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彦博传》我见其不逮再稘矣，出《说文》引《虞书》稘三百有六旬。《李密传》敖庾之藏，有时而赐，出《诗》王赫斯怒，郑《笺》：斯音赐，尽也。《新史》尚奇类此。
马总《通历》所载“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王略论》。《略论》五卷，起太昊讫隋，假公子答问。
李翱为史官，请作行状者，指事说实，直载其词。然我朝名公秉笔，亦有误者。欧阳公为《范文正碑》云：“至日大会前殿，上将率百官为太后寿。公上疏，其事遂已。”其后老泉编《太常因革礼》，有已行之明验，质之欧公。公曰：“谏而不从，碑误也。”东坡为《张文定铭》云：“神宗问：‘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时为学士，誓诏封册，皆臣所草。’”李微之考《国史》，誓诏在庆历四年十月，封册在十二月。明年二月，文定始为学士。封册乃宋景文撰。朱文公为《张忠献行状》，其后语门人云：“向只凭钦夫写来事实，后看《光尧实录》，其中多有不相应处。”以三事观之，网罗旧闻，可不审哉？
唐配帝皆一后，唯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开元四年升祔。此失礼之始也。
龙朔改左右散骑常侍曰左右侍极，《职源》误以左史为左侍极，而近世制词多踵其误。
石林序卢鸿一《草堂图》云：“《唐旧史》鸿一，盖二名，与《中岳刘真人碑》所书合。《新史》删去‘一’字，不知何据？当以《旧史》为正。”愚按：南齐张融曰：“昔有鸿飞天首，积远难明，越人以为凫，楚人以为乙。人自楚、越，鸿常一耳。”鸿一之义，取于此。
《考古编》以《通鉴》贞观十三年，房玄龄请解机务，诏断表，为今断来章之祖。愚按：《晋?山涛传》：手诏曰：“便当摄职，令断章表。”此断表之始，非昉于唐也。
韩、柳方驾，而其行殊；元、白齐名，而其操异。管、华、嵇、阮亦然。
唐亦有蔡京，咸通三年，岭南节度使以贪虐诛。京始末，见《云溪友议》。此奸臣名氏之同者。吴有桓彝，晋亦有桓彝，此忠臣名氏之同者。若两曾参，两毛遂，则贤否分矣。两毛遂，见《西京杂记》。员半千诗用之。
颜鲁公为刑部尚书，有举家食粥之帖。盖自元载制禄，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杨绾既相，奏加京官俸。鲁公以绾荐，自湖州召还，意者俸虽加而犹薄欤？
李康《运命论》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大宝箴》用之。
李方玄曰：“沈约年八十，手写簿书。”本杜牧所作《方玄墓志》。本朝建隆诏亦云：“沈约为吏，手写簿书。”愚按：《理道要诀》云：“宋光禄大夫傅隆，年过七十，手写籍书。梁尚书令沈约，位已崇高，议请宝重。”盖误以傅隆为沈约也。
孝宗问周益公云：“唐孙樵读《开元录》，杂报数事，内有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诤，十刻罢。遍检新旧《唐史》及诸书，并不载。”益公奏：《太平御览总目》内，有《开元录》一书。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传耳，容臣博加询访。
萧遘《与其子三儿生日诗》曰：“吾家九叶相，尽继明时出。”《唐史》云：“自瑀逮遘，凡八叶宰相。”此云九叶，《宰相世系表》：梁贞阳侯之后，有邺，相宣宗。
姚崇十事，见《开元升平源》，《通鉴》不取。
王起《广五位图》，《旧史》云《五运图》。
李白上《宣唐鸿猷》一篇，即本传所谓“召见金銮殿，奏颂一篇”者也。今《集》中阙。
绯衣小儿之谣，《朝野佥载》谓裴炎也，而张权舆以谗裴度。
韩文公子昶，虽有金根车之讥，而昶子绾、衮皆擢第，衮为状元，君子之泽远矣。
孔戣为华州刺史，奏罢明州岁贡淡菜蛤蚶之属。见《昌黎集》。元稹为越州，复奏罢之。见《白乐天集》。盖尝罢于元和，而复贡于长庆也。
毕炕，天宝末为广平太守，拒安禄山，城陷覆其家。《唐史》附于父《构传》，盖取韩文公所撰《毕坰志》。然炕之名不书于《忠义传》，故文公谓：广平死节，而子不荷其泽。愚谓：广平之节如此，河北二十四郡，不止一颜平原也，《通鉴》亦不书其事。
广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请斩程元振。于是削元振官爵，放归田里。东坡谓：及其有事且急也，虽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贱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终朝而去其腹心之疾。愚按：《登科记》：伉，乾元元年进士。《翰林院故事》载宝应已后，伉自校书郎充学士，出鄠县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员外，谏议大夫，皆充学士。《新唐史?程元振传》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诏。”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考之，伉是时为学士，非待诏也。伉以博士在禁林，职近而亲，不可谓贱且疏。《唐史》不为伉立传，故详著其事，俾览者知词臣之献替，不独陆贽、李绛也。
东坡谓：学韩退之不至，为皇甫湜；学湜不至，为孙樵。朱新仲曰：“樵乃过湜，如《书何易于》、《襄城驿壁》、《何将军边事》、《复佛寺奏》，皆谨严得史法，有补治道。”
林宝《元和姓纂》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声类集，每韵之内，以大姓为首。邓名世谓：稍能是正数十条，而齐、秦之属，亦所未暇。至鉏丘茅夷，指为复姓，又不胜其谬。郑樵谓：宝不知自姓所由来。
刘允济曰：“班生受金，陈寿求米。”受金事未详。
刘知几领史事，言五不可，曰：“孙盛取嫉权门，王劭见雠贵族。”《文粹》云：“王韶直书，见雠贵族。”“宋王韶之为晋史，序王珣货殖，王廞作乱。珣子弘、廞子华并贵，韶之惧为所陷，深附结徐羡之、傅亮等。”当从《文粹》为王韶。《新史》误以“韶”为“劭”。韶之，弑君之贼也。身为枭獍，而秉史笔，其谁服之？《传》曰：“无瑕可以戮人。”
李晟每战，必锦裘绣帽自表，而晟以胜；宋殷孝祖每战，常以鼓盖自随，而孝祖以败。兵岂有定法哉？
闽俗比中州，化于善也。蔡人过夷貊，化于恶也。
汉党锢以节义，群而不党之君子也。唐朋党以权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汉之君子，受党之名，故其俗清。唐之小人，行党之实，故其俗弊。
