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还通过其他很多方面，欧洲大陆对美国的民族性格，逐步产生好奇心理——它对解决问题的信心、技术知识、实用主义、重实际轻理论以及不那么有利的市侩作风。麦克阿瑟有一回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对一位来访者说：“现在重读一下柏拉图的乌托邦，又看看我们的成就，真是极其有趣……那些老家伙生活在那样落后的条件下，却具有多么高超的理想，多么光辉的智慧呀！”他这种说法，是代表了很多美国人的。对麦克阿瑟之流说来（美国人恐怕大多如此），通畅的自来水管道和说干就干的精神，比之苏格拉底转弯抹角的推理，要重要得多。
美国人即使穿着平民衣服，还未张嘴说话，欧洲常常就能辨认出来。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进餐时的习俗、服装的式样、不拘礼节的风度和似乎每个人肩上都挂着的一个35毫米摄影机。他们的举止行动也别具一格。“征服者么？”埃里克·塞瓦赖德谈及美国大兵时曾说，“他们根本不理解征服别国是怎么回事，他们只是追击德国人，不得不走过大地这一具体部分来打击对手罢了。”甚至战前他住在慕尼黑时，他就注意到他和其他美国人出去散步时，总会引起德国人的注视。他得出结论说：“美国人走起路来，可说是世上最随便的了。不像英国人那样身体僵直，又不像法国人那样敦实而拘谨；他们左顾右盼，脖子转动很是自如。”有些人说他们目空一切，又有些人说他们自信心强；当然，要确切说准并不容易，但却一点不假。有人说：“英国人在地球上昂首阔步，似乎他们就是地球的主人。而美国人则在地球上来来往往，似乎根本不在乎地球谁属。”
过去，好莱坞使欧洲人对美国人的形象产生错觉，好像是游乐场中哈哈镜里的人物。现在，他们印象中的美国人成了思家心切的大兵，又进而越来越成了在海外旅游的人。这比好莱坞所介绍的形象并好不了多少。来自别国的游客都是些特权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识丰富，并多能运用几种语言。但是美国生活水平特殊，各阶层的公民，都能远涉重洋，而且时常带着说个不停的老婆和喧哗吵嚷的孩子。这一代美国人，可以回到祖辈的故乡，这对美国声誉自然有好处，可是也使国家的声誉受到损失。
美国这个民众文化水平比之奥韦尔所说的“上层中产阶级的下层”略低，正是他们的文化面貌引起欧洲大陆的担心，怕整个世界会按照他们的样子美国化。他们从大西洋那边蜂拥而来。成批的旅游者、技术人员、交换学者、外交官员、新闻记者、美国新闻处的图书馆员、红十字会女职员、经济合作署的行政官员、《第四点计划》的农学家、后台食堂女服务员和美国商人——单在巴黎就有五千。他们在海关查验处分头排队，然后就分散到内陆各地，人数愈来愈多。与此同时，按照富布赖特和史密斯－蒙特计划，很快每年又有4万外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欧洲人纷纷议论，这些人究竟给欧洲带来什么？而皮埃尔和格雷岑这些普通的法国、德国男女青年横渡海洋又能学到些什么？
1945年法国改用闪闪发亮的美国新电椅，代替了可爱的断头台，使得热爱传统的法国人大为不满。这种变化多少是有象征意义的（美国人也认为如此，不过所持理由不同罢了）。过去圣诞节来临，穿着多彩的本地人在公共场所跳舞，而现在欧洲人却成了宾·克劳斯贝的俘虏。他的“银白色的圣诞”唱片到了战胜日本那一天，已经售出170万张，《宁静之夜》唱片售出150万张，而《别把我围起来》则售出125万张。在人类历史中，他竟成了最受欢迎的歌唱家。农民曾在欧洲社会中起过极其重要作用，并且世世代代引为自豪，现在发现他们的同胞竟然要“美国中西部这个世界的面包篮”供应粮食。过去喝惯了精选的葡萄酿制的美酒的人，现在改喝名为可口可乐的一种廉价棕色液体。这种简称为“可克”的臭名远扬的饮料，在40年代后期每日售出5000万瓶，其量之大可以浮起一艘轻型巡洋舰。于是法国人反击了。打破柏林封锁的空运补给才刚结束，巴黎的国民议会就以366票对202票通过，“在法国、阿尔及利亚，以及法殖民帝国范围内禁止进口、制造和销售可口可乐”。
对所谓“美国化”的厌恶，就如在过去漫长的英国霸权时代，约翰·布尔【意即普通英国人。源出于阿巴思诺特1712年所著的《法律深渊》。——译者】之不受欢迎一样，也非常普遍，而且也同样在所难免。在欧洲看来，大洋彼岸的这个巨人，实行的是新的经济帝国主义，使他们的自尊心受到压制，比之老牌帝国主义更使他们感到屈辱。有同感的并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当《泰晤士报》登出消息，说英国市场管理委员会每年派50名经理人员去哈佛大学商学院进修，由英国政府担负费用，牛津大学的院长们作何感想呢？由于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技术调整”【指按市场实际情况在账面数字上进行定期校正。——译者】，意大利的里拉又要贬值，罗马人知道又有何感受呢？埃索石油公司在欧洲大陆卖出的石油比在美国售出的还多，那些独资经营加油站的比利时小商人又是怎样看的呢？美国商务部把洛桑只看做是海外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大本营，苏黎世则是谷物产品公司的海外基地，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又分别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昔兰尼人造丝公司和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欧洲分公司所在地，欧洲人对此又有何想法呢？
然而，撇开这些商业寡头们以势凌人的竞销不说，这个国家把最好的人才、最大的努力花在欧洲上面看来往往是白白糟蹋了。外援花了不止一千亿元，而大使馆竟然经常成为敌对示威的目标，迫不得已要考虑是否该安装防震玻璃窗，这点毕竟似乎是难于接受的。接受外援时倒是毫不迟疑，但在短短一个月之内，有时还不到一个月，收受礼物的人就会公开发表鄙视美元的言论。所以就在这杜鲁门时代，在欧洲颇有声望、但确非沙文主义者的美国知识分子路易斯·克罗南伯格也愤愤不平地写道：
『美国人开始在美洲艰苦拓荒，征服大地，接着驾驭电波，控制太空。对这种创业传统，他们完全有权引以自豪。美国人在开国时极其艰难竭蹶，而现在则非常舒适安逸，因此对其民族理想及其独特行为方式，亦应可踌躇满志。我们这样慷慨大方和殷勤好客；这样生气蓬勃，机警活跃；贫而无告的人在别国走投无路，而在我们这里则有无限前途。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感到骄傲呢？』
其他一些人也对欧洲的批评进行回击。《时代》周刊有一期把法国称做妓女，令人久久难忘（于是法国国民议会中又出现一次很大骚动）。毫无疑问，这时如果总统在预算中把援外项目全部削去，威望必会大大提高，但他从没有认真这样考虑过。连参议员塔夫脱也知道，现在不可能再退回到孤立主义，而作为美国总统，现在再也不能只考虑国内压力问题。在热核武器时代，整个地球比之战前已大为缩小，因此对别国人民的希望和意愿能否理解，已经是关系国家安全的大事。正是在这方面，杜鲁门对他就任之初所定下来的规矩，一概置之脑后。他虽缺乏治国雄才，却能靠勇气和天赋的机灵，以补其不足。“杜鲁门政府站稳脚跟以后，”迪安·艾奇逊后来写道，“其各种政策显示出一种新的气象、视野和魄力，在我国历史中都有其新颖之处，而且显然还是集中计划和领导的。”他接着引述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的一句话说，在国际危机的最黑暗的时刻，总统会成为并不好惹的对手，表现出“黑夜里哈里的一点英雄形象”，因此他能够使得美国的盟国放心，敌人却无法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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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柏林进行空运补给之前，整个春天，共和党人天天看着日历，愈看愈高兴。从罗斯福上台把他们打入冷宫以来，已经过去16个年头。他们对“那个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是极不以为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还在把他当做竞选对手，但是他们认为他既已去世，他的魔力也即随之消失。共和党再也不会在那敌意的笑容、狂放的笑声、翘起的烟嘴和闪亮的夹鼻眼镜之前受到威胁了。
取代他的职位的是一个卑微得多的政客，看起来很像个纸糊草扎的人。杜鲁门外貌丝毫不像罗斯福，他身材中常，戴副普通眼镜，说话时音调很高，却又平板，缺乏他前任那种有教养的特别预科中学学生的腔调，使人一听就显得身份显赫。人们认为罗斯福本人有惊人魅力，所以能把主张塞进他的政纲。从这点出发推论，在下次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时只要美国人民表态，很明显所有这些政纲，例如宪法第18号修正案【指由1933年宪法21号修正案所废止的禁酒修正法案。——译者】，都可以全部废止。到了11月2日一切就都行了，他们简直急不可耐了。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杜鲁门已经完蛋了。”康涅狄格州选出的秀丽的金发女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说。民主党人退避了，但没人出面反驳。自从1946年11月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获全胜以来，每次民意测验，每次政治分析家的调查分析，都是一个调子：如果哈里·杜鲁门竞选总统，就注定要失败。按照盖洛普的民意测验，在1947年10月至1948年3月之间，认为总统干得不错的人大大减少，比例降至36％，如果他竞选的话，无论对手是杜威、史塔生、麦克阿瑟，还是范登堡，他都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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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杜鲁门被提名为候选人，”约瑟夫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兄弟写道，“他就会被迫进行近来最为孤立无援的竞选运动。”甚至他本人也有顾虑。1947年秋天，他又一次向艾森豪威尔试探。他请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告诉这位将军，如果艾克愿意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统，杜鲁门很愿意当他的竞选伙伴。艾森豪威尔请罗亚尔转告总统，表示衷心感谢，但同时又表示遗憾。也许他想的是，如果杜鲁门当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他的竞选就会失败。
1947年11月中旬，总统的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向总统送上一份长达35页的竞选连任方案。他指出，杜鲁门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大多数人认识所及。他使农场主得到不少好处，他把约翰·刘易斯挫败了，他热烈支持犹太人复国，犹太人是拥护他的。他任命了一些黑人军官，黑人也拥护他。他把三军改组，统一指挥，又否决了一些反劳工法案。至于大规模建筑民房的计划，那是国会山上那些共和党反动派塔夫脱、惠利、米利金、布里奇斯、乔·马丁和查利·哈勒克等人拒绝讨论的。一项社会保险法案的基本部分，即对老年人进行医药照顾，也是他们反对掉的。克利福德认为总统应在不利条件下，在第80届国会反对派占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竞选。
杜鲁门建议艾森豪威尔竞选这件事，回忆录里没有提及。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从没考虑过靠边站。事实上，直至1948年3月1日，他还是犹疑未决。那天他在基韦斯特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还说，他自己由于“对外事务和其他情况，忙得够呛，还没空去考虑总统竞选问题”。接下去一周，产联表态坚决反对亨利·华莱士出任第三党的候选人。看来这事使他认为有可能获胜。3月9日，他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霍华德·麦格拉思请来，对他说：“好吧，霍华德，如你认为可以，那咱们就干吧。”麦格拉思给他弄得有点糊涂（他原来没有要总统竞选，他只不过是要他做出是否竞选的决定而已）。但是他在外面大厅，却勇敢地对白宫的新闻记者宣布说：“总统授权于我说，如果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提名他当候选人，他将接受提名进行竞选。”于是，杜鲁门就开始了竞选。
大多数民主党领袖们立刻要求他退出竞选。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民主党头子、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爱德·弗林，不肯在纽约和总统在同一讲台上露面，总统的一个魁梧的助手实际上把他从车里硬拉了出来。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奥林·约翰逊当众怠慢杜鲁门。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提议他辞职，干脆马上让一位共和党接替他，以便国民恢复信心。由于杜鲁门政府要取消种族隔离而产生隔阂，一个由斯特罗姆·瑟蒙德为首的南方六州长代表团，准备退出民主党，另外支持一名来自南部的候选人。这样，这次总统竞选就成了四党竞选，其中两个是从民主党分裂出去的。在纽约曼哈顿区，民主党主席麦克格拉思原定邀请党内大亨们开会，请他们捐款支持竞选，现在宣布取消，因为只有三个人肯予出席。有一次，他在洛杉矶的群众集会中提到杜鲁门的名字，嘘声竟使他讲不下去，提出责难的人原来是由詹姆斯·罗斯福及其他一些新政热情拥护者领头的。他们是志同道合的一帮。在倒杜鲁门派的人中，还有詹姆斯的兄弟埃利奥特、利昂·亨德森、佛罗里达州的克劳德·佩珀、切斯特·鲍尔斯、沃尔特·鲁瑟、威尔逊·怀亚特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年轻市长休伯特·汉弗莱。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头子杰克·阿维也宣布他不再支持杜鲁门，而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则提出一个《时代》周刊称之为“别出心裁的意见”。这的确是惊人的。为什么以前没想到呢？原来他们想硬拉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民主党候选人。
1948年这个民主党人支持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运动，富有喜剧味道。他们并不知道他已经两次拒绝总统的类似建议，也不了解艾克自认是个保守的共和党人（这点连杜鲁门也不知道）。于是，期望艾克作为他们党的领袖人的，除了上述那些倒杜鲁门派的人以外，又加上泽西市的弗兰克·黑格、康涅狄格州的约翰·贝利、肯塔基州的哈皮·钱德勒、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芝加哥市长爱德华·凯利以及亚拉巴马州的参议员利斯特·希尔和约翰·斯帕克曼。而最滑稽的事——也是一件难以原谅的无礼行为——就是华盛顿州的民主党领袖休·米切尔给白宫一封电报，请总统担任动员艾森豪威尔当民主党候选人的行动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无艾克毋宁死”的竞选运动非常受人欢迎。只要这位将军还有可能改变态度，很明显，杜鲁门就不可能得到提名。但是，到了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艾森豪威尔直截了当表示拒绝考虑。他宣布：“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或任何前提下，我都拒绝接受提名。”民主党的党员群众这才放弃了这个想法。代表们也情绪一片消沉，他们确信11月大选会失败。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他们请先在费城的大会堂召开代表大会的共和党把他们用过的旗帜装饰就地留下，以便再用。显贵的人物总是助人为乐的，共和党人慨然答允了。民主党对此表示的感激之情，简直令人可怜。他们已在考虑尽力节约，为1952年度的总统抢先作好准备。也许到那时候，艾森豪威尔会同意出面领导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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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杜鲁门的班子则忙于修饰杜鲁门的“肖像”，这是克利福德所用的词儿（那时“形象”这个词还未通用）。总统是不屑向群众展开宣传的，他认为这是“玩弄骗术”。但他爱好斗争，一想起要对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展开进攻，他的斗志就来了。在他的宏大战略中，第一个战术行动，就是每星期一向国会提出一份受人欢迎而估计塔夫脱和他的同伙们又肯定会搁置不议的议案。杜鲁门一个接一个的提出开建圣劳伦斯河航道、扩大民权、联邦政府兴建民房、援华【指国民党政府。——译者】、延长战时管制条例、建筑公路和扩大互惠贸易法等一系列法案——这一切最终都成为11月大选时引起争论的问题。
