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邹进/译
据J.S.BERNSTEIN英译本转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上校拧开咖啡罐子的盖子，瞧见里面只剩下一小勺咖啡了。他把锅从火上移开，倒掉半锅水在地上，拿一把小刀在罐子壁上刮，直到仅剩的咖啡末混杂着些许铁锈掉进锅里。
上校怀着自信而又充满天真的期待，靠火炉坐着等锅开，感觉五脏六腑里像有霉菌和毒百合在生根发芽似的。已经十月了。对他来说这又是一个难熬的早晨，尽管他已经熬过许许多多个这样的早晨。内战结束已经快六十年了，上校除了等待，什么也没做。而这十月，就是上校等来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
妻子见他端着咖啡走了进来，便撩起了蚊帐。前一晚她刚犯了哮喘，这会儿正昏昏欲睡，不过她还是坐了起来，接过杯子。
“你的呢？”她问。
“我已经喝了。”上校撒了谎，“罐子里还有一大勺呢。”
这时外面鸣起了丧钟，可上校早忘了葬礼的事。妻子正喝咖啡的当口儿，他把吊床的一端卸了下来，卷到另一端，放在了门后。妻子想起了那个死去的人。
“他是1922年生的，”她说，“正好在咱们儿子后头一个月，4月7号。”
她一边小口啜着咖啡，一边沉重地喘着气，看上去仅仅像是附在佝偻的、僵直的脊柱上的一团苍白。艰难的喘气让她的问话听起来像是肯定的口气。她喝完了咖啡，还在念着那个死去的人。
“在十月份下葬一定是很可怕的事。”她说。但是她丈夫并没在意，他开了窗子，十月的痕迹已经溜进了院子。看着这长势繁盛、翠郁葱茏的花草，地上蚯蚓钻来钻去拱起的小土堆，上校心中却想着，这个不祥的月份还是来了。
“我连骨头里都彻底潮了，”上校说。
“快冬天了，”妻子回说，“从开始下雨我就叮嘱你，睡觉要穿着袜子。”
“这一个星期我可都穿着袜子睡觉的。”上校说。
雨下得不大，却连绵不断。上校宁愿裹在羊毛毯子里，回吊床上躺着，但是持续不断的嘶哑的钟声提醒着他葬礼的事。“又是十月了，”他低语道，走到房间中央才想起来那只鸡还在拴在床腿上。那是一只斗鸡。
把杯子送回厨房以后，上校给堂屋里的那口放在雕花木框里的钟上了发条。跟那间窄得让哮喘病人喘不过来气的卧室相比，堂屋还算宽敞，放着四把摇椅，桌上铺了台布，还放着一只石膏做的小猫。钟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画，画上是一个穿着薄纱的女人在一艘载着玫瑰的小舟上，四周围着几个小丘比特。
给钟上完发条已经七点二十了，他把鸡抱进厨房，拴在炉子脚上，给罐子换了水，又在旁边撒了些玉米。一群小孩从栅栏的破洞钻进来，围坐在鸡旁边，静静地看着它。
“别盯着它看，”上校说，“老这么看，它会疲的。”
孩子们却并不走开，其中一个还拿出口琴吹起了一首流行曲子的旋律。“今天别吹，”上校对他说，“镇上有人死了。”孩子把口琴放进裤子口袋里，上校转身走进卧室换衣服，准备去参加葬礼。
那件白外套由于妻子犯了哮喘还没熨好，所以他只能套上那件结婚来只在隆重场合穿过几次的旧黑色外套。他费了好些劲才从箱子底把它翻出来，拿报纸裹着，为了防止生蛾子还放了几个樟脑丸。平躺在床上，妻子还在想着那个死去的人。
“他这会儿肯定见着阿古斯汀了，”她说，“兴许他根本不会把阿古斯汀死后咱们的处境告诉他的。”
“这会儿说不定他俩在聊斗鸡的事儿呢。”上校回道。
他从箱子里又翻出一把很大的旧伞。这伞是妻子在一次为上校他们党募集经费而举行的摸彩上中来的。那天晚上他们还看了场露天演的戏，即使在下雨，戏也没停。上校、妻子还有当时才八岁的阿古斯汀，挤在这把伞下，一直看到散场。如今阿古斯汀已经不在了，当年光鲜顺滑的缎子伞面也早已被虫蛀了
“你瞧这把马戏团小丑的伞已经成了什么样子了，”上校冒出了一句很久以前就说过的话，在头顶撑开那伞的不可思议的金属骨架，“现在它的唯一用处就是拿来数天上的星星了。”