奸臣唯恐其君之好学近儒，非独仇士良也。吴张布之排韦昭、盛冲，李宗闵之排郑覃、殷侑，亦士良之术。
杜佑《理道要诀》，朱文公谓：非古是今之书。
魏郑公曰：“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武帝之于汲黯、卫青、公孙弘，明皇之于姚崇、宋璟、李林甫，可见矣。《中庸》之尊贤，必以修身为本。
善言不可离口，善药不可离手。孟诜之言也。《观物外篇》取之。
张文潜云：“节度之强，不起于河北之继袭，而起于节度之有功。”愚考方镇之强，始于仆固怀恩用贼党田承嗣、李怀仙、李宝臣分帅河北，非有功之将也。
司空图《房太尉诗》曰：“物望倾心久，匈渠破胆频。”注谓：禄山初见分镇诏书，拊膺叹曰：“吾不得天下矣！”琯建遣诸王为都统节度，而贺兰进明谗于肃宗。以司空表圣之言观之，则琯建此议，可以破逆胡之胆。《新唐书》采野史稗说，而不载此语，唯程致道著论发扬之。晋以琅邪立江左之业，我宋以康王建中兴之基，琯可谓善谋矣。
《通鉴》：刘蕡不得仕于朝，终于使府御史。《唐鉴》云：“终于柳州司户。”以《新史》考之，当从《唐鉴》。宦人深嫉蕡，诬以罪，贬柳州司户。
颜真卿、郑畋以兴复为己任，倡义讨贼，其志壮矣。真卿权移于贺兰进明，畋见袭于李昌言，功不克就。故才与诚合，斯可以任天下之重。
常衮与礼官议礼，为君斩衰三年。汉文帝权制三十六日，我太宗遗诏亦三十六日。群臣不忍既葬而除，略尽四月。高宗如汉故事，玄宗以来，始变天子丧为二十七日。世多以短丧议汉文帝，而不知二十七日之制，自玄宗始也。
韩偓自书《裴郡君祭文》，首书“甲戌岁，衔书前翰林学士承旨，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昌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韩某”。是岁朱氏篡唐已八年，为乾化四年，犹书唐故官，而不用梁年号。庆历中，诏官其四世孙奕。
仆固怀恩叛唐，李日月为朱泚将，而其母皆知逆顺之理，良心不可泯也。
李光弼与韦陟论战守曰：“辨朝廷之礼，我不如公，若夫军旅，则公不如我。”陟无以应。古者治军，有军礼焉，楚得臣以无礼败，晋文公以有礼胜。礼莫大于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恨以没，盖以礼与军旅为二物也。
《唐鉴》曰：“人君观史，宰相监修，欲其直笔，不亦难乎？房、魏为相，总史事，其父彦谦、长贤，皆得佳传，况不如房、魏者乎？”
独孤及《福州新学碑铭》云：“闽中无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成公，李椅也。在大历八年。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常衮，建中初，为闽人设乡校。李椅在其前。
王福畤为博士，执许敬宗之谥不改，无忝河汾之学矣。
许敬宗谥缪，而更曰恭。陈执中谥荣灵，而更曰恭。二事相类。
武德初，以隋张衡死非其罪，谥曰忠，是奖弑君之贼也。高祖相封德彝，宜其以逆为忠也。汉大纲正，见于戮丁公；唐无三纲，见于赠张衡。
《朝野杂记》曰：“西汉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户口，率以十户为五十二口，可准周之下农夫。唐人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五十八口有奇，可准周之中次。”其说本程沙随。
欧阳子书唐六臣于唐亡之后，贬其恶也；朱子书晋处士于晋亡之后，表其节也。一字之惩劝深矣。
《五代史》：周世宗尝夜读书，见唐元稹《均田图》，叹曰：“此致治之本也。”诏颁其图法，使吏民先习知之，期以一岁，大均天下之田。考之《会要》，世宗见元稹在同州时所上《均田表》，因制素为图，赐诸道。《崔颂传》云：“世宗读唐元稹《均田疏》，命颂写为图，赐近臣，遣使均诸道租赋。”史谓元稹图，误也。《稹集》有《同州奏均田》。《续通历》云：“唐同州刺史元稹奏均租赋，帝览文集而善之，写其辞为图以赐。”
欧阳子之论笃矣，而“不以天参人”之说，或议其失；司马公之学粹矣，而“王霸无异道”之说，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难也。
欧阳子谓：五代礼坏，寒食野祭而焚纸钱。按纸钱，始于开元二十六年，王玙为祠祭使，祈祷或焚纸钱，类巫觋。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汉明帝以后，有上陵之礼，祭邕议以为礼有烦而不可省者。《旧唐书》开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寒食野祭，盖起于此。朱文公谓：汉祭河，用寓龙寓马，以木为之，已是纸钱之渐。唐范传正谓：唯颜鲁公、张司业家祭不用纸钱。本朝钱邓州不烧楮镪，吕南公为文颂之。
《兔园策府》三十卷，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恽，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园名其书。冯道《兔园策》，谓此也。
天子之废置，出于士卒，自唐明宗始也。明宗以此得之，而反尔之报，在其后人。
后唐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刘岳奏罢告身绫轴钱。本朝复纳绫纸钱，淳熙元年始免。
周显德六年，始去符契，专以印章为验。
欧阳子、司马公之贬冯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谓范质欠世宗一死，所以立万世为臣者之训。
唐后主不肯和亲而亡，石晋父事契丹而兴。晋之兴也，乃其所以亡也。桑维翰之兴晋，即所以亡晋也。
朱温之兄全昱，杨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在其家者如此，况天下千万人之心乎！
梁太祖幸河北，至内黄，顾李珽曰：“何谓内黄？”珽曰：“河南有外黄、下黄，故此名内黄。”曰：“外黄、下黄何在？”珽曰：“秦有外黄都尉，今在雍丘。下黄为北齐所废，今在陈留。”按《五代通录》李珽曰：“河南有外黄、小黄。”《汉?地理志》：陈留有外黄、小黄县。《五代史记》改小黄为下黄，误也。当从《通录》。
卷十五 考史
《孟子》曰：“天下可运于掌。”又曰：“以齐王由反手也。”岂儒者之空言哉？自唐肃宗之后，纪纲不立，叛兵逐帅，叛将胁君，习以为常，极于五季。君如逆旅，民坠涂炭。我艺祖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之。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发于圣训，著于令甲，于是上下之分定，朝廷之体尊。数百年陵犯之习，片言而革。至若饿狼馁虎，肉视吾民而咀啖之。艺祖用儒臣为郡守，以收节度之权；选文臣为县令，以去镇将之贪。一诏令之下，而四海之内改视易听。运掌反手之言，于是验矣。
