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总部的反应是矛盾的。麦克阿瑟最初对五角大楼报告说，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干预已经“很明显是可能的”，但他“手头上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使他马上接受这个事实。”经过一夜考虑以后，他认为敌人有八个师在朝鲜，证据该是足够的了。他于是报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共军暗中布下埋伏”，他的左翼避开了，“还不至于有在军事上遭受大挫折的可能性”。但是，他又给搞得很狼狈。联合国军在击败北朝鲜人之后，又发现“有一支新的部队面对着我们，这支部队还可能有强大的后备力量和充足的补给，都是在敌人垂手可及而我们当前军事行动范围之外的地方。”这些新来的部队是从鸭绿江那边一个“特许庇护所”出击的。他说，“这些后备力量会不会向前推进和推进到什么程度来增援正在战斗的部队，这还有待分晓，而且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他已经和“那些部署好和联合国部队作战的中国部队交锋了”。中国人能够集结这样大量的军队，使“我指挥下的部队，最后有被消灭的危险。”
在这以前，参谋长联席会议是不准轰炸离鸭绿江五英里之内的地区的。现在，麦克阿瑟请求授权他炸毁鸭绿江上的桥粱。他还不相信中国人真会全力支援朝鲜，可是他说他毕生研究亚洲人心理，他知道“东方人的心理，是尊重和服从那些敢作敢为、坚定有力的领导。”把这些桥梁拔除，就是够敢作敢为，坚定有力了。同时还可以使敌人不敢增援。这个要求被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觉得忐忑不安。他们不喜欢他这样部署兵力，也开始怀疑这个威洛比。可是麦克阿瑟是美国部队中资历最高的军官（一位下级军官说，“他比谁都高，仅次于上帝”）。而且他远离美国本土七千英里，又是前线的总司令，不批准他的做法，就是破坏了自从1864年以来就形成的由来已久的美国军事政策。但是，他们还是不想授他全权。他们提醒他说，“要特别留意，避免侵犯满洲的领土和领空。”他的飞行员不能袭击满洲境内的目标，特别是鸭绿江大水坝和发电设备。
在东京美军总部里的电传打字机滴滴哒哒地传来这些指示时，朝鲜前线又沉静下来。巡逻队连一个中国兵都没引出来，看来他们已全部走了。威洛比将军肯定他们已离开朝鲜，并说他早知道他们会这样的，因此洋洋得意，说他是个老中国通，早就看出北京是虚张声势。我们已经拆穿了他们的手法，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但在朝鲜地面部队的指挥官们倒不那么肯定。中国人之所以突然中止军事行动，也许是象麦克阿瑟和威洛比的想法那样，确已经吃够了苦头，反之，亦有可能是在重整队伍，准备进行全面进攻。总之，他们都认为，这确是有点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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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这件事神秘，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这两个月来就一直多方努力，设法要这些西方入侵者回老家去的。8月25日，麦克阿瑟还在釜山被困时，周就照会了联合国说，华盛顿支持蒋介石留在福摩萨，这事情本身就是一种“武装侵略”的“犯罪行径”。他声言一定要把所有不属于美国侵略者的东方领土从“美国的魔爪下解放出来”。周说的就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尽管朝鲜也不是他的，但他的论点并不比门罗主义站不住脚，而且在许多方面倒很象门罗主义。
因为周的第一次表态美国人没有听得进去，周就在仁川登陆之后再说一遍。他提出警告说，中国“对邻邦北朝鲜被帝国主义者野蛮侵略，决不会坐视不救。”接着10月3日，他召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周郑重地告诉他，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和北朝鲜站在一起，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往北开进的话，中国会同联合国军作战。这个消息通过新德里，莫斯科和斯德哥尔摩转至国务院。世界各大报刊上都登了出来。为了使华盛顿不至于忽视他的话，周又在一个星期以后，通过北京政府的官方电台，再次重申这个态度。麦克阿瑟和威洛比认为这是“外交讹诈”，置诸不理。他们错了，但政府不能因此而责备他们。杜鲁门本人也认为潘尼迦过去“几乎总是帮中国共产党人的忙”，他得出结论，认为周的表态多半是“以介入朝鲜战争作为要胁，赤裸裸地对联合国进行讹诈”。
无论从那方面看，麦克阿瑟对这场即将到来的灾难所负的责任，不会比艾森豪威尔对凸出地带之役所负的责任更大。这个类比是杜鲁门自己说的。但是他怎样处理问题以招致灾难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后来他谈及自己时总是说：“没有哪个穿军服的人比（我）更服从命令了”，可是至少在一个敏感的问题上，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不能说是尊重的。就他们看来，在朝鲜北部边界附近部署白种人部队就是不必要的挑衅。9月27日，他们曾通知他，“在与苏联接壤的朝鲜东北省份或在沿满洲地区的边界上，不要使用不是朝鲜人的地面部队，这是个政策问题。”他不仅不理会这个命令。10月24日，他还告诉他的部下，“为了占领整个北朝鲜，必要时可以使用他们指挥下的任何的、一切的地面部队。”他又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中国人欺软怕硬，显示一下力量，“会使中国人头脑理智一点”。
麦克阿瑟这种种族沙文主义——因为实质就是这样——使他把自己套在自己做的圈套里。到了感恩节，中国人在战场上消踪匿迹已经快要三个星期，他就作出结论说，他的战斗架势已把他们吓跑了。中央情报局警告他说，为了和联合国军打消耗战，为了“让北朝鲜还能保持着一个国家的样子”，红色中国“最低限度”也会增加在朝鲜的部队。麦克阿瑟不顾劝告，在该月发动了第二次攻击。这次，他又在事前就向报界发表他的战略。
他对记者们说，这一次“总攻”，目的是“夺取这场战争的胜利”。他又把他在10月份所作诺言再重复一遍，让约翰·库尔特少将告诉士兵，“他们可以回家去吃圣诞晚餐”。进攻将在11月24日清晨开始，为此他将特地从东京专程飞到朝鲜。对他说来，这次最后总攻会惨遭失败是很难想象的。他在送联合国的一份特别公报中说，空军“已完全控制后方地区”。他说，他的左翼都队向前推进，只会遇到“软弱无望的抵抗”，而右冀则“在海空和地面部队”的英勇支持下充分发挥其“有利地位”。两翼会合，“从各种实际意义上说，就是战争的结束”。一位记者向他知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士兵在朝鲜。他冲口而出地回答说：“约三万正规军和三万志愿军”。损失将是“非常轻微”的。
在华盛顿，总统被弄得糊涂起来了。在他看来，这个月早些时候，这位将军在电报中发出了警号，似乎已经是大难临头。现在看来又不存在严重危险了，因为同样是这位将军，甚至在士兵还未动身出发，就已宣布胜利了。事实上士兵们还真的预祝胜利呢！进攻开始的前一天是感恩节，美国人真有办法，能使得每个士兵都吃到热的火鸡宴，还有奶油汁、华尔道夫沙拉、酸果酱、碎肉馅饼和饭后的薄荷点心。
那是星期四的事。星期五便发动进攻。星期天中国人就以三十三个师——三十万人——的兵力进行反击。
上午6点15分布雷德利将军向白宫打电话。他对总统说：“麦克阿瑟送来了一份可怕的消息，中国人两只脚都踏进来了。”
他们把联合国军战线全面突破。由韩国军队控制的中线土崩瓦解，而在中部山区，韩国第二军溃不成军。土耳其人、英国部队和第一骑兵师赶去增援。他们被赶回到离德川三十英里的地方，接着丢掉了德川，坐上两吨半的卡车南逃，边逃边向着后面追军开枪。土耳其人决定要守住阵地抵抗，但弹药耗尽，用军刀和敌人撕杀，最后被全部消灭。第二十四师被赶回清川江这边来。中国人总共突破了四十英里宽的战线，他们的右边是第八集团军，左边是X军团。他们在中间山地稍息一会，就分别向东向西迁回包抄这两支部队。沃尔克将军得在后撤和被消灭之间作一抉择。他还是聪明地后撤。X军团也接到同样的命令，可是后果就不大相同了。
沃尔克的部队虽然伤亡很大，但还保持完整。肯定地说战局一晚比一晚恶化。军号声、铙钹声一响（有时还用哨子），喊声连天的中国人就在信号弹中潮涌而至，排山倒海，无穷无尽。用麦克阿瑟的话说，敌人的人力，简直是个“无底洞”。但沃尔克最后还是站住了脚跟，并能在三八线地区重整队伍。但是，X军团就溃不成军了。他们的主力是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和过去惯例一样，陆战队都部署在每个联合国部队的前面——与后面部队距离约四十英里。当第一声军号吹响时，他们已深入敌境，在曹兴水库附近。他们比较机灵，认为现在是包抄敌人的大好时机，就迂回到正在袭击第八集团军的中国人后面，猛扑他们的后方。可是敌人已预料到这一着。等到麦克阿瑟发现，海军陆战队已被切断，陷入重围。他们是在兴南地区，距离最近的增援部队约四十英里。
他们的突围战是朝鲜战史中辉煌的一页。“后退？去他妈的！”海军陆战队的将军对一个战地记者高声喊道，“我们只是向另一个方向进攻罢了。”刘易斯·“宽胸膛”·普勒上校对他那个团的士兵说：“敌人在我们的前面，在我们后面，在我们左面，在我们右面。这一回他们跑不了了。”他们和第二师、第八师和韩国京畿师的士兵会合，组成一个纵队，在中国人层层包围之下杀出一条路来。在十四天里面，他们不断在冰雪泥泞的蜿蜒小道上向东转移。温度降至零度以下，严寒逼人，风雪纷飞，周围都是万丈深渊。有一次到了一个地方，他们被一条插翼也飞不过的峡谷挡住，似乎已是穷途末路了。这时战斗运输司令部的飞行员又在上空出现，在它们舱底下，摇摇幌幌地吊下来一座巨大的悬桥，把它架在峡谷上。又有一次，这个纵队得把一百一十七名海军陆战队的尸体埋葬在冰雪底下。另一回，在四天战斗中伤亡人数达两千六百五十一人。因为没有医院，每一个伤员都得抬着背着走。最后这个纵队终于到达兴南港，并从那里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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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部队和战土这些英勇事迹掩盖不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麦克阿瑟的军队惨遭失败。《时代》周刊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失败”。记者霍默·比加特说，“联合国军队布局不当，和麦克阿瑟将军的严重错误，都造成了敌人战略成功。”共和党报纸《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社论说这次溃败是一次“巨大的军事错误，”它表明了一点：麦克阿瑟“不能再被认为是军事问题的无上权威”。
但麦克阿瑟却不这样看。尽管他也沮丧异常——艾奇逊看到他的电传报告时认为他“已近乎惊慌失措”——但他认为不应由他负责。在中国人进行闪电攻击战的第四天，他发表的公报承认，“我们面临一场完全新的战争。”他似乎要归因于北京不守信义。他说敌人这次进攻“使我们原先抱有的巨大希望破灭了。我们原以为，中国人会象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干预不过是象征性的，不过派一些志愿人员和个别人员参战而已。”
12月的第一个周末，第八集团军还一片混乱，海军陆战队第一师还受困在曹兴水库周围，他就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说，他的士兵已精疲力竭了。除非联合国承担的义务有所改变，否则“这种不断消耗最终必然导致全军覆没。”他说，新的局势“要求我们政治上作出决定，战略上制定计划，而这些决定与计划，在充分贯彻以后完全能对付各种现实情况”。把这种麦克阿瑟的语言说得明白点，他所要求的其实是华盛顿和成功湖都没有人敢答应他的——也就是让他有入侵满洲的自由。从华盛顿的艾奇逊看来，这份来自东京的报告，把“麦克阿瑟描绘为情绪低沉，自怨自艾，抱怨因为种种限制不能扩大战争的人，把罗威特称之为‘留给后代的文件’送给报界和五角大楼。”毫无疑问，麦克阿瑟将军从来不会忘记，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历史人物。在美军总部看来，要求上级授权越过鸭绿江是有理由的。因为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打赢这场仗了。
不幸的是，要打赢这场战争是不可能的。从1945年起，战争的实质已经变了。广岛和长崎把它改变了。有了能使千百万人死亡的武器，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战争能不再是国王和总统解决争吵的最后一着棋。如果战争蔓延成为世界大战，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毁灭。是的，麦克阿瑟在朝鲜的敌人没有铀－235弹，可是他们的莫斯科盟国是有的。这一点就足以使他不能为所欲为了。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理由，也同样具有说服力。那些把军队交给麦克阿瑟指挥的十五个联合国会员国，不愿卷进规模更大的战争。即使美国准备不要联合国的名义而单独作战，根据它的全球战略，它也不同意在亚洲进一步卷入战争。第三世界正在崛兴，在满洲进行战争将迅速激起这些国家的反美情绪，实际上也会使美国帮助重建欧洲的计划停顿下来。
如果麦克阿瑟不渡过鸭绿江就不能取胜——显然他现在是无法取胜了——那就产生一种进退两难的新局面。让联合国吃败仗，那是不可想象的。但这两个强大的敌手在目前情况下又不能就此走开了事。那就只有一种讨厌的解决办法，一场既没有胜利也没有屈服的战争，一个长时期的、流血的僵持局面，只有参战双方都已精疲力竭，同意停战，才会结束。事实上后来出现的就是这种情况。从后来在越南的教训看来，这条出路看来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当时，却令人十分恼火，对麦克阿瑟则尤其如此。他是一个浸透了十九世纪那种荣誉概念的、自尊心极强的军官。他全身的神经纤维都充满着这样的想法：“战争只能胜利，没有别的任何结果可以代替。”他不久以后就要这样对美国人说。
※※※
那年12月，圣诞节不象圣诞节。假如你是属于那摇曳音乐的一代，而又不是一个所谓“吃两次亏的人”——就是说，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又因为服后备役被卷进来再打这场仗——那你的孩子也该长大，使得这个节日别有一种快乐和痛苦了。蘑菇形的黑云也在威胁着他们。广播里的流行乐曲，最风靡一时的是一首情调哀怨的歌曲，叫《田纳西圆舞曲》。当你在那些不安而又沉默异常的人群中挤来挤去去购买圣诞节的礼物时，你甚至会怀疑1951年还会不会再有圣诞节。这时候，扩音机里就传出哀怨的声音，唱道：
『我和我心爱的人跟着“田纳西圆舞曲”翩翩起舞
偶尔间我遇到一位老朋友
我把我心爱的人介绍给他让他们俩去跳舞
我的朋友却把我心爱的人偷走……』
报摊里报纸的标题是古怪的，甚至是离奇的。中国兵和年轻的美国人在太平洋彼岸相互撕杀，而一个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却来到成功湖为他们申辩。人们还在报上看到消息说，伍修权将军和他的十三名助手在参加会议之余，为他们的太太去买搅拌器和尼龙袜，还买有关原子弹的书，这大概是为他们自己买的。蒙大拿州征兵委员会表示，在麦克阿瑟获得核武器和它的使用权之前，它将拒绝继续征募新兵。还有消息传到华盛顿说，一位苏联外交人士曾向北京保证，如果满洲遭到轰炸，俄国将会参战。总统随后召开记者招待会，暗示可能在朝鲜使用原子弹，决定何时使用的将是麦克阿瑟。这使克里门特·艾德礼首相马上从伦敦飞来。杜鲁门叫他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他没说过这样的话，这不过是讹传罢了。但是艾德礼回到英国时还是愁容不展。他了解到另外情况。杜鲁门和艾奇逊都对他透露说，朝鲜局势看来无望。总统刚刚指示麦克阿瑟说：“我们认为，怎样保存力量是你目前首先要考虑的事。我们同意把兵力固定在桥头堡中。”