如果民意测验果真可靠，那杜鲁门获胜的前景，在4月份时最为暗淡。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竞选班子突然异想天开，想出个好主意。后来克利福德、乔治·埃尔西和查尔斯·墨菲三人都没一个记得起究竟是谁的主意，可见当时一片混乱的情景。他们都知道，总统从来没有学会怎样念讲稿。他低着头看稿子，不知道该在哪里停顿、哪里强调，往往该是鼓掌机会，他却继续念下去。但另一方面，离开讲稿来即席发言，他却讲得非常生动，效果很好。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劝他在大型集会中即席发言呢？他觉得这主意不错。4月17日，他在美国报社编辑协会念了一份准备好的讲稿以后，接着临时讲了半小时美苏关系问题。和念讲稿时相比较，其效果是惊人的，也是令人鼓舞的。记者们在他结束时都纷纷喝彩，相互议论，认为他讲得很好。接着他又再来了四次不用讲稿的演说。到了5月14日他在五月花饭店对约一千名青年民主党员进行政治性的宣讲，把这一系列竞选演说推向高潮。讲话结束时，他说：“我告诉你们，未来四年高踞白宫的将是一个民主党人，就是现在对你们讲话的人。”于是全场起立鼓掌。第二天，《纽约时报》称它为“新的杜鲁门式”的“战斗性”的讲话。现在他找到适当的竞选方式，感到颇为满意，于是他和他的班子就准备在一次横贯全国的旅行中再试它一次。
但是他们遇到了经济困难，而且看来难以克服。民主党的竞选经费差不多用光了。整个竞选期间，他一再遇到经济拮据的难题。没几个财雄力厚的人对这个候选人有信心。甚至在4月份，他们就考虑削减竞选经费。在五月花饭店的聚餐会后，竞选班子想出一个高招。杜鲁门总统为什么不在他那每年达3万元的旅行津贴内开支，乘火车作一次全国旅行，使全国人民知道他在国内外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就他和国会的关系问题说上几句字斟句酌的话呢？
采用这种政治手法，说明他已是穷途末路，说明形势对杜鲁门非常不利。当然，历届进行竞选连任的总统，往往不得不到处去为纪念碑揭幕或为大桥剪彩来宣扬自己。花纳税人的钱做这种短途旅行，一般认为无可非议，因为这样做的目的，表面看来并不是追求党派利益。但他这一种旅行则是另一回事了。杜鲁门从一开始就声明，他要把每一分钟都用来抨击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正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卡罗尔·里斯说的，说这种做法“没有政治性”，就和说潘德加斯特集团【密苏里州的一个著名政治集团，杜鲁门是这个集团的一个成员。——译者】“没有政治性一样”。要不是杜鲁门的竞选看来毫无希望，要不是这次竞选旅行从远处看上去像是要彻底失败，里斯本来会在这问题上大做文章的。
6月3日下午11时5分，在国会因为两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休会之前两周，总统的专用列车拖着16节车厢，开出了华盛顿的联邦车站，朝西方开去。按惯例杜鲁门旅行爱坐飞机，但那时候人们总想总统和总统候选人乘火车旅行。这列车中最后的一节，是豪华的“费迪南德·麦哲伦”号装甲车厢，那是由美国铁路联合会为罗斯福特制的。这车厢两边车壁镶着胡桃木，能不停顿地和华盛顿保持无线电联系，而最惹人注目的特点，是在后部装有个特大平台，上有条纹的天篷，并装有扩音广播设备。那时候这个平台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但后来它在总统的政治历史中，却成了竞选闹剧的舞台。
但在人们记忆中，这舞台往往令人想起那些小小的不幸插曲。有些民主党人以为他已同意请艾森豪威尔当候选人，带着自制的牌子出来欢迎杜鲁门。牌子上写着：欢迎艾克当总统！哈里当副总统！内布拉斯加州的民主党主席威廉·里奇，想登上“费迪南德·麦哲伦”号车厢，却被推下车去。他生气地对记者们说：“我肯定他不会当选，他过去干得太糟了。他对所谓老朋友似乎比对为民主党做出了贡献和捐了钱的人还要好。”在另一处，有个所谓老朋友，是个1918年退伍的军人，有人要他安排演讲会，他却以为是要搞第35师老战友们的话旧会。于是其他的人都不准参加。结果是，在一个能容纳万人的礼堂里，坐着听总统演说的不到一千人。摄影记者们兴高采烈，站在后排高处，拍摄各种镜头，借以表明他是对着大片的空位子演讲。那些照片想说明真的没有谁对总统发言感兴趣，但《时代》周刊则说总统的演讲“愈来愈引人入胜，有趣得很”。
他至少有两次是穿着睡衣和浴衣出现在火车平台上的。“我听说他们已宣布我要在这里讲话，”他对着一批瞠目结舌的听众说，“我很抱歉我已上了床，但我想即使我没穿好衣服，你们也想看看我究竟是什么样子。”在加利福尼亚州巴斯托，一个女孩子望着他穿着的蓝色晨袍，问他是否着了凉。他摇摇头。她还是说：“你讲话的声音像是感冒了。”他眨了一下眼睛说：“那是因为我乘着火车，在风里张着嘴到处讲话呵。”这是实话。在俄勒冈州尤金市，他照例先向群众介绍他的妻子贝丝（“这是我的上司”）和女儿玛格丽特（“她比我上司还高”），接着信口开河谈起波茨坦问题。他忘了有记者在场，说道：“我喜欢老约【指约瑟夫·斯大林。——译者】，他是个好人。但他是受政治局控制的，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卢斯太太就在美国东部对他猛烈开炮。民主党终于承认了，她感到高兴。她恶毒地说：“我的好老约！他们当然喜欢他嘛！他们不是把整个东欧、满洲、千岛群岛、华北都给了他么？不是在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让他建立了联合政府么？”
哈勒克在华盛顿对记者们说，杜鲁门将作为美国最坏的总统载入史册。而俄亥俄州的众议员克利夫·克莱文格则说，他是个“密苏里的蠢驴”。这时塔夫脱说走了嘴。本来倒不是大问题。他在费城对大学生联谊会讲话时，他对杜鲁门“在全国铁路各小站发表演说辱骂国会”感到遗憾。他创造铁路小站这个新词，从共和党人看来，这是颇为不妙的。民主党总部用电报通知了杜鲁门火车经过的大小城镇的市长。他们对这种轻蔑都感到愤怒，杜鲁门便把他们的复电愉快地发给报界。洛杉矶市人山人海，等待总统到来，他咧嘴笑道：“这大概是最大的铁路小站罢！”
6月18日，他回到华盛顿。他在外地两周，走了9504英里，在16个州发表了73次讲话。在大多数场合下他都按照克利福德的意见，“拼命引起争论”。到了旅程行将结束，他自己就已感到和群众的情绪无形中变得颇为合拍。他在伊利诺伊州就说过，11月新的国会选出来以后，“也许这个国会，会为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大财东的利益工作。”人们翘首望着他，互相咕哝表示同意。在华盛顿州布雷默顿，一个林场工人大声向他喊道：“加油干呀，哈里！”他立即回答说：“我会加油干的，我会加油干的。”在斯波坎，有个人说：“向塔夫脱扔点鸡蛋好吗？”杜鲁门回答说：“对塔夫脱，我可不扔鲜蛋！”“你们这个国会是再坏不过了。”他大声说，“如果你们选举时再让共和党控制国会，那你们就是一伙笨蛋，比我想像的还要笨！”人们大声喊叫，表示同意：“加油干呀！”和“哈里，狠狠搞他们一下！”他又赶忙粗声回答说：“对，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就是这么干的！”
当然，塔夫脱说的是对的，这样干是卑鄙的，非常失体的，这种先例给后来的竞选运动带来丑恶的影响，而且对于像范登堡这样的共和党人也不公平。要是没有他们，便不会在巴尔干有所谓杜鲁门主义，也不会有马歇尔计划和柏林空运。但是他是在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孤军作战，这样的场面却也动人。白宫的记者们就是这样看的。他们不时地告诉在首都家里的妻子说，总统当选的可能本来微乎其微，而他的做法几乎使他们忘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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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的知名人士，用了65万元将市容装饰一新，为了依次让共和党、民主党和进步党在那里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被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新闻报》的一名编辑命名为“狄克西党人”【见上。指美国南部各州中的民主党人，因在民权问题上持不同政见而分裂出来的，‘狄克西’，即美国南部各州。——译者】的，是在昔日邦联的历史圣地举行大会。他们决定选择东部一个城市，因为实况转播的高频同轴电缆，最远只能达到大西洋沿岸地段。这一点，演讲的人都清楚，而爱德华·默罗和其他著名电台评论员还坚持要用无线电广播。在费城大会堂开会，美国东部约有40万架小型电视机屏幕上可以收看，这在当时算是了不起的。
1948年，新闻记者们租用带浴室的房间要付12元，都埋怨通货膨胀。在那一年，他们认为旅馆的杂务，都可以廉价雇用黑人来做。杜鲁门那时已经尽力做了一些工作，稍舒黑人的困境。但是共和党的政纲委员会在衡量之后，毫不迟疑地放弃了民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引起知识界的注意。他们对威廉·福克纳1948年出版的小说《不该死的人》【该小说说黑人鲁加士·比彻姆被控谋杀白人被判死刑，暴露美国种族矛盾。——译者】中呼吁耐心还是有点半信半疑。南方议员，对一切禁止人头税的法案，都还能进行阻挠，使国会无法通过。而南方的黑人们也还像祖辈一样，生活在绞刑架的阴影之下。1947年发生过一次私刑案件，而各党代表大会召开那年，还又出现了两宗。
在共和党内，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是托马斯·杜威、哈罗德·史塔生（“驾着双桨，破浪前进，最好人选，还是史塔生”）、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哈勒克、范登堡、塔夫脱（“干这工作，任命鲍勃”【即罗伯特的昵称，这是塔夫脱的名字。——译者】和“要掌好舵，选塔夫脱”）、厄尔·沃伦和小约瑟夫·马丁。威斯康星州的乔·麦卡锡和理查德·尼克松也参加了代表大会，但都还是很小的人物。史塔生在威斯康星州参加预选时，麦卡锡只是拥护史塔生的一名代表。尼克松也支持史塔生，不过那时还只是列席，地位低微，连当加利福尼亚州的代表都未够格。但是，他们后来大做文章的那个问题已在这里提了出来。史塔生要把共产党宣布为非法，在预选中俄勒冈州的选民认为没有道理。但在代表大会上，代表共和党做主旨报告的人却宣称：“我们要把联邦政府雇用人员中的赤色分子和粉红色分子都清查出来，清洗出去。”
杜威自从1月15日宣布参加竞选，或更准确地说，让年轻的吉姆·哈格蒂代表他宣布这个决定以来，已吃了几场败仗。但是，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他还是领先。他往往把这些所谓粗鄙琐事留给其他人去谈，说他情愿集中精力考虑重大问题。事实上他却花了许多时间为他的外表操心。他那牙刷式的胡须，僵硬的举止，使人们想起基斯通默片里的警察【基斯通喜剧公司拍摄的默片，内容多是描写笨拙的警察和盗匪斗智的故事。——译者】，或是结婚蛋糕上的人像。在预选时，有些摄影师曾劝他戴上了一顶容积十加仑的高大帽子和曾被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在20年代访问美国时戴过的印第安人头饰，照了一些相片，简直非常离奇古怪。他为此后悔不已。对他那种不冷不热的态度，有些刻毒的流言飞语：“你很了解他，才会讨厌他。”但这种说法也欠公允。
史塔生在那年春天之所以成为杜威的劲敌，可说是事出偶然，对杜威也颇为不幸。杜威身高五英尺八，史塔生则高达六英尺三，他们在预选期间凑巧在休息时同照了一个相，看上来活像一个成年人带着他儿子。到了举行代表大会时，杜威穿上了一双特制的厚底鞋。但是，以前那种形象已经形成。加上没有预料到史塔生会在预选取得那么多票，就更使杜威头痛。人们原以为在威斯康星州，那些拥护麦克阿瑟的候选人，会大获全胜，因为拥护这位将军的人有大量竞选经费，而且该州充斥着他的速写传记：《麦克阿瑟：天赐的英雄》、《麦克阿瑟：自由的战士》和《伟大的麦克阿瑟》。3月29日，《纽约时报》头号标题猜测：“麦克阿瑟在威斯康星州胜利在即。”第二天，支持这位将军的代表们在州大会中仅得八票。于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麦格拉思对记者们说：“这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保证民主党在11月选举获胜，只要时事评论员们都一致预言失败就行了。”记者们都客气地笑起来，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先生们也有自己开心的笑料。
尽管到了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杜威在俄勒冈州后来居上，但一般共和党人并不属意于他。根据这时盖洛普的民意测验，全国登记为共和党人的，认为明尼苏达州那个巨人比杜威好，比例是37％对24％。民意测验出现这样的数字，本来值得杜威更好地研究一下。前一年夏天，两个共和党人中就有一个要选举这位短小精悍的纽约人。现在威信下降得这样厉害，他本来应该有所警惕，特别是民主党在罗斯福领导之下，已经成为全国的多数党。在他当了候选人以后，他本应该向民主党展开猛攻。谁知他接受提名的讲话，却哄得代表们打瞌睡。他说：“我们所要求的团结一致，并不只是物质方面的，并不只是具体事情和措施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精神方面的。我们的问题不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外，而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
他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厄尔·沃伦让摄影记者们照相以后，他就回家休息去了。他待在奥尔巴尼，直到9月19日为止，那时离选举只剩下六个星期。这样，正如《纽约时报》所说的，他的竞选在“近年来在野大党的总统候选人中，时间花得最少。”看来他把竞选不过当成是形式问题而已。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也都同意。有几个强有力的共和党人，认为他们就要成为新政府的成员，在费城开完代表大会回家，就取道华盛顿，在同僚来到之前，捷足先登，用低价买下好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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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人的行动，活像来这里参加葬礼。”美联社在7月12日报道执政党的代表大会时说。费城热浪炙人，代表们慢步走进大会堂时，就像走进蒸汽浴室一样。在三周前还是鲜艳夺目的旗帜，现在已经斑斑污点。一面高悬着的横幅写道：“有了杜鲁门，美国才宜人。”但是几乎没有谁个望它一眼。大会向人们分发了杜鲁门“胜利袋”，里面装有一本笔记簿、一支铅笔和一个哨子。有的人就说：“是为了去民主党墓园的！”在贝尔武－斯特拉福德大厅的门廊上面，装上了一个机器驴子，向过路人们闪动着蓝灯泡做的眼睛，但点缀会场欢乐气氛的也就只有这么点。代表们都绷着脸孔，好像给人拷问过似的。反杜鲁门的各州代表，刚才从动员艾森豪威尔的运动失败中喘过气来，现在正拼命挣扎，所以还有点微弱的活跃劲头，但那是为了避免第三回失败，想找一条救命稻草而已。选举前夕，19个州的代表团长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他们想请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担任候选人。他推辞不干，他们只好死了这条心。接着杜鲁门也给道格拉斯打电话，请他当副总统候选人，他表示也不愿干。这时，看来总统好像连副总统候选人也找不到。最后，阿尔本·巴克利，忠诚可靠的老阿尔本，说他倒乐意参加竞选。
杜鲁门真是面子丢尽。他知道多数代表不想要他，如果他这时宣布他不当总统候选人，他们定会起立鼓掌欢呼，然后迅速选出另一个人。亨利·华莱士看来肯定会拿到几百万张票，就是说，足以使他失去纽约州选票。现在，民主党大本营的南部各州也濒于分裂。年轻的（37岁）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汉弗莱、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和州长候选人道格拉斯和艾德莱·史蒂文森带头提出强烈的民权政纲，要求大会通过。在这点上，杜鲁门本来不愿多放高调。但这时北方和南方两派正要拼个你死我活。在那次关键性的对政纲唱名投票中，南方代表以651.5票对582.5票之差失败了。亚拉巴马州的汉迪·埃利斯高喊：“再见！”接着带头离开会场。
南部邦联派的人是7月14日星期三晚上离开会场的。总统那时刚到，几乎遇到他们退场。那晚大会执行主席要求大家安静下来时，他的专用列车刚离开联邦车站。他坐在“费迪南德·麦哲伦”号车厢内，两旁是克拉克·克利福德和萨姆·罗森曼。杜鲁门把他的讲话稿通读一遍，以为到达会场时就直接上台讲话的。后来不是这样，也不可能这样，因为大会正在进行提名发言。他还得在闷热的后台等上四个小时。这是他生命中最倒霉的时刻。就在这时，人们把他带到台下一间阴暗的房间，那房间有个小阳台，望下去是一条垃圾遍地的小巷，这倒合适。房间靠近铁道，他可以听到机车轰隆而过，也可以感到他的硬背椅子随之震颤。他一会儿和巴克利谈话，一会儿又和霍默·卡明斯交谈，不时朝外面望望那烟尘和垃圾，抹抹前额上的汗，修改着讲话提纲，浏览一会儿，又独自沉思一会儿，等啊等啊。
星期四零时42分，总统终于被提名为候选人，票数是947.5张，对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的362票和印第安纳州前州长保罗·麦克纳特的半票。卡贝尔·菲利普斯写道，尽管那时半夜已过，人们疲惫异常，天气又热，但对杜鲁门的表态，“似乎一下子爆发出来，欢呼之声，反对之声，似乎都出自肺腑。那些不管别人在通道上来来往往，一直没精打采地坐着的代表，现在也拿起旗帜，敲打着各种响器，参加到那无目的的长蛇舞蹈中去。新闻记者们在报界席的椅子上站起来，彼此相望，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他们说，‘看来倒像是真的。’”