高宗之诏曰：“廷尉，天下之平也。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毁法，游肇不以宣武敕命而曲笔，况可观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刿谓：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为忠之属也，可以一战。不其然乎？布告中外，为吾士师者，各务仁平，济以哀矜。天高听卑，福善祸淫，莫遂尔情，罚及尔身。置此座右，永以为训。”大哉，王言！几于典诰矣。
崔伯易《感山赋》：以皇祐之版书，较景德之图录，虽增田三十四万馀顷，反减赋七十一万馀斛，会计有录，非以增赋也。陈君举奏疏云：“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尝无事，而金银钱帛、粮草杂物七千一百四十八万，计在州郡不会，藏富于州县，所以培护本根也。”
真文忠公言本朝治体，曰：“立国不以力胜仁，理财不以利伤义，御民不以权易信，用人不以才胜德。恩结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馀。”
袁机仲言于孝宗曰：“威权在下，则主势弱，故大臣逐台谏以蔽人主之聪明；威权在上，则主势强，故大臣结台谏以遏天下之公议。”机仲之言未尽也。台谏为宰相私人，权在下则助其搏噬，以张其威；权在上则共为蔽蒙，以掩其奸。刘时可应起。谓：台谏之议论，庙堂之风旨，颇或参同。夹袋之欲汰，白简之所收，率多暗合，此犹婉而言之也。开庆初，边事孔棘，御史有疏云：“虏虽强，而必亡之势已见。”咸淳初，召洪君畴长台端，御史自造谤诗，以尼其来，罔上诬善。至此，岂但参同暗合而已哉！是以天子之耳目，勿用憸人，其惟端士。
汉高帝三章之约，我艺祖陈桥之誓，所谓若时雨降，民大悦者也。
周益公云：“《续通鉴长编》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记》之偏，王定国《甲申录》之妄，咸有取焉。然李微之《旧闻证误》“执政不坐奏事”，以王定国《闻见录》为证，与王沂公《笔录》不同。修《长编》时，未见定国书，故专用《笔录》，然则《长编》所采摭，犹有遗也。
晁景迂谓：今赋役，几十倍于汉。林勋谓：租增唐七倍，又加夏税钱，通计无虑十倍。李微之谓：布缕之征三，谷粟之征三，力役之征四，盖用其十矣。
止斋谓：本朝名节，自范文正公。议论文章，自欧阳子。道学，自周子。三君子皆萃于东南，殆有天意。
《两朝国史》非寇准而是丁谓，托之神宗圣训，盖蒲宗孟之笔也。王允谓不可令佞臣执笔，谅哉！
绍兴重修《哲宗实录》，独元祐八年事，皆无存者，至参取《玉牒》、《日历》诸书以足之，仅得成书。中兴后事，绍兴八年至二十五年最为疏略。鹤山谓：小人为不善，于传世诒后之书，必遏绝之，自唐许、李至近世，莫不然。
李常宁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坏之而有馀。”元祐中对策。刘行简曰：“天下之治，众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败之而有馀。”绍兴中奏疏。皆至论也。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礼。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讲郊礼。真宗东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后，三岁一郊为定制。
《元城语录》艺祖造薰笼事，周益公谓：误以元丰后官制，为艺祖时官制。
吕正献公书坐右曰：“不善加己，直为受之。”本后汉张霸戒子之语。吕居仁《杂录》曰：“少年毋轻议人，毋轻说事。”本魏李秉《家诫》。
吕氏《童蒙训》云：“前辈有《编类国朝名臣行状墓志》，取其行事之善者，别录出之，以自警戒。亦乐取诸人以为善之义。朱文公亦云：“籍溪胡先生教诸生于功课馀暇，以片纸书古人懿行，或诗文铭赞之有补于人者，粘置壁间，俾往来诵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为法。
周元公生于道州，二程子生于明道元二间，天所以续斯道之绪也。
元祐之党，刘元城谓止七十八人，后来附益者非也。庆元之党，黄勉斋谓本非党者甚多，群小欲挤之，借此以为名耳。
欧阳公为《周君墓表》云：“笃行君子，孝于其亲，友于其兄弟。”而《集》缺其名与字。周益公考之《舂陵志》，乃周尧卿，字子俞。《东都事略》有传，其行事与墓表合，而字子馀。未知《事略》据何书而立传也。”荆公为《征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杜婴、徐仲坚，而征君之名字，《集》亦缺焉。三人皆居真之扬子，当求郡志而补之。二表皆载于《文鉴》。
宗庙乐有舞。建隆初，窦俨定太庙四舞，僖祖曰《大善》，顺祖曰《大宁》，翼祖曰《大顺》，宣祖曰《大庆》。列圣皆以“大”为名。中兴后，自僖祖基命，至钦宗端庆，以原庙殿名为舞名，礼官之失也。
《长编》宣和五年，求石晋故疆，不思营、平、滦三州，乃刘仁恭遗虏，虏不肯割。按《五代史》，刘仁恭无割地遗虏之事。《四夷附录》云：“契丹当庄宗、明宗时，攻陷营、平二州。”唐无滦州。《武经总要》：石晋割赂燕蓟易定帅王都，驱其民入契丹，因以乌滦河为名以居之。按贾耽说，西北渡滦河，至卢龙镇。《唐?贾循传》：张守珪北伐，次滦河。《薛讷传》：师至滦河。
仁宗时，制科十五人：天圣，何泳、富弼；景祐，苏绅、吴育、张方平、田况；庆历，钱明逸、彦远；皇祐，吴奎；嘉祐，夏噩、陈舜俞、钱藻、苏轼、辙、王介。东坡诗：先帝亲收十五人。注者多误。
乾道元年，《郊赦文》云：“前事俱捐，弗念乎薄物细故；烝民咸睭，靡分乎尔界此疆。”洪文惠所草也。朱文公《与陈正献书》曰：“卑辞厚礼，乞怜于仇雠之戎狄。幸而得之，肆然以令于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细故，吾既捐之矣。’孰有大于祖宗陵庙之雠者，而忍以薄物细故捐之哉？”
孝皇独运万几，颇以近习察大臣。《中庸或问》“敬大臣”之说，《大事记》“大臣从臣”之说，皆以寓箴讽之意。《文鉴》所取，如徐鼎臣《君臣论》、文潞公《晁错论》、苏明允《任相论》、秦少游《石庆论》之类，皆谏书也。
真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然朱文公封事，言浙中风俗之弊，甚者以金珠为脯醢，以契券为诗文。则此习犹未革也。
