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虽然是不朽的，然而却是被神明所弃绝的，是善良的人们所不齿的。一切声音中最美好的声音、赞美的声音，你听不到；一切景致中最美好的景致你也看不到，因为你从来没有看到自己做过什么美好的事情。
幸福还不是最高的伦理价值，美好才是。什么叫美好的生活？按阿蕾特的说法，当身体是灵魂的仆人时，生活就是美好的，只有灵魂才可能拉住神明的衣襟。卡吉娅只知道身体的感觉，不知道灵魂，所以不晓得美好的滋味。幸福也可以通过单纯身体的感官享乐获得，但美好的幸福只有通过身体成为灵魂的居所——因此身体会觉得沉重、艰辛——来获得。卡吉娅的“幸福”的别名之所以叫“邪恶”，就因为身体只为了身体的快乐，就好像苏格拉底的另一位学生柏拉图说的，为了艺术的艺术就是邪恶。
听苏格拉底讲“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故事的色诺芬本来想问：为了能体验到美好的生命，让身体承负灵魂而变得辛劳和沉重是否真有必要？“等待对美好事物发生欲望的耐心”是否必需？走向美好的生命时辰，为什么就“不能抄近路”？生命之路为什么不可以走得轻逸些？
老师苏格拉底既然没有进一步说，色诺芬便不敢多问。他只是觉得，苏格拉底最后的那句话语重心长：“你把这些事放在心上，对你当前的生活好好地加以考虑，那是值得的。”
苏格拉底尽管没有给自己的学生一道道德指令了事，而是让学生们“好好地加以考虑”，但他复述普罗狄科讲的故事时的讲法已经铺设了“你必须与阿蕾特一起生活”的伦理指示。
自有言语以来，男人们一直在以不同的叙事形式述说着相同的话题：关于男人自己的躯体及其与另一个或一些身体的种种纠缠。每一个“我在”的身体都诞生于偶然，我在的言说就是偶在之偶然的肉身性呢喃。言说是男人没有身体的躯壳渴慕女性大地般的身体时发出的嘘气，男人渴慕肉身的呢喃缭绕着女人的身体，以至于女人的身体以为那就是自身需要的气息。卡吉娅和阿蕾特说的那些话，看起来好像因为她们的身体感觉不同，其实是男人普罗狄科和苏格拉底用言语编织的自己对女人身体的伦理想象。女人的身体是亘古不变的男人想象的空间，男人的言语就像这空间的季候，一会儿潮湿，一会儿干燥。女人的身体为了适应男人言语的季候，必须时常变换衣服，不然就会产生病痛。
苏格拉底的叙事是他编织的伦理言语织体，这且不管。我关心的是，在面对这两位女人感到前所未有过的彷徨时，赫拉克勒斯究竟怎么办了。这两个女人是不同的“幸福”，赫拉克勒斯拿不定主意，究竟该在哪一个女人的身体上获得幸福，使自己的躯壳重新胀满，这可意味着选择该走哪一条人生路啊！
赫拉克勒斯最终选择了谁？其生命的结果又如何？
托马斯的命运与两个女人的身体
赫拉克勒斯面对两个女人的身体期许，感觉自己彷徨在人生十字路口。苏格拉底的叙事掩盖了赫拉克勒斯的伦理困境近两千年。当时，色诺芬向苏格拉底刨根问底是不可能的，他还没有意识到人的不同的自然欲望有平等的权利。现代的启蒙运动以后，同样经过男人们的叙事，自然欲望有了平等的权利——比如，丹东通过妓女玛丽昂为卡吉娅的感觉正名，才可能有人——譬如说尼采——顶撞苏格拉底。
在苏格拉底那里，幸福是有区分的，一个是邪恶的幸福，一个是美德的幸福。在这两种幸福的身体情状中，肉身感觉是不同的。邪恶的幸福感觉是轻逸，美好的幸福感觉是沉重。身体感觉有差异，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苏格拉底犯的错误不在于区分不同的身体感觉，而在于建立了不平等的身体感觉秩序。所谓“邪恶的”与“美好的”谓词，就使卡吉娅和阿蕾特不同的身体感觉在伦理上不平等。自然欲望的自然权利的启蒙，就是要勾销这种身体感觉差异的不平等：无论什么样的身体感觉在伦理价值上都是平等的。
