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发烧，”他坚称，恢复了冷静，“再说，要是哪天不行了，我就先把自个儿扔垃圾桶里。”
他进了卧室，去找报纸。
“你真客气。”医生说道。
他俩一道朝广场走去。空气干燥得很，路上的柏油都热得开始化了。医生刚道了别，上校压低声音，紧咬着牙，问道：“我们该付你多少钱了，医生？”
“现在不用付，”医生说道，拍了下医生的肩膀，“等那只斗鸡赢了，有大笔账单让你付的。”
上校去了裁缝店，把那些秘密传单送给阿古斯汀的伙伴们。自他的游击队战友们死的死，被流放的被流放，这儿是他唯一的避难所。从那时起，他就成了一个失业者，除了每个星期五等待来信。
午后的暑气里，妻子更鼓足了干劲。坐在一片秋海棠之中的走廊上，紧挨着装破衣服的筐子，她又开始施展她那不用新布料就能缝补衣服的永恒魔力。她把袖子改成领子，后背上的布做成袖口，用五颜六色的碎布拼成完美的方形补丁。院子里的蝉鸣着，夕阳正慢慢隐去，不过她还能透过一片秋海棠看见它。天已经擦黑，上校回来了，她才抬起头来，用手揉揉脖子，活动活动筋骨，说道：
“我脑袋都僵得像木头了了。”
“一直就是啊，”上校说，不过接着他才看见他老婆身上盖满了五颜六色的布条，“你看起来像只喜鹊。”
“给你做件衣服，还真得变成半只喜鹊才行，”她说。她拿出一件用了三块不同颜色布料做成的衬衣，只有领子和袖口颜色一样。“等过狂欢节的时候，你脱下夹克就成。”
六点整的钟声打断了她的话。“主派天使告知玛利亚，”她大声地祈祷着，进了卧室。上校正跟放学后来照看斗鸡的孩子们聊着天，才想起来明天没玉米喂鸡了，接着进了卧室向妻子要钱。
“我估摸只剩五毛钱了，”她说。
她一直把钱包在手帕里，打了结，藏在床垫子下面。这些都是用阿古斯汀的那台缝纫机赚的钱。九个月以来，他们每分钱都精打细算，养活了他俩和斗鸡。现在那手帕里只剩两个二十分的硬币和一个十分的硬币了。
“去买一磅玉米，”妻子说，“剩下的零钱，再把明天的咖啡和四盎司干酪买回来。”
“再买一只金大象放门口，”上校接过话来，“单是玉米就要四毛两分钱了。”
他们沉思了半晌。“那只鸡不过是只畜生，可以让它先熬几天，”妻子先发了话，不过丈夫的神情让她再次沉默了。上校坐在床上，胳膊架在膝盖上，手里的硬币掂得叮当响。“这事由不得我，”他顿了一会儿，又说，“要是我能做主，咱今天晚上就吃炖鸡肉。五十比索一顿饭，吃撑了也值。”他停下来，拍死了脖子上的一只蚊子，然后看着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妻子。
“我担心的是那些可怜的孩子，他们正攒钱呢。”
妻子陷入了沉思，在绕着房间打了一圈杀虫剂。上校觉察到了她的神情恍惚，好像在唤醒这屋子里的灵魂，寻求帮助。最后，她把杀虫剂放搁在印花壁炉架上，糖浆色的眼睛盯着上校的同样是糖浆色的眼睛：
“买玉米吧，”她说，“上帝知道我们能活得下去。”
“这多出来的面包像是变戏法变出来。”此后的一个星期里，每当他们坐下来吃饭，上校总是重复着这句话。靠施展那令人惊叹的缝补手艺，她似乎找到了在没钱时维持家里生计的好办法。十月里，雨又多停了几天，潮湿让人变得昏昏欲睡。古铜色的阳光晒得妻子很舒服，他花了三个下午的时间精心梳理头发。“大弥撒已经开始了，”一天午后，她正用把缺了齿的梳子梳着打了结的一绺头发时，上校说道。第二天午后，她坐在院子里，膝盖上搭了一条白单子，用一把稍微好点儿的梳子把她犯病那时候头发上激增的虱子给摘出来。最后，又用薰衣草泡的水洗了头，干了以后，把头发在头上盘了两圈，用发夹别好。上校一直等着。夜里，他为那只鸡的命运发愁，躺在吊床上好几个钟头睡不着。不过，星期三的时候，孩子们给鸡称了重，状况很好。
那天下午，阿古斯汀的伙伴们走的时候，还在数着那只鸡辉煌胜绩，上校也感觉好了很多。妻子替他剪了头发，“你让我年轻了二十岁，”上校说着用手摸了摸头。妻子也觉得上校说得很对。
“等病好了，我还能把死人救活呢。”她说
不过她的乐观只持续了几个钟头。屋子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拿来当了，除了钟和那幅画。星期四晚上，家徒四壁，妻子开始显得忧心忡忡。
