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天生都想做好人。问题来了：如果人性本善，那么邪恶从何而来？我并没有一个十分合乎逻辑、又有道理的答案。我的理论是：一般来说，邪恶之所以会滋生，是因为人们总会在某个阶段发现自己没有能力行善。邪恶的原因是挫折感。无论人的改变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外面也不可能对人为什么会无力行善作出结论，因为理由太多了，有成千上百种不同的理由！
社会主义日常生活是高度道德化的，不仅有外在的人民法庭，还有内在的人民道德法庭，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有计划经济，还有计划的道德意识。基斯洛夫斯基关心“人民”法庭的生活秩序中，个人性情的挣扎和无奈。一方面是人民法庭的审判程序，另一方面是人民道德笼罩中的私人道德感觉，在Zyro把自己的身体拋出灵魂之外的同时，法庭辩护律师把自己的灵魂拋出身体之外。通过对这两种无奈的并行叙述，基斯洛夫斯基让人感受像喉咙里嗽不掉的黏液般的无奈——既充实又空洞的无奈。
基斯洛夫斯基自称是“专业的悲观主义者”，这是伦理的悲观主义，而不是政治的悲观主义。
令我困惑的是：这悲观主义让我感动！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悲观主义呢？
“人民”法庭的日常生活培育过好几位有思想的电影艺术家（塔科夫斯基、波兰斯基），为什么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尤其令我感动？
我与基斯洛夫斯基有相似的日常生活经验，还不是他的作品令我感动的原因。感触到人民民主社会生活中个人的两手冰凉，不足以说明基斯洛夫斯基思想的特质。也许，我应该从基斯洛夫斯基的个人性情中去找他的思想令我感动的原因。
红色伦理和白色伦理的欠缺
七○年代，波兰电影艺术大师K.Zanussi开创了“道德焦虑电影”，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把“道德焦虑”推进到一个更深的层面。在K.Zanussi的电影叙事中，“道德焦虑”指的主要是人民民主社会中的私人道德困境；基斯洛夫斯基的“道德焦虑”也包括自由民主社会中的私人道德困境。
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道德困惑？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曾经设想，这是可能的。作为叙事思想家，基斯洛夫斯基认为，这种道德理想只是一具假尸。在自由主义社会，没有计划经济，也没有计划道德，道德是由个人的良知自己决定的。
自由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道德困惑？
基斯洛夫斯基的回答是否定的：
政治并不能解决最重要的人性问题。它没有资格干预或解答任何一项有关我们最基本的人性或人道问题。其实，无论你住在哪一种政治制度的国家里（穷或者富），一旦碰到像是“生命的意义为何？”“为什么我们早晨要起床？”这类问题
，政治都不能提供任何答案。
这一看法恰是自由主义的：无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安排都不可能消除个人的道德困惑，生命意义问题“我们永远得不到答案”。以为可以通过政治制度设计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道德困惑，让人类最终走进一个马克思设想的道德和谐的社会，不仅是一个神龙怪兽般的幻觉，如果道德和谐的设计变成一种政治制度的自然法，还会成为专制的正当性基础。因此，政治的自由主义还是政治的社会主义或社群主义，不是一个无所谓的问题。但是，支持政治自由主义的理由并不可以用来支持伦理的自由主义。以为自由主义只有政治学，没有一种自由主义的伦理学，恐怕搞错了。
基斯洛夫斯基看到，在自由主义社会中，人的道德处境更为孤绝。
这种看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当的，因为，自由主义社会在伦理体质上与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同，它没有国家道德、民族性道德、阶级道德一类的或虚构、或强制的全民道德。个人的道德承负及其软弱无力在自由主义社会生活中更充分地显露出来，所谓自由主义伦理，首先是对个人的道德承负力的脆弱的体认。
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触角超逾了两种社会制度的正当性论争，用对个体命运忠心耿耿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现代社会中破损的个人道德感觉。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思想紧紧盯着不放的个体生命的偶在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乃是现代性的基本问题。在自由主义社会，个人的道德状况是怎样的呢？基斯洛夫斯基仍然通过个体性的道德困境来探讨自由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负担。自由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自由、平等、博爱，《蓝、白、红》三部曲要探讨这些价值理念的私人含义。任何价值理念都不是抽象的，社会制度中的大理念也体现为具体的个体私生活事件。要想知道生活制度的伦理大理念的味道，最恰切的办法是体味在这个生活制度中生活的个人眼里噙着的泪水。
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名词的现代功能如何？——让我们针对人性化、隐私及个人的层面，而非哲学、更非政治学或社会学的层面来讨论。西方世界已将这三种观念在政治及社会层面上付诸实行，但它们对个人层面来说，又是完全不同的论题。
《红》提出的是一个康德式的问题：爱怎么可能？
时装模特儿瓦伦婷生得光彩照人,无论她穿什么时装,都令人沉浸在温暖的红晖中,像这个令人心寒而又诱人的世界上一切受害者的庇护人。一天傍晚,她开车回住处时意外撞伤一只狗，怜惜感驱使她带着伤狗寻找主人。
狗的主人是位独居的退休法官，性情古怪，动不动就怒气冲冲，整天在家监听邻居（一位富商）的婚外情电话。瓦伦婷劝说退休法官不要干这种不法行为，不要对别人的隐私那么好奇，退休法官却问她体味过爱的晕眩和恶心没有。
四十年前，老法官还是一个法律系学生，即将毕业，有一位漂亮的女朋友。一天，他偶然看到自己的未婚妻“双腿张开，其间夹着一个男人”。他离开了她，一直把爱锁在心底，让它噬嚼自己的身体。
瓦伦婷住处对街，碰巧也住着一位名叫奥古斯特的法律系应届毕业生。瓦伦婷不认识他，只是经常从窗户看见他匆匆忙忙进出大门。奥古斯特像在重复老法官的命运，一天，他看到自己的未婚妻“双腿张开，其间夹着一个男人”。
瓦伦婷绿茵似的心性气质显得天使般的纯粹，亮丽的身姿出现在时装舞台上，把喧豗、阴森的周遭世界照得有如神话中的绿色深渊。
“这份美是纯的吗？抑或永远都有些缺陷？”基斯洛夫斯基问。
老法官和奥古斯特的未婚妻是纯美破损的象征，纯美破损不意味着变成了邪恶或不道德，而只意味着生命的过程：由想象的、可能的爱转变为现实的爱。瓦伦婷带着令人永无可能索解的清纯步入雨雾迷蒙的生活，正处于个体生命的纯美可能破损的时辰。
面对瓦伦婷的指责，老法官告诉她，自己对面是一个看起来温馨的家庭，丈夫常常拿着手提电话在屋外草坪同情人调侃，用偷情的针线缝制家庭的睡衣。他的妻子和女儿并不是不知道，却只能偷偷流泪，装出生活得好幸福的样子。在老法官引示下，瓦伦婷困惑不解地看到，爱情的开端和终结就在未婚妻向并非未婚夫的男人张开的双腿和丈夫躺在另一个女人的双腿之间。
人世间有纯粹的爱遇吗？或者，生活中有能够保全精神的情爱吗？
情爱是精神性的欲爱，纯粹的情爱就是在欲爱中成全、而不是伤害精神，情爱的“纯粹”变得污浊，正是因为精神被欲爱遗弃了。
基斯洛夫斯基的问题是，生活中是否有圆满的两情相爱？“纯粹”的情爱想象的破损，很多时候是因为人们固执地要寻求两个完全相契的个体精神在爱欲中相合。完全相契的个体在爱欲中相合几乎是没有可能的，这只是一种情爱的美好想象。纯粹的爱情只能是同一个苹果的两半重新再合，可是，一个苹果被切成两半后，分别被生命的无常拋到无何他乡，一半遇到（哪怕一模一样的）另一半的机会已近于零。
基斯洛夫斯基有意让瓦伦婷与退休法官的相遇显得像被切成两半的同一个苹果，又让他们相逢在错过的时间夹缝中。
四十年的时间距离没有消磨掉精神，身体却已经远去。基斯洛夫斯基说，“红”的真正主题是：“人们有时候会不会生错时代？”“我们可能修正老天爷犯下的错误吗？”
你非得把同一个苹果的两半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苹果。完整的苹果必
须由成对的两半结合而成，人的关系也一样。问题是：是不是哪里出了错？我们
有资格去修正吗？
被切成两半的苹果的命运是老天爷犯下的错误吗？会不会是人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犯下的错误？老天爷从来没有许诺被切成两半的苹果应该重合，甚至根本就没有一个苹果被切成两半这回事，它只是个人的精神性欲望的想象而已。
在现实生活中，这类想象都是不堪想象的。问题成了：我们可能修正自己的精神性欲望的想象犯下的错误吗？
我们遇到《盲目的机遇》中的相同问题。在自由主义社会，尽管每个人都有寻求自己的情爱的自由，在盲目的生活机遇面前，美好的想象也是易碎的玻璃。
情爱这个词容易激发人的美丽想象，其含意要么是残破的，要么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虽然一再强调命运的无常，基斯洛夫斯基没有变成一个佛教信徒或道教信徒，他固执地要祝福瓦伦婷，而不是劝她随遇而安。瓦伦婷和奥古斯特相互住在对街，也许，他们就是一个苹果的两半。他们每天都迎面而过，而每天的相逢就是错过。基斯洛夫斯基最后安排了一场偶然的海难：海船上大部分人都死了，瓦伦婷和被爱灼伤后逃离的奥古斯特是极少数幸存者。
缘分是在生命灾难中出现的。
老法官喘息的目光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海难现场，把弥留的祈愿留在了瓦伦婷和奥古斯特偶然间相依的脸上。
白色在法国三色旗中象征平等。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平等大概是最具诱惑力的乌托邦观念，像一把在人类的头颅上和躯体间挥舞着的深锯齿的镰刀。《白》要问的不是平等的政治含意或经济含意，而是伦理上的性情含意。两性的婚姻瓜葛这一最私人的层面显然是体察平等的性情含意恰当的场所。
卡洛（Karol）和他的妻子好不容易从波兰移民到法国，突然变得性无能。卡洛在国内多少还算是一个有能耐的人，符合通常的男子汉标准。到了法国后，语言不通使卡洛丧失了一切生存能力，而她的妻子不仅有姿色，还会说上几句刚够情场沟通的法语。这已经足以说明卡洛突然变得性无能的原因了。
卡洛的妻子以法兰西风格提出，自己渴饮爱河而不得，痛苦不堪以致患上忧郁症，以丈夫性无能为理由上法院诉讼离婚。卡洛一再申言很爱她，她只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请出示性能。情爱是建立在性能力的平等之上的，一旦这种能力的平等不在了，两情之爱就成了撒在水泥地上的碎石子,卡洛就跪在这散乱尖硬的碎石上：卡洛给妻子打电话,妻子在电话里用与另一个男人的沉欢呻吟来回答。
性能力是随机而生的个体生理和心理基质造化的偶然结果。至今还没有一种平等理论主张个体身体论的平等，人人生而不平等（自然性的身体差异），也不可能平等。然而，政治和经济平等的意识形态影响到个人的性情，改变了个体的身体交往的伦理感觉。卡洛要重新得到妻子对自己的爱，必须证明自己的性能力。情爱成了争取平等的私人性斗争，被还原为个体之间偶然的相对平等。
卡洛在法国死皮赖脸地缠着已经诉讼离婚成功的妻子，受尽种种羞辱，只有返回波兰。回到本土，卡洛不仅发了一笔横财，性能力也意外地恢复了。本来，卡洛只是想报复自己的妻子，让她知道，自己虽然性能力不佳，发财的能力还是少有人能比。男人的自信心与性能力是勾连在一起的。卡洛恢复了言语能力、恢复了自信心，性能力自然回来了。他还爱着妻子，装死请人发讣告，唤妻子回来接收财产。她回来发现卡洛不仅没有死，还恢复了性能力，而且这能力的表达不带责备。
基斯洛夫斯基提醒人们一个司空见惯的事实：情爱中的平等是由财富和生理条件构成的，而且这两项条件相互勾连。找对象，其实是在寻找一种相对的灵性和身体的平等，爱情是个体差异（这可能变成不平等的）因素偶然达成的平衡。
基斯洛夫斯基在问爱恋中的人们，难道真有纯爱？没有利害权衡？
生理的资质、智力和情趣，乃至心理素质和脾性，都是个体的人身资本，更不用说如今的国籍身份、财富能力和职业位置。然而，个体之间真的会有平等？基斯洛夫斯基质疑的不是经济平等或政治平等，而是个体性情上的平等。纯粹的情爱不是与人身资本不相干，而是两（性）情相悦，无论相悦是由人身资本的什么要素构成的，与平等与否不相干。寻求平等的情爱，不是纯粹的情爱。