白宫、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新楼里的政府显要人物，暗地里焦急万分。每天战报送到以后，总统就在早上主持战时会议。和美军总部的电传通讯联系，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国家安全委员会差不多不断地开会。但这一切似乎都无济于事。杜鲁门的备忘录上随手写满了他的感想。在那年圣诞节留下来的一页中，他写道“……会议一个接着一个，讨论我们国家面临的令人不安的局势。艾德礼、福摩萨、共产党、中国、蒋介石、日本、德国，法国、印度等等。我为和平已经工作了五年零六个月，但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又临近了。”
自从1944年凸出地带战役以来，这是最糟拐的一个年尾。在圣诞节后的第二天共产党人又再越过了三八线。三天以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麦克阿瑟说，“成功地进行抵抗固然对我国利益有着重要关系”，但是不值得“蒙受重大损失”。他们告诉他，假如他被迫退到锦江，他们会命令他“开始撤回日本。”麦克阿瑟在12月30日的回答是：请政府“宣布承认中国当局强加于我们的战争状态”，他还提议在宣布之后，跟着就把“三十至五十个原子弹投到（满洲的）空军基地和其他敏感的地点”，把福摩萨一支五十万人的国民党两栖部队，在两师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支援下，在中朝边界的两端实行登陆。他还说，在中国人被击败后，应沿鸭绿江设置一条“放射性钴地带”，以防止共产党再度侵入朝鲜。【这是根据这位将军退休以后他自己同意举行的两次互相佐证的记者招待会。不过在他生前没有透露。】
同一星期六，南朝鲜人又放弃了汉城，这是春天以来的第二次。沿三八线各个地区，气温已降到零下，始终没有回升。共产党人每晚都展开进攻。麦克阿瑟的防线支撑不住，开始部分后撤。到了除夕那天，正当大家唱起《美好往日》的时候，一次最猛烈的攻击，有如巨浪一般，穿过厚厚的白雪，汹涌而来，扑向了联合国军的防线。
第三册
第三部 种下恶根（1951－1960年）
第十八章 分裂之家
1951年1月4日，汉城再度陷落。共产党人又一次取得重大突破，在朝鲜半岛中部的原州切断美军第二师，打乱联合国军整个战线。麦克阿瑟的第八集团军新任司令马修·李奇微中将手上只有二十万人（半数为朝鲜人）要同四十万敌军较量。“灰溜溜的败仗，其恶果所及”，使华盛顿的艾奇逊也感到意气消沉。
联合国军阵线没有冲垮。李奇微投入后备部队，利用空中优势，从两翼巧妙地收缩，堵住原州的缺口。到1月中句，敌军新年前夕攻势的势头已过，到该月最后一周，联合国军转入反攻。2月底，第八集团军返回汉城郊区。李奇微在3月14日到15日的夜里重占汉城。两周后，两支大军又回到三八分界线上对峙，几乎回到三个月前的原地——单就这一点而论，也可以说是又回到九个月前战争爆发时的位置。
这一代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辉煌胜利的得意劲儿还没有消失，最近又因仁川奇迹而冲昏头脑，因此不能痛快地接受僵持局面。对很多美国人来说，遏制的主张——鼓吹有限的目标以避免无限的战争——好象异端邪说，听来令人讨厌。《生活》周刊的一篇社论拒绝接受与苏联共产主义“共存”那种“政治哄骗”和“有害谬论”。院外援华集团把政府不愿进攻满洲嘲笑为“姑息”；极端保守的共和党人则觉得国务卿艾奇逊号召克制的做法简直接近背叛。
战前的孤立主义正经历着一场独特的转变。12月间，三十三个师的中国人开始渗透过麦克阿瑟防线，两位孤立主义者曾公开表示对朝鲜的远征洗手不管。12月12日，约瑟夫·肯尼迪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演说，请同胞们“只管自家的事，到别人威胁到……家园时才去干预。”赫伯特·胡佛在12月17日响应肯尼迪，提出理由说，在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全球性冲突中，美国的军力永远占不了上风，但是美国的空军与海军能够控制海洋，保卫南北美洲。他劝告美国人要安于这一点，一方面养活“世界上饥饿的人”，另一方面平衡预算，这后者是胡佛提出来解决国家危机的不变良方。
但是，敏锐的孤立主义研究者注意到一些新东西。胡佛的单干假设并非起初看来那么孤立，其实也不限于西半球。他想的是“一边以不列颠为疆界，另一边以日本、福摩萨、菲律宾为疆界”，守住大西洋和太平洋。继胡佛任共和党右翼领袖的罗伯特·塔夫脱在参议院议席上亦作出同样让步。他承认，万一受到攻击而又可能作出有效的防御的话，这些“民主岛国”应予保卫。胡佛－塔夫脱主义，有人称之为美国堡垒原则，有人称之为大陆主义，到了新年元旦，已被提为代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另一种可能的选择。关于究竟哪一选择最好，这方面的争论成为国会山上传出的最主要新闻。记者们称之为“大辩论”。
当时美国面临的问题是拨款建立杜鲁门曾保证给北约的四个师的军队。1951年1月5日，塔夫脱告诉参议院说，“国会从未赞成把一支地面部队许给欧洲的方案，我们不应稀里胡涂地同意。”三天后，参议员惠利提出参议院第8号决议案，反对在制订正式国会政策之前，将美国地面部队派赴欧洲。2月15日，共和党的大多数众议员签署一份支持胡佛大陆主义的宣言。塔夫脱的对手们决意把他说成阻挠议事程序者，但是他们没有理解到，而塔夫脱也忽视阐明的是，他的整个立场依靠的是宪法规定的宣战权在国会，而不在白宫。塔夫脱并无意妨碍行政部门的工作。1月15日，他宣称他“很愿意坐下来和总统……或多数派的任何人一起，拟定可以博得美国人民一致和持久支持的计划。”但是，杜鲁门这时不打算让别人分享自从罗斯福“百日新政”以来，通过许多先例，逐渐积聚在现代总统身上的越来越大的权力。
从七十年代的观点回顾，这次辩论最突出的一点是双方都默认某些基本原则，而在二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些基本原则远已不是什么永恒的真理。行政当局的辩护士也好，国会山上的人们也好，都喜欢采用“自由世界”的说法；大家一致同意，“自由世界”还包括蒋介石的福摩萨、李承晚的南朝鲜、保大的越南，萨拉查的葡萄牙、法鲁克的埃及、佛朗哥的西班牙，巴蒂斯塔的古巴、庇隆的阿根庭、法属阿尔及利亚、军事独裁统治着的海地以及在非洲和亚洲的所有欧洲人的殖民地。大陆主义老和国际主义者都同样假定，在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军事力量都是有益于人类的，而且，不管谁在辩论中获胜，美国人民都会接受其结果，不会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甚至不会有所议论。所有辩论者都想当然地认为，共产生义是铁板一块——有一个中央情报组织指导着从上海到易北河所有的赤色活动，因此他们相信，任何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地方的任何行动都是先计算好对自由世界各国的影响，然后才动手干的。当时这种奇怪信念得到如此一致的坚持，以致后来杜鲁门总统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在印度支那和西藏看到一种模式，所安排的时间与朝鲜的进攻相吻合，都是对西方世界的挑战。这是共产党人单独挑起来的，旨在加强大部分亚洲人当中已经平息下去的排外情绪。我们的英国盟友和许多欧洲政治家都认为中国的行动是为了制止美国援助欧洲重建的谋略。”』
辩论产生于胡佛－塔夫脱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同杜鲁门－艾奇逊为代表的民主党人之间的实质性分歧，却远非党派之争。约瑟夫·肯尼迪仍是个民主党人；参议员乔治与道格拉斯也都是民主党人，两人都认为未经国会同意总统不能把士兵派往海外。另一方面共和党参议员洛奇与诺兰则认为参议院既已原则上同意北约组织，杜鲁门就可以提供部队予以贯彻执行。托马斯·杜威、厄尔·沃伦、哈罗德·史塔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大力支持北约组织；最后，一位共和党的未来总统的证词决定了辩论的结果。
这个证人就是艾森豪威尔。马歇尔将军曾雄辩地谈过当时所谓“集体安全”的必要性，但是马歇尔早就参予了罗斯福－杜鲁门的各项政策，难以超脱论战之外。艾森豪威尔则不然，他在圣诞节前一周才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去当西方欧洲防卫力量的最高统帅。他告诉国会，除了“重新武装保卫欧洲”之外，别无其他选择。他报告说，在欧洲人中，反抗斯大林的意志很强烈，他建议美国出掌北大西洋联盟的领导权，并极力主张美国多派一些军事力量到欧洲，国会对将来增援力量也不应加以限制。
塔夫脱抗议说，这会把事情弄得“更加朦胧含混、难以捉摸、轮廓不清”，但是辩论随即结束，他失败了。正如詹姆斯·赖斯顿在《纽约时报》中所指出的，艾森豪威尔具有艾奇逊所缺少的“国内的政治支持”。而且，他还有“共和党的支持。自从去春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参议员麦卡锡入侵西弗吉尼亚州以来，共和党的支持成了国务院中的一件短缺的商品。”惠利的决议案被撤销了；国会于4月4日通过一项代替的法案，批准派遣四个师去欧洲。国会劝告总统，没有得到“国会进一步的同意，”不得加派军队，但其实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住杜鲁门。
对共和党人来说，这是个困难的冬天。他们在野已有十八年，又没有注意在艾森豪威尔将军背后所积聚起来的政治力量，因此瞻望前景，感到更是凄凉。麦卡锡现在成了共和党内最显赫的人物。11月，他跑到马里兰州去清除米勒德·泰丁斯。这是一次可耻的活动。泰丁斯的竞选对手是一个无籍籍名的共和党人约翰·马歇尔·巴特勒。麦卡锡与《华盛顿时代先驱报》支持巴特勒，煞费脑筋地出版了只有一期的小报《记录在案》。在选举前一天晚上，小报出现在马里兰州每家每户的门口台阶上。麦卡锡在小报里捏造了各种卑劣的谣言来攻击民主党参议员泰丁斯，最后竟然还登了用换头术拼凑的假照片，显示泰丁斯与厄尔·白劳德在握手。泰丁斯以四万票之差落选。他曾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既然他能被打败，谁也就都不能保险。选举后第二天早上，一个资望很高的民主党参议员环顾参院中的同事们问道：“丧钟为谁而呜？”然后挖苦地自己回答说：“为君等而鸣。”
下一个月，在华盛顿的萨尔格雷弗俱乐部又发生了一桩事，显出林肯的党堕落到何等地步。在德鲁·皮尔逊五十三岁生日前夕举行的晚宴上，参议员尼克松离席，在男厕所里碰上醉酪酪的参议员麦卡锡正在殴打皮尔逊。麦卡锡用皮带抽打那位专栏作家的脸，并嘲笑说：“这一下是为你打的，迪克。”接着又说“我想证明一种理论。你要是使用膝盖用力顶撞一个人的睾丸，他眼珠就会出血。”尼克松调解说：“让一个教友会派教徒制止这场打架吧。”他拉住麦卡锡的手臂说，“来吧，乔，你该回家了。”麦卡锡答道，“不，他不走，我就不走。我可不会在狗崽子面前掉过脸去。”皮尔逊走后，麦卡锡才向尼克松承认，他记不起把汽车放在哪里了。两人在附近找了半个钟头，那位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去认车牌，那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在黑暗中东歪西倒地跟在后面。尼克松找到了汽车，麦卡锡急驰而去。对乔来说，最好是睡醒酒再开车：同样，对共和党士气来说，让别的共和党人取得千百万选民的支持要好些。但是共和党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它在相当一段时间以前就已经没有偶像可言了。
春天来了，一切随之改观。4月11日，哈里·杜鲁门为共和党人提供了一位受迫害的英雄。他解除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职务，使“大辩论”变为一场更大的辩论，从而触发从对日作战胜利到十二年后的达拉斯事件【指1963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被人杀害的事件。——译者】之间美国最动感情的震荡。
※※※
麦克阿瑟不象艾森豪威尔那样受到战士们的广泛爱戴。但是将领是不能用是否孚众望来衡量的。论功绩，麦克阿瑟使他同代的美国军事将领都为之失色，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指挥官。1918年，他被任命为驻法彩虹师师长，年方三十八岁就成为陆军中最年轻的将军。后又重新服役，率领美国地面部队抗日；继以总统代表的身份统治战后日本；到1951年，他在很多美国人眼中，简直象座尊神。他当了四十八年军官，学会了也实践了一切军人的美德，唯一的例外是他当不好副司令官。
我们永选不会知道在中国人参战以后的那个可怕的冬天里，他有什么想法。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已丧失斗志。根据当时任布雷德利将军的副官、日后又任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军事助理的切斯特·克利夫倾少将的说法，早在1月份，参谋长联席会议便决定以军事的、而非政治的理由召回麦克阿瑟：“真正成问题的是麦克阿瑟对自己丧失了信心，而且开始对他属下的校级军官和部队丧失信心……。他最后犯的箱误是不服从最高统帅的领导（这一点是绝对不成其为问题的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于是就很容易决定该怎么办。”但是，多数华盛顿人士怀疑总统是否有申斥麦克阿瑟的勇气。4月11日早上的《华盛顿邮报》出现这样的标题：国会获悉，总统排除召回麦克阿瑟的可能性；但仍有可能给他申斥。
这时全国都已知道两人间的争吵。威克岛的精神早已忘却。早在12月，麦克阿瑟便开始在报上对总统放冷枪，把措词尖锐的信件寄给《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和合众社社长。杜鲁门后来说，“我本应当时就地把麦克阿瑟解职。”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让参谋长联席会仪去通知将军：未经事先请示华盛顿，不许发布有关政策的“讲话、新闻稿或公开声明。”圣诞节后，总统给麦克阿瑟去信，既赞扬其才干，又温和地提醒他，“就扩大敌对行动区域而言”总统有责任“审慎行事”。为了使麦克阿瑟确实明白这个指示，科林斯与霍伊特·范登堡两位参谋长于1月12日飞往东京，在总部大厦向他递交了信件，并告诉他：如果他需要的话，他们准备作出进一步的澄清。他说他不需要。在随后两个月里，他拒见记者。然后，用国务卿艾奇逊的话来说，他有预谋地“严重破坏了政府的行动……破坏了一次向他打过招呼的行动，这是对最高统帅最粗暴的公然违抗。”
总统已经感到是进行停火与和谈的时候了。在3月20日，他起草了一个有关的声明，并将抄件送到联合国中各个盟国那里征询意见。参谋长联席合议将原文作为密件发到东京。可是麦克阿瑟竟然召见记者宣布他准备和敌人按他自己提出的条件谈判，这自然使他们不胜惊异和恐惧。他这样做，既破坏了杜鲁门的计划，而又一无所得。将军向北京提出的条件是全部被歼，正如沃尔特·李普曼直言不讳地指出的，“任何政权都不会在生死存亡问题上讨价还价的。”赤色中国人只是重申对胜利的信心。和平攻势还未开始就失败了，气得总统憋闷无言。他后来写道，“麦克阿瑟使我别无选择。我不能再容忍他的违令抗上。”然而在他采取行动以前，又发生最后一着，使总统忍无可忍。将军给众议员乔·马丁去了一封信。
马丁是众议院里的共和党领袖，是国会里把麦克阿瑟当成友好的外国君主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共和党参议员，密执安州的霍默·弗格森，他竟然建议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去东京，以便从麦克阿瑟嘴里了解美国政策的目标该是什么，以及怎样实现。马丁被认为是杜鲁门的比较凶恶的批评者之一，因此麦克阿瑟当然知道，给他去信只会引起麻烦。4月5日，马丁在众议院站起来宣称：“我有义务把我从一位伟大而可靠的人士处获悉的消息告诉美国人民。”这个消息就是麦克阿瑟对行政当局进行了全面攻击和提出了国民党中国的部队在朝鲜前线布防的要求。当天晚一些时候，从伦敦又传来消息，麦克阿瑟和英国陆军马丁中将会见时又作同样声明，并予发表。当天晚上，艾奇逊得到通知，明早紧接内阁会议后，总统想与他和马歇尔将军商谈。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对我们将要讨论什么题目我是拿得准的。”