巴克利的任命是鼓掌通过的，更显出代表大会没有把同样荣誉给予那位总统的候选人。1时45分，巴克利和杜鲁门在《欢呼我们的头头》的乐声中登上高台。一般在这样的代表大会上，这时本应该是最高潮的时刻：两位领导人手携着手，高举起来，灯光夺目，风琴急奏，男人们在折椅上站起来，妇女们激动得涕泪横流。当然，诸如此类的一切，现在也是有的。但还不止这些，还有一种滑稽的味道，似乎和大会一般气氛很配合。雷伯恩主席刚开始介绍巴克利，一个肥胖的打扮过分的女人就打断了他。整个晚上，大会主席台前都一直放着一个花砌的自由钟，准备总统在台上出现时之用。这时她就献给了他，或者说，准备献给他。突然那个自由钟下面沙沙作响——她刚来得及结结巴巴地说完“和平鸽”，一群又一群的白鸽就由这个花钟下面钻出来，带着它们自己的礼品，在代表们头上飞来飞去。设计这个戏剧性场面的人显然不知道，但熟悉鸽子的人，都知道下一步会出现什么。“小心衣服！”人丛中的农场主大声叫道。太迟啦。人们整个开会时间都嘟囔着脏话，现在脏东西倒真来了，把他们的衬衣和长裙都弄脏了。幸而在1948年时，新闻界还认为这类事情太粗俗，不应让正经的读者阅读，所以对这个政党的形象还没多大影响，这也还算是万幸。在主席台上的萨姆·雷伯恩挽救了当时的局面。他抓住了一只刚飞过的鸽子，猛然把它向高处一掷。代表们都欢叫起来。使他们惊喜交加的是，这一下子，他们发觉紧张情绪顿然消失，人们轻松起来，低声窃笑，把弄脏了的手帕揣起，彼此开玩笑说，无论哈里·杜鲁门将来怎么搞，再肮脏也不过如此。
还有一次更大的意外。在巴克利作了简短发言后，欧文·罗斯告诉我们：“疲倦异常的听众强打起精神，准备听一套总统的例行演说。”谁知总统却只是用提纲发言，那份提纲就是他在那阴冷的窗下，对着小巷，在机车喷出一阵阵喘声中摘记下来的。他用他那即兴发言的新风格发表了一篇词锋尖锐、震颤人心、一致对敌的演说。用罗斯的话说，“他的尖锐刺耳的、音调很高的语调使全场听众像触了电一样。”他一面作着快速而又笨拙的手势，一面叫喊着说：“参议员巴克利和我会在这次选举获胜，共和党人不喜欢也得喜欢的——你们记着吧！”他吼叫说：“要是选民们不对民主党尽到职责，他们就是世界上最忘恩负义的人！”
他接着把话题转向共和党人，列举他在医疗、住房、物价管制和教育补助等方面提出过而又被国会拒绝的计划。他说他们扼杀这些措施，然后却又用史无前例的无耻的、伪善的手法，通过竞选纲领，说是要实现所有这些计划。好吧，他会考验一下他们的诚意如何的。
于是他对共和党打出致命的一击：“7月26日，我们在密苏里州称之为‘芜菁节’的时候，我要召集国会复会，并提出一些他们在政纲中表示要为之奋斗的法案。我的朋友们，要是共和党有点真心诚意要实现它们的政纲，第80届国会就应该在为期不长的会期内采取一些行动的。如果他们愿意，在半个月内就可完成立法手续，而他们还可以有时间到各地去进行竞选。”
《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一来，“代表大会沸腾起来了。”什么天气、什么时辰、什么尖锐的派别矛盾和看来是不可避免的11月份的大选失利，暂时都被人遗忘了。杜鲁门等他们略静一下，接着又把问题说明白。“他们会设法回避这个责任，”他叫喊着，“但是，这个‘再糟不过的’第80届国会在这次特别会议的表现，将考验他们是否说话算数！”
他们站起来，向他欢呼。他一直按原计划进行，保持对共和党“绝不妥协”，而会场外的反应也肯定了这一点。撰写社论的人不知怎样说才好。利用联邦政府经费来作巡回竞选，已经是够不像话的了，现在还要召集国会特别会议来为自己的政党取得优势，这几乎够条件弹劾了。范登堡对一位记者说：“看来这像是一个行将就木政府的最后的歇斯底里喘息。”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员小休·斯科特批评说：“这是行将垮台的人的最后挣扎，他已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而为了党派利益，连破坏国家和政府的团结和尊严也在所不惜。”佐治亚州的沃尔特·乔治用了一串精彩绝伦、五光十色的比喻，他叫喊说：“南方不但处于不利地位，而且是带上了项枷！我们给上了足枷示众了。”
可是，各处都有人赞赏杜鲁门，虽然并不以为然。“毫无疑问，他已经使代表们不再意气消沉。”《时代》周刊写道，“他政治上的勇气，赢得了崇敬。”
7月份主要的大事是两个分裂了的政党和所谓的“芜菁节会议”。狄克西党人斗志昂扬。他们的策略是把竞选弄到相持不下，最后交由众议院投票解决。他们认为他们获得的选票会和杜鲁门一样多。7月14日他们在伯明翰市集会，一天之内，他们就把代表大会全部议程进行完毕。他们提出斯特罗姆·瑟蒙德当总统候选人，密西西比州州长菲尔·赖特当副总统候选人。但是，这些狄克西党人坚持种族隔离的战线脆弱不堪，时有瓦解之虞。拉萨尔和哈里·伯德都没有到伯明翰市参加大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白人黑人应该权利平等，而是因为他们怕自己在国会里的资望受到影响。但不管怎样，狄克西党人分裂出去，对民主党总是个打击。特别对克利福德，因为他的竞选方案，本来设想民主党南部各州是会团结一致的。
十天后，华莱士的美国进步公民联盟又到费城，组成美国进步党。12月29日，这个党的领袖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并开始建党运动，看来前途很是光明。他当时说：“我们集合了一批英雄人物。”进步党人并没有指望在1948年的总统竞选中获胜，但他们认为1952年的竞选就会是他们的世界了。代表的平均年龄约为30岁，比之出席两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年轻20岁。美国不少大学都有代表，传统的名牌大学代表比之所谓最大的十所大学更多，头头们左转幅度较大的那些工会也有很多代表。男青年都是留平头，那是当时学生风尚之一，穿的是敞领运动衫。女青年们穿着短袜和宽幅大裙。黑人也有很多代表。会上很多人带着吉他，唱着民歌，都是皮特·西格和现在已是副总统候选人格伦·泰勒的风格。看来每个人都过得很愉快。骤然看来，进步党似乎颇为兴旺发达。
实际上这个党内部矛盾紧张。华莱士能罗致的新政派，只有雷克斯福德·盖伊·特格韦尔一人，但他和李·普雷斯曼老是闹矛盾。普雷斯曼是个共产党人，产联的法律顾问，后来被沃尔特·鲁瑟撵走。那时人们并不是随便给人贴上共产党的标签，特别在战后最初的十年。对知名人士尤其是不轻易这么做的。有些选民认为进步党和杜鲁门之不同，是因为进步党是自由派，现在听到里面有共产党，都觉得不知所从。然而这种思想混乱，是由共产党人有意造成的。他们能把前任美国副总统俘虏过来，真是意外的走运。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是1947年1月组成的，本来是要和共产党作斗争的，而美国进步公民联盟则是仿照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建立的。1948年选举以后三年，和共产党断绝了关系的迈克尔·奎尔，在美国产联一个委员会上作证，说明了共产党在进步党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奎尔是运输工会主席，绝不是一个以“赤色分子”罪名迫害他人的人。他说，1947年秋季，他还是共产党的同情者。那时共产党总书记尤金·丹尼斯，就对他和其他一些工会领导说，党组织“决定了组织一个由亨利·华莱士领导的第三党”，华莱士“几周内就会公开宣布竞选总统的”。
华莱士从事这个异乎寻常的冒险行动，看来犹如拉磨的牲口，是带上了眼罩的。后来他对朋友们说，竞选后期，他发现他是被人利用了，他周围的人几乎都公然自认是共产党人。他一定是最后才发现的。《新共和》周刊曾经提醒过他，《民族》周刊也设法要他注意，《下午报》也警告过他。《纽约邮报》要他参加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但他不听。他参加竞选，全美国只有两家报纸支持，那就是《工人日报》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约克日报》。记者们请他公开声明不要共产党支持他竞选，罗斯福在30年代时就曾这样做过，他也拒绝了。
结果是他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参加费城大会的有3200名颇有魅力的代表，比之两个大党代表大会的人还要多，而且精力充沛，热情洋溢。尽管这样，他的共产党助手们却处处使他失利。他在费城沙伊布公园发表接受提名的讲话，本来很有可能成为美国政治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门票最高不过每张二元六角，最低只是六角五分——露天看台上的无产阶级。参加人数超过3万，群众对他欢呼若狂，说明他的声望不减当年。只要有稍许公允的舆论支持（本来他也不难得到），他本来不难把沃尔特·鲁瑟和吉米·罗斯福那班人争取过来。在那年7月这些人是并不难说服的，他只要和李·普雷斯曼那些人割断关系就可以了。但他拒绝了。他表示“凡是为了和平对我表示支持的人，我都不会拒绝。”一位《时代》周刊的记者说美国进步党的政纲和共产党的何其相似，请他注意。“我看他们的纲领很好嘛！”华莱士对共产党的看法就是这么谈的。他还毫无必要地加上一句，“我认为共产党人最像基督教早期那些殉道士。”
于是，华莱士竞选运动的势头就低了下来。尽管认为共产党人与基督教早期殉道士之间毫无类似之处的人纷纷责难，他还顽强地一直干到底。他依然伸着手，额头冒汗，人们熟悉的那一绺头发遮着一只眼睛。他贸然南行，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三个城镇被人扔了不少鸡蛋、西红柿和爆竹。杜鲁门对新闻界谈话，对于“违反美国公平对待的传统”表示遗憾。除此而外，总统对美国进步党的威胁不屑一顾，认为人们对华莱士感到的新鲜劲一过，进步党的威胁也就自然缩小。情况果然如此。随着竞选运动继续发展，进步党的势头果然逐步减弱。特格韦尔不动声色地撤销对他的支持，左倾的联合电工工会则拒绝支持，而进步党国会议员候选人也退出了地方竞选。政治分析家在春季曾经认为，华莱士最低限度可获得350万张票。作为第三党竞选总统，他会远远超过1912年德布斯所获的90.01万票。当时盖洛普民意测验也估计他可获7％的选票。但到了10月的第三周，盖洛普的预测，已下降到4％，而到了11月2日，实际投华莱士票的，还不到这一百分比，只有1157172人。民主党人分裂出来转而支持进步党，无疑使杜鲁门失去纽约州。但仔细分析一下选举结果，似乎很清楚地表明：在其他各地，他每失给华莱士一张票，就从独立的中间派的同情者中获得二至三票。
瑟蒙德在普选中得到1169021票。他集中力量争取旧日南方邦联各州，使他获得39张选举人票（亚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南卡罗来纳州以及一张田纳西州的选举人票）。但我们可以认为，这比零票还要惨。民主党发现没有巩固的南方各州的支持还是可以获胜，就觉得再没有必要同他们妥协了。瑟蒙德本来想使黑人民权的拥护者失败，但结果反而使他们更快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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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杜鲁门到国会山，出席一次充满敌意的两院联席会议，提出他的所谓“采购清单”即要求通过的法案。他发言30分钟，被掌声打断只有六次，而且都来自民主党人。共和党的议员们拒不鼓掌。杜威还是和往常一样警惕，对记者们向他提出关于这个芜菁节会议的问题，避而不答。用他的话说，他不想“和杜鲁门一起失去身份”。他叫赫伯特·布劳内尔全权负责，自己则躲回到奥尔巴尼的书斋中去。布劳内尔感到不安。他向塔夫脱建议，共和党的国会领导人可以就一些没有争议的法案开绿灯，以使杜鲁门无从攻击国会的阻挠。为什么不修改《安置流离失所人员法》，把其中对犹太人及某些天主教徒有歧视的条款去掉呢？大家都认为这个法案有必要修改，如果由共和党主动提出，就会在东部各大城市地区削弱民主党在选举时的优势。塔夫脱摇头不同意，他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总统召集这次会议，是滥用职权，对那份“采购清单”必须置之不理。布劳内尔说服不了他，国会山的共和党同僚就想和塔夫脱摆道理。范登堡说：“鲍勃，我认为我们应该有所行动。我们应该尽力表明我们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这两周时间的。那么，在公众舆论面前我们就好讲话一些。”休·斯科特当时在场，据他说，“鲍勃·塔夫脱一点也不接受。‘不，’他说，‘我们什么也不给那个家伙。’凡是了解鲍勃·塔夫脱结束谈话方式的人，就知道事情到此只得结束。”
这一来杜鲁门高兴了。他在咨文中提出的有关控制通货膨胀、扩大民权、提高最低工资限额、扩大社会保险范围和资助住房建筑计划等方面的法案——其中大部分是在杜威的竞选纲领中含糊赞同过的。共和党的国会领导人在费城时对这些模糊的提法表示过赞同，但那时做梦也没想到在总统还未选出前就要对这些政纲负责。塔夫脱的原则是有根据的，但在美国公众面前，要做到言而有信，毕竟也是个问题。共和党这样意气用事，反而证实了总统对它的看法。
8月12日，白宫发表了一份详细报告，把总统的建议和国会的抵制作了个对比。在同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对这个“无所事事”的国会所开的“无所事事”的会议，表示遗憾。他说以前他对国会的各种说法证明都是有道理的，它已自行证明是历史上“最糟的”国会。
一个华盛顿记者却想追踪另一条新闻。他在散会前问总统：大约两个星期前有一个结实而貌不惊人、35岁左右的妇女伊丽莎白·本特莉，开始在参议院行政部门经费委员会作证。她和一名曾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证人、《时代》周刊的编辑惠特克·钱伯斯，现已指控一些政府雇员充当苏联间谍。被告人包括阿尔杰·希斯、威廉·T·雷明顿和劳克林·柯里。总统是否愿意就这些间谍问题的听证会发表什么意见呢？
“这些只是转移目标的手段而已。”杜鲁门厉声说，他想的还是那第80届国会。他说：“他们利用这个问题转移目标，想为他们该做而不做的事情找借口。是的，我的话你可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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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星期天下午3时40分，“杜鲁门专列”的司机在司机室里把汽笛拉了两下，离开联邦车站去和600万选民们会面。这次由党内筹措经费的民主党的竞选运动终于动了起来了。这个计划包括有两次重要的横越全国的旅行，每次为期十天，一次去东北各州，以及到哥伦比亚特区附近各州的短程旅行。在这第一次进军中，总统要乘车走3.2万英里，发表250次演说。在当时的竞选中是创纪录的。每天从早上在农村看日出，到18小时后最后一个火车小站止，都有小镇居民集在“费迪南德·麦哲伦”号车厢周围，眼睛睁得大大的，高举电筒，来看火车平台上的这个小个子爱争论的人物，而杜鲁门也总是斗志昂扬，而且说的话都可以发表。
他按照6月份的预演如法炮制，在多数情况下总是和颜悦色，赞扬一下当地的乐队，介绍一下贝丝和玛格丽特，在结束非正式的闲谈时，要求大家：“11月2日去投票站，投民主党的票，那么，我可以再在白宫多待四年。”或者说，“做正确的选择，免得我在1949年1月20日缺房子住。”每次停车到点，火车司机就会拉一下警笛，这个江湖卖药的班子就又继续走上征途。
各城市里人群愈来愈大，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有5万，丹佛有5万，波士顿有25万，底特律有25万。“没有人跳舞、欢呼或吹口哨来欢迎杜鲁门，”理查德·罗维尔在1948年10月9日《纽约人》上写道，“大家都鼓掌。据我看，掌声强度，和一个传教士关于在北罗得西亚战胜异教的一篇差强人意的报告，所获掌声差不多少。这并不一定是说听他讲话的人准备不投他的票，虽然我个人的感觉是，其中多数人是不会投他的票的。”
杜鲁门讲的话，很多是荒谬的、不负责的，有些还是带有恶意的。他备受攻击，孤军作战，全国报纸只有15％对他支持，各方面的人都说他白浪费时间，也浪费大家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大讲煽动性台辞。“共和党人贪婪成性，”他说，“抬高物价，把美国消费者逼到走投无路。”还说他们“迷恋特权”，把杜威称做“法西斯分子”，比之于希特勒。在艾奥瓦州德克斯特市全国耕作赛会上，他对8万名听众讲话，攻击说“这届共和党国会，在农场主背后刺进了一把禾叉”。
9月过去，10月已到，白天变短，黑夜漫漫。超级市场里开始有苹果汁出售，孩子们挖空南瓜，制作鬼脸儿灯笼。初霜才现，候雁南飞，鹑鸟和檐燕接着也随之南去。松鼠开始储备橡树子过冬。杜鲁门的专列还在来往奔驰。田野上草垛棕黄，排列成行。机车蜿蜒穿进森林，只见枫树上金黄的树冠闪闪，鹿角漆树一片绯红，一声汽笛长鸣，似在呼叫人们来听那生气勃勃的人介绍他老婆和女儿，摆明他的观点，开几句玩笑，然后挥手告别。
按照克利福德的说法，临近10月中，这列竞选专车进入了低潮。当他们在中西部一个小城镇停下来时，一个工作人员跳下车来买了一份10月11日出版的《新闻周刊》。一条黑体大标题写道：“50名专业政治评论员一致预言杜威将胜。”“一致！”有人随口说了一句，引来长时间的沉默。其中一人拖着沉重脚步回来，拿给杜鲁门看。他眨了一下眼睛，笑了一下，轻松地说：“呵，这批该死的家伙！这些人总是错的。别管他们，伙计们，咱们继续干吧。”克利福德认为，那时连贝丝和玛格丽特两人都不相信总统有任何可能获胜。但是，他自己倒认为有希望，而且后来竟能证明他是正确的。10月13日下午，在德卢斯去圣保罗途中，他把一份在德卢斯的讲话稿翻过来，写上对各州票数的分析预测，交给乔治·埃尔西。埃尔西封好收起来，等到选举后第二天才拆开。原来杜鲁门预言他得340张选举人票，杜威108票，瑟蒙德42票，另有37票则列为“未定”。不能说分析完全准确，有四张选举人票没有计到。但以分析选举为职业的人，如果能像他这样预测选举结果，恐怕是付出任何代价也会在所不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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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那个跟着哈里之后进行全国巡回竞选的人，却继续进行得很顺利。托马斯·E·杜威这列“胜利专车”，组织得很好，严格正点，各地都有联络人员到站接待，有各种设备可以及时把讲话稿预发给随行的98名记者，还有高度传真的扩音装置能把这位候选人的深沉的男中音声调从车后的平台传送到新闻界的酒吧车厢。专列上设有最新的通讯装备，不管他想说什么，都可以传送、播发到各地去。