叙事思想家的思想逻辑是通过编构故事来推演的，叙事技巧因此不是单纯的艺术手法。用电影语言表达的叙事思想家必须自己编剧，而不是改编另一叙事（小说）。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大多由自己编剧，编构故事是他思考生活的方式。通过叙述某个偶然事件，基斯洛夫斯基或构造或置疑某个伦理观念的含意。基斯洛夫斯基编构的这个探究平等的故事带有喜剧成分：通过性能力的不平等挑明平等诉求的虚幻性，嘲笑现代意识形态中过于夸张的平等伦理。人类最好不要去充当平等的代数师，为了算出永远算不精确的平等数，用相互伤害在相互的肉体上画计算公式。
蓝色伦理的脆弱
基斯洛夫斯基讲的故事大都与人身的在体性欠缺有关。人身的欠缺是自然而然的，如果没有对美好的欲望，人身的在体性欠缺本来算不了什么。动物没有对美好的欲望，也就没有对自身欠缺的苦恼。人性的苦恼都来源于人身的在体性欠缺与对美好的欲望之间的差距，自由主义伦理承认这种人性的苦恼是恒在的。个体生命的在体性欠缺与生命理想的欲望之间的不平衡，任何政治制度皆无力解决。
在基斯洛夫斯基的不同作品中，有一个故事母题出现过至少三次：一个女孩子喜欢唱歌，唱歌是她的美好生命的欲望，可是她的心脏有欠缺，不能唱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基斯洛夫斯基对平等、博爱等现代价值观念的质疑，不是从政治原则的意义上说，这些价值观念没有意义，而是从个人的在体性欠缺的意义上看，是脆弱的。
保障个人生命的自由（包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欲望的自由），不允许一种历史的、总体（民族、阶级、集体）的价值目的扼杀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想象，是自由主义政治制度最低限度的正当性条件。个人自由不仅是政治理想，也是伦理理想——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欲望自由，然而，由于个体生命的在体性欠缺，这种理想是难以实现的。自由主义伦理碰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困难：既然承认人身的在体性欠缺与对美好的欲望之间的不平衡是恒在的，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欲望是易碎的，又如何可能把维护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欲望作为政治制度最低限度的正当性条件。
当人们在政治制度层面肯定自由理想的同时，如何在伦理层面肯定自由理想？《蓝》探讨的正是自由伦理的欠缺。
《蓝》是三部曲的第一部。基斯洛夫斯基说过，《蓝、白、红》的顺序倒过来看也可以。我觉得，倒过来看，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思想的逻辑更清晰。
《红》的结局是：瓦伦婷出海旅行，尽管行前她留意听过气象预报——连日来将会晴空无云，她还是遇上偶然的风暴。瓦伦婷与住在她对面而又不相识的法律系学生在幸存中相逢。《蓝》的故事开头是一个幸福家庭驱车远足。朱丽叶，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女人，丈夫是作曲家，她们有一个女儿——这幸福家庭让人联想到瓦伦婷与那个法律系学生可设想的幸福结合。
（又是）一个偶然的车祸在宁静秀丽的大自然陪衬下打碎了幸福。
朱丽叶在医院里醒来才知道丈夫和女儿都在车祸中丧生。活着还有意思吗？朱丽叶吞了一大把什么药但没有死成，医院制度不允许死的自由欲望，只认可不自由的死。
朱丽叶如何活下去？
像《永无休止》中的Zyro，朱丽叶落入生命的漂浮境地，不知道自己该置身何处。与Zyro不一样的是，朱丽叶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社会,而不是人民民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政党或工会之类的国家和社会组织并不会来“希望” 朱丽叶如何重新开始生活，她有选择自己生命理想的自由。
朱丽叶才三十出头，青春还在自己身上，正是女人成熟到懂得何谓生命时刻的年龄，按哈耶克的消极自由来讲，朱丽叶的美好生活想象是可望实现的：她丈夫的助手安东一直暗恋着自己，唯一偶然目睹车祸的小伙子也在追求她。
可是，朱丽叶感到自己身上的消极自由是不堪承负之轻。丈夫和女儿的死对她突然面临的个人自由投下了无法摆脱的阴影。最低限度的自由只是想象中的尤物，在真空式的自由中，个体会失去生存的自重。
自己的过去使朱丽叶无法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她必须逃离自己的过去，这是获得欲望自由的第一步。朱丽叶主动打电话叫来安东，可是，仅仅一次肉体之欢就让朱丽叶感到过去的影子使自己无法享有性爱的感觉。朱丽叶逃离安东，搬到另一城市，让自己淹没在陌生的生活世界中。朱丽叶竭力要摆脱过去,就像要摆脱假尸的抽搐。她拒绝协助完成丈夫未完成的交响曲,避开一切熟识的人,好像谁知道她曾是某某人的妻子,就是对自己的生存约束。她丈夫太有名,是欧共体的作曲家。已逝的丈夫就像自己隐没不去的身影，成了她的在世负担，吞噬了她亘古无双的魅力。基斯洛夫斯基要表达的是：即便在个人情感这一最为属己的领域，人的愿望自由也是有限的。他在谈到朱丽叶时说：
没有过去！她决定将之一笔勾销，即使往日又重现，它也只出现在音乐中。看来你无法从曾经发生过的事中完全解脱出来。你做不到，因为在某个时刻，一些像是恐惧、寂寞的感觉，或是像朱丽叶经历到被欺骗的感觉，总会不时浮上心头。朱丽叶受骗的感觉使她改变如此之大，令她领悟到自己无法过她想过的日子。那即是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我们可以从感觉中解脱的程度到底有多大？爱是一种牢狱吗？抑或是一种自由？
有两件事对朱丽叶改变自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朱丽叶住的公寓里有一位喜欢跳脱衣舞的女邻居（生性喜欢欣赏自己的身体激起的情欲是一种消极自由），一天深夜，这脱衣舞女郎突然从舞厅打电话给朱丽叶，请求她马上去一趟。原来，这位脱衣舞女郎在台上脱衣时，发现自己的父亲坐在下面。纷乱的悲戚令她不能自已，她需要一个人的体谅。
谁能、谁愿意体谅一个在社会目光看来不道德的脱衣舞女的如此悲戚？朱丽叶答应去看她。
朱丽叶问她，为什么要干这一行。
脱衣舞女的回答说：“我喜欢。”
朱丽叶看到，脱衣舞女其实同她一样，深陷在自身的过去和自己的生命愿望的矛盾之中。脱衣舞女的“我喜欢”必得面对她父亲的眼睛，正如朱丽叶的“我想要”必得面对自己虽然已经死去的丈夫和女儿。
朱丽叶的丈夫是著名作曲家，他死后传媒把他的私生活变成了公共话题。朱丽叶一直试图避开传媒的议论，但她还是从电视节目上得知自己丈夫曾有情人。朱丽叶一直以为自己的家庭是幸福的，丈夫居然有情人——一位法律系毕业的女律师，而且正怀着一个他们的孩子。
朱丽叶要想摆脱过去的束缚，在私人情感领域中获得自由，看来不可能了。基斯洛夫斯基说过，《蓝》要探讨自由的欠缺。什么样的自由的欠缺？私人性的情爱自由的欠缺。个人的喜好和情爱可能是个人生命的自由想象最切身的空间。在私人情感中人是否能充分享有自由理想？私人性的生命愿望和喜好自由吗？脱衣舞女郎面对自己的父亲、朱丽叶面对自己丈夫的情人时，发现了自己私人自由的在体性——而不是政治性和社会性——的限制，她们都无法改变自己生命的过去。
只为了一个人一生中仅持续了五分钟的亲吻
解决个体生命的在体性欠缺与生命理想的欲望之间的不平衡，从古至今有两种不同的方案：一些圣贤说生命热情和愿望都是徒劳的、无用的、伤身的，劝导人们放弃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愿望，人应该安于自己生命的欠然（道德寂静主义）；另一些圣贤劝导人们把自己私人的生命热情和愿望转移到集体性的——社群、民族、阶级、国家甚至总体的人类的生命热情和愿望中去，由此克服个体生命的欠然（道德理想主义）。如果既不放弃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愿望、又不转移到集体性的生命热情和愿望中去，个体生命就会在自身的在体性欠缺与生命理想欲望的不平衡中受苦，甚至悲观、绝望。
的确如此！
然而，在如此受苦、悲观、绝望中，个人的生命仍然可能是热情的、有意义的。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生命价值观。
道德寂静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者会认为，这样的生命价值观充满矛盾、不圆满（圆融）。道德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生命价值观虽然不是高超的，却是契合人性。人性、人生及其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本身就充满悖论。自由主义伦理是人生终究意难平的伦理，既不逃避、也不企图超越人生中的悖论，但也不是仅仅认可人生悖论根本不可解决以及人性的脆弱，而是珍惜生命悖论中爱的碎片。
基斯洛夫斯基对生命既悲观、又热情，他的叙事抱慰个人在生命悖论中的挣扎。即便一个人对自己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在无从避免的生活悖论中被撕成了碎片，依然是美好的人生。生命碎片是悖论人生中因执着于自己的生命热情而挣扎得遍体鳞伤的这一个身体，基斯洛夫斯基的目光对这样的生命碎片充满眷顾之情：
我喜欢观察生命的碎片，喜欢在不知前因后果的情况下拍下被我惊鸿一瞥的生活。
悖论中的爱就是终究意难平，它的第一个含义是个体生命的热情和理想——那个非要喜欢唱歌不可的女孩子的心愿。
由于个体偶在的肉身性，爱的在性就是碎片。
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爱就破碎了，要在此世中爱，就得甘愿成为碎片。爱就是对成为碎片的生命热情和理想有信心和盼望，对它永生不悔。
悖论中的爱的第二个含义是在悖论人生中的包容和忍耐，不轻视每一颗在生命挣扎中破碎的心，不夸张自己的生命想象的受伤，体谅每一个在生命的挣扎中成为爱的碎片的生命。
朱丽叶找到自己丈夫的情人，没有责备，或要求感情赔偿，把丈夫所有的遗产——存款和一栋楼房——转交给她。
朱丽叶不再逃离，而是面对自己的过去。她领悟到，获得情感的自由需要另一种爱的能力。
朱丽叶停下寻求自然权利的自由的脚步,转身走向安东，同他用长笛和钢琴的对答谱写前夫未完成的交响曲——在这部名为“欧洲”的交响乐中，基斯洛夫斯基注入了自己对这另一种爱的能力的信心。他虚构了一位名叫Van den Budenmayer的中古作曲家，《欧洲交响乐》是依Budenmayer的音乐思想来谱写的。朱丽叶对安东说，交响乐的结尾必须让人们记起Budenmayer的音乐，这是她丈夫的心愿：
You know how much he loved him. Not just because of his music, but because of his tragic life and his premonition of misery.
另一种爱的能力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爱？
《蓝、白、红》三部曲中，只有《蓝》的结局没有意外事件，基斯洛夫斯基用保罗的爱颂来祝福朱丽叶：
我即使会讲人间各种话，甚至于天使的话，如果没有爱，我的话就像吵闹的锣和响亮的钹一样。我即使有讲道的才能，有各种知识能够洞悉各种奥秘，甚至有坚强的信心能够移山倒海，如果没有爱，就算不了什么。……爱是坚韧的、仁慈的；有爱就不嫉妒、不自夸、不骄傲……爱能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盼望，能忍受一切。……爱是永恒的。讲道的才能是暂时的；讲灵语的恩赐总有一天会终止；知识也会成为过去；……信心、盼望和爱，这三样是永存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爱。（保罗，《科林多前书》13：1—2，4，7—8，13）
这就是基斯洛夫斯基心中的另一种爱的能力。
保罗的爱颂在《蓝》的结局以合唱和独唱形式出现，用古希腊文演唱，旋律有如一曲悲戚颂歌——颂唱生存惊恐中的宁静、破碎中的无损。在这恍如隔世之音的悲戚颂歌中，基斯洛夫斯基寄托了自己对欧洲和世界的信、望、爱：
The rhythm is slower and from the music of the joyous hymn about love which could be the salvation of Europe and of the world, it becomes serious, announces something dark, dangerous.