第二天是4月7日，星期五。现在，杜鲁门周围的人谁都知道杜鲁门对麦克阿瑟最近一次违抗命令会作出什么反应。但是艾奇逊建议他推迟到周末以后，以听取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星期一，马歇尔报告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建议解除麦克阿瑟一切职务，由马修·李奇微中将接任，马歇尔还说他与布雷德利都同意这个建议。下一步就是通知麦克阿瑟，很难说这通知处理得很好。杜鲁门得悉《芝加哥论坛报》已知内情，怒气冲冲地说，“我可不能让他主动向我辞职。我要把他开除！”他命令布雷德利从速执行，越快越好。布雷德利从五角大楼传话给正在朝鲜的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通知他更换司令官的事，并让他立即飞往日本告诉麦克阿瑟。但是，对希望缓和一下对将军自尊心的打击的人来说，却很不幸。电源故障切断了和佩斯的联系，他在一场冰雹中被困在帐蓬里。同时，白官的新闻秘书却在凌晨1时匆忙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这消息，发布了杜鲁门误以为已发到东京的电报原文：
『总统致麦克阿瑟将军：
作为总统和美国军队总司令，我有责任撤换你盟国最高统帅、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总司令、美国驻远东陆军司令官等职，对此深感遗憾。
你应将所任各职移交马修·李奇微中将，立即生效。你有权下达为前往你所选择的地方所需下达的命令。
撤换理由将在上述电文递交你时，同时公布。』
但是，却并非同时公布；这乃是冰雹造成的。在佩斯等候冰雹稍杀之时，记者们却在白宫匆忙地抄写总统声明——“我深感遗憾地得出结论，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不能够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和联合国的政策……”，并火速向全世界播发。在东京，正是下午3时，一位副官碰巧在收听新闻广播，他把消息告诉了麦克阿瑟夫人，然后又告诉了正在和华盛顿州的参议员沃伦·马格纳森共进午餐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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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被撤职，伦敦的《旗帜晚报》宣布。《纽约时报》的默里·舒马赫从汉城发回电讯：“在校级军官中，普遍的感觉是东京总部与在朝鲜的第八集团军之间的关系将会更为融洽。”但这不是美国国内的反应。有一大部分公众给这场谁也赢不了的战争弄得灰心丧气，正在用实际暴力而外的一切方法来表达他们对杜鲁门的不满。从马萨诸塞州的伊撒姆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不是倒悬国旗就是下半旗。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加夫列尔和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烧掉了杜鲁门的模拟像。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庞卡城，又烧掉了艾奇逊的模拟像。到处散发请愿书。牧师们在讲坛上怒声斥责。新的反杜鲁门笑话在流传：“如果杜鲁门还活着，这件事原就不会发生。”“我要去喝一瓶杜鲁门啤酒——这种酒除了上面没有酒沫【双关语，酒沫原文为head，此字还可作“脑袋”讲。——译者】外，和其他啤酒一样。”《洛杉矶先驱考察者报》暗示总统因吸毒而发痴。《俄克拉何马日报》把解除取务称为“在夜深人静时犯的罪”，却忽视了俄克拉何马的深夜在东京却是大白天。
洛杉矶市政会议宣布休会，对麦克阿瑟遭“政治谋杀，致以悲痛的悼念”。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密执安等州立法议会通过谴责杜鲁门的决议。在马里兰州的查尔斯顿，一个妇女被告知她不能把一封称总统为白痴的电报打往白宫；她便和办事员一起查阅《罗吉特同义词典》，终于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词：“钝才”。其他电报局倒可以比较自由。下面是根据自豪的国会议员要求载入《国会记录》里的一些选民打来的电报：弹劾那个低能儿；我们要对白宫那个猪猡的最新暴行提出抗议；弹劾白宫那个把我们出卖给左冀和联合国的犹大；建议去布莱尔大厦再找出一个希斯来；当一个前国民警卫队上尉开除一位五星上将时，弹劾这个国民警卫队上尉是符合规程的；弹劾那个自称为总统的××；弹劾那个堪萨斯城的拉选票的小政客的愚蠢行动；弹劾那条在总统座位上的熏青鱼。【这是双关语，在英语中，熏青鱼（red herring）还有另一种意思：扯些不相干的事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译者】
白宫的收发室堆满了函电。总统的新闻办公室忧伤地承认，据统计，在首先收到的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封信件和电文中，批评解职的大大超过支持的比例，达二十比一。乔治·盖洛普发现百分之六十九的投票人支持麦克阿瑟，而支持杜鲁门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九。在格里菲思体育场，杜鲁门受到喝倒采——这是1932年胡佛以来，第一次对总统公开喝倒采。参议员詹纳说，“美国今天落在一个受苏联间谍指挥的秘密的小圈子的人手里。”参议员麦卡锡在密尔沃基的一次集会上说，总统是个“狗崽子”，周围都是些喝醉了的利欲熏心之徒。麦克阿瑟解职后第二天早上，在众议员马丁的办公室里召开了共和党第一次干部会议，马丁告诉记者们说，会议“讨论了弹劾的问题”，暗示，不但杜鲁门，甚至整个行政当局都可能受到审判。
干部会议后，马丁邀请麦克阿瑟在国会联席会议上讲话。五星上将立即接受。对象他这样能说善辩的人，这真是终生难得的机会。他对自己披撵走，泰然自若，神色安详。“我刚刚离开他，”考特尼·惠特尼少将告诉记者说，“他庄严地接受了总统的解职令，声色不为稍动。他的军人品质这次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他最光辉的时刻。”4月17日，“巴丹”号降落在旧金山机场，这是他十四年前从陆军退伍以来，第一次踏上祖国乡土。当他出现在舷梯门口，他那镶金边帽子和惹人注目的军用雨衣霎时沐浴在聚光灯之下，欢呼的人群蜂拥向前。他的汽车队用了两个小时才缓慢地穿过十四英里长的欢呼人群抵达圣弗朗西斯饭店；在那里该市的警察手挽手地保护着他、他的妻子和十三岁的阿瑟·麦克阿瑟二世，以免他们被挤倒踩死。翌日，他站在旧金山市政厅的台阶上宣称，“我唯一的政见可用一句你们大家都十分熟悉的话来表达——上帝保佑美国！”这时十万加利福尼亚人又一次向他欢呼。
在华盛顿国家机场上，麦克阿瑟受到十七响礼炮和联席参谋长们的欢迎；他们送了他一套银制茶具。当时还出现了尴尬的场面，他不知道参谋长们在决定把他当牺牲品一事中所起作用，因此对他们很友好；但是对总统的代表，杜鲁门的一位国民警卫队的老朋友，他却是冷冰冰的。哈里·沃恩嘀嘀咕咕地溜走了，这才排除了障碍，使这位英雄得以凯旋似地穿过三十万夹道欢呼的华盛顿人。4月19日中午12时30分，最值得纪念的时刻来到了，全国的听众从无线电联播网中听到国会司阍的通告：“议长先生，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驾到。”
将军阔步走上讲坛，在参众两院议员欢呼到嗓门嘶哑时，他挺然直立，毫不动容。他最后才说，“我的讲话，并不带着风烛残年的积怨与苦痛，我心里想的只有一个目的：为国服务。”他们又狂热地呼叫，一而再，再而三。他的三十四分钟讲话被三十次热烈欢呼所打断。他谈到那些论证美国不能在两条战线打仗的人，“我认为这是失败主义最明显的表现。如果潜在的敌人能在两条战线分用兵力，我们也必需相应予以对抗。对亚洲共产主义的姑息甚至投降，必然会同时损害我们为了阻止它在欧洲进展所作的努力。”他压低了嗓门说：“我的官兵问我，为什么要在战场上把军事优势让给敌人，”他稍一停顿，差不多悄声地说：“我答复不了这个问题。”
最后，他含着眼泪说：“我就要结束五十二年的服役。还在本世纪开始之前，我参加陆军，就是为了实现我孩提时代的希望与梦想。自从我在西点军校宣誓效忠以来，这些希望与梦想已经烟消云散。但是我还记得当时一首最流行的军营服曲的迭句，歌词骄傲地宣称老兵不会死，只是悄然隐去。象歌中的老兵，我作为一个努力完成上帝所赋予他的那分天职的老兵，现在结束我的军事生涯，悄然隐去。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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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佩里·兰德虽已宣布麦克阿瑟参加了兰德公司董事会，但显然他不会在那里或任何其他地方悄然隐去。他演说的结束语深深打动了崇拜者的心弦，有的人竟把他视为神明。“今天我们听到上帝在这里说话，”密苏里州众议员杜威·肖特喊道，“是上帝现身，是上帝的声音。”麦克阿瑟曾违抗过的另一个总统赫伯特·胡佛现在把他说成是“一个从东方出现的伟大陆军五星上将，圣保罗的化身”。一个参议员说，“不同意麦克列瑟就是不忠。”他在下午晚些时候对六千名美国革命女儿会会员讲话，她们也同意这个说法。该会在宪法厅召开第六届全美大会。女士们事先通过决议一致脱帽，以免挡住大家看将军的视线。他并没有使她们失望。“当此危机时刻，所有爱国者都注视着你们，”他说，“我早就想亲自向你们表达我内心的敬意。”
第二天，美国革命女儿会记录秘书长沃伦·沙特克·柯里尔夫人在宣读会议记录时说，在宪法厅的历史中，将军的演说“大概是最重要的事件。”托马斯·思罗克莫顿夫人马上起立。她提议，而会议也一致同意，删去“大概”二字。这时，麦克阿瑟已在纽约、成为一次历史性示威的中心。为了表示支持，人们向他抛掷了各种纸屑，合计竟达二千八百五十九吨以上，为上次记录（当时是为了艾森豪威尔）的四倍。警察估计观众人数为七百五十万，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当时确实是在曼哈顿所见到的最大人群。四万码头工人放下他们的工作前去参加。学枝也关了门。将军的轿车经过时，人们在胸前画十字。妇女们用手帕捂着鼻子抽泣。十八人因歇斯底里发作被送进了医院。会做生意的小玩意商贩把麦克阿瑟1948年竞选总统运动中的麦克阿瑟纪念章、三角旗和玉米芯烟斗又拿出来卖，立即供不应求，另一种唯一兴隆的生意是流行歌曲的中心锡盘巷【作曲家与出版商聚集地，一般指流行音乐的中心。——译者】。作曲家们为下面一首歌【一首根据美国福音赞美诗《好话不会过时》而编出来的英国大兵歌曲。】录制了五种唱片：
『老兵不会死，不会死，不会死，
老兵不会死，
他们只是悄然隐去。』
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詹姆斯·达夫说，“全国处在感情激荡的状态中。”鲜花商在推销麦克阿瑟茶香玫瑰（“无需特殊照料”）、麦克阿瑟兰花、仙人掌、唐菖蒲、天竺葵、牡丹、蝴蝶花。麦克阿瑟一家在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住进一百三十元美金一天的套间，电话交换机一天收到了三千次电话，都是想和将军谈话的人打来的。在那里，他向胡佛致意，自己也接待了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和一系列有权势的共和党人：参议员塔夫脱、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麦考密克上校、亨利·卢斯与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显然，政治问题在将军头脑里占据相当的位置。从马萨堵塞州开始，他向各州的立法议会作了一系列的演说，攻击杜鲁门“在战场上姑息养奸”，国内外政策上“胆小怕事”。总统没有回答这些批评，直至麦克阿瑟在美国退伍军人团大会上讲话，声称他3月提出与敌人谈判的建议瓦解了美国领导人的“秘密计划”，即要把福摩萨让给中国共产党人和给北京一个联合国席位以换取朝鲜的和平。杜鲁门这时才说，这纯属撒谎，将军自己也知道。但是感情激荡的日子此时已经过去。麦克阿瑟除了烟斗和金边军帽外，已经全身陷入政治活动；大家也都很清楚，因为他己被选择在共和党1952年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主旨讲话。
麦克阿瑟被解职后十夫，民意测验表明他的名望开始有下降迹象。同时，共产党突然向朝鲜的联合国战线发起另一次进攻。李奇微并未感到意外。他在敌人工事后面己观察到预兆不祥的军队集结，下令在敌人工事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在中国人攻击前进的第一阶段，突出的楔子就陷落到中国人手里。在其后的两周内，南朝鲜部队相继溃败而逃，第八集团军再度穿过三八线踉跄后撤。但是赤色分子仍然未能突破。一个月后，他们停顿下来，筋疲力尽，于是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组织一次巧妙的反攻，扭转了战役的势头。但是，他把战线扳直后中国人马上把它扳向南方。李奇微又把它扳回原状。到1951年5月底，李奇微从南朝鲜清除了共产党部队，锯齿状的阵线横贯在朝鲜半岛的腰部，从东边的日本海到西边的黄海。两军在西部的支撑点都在偏僻的板门店村附近。
战斗是残酷、黯淡而又使人沮丧的。为了活跃气氛，李奇微的参谋们给地形地貌取上带家乡味的美国名字——“堪萨斯－怀俄明地带”，“犹他战线”，“猪排山”，“拳击场”——这种做法后来在越南战争出现了越来越怪的名称：“衫林急流战役”和“阿特尔镇战役”。再没有人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些干净利落的代号：火炬，北极犬、霸王、铁钻、龙骑兵、冰山。好象是战争的恐怖既然消除不了，于是那些军事新闻发布官却可以用委婉说法，使之全盘美国化，就能把恐怖包藏起来。象无所不在的连环漫画和感恩节时在散兵坑中供应的火鸡晚餐一样，战场上的命名可以使士兵们想起家乡。
在国内，人们停止注视战事新闻。一份俄勒冈州报纸的编辑们怀疑实际上再没有什么人阅谈这些新闻，他们接连两天登载同一战事报导——同样的内容、同样的电头、同样的标题，甚至放在同样的位置：第一版第二栏中部。他们的预感果然得到证实；没有一个订阅者注意到这次重复。埃里克·戈德曼报导说，在内布拉斯加州的黑斯廷斯镇，一名在中国第一次进攻时股部中弹的陆军下士威廉·詹森一瘸一拐地进城，凝视着第二街的繁华商店说，“我的天呀，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这个城镇简直是一片繁荣兴旺。”
是的，整个美国都是一片繁荣兴旺。美国虽在海外作战，但既没有受到侵略，也没有受到进攻，一切视为珍爱的东西均未受到威胁。不象吉卜林笔下在远地作战的十九世纪的英国兵，美国兵甚至没有感到他们是在对帝国的光荣作出贡献。他们正在打一场以异乡的和平为唯一目标的战争，参加一次其罪犯不会受到惩罚的警察行动，而且这行动还没有生效。根据詹姆斯·米切纳【美国现代作家，作品有《南太平洋故事》、《夏威夷》、《百年镇》等。——译者】后来的观点，“从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在我国出现了一种令人迷惑的、败坏道德的论调，对这种论调我当时就有疑问，此后更觉其越来越不可信。这种错误的论调是：我们可以用左手进行一场战争，让少数随意挑选出来的人去送命，同时还可以用右手去保持经济不受干扰，让那些留家的幸运儿去寻欢作乐，大发其财。”