“别担心，”上校安慰她，“明天信就来了。”
第二天早上，他站在医生办公室门口，等邮船来。
“飞机这玩意儿真神奇，”上校说，眼睛却盯着邮包，“他们说坐这玩意儿一晚上就能到欧洲。”
“说得对，”医生说，边拿本画报当扇子扇。上校在一帮等船靠岸后等着上船的人群中，发现了邮差。邮差第一个跳下船，他从船长那结果一个用腊封了口的信封，然后爬上船顶，那邮包绑在两个油桶中间。
“不过那玩意儿也危险，”上校说。他的眼神跟丢了邮差，不过后来又在点心车的那些五颜六色的瓶子中间找到了他。“人类不付出点代价是不会进步的。”
“即使这样，也比坐船保险，”医生说，“在两尺英尺高的天上，都不用管天气。”
“两万英尺，”上校茫然地重复道，不明白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医生越发感兴趣了。他用双手铺平画报，直到它绝对平整。
“这下就平稳了。”他说
不过上校正留心注意着邮差的一举一动，他见他正喝着一瓶粉红色的汽水，左手举着瓶子，右手提着邮包。
“而且，海上还有停泊的船跟夜航的飞机保持联系，”医生接着说，“有这么完备的预防措施，比坐船安全多了。”
上校看了看他。
“当然，”上校说，“肯定像毯子一样平稳。”
邮差径直走向他。上校退了几步，怀着无法克制的焦虑，努力想看出封了口的信封上写的名字。邮差打开邮包，递给医生一叠报纸，才撕开装着私人信件的信封，查了查件数，开始一封一封地念收件人的名字。医生翻开报纸：
“还在登苏伊士运河的事，”他看了下大标题说，“西方国家正在丢地盘。”
上校没看大标题，他正努力对付自己的胃。“自从实行新闻监管，报纸上就只谈欧洲的事了，”他说，“最好把欧洲人送咱们这儿来，把咱们送欧洲去，这样大家就都能知道自己国家发生的事了。”
“对欧洲人来说，南美就是一个长着小胡子的男人，揣只枪，抱把吉他。”医生看报纸看得笑起来，“他们根本不懂。”
邮差把信给了医生，把其余的信塞进邮包，就把它合上了。医生准备开始看信，撕开信封前，他看了看上校。又看了看邮差。
“上校什么也没有？”
上校很害怕。邮差把包甩到肩上，走下站台，头也不回地回道：“没有人写信给上校。”
上校一反常态，没直接回家。他在裁缝店喝了杯咖啡，阿古斯汀的伙伴正在翻报纸。他感觉被骗了。他宁愿在那待到下个星期五，就可不用两手空空的面对妻子了。但是裁缝店打烊的时候，他不得不面对现实了。他老婆正等着他。
“什么也没有？”她问。
“没有。”上校答道。
下个星期五，他又去等船了。于是以后每个星期五，他每次回到家里的时候，手里都没有那封渴望已久的信。“我们已经等够了，”妻子那晚上对他说，“一个得跟牛一样有耐心的人，才能像你一样，等一封信等十五年。”上校爬上吊床准备看报纸。
“得等轮到我们啊，”上校说，“我们的号码是1823。”
“自打我们开始等，那个号码抽奖时都出现过两回了。” 妻子说。
和往常一样，上校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广告也不放过。不过这回他有些心不在焉，看报纸的时候，一直在想着退伍金的事。十九年以前，国会通过了法令，他花了八年时间才证实他的身份，又等了六年才把自己的名字登记到名册上，那是上校收到的最后一封信。
宵禁的号子响过之后，他看完了报纸，走过去准备关灯的时候，才发现妻子还醒着。
“那张剪报还留着不？”
妻子想了想。
“恩，应该和别的文件搁一起了。”
她探出蚊帐，起身从橱子里拿出一只木盒，还有一沓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好、用橡皮筋扎起来的信。她找到了那则广告，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登的，承诺快速办理退伍金事宜。
“我早就劝你换个律师了，不然咱们已经花上钱了，”妻子说道，把剪报递给丈夫，“我们可不能像印第安人那样被他们耍，什么都拿不到，被晾在一边。”
上校看了看这份两年前的剪报，把它塞进了挂在门后的夹克口袋里。
“问题是，换律师是要钱的。”
“用不着，”妻子说得很坚决，“你写张条子，告诉他们等拿到退伍金了，他们想要多少都从里面拿。这是让他们接下这个诉讼的唯一办法了。”