他笑了，但妻子却并不看这把伞。“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她低声说道，“不过是活着腐烂而已。”她闭上眼睛，想集中精神去琢磨那个死去的人。
上校靠手摸索着刮完了胡子——他已经很长时间缺一面镜子用了，默默地穿好衣服。他的裤子紧紧地贴在腿上，像是一条长衬裤，在脚踝的地方打了个活结，腰间用同样材料的布带穿过缝在那里的两个镀金扣子系住。他不用腰带。旧马尼拉纸颜色的衬衣跟马尼拉纸一样粗糙，上面还钉了个铜扣子，用来系住假领子。可假领子早就坏了，上校索性连领带也不带了。
上校郑重其事地完成每个动作，手上皮肤光亮，紧绷在骨头上，像他脖子上一样有几块亮斑。他先把漆皮靴缝里的泥土刮掉，才穿上。这时，妻子瞧见他跟婚礼那天穿得一样，才发现丈夫已经苍老了许多。
“你打扮得看上去像是去办什么大事似的。”妻子说。
“这次葬礼就是件大事啊，”上校说，“这可是这么多年来咱们头一遭碰到自然死亡的人。”
九点以后天气转好了些。上校正准备出门，妻子却拽住了他的袖子。
“把头发梳了。”她说。
他努力想用骨梳把那头铁灰色的、极硬的头发给捋顺了，不过仍然是徒劳的。
“我一定看起来活像只鹦鹉。”他说。
妻子打量了下他，她觉得不，他一点儿也不像只鹦鹉。他是个干瘦的老人，浑身的硬骨头像是用螺丝和螺帽拧起来的一样，只有他眼里的生气才透露出，他不像是个泡在福尔马林里的人。
“这样看起来还不赖，”她给予了肯定，可丈夫刚要出门的时候，她又补了一句：“问问医生我们究竟可曾在这屋里得罪过他。”
他们住在镇子的角落的一间屋子里，房顶上铺的是棕榈叶子，墙上的石灰已经往下掉了。空气仍然湿漉漉的，但雨已经停了。上校沿着一条小道朝广场走去，两旁的屋子一间挤着一间。从小道出来走上大街的时候，上校忍不住打了一寒噤。一眼望去，镇上开满了花。身穿黑衣的女人们坐在家门口，等着送葬的队伍。
广场上又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台球房的老板从门口看见了上校，张开双臂，大声打招呼：“上校，等等，我借把伞给你。”
上校头也不回地答道：“谢了，我这样挺好。”
葬礼队伍还没从教堂出来。男人们都身着黑衣、系了白色领带，打着伞在门口聊天。其中一个瞧见上校在广场上，正跳过一个个水坑向这边走来。
“快到这底下来，老兄。”他喊道。
他在伞下腾出位子来。
“谢了，老兄。”上校说。
但他并没接受这邀请，进了屋子径直朝死者的母亲走去，向她致哀。他一进门就先闻到了多种花的混合香气，接着就感到一阵热气袭来。上校试图穿过涌向卧室门口的人群，但是不知谁推着他的背，穿过神情漠然的人群，一直把他推到房间的尽头，推到死者那张开的又大又深的鼻孔跟前。
死者的母亲在那儿，摇着大蒲扇，把苍蝇从棺材边上赶走。其它穿着黑衣的女人，凝视着尸体，神情像是望着流水一般。突然不知谁的声音从房间尽头传来，上校挤开一个女人，望着死者母亲的侧脸，把手放在她肩上。
“真让人难过。”他说。
她没有转头，张了张嘴，蹦出一声惨叫来。上校一惊，才发觉自己被颤抖地哭泣着的无形人群推到了尸体跟前。他伸出手想找什么东西扶一下，却够不到墙，墙边上也挤满了人。有个人在他耳边轻声说：“当心点，上校。”他转过头来，却正好跟死人打了个照面。不过上校已经认不出他来了，他已经僵了，看上去跟上校一样窘迫，只不过他裹在白布里，手里还握着一只小号。上校在一片喊叫声中抬起头来，想喘口气，看见合上盖子的棺材正被一颠一颠的朝门口抬去，斜坡上的花被棺材壁碾得粉碎。上校出了一身汗，关节隐隐作痛。过了一会儿，直到雨打得眼睑生疼的，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在街上了。有个人抓住了他的胳膊，说：
“快点儿，老兄，我可等着你呢。”
