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的自由伦理是这种自由决断伦理学的一个变种，它承认人自身的欠缺，承认人自身只是一个肉身的偶然存在，但乐于在自身的欠缺中沉醉，在既不知生又不知死的生存迷雾中找寻和选择兴奋的瞬间。在这种沉醉中由于并没有真正的生存选择，到头来人只有让自身沉入缓慢的兴奋，而这兴奋又恰恰是其唯一的选择。
在基斯洛夫斯基那里，选择的自由只是人性脆弱的结果：人性的脆弱无法为自己的伦理抉择提供自足的道德支撑，自由伦理不仅是艰难的，而且是欠然的自由。即便具有这既艰难又欠然的选择自由的人，也无从推开自己的自由选择的道德承负。
基斯洛夫斯基的自由仍然像基督教的罪的自由那样背靠着一个完满的上帝的假定：
罪恶的观念和我们常称之为上帝的这种抽象、绝对的权威密不可分。不过，对我而言，还有一种自觉的罪恶和前者的意义相同。通常，它源于我们的懦弱。我们不能抵抗诱惑：贪求更多的钱、逸乐，想拥有某个女人或某个男人，或想掌握更大权势。……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活在对罪恶的恐惧之中？这又是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它源于基督教的传统，这个传统和犹太教的传统不尽相同。这也是我为什么提出旧约及新约的上帝。我认为这样的权威的确存在。有人说过：如果上帝不存在，人类也会创造一个上帝。但我不认为这个世上有绝对的正义这回事，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它。唯一的正义存在于我们心中的那杆秤上，而我们的秤非常微小。我们既卑微又不完美。
基斯洛夫斯基的上帝不像那个古老的犹太——基督教的上帝，他不提供担保，既不能阻止薄冰不破裂，也不能预知薄冰在什么时候破裂，他只是搂抱着如履薄冰的生存者。如履薄冰的生存者依靠的不是理性良知和拟人化的神去承负薄冰，而是在如履薄冰的生存中紧紧拉着上帝在与人同苦时向人伸出的手。新神（理性）与旧神（全知、全能的担保之神）都是“人的规例和教训的产物”，这些规例和教训是人想解答生存根据的结果。新神只是对旧神的替代，想要解决生存的稳靠根据。人对生存根据的询问应该取消，不问“我从何处来”、“去往何处”、“我为何在此”一类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不可回答，而且是无意义的。
但是，基斯洛夫斯基的上帝并不只是搂抱脆弱的个体人，他也用一双道德的眼睛盯着脆弱的个体人。基斯洛夫斯基的自由伦理是信念式的，相信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他称为旧约的上帝。
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基斯洛夫斯基所谓“艰难的伦理时代”的又一含意： difficile liberte（艰难的自由——列维纳用这语词作为一本书的书名）不仅因为偶在中的自由选择是脆弱的，而且因为这即便是脆弱的自由选择也是有道德承负的。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基斯洛夫斯基的自由伦理是神义论的自由主义伦理学：他深信有一位旧约式的道德上帝、唯一的正义者，个人必须面对这样的绝对仲裁者，个人在伦理抉择时，会感到“唯一的正义存在于我们心中的那杆秤上”。由于人的天性的软弱，信靠自己心中的“那杆秤”是艰难的，人站在绝对的仲裁者上帝面前称义是艰难的。