现代启蒙之后——不同的身体感觉平等以后，赫拉克勒斯的伦理困境是否没有了？
在启蒙后的现代气候中，昆德拉编织了与“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的故事相似的关于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的身体的故事：《笑忘书》中的卡瑞尔与伊娃和玛吉达，《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托马斯与萨宾娜和特丽莎。①
托马斯与萨宾娜和特丽莎的相逢与两千多年前普罗狄科讲述的赫拉克勒斯故事一模一样。可以断定，昆德拉想把普罗狄科讲过的故事接着讲下去。普罗狄科和苏格拉底都隐瞒了赫拉克勒斯最终的选择，我们不知道赫拉克勒斯如果选择了卡吉娅会怎么样，或者选择了阿蕾特会怎么样。昆德拉讲托马斯与萨宾娜和特丽莎的故事，差不多等于提出了色诺芬当时不敢向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
让我们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在世界的某一地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曾经是自己身体一部分的伴侣。托马斯的另一半就是他梦见的年轻女子。问题在于，人找不到自己的那一半。相反，有一个人用一个草篮把特丽莎送给了他。假如后来他又碰到了那位意味着自己的一半的女郎，那又怎么办呢？他更锺爱哪一位？来自草篮的女子，还是来自柏拉图假说的女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56页）
赫拉克勒斯当时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色诺芬想问的也差不多是这类问题。问题是旧的，什么是新的？女人的肉身在男人的言语织体中被编织的方式。
特丽莎像阿蕾特一样自荐后，闯入托马斯的独处生活，把托马斯的心搅乱了，就像当年阿蕾特把赫拉克勒斯搞得心神不定。这倒不是因为托马斯在特丽莎说话之前已经挽住了萨宾娜向他先伸出的丰润的手臂，已经体感到自己的躯壳与萨宾娜的身体肌肤相融，而是因为特丽莎的出现泛起的美好涟漪把托马斯搞得魂不守舍，使他感觉到身体感觉还是有美好和无关美好的差别。在价值感觉启蒙之后的时代，托马斯重新面临那个让赫拉克勒斯伤脑筋的问题：“美好的”身体感觉是否在价值上高于无关美好的——已经不能说是“邪恶的”——身体感觉。
萨宾娜像卡吉娅那样许诺，不给托马斯带来生命的沉重感：生命是享受，而非辛劳和沉重。苏格拉底的叙事中隐含的道德指令是：“你应该与阿蕾特一起”。托马斯与特丽莎相逢后，昆德拉却让托马斯老问自己：“为什么非如此不可？”为什么一定要与特丽莎一起？托马斯与“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一样，仍然面临两个女人身体的差异：感觉的快乐与感觉的沉重。如果没有身体感觉的差异，托马斯就没有什么可彷徨的了，选择哪一个身体为自己的生命伴侣都可以。
这就是现代男人顶撞苏格拉底时提出的疑问。
什么叫生命的沉重？昆德拉的说法与苏格拉底的讲法差不多：
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3页）