与此同时，基斯洛夫斯基让人们在画面上看到：By the window, we find Julie, her face in her hands. One by one, tears appear on these hands. Julie is crying helplessly.
一位美国评论家说，基斯洛夫斯基是“幽默的虚无主义者”。如此评论表明这位美国评论家何等缺乏评鉴能力。“幽默的虚无主义者”这个称号用于昆德拉倒恰如其分，他的叙事沉醉于幽默，很少让人感动。
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叙事作品是一个隐喻的织体，不少人物在各个作品中交错出场。生活是偶在的网络，道德意识是这张布满尘灰的网上的蜘蛛。他的道德焦虑不是律法主义的或决疑论的。生命的道德不是黑白分明，也非雾霭迷蒙，而是悖论中的爱的蔚蓝色。一个个体的生命是由一连串偶然聚合而成的，个体没有一个恒在的依持，个体幸福是残缺的，个体的爱也是破损的，在偶然中成为碎片。
尽管如此，基斯洛夫斯基固执地要抱慰在爱中挣扎得遍体鳞伤的个体，珍惜残缺和破损的爱的碎片。
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绝不仅仅为了展示爱的碎片，他记述过两件小事……
在巴黎城郊，一位十五岁光景的女孩子认出他，走上前来对他说，自从她看了《薇娥丽卡的双重生命》，她现在知道，灵魂的确存在。基斯洛夫斯基听后觉得，“只为了让一位巴黎少女领悟灵魂真的存在，就值得了！”
在柏林大街上，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人认出了他，拉着他的手哭起来。原来，这女人与她女儿虽住在一起，却形同陌路有五六年；前不久，母女俩一同看了《十诫》，看完电视后，女儿吻了母亲一下。
“只为那一个吻，为那一个女人，拍那部电影就值得了”——基斯洛夫斯基这样觉得。
基斯洛夫斯基并非不清楚，“这个吻的爱只持续了五分钟”。尽管如此，只为这一个只有五分钟的吻，基斯洛夫斯基觉得，自己的创作艰辛也值了。
爱的碎片只是生活中的诸多碎片之一，然而，却是唯一可以支托偶在个体残身的碎片。
这种珍惜是一种信念——蔚蓝色的信念。
我告诉小林，这是我敬爱基斯洛夫斯基的真正原因——他令我深深怀念。
艰难的自由伦理
电视系列作品《十诫》 的创意就是从这两个人在大街上邂逅产生出来的，相当偶然。基斯洛夫斯基说，要不是那天他在路上撞见皮斯维茨，就不会有《十诫》；要不是那天他们俩心情都不好，也不会有《十诫》。
这部在东欧共产党文化制度中产生的作品问世后，西欧影视文化界称为十余年来的大事（其中第五和第六诫的电影版获第一届欧洲影展首奖）。我以为，这部作品也应该算是当代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无法追究的个人性情？（《十诫》之五）
波兰实行军管后，基斯洛夫斯基拍了两部电影（《盲目的机遇》和《永无休止》），都被军政府的文化管理部门禁映。
一天，基斯洛夫斯基心情沮丧，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天色也显得沮丧，下着雨。在一个拐角处，基斯洛夫斯基迎面撞上好久不见的政治诉讼律师皮斯维茨(Krzysztof Piesiewicz)。
几年前，基斯洛夫斯基在法庭拍一部审判“反革命分子”的纪录片，认识了当时为“反革命分子”担任辩护律师的皮斯维茨，俩人成了好朋友。《永无休止》的电影脚本就是他们俩合作的结果。
那天，皮斯维茨的心情碰巧也不好。俩人闲聊了几句，皮斯维茨没头没脑地对基斯洛夫斯基说：“该有人拍一部关于十诫的电影，那就是你。”
电视系列作品《十诫》 的创意就是从这两个人在大街上邂逅产生出来的，相当偶然。基斯洛夫斯基说，要不是那天他在路上撞见皮斯维茨，就不会有《十诫》；要不是那天他们俩心情都不好，也不会有《十诫》。
这部在东欧共产党文化制度中产生的作品问世后，西欧影视文化界称为十余年来的大事（其中第五和第六诫的电影版获第一届欧洲影展首奖）。我以为，这部作品也应该算是当代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十诫》出自两个人在一个下雨天的沮丧心绪。为了什么沮丧？因为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被禁？因为皮斯维茨老是为人民民主社会中的“自由化不法分子”出庭辩护而惹得一身麻烦？显然不是。作品被禁或因为“自由化不法分子”出庭辩护而惹得一身麻烦，这两个人老早就习惯了，要说沮丧，也早就沮丧过了。
这两个人的沮丧是因为人民民主社会中人的道德意识状况，基斯洛夫斯基说得很清楚：
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在波兰任何事都是一片混乱，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甚至没有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活下去，或许我们应该回头去探求那些教导人们如何生活，最简单、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原则。
人民民主社会是一个道德一体化的社会，有社群主义者向往的那种共同一致的道德，按理说，人人都是有道德意识的。这两个人在这道德一体化的社会中感到道德意识的冷漠，是什么意思？我们经常听说：“连死都不怕，还怕活？”也许这话正表明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
不“怕”死的活是什么样的活？
就让我们从这个问题说起，了解一下死的伦理意识是如何变得冷漠的。
雅泽克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一双混浊的目光四处张望，打量着街上的各色行人，显得有些烦躁。
本来，雅泽克今天上街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杀死一个人。他走到街上才发觉自己漫无目的，因为他并没有要杀哪一个人或哪一类人的明确意念，只是要杀一个人，好像要完成一桩形而上的杀人。如果他清楚自己要杀一个商人或者军人或者书生，就不会有眼下的烦躁。
要把杀一个人的一般意念变成具体的杀某一个人的行动，需要一个实际的理由。雅泽克拿着妹妹的相片走进路边一家照相馆冲洗，故意提些刁钻的要求，如果相馆老板发脾气，他就有个理由把她杀了。
相馆老板没有发脾气，雅泽克只得转出来，瞧见路边一个值勤的警察。这是一个好对象，警察平日总无事找他麻烦。雅泽克走进旁边一家餐馆吃快餐，顺便盘算如何下手，一辆警车偏偏在这时开来把值勤的警察接走——他下班了。
雅泽克在街上转久了，觉得尿急，进了公厕。
有个少年在里面，雅泽克把他掀倒在便槽，要是这少年生了气，雅泽克就可以有一个理由实现今天要杀一个人的意念了。这个少年偏偏没有生气，只是木呆呆地看着雅泽克，令他下不了手。
雅泽克无意中来到的士站，身边有两个喝醉了酒的男人叫车，的士司机拒载，雅泽克觉得正好送来了一个杀人理由，他跳上的士，说要去两个酒鬼要去的地方。车到郊外，雅泽克取出准备好的绳子勒司机的脖子，再用榔头击打。司机挣扎，想喊叫，雅泽克越勒越紧，令他喊不出来，只发出“咯、咯、咯”的怪声。过一会没有声了，雅泽克以为已经死了，拖他到河边，又听见他发出咕咕噜噜的求饶声。
雅泽克搬起一块石头猛砸这个人的头，才没有声了。
雅泽克觉得杀一个人真累。
雅泽克的辩护律师是刚从法学院毕业的见习律师，人民法庭安排他为雅泽克辩护。自从走进法院那天起，他就觉得，律师是相当尴尬的职业，好像站在一把巨大的剪刀中间，一边刀刃是法理的抽象性，另一边刀刃是个人性情的具体性。
他学法律本来是为了逃避孤单。好些人以为，生活在人民民主社会不会有孤单，其实不然。许多人都很孤单。人们生活得不诚实，是因为不愿意承认报纸上经常说“亲如一家”的社会中的孤单。见习律师意识到自己的孤单，以为做律师可以接触各种人，可以避免孤单，变得诚实一些。任何一个社会的生活都有正面和底面，像一张胶片的两面，生活在这一面的人不大容易同生活在另一面的打照面。司法制度把生活的正面和底面贴在一起，见习律师想通过律师这个行业去接触生活在另一面不太容易见到的人——比如雅泽克这样的人。
见习律师到监房去看雅泽克，了解他杀人的动机。
雅泽克沉默了一阵子，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他有三兄弟和一个妹妹，与妹妹关系最好。她十二岁，上小学六年级，十分活泼可爱。一天晚上，她被汽车碾死了。开车的司机是雅泽克的熟人，那天他们还一起喝酒。那司机饮酒太多，醉醺醺开车把他妹妹碾死了。
妹妹的死使雅泽克的生活感觉变得晕黄起来，他觉得生活可恨，要找一个人报仇。
“十诫”上说“不可以杀人”。可是，《旧约》也记着太多的杀人，甚至要求上主出手杀人。“不可杀人”的诫命实际说的是“不可没有理由地杀人”。有理由的杀人是允许的，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间断过。雅泽克从小就经常看到一卡车一卡车胸前挂着“反革命犯”牌子的男人女人被拉到河边的沙滩去枪毙，从小就经常看小说和电影中讲杀敌人如何伟大、光荣。
从小看到大，已经习惯了。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枪毙犯人是用步枪子弹打脑袋，有的人民手里捧着一盆清水，等步枪子弹打开脑袋盖后，就跑上去把反革命犯的脑花放在水里过一下趁热吃，说是特别补脑。雅泽克觉得杀人没有什么好惊奇，只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有正当理由的杀人不仅被允许，而且受到颂扬。枪毙一个反革命犯，他的家属还得付子弹费。
谁来决定杀人的理由是否正当？
如果有人侵犯和剥夺了别人的生命，杀这个人的理由就是正当的了。雅泽克觉得为了自己的妹妹杀一个人是有理由的，为这事他想了好久。他没有想到的是，杀死一个人好难，他用那根工业用的专用绳子勒那司机好久都不死……
见习律师觉得自己碰到的纯粹是一个个人性情的问题。
见习律师从法学院学到的只是抽象的法理知识，在生活中碰触到的却是人的偶然性情。面临考验的不是运用法理知识处理实际个案的技能，而是运用法理条文的人的良知。雅泽克杀人案让见习律师对自己的职业失去了信心，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更高的法理问题：对谁做到公正？
对谁公正是一个伦理问题。
雅泽克妹妹的遭遇是偶然的意外，但并非每个这样的不幸者的兄长都会产生要找一个人报复的念头。雅泽克身上有一种暴烈性情，这性情把一桩意外事件感觉成道义事件。可是，他应该为这种性情负责吗？这种性情并未经过他的同意就由他的父母随机地给了他。一个人的性情是自然而随机地形成的，再好的社会制度都不可能把自然而随机的个体性情修整成一个精致的花园。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安排也许可能把因人的性情的随机因素导致的破坏性降到最低程度，却不可能彻底消除人的性情的随机因素导致的恶。
司法暴力维护最低限度的社会公义，但它面对的经常是生活中人的性情的随机因素导致的意外事件。司法制度能惩罚不正当的故意行为，却不能填补生活中因个人性情而产生的偶然性裂缝。司法制度惩罚随机且偶然的生存事件的恶是合法的，但不一定是正当的。如果自然而偶然的性情因素是每一个人都可能遇到的，人的自然性情都是有欠缺的，那么，谁可以决定惩罚的正当性？