但他什么也不想说。9月末，利奥·埃根在《纽约时报》报道说：“杜威州长好像已经当选，现在只是就地踏步，等候上任。他的言谈举止，显示出他认为选举只会证实早已决定了的事……杜威州长有意避免同在职的民主党总统进行任何激烈争论。”
这两部列车在中西部和加利福尼亚州曾先后两次只相隔一两天的路程。杜鲁门总是注意到这一点，并向他的对手提出一连串棘手的问题。杜威拒绝上钩。他宁愿畅谈落基山的“无限风光”，谈他所经过的“柔和而绵延起伏的树林茂密的乡村”，谈那些“繁华的城市”和“肥沃的平原”——总之，谈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无比壮丽”。
杜鲁门则谈论住房问题、最低工资限额、老年人的医疗和庄稼。杜威为水辩护起来。“只要充分保持土壤，”他在丹佛市响亮地说，“我们就能采取很多措施来保障我们的前途。我们对现有的水必须善加利用。河里的水，我们要用来耕作，还要用来发电……应从最大限度地保持水源、发电、航行、防洪、垦荒和灌溉的角度，来开发西部各条大河。”
杜鲁门所谓“在背后刺进一把禾叉”的讲话发表后两天，全国都在等候共和党领导人表态时，杜威在得梅因市却只说：“到了1月20日，我们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我们准备在华盛顿成立的新政府，对美国人民有信心，对其需要有深切了解，并有能力予以实现。我们将重新实现我国人民不可缺少的团结以及使美国成为伟大国家的那种精神力量。我们全国又将肩并肩地向着更伟大的未来前进，使每个美国人生活得更美好，卓有成效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
杜威发表的正式讲话内容这样枯燥乏味，有办法的记者就开始追求某件趣闻乐事、某个轻松的特点来点缀一下那些苍白无色的段落。10月12日在伊利诺伊州的博库普城，列车突然向后面一堆人群倒溜。倒退几英尺以后，它又刹住了，没有造成伤亡，但这位州长的情绪却受到影响，发了脾气。他当时怎样说的，那就看你听的是哪种说法了。反正他不是说“我没见过这样的白痴司机”，就是说“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疯子司机。他大概该在黎明时枪毙，但由于没有造成伤亡，我看可以免予追究”。也许他难得讲出什么有实质内容的话，于是这句话就不胫而走，在全国各个工会礼堂和铁路的圆形机车库内，竟成了反对杜威的口号。
其他共和党人则在战斗。休·斯科特当时是全国委员会主席，他抓住了本特利－钱伯斯的证词，认为这个问题涉及面广，不能轻易当成是“转移目标”。但是杜威对此只略提一下，又马上转而高谈阔论：“我们有时不能按我们的信仰行事，而且经常缺乏信仰。但在我们内心中，我们相信而且知道，每个人都是信神的，每个个人都是最为宝贵的。”说句公道话，在竞选运动快结束前那几周，杜威也开始怀疑自己的策略。听他讲话人少了，而他从报纸了解到，听杜鲁门讲话的则多起来了。他的策略委员会——布劳内尔，斯科特、埃利奥特·贝尔和拉塞尔·斯普拉格——决定在工业发达的西北部，来个最后攻势；至于中西部的农场主们，他们生来就是共和党人，可以不必为他们操心。杜鲁门的冷嘲热讽使他按捺不住，他要回击，于是在四个居民点放手干了起来。他说，举个例说，杜鲁门否决塔夫脱－哈特利法的咨文，乃是“160年来白宫所发出的最错误、最失策、最不符事实的文件”。群众听了觉得蛮有味道，他自己也很得意，但他的顾问们则有所警惕。哈格蒂探听新闻记者们的反应，并向杜威报告说，记者们都认为相互攻击是个错误，只是承认自己软弱无能。为了保证杜威广泛听取意见，布劳内尔安排了一连串的电话会议，让杜威和共和党各州委会的委员们交换意见，96名男女委员中有90人参加。除了一人以外，大家都劝州长采取高姿态，让杜鲁门继续走他的低下的路子，失尽人心。只有堪萨斯州的哈里·达比是个例外，他警告说，农业地带现在难以驾驭。人们认为他是杞人忧天，未予理睬。于是杜威又继续他的圣战，呼吁为团结、廉洁、管好水利和维护信仰而奋斗。
一直到最后时刻，杜鲁门在列车里不断收到账单，因为服务行业的经理们生怕将来成为烂账。但是，自从《新闻周刊》那一期登了使人沮丧的消息以后，专列上的情绪已开始略有好转。在列车里晚上的漫谈中，年轻的工作人员们反复争论，究竟总统获胜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只要他们稍为乐观一些，就会有人提出，国内各种民意测验，都做出相反的预测。到了最后几天，克利福德认为有些迹象表明杜鲁门影响有所加强。杜鲁门按照传统习惯，在选举前的星期五晚，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向群众大会发表讲话。人们起立，向他欢呼达12分钟。而在这些支持者中，有些人在费城代表大会之前，还曾经是“倒杜鲁门”运动的头头。克利福德于是想到，如果再有两个星期竞选时间，他们也许会有点儿希望的。
在芝加哥市，艾德莱·史蒂文森和保罗·道格拉斯并肩站在一辆敞篷车上，去体育场参加支持杜鲁门的群众集会。人行道上站满人群，有四五层之多，可是都默不作声。15年前，这些人都是在经济结构最底层的被遗忘的男女，是饿着肚子的教师和衣着褴褛的工人，英萨尔使他们陷入了困境，罗斯福则使他们得了救。史蒂文森见到人那么多感到惊讶。似乎整个芝加哥市的人都来了，但是几乎听不到什么欢呼，简直是哑然无声。道格拉斯说：“今天他们是来看看他们美梦的幻灭。”
《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总编辑汉密尔顿·欧文来到一位年轻记者的办公桌前。他说：“我已把祝贺新总统的社论写好。已经排版，准备付印。”他停了一下把眼睛一眨说：“要是杜鲁门获胜，那我就得另写一篇，不是吗？”他很欣赏自己这句俏皮话，乐呵呵地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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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周刊的订户在10月最后一个星期，就收到提前出版的11月1日的一期。在第37页上，有一幅整版那么大的杜威州长和夫人的照片，图片说明是“下届总统乘渡轮在旧金山湾的开阔海面上游弋”。同时登了一篇长达八页的关于竞选的综合报道。编辑们的结论是，美国“将抛弃杜鲁门而选择杜威”，理由既涉及“感情也涉及智力问题”。威拉德·基普林格主编的《变动的时代》周刊11月1日号封面刊登一条一英寸高的大字标题，说本期透露“杜威将有何作为”。10月31日星期天，《纽约时报》登出一篇报道，那是该报庞大的工作人员在全国各地进行长达一月之久的调查报告，反映各州选民的思想感情动向。其结论是：杜威会在29州获胜，得选举人票345张（有266张就可当选），杜鲁门则在11个州获胜，得选举人票105张，瑟蒙德4个州，选举人票38张。另有43张选举人票待决。调查报告还发现，共和党将继续控制国会两院。为了肯定调查报告的准确性，《时报》向报道杜威的47名最敏锐的记者征询意见。他们在一次秘密表决中一致认为这位州长将轻而易举获得胜利。
《底特律自由报》在准备11月3日（即选举后第一天）发表的社论中，请国务卿马歇尔辞职，并劝杜鲁门委任杜威的外事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取代他的职位。这家报纸编辑们的理由是：“这样就会使国内外对我们的对外政策恢复信心。”（还是那个杜鲁门主义，其时正在使希腊平静下来，马歇尔计划正在全面贯彻，而柏林的空运补给也已进入第五个月。）《自由报》承认：“这当然是对杜鲁门要求过高。然而，为了团结和国家利益，我们有时还要对千百万的美国人要求多得多呢”。这些编辑们对美国这位“落选”的总统倒是手下留情，说他“是个勇敢的小人物，从未追求过总统宝座，就任后不知所措，但却倾其全力战斗到失败”。《自由报》还对读者们说，杜鲁门生活上不成问题：“首先作为前任总统，他每年有希望得到2.5万元的退休金，还可以指望有广播电台和他签订合同、杂志约他撰文，还可以写书，这样加起来使他捞到一笔可观的收入，人们认为可以近达100万元。他的前途，还不至于是由白宫通向贫民收容所。”
但是新闻界论述这位打垮了的总统，并不都是这样宽宏大量。一位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作家发表文章，提出“杜鲁门在治国中碍手碍脚，究竟杜威会容忍多久”的问题。有些作者也和《自由报》一样，星期二选民投票，但星期一就写好准备在星期三登载的专栏文章，以便星期二排版。因此，德鲁·皮尔逊在开票后一天发表的文章的第一段，不禁使数以百万的读者感到惊讶。那段文章说：“汤姆·杜威在86天内将主持白宫，我对他周围那个紧凑的班子进行了调查。”接着他就神气十足地把新总统的内阁名单全部列出来。同一个星期三，约瑟夫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透露说：“选举后的首要问题，是政府怎样度过未来的十个星期……事态总要发展，总不能停下来耐心地等到托马斯·杜威正式接替哈里·杜鲁门的职位。特别是在对外和国防政策方面，在华盛顿总要有些部门有些人有权做出决定，而又不致在1月20日后失效的。”艾尔索普兄弟建议杜威任命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马上以“特别助理”身份进入这两个部，以便在杜威就任以前，指导那些即将下台的前任官吏。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老成练达的观察家肯冒那么大的风险而孤注一掷？答案就是他们并不认为那是孤注，更不要说是冒风险了。他们长时间以来都在议论杜鲁门，认为他毫无希望。他们都在文章中分析为什么杜威击败杜鲁门会易如反掌，相互影响之下，更认为选举不可能有别的结果。杜鲁门在竞选时声称：“除了人民以外，大家都反对我。”这倒有那么一点儿道理：他和选民与那些权威不同，并不认为选举是给谁加冕，而是一次竞争。以研究竞选趋向为职业的人们，认为所有的迹象都指着同一方向。凡是在野党控制了国会，两年后肯定就会赢得总统职位。民主党在1930年控制了国会，后来罗斯福就当选。而且，共和党人早就该重新上台了。罗斯福连任四届，只能归因于他个人的魅力，艾尔索普兄弟和皮尔逊都是这样看的，而杜鲁门所缺少的恰好就是魅力。共和党候选人有的是钱，绝大多数的报纸又支持——当然记者们认为这点很重要，而且，最重要的是，民意测验也都预祝其成功。
自《文摘》那次民意测验分析完全落空以来见【第四章。——译者】，已有12年了。1936年民主党在选举中占压倒优势，颇使共和党人难堪，再也不相信那种预测性投票。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当时乔治·盖洛普和埃尔莫·罗珀虽然没有《文摘》那些民意测验者那么有名气，但都不靠寄来信件而采取典型统计分析，竟而预测到罗斯福大胜。那次以后，每次选举又都证明，这些人的预测是正确的。大城市报纸，都订阅他们的资料。相反《纽约时报》花许多钱自己进行调查，人们反而觉得稀奇。要是有哪位权威反对他们的意见，人们就会说他是傻瓜。于是就开始了这样的循环：民意测验预测共和党大获全胜，专栏作家和社论作者就作为福音来传播。甚至有这种可能：那些原准备投民主党票的男女，为了想表明自己和大家看法一致，于是哄骗了民意测验人员。于是，将错就错；再加上民意测验人员已变得沾沾自喜，甚至是妄自尊大（至少有一次是如此），这样就错上又加错了。
埃尔莫·罗珀是够妄自尊大的。他在9月9日一篇专栏文章里，在选举前差不多还有八个星期，就宣称他已对美国选举人作了最后一次调查。他写道：“托马斯·杜威实际上几乎已经当选了……既然是这样，我认为如果还要像电台人员报道体育比赛实况那样，硬要说两队是不相上下，那就是再单调不过，智力上再贫乏不过了。”罗珀也和许多职业的选举分析家一样，相信当时所谓的“法利法则”。法利在1936年的选举预言一鸣惊人以后，说过，根据他的看法，选民在两党举行代表大会时就已决定选举谁了。他意思是说，以后的竞选运动，不过是热闹一番，不起作用。9月份第一周，罗珀以自己的声誉押宝，所根据的是他的工作人员在8月份所搜集的数字。可笑的是，他在选举前的最后一周，确实又作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是杜鲁门的形势略有好转。但是，杜威还是遥遥领先，因此他决定不采取两边下注。
三个全国性的民意测验——罗珀，盖洛普和克罗斯利——都错在没有问清调查对象是否真会投票和没有把只受过小学教育的选民包括在他们的典型调查之内，而这些人则多半是杜鲁门的支持者。但是他们最大的失误，还在于对杜鲁门的巨大努力的最后影响，竟然视而不见。杜鲁门专用列车还没有从联邦车站开出，罗珀就已下了结论。克罗斯利的最后报道，预计杜威获49.9％选票，杜鲁门44.8％，其余的选票则为瑟蒙德和华莱士。这是将8月中、9月中和10月中不同时间来自各州的典型统计混在一起进行分析的。三家中最认真的是盖洛普，他是应该意识到国内发生什么变化的。他9月24日的报道，估计杜威获46.5％的选票，杜鲁门则有38％。但他在选举前两天登载在星期日报纸上的最后一篇专栏中，说明杜鲁门声势猛增，达到44％，而这数字还是依据两周前进行采访得来的。克利福德说得对，美国人的态度每天都在变化，几乎是每个小时都在变化。
现在超过40岁的美国人，在记忆中有四件事特别突出：珍珠港事件、罗斯福逝世、1948年的选举和约翰·肯尼迪被刺。男人们也许会忘掉他21岁生日那天发生过什么事，女人们也许会忘了她怎样失去童贞，但每个人都想得起来他或她听到这四件事时是在什么地方。这些事成了人们生活中的里程碑。正好像他们的双亲会说“我们是在停战后相遇的”，或者说“股票市场大崩溃时，我们刚搬了家”；而他们这摇摆音乐的一代则把个人生活的事情，在日期上和达拉斯的枪声、日本对夏威夷的袭击、罗斯福在温泉中风、杜鲁门竞选获胜的奇迹联系起来。
那天晚上，大家都以为可以早睡。吉姆·哈格蒂在纽约罗斯福饭店的舞厅对记者说：“午夜之前，战斗就可能结束！”杜威在东第51号街一所学校里投票后，一个办事员在上面办公室一个窗口对他喊道：“祝你顺利，总统先生！”他本人预料，他和夫人在东第93号街六号他的好朋友罗杰·斯特劳斯家里进餐时，杜鲁门就会来电，承认竞选失败。在华盛顿，民主党传统是在五月花饭店集会，而共和党人则是在斯塔特勒饭店。现在斯塔特勒饭店已把舞厅布置一新，准备好礼服上的襟花，好让夫人小姐们到场时每人戴上一朵。与此相反，五月花饭店却毫无动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肯定必然失败，连饭店的舞厅也未予包定。委员会的成员们想把钱省下来为1952年竞选时用，干脆回到他们当办公室用的套间，把电话机挂断，开两瓶威士忌酒，坐下来准备守夜。谁都没带收音机，因为这是惟一一个可以不必收听新闻的晚上（在60年代或70年代，他们准会有一人在衣袋中带一具半导体，但在1948年，手提收音机还是颇为笨重，还得要用墙上的电源插座）。这一夜，政治形势发展迅速，委员会的成员们都远远落在后面。《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也同形势失去了联系。他报道了杜鲁门竞选消息以后，就回到曼哈顿，买了一件价值47.5元的大衣（那时算是价格高昂的了）和一张戏票去看林恩·方坦恩和艾尔弗雷德·伦特的新戏。当新罕布什尔州开始零零星星地发来选举结果时，菲利普斯正走进在第47号街的剧院大门。他坐在那里看了两场戏，对外面那一出更为精彩的戏，却毫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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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从新罕布什尔州报来的数字使杜威颇为惊讶。虽然他还是领先，但优势比不上1944年。这个州原是共和党的坚强堡垒，任何共和党候选人都料不到领先得那么少。他匆忙回到饭店的套间，和家人和几个密友坐在收音机旁，听着和看着给他送来的选举结果的电讯，在拍纸簿上记着数字。
杜鲁门总统则在密苏里州。在特工人员亨利·尼科尔森和吉姆·罗利【1963年11月22日，他已任特工机关的头头。】的帮助下，他早几个小时就避开了新闻界。下午4时30分，他们驱车到了离独立城30英里的风景区爱克瑟尔西奥温泉，在埃尔姆斯饭店休息。总统洗了个土耳其浴，6时30分回到房间，吃了一个火腿三明治和一杯牛奶。他把床边的收音机打开。一位广播员说，他以几千选票之差，初步领先。他就上床，几乎立刻就入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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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时45分，《芝加哥论坛报》一位编辑颇为伤脑筋，因为要做出决定。该报的晨版要付印了，要准时送到街上让深夜从剧院散出来的观众买到手。这位编辑要选择一条标题，不能只说总统选举已经结束，因为这是谁都知道的。他需要一条实在的消息。杜鲁门是在领先，但在未弄清这些初步结果来自新英格兰哪个州以前，这些数字是毫无意义的。举例说，共和党候选人也许会在康涅狄格州占绝对优势，但是如果哈特福德像过去一样，先将选举结果公布，这个数字就会表明民主党获胜。但甚至康涅狄格州的评论员也说不出数字来源，他本人也不知道。因为他要抢先广播，一有纸条送来，他就在电台里读起来了。