高宗庙号未定，有议为光宗、宁宗者，见周益公《思陵录》。其后两朝用之。高宗陵名，尝拟永阜，其后孝宗用之。
淳熙，皇太子参决庶务手诏，洪景卢所草也。礼部太常官堂白手诏，用贞观天禧事。皆非所宜。
胡文定言：崇宁以来，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节旄。“宗”字误，当云“承休”。《五代史》：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为天雄军节度使。致堂《原乱赋》建承宗之旄纛，亦误。
李微之问勉斋云：“南轩赐章服，两为胡忠简缴还，而不闻引避；东莱除职，既遭陈叔进行词醜诋，乃复受之而不辞。皆所未晓。”勉斋答云：“先辈非后学所敢轻议，然辞受合尚严，令当严者反宽，是以不免为具眼者勘破，学者所当戒也。”
微之又云：“东莱之学甚正，而优柔细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尘之弊；象山之学虽偏，而猛厉粗略之外，却无枉尺直寻之意。”
《演蕃露》：明道二年，奉安庄献神御于慈孝寺彰德殿，则庄献不入景灵。按景灵宫建于祥符五年，以奉圣祖。其为原庙，自元丰五年始。前此帝后馆御，寓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庄献也。
《攻媿?跋曹子方书》以为祐陵时上书论时事，靖康至枢管。愚谓：有两曹辅，其一字子方。与苏、黄游，若论事为枢管者，字载德。龟山为铭，合为一人，非也。又《淮海楼记》考《国史传》秦少游调定海主簿，而《文集》无一语及之。愚谓：少游为蔡州教授时，选人七阶未改，主簿乃初阶，非历此官也。
《律疏》与《刑统》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统》参用后敕，虽引《疏》义，颇有增损。天圣中，孙奭校定《律文》及《疏》为《音义》。
江休复《杂志》：驾头，初即祚所坐。王原叔曰：“此坐传四世矣。”按《国史?舆服志》：驾头，七宝床也，覆以绯罗绣帕，内臣马上捧之。嘉祐六年，幸睦亲宅，内侍堕马，驾头坏，遂以阁门祗候，内侍各二员，挟驾头左右，次扇筤。又以皇城亲从兵二十人，从其后。
景祐二年，郊赦，梁适上疏，论朱全忠唐之贼臣，今录其后，不可以为劝。仁皇是其言，记姓名禁中。石介亦论赦书不当求朱梁、刘汉后，遂罢不召。其言一也，而黜陟异焉，岂遇不遇有命乎？
乾道中，张说、王之奇签书枢密院事，辞免，降诏，直学士院周必大奏：唐元和间，白居易在翰林，奉宣草严绶江陵节度使、孟元阳右羽林统军制，皆奏请裁量，未敢便撰。元祐中，师臣避免拜之礼，执政辞迁秩之命，苏轼当撰答诏，言其不可，卒如所请。今除用执政，非节度统军、免拜迁秩比，二人辞免不允诏书，臣未敢具草。绍熙中，谯熙载自遥郡观察使除正任，辞免，降诏，倪思封还词头，亦引苏轼论不当撰，辞免不允诏者凡三。嘉定中，师睪廾知临安府，辞免，蔡幼学当草诏，奏曰：“不允必有褒语，臣无词以草。”淳祐中，别之杰参知政事，尤焴不草答诏。此禁林缴奏故事也。唐末，韦贻范起复，命韩偓草制，偓曰：“腕可断，麻不可草。”上疏论之。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此非盛世事，故前辈不以为故实。
蒋希鲁居姑苏，延卢仲甫秉后圃。希鲁曰：亭沼粗适，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时来则有之。林木譬名节，非素修弗成。”
欧阳公《辨尹师鲁志》曰：“若作古文，自师鲁始，则前有穆修、郑条辈，及有宋先达甚多，不敢断自师鲁始也。”条之名不著，《馆阁书目》有《郑条集》一卷。条，蜀人，自号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
祁宽问和静尹先生曰：“伊川谓欧阳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辈不言人短，每见人论前辈，则曰：‘汝辈且取它长处。’”吕成公《与朱文公书》曰：“孟子论孟施舍、北宫黝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圣门先达，其敢轻剖判乎？”文公答曰：“和静之言，当表而出之。”
刘应起时可，淳祐初为太学博士，言定大计曰：“谋之而臧，则文子文孙，宜君宜王；谋之不臧；则生天王家以为大慼。”此人所难言也。
建炎，李纲去而潜善、伯彦相。绍兴，赵鼎、张浚去而桧相。桧死，其党迭为相。隆兴至淳熙，万几独运而大臣充位。庆元后，政在侂胄。嘉定后，政在弥远。端平讫景定，更一相则曰更化，然奸臣弄权之日常多。阳淑消而阴慝长，危亡之证，所由来渐矣。阴凝冰坚，极于似道。邵子谓“祸在夕阳亭一语”，遂与西晋同辙，哀哉！
苏绅、梁适，谓之“草头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极、胡榘，谓之“草头古，天下苦”，其害在民。
《朝野杂记》载开禧贪浊之事详矣，继其后者又甚焉。当时谓侍从之臣，无论思，有献纳，它可知矣。以阴召阴，极于天下无邦。
仁宗阅审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适对以“黄霸”，盖宽饶字。高宗阅刑部奏案，有“生人妇”，而汤思退对以见《魏志?杜畿传》。皆简上知，至辅相。然以记问取人，则许敬宗贤于窦德玄矣。
四渎，济水独绝。朱全忠篡唐，降昭宣帝为济阴王。嘉定末，济王之封，岂权臣亦取济水之绝乎？又萧衍篡齐，降和帝为巴陵王，而济王亦降封巴陵公，非令典也。为大臣者，不知则不学，知之则何以示后？
绍兴建储，欲更名晔，周益公谓与唐昭宗同，而亟改之。景定建储，更名乃与蜀汉后主太子同。咸淳末，命嗣君之名，又与唐中宗同，而当时无言者。
范正献公曰：“后世人君观史，而宰相监修，欲其直笔，不亦难乎？”其论正矣。然自唐奸臣为《时政记》，而史益诬，近世尤甚。余尝观《宝庆日历》，欺诬之言，所谓以一手掩天下之目。所恃人心公议不泯尔。
葛文康胜仲。《与王黼书》曰：“天下无事则宰相安，宰相生事则天下危。”
胡文定公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实历不登六载。朱文公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义重而爵位轻，所以立言不朽。
邵公济筑室犍为之西山，《告家庙文》曰：“少时得大父平生之言于汝颍大夫士，曰：‘世行乱，蜀安，可避居焉。’大父学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国乱，先人载家使蜀，免焉。”大父，康节先人伯温也。