从这个角度看来，对麦克阿瑟的欢呼似乎是心灰意冷的人民找到了一个出气活门。此外，它可能刺激了行政当局去谋求和平，这原是十分需要有志于此的人为之殚精竭虑的。安排停战是一件微妙的事。从官方来说，美国政府甚至还不承认北朝鲜与共产党中国的存在。中国人继续坚持说它在三八线沿线的部队都是志愿军，因此不受其纪律约束。俄国则否认它对冲突负有任何责任。国务院对讨论一些诸如福摩萨、印度支那以及外交上承认北京和平壤等边缘问题，是小心谨慎的。正在考虑进行谈判的事实本身也会增加伤亡，因为野战指挥官们要进行厮杀来改善他们的阵地。最后，试探和平也没有可靠的中间人。慎重其事是必不可少的。经验表明，联合国中不可能保密。中立国家，特别是印度，也会走漏消息；印度驻联合国的大使克里希纳·梅农是一名仇美分子，似乎想专门提出一些使美国丢脸的条件。
乔治·凯南找到了一条出路。他离开国务院休假期中，从普林斯顿大学打电话给雅各布·马立克，建议他们会晤，用俄语作非正式交谈。5月31日，谈话在马立克的长岛避暑别墅开始。开头有点尴尬，过后，慢慢进入一系列的冗长的讨论，只有在马立克感到有必要“考虑问题”，即是说要与莫斯科对对口径时，谈话才中断。最后他建议战场上的指挥官主动谈判，这都照办了，但早期的结果令人失望。中国人仍然满腹猜疑。李奇微比他的前任机智而又圆滑些，说服了中国人于7月10日在双方战线之间的古镇开城坐下来谈判，但接着来的却是关于议程的争吵。在早秋时分，谈判移至板门店。但这不过是聊胜于无，按触仍不时中断。朝鲜的敌对行动拖满第二个战斗的年头，又拖到第三年。用艾奇逊的辛辣的话来说，美国对战争的热情己经“到了再也不能降低的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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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冷战的温度到此时也降至北极的水平。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间的紧张局势主宰着世界事务。它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污染：在小说、戏剧、电影、杂志文章里；在报纸的连载文章里（如赫伯特·菲尔布里克的《我过着三重生活》，说的是曾当了九年共产党员的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在整个五十年代里有五百多家报纸都连载了这本自述）；在广播和电视里。辛辛那提棒球红队一度更换了名称。社会学教师如果不臭骂“共产主义奴役”的邪恶，就有被解雇的危险。反共的狂热分子得到最高的讲演费，那些列举自己憎恨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或粉红色分子的理由最有说服力的竞赛者被授与最高的美国方式奖。
甚至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而进入五十年代最受欢迎的作家是一名布鲁克林的前游泳救生员，到1951年底，他的歌颂色情与反共虐待狂的小说己售出一千三百万本。身材瘦长，留平头，声言看不起“长头发”的三十三岁的米基·斯皮兰在1947年发表了他的第一本以迈克·哈默为主角的小说《我就是陪审团》。他越来越多产，写了《枪下不留情》、《我要复仇》、《孤独之夜》、《大屠杀》，被认为是美国民族性格中那种靠民团以暴力维持治安的气质的最新表现。迈克·哈默并不仅仅是又一名坚强的私家侦探。他为了正义和民主而杀人，为他的创作者每本书捞到了五万块美元。《孤独之夜》于1951年问世，行销三百万册，其中典型的一幕是以这样的自鸣得意的沉思而结束的：
『“今晚我杀的人屈指难数。我冷酷地枪杀他们，每一分钟都以为乐……他们是共党，老李。他们是一些赤色杂种，早已该死……他们从未想到在这个国家里还有象我这样的人。他们以为我们都象马粪一样，软弱而又愚钝。”』
迈克背后还有一些若隐若现的人物，有时被称为“一位新麦卡锡”，有时被称为“又一位麦卡锡”或一位无名的改革者。他们能大胆揭露政府里的共产党人，因而受到不忠于国的东部名牌大学毕业生的憎恨。要前后一致的话，迈克应该是一个搜捕贵族的雅各宾党人，但是斯皮兰在多数场合是前后矛盾的。他书中有些段落晦涩难懂，连不合逻辑的推理也不易发现。在《猎女人者》里，迈克在悼念一位麦卡锡型的利奥·纳普时是这样想的：“赤色分子并不是那些顶得住强大攻势的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们仍是一帮讨厌的农民，为了取得控制而杀人，但是象我们这样的人是能够制服他们的。他们是一些吵吵闹闹的饭桶，优等人一出现就会拼命逃跑。他们的软弱无能的小脑袋对此很清楚。”作者考虑迈克与共产党农民间的鸿沟，在陷入沉思时，这种阶级优越感是随处可见的：
『“他们的臭皮囊见鬼去吧。他们和他们的哲学见鬼去吧。死亡与毁灭是克里姆林宫一伙人唯一的拿手好戏。他们懂得暴力与死亡的价值，反复用之于旨在消灭他们一类以外的一切东西的疯狂的计划。”』
然后，大概是为了把乾净正派的美国方式和以暴力与死亡为其要旨的死亡与毁灭的信徒加以区别，迈克告诉一名女俘虏，如果她用一根枪膛里塞满结实泥土的猎枪向他射击，就将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枪膛就会象一个桔子那样爆裂，火药就会直往你可爱的喉咙灌下去：如果你想让警察验尸员干那制止蛆虫的活茬，这倒是个办法。他们不得不伸进去，把你的脑髓刮出来放在端菜盘里，还会用尖嘴钳子把你的头盖骨一点一点地拈出来。”』
她呕吐了，他却接着说：
『“最糟糕的还是颈部，因为脑袋没了，而心脏还不知道它的生命神经中枢已经完蛋，脖颈还会喷一点血——你知道血会喷多高吗？不知道吗？让我告诉你吧。”』
她又呕吐了一顿，然后说，“嘿，你真下流。”但是他还没有当时的连环漫画下流。为了不致遭到改良家和儿童心理学家的反对，这些连环漫画也刊登一些一本正经的信条。“本杂志致力于防止罪恶与颠覆，”一本1951年刊行的连环漫画在封面上写道。“我们希望美国青年人能够从本刊中懂得究竟什么是罪恶与叛逆，那就是傻瓜的悲痛而阴暗的死胡同以及眼泪。”但是美国青年人却从其里页中学到比这更多得多的东西。写实的图画表现着被绑着双腕吊起来的黑人尸体，男青年们把白热的通条往不忠的女青年的双股中间插去，而女青年们也不甘示弱，用碎冰凿子往共产党罪犯的眼睛里戳（“把把……它放下！！！不！啊，啊，啊，噢……”）。
来来去去都是这些主题，还有强奸、谋杀、用脚跺在小孩脸上和喝异性的血（“当她一口咬进他脖子的时候，他感到一股热辣辣的毒液流入他的静脉里，使他的每一根肌肉都麻木了〔原文如此〕……他意识到对这一切的对策！”）女妖的特性是爱把受害者捆绑起来鞭打至死。怎样伤害人是另一种普遍的主题。解剖图表示出身体各个部位，从“眼睛——用手指戳或姆指抠”到“用脚后跟踩别入脚背”，旁附文字说明：“人体某些部位比其他部位敏感……这些供受训的政府特务用的图表说明这些确切部位在哪里以及用什么伤害这些部位。”有些生动的画面对不识字的人也能提供迈克·哈默主义，配合下面一段文字的插图就能起到这种作用：
『现在你知道了吧，魔鬼！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午夜时在荒废了的市中央球场，一场球赛正在月光中进行。仔细看，看这场奇特的棒球赛：一条条长长的软瘫瘫的人肠标明球场垒线，两叶肺和一块肝表示球垒……心脏则是本垒。看看杯特医生弯着身子，用带着头发的头皮打扫心脏，还叫嚷着……“开球……击球手上场！”击球手往本垒走去，挥动着死人的胳臂和大腿，他选中一只后，把其他的扔掉，站在击球区等候投手把头颅投掷过来。接球手身前拴着死人躯干作护胸，场内球手均藏着用人手做成的手套〔原文如此〕，还有用人肚子做成的松香袋子，还有其他的设备，都是一度为市中央球队明星投手赫比·萨登的身体做成的。』
连环漫画的老读者对肢解赫比·萨登的老坏蛋怀特医生是一名敌特，并不觉得奇怪。在这段插曲里，邪恶得胜。但在更多的情况下，都是描画赤色分子被用绳子吊死，用手枪砸死，活埋，喂些鱼，或是吊在忠诚美国人的汽车保险杆上——“旅途的道路很费轮胎！”“但是你可得承认，用来磨掉面孔使人无法辨认，倒是最好不过的！”“对啦，连斯大林都认不出这堆肉！”这里的说教是一清二楚的。因为有组织的社会无力对付自由世界的敌人，唯一的希望被寄托在敢于私行执法的凶残成性的人们身上，这些人虽然无可否认是粗野的，但却明显是需要他们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说，“我不赞成麦卡锡的方法，但他的想法是对的。”
对头的想法是蔑视权威，不受约束，把共产党分子拖到煤气厂后面打断他的脖颈。普通人是相信此道的，因为他们和麦克阿瑟一样，对美国的国家政策感到腻烦。国家政策同他们儿时所学的一切都格格不入，并且有违传统。朝鲜的没有胜利的战争只不过是一个例子。过去他们学到的是，美国要避免纠缠在联盟里面。如今却希望他们忘却这一切。美国部队成了北约兵力的中坚，到1952年底，这支兵力将包括五十个师和四千架军用飞机。为了支持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正在投入空前大的一部分国民收入来制造军用装备。在华盛顿，联邦政府的官僚机构月月有所扩大。这还不算，几年前美国好不容易才渡过了大萧条，现在似乎又在向全世界的贫穷国家施舍它的新财富。所有这些东西的帐单正在转嫁到越来越感到不满的纳税人的身上。
他们向哪里求援好呢？他们唯一的久经考验的同盟者在于人数越来越少的战前孤立主义的行列。那些老的“美国第一”主义者对美国的新倾向抱有同样的担心。范登堡读到第一个军事援助计划时，写信给他的妻子说，“计划授予总统无限的权力，这几乎是难以置信的……它实际上会使他成为世上第一号军阀。”塔夫脱投票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它包含着“由我们出资来帮助武装西欧国家的义务。我认为，带有这种义务，这个计划只能促进世界上的战争，而不是和平。”密苏里州参议员福雷斯特·唐奈把集体安全的概念谴责为可能把美国拖进其他民族的战争里的“道义上的承诺”。
二十年后，这些话听来是有预见性的，但当时并不觉得这样。那些曾因为赞成慕尼黑而名誉扫地的老顽固似乎是正确的。在政界中几乎没有人认识到：在1945年8月6日，整个国际政治结构己经过时了，那天扔的第一枚原子弹是一次变革性行动，而外交关系与军事联盟的全副武装——乃至于民族国家的概念本身——如今也己可能像那七十岁老将军头脑中毫无意义的军营小调一样，既古怪而又不切题。只有大家还相信存在动用陆军与海军的威协时，陆军与海军才是有用的。如果人们认为某种行动方式已经变得不可思议，那末，基于这种行动方式的一切假设也就再没有存在的理由。在原子时代，军事解决小国之间或小国与大国之间的争端仍是可能的。但在大国之间，军事解决是没有意义的。一位英国军事分析家已经注意及此。约翰·斯莱塞爵士说，“我们最后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战争作为推行政策的实际工具——指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全面世界大战——已经自行废除了。”“伊诺拉·盖伊”号到广岛和“艺师”号到长崎的飞行表明，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比最残暴的斯皮兰小说或最令人作呕的连环漫画都要恐怖一千倍，迄今也还没有发生什么事足以驱散这可怕的蘑菇云。相反，核弹却越做越大了。
日本投降后，洛斯阿拉莫斯曾经暂时默默无闻。那些知名人士都去往大学校园，重要的技术人员则迁移到阿尔伯克基，那里一座新工厂即将开始一条生产核武器的装配线。过去技术区里的实验室装备已被拆除。修路工作停了下来。建筑物也失修朽坏。戴维·利连撒尔经过视察后向华盛顿报告说，“我们发现许多有碍健康和容易引起火灾的危险物，对士气十分有害。”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洛斯阿拉莫斯免于衰败成为一座鬼狱，然而在五十年代早期，竟有某些东西使之幸免。一夜之间街道铺上了柏油。一座医院建起来了，接着又建起几所学校和一座图书馆。围绕中央林荫路还建筑了一些商店、一座戏院和一座公共会堂。还为修建一个体育场而破土动工；运动员被吸收进一个称为“洛斯阿拉莫斯原子轰炸机”的体育俱乐部。
死亡事业的这些繁荣景象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干那个黝黑、浓眉的匈牙利人爱德华·特勒。他的制造越来越大的爆炸物的热情战胜了科学界、五角大楼和联邦政府道德上的不安。人们称他为“氢弹的主要营建师”，这并不过分。
从杀人技巧来说，氢弹可谓登峰造极，一枚氢弹，其破坏力比1945年投掷的原子弹要大二十五倍乃至一千倍。原子弹的能量来自核裂变，将铀原子分裂；氢弹的能量来自核聚变，将氢原子聚合——这也就是太阳产生光的过程。只有在非常高的温度下才能产生聚变；因此氢弹被称为热核武器。人们早就从理论上认识其可能性，但在广岛惨剧以后，原子物理学家谈起这种可能性来都是敬而远之，小心谨慎的。假想中的这种新炸弹被称为“超级弹”。在《原子科学家通报》里，不时隐晦地提到它，但是编辑们从未加以释义。他们认为世界上越少人知道这个超级弹就越好。
特勒不以为然。1942年夏，有七名物理学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认真考虑人为聚变的可能性，他是其中的一个，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后来称之为令人激动的“自发表现、冒险与出其不意的精神”。使他失望的是，在1943年却停止考虑热核反应的可能性。因为所需要的温度极高，只有一枚裂交炸弹才能产生这样的温度，所以不管怎样，首先要解决裂变这一难题；这个难题一经解决，大家又认为该就此住手。大约这个时候，特勒开始把这个神话式的超级弹叫做“我的宝贝”。他的同事也很乐意把这个宝贝留给他。
对日作战胜利日以后，他说，如果他能开始热核试验，他就愿留在洛斯阿拉莫斯。答复是否定的，于是他接受了芝加哥大学核子研究所的职务。第二年，他回去参加讨论超级弹的会议，在会上争辩说那种更大的炸弹两年内便可完成，他当时是少数派。反对超级弹的物理学家以艾伯特·爱因斯坦为首。爱因斯坦认为甚至制造氢弹的想法都是错误的。特勒看不出错在哪里，他指出，广岛那枚炸弹之所以制造出来是因为人们认为纳粹科学家正在研制过程之中。如今，据信苏联物理学家正在制造热核装置。斯大林是否会比希特勒可靠些、清醒些呢？
1949年9月23日宣布俄国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这是发展新的美国核子武器库的转折点。从此以后，聚变炸弹的兴起要归功于一系列的刺激因素，最终战胜了各种反对意见。首先，人们发现列宁格勒物理学家早在1932年就已探讨聚合光核子的可能性。阿尔瓦雷斯和欧内斯特·劳伦斯对此深信不疑，转而全力支持特勒，科学界称这三人为“超人”。超人的主要反对者是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和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美国科李界的三巨擎。因此即算别的方面势均力故，反对派应该是易操胜券的，开始时也果真如此、1949年10月25日，原子能委员会在华盛顿开会，对于制造一种扔到大城市能立即杀害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居民的武器的赞成理由进行权衡。委员会否决了这种意见。除了道义上的异议以外，还认为氢弹过千费钱而又复杂，它会降低在阿尔伯克基成批生产原子弹的速度，而且即使氢弹是可行的，在俄国的目标中只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值得使用，而这两个城市用裂变物质也能毁灭。
这是普通见识的胜利，但这仅是斗争的开始。超人们找到一位盟友，美国海军预备役少将刘易斯·斯特劳斯，他是原子能委员会五个理事中的一个（其他四个当时都反对）。他们还在争取别人改变看法，如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两院联合原子能委员会和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保罗·尼采。超人们坚持说，美国的威望颇有赖于美国技术的优势；如果俄国人制造了第一颗聚变炸弹，美国就会丢脸。1950年1月13日奥马尔·布雷德利决定批准制造超级弹，理由是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不能在加速军备竞赛中赞同任何使俄国人捞到那怕是暂时的好处的行动。这个月，希斯被判有罪，麦卡锡主义开始行时。布雷德利作出承诺四天后，从伦敦传来有利于制造氢弹支持者的第二个刺激因素。富克斯被控叛国。究竟富克斯知道多少东西，不可能断言，但是他出席过英美科学界最高级会议，因此华盛顿官方在心情上正适于作出过分的反应。1月31日，一个三人特别专设委员会——包括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利连撒尔——在行政大楼开会，再度考虑热核应急方案是否可取。利连撒尔在表决中被击败。当天下午，杜鲁门总统宣布他已命令原子能委员会发展“氢”弹或称“超级弹。”