《十诫》中经常出现一个不说话的年轻人，只是用一双充满疑虑的眼睛凝视着故
事中的主角。基斯洛夫斯基设计这个空白人物象征或激发对自由选择的道德承负:
当他出现时，会引导剧中人去思考他们正在做的事，他是一个思考的源头。他注视剧中的角色人物，让他们对自己提出问题。
在伦理自觉的思考中，个人才能找回自己心中的那杆秤。
在这里，基斯洛夫斯基的自由伦理就与昆德拉的自由伦理区别开来。对于昆德拉来说，自由伦理意味着超逾善恶的区分，拒绝道德的归罪，在道德的相对世界中自己如尔。
基斯洛夫斯基不仅相信善恶之分，而且是绝对的——有如旧约中的上帝。
我认为能够提供绝对仲裁的标准的确存在。不过当我说我想到的是上帝时，我指的是旧约，而非新约里的上帝。旧约里的上帝是一位要求很多、很残酷的神。他毫不宽贷，残忍地要求子民服从他定下的一切规矩；而新约里的上帝却是一位蓄着白髯、宽容而善良的老头子，任何事都得到他的原谅。旧约的上帝赋予我们极大的自由与责任，他观察我们的反应，然后加以赏罚，想求得他的宽恕是不可能的事。他是永恒、明确、绝对（而非相对）的仲裁。一个仲裁的标准理当如此，尤其是对像我这样不断在寻觅、懵懂无知的人而言，更应如此。
基斯洛夫斯基这里说的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旧约的上帝”，因为他指的不是一种某个群体与上帝的关系，而是单独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他自己说：“我并不上教堂，但我相信有类似上帝的东西存在，我与他的关系是个人化的，不须依靠别的凭借。”
再有，基斯洛夫斯基根本不接受律法道德观。谁可以来评定一个人的行为是道德的？评定道德者自身必须是义人，但人是有欠负的，没有谁是义人，也就没有人可以充当道德的评判者。只有上帝才是义，人没有能力作出道德评判。基斯洛夫斯基的上帝更像新约的上帝，只不过加重了道德色彩。
基督信仰本质上与宗法伦理相抵触。保罗自从认信了基督，就不再认为严守犹太教的宗法伦理那么重要了。上帝唯一的儿子基督的个体生命改变了信奉他的个体人的生命感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带来的全新生活伦理不是“人的规例和教训的产物”，新的生命感觉的经脉是基督身体的负罪、受死、复活对人的脆弱的在世生命的承负。
既然你们跟基督同死，摆脱了那些星宿之灵，为什么仍然跟世俗一样去服从“不可动这个，不可尝那个，不可摸这个”这一类的禁忌呢？这类东西一经使用就完了，因为它们无非是人的规例和教训的产物。从表面看，崇拜天使、故作谦虚、苦待自己的身体等等，似乎是明智之举，究其实，对于抑制肉体的情欲是毫无价值的。（保罗：《歌罗西书》2:20—23）
不能把基督信仰与基督教道德搞混了，前者是支托着个体不堪摧残的身体的信靠，后者是历史社会中民俗宗法的基督教化。基督的上帝信仰突破了宗法式的道德禁忌，这种突破及其伦理后果与现代启蒙主义的人义论的自由伦理观对宗法式道德禁忌的突破不同，它并没有提出理性良知的主体化道德神。
在基督信仰看来，任何道德规例都是不自足的，在身体与伦理的牵缠中，受伤的身体最终只能在信仰中得到补救。基督信仰坚持不放过个体人的罪性，人义论自由伦理则把人的罪性转移成自足的有限性。作为人的罪性的欠然指的是这样一回事情：人自身不是自己的创造者，上帝才是人自身的创造者。这并不是在自然在性的意义上说的，好像上帝是人的欠然在性的造作者，相反，人的欠然在性倒是由人自身的自然在性造成的。我在身体的欠然既不是我选择的，也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自然而然的。上帝创造了人身的意思是，人自身的生命意义被上帝从自然在性的生命挪到非自然在性的生命——恩典——之中。
