适宜把钱伯斯这个人捧出来。但是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却为他们指出道路。在钱伯斯－希斯这件震动全国的事件的真正意义还未为世所知之时，也就是说，还未控告希斯犯叛国罪之前，两方就已积蓄力量，摆开阵势准备战斗了。从此，双方逐步失却理智，这案件在社会各个方面都引起盲目的，激烈的情绪。自由派犯了错误，这是一场悲剧。而钱伯斯不但对了，而且他能提出证据。这是尼克松和他的共和党的胜利。
但是钱伯斯最初看来并不对，而希斯则作出非常漂亮的架势。别的人求助于宪法第五修正案，或者找明显的遁词。但他不是如此。1948年8月4日，在出席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前一天，他听到钱伯斯已指控他为共产党，他从纽约给该委员会打电报请求给他权利，准他起誓否认这个罪名。第二天，他来到委员会面前，表现出义愤填胸的样子。他对所有问题都进行答复，并对钱伯斯提出的具体细节，逐点否认。最后，主席蒙特对希斯的“非常合作的态度”和“直言无隐”表示感谢。约翰·兰金还走过去和希斯握手。大家都高高兴兴。只有尼克松是例外，他一直注视着希斯的脸孔。那个月还未结束，就可以看出这位年青的加州众议员似乎确有未卜先知之才。但是事实上，他是有非常可靠的情报来源的。联邦调查局已开始对希斯进行调查。该局一个名为埃德·赫默的密探，每天将调查所得打电话告诉一个名叫约翰·克罗宁的神父，而这个神父则把它转告尼克松。尽管这样，在8月份第一周，进展还是很少。但是尼克松的毅力和洞察力可说是无与伦比。他提出来要求钱伯斯和希斯能当面对证。
但是委员会其他委员决定再次听取钱伯斯作证。他们以为他很可能认错人，而希斯却是无辜受害者。但是就在第二次不公开的听证会上，原告说明了他对希斯、希斯妻子和他们家庭情况，真是了如指掌。他记得，这对夫妻互相昵称为“希利”和“普罗斯”。他们对他们的西班牙长耳狗宠爱备至。他们在沃尔塔广场的住宅内布置有镌刻嵌金的藤垫靠背椅，有一面金边镜子，顶上有一只鹰，墙壁的上半用桑叶图案的墙纸裱糊，而下半则嵌上木板。钱伯斯对他们的了解其实远不止此，但他那时所说的己足以证明他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真实的了。——对孩子、仆人、食物、书籍、家具和嗜好的细微末节都说得出来。希斯有一种嗜好，就是观赏飞鸟。钱伯斯讲到希斯一次在波托马克河上看到一只黄鹂时那种兴奋情景。事有凑巧，一个名为约翰·麦克道尔的众议员也是一个业余鸟学家。当希斯又被召到该委员会时，麦克道尔就问他曾否见过黄鹂。希斯当即露出兴奋目光，愉快地回答说，“我看过，你知道那个地方吗，就在这里波托马克河上呢！”过一会又说，“它们飞回来就在这些沼泽中营巢。头部很美丽，真是漂亮异常的鸟。”这只是一个小插曲。但是，它给委员会的印象如此深刻，却是他想象不到的。
显然，钱伯斯对希斯家庭情况这样了解，只有交往极深，才有可能。因此，尼克松提出的两人对证，就在8月25日在纽约的“海军准将旅馆”的第400号房间举行了。这是这案件中的重要转折。在尼克松的质询下，在钱伯斯显然对他了若指掌的情况下，希斯开始狼狈起来，他揭发钱伯斯的原名是乔治·克罗斯利，是他三十年结识的一个自由投稿的作家，经常赖账不还。于是尼克松开始进攻。他要希斯提出三个人，证明钱伯斯就是克罗斯利。希斯显然心烦意乱，就回答说，“可能的话，我就提出来。为什么要向我提出这问题呢，我看着有什么办法没有。这是在1935年。我想能肯定知道他就是乔治·克罗斯利的，就是那时和我在奈伊（即军火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的人。”尼克松和希斯又进行了一次尖锐交锋。然后在这两个主要人物，众议员尼克松、麦克道尔和委员会调查员路易斯·拉塞尔之间，进行了下列对话：
『麦：那么，你确认他就是乔治·克罗斯利了？
希：根据他的证词，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
麦：钱伯斯先生，这个人是不是你他家里住过的共产党员阿尔杰·希斯？
尼：就是说按照你的证词所说的。麦：你肯定就是他了？钱：肯定是他。
（这时希斯先生起立向钱伯斯先生方向走去）
希：现在，我要正式声明，我请惠特克·钱伯斯先生在委员会的范围外作出同样的证词，放弃免除诽谤起诉的特权。我看你敢不敢这样干。我希望你快点。我不会碰他一下的（对拉塞尔先坐讲）。倒是你们在碰我。
拉：请坐下，希斯先生。
希；主席要我坐时我会坐下的，拉塞尔先生，在主席请我坐下时——
拉：我不希望发生任何骚乱。
希：我没有——
麦：请坐下。
希：你知道是谁挑起来的。
麦：我们暂停作证几分钟，等我回来时继续进行。』
但是已经太迟了。希斯大错铸成了。直至那时为止，他进行孤注一掷还是有理由的。他是对的，1935年已经过去很久了。他和钱伯斯各执一词，两人的社会声誉相差甚远，结果如何，是不难预料的。不管怎样，做过共产党员也算不了犯罪，而且盗窃政府机密罪的起诉法律限期也已经过了。该委员会几乎已准备不打算从本特利－钱伯斯的证词中做什么文章了。可是，由于希斯估量钱伯斯没有胆量放弃在国会作证可以免除诽谤罪的特权，并声明要控告他诽谤，他的处境就完全不一样。钱伯斯只能被迫摆出证据。而这件事就会挪到法庭去处理，由它判定究竟谁在说谎。诉讼失败的一方将会被判作伪证罪，还得被判坐牢。
八天以后，又在华盛顿公众面前举行一次希斯－钱伯斯公开对证会。这时，希斯的信心显然已经锐减。他带来律师，每次答辩总是先转弯抹角地说“就我记忆所及”等。甚至问他这次来作证是否是被传讯来时，他还是回答：“我是接到传讯以后自觉自愿地来到这里的，在这意义上，我是被传讯来的——我可以接受这种说法。”钱伯斯对众议员们说，希斯曾给了他一部1929A型福特牌汽车，以便共产党需要时使用。这可以在汽车登记处核对。希斯软弱无力地回答说；那是一辆旧车，是弃置在街上任其蚀烂的车，“实际上无经济价值可言”，所以他让克罗斯利拿去了，或者是他以为让他拿去了。他开始说。“就我记忆所及，我给了克罗斯利”时，尼克松就插嘴说：“噢，谈到这点，请稍等一会，我不想打断你那‘就我记忆所及’，但是，你是否给了克罗斯利一辆汽车，你完全可以答‘是’或‘不是’。希斯先生，在你一生中，你究竟送了多少辆汽车给人呢？”这句话引起的笑声并不是友好的。当希斯还是拐弯株角，坚持认为他“现在能记忆到的”就是他给了克罗斯利那辆汽车，就“象我可能让他使用我的公寓一祥而已，”这时笑声停止了，全场寂然。委员会的委员们都这样想：你不会把你的房屋和汽车给一个你明知是赖帐朋友的。至于希斯提出那三个证明人，都是无补于事：一个已去世，第二个找不到，第三个完全记不起有一个人叫做克罗斯利。
两晚以后，钱伯斯接受希斯的要求进行公开对辩，在电台《答记者问》的节目上出现。他说希斯“过去是个共产党，也许现在还是。”这时，全国都在等待希斯，看他会不会在法院控告钱伯斯诬告。他们等了又等，等了很久，终于希斯在9月27日于巴尔的摩市以破坏名誉为理由控诉钱伯斯。这件事还未来得及进一步发展，竞选运动就在全国开展了。这本来是希斯让事情了结的好机会。后来事态证明，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共和党人被杜鲁门的胜利弄到目瞪口呆。他们已不再能控制众议院，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也不能控制。而且，该委员会里有两名共和党人在众院竞选中也落选。但是，事态发展迅速，已远远不是众议员的问题了。11月17日星期三，钱伯斯要作为被告出席在巴尔的摩市举行的法庭审讯前的听证会。那时，如果他确有真凭实据的话，他就要把以前和原告交往的证据摆出来给希斯的律师看。既然钱伯斯被迫走投无路，他就只好摆出毫不疑义的事实，结果震动了全国：原来早在十年前，阿尔杰·希斯、他的妻子普里西拉和惠特克·钱伯斯都曾是苏联间谍网的成员，都曾把国家机密向俄国人泄露。
1938年4月钱伯斯和共产党断绝关系。但从1937年5、6月至那时，阿尔杰·希斯曾把他当时能弄到手的一切机密文件、电报、报告和急电都给了钱伯斯。这些东西用三种方式传递。有些是原文，钱伯斯缩微拍摄后就还给希斯。有些则由希斯亲笔摘要。而有些则由普里西拉·希斯用她的伍德斯托克牌的打字机在家里打下来，然后，她的丈失就把文件塞回到国务院卷宗里去。这样做的还不止他，还有一个国务院的贸易协定处处长、一位美国世家后裔叫做亨利·朱利安·沃德利，亦曾向钱伯斯提供情报。沃德利这时承认了。起诉限期的法律条文使他逃避法网。但希斯曾经矢口否认。他走过头了。他已作了伪证，现在已经走进陷阱不能自拔了。
※※※
钱伯斯在1938年洗手不干之前，曾把三卷微型胶片和八十四份文件——其中有四十三份是普里西拉在打字机上打的，四十一份是阿尔杰手写的——故在一个黄色大封套里。他把这封套放在他的内侄，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律师内森·莱文那里，叫他把它保管好。现在经过十年以后，他又在1948年11月14日来到莱文那里，要他那个封套。它一直放在一个杂物柜顶，覆消灰尘。莱文要站在浴缸上才拿到它，钱伯斯拿进厨房里把灰尘掸掉，把那打出来的文件和手书的摘要带到巴尔的摩市的预审听证会来。会上突然出现这样的材料肯定是使希斯惊惶失措的。但他还能保持镇静，叫他的律师立即把文件转给司法部。这一着很聪明。如果杜鲁门政府宣布这些是机密文件，那就完全可能使钱伯斯就此住口。而且对钱伯斯来说，他还有一个危险，把文件拿出来就暴露他本人接受过机密文件了。尼克松的工作人员正苦于无计可施，怕不是希斯而是钱伯斯被逮捕。但聪明的不只是希斯，钱伯斯并没有把所有文件都带来这个预审听证会。他把一些微型胶卷藏在他在马里兰州自己那个小农场，放在一个挖空的南瓜里。12月2日晚上，众院的调查员向他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材料，他就带他们到那里去。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下令把南瓜内藏着的文件由专人值班保管二十四小时。两天以后新闻报纸才知道其中内容。
民主党人为此事大喊大叫。这些“南瓜文件”似乎是钱伯斯这个戏剧性事件的最拙劣的表演。因为从现在向新闻界公布的文件性质看，竟然要派专人值班保管二十四小时，似乎确是可笑的。正如A.J.利布林在《纽约人》所写的，它们是“鸡毛蒜皮的东西”。即使在1938年，也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更不用说现在是1948年了。有一份文件说日本人企图在哥斯达黎加一个岛上买进锰，但那里根本不出锰。另一份一本正经地提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两方交换参谋。第三份则是在全世界都知道纳粹快要占领奥地利的时候所写的。它记录了美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看法，说：“希特勒要争取一次外交胜利，奥地利可能成为牺牲品。”
这些都是可博一笑的。但民主党自由派在这件事上要笑的话，这算是最后一次了。其他文件陆续透露出来以后，显然有些是对莫斯科很有用场的，还有一些现在也不能对记者公布，因为根据国务院的鉴定，甚至当时在1948年它还是绝密文件，公布出去不能不危及国家安全。而且文件内容还不是主要之点。即使内容只是气象报告或交通事故也罢，但落在共产党前交通员的手上，也使人大吃一惊，也是一件应由联邦政府进行全面调查的案件。因为所有文件都是用D号密码写的，而这是国务院的绝密密码。这意味着这密码已被破译了，已危及美国外交高级机密了。别国特务已可以随意偷听，可以从美国和友好国家外交官交换情况中获得情报，诸如机密情报员名字、部队转移情况、总统指令等等。事实上在前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把南瓜文件中的放大照片进行审查时，他认为要是这些文件在1938年落在其他政府手中，特别是D号密码，那是“非常危害美国利益的。”
现在，政府别无其他办法了。尽管杜鲁门总统在各次记者招待会中，还继续说有关间谍活动的议论都是想把选举运动转移目标，但他的司法部已经动手把迄今为止还是由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所掌握的证据拿了过来。在纽约市，政府重新召集大陪审团，把微型胶片的放大照片给他们看，并对希斯、钱伯斯和希斯夫人发出传票。12月15目，对希斯所犯的两条伪证罪进行起诉。初审于1949年5月31日开始，陪审团中八人认为有罪，四人认为无罪，意见分歧，初审于7月8日结束。对于法官，那时人们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因为他一直都关心希斯的案子，老是驳回起诉一方的要求，对被告一方加以支持，拒绝让一些人出席作证，而要是这些人可以出庭的话，就会把陪审团感到困惑的问题得以澄清。那些指望希斯被判罪的人对他是失望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理查德·尼克松开始引起国内自由派人士的注意，并大大地触犯了他们。民主党人一直都提心吊胆地注视着审讯的进行，希望大量的间接证据可以辩解过去。陪审团的这个僵局也使他们失望。竟然有八个陪审员听信了钱伯斯，这对他们是个打击，而且他们不想和一个初出茅庐、喜欢争论不休的共和党议员冲突。但尼克松确是咄咄逼人。他指责“杜鲁门政府异常关心希斯，希望他平安无事”，这无疑是事实。甚至说法庭“对起诉一方的成见显而易见”时，这也是说公道话。但他要求对该法官进行调查，就不明智了。而且当有些人认为是非分明就可以了的时候，他却说“一般美国人认为在这案件中不必研究法律程序，”致使这些人很不高兴，那就更加不明智了。因为没有法律程序的审讯就是搞私刑。忠于希斯而又有点无可奈何的利布林说，看来“如果不把不合乎尼克松口味的人判罪，那就是‘非美’了”。此外还戳了他一下说，尼克松“的处境，有点象个年青银行出纳员，把他全部积蓄在一只马上押了一注，而这匹马看来却跑不动了”。