基斯洛夫斯基并不想说，雅泽克的杀人和司法制度的杀人是同质的，都是有理的杀人。他只是想说，一个杀人行为——无论个人的还是司法制度的杀人是如何由各种偶然的随机因素积聚起来的。如果他想说，刑事罪犯也有善良的天性，也有人情味，也有自己的理由，就毫无意义。个体性情的随机杀人与司法制度的依法杀人各有自己的理由，但杀人的事实及其冷漠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被杀掉的毕竟是一个身体灵魂。
问题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司法制度的杀人是仪式化的（经常有公审大会一类的仪式），雅泽克被处决那天，基斯洛夫斯基的镜头把刑前的司法仪式的时间拉得很长，让仪式过程慢慢触摸人们的心，看看冷漠的伦理意识是否会惊颤。
也许，基斯洛夫斯基觉得应该追究的是雅泽克杀人行为的非个人因素。如果雅泽克的杀人是一个社会价值观念系统及其制度教化的结果，他的这一个人行为就是制度化杀人的结果。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正当性不承认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只承认“人民”这个空洞指称的生命权利，民主专政的教化对人的惩罚依据的是个人生命之外的历史道义，这种制度的教化让人习惯了对个体生命的冷漠。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仪式化地处决了杀人犯雅泽克，而雅泽克的杀人行为正是这种制度教化的结果。
不过，这个故事真正提出的实际问题是，随机地形成的个体性情是无法追究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见习律师感到自己面对的刑事案件其实是一个伦理案件。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把一桩杀人案件变成了一桩个人性的道德反省案件（通过见习律师的角色），让人面对自己的伦理困境，让个人道德意识的感觉由冷漠变得敏感起来。人民民主制度是带有道德色彩的社会制度，人民民主的意识形态喜欢说：科学地解释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主义”学说已经解答了人生和世界的所有问题——包括伦理和道德意识的问题，人民们只需按“主义”道德去献身。但这种国家道德、全民道德的社会制度导致个体道德意识的空洞和
冷漠，导致伦理的艰难。人民民主的伦理制度化地勾销了个人在生活中感受实际的困惑、做出自己的选择、确立自己的信念的能力。这是人民伦理社会中的个人道德意识冷漠的根本原因。
基斯洛夫斯基并没有着意抨击人民民主的国家伦理，他关注的不是政治意识，而是伦理意识。在人民民主的道德化世界中，最令人沮丧的是个体的伦理思想和感觉的死亡。基斯洛夫斯基想通过电影叙事思考自己时代的伦理处境，电影语言是他思想的表达媒介：“我把电影当作一种表达方式，而不是职业。电影对我而言是思想。”
这里具体指的伦理思想，对于基斯洛夫斯基来说，首先就是个人对自己生活中的道德困境的感受力。
平安夜我该与谁在一起？（《十诫》之三）
圣诞节快来了。被冰雪封存的大街显出人为的暖和气氛，烛火和长青藤把因寒冷而独自蜷缩的人们重新聚在一起。雅努什是个出租车司机，他提前收工，准备和妻子、孩子还有年迈的双亲过一个暖和的平安夜。
雅努什的妻子性情温和、质朴，对夫妻生活没有诗意化的想象和奢求。她感觉到雅努什并非像小说或电影中描写的那样戏剧化地爱她，但她清楚，雅努什是个责任感很强的男人，她并不对这种更多基于责任而非爱情的婚姻提出异议。
不必问为什么他们要结婚，偶然的情感差错也会导致一个婚姻。他们已经一起生活多年，相互体贴，从这种生活中滋育出的两个人的共同感情，可能比戏剧化的爱情更为幸福。
天快黑时，雅努什同妻子去教堂做平安夜弥撒。
教堂里挤满了人。
在昏黄的烛光相伴着的平安夜轻缓而温厚的歌声中，雅努什感到一双恳求的目光穿过人群和烛光，像垂死者伸出的手臂紧紧地缠抱着他。顺着这目光雅努什看到了艾娃温涩、含情而又忧郁的眼睛，这些还只是那目光的含意中的一小部分。那目光有平安夜的祝福，更有在这平安夜伤心的哀求，甚至还带有几分思想死亡的含意。
雅努什同艾娃分手已经好几年，各自结了婚，再没有见过面。艾娃的丈夫很爱她，对她体贴得无微不至，艾娃却没有非要同他一起生活的愿望。她无法忍耐没有令身心颤然的爱情但不乏温暖的婚姻生活，同丈夫分居了。
艾娃对孤单特别敏感，总想有一个可以向他诉说的男人。对艾娃来说，两个人的生活中诉说的时间是主要的，示爱的时间总被夸张，其实占据的生活时间很少，重要的是诉说的陪伴，这才叫做有一个所爱的男人睡在身边。她的丈夫一大弱点就是没有耐性听她的倾诉，所以，艾娃不时打电话同雅努什聊天，向他倾诉有来由和没有来由的不安。
节日是人们共在的时间，对于敏感的艾娃，这样的时间是特别不幸的时间，孤单就像教堂外面的冰雪一样寒冷地剜割她的心。那投向雅努什的目光荡涤了眼前的弥撒气氛，其中分明有绝望的悲情在不容推开地恳求：要同雅努什一起过这个平安夜。
雅努什把目光从艾娃脸上移开，想逃避或者说推开艾娃的恳求。雅努什不是没有读出艾娃目光中孤单的痛苦，而是为了婚姻的责任，不得不对自己过去曾经爱过的人的恳求视而不见。
回到家里，平安夜的家庭欢聚就要开始：夫妻之间，父子、母子之间会有种种游戏和温情时光。担心艾娃会打电话来，雅努什截断了电话线。
门铃响了。
雅努什下楼打开大门。
艾娃站在寒雪纷飞的门外，说她丈夫今早突然失踪了，问雅努什可不可以开车带她去找寻。
答应还是不答应？为什么雅努什得离开家庭的平安夜，去帮过去的恋人？
艾娃的丈夫失踪了，她可以向警察局求助。雅努什不是警察局，不管公共事务。艾娃的请求只是一个私人的请求，雅努什有什么理由答应艾娃？
雅努什犹豫片刻，答应了艾娃的请求。
他觉得自己是出于对过去的感情的责任答应艾娃的。
可是，有这样的责任吗？
责任在这里既没有道德依据，也没有法理依据，也许只是一个使某种情感合法化的理由。况且，尽到对艾娃的责任，又如何可能尽到对妻子的责任？
雅努什怎么对自己的妻子说？说以前的恋人向他求助找寻失踪的丈夫？妻子会不会认为雅努什还爱着艾娃？
雅努什当然不觉得是。
两个人之间的情感有一大片暧昧的领域，很难明确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雅努什同艾娃有过一段情，这段情过去后，留下一种暧昧的感情，像稀释了的血。雅努什清楚记得与艾娃分手的原因——无法忍受她没完没了的抱怨。艾娃对生活品质要求很苛刻，她既觉得只有雅努什才能给她带来幸福，又觉得他在生活细节上不能符合她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没完没了的抱怨磨损了爱情。
也许，雅努什看到艾娃站在寒夜的雪地里产生了同情，这种同情推开了自己作为丈夫的责任，甚至对妻子的感情。
在这平安夜，责任与同情哪一个更重要？或者哪一个责任更重要？
他回到楼上对妻子说，邻居看见有人偷了他的车子，得去警察局找。雅努什依从同情，对责任撒了谎，或者说因这一责任对另一责任撒了谎。无论因为什么，他撒谎对吗？
雅努什载艾娃上路，去警察局、医院。一路上艾娃不停地说话，分析丈夫的可能去处，想方设法把丈夫的失踪弄成一宗悬案，与雅努什一起追究。平安夜的街市，人车两空，只有雅努什与艾娃驱车寻找一个虚构的失踪者。雅努什其实心里明白，艾娃的丈夫不是失踪了，而是早与她分居了。雅努什没有戳破艾娃的谎话，那会伤害她在寒冬的节日里的孤单。有好几次，雅努什觉得不耐烦了，觉得不能为了陪伴艾娃，让妻子在孤单中度过平安夜。对艾娃的同情成了雅努什对妻子的无情。艾娃也清楚，雅努什与她驱车寻找丈夫是出于同情。
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忍受同情。有的女人把同情视为侮辱，把责任视为伤害。艾娃不是这种女人，她只需要自己所爱的男人能陪伴自己。
这两个人在一个虚构的理由中一起度过了平安夜，他们寻找到的，对艾娃来说，是同雅努什在一起的时光。天快亮时，艾娃对雅努什说：“一个人过平安夜很难，我已经连续三年一个人过平安夜了。今年实在不行了。我跟自己打赌，如果把你留在身边直到早上七点，就可以活过来。”
时间正好七点，艾娃从衣袋里摸出两粒毒药，扔在地上，用脚踩碎。雅努什在教堂中看到的思想死亡的目光是真的。
雅努什回到家。为平安夜的欢聚准备的一切原封未动，妻子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雅努什把头靠在妻子的肩上，妻子惊醒过来，什么也没有问，只是把他抱住，仿佛需要安慰的不是她，而是雅努什，需要道歉的不是雅努什，而是她。她谅解他。
妻子的谅解并不让雅努什释然，他觉得对不起她。其实，雅努什答应艾娃陪她找寻谎称失踪的丈夫，也不是同情，而是谅解，知道她撒谎而谅解她的处境。在这个平安夜，如果雅努什不能谅解艾娃的撒谎，她一定吞了那两粒毒药。谅解是对人性的脆弱的体谅，谅解比同情、责任都难，谅解才能解开情感的缠结。
如果雅努什不答应艾娃，艾娃会谅解吗？如果她能谅解，就不会敲雅努什家的门了。谅解是一种明智的心性，这种心性是性情的结果，不是可以习得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类似的伦理困境过于偶然，纯属例外，根本就不必在意。然而，伦理困境被看做例外，是由于道德规则的存在。道德规范安排了一个抽象的生活秩序，具体的生活自身就显得是不断产生的例外。生活中的伦理困境其实才是真实的道德生活本身，不是道德规范在活着，而是具体的个人在活着。正如有了法律规范就有了犯罪，有了道德规范就有了道德困境。
人在具体生活中往往难以尽到道德责任，即便人尽力想要尽到。自由主义伦理学承认生活中充满伦理困境，就是不承认生活织体本身是按道德戒律编织起来的。对于律法论或决疑论的伦理学来说，不存在两难伦理处境。关注、正视生活中细微的两难伦理处境——像雅努什遇到的那样，是自由主义道德意识的首要品质。在一个伦理国家中，个体的人并不需要独自面临伦理困境，有各级党组织可以依靠，如果你不愿意依靠，各级党组织也会非要你依靠。如果撇开伦理国家的道德秩序，只是设想个人的道德处境，那么，伦理问题就是个体人与一个复杂、具体的生活世界的性情关系问题。《十诫》中的人物大都是自由职业者：建筑师、教师、医生、歌手、律师。基斯洛夫斯基觉得，这样可以避开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让人们的目光聚集在个体伦理情感的困境中。
偷窃亲情？（《十诫》之七）
这又是一个伦理的例外事件。
偷别人的东西（钱包、小车）是刑事犯罪。对人身私有财产的法律性保护，是个人的外在自由的基本条件之一。
如果人心灵的私有财富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个人是否可能获得内在自由？偷别人感情上的东西，算不算犯罪？算什么犯罪？
要确定什么叫做偷一个人心中的私有财富，相当困难，但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可能经常发生一个人偷另一个人心灵上的东西的事。例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爱他（她），得到了他（她）的感情，然后又转身走掉了，而他（她）却因为这些情话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此跌入不幸，算不算心灵上的东西被偷窃？
梅依卡的母亲生梅依卡时难产，虽然母女俩最终都平安无事，梅依卡的母亲却再也不能生孩子，本来她很想再要孩子，为此她一直很伤心，怪罪梅依卡使她不能再生育。母亲经常对梅依卡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梅依卡得不到母爱，从小养成了忧郁的性情。父亲很爱梅依卡，梅依卡心里难过时，他就吹箫给她听。