上帝的创造确定了人身的生命与不受自然在性的偶在性伤害的庇护的关系。罪作为人身的在体性欠然，不过说的是，从人与上帝的这种庇护关系来看，人自身的在体性欠然一旦离弃了上帝的手，就再又成为自然而然的欠然、心安理得的自由，而不是终究意难平的欠然的自由。欲望自由声称对人身的有限性负责，这意味着人身的有限性不是一种局限性，而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自足性。
作为人的罪性的欠然与作为个体欲望的主体的有限性因此根本不同，罪性的欠然是相对于人作为上帝的子女具有的自由（freedom）而言的，个体欲望的主体的有限性是相对于自己作为自己的上帝（人的主体）具有的自由而言的。在这种有限的个体自由的自足性中，恶被推诿给了人自身有限的认识能力和条件，成了人的自由的善。
不可冻结的负疚（《十诫》之八）
伊利莎白是犹太波兰人。
1939年纳粹占领华沙，犹太波兰人统统被送往集中营。伊利莎白只有六岁，父母已被送去集中营。一个好心的非犹太波兰人把伊利莎白藏起来。他单身一人，是个裁缝。
圣诞节快到了。盖世太保开始大搜捕，裁缝需要为伊利莎白搞一张出生证明书，才能躲过搜捕。时间很紧迫，戒严的时限只有几个小时。裁缝找到一对年轻的信仰天主教的夫妇，请他们为伊利莎白出具一张假的出生证明书。这对天主教徒夫妇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在约定好的时间，裁缝牵着伊利莎白来到法律事务所，那对年轻的天主教夫妇已经赶到了。他们看见裁缝和伊利莎白进来，那个男的站着一动不动，一双疲倦不堪的眼睛紧盯着裁缝的脸。那个女的脸上显出模糊不清的犹豫。她走过来，伸手摸着伊利莎白的头，仔细地看着她，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
过了好一会儿，她对裁缝说，他们很遗憾，不能为伊利莎白提供假的出生证明，因为天主教徒不能说谎、不能作假见证。
裁缝牵着伊利莎白的手离开法律事务所，伊利莎白觉得走在通往地狱的路上。“不能作伪证”的道德戒律使伊利莎白唯一的一线生命的希望破灭了，她浑身发抖，紧紧拉着裁缝的手。在“不能作伪证”的道德教条与这只温暖的手之间，是伊利莎白六岁生命的生或死。
在一个幼小生命生死存亡的时刻，“不能作伪证”的理由道德吗？一个幼小的生命与一个道德信条，哪一个更重要？
裁缝让伊利莎白在浴池里躲藏了两个星期，终于找到一位逃亡者带她逃离波兰去美国。裁缝牵着伊利莎白的手，穿过好多小巷，去找那个逃亡者。裁缝的手——令伊利莎白难忘的手，牵着她走过好多黑暗的小巷。
伊利莎白的生命得救了，心灵像清水染上混浊的颜色，一直被笼罩在不可说谎的道德教条对她幼小生命的欠负和一只温暖的手对她幼小生命的恩情之中。
她的生活沉重不堪，童年生死经历带来的恩与欠压在心头二十几年，像一道若明若暗的光晕，窒息了她的生命感觉。她觉得，生活在欠负和恩情之中是一种伦理上的不平等。伊利莎白心灵的受伤不仅因为被拋弃，也因为自己被人救护。他人的恩典是一种债务，伊利莎白感到欠债的重负。从念中学时起，伊利莎白就想找寻裁缝和那个自称天主教徒不能作伪证的女士。
那位年轻的天主教徒叫索菲娅。一天，伊利莎白在书店看到索菲娅写的伦理学著作，知道她如今是华沙大学哲学系的伦理学教授。伊利莎白决定马上去华沙找她。