在现代男人的言语织体中，身体沉重的含义没有变，改变了的是对轻逸的评价：什么叫轻逸？与萨宾娜一起（说与卡吉娅一起也一样），生命显得轻逸，有什么不可以？昆德拉让托马斯既选择了萨宾娜轻逸的丰润，又选择了特丽莎沉重的美好。
托马斯生命之路的结果如何？不仅现代男人有询问生命的幸福的权利，现代女人同样有这样的权利，因此也要关心，萨宾娜和特丽莎生命之路的结果如何？
萨宾娜颠覆“美好”的幸福
托马斯在两个女人身体面前的彷徨与赫拉克勒斯的彷徨不一样，因为现代男人的言语季候变了。现代之后的季候是，女人的身体感觉已经没有邪恶与美好、淫荡与轻逸的价值不平等，只是感觉价值的不同而已。
在苏格拉底的叙事中，卡吉娅的身体为了感觉的感觉被判为邪恶、淫荡，在感觉价值的谱系上与阿蕾特的身体处于对立的低下位置。在昆德拉的叙事中，萨宾娜的身体与特丽莎的身体尽管仍然有差异，仍然与不同的幸福相关，但是，这些身体感觉或幸福的差异不再具有道德对立的含义，不再像邪恶与美好之类的对立听起来那么刺耳。两种身体感觉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如妓女玛丽昂在法国大革命中说的：鲜花也好、玩具也好、圣物也好，感觉都是一样的。这意思不是说，两种身体感觉真的没有什么差别，而是说，它们没有价值上的高低之别。
托马斯坦然地与萨宾娜一起玩各种性游戏，体感到卡吉娅向赫拉克勒斯许诺而赫拉克勒斯没有福分享受到的各种快乐滋味。可是，人们不能忘记，托马斯能坦然地挽住萨宾娜的丰润手臂，是经过一番艰辛的。卡吉娅必须先起身造反阿蕾特关于“美好”的言说，颠覆她“美好的”生活想象，才可能有托马斯的坦然。如果阿蕾特关于生命的“美好的”想象曾经是令人感动的——感动了男人和女人两千多年，那么，卡吉娅就必须颠覆这种感动。这是卡吉娅争取价值感觉上的平等必须展开的一场关乎自己身体感觉的生死存亡的斗争，昆德拉在托马斯的叙事中让萨宾娜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让卡吉娅的身体感觉抵制阿蕾特的身体感觉在生命中的传统领导权。萨宾娜的身体成了感觉价值平等的担纲者，她好像是妓女玛丽昂的再生。在萨宾娜身上，卡吉娅－玛丽昂的身体感觉聚集为一种颠覆性的关于“媚俗作态”的理论。
所谓“媚俗作态”指传统道德中对一切崇高、美好的生命感觉的赞美，区分邪恶与善良，为美好而感动等等。颠覆这些赞美、区分和感动的话语方略一是重新命名——不再称为美德，而称为媚俗，二是用归谬法的皮鞭抽打——比如用昆德拉的说法，媚俗就是认为“大便是不道德的”。
媚俗就是对大便的绝对否定；媚俗就是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拒斥来自它这个范围内的一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64页）
这个以大便为象征的人类生存中基本不能接受的价值范畴其实相当广泛，也相当具体、因人而异，因为是人的自然感觉的范畴。比如说，萨宾娜从镜子里看到自己自慰时的亢奋，就不能说是不道德的。这是身体的自在感觉，为此感觉不自在，就是媚俗作态。抵制媚俗作态，意味着颠覆苏格拉底式的道德区分。在《笑忘书》中，昆德拉讲述过一个叫爱德维格的女孩子，她的身体感觉几乎就是妓女玛丽昂身体感觉的重复：
爱德维格拒绝某些烦人的习俗。譬如说她拒绝接受像光着脸是雅的，光着屁股就不雅这种观念。她不懂为什么从眼睛里流出来带咸味的水是高级的、富有诗意的，而从膀胱里排泄出来的却是讨人厌的。（《笑忘书》，262页）