梅依卡十七岁那年，快要高中毕业了，教艺术课的老师波伊特克对她说了好多含糊其辞的情话。忧郁了十几年的梅依卡在波伊特克的情话中得到了从父亲那里无法得到的安慰，而波伊特克却让她怀了孕。波伊特克对梅依卡说，自己还没有当父亲的心理准备，有了孩子会断送自己的艺术创作前程。他劝梅依卡堕胎，梅依卡无法接受。
梅依卡的母亲也反对堕胎，但对梅依卡说，她还是个学生，怎么可以有孩子？为了梅依卡的前途，母亲说当作是自己的女儿给梅依卡的孩子报户口，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孩子生下来，是个女孩。如今，梅依卡已大学毕业，女儿玛嘉已经六岁。梅依卡想要回女儿，母亲回答说：“你可以每周看一次玛嘉，但她属于我，我死后属于你。”梅依卡觉得母亲当初说为她好，其实是偷走了自己的女儿，波伊特克是她母亲的偷窃行为的同谋，他们为了各自的意愿偷了自己的感情。“实际上，波伊特克是为了避免一宗丑闻。他与我的恋情只是他的无数次恋情经历之一。他对我说过，艺术家需要不断有新的感情经历的刺激，才能保持艺术生命力的旺盛。承担感情的后果，不是艺术家的事。”
梅依卡决心带着玛嘉出国。
她申请了护照，乘一次儿童联欢会的时机，抱着玛嘉哄她去公园玩，把玛嘉“偷”走了。
梅依卡带玛嘉找到波伊特克，想拾回过去的爱情。波伊特克很冷淡，不愿意归还当初从梅依卡身上借去的情感。他对梅依卡说，要么把玛嘉送回去，要么他去别处。波伊特克与梅依卡的母亲一样，不愿归还当年从梅依卡那里偷去的女儿。
谁是偷窃者？
按法律，玛嘉是梅依卡母亲的女儿，从孩子的情感经历来说，梅依卡的确算偷了孩子，甚至偷了孩子的感情。玛嘉一直叫梅依卡的母亲“妈妈”，梅依卡央求玛嘉叫她“妈妈”， 玛嘉总对她直呼其名。玛嘉经常在半夜哭，说是梦中遇上恶鬼，梅依卡的哄抱不管用，她已经习惯了梅依卡母亲的哄抱。
梅依卡的母亲拒绝承认偷了梅依卡的女儿，她说当初梅依卡自己同意把女儿给她。波伊特克也拒绝承认偷了梅依卡的情感，说梅依卡当时自愿同他发生感情。梅依卡当时只有十七岁，还不懂得什么事。她母亲和波伊特克不认为这是一个理由。他们问，说偷另一个人心灵上、情感上的东西，这个问题真实吗？被偷的人会说，自己不小心、年幼，就像一个人没有把钱包放好，没有太提防（小心心灵扒手）。可是，人们会不小心随意放置心灵和情感？心灵和情感需要保管好？人与人的感情纠葛可以用"偷"来界定？
顺手随便拿走别人的情感和心灵，算不算偷？
基斯洛夫斯基会说，这样的问题不易回答。
偷的人不会说东西是偷来的，而是说顺手拿来的。偷是趁别人没有防备时拿走东西，如果一个人趁别人情感脆弱或疲惫时拿走情感，就是偷一个人的情感。可是，母亲当初说为梅依卡好的那些理由都是真的，并没有要欺骗她。波伊特克当初对梅依卡说的情话，也是真的，只是后来对她的情感变了。要寻找到这件事在道德上的对错，根本没有可能；人与人之间情感上、心灵上的牵缠和受伤，是无法追究道德罪过的。
梅依卡只好带着女儿出逃。第二天早晨，母亲和波伊特克在一个小火车站追上了梅依卡和玛嘉——玛嘉对梅依卡的母亲叫着“妈妈”，奔了过去。
梅依卡带着被偷得空荡荡的心，独自上火车走了。她母亲在站台上喊：“女儿，你回来。”从梅依卡紧贴在车窗玻璃上的那双也想对玛嘉这样喊的眼睛来看，忧郁症会陪伴她一生。
生命个体的偶在性与社会的伦理秩序的规范性不相吻合。对伦理问题的思考，是从伦理秩序的规范性出发，还是从生命个体的偶在性出发，完全不同。基斯洛夫斯基和皮斯维茨的伦理思考从生命个体的偶在性出发，但他们又以“十诫”来命名自己的思考，而“十诫”的伦理思想明显是从伦理秩序的规范性出发的。
《十诫》的叙事是依据旧约《申命记》中的“十诫”的诫命之意来编写的。基斯洛夫斯基和皮斯维茨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研究了好些释经书，才写出脚本。但是，他们并不想为摩西传达的耶和华的“十诫”做现代注疏，也不采取道德律法论或道德理想主义的立场来思考现代伦理问题。找寻《十诫》与“十诫”的释经学关系，不仅徒劳，而且会错过理解《十诫》的机遇。旧约的“十诫”只是基斯洛夫斯基用来激发现代社会生活中个体的伦理感觉的符号，如他所说：“确定《十诫》与圣经的十诫的关系最恰切的字眼应是借口。”
在波兰，既有社会主义的人民道德，又有天主教的教规道德，它们都是社会的规范性伦理秩序，离开了这样的规范性，个体偶在性的道德裂缝就显露出来。从这样的意义上看，自由的伦理必然会是艰难的伦理。基斯洛夫斯基说：“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神秘的结。隐秘不可告人的一隅。” 《十诫》的叙事关乎的不仅是道德意识的冷漠，更多的是道德行为的艰难。
《十诫》的伦理思考从生命个体的偶在性出发，避开了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与伦理问题的牵连。《十诫》以人民民主制度的波兰为叙事背景，但基斯洛夫斯基有意抹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活符号，避免可以让人联想到社会主义生活场景的细节。这不是为了躲过意识形态检察机关的审查，而是要让《十诫》的叙事探讨“纯粹”的伦理问题——作为现代性问题的伦理问题，成为一种叙事的元伦理学。
这种思考对于现代社会——无论哪种政治制度——中个体的人，都是有效的，无论在人民民主社会还是自由民主社会，什么叫诚实、谎言、友爱、亲情、负疚，都是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时时面临的私人问题：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相？何谓诚实？何谓不诚实？它们的本质如何？我们又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它们？
基斯洛夫斯基说，这就是《十诫》提出的基本问题。
我想信任却没有能力（《十诫》之九）
在浪漫主义时代，施莱尔马赫曾经写过浪漫的“十诫”，其中有一条戒律说：“你不该缔结必然要破裂的婚姻。”这显然是一句浪漫的废话。谁愿意缔结必然会破裂的婚姻？谁在结婚时会设想婚姻的破裂？
可是，在现代社会，人们缔结的必然要破裂的婚姻越来越多，因为实际已经破裂的婚姻越来越多。
为什么？
传统的婚姻是由神性或天意的绳索系起来的，人们把婚姻看作姻缘也好，看作上帝的安排也好，看作八卦排得顺也好，总之不是个人能够单独决定的。婚姻自由最能表明现代的个人自由伦理的精髓：婚姻是由人意的绳索系起来的，这人意就是个体人的性情——所谓两情相悦。然而，个体人的性情恰恰最不可靠。这还不是说人的性情易变，因此不可靠；而是说，个体性情极具差异，个体性情中的欲望极其多样，如果婚姻以性情为基础，就是不可靠的。缔结以性情为基础的婚姻，几乎就等于缔结必然要破裂的婚姻，除非两个人运气好，碰巧性情相合。在传统的婚姻关系中，信任并不太重要。自从婚姻由人意的绳索系起来后，相互之间的信任就变得重要起来，它成了以个人性情为基础的婚姻的安全网。如果这网破裂了，人意的，而非神意的婚姻的碎裂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
洛麦克是个外科医生，那天他从老同学——一位性科医生那里回来，已经走不动了。
老同学告诉洛麦克，他身上突然出现的性无能不是心理性的，而是功能性的，很难医治。洛麦克觉得这无异于宣判了自己婚姻的死刑，作为一个医生，他科学地认为没有性能力的婚姻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
这天晚上，洛麦克与妻子汉嘉躺在床上，望着窗外懒洋洋的月光，不停抽烟。夜过三更，洛麦克终于对妻子说，自己的性无能已难治愈，她最好改嫁。
“夫妻之爱并不仅是每周两三次的五分钟呻吟，不在两腿之间，而是在心里。我只要能抱着你就满足了。”
汉嘉说完这话，就趴到洛麦克身上，紧紧抱着他。
“你还年轻，会有需要。”
“我会自己解决。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拥有的，而不是没有的。”
现代的生活感觉中，性归属了个体人的性情，而且是自在自为的性情。有每周五分钟的呻吟，不等于有夫妻之爱，没有这五分钟的呻吟，也算不上夫妻之爱。洛麦克相信汉嘉不是说的假话，她的确爱他。他们已是十多年的夫妻。但汉嘉的性需要很真实，她真能忍受？洛麦克不想骗自己。
性的需要归属于个体的总体情愫，要抑制它比较容易，一旦性欲成了自在自为的性情，要抑制它的渴求，就相当艰难了。洛麦克不太相信汉嘉能自己解决性的渴求，因为他自己清楚这种需求的自在自为。现代文化对性渴求的塑造，使它成了人的自我人格的标志。
汉嘉果然陷入情与欲的挣扎。一天，洛麦克听见汉嘉接电话的声音有些紧张，开始监听汉嘉的电话，发现汉嘉在与过去的同学斯普勒约会。斯普勒以前喜欢汉嘉，被汉嘉回绝了。如今，汉嘉借父母空置的住房与斯普勒偷偷相会。
洛麦克跟踪汉嘉，坐在汉嘉和斯普勒幽会的房门外的楼梯上，尖起耳朵倾听他们在房间里展开肉体之欢的声音。洛麦克觉得吃醋是衡量两性之爱的天平，不吃醋，也就等于对汉嘉没有欲望了。洛麦克干脆偷偷配了汉嘉父母的房子钥匙，潜入房内躲在衣柜里。
那天，洛麦克从衣柜的门缝中看到汉嘉先进来，她显得有些慌张。一会儿斯普勒也进来了，他要抱汉嘉，汉嘉把他推开：“我今天约你来，是要告诉你，我们不要再来往了……在你的怀抱里我感到感情受到伤害。我不是说你对我不好，你对我再温柔不过了。我指的是自己对自己的伤害，我会失去已经拥有的想与他一起生活的人的拥抱。”
斯普勒闷闷不乐地走了。
汉嘉突然看到洛麦克藏在衣柜里的眼睛：“监视我？为什么监视我？我软弱，但我在挣扎。我想得到你的信任，而不是监视。”
婚姻就这么破裂了。
也许，如果汉嘉没有与斯普勒幽会，洛麦克会信任她。
洛麦克对妻子的信任以什么为基础？以汉嘉的清白为基础？
基斯洛夫斯基会说不是这样。信任不以什么为基础，他是对汉嘉的爱，包含体谅她的软弱和过错，理解她的挣扎，理解她选择的艰难。信任不是猜疑的反面，而是爱的支撑，对方跌倒时抱住对方。无论汉嘉会做或做过什么，如果洛麦克爱汉嘉，就应该信任她。洛麦克一开始就没有信任汉嘉，那夜里的交谈后，洛麦克心里留下的是恐慌和不安。他担心汉嘉会守不住自己的身体，而不是信任汉嘉对他的爱。汉嘉与斯普勒的幽会，不是洛麦克对汉嘉失去信任的原因，而只是印证了他对汉嘉的猜疑，然后以搜查、窃听、跟踪来对待汉嘉的挣扎。信任的丧失是爱的丧失，猜疑、不安、恐慌只是爱的丧失的结果。
爱的丧失往往是因为一个人把自己的爱的对象想象为天使，想象为诗歌或小说中的语言，想象为一个自己梦想出来的人，总之是自己的性情虚构出来的一个人。对于现代人来说，伦理行为变得艰难，首先不是因为社会的道德观念秩序混乱，何谓善、恶已经没有了社会共识，人们难以找到可以遵循的道德品质，而是虽然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诚实、什么是信任，却做不到。自由伦理的艰难表现为个体的道德能力的软弱，有心愿，甚至有意志向善，却没有体力为善。就像有爱的欲望，却没有抱住爱者的能力。这有些像保罗说的人的罪。
我竟不明白我所做的；因为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
…既然这样，我所做的并不真的是我在做，而是我里面的罪在做的。……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使我死亡的身体呢？……我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自己只能在心灵上顺服上帝的法则，而我的肉体却服从罪的法则。（保罗，《罗马书》，7：15－25）
身体在性的罪不是一种道德的恶，而是个体人的身体性情的欠然，这欠然的身体性情使人做不到自己所意愿的。由于个体人的身体性情成了现代人的自由伦理的基础和首要的根据，现代人往往看不到身体性情中的在体性欠然。
什么是个体人身体性情中的在体性欠然？——个体欲望。