索菲娅老了，不是自然的衰老，是生活摧残的老。她面相祥和，看起来还葆有温爱天性，沉毅的面色中透出隐隐的慈情。
索菲娅请伊利莎白到家里做客，让她住在一直为自己的儿子准备的空房中。她儿子在战争中死去了，索菲娅每天要在这间空房中放上一束补赎过去的鲜花。索菲娅对伊利莎白讲了过去的事。
“二十多年来，我当时的拒绝一直折磨着我，夜里时常因梦见你而惊醒。我的一生都为那次说谎不安。这倒不是因为说谎本身，而是说谎的后果。你一定记得，那个裁缝来找我们出具假出生证明书时，我们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就在我们去法律事务所之前接到消息说，收养你的裁缝是盖世太保的线民。当时我和丈夫参加了一个秘密组织，专门营救受纳粹迫害的人。知道这个消息后，我们就不敢为你出具证明书了。我当时以天主教徒不能作伪证为理由拒绝出具证明书，本身就是说谎。说谎都是有意的，生活的偶然事件让人一生要做到不说谎很难。为了我们的秘密组织不被盖世太保破坏，我说了谎。我们当时清楚地知道这样做对你的后果。
“尽管当时说谎是有理由的，你的生命毕竟因为我们被拋回险境。我们后来搞清楚了，说裁缝是盖世太保的线民的消息搞错了。就算这消息是真的，我的一生也被这有理由的说谎伤害了，令我负疚终身，一生都带着它的伤痕。一个生命的受伤，经常是出于一场偶然的误会。但我并不觉得自己当时有理由的选择是心安理得的。我一直在期待着你的出现，说明真相，虽然这并不能释解自己的负疚。“什么是负疚？负疚是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欠缺的道德承负。负疚出于如果我当初……那么就……的假设心愿，一种修改自己的生命痕迹的愿望。如果不是因为一个人心中有与自己实际有过的生活不同的生活想象，就不会有这样的心愿，也就不会有负疚。人尽管并不能支配生活中的各种机缘，偶然的误会造成生存裂伤，是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事，但人应该以一种情感对待撞到自己身上的生存裂伤。负疚是信念性的情感，对生存裂伤感到歉疚的情感。我觉得心里有一双上帝的眼睛在看着自己，虽然我的上帝从来不说话，但他一直在我心里。”
昆德拉为了避免道德情感的政治化提出“冻结情感”的倡议。在基斯洛夫斯基的自由伦理学看来，有的道德情感是不可冻结的。
人义论自由伦理承认人自身就是难免的疾病，这疾病恰恰是个体有限的自由在伦理实践上的自足性的基质，使得我的身体伤痕累累，但我是无辜的，我在的身体不该承受这样的伤痕。
可是，谁应该为我在的身体不该承负的伤痕负责？
既不可能追究我在身体的欠然，也不可能追究上帝。唯一值得追究的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偶然，但自然而然的偶然恰恰是无法追究的。人义论自由伦理把罪性改写成有限性后，自然在性的欠然中的恶就终有一天会被看作是人自身的自由的表达或条件。对于神义论的自由伦理来说，不可避免的伦理处境中我在身体的受伤，是我在的身体不该承负的，这伤痕是紫色的伤痕。尽管如此，罪性的欠然中的恶仍然是反自然状态中的不安、挣扎和负疚，个体人的自由伦理“终究意难平”。
伊利莎白找到裁缝，他也老了。
伊利莎白其实已经记不清他的模样。伊利莎白告诉他，自己就是他当年救过的女孩子，想对他说一句感激的话。裁缝避而不谈过去的事，只愿谈做服装，他不觉得自己有让人欠恩的权利。
恩是一种义，对于基督徒来说，义在上帝手中，不在人手中。自己拥有的恩不过是另一个人生命中偶在的裂伤，老裁缝不接受伊利莎白的恩情。