梁世荣录南轩语云：“温公作相，夫人闻其终夜长吁，问之。曰：‘某所奏盗贼，某所又奏某事。吾为宰相，使天下如此，所以长吁也。’”按《温公集》张夫人终于元丰五年，此记录之误也。
乾道壬辰，黄定《对策》谓：以大有为之时，为改过之日月。又云：“虽有无我之量，而累于自喜；虽有知人之明，而累于自恃。”又云：“欲比迹太宗，而操其所不用之术，顾眄周行，类不适用，则曰腐儒，曰好名，曰是党耳。于是始有弃文尚武，亲内疏外之心。何不因群情之所共违，而察一己之独向？”其言皆剀切。孝皇擢之第一，有以见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笔者未之纪焉。
徐景说霖。以书义冠南宫，上书言时宰奸深之状曰：“不与天下之公议争，而与陛下之明德为仇。每潜沮其发见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渐，使陛下之明德，不得滋长广充，以窥见其奸而或觉之也。其先也，夺陛下之心，其次夺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夺豪杰之心。”景说由是著直声。
唐及国初，策题甚简，盖举子写题于试卷故也。庆历后，不复写题，寖失之繁。今有数千言者，问乎其不足疑。
《嘉祐制策》曰：“治当先内。”或曰：“何以为京师？”此晋谢安之言也。“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此唐陆贽之言也。二苏公之对，不能无所遗。
龟山志游执中曰：“尝以昼验之妻子，以观其行之笃与否也；夜考之梦寐，以卜其志之定与未也。”
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
吕文靖为相，非无一疵可议，子为名相，而扬其父之美。史直翁为相，非无一善可称，子为权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无咎。”
嘉定癸未，礼闱策士云：“发德音，下明制，宁皇遗诏。”下谓之遗诰，盖避时宰家讳也。蒋良贵签判安吉州，时水灾后修城，郡守赵希观属良贵作《记》。用浩浩字，希观欲改，良贵不可曰：“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艺祖皇帝所望于金枝玉叶也。”闻者壮之。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义，扶世道，正人心，可以立懦夫之志。此义不明，人欲横流，始也不知邪正，终也不知逆顺。
唐内殿《无逸图》代以山水，开元、天宝治乱所以分也。仁宗宝元初，图农家耕织于延春阁，哲宗元符间，亦更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取秘书省图画进览，陈师锡奏曰：“《六经》载道，诸子谈理，历代史籍、祖宗图书，天人之蕴，性命之妙，治乱安危之机，善恶邪正之迹在焉。以此为图，天地在心，流出万物；以此为画，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观心于此，则天地冲气生焉；注目于此，则日月祥光丽焉。心以道观则正，目以德视则明。”噫，使徽宗能置其言于坐右，则必能鉴成败、别淑慝矣。以规为瑱，听之藐藐而画学设焉。“黍离麦秀”之风景，其可画乎？
绍兴间，李谊言：《汉?循吏传》六人而五人出于宣帝，《酷吏传》十二人而八人出于武帝。《唐?循吏传》十五人而出于武德、贞观之时者半，《酷吏传》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时者亦半。吏治视上之趋向。
富文忠公使虏还，迁翰林学士、枢密副使，皆力辞，愿思夷狄轻侮之耻，坐薪尝胆，不忘修政。嘉定初，讲解使还，中书议表贺，又有以和戎为二府功，欲差次迁秩。倪文节公思曰：“澶渊之役，捷而班师，天子下诏罪己，中书枢密待罪。今屈己盟戎，奈何君相反以为庆？”乃止。
延平先生论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厉廉耻为先。
王时雍、徐秉哲等为卖国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交与虏人者，开封捉事使臣窦鉴也。李邺以越守降虏，而袖石击虏伪守者，亲事官唐琦也。
朱文公谓蔡季通曰：“身劳而心安者为之，利少而义多者为之。”出《荀子?修身篇》。李诚之尝语真希元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此吾辈八字箴。”
元祐中，李常宁《对策》曰：“天下至大，宗室至重，百年成之不足，一日坏之有馀。”擢为第一。景定中，有擢伦魁者，其破题云：“连一心之乾，开三才之泰，可以观世道之消长矣。”
先儒论本朝治体云：“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然考之史策，宋与契丹八十一战，其一胜者，张齐贤太原之役也。非儒乎？一韩一范使西贼骨寒胆破者，儒也。宗汝霖、李伯纪不见沮于耿、汪、黄三奸，则中原可复，雠耻可雪。采石却敌，乃眇然幅巾缓带一参赞之功。儒岂无益于国哉？缙绅不知兵，介胄不知义，而天下之祸变极矣。
元祐诸贤不和，是以为绍圣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韩、曾不和，是以为崇宁小人所陷。绍兴赵、张不和，是以为秦氏所挤。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则无私矣。曰三孤，孤则无朋矣。无私无朋，所以和也。
蔡京之恶极矣，曾布、张商英是以窃君子之名。
止斋曰：“国初以科举诱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由是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
夬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孚号有厉，以危小人之复。元祐诸贤，似未知其危乃光之义。
胡文定公曰：“宰相时来则为，不可擅为己有。”余谓：宰相非久居之地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元祐司马公是也。夸者死权，绍兴之秦、绍定之史是也。
陈恕定茶法，以中等为可行。张方平论盐法，以再榷为不可。
王仲山以抚州降，仲薿以袁州降，禹玉之子也。綦叔厚行责词云：“昔唐天宝之乱，河北列郡并陷，独常山、平原能为国守者，盖杲卿、真卿二颜在焉。尔等顷以家声，屡尘仕版，未闻亏失，浸预使令，为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诚不支，死犹有说。临川先降，宜春继屈，鲁、卫之政，若循一途，虽尔无耻，不愧当时之公议。顾亦何施面目，见尔先人于地下哉？”[秦桧，仲山之婿。]
