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医生问道。
“四百比索。”
“我可听人家说过，它远不止这价钱。”医生说。
“你以前可说过，它值九百比索，”看见医生觉得诧异，上校也跟着说道，“它可是全省最棒的一只斗鸡。”
萨瓦斯对医生说：
“要是放在过去，甚至有人会出一千比索。不过现在可没人敢把一只上好的斗鸡拿出来斗，等他从斗鸡场出来，说不准就被谁一枪打死了。”他又转向上校，故作悲伤地说：“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老兄。”
上校点点头。
“好吧。”他说。
说完跟着萨瓦斯沿着走廊走了。留下医生一个人待在客厅里，被萨瓦斯的老婆拉住，向他请教如何对付“那些突如其来又使人莫名其妙的东西”。上校在办公室里等着，萨瓦斯打开保险柜，往所有衣服兜里塞钱，完了拿出四张钞票地给上校。
“这些是六十比索，老兄，”他说，“到时候鸡卖了咱们再结清。”
上校和医生一起走过码头前的集市，傍晚的清凉使一切似乎都开始复苏。一艘载着甘蔗的驳船正顺流而下。上校觉察到医生一副还是令人费解的无动于中的态度。
“你呢，身体怎么样，医生？”
医生耸了耸肩。
“老样子，”他说，“我想我需要看下医生。”
“冬天了，”上校说，“我肚里像快烂了一样。”
医生用绝非出于职业兴趣的眼光打量着上校，接着又跟坐在他们铺子门前的叙利亚人打了招呼。到了诊所门口，关于卖鸡的事儿，上校终于松口了：
“我是真的没办法了，”他解释说，“我们都快只能用人肉喂那畜生了。”
“唯一吃人肉的畜生，是萨瓦斯，”医生说，“我敢肯定他会九百比索把鸡再转手卖出去。”
“你真这么觉得？”
“我确信，”医生说，“这桩买卖他会做得像他跟市长签那张爱国条约一样漂亮。”
上校不敢相信。“他在那个条约上签字是为了保住他的小命，”他说，“那样他才能留在镇上。”
“那样他才能用半价把那些被镇长赶走的同党们的财产买下来。”医生说。在口袋里没摸到钥匙，他敲了敲门。然后望着一脸难以置信表情的上校。
“别太天真了，”他说，“跟小命相比，萨瓦斯对钱可看重多了。”
当天晚上，妻子就决定去买东西。上校陪她去了叙利亚人的铺子，一路琢磨着医生的话。
“快点去找到那些孩子，跟他们说鸡已经卖了。”妻子对他说，“别让人家最后才希望落空。”
“萨瓦斯回来之前，这鸡都不算卖掉。”上校回说。
上校瞧见阿尔瓦洛在弹子房里玩轮盘赌。星期天的晚上，这地方闷得很，收音机音量开到了最大，让人感觉越发地热。一块很大的黑色油布上画着花花绿绿的数字，桌子中央放了个箱子，点了一盏油灯，上校觉着这有点意思。阿尔瓦洛一直押二十三，却一直输，上校从他肩上盯着轮盘看，九次里十一点出现了四次。
“押十一吧。”他在阿尔瓦洛耳边小声说道，“它出现次数最多。”
阿尔瓦洛看了看桌子，空了一轮没下注。他从口袋里掏出些钱，还有一张纸，把纸从桌子下面递给了上校。
“阿古斯汀写的。”他说。
上校把秘密传单塞进口袋。阿尔瓦洛押了一大笔钱在十一上。
“开始先少押点。”上校说。
“我预感很棒。”阿尔瓦洛说。花花绿绿的轮盘已经转了起来，阿尔瓦洛周围的赌徒们把他们的赌注都移到了十一上。上校感觉到了压力。头一遭，他感受到了赌博的魅力、即令人激动又叫人担心受怕。
结果是五中了。
“真对不住，”上校很不好意思，怀着无法抑制的负罪感看着那把木刮子把阿尔瓦洛的钱都给刮走了，“我真不该多管闲事。”
阿尔瓦洛笑了，没有转头看上校。
“没关系，上校。说不定情场上能得意呢。”
正在演奏曼波舞曲的小号突然停了下来。赌徒们双手高举，四散而去。上校听见自己身后响起了来复枪上膛清晰短促的、令人胆寒的声音。他明白口袋里的秘密传单已经被警察盯上了。他半转过身来，没举起手。然后，有生以来头一次，他见到了打死儿子的凶手，就这么直挺挺地站在他面前，枪顶在他肚子上。是个小个子男人，印第安人模样，皮肤黝黑，喘息声还带着孩子气。上校咬紧牙，用手指拨开枪筒。