自由伦理有两种不同的品质：昆德拉在道德相对性中沉醉的晕眩伦理和基斯洛夫斯基在道德相对性中的挣扎伦理。基斯洛夫斯基把人们带入自己已经不在意了的伦理迷离处境，让人们记起自己在道德行为中的脆弱，指出“面对困境的人们”身体上的紫色伤痕，让人面对自己道德的私人理解的荒凉、贫瘠、无奈和由此产生的灵魂和身体上的病痛。
人义论自由伦理心安理得，神义论自由伦理“终究意难平”。
据昆德拉的看法，心安理得的自由尤其体现在“兴奋”的现在此刻的沉醉中。与此相反，“终究意难平”的自由在“兴奋”的现在此刻的沉醉中看到纯粹情感可能的受伤。
不可玩耍的情感（《十诫》之六）
十九岁的多米克爱上三十三岁的玛格达是从想知道她一个人关起门时的单独生活开始的。
多米克寄宿在喜欢常年漂游的同学家里，他住的房间窗户对面的公寓里正巧住着一位美丽的少妇。多米克在邮局找到一份临时工作，发放汇款、挂号信，这位少妇有时来邮局取挂号信，多米克知道她叫玛格达。
多米克隔着邮局的玻璃窗看到玛格达的眼睛好像隐忍着许多苦楚，这些好像由无端涩泪浸泡出来的苦楚激起了多米克想进一步看她的欲望。为了能多看到玛格达，多米克伪造汇款单塞进她的信箱，骗她来邮局。玛格达拿着多米克伪造的汇款单来邮局，少不了同局长大吵一场。
为了避免这些麻烦，多米克从附近的地质研究所偷了一架高倍望远镜，隔着广场看对面公寓的窗户里的玛格达。他想看到玛格达的内在，要看到一个人的内在，一开始只有偷看。
玛格达差不多每天八点半回家，进房后，脱掉外衣，只穿一件内裤和睡衣，多米克看得见她修长性感的大腿和在睡衣里颤动的乳房。玛格达在房间里做各种动作，显得好兴奋，像有另一个人在看她。玛格达有许多男朋友，那些动作其实是做给她的男朋友看的。男朋友的欲望目光激起玛格达的兴奋，多米克从玛格达情人的眼中看到玛格达兴奋，有的时候也看到，玛格达肉体的兴奋激起她的男朋友的欲望的兴奋。
这兴奋就是她的内在？——他想。
两个人的兴奋每次都以肉体之欢结束。
玛格达的男朋友到她那里来只是做爱，然后走掉。男朋友总是准时来，玛格达开门，抱住他，他迫不及待地把手伸进她的衣服里摸，俩人开始兴奋。有的时候，玛格达很主动，她脱掉衣服，再给他脱掉衣服，两个人就兴奋到床上，有时在地板上或厨房的餐桌上摊开肉体之欢，好像那样更兴奋。
“什么是情爱？”多米克想，“情爱是两个人之间距离的改变。肉体之欢不一定是情爱。情爱中的两个人可能身体离得很远，心灵的距离却很近；没有情爱的肉体之欢，两个人的身体虽然扭在一起，距离其实很远。没有爱的肉体之欢，只是陌生中的兴奋。”
多米克觉得玛格达在糟塌自己，想阻止她。这天，多米克看到玛格达的男朋友进门，俩人靠在门上开始兴奋地摸起来。多米克给煤气公司打电话，说煤气炉漏气，并说了玛格达的门牌号。十五分钟后，煤气公司的人来了。玛格达和男朋友已兴奋到脱衣后亲吻身体的阶段。煤气公司的人敲门，两个人正在进行的兴奋中止了。
多米克透过对玛格达的兴奋的看，了解到一种在陌生的距离中的肉体的兴奋，他还没有亲身体验过兴奋。兴奋中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消失了，但在兴奋中一个人是否真能触摸到另一个人的内在？看是欲望的起点，看到对象有形的身体很容易，看到无形的内在却很难。
有一天，多米克从望远镜中看到玛格达伏在厨房的桌子上伤心地哭，整个身子都在颤抖，没有男朋友在身边。
这是多米克第一次看到她哭，看到她内心的苦楚。“为什么她要一个人的时候哭？她把自己的身体放逐出去，灵魂却在哭。爱是相互的注视和关注。在那些男人手中，她只是碎片、物品。为什么她要这样？有无数的兴奋，还不感到幸福？她的男朋友们虽然同她有肉体之欢，却从来没有看见她的眼泪。”