从卡吉娅到妓女玛丽昂、再到萨宾娜的身体感觉，刻画出欧洲生活史上一种伦理诉求兴起的痕迹：感觉价值的无差异。在卡吉娅的时代，这种伦理感觉被她的敌人（苏格拉底一类的男人）取了个“邪恶”的绰号，而她的朋友则称为“幸福”。以后，卡吉娅的感觉诉求受到制度性的压制长达一千多年，到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这种伦理感觉的正当性才重新得到一些男人们的辩护——免不了有人要为此流血牺牲、人头落地。到了萨宾娜的时代，这种伦理诉求已经理直气壮了。
其实，阿蕾特并没有否定身体本身的幸福。阿蕾特和卡吉娅都不会赞同老子的说法：“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吾身是幸福的基础，幸福是我的身体偶然在世的生命值得享有的。幸福总是身体的幸福，没有身体，就不会有幸福这回事。卡吉娅与阿蕾特的对立是“太初有爱欲”与“太初有言”的对立，对她们俩来说，是不会有第三种可能的——比如庄子所说的：“泰初有无，无有无名”。身体是第一性的。问题只在于，是否必须让身体拉住神明的衣襟才算真实的幸福？感官的快乐为什么不能算是美好的时刻？
在昆德拉的叙事中，卡吉娅——在现代叫萨宾娜——的身体感觉的价值诉求在气势上占了上风。阿蕾特沉重的肉身感觉所谓美好的生命情感，被萨宾娜的媚俗论从根本上颠覆了。阿蕾特（美德）——在现代叫特丽莎——是年逾千祀的“美好”意识形态的化身，要颠覆它得花很大的力气。萨宾娜“一生都宣称媚俗是死敌”，但她也难免媚俗：当她看到一对老夫老妻和睦的生活，看到他们“幸福家庭的窗口向迷蒙暮色投照出光辉，她就不止一次地流出泪水”。
与众不同的是，萨宾娜能够马上嘲笑自己的泪水——可笑的泪水。
什么叫不媚俗？懂得一切所谓美好的感觉都是“美丽的谎言”。
一曲关于两个闪光窗口及其窗后幸福家庭生活的歌，憨傻而脆弱，不时从萨宾娜生命的深处飘出，汇入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萨宾娜被这首歌打动，但并不对这种感情过于认真。她太知道了，这首歌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72页）
丧失或者唾弃对美好生命的感受能力，不再觉得生命中有任何东西令人感动，就是现代性自由伦理的品质之一，至于这品质是否高贵，就是另一回事了。阿蕾特当初对卡吉娅说：“一切声音中最美好的声音、赞美的声音，你听不到；一切景致中最美好的景致你也看不到，因为你从来没有看到自己做过什么美好的事情。”如今，萨宾娜对特丽莎说：一切所谓美好的景致和声音都是骗局和谎言。
昆德拉这个男人对萨宾娜的颠覆行动作了深度解释。
据说，欧洲所有的宗教和政治信仰背后都有一种信念——人类的存在是美好的。这一信念出自相信存在是上帝创造的。人类的存在之所以是美好的，就因为它据说是上帝创造的。“太初有言，圣言就是上帝。”阿蕾特的神明，是希腊人的上帝，所以她要赫拉克勒斯的身体顺从神明的言语。法国大革命以后，卡吉娅的身体感觉获得了自体自根的权利，不再是邪恶的化身，而是高贵的美德（不媚俗），就是因为那个据说创造了存在的上帝被赶走了。
把卡吉娅的身体感觉说成邪恶的是男人，颠过来说成美好的，也是男人。卡吉娅早就说过，她有敌人和朋友。卡吉娅当年的敌人中，最极端的是柏拉图。据说，在《克拉底鲁》中，柏拉图修改了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观点，把身体说成虚幻的东西，灵魂才是实在的：
垺 * 垺 。ň菟瞪硖迨橇榛甑姆牛Ｉ硖迕挥凶栽谛*，灵魂对身体有绝对的支配权。后来憎恶卡吉娅的男人中，据说奥古斯丁比柏拉图更极端。他在少年时代曾经是卡吉娅的密友，后来与卡吉娅反目，就把卡吉娅的身体感觉说成世界上最低下可恶的东西。