虞公以玉失国，楚子常以佩丧邦。近岁襄阳之事，亦起于榷场之玉带。
淳祐甲辰，宰相起复。太学诸生黄恺伯等上书曰：“弥远奔丧而后起复，嵩之起复而后奔丧。”徐仁伯元杰。兼说书，对经幄，其言当帝心。台谏刘晋之、王瓒、胡清献、龚基先联章论仁伯，上震怒，夜出御笔，逐四人。遂寝起复之命，而相范、杜。明年，仁伯卒，人以为毒也。然其事竟不明白。庸斋赵茂实志之，徐景说铭之。
自荆舒之学行，为之徒者，请禁读史书。其后经筵不读《国风》，而《汤誓》、《泰誓》亦不进讲。人君不知危亡之事，其效可睹矣。
小人之毁君子，亦多术矣。唐左拾遗侯昌业上疏，极言时病，而田令孜之党，伪作谏疏，有明祈五道，暗祝冥官，于殿内立揭谛道场。本朝邹浩谏立刘后，而章厚之党，伪作谏疏，有取他人之子之语。其诬善丑正，不谋而同。然不可泯者，千万世之清议也。
邓志宏肃谓：崇宁以来，蔡京群天下学者，纳之黉舍，校其文艺，等为三品。饮食之给，因而有差。旌别人才，止付于鱼肉铢两间。学者不以为羞，且逐逐然贪之。部使者以学宫成坏为州县殿最。学校之兴，虽自崇宁，而学校之废，政由崇宁。盖设教之意，专以禄养为轻重，则率教之士，岂复顾义哉？崇宁学校之事，概见于此。昔之所谓率教者犹若此，今之所谓率教者又可见矣。
大观八行，因《周礼》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奸臣不学如此。
真文忠公《自箴》曰：“学未若临邛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宽，制行劣于莆田之懿，居贫愧于义乌之安。”临邛，魏鹤山了翁。南海，崔菊坡与之。莆田，陈宓。义乌，徐侨。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肃之，辞曰：“为求师而来，愿执弟子礼。”程子受之，馆于门侧。上漏旁穿，天大风雪，宵无烛，昼无炭，市饭不得温。程子弗问，谢处安焉。如是逾月，豁然有省，然后程子与之语。
吕子约曰：“读《明道行状》，可以观圣贤气象。”
谯天授定之学，得于蜀曩氏夷族；袁道洁溉之学，得于富顺监卖香薛翁，故曰：“学无常师。”
卷十六 考史
汉河渠考
美哉禹功！万世永赖。云何汉世河决为害？盖自战国，壅川壑邻，决通堤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渎遂改。碣石九河，皆沦于海。微禹其鱼，遗黎之思，披图案谍，用缀轶遗。
孝文十二年，河决酸枣，东溃金堤。
陈留郡酸枣县，今属开封府。秦拔魏置县。地多酸枣，因以为名。金堤河堤在东郡白马界。《括地志》：一名千里堤，在滑州白马县东五里。《郡县志》：在酸枣县南二十三里。《舆地广记》：酸枣县有金堤，汉文时河决金堤即此。王尊为东郡太守，请以身填金堤。程子曰：“汉火德，多水灾。唐土德，少河患。”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勃海，复决濮阳瓠子。注：钜野通淮泗，鄃居河北。鄃，音输，《后汉注》音俞。
东郡顿丘县。今澶州开德府濮阳、清丰两县。汉勃海郡在勃海之滨。今沧、棣、霸、滨诸州之地。《水经注》、《禹贡》曰：“夹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经》：碣石之山，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河之入海，旧在碣石，今川流所导，非禹渎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渎。班固曰：“商竭周移。”瓠子，今开德府濮阳县西，有瓠子口。瓠子，河名也。济州钜野县东北有大野泽，即钜野也。《禹贡》：大野既猪。清河郡鄃县，《通典》：鄃故城在德州平原县西南。[大名府夏津县，本鄃县。程氏曰：“周时河徙砱砾，至汉又改向顿丘东南流。”]
元封二年，自泰山还至瓠子，自临塞决河，筑宣防宫。
《水经》：瓠子河出东郡濮阳县北河。注：县北十里为瓠河口，亦谓瓠子堰、宣房堰。《括地志》：故龙渊宫，俗名瓠子宫，亦名宣房宫，在濮阳县北十里。决河，在鄄城以南，濮阳以北，广百步，深五丈。《通典》：秦始皇二十二年，攻魏，决河灌其都。决处遂大，不可复补。汉王横云：“《九域志》：濮州雷泽县有瓠子河，澶州濮阳县有瓠子口。万里沙在莱州掖县。济州东阿县有鱼山，一名吾山。《瓠子歌》曰：“吾山平，钜野溢。”东阿，今属郓州。
导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
《河渠书》：禹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则漯川也。”臣瓒曰：“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二年，更注勃海。禹时不注也。”贝丘，贝州清阳县。熙宁四年，省入清河县。漯水，出东郡东武阳，省入大名府莘县、澶州朝城县。至千乘，青州千乘县。入海。降水故渎，在冀州南宫县东南六里。《大事记》：周威烈王十三年，晋河岸倾壅龙门，至于底柱。春秋后河患见史传，始于此。
自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
《地理志》：魏郡馆陶县，河水别出为屯氏河，东北至章武入海。馆陶，今属大名府。《通典》：魏州贵乡县有屯氏河。大河故渎，俗曰王莽河。章武县、沧州鲁城县，周省入清池县。《九域志》：大名府馆陶县、夏津县，有屯氏河。南乐县有大河故渎。
元帝永光五年，河决清河灵鸣犊口，而屯氏河绝。清河之灵县鸣犊河口，《地理志》：清河郡灵县，河水别出为鸣犊河，东北至蓨，入屯氏河。灵县，隋省入博州博平县。蓨，音条，县属德州，后属冀州。
成帝建始四年，河决东郡金堤。河堤成，以五年为河平元年。三年，河复决平原，流入济南千乘。
平原，德棣州。济南，齐淄州。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县北。
鸿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李寻等言：议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决，可且勿塞，以观水势。