但是钱伯斯却没有跑不动。在11月17日第二次开庭审讯时，在新法官守正不阿而代表希斯那个新律师又没有那样装模作样的情况下，钱伯斯就更为自信了。当时还有一点对被告不利。凡是重要的政治审讯必须和当时的时代背景结合来考虑的。而整个1949年和1950年1月，即到第二次审讯结束时，冷战的气氛逐步剧烈起来。在两次审讯期间，蒋介石每天都在中国共产党进攻下节节后退。到了第二次审讯判决时，他已经把全部地盘都丢了。在东欧，红军则把民主政府逐个扼杀，西欧正在结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求自卫。在两次审讯之间，俄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在国内，司法部长开列的颠复组织，逐月增加。现在告发间谍事件已不是新鲜事情，人们不再认为难以相信。联邦凋查局已用间谍活动罪逮捕了朱迪思·科普朗【国务院雇员。——译者】。史密斯法的被告们【这是指杜鲁门引用史密斯法，控告丹尼斯等十一个美共领袖。——译者】也在审希斯那个大厅里受审。在审讯时如果会场较为平静，还可以听到共产党在外面福莱广场举行示威游行。1948年8月钱伯斯和希斯在海军准将旅馆第一次当面对证时，在那个年代，人们还可以说亨利·华莱士也许是正确的。但十七个月以后，当审判希斯的第二个陪审团退庭讨论判决结果时，人们对俄国和它在美国的崇拜者态度已经强硬起来。陪审员们在希斯两条罪状上都判他有罪。
这不是说阿尔杰·希斯是国际政治的栖牲品。当然，如果不是国际政治，他就不会发生什么麻烦，在这个意义上说，也确是牺牲品。但如果看看两次审讯的纪录，尽管当时法官有偏见，人们对第一次审讯时竟然有四个陪审员认为他无罪，只能感到奇怪。光是那些文件就足以对他判罪了。他承认备忘录是他的手迹。他说他有一个习惯，常常为他的首长弗朗西斯·塞尔把长文件进行摘录。塞尔否认这事，他的秘书也否认此事；国务院里也没有人听说过有这种习惯。在审讯希斯时质问他，钱伯斯怎样获得这些文件摘要。他说不知道；他说说不定有人在三十年代搜过他的废纸篓而把它收存起来。这时，起诉律师就无情地质向，为什么文件只是摺叠起来而不是皱成一团呢？希斯认为这确是一个谜。
美国政府对阿尔杰·希斯一案倒确是一个谜，它具有下列这样五光十色的东西：什么伍德斯托克打字机、黄鹂、用镀金材料嵌刻的藤垫靠背椅，沃尔塔广场寓所里以桑叶图案墙纸裱糊的墙、昵称“希利”和“普罗斯”、亲手写的备忘录——和四百元的“贷款”等等。在上述这些材料中，在某些意义上说，这笔贷款是最有力的证据。1937年秋，钱伯斯需要一辆新汽车。尽管用旧车折价，他还短四百元。他去希斯夫妇那里，他们就把钱给了他。
在这点上，证据是非常确凿的。希斯夫人在1937年11月14日从他们的存款中取出四百元。四天以后，钱伯斯买那部汽车。银行帐本和车商的发票都拿到法庭上来，可以作为证据。希斯夫人说她是要装饰他们的新房子，所以取出款项。但她没有支付装饰费用的任何收据，而提款以后，帐户里几乎就没有结余额了。只剩下十四元六角九分——剩下那样少的钱，希斯不得不向银行借了三百元，才交付自己那部汽车的每月分期付款。在三十年代那个萧条时期），对一个信用不佳、交往不深的朋友，是没有哪个家庭肯作出这样牺牲的。对于希斯夫人的说法，起诉律师向陪审团说，“如果你有支票帐户，又可以在商店赊购，你又还未迁入新居，你会这样做么？你会一次全部提出四百元吗？你会去买房子里的装设品，叫他们以后送来，先用现金来支付吗？”两个女陪审员笑了。当然不会的。普里西拉·希斯也不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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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在那人声鼎沸的星期六，陪审团对希斯最后进行判决。这时众议员尼克松收到的贺电，真如雪片飞来。其中有一封来自赫伯特·胡佛。“阿尔杰·希斯的定罪，完全是由于你的耐心和毅力。我们政府中存在的这股叛国势力，终于揭露出来，而揭露的方式，亦使全国深信不疑。”胡佛是难得表示热情的，但从字里行间，他显然是兴高采烈。他在那个周末的情绪如何是不难想象的。他一开始就已对那班新政派的为人掂了斤两。现在，全国终于都清楚他一向是多么正确的了。
在感情激动的人们中，在另外一端有迪安·艾奇逊。这位国务卿在这位比他年青的人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就认识他了。希斯负责和联合国联系时，就是在艾奇逊领导下的。而在1947年艾奇逊辞去副国务卿之职，一度重操律师旧业，他的一些最亲密的同事就送给他一个玻瑞水瓶和银托盘。刻在它上面的名字有奇普·波伦、洛伊·亨德森、迪安·腊斯克和阿尔杰·希斯。在希斯定罪后的那个星期三，也就是希期被判在刘易斯堡联邦监狱服五年徒刑的同一天，艾奇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霍默·比加特提出了一个必然会提出来的问题：“国务卿先生，你对阿尔杰·希斯案件有什么评论吗？”人们对审讯的其他方面也许会淡忘下来，但对艾奇逊的答复是不会忘记的：“我想清楚地向你们表明，无论希斯先生或他的律师们是否上诉，无论上诉的后果如何，我都不打算背弃阿尔杰·希斯。”他解释说，每个人应按自己的原则办事，而他的原则是什么，那是无可置疑的：“我想很久以前就为我们说过这种原则。在奥利夫斯山就有人说过【指耶稣在奥利夫斯山即橄榄山的宣教。见下一条——译者】：如果你有兴趣想看看的话，你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中找到的，从第三十四节【“我没衣服穿，你就给我衣服；我病了，你来探望我；我被囚了，你来看望……你对我兄弟们中最平凡的一个做的事，你就是为我做了。”】开始就是了。”
那晚艾奇逊写信给他的女儿玛丽【威廉·P.邦迪的妻子，邦迪在六十年代成为政府的越南政策主要制订者之一。】：
『……今天，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阿尔杰的案件一直不断萦回在我脑海中。正如我写给你的信所说的那样，不管合乎情理的事实可能是怎样，这完全是一幕悲剧。我知道人们必然会向我问及这事，而这是很难置答的——不是说我要回避这个问题还是正面答复这个问题这种一般意义的困难。那是不成问题的。但要讲出自己心里话，不顾跟着你后面狺狺狂吠的一群人而不多不少地说出自己个人的真正想法。这是不容易的。』
跟在后面那群人中也包括尼克松，他对记者们说他认为国务卿的话是“令人作呕的”。也包括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沃尔德·周以德，他说杜鲁门应该抛开艾奇逊。在那个月，国会对奥利夫斯山的基督教侮并不感兴趣。它要的是捞点油水。战争结束还不到五年，而世界已开始分裂。中国完蛋了，斯大林拥有了原子弹，国务院窝藏了间谍——更坏的事还要出现呢！在艾奇逊举行记者招待会以后六天，总统宣布杀伤力极大的氢弹制造工作已开始了。艾伯特·爱因斯坦在电视中出现，警告美国人说“大气层放射性污染厉害，因此，地球上所有生命都会有可能全部消灭。……人类毁灭会近在目前”，这使全国不寒而栗。四天以后，伦敦的苏格兰场逮捕了富克斯，因为他把美国的原子弹泄露给俄国。“我们究竟还要容忍到什么程度呢？”霍默·凯普哈特在参议院大声疾呼。“富克斯、艾奇逊、希斯和氢弹在外威胁我们，新政主义又蚕食着国家的生命。我的天呀，难道美国就只能这样束手无策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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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威斯康星州那位后辈参议员在华盛顿和一个天主教神父、一位政治学教授和一个华盛顿律师一起吃饭，地点是在白宫与杜邦广场之间的康涅狄格大道上的殖民地饭店。他对他们说，他迫切要他们给他出些主意。
过去一年除了坏消息而外，没有给约瑟夫·麦卡锡带来什么。他把两党那些德高望重的参议员都得罪了，而在自己州里也有难题。除了其他问题面外，威斯康星州的律师事务管理局因为他违反规矩，几乎要在1949年取销他当律师的资格：原因就是他担任司法职务的同时，又参加参议员竞选。局里的委员们给他一个警告便算了事。按照他的说法，裁决是这样的：“那是违法的——乔【约瑟夫的昵称。——译者】这个人太任性——但我们认为他不会再这样干的了。”
他们对此人并不了解。事到紧急关头，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现在他就到了这样的转折点了。在华盛顿，他能引起公众注意主要是因为他为一些纳粹战犯辩护。在华盛顿记者中进行过一次意见测验，他被认为是美国最糟糕的参议员。他在殖民地饭店对他的客人说，再过两年他又要竞选连任了。
他需要一个问题进行竞选。他们有什么主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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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物画像：爱德华·罗斯科·默罗」
有时候，如果风向对头，而伦敦之夜又勾起了人们的回忆，你就几乎可以听到高射炮吼鸣、德国机群在头上隆隆而过，而下面则哗乱一片。你略为想象一下，就似乎着到探照灯突然射向天空。这个时候，在想象中，你就会见到一个英勇年轻的美国人孑然屹立的形象。为了把他的同胞们需要知道的消息告诉他们，他不顾牺性，通过劈啪作声的短波和天电，向他们播音。
『这——是伦敦……。
我现在站在屋顶上，俯瞰着伦敦全城……。我想大概不出一分钟，在我们周围附近，就会听见炮声了。探照灯现在就是向着这一边移动。你就会听到两颗炸弹的爆炸声。听，炸弹响了！……过了一会，这一带又会飞来一些弹片。弹片来了，愈来愈近了。
飞机还是飞得很高。刚才我们也能听到一些爆炸——又响了，那是在我们上空爆炸的。早些时候，我们似乎听到许多炸弹落下来，落在附近几条街上。现在在我们头顶，就是高射炮弹的爆炸声。可是附近的炮又似乎没有开火。探照灯现在几乎射向我们头顶上空了。你们马上又要听到两声爆炸，而且是在更近的地方。听，又晌了！声音是那样的冷酷无情！』
他是站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大楼顶。这是德国人的主要目标。这地方这样危险，要在这里广播，是要得到温斯顿·丘吉尔本人亲自批准的。默罗夜复一夜地走上这个楼顶或到其他的地方，把圣保罗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特拉法加广场附近的劫后灾情报导出来。他周围的房子倒塌了，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办公室被炸了三次，可是，他那每晚出现的、权威的声调还是继续把战况带给美国的家庭，使他们几如亲临其境。他的广播之所以收效，很大程度是由于他克制的叙述，从没有哗众取宠。广播结束时他只用伦敦最近的习惯语：“再见——祝你幸运”。
默罗在本质上是个保守主义者，虽然这点很少人知道，特别是因为后来他又和乔·麦卡锡进行斗争。他相信爱国主义，相信个人荣誉感，相信西方文明的价值标准。他在华盛顿州立大学时，象一般的具有雄心壮志的苦学生一样，半工半读修完大学学业。他当时是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军官候补生。他读华盛顿州立大学，因为它是在全国大学中最早开设无线电广播课程；他沉着而稳健，早就知道自己将来的事业应该是什么。他喜欢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报导准确的、客观的、传统派的新闻记者（“我想作一个采访记者；时事评论员要是个圣哲才行，而我从不那么有把握我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他倒象个传统的传教士。他从伦敦寄给他父母的一封信，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我记得你们曾希望我成为一个传道士，但我除了相信自己以外，当时没有信仰。可是我现在却是在一个极有影响的讲坛上布道。我不时会错，但我要努力象个传道士那样讲话。要讲真话不一定要当牧师。”
在学生团体和教育团体工作了五年后，他于1935年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37年他二十九岁时去英国负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办事处。当时，工作没有很多搞头，大部分工作是令人厌倦的：什么安排演讲、音乐会、文化广播等等。1938年，他为了搞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教育广播节目，启程往波兰。就在那时，希特勒进占奥地利。他租了一架专机飞抵维也纳，广播纳粹军队进城的情况。接着，他聘请了威廉·夏伊勒，组成一个班子，又继续对慕尼黑会议，捷克斯洛伐克的陷落、伦敦的空袭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各个主要战役迸行广播报导。
1945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请他担任副总经理，但两年以后，他辞职了。他不懂得预算那一套，也总下不得手解雇任何人。他又继续搞广播，每晚7点45分广播时事新闻，以摩尔斯电码，播出N－E－W－S作为广播的开始。由于他在伦敦广播成功，他就用当年大家耳熟能详的措辞，稍加改变，每次广播就以“这——是新闻”这句话开始，而结尾时则说“晚安——祝你幸运”。1948年，他和弗雷德·w.弗兰德利出版第一套《现在我能听到了》的唱片集，把他们当时成为历史的报导的声音保存下来。不久以后，默罗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们的每年年终新闻综合广播，就和莱昂内尔·巴里摩亚扮演的《吝啬鬼》那样，简直成为圣诞节假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他不愿离开无线电广播转行搞电视，但这样转行却是大势所趋。他已成了全国最有名的新闻广播员，正如《提示》杂志所指出的，他“很漂亮，可以扮演电影随军记者”。几百万人没见过他，但从书上知道他那《最后审判日》的样子，或者读过厄尼·派尔对默罗在战争期间进行广播时的描述：他口讲指划，不时点头、满头大汗，看看时钟——又老是在口袋里摸香烟。从1951年开始，随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广播节目《现在看吧》的初次演出，美国人就能在自己起居室的屏幕上看到默罗了。当时他正处在全盛时代，由于他坚持他的节目不受广播公司的干预，因此人们也可以看到自有广播宣传历史以来一些最为精采的广播节目。