这样《论坛报》大楼里的编辑，在还未知道具体情况之前，就要拟定他的标题。于是他只得依靠这次选举中有把握的情况，在大样上写了个通栏标题：杜威击败杜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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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选票累加数还不说明问题。杜鲁门初步领先是早就料到的，民主党力量主要是在城市里。城市里有选票计算机，通讯设备又较好，所以选举结果的消息到得最早。但是，排除了这个因素来进行分析，杜威似乎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获胜（但这仅仅因为华莱士在这两个州都取得大量选票）。除了马萨诸塞州和罗得岛外，他在整个东部各个工业州都占优势。这使他认为更有把握，因为这些地区在传统上是民主党势力范围。而且，瑟蒙德又使杜鲁门失去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亚拉巴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但是尽管这样，杜威领先之少，令人不可思议。有些地区本来是共和党的坚强堡垒，但共和党却只以几票领先获胜。在一些地方，杜鲁门得到的选票比当年罗斯福还要多，在各主要城市中，他在选民票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真正使人震动的消息来自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各州。民主党候选人在威斯康星州、艾奥瓦州和科罗拉多州都遥遥领先，而这三个州原都是共和党的老地盘。而且当西部11个州的初步选举结果到达时，杜威似乎只在俄勒冈州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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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30分，伦特在纽约上演的戏第二幕落幕了。卡贝尔·菲利普斯觉得口渴。在第一次幕间休息时，他没有离开座位，现在他想去附近一个酒吧盘桓一下。他要了苏格兰威士忌酒，这时听到收音机里的广播员念出各个州名、各个选区和分选区数以及一大堆不易理解的数字。菲利普斯已向酒吧间服务员付了钱，一口威士忌酒还未下肚，突然广播员用清晰的声音报道说：“杜鲁门领先，看来是无可争议的了。如他能在俄亥俄州又领先的话……”
菲利普斯噎住了，连威士忌酒也呛得吐了出来。他立即跑出大门，向着《时代》广场跑去。在途中，他想起他的新大衣，停了一下，决定不管它，飞奔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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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15分或20分钟，电台联播的播音员就请乔治·盖洛普博士就收到的统计数字发表意见。盖洛普解释说，民主党目前领先，但等农业地区的选票结果出来时，这种领先就会不存在了。到了11时，农业地区的选票开始报进来，仍是投民主党的。在平原地区各州的人们，都还记得哪个党帮助过他们维持粮价和解决谷物储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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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1时，赫伯特·布劳内尔走进罗斯福饭店的舞厅，宣称杜威已获胜。党的工作人员欢呼起来，但他们还未来得及问清详细情况，他又急匆匆走上楼去了。看来哈格蒂对杜威的压倒优势估计过高，他们并不能在午夜前结束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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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杜鲁门醒来了，他过了一会才弄清自己是在这个陌生的饭店房间，接着他又打开收音机。那是H·V·卡尔登邦在广播，他说按选民票计算，杜鲁门虽然以120万票领先，他“无疑仍已被击败”。总统把他的播音关断，又翻身入睡。
有一个人刚来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华盛顿总部，他路上听到广播，带来消息说总统绝没有大败，在一些州他甚至还领先。当然，“农场主那边还没有消息。”有个工作人员建议派人取一架收音机来。他们耸耸肩膀，才点头同意。趁一切结束之前取乐一番也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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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理查德·罗维尔写道，“斯塔特勒饭店这座堡垒正在摇摇欲坠。共和党的夫人小姐们咬着襟花强作镇静，共和党的先生们紧张得满身大汗，连衣领也软蔫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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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过后不久，在罗斯福饭店舞厅中的庆祝气氛开始换成焦急不安，接着则是惊慌狼狈。到了这样深夜，他们才肯定杜威在他自己家乡那个州获胜，但是仅仅是以6万票领先。如果华莱士没有参加竞选，杜鲁门也会在这里击败他的。
现在，看来结果取决于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了。尽管说来难以令人置信，在现有票数基础上，杜鲁门在这三州中任何一州获胜，就可以当选。但是这三个州都是拉锯战。他一会儿在一个州里稍微领先，一会儿杜威又赶过了他。清晨1时45分，布劳内尔又到舞厅来，再一次发表杜威获胜的消息。他为什么这样做，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赢得几声微弱的欢呼。其余的人只是瞪着眼看着他。
清晨4时，特工罗利把总统唤醒，建议他再打开收音机听听。他现在已经以200万票这个惊人数字领先了。H·V·卡尔登邦还在说，他看不出杜鲁门当选有任何可能性。他那声音，杜鲁门到死也忘不了，而且老是向朋友们寻开心地模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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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把衣服穿上，叫特工们驱车把他送回堪萨斯城的缪尔巴赫饭店，因为据他说“看来我们要再待四年了。”他们上午6时到达。倦容满面的记者们都感到纳闷：他究竟上哪里去了，好像刚刚睡过觉的样子。
4时30分，总统的车子从爱克瑟尔西奥温泉的埃尔姆斯饭店开走时，哈格蒂在罗斯福饭店召集记者，说他已和杜威交换过意见。他说：“我们还在战斗。选举结果还在报来，但看来在天明以前我们不会确切知道胜负如何。”35分钟以后他又再次出现。“现在，我们不作任何估计，也不作任何断言。”他说。
黎明后不久，这位筋疲力尽的州长上床睡去了，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已被击败。正当他昏昏入睡时，他的消瘦劳累的助手们知道最后一线希望也已失掉。上午9时30分，杜鲁门以7000票领先，在俄亥俄州获胜。这样他就拿到270张选举人票，足够当选总统。一小时后，杜威睡醒，他才知道他在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也被击败。上午11时14分，他承认失败。杜鲁门总统不但竞选胜利，在选举人团中也取得出色的胜利——票数是304票【田纳西州一个原先拥护杜鲁门的选举人，后来转而支持瑟蒙德。】对189票，另有38票是狄克西党人的。不但如此，国会也与他一道取得胜利。在第80届国会中，共和党是以51席对45席控制了参议院，以246席对188席控制众议院。现在民主党以54席对42席在参院占了优势（比上届多了9席），又以263席对171席在众议院取得优势（比上届多了75席）。保罗·道格拉斯、休伯特·汉弗莱、林登·约翰逊和埃斯蒂斯·凯弗维尔都当选参议员。门南·威廉斯当选为密执安州州长，切斯特·鲍尔斯为康涅狄格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为伊利诺伊州州长。
塔夫脱这时暴跳若狂。“我不管对这件事情怎样解释，”他说。“又把那么粗鄙的小政客送回白宫简直是违反普通常识。”但在其他各处，杜鲁门这样取得胜利，使那些有宿怨的人也为之折服。“对这样一个本已失败但又总不肯低头挨打的人，你只有对他致敬。”极端保守的纽约《太阳报》写道，“杜鲁门先生之所以取胜，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度，仍然是爱戴敢于战斗的人，仍然尊敬那些不屈不挠的人。”这次成功其实不只是个人的胜利。选举后两天，沃尔特·李普曼写道：“杜鲁门先生本人的胜利、国会两院里民主党又成为多数、民主党在这样多的州中取得优势，都证明民主党有巨大生命力，这是罗斯福从1932～1944年领导和发展的党……罗斯福死了，他建立的党还存在，而且无疑还是美国政治上的支配力量。”
选举后第二天，新闻记者和社论撰稿员都互相避开视线。新闻界和向他们提供消息的人都成了全国的笑柄，他们自己也知道。艾尔索普兄弟写道：“职业政治家、民意调查人、政治记者们以及其他自作聪明的人和预言家们，现在能继续以权威姿态谈论问题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怎样烧那老乌鸦。”【烧乌鸦吃是美国俗语，是低头承认错误之意。——译者】当总统和当选副总统回到华盛顿时（杜鲁门这时高举《芝加哥论坛报》的“杜威击败杜鲁门”的通栏大标题），他们受到75万人欢呼，《华盛顿邮报》大楼正面，挂一条横幅“总统先生，你什么时候把老乌鸦端到桌上，我们就吃。”赖斯顿给他自己的报纸《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我们和别的记者们过于缺少联系了，并且我们对民意测验的大量统计数字也过分相信了。”《时代》周刊说，报纸“把报道职责委给民意测验所了”。有几位报纸发行人大怒之下，停订了民意测验报道，民意调查人也低首认罪。盖洛普只是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想起打电话给《文摘》最后一任编辑威尔弗雷德·芬克，请他发表意见。芬克回答说：“不要认为我是恶意的，但我对这件事确实觉得非常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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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密执安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对各种民意测验机构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而盖洛普和罗珀也认真地对自己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各方面结论倒是惊人的一致。密执安大学发现，投杜鲁门票的24105000中，14％，或者说有3374800人是在竞选的最后两周才决定投他票的。盖洛普和罗珀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发现每七个选民中就有一个人（即6927000人）是在选举前最后两星期才决定选谁的。在这些人中，有75％选了杜鲁门（即5195000人），25％选了杜威（即1732000人），相差3463000人。既然杜鲁门在11月2日比杜威多2135000票，结论只能有一个。不管用密执安大学还是用盖洛普－罗珀的数字，都证明大约有330万拿不定主意的人，到了竞选行将结束时才决定了谁胜谁负。正是在这期间，杜威在本能上本来要采用杜鲁门那种不管粗鄙与否、给他致命一击的方式，但由于所有的专家顾问们都认为他不该如此，他也没有这样做。
第十六章 猜疑的年代
在杜鲁门总统离开缪尔巴赫旅馆回到华盛顿之前，他得到通知说不要到白宫去。不是发生什么政变；只是房子不安全。这座美国最著名的住宅有马上倒塌的危险。房主人听了并不觉得惊奇。根据国家档案馆资料，“杜鲁门总统因为觉察到书房的地板震动而感到不安。”其实还不止此。在没有风的时候，东厅的大型吊灯也会叮铛作响。总统用他的医生的听诊器压在墙上，可以听到格格的震裂声。
他早就派人进行检查。从后来情况发展看，可以说是颇为及时。在竞选运动最后那一周，工程师们发现那些1814年被英国人烧焦而又从未更换过的横梁就要塌下来，他们大吃一惊。彩画的天花板，每平方英尺就重达七十磅，已经下垂了六英寸。总统一家刚刚踏出前门，前往独立城，建筑工人就急急忙忙地带着支柱和脚手架从后门赶进去。修缮费用估计要五百四十万元，也许盖一座新楼还会便宜些，但是把白宫拆毁是不可想象的。修好以后，新主人就会有空气调节设备，防火装置和多频道电视线路。而在修复以前，杜鲁门一家只好在斜对面座落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48号的布莱尔宾馆委屈一下了。
“公平施政”就是在布莱尔宾馆诞生的。杜鲁门在担任总统的头三年，只把自己视为罗斯福政治遗嘱的执行者。但是，这时全国已有三分之一的人无虞温饱。经济状况的改变，需要一种新的自由主义，正如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富裕现在已快成为可以实现的现实”，这种自由主义要“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创造财富和实现公平分配上”。甚至在这次选举胜利以前，一群杜鲁门的得力助手，已经在联邦社会保险局局长奥斯卡·尤因在沃德曼公园公寓里，连续几个星期，每星期一晚上举行讨论会，拟定出一个规划。尤因主张搞一个全国医疗计划，不久将使美国医疗协会惊惶失色。【参加者除尤因外，还有克利福德、查尔斯·墨菲、吉拉德·戴维森、戴维·莫尔斯和利昂·凯塞林。】他们的一系列建议的雏型，当初都在总统在“芜菁节”会议期间向国会提出的建议中提到。现在加以发展后，内容包括民权、住房建筑、失业津贴、农业补助、控制通货膨胀等等方面的新措施，对低工资收入者削减三十二亿元的所得税，由联邦政府对学校进行补助，废除塔夫脱－哈特利劳工法。这些措施，加上尤因的医疗照方案，后来便成为肯尼迪的“新边疆”和约翰逊的“伟大的社会”的施政核心。
选举结束以后，杜鲁门在基韦斯特休整了一周，接着就埋头于准备将要发表的国情咨文。这篇咨文后来确是会改变历史进程的。但在1948年最后几周所出现的新设想中，那个后来被认为和杜鲁门名字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却不是在1月5日那个国情咨文中发表的，而是等到又过两周总统就职的演说中发表的。（据克拉克·克利福德后来回忆说，“12月末我们在起草就职演说稿时，我们确实觉得不好办。我们的头头在选举中获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大胜，他和我们大家都认为，到了1月20日他宣誓就职时，他应该有些规摸巨大的、崭新的、吸引人的东西向全国提出来。”向国会提出的咨文论述了国内问题，就职演说就应着眼于国外问题。困难是杜鲁门的对外政策的重大环节已经在希腊、土耳其、柏林和欧洲复兴计划方面体现出来了。于是，克利福德想起“几星期或几个月以前，有一份国务院备忘录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当时在拉丁美洲已经在进行一个小规模的技术援助计划。这份备忘录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计划能不能运用于远东，仿佛欧洲复兴计划。在我记忆中，当时提出这问题，并不认为是完全可行的。”克利福德向总统提出这个计划，总统考虑片刻以后说，“看来可行。我们就采用这个计划吧。如何执行的细节我们以后再制订。”杜鲁门原来己决定在就职典礼时对群众说明：在和别国打交道时，美国作为后盾的将是它对联合国、马歇尔计划和新的北大西洋联盟的信念。除了这三点以外，他现在又加上了一点，就是对落后国家进行技术援助。在最后的演说稿中，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第四，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大胆的新计划，使我们科学进步与工业发展的成就可以用于改善和发展不发达地区。……』
“第四点计划”轰动了世界。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于1949年3月表示赞同这个计划。这在人们心里激起了希望。有了美国的技术，就可以把原始的农业技术进行革命，提高亚洲非洲的生活水准，以及有象田纳西河流管理局那样的办法来驯服它们的江河。“尽管有人批评总统不问情由先开了枪再说”，詹姆斯·赖斯顿在华盛顿写道，“但此间普遍赞同他这个殖民地发展计划。”《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说：“杜鲁门总统把美国的技术用来为世界上那些不够幸运的人们改善处境，打开了英国和全西欧有识之士的眼界。”可以预料，美国国会会有人持有异议而发出不满之声的。迪安·艾奇逊称他们为“原始人”。参议员肯尼思·惠利和乔·马丁就在那里抱怨，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詹纳说这都是厄尔·白劳德出的点子，参议员塔夫脱则提出他想知道钱从那里来呢？
塔夫脱知道的。钱当然只能来自国会。但许多靠着总统选入国会的民主党人，原来却是忘恩负义之辈。共和党和南部的民主党又一次联在一起反对政府。参院中十八个有权力的委员会主席都是来自南部各州，而参院的临时议长、众院议长和两党领袖都是这个联盟的人。第四点计划和它的微不足道的四千五百万美元的拨款，要到1950年6月5日才来到杜鲁门的办公桌上，而且还有很多限制性的条文，正如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大大降低了“在杜鲁门最初提出时所具有的巨大宣传价值”。
大选以后，国外问题特别紧急，都压在杜鲁门身上。马歇尔将军在沃尔特·里德医院切掉一个腰子；他在总统举行就职典礼之前，仍继续担任国务卿，但总统就职时他就辞职。杜鲁门再三考虑继任人选。挑一个密友、一个无籍籍名的官僚或一个捐助大选竞选经费的人都不行。后者如路易斯·约翰逊在3月份就要代替詹姆斯·福雷斯特出任国防部长。但马歇尔的继任者必须是受到各友好使节的尊敬、受到莫斯科尊重和在国会里享有令誉的人物。