信都冀州，[信都县，禹导河，北过降水即此。亦曰枯降渠，西南自南宫县界入。]《禹贡》九河既道，《尔雅》：一曰徒骇，二曰太史，三曰马颊，四曰覆鬴，五曰胡苏，六曰简絜，七曰钩盘，八曰鬲津，其一河之经流。先儒不知河之经流，遂分简絜为二。徒骇，《寰宇记》：在沧州清池。许商云：“在成平。”马颊，《郡县志》：在德州安德。《寰宇记》：在棣州滴河北。《舆地记》：即笃马河也。覆鬴，《通典》：在德州安德。胡苏，《寰宇记》：在沧州饶安、临津、无棣三县。许商云：“在东光。”简絜，《舆地记》：在临津。钩盘，《通典》、《寰宇记》：在沧州乐陵东南，从德州平昌来。《舆地记》：在乐陵。鬲津，《寰宇记》：在乐陵东，西北流入饶安。《通典》：在饶安。许商云：“在鬲县。”《舆地记》：在无棣。太史。不知所在。汉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遂得其六，欧阳忞《舆地记》又得其一。或新河载以旧名，或一地互为两说，皆似是而非，无所依据。郑氏以为齐桓塞其八流以自广。夫曲防，齐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为也。程氏以为九河之地，已沦于海，谓今沧州之地，北与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馀里，禹之九河当在其地。郦道元亦谓：九河碣石，苞沦于海。笃马河在平原县。今德州，乐史以为马颊，误矣。
平当使领河堤，奏：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无堤防壅塞之文。
程子曰：“河北见鲧堤，无禹堤。鲧堙洪水，故无功。禹则导之而已。”
贾让言：禹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
《水经》：河水南过河东北屈县唐慈州吉昌。西，注：《吕氏春秋》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名曰鸿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孟门即龙门之上口也。河水又南过皮氏县河中府龙门。西，又南出龙门口。注：大禹导河积石，疏决梁山，即《经》所谓龙门也。崩浪千寻，悬流万丈，迄于下口。《慎子》曰：“下龙门，非驷马之迅也。”潏水李氏曰：“同州韩城北有安国岭。东临大河，有禹庙，在山断河出处，禹凿龙门，起于唐张仁愿所筑东受降城之东，自北而南，至此山尽。两岸石壁峭立，大河盘束于山峡间。至此山开岸阔，豁然奔放，声如万雷。”《通典》：绛州龙门县，今属河中府。有龙门山，即大禹所凿。《三秦记》云：“鱼鳖上之即为龙，否则点额而还。”黄河北去县二十五里，乃龙门口。《舆地记》：同州韩城县，有龙门山。颜氏曰：“龙门山，其东在今龙门县北，其西在今韩城县北，而河从其中下流。”《水经注》：砥柱，山名。禹治洪水，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决，水流疏分，亦谓之三门山。伊阙、碣石，见前。
淇口以东。
《通典》：淇水出共山，东至卫州卫县界入河，谓之淇水口。
新莽始建国三年，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
魏郡，相州大名府。清河，恩州。
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修汴渠成。
诏曰：“自汴渠决败，六十馀岁。平帝时。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郡县志》：汴渠在河南府河阴县汉荥阳县，唐属孟州。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蒗荡渠。禹塞荥泽，开渠以通淮、泗。汉命王景修渠。《汉书》有荥阳漕渠，如淳曰：“今砾溪口是也。”《水经注》：王景即荥水故渎，东注浚仪，谓之浚仪渠。
章帝建初三年，罢虖沱、石臼河。
虖沱，出代州繁畤县东南，流经五台山北，东南流过定州入海。邓训治虖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石臼河在定州唐昌县东北。本汉苦陉县，今省入安喜县。《通典》：岚州宜芳县，即汉汾阳县。积粟所在，谓之羊肠仓，石磴萦委，若羊肠焉。《水经注》：按《郡国志》，常山南行唐县，有石臼谷。
《张骞传》：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
汉武帝以于阗山出玉，因名河所出曰昆仑。《博雅》曰：“昆仑虚，赤水出其东南陬，河水出其东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东海，三水入南海。”《后汉书》注云：“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西南。山有昆仑之体，故名之。朱文公曰：“二书之语，似得其实。《水经》言昆仑去嵩高五万里，恐不能若是之远。《通典》：今吐蕃中河，从西南数千里向东北流，见与积石山下河相连。聘使涉历，无不言之。吐蕃自云：“昆仑山在国中西南，则河之所出也。”《尚书》云：“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后汉书》云：“西羌在汉金城郡之西南，滨于赐支。”《续汉书》：河关县属金城郡，今积石军。西可千馀里有羌，谓之赐支，盖析支也。然则析支在积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昆仑在吐蕃中，当亦非谬。《楚辞注》：《尔雅》：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离骚》吾道夫昆仑，《九歌》登昆仑兮四望。
灵帝光和六年，金城河溢。
金城郡，今兰会西宁湟州积石军。
历代田制考
秦废井田，开阡陌。周显王十九年。
《通典》曰：“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馀，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稠，诱三晋人发秦地利，优其田宅，复及子孙。而使秦人应敌于外。大率百人，则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兵强国富，职此之由。”朱文公《开阡陌辩》曰：“说者之意，皆以‘开’为‘开置’之开，言秦废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旧说以为田间之道，盖因田之疆畔，制其广狭，辨其横从，以通人物之往来，即《周礼》所谓遂上之径，沟上之畛，洫上之涂，浍上之道也。然《风俗通》云：‘南北曰阡，东西曰陌。’又云：‘河南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二说不同。今以《遂人》田亩夫家之数考之，当以后说为正。盖陌之为言百也，遂洫从而径涂亦从，则遂间百亩，洫间百夫，而径涂为陌矣。