1952年12月28日，默罗带着电视摄像机到朝鲜前线，让全国知道在散兵坑里过圣诞节究竟是什么样子。对《现在看吧》和它的姐妹节目《哥广新闻采访》说来，没有什么东西是难于办到或怕引起争论的。他访问杜鲁门，请他谈对麦克阿瑟的看法；又访问麦克阿瑟，请他谈谈杜鲁门。又在克里姆林宫访问了赫鲁晓夫。他还调查了亨利·德克斯特·怀特、安妮·李·莫斯、罗伯特·奥本海默、欧文·佩雷斯和海军上尉米洛·拉杜洛维奇等案件。在《现在看吧》的节目里，第一次讨论了香烟和肺癌的关系问题，这是个默罗比之别的新闻广播员更不愿多想的题目。最值得人们回忆的是1954年3月9日那晚，《现在看吧》这节目竟和当时最有权势的参议员麦卡锡见个高低，揭露他是骗子。
默罗结束时说：“对反对参议员麦卡锡那套做法的人们说来，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顾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历史，但我们对后果不能回避责任。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是没可能放弃自己的责任的。”
默罗在这次节目上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所引起的敌意，怎么说也不能算是夸大的。该公司晚上11时的固定新闻广播员唐·霍伦贝克，因为在结尾时说了“我支持爱德·默罗所说的每一句话”，就触发了赫斯特报系对他的迫害，使他终于以自杀了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时正要雇员宣誓效忠，用了前联邦调查局特工来审查他们。这时公司也给默罗吓呆了。（默罗那时已是该公司的董事，他说他的同事们在下次董事会议上对他的做法的反应是，“节目不错，只是你这样干我们为你婉惜。”）麦卡锡本人则轻蔑地说，他没看这节目：“我对无线电和电视的极左分子和自由派分子的广播，是从不收听的。”他不屑在广播上答复，因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只好把广播时间给了副总统尼克松。而他就利用这广播时间要求麦卡锡按共和党的路线办事。
如果当时默罗对冷战所表现的热忱没有被充分认识的话，那只是因为当时在国内的人不管参加政治活动与否，每个人态度都是如此。他和他的同胞一样，都是热烈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支持在希腊和士耳其的杜鲁门主义，赞成花更多的钱进行军备竞赛，赞成在欧洲派驻更强大的美军，支持总统可以无需国会批准就可以派遣军队到海外。他支持朝鲜战争——“我们已划了一条线，”他称许说，“这条线不仅在朝鲜半岛划了，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划了”——而且他还预测到在越南进行“某种形式的干涉看来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他对自由派那种威尔逊式的自决，也同样拥护。珍珠港事变以后，他曾说过，国务院“把这次战争的性质判断错误了。它既是一场世界战争，又是一场世界革命。”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使肯尼迪在1960年担任总统而要物色一个美国新闻署署长时考虑默罗了。
默罗答应担任该职。既因为他要报答肯尼迪的知遇之恩，也因为他对美国广播宣传的情况感到失望。靠着播映什么情节喜剧、问答比赛节目和毫无意义的西部电影，电视业每年可以捞得十亿元利润。默罗对电视的“腐朽堕落、逃避现实和它与我们的现实世界相互隔绝”，大声疾呼，严词谴责。但这个行业的巨头们充耳不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已把《现在看吧》这个每周节目砍掉了，改为临时特约节目。广告界称这种新广播为“有时看吧！”
他最后几年是很不如意的。他对做官感到很不自在，而且由于约翰逊政府决定利用美国新闻署作为对越南战争的宣传工具，该署已是名声扫地。他的《最后审判日》预言中一个最严竣的预言真的兑现了，游行示威也上了电视镜头，而摄影记者自己到场拍摄，实际就煽动了城市的人搞暴动。广播公司追求广告利润，变得愈来愈厚颜无耻。为了挤进更多的商业广告，所谓“穿插时间”已从三十二秒延长为四十二秒。《哥广新闻采访》这个默罗最后一个得意的新闻节目被取消了，代之而起的节目是关于一只能说话的马。他于1965年春天去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天公布了这个消息——但紧接这个消息之后，又是香烟广告。
他的骨灰撒在纽约市波林他自己的农场上。但爱德·默罗的生命并不是至此为止。埋在该农场的六尺黄土之下的，还有一条新的电视电缆。只要它摆在那里一天，只要通讯广播事业的社会功能还保持着强大的潜力，这个人的精神就还会活着的。
这——就是默罗。
第十七章 陷入深渊
玛丽·艾奇逊·邦迪身体很差，只好把小儿子留给外祖父母照顾，自己进了纽约市萨拉纳克的一所疗养院。就在那里，在希斯定罪的那一个月，她收到父亲一封来信，里面说：
『……我就要发表一篇公开演说，尽可能把远东问题、我们力量有限的问题、我们的目标与方向问题，说说请楚。过去那些愚蠢的、对国家不利的，一般来说是可耻的做法太多了，现在我希望可以摆脱这些，沿着明确的、明智的方针前进。』
用艾奇逊自己的话说，“这个时候谈亚洲问题真是一触即发。”蒋介石的悲剧已经演到了头。在对日战争胜利时，他是一支人数庞大、装备优良的军队的统帅。可是他接二连三受挫，被迫踉跄后撤，最后全军崩溃，他本人也躲到中国沿海一个岛屿上去了。凡是看到他崩渍过程的人无不都很清楚，此人愚蠢无能。甚至《芝加哥论坛报》主编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也对美联社说过：“蒋介石政府无力扑灭一场被错误地称为共产党性质的叛乱。”但这位上校不久要改变他的看法了，因为自从罗斯福从胡佛手中夺去白宫以来，失掉中国的问题是在政治上最可以大做文章的题目。
艾奇逊给他女儿寄这封信时，红色中国政权已经成立了四个多月。毛泽东正在莫斯科和约瑟夫·斯大林谈判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刚刚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因此和这位俄国的独裁者交朋友是很有用场的。美国人民知道这点，他们无心追究罪责谁轻谁重的问题。抨击政府的共和党人增加了大家的思想混乱，把蒋介石、富克斯、希斯、毛泽东、罗森堡夫妇、雅尔塔协定和艾奇逊等都混为一谈，贴上红色的标签。很多人都说，参议员塔夫脱在参院指控国务院，说“它是由一个左翼集团所左右。很明显，这些人想把蒋除掉，为此目的把中国送给共产党人也愿意。”
这是两党的政争。至于军事战略，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在1947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南朝鲜并不值得一战。1949年3月1日，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
『我们对亚洲侵略的防御部署，过去常常从美洲大陆的西海岸来考虑。把太平洋视为是敌人进攻美国的通道。现在，太平洋成了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内湖，而我们的防线则是沿着亚洲海岸穿过一连串的岛屿。它从菲律宾开始，通过琉球群岛，其主要据点是冲绳岛，然后又弯回来穿过日本和阿留申群岛到阿拉斯加。【这位将军在那个月对英国记者华德·普赖斯的谈话，以及那年晚些时候对《亚利桑那明星日报》的威廉·马修斯的谈话，实质都与上述谈话相同。】』
在地图上看看这条曲物就知道，最低限度从战略上来说，麦克阿瑟觉得如果敌对力量控制了台湾或者朝鲜半岛，他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位将军比之国务卿的政治头脑要好。到了1949年底，他就知道美国舆论由于中国大陆上空红星高照所造成的震惊，如果共产党武力再有扩张，就会把它看成是美国的惨败。但艾奇逊则还是放弃了台海，听任毛去占领。1949年12月18日，他对美国驻亚洲各国使团说，台湾的重要性应尽可能不强调，因为“普遍都预料它会陷落”。两周以后，麦克阿瑟把他这份备忘录向报界透露。在一片吵嚷声中，塔夫脱和赫伯特·胡佛要求用海军保卫台湾，但杜鲁门拒绝这个要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艾奇逊于1950年1月12日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那篇他在给女儿的信中提到的演说。
显然，在现在这个时候国务卿要来个即席演说是不合适的。因此他的下属们给他写了厚厚的一叠讲稿，上面标上了符号。“但最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未加进一步解释地写道，“我把讲稿放在一旁，而以一两页提纲作为根据，发表了演说。”他对听众讲的美国防御线，还是和麦克阿瑟十个月以前所描绘的一样，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群岛到菲律宾。但现在中国的沦陷使华盛顿的政治局面改变了。“至于谈到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军事安全，”他补充说，——显然他指的是台湾和南朝鲜——“肯定要明确的是，没有谁能保证这些地区不受军事进攻。一旦发生这种进攻，”他说，“首先起来抵抗的”应当是“这些遭到攻击的人。”如果他们确实以行动表明自己是坚决的战士，他含糊地说，他们就有权利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向它提出呼吁。
艾奇逊至死也矢口否认，由于他把南朝鲜置于防御圈之外，就是大放绿灯，招致侵略。但是当他对新闻俱乐部说，美国正等待中国“局势明朗化”，并说，美国的防御线是“沿着阿留申群岛到日本，然后到琉球群岛”，共产党人就只能从这里作出结论；美国是让朝鲜海峡西北的人们自己去照顾自己了。事实上他们也是作出这样的结论的。
错误地解释美国的政策，这很不象是艾奇逊的作为。事实上他也没有这样做。他和麦克阿瑟在上一年3月时那样，排除了美国在亚洲大陆参与地面战争的可能。但是，美国的趋向是会变的。过去希特勒没能正确估计这点，结果他就一败涂地。斯大林现在又重蹈覆辙。北朝鲜的作战计划是这位苏联领导人一手决定的（那时根本没有告诉毛泽东）因为他相信艾奇逊说的是实话。国务卿在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后第二天，俄国驻联合国代表雅各布·马立克退出安理会会场，因为安理会拒绝驱逐中国国民党，不肯欢迎大陆新政权的使者。斯大林是要提醒美国人注意。在他看来，他选择的时间是再好不过了。美国没有和莫斯科协商就草拟了对日和约。自从对日战争胜利以来，俄国人本来一直希望，华盛顿会让他们放手摆布朝鲜。按乔治·凯南的看法，就是：“他们看见事态发展并不如此，他们就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从日本和约中只有这么一点收获，那我们就在美国人放日本人回到朝鲜之前，快点把它抓到手。’”
与此同时，杜鲁门的全球战略正开始转变。4月，在总统主持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他就放弃了防御圈的概念，转而采取一项新战略，使美国可以应付任何针对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威胁。就是那次会议，通过了NSC第68号文件，除了其它问题外，这文件规定要将美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作为军事拨款。不管明智与否，这个决定决不应该保守秘密的。但斯大林不知道这事，就以为南朝鲜象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是个熟透的苹果，该是摘下来的时候了。后来，国会中虽然有人批评艾奇逊发出信号不对，但也不能攻击他。国务卿在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后一个星期，那个一心以节约为念的众议院以一百九十三对一百九十二票之差，否决了一项拨款，即派五百名美国军官去监督南朝鲜军进行装备的预算。当晚艾奇逊就给玛丽写这样的信：
『今天真不好过，主要不是工作有困难，而是因为麻烦事太多。在朝鲜问题上，我们在众议院被击败了。在我着来，这是我们自取其咎。本来不应因一票之差而失败的。我们没有进行争辩，听之任之。现在我们又要走一段很长的回头路。』
这条路的第一个交叉口就在面前。
※※※
1950年1月，约瑟夫·R.麦卡锡四十一岁，已经不止在一方面受过挫析。四年前，也就是1946年共和党选举大胜时，他当选为参议员。他极有可能给美国参议院丢尽体面——因为他是个品质低劣的政客，竟然堕落到从卢斯特隆房屋预制件公司纳贿一万元，还从百事可乐饮料公司的议院说客那里借了两万元，没有交任何抵押。他把钱都挥霍在大豆期货投机上，和马票经纪人通长途电话上了。在国会山上有些人知道，麦卡锡那个陈旧的公事包里，常常带着一瓶威士忌酒。实际上他已与酒徒无异，他在朋友中吹嘘说他每天可以“喝他一瓶五分之一加仑装的酒”。但按照他这样酗酒下去，他还可以活上六年或七年而已。