如果从生命个体的偶在性出发思考伦理问题，首先得面对个体人的性情，而不是一些已成文的教导人应该如何的道德命题。人的性情在传统伦理学中从来就是基要问题，只不过在中古时代的伦理学中，所谓性情主要指人的自由意志，在现代伦理学中，所谓性情主要指个体人的欲望。中古时代的人的伦理意识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是有欠缺的，只有上帝的自由意志才是整全的；现代人的伦理意识以为，人的自由欲望就像从前上帝的自由意志。
虚构的亲情？（《十诫》之四）
麦克今天早上离开安卡走了，好像不打算再回来。要是安卡还把他当作父亲，他是不会离开安卡的。
安卡叫麦克父亲，从小就这么叫。但麦克是否真是安卡的亲生父亲，安卡不知道。她生下来时，并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与麦克的父女关系是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他们一直以父女关系相处。但人伦关系还有别的形式，比如两个性情契合的朋友、两性之间的情侣。安卡与麦克尽管是父女关系，却好像是两个性情契合的朋友，甚至两性之间的情侣。
安卡在艺术学院表演系学艺，念三年级。上小品课时，老师对安卡在爱情场景中的做戏总不满意，说她搞不清亲情与爱情的差异，掌握不好自己的感情意向。
从表演理论上讲，亲情之亲有三种可能的基础：血缘的、两性的和随机的共同经历。但这些都只是机缘性的基础，并不牢靠。真正牢靠的亲情基础是个人的性情。性情的契合并不需要用前世因缘之类的理由来解释，由此产生的亲情也不是一种自然的血缘亲情或两性自然联姻的亲情。自然之情其实脆弱得很，自然的本质上是随机的，并非亲情的必要条件。恶劣的母子、母女、父子、父女关系或令人厌恶透顶的夫妻关系，任何时候都不少见。两个性情相契的人的相逢产生的亲情，不是由既有的人伦关系构成的，相反，性情相契的相逢产生的亲情在构成关系。但由此构成的关系又是随机的，可能是血缘亲情式的（父女、兄妹），可能是情爱式的，可能是朋友式的。
世界上相契的个人性情可能不少，但绝少的是相契性情的相逢。
安卡觉得自己与麦克就是这种难逢的相契，但她对已经养成了习惯的父女关系感到不满足，她想、她要、她渴望成为……
麦克以前告诉过安卡，她出生五天，母亲出了事。具体什么事，麦克没有讲，不是车祸、船难，就是空难。小时候安卡爱哭，也许因为没有母亲抱，她想有温暖的手臂抱。安卡哭的时候，麦克总是轻轻抚摸她的背，给她唱歌。
麦克的歌声有些混浊，嗓音不好，但温暖极了。安卡喜欢他的抚摸、他的抱、他唱的歌。为了让麦克多抚摸、抱、唱歌，有的时候安卡假装哭。有一天，麦克突然发觉安卡的乳房长大了，就不再抱她。
两年前安卡开始有男朋友。
当时，安卡有一种背叛谁的感觉，与男朋友有过肉体之欢有一种负疚感。她问自己，是谁让她有这种背叛感，她感到对谁负疚？
安卡得出的结论是麦克。每当男朋友抚摸安卡，她感到幸福，是因为觉得这被抚摸的感觉就是麦克的手在抚摸；安卡与男朋友亲近，有重复与麦克在一起的感觉。
“他有相同的感觉吗？为什么他有一次撞见我与男朋友在床上，好些天闷闷不乐？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再婚？他还不到五十岁，他在等待，等待谁？等待我长大？”安卡想。
麦克上周出差时提醒安卡别忘了付放在抽屉里的房租和电话费账单。第二天安卡却在抽屉里发现一个桔黄色信封，上面写着“给安卡，请在我死后拆开”，字迹完全陌生。
安卡带着信来到河边的树林里，用剪刀剪开信封。里面装着一个小小的白色信封，上面写着：“若我出事，请把它交给我女儿安卡。”
为什么写的不是“我们的女儿”？安卡一阵子激动，跑回家去翻麦克的旧物。这些旧物放在阁楼的皮箱里，安卡一直没有碰过，那是麦克的私隐。安卡忍不住要侵入这些私隐，打开了皮箱。里面有一些女人的什物：女式皮包、手饰、小艺术品之类。还有一张发黄的照片，是两个女人和三个男人在一起的照片。“其中一个是母亲，”安卡想，“麦克跟她是好朋友，也许还恋过她，但她已经另有所属。我的父母肯定出了什么事，把我托付给麦克。”
麦克出差回来，安卡对他说拆开了那封信，信的内容是母亲的遗言：
“亲爱的女儿，你长大了，不知你是什么样子，是黑头发？我要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麦克不是你的父亲。谁是你的生父，已经不再重要。错误已经铸成，请不要责备我，这是无法挽回的。麦克会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你们在一起会幸福。幸福，你知道吗？那是在一起神怡的感觉。”
背诵完母亲的遗言，安卡对麦克说：“幸福？我知道什么是幸福，可是幸福就在我身边，我抓不住它。为什么你要骗我，要让我失去幸福？我说要马上结婚，与随便哪一位男朋友，有许多男同学追求我。我这样说是要刺激你，我害怕你说，这是你自己的事，你结婚吧。难道你真的不懂一个女人对你说要与别人结婚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把我抱紧点。我想要你而不是别人抱紧我，我只要你的抚摸……”
麦克承认见到安卡与男朋友在一起心里难受，而且他也不知道安卡的母亲在信中写了些什么。他指着那张发黄的照片上的一个女人对安卡说：“这是你母亲，她身后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是你父亲。哪一个是，我也不知道。我有时甚至嫉妒你的生父，有时怀疑你母亲是否弄错了，但她毕竟把你托付给我，我只能把你当女儿来爱。”
“我害怕你再婚，你也害怕我与别的男人结婚，我们都害怕失去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幸福。你知道，去年我与男朋友有了一个孩子后把孩子打掉了，因为这不是你的孩子……我不是你的女儿，我想给你生孩子。我要你抚摸我的感觉，只有你的抚摸才让我兴奋。我不能与别人有孩子，不能做不可挽回的事……”
那天晚上，安卡和麦克点着蜡烛谈了很久。
安卡想改变同麦克的关系的性质：不再是父女关系，而是情侣关系。她脱去内衫，把自己的身体呈露给麦克。
安卡的身体很美，她自己清楚这一点。安卡渴望自己的身体属于麦克，他最熟悉自己的身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熟悉，而是一种相属的亲熟，为之而兴奋的亲熟，激活生命感觉的亲熟。安卡的身体呈现在麦克面前，她感到向上翘起的变得坚硬、炽热的乳头对麦克的抚摸的渴望：
“我不是你的女儿，我已长成成熟的女人。你想不想抱我？”
麦克走到安卡身边，没有抱她，拿起内衫披在安卡身上。
麦克不愿意进入安卡的身体，不是他不欲进入，而是不愿划破现有状态的幸福光晕。
至今的父女关系是幸福的条件，尽管这种父女关系可能是虚构的，但他不敢拆除这种虚构。他知道欲望的限制，欲求太多，失去的可能更多。安卡欲望更深、更彻底的幸福，对更美好的生活的欲望促使她要改变与麦克的关系；她感觉到欲望抵挡不过时间，如果作为女儿，自己总有一天会嫁出去。
那天夜里，安卡整夜在做恶梦。
第二天清晨，安卡被出门声惊醒了。
她从床上跳起来，发现麦克走了。她在窗口呼喊他，对他说，那封信是虚构的，她没有拆开母亲的信。她只是骗他，就像小时候假装哭，为了求得他的抚摸和歌声。
“我不再要求别的，我仍然叫你父亲，我还是你的女儿，只求你别离开我。我已经把信烧掉了，不让它再妨碍我们的幸福。”
真有那封信吗？
基斯洛夫斯基觉得，这并不重要。
这信只是一个生命线团，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机缘碰巧缠结在一起的线团。要清楚地认识、理清这个线团，人的知性力不能及。重要的是安卡对幸福的欲望，这欲望要求更多真实的亲情。
什么是亲情的真实，什么是幸福的真实？——两个人切身感受到的心怡的性情状态。
无论父女，还是夫妻，只是一种伦理规序，不一定会产生幸福，没有那种神怡的性情状态，纵有父女、夫妻之名，也不算幸福。
问题是，欲望是不是完全自由的？现代伦理意识在肯定个体欲望的自然权利时，是否同时夸大了个体欲望的自由？
自由伦理的根基是依自不依它的自如欲望，所谓的自律伦理是道德上自我立法的伦理，自我立法的正当性根据就是个体对自身幸福的欲望。出埃及时，摩西召聚心色惶惶的以色列人到自己身边，对他们颁布“十诫”。摩西说自己是传达上主的话，所以“十诫”尽管出自摩西之口，经上记的却是上主的“我说”语式。“十诫”因这种语式具有了神性权威，摩西的道德从形式上看是神定的，就好像儒教道德从形式上看是天—生的。无论神定的还是天—生的伦理规定，都是他律伦理，以观念的和社会宗法秩序的形式规范人伦行为的道德准则，限制个体人的自如欲望。
现代人看破了种种传统上宣称神定或天—生的伦理规例和教训不过是人的产物，把道德准则的立法权交给每一个体人的性情的自然权利——所谓依据个人的良心，传统的伦理禁忌就被打破了。按康德极度抽象的大脑的概括，自由伦理意味着个人遵从自己理性的道德良知去生活。现代之后，理性的道德良知演变成了感觉的道德良知。从理性的良知到感觉的良知的转变，就是从自由意志到自由欲望的转变——意志的向善成了感觉的自适。情感在康德的学问分类中被归入审美学的范畴，意志的心性属于伦理学领域。在现代之后，情感成了伦理学中的惟一要素。“伦理学与科学的不同在于，它的基本材料不是知觉，而是情感和激情。”（罗素）
用现代人类学的说法，宗法道德准则是社会生活内在地形成的生活网络，一个人的身体进入这样的网络，就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机体，成为一个社会的人。道德准则规范个体的生存感觉的食色性欲，个体的生存感觉通过道德准则认识自我、塑造自我。现代伦理的基本诉求是，要人成为自在自为的人，这就怂恿个体欲望的自由想象突破传统的宗法道德的规约，神定或天—生的道德秩序没有了社会法权的力量，其人伦关系的规定也飘浮在不确定之中。
法国电影艺术家Olivier Assayas拍过一部叫"Paris s'eveille"（巴黎睡醒了）的电影，讲一个现代的乱伦故事。
Adrien十七岁那年上大学去了里昂。几年后的夏天，他回到巴黎，才知道父亲Climent与母亲离了婚，眼下正与年方二十的Louise生活在一起。Louise是现代社会中那种独立性强、明智、幽默而又不乏质扑、天真的女孩子。
Climent工作很忙，在家的时候不多。Adrien与Louise一起经常呆在家里，相处融洽。有一天，Adrien禁不住搂着Louise的肩，想吻她的脖子。
Louise正色说：“我是你母亲！”
Louise与Climent常常因各种原因吵架，很伤和气。Adrien看着自己的继母与父亲吵架，有些悻悻然。Louise心情愈来愈恶劣，她需要抱慰。
有一天，Climent与Louise大吵一场，怒气冲冲地走了。Louise走到Adrien的房间，搂着Adrien的双臂，把头靠在了Adrien的肩上，想纾解吵架后的不快。
Adrien正色说：“你是我母亲！”
后来，Louise还是带着自己的细软和象征生命情趣的小仙人掌，与Adrien在火车站抱吻，搭火车一同去往他方。
这是不是乱伦？
道德规范是缠绕在个体人身体上的价值观念，由此形成的生存感觉成为人伦关系的基础。如果生存感觉中的价值观念变了，人伦关系随之而变，身体感觉跟着也变。在个体自由至上的社会，价值观念不过就是个体自身的感觉。现代人的无所禁忌就是出于个体感觉的道德自由，这种个体欲望的自由仍是人的生存感觉中的价值观念，塑造着个人的生存感觉的价值偏好——个人对于善与恶、幸福与不幸乃至人伦关系的分辨。
Louise和Adrien依自己的自如感觉改变了俩人的关系，按自如的感觉伦理来看，他们不是乱伦。生命感觉的经脉私人化、个人肉身化后，既然生命感觉的价值经脉是遵从自己的欲望感觉去生活，而每一个体人的身体感觉是有差异的，依我在的身体感觉的自然权利为自己订立道德准则，社会的人伦秩序就感觉化了。现代的生活伦理中，神性权威不是没有了，而是生活伦理的立法者更换了。新的立法者是身体有差异的个人的自我感觉，每个人都是给自己颁布“十诫”的“我”。遵从欲望感觉去生活，会不会使人成了自己的身体感觉的奴隶，而不是获得了想象的自由？基斯洛夫斯基对于欲望自由的伦理同样十分沮丧：