在当选后三星期，总统请退职后私人开业当律师的迪安·艾奇逊来。据艾奇逊回忆，他穿过总统府，这座大厦只剩下外墙，那是为了“留为纪念”。接着他就被带进布莱尔宾馆里总统的“小型办公室”。总统请他坐下，接着笑着说：
“听到我就要对你说的话，你还是坐下来好，”他这么开场，接着马上就说，“我想请你回来任国务卿，你愿意吗？”
按照艾奇逊回忆，他当时“瞪目不知所答。”总统建议他回去和妻子商量一下。艾奇逊夫人没意见，她的丈夫就接受了。他在1月21日宣誓就职，成为第五十二任国务卿。可能除了西沃德以外，美国史上他是引起最多争议的国务卿了。
就在一批工人修缮白宫的同时，另外有很多批的工人以美国各大城为中心，在修建新郊区——诸知希伦代尔、加登维尔、诺思伍德、派克维尔、斯通利、贝思斯维尔、德鲁姆卡斯尔、安妮斯利、威尔顿代尔、邓巴顿和塞达克罗夫特等这样的小镇。莱维特镇已成为美国的特色，效法营建这样市镇的数以千计。在芝加哥市外，一群商人又破土动工，建造另一种新型住宅区，叫帕克福雷斯特。他们知道复员军人小有积蓄，工作稳定，迫切需要房子，于是他们先营建出租的“花园公寓”，中间辟个市场中心。然后，在承租人存款增加时，再由他们自己出资增建错层式住宅。结果是居民层层增加，数达三万，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就由市场中心供应，而这些商店，又是这些商人所拥有，住在那里的人知道他们是被剥削的，但也乐于如此。连那里的建筑工人也很眼热，都想捷足先登，成为这些郊区居民。
巴尔的摩城一下子就出现不下于十六个新扩建区。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中一个名为洛克·雷文村的郊区中，小学家长会的主席是第十装甲师的复员军人，名叫斯皮罗·阿格纽。他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居民区房产业主的一个典型。尽管他担任过军官，但他却是个狂热的平等主义者（“叫我特德好了”）。他参加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和基瓦尼俱乐部，颇为活跃。他虽然没有开业，但却是领有执照的律师，这样，当然热中竞选公职，但他的作风是搞新派政治的。当时巴尔的摩市的市长小托马斯·达历山德罗，还是住在小意大利区的房子里，来标榜他的美籍意人的背景。阿格纽本人也出身于市中心外裔聚居区，但他对这点却讳莫如深。他到主教派教堂做礼拜。他最喜爱的音乐家是劳伦斯·韦尔克。他的业余兴趣，都是中产阶级文化：在电视里看巴尔的摩科尔特球队比赛，收听曼托瓦尼的音乐和阅续《读者文摘》喜欢压缩的那类文章。他喜欢一切有条不紊，事事随俗从流。每逢星期六早晨，他就和洛克·雷文村的人们一起给他们的1948型雪佛利车、1949型别克车和奥尔兹莫比尔88型车冲洗上蜡。每逢星期一他就穿上他的双排扣全套衣服——后来又是单排三粒扣的——把他的呢帽方方正正地戴在头上，8点45分准时到达他的施赖伯食品商店办公室工作。9点以后到来的人都听到是这样的。阿格纽经理坚决主张行动要准时、做事要及时、干活要勤快。
如果他和比他大一岁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小威廉·怀特认识的话，他就会引起怀特的职业兴趣的。怀特是《幸福》杂志的撰稿人，他已把阿格纽这类型的人称为“组织人”。他们可能会说工作单调，或者说竞争激烈，但他们是属于公司的——属于他们的职业脐带另一头的不论什么组织的，因为住在这些新郊区的各种人物中，小经理们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类型罢了。此外，还有那些正在医院实习，准备合伙开业的年轻内科医生、牙科实习医生、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在著名律师事务所工作而仅拿薪金的年轻律师、在参谋学校进修的年青有为的少校、大公司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在药物实验室工作的什么哲学博士、在普拉特和惠特尼公司的见习工程师；甚至还有最后能混到一个主教职位的教区牧师。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很意识到他们彼此之间有些共同东西维系着他们的关系。正如有些人所爱说的，他们“都是在一条船上的”。这条“船”会驶到那里，他们是毫无疑问的。在四分之一的世纪内，到了他们出头的时候，他们和其他象他们那徉的人，就会左右全国的社会风尚，成为《时代》周刊后来所称的“指挥的一代”。那时他们就会忙个不了。现在呢，趁还可以享受家庭之乐的时候尽情享受一下家庭之乐，在社交场合和同辈们交际交际，参加新郊区的公共娱乐——比如玩玩坎内斯塔牌戏、乒乓球、中国象棋等。还有，在那个他们所拥护的人竞选总统失败的那一年，悄俏地低声议论一下后来以所谓“金西报告”名闻世界的印第安纳大学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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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的彼得·阿诺的漫画中，有一个十分震骇的妻子放下那份“报告”（《男子的性行为》，八o四页，售价六元五角，1948年销售二十七万五千册以上），抬头问她的丈夫，“金西有没有太太？”有的，而且他们还有三个孩子，都是在他从事这件重要工作之前生下来的。并不是说他在这以前闲着没干活。他对自然分类学的爱好，早在他在新泽西州南奥兰奇市上学的时候就有了。当时他向一家自然杂志投了一篇记述飞禽在雨中的活动情况的文章，这家杂志登了这篇文章。从那时起，他就努力搜集详细资料。在他对印第安纳大学学生某些课外活动发生兴趣之前，和他一起工作的动物学家对他的印象是，他对中美洲东部一种无害的五倍子蚜所进行的大量研究，将使他的名声留传后代。他旅行了八万英里搜集各种标本，他测定、分类、保存了三百五十万个标本，说明他们之间的差异。他透过显微镜观察，记下了每种标本的二十八种不同的测定数据，《下午报》称之为“昆虫学史上的里程碑”。作为一个科学家，他自然是无所偏爱的。每一个五倍子蚜时他来说都是一样；他对它们的活动不作任何评价。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态度对他甚至更有用，而且也使全国为之惊奇。
直到三十年代后期，艾尔弗雷德·金西的生涯，和他的成千成万的同事们完全是一模一样。哈佛大学毕业，入研究院学习、在大学担任年青教员多年，受聘担任教授，还有那些五倍子蚜等等。在布卢明顿的校园里，人们都熟悉这个人物：身材高大，结实粗壮、黄中带红的头发，专心致志的神情。他的耐心和克制，赢得学生的钦佩。一个教授的典型癖好，他无不应有尽有，比如园艺、远足、陶器、古典音乐等等。任何丑闻都碰不到他身上，甚至传不到他的耳边。总之，如有老成持重的教务长要请一位教授讲述婚姻问题，他就是适当不过的人选。毫无疑问，印第安纳大学的教务长从来没有想到他这样的人会引起问题——而且，还使这所大学竟然成为色情作品搜集家朝拜顶礼的圣地。
金西认为，他要对婚姻上发生的困难问题有个初步看法之前，必先掌握关于人类配偶的生物学上的关系的大量材料。他到该大学图书馆去，这使他吃了一惊。无论印第安纳大学或在别处，都没有什么材料可言。令人惊奇的是，男人和女人间的互相了解，远不及他们对五倍子蚜的了解。人类对自己同一性别的成员的性行为也一无所知。因此，当然没可能知道他们自己是否是正常的了。对于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他下定决心，要将情况扭转过来，就是这种决心在他内心燃起的火焰支持着他进行长期的透彻研究，至死方休。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金西夫人说，“自从他研究性行为问题以后，我晚上就几乎没有见到他了。”
他的友人们倒见到他，不过不是在社交场合里。在工作时他是不把他们当作朋友的。他是个客观的研究人员，把他们看作是无数样本中的一种，要进行测定，按其差异进行分类。他在他们身上工作，搞出一套历时两小时半包括三百到五百个问题的基本调查内容。它包括性生活的各个方面。
研究对象有银行家、流浪汉、罪犯、作家、外交官、诗人、拉皮条的、编辑、牧童、牧师、出租汽车司机、出版代理商、医院护理员，闲居的寓公——他们的反应都用密码录下，编档保存，后来还馈入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计算机。到了完成数千人的调查时，金西就有了一个工作班子。除了大学研究基金而外，还有国家科研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助。到关于男子性行为的第一卷材料达到手稿阶段时，金西和他的三个主要调查人员己花了四十个工年的工作量，编纂了一万二千个病例材料。现在，他们又对女子的材料进行分类。第一卷定于1948年1月在书店出售。
从那以后就看腻了关于交换配偶或者关于圣路易斯市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实验室——那里的护士和医生们的妻子以科学的名义，自愿和素不相识的人性交——的书笈的美国人可能会发现，要在性的方面恢复到金西报告以前的单纯无知状态，己不再可能了。十三、四岁的青年和其他的青年低声议论性问题时，不过是互相传播愚昧无知。成年人只会对他们的配偶谈论，而他们也只是以讹传讹。金西向数以千计的婚后夫妇做过调查，他们说他们从未有过性交的经验，对那些妇女进行妇科检查，也证明她们所说属实。有一个金西的调查人员发现，有一千个已婚妇女还是处女，而她们对为什么婚后一直没有子女却不知究竟。（她们的丈夫也同样困惑不解。）对数以百万计的这样的人来说，有关生命的问题，就象尚未考察过的巴西内陆一样，同样是神秘莫测。
对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来说，除了哈夫洛克·埃利斯【埃利斯（1859－1939年）英国心理学家，专研究性行为。——译者】的不足徵信的研究结果而外，就没有其他合格的指导。而在埃利斯的对象中，有三分之一说他们是在父母家中被异性仆人诱奸的，这就说明他的调查对象的社会基础并不广泛。对其他美国人来说，根本就谈不到什么指导问题。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的奥维德时代【奥维德（公元前43－17年）罗马诗人。——译者】的那些什么结婚指南的书籍，都是谬误百出。既然知识贫乏，迷信也就到处流行。也许使人最难理解的是，社会上强有力的机构都认为，宣传这种隐秘的恐惧心理，是它们的神圣职责。教俗领袖们都认为只有把孩子吓到发呆，才有可能指望他（她）们来到祭坛举行婚礼时，还是童男处女。（至于初婚之夜他们怎样克服难以解释的恐怖，就没有提了，而且，这也象其余的事一样，是无法启齿的。）除了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在仓促中毫不解决问题地交代一下而外，大人也就不去管那些神秘害怕的事了。总的感觉有如参加秘密社团的人将要履行入会仪式那样。他们那时如坠五里雾中，自然他们的子孙们也该如此。
所有这一切都是从这一假设出发：这个办法是可行的——那些受过正当教养的男孩于把“自己留给”那些还是“纯沽”——因此新娘穿白纱礼服——的有教养的女孩子。而在婚后，他们都会彼此忠贞不二，白头偕老。搞同性关系的男人，一般称为屁精或有怪癖的，都被认为精神错乱，丧失人性。
但是这时，金西却对美国人透露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
对于金西的报告，没有人能够保持中立的。整袋整袋的邮件送到布卢明顿的古老的动物学大楼二楼那位教授的办公室里。金西立即成了社会最知名的人士之一。他的面目全非的脸部画像，刊登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而使他大吃一惊的是，有些素未谋面的人特别要找他，向他吐露他们的性生活的隐秘——对他们来说，这固然是从来秘而不宣的。但对他说来却不过是重叙千百万人做过的老一套事情而已。四十年代后期，青少年性俱乐部的狂热席卷全国。当这种浪潮波及印第安纳州时，一个记者请金西发表评论。这位动物学家用他讲求实际的态度指出——对那些认为性问题是神圣的人说来，这种态度最使他们恼火——根据他的研究，在印第安纳州，每周有四十五万次私通的行为。他说“因此看到报上报道三、四个青少年有这种事情，我感到毫不惊奇。”1948年12月31日，《纽约时报》报道有些人冒充金西调查人员打电话给一些正派的夫妇，骚扰她们。在金西的统计发表一年以后，人们逐渐怀疑，究竟人间还有没有羞耻事。当《纽约时报》的总机老接到纽约市妇女电话，要求和真正的金西调查人员取得联系，这个问题就更令人疑虑重重了。
关于金西这个调查和人们对它的态度，可说是有些典型美国味道。“从没有哪个民族，对自己是这样好奇的，”克菜德·克拉克洪说，“也没有哪个民族这样愿意把自己作为科学分析对象，或者那样废寝忘食地阅读国外那怕是最轻蔑和最肤浅的评论的……。这个金西调查报告最足以证明美国人认为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是个人与社会进步的杠杆，继续对此有一种近乎幼稚的信仰。”在一代人的二三十年时间里，这些统计数字看来已向全国提出一个挑战；如果促进性欲亢进是时髦的玩意儿，那美国是准备独占鳌头的。1970年，有两本最畅销的非小说读物就告诉读者，怎样根据金西的资料，使自己更能纵欲。真的，到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上一代的人感到性冲动太过是一种罪过，但他们的孩子则反而担心他们性欲是否还不够强烈。路易斯·克罗南伯格写道，“美国还没有来得及摆脱性欲可耻的心理，就一变而认为性欲不足反而可耻。”在尼克松年代，新女性运动的狂热鼓吹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不断论战，究竟妇女们献身事业是使她们男子化，还是使她们得到更多的性满足。双方都认为金西的统计数字是符合事实的。更重要的是，双方都认为性欲得到满足无论对个人甚至对社会都是重要的。
这方面也象其他方面一样，杜鲁门年代和尼克松年代似乎不仅是两代人的不同。在1972年，年青妇女要有人陪同外出，或者男子见青年妇女行近时就轻触帽沿表示礼貌的现象，就会被认为不合时宜，就象1948年你如果在附近的电影院的银幕上看见超短裙和“操他娘的”这些下流话一样。回想起来也奇怪，当诺曼·梅勒那年出版《裸者与死者》时，他要表达士兵的脏话只能自己制造一个新动词“fug”（fugging，fugger，motherfugger等等）。1949年，负责决定《纽约时报》那些广告用词是否宜于刊登的约瑟夫·甘农，一共修改、删节或退回一千四百五十六份广告稿，主要理由是因为他认为它们是诲盗诲淫的。甘农真有遣词造句的天才。他的办法总是把不合适的词删掉。一份宣传女内衣广告，说这种内衣“不甚雅观，但很美丽”，就被改成“巴黎时尚，但美丽绝伦”。一所夜总会的广告稿以“五十个热情似火的女郎，人间尤物”为号召，在甘农的笔下，成了“五十个柔情似水的少女，天仙化人。”穿着内裤展览的模特儿所露出的曲线，给他涂成不男不女的怪样子，使人怀疑究竟还要这些束腰紧裤干什么。在《时报》的修改下，萨利·兰德像片，从锁骨到股骨都裹上了衣服。
对萨利说来，那可是走投无路的日子。她在密尔沃基市跳裸体舞时，不知被女警长杰拉尔丁·桑普森拘留多少次了。警长桑普森作证说，被告在嘉年华会的游艺演出中裤子也不穿，“简直是一丝不挂”。萨利愤怒抗议，说她不名一文，连一条裤子也买不起。由于没有一个保卫公民权利的律师为她辩护，她被判罪送进了牢房。警察褫夺了她的一切，连妇女们不透露年龄的权利也被褫夺了。“对不起，我就是不说”她抗议说，但警察们还是千方百计摸到她的年龄。于是全国报纸都把它登出来了。她原来已四十六岁，生不逢时，造化太早。在西海岸，有个较她年轻的爱好出卖色相的女人，在1946年把名字从诺玛·琼·贝克改为玛丽琳·门罗。她在1948年9月，首次参加拍片后，就被哥伦比亚影片公司解雇。（制片厂认为她“不能演戏”，“声音绷紧，尖声刺耳”、“完全没有自信”和“甚至不能藏拙”。）但诺玛·琼从此就改名玛丽琳·门罗，靠拍摄裸体照片，有了谋生之道，其中最富挑逗性的一幅，还用鲜艳的颜色印制在最畅销的阳茎套的顶端上。【这当然没在《纽约时报》登广告。】但对萨利来说，就此路不通了，在以营利为目的的色情世界中，她已人老色衰。可是，金西却看不出萨利和玛丽琳有什么差别，这不脱他的学者本色。对他来说，她们不过又是两个馈入布卢明顿市那个计算机中的数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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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行为标准都是瞎来胡搞的，”马克·沙利文读了金西报告后批评说，“不论是让孩子们管家，还是美国总统在全国各地出洋相——这都造成了稳妥可靠的传统方式的解体。”他是哈佛大学1900年毕业生，对新政尚且格格不入，更不用说杜鲁门的“公平施政”了。对他这样的人说来，战后的岁月特别不好过。这个时代和过去断然决裂，变化日新月异，移风易俗毫不留情。
要坍下来的不只是白宫而已，素负盛誉的波士顿市的银行中的银行，即布林克银行，给戴着假面具的暴徒劫走了一百万元，声誉大受影响。在泽西市一次选举中，一度势力很大、能左右政局的弗兰克·黑格【弗兰克·黑格于1917年至1947年连任八届泽西市市长。——译者】，被一个提倡社会改革的候选人击败。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医生为了减少一个病入膏肓而痛苦难熬的病人的痛苦，“慈悲杀人”，吃了官司，医务界人士都感到声誉受损。（他后来被宣判无罪）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开始觉得前途崎岖。因为在杜鲁门就职时，载着州长斯特罗姆·瑟蒙德的车行近总统检阅台前，总统觉得有必要转过身来和人谈话，以示对他冷淡。华盛顿市里在总统就职典礼期间坚持种族隔离的旅馆，接到特区民房管理局局长的通知，毫不客气地要他们取消隔离，否则就要被征用。结果他们取消了隔离。在俄克拉荷马州，法院判令州立大学招收一名黑人女学生。接着还有无数这样的例子。美国外交官拉尔夫·本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因为他斡旋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订停战协定。当南部白人农民听到本奇是个黑人时，他们就要伸手拿“黑达科尔”酒瓶解气。