很多科学家出于良知感到受污辱。奥本海默代表他们说，“从某种不是庸俗化、开玩笑、过甚其词等所能消除的粗浅的意义上来说，物理学家能辨别什么是犯罪，而这是他们不会丧失的知识。”每期《原子科学家通报》的封面都印了一个标明差8分钟到12点的时钟；如今封面上的时钟指针已移到差3分钟到12点了。在康奈尔大学的汉斯·贝提的领导下，十二名美国高级物理学家发表一项对杜鲁门的决定表示遗憾的声明。他们宣称：“我们认为不管一个国家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它都无权使用这种炸弹。这种炸弹己非战争中使用的一种武器，而是灭绝整个人口的手段。使用这种炸弹乃是对所有的道德标准和基督教文明本身的背叛。”他们的诚意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贝提的愤慨证明是短暂的。不到五个月，抗议者的决心受到朝鲜战争爆发和一个挑起他们科学好奇心的新方案的考验。朝鲜战争动摇了贝提；他决定：爱国主义需要他放弃反对制造氢弹，而且需要他投身于早日制成氢弹的研究，他极其卖力，以致他的贡献成为制成氢弹的主要因素。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更主要的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1951年6月，在北朝鲜越过三八线一周年的那一天，特勒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对几名著名的同事讲了话。原子能委员会新住主席戈登·格雷记录了讨论情况。部分记录如下：
『在会上出现一些情况。爱德华·特勒把他的想法告诉会议，这是关于热核武器的一种崭新的探索途径……大家作了计算，而主要是贝提博士、特勒博士，弗尔来博士。奥本〔原文如此〕也十分积极……因为现在某种东西已经在望，所以会议桌上的每一个人，包括奥本海默博士，毫无例外都很热心。』
同一星期里，格雷承诺由原子能委员会提供资金给美国第一间氢弹工厂。过了十三年，电影“斯特兰奇勒夫博士”【英国电影“我怎么学会不再担心而爱起原子弹来”一片中的无人性科学家主人公。——译者】才对特勒狠狠地嘲弄一番，但是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梦想的怪物那时已安放在地下发射仓库里，一按电钮就可以提用。
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是一个、或者是一系列的数学问题。原子弹的方程式已经够复杂；而新的方程式则用常规办法计算不出来。对这个复杂装置的每一步骤都要求作出惊人的次数的精确运算，以测定它对炸弹内部数以百万计的细小部件的影响；由于这些步骤在一秒钟的若干分之一的时间内挨次紧接——从实际效果来着，它们实际等于是同时发生的——因此人的大脑是难以应付的。1951年的计算机也帮不了多少忙。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为哈佛建造的机器虽然有五百英里长的电线、三百万个电接头，也远远不够快速。改进的型号虽在发展，但是最好的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也只能记忆二十七个字。而且令人十分恼火的是，它们还变化无常。暴风雨会使它发生故障。电子管熄灭了，电路不灵了。维修人员也找不出毛病。技术人员夜复一夜地坐在有毛病的计算机面前，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来解决一个问题，而其他设计小组的专家只能束手等待。洛斯阿拉莫斯要计算机组员每周增加一个工作日，而且二十四小时日夜轮班。技术区的研究工作一直踏步不前，直至其中一名科学家约翰·冯·纽曼决定排除障碍。纽曼仔细考虑了超人们的矛盾心理；他把他们追求的目标称之为“恶魔的武器”，随即下狠心不顾一切地开始探索。三十年代，他就在数学上闻名国际。他的嗜好是制造机器人和机械玩具，现在他对制造超级弹作出的永久性贡献，又是一种超级玩具。它可容纳和记忆四万个“软件”——计算机语言对数据的叫法——一天内能完成三个月的方程式运算；他给这个东西取名叫做“数学分析器、数字积分器和计算机”。等到这个装置获得专利权而且在原子能委员会注册，无法再改换名称时，他的同事才发现这个装置的缩略语是MANIAC（“疯子”）。
于是，在“疯子”的帮助下，超人们在杜鲁门任期最后一年制成一颗六十五吨的氢弹。在那个堪萨斯－怀俄明地带和“拳击场”行时的时代里，他们把它命名为“迈克”也许是不足为奇的。迈克被用拖船载到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克环形珊瑚岛，安置在埃卢盖拉布小岛上一间小屋里，和各种离子室、高速摄影机、β射线摄谱仪、装有镭与重氢的容器以及其他核子设备放在一起。七年前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附近的半沙漠地带举行过的仪式，在这里又复重演。1952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的那个夜晚，所有船只后撤四十英里，只留下一队志愿人员作最后一刻的准备工作。在他们也离开以后，在船上通过扩音系统，开始用倒数方式宣布引发。黎明时分，指针走到零时，迈克立即转变为第一颗人造星体。目瞪口呆的水手们看到一个火球升空达五英里之高，接着出现一团菜花形的巨云，紫红、青蓝、灰绿三色混成一体，上升二十五英里直达同温层。在下面，埃卢盖拉布小岛在燃烧，分裂为二后沉没海底。
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一条一英里长，一百七十五英尺深的峡谷。科学观察家计算这颗炸弹的四英里直径的火球可以把旧金山市或斯波坎市的整个商业区，圣路易斯市或匹兹堡市的大部，或是曼哈顿区从中央公园到华盛顿广场之间的一切，霎时化为灰烬。海军的安全保密当时是马虎的；书信检查员放过了描述这一情景的信件。这都使人读之不寒而栗；一位目击者写道，爆炸的亮度“至少相当于十个太阳”。有的信件为地方报纸所登载，全世界立即知道了这次试验及其可怕的结果。九个月后，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在莫斯科胜利地宣布，“美国已不再垄断氢弹。”B－29型空中实验室在亚洲上空找到的放射性痕量证实了他的说法。与此同时，英国人爆炸了他们第一颗原子装置，其特点是出现可伯的Z状云。核子俱乐部在发展。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和科南特所预见到的恶梦变为现实，恐怖的不均衡开始了。爱因斯坦告诉记者说，“普遍灭绝正在向我们招手。”
新的情况出现了：必需为完美的武器提供完美的运载工具。在五十年代早期，自动化还没有取消轰炸中的人的因素。美国核武器储存的责任落在战略空军司令部身上，它雇用了二十七万人，用B－29轰炸机不停地在地球上穿梭飞行，以确保即使美国停止生存，还能进行被毁灭后的复仇。战略空军司令部很难说有什么吸引力。它的每一名驾驶员飞行时所带的炸药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历次空袭时所扔总和还要多。它的将军们在标语牌上宣称；和平是我们的事业。他们把飞机震声称为“自由的声音”，把他们一年一度的演习称为“世界轰炸冠军赛”。在演习中，塞满雷达的铁路车箱对谁击中什么目标都进行记录。但是，将军和驾驶员都是人。作为人，他们不久就会成为匆匆过客。
取代他们的偏偏来自第三帝国实验室燹烟未熄的废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中，只有德国人预见到在军事上使用火箭推进的可能性。设计过v－1和v－2武器的科学家现在成了红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战略家正在上门向津。用火箭引擎推进，核弹不用半个小时就可横过大西洋或北极。战略空军司令部以前也考虑过使用火箭，但认为太不准确而放弃了。它们的误差幅度还不能减低到千分之二以下。这意味着在五千英里射程内会偏离十英里，对原子弹来说还是太大。但对氢弹来说，却不算什么一回事。埃卢盖拉布岛的沉没产生了对问题的新的然而是残酷无情的看法。按《幸福》杂志毛骨悚然的说法，“暂且不说致命的放射性尘埃所降落的广大地区，光是由于热核弹头的毁灭力量的量子飞跃，炸弹投掷在目标中心八到十英里以内的地方，在军事上是可以接受的。”
“放射性尘埃”这个不祥之词进入语言，并且暗示炸弹的死亡圈的扩大，标志着整个战争概念的改变。另一个重要的新词是“过度毁灭”。由于氢弹被精制成为“裂变－聚变－聚变”炸弹即FFF弹－即在原子弹触发和燃料聚变之外又加上弹壳的聚变－致命的放射性尘埃降落的地区可扩大到三百平方英里。
正是这一点使人们开始考虑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民防计划本来就多少有点开玩笑；海洋是那么广阔，轴心国的轰炸机构成不了真正的威胁，那些头戴扁平白铁皮帽的民防队员对整个玩意儿也感到有点不好意思。现在他们的长期警戒才算有点意义。他们重新活动起来，监督学校的演习。另一方面，护身符和江湖骗术也生意兴隆。江湖医生广告推销铅箔乳罩、铅制胸衣、铝制睡衣和在危险时可以往头上一套的松紧口的袋子。还有个怪人兜售什么“镭235原子震呆症特效药”，后来美国公共卫生署发现其主要配料原来是小苏打、食盐和水。另一个怪人则主张把所有玩赏动物的毛发剃光，以免带上放射性。禁止虐畜协会提出了抗议，才没有造成什么恶果。
但是，所有这些民防运动多少有些不切实际。最具有决定意义，对有积极性的承包商来说，潜力也最大的是建造掩体的计划。1951年1月，洛杉矶的一家建筑公司为它建造的第一个家庭掩体举行破土典礼，企图鼓励人们挖洞。有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鲁思·科尔豪恩太太，为电视摄影记者郑重其事地翻了第一锹土。她签合同，花费一千九百九十五元建造一所地下掩护所，内有色彩鲜艳的混凝土墙壁，草绿色的塑料地毡，用拉门巧妙隐蔽起来的储藏室和一具轻型的盖格离子测定器。“我在夏天，自制很多罐装和瓶装罐头，”她愉快地告诉电视听众说：“这将是一个好储藏室。”最后想起来，她还补充说，“它也将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地方。”
你花三千美元就可以建一座“二号小型防护罩”。这包括手提式三路收发报机、鼓风机，上发条的时钟、急救箱、斯丹诺牌取暖炉，幅射图、几身防护服、化学盥洗用品、汽油发电机和一套锹镐装置（“为爆炸后自己挖掘出来”），以及供一家五口在地下过三到五天所需的一切东西。
对大多数人来说，最伤脑筋的问题是在启用之日，怎样安排那些没有远见、未能建造自己的掩护所的邻居。你钻进了自己的防空洞以后，没有空处给邻居www奇Qisuu書com网，那就必需把他们关在外面，可能还得要使用强力。有鉴于此，有的成套设备开始把手枪也包括在内，但是民众其实还没有准备采取那样现实的态度。后来，后院的地洞成了希奇的玩意儿。有的改成烤肉用的地坑。别的则被用来存放园艺用具、滑雪轮胎和小孩的自行车。
没有好久，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也很熟悉关于核屠杀所带来的恐怖的种种说法，几乎毫不费力地从考虑百万吨级的炸弹转到考虑百万计的死亡——每百万计的死亡指杀死一百万人，而单单在一天内就可能发生十次到十五次百万计的死亡。对那些在军事机构外面的有头脑的人来说，一次使世界陷入火海的热核屠杀的威胁仍是很现实的，但他们觉得无能为力。冷战分子对世界末日的警告充耳不闻，政界人土好象给麦卡锡主义弄得处于瘫痪状态；慕尼黑事件以来，受到历次国际性危机支配的知识分子也无法调动足够的智慧或力量来打破这次危机的控制。
同时，物换星移带来美国一代新人的成长。敏感的人们认为，中学里的防空演习含有启示意味，必然唤醒了这一代的儿童。儿童的长辈以希望的眼光期待他们，但尝到的却是无情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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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鲁门当政的最后几个月里，大学教师逐渐意识到美国知识界生活中出现一种缓慢的、蔓延开来的衰败现象，原来竟就在这年青的一代身上。现在回忆起来似乎难以理解，在那些年月里，人们责备学生们的乃是他们的麻木不仁，但他们确是受到这种责备的，而且并不冤枉；美国青年人从来也没有这样孤癖离群，谨小慎微、缺乏想象力、漠不关心、不求进取——而且沉默寡言。
沉默的一代是五十年代的一种现象，就象尾鳍型汽车后挡板和白色麂皮鞋一样，成了当时的特征。笼罩着大学的是一片沉寂。自由主义已经变得疲惫无力、枯燥乏味。除了一小摄极右的反动分子的吵吵嚷嚷以外，在大学校园里，似乎就没有愤怒的青年，没有燃眉的问题，也没有什么战斗精神。提出抗议的只限于少数“疲塌的一代分子”【一译作“垮了的一代”。——译者】，但他们也象同辈人一样，完全从理想主义和论争中退缩下来。对大多数人来说，取代具有社会意义的行动的是袭劫衬裤的恶作剧和所谓“硬塞”活动，大学生们尽量拚在一些窄小的空间，人数越多越好——比如说，四十人挤进一辆大众牌汽车里，或是十二人挤进一个户外电话亭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州立弗里斯诺学院里，学生们把一个电话亭放进学院游泳池的深水一端，然后七名志愿者屏着呼吸，硬把自己都塞挤进去。
少数热心的社会学家企图从中找出其社会意义，他们论说道，这些搞硬塞活动的人把相互依存的关系欢剧化了。但是学生本人其实并无幻觉。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切并无意义；玩过了以后，人们会发现他们排着队等候会见美国一些最大公司的招工人员。他们如此耐心地等待一切，以致来校园的访问的人对他们的驯良开始有所议论。漫画家们把学生们描画成空心的布鲁克斯兄第公司的服装。罗伯特·弗罗斯特【美国诗人（1874－1963年）。——译者】说，学生们的“缺乏果断”使他感到不安。一位纽约市立大学的女校友返校参加一次社交集会，震惊而去。因为那些女学生们谈来谈去都是她们在市郊的未来家庭，而往年的纽约市立大学女学生却认为这类浅薄无聊的唠叨是典型的高贵奢华的女子学院学生的行为，实在不屑一顾的。从牛津来的辩论竞赛者在美国各校园里观光访向，惊奇地发现自由企业被看成不但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戴眼镜的普林斯顿大学的三年级学生问奥托·巴茨教授，“有什么事值得搞一场运动？”在哈佛大学，戴维·里斯曼描写大学生的不满时，写到：“当我问这些大学生，你们为这些事情干了些什么？他们对自己还能有所作为的想法感到惊异。当我建议说，如果事情越来越糟糕，他们可以组织纠察线，他们还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默里·罗斯在1950年写道，“没有多少年青人是同一群致力于并积极献身于人类最崇高目标的人共命运的。”那年的《生活》周刊为了弄清楚什么东西才使青年人激动，请他们举出自己眼中的英雄人物。回答倒是直接了当的：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乔·狄马乔、麦克阿瑟、贝贝·鲁斯、罗伊·罗杰斯、克拉拉·巴顿、维拉·埃伦、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多丽丝·戴和伊丽莎白·肯尼修女。【这里所列举的除美国的总统、将军外，乔·狄马乔与贝贝·鲁斯为美棒球运动员，罗伊·罗杰斯、维拉·埃伦、多丽丝·戴均为美电影演员或歌唱家；克拉拉·巴顿为美红十字会的组织者，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为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国女护士；伊丽莎白·肯尼为一名澳大利亚女护士。——译者】他们父母们的意见也不会有多大出入。确实这样，这新的十年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美国青年人接受老一代人的准则竟达如此程度。“美国资产阶级致力于谋求个人安全，”威斯康星大学的威廉·奥尼尔写道，这产生了“怀有强烈的中年人的准则的一代人”。过去可以有把握地假设：一个年青人的政治观点形成时在左冀，然后随着年岁的增长慢慢向右翼移动。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五十年代的青年大学生是从正中间开始，而且停留在那里。