阡之为言千也，沟浍横而畛道亦横，则沟间千亩，浍间千夫，而畛道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于万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于其外，与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沟洫浍亦皆四周，则阡陌之名，疑亦因横从而命之也。然遂广二尺，沟四尺，洫八尺，浍二寻，则丈有六尺矣。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二轨路，三轨则几二丈矣。此其水陆占地不得为田者颇多，所以正经界，止侵争，时畜洩，备水旱，为永久之计。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见田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亩，则病其人力之不尽；但见阡陌之占地太广，而不得为田者多，则病其地利之有遗；又当世衰法坏之时，归授之际，必有烦扰欺隐之奸，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阴据自私而税不入于公上者；是以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不使有尺寸之遗以尽地利，使民有田即为永业，而不复归授，以绝烦扰欺隐之奸。使地皆为田，田皆出税，以核阴据自私之幸。此其为计，正犹杨炎疾浮户之弊，破租庸以为两税，盖一时之害虽除，而千古圣贤传授精微之意，于此尽矣。故《秦纪》、《鞅传》皆云：‘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蔡泽亦曰：‘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所谓开者，乃破坏剗削之意，而非创置建立之名。所谓阡陌，乃三代井田之旧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谓赋税平者，以无欺隐窃据之奸也。所谓静生民之业者，以无归授取予之烦也。”《大事记解题》曰：“决裂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分画坚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决裂之，不能遽扫灭其迹也。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使井田不废，何患田之不实乎？”
汉董仲舒请限民名田。
名田，占田也。各为立限，不使富者过制，贫弱之家可足也。武帝时，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胡氏曰：“限田终不能行者，以人主自为兼并，无以使民兴于廉也。”
赵过教民为代田。
代，易也。《周官?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有三等。《公羊传注》：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左传》：晋作爰田。《晋语》云：“作辕田。”辕，易也。《汉?地理志》：秦商君制辕田。“辕”与“爰”同，易也。《食货志》：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盐铁论》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为亩，民井田而耕，什而藉一。先帝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率三十而税一。”
师丹建言限名田。
王嘉奏曰：“诏书罢苑，而以赐董贤二千馀顷。均田之制，从此堕坏。”
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买卖。
建武十五年，诏州郡检核垦田户口。
《通典》曰：“自秦孝公隳经界，立阡陌，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逾僭兴矣。阡陌既弊，又为隐核。隐核之法，凭乎簿书。簿书既广，必藉众功。藉众功，则政由群吏。政由群吏，则人无所信矣。”
后魏孝文太和九年，诏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
刘氏恕曰：“后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绝户田出租税，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唐志》云：‘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似指以为井田之比，失之远矣。”
北齐河清三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
隋文帝开皇十二年，京辅三河地少人众，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
唐武德七年，初定均田。丁中之民，给田一顷。笃疾减十之六，寡妻妾减七。皆以什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
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给田之制，盖由有在官之田也。其后给田之制不复见，盖官田益少矣。”林氏勋曰：“周制步百为亩，百亩仅得唐之四十馀亩。唐之口分，人八十亩，几倍于古。盖贞观之盛，户不及三百万，永徽唯增十五万。若周则王畿千里，已有三百万家之田，列国不与焉。是以唐制受田倍于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狭乡虽裁其半，犹可以当成周之制。然按一时户口，而不为异日计，则后守法难矣。既无振贫之术，乃许之卖田，后魏以来弊法也，是以启兼并之渐。永徽中，洛多豪右，占田逾制，贾敦颐举没三千馀顷，赋贫民。”
开元九年，宇文融为劝农使，括逃户及籍外田。
陆贽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请为占田条限。
后周世宗以元稹《均田图》赐诸道，诏艾颖等分行诸州，均定田租。[《会要》云：“见元稹在同州时所上《均田表》，因制素为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