是萨瓦斯，上校那死去的孩子的教父，也是他们政党唯一一个逃脱了政治迫害并且继续生活在这镇上的领导人。“多谢了，老兄。”上校应了一声，便一言不发的在伞底下走着。乐队在奏起了葬礼进行曲。上校留意到曲子里少了小号声，才第一次无比确定这个死掉的人是真的死了。
“可怜的人啊。”上校喃喃地说。。
萨瓦斯清了清嗓子。他左手撑伞，因为比上校矮的缘故，伞柄几乎提到了头一般高的位置。送葬队离开广场后，他俩开始聊了起来。萨瓦斯把头转向上校，面带忧郁，说：“老兄，那只鸡怎么样了？”
“还是老样子。”上校回道。
这时传来一声大叫：“他们这是想把死人送哪儿去啊？”
上校抬了抬眼，瞧见市长站在营房的阳台上，姿势夸张。他穿着法兰绒睡衣，双颊浮肿，胡子也没刮。乐手们停止了演奏。过了一会儿，上校听见了安赫尔神父对着市长喊叫的声音，透过雨点打在伞上的声音，他隐约听出了他们谈话的内容。
“怎么了？”萨瓦斯问道。
“没怎么，”上校回道，“说是不许葬礼队伍从营房前头经过。”
“我又忘了，”萨瓦斯大声说，“我总是忘记我们还受着战时法令的管呢。”
“但这又不违法啊，”上校说，“不过是一个可怜的死掉的乐手。”
送葬队掉了头。贫民区里，女人们只是目送着队伍路过，默默地咬了咬指甲。但是接着她们冲到街道中央，大声地呼喊着赞颂、感激和不舍之类的话，仿佛躺在棺材里的那人能听见一样。到了墓地，上校觉得一阵难受。萨瓦斯把他推到墙边，给抬棺材的让路，笑着向他转过脸去，却看见一张僵硬的面容。
“怎么了，上校？”萨瓦斯问道。
上校叹了口气：“又是十月了。”
他们沿着原来的路返回，雨已经停了，天空是深邃而浓烈的蓝。雨应该不会再下了，上校想，他感到好受些了，不过仍然垂头丧气的。萨瓦斯打断了他的思绪。
“让医生给你瞧瞧吧。”
“我又没病，”上校说，“ 只是一到十月我肚子里就像有什么东西在动一样。”
萨瓦斯“哦”了一声。他俩在萨瓦斯家门口道了别，一栋新房子，两层楼高，窗户上都装了铁栅栏。上校往家里赶去，急着想脱掉这身礼服。过了一会儿，他又出门买了一罐咖啡，还给鸡买了半磅的玉米。
星期四这天，上校本想在吊床上躺一整天，不过还是爬了起来照看那只鸡。已经连下了好几天的雨了，这周以来，上校老觉着肚子里像是什么植物开了花。他已经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忍受着妻子那患哮喘的肺所发出的呼噜声。不过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雨竟然停了。阿古斯汀过去在裁缝店的伙伴们，和阿古斯汀一样都是斗鸡迷，趁这时候来给鸡做身体检查，它状况不错。
孩子们都走了以后，上校回到卧室和妻子呆在一起。妻子已经好些了。
“他们说什么了？”她问。
“都狂热得很，”上校告诉她，“每个人都在攒钱准备给这只鸡下注呢。”
“我不明白他们能从这只丑八怪身上看出什么玩意儿来，”妻子说，“它对我来说就是个怪物；跟脚相比，它的头也太小了。”
“他们可说它是这片地区最棒的鸡，”上校回道，“差不多值五十比索。”
他确信这个理由足以证明留下这只鸡是正确的决定，这可是他儿子九个月前因为在一场斗鸡比赛时散发传单而被乱枪打死后留下的遗产。“奢侈的幻想啊，”她说，“等这点玉米吃完了，咱们就得拿自己的心肝喂它了。”上校沉思了良久，一边还在橱子里找他的帆布裤子。
“就只剩几个月了，”他说，“我们都知道一月就有斗鸡比赛了，然后我们就能卖个更好的价钱。”
裤子还没熨，妻子把它铺在炉台上，两块烙铁还在炉子上加热。
“这么急着出去要干嘛？”她问。
“取信。”
“我都忘了今天是星期五，”她边说着，边走进了卧室。上校衣服都穿好了，就是没穿裤子。她看了看他的鞋子。
“这双鞋真该扔了，”她说，“还是穿那双漆皮靴子吧。”
上校感到一阵难过。
“这双就像是没爹没娘的孩子穿的，”他抗议道，“每次我穿上它，就觉着自己像是从收容所跑出来的难民一样。”
“我们也是没了儿子的老不死了。”妻子说。