“不好意思，借过。”他说。
被两只蝙蝠一样的眼睛盯着，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像是被这双眼睛吞噬，嚼碎，消化，又吐了出来。
“你可以走了，上校。”
上校用不着开窗就知道已经十二月了。在厨房里剁喂给鸡当早饭的水果时，他的骨子里就感觉到了。后来，他打开门，院子里的景象证实了他的预感。那是一个很漂亮的院子，青草，树，还有那间小屋，都像是漂浮在离地一公分的清新空气里。
妻子九点才从床上爬起来。等她进了厨房，上校已经收拾好了屋子，正和孩子们围着鸡坐成一圈聊着天。她不得不绕过他们走到炉子跟前。
“闪开！”她喊道，阴沉地朝鸡瞟了一眼，“我真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该死的畜生。”
上校想从鸡身上看出妻子为什么要发火，可实在看不出来鸡哪里讨厌。它已经准备好接受训练了，它的脖子，覆着紫色羽毛的两条腿，修剪过的冠，都显出一副精瘦干练的模样和无所畏惧的气场。
“你上窗口那瞧瞧，别跟鸡过不去了。”孩子们走了以后上校对妻子说，“如此美好的早晨，叫人真想拍张照片下来。”
她探出窗子看了看，脸上仍旧不为所动。“我想种些玫瑰，”她说着回到炉子跟前。上校把镜子挂在钩子上，准备刮胡子。
“要是你真想种玫瑰，就去种吧。”他说。
他努力使自己的动作和镜子里的男人合拍。
“会被猪吃掉的。”她说。
“也不错啊，”上校说，“吃玫瑰长肥的猪味道肯定很好。”
他在镜子里寻找妻子的身影，留意到她还是那副表情。透过火光看去，她的脸像是用做成炉子的那种泥捏成的一样。他眼睛注视着妻子，手却像过去几十年那样摸索着，继续刮着胡子。妻子想了想，沉默了良久。
“我还是不种了吧。”她说。
“行，”上校说，“那不种就是了。”
他感觉不错。十二月以来，他感觉肚子好受多了。就是那天早上穿上新鞋的时候，他感觉一阵不爽。试了好几次之后，他发现是徒劳的，于是又穿上了漆皮靴。妻子注意到了不寻常。
“新鞋要是你不去穿它，永远不会合脚的。”她说。
“那双鞋像是给瘸子穿的，”上校驳道，“他们就应该卖那些已经穿过一个月的鞋。”
他怀着下午信准来的预感上街去了。由于还没到船靠岸的点儿，他便去了萨瓦斯的办公室里等他。不过那边人却告诉他，星期一之前萨瓦斯是不会回来的。尽管有些出乎意料，上校并没有灰心。“他总要回来的，早晚的事儿。”他一边朝码头走去，一边自言自语道，那时天色很美，一片无暇的清朗。
“要是一年到头都是十二月多好，”他坐在叙利亚人摩西的铺子里，低声说道，“人感觉好极了，就跟明镜一样。”
叙利亚人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把这句话翻译成自己差不多已经忘光了的阿拉伯语。他是一个温和的东方人，一件长衣一直裹到耳朵，皮肤紧绷，动作笨拙得跟个溺水者一样。事实上，似乎他的确刚被人从水里给救上来。
“很久以前是那样的，”他说，“不过要是现在还那样，我估计已经活了八百九十七岁了，你呢？”
“七十五，”上校说，眼睛却已经盯上了邮差。然后才留意到了马戏团。上校看见邮船顶上有一顶帐篷，上面还堆了一些花花绿绿的东西。某个瞬间他甚至丢开了邮差，在其它船顶上找箱子里有没有猛兽，不过并没看见。
“那是马戏团，”他说，“十年来头一回有马戏团来。”
叙利亚人摩西证实了上校的说法，然后用一连串混合夹杂的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告诉了妻子。妻子又从店里头回了几句，摩西自言自语了几句之后，把自己的担忧翻译给上校听：
“把猫藏起来，上校。孩子们会偷去卖给马戏团的。”
上校正准备上前跟踪邮差。
“这马戏团不耍动物。”他说。