当然，在任何一代学生当中，大多数人总是沉默的；作为特征的总是那肯讲话的少数。在二十年代里，并没有很多大学生穿浣熊皮大衣，只有少数几个人驾驶斯塔兹熊猫牌赛车；在三十年代里，一小批人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或是为和平举行罢课。但在五十年代里，很难找出任何肯讲话的人，很难找出任何称得上是领袖的人。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大学足球队同时选出两名队长，或是选出人轮换当队长。作为美国优秀大学生联盟会员章的钥匙也都悄悄地揣在口袋里。大学生们似乎蔑视领袖的概念，而宁愿代之以他们称为“面面俱到的人”。但仔细琢磨起来，所谓“面面俱到的人”其实是一个全无特点的家伙。关于人的这种美德，威廉·怀特在《有组织的人》一书中曾阐述说是，“表现决不突出，热情决不过分”。这些校园里面面俱到的人相信领导来自集体，进步要靠所谓解决问题的会议，于是认为用不着进精神神和想象力。最主要的还在于他们不相信个人主义。个人靠牺性别人来寻求声誉和成就。个人爱闹摩擦，制造麻烦，危及神圣的集体，谁也不愿与之发生联系。
根据他们的奥妙观点，好争论竟成了最严重的罪孽。沉默的一代避免承担任何任务，其实他们首先是政治上缺乏教养。这一代人的成员没有幻想，因此也不可能有幻想的破灭。他们闭口不谈什么话，避免严肃的讨论：他们把改良家称为“假善人”，敬而远之。在个人自由与社会制度的冲突中，他们竖决站在社会制度一边。他们不求名，只求别人的赞许。他们渴望在集体行动中协作，有意克制可能脱离群众的特性。在这些年代里，富有的大学生开始装出一副寒酸相，他们身穿斜纹布衣服，以免显出与众不同。一名大学游泳运动员找着里斯曼说：“我对那些我想与之竞争的家伙感到恼火。我一定有了什么毛病。我希望我象某人那样，他真能同别人合作。从不象我这么计较输赢。”维特也注意到大学生们不再梦想自己开业做生意，他们要去给别人工作，而且企业越大，他们就越加信任。但是，对当推销员或是步步高升到当主要的经理人员，他们并不大感兴趣。推销员是竞争者；经理人员有时要严厉一些。大学四年级学生多半告诉公司招工人员说，他们想在人事部门工作，因为他们喜欢人；他们也想到宣传联络部门，维特不加渲染地指出，因为在那里，他们能够“在公司的时间内对大家讨好。”
这种观点自然同抗议行动格格不入。在教授中，和麦卡锡主义作斗争是当时一件激昂慷概的事情，但是学生们却不怎么关心。这个参议员在校园里找不到几个新的支持者，但是他也引不起人们多大的愤慨；大多数的大学生觉得这个问题令人厌烦。在各个领域——包括神学、新闻学、法学——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都显而易见，但是有重要意义的是学生们对职业的选择却发生了极为明显的变化。现在的热门是工商管理。在1940年到1950年之间，把人文科学放在首位的倾向已经衰退，以至于在十个大学生中主修基础学科的不到三名。职业训练得到了年青人的专爱，而工商业又是最受欢迎的职业，因为它对学生们选择的投资提供最高的利润。在四十年代的末期，美国所有大学生中只有百分之十九·四的人主修工商专业。到一九五五年，主修工商专业的成了大学生中最大的集体。
如果他们有什么理想人物的话，那便是汤姆·拉思。他是斯隆·威尔逊所写的《穿整套灰色法兰绒衣服的人》里的主人公。小说开始时，威尔逊的男主人公有个叫做贝特西的妻子、三个小孩、在韦斯特波特有座六个房间的住宅、一辆1939年出厂的福特牌汽车、一万块钱的军人人寿保险，并且在一个慈善事业基金会里任职，年俸七千元，但却是闲差。生活是愉快的，虽然比较简朴；他需要买一部新汽车，厨房里的油毡又开始磨损了，等等。后来，汤姆似乎碰到了好运气，有一份工资九千元的搞宣传联络的公共关系，工作让他干。他接受了，但却发现了难题。在他的新工作岗位上，他必须工作。再也不能吃上三个小时的午饭，再也没有长时间喝咖啡的休息，再也不能在公司时间内讨好别人；他现在必须生产，有时还要在办公桌边工作到5点钟以后，甚至还要在星期六上班，占去了他和贝特西以及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这一切使他恼怒，他告诉老板应在哪里刹车。汤姆对多挣钱没有意见，但是如果作为交换条件他必须减少作为丈夫、父亲、面面俱到的老好人的作用，那他可坚决不干。这是故事的高潮，而结局就更为离奇。老板竟让了步。
『“当然啦，”霍甫金斯站起来，又为自己倒了一杯酒，和气地说，“也有很多好的职位不需要干特别多的工作。现在的问题无非是为你找到适当的位子。”』
沉默的一代确实相信这个。在他们的人为的同志情谊外表下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天真想法，一种安徒生式的信念：认为由于某种超自然的理由，那些看着时钟谁时下班的人将会获得大家所谓的“美好的生活”，“通情达理的美好生活”，“正当而完满的生活”。霍甫金斯辩解说，“总要有人干工作。”而汤姆也同情地回答说，“我知道。”总要有人，但不是他。他可不是被逼赶得神经病的那号人。
『“我不愿意放弃时间。我是在讲老实话。我想要这笔钱。没有人比我更爱钱。但是我这种人可不能永远晚上干，周末也干，诸如此类，没完没了。我猜想工作也许还包合更多的东西。我不是那种可以全种贯注去干工作的人——我没法使自己相信我的工作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五十年代的汤姆们相信所有伟大的发现已经做完，所有伟大的梦想已经实现，全部巨大的财富已经到手，他们可以心安理得，一周上五天班，每天从上午9时到下午5时，拨弄一下技术和处理一些专门性的事，同时把他们大部分精力花在作职业性的兴趣上面——做礼拜、公众活动、“了解”孩子们、高尔夫球、少年棒球联赛、和贝特西一起过着满意的生活，一起在家里铺设水管子。这一切都将是他们的，只要他们在毕业前找到合适的招工人员签订合约，报名参加那竞争者的洪流，大摇大摆地沿着消费的超级公路前进。正如一位社会评论家所指出的，颇有重要意义的是大学生不再谈论“照章办事”，而是说他们“心中有数”。他们也意识到这个数会因时而变，但他们确信，到时候会有人告诉他们该怎样办的。
人们不大谈论出卖了。已经没有必要。他们从一开始就在羁绊之中，就象中世纪的青年人受寺院约束一样，他们受着美国方式的约束。对他们来说，在他们毕业后等候着他们的世界既不冰冷，也非无情，当然更无敌意。在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刊物《代达鲁斯》里，一名院士报告说：“在当前这一代大学生当中，占主导的特征是他们对眼前的日常生活以及对未来的展望都感到无比心满意足。对他们的健康、未来职业、家庭关系、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状况、他们享受安全而幸福的生活的可能性，没有几个人感到担心。”即将毕业的四年级学生对现状准备双手拥护，必要时还要捍卫它：他们愿意守法、纳税、服兵役并且参加投票，虽然投票以后，他们也就再也不去关心政治。他们愿意在衣着、言语，信仰、择友、头发长度，而且尤为重要的，愿意在思想方面，服从社会的要求。而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可以获得美好生活中的一切权利与优惠，这就是说，获得经济上的保障。
就是这样的一桩买卖，真使学生们的老师震惊。经受过贫困和法西斯考验而幸存的美国遗产似乎要被那些年青的傻大个子所背叛，他们宁可牺牲理想去换取貂皮把手的啤酒罐头刀和十四开金的赊购牌【美国商店发给有赊购帐的顾客的金属小牌，凭此标记，顾客购物时可不用付现款。——译者】，他们同意艾森豪威尔将军给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一个夸夸其谈，言过其实的人。”
在纽约的罗德夫·肖罗姆犹太寺里，刘易斯·纽曼法师把袭劫衬裤的恶作剧归咎于麦卡锡主义。他论证说，这个威斯盛星州参议员把“对重大问题的严肃讨论或发表不同意见变为危险的事，”于是学生们只好“通过愚蠢而不体面的‘偷袭’宿舍来发泄他们抑制不住的精力。”这未免言过其实，但也多少有点道理。严肃的讨论即便不是绝对的风险，但差不多在每一层有组织的社会里，都是肯定受不到鼓励的。一名喷气推进工程师被逮捕了，除了他曾经是罗森堡夫妇的朋友外，显然没有任何其他理由。欧文·拉铁摩尔在一个国会调查委员会被控犯了七次假誓罪。【拉铁摩尔于1952年和1954年两次受控告。最后一次控告于1955年被驳回。】国务院禁止到共产主义国家旅行。美国在联合国的雇员开始作为“危害安全的人物”，而被解雇。麦卡伦－沃尔特移民法的通过简直是保证到美国各大学讲学的欧洲学者都要当众受到屈辱。
麦卡锡这时得意已极，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传来蹂躏自由思想的新消息，多思善感的学生几乎难免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唯命是从受到奖赏，而信奉异端则受到惩罚。华盛顿成了麦卡锡同敌人搏斗的主要战场，而在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里都在进行着各种规模的有声有色的冲突。比如说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就有人建议公共图书馆把被称为共产党人或有同情共产党嫌疑的人所写的书都盖上红色标记，这引起了一场风波。持这种主张的人的首领是当地的家庭妇女默特尔·格拉索克·汉斯太太。《纽约时报》报导说，汉斯太太“从来不以有文学造诣和博览群书而自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对书籍里面的阴谦诡计没有一些相当肯定的看法。她提出一分有嫌疑的作者名单，并且要求处理他们的著作。她并没有要求把这些书都真地烧掉。只要标记鲜红，而且“大到一眼可以看到”，她就满意了。标记盖在封面里页，指明作者的共产党组织关系和政治感情，还加上他被“传讯”的次数。汉斯太太说，“这样读者就会认识到他在许多场合下都是阅读着共产主义宣传品。”圣安东尼奥市长自己的妻子是一名女民兵，他也认为汉斯太太的建议极好。接着事态发展超出了明眼人看到的范围。阅读盖有红标记的书的人被监视者登记下来。他们的名字被转送到联邦调查局，不然的话就在《圣安东尼奥新闻》上公布。这件事激起了市内有权势的马弗里克家族的不满，他们全体都是主张公民自由权的。这场争吵以反对盖标记者的得胜而结束，但是已经弄到许多家庭不和、友谊破裂了。
在印第安纳州，另一个家庭妇女托马斯·怀特太太，是印第安纳州教科书委员会的委员。对于盎格鲁－萨克逊的民间传说提出标新立异的解释。她宣称：“现在共产党对教育有一条指示，要强调罗宾汉的故事。他们强调它的原因是罗宾汉劫富济贫。这可是共产党的路线。简直是对法律和秩序的玷污。”但是，共和党州长却不愿表态支持或反对罗宾汉。在英国，诺丁汉郡司法长官威廉·考克斯告诉记者，他的意见是罗宾汉（1160－？）没有当过共产党人；但是印第安纳州的教育总监威尔伯·扬却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不管怎样，他还是在重读罗宾汉的故事。在五十年代早期，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怀疑；在有些单位，受到怀疑就等于有罪。美国的主要欢剧出版家塞缪尔·弗伦奇似乎嫌开黑名单还不够厉害，宣布组织一次剧本比赛，但在比赛中，保留“宣布任何卷入或逐步公开卷入学术、文学、政治或道德争论的作者丧失录选资格的权利。”
联邦调查局特务在校园内公开进行安全调查，校董会又要求学生作效忠宣誓，大学生们在这种情况下如不闭口无言倒是怪事。差不多一切其他的人都早已不再开口。史蒂倍克－帕卡德汽车公司董事长保罗·霍夫曼，一名开明的共和党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对自由的看法在任何别的时代，都难以说得上是大胆的，但是在当时，敢于坚持任何观点却是不寻常的事。他在美国西南部一家较大的大学里演说后，一名大学生问道，“在象我们这样的学校里，你认为应该对共产主义作任何研究吗？”霍夫曼回答道，“应该。我认为我们应该讲授什么是共产主义，这样，美国最重要的新的一代人能够确切地知道，为什么它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形成这样一种威胁。”那个学生说，“我也这样想，但是在此时此地说这样的话是危险的。”事实上，霍夫曼说这样的话也并不完全安全。他受到了监视，当他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主持下，争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再度演讲时，美国退伍军人团设法使他无从使用市内战争纪念馆。其实，他这次演讲的题目却是自由企业。
反共迫害、新热核武器的恐惧、父母关于大萧条的故事，这些都是促使沉默的一代形成的力量。这一代人并不全无辩护者。普林斯顿大学的奥托·巴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著文，认为这一代人的长辈对他们判断错误。他说他的学生不过是谨慎小心。他认为，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缺乏战斗精神而贵怪他们是不对的。“未来很可能会表明：在国内和国际生活里，他们正好是我国长久以来就非常需要的那种讲求实际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颂扬软弱无力，没有得到什么响应，也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一位更为著名的教育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非利浦·雅各布认为，沉默的一代的准则表现出对美国传统的背离。他写道，虽然学生们也很会讲真挚、诚实、忠心等一类好话，他们自己“在学术上的老实态度方面的标准一般都很低，在很多重要院校里，有计划的欺骗并非例外，而是司空见惯的事。”他觉得他们的享乐主义与反理智主义表现出他们已抛弃清教徒的传统，并且认为：“也许这些学生是一场重大的文化和伦理革命的先驱，是一个本质上世俗的（但在名义上是宗教的），面向个人的（但又是结成集体的）社会的不自觉的引路人。”
即使还有别的人也隐约看到革命的幽灵，他们也闭口不言。但是雅各布博士描划出的轮廓，别人到时候会赋以血肉。想想这些后来人对当时的自愿缄默有些什么感觉是饶有兴趣的，因为虽则他们还太年幼，无从评价沉默的一代的神秘气氛，这种气氛必定已经对他们心灵的某些幽暗角落产生了一种非记忆力所能及、非语言所能表达的影响。在1951年盛夏，五十年代正在起步行进的时候，马克·拉德【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的气象员派的领导人。——译者】新泽西州的梅普尔，年方三岁；马里奥·萨维奥【美国争取言论自由运动的一个领导人。——译者】与凯西·布丁【布丁以及后面谈到的威尔克森、奥顿均是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的气象派的女成员，1970年他们在威尔克森家里制造炸弹，引起爆炸，奥顿被炸死，其他两人逃走。——译者】在曼哈顿，一个八岁，一个七岁：休伊·牛顿【美国黑豹党的一个领导人。——译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十岁；琳达·埃文斯在衣阿华州的道奇堡，八岁；凯思琳·普拉特·威尔克森在纽约，六岁；戴安娜·奥顿在伊利诺斯州的德怀特，则时年九岁。
※※※
六十年代早期，沉默的一代已成为历史陈迹。当时韦斯利扬大学的学生在一场篮球赛的休息时突然怀旧起来，不禁歌唱出他们都还记得起的一支支抒情小调。他们唱道：
『你和眨眼小丁①，
你和眨眼小丁，
都会玩得开心，
——一起开心！』
【①《眨眼小丁》与《豪第·杜第》均为当时很受儿童观众欢迎的电视节目。——译者】