他是个恶棍，从外貌看也是如此。他目无定睛，经常暗自窃笑。讲起话来尖声刺耳，喜欢奚落别人。在参议院里，由于胡子稠密，人们很快就可以认出他来。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所谓下等爱尔兰人的典型样板：体格魁悟、肩膀宽大、眉毛隆起，是在波士顿市第八号码头和在芝加哥市南部的贫民区常常看到的那种人物。他没有休伊·朗格的天才，同时对自己也没有多大信心。他的有利条件就是他是个撒谎能手，并且一眼就看出了美国电讯广播事业的作用。就是这一些，再加上不择手段。如果他有什么信仰的话，那就是虚无主义，就是不相信任何东西。他最爱看到自己的名字见报。他最渴望的是继续担任参议员。
殖民地饭店那个约会对他没有很大帮助。但过后一段时间，他就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去电话，说五星期后，也就是林肯诞辰的那个周末，他愿意出来发表一些演说，谈谈在政府任职的共产党人问题。如果说全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的话，他们并没有形诸于色。当然他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这毕竟是该党当时的路线。当时反共英雄理查德·尼克松就警告美国人说，希斯案件只不过是“美国共产党骇人听闻的间谍活动的一小部分”。尼克松当时很受欢迎，但说到麦卡锡，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所知，他对共产主义一窍不通。工作人员能为他联系到的在林肯诞辰讲话的场合，只有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的俄亥俄县妇女俱乐部，接着就是盐湖城和雷诺市。在他坐飞机前往惠林的途中，机上一位服务周到的女服务员，从旅客名单上发现有一位参议员，就对他说：“参议员麦卡锡，您好！”看来他感到有点出乎意料，“啊，你好”，他说：“有人认出我是谁，我很高兴。”
在上机以前，他做了一些可以说是一点点的准备工作，要说是什么调查研究，那就未免言之过甚了。正如他后来对记者所说的，他那份“讲话草稿”的大部分，都是从其他共和党人的演说中“剪剪贴贴”搞出来的东西，他只不过是略加修改而已。据《惠林消息报》的报导，他从尼克松1月26日在众院的演说里偷了一段，作为自己的东西：
『尼克松在国会的讲话： 麦卡锡在惠林市的讲话：
从希斯案件中要吸取的重要教 在讨论共产党问题中要记住的
训就是，我们所对付的不仅是那些 一件事就是，我们所对付的不仅是
为了三十块银币①而窃取一件新武 窃取一件新武器蓝图而得三十块银
器蓝图的间谍……而且是阴险得多 币犒赏的间谍，我们要对付的是阴
的活动，因为它使敌人可以左右我 险得多的活动，因为它使敌人左右
们的政策的制订。 我们的政策的制订。』
【①据《新约》，耶稣的门徒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耶稣。】
就我们目前所知，他对颠覆问题的调查，一共只是打了一个电话。他打电话给《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办事处的威征德·爱德华兹，说他要写一篇演说稿，要他帮忙。从爱德华兹那里，他得到了两项有关国务院工作人员忠诚调查的情况，内容简略，大部份也已被人遗忘。第一项在《国会记录》中可以找到。1946年7月26日，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写了一封信给伊利诺州众议员阿道夫·萨巴思，说从战时各种机构调到国务院的约三千个职员中，进行了初步甄别，审查人员提出有二百八十四人不能长期任用。在这些人中，有七十九人已被解雇。从二百八十四人中减去七十九人，麦卡锡就象变戏法似的变出了一个二百零五的数字，就是本来已经提出来应该解雇的，但在贝尔纳斯写这信的时候还是在职员名册上的二百零五人【这里我们想说的是：当麦卡锡在惠林市发表演说的时候，这数字可能已经过时。1950年8月号的《哈泼斯》杂志上，阿尔弗雷德·弗兰德利说，到了1950年2月，这二百零五人中只有六十五人还在国务院。当然弗兰德利不象麦卡锡那样只打了一次电话。这种深入挖掘问题麦卡锡是不懂的。】。这位参议员的另一份材料，就是那些坚决反共分子所说的“李氏名单”。罗伯特·李是众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调查员，他曾对和《美亚》杂志案件有牵连的一百零八个国务院工作人员的档案进行审查。1948年，国务院向该委员会送了一份统计表，说在这一百零八人中，仍在国务院任职的共有五十七个——后来理查德·罗维尔就在“纽约人”杂志讽刺说，这是“海恩兹罐头食品公司的品种数目”。
这样参议员麦卡锡就有两个数字，——二百零五和五十七但这就是他的“全部材料”了。要了解他招摇撞骗到什么程度，还得记住：这时他既没有档案，也没有原始材料，更谈不上具体的材料了，哪怕是极其含糊其词的材料也没有。他知道有两份已过时的名单，但他手头上连一份也没有弄到。假如有人追问，他连一个名字也提不出来。但凭着这样一点东西，他就开始他的演说旅行。他先去西弗吉尼亚州，在科罗拉多州换乘飞机去犹他州，然后又到内华达州的雷诺市。另一方面，他大概认为不会有人提出什么怀疑。他希望在为数不多的共和党妇女面前作几场老生常谈的说教，回来以后，就看到威斯康星州的报纸对他的旅程作了报导，这样就可以提醒州里的共和党人员和经费赞助人，麦卡锡还在活动。当然，他会对民主党作两三次猛烈的攻击，但其猛烈程度也不会比那个周末其他共和党演说人所讲的更厉害。后来，偶然之间，他发现了一个出色的煽动人心的伎俩。别人是笼统地谈卖国，我麦卡锡则谈卖国贼！
惠林市的WWVA电台对他的谈话录了音，当晚进行了广播。可惜广播以后，录音带就被洗掉，对历史来说，这很不幸。除了当时在场的人的回忆而外，存下来的只有《惠林市消息报》记者弗兰克·德斯蒙德记录的一段话。根据他的记忆，这段驰名的发言是这样的：
『虽然我不能花时间一一列举国务院中已被点名为共产党和间谍网里成员的全部人名，但我手上有一份二百零五人的清单。国务卿都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还是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
他手头那份清单，说不定只是一份洗衣店衣服清单，或者是采购物品清单，或者是一份准备寄送圣诞节贺片的清单罢！不管是什么，这不可能是重要的，因为过后不久，他就把它扔掉了。一个星期以后他回到华盛顿时，首都有无数的人要他摆出证明，他拼命想弄清他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可是想不起来了。他甚至向那一带的业余无线电工作者提出，看有没有谁录下了他的演说。可是一个也没有。
德斯蒙德的报导在《惠林市消息报》登了出来，还在《芝加哥论坛报》里页转裁，又在《丹佛邮报》头版刊登。过了三天以后，《纽约时报》才把这位参议员的指责刊登出来。但是美联社倒把德斯蒙特的报导的两段用第二类电讯稿发稿，国务院有个工作人员看到了。因为当这位参议员在丹佛市转乘飞机时，一个新闻记者对他说，国务院想要那些指控为共党的名单，以便立即开展调查。麦卡锡说他的话并不是这样，是引述错了，他说的不是二百零五个共产党人，而是二百零五个“危险的嫌疑分子”。记者向他，是否可以让他看看这份名单。参议员说当然可以。但又说他把名单放在飞机上的行李里面。《丹佛邮报》还保存着一幅照片，照片里麦卡锡狼狈异常地向他那个破旧的公事包里面张望，寻找他那份不知去向的名单。
※※※
2月20日下午，参议院响了三次铃声，表示已够法定人数开会。乔·麦卡锡带着他那个黄褐色的皮包，大步走向台前。这个皮包现在倒是涨得鼓鼓的。民主党人曾要求他提出证据，而他自从回到华盛顿以后，亦曾两次向记者保证，如果他拿不出证据，他就辞职。但这次他就要在参院演出一场参院历史上最荒诞不经的晚上开会的戏。这次他不只是有数字了，虽然也超过不了多少。李向他提供了两年前为众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从国务院搞来的一百零八份档案材料的影印本。在这些受审查的人中，只有四十人还在国务院工作，都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全面调查，作了审查通过的结论。但是麦卡锡仍然把这些陈旧的八十一个人的档案，放在他桌子和坐在他附近的议员的桌子上，俨乎其然地宣称，他已经穿进“杜鲁门的保密铁幕”里面去了。
接着那几分钟真是狼狈异常。他把第一批卷宗夹移来移去，声称他准备只提号码，不说具体姓名。这样做本身就已经够使人怀疑了。因为在参院讲台上发言，法律上是不能构成诽谤罪的。——但随后出现的事，更使全场震惊。在场的人发现，原来麦卡锡还是头一次看这些档案。他看每份档案时都要停下来，翻翻各页，看看里面有什么内容。如果换了另一个人，就会觉得困窘不堪，不知如何是好。但麦卡锡却若无其事。他在那里几乎站了六个小时，把这幕荒唐透顶的丑剧演下去，如果有什么材料难住了他，他就满不在乎地耸耸肩膀。总之，他不肯离开讲坛。
他所提出的案件，有一些与国务院毫无关系。第一号，第二号是受雇于联合国的人员。第二十号到第二十六号都是“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第十二号一度在商务部工作，麦卡锡毫不在乎地承认，他对“他现在在那里”一点也不知道。“我坦率地说，我不知道。”至于第六十二号，“在共产党活动这意义上说，是不重要的”。对于第四十号，他又说：“我对他并没有其他材料可讲，只是档案里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证明他和共产党没有牵连”。第七十二号把这位参议员难住了。他讷讷地说：“它是重要的，其重要在于它与我现在谈给大家听的材料刚刚相反。……我不会把这个人当作共产党人的，这个人有几个证人高度赞扬他，认为他是个好人，是个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主的美国人。”（还有一点，第七十二号从没有在国务院工作过）。理查德·罗维尔给呆着了，他问道：“除了完全神经错乱而外，还有什么东西会使一个人在讨论八十一个共产党时说：‘这些共产党中有一个很重要，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呢？’”
但是麦卡锡还是固执地慢吞吞地说下去。第九号和第七十七号是一样的。第十五号、第廿七号、第三十七号和第五十九号都纯属乌有——这些档案袋是空的。第十三号，第七十五号只不过申请工作。至于第十四号“主要是道德品质问题”，但他的材料却误放在第四十一号里。第五十二号之所以值得注意，因为他是为第十六号工作的——而这“第十六号”，麦卡锡就象淘金者终于找到了金矿，用喜出望外的口气说，“是国务院里最危险的间谍之一。”
当然，这人并不是间谍。这些人中一个间谍也没有。但是他在这份档案中塞进一句话，在那份档案中删去一句话，用一堆伪造的调查材料把这场丑剧装饰起来。对那些看报时首先看连环画、再看体育版、然后才漫不经心地瞥一下大标题的人们说来，他就造成一种印象，好象他已发现了颠覆活动。在2月20日那天的表演中，麦卡锡篡改事实有时还不太露骨。比如“三个象俄国人名字的人”就被改为“三个俄国人”。“据报导说”“据说”这样的词就不翼而飞；“可能曾是”和“可能是”这样的词被“曾是”“是”代替了；“相当有损名誉的材料”被改成为“共产党活动的确凿证据。”至于其他的篡改，那就惊人了。联邦调查局作出可以录用的结论，不是完全不提，就是改为联邦调查局作出结论认为有问题。如果国务院人事部门拒绝录用“一个善良的美国人”，就是因为他们要用的都是共产党。有个申请工作的人年岭已近七十，这一点他就略而不提。共和党人都给麦卡锡弄得不知如何是好，该党参院领袖肯尼思·惠里在议事手续方面尽量帮了麦卡锡的忙，但是躲开不同他搞在一起。和麦卡锡几乎素不相识的塔夫脱后来告诉记者说，“这完全是乱来一通。”
到第二天早上，人们都知道这些档案材料都是过了时的，报纸也在头版透露出来。参院中喜气洋洋的民主觉人们召开核心会议，责成他们的多数党领袖——伊利诺州的斯科特·卢卡斯提出要求对那些不忠诚分子现在或过去曾否被国务院雇用一事，“展开一次全面彻底的调查。”由于共和党其他议员，不愿意与麦卡锡有关系，而且他本人也再三说过他欢迎进行调查，所以卢卡斯的参院的第231号决议案就被一致通过。惠里确曾设法把这问题提交给拨款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的主席田纳西州的肯尼思·麦凯勒是右翼分子，他既不会给民主党自由派多少帮助，也不会使他们满足的。但这动议没有得到全党支持，于是提案就转交给对外关系委员会。那里得克萨斯州的汤姆·康纳利就指定由米勒德·E.泰丁斯当主席，组织了一个不太好惹的委员会。泰丁斯是一个控制了马里兰州政治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活动积极的头面人物。在他还未指派委员会的委员（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布里恩·麦克马洪和罗德岛州的民主党人西奥多·弗朗西斯·格林；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人亨利·卡伯特·洛奇和衣阿华州的共和党人伯克·希肯卢珀）之前，麦卡锡就攻击它是个袋鼠法庭了。泰丁斯则声称他既不搞“政治迫害，也不会掩盖问题。”但他私下谈到威斯康星州的这位后辈参议员时，总是摆出老资格的样子称他为“那个小子”。他当时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参院对麦卡锡的指控所进行的调查，将来要搞五次，而这不过是头一次。没有一次调查最后能找到什么人。有的话，就只是麦卡锡自己。
※※※