我不相信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总在为争取自由而奋斗，也果真争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尤其是外在的自由……即便如此，我仍相信我们是自己激情、生理状况与生物现象的囚徒。这和几千年前的情况没有两样。同时，我们也是所有复杂且经常是相对的分界的囚徒……我们不断地想为自己找一条出路，但又永远为自己的激情与感觉所禁锢。你没有办法抛开它们。
所谓“外在的自由”是liberty ，内在的自由是freedom，限制liberty的是社会化的各种条件，人们可以通过各种社会制度安排、政治行动改变这些条件；限制freedom 的是人自身，而人的自身是无法按人的欲望或意志来改变的。这就是自由主义伦理学认为任何政治制度都不可能改变的个体人的道德处境。
“我们自己的激情、生理状况与生物现象”就是保罗所说的“罪的法则”，就是我在身体的欠然，用哲学理论的说法，就是人身的有限性。现代伦理意识中，我在身体的欠然、人身的有限性成了具有自然权利的个体欲望的无限性。内在的自由是从个体的欲望意志的无限性开始的，人身的有限性已经是自由的事，它开放了个人的生活想象看似无限的维度。然而，欲望自由的想象世界飘浮在纯粹属于人身的、对人来说不可解释、无可把握的偶然性之中。
个体幸福的自由想象不可能是随心所愿的，而是易碎的激情。如果安卡成熟了，她就会懂得，人实际上也是“所有复杂且经常是相对的分界的囚徒”，就会像麦克那样，守住相对的分界。
不可模仿自己没有的激情（《十诫》之十）
基斯洛夫斯基不是一个传统的道德主义者，他不觉得应该回到宗法伦理的网络中去，他说“道德不见得总是对的”，道德规戒往往是荒谬的。然而，人也不可完全依赖自己欲望的自由想象，必须对人身的有限性诚实，这是自由伦理的基本德性。
什么叫诚实？诚实指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关系的道德品质？
不错。但在基斯洛夫斯基看来，更重要的是自己对自身要诚实。
亚瑟被推进手术室做肾脏切除的时候，心情不禁有些激动。亚瑟要切除自己的肾脏，不是因为他的肾脏坏了，而是因为它太好了，要用它换取一枚邮票。
亚瑟的父亲是个老集邮家，一生献给了集邮，收藏了好多二次世界大战前意国、奥国和德国的邮票。老集邮家没有遗传给他的两个儿子——亚瑟和杰西收藏邮票的激情，兄弟俩从小就搞不懂，父亲为什么对那些陈旧得发黄的小纸片入迷。几个月前，老父亲死了，亚瑟和弟弟继承了这笔邮票遗产。
这些邮票对亚瑟和杰西有什么用？
商品的价值是依个人的主观欲求来决定的。制造商可以制造对商品的欲望，但制造欲望也还要依据欲望去制造，让某个商品尽可能符合欲求者的欲望，才可以提高商品的价格。一件东西的价值，只为欲望者的欲望而存在。
生命的激情同样如此。某个人对某种事业或活动的激情，在另一个没有这种欲望的人看来，只是一种可笑的痴迷。欲望无法模仿，对一种事物的激情也无法模仿。模仿别人的欲望或激情，都可以叫做一个人对自身不诚实。
兄弟俩商量后一致同意把这些邮票拿去卖掉。
在邮票拍卖店里，老邮票商吃惊的眼神令兄弟俩吃惊：这些邮票值几十万元，可以买几栋楼房。老邮票商告诉他们，尽管这些邮票很值钱，物品的价值不等于金钱。生命热情的对象是无价之宝，可以让热情者倾家荡产去获取，一旦获得，就是金不换的。他们把老父亲的邮票卖掉，等于把老父亲一生的激情卖掉了。老邮票商说他不能买这些激情。
老邮票商的激情没有让兄弟俩感动，倒是被这些“价值几十万元”的邮票搞得激动起来。兄弟俩放弃了自己喜欢做的事，给收藏室安装警报器，窗户装上铁栏，买来一条大狼狗，整天守护着这些邮票。这些他们本来根本没有感觉的邮票，激起了兄弟俩的热情，或者说邮票的市值，引发了他们的欲望。
老父亲死之前一直在寻找一套意大利的蓝、黄、红三色飞船邮票，费了十几年已经弄到蓝色和黄色的两枚，但至死都没有弄到红色飞船。兄弟俩开始模仿起父亲的集邮激情，四处搜寻那枚红色的意大利飞船邮票。
兄弟俩打听到有一位邮票商可以弄到红色飞船邮票。但那邮票商说，有这枚邮票的人不卖，因为无价之宝从来不出售，只可以交换，比如用红色飞船邮票换一枚自己更喜欢的邮票。那邮票商说自己刚好有那人想要的这张邮票，但这是他的无价之宝，没有必要非换红色飞船不可。不过，邮票商说他女儿的肾坏了，他爱女儿胜过爱那张邮票。如果亚瑟愿意用自己鲜红的肾来换陈红色的邮票，他就愿意用自己的无价之宝去换红色飞船……
要自己的肾，还是要邮票？亚瑟真还有几分犹豫。弟弟杰西说，自己的肾不如亚瑟的好，邮票商要的不是他的肾，不然……言下之意，亚瑟还不够激情。亚瑟听了这话，鼓起激情躺到手术车上去了。
换肾手术被安排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手术刀把亚瑟的肾脏切割下来时，他感觉到对邮票的激情。弟弟守在手术室门外，好像手术刀也割开了自己的身体。手术很顺利，两兄弟拿着那枚陈红色的邮票回家，发现收藏室的窗户铁栏被电锯割断，全部父传的邮票被盗窃一空。两兄弟开始相互猜疑，分别向警方举报，说是对方设计独占了老父亲的遗产。
这是《十诫》中唯一的幽默叙事，但不是昆德拉那种轻薄的幽默，而是对人性的弱点带有深切理解的幽默。
昆德拉幽默神性，基斯洛夫斯基幽默人性。
每个人都是自己欲望的囚徒。激发起某个人的欲望的某物，与欲望本身构成充满张力的网，在这张力中，个体人要获得自由，意味着不是自己欲望的囚徒。如果个体欲望是个体生命热情的来源，重要的就不是摆脱而是掌握自己的生命欲望，对自己诚实。
对自己诚实就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命热情，虚伪则是模仿自己身上没有的生命热情。
基斯洛夫斯基觉得，要做一个纯粹诚实的人很难，自由伦理就是艰难的伦理：
我们永远不能十分笃定地说：“我很诚实”或“我不诚实”。我们所有的行为和曾经面临过的状况，都是我们没有其他出路的结果。
为什么很难？
不仅因为很多时候人不易把握自己的欲望，而且因为个体人的欲望想象的实现可能性是多样的，个体人没有能力知道，哪一种可能性是自己的欲望想象的真实实现。一个欲望想象既可能这样实现，也可能那样实现，就像一个人穿过一片树林，他只能走一条道路，而不能同时走几条不同的道路。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一次的生命本来有想象中无限多的生活可能性。当欲望想象面对各种可能性时，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别的所有可能性就被放弃（或用哲学语言说否定）了。
欲望想象的实现与可能性、随之与在可选择的可能性中的选择是不可分的，个体人并没有能力知道哪个选择是最好的，只能相信某个选择是最好的，如果个体人不愿意像古代智者教导的那样，放弃或限制欲望想象，只是选择相对的绝对物的话。于是，个体欲望的任何选择都是一次生命的冒险。一个女人要找这世界上最好或自己最喜欢的男人做丈夫，她唯有相信自己碰到并选择了的这个男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好或自己最喜欢的男人，她的这一欲望想象才会圆满；而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有比这个男人更好或更让她喜欢的男人的可能性始终存在。
相信在这里为可能性的选择提供信念性支撑，可以让人不至于心死于遗憾。要是一个人在可能性面前老是选择不定，就会因为生命时刻的延误而患上致死的忧郁症。
自由伦理的艰难也在于选择幸福时的艰难。
谁可以替我选择？（《十诫》之二）
据中国最老的智者老子说，生存中的偶然相当平均。就拿死来说，顺自然生息享尽天年而亡的人，大约有三分之一；先天不足，体质较差或生病伤残而未尽天年夭折的人，大约有三分之一；恣情纵欲、贪生过厚、死于暴病的人，大约也有三分之一（“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十有三。”《道德经》，五十章）。就算这种划分是智能的，对于一个人的自我生命的理解也毫无意义，因为我并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从而决定自己选择什么样的幸福。
瓦伊达是自然姿质优越的那类女人：金发大眼、身材修长、体质丰盈，在市立交响乐团担任小提琴手。
红颜薄命不一定是条规律，但瓦伊达的确遇到了不幸。她丈夫不属于恣情纵欲、贪生过厚一类人，但才三十出头就患了癌症。好些天来，瓦伊达时常在自己楼下的邻居——一位老医生门前徘徊，他是瓦伊达丈夫的主治医生。
这天，老医生下班回家，见到瓦伊达站在自己家门前，不停地吸烟，修长的、夹着香烟的手指在颤抖，叼烟的嘴唇慌张地蠕动着。
“你病了？”
“……我想问我丈夫是不是活不过来了？”
“我不知道。”
“我们是老邻居，有些事就不瞒你了。你知道我丈夫有不育症，我们一直没有孩子。他患癌症后，我以为他活不久了，就与别人有了一个孩子。现在看来，我丈夫好像还能活过来。如果丈夫能活过来，我宁可堕胎，不想让他知道我同别人有了一个孩子。不过，我的医生告诉我，如果我堕胎，可能再不能怀孕。我自己很清楚，并没有对两个男人产生同样的一份感情。我对垂死的丈夫有生命相依的感情，要是他能活过来，我愿意陪伴他；至于对那个男人，我只是因为渴望一个孩子才……要是你能告诉我实情，我丈夫是不是活不过来了，如果真是那样，我就不堕胎。也许孩子出生前，他已经死了……
“你会说我不该犯这个错误，丈夫未死之前，就怀了别人的孩子，我应该耐心等待。可是，生活不就是在过错中过来的吗？偶然凌驾人的感情、思虑和计算，有的事情是无法挽回的……况且，我自己的年龄也不堪拖延了……”
“你想把自己的艰难抉择转交给我？从职业的角度讲，我帮不了你的忙。我能诊断病人的病理状况，但不能诊断病人的意志状况。生靠意志，死也靠意志；意志可以推延死亡。你丈夫肯定活不过来了，但我无法知道他是不是明天就死，也许他还会活上好几年，这样的病例不是没有过。你得自己决定：为了丈夫垂死的平静，还是为了自己的另一个生命。”
“选择哪一个生命才是道德的？垂死的生命，还是新生的生命？”
“什么叫道德？道德把生活中的事分为善和恶，善是完满的，恶是有欠缺的。人的生活不可能是完善的，人的生命总有欠缺。这样看来，你如今的两种选择都会是恶的。不过，你用什么尺度来衡量一件事是完满的还是有欠缺的？给事物的自在目的排上等级秩序，某物的存在目的高于另一物。靠这样的等级秩序，你才可以知道善的选择——更高的（等于更完满的）存在目的，譬如说新生命的存在权利高于垂死生命的存在权利。可是，这样的目的等级秩序在如今的生活中很难建立起来。你没有看到现在的报纸和杂志上经常在问：谁来给善的等级秩序建立正当性？如今人们相信每一事物的价值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指的不是自然质料的平等，垂死的生命与新生的生命在自然机体上绝不平等。平等指价值上的平等，并不因自然机体上随机的差异而有价值上的分别。当你面临两个看起来同样有价值并且联系在一起的存在目的时，选择任何一个目的就成了对另一个目的的伤害，你就无法避免选择带来的恶。你的麻烦在于，不同的、相互冲突的欲望想象的可能性是平等的，一种可能性——比如新生命的生或死——没有比另一种可能性——比如垂死的丈夫可能活过来——更强的理由，在感情上无法考量（现在这个词正时髦，请原谅，我就顺便用）。人的愿望不是单一的，一个人会有多种不同的愿望，每一种愿望有自己的完满。实现这一愿望是一种善，对另一愿望就可能