新英格兰北部的农民和南部农民一样，在农村小店内摆龙门阵时，对社会的发展和它的意义，或者毋宁说没有意义，在那里嘟嘴抱怨。纽约在艾德怀德建筑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场。究竟为谁方便？加利福尼亚州在帕洛马山装制成世界最大的望远镜，为了看一眼月亮吗？谁都知道这种事情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社会新风尚盛行，使人们晕头转向。欧洲的炮声刚刚停下来，德国人就在向美国输出塌鼻子的“大众”牌小型汽车了，每辆一千二百八十元。美国妇女现在爱阅读《鉴赏》杂志。她们开始使用“潮汐”牌的皂粉，这是1948年第一次上市的去污剂。但是许多乡村小酒铺的许多墨守成规的人倒赞成不惜一切代价把一个名叫伊登·阿贝兹的青年去掉。他是最早的嬉皮士——你也可以称之为嬉皮士的前身——他是在1948年开始显露头角的。他是个长发齐肩、胡子满面、腼腆害羞、文质彬彬的素食主义者。他用一首名为《大自然的孩子》的歌概括他的人生观。纳特·金·科尔【流行音乐家。——译者】把它编成为这年的流行歌曲：
『从前有个男孩，
他与众不同，神情恍惚……
他的眼光有点羞怯和悲哀。
但他很聪明……他对我说：
“你知道世间最美妙的事
就是爱人和被人爱。”』
1948年艾伦·金斯伯格【五十年代疲塌派诗人。——译者】因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的窗上涂写反犹太人的下流标语；被大学当局开除。不可一世的全国足球联合会突然和全美足球联合会合并，使体育界人士大为惊异。弗兰基·西纳特拉咽喉患病，大量出血，少女们于是转向佩里·科莫和弗兰基·莱恩这两个歌唱家。斯坦·肯顿一曲成名，胜过伍迪·赫尔曼，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爵士乐队领班，可是，有些音乐评论家已经怀疑是否确有所谓即兴音乐，就和他们怀疑是否有所谓摇曳音乐青年一代一样。玛丽·麦卡锡【美现代女作家。——译者】参观了格林威治村后，狠狠地抨击了一下“那些穿着双排钮衣服的衣着整齐的中年爵士乐师，在酒酣耳热之余，为那些也穿着双排钮衣服的衣着整齐的中年的爵士音乐迷狂吹乱奏”。
回顾二十世纪前半叶，布鲁斯·布利文【布鲁斯·布利文（1889－？）当时是斯坦福大学讲师。——译者】认为“美国的道德风气，过去过分乐观，而现在则濒于绝望”。他发现“在本世纪的头四十年”出现“一种趋势，人们开始脱离教会所卫护的那些信仰”。但布利文看错了地方了。上帝也好，象他那样的神也好，已经一跃跳出祭坛的栏杆，走到江湖上去了。1949年，人们在洛杉矶市一个名叫威廉·富兰克林·格雷厄姆撑起的大帐篷附近看到了他。此公年方三十，是北卡罗来纳州一个福音派信徒。信徒们叫他“比利”【威廉的昵称。——译者】。比利·格雷厄姆把三十多万加利福尼亚州人引到他那个设在帐篷里的教坛，使他们其中六千人改了宗，其中包括一个低音歌手、一个牧牛骑士、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和一个职业运动员。
1946年7月4日，菲律宾宣告独立。英国亦已撤出印度和缅甸。1949年荷兰人亦不得不承认印度尼西亚独立。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种政治体制的殖民主义、正在走向消亡。美国是持赞成态度的。从美国立国的过程来看，它不可能不采取这种态度。但是，那些因循守旧的老一代的美国人，因为又少了一个习惯了的老标记，还是感到不安。布莱尔宾馆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紧张关系，已经够使人不安的了。但除此而外有关外事的其他报道，也是令人困惑不解，忐忑不安。关干纳粹罪行的大量报道已使人听腻了。但在本国附近，又有波多黎各一个秘密组织的狂热分子，企图在布莱尔宾馆暗杀总统。尽管哈里·杜鲁门为了力求对情况深入了解不断外出，抛头露面，这个阴谋还是失败了。后来，人们也放下心来。有了无可匹敌的特工机构保护，没有人能杀害总统的。
这些消息大多数美国人是从收音机里收到的。听说过电视的人虽然多，但看过电视的人还是较少。但有些流行广播节目如《鲍斯少校的业余广播》和《电台市政会议》已经转为电视节目了。肯定地说电视需要这些节目。它的小小的七英寸荧光屏已由十二英寸甚至十四英寸屏幕所替代，图像中的所谓“下雪现像”也少了，但观众所看到的节目，没有多少是值得看的。首先是那些摔角运动员，特别是那位五光十色的乔治，他还没在台上出现，他的仆人就先上场。——一个矮小的男人，穿着一套燕尾服，用银盘放着一条有“GG”两宇的毛巾，一条跪下做祈祷时用的毯子，还有各种各样的喷发香水的喷射器，使他的主人不致受对手汗臭的侵袭。开始时总是故意拖长一些时间，使人猜测乔治那晚要穿什么衣服。（“诸位，他今晚要穿黄绿两色！不，是鲜红色！”）这位五光十色的乔治有八十八套缎子服装，又特别喜欢穿貂皮下体护身。汉尼巴尔·孔斯在1949年为《体育》杂志报导这个乔治上场时的情况说：
『一条橙红色的丝围巾在他颈前松松打成领结。他的一簇金黄色的卷发，看上去好象刚在美容院化了四个小时似的。他神态十足地进入会场，轻蔑地朝仆人们笑笑，慢条斯理地把他的乔治式发夹拿下来——都是镀金的闪闪发亮的小发夹——把它们掷给人群。跟着他就摇动他的头发，象一条煞有介事的卷毛狗。』
男摔角手的节目完了，接着就是女子摔角手。她们比男的更恶心——肥得象大母狗，两个乳房就象装满东西的麻袋，阴毛露在大腿上面。她们用刀片剃毛，身上总是有刮破的地方。她们的得意杰作就是把裁判员按在她们胯下，要到他尖声讨饶为止。观众对这点很感兴趣。等到电台老板自己也实在感到噁心以后，就把这些女人打发走了。于是在棒球赛和拳击赛节目之余就又有了新花样——利奥·塞尔泽的滑屣赛。这种比赛简直是无法形容。身材苗条，活泼可爱的少女穿着棍球队的运动服、护盔和四轮滑屣，围成圈子，旋转不停。你撞我，我抓你，诅咒着，流着血，叫喊着，而且，真的是把裁判员按在下面，还用她们的滑屣踢他。据说这样很好玩，接收电视的家庭会看个不厌。表演者中有一个名叫杰里·墨雷，几乎和那位五光十色的乔治一样驰名。可是，体育记者们还是过份吹毛求疵，不肯为他们捧场。1949年，乔治红极一时，收入每年达七万元，红发佬史密斯【即沃尔特·史密斯。体育记者。——译者】在《纽约先驱论坛报》谈及他时说“论漂亮不如格劳乔·马克斯【即朱利叶斯·马克斯。电视和电影喜剧演员马克斯四兄弟之一。——译者】，论演技不如索尼·塔夫茨，论摔角不如康尼·麦克，要说扮演女人的话，普林斯顿三角俱乐部还有好得多的人材呢？”约翰·拉德纳看完了杰里和她那群女伴扭作一团之后，写道“滑屣赛固然是一种体育运动。把人掷出窗外，在喜欢这样搞的人看来也是一种体育运动。”
在大西洋沿海地区中，哥伦比亚特区的电视观众，门肯称之为“呆客”，在每千个居民中占的比例最低，大概是因为在那里别的事情特别多罢！华盛顿这个城市这时已经具备大国首都那种气派了。乔治镇已经修复一新；克利夫兰公园也添了新装。在马萨诸塞大道上或不远的各国大使馆里，欧洲来的厨师们已经开始驰名。在华盛顿周围的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亚历山德里亚、阿林顿、贝塞斯达和切维蔡斯这些郊区，星期五的鸡尾酒会成了成年人的主要消遣。但是共和党人难得露面。在处理较重大的问题时，都是由民主党的自由派定调子，就象过去十六年一样。
在大华盛顿的鸡尾酒会和宴会上，除了政事以外，其他谈话内容，和其他美国大都市的郊区的宴会谈话内容一样，没有多大不同。住在波林饭店或栗子山饭店的客人，开始领略到因公外出花销实报实销的好处，较多的人开始知道，道·琼斯的工业指数已超过了二百二十五大关，而今年通用汽车公司要付四亿四干四百三十七万七千八百八十九元的税款。在华盛顿的麦库姆街上，或者在卡洛拉马广场上，人们对委员会审议中的议案能否通过了解更清楚，而妇女们则可能狂热地议论年轻的特尔福德·泰勒【美国参加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国际法庭的首席法官。——译者】在纽伦堡法庭干得出色异常的工作。但是要到四十年代行将结束的时候，其他城市富裕阶层所热中的东西，有教养的华盛顿人才同样趋之若骛。例如拉塞尔·莱因斯【拉赛尔·莱因斯（1910－？）编辑和作家。——译者】在1949年2月号的《哈泼斯》月刊上把美国人巧妙地分为高眉毛、低眉毛和中眉毛三类【即分为有教养、一般的和无教养的三类。——译者】——这本来是茶余酒后随便说着玩的，后来社会学家却极其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了。喝着马提尼酒的男人们，听到一位挪威人类学家在一百零一天内坐在木筏上横渡太平洋的报导，也蠢蠢欲动，想冒险一试。有些穿着在萨顿市或达拉斯市的高地公园里可以看到的长到腿肚的裙子的妇女们，可能在那里把结婚对象逐个议论，大富豪众议员约翰·肯尼迪名列前茅。（杰奎琳·布维尔里暂时出国去了，她一年前离开瓦萨女子学院去了巴黎大学文理学院。）
电影仍然是主要娱乐方式，谈论的人很多。它正处在盛极衰渐的时期，但是却上映丁一些最优秀的影片，约瑟夫·曼凯维奇的“夏娃”（贝蒂·黛维丝、乔治·桑德斯、安妮·巴克斯特主演）；哈里·科恩的“昨日出生”（朱迪·霍利德、布鲁德里克·克劳福德主演）；卡罗尔·里德的“第三个人”（奥森·韦尔斯，约瑟夫·科顿、特雷弗·霍华德主演）；“正午十二点”（格里戈里·皮克主演）；“落日林荫道”（格洛里亚·斯旺森主演）；“新娘的父亲”（斯本塞·屈莱塞、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米高美公司投资三百二十万元的歌唱片“安妮拿起你的枪”（贝蒂·赫顿主演）和罗伯托·罗塞利尼的“斯托罗姆博利”，它的女主角是著名的英格丽·伯格曼，由于她和罗塞利尼生了个私生子，并且毫不在乎，于是一些天主教团体的人就在戏院外对这部影片进行了抵制。
从下列一系列的背景中就可以对未来的事件有更清晰的认识：四十年代最后那几个月里，《南太平洋》一剧开始上演，后来连续演了四年，共达一千六百九十四场。埃塞尔·默尔曼在纽黑文市开始唱《称我夫人》。T·S·埃利奥特的《鸡尾酒会》，卡森·麦卡勒斯的《结婚的一方》和威廉·英奇的《回来吧，小谢巴》也连续上演、颇为卖座。那年最优秀的歌唱剧是贾恩－卡洛·梅诺蒂的《领事》。评论家们都批评欧内斯特·海明威【海明威（1899－1961），美国著名小说家。——译者】的《过河到树林里去》——有一个人谐音打趣说，这是“过了肋骨到两膝之间去”。至于海明威本人，很快就要成为《纽约人》杂志中莉莲·罗斯的恶毒讽刺的对象。在伦敦，乔治·奥韦尔已病入膏肓。前一年，他那本《1984》终于使他一举成名。现在奥韦尔迷正把他的早期作品：《落魄巴黎和伦敦》、《在缅甸的日子》和《凌空而上》都发掘出来。这位四十年代的著名人物，就要在五十年代的头一个月里逝世了。
那时正在排演中的、后来风靡一时的两出戏剧，即克利斯托弗·弗赖伊【著名英国剧作家。——译者】的《这女子不应处烙刑》和约翰·范德鲁顿的《教会的威力》都是有关女巫的事，那是有趣的巧合，因为美国就要进行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了。但这样难以逆料而又竟然出现的事，并不只限于百老汇的剧院。1949年，通俗歌曲作家也精心泡制一首名为“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中国去”的引人入胜的曲调。它在电台的最新流行歌曲节目中刚取代了另一支流行曲，即赫迪·莱德贝德的“晚安，艾琳”，局势就突然起了变化。由于亚洲大陆所发生的事件，美国人发现，他们不能再到中国去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是美国两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外交失败。华盛顿的女主人们，也和首都其余的人一样，早就知道败局即将来临。但是，甚至她们也不知道后来的追究责任的攻讦会激烈到如此程度。但是，在杜鲁门第二任的头一年中，华盛顿的重要社交宴会，很明显地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味道。大家都有大祸临头的予感；要躲也是躲不了的。怀疑一切的阴霾就要笼罩全城了。
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诸国在国务院新礼堂里在迪安·艾奇逊欣然的主持下签字结盟。与此同时，一个名叫朱德的共产党将军，开始把毛泽东的久经锻炼的百万大军，集结于长江北岸。长江是介于毛和仍忠于蒋介石的国民党的少数南方省份之间的最后的天然屏障。4月24日，朱德的身经百战的战士强渡长江，只遇到象征性的抵抗；蒋已把他最可靠的三十万部队撤退，在上海周围组成后卫防线。到了5月的第一周，朱德巳向上海的门户展开猛攻，而蒋则渡过海峡逃窜台湾，尽量把国民党人员带走。现在对他说来中国已经丢失了。剩下来只有一些过场形式：6月26日国民党炮舰开始封锁中国大陆的港口；9月21日毛宣布红色中国成立【原文如此。——译者】（同一天，西德也宣布成立国家）；12月8日蒋宣告在台北组成新政府。现在世界有了两个中国了。孙逸仙五十年前要建立民主中国的幻想破灭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指望蒋能成为非共产主义世界的东方支柱，现在也成泡影了。
美国的反应是缓慢的。自从1931年9月以来，中国一直在打仗，不是打着这面旗帜，就是打着那面旗帜。自抗日胜利以后，美国报纸经常登载中国共产党的攻势和蒋介石国民党日益瓦解的消息。但是中国幅员广阔，它的地理对美国又是那么陌生，军队又不是机械化。行动缓慢，因此美国人对这样遥远的战争已经不感兴趣。当然，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的，报纸也不时登载毛的照片，夏季行军时光着上身，总是不停地抽烟或嗑瓜子。但战事非常错综复杂，而且对普通读者来说，又远在天涯。他们总认为如果有什么重要发展，政府总会向他们公布的。
它确是公布了。国民党崩溃后，艾奇逊就决定把全部真相向人民透露。1949年8月5日，国务院发表了一份长达一千零五十四页的《白皮书》，承认这个也界最大的国家已落入共产党之手，宣布停止援助国民党中国，并一一列举导致这个悲惨给局的一系列事件的经过。美国三个将军——史迪威、赫尔利和马歇尔——都曾劝说蒋削弱国民党军阀的权力，肃清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和失败情绪，但都徒劳无功。对日战争胜利以来，美国给蒋的援助已超过二十亿元。事实上这一切都是浪费弹药。送给国民党的美国武器，有百分之七十五最后落在毛的手里。艾奇逊的白皮书的导言中，直截了当地说蒋政权力不胜任、贪污腐败，不顾人民疾苦。他说：
『中国内战的不祥结局，非美国政府所能控制，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也是无可避免的。我国在合理的能力范围内已做的和可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这个结局。……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设法左右这些力量，但都没有能做到。』
对于熟知内情的华盛顿人来说，这话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是多余的。但是，美国公众却感到大惑不解。所有这些国民党腐败无能的说法似乎颇为突然。他们所熟悉的中国——那些赛珍殊【赛珍珠（1892－1977）美国在华传教士家庭出身的小说家，著有《大地》等书。——译者】笔下的农民，在大地上过着太平日子——一直是可靠的、民主的、热情的，而更重要的是亲美的。整个世界大战期间，联合国的四大巨头就是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和蒋介石。后来斯大林背信弃义，固然可叹，但也并非出人意料。但这个蒋介石！艾奇逊要遏制共产党侵略的战略似乎破产了。他在自己的《白皮书》中也承认毛的政权或会“有助于苏俄帝国主义的目标。”美国外交官在欧洲所取得的成就，诸如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在亚洲这个灾难事件面前，似乎都被一笔抵消了。
还不止此。8月末，社论作者们还在消化《白皮书》内容，国民党最后一批残部从大陆港口坐帆船撒到台湾时，一架B－29轰炸机从亚洲飞行回来，飞机的飞行实验室带来令人十分惊慌失措的照片。本来B－29轰炸机的常规飞行，其使命是搜集气体应力材料。它的照片本来只有低级技术人员有兴趣。可是，照片冲洗出来以后，却显示出清晰的放射性物质迹象。解释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在俄国某地发生过原子爆炸。这个震动太厉害了。他们过去对美国人说苏联如果能搞成核武器的话，也要在五十年代后期。杜鲁门总统听到这消息时，一再摇头问道“真的么？真的么？”当他知道真有其事时，他沉重地说，“这就是说我们一刻也不能再耽误了。”
杜鲁门等了三个星期才向美国人公布。9月23日，他授权发布简短声明：“我们拿握了证据表明在苏联发生了一次原子爆炸。”在白宫采访的新闻记者一接到声明，就拚命赶去打电话。他们走后，总统就躲起来，估计公众必然有很强烈的反应。他的内阁成员也都悄然避开，只有一个例外，颇为引人注目。艾奇逊本已开始怀疑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患精神病，而约翰逊星期五那天的所作所为似乎也提供了证据。他接见了报界，向他们谈论部队的部署并毫不经意地谈论俄国的原子弹。“我们对这件事要平心静气，不要把事清夸大。”大多数注意影响的编辑，担心社会可能出现歇斯底里，已经在设法压低这个声明的重要性。但这个打击太大，要减少影响是不可能的。在芝加哥的物理学家哈罗德·尤里告诉记者们说，他觉得真是“晴天霹雳。”他说：“一个国家拥有原子弹已经够糟了，要更糟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两个国家同时拥有原子弹。”
现在，政府对总统在前一年竞选时的过火行动要付出代价了。那时共和党人提出的候选人是个正人君子，却被一个职业打手所击败。11月2日以后，他们把社鲁门当时经过的城镇的小报上有关竞选的报道进行研究，发现杜鲁门确是不择手段。现在他们要毫不留情地谴责这一届政府，而这个亚洲危机和美国失却核垄断都是要害问题。人们愈来愈多地听到参议院共和党议员的谴责，说政府“丢了”中国——说蒋的失败，责任在于华盛顿，有些狡猾的叛徒和国外共产党人勾结，使毛获得政权。人们百口一词，说这完全是共产党阴谋，罗斯福在雅尔塔时，活动就开始了。
