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想那个靠办理退伍金过活的人，”上校撒了谎，“五十年以后等我们都静静地躺在地下六英尺的地方，那个可怜人还得每个星期五苦苦地等他的退休金。”
“真糟糕，”妻子说，“意味着你已经放弃了似的。”她继续吃着玉米糊，可过了片刻，他发现丈夫的心思还飘在千里之外。
“现在，你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好好享用玉米糊。”
“这很好吃，”上校说，“哪来的？”
“鸡那儿，”妻子说，“那些孩子们带来的玉米太多了，所以它决定和我们分享一些。过日子就是这样。”
“对，”上校叹道，“生活是人类发明出来的最好的东西。”
他盯着拴在炉子脚边的鸡，这回它看上去像是另一种动物。妻子也在盯着他看。
“今天下午我不得不用木棍子把孩子们赶出去，”她说，“他们带了一只母鸡想给它配种。”
“这种事不新鲜了，”上校说，“跟以前镇子上发生在奥雷良诺·布恩蒂亚上校身上的是一回事。人们送大姑娘给他，让他们配种。”
她忍不住笑了。鸡在过道里“咯”地叫了起来，像是人在低声交谈。“有些时候，我就觉得这畜生会讲起人话来。”她说。上校又看了她一眼。
“这鸡多重，就值多少金币，”他说。他吸了一口玉米糊，心里算计了一下，“够我们三年生活费。”
“你不能只靠希望活着。”妻子说。
“希望是不能拿来吃，但它能支撑你活下去。”上校回道，“就像我那位老兄萨瓦斯的神奇的药一样。”
整晚上他都没睡好，试图从脑子里抹去那个数字。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妻子端来两盆玉米糊，一言不发地低着头吃完了她的那份。上校觉得他自己都被这坏心情传染了。
“怎么了？”
“没什么，”妻子说。
他意识到这回是轮到她撒谎了。他想安慰几句，但她坚称没什么。
“没什么不对劲的，”她说，“我在想那个人已经死掉两个月了，我还没去见过他家人呢。”
所以那天晚上她去了，上校也跟着去了那个死者的家，然后又被喇叭里传来的音乐所吸引，朝电影院走去。安赫尔神父坐在他办公室门口，盯着入口，看看在他发了十二声戒令后谁还敢走进去看电影。不过炫目的灯光，刺耳的音乐，还有孩子们的尖叫都在那儿跟他作对。其中一个孩子举起木头做的假来复枪威胁上校。
“那只鸡最近如何，上校？”他一本正经地问。
上校举起双手。
“还是老样子。”
一幅花花绿绿的海报盖住了电影院整个门面：午夜少女。少女身着睡袍，还露出一条大腿。上校在附近闲逛了一阵子，直到远处电闪雷鸣才返身去找妻子。
她没呆在死者家里，也没回自己家。上校估摸着离宵禁没多少时间了，偏偏钟却不走了。他等着，觉得暴风雨就要来到镇子上了。他正准备再出门的时候，妻子回来了。
上校把鸡抱进卧房里。妻子换了衣裳，在堂屋喝了些水。这时上校已经给钟上好了发条，等宵禁的号子响给它调校时间。
“你上哪儿去了？”上校问道。
“随便走走，”妻子回道，把杯子放回台子上，也不看上校，直接进了卧房。“想不到雨来得这么急。”上校没搭腔。宵禁的号子响了，他把钟调到十一点，合上罩子，又把椅子搬回原位。他听见妻子又在念玫瑰经了。
“你还没答我的话呢。”上校说。
“什么话？”
“你上哪儿去了？”
“就呆在那儿聊了会儿天，”她说，“我已经好久没上街了。”
上校挂好吊床，给屋子锁了门，喷了些杀虫剂，然后又拿来灯放在地上，才爬上吊床睡下。