柏拉图和奥古斯丁都是言语织体的编织能力很强的男人。喜欢卡吉娅的男人们同样有极好的编织言语织体的能力，譬如伊壁鸠鲁。这位古希腊的感觉快乐论大师说：
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因为我们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是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而以pavqo"（感触）为标准来判断一切的善。
按伊壁鸠鲁对卡吉娅式的幸福的解说，身体感觉是生命意义的基础，灵魂总是让身体不安。“动物就不需要寻觅所欠缺的东西，也不需要去寻找其他可以使灵魂和肉体安好的东西”。
再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大师。
首先是与妓女玛丽昂同时且住在同一座城市（巴黎）的萨德，他颠覆了对性行为的正常/变态的区分；一百年后在德国有尼采，他让肉身向柏拉图的灵魂占据的中心位置进击，视肉身为人的自我经验和存在经验的唯一场所，用七弦琴弹唱道：Seele ist nur ein Wort f黵 etwas am Leibe（灵魂不过是附在身体上的一个语词）。这歌声就把柏拉图那句话颠覆了。人的存在彻头彻尾只是肉身而已，造化的肉身仅把灵魂当作自己意志的一只手。几年后，罗扎洛夫就在俄罗斯用 “太初有爱欲”颠覆了“太初有言”的古训。从萨德到罗扎洛夫，卡吉娅对阿蕾特的生命感觉的颠覆步步推进，在克拉格斯（L.Klages）那里凝聚成一种精致的理论——“宇宙爱欲论”。随后好戏又回到巴黎，福柯开始全面颠覆对身体感觉的所有价值区分……
男人们为了身体与灵魂的优先权问题，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冲突得不可开交。昆德拉讲述的萨宾娜反抗媚俗，显得像是卡吉娅的男友们的女人想象的言语谋略。不管怎么说，三千年来，卡吉娅的敌人和朋友（都是男人）之间的（有时甚至是武装的）冲突没有解决，看来，将来也不可能获得解决。
“美好”意识形态或无数的这一个身体
卡吉娅与阿蕾特的冲突是男人们关于身体与灵魂争夺在世支配权的冲突：卡吉娅要求身体的在世只服从身体自身的法则，阿蕾特要求身体的在世服从灵魂的法则。萨宾娜与特丽莎的关系是这种古老冲突的现代再现，托马斯站在她们中间实在难受。
不能忽略，昆德拉关于托马斯的叙事是以社会主义的道德文化为语境的。“美好的未来”、“美好的事业”、“美好的时代”、“美好的献身”都是社会主义道德的表达。萨宾娜对“美好”的恶心，是不是针对这种意识形态呢？
托马斯和两个女人生活在人民道德的“美好”意识形态中，他们对这个世界中人民伦理高歌的“美好”道德有一种生理性反感。托马斯喜欢萨宾娜的原因之一，的确是他和萨宾娜有相同的生理反感。托马斯看出人民民主的“美好”意识形态充满“男性幻想”，发现这种意识形态在做爱、在调情、在诱奸。仅从报纸头版头条来看，人民伦理的意识形态向来“性”致勃勃。在那些编织出来的政党意识形态的“美好”言语织体的道德理想主义言词中，有一种虚幻的身体情欲冲动。人民意识形态就是最大的媚俗。