多米克第一次透过灵魂受折磨的人的眼睛了解到爱。多米克想从望远镜中伸手过去抱住玛格达，跟她坐在一起，陪着她哭。
多米克额外找了一份清晨送牛奶的工作，为的是每天早上可以在玛格达门前站一会。一天早上，玛格达忘了把空奶瓶放在门外，多米克敲门，玛格达穿着睡衣开开门。
多米克告诉她是自己伪造的汇款单，为了见到她。多米克还承认偷看她。“为什么偷看我？”
“因为我爱你。”
玛格达笑了，她问多米克进不进房间去，说只有她一个人在。多米克说不进去。玛格达问多米克想要什么，吻她？和她上床？
多米克说只想和她在一起。
玛格达请多米克喝咖啡。在咖啡店，玛格达对多米克说，世上没有爱，只有做爱。男人只是想做爱。多米克说，自己也是男人，但只想看到她，和她在一起。玛格达说，那是因为他还年轻，不懂得什么是兴奋。多米克告诉她，有一次看见她在哭。
“人为什么会哭？”他问玛格达。
“人哭有许多原因，譬如失去了心爱的人，觉得寂寞，不能承受……”
“承受什么？”
“再活下去！”
“既然你有爱，为什么不能承受再活下去？”
玛格达把手伸给多米克，让他把手放在她的手上，她又把另一只手放在他的手上，再让他的另一只手摸她的手背，说这是有经验的男人的做法。多米克用手轻轻摸她的手，感到身体在发抖，有些兴奋。
玛格达带多米克回到她的房间。
她脱掉外衣，穿上睡衣，就像多米克在望远镜中看到她迎接男朋友的样子。她慢慢教多米克学习兴奋，要他模仿她的男朋友的动作。玛格达进了一趟浴室出来，蹲在多米克面前说自己下面什么也没有穿，渴望的时候，下面会湿。你的手很温暖，放进来罢。玛格达把多米克的手放在自己的大腿根上，多米克的手禁不住开始摸起来，摸进去，浑身颤抖，下身一阵抽搐。
“过了？这就是爱。去浴室洗洗吧。”玛格达说。
人义论的人民伦理通过国家道德阉割了人的道德意识，人义论的自由伦理通过兴奋道德阉割了人的道德意识。
人民民主社会的日常生活的艰辛、疲乏、存活在生活边缘的苦楚以及外在自由的短缺，不是个人的道德意识萎缩的根本原因——自由民主社会日常生活的舒适、富足、存活在生活边缘的散荡以及外在自由的充裕，并没有让个人的道德意识变得敏感。
基斯洛夫斯基和昆德拉这两位中欧的叙事伦理思想家都超逾了冷战意识形态，既不讴歌资本主义伦理，也不为民族社会主义情感抒情。他们都很幽默，但基斯洛夫斯基从来不像昆德拉那样幽默美好的感情。基斯洛夫斯基探求能让人们知道如何生活，最简单、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原则，昆德拉的人义论自由伦理认为，不存在这样的原则。在不同的时代，这样的生存原则的重点也许是不同的。在现代之后的时代，基斯洛夫斯基会认为这样的原则就是：不可轻浮。
不仅有美好的感情，而且这感情不可轻慢、猥亵。这是两种自由伦理的性情差异。
多米克跑回家，在浴室里用刀片划破手腕上的动脉。
从医院出来，多米克接到玛格达打来的电话，她说自己错了。
玛格达曾经像多米克那样爱过一个男人，那个男人——
一个颇有才华的艺术家在她身上制造了兴奋后，转身找另一个女人制造兴奋去了。这个男人的兴奋焚毁了玛格达的爱，空虚的肉体为了捱过黑夜的锋利寻求种种陌生的兴奋，灵魂在破碎的想象中哭。如今，玛格达以同样的兴奋焚毁了多米克的爱。
她感到伤心，想找回多米克的爱。
被玛格达焚毁了的多米克的爱，让玛格达找回了自己的被焚毁了的爱。
玛格达到邮局找多米克，多米克冷漠地看着玛格达：“我已经不再偷看你了。”
多米克和玛格达都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