当然，他是有人帮他忙的。要把事情闹得这么天翻地复，没有人帮忙是不行的，即使麦卡锡也不行。在国会外面没有某些联系，要在国会里干一件什么事，都是不会有什么成功希望的。麦卡锡在飞往惠林市之前就给《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打了电话。这一点就表明，他知道从哪里可以找到帮助了。那个称为李的调查员在这件事所扮的角色，也是一个迹象。从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初露头角之时起，这些人和他们的同谋者就对他进行大规模援助，搜集了大量的名单和资料，他需要时就马上可以应用。他们并没有特别看中他，只是他却看中了他们要做什么文章。任何哪个集团要在国会里搞什么名堂，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一个参议员出头的，而找到以后，也就绝不会愿意让他声名扫地。
这个集团就是所谓“院外援华集团”这个施加压力的集团。它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那些右翼报刊发行人所雇用的人物：麦考密克上校的《芝加哥论坛报》里的威拉德，爱德华兹和沃尔特·特罗安；麦考密克所拥有的《华盛顿时代先驱报》里的乔治·沃特斯；在麦考密克的共同广播公司联播网上常常出现的小富尔顿·刘易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纽约美国人日报》里的劳伦斯·克利：赫斯特报系的记者霍华德·拉什莫尔、肯·亨特和雷·理查兹；还有两位赫斯特报系的专栏作家乔治·索科尔斯基和J.B.马修斯。马修斯有一本称为“第九号附录”的册子，这本东西在反共分子手中相当于反犹主义者手中的那本《犹太父老会议录》。它是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调查员们于1944年辑成的，共有七卷，内有两万二千人的名字。这是从那些有不忠嫌疑的团体的负责人名单，从那些告发者，以及从三十年代出版的一些极端保守派的小册子中搜集来的。甚至连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也认为这本书荒谬绝伦。委员会全体委员都决定要收回这本书，不让发出去。可是马修斯却私下弄来一本收藏起来。有了这本书，麦卡锡就能没完没了地大谈特谈了。而且如果这本书还不够的话，他可以从艾尔弗里德·科尔伯格那里补充。此人是对华政策协会的创始人，也是院外援华集团的主要赞助人。三十年来科尔伯格都从中国大陆进口东方纺织品，获取巨利。现在蒋介石倒台，他的来源也就断了。于是他从他的巨大财产中捐献一点款项给《反击》、《自由人》，艾萨克·唐·莱文的《老实话》那样的刊物。
这股势力一直在华盛顿周围徘徊，想找个领头人。现在，他们就成为麦卡锡的势力，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对他也很能起作用。他的对手是不容轻视的：他们是国会山上的民主党领导人，杜鲁门总统（他私下谈及麦卡锡时，曾说“这个狗崽子该受到弹劾。”）还有凡是观点不如麦考密克和赫斯特那么右的所有新闻记者。在麦卡锡进行第一次攻击时，约瑟夫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和他斗争特别激烈。他们嘲笑麦卡锡办公室里的故弄玄虚的小动作——说他在电话中和人谈话时用一支铅笔敲打话筒，“使得窃听器的磁针失去作用，”然后在谈话——这个电话显然是故意打给来访的记者看的——快将结束之前，紧拿着听筒，喃喃地说：“是的，是的，我听到了，但我不能讲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真在那个家伙身上找到贼赃啦？真的？那么好，我告诉你。就把这一点找个机会好象很偶然地告诉第一号，看看他的反应如何。好吗？好，我以后再和你联系。”
沃尔特·李普曼谈到这位参议员蛊惑人心的伎俩对国务卿的不利影响时说，“没有哪个在国外代表我国政府处理大事的美国官员，在国内受到这样严重的损害。甚至1918年的威尔逊也未遇过这种情况。”许多老牌自由派报刊诸如《巴尔的摩太阳报》，在麦卡锡发动进攻的第一年中保持出奇的缄默。但《华盛顿邮报》却每一步都顶住他。《纽约时报》和《圣路易快报》也是如此。《时代》周刊一直揪住他不放。对在这场战斗的两方说来，可能最厉害的一着就是《华盛顿邮报》的漫画家赫伯特·布洛克（笔名“赫布洛克”）的一幅作品。赫伯特·布洛克为这个时期创造了一个新的名字。他画了一幅画，十只溅满泥浆的水桶，摇摇幌幌地支撑着一大圆桶泥浆，桶上写着几个大字“麦卡锡主义”。
可是这位参议员和他的卑鄙无耻的支持者，看来好象总是取得上风。李普曼的冠冕堂皇的文章，同麦卡锡对美国多数党的攻击相比，就黯然逊色。麦卡锡说：“民主党的标签现在成了那些……听从卖国贼指使的男男女女的私产了……这些男女佩戴的那个政治标签是由一个名叫杜鲁门的白痴缝缀上去的，它已被一个名叫艾奇逊的骗子所腐蚀，被一个名叫〔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红色屎尿所败坏。”连赫布洛克那一有力的贡献，也倒过头来给他们利用了。富尔顿·刘易斯告诉他的听众说：“对许多美国人来说，麦卡锡主义就是美国主义”。而参议员本人对威斯康星州的听众发表讲话时则说：“麦卡锡主义就是卷起袖子、准备战斗的美国主义。”【美国共产党人厄尔·白劳德在1936年说过“共产主义就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主义”】
所有这些高喊口号和破口辱骂本来不会发生多大作用的，但是麦卡锡已经在美国基层中点了一把火，所以情况就不相同了。尽管他的西洋镜已经拆穿，尽管别的参议员们把他的指控一个个粉碎，把他的谎言一个个揭穿，使他完全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他还是咧着嘴笑），但是全国支持他的人还是与日俱增，态度更加强硬。这个迹象是不容置疑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不断地发现，有百分之五十的公众“赞同”参议员麦卡锡，认为他所做的事情对美国有利。只有百分之二十九的人不赞同他，而且还有百分之二十一根本不表示意见。那些后来随同麦卡锡到各地竞选旅行的记者，见他受到这样赞扬，感到非常惊奇。而在国会山上那些怀疑他们的报导的记者，也发现一件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这就是每天早上麦卡锡收到邮件时，也会收到一大堆折皱的钞票和零角子。
麦卡锡把这些钱进行大豆期货的买卖，而他的共和党伙伴们，在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对他也改变了看法。现在惠里开始搂着乔的结实的肩膀，表示亲热。威廉·詹纳请他和自己一起拍了张照片。霍默·弗格森则把自己掌握的颠覆分子名单和他交换。欧文·布鲁斯特和卡尔·蒙特愿意把他们自己的工作班子让给他使用。泰丁斯委员会里的一个成员希肯卢珀，也开始站到这位正在酣战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这一边，大卖力气了。在众院方面，一个哥伦比亚特区小组委员会还就麦卡姆一个最荒谬无稽的指控举行听证会，那就是“同性爱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麦卡锡说这是苏联一项阴谋，目的是“引诱国务院的女职员过同性爱的生活”。最后，连共和党保守派的擎天柱也倒了下来。对罗伯特·塔夫脱说来，要是又再发现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党卖国贼，而这个人对政府制订对华政策的影响又象希斯对新政那样的影响，那怎么了得。这位守正不阿的典范人物宣布，“从国务院的亲共政策看来，乔·麦卡锡要求进行全面调查是完全有理由的。”他接着对麦卡锡说：“假如一件案子不奏效，那就再试第二件！”好象乔还要别人指点他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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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这个变戏法的魔术师的袋里似乎己经空空如也，至少表面看来是如此。但是接着麦卡锡又耍了一套前所未闻的把戏。他对泰丁斯那个委员会说，他就要把那个“苏联在美国的第一号间谍”点出来。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麦卡锡若无其事地表示，他并没有什么新东西。“这件事并无神秘可言”，他说“其实所有材料都已记录在案，还有物证。”事实上确是记录在案的。原来他讲的那个欧文·拉铁摩尔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教授，研究亚洲问题的专家。他当时在阿富汗内地。他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他曾经在远东事务方面向政府提过咨询性意见。他就蒋介石问题写了个报告，其中的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触怒了院外援华集团的人，特别是科尔伯格。有关拉铁摩尔的一切情况，国会的人都一清二楚。尽管这样，麦卡锡还是对那个持怀疑志度的泰丁斯说，拉铁摩尔“肯定是一个间谍，”有关他的档案是“爆炸性的”。他还说：“如果你破了这个案，这将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间谍案”。第二天，他把这一切公诸新闻界，只不过还没点拉铁摩尔的名罢了。他说：“我想在这案上押下孤注。如果我错了，我想小组委员会就完全有理由不必认真考虑我提出的其它案件。”他说，那个人的名字就在他的口袋。这个人是个超级间谍，“在国务院的间谍网中，他是阿尔杰·希斯的上司。”
这事发生在星期二。到了那周周末，在参院记者席上，就有愈来愈多人议论拉铁摩尔了。3月26日星期天，德鲁·皮尔逊把这消息发表在报上了。与此同时，麦卡锡却突然消踪匿迹，好一会儿不露面。回来以后，他却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指控。拉铁摩尔在阿富汗接到要他回来的通知后，就发话回来说他绝不是俄国在美国的第一号间谍，他要飞回国内就这问题澄清误解。可是麦卡锡也开始说，他也被人误解了。接着那个星期四，他在参议院说：“在拉铁摩尔案件中，我也许太强调他是否是间谍这个问题了。”他的意思本来是说这个教授是“我国远东政策的总设计师。”麦卡锡说：“这个人是一个制订政策的危险人物，”然后又说：“我认为你可以向几乎任何一个学童问问，谁是远东政策的制订者呢？而他都会这样回答，‘是欧文·拉铁摩尔’。”在记音席上的记者，本来还想了解这位并不十分著名的教授的情况，这时都哄堂大笑起来。
4月6日拉铁摩尔在强弧光灯照射下在委员会作证。聚集在大理石柱的参院会议厅的人群，是九年以来最多的一次，而那次是温德尔·威尔基到这里表示同意租借法案。【当时参院以三百一十七票对七十一票，通过租借法案。孤立主义者反对这法案。威尔基当时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他反对孤立主义者，赞成这个法案。——译者】他们听到了这位作证人对每条指控都加以否认。他拿出蒋介石和蒋夫人给他的个人信件，说明他们十分感激他的工作。这时泰丁斯也宣布，委员会里有四位委员研究过拉铁摩尔的档案材料，并没有发现他有颠覆活动的罪证。听众向拉铁摩尔热烈鼓掌，他就离场了。四天以后，麦卡锡带来了一个叫路易斯·布登兹的人，他以前是《工人日报》的一位编辑主任，他依法起誓以后说，1944年党内领导他的上级人员要他“将欧文·拉铁摩尔看成是个共产党人。”
于是右翼的参议员们都大声喝采。他们洋洋得意地说你看，不是吗，乔证实他是间谍了，布登兹就是拉铁摩尔的惠特克·钱伯斯。有两个保守派的新闻记者一时也上了当。威廉·怀特报导时说，有人“正式通知”布登兹，说拉铁摩尔是个卖国贼。而阿瑟·克劳克则评论说，“许多头脑公正的人”正在改变对麦卡锡的看法。可是他们并没有让这些人改变多久，拉铁摩尔的律师阿贝·福塔斯和保罗·波特对布登兹进行了一次反诘盘问，使他原形毕露。他承认，他在联邦调查局对他审查的四年中，已把他所知道的有关共产党的一切都谈了。他承认，他从未有提到过欧文·拉铁摩尔。他承认，他在1947年时曾对国务院一位负责安全工作的官员说过拉铁摩尔并不是共产党员。他承认，他在1949年初曾为《柯里尔》杂志撰写一篇文章，否认拉铁摩尔是一个共产党。他承认，在他所写的各本有关美国共产党人的书中，没有提过欧文·拉铁摩尔的名字。那么这一切和他目前的作证怎能取得一致呢？他有气无力地回答说，“我正在写另一本书，书中拉铁摩尔先生是个十分重要人物。”他从作证人席走下来，接着又有两个前共产党人贝拉·多德和弗雷达·厄特利相继上去作证。多德小姐认为，把拉铁摩尔说成是共产党是很可笑的。厄特利小姐则没那么肯定，但她肯定地认为他从未当过间谍。谈到他是否是间谍，甚至布登兹也感到这种说法使他吃惊。但是麦卡锡毫无后侮之意。他又把目标转向另一个中国通。他肯定这个人写了“一本书，书中对亚洲问题提出的答案都是亲共的，就象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关于解决欧洲问题的答案那么明确。”记者走了以后，有人问麦卡锡这是什么书，他承认没有看过。实际上，他连书名都不知道。他答应可以查一下。他这次又被驳倒了，于是他的名字又在所有报章的大字标题上出现。
但泰丁斯开始丧失信心了。他无论斗智与斗力都处于下风。作为一个老练的政客，他不会不感到这一点的。在他起草报告时（这份报告只是那些已经知道麦卡锡臭底子的美国人才会看），舆论对麦卡锡的支持与日俱增。甚至在缅因州的共和党人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和其他五个共和党自由派参议员共同签署《良心宣言》来谴责麦卡锡以后，多数党领袖卢卡斯计算一下人数，发觉只有十二个民主党参议员公开表态反对麦卡锡。无论在从道理或规矩方面来说，泰丁斯都占上风。但麦卡锡这人从来是既不讲道理，又不讲规矩的。他是个政治骗子，而他那个江湖骗术的商标，在这年春季议员竞选预选中却大为风行。委员会还在咬文嚼字，考虑调查他的报告怎样写法，而威利斯·史密斯却进行了一场麦卡锡式的竞选，把原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弗兰克·P格雷厄姆赶下合。众院议员乔治·A.斯马瑟斯击败佛罗里达州的自由派参仪员克劳德·佩珀。他是第二个进行麦卡锡式竞选的人。加里福尼亚州参议员候选人海伦·加哈根·道格拉斯在第三场麦卡锡式预选中受到曼彻斯特·博迪的诬蔑——而理查德·尼克松也正跃跃欲试，准备第四场麦卡锡式的竞选，后来终于在大选时把她击败。