人民伦理的理想意识形态中隐藏着“男性幻想”，同样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结果。在《笑忘书》中，昆德拉提供了两项证据：卡瑞尔凭靠一个意念的言词才克服了性冷感；"歌德先生"的"那个学生"借助他一句诗意的赞词，才重新燃起爱欲。弗洛伊德所发现的法则被颠倒过来：不是爱欲升华为言词，而是言词升华为爱欲。言词与灵魂没有肉身是不在的，肉身才为言词或灵魂的在场提供了所必须的空间——时间性的亲在。在人民伦理的理想意识形态中，个体身体的亲在被抹去了。人民伦理的网是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铁丝编织起来的，缠结在个人身上必使个体肉身血肉模糊。在人民伦理中，个体肉身属于自己的死也被“历史必然”的“美好”借走了，每一个体的死不是为了民族解放的“美好”牺牲，就是为了“主义”建设的“伟大”奉献。个体的肉身不是靠着偶然的死才活着，而是早已为了“历史必然”的活着而死了。托马斯和萨宾娜想让自己的身体逃脱血债累累的“历史必然”的“美好未来”的追逐，想学会谈论“自己身体的希望，而不是整个人类的希望”。所谓“整个人类的幸福”不过是与每一个体的肉身无关的意底牢结。
为了与“美好”意识形态的做爱有所区别，托马斯觉得应该把爱情与做爱分开。他以自己有“爱”必做的做爱方式与人民意识形态的“美好爱情”作对。特丽莎不懂得托马斯的这种政治爱欲的意图，用电影语言把托马斯与两个女人的故事再讲一遍的考夫曼（P.Kaufmann）就懂。他讲到托马斯与“既像鹿又像鹳的女人”的事时，把原来那幅落日与白桦树的秋景画换成了少先队少女向勃涅日列夫主席献鲜花、行队礼的照片。
这样说来，萨宾娜抵制媚俗作态就是从人民伦理转向自由伦理的表达。的确，自由伦理的身体原则，意味着不同身体感觉的平等权利，意味着承认只把身体当作身体来享用（而不是“为了……”）的原则。对于赞同这些原则的托马斯来说，一个作为人生伴侣的女人身体，只是无数同样可以给他带来轻逸性感的这一个身体而已。在身体感觉的价值不平等的言语织体中，一个作为人生伴侣的女人身体是唯一的这个身体。无数的这一个身体带来的轻逸性感自然是有差异的，却不至于有唯一的这个身体让人彷徨得要死。在无数的这一个身体面前，不会有“非如此不可？”的难题，相反，在唯一的这个身体的想象中，这个难题无从逃避。
萨宾娜是托马斯的无数个女伴中的一个，尽管是最令他心仪的一个。卡吉娅的现代感觉，或者说赫拉克勒斯与卡吉娅相伴而行的生命旅程，就是托马斯与无数这一个（萨宾娜）中的一个身体的享乐。萨宾娜并不妒嫉另一个女人的身体成为托马斯的伴侣，就好像享乐不妒嫉享乐。
借助于萨宾娜的身体感觉，托马斯得以走出人民伦理的意识形态，寻回在人民伦理中被抹去的个体亲在。托马斯在无数女人之间的性漂泊成了反抗人民伦理的身体性政治行动。
托马斯并非迷恋女人，是迷恋每个女人身内不可猜想的部分，或者说，是迷恋那个使每个女人做爱时异于别的女人的百万分之一部分。……性爱看起来仍然是一
个保险箱，隐藏着女人那个神秘的“我”。所以，不是一种求取欢乐，是一种要征服世界的决心（用手术刀把这个世界外延的躯体切开来），使托马斯追寻着女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09－210页）
托马斯接受的萨宾娜的身体原则真可以帮他寻回被人民伦理的“美好”意识形态抹去的肉身差异？
特丽莎跟随托马斯来到苏黎世，把自己在布拉格拍的少女身体阻挡坦克车的照片送给一家杂志社，编辑小姐却表示不感兴趣，并告诉特丽莎，这里的人们感兴趣的是各式裸体照片。特丽莎发觉，尽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伦理意识形态的性质、功能和技术截然不同，在一个隐瞒着的意图上却是同谋：让肉身没有差别。抹去肉身差异的技术在自由伦理和人民伦理中各有所长：例如，无处不在的展示肉体的广告或陪伴终身的人事档案以至居委会老太太送给人民警察局的结构主义式报告书。