“也不行，”叙利亚人说道，“那个走钢丝的人会吃猫，吃了就不会摔断骨头了。”
上校一阵跟着邮差，穿过沿街的商店，从码头到广场。一阵令他颇感意外的喧闹从斗鸡场传来。一个路人跟他聊了几句那只鸡的事儿，那时他才想起来那天正是定的给鸡特训的日子。
他从邮局门口经过，不一会儿，他发现自己已经身处斗技场的热火朝天里了。他看见自己的鸡正站在场地中央，孤零零的，无依无靠，脚趾裹在破布里，两腿哆哆嗦嗦的，看上去有点怯。他的对手是只无精打采的灰毛公鸡。
上校不动声色地看着，接着又是一阵厮打。一阵阵喝彩声中，只见鸡毛、鸡腿、鸡脖子扭作一团。对手被甩出撞在围栏上，转过身来，又冲到场地中央。他的鸡并不进攻，只是抵挡着一次次攻击，每次都落回原地，它的腿已经不抖了。
赫尔曼跳进围栏，抱起那只鸡，向人群致意，响起一阵疯狂的雷鸣般的掌声和尖叫。上校觉察到了狂热的掌声与紧张的比赛之间的不协调，一切看起来像是一场闹剧，连斗鸡们都心甘情愿地掺和进去。
上校带着些许倨傲的好奇神情，环顾了斗鸡场四周。人们兴高采烈地从看台上拥进场内，上校瞧见一张张热情似火的、激动的、神气活现的面孔。全是年轻人，好像全镇的年轻人都在这里。上校恍惚间回到了记忆里的某个角落。于是他跳进围栏，穿过场内拥挤的人群，走到赫尔曼那双平静的眼前。他俩目不转睛地互相看着。
“下午好，上校。”
上校从他手里夺过鸡来。“下午好，”他咕哝道，没再说一句话，因为这畜生浑身热气腾腾，还激烈地搏动着，让他难以招架。他估摸着以前手里还从来没有抱过这么活蹦乱跳的生物。
“你刚才不在家。”赫尔曼一脸不解。
有一阵喝彩声打断了他。上校感到了不安，他又挤出一条路来，谁也不看，被掌声和呐喊声吵得晕晕呼呼地上了街，胳肢窝里夹着那只鸡。
整个镇上的下层百姓都跑来看他，他身后跟着一群小学生。一个大块头黑人在广场的一角卖药，人站在桌子上，脖子里围着条蛇。一大群从码头上回来的人停下了脚步，听他高谈阔论。不过上校抱着鸡从旁边路过时，他们的注意力都转移了过来。上校从来没觉得回家的路这么漫长。
他一点也不后悔。过去十年的动乱，让整个镇子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死气沉沉。那天下午，又是一个没有来信的星期五，人们都苏醒了。上校想起了过去那个年代，他看见自己、妻子还有儿子在伞下看着戏，尽管下雨了戏也没停。他又想起当年他们党的头头，打扮得一丝不苟，在他们家院子里扇扇子、听音乐的场景。他几乎再次感到了腹内那由低音鼓引起的共鸣，令他疼痛不已。
他穿过和码头平行的大街，又见到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当年星期日大选一样。他们都在看马戏团卸船。从一顶帐篷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好像说着和鸡有关的什么话。他继续回家，心事重重，耳边仿佛还能听到杂乱的人声，好像斗鸡场里喝彩声的余音在催他赶路一样。
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他跟孩子们说：“全都回家，谁进来我就揍他。”
他锁上门，径直去了厨房。妻子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卧房里出来。
“他们硬要把它拿走，”她说，呜咽着，“我跟他们说，只要我活着，他们就休想把鸡带出这屋子。”上校把鸡系在炉子脚上，给罐子换了水，听着妻子的哭诉。
“他们说会给咱们收尸的，”她说，“还说这鸡不属于咱们，而是属于整个镇子。”
直到他忙完了鸡的事儿，才转向妻子那张已经扭曲的面孔。他发现，并不令他意外地，那张脸没有让他产生什么同情。
“他们做得对，”他平静地说，在衣服口袋里摸着什么，用深不可测的温柔语气说道，“这鸡不卖了。”