对坚决反共的卫道士来说，这阴谋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政府中的共产党人问题，在战前就有了，而且他们还有一批忠实支持者。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自从成立以来，在盖洛普民意测验中，一直威信很高。固然，对于什么是共产党人，意见很不一致。对有些人来说，指的是苏联间谍；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指的是缴党费的美国共产党党员，而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政治主张的无数死敌说来，共产主义是一个含混的词，一切社会改革都包括在内。
对第一个定义谁都没有争议。俄国的间谍活动显然就是威协国家安全。在这点上，美国人是团结一致的、而在这个定义上做文章，却只能破坏团结。但是，极端保守主义者【在战后的美国，“极端保守主义”和“右派”的名词，同传统的保守主义毫无关系，就象新左派同战前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毫无关系一样。他们都是不满世界现状的。谁要是为这种人重断定名，只不过是加深混乱而已。因此，作者在这里和在本书各处，不得不采用当时的习惯用法。】赖以为生的，就是对共产主义作含混其词的解释。对他们来说，任何人要把他们青年时代就熟悉的世界改变一下，就是个可疑分子。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能在新政派身上贴上赤党标签，不掉下来，他们就可以一下子把中间偏左的东西全部否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这个忠诚问题就开始出现了。就象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所处理的一切事情一样，所谓《美亚》杂志的案件搞得一团糟。这是一份享有声誉的学术性刊物。1945年初，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研究人员，在翻阅这杂志1月26日那期时，发现其中一篇文章载有一些情报，来源于战略情报局的内部报告，有些还是原文引用。其实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战略情报局也和许多政府机构一样，几乎所有公文一般都盖上“机密”的图章，包括这次在内，这是国务院前一时期对美国驻中国记者所作的无关重要的简况介绍。尽管这样，战略情报局一个横暴的官员突然搜查《美亚》杂志的办公室，又搜出了另一些所谓“机密”材料：如关于若干省份的水稻产量、地面水位、畜牧数字的报告等。但是大陪审团拒绝对任何人起诉，司法部的官司就打不起来。可是那些要把《美亚》杂志案起诉的人们决不会就此罢手的。有人提出这是叛国大罪，而这些保密资料又是有关中国的，从以后来看，这似乎预示凶兆。
那个“无所作为”的第八十届国会对民主党为害之大，当时谁都没有真正认识。共和党控制国会以后，它的头头们策划迸行一些重要的忠诚调查，为数不下三十五次。《美亚》杂志事件搞到舆论沸腾，杜鲁门也为之忐忑不安。1946年末，他指定一个委员会研究可能会出现的对国内安全威胁问题。1947年3月21日，在该委员会的建议下，他发布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制订《联邦雇员忠诚调查方案》。但是，人们还是议论纷纷。国务院没办法，同意众议院的调查人员来检查有关人事档案，这是很失策的。领导调查的人是个共和党人和坚决反共分子，名字颇为引人注目，叫罗伯特·E·李【与美国内战时南部名将同名。——译者】。李把一百零八名过去、现在或未来可能在国务院服务的人的档案带走。档案内容完全未经审查，包括一些没有证据的指控、未经核实的提法，恶意中伤的闲言蜚语和后来证明是伪造的材料等等。有些连材料来源也还没有注明。另一些材料则往往反映罗伯特·李的小组的偏见。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被列为共产党外围组织，一个工会领袖仅仅因为他搞罢工那个厂的厂主提出指控就被列为共产党人。过了一段长时间之后，另一个众院小组又要国务院把李提出的名单根据新的情况补充一下。国务院回答说，原有的一百零八名中，现仍在职的只有五十七人。于是，这份名单和有关卷宗又回到档案架上，不了了之。但是五十七名这个数字，后来又再会有人提到的。
1948年初，众院又有一个委员会向联邦政府要全国标准量具局局长爱德华·康登博士的档案，杜鲁门知道康登受到流言蜚语的中伤，就声称他对共和党这样查根问底感到厌烦透了。3月13日，他指示所有政府机关把人事档案作为绝密材料保管，对国会提出任何要求或传讯都予以拒绝。不顾上下文内容，从档案中抽出个别章节，使政府无从辩白，无形中助长了这种诽谤。这使总统的处境十分难堪。但杜鲁门的指示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现在坚决反共分子既然没有官方材料和他们对证，更加不负责任乱说了。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尼克松就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共产党阴谋之所以层出不穷”，民主党应负其责。民主党领袖人物竭力否认，但是有些民主党后座议员也和共和党一唱一和。2月21日，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约翰·肯尼迪说，在雅尔塔，“重病缠身”的罗斯福听从马歇尔将军和其他参谋长的意见，把千岛群岛和其他战路要地“给了”苏联。他说，政府曾试图迫使蒋介石和毛泽东联合。杜鲁门总统对待蒋夫人，如果不是“轻视”，也是“很冷淡”。国务院由于听信诸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欧文·拉铁摩尔之类的顾问的意见，把美国战时的收获都糟踏掉了。肯尼迪得出结论说，“中国悲剧的经过就是如此，而我们曾为了保护它的自由而战斗过的。美国青年人辛苦得来的果实，却被我们外交家和总统浪费掉了。”
肯尼迪曾一度和坚决反共分子走在一起，这个事实早已被人忘却了，这可能和他后来的历史有关。其他争论中国问题的人则更加有煽动性。旱在1947年10月，前驻法大使威廉·布利特这个坚决反共分子，在《生活》周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报告》，谴责华盛顿官僚们停止向蒋介石提供武器，束缚了蒋的手脚。卢斯报系的报刊在这问题上态度激烈。亨利·卢斯本人生于中国山东省，是一个传教士的儿子。现在他就成为后来所谓“院外援华集团”的一个关键人物。这些人似乎要不顾一切，对国民党极力支持，连他们对美国应有的忠诚也不顾了。1948年9月6日的《生活》周刊声称，雅尔塔会议是姑息政策的“高潮”。不久以后，攻击的水平就越来越低。共和党开始把他们在国会的对手称为“叛国党”的党员——雷伯恩认为这个诽谤出自尼克松，从此对他永远怀恨在心。南达科他州的蒙特要求总统在政府雇员中，把那些“由于有亲苏倾向从而使我们外交政策陷入一片可怕混乱”的人“清查”出来。【在共产党问题上，并始出现一些特有的用语，什么不管这些“共产民主党人”，怎样对嫌疑分子“悉心照料”对“同路人”“宽厚为怀”，也必须把“自由世界的敌人”“清查出来”。正如佐治亚大学的罗伯特·格里菲思所指出的，在麦卡锡成为风云人物之前，佐治亚州的国会议员尤金·考克斯就己就颠覆问题发表庄严声明，说“我手中掌握了……。”而他还不是唯一的一个。】伊利诺州的国会议员哈罗德·维尔德宣称，苏联间谍就象舞毒蛾一样，全国各地比比皆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议员罗伯特·里奇指控迪安·艾奇逊，说他在约瑟夫·斯大林那里领津贴。印第安纳州的詹纳则认为，凡是向蒋介石提出意见、而又不能收到阻遏共产党之效的美国人，几乎都可以据此列之为罪犯。詹纳称马歇尔将军是“卖国贼的头面人物”，“睁着眼睛说谎话”，他和“这伙犯罪的卖国贼和姑息共产党人的人携手合作，在杜鲁门先生和艾奇逊先生不断影响下，至今还继续把美国出卖”。
这些过激的责骂似乎一回比一回厉害。1949年12月，两院的共和党人以压倒多数作出决议说，国务卿已失去全国信任，重新取得信任已经不再可能，应该由总统免职。这时，国会里的民主党人，以为反对党已经走到头了。这份绝无仅有的决议最后送到哈里·杜鲁门的办公室，他立刻把它撕成两半。但这还不算走到了头。他们还没有看到最后的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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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把共和党的坚决反共分子看成是舞台上的歹角。的确，他们中有些人不但表现得活象歹角，而且还一直感到洋洋自得。一个看热闹的人，随便在哪个下午走进参院观众席，就可以听到政府被谴责为“乳臭未干的假自由派”，发出“可怜的号叫”，“把共产党和那些怪人视若神明，”而正是他们把中国出卖成为无神论者的奴隶。至于最厉害的话，则用在“国务院里那些按莫斯科共党路线行事的跳梁小丑”上，他们“喷出克里姆林宫的恶毒诽谤”，而那个“红色教长【原文是Red Dean，当时称同情中国革命的英国坎特伯雷教长为红色教长，艾奇逊的名字是迪安（Dean）与教长一词同音，称之为红色教长，影射其同情苏联。】却在莫斯科主子脚下感激涕零”，在那里“哀鸣”，“啜泣”与“瑟缩”。有些时候，连记者们也怀疑，苏联政治局内的反美言论，是否会象国会大厦里听到的言词那样恶毒。
有些时候，在国会里也听到理智的声音，其中最使人难忘的是当国会联合委员会考虑把戴维·利连撒尔这位杰出的政府官员提名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时，田纳西州的参议员肯尼思·麦凯勒，一个民主党的坚决反共分子，硬说利连撒尔在田纳西流域管现局内包庇过共产党。麦凯勒问他是否在脑袋里也有个苏联革命的样本。这位作证人回答说：
『我脑袋里确实有这么一点，参议员先生。……民主政制的原则之一，就是对这样的人深恶痛绝：这些人不管是用拐弯抹角的方法，或者用含沙封影的方法，把莫须有的东西加在一个人的身上，窃去他最可贵的东西——他的名誉，……。而特别不幸的是，有时这竞然是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的。我认为，如果还是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会弄得四分五裂，全部毁灭。这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但这样的时候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对那些善良的人有鼓舞振奋作用而外，这也没有什么结果。美国的利连撒尔们弄错了，他们以为国内对颠覆活动的恐惧心理，可以用提出证据和诉之理智来加以解决。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可以的话，这个严重问题从一开始就不会出现。这种反共恐怖是病理性的。必须让它发个透，才能停止胡话梦呓。而在此之前，在那些善于利用反共恐怖的人的手上，它就成为一种凶狠势力。参议员塔夫脱谙于此道。他和他的共和党的同伴们的所作所为，他是知道的，而且也知道目的何在。在坚决反共分子们进行了一次口头攻击以后（什么“在我国历史上，克里姆林宫最重要的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国务院内有个亲共集团，他们一有机会就在中国促进共产主义事业”），塔夫脱对记者说话就露骨了，“要把国务院内的共产党人除尽，唯一方法是更换政府首脑”。换句话说，他正在为1952年作准备，到了那时，人民就有机会选举新总统，而罗伯特·A·塔夫脱很有可能获选。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领袖汤姆·科尔曼是塔夫脱的支持者，他说得更明白，“一切归结为一点：我们是不是打算在下次竞选中得胜？”
但是民主党也是想竞选胜利的。哈里·杜鲁门很了解，猜疑的范围愈来愈多。而且，对他来说，还涉及其他重要问题。共和党确是在搞政治上的迫害，但苏联的人民内务委员会倒是从莫斯科派来真正的特务，而作为国家元首，他要对国家的安全保卫负责。杜鲁门是在1945年9月那个晚上以后，就开始怀疑到人民内务委员会在北美洲展开活动的。那晚，一个名叫伊戈·古津科的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武官处的密码员，拿了一大堆可以作为罪证的文件——他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在夜里逃了出来，要求政治避难。加拿大就成立一个委员会审查古津科的文件。它发现了一个分布很广的地下活动组织，有英国和加拿大公民参与，最后牵涉到两名搞“最机密”工作的英国物理学家：艾伦·纳恩·梅博士和克劳斯·富克斯博士。这个间谍网的成员都是一些死心塌地的共产党人，他们参与的计划是要偷盗华盛顿和加拿大盟友共同分享的有关原子武器及其他国防秘密，基本上进行得很为得手。
最初，总统对渥太华间谍组织，还迟迟不知道事关重大。第二年2月，埃德加·胡佛给杜鲁门送来共产党特务伊丽莎白·本特利（前纽约意大利新闻处的雇员）和惠特克·钱伯斯的供词。但这件案件的破获，很难算是联邦调查局的功绩。七年以前，钱伯斯就开始想在政府中找一个人，认真重视他所反映的情况了。而本特利小姐最初想在联邦调查局纽黑文分局自首时，也没有人重视她。后来在布下了暗探的行人道上看见一个苏联间谍塞给她二千元之后，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才相信她的话。她和钱伯斯彼此并不相识，但他们在一点上却有共同之处：这就是他们的供词都极其惊人，使人怀疑他们是否神经错乱。本特利小姐是曾在瓦萨女子学院毕业的中年妇女，她说她担任苏联交通员已有五年之久。她从华盛顿那里得到极密文件，把它们交给在纽约和她联系的俄国联络员，在她指控犯有叛国罪的三十多个前政府雇员中，有劳克林·柯里。他从1939年到1945年担任过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率领过两个代表团到过中国，现在是派克大道一所进出口商行的经理。还有亨利·德克斯特·怀特，他是前财政部部长助理，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理事。还有威廉·雷明顿，他是一个年轻漂亮的达特茅斯大学毕业生，是商务部里步步高升的红人。钱伯斯则提出罗斯福政府中有九名更为显赫的头面人物是共产党员，其中特别是阿尔杰·希斯。他快将离开国务院，去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组织主席了。
杜鲁门也和其他人一祥，听完他们的供词以后，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在加拿大发现的间谍网却使他震动。在那年秋季的中期选举中，几个共和党国会候选人又利用了《美亚》杂志案件的余波，提出对政府怀疑。对此，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于12月4日公布了一份共有九十个组织的名单，宣布司法部认为它们是共产党的外围。接着下一年整整一年中，这名单不断扩大，其中一天——即1948年5月27日——就增加了三十二个。尽管反法西斯主义难民委员会的最初目的只限于捐赠食物和医药给美国的盟国俄国，但谁要是参加过这个组织，就会有人怀疑到他的头上。那些曾“按共党路线办事”的政府官员们就被免职。用当时的话来说，他们被认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分子”。
当时，杜鲁门政府对这种坚决反共运动所作出的最引人注目的支持，看来就是应用1940年的史密斯法【史密斯法于1940年通过。全名为史密斯外籍人员登记法。其内容是凡主张以暴力推翻美国各级政府的，均可判以刑事罪。——译者】，审讯十一名美国共产党领导人。但是，这种反共恐怖的实际情况，是难得见诸报刊的，因为它已经习以为常，就象1932年的失业工人一样。总统第9835号的行政命令，还鼓励了美国人去探听有关同事、朋友、邻居以至亲戚的私事。而且，这种忠城调查是一种极其恶劣的行政手段。联邦调查局于1949年5月22日对从联邦政府领薪的二百万人“逐名审查”，从邮递员到部长都不例外，这样，就开始搜索所谓“不忠诚分子与颠覆分子”。此外，对每年为数五十万的申请参加政府工作的人，该局还要负责弄清他们是否忠诚。谁要是有了“不利的材料”，就会对他进行全面历史审查，有时还会一直追溯到他的童年，由特工们对那些认识他的人或者自称认识他的人，进行问讯，了解他的生活习惯、社会关系和政治信仰。资料搜集了以后，就由地区忠诚委员会进行审议，证据不足就撤消嫌疑，否则就要传审他，作出结论。对下了不忠诚结论的，可以向华盛顿全国忠诚复查委员会上诉，但它的裁决就是最后定论。
有什么可以作为借口，比如说，把一个善良而忠实的邮递员解雇呢？凡是犯有叛国罪、参加过间谍活动、赞成过用暴力推翻政府（哈奇法【哈奇法于1939年通过，1940年修订，禁止除制订政策以外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译者】早已禁止）、泄露公务秘密、或参加了被司法部长定为是搞颠覆阴谋的社团的那些人，就可能接到解雇通知书。至于是否参加过上述活动中任何一项，都无需确实证据；“有相当理由相信”是颠覆活动就够了。审讯的程序是卡夫卡式的【弗朗兹·卡夫卡（1883－1924年）奥地利作家，所反映的世界结合了现实与梦幻，情节荒诞离奇。——译者】。只有当有关单位认为“不会影响安全”时，才会“具体地和完整地”写明控告理由。不然的话，被告人甚至无从知道他究竞是怎样和在那里犯了错误。他要是还有传统的权利来和原告进行对证的话，本来也可以知道的。但现在他连这个权利也没有。按照联邦调查局的方针，透露检举人就会有碍于今后调查，也就危害国家的安全。同样，由联邦调查局开出的而由司法部长公布的各团体名单，也是不容置疑的。这些团体也不能进行辩护说自己无罪。要是一个公务员是其中某个团体的成员——或者，在许多情况下，他仅仅是认识了某个成员——他就被通知免职。这是名副其实的与人交往而株连获罪了。
那些有幸知道了他们为什么被解雇的受害者则会接到一份通知书，以“证据表明”开头，接下去便是下面这样的罪状——这是从当时档案里搞出来的：
『自1943年以来，你曾是xxx的密友，而在我们的档案中，有证据说明他曾对共产党的原则与方针，表露过积极、同情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