于是星期六下午，上校去见了他的律师，看见他懒洋洋地躺在吊床上。他是个身材魁梧的黑人，上牙床只剩了两颗犬齿。律师把脚伸进一双木拖鞋里，打开了办公室一架自动钢琴上方的窗户，那架钢琴上落满了灰，堆满了从《官报》上剪下来的剪报，糊在旧账本上，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会计公告，剩下的空当也塞满了文件。这架自动钢琴缺了键，就充当起了桌子。律师在一把旋转椅上坐下。上校在说明来意之前，就表明了自己的不安。
“我告诉过你，还要再等些日子，”上校停顿的时候，律师插进来说道。他热得难受，调了下身后的椅子，拿了一本广告册子扇起来。
“我的代理人常给我写信，告诉我别耐不住性子。”
“可十五年了，还来这套，”上校驳道，“这事开始听起来像只阉鸡的故事了。”
律师绘声绘色地给上校说着办事的难处。对他那下垂的屁股来说，那把椅子太窄了。“十五年以前，事儿还好办点，”他说，“那会儿还有全市的老兵协会，两个党的党员都有。”他吸了一口令人窒息的空气，吐出一句像是刚刚发明出来的话：“人多才有力量。”
“不过在这件事上，一点也没有，”上校说道，第一次觉察到一丝孤独，“我所有的战友们都没等来信，就死了。”
律师面不改色。
“只能怪法令通过得太迟了，”他说，“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走运，二十岁就能当上校。再说，当初没算这笔额外的拨款，政府还得调整预算。”
都是老一套，每次上校听他说这些，就默默地心生愤恨。“这不叫施舍，”他说，“也不是救我们一把。我们当年可是为共和国拼了老命的。”律师摊开了手臂。
“是这么回事，上校，”他说，“不过人们总是忘恩负义。”
这话上校也觉得耳熟。自签订尼兰蒂亚条约的第二天，政府答应给两百名革命军军官发放路费补贴和补偿金开始，他就一直在听这句话了。那时驻扎在尼兰蒂亚巨大的木棉树下的革命军，是由一群刚从学校里出来的毛头小伙子组成的。他们在那空等了三个月，然后他们各自想办法回了家，在家里接着等。快六十年过去了，上校依然在等待。
这些往事刺激了上校，他转而呈现出一种超然态度。他把筋骨暴起的手搭在大腿上，低沉地说道：
“那好，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律师等着他说完。
“比如呢？”
“换律师。”
这时一只母鸭子，后头跟着一群小鸭子，闯进了办公室。律师站起身来赶它们出去，“如你所愿，上校。”他说，“就如你所愿好了。如果我能创造奇迹，也不会在这破院子里讨生活了。”
他用木栅栏挡在院门前，回到椅子上。
“我儿子干了一辈子的活，”上校说，“我的房子已经抵押出去了。退伍法令倒成了律师们的终身补贴来源。”
“我可没有，”律师反驳道，“我这儿的每分钱可都花得正当。”
上校对他刚才说的话有些不公正而感到不安。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意思，”他纠正了自己的话，用衬衣袖子擦了擦前额的汗，“天太热了，脑子都热傻了。”
过了一会儿，律师开始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地找上校那份律师委托书。阳光移进了小房间的中央，照在那没打磨过的地板上。徒劳地翻遍每个地方之后，律师一屁股坐在地上，气喘吁吁，最后从自动钢琴底下捡起一卷纸来。
“在这儿了。”
他递给上校一张纸，上面还盖了章。“我还得给我的代理人写信，他们才能把复印件注销掉。”他不说话了。上校甩了甩纸上的灰，把它放进衬衣口袋里。
“自己撕了吧。”律师说。
“不，”上校说，“这可是二十年的记忆。”他还等着律师找下去，律师却停下了，回到吊床前，擦了擦汗，从那里透过闪着微光的空气看着上校。
“那些文件我也要。”上校说。
“哪些？”
“那张证明。”
律师摊开了手。
“那可办不到，上校。”
上校开始警觉起来。担任马孔多地区的革命军的仓库管理员的时候，他曾牵着头驴，驴背上捆了整整两大箱军款，艰难跋涉了六天。抵达尼兰蒂亚的军营时，他拖着已经饿死的驴，半个小时以后，条约签订了。奥雷良诺·布恩蒂亚上校——大西洋沿岸革命军的总军需官给他开了张收据，把他那两箱钱纳入了投降物资清单。