于是委员会这份报告还未写好，就已无人相信了。它最后发表时，内容与预料的无大出入。它指责麦卡锡“搞欺诈、设骗局”有意弄虚作假。麦卡锡知道报告必然会是这样，早就说这报告“使参院丢脸”，是“向美国红色第五纵队开绿灯”。塔夫脱则称这种听证会是一出“滑稽戏”，是“粉饰掩盖”，是对“一个战斗的爱尔兰裔海军陆战队员”的侮辱，缅因州的欧文·布鲁斯特随声附和。惠里攻击艾奇逊。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盖伊·加布里埃尔森说“美国政府中共产党间谍、密探、特务和党员充斥”，共和党正在把他们揭露出来。
到了夏天，有些乐观的人以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迹象，说明麦卡锡气数已经到了头。通讯社已把他的记者招待会的报导减至寥寥几行，而且大部份报纸都不再报导它。国外的反共斗争中出现的事件，盖过了这出过场戏。当他又跑到讲坛发言，挥舞一份所谓“联邦调查局报告”，揭露“国务院里三个共产党特务”时，埃德加·胡佛加以驳斥，并不使人感到意外。最低限度在那时看来，麦卡锡主义似乎已完蛋了。
但这仅仅是错觉。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已把这位威斯康星州的后辈参议员看成是反共的象征，尽管这是违反一切常理的。只要有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存在，他在他们心目中就是个英雄。他越来越狂妄嚣张。有人对他说他还没有回答委员会的指控，他就说：“我是不回答指控的，我是专门提出指控的。”有一位记者向他：“你看的那份文件不是机密的么？”这位参议员粗声回答说：“过去是。我已把它取消了机密。”在一次鸡尾酒会上，有一位少女问他“麦卡锡参议员，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共产党的？”他嘲弄地看着她回敬了一句：“两个半月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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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美国政府一股劲儿调查究竟有过多少共产党人在国务院工作的时候（二百零五个？五十七个？一百零八个？四十个？六十六个？二十五个？一个？还是没有？），北朝鲜政府部署了九个装备精良的师，准备入浸几乎毫无防御能力的大韩民国。这十二万北朝鲜人民军由两万名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俄大战中，包括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饱受战火洗礼的朝鲜共产党员领导。从军事上看，无论从那个标准来衡量，都是一支精锐部队。他们配备有122毫米榴弹炮，师属76毫米榴弹炮，76毫米自行火炮，120毫米迫击炮，各式各样的苏联高射炮。各种步兵兵器，从反坦克炮到小型冲锋枪，无不应有尽有。使得这支进攻力量更加所向披靡的，还有一百五十辆苏联的T－34型坦克——这些钢铁巨物曾在库尔斯克前沿摧毁过克虏伯虎型装甲车。此外他们还有雅克式和斯多尔摩维克式战斗机群。按照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小罗伯特·海纳尔上校这位专家的看法，“除了苏军而外”，北朝鲜人民军“可能是在远东的军事力量中，最能完成原定任务的一支训练最为有素、装备最为精良的军队。”
面对这样的部队，南朝鲜李承晚总统能调动的只是比保安部队略强一点的部队。说来奇怪的是，五角大楼有意削弱李承晚的六万五千人的大韩民国部队。南朝鲜与北朝鲜都曾一再宣称，他们不惜流血牺牲，要发动进攻，统一这个半岛。尽管北朝鲜人民军经常派出巡逻队越过三八线——有些巡逻队达一千五百人——但华盛顿主要担心的还是那位七十五岁的李承晚。为了防止他蠢动，美国只让韩国部队有一些古老的日本99式毛瑟枪、近射程的M－3型105毫米榴弹炮、过时的2.36英寸火箭筒。迫击炮口径都是81毫米以下。没有无后座力炮，没有坦克，没有进攻性的炮兵部队，也没有战斗机群。这样粗心大意，华盛顿政府该负主要责任。但是国会也是从犯。杜鲁门在他的1950－51年度预算中，曾规定给南朝鲜拨款六千万美元，国会把它砍掉了。美国对南朝鲜的防御，只寄希望于美国军事顾问团上。这个希望很靠不住。在李承晚的首都汉城，这个顾向团只是把韩国的军队作为军事警察来训练。除此而外，美国人只是装璜门面而已。甚至迟至1950年6月13日，政府官员威廉·福斯特在一个国会委员会上作证时还说，“（在南朝鲜）实行严格的训练计划以后，已建立了一支人数为十万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准备好对付北朝鲜军队的挑战，还在南朝鲜各个地区先后把游击队组织扫除净尽。”就在战争爆发的前夕，顾问团那位启程回国的团长威廉·罗伯茨准将接见《时代》周刊记者时，还说在他训练下的南朝鲜部队是“除了美国以外最好的军队。”
这不是事实，而且这么说还算是客气的。最使美国人民震惊的是，美国本身的军事力量也处于软弱无力状态。自从“我们要回家去”的骚动把战后复员弄成一场溃乱以来，它就开始走下坡路。艾伯特·魏德迈将军说：“美国打这场伙就象踢一场足球，胜利之后就离场回家，庆祝胜利。”接着，统一三军指挥的争议又把士气破坏无遗。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宣布，他要“把臃肿的军队精简”，把军事预算从三百亿元减到一百四十二亿元，砍掉很多精干部队。五角大楼放弃了对付新型俄国潜艇的雷达防御网以及保护性设施的计划。到了1950年，俄国拥有的作战飞机，己和美国相等，部队是美国的四倍，坦克师是美国的三十倍。美国只有一个步兵师保持最强的作战能力。全部在役陆军人数总共才有五十九万二千人，不到珍珠港事件时在役人数的一半。还有，驻日占领罕的四个师素质下降，用威廉·迪安的话说，他们后来变成了一支松垮软弱的部队，老是“和日本女郎胡混，啤酒喝个不停，连靴子也找仆人擦亮。”
指挥官们是不能以对敌人意图毫无所知为理由来为自己开脱的。朝鲜的不幸的分裂史可以一直推溯到公元前108年。自从对日战争胜利以来，三八分界线的事端就越来越多。双方部队频繁巡逻。李承晚和他在北朝鲜首都平壤的对手金日成，都在剑拔弩张，磨刀霍霍。除此而外，中央情报局早已向华盛顿汇报说，很可能就会发生武力对杭。中央情报局在报告中说，北朝鲜人民军沿边界大量集结。认为只有策划大规模进攻，才能解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如果说其他人没看到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的话，至少国务卿是看过的。他在向国会各个委员会作证时，曾把几份情报局电报宣读，有记录在案。其中有一份是1950年3月10日的电报，估计“人民军将于1950年6月迸攻南朝鲜。”在这以前三十个月，参谋长联席会议确曾向白宫报告过，“从军事安全的角度说，”美国在朝鲜并“没有什么战略利益。”当时也许确是如此。但是现在，不管是哪位总统，在共产党国家发动新的侵略面前而不进行对抗，就有受到弹劾的危险。后来，政府方面指出，朝鲜当时只不过是许多危险地区之一。柏林问题一直都有爆发的可能，法国在印度支那面临败局，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军队也在南斯拉夫边界集结。为政府辩解的人们说，政府总不能在世界各地都同时紧张备战。问题正是如此。这就是采取遏制政策的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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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0年6月最后一个周末，热浪袭击美国，那是那年夏天的第一次，气温高达一百度，人人有气无力。能够离开家里电视屏的，都跑到有冷气设备的戏院里去。孩子们都去看罗伯特·牛顿在沃尔特·狄斯奈【狄斯奈（1901－66年），电影制片商，以制动画片驰名。——译者】监制的“金银岛”中扮演海盗约翰·西维尔大个儿。乔伊斯·卡里【乔伊斯·卡里（1888－1957年）英国小说家。——译者】著的《直接来源》成了读者在吊床上消遣的读物。在莫宁赛德高地，当时还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正躲在他的住宅里阅读《迷途的皇后》，这是赞恩·格雷【赞恩·格雷（1875－1939年）美国通俗小说家。——译者】写的第五十一本小说，在作者死后才出版。迪安·艾奇逊则在他的马里兰州“野兔林庄园”家里种花来消度下午时光。吃过饭后，他就看了一会书，入了梦乡。屋子外边，一些若隐若现的身影不断闪来闪去。自从麦卡锡成为风云人物以来，这位国务卿收到很多恐吓信，使他不分昼夜，都要有人进行警卫。
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正从东京乘机回国，那时还在太平洋某处上空。那天下午，杜鲁门总统也在空中飞行。星期六下午2时，他的座机“独立”号侧着翅膀穿过了风暴的云层，进入堪萨斯市机场，转入正常角度，滑行下降。两小时之前，总统主持了巴尔的摩市国际友谊机场的开幕式（还是“献给世界的和平事业”的呢！）；现在他希望把这个周末剩下来的时间和他的兄弟维维安一起处理一下家事，和一些老朋友叙叙旧谊。白宫的记者们已接到通知，周未活动将不让记者报导。星期一之前总统将没有任何政治活动。
按照惯例，总统不在华盛顿时，政府的高级人员都会松一口气，这次也是如此。国务院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约瑟夫·艾尔素普的家里休息。国务院远东事务新闻官布雷德利·康纳斯则在华盛顿的公寓里和他的孩子们玩游戏。当然，他们绝不会认为联合国这个地方会有什么新情况的。自从1月份苏联代表雅各布·马立克拒绝参加安理会会议以来，联合国就一直处于停顿状态。当时美国出席安理会的代表是华伦·奥斯汀。他现在正在佛蒙特州家中的苹果园里修剪苹果树。他的副手欧内斯特·格罗斯也没有在办公室，他在长岛曼哈萨特镇家里招待孩子的小朋友们。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正在附近的福雷斯特山上闲逛。
那时在纽约是正午，在中西部则是中午过后不久。在遥远的三八分界线是上午4时；用麦克阿瑟后来的话说来，“北朝鲜象一条眼镜蛇一样，突然猛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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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那里，夏天雨季刚开始。大雨滂沱，倾泻到绿色的稻田和贫瘠不毛的灰褐色山坡上。就在这个时候，北朝鲜的大炮，一排接一排地摆开四十英里的阵势，突然同时轰鸣起来。开始时炮声还是稀疏的，因为那些小型排炮还等着122毫米榴弹炮发出讯号。但不久以后，突然万炮齐发，喷出一片又一片的火焰，军官们则研究打到南方的炮弹爆炸点，进行校正射程。雅克式和斯多尔摩维克式飞机腾空而过，穿过温暖湿润的天空，向着不到五十英里的汉城飞去。北朝鲜人还象中国人那样，用吹号来发出冲锋令。军号一响，步兵就突过边界线，朝着他们的第一批目标前进。尽管大雨如注，又是一团漆黑，不可避免地有些混乱，但北朝鲜人民军崔庸健将军，还是把九万名军队开进南朝鲜，没有发生任何拥拚堵塞的现象。他们又用帆船和舢板把两栖部队运到韩国防线以南登陆。被枪炮声惊醒的南朝鲜人，在慌乱中摸索自己的衣服。几小时以后，他们便仓惶出走，躲开从地平线那边打过来的隆隆的炮火。有些人从此以后就一生当难民了。
七个小时以后，也就是在东部日光节约时间下午8点，布雷德利·康纳斯成了华盛顿头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美国官员。合众社的唐纳德·冈萨雷斯打电话告诉他，说在朝鲜的合众社记者拍来了片片段段的急电，说北朝鲜军队沿三八线全线发动强大攻击。国务院知道这事吗？康纳斯回答说，就他所知，国务院还不知道。但他会立即查明实际情况。把电话挂上以后，他设法打电话到美国驻汉城的大使馆。但电话员告诉他接不通。当地这时是星期天早上，对海外一切电讯线路都已关闭。康纳斯急忙赶到C大街新国务院大楼。但在急线接通之前，国务院电讯中心已收到美国驻汉城大使约翰·穆西奥拍来的一封电报，发电时间是上午9时26分。电文如下：
『北朝鲜军队今天早晨在几处入侵韩国……从进攻的性质和发动进攻的方式看来，似乎是对韩国开展全面迸攻。』
他立即把腊斯克和国务院联合国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逊请来。下午10时，希克逊又把迪安·艾奇逊叫醒，并建议请联合国安理会在次日上午召开特别会议，呼吁停火。他还说，由于华伦·奥斯汀还在佛蒙特州，应该让欧内斯特·格罗斯在纽约将要求提出来。艾奇逊同意了，并指示他通过特里格夫·赖伊召开安理会会议。他同时拿起那个白色电话机，那是通白宫的专线电话。