这次，她又成功地说服了上校。上校赶在船拉响汽笛之前就赶到了港口，穿着漆皮靴子，没系腰带的帆布裤子，还有缺了假领子的衬衣，脖子那里只是用铜扣子扣住。他从叙利亚人摩西的商店里看见船靠了岸。游客都登岸了，在船上八个小时一动不动，身子都僵硬了。还是那拨人：一些流动商人，还有之前一个礼拜离开镇子现在又像往常一样如期返回的人。
邮船是最后一个靠岸的。船靠岸的时候，上校感到一阵痛苦的不安。他瞄见了装邮件的袋子，在船顶上，系在烟囱上，还盖着一层油布。十五年的等待让他的直觉越来越敏锐，就像那只鸡让他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一样。船一靠岸，邮差就登上甲板，解开系邮袋的绳子，把邮袋扛在肩上。上校一直盯着他看。
上校跟着他走在街上，那条街跟港口平行，像迷宫一样，到处是陈列着五颜六色商品的商店和铺子。每次上校这样走着，就会感受到并非恐惧却跟恐惧一样难以忍受的满怀期望。医生正好也在邮局等着取报纸。
“大夫，我老婆让我问你，咱们可曾在我屋里得罪过你？”上校打趣道。
他是个年轻的外科医生，一头乌黑亮滑的头发，牙齿整洁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对上校妻子的哮喘病表达了问候。上校详尽地描述了病情，眼睛却一直盯着正把邮件分装到文件袋子里的邮差。他懒洋洋的样子让上校感到一阵恼火。
医生取到了信和一沓报纸。他把医疗广告的小册子放到一边，开始浏览他的信。与此同时，邮差正给在场的人分发信件，上校盯着写着他名字的那个格子，一封蓝边的航空邮件让他紧张起来。
医生撕开报纸的封条，读着头条新闻。上校的眼睛紧盯着那个小格子，等着邮差在它前面停下来。但邮差没有。医生放下报纸，看了看上校，又去看邮差在电报机前面坐下，最后目光又回到上校身上。
“咱们走吧。”医生说。
邮差头也不抬。
“什么也没有，上校。”他说。
上校感到不好意思。
“我没等什么啊，”他撒了谎，转向医生，目光带着孩子气，“没人写信给我。”
他们默默地往回走。医生专心致志地看报纸，上校用他惯常的方式走着，像是一个沿路返回找丢了的硬币的人。一个清朗的下午，广场上的棕榈树摇着最后几片腐败的叶子。他们俩走道医生办公室门口时，天已经暗了。
“有什么新闻么？”上校问。
医生分给他一些报纸。
“谁知道呢，”他说，“检察官过目后才登出来的新闻，想在这字里行间找出什么东西来太难了。”
上校读了几个大标题，都是些国际时事。在最顶上，一篇关于苏伊士运河的报告横跨了四个栏目，而一则讣告则几乎占据了整个第一版。
“大选看来没指望了。”上校说。
“别天真了，上校。”医生说，“我们都老了，没必要等什么救世主。”
上校想把报纸还给医生，不过医生不要。
“带回家去看吧，”他说，“晚上看吧，明儿再还来。”
七点刚过，塔楼的钟声响起，开始给影片分级。安赫尔神父根据每个月邮件里收到的电影分级参考，用这种办法来宣布他对每部电影的道德评定。上校的妻子数着钟声，一共十二下。
“不适合任何人看，”她说：“已经这样子差不多一年了，没一部电影能给人看。”
她放下蚊帐，嘟囔着：“这个世界已经腐烂了。”不过上校没有发表评论。躺下之前，他把那只鸡系在床腿上。他锁上门，在卧室里喷了些杀虫剂，然后把灯放在地上，支起吊床，才躺下开始看报纸。
他按日期顺序读着，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包括广告。十一点的时候，宵禁的号子声响了。半小时以后，上校读完了报纸，打开院子门。外面是深不可测的夜，被蚊子包围着，上校对着墙根撒了泡尿。上校回到卧室的时候，妻子已经醒了。
“没提到这些你们老兵吗？”她问。
“没，”上校说。他关了灯，爬上吊床。“起初他们至少还把新的领了退伍金的人员名单登在上面。但是这五年来，他们就什么也没说过了。”