然后又唱道：
『现在是豪第·杜第的节目时间，
现在是豪第·杜第的节目时间，
鲍勃·史密斯和豪第
向你说声你好！』
最后唱道：
『米奇老鼠！米奇老鼠！
咱们永远高举大旗！
米——米——米
——愿不久就见到你！
奇——奇——奇
——为什么？因为我们喜欢你！
老——老——鼠』
歌唱的学生们之间有着一种为他们父母所不曾经历过的联系纽带。他们是第一代电视观众的成员，是在宣传联络人员已经开始谈论“形象”、心理学家开始谈论“作用”，以及广告行话里的“公众”一词正在被“大规模观众”所代替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在三十年代，广播里的儿童节目时间只有四十五分钟。在别的空闲时间里，这些年青的欣赏者只能听成年人的节目，如果他们年纪小而又属于那个伟大的中产阶级，也可能听父母朗读那些从他们上一代孩提时就没有改变过的儿童文学作品片断：格林童话里的鹅妈妈，《儿童诗歌园地》、《金银岛》【英国作家史蒂文生著的海上冒险小说。——译者】、《彼得潘》【英国剧作家巴里著的儿童幻想剧。——译者】、《小妇人》【美国女作家阿尔科特著的儿童小说。——译者】、《绿野仙踪》【美国作家鲍姆写的一个儿童幻想故事，后多次改编为电影。广播剧、电视剧。——译者】。在杜鲁门时代的晚期，所有这些开始销声遁迹。这些一度绕着母亲膝盖旁坐着听讲的故事，除了被狄斯奈（如木偶匹诺曹、睡美人）或一个受欢迎的表演者（如潘彼得、绿野的仙人）加工而竟成不朽之作而外，都正在慢慢变得越来越陌生，以致提及这些故事时，除少数不以小孩阅读或聆听这些故事为怪的家庭出身的人，大家都已不知其所以。
“眨眼小丁”、“豪第·杜第”、“米奇老鼠”、“幸运的小狗”、“和斯纳凯·帕克在一起的日子”是新宣传工具中没有那么受人反对的幸存者。一般的水平就更为低下。电视节目的出资者对真正好的节目轻易抛弃。根据一本《电视指南》的调查，“魔术小屋”与“我是想象先生”是父母们推荐的节目，但却很快被尼尔森和胡珀列为不受欢迎的级别而砍掉。伯尔·蒂尔斯特朗的可爱的木偶戏“库克拉、弗兰和奥利埃”，寿命要长一点，但到最后，它也被提倡暴力的节目如“电视上尉”，“空中霸王”，“航天候补飞行员”，“半夜上尉”和“超人”等踩在脚下。就是在表演“超人”的演员乔治·里夫斯在加利福尼亚州把他的名牌汽车撞在石墙上，碰破了额头，看见自己的血就昏厥过去以后，那些年青的电视迷还继续幻想“超人”的不可毁灭。
约有三分之一为儿童编排的新节目都是鼓吹犯罪和暴力的。生产玩具枪的美国商号从十家增至三百家；双枪手威廉·博伊德【博伊德为美国西部电影演员，以演“牛仔”霍帕隆·卡西德而称著。——译者】具有远见，购买了他那些已经废弃无用的牛仔电影胶片的专利权，成为首先发电视财的一个人，到1950年光靠出售霍帕隆·卡西德服装就收入四千万元。霍帕隆用六杆枪造成的伤亡人数大大增加了电视节目中的总伤亡人数；到1954年，这个总伤亡竟超过了在朝鲜战场的死亡率。在屏幕上，有些谋杀相当恐怖。《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发起一个运动，反对用特写镜头来表现勒死少女，但是在统治电视网的人的心目中，占上风的观点是电视节目还没有“无敌杰克”那么沽满鲜血，而且显象管中的凶残帮助小观众在幻想中发泄掉打斗心，可能还会有点好处。不管怎样，鼓吹暴力的节目受欢迎，小孩要看。因此，在麦迪逊大道附近六十个方形街区，所谓“电视业”的中心里，作出了增加谋杀节目的决议。刚好在离那里只有短短一段坐车路程的一座公离里，有一名叫做李·哈维·奥斯瓦德的十一岁的逃学生正在电视中观看他所能够看到的所有暴力残害表演。
除了其本身的重要意义以外，这种新宣传工具的一切差不多都是可以有所争议的。这种本身的重要意义显然是深远的。电视的时代比收音机的时代来得更快。收音机发展到高峰的时候，美国人每个月内购买约十六万五千台收音机。但在1948年和1949年里，每月出售的电视机超过了二十万台，这还仅仅是开始。1950年1月1日，在美国共有三百万人拥有电视机。在那个摇曳音乐的年头——出现了麦卡锡和朝鲜战争的年头——在美国家庭里又多安装了七百万台电视机。然而无线电台仍然统治着电波，向四千万台收音机播放节目，但这仅是因为大多数人还没有向推销术（“你的小女孩是否被漏掉……？”）和社会压力低头。在大都会里，这些力量的影响往往还要加上在报上搞的宣传。报纸曾错误地估计无线电广播的感染力，把开设电台特许权轻易让给别人，自己吃了亏。这次，报纸从一开始就参予了。巴尔的摩市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以说明高明的商品推销受到报纸宣传灌输的支持，效果何等显著。胡珀在1949年春天的统计表明该市居民中百分之八十二的人收听电台广播，只有百分之十八的人看电视。随后，《巴尔的摩太阳报》、《太阳晚报》、《星期日太阳报》开始怂勇订户观看它们自己所拥有的WMAR台电视节目。结果，在1950年5月，该市成为第一个晚间电视观众（百分之五十点二）超过广播听众的城市。
但是，观众并不那么满意。新奇感一经消失，人们常常发现WMAR台电视广播出来的效果白茫茫的；而且节目也很蹩脚，有时几乎成了一种新式的空中污染。“那些年老无力，身体垮掉的摔角家怎么样啦？”巴尔的摩人在街头互相打听，回答是：“不怎么样，他们还在摔角。”《时代》周刊宣称：“在1950年，电视成为一个重要行业和文化力量”，但在那年的头几个月，演出水平仍然很差。不时亦偶有佳作，如：“达菲的酒铺”，杰克·韦布的“法网”，还有那个来自西弗吉尼亚州，名叫达格玛的象精灵般的女英雄。不过，即使是最好的节目多半也不过是二流的歌舞杂剧，而被称为“电视先生”的一时红人却是米尔顿·伯利，一个装怪样、靠讲笑话哗众取宠的杂剧演员。多数重要的表演者是老的电台广播演员。戈德堡夫妇在两年前已经转去表演电视节目（“不管是谁，都进来吧”；“如果没有人，我就回电话”），但是对多数人来说，从收音机向电视的转移还没有开始。那些想听爱德·默罗的新闻或宾·克劳斯贝的最新民歌的人只能听，不能看；而阿瑟·戈弗雷【美国无线电和电视广播演员。——译者】则继续通过电台广播和四千万群众保持联系，用弗雷德·艾伦所谓的戈弗雷“光脚轻音”去感染他们。
电视存在的问题有一部分是技术性的。摄影师还在摸素，安装人员把天线装的不对头，第一批生产的电视机不断失灵，修理人员也不在行。一直到1950年1月，芝加哥的哈利工艺公司才发明了第一个长方形的显象管。这才有可能使用整个显象管的正面，而且节省了百分之五十的机壳体积。但是组织全国性电视仍存在巨大的障碍：地球表面的弯曲。调幅的无线电波是弯曲的，但是调频的和电视的射线却是直的。在电视开创的年代，水平线以外的电视接收机收不到电视台发射的图像，所以节目主持人只限于从当地的有才干的人中去物色。在1948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工程师们七拼八凑，搞了个所谓同温层转播电视的玩意儿，他们把天线放在一架B－29飞机里，让飞机飞到二万五千英尺的高空，围着匹兹堡上空转。这一招来得绝——在二百五十英里周围地区的屏幕都收到信号——但是，需要的是更为实质性的东西。解决办法在于同轴电缆和微波中继。在不到三年之内，一个重要的电缆网埋在地下并开始运转。第一次电视全国联播是在1951年9月4日，由九十四个电视台向四千万观众播送了杜鲁门总统在旧金山的对日和约会议上的讲话。此后，电视网开始与地方台签订合同，从电台向电视的大规模转移这才开始。
在转移前夕，《无线电日报》宣布了它1950年的奖赏，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两大巨人还是势均力敌，不分上下：
『电台广播 电视
年度最佳男演员：杰克·本尼 年度最佳男演员：锡德·西泽
年度最佳女演员：伊芙·阿登 年度最佳女演员：费伊·埃默森
最佳戏剧表演：勒克斯广播剧团 最佳戏剧表演：第一演播室
最佳喜剧表演：杰克·本尼 最佳喜剧表演：米尔顿·伯利』
在随后五年之内，商人代销经售的电视机平均每年五百万台，而且出售数一直很高，直至百分之八十八的美国家庭——四千万户——拥有电视机，有百分之十三的家庭拥有两台以上，有的还多至六台。和1949年相比，看电视的农场主在十年内增加到二十七倍。早在1950年，有一分研究报告发现，有些初中生一周内平均约在电视前花掉近三十个小时。有些调查报告准确地预言，一般美国青年人到高中毕业时有一万一千个小时花在课室，有一万五千个小时花在看电视；后来一份威斯汀豪斯的研究报告也发现，美国人在荧光屏前所花的工时比他们为了挣工资而花的工时要多。
不看电视的人——在五十年代，没有几个自重的知识分子愿意承认家里有电视——对看电视的人感到莫名其妙。诺曼·卡曾斯【《星期六文学评论》主编。——译者】给他的吃惊的读者报告说，“典型的电视晚间文娱节目的公式是放一次毒，一场歌舞杂剧与一场摔角表演。”马克斯·勒纳认为电视是“穷人的奢侈品，因为他们心理上感到有此需要”；而法官们则认为是一种必需品，因而不得为债权人所没收。1954年，让观众边看边吃的电视便餐出现了，使人们不必勉强离开电视去囫囵吞下晚饭；同年，托莱多市管理自来水的专员偶然有一奇怪的发现。他对耗水量在某些三分钟时刻内突然增加感到大惑不解，便不动声色地做了一次小调查，才发现在托莱多全市，电视观众们在电视播放商业广告节目时同时跑去浴室小解，一起抽水冲厕。
那时，一般美国家庭一天要看四至五个小时的电视；路易斯·克罗南伯格评论说，汽车曾诱惑人们离开家庭，而电视却使他们回转家庭，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却毁了家庭：
『过去母亲和父亲、珍妮和约翰一起坐汽车出外旅行，说说笑笑，交换意见，现在他们并排地、而且常常并肩地坐在一起看上几个小时电视，连目光都很少交换。如果他们交谈，也是气鼓鼓的，为这个或那个节目的好坏而争吵。』
他们有些什么东西可以选看呢？有些早期电视网的演出颇为不错。1950年，美国广播公司播送的“时间的步伐”里的“欧洲的十字军”是第一部获得皮博迪奖的记录片。默罗的“现在看吧”在翌年开始，再过一年，由福特基金会的提供的节目，阿利斯泰尔·库克开始把一个半小时的“时代列车”节目在每个星期六下午引进人们的起居室。在别的频道上的节目中，吉米·杜兰特虽然粗俗，倒也诙谐；那个快乐的丹麦人维克托·博吉虽然演技不高，倒还逗人喜爱；富尔顿·希恩主教虽然油腔滑调，还算有些学问。不管根据什么标准判断，全国广播公司电视播送的歌剧都是杰出的。在星期日晚上，全国广播公司的菲尔科丰年剧场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第一播送室从帕迪·查耶夫斯基的《马蒂》开始，实况转播优秀的新剧作家的戏剧。在新闻评论员当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默罗仍然高踞首位，但是观众也可以转动旋钮收听美国广播公司的约翰·查尔斯·戴利或是全国广播公司的约翰·卡梅伦·斯韦兹（“现在让我们周游世界，报导新闻摘要”）。戴维·布林克利也在全国广播公司，1955年，切特·亨特利加入，和他一起组成著名新闻广播小组，默罗退休后，成为首屈一指。
如果这些节目真是有代表性的，美国生活的特质原会提高。可是美国生活特质却一落千丈。谁应对电视里的淡然无味的沉渣负责？那些有足够兴趣监视电视进展、并有足够洞察力去评价它的人们为此展开了剧烈争论。实在没有人能够负责。空余的钟点之多，绝对找不到足够的人材去加以利用。而守候在电视机旁的观众数量之巨大，也只有陈腔滥调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不少家庭竟然以此为娱乐：
『奥齐：哎……哦……噢，亲爱的……你……看到……报纸了吗？
哈里特：哎呀，亲爱的，里基可能看到过。
奥齐：哦……唤……哎呀，我……。
里基（闯进来）：嗨，爸爸。我把报纸给了戴夫，让他给桑利了。（离去）
奥齐：噢，唔……哎呀，亲爱的，我……我原要读……报纸呢。①』
【①电视节目“奥齐与哈里特”的一个镜头。——译者】
年青的、甚至不止是年青的观众看到下面的情景，连气都透不过来：
『博伊德：好运气，我们把一帮人都围起来，巴特·斯莱姆把法官的女儿绑架走了。
加比·海斯：什么，这帮下流，孬种——霍皮②，来，咱们去把歹徒逮住。』
【②指威廉·博伊德主演的“牛仔”戏“霍帕德·卡西德”。——译者】
当二百○三个电视台播送下面这个场面时，四百万弯着身子熨衣服和做饭的家庭主妇竟然为之感动：
『海伦：噢，保罗！手术动得很成功！
保罗；你是说小家伙能活下来，还去当棒球游击手？
海伦；对啦！我昨晚为这个祷告得多认真啊！
保罗：（温和地）：你的祷告应验了。
海伦（停顿良久）：对，保罗，我的祷告——应验啦。』
“航天后补驾驶员”象“霍帕隆·卡西德”一样腐，“我喜爱的丈夫”象“奥齐与哈里特”一样空洞，“世界转动的时候”或是“黑夜的边缘”象“海伦·特伦特”一样肤浅。电视节目尤如乌鸦比黑猪，真是彼此一个样。真正的星期天晚上节目竞赛并不在第一演播室和菲尔科丰年剧场之间进行；而是哥伦比亚厂播公司的爱德·沙利文和全国广播公司的史蒂夫·艾伦之间的晚8时的决斗。沙利文取得了胜利，因为他同当时最昂贵的客串明星，年青的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签订了合约。普雷斯利以前是孟菲斯市的一名卡车司机，他的最难忘的佳句是，“去哟……寻取……爱情。”为了获得普雷斯利参加沙利文主持的三场表演的权利，哥伦比亚电视公司付了五万元，用这笔钱本来可以购买不少严肃认真的戏剧或记录片。
电视的道德标准和好莱坞的一样难以捉摸。普雷斯利的骨盆和费伊·埃默森大开的领口受到欢迎，但是联邦电讯委员会主席却把戈弗雷的妙语双关称为“马夫幽默”。诺埃尔·科沃德在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福特明星佳节而编排的“欢快的精灵”里保存了混蛋和该死等骂人字眼，《时代》周刊便评论说，“上星期，观众们听到了电视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最猥亵——最渎神的——语言。”电视网的监视人一再找过格劳乔·马克斯【美国的一名喜剧演员，经常主持有奖问答节目。——译者】的麻烦，杰里·莱斯特的滑稽动作（“我是一个豆布包”【里面装有干豆的小布包，人们在游戏中互相投掷以取乐。——译者】）虽然为一些人所不齿，却被监视人默然放过。在某种程度上，审查制度似乎是向谁开刀的问题。在有奖问答节目中，几乎什么样的下流话都容受得了。但是开列反共黑名单的人成立所谓“警社”的组织，并诽谤约翰·亨利·福克、一个象威尔·罗杰斯那样讲些俏皮话的演员，这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赶快把他解雇了。为了恢复原职，福克不得不向法院起诉。经过了六年他才打赢了官司，但是诽谤福克的反共分子却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其中就有主持“赢得庄家的全部赌本”节目的克莱顿（巴德）·科利尔。
那年2月，特伦代斯的调查使人得悉一些五十年代的美国的群众趣味。最受欢迎的十大节目为：“爱德·沙利文”、“六万四千元的有奖问答”、“佩里·科莫”、“我爱露西”、“腊月新娘”、“发现人才的人”、“以生命打赌”、“雷德·斯克尔顿”、“我拿手的是什么？”、“沃尔特·狄斯奈”。整个来说，这些节目平谈无奇、华而不实，压倒一切的主题是说科打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作为新宣传工具的电视，说明民族性格乃至时代精神。艾伦·塔特认为五十年代的悲剧在于电视这种群众性宣传工其破坏了通过感清交流思想的手段。路易斯·克罗南伯格则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电视的方镜头一经出现，保护个人生活不受干扰的墙壁随之崩塌。他说，我们已经成为爱偷看别人阴私的民族。