杜鲁门一家刚在独立城吃完晚餐。这位一家之主坐在北特拉华大街家里的书房内，已开始打呵欠，快到睡觉的时候了。但艾奇逊才说了几句话，“总统先生，我要报告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北朝鲜已经入侵南朝鲜”，总统就说他马上坐飞机回来。艾奇逊建议他最好还是好好睡一觉，现在除了使联合国这个机器动起来之外，还不能采取什么措施。他们还要等更多的情报。他明晨会再打电话来。总统问他现在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艾奇逊说有是有的。事实上他可以过问一下。路易斯·约翰逊对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的联系，硬要进行无理的限制。他想直接和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通气。杜鲁门说，按你的办罢！他就挂起了电话，于是国务卿就把美国行动权开始掌握在自己手里。照他看来，现在主要战场是在纽约的成功湖【当时联合国的临时会址。——译者】，它比战场还重要。
特里格夫·赖伊接到希克逊电话时就说：“我的关啊！杰克，这是对联合国开仗啊！”事实正是如此。两个朝鲜都是在联合国监护之下，美国在南朝鲜只是代表联合国。在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三强曾一致同意，朝鲜半岛的未来要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普选来决定。后来俄国人变了卦，不让联合国专员进入三八分界线以北。在艾奇逊亲自指示下，他的工作人员起草了一份安全理事会决议，明确说“北朝鲜军队对韩国发动的武装进攻，”构成了“对和平的破坏”，必须立即实现停火，停止进攻。由于苏联还是继续抵制安理会，这个决定以九票对零票通过。
星期天上午，穆西奥发来的都是坏消息。北朝鲜人民军的一支强大坦克部队正向汉城和金浦机场开去，看来进展颇为得手。艾奇逊的结论是“南朝鲜的武器显然远远比不上敌人。”下午12时35分，他向独立城挂电话，请总统回来。杜鲁门总统上机时对记者发表了几句话：“不要大惊小怪。局面可能变得很危险，但我希望它不是。在我了解到全部事实之前，我还不能回答任何问题”。回到宾夕法尼亚大道1628号的布莱尔宾馆，他把他的外交和军事顾问们全部叫来，立即在一张红木大饭桌周围坐下来开会。他当场作出三点决定：通知麦克阿瑟使用一切必要的飞机和舰只把美国公民撤出朝鲜，必要的话，可以越过三八线；麦克阿瑟将军要向韩国军队提供弹药；美国第七舰队要在福摩萨海峡【即台湾海峡。——译者】巡逻，防止对方声东击西，将朝鲜的进攻作为掩护，进攻台湾。如果毛泽东在一年前到那里追击蒋介石的话，美国人当时本来会袖手旁观的。而现在，国内政局不同了，美国已不可能采取中立态度。
星期一是联合国成立第五周年纪念日。这是个阴暗的日子。艾奇逊说“这一天从朝鲜不断传来局势恶化的消息。”朝鲜人民军对联合国发出的停火呼吁置之不理，分兵六路包围了李承晚的汉城。韩国政府已开始南迁。路上挤满了惊慌失措的人群，韩国的士兵还在继续溃逃；本来他们要拼命死守春川，但在第一辆T－34型坦克出现时防线就瓦解了。韩国驻美大使张勉博士来到白宫。总统在办公室里把那个大型地球仪转了一下，用手指着朝鲜说：“这是远东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坚决抵抗，就不需要考虑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了。”张博士觉得没有解决问题，含泪而去，下午9时，杜鲁门又在布莱尔宾馆召开一次紧急会议。他称这次会议为“战时内阁”。会上奇普·波伦和乔治·凯南说，俄国不出席安理会，这就给美国一个极好机会。现在不必担心俄国会否决。总统根据这个想法，同意了安理会一个新的决议草案，号召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都出把力，把北朝鲜人赶回去。显然，出力最多的估计是美国人，而杜鲁门是有了准备的。他取得他的顾问们的同意以后，就指示麦克阿瑟指挥下的海、空军部队，给在三八线以南的韩国士兵提供直接的战术支援。同时他又在艾奇逊的催促下，对正在印度支那作战的法国军队提供更大的援助。
汉城于星期三陷落。韩国的防御部队撤到汉江。当天中午在长岛的斯德哥尔摩饭店，特里格夫·赖伊、雅可布·马立克、欧内斯特·格罗斯这三个万万没有想到会碰头的外交家碰了头——他们不过是守约来参加定期的午餐会。很自然，他们的话题是这场战争，别的事是没有什么要谈的。马立克坚持说星期天安理会的决议是“非法的”，因为没有俄国代表在场，也没有让红色中国参加。赖伊要一丝不苟地尽到联合国秘书长的职责，格罗斯只好紧张地等着。赖伊劝告马立克不要管是否星期天，来参加安理会下午召开的会议，听听美国的新决议。“你不来参加我们会议吗？”他问道，“在我看来，为了你们国家利益你应该出席。”可是那位俄国人摇摇头，他激昂地说，“不，我不到那里去。”在离开餐厅后，格罗斯把额上的汗擦掉，他对赖伊说：“假如他接受你的邀请来开会，情况就会不堪设想。”不堪设想的情况就是苏联否决美国的新提案，那么，美国很可能就得在没有联合国的支持下对朝鲜进行干涉——简言之，越南式的战争会发生更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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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有电视机的美国人在星期二傍晚就在电视里第一次看到联合国会议，中间还莫名共妙地插入商业广告和两个名为富丁尼和平海德的儿童木偶剧。马立克的座位仍然空着，那个强有力的美国决议被通过了。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国际组织决定用武力去对付侵略，第二天的社论就是这样提的，因为杜鲁门向韩国军队提供海军支援和空军掩护的决定是大得人心的。当这个决定在国会宣布时，议员们都起立欢呼鼓掌。白宫新闻团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杜威州长作为共和党的名誉领袖，热烈支持美国进行干予。甚至《芝加哥论坛报》也向总统祝贺，指出舆论一致支持他的立场。
但是也不尽然。有一个人站在这股潮流的对立面。星期二整整一天，在参议院辩论这个对外政策的新方针时，罗伯特·塔夫脱坐在一边，用手托着头，静默沉思。到了星期三，他就发言了。他指责北朝鲜人民军的进攻是杜鲁门政府自己“请来”的，因为它宣布把朝鲜放在美国的防圈之外，这就难怪北朝鲜人认为进攻南方不会受到惩罚。他说，“如果美国过去没有用军队对国民党中国进行军事援助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现在要使用军队去保护南朝鲜来对付朝鲜共产党呢？”请不要弄错，塔夫脱说，他是赞成美国用武力把侵略者赶回三八线那边的。如果政府当时把问题提到参院，他本来会投票赞成的。但政府并没有这样做，相反，它“篡夺了国会的权力”，这就为将来造成一种危险的先例。宪法把宣战权只授给国会，而总统采取的行动“所带来的效果毫无疑问是一场事实上的战争。”塔夫脱的结论是，“就我所能看到的，就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而言，我认为在国会对这问题没有采取某种行动之前，没有人有权可以用武装力量来支持联合国。”
他坐了下来。共和党的右翼参议员象征性地给他鼓掌，但时候一到，他们就发表自己的观点了。在总统是否“擅自宣战”这问题上，加里福尼亚州的威廉·诺兰说，“我认为，美国总统所采取的旨在支持……联合国和全世界自由的人民的极其重要的步骤，应得到全体美国人的大力支持，而不管他们党派关系如何。”塔夫脱集团的人爆发出响亮的持续的掌声。由于韩国在汉江能否站得住，蒋介石提出要派三万三千名有作战经验的国民党士兵去和北朝鲜侵略者作战，还有消息说英国在太平洋的军舰都已交由美国海军指挥等等因素，美国人的心情并不想权衡宪法条文的具体而微的解释。但是哈里·杜鲁门还是同意塔夫脱的看法。他要国会作出支持政府的决议。艾奇逊则反对。在他看来，塔夫脱的讲话虽然“基本上是诚挚的”，可是带有“严重的党派偏见，而且非常不得体”。他坚持总统“不必要求国会通过决议来表示同意。宪法规定他是美国三军总司令，他可以根据这个职权去行事。”
历史上矛盾可笑的事不少，但很少比得上这一件的：迪安·艾奇逊在当权期间被人严厉谴责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工具，但他竟然对共产主义这样势不两立，甚至认为总统可以以美国三军统帅的身份，派遣美国武装力量来进行一场反共的战争，而不必征求任何人的同意。艾奇逊这种看法始终没改变过。1962年发生导弹危机，他要求肯尼迪总统进攻古巴。到了晚年，他成为越南战争中最激烈的鹰派人物之一，他戴着红白蓝三色臂章，对华盛顿中学生发表演说，鼓吹必需坚决对付共产党。当然，到了那时，总统处理对外作战的权力，已经大得多了——而这主要又是因为1950年6月在艾奇逊再三要求下所造成的先例。
华盛顿，成功湖、东京和汉城的各式各样新闻公报，把公众完全弄糊涂了。总统星期四举行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记者们要他澄清一些问题：
『问：总统先生，我们国家里每个人都在问，究竟我国现在是否在打仗了？
答：我们并不是在打仗。
问：总统先生，你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我们并不是在打仗”这句话，我们能否引述你这句话呢？
答：可以。我准你们引述我的原话。大韩民国是在联合国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遭受近邻北朝鲜的一伙匪徒的非法进攻。联合国举行了会议，请求它的会员国解救韩国，于是联合国会员国就去解救韩国，制止匪徒对大韩民国的袭击。就是如此而已。
问：说这是在联合国领导下的警察行动，是否对呢？
答：对的。实际就是这样。』
实际情况是：在未来三年中，美国人的伤亡超过十万人。那些共和党人高兴了一会之后，愈来愈发现战争并无可取之处，从此他们就绝不会让哈里·杜鲁门忘记他曾说过这是“警察行动”。用一句平凡的话来概括政策，只有在政策奏效时这句话才起作用。如果租借法案失败的话，人们对罗斯福当年所说的“把花园浇水的管子借给邻居”的比喻，就不会客气了。不同之处在于，罗斯福当时的目标是要取得全面胜利，而在朝鲜的目标并不是要敌人无条件投降。它只是要停火，把侵略制止，这只是一种消极的目标。这点在1950年6月还没有人看得出来。
东京方面在星期四早上发出的新闻公报说，南朝鲜六万五千名守军，伤亡和被俘已近半数。显然，伤亡这样不断增加，不能长此以住。也很显然，靠美国海空军部队的战术支援也不能扭转战局。事态的发展每小时不同，愈来愈要求杜鲁门更多介入。从东京麦帅总部传来的消息说，麦克阿瑟已飞住朝鲜，对战斗情况进行实地视察。当时天气恶劣，空军气象员让飞机都停在羽田机场，不准起飞，但这位七十岁的将军不顾气象员的劝告，登上他那架“巴丹”号c－54型老飞机，对他的驾驶员说，“起飞吧！”下机时，李承晚在跑道上迎接。麦克阿瑟就说，“我们到前沿去看看部队！判断战争实况的唯一方法，就是现场看看他们怎样作战。”他冒着炮火向北驶去。到达汉江时及时看到了军队对几条桥梁进行防御，但已经是最后的绝望的挣扎。这位将军在路旁的小山岗上站了二十分钟，看着那些士兵溃退，难民们呼天抢地，北边的大炮却轰个不停。他的一位参谋后来说，他“看到了兵败如山倒的狼狈情景。”他回到日本的美军总部，就向五角大楼拍发电报：“要守住现在的防线和将来有能力夺回失地，唯一的办法是把美国地面作战部队派到朝解战场。”
这个要求终于提出来了。这一周来他们早就知道必然会提出这个要求来的，现在它终于在星期五早上3时通过五角大楼一部电传打字机的滴滴哒哒的响声传来了，当时首都的人大部分还在梦乡。接电报的是劳顿·柯林斯，因为他担任麦克阿瑟当年担任过的陆军参谋长。他回答说总统在采取这一极其重要的步骤之前，肯定要和他的顾向们商量。战况怎样？能不能再等几小时呢？绝对不行，麦克阿瑟说。现在每一分钟都关系重大。要挽救大韩民国，就必须立即把美国军队派去堵住缺口。
柯林斯将军打电话给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佩斯又向布莱尔宾馆请示。华盛顿这时还未到早上5点，可是杜鲁门已经起了床，刮了脸。他把床边电话接了，犹豫了一下，便下令派一个团投入战斗。他说他立即召集他的战时内阁成员开会，把这支远征军的规模扩大。他们一致赞成这样做，当天上午就把有关命令打好，到了6月30日下午1时22分，也就是战争爆发后的第七天，美国征集后备部队的工作就展开了。美国开动了军舰、军用飞机、坦克、大炮和地面部队——全面展开战争，但甚至连意见也没征求过国会呢！
接着那六个星期令人焦急万分。美国人以为，只要美军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师离开日本到达朝鲜，战况就会出现新的变化。他们以为即使北朝鲜军队不是惊慌逃跑，至少他们也会锋芒锐减。事实上，美国师团也和他们的新盟友韩国士兵那样，很快就土崩瓦解。到达战场的第一批部队，大部分是没有作战经验的士兵，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到百分之二十，作战状况很差，人数对比只有二十比一。他们唯一的反坦克武器是十年前的一种反坦克火箭筒，在强大的苏联T－34型坦克面前，完全不发生作用。他们被分割开来，相互失去联系，在最初的几周内就有许多士兵投降了，其中包括指挥第二十四师的一位少将。他们那时还不知道，北朝鲜人是很少受降的。他们常常把俘虏的手反绑起来，用刺刀把他们刺死。那时美国步兵都犯了“回营热”——渴望回到日本他们那舒舒服服的兵营里。麦克阿瑟使尽生平本领，一边调兵遣将，尽可能把敌人的进攻拖住，一边在釜山桥头堡周围建了一条防御线。即使这样，连高级的司令部里也染上了失败主义的情绪。