“那些文件的价值不可估量，”上校说，“那里头有一张奥雷良诺上校亲自手写的收据。”
“我知道，”律师说。“但那些文件已经过了不知道几千人的手，几千个办公室，鬼知道现在在国防部哪个部门手里。”
“没有哪个官员会忽略掉这样一份文件，”上校说。
“但过去十五年，官方都换了多少拨人了。”律师说道，“想想看，已经换过七个总统，每个总统至少重组过十次内阁，每个部长至少换过上百次手下的人。”
“但没人会把文件带回家，”上校说，“每个新官都应该在档案里看到过它们。”
律师不耐烦了。
“再说，如果现在把那些文件拿出来，就得等下一拨才能登记上。”
“不要紧，”上校说。
“要等上几百年。”
“不要紧，如果你在等件大事，这点时间不算什么。”
上校把一沓稿纸、钢笔、墨水还有一张吸墨纸放在了堂屋的小桌子上，房门开着，以便有问题的时候可以问妻子。她正在念玫瑰经。
“今天几号了？”
“十月二十七号。”
他写得很认真，握笔的手放在吸墨纸上，为了呼吸顺畅，背挺得很直，就像当初在学校里老师教他的那样。堂屋门窗紧闭，上校开始觉得闷得难受。 一颗汗珠滴在纸上，他用吸墨纸去吸，然后又想去擦掉纸上的晕开的字迹，却搞得一团糟。上校没灰心，打了个星号，又在旁边注道：已授权。然后他把整段通读了一下。
“我什么时候登记在名单上的？”
妻子还在念经，想都不想就说：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号。”
过了一会儿又下起了雨。上校用他那在玛瑙雷公立学校学来的大大的涂鸦式的字体，写满了一整张纸，又写了半张，才签上名字。
他把信念给妻子听。每念一句，妻子都点头表示同意。念完之后，上校把信塞进信封封好，关了灯。
“最好让人帮你用打字机打一遍。”
“不，”上校说，“到处找人帮忙，我已经厌了。”
整整半个小时，上校听着雨打在棕榈叶子上发出的声响。镇子上暴雨泛滥。宵禁的号子响完后，屋子不知哪个地方又漏雨了。
“早就该这么做了，”妻子说，“凡事靠自己最好。”
“什么时候都不算晚，”上校一边说，一边留心漏雨的地方。“等这房子的抵押到期了，事情就解决了。”
“还有两年。”妻子说。
上校开了灯，想找到屋子哪个地方漏了。他把喂鸡的罐子放在下雨接着，回了卧室，身后响起了雨打在空金属罐子上的清脆响声。
“要是他们想从那笔退伍金上分一笔，兴许一月份以前就能办妥这事。”他自信地说，“到时候阿古斯汀的周年也满了，咱们也可以去电影院了。”
妻子淡淡地笑了。“我完全不记得动画片是什么模样了，”她说，“我们那时候放的还是《死者的遗愿》。”
“里面有打斗吗？”
“没看见过，鬼刚要抢那女孩儿的项链，暴风雨就来了。”
伴着雨声，他们都睡着了。上校感到肚子里一阵恶心，但是他没慌。他知道他就要熬过又一个十月。他把自己裹在羊毛毯子里，一会儿就听见了妻子沉重的呼吸声——她已经沉入遥远的梦里了。然后，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上校忽然说起话来。
妻子就醒了。
“你在跟谁说话？”
“没人，”上校说，“我在琢磨，那时候在马孔多会议上我们劝奥雷良诺·布恩蒂亚上校别投降还是对的。自打投降以后，灾难就开始了。”
雨又下了整整一个星期。十一月的第二天，不顾上校的反对，妻子还是给阿古斯汀的坟上了一束花。从墓园回来，妻子又犯了哮喘。又是难熬的一周，比上校庆幸自己活下来的十月那四周还难熬。医生赶来给犯了病的上校的妻子瞧了瞧，大叫着走出屋子：“我要是得了这样的哮喘，准能活到全镇人都入土的那天！”不过他还是私下跟上校谈了谈，制定了一个特殊食谱。
上校也犯了老毛病，他在厕所里挣扎了好几个钟头，直冒冷汗，觉得肚肠全在腐烂，还在一节一节地往下掉。“冬天了，”他耐着性子对自己说，“等雨停了，一切就都好了。”他无比确信，确信能活到信来的那天。
这回轮到他想办法维持家用了。他不得不多次咬着牙求邻居，为了能在他家商店里赊账。“下周就还，”他嘴里头这么说，心里却没什么把握，“有笔钱本来上个星期五就该汇给我的。”妻子从哮喘里缓过来些，在镜中瞧见上校的模样。
“你都瘦得皮包骨了。”她说。
“我正好好养着准备把自个儿卖了呢，”上校说，“有家黑管厂已经要了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