过了午夜下起雨来。上校睡着了，不过一会儿就又醒了，因为肚子疼。他发现了房顶某个地方漏雨了，把羊毛毯子直裹到耳朵上，他试着在黑暗中找到漏缝。一行冷汗顺着脊背流了下来，他发烧了，感到自己像是在一池胶水的漩涡里打转。有人对他说话，上校恍惚间回到了革命时睡的那张床上，答着话。
“你在跟谁说话？”妻子问道。
“那个伪装成老虎出现在奥雷良诺·布恩蒂亚上校营房里的英国佬。”上校回答说。他烧得厉害，在吊床上翻来翻去。“他叫马尔波鲁公爵”
破晓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弥撒的钟声敲响第二遍的时候，上校从吊床上跳下来，回到了被那只鸡报晓的啼叫所提醒的恍惚的现实中来。他感觉头还是天旋地转的，一阵恶心。他走到院子里，在难以捉摸的飒飒声和冬日难闻的气味里，朝厕所走去。锌皮屋顶的厕所里面，氨气味让空气变得更加稀薄，难以呼吸。上校刚掀开盖子，一群三角形的大苍蝇就从粪坑飞出来。
这其实是错误信号，上校蹲在那没用砂纸磨过的板子上，拉不出来，感到一阵难受。这种憋闷又被消化道里的阵阵隐痛所代替。“毫无疑问，”他嘟囔道，“又是这十月闹的。”又一次，他强装出自信的样子和无所谓的态度，直到肚子里的痛苦平复下来，然后才回到卧室里照看那只鸡。
“昨晚你发烧烧迷糊了。”妻子说。
她刚摆脱发了一个星期的哮喘，开始收拾房间。上校使劲地回忆。
“那不是发烧，”他撒了谎，“只不过又做了个蜘蛛织网的梦而已。”
像之前一样，妻子每次发完病都显得精力十分旺盛。一个上午，她就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她把每样东西都挪了位置，除了钟和那张女孩儿的画像。她如此之瘦削而有力，以至于她穿着布拖鞋和扣子全扣上的黑长裙到处走时，看上去就像有着能穿墙的魔力似的。直到十二点，她终于回复到一个女人的能力和精力的正常水平。躺在床上，就像一片虚无。现在，她正在摆弄几盆西洋蕨和秋海棠，她的身影遍及了整个屋子。“要是阿古斯汀还活着，我准开始唱歌了。”她一面说着，一边搅动着正在锅里翻滚着的这片热带土地上能长出的可吃的一切东西。
“如果你想唱歌，就唱吧，”上校说，“对脾有好处。”
吃完午饭，上校和妻子正在厨房里喝咖啡，医生来了，他推开大门，大喊：
“人都死了？”
上校起身来迎接他。
“看起来是这样的，医生。”上校说着走进堂屋，“我早就说过，你生物钟跟秃鹫是同步的。”
妻子走进卧室，准备接受检查。医生和上校还待在堂屋里，尽管天很热，他那无暇的亚麻外套却透着一股凉爽。妻子说他已经准备好了。医生递给上校一封装着三叠纸的信封，“那是昨儿报纸上没登出来的消息。”说着进了卧室。
上校已猜着了八九分，这是一份关于国家大事概况的油印秘密传单，包括一些关于国内武装抵抗运动现状的消息。看了十年的秘密传单，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新闻月复一月的耸人听闻。医生回到堂屋里的时候，他已经读完了。
“这病人比我还健康些，”医生说，“我要是得了这样的哮喘，准能活上一百岁。”
上校瞪了他一样。他把信封还给医生，一言不发，不过医生不要。
“传下去。”他小声说道。
上校把信封塞进裤子口袋。妻子从卧室里走出来，说：“要是哪天我死了，准拉上你，一起下地狱，医生。”医生无言以对，只龇了龇他那镶了珐琅的牙。他把椅子拖到小桌子旁，从包里拿出一些装着免费样品的罐子来。妻子进了厨房。
“稍等，我去热一下咖啡。”
“不了，非常感谢，”医生说，一面还在处方笺上写着用药剂量。“我可不会给你毒死我的机会。”
她在厨房里笑了起来。医生写完了处方，大声地读着，因为知道没人认得出他的笔迹。上校试图用心去听。妻子从厨房回来的时候，看见了他脸上前天晚上遗留下的疲惫神情。
“今天早上他发烧了，”她指着丈夫说，“差不多两个小时都在胡说八道些关于内战的事。”
上校惊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