什么乌山，盈德，河东、镇东等一些陌生的名字都在报纸的大标题中出现了，因为报纸在第一版上登了一幅又一幅的地图，说明釜山防御圈的战况，但是防御圈每天越缩越小。北朝鲜人民军的猛烈进攻，在7月20日把第二十四师赶出大田并开始在大丘对第二十五师不断狠狠打击。大丘是美国的主要补给基地和通讯中心。在战况激烈的时刻，用战地记者的话来形容，就是麦克阿瑟可能会被从“大本营里赶出来”，被赶到海里去。后来到了8月6日，这种节节溃退的局面结束了。第二十七步兵团和他们韩国盟军站稳了脚，在大丘城下把这股红色巨浪遏制下来。8月底，北朝鲜军队发动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企图占领釜山。但这时守军已经有了坦克和重炮。这条弧形防线长达一百二十里，东起日本海，南至朝鲜海峡。随着夏季的消逝，防御战壕愈来愈巩固。两方都僵持下来，这是一种相持不下的局面，新闻评论员们都认为不再会有什么变化了。前线士兵都抱着听天由命的情绪。他们最流行的说法是：“球总是这样蹦跳的。”他们唱着：
『老道，老蒋和老李
他们究竟要我干啥呢？』
可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个天才战略家，他是不会被围在这样平平淡淡的包围圈里的。而且现在美国已动起来，派来的军队这样多，也无法容纳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地带里。国内已开始召集国民警卫队的精锐部队。征兵工作正加紧进行。征兵额增加到六十万人。这些补充队伍肯定是既不热情，又不高兴的。没有人说他们好样的；第二次大战期间美军那种劲头是没有的。一个来自芝加哥的陆军下士史蒂芬·齐格对记者说，“为我的祖国，我是愿意打仗的；为这个鬼地方打仗，他妈的我可不知道为的是什么？”他说出了在釜山的成千上万战士的心里话。但是，在国内，有组织的反战抗议不多，反战游行就更少。这些新兵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的人的弟弟那一辈。爱国主义的情绪还很浓。而前些时候被北朝鲜人打得一败徐地，也刺痛了美国人的自尊心。
在釜山战线后面，人员和武器越来越多，与日俱增。第一骑兵师从日本开来，第二步兵师从美国本土开来，然后英国第二十七旅的两千名英国兵从香港开来了，此外还有法国、土耳其、澳大利亚、荷兰和菲律宾的军队——这些只不过是十五个联合国会员国派出的支援部队的先头部队。
与此同时，北朝鲜人补给线拉长，伤亡很重，十几岁的青年在刺刀的威胁下被迫入伍，素质低劣。正当北朝鲜担忧上述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时，麦克阿瑟则在准备他生平最出色的一着棋。他不顾他人的劝告，把兵力分为几路。一部分留守釜山，另一部分则用来在汉城以西二十五英里，当时北朝鲜人民军前线后面一百五十英里的仁川港，发动一次令人迷惑不解的两栖登陆。
预定登陆前两天，有十艘军舰在港湾进行扫雷，并炮击岸上的炮兵阵地。预定登陆日9月15日早上6点，东方欲曙，晨曦微赤，舰队司令官便发出传统的两栖登陆讯号“登陆部队登陆”，于是小船排山倒海地向岸边疾驶，载着两周前秘密从旧金山开来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他们刚用了四十分钟的时间占领了仁川战略防卫要点外里岛。他们冲过一条一千英尺的堤道，就向汉城推进。这时麦克阿瑟就向全世界宣布：“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从未干过这样出色。”10月1日北朝鲜军队几乎全被击溃了。有一半军队被关在俘虏营，其余的被分割成小股部队，只在夜里偷偷摸摸行动，企图返回老家。联合国部队全部控制了三八线以南的地区。麦克阿瑟要北朝鲜人民军放下武器。在成功湖，一项有八个国家支持的决议、要求联合国大会“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以保证整个朝鲜有一个稳定的局势”——这就是说，要让部队进入北朝鲜。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再次劝麦克阿瑟小心行事。北京已传出不祥的消息。美国情报机关报告说，中国的步兵师正在满洲集结，就在与北朝鲜交界的鸭绿江对面。杜鲁门总统认为，现在是他和麦克阿瑟谈一谈的时候了。
早就应该和他谈的。早在6月份，共和党对外事务主要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就曾拜会杜鲁门，建议把这位将军“拉回美国来。”杜勒斯刚从东京回来。他愤怒地说，朝鲜战争爆发时，麦克阿瑟的总部冷不及防。总部大楼里谁都不敢去把这位将军叫醒，因为“他们不敢去打扰他”，这样杜勒斯只好亲自把他叫醒。
7月尾，这位将军插手干预了一些和他毫不相干的事，又引起了白宫的注意。那时，美国正在联合国展开外交活动，要把蒋介石按捺住，麦克阿瑟却飞到福摩萨去拜会蒋介石，还对记者说，美国军舰在福摩萨海峡巡逻就是把蒋“牵制住”，应该把舰队撤走。总统被他弄得很不放心，就派艾夫里尔·哈里曼到他总部里去和麦克阿瑟谈一谈。哈里曼回来时情绪颇为低落。他觉得这位将军没有懂得他的意思，觉得他似乎“有一种想法很奇怪：即谁要是反共，我们就应该支持谁。”
接着杜鲁门发觉美联社、合众社和国际新闻社都发表了麦克阿瑟发给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年度会议的信。麦克阿瑟将军在其中提出的建议，实际是要在太平洋地区采取新的外交政策，就是用美国部队来守住北起海参威南至新加坡的一条防线。显然这就要美国和蒋结盟。这位将军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说，那些认为这样就会激怒中国共产党人的人们，就是绥靖主义者，他们的论点是“错误的陈旧的论点”，而当前真正需要的，是要有个“敢作敢为、坚定有力的领导”。总统大怒之下，要求他收回这句话。麦克阿瑟遵命收回，但已无济于事，因为报纸都已登了出来。现在，面临着战争扩大的威胁，白宫决定在偏僻的威克岛，为总统安排和那位一举一动不同凡响的将军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谈。
他们在10月15日会面。地点是在民航局外一所其貌不扬的旧木屋里。这次会议关系重大，两人都以为没有别人在场。可是有一位热心的外交家菲力普·杰塞普却布置了一个秘书，在门缝后进行速记。后来麦克阿瑟虽然说她的速记不够正确，但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发生怀疑。假如速记是正确的话，他对自己给海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的信曾对总统大大方方地道了歉。他还估计战争在感思节【即十一月最后一个星期四。——译者】时可以结束。他说，那时，对日和约就可以签订，苏联参加不参加都可以。至于朝鲜，用五亿元就足以把它重建起来。杜鲁门问他俄国或中国有无可能参战，麦克阿瑟将军回答说：
『“可能性很少。如果他们在战争开始后第一、二个月就进行了干预的话，那就可能有决定性意义。现在我们再也不怕他们干预了。我们再不需要乞求他们什么了。中国在满洲有三十万人，其中部署在鸭绿江沿岸的大概不超过十万到十二万五千人。他们只能把五万到六万人送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由于现在我们在朝鲜已有了空军基地，中国人想来到平壤，那就会伤亡惨重。”』
确实会伤亡惨重。但不是麦克阿瑟心目中那样的情况。他的情报不准确。毛在满洲已集结了八十五万人。他那身经百战的第四野战军的先头部队，已有十二万人在鸭绿江之南了。他们每天晚上都不动声色地渡江，还带着装甲车和重型武器，在黎明之前就已躲进北朝鲜岩石嶙峋的山里，人们后来知道这一重大行动以后，就以此为理由批评麦克阿瑟。但这是有欠公允的。固然他指挥这场秋季战争，并不是无可指责的——他没有预见到战争会扩大，所以没有向士兵发冬衣，对于这点，他是难辞其咎的。可是他的主要疏忽和错误，包括不服上级命令，那是以后的事情。在威克岛会见总统时，他还是个忠于上级的司令官，把他认为确实的情况告诉了统帅。接着那六个星期，他的所作所为也是无可指摘的。总部大楼再没有提出有关对外政策的意见。尽管从手续上说，他要大举越过三八线，并不需要有上级命令，可是他还是等到联合国大会又再提及他这次行动的基本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指示他向北进军时，他才行动。
现在他手上有一支以七个美国师为骨干的优秀军队，其中刚开到这里的是著名的第三师。与他们并肩作故的，还有已有战火考验的韩国六个师，还有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和土耳其的部队。10月20日平壤陷落。他就在敌人的首都平壤，在他在莱伊特湾涉水登陆后的第六年，摆出一副姿势，大声叫喊说：“有什么大人物来欢迎我么？金某人在哪里？”
这位将军认为敌人已经一蹶不振。在这一点上他犯了战略错误，可说是一个悲剧。事实上，他错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可以说从那时起，同时存在着两场战争：一场是真正的朝鲜战争，而另一场则是麦克阿瑟心目中的战争。真正战场是一片荒凉的危山险岭，万丈悬崖，基本上都是渺无人烟的地方。也没有可靠的地图。那些羊肠小道上依稀有些足迹，可以看出曾有人到过这里，可是这些小径又不通什么去处。在那些风吹雨打的悬崖之间即使有什么隘口，也是人迹罕至。连绵的山脊，都是自北向南，所以任何大军要向北方全面挺进，都只能分为若干小分队，遇到紧急情况就无从相互呼应。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打游击战更为合适。坦克在这里毫无作用，重炮只能弃置后方。峡谷深翳，是伏击部队和大军隐蔽的好所在，空中侦察亦无从发现。这是最合乎敌人理想的地方，到10月份他们成功地在这里埋伏了二十五万纪律严明、长有一双飞毛腿的农民出身的步枪手。只要号角一响或铙钹猛打，他们就会向那毫无戒备的联合国军两翼猛扑过来。而在这些伏击部队后面，在辽阔的满洲地区，还有六十万穿着蓝色军装的中国士兵，随时准备支援。在世界战争史上，这是大自然所布下的规模最大的一个陷阱。
※※※
但麦克阿瑟却兴高采烈。他告诉在日本的军需长官，要他准备好他的左翼部队——联合国第八集团军的营地。又通知奥马尔·布雷德利说，他准备1月份把美国第二师调到欧洲。他又给美国人许下诺言，“让弟兄们回家过圣诞节”。他对记者说，战争基本结束，只剩下扫荡收尾而已。10月24日他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他已把兵力调至平壤与元山一线。元山是在平壤东四十五英里的一个海港。接着他宣布他的作战计划——真的是向全世界宣布出来。他准备来个钳形大攻势。第八集团军从平壤向北推进，其余部队统称为X军团则从元山出发。第八集团军将是钳形攻势的西部钳臂，X军团是东部钳臂。他们之间的高地，则由少量韩国军队防御。这位将军还若无其事地对他的军官说，他将打破一条基本原则。这使那些按军事教材打仗的军官们大吃一惊。原来他有意识地把部队分别交由两位陆军司令官指挥：左翼部队由陆军中将华尔顿·H.沃尔克负责，右翼部队由他的总部负责。他因为仁川大捷而变得飘飘然。地形本来已带来不少困难，而他还偏要两翼互不通气，使他们困难更大。
10月最后一周，联合国军分兵十二路开始向北方进攻。左翼直指清川江，右翼猛扑长津水库。但他们几乎马上就碰到困难。麦克阿瑟的军事情报处处长查尔斯·威洛比少将曾告诉他们，北朝鲜人民军已经士气瓦解。但是，北朝鲜进行一次锐利反击，把韩国第七师和其他部队割断联系，并把它切成几段。然后在10月26日，第八集团军的一支巡逻队在中朝边界以南九十英里处抓到了一个中国兵，这时从朝鲜到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都皱起眉头来了：因为总统之所以批准麦克阿瑟的进军计划，是因为他实际上作出了这样保证；中国方面不会、也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干预。这位联合国部队统帅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北京和莫斯科一样，常常派遣一些愿意为理想而作战的“志愿人员”去为一些共产主义国家作战。它甚至实际上已公开宣传过准备去朝鲜这样干的意图了。
四天以后，在朝鲜东北部咸兴以北，又俘获了十六名看来并不属于北朝鲜人民军部队的士兵。一位在檀香山唐人街长大的日裔美国军官对他们审讯，发现他们也是中国人。次日又有报告说在长津和赴战水库附近，发现一整团麦克阿瑟那种所谓志愿人员。被俘人员说，他们两星期前乘一辆弹药火车跨过鸭绿江。11月1日，一队苏联米格15式喷气机堵截美国飞机，打了一场时间不长的空战，然后它们又飞回鸭绿江中国那边。这时候，每一个师的前沿都已经发现有中国步兵。11月2日，第一骑兵师报告说，在清川江北岸侦察时，他们的一个营遭到了机枪射击，伤亡很大，对方是高声叫喊的穿着毛式上衣的士兵。那份报告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中国政府派来的，”可是那场战斗是“一场猛烈的厮杀，印第安人式的厮杀，很象在小大角河战役中打败库斯特【G.A.库斯特（1839－1876年），美国将军，在小大角何中与印第安人作战中被杀。——译者】的一场战斗。”
自然，美国军官们开始忧心忡忡，担心起黄祸来了。他们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作战，补给线很长，又很易受到攻击。他们又没有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装备。他们对中国很不了解，但他们所能听到的已够使他们志忑不安：中国的新政权把美国看成是天生敌人，他们又不把生命当作一回事。想起要对付这些东方人的轮番不停的冲锋，实在是谈虎色变。11月3日，第二十四步兵师竟将麦克阿瑟的一项指示置诸不理。原来该师接到通知说，“当天的任务是全速向鸭绿江推进”，可是他们却掉过头来后撤了十四英里。东京总部里对这种违抗军令的行为还未来得及处理，11月4日的情况报告就已送到了。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它的战区里发现三个中国师；第一骑兵师发现了五个中国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