“我明白，”他难过地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咱俩互相撒谎了。”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
“我刚是在安赫尔神父那儿，”她说，“拿结婚戒指作抵押，跟他借点钱。”
“他怎么说？”
“拿这么神圣的东西换钱是犯罪。”
她在蚊帐里继续说，“两天前，我试过去把钟卖掉。没人对它感兴趣，因为现在外头卖的都是夜光钟，夜里也能看见时间，还能分期付款。”上校明白，即使四十年一起过日子，一起忍饥挨饿，一起受苦，他还是捉摸不透妻子。他感觉得到，隐藏在他们彼此的爱情里的某些东西，也已经老去了。
“他们也不要那幅画，”她继续说，“几乎每家都有这么一幅画。我连那个土耳其佬的家都去了。”
上校心里一阵苦涩。
“所以现在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家闹饥荒了。”
“我累了，”她说，“男人从来不懂怎么持家。有时候我甚至要把石头放在水里煮，才能不让邻居怀疑我们已经连着很多天都揭不开锅了。”
上校感觉受了侮辱。
“你这是侮辱我。”上校说。
妻子从蚊帐里钻出来，也爬上吊床。“我再也不要在这屋子里装模作样地过日子了，”她说道，因为怒气声音已经哑了，“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日子我受够了。”
上校一动不动。
“二十年过去了，每次大选完了，你都指望他们能兑现承诺给你寄钱来。到头来我们等到的一切，就是一个死掉的儿子。”她继续说道，“什么也没有，儿子也没了。”
上校对这样的责难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们尽到责任了。”
“可二十年来，议会里的那些人每个月都拿一千比索，”妻子驳道，“你看看我们的朋友萨瓦斯，住着两层小楼，可还不够装下他的所有钱。他来镇子的时候，不过是个卖药的，脖子上还缠着条蛇。”
“不过他得了糖尿病，没希望了。”上校说。
“你也快饿死了，”妻子说，“你必须明白，自尊不能当饭吃。”
一道闪电打断了她的话。雷声在街心爆裂开来，传进卧房，像一堆乱石在床底翻滚。妻子赶紧扑进蚊帐找那串念珠。
上校咧开嘴笑了。
“这就是你嚼舌头的报应。”他说，“我一直说，上帝是站在我这头的。”
但实际上他心里十分痛苦。过了一会儿，他熄了灯，陷入黑暗中的沉思，闪电不时把屋子照得亮堂堂的。他想起了马孔多。头十年里，上校一直期待着尼兰蒂亚的诺言能够兑现。直到一天昏昏沉沉的午后，他看见一列灰蒙蒙的黄色火车，满满地载着热得喘不过气来的男人、女人和牲畜，东西甚至堆到了车厢顶上，开进了马孔多。那是香蕉狂热。
一天一夜，整个镇子就被翻了个底朝天。“我要离开，”上校那时说，“我快被香蕉的气味腐蚀了。” 后来，一九零六年六月二十七号，星期三，下午两点十八分，上校搭了返程的火车，离开了马孔多。半个世纪以后，他才明白，自打在尼兰蒂亚投降之后，他的内心从没得到过片刻的安宁。
上校睁开了眼。
“没必要再想它了。”他说。
“说什么呢？”
“那只鸡，”上校说，“明天我就去萨瓦斯那儿，九百比索把它卖了。”
阉割过的畜生的叫声，和萨瓦斯的吼叫连成一片，透过窗户传进办公室。如果他再过十分钟还不来，我立马走，上校再等了俩小时后对自己说。不过他还是又等了二十分钟，就在他正准备拍屁股走人时，萨瓦斯在一群工人的簇拥下进来了。他在上校身边走过了几遭，都没正眼瞧一下。