是恶，反之亦然。选择这一事物的善（幸福），也就选择了另一事物的恶（不幸）。谁可以告诉你，在为了丈夫与为了孩子之间，哪一个选择更道德？我吗？我不是上帝。即便上帝恐怕也没有能力知道。至少耶稣基督没有能力做这样的判定，告诉你哪个选择是道德的，不然他的天父也没有必要让他在十字架上与人一同受苦，陪伴世人在不可避免的恶（欠缺）的处境中的苦楚。
“用道德来判定人生的复杂性和可能性不仅是徒劳的，我觉得这恰恰才是不道德的。重要的也许是，知道什么样的选择是真实的。真实的选择未见得是善的，真实并不会顾及道德。‘十诫’中‘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神的名’的意思是说，不能随意以道德神的名义为自己的选择提供理由。耶和华是善恶之神，那些自称按耶和华的旨意选择生活中的可能性的人，不过在自己给自己的选择提供正当的、善的理由，其实是逃避自己的选择必得要承负的负担。你也许可能找到一个善的理由来支撑自己的选择，好让自己心安理得，其实只是在自己欺骗自己。我们没有办法逃避自己生命中的挣扎处境。挣扎就是在两种都有欠缺的愿望中必须自己做出选择，你选择任何一种决断——堕胎还是不堕胎，都不会心安理得。”
两个月后，老医生在楼道里撞见瓦伊达。她朝老医生苦笑了一下，对他说，“堕胎的限期马上就要过了，丈夫的生命意志好像一天天强起来。看来孩子出世之前，他可能不会死，我不想让他带着感情的受伤离开人世。我明天去堕胎……”
这天夜里老医生一夜没有睡好。他想，与其对瓦伊达讲关于选择的重负，不如自己做出一个沉重的选择。
第二天一大早，他在医院妇产科门口拦住瓦伊达，对她说了谎：“你丈夫马上就要死了。”
只要做出一个伦理选择，就会出现恶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由伦理与恶（欠缺）分不开，自由伦理之艰难让人的身体伤痕累累。
伦理困境是生存性的。作为伦理思想家，基斯洛夫斯基想要搞清楚这些生存性要素是怎样的。在他看来，构成伦理困境的生存性要素主要是欲望和偶然：
偶然是非常重要的，命运也是一样。偶然总叫我惊叹不已，我们的行为总是与偶然相联系。
卢克莱修说，所有的被造物都是虚空和物体这两种东西的特质所产生的偶然事件。
对于基斯洛夫斯基来说，虚空就是现代社会的复杂织体，其中的物体就是欲望的个体，两者的交织就孵出偶然。用伦理学的语言讲，偶然是生活中各种可能性的相逢，或者由生活中两个或者更多本来不会相交的可能性意外地碰到一起构成的可能性。任何一个可能性之所以是可能性，就在于它被否定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个体生活是可能如此或可能不如此的生活，可能的生活的可能性作为偶然因素碰巧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运程。
基斯洛夫斯基如此理解的“偶然”很像亚里士多德所谓的 （偶在，这个词后来被拉丁语思想家译成contingenz）。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偶在的生活世界不是可能性与必然性的对比，而是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对比：偶在不是在必然性的逻辑关联中出现的，而是在现实性的生成中出现的。
从生存论上说，偶在就是个体生命潜在的、尚未实现的可能性；身体欲望的实现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偶在的个体生命是正在成为自己的现实性的欲望生命，而这现实性是始终可以选择其他（always—possible—otherwise）可能性的现实性。个体欲望是偶在的基本动力因素，或者说，其他可能性的现实性都是由个人关于自己身体的幸福的自由想象引出来的。
正因为个体人的欲望的实现具有含混性，个体生命才是自由的生命、会毁灭的在者。亚里士多德说，所有永在的在者都不是潜在，因为它没有"可能是"什么的可能或不可能（参见《形而上学》，1050 b）。可能性中的选择是生命的冒险，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就是个人化的道德两可状态中的可能犯恶（作出有欠缺的选择），而如此犯恶本身在这种可能性中却是一种善。自由主义伦理观承认不同的善在生活中的冲突——承认这种冲突不可解决，道理就在这里。这与道德相对论不相干，倒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牵缠论：对个体人的选择来说，善与恶是相互牵缠在一起的。在道德牵缠中，个体人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它不可推卸或转让。
自由主义伦理观要求个人对自己的伦理选择必须自己承担责任，不可推给道德规戒。基斯洛夫斯基说：“我想要表达的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面临抉择，并对其负责。”在可能性中作出抉择，才是自由的人。自由伦理不是干脆等于个体欲望的实现，而是个体欲望在从自身的潜在向可能如此在的实现过程中的能够选择。在道德可能性的选择中，个人的自由伦理就出现了。所谓自由伦理不是自如，而是个人承负自己的伦理抉择。
囚徒没有自由，因为他们没有做道德或情感选择的可能。他们的选择少之又少，不必面临每天都会落在我们肩上的日常问题。他们没有爱的机会，只拥有对爱的渴望。他们没有满足自己的爱情的可能。
即便在人民民主的伦理秩序中，道德理解仍然是私人性的，伦理抉择仍然是个人自己的决断。《十诫》的叙事讲的都是社会主义伦理国家中的个人故事，但这些故事好像与这个伦理国家的制度因素没有一丁点瓜葛。基斯洛夫斯基这样做的意思很可能是说，即便是在伦理国家中生活的个人，也没有理由把自己的道德选择推诿给伦理国家，声称是政治制度让我这样选择的，我没有别的办法。
这样看来，基斯洛夫斯基的伦理观不是与海德格尔或萨特的自由决断的伦理观差不多？
当然不是。
为什么当然不是？
根本区别在于：基斯洛夫斯基的自由伦理观关注和强调的不是自由决断本身——似乎无论如何只要作出一个抉择就可成为自由的个体，而是自由决断背后的道德承负。这道德承负牵涉到两个问题：自由决断的依据究竟是什么以及决断之后的道德处境。
偶在个体是一个从无中被创造出来又注定要衰亡的生命，但这不是个体人的道德抉择可以无所依凭和无需承负其伦理结果的理由。相当简厄地讲，个体人在自身的偶在中做出选择时，可以依据的信靠者有三种：拟人化的神，理性化（包括智能型如佛教、道教）的生命原则，自如的欲望。基斯洛夫斯基信靠哪一种？
哪一种都不信靠。
人生薄冰上的“除我以外……”（《十诫》之一）
巴伯家门前有一个小湖，冬天他喜欢在上面滑冰。但冰的厚度是偶然的、不确定的，随季候而变化。八岁的巴伯经常问自己：“谁可以告诉我什么时候冰厚到我可以在上面玩？”
个体人的欲望想象的实现需要靠某种信念来支撑。“除我以外，你不可敬拜别的神明。”摩西的上帝当初这样说，是要以色列人的垂危生命不要信靠别的神。诫命中的“我”必定是全能的，才有资格要求一个人不可信别的神。只要某个存在者能显示自己有无限的全能，就可以成为诫命中的“我”。
现代的自由伦理同样有“除我以外，你不可敬拜别的神明”的诫命，这个“我”就是理性的良知和感觉的良知。巴伯的父亲信奉理性良知的神明，因为理性被证明是全能者。他精通计算机，又是一个数学家，相信一切都可以在计算机中用方程式计算出来，比如，门前那个小湖上的冰的厚度就可以用计算机计算出来。他以技术理性的新神——计算机这个计算精确的神取代了拟人化的旧神：计算机就像他的神明，是他的“除我以外”的那个“我”。
人生是可计算的，这就是自由决断赖以作出的信靠者。
需要全能者的个体也是一个“我”，这个“我”需要“全能者”，因为自己是无能者，不能把握自己的生命。如果某个人信靠了一位全能者，他自己也就差不多成了一个有全能感觉的人了——比如巴伯的父亲。如果一个人根本就不相信有这样的全能神——无论是机械神还是拟人化的神，这人对生命就会有如履薄冰感，战战兢兢，担心随时会冰破沉陷。担心是对生命没有把握的感觉，这种感觉过于私人化，很难传达和分享。
如履薄冰的担心是偶在个体的心性质素，它随机地在某个人身上出现。也许，从不曾有过如履薄冰感的生存担心的人是幸福的，人们也可以追求没有这种担心的人生，这都是个体性情的事。有或没有如履薄冰感的生存感觉的人是不同性情的人，一方不可能说服另一方相信自己的感觉。生存感觉只是个体性情随机性地禀有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可能习得。
巴伯父亲的妹妹——
巴伯姑姑就是有如履薄冰感的生存担心的人，她怎么也同自己的哥哥说不到一起去。
有一天小巴伯问他姑姑：“上帝是什么？”
姑姑把他搂在怀里问：“有什么感觉？”
“感觉到你的温暖。”
“上帝就在其中。”姑姑说。
这个上帝同巴伯的父亲信奉的新神以及他所对抗的旧神都不同，巴伯姑姑心中的“除我以外”的那位“我”不是担保之神，不是理性之神，而是在爱的自我牺牲中显身的基督。信靠他，并不会让巴伯姑姑有能力知道冰的厚度。巴伯父亲的新神（理性）与旧神（全知、全能的担保之神）没有实质的差别，为生存提供担保，只不过，提供担保的能力和方式不同。
新神靠计算，旧神靠人不知的法力。
圣诞节前一天，小巴伯想要滑冰，他按照父亲的教导打开计算机询问计算结果。计算机说：“I am ready。”
巴伯穿上父亲给他的圣诞礼物——冰鞋，上了冰湖。正当巴伯欢快的时刻，湖上的冰破了，巴伯葬身湖底。
巴伯的父亲走进教堂，看到圣母的眼泪。
基斯洛夫斯基要表明的不仅是一场理性与直观的决斗，而且是理性信仰的欠缺：“太过相信理性，当今的世界欠缺某种东西。”
偶在既是生存的可能性，也是生存的裂缝。在偶在的生存中，伦理自抉有各种可能性，就是没有可能有一个保障个体人生命完整的依托。基斯洛夫斯基觉得，偶在中的选择往往是个体人没有出路的结果，所以他说自己是“专业的悲观主义者”。
在海德格尔或萨特的自由决断伦理中，有一种强力意志，尽管它被看作有欠缺的。无神论实存主义伦理学并不否认、反而强调个体人的有限性。不过，作为个体欲望的主体性意志自由的有限性代替了作为人的罪性，人自身的欠然就变成了人的自由的一种肯定性能力，有限性不再是无限性的反面，而是自由的无限性的形式，人身的有限性就成了人的一种命定的自由。对于萨特来说，这命定的自由就是“你自由决断，你就存在”；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命定的自由不像萨特的自由决断论那么主体主义，它被说成是所谓存在的命运。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的自由决断论有比萨特的自由决断论更强有力的支撑。
然而，对于这两种自由决断论来说，是人身让自己成为有欠缺的，而不是上帝让人身成为有欠缺的，这样，人自身的有限性就成了人的一种自由的命运。个人在伦理困境中的欠缺不过是早已知道自己有缺陷的人自身的本质特性，如此内在自由是从罪的有限性中转移出来的无所依凭，因而也是无所承负的自由。
如果说基督信仰理解的罪的有限性是非自然的、精神性的，自由决断论的有限性就是自然性的、非精神性的，恶也因此成为自然性的、与善没有关联的，甚至成为人的自由的本质了。恶与自由都是人自身的一种自然的本性，这是被放逐的本性，无所谓完美与欠缺的本性。如此伦理感觉是一种自在的生存感情、对偶在的生存裂伤没有感觉能力的感情，作为自如感觉的这种自由是既自足又不自足的，其有限性的自由本身既是其不幸又是其幸福。用肯定性的语言说，其生命感觉超越了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如此内在自由不再像基督教的罪的自由那样背靠着一个完满的上帝的假定，把自身的本性上的欠缺变成了对自身完满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