他跟着丈夫进了卧房。他觉得今天丈夫特又人情味，却又捉摸不透，好像在电影屏幕里看他一样。上校从橱柜里翻出一沓钞票，把口袋里的也加上，又数了数，重新放回了柜子里。
“还剩二十九比索还给萨瓦斯，”他说，“等退伍金来了再把剩下的还他。”
“要是不来呢？”妻子问。
“会来的。”
“要是真不来呢？”
“好吧，那就不给他了。”
他在床底下看见了新鞋，用块破布擦了擦鞋底，走到橱柜里找盒子，把鞋放了进去，就像星期天那天晚上买来时一样。她一动也不动。
“把鞋退回去吧，”上校说，“这样可以再还十三比索给他。”
“他们不会要的。”她说。
“他们必须得要，”上校回道，“我只穿了两回。”
“土耳其人可不懂这些，”妻子说。
“他们必须得懂。”
“要是他们真不懂呢？”
“好吧，不懂就不懂吧。”
他们也不吃饭，就上床睡觉了。上校等妻子念完经才关了灯，不过他睡不着。他听见了给电影分级的钟声，然后紧接着——其实是三个钟头以后了，宵禁开始了。妻子沉重的喘息声在寒夜的空气中越发艰难。上校眼睛还睁着，妻子发话了，声音平静而温和：“你还醒着。”
“对。”
“在用理智想想吧，”妻子说，“明天跟萨瓦斯谈谈。”
“星期一前他是不会回来的。”
“那更好，”她说，“那样的话你就有三天可以好好想想怎么跟他说。”
“没什么好想的。”上校说。
令人舒适的凉爽已经代替了十月黏糊糊的空气。上校从珩鸟迁徙的时间里又一次感到十二月已经来了。钟敲两点的时候，他是没睡着。，不过他知道妻子也还醒着。他在吊床里翻了个身。
“你还是睡不着？”妻子说。
“不。”
她想了一会儿。
“咱们是没办法啊，”她说，“你想想，四百比索摞起来得有多少啊？”
“过不了多久，退伍金就要来了。”上校说。
“这话你已经说了十五年了。”
“所以说嘛，”上校说,“不会太久了。”
她沉默了。上校觉得时间似乎停止流动了，直到她再次发话。
“我有种预感，这钱不会来了。”妻子说。
“会的。”
“要是真不会呢？”
上校无言以对。鸡的第一声报晓将他激醒了，不过然后他又沉沉地睡了过去。他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在天上了。妻子还睡着。虽说晚了两个钟头，上校还是按部就班地干完了每天早上的活儿，然后等妻子吃早饭。
妻子醒来之后去一言不发。他们互相道了早安，坐下来默默地吃早饭。上校啜了一口黑咖啡，吃了块奶酪和一块甜卷饼。他整个上午都呆在裁缝店里，下午一点的时候回了家，在一片秋海棠里，看见妻子在修钟。
“该吃午饭了。”他说。
“没午饭可吃。”
他耸了耸肩。他堵上了院墙上的洞，防止孩子们从那儿钻进厨房，等回到走廊上时，午饭已经在桌子上了。
吃午饭的时候，上校明白妻子一直忍着不哭出来，这让他很紧张。他知道妻子的脾气，生来就倔强，四十年代的苦日子甚至让她越发坚强。孩子的死，她甚至没掉一滴眼泪。
他带着责怪的眼神看着她。她紧咬嘴唇，用袖子擦了擦眼睛，继续吃饭。
“你一点也不替人家着想。”她说。
上校不说话。
“任性，固执，一点不通情达理。”她又说道，把叉子和刀子交叉着放在盘子上，但又赶忙迷信地把它们重新放好。“啃了一辈子的土，到头来，你为我还不如为那只鸡考虑的多。”
“那是两码事。”上校说。
“一码事，”妻子说，“你应该明白，我活不了多久了。我得的这病不算病，但是慢慢会要了命的。”
上校直到吃完饭才发话。
“要是医生跟我保证，卖了那只鸡就能治好你的哮喘，我立马卖掉，”他说，“但要是不能，就不卖。”
那天下午，他把鸡带去了斗鸡场。回到家里的时候，妻子似乎又要犯病了。她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头发披在后背上，双臂张开，呼吸时肺里发出哨子一样的声音。她在那儿一直待到傍晚，然后就爬上床，没跟丈夫说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