但是，在美国所说的话并非都是对着话筒说的，还有千百万句话根本不是说出来的。这些话是印在书刊上和盲人读物上，记录在录音带和新闻纸上，制成唱片和电影胶片，表现在雕塑和油画，甚至建筑上面。象三十年代的经济学和六十年代的两性关系一样，交流手段在经历着一场革命。从来没有那么多消息要传送，从来没有这么多传送的方法。其分量是惊人的。从1950年开始，光是平装本书籍出版业每年在杂货店和报摊上，就以二角五分、三角五分和五角（当时的特大本）的价钱销售二亿五千万册以上。这个行业已经付印了八万一千种书，其中包括十七个版本的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布罗根论证说，“有充分的证据说明，美国的大众趣味在提高。”我们可以随便看看1952年1月的平装本书籍的销售情况：鲁恩·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的样板》卖了四十万册，《裸者与死者》【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写的一本小说。——译者】一百二十五万册，《1984年》七十五万册，《名叫欲望的公共汽车》【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译者】五十万册。《奥德赛》的译本加上了抽象派的封面也卖了三十五万册。从加拿大流向美国的宽阔河流上为浮运的木材所塞，都是运往造纸厂制成纸浆，以供美国读者消遣和受到教育，取乐和获得启发，有所激动，也能有所觉醒。长达成千平方英里的纸张送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和《纽约时报》，《评论报》和《花花公子》，《假日杂志》和大学出版社，送去印刷《大英百科全书》，和《佩顿区》、《狂热杂志》、《美国学者》，哈罗德·罗宾斯和约翰·克劳·兰塞姆的书籍，以及诺曼·卡曾斯、马克斯·勒纳、艾伦·塔特、路易斯·克罗南伯格等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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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业的兴起带来电影院票房的大衰退，使全美国有五千家电影院的门罩灯火不明。厄尼·科瓦克斯和“一日皇后”夺去曾为克拉克·加布尔和琴逑·罗杰斯倾倒一时的人的欢心。随着时间消逝，嵌在好莱坞林荫大道人行路边的电影明星名字也失去了光泽。那里的广告牌上出现了辛酸的招贴：“购买圣诞邮票，消灭电视”。制片厂要不是有海外收入，早就关门了。现在，这笔收入第一次占了电影业总收入额的百分之五十。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埃里克·约翰斯顿说，“我们将不得不正视现实：由于大众习惯驾车旅行、观看电视，电影业势必要适应较低的营业水平。”在农村的广大地区，电影院只在夏天营业；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可以坐在车内观看的露天电影场从三百五十一所增至七千所。那些设在主要街道上华丽而古老的电影宫诸如派拉蒙、首都、宝石、福克斯、乌戏场等，是经历过大萧条时期仍保持为一枝独秀的大生意，现在也已黯然失色。
全国的每周电影观众数字统计表明，约有四千五百万人己不再看电影。宽银幕立体电影的时兴使电影业稍有起色，但很快又复一蹶不振。老板们把厢座关闭。他们解聘了雇员，自己跑去小卖部卖爆玉来花。没有多久，他们只在周末才放电影；最后，很多人素性关门停业。有的电影院变成了滚木球场、超级市场、银行、公寓，甚至教堂；在曼哈顿就更令人啼笑皆非，电影院被改为电视演播室。在大城市居民区和小城市里，那些被废弃而尘封鼠聚的电影院变成火警危楼，很是有碍观瞻。电影院的出口门往往很容易撬开，于是成了流浪汉和情人约会的地点。在银幕上，保罗·牟尼曾为艾尔弗雷德·德赖弗斯进行辩护，【指美国电影“左拉传”。——译者】贾莱·古柏因为不肯泄露骑兵的位置而备受折磨，【指英国电影“孤军血战”。——译者】现在，银幕下面却到处是空的威士忌酒瓶；在电影院里，银幕上查尔斯·博育曾恳求海迪·拉玛和他一起从卡斯巴私奔【指美国电影“真主的乐园”。——译者】，扮演伯纳代特的詹尼弗·琼斯，曾迎接圣母玛利亚降临【指美国电影“修女伯纳代特”。——译者】，现在，座间通道却乱扔着烟头、卫生纸和用过的避孕用具。
不过电影仍是一股社会力量。在某些场合，它们象组织团聚一样，也能把社会重新集合到一起。迈克·托德拍摄的“环球旅行八十天”就起了这样的作用，它出动了二十九名明星、六万八千八百九十四名临时演员和七千九百五十九只动物，包括四只鸵鸟、六只鼬鼠、十五头大象、十七头公牛、五百一十二只猴子、八百匹马、九百五十头毛驴、二千四百四十八头美国野牛，三千八百只羊和一头受惊的母牛。类似的电影还有“火车上的陌生人”，“莫比·狄克”、“正午12点”、“第三者”、“金黄手臂的人”、“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危急的时刻”、“桂河桥”等。在新的明星中，朱迪·霍利戴，柯克·道格拉斯、玛丽琳·门罗、威廉·霍尔登和雪莉·麦克莱恩起码也不比战前的群星差。
主要的问题是现在的票房收入少得多了，但也还有别的因素。外国电影越来越受欢迎。战前，爱看电影的人大都从未看过欧洲电影，只有少数沉闷乏味的英国电影传到美国。阿瑟·兰克【英国的著名电影制片人。——译者】改变了这个局面。美国观众象熟悉美国演员一样熟悉亚历克·吉尼斯、杰克·霍金斯和迈克尔·雷德格雷夫。意大利人送来了安娜·玛格妮亚妮和京娜·洛洛布丽季达，奥地利人送来了玛丽亚和马欣米利安·舍尔，法国人送来了布丽吉特·巴多和伊夫·蒙唐德，日本人送来了三船敏郎，瑞典人送来了整团整团的演员，其表演使人感到巴黎其实并不算世界上最色情的地方。在四十年代末期，好莱坞的压力使这些演员不能在近郊地区电影院的银幕上出现，要看他们的电影就必需到大城市去寻找所谓“艺术剧院”。
接着，纽约的一个联邦法院于1950年2月废除了电影制片人与发行人必需与地方电影院老板互相约束的法律条款。电影院老板再不用放映未经他们看过就送给他们放映的电影。他们一部又一部地购买故事影片，而且可以向任何人购买。整个美国成了善于经营的欧洲人的开放市场。这项法院裁定产生了深远的结果。好莱坞是在保证每部电影都有机会和公众见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电影院老板要搞到雪莉·邓波儿或罗勃·泰勒主演的影片，就必需购买一定数额的二级影片和试验性影片。结果是连映两部故事片和一些“精选的短片”；不知名的和知名的一起放，碰巧一颗新星就会诞生。现在再也没有这种情况了。在1950年以后，这种临时凑合太冒风险了。电影院老板可以随便拒绝放映无名的影片，使之血本无归。结果是太平洋岸边的大亨们把一切力量投入拍摄超级壮观的电影，如果失败，亏损就以百万计。
总之，这对好莱坞来说真是个悲惨的十年。电影业一度在国民经济中起了重大作用，现在逐月衰退。大亨们顽固地拒绝把老电影的宝库开放给电视广播网，又还未能使电视业对使用电影制片场来生产电视片感兴趣，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电影首府好莱坞衰退，几乎沦为人弃鬼聚的城市。
电影制片人处在痛苦的过渡阶段。美国的道德规范仍然谴责放映春画，连裸体也不能上银幕。关于并无害处的“宝贝儿”，《时代》周刊说，这“大概是被允许合法放映的最淫秽的美国电影。”制片人继续适应一般化的娱乐标准。使电影专门吸引社会上某一集团的想法，当时还未形成。首获成功的是“通宵摇滚”（1954），但在当时，美国青年对它还是相当漠然的。这部电影取得突破——还有摇滚舞【又译作摇摆舞。——译者】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的出现——首先是在英国，在那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动乱第一次产生了一个白发的青少年社会。1954年9月，电影触发了三千名男阿飞的骚动；十二个英国城镇的地方议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禁止放映该电影，并在那些仍然在放映的电影院周围部署了警卫线。阿飞的头发特别引人注目。在美国的青少年仍然剃平头时，阿飞们就留长头发，梳向脑后，这种发式可以追溯到战时洛杉矶。它被称为——当然不能在男女混杂的场合——DA，即Duck's Ass（鸭屁股）。当然，阿飞们还没有把头发散披在肩上；这是以后的事。
在过渡以前，电影起着统一社会的作用。由于对不同年龄的人均具有吸引力，而且也不怠慢那个阶级——除了黑人，他们自己也不重视自己——电影加强了家庭的联系，使看电影的人不忘共同遵守的社会准则。大战时拍摄的电影表现了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异教徒和美国少数民族一道工作，使这个多民族融合的集体更加温暖。此外，好莱坞还起着社会上良师益友的作用。影迷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电影明星为行为的榜样。例如，按规定电影中不能表现男女同睡在双人床上，这样，海斯检查处和后来的布林检查处改变了整个睡床行业中的产品样式；又如在电影中不准用即使是最轻微的污秽语言，这就有助于使语言保持当时所谓的纯洁。虽然当时没有为人所重视，在这过渡期以前拍摄的面向一般观众的电影还为全国提供了共同的话题。甚至在七十年代，互相不认识的中年人一提到“费城故事”，“叛舰喋血记”或是提到在三十多年以后仍然被几乎整个一代人怀念和珍惜的上百部电影中的任何一部，他们就能找到共同点，互相拉扯起来。他们的儿女们却缺乏这个；在尼克松执政的早期，没有一部电影能够和美国的生活实践紧密结合。
当然，这一切并不同艺术相干。按艺术标准来说，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最佳电影几乎比以前任何电影都要高明。这时已经完成了过渡，有可能去探素那些从古老的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的情感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电影已臻成熟。有可能以高度严肃的态度进行电影创作；有才华的导演可以以前人无法想象的方式运用胶片。但是，有些东西仍然是一去不返了。电影起着分裂作用。幼童们去看周末日场，青少年去看青少年明星为他们拍摄的电影，成年人去看只限于他们才准看的电影。好莱坞过去那种团结的力量不复存在了。
社会标准也不同了，相互误解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一个使人难解的字眼是“不随俗从众”。在五十年代，有些青少年向父母预告，他们已决定不再在社会上随俗从众了。但是，在他们的亚文化群里，他们却绝对地随俗从众。欧文·豪尖锐地提出，“一个穿短袜的少女怎么能承认不喜欢沃恩·门罗呢？”而有些例子确也是无意识的，却很有趣：“参加疲塌的一代！”一本早期的《花花公子》的广告是这样呼唤的。“买一个疲塌一代的领带夹！一件疲塌一代的圆领汗衫！一只疲塌一代的指环！”这种亚文化崇拜在五十年代早期迅速形成。在伴随朝鲜战争而来的繁荣当中，搞这种崇拜的钱更多了，而在1955年，刚刚主演完“没有奋斗目标的叛逆者”就被烧死的詹姆斯·迪安【电影明星，迪安喜欢玩摩托车，1955年翻车被烧死。——译者】成了这种崇拜对象的第一个殉难者。【在美国传闻轶事里，迪安象琪恩·哈罗和玛丽琳·门罗一样重要。几乎到了二十年后，他还会收到影迷来信。除了微型胶卷以外，纽约公共图书馆无法保存迪安的资料。他的祟拜者会来偷走。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图书馆只有一本关于他的书，是法文的，里面所有照片均被剪掉。】
社会科学的声誉在提高。人们对所有的宣传工具都有很大的好奇心——它们在干什么、它们的影响、意义、潜力。哈佛大学的戴维·里斯曼和芝加哥的路埃尔·丹尼都在考察它们在塑造人民使之社会化的作用；各种宣传煤介使人们意识到当一个美国人，不管男女或老中青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多伦多大学，马歇尔·麦克卢汉在解释“凭视觉而直线反应的老年一代”和“凭听觉和触觉而多方反应的年青一代”。在巴尔的摩，门肯列举事实说明一种民族语言——“美国标准语”——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区域性语言的衰落。【十年后，有一个最新的、很好的事例说明这种衰落；林登·约翰逊刚刚搬进白宫以后，有一个休斯敦妇女议论说，“有一位没有地方口音的总统多好啊！”】
就在这些年月里，广告业从不及一张广告传单大的一小块发展到象马尔巴罗之乡【马尔巴罗原为美国一种香烟的牌子，在广告中，一名牧童以美国西部为背景拿着这种香烟，呼唤人们“到马尔巴罗之乡来”。故泛指美国西部。——译者】那么一大片。1948年美国公共关系协会成立时，全国约有一百家搞宣传联络的公共关系公司，很多公司只有一间很小的办公室：在工商企业里，有公共关系部门的不及五十个。光是在曼哈顿，公共关系公司的数字很快就增长到一千家；这是一种稀有的业务——或是一个无聊乏味的政府机构——都少不了若干油印机和一些急于进行宣传和自吹自擂的态度和蔼的职员。高级的公共关系顾问，在工业里很快就升到副总经理的级别；在华盛顿，则成为总烧私人肋理一级的官负，随着他们的出现，形象常常取代了真理。他们替公司老板写开幕词，用免费搭乘公司飞机的办法来拢络新闻记者，津贴应召女郎的行当等；而随着罗伯特·蒙哥马利【美国演员，后来当了总统顾问。——译者】对艾森豪威尔的辅导，公共关系的技巧更成为政治竞选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同时广告术开始向更微妙的型式发展。在四十年代，它仍然直接了当地诉之于人们的虚荣，情趣、抱负、贪婪、恐惧——利斯特林公司【美国生产漱口剂的一家公司。——译者】的广告：“常当伴嫁娘，不当新嫁娘”，“我是一个九十八磅的弱不禁风的人”，“你最好的朋友也认不出你来”、“我坐到钢琴边，他们就笑起来”。夸张的语句使得最高级形容词也空得平庸无奇，以致梅西公司在《纽约时报》登了一幅宽达六栏的广告来嘲笑广告同业，题为：《不常用的单词和短语——广告作者描写妇女服装用语》，其中有“薄纱：近乎无，且以黑色为佳”，“肉感：凡比石头柔软的东西”，“富有魅力：任何东西加上一小块金属饰物”、“惊人的：有一个小时没有看见过类似的东西”。到进入五十年代中间的时候，麦迪逊大道的雇佣文人被更精明的能说会道的经理人员挤得靠了边。拍卖商在电视上的叫嚷以及对买主选择任意性的忧虑已被代之以：“九重天，向地球呼叫”，“本迪斯启动器把二千万妇女放在驾驶员座位上”，“一杯巴卡迪兰姆酒比一杯脱脂奶的热量还要少”，“户外有多大，钢铁有多大”等。动机广告术研究已达到其全盛时期。一度还有人作惊人之语，谈到某种所谓潜意识广告术——在电视屏幕上，口号一闪而过，使观众眼睛来不及看，但却刻印在观众的潜意识里，而在他们购买东西的关键时刻就又会呈现出来。
从弗雷德里克·韦克曼的《广告员》在战后风靡一时开始，老练的美国人就着迷地注视着麦迪逊大道的所作所为，就象他们一度给埃米尔·库埃和霍华德·斯科特所迷住一样。到了杜鲁门时代的末期，几乎每一个在温内特卡或贝尔埃尔【温内特卡是伊利诺斯州东北都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居民点；贝尔埃尔是马利兰州东北部的一个城镇。——译者】的人都能解释硬推销和软推销【指用诱劝等软办法来推销商品。——译者】的区别；都能解释罗珀、尼尔森和胡珀【这三个人都是搞民意测验的统计家，他们主要是调查电视观众对那些电视节目表示欢迎，为登电视广告提供参考。——译者】的重要性；都知道“让我们把这个送上旗杆顶”和“把它放到火车里，看它会不会在韦斯特波特下车”【这两句话意思相同，均指在商业中设法试探顾客心理和他们对商品的反映。——译者】是什么意思。
皮尔兄弟公司大概是搞软推销最受人喜爱的家伙，虽然认真研究现代广告术的人却首推亨利·摩根。他是电台广播全盛时代末期的一个奇人，摩根在广播里几乎什么都做得到。有一次，他以八十二块美元为代价拍卖了他的整个班子。他经常在电视上搞自我访问；他又假定好菜坞的预告片比正在宣扬的正片更激动人心，常用整整半个小时去播放预告片的音带。摩根为一种方便早餐——“劈！拍！砰！”——做广告宣传，自己就戴上耳套来减低那震耳欲聋的响声。激怒了的出资卖广告的老板一个接一个地把摩根解雇。最后他只能从事单调无味、毫无创造性的硬推销，成为夺取消费者金元的无休止的战争中一名被牺牲了的天才。
登广告人一年花费一百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点二——操纵社会，为越来越精巧的商品创造越来越大的需求。他们的理论是：商业广台刺激经济发展，因而是为美国方式而战斗。这样，油嘴滑舌的广告员竟得以处于大致相当于柯立芝新世纪【柯立芝当总统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曾一度缓和，出现了经济复苏扣表面繁荣。——译者】中为金融家所保留的崇高位置，差不多每一个人都相信它们；连约瑟夫·斯大林也买了两千架发射机来干扰自由世界在电波中的扩张言辞，以免人民受其腐蚀。休育迷不加抗议地接受电视里的假休息时间、假受伤和足球赛最后半场里的“两分钟警告”，他们都知道所有这些无非是播送商业广告的借口。比利·格雷厄姆【美国福音派传教士。——译者】的十字军运动专门花钱调查地下铁里站着的乘客的习惯，好弄清楚这个运动的广告应该放在那些最好的战略位置；连上帝也相信动机广告术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