“你在等我吗，老兄？”
“是的，老兄，”上校说，“不过要是你忙的话，我可以过会儿再来。”
萨瓦斯已经在门的另一边，什么也没听见。
“我待会儿就回来。”他说。
正午的光景，闷得人窒息。街上的光射进办公室，照得里面亮堂堂的。热得百无聊赖，上校不由得闭上了眼睛，立马就梦见了妻子。萨瓦斯的妻子踮着脚走了进来。
“千万别醒，大哥，”她说，“我来把百叶窗拉上，这办公室热得像地狱。”
上校一脸茫然，目光跟着她的身影。关上窗之后，在一片阴影里她说：
“你经常做梦？”
“有时候，”上校回道，不小心睡着了，正觉得怪不好意思，“我老是梦到自己被缠在一张蜘蛛网里。”
“我每晚都做噩梦，”她说，“现在我打心眼里想找出梦里遇见的那些陌生人都是谁。”
她打开了电风扇，“上个星期一个女人出现在我床头，”她继续说，“我问她是谁，她说：‘我是十二年前死在这屋子里的那个女人。’”
“但这屋子两年前才建好。”上校说。
“对，”她说，“那说明死人也会犯错误。”
电风扇低声作响，阴影显得更加昏暗。上校有些不耐烦了，睡意再次来袭，可这啰嗦的女人还在说，从做梦说到转世投胎。他正等一个机会好向她告辞的时候，萨瓦斯和他的领班走了进来。
“你的汤我都热了四遭了。”女人说。
“要是你乐意，热十遍也随你，”萨瓦斯说，“不过现在别来烦我。”
他打开保险柜，递给他的领班一沓钞票，还有一串指令。领班打开百叶窗来数钱。萨瓦斯看见上校在办公室里头，却没有任何表示。他还在跟领班谈话。当两人正准备再次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上校站起了身。萨瓦斯正准备开门，停了下来。
“您有什么事，老兄？”
上校见那领班正盯着他看。
“没什么事，老兄。”他说，“只是想跟你谈谈。”
“不管什么话，有就快说，”萨瓦斯说道，“我一分钟也不能耽搁。”
萨瓦斯的手还放在门把手上，等着上校。上校觉得那是有生以来最为漫长的五分钟，他咬了咬牙。
“就是那只鸡的事儿。”他小声说道。
萨瓦斯开了门，“那只鸡的事儿，”他重复道，笑了笑，把领班推到走廊上，“天都快塌了，我的这位老兄还在惦记那只鸡的事儿。”然后对上校说：
“好吧，老兄。我很快就回来。”
上校一动不动地立在办公室中央，直到再也听不见那两个人走廊里的脚步声。然后他走了出去，在镇上转了转，星期天的午后，一切都像是静止了。裁缝店里一个人也没有。一生的办公室也关门大吉。叙利亚人的铺子里也没人照看。小河平静的像是一块钢板。码头上，一个男人睡在四个油桶上，头上盖了顶帽子防晒。上校确信他是镇子上唯一在动的东西后，回了家。
妻子准备了一桌午饭等他。
“我赊账买了这些，说好明天一早就还。”她解释说。
吃午饭的时候，上校告诉了他过去三个小时他的遭遇。她不耐烦地听着。
“问题就是你太怂，”最后她说，“你那样子就像是去乞求施舍一样。你应该昂着头走到那儿，把他叫到一边，对他说：‘老兄，我决定了，把鸡卖给你。’”
“照你这急性子，人一辈子风一样‘呼’就过去了。”上校说。
她却突然不高兴了。那个早上，她把屋子收拾好，打扮得怪怪的，穿上丈夫的旧鞋子，系了条油布围裙，头上还蒙了块破布，在耳边打了两个结。“你没有哪怕一点生意头脑，”她说，“你去卖东西，应该摆着跟你去买东西一样的表情。”
上校觉着妻子这幅样子很好笑。
“就这样别动，”他笑着打断了她，“你这样子活像给桂格燕麦做广告的那人。”
她把破布从头上拽下来。
“我可是认真的，”她说，“我现在就把鸡带去，我跟你打赌，随你赌什么，我肯定半个钟头以内带着九百比索回来。”
“你想得挺美，”上校说，“再说你这跟斗鸡下注赌钱有什么两样。”
上校费了好一番功夫劝她别去。整个早上，她都在心里盘算着往后三年怎么过日子，而不用每个星期五受那份罪。她给必需品列了张单子，包括给上校买双新鞋。她已经在屋子里给镜子腾出了地方。现在这份计划突然泡了汤，她心情复杂，又羞又愧。
午后，她打了个盹，起来的时候，上校正坐在院子里。
“你打算怎么办？”她问。
“我正想着呢，”上校回道。
“那么问题就解决了。往后五十年，我们就指望那笔钱过了。”
事实上，上校已经决定下午就去把鸡卖掉。他想象着萨瓦斯如何一个人呆在办公室里，在电风扇前面，准备给自己打针。他已经料到会得到什么答复了。
“带上鸡，”走的时候妻子劝他，“让他见着活的，兴许有用。”
上校不肯。她跟着丈夫一直走到大门口，心里又急，觉得没什么戏。
“别怕他办公室里人多，”她说，“你就拽着他胳膊，别让他跑，直到他把九百比索给你。”
“人家还以为我们要打劫呢。”
她却不以为意。
“你得明白，你是鸡的主人。”她态度坚决，“记住是你去帮他的忙。”
“好好好。”
萨瓦斯正跟医生在卧室里。“现在正是时候，”萨瓦斯的老婆对上校说，“医生正准备让他去农庄里待一阵子，星期四以前不会回来的。”上校心里两股力量在打架：一方面他决心要把鸡卖了，另一方面他又想晚去一个小时，不想碰上萨瓦斯。
“我可以再等等。”上校说。
但萨瓦斯的老婆坚持要他进去。她把他领到卧室里，她丈夫正坐在床上，穿着条裤衩，眼睛无神地望着医生。上校在旁边等着。医生给装着病人尿液的试管加热，又闻了闻气味，朝萨瓦斯做了个手势，一切正常。
“真该把他毙了，”医生对上校说，“靠糖尿病来耗死这阔佬，太慢了。”
“你已经尽你所能了，给我打这该死的胰岛素。”萨瓦斯说，扭了扭松弛的屁股，“不过我这硬钉子没那么容易拔。”然后，转过头对上校说：
“进来吧，老兄。下午我去找你，连你帽子都没见着。”
“我又不带帽子，免得见人还得脱下来。”
萨瓦斯开始穿衣服。医生把一支装着血液标本的试管放进上衣口袋，然后开始收拾他的包。上校琢磨他这是准备告辞了。
“如果我是你，我就给这位病人开张十万比索的账单，”上校说，“这样他就不会如此担心他的病了。”
“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不过不是十万，是一百万。”医生说，“人一穷，糖尿病就不用治了。”
“谢谢你的方子。”萨瓦斯说道，努力想把大肚子塞进马裤里，“不过我不会接受的，免得你也当了富翁，遭这份罪。”医生看着自己的包那镀铬的锁上映着自己的牙齿，又看了看表，并没有不耐烦。萨瓦斯，套上靴子，突然转向上校：“嘿，老兄，那只鸡怎么样了？”
上校明白医生正在等他回答。他咬了咬牙：
“老样子，老兄，”他低声说，“我是来把它卖给你的。”
萨瓦斯已经穿好了靴子。
“那好嘛，老兄，”萨瓦斯面无表情地说，“这是你能想到的最明智的做法了。”
“我太老了，玩不了这个了，”上校看着医生高深莫测的面孔，为自己辩解道，“要是年轻个二十岁就不一样了。”
“你一直看起来都像年轻二十岁。”医生回道。
上校缓过气来，等着萨瓦斯再说点什么，但他却没说，穿上一件带拉链的皮夹克，准备走出卧室。
“要是你乐意，我们下个星期再谈谈这桩买卖，老兄。”上校说。
“我刚想这么说来着，”萨瓦斯说，“我能给你找到一个愿意出四百比索的客户，不过我们必须得等到下个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