在现代启蒙之后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个体肉身要么血肉模糊，要么随意含糊。与萨宾娜一起反抗媚俗，托马斯发觉自己最终跌进了另一种让个人的身体没有差异的在世境况，仍然没有摆脱与自己的肉身相关的实质问题：如何让自己的肉身幸福，从各种意底牢结中夺回肉身的权利后，什么是幸福依然还是一个问题。如果当年赫拉克勒斯投入卡吉娅的丰润手臂，在卡吉娅的只把身体当身体来享用的伦理中生活，结果是在捕捉“每个女人做爱时异于别的女人的百万分之一部分”之后，发现身体的无差异，失去了自己肉身的幸福。
托马斯开始想，特丽莎的“美好”感觉与人民伦理的“美好”感觉也许是不同的。
身体感觉的差异来自灵魂还是身体？
托马斯努力要在肉身的无差别中去探索肉身的差异，这使他很长一阵子醉心于性漂泊。肉身一旦走上性漂泊之途，个体偶在与其灵魂的关系就变得相当脆弱。昆德拉承认，这才是真正严肃的问题，因为个体偶在与其灵魂的关系“限制了人的可能性，勾画出人的生存的界限”。由灵魂来限制人的可能性，有这个必要吗？
萨宾娜的身体伦理反抗媚俗，的确是要抵制民族、国家、人民的“美好”意识形态观念抹平每一个“我”的感觉偏好。可是，萨宾娜没有看出，人民伦理的“美好”感觉与自由伦理的个体感觉有共同的启蒙基础——罗伯斯庇尔与丹东的感觉同样以身体作为个体身体在世的属己性为依据，都是一种人义论的个体在世感觉。
特丽莎与托马斯和萨宾娜一样，对在人民伦理中失去个体身体的差异深感恐惧。没有差别的身体等于没有属于自己的生命时间。
特丽莎来到托马斯这里，是为了逃离母亲的世界，那个所有身体毫无差别的世界。特丽莎来到托马斯这里，是为了使自己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取代的身体。但是，托马斯还是把她与其他人等量齐观：吻她们一个样，抚摸她们一个样，对待特丽莎以及她们的身体，绝对无所区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58页）
当托马斯以卡吉娅－萨宾娜的身体伦理来对待特丽莎，特丽莎就觉得自己又回到了身体无差异的过去。特丽莎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肉身有感觉差异，那是由于灵魂、还是身体本身？阿蕾特本来就认为，肉身无感受认识能力——感觉能力是有的，但有其不可跨越的阈限。灵魂才使身体有超出身体局限的感受能力，有差异的肉身感受认识力是灵魂赐予的，像西塞罗说的：In corpore apertum est vel estincto animo vel elapso nullum residere sensum (一旦灵魂被奉献或流逝，身体就不再有任何感觉了)。
特丽莎与托马斯的相逢怎样呢？或者说，如果赫拉克勒斯听信了阿蕾特关于“美好”生活的规劝，与她一起生活，会是怎样的结局？
这样问已经过时了。特丽莎在现代启蒙之后的伦理处境中，早已不再有当年阿蕾特那样的价值优先权。如今，被冷落的不是卡吉娅，而是阿蕾特。应该问的是特丽莎的身体感觉的结局。
特丽莎与托马斯一起生活以后，产生了负疚感，觉得自己成了托马斯的负担，“把一切都弄成了悲剧，捕捉不住生理之爱的轻松和消遣乐趣”。特丽莎看到，卡吉娅的身体伦理对于托马斯有巨大的诱惑力。
在托马斯这一方面，与特丽莎在一起的感觉使他按卡吉娅的身体伦理继续享乐时出现身体障碍：自从遇见特丽莎以来，他“不喝醉就无法同其他女人做爱”。
出于对托马斯的爱——也许出于好奇，特丽莎努力想理解萨宾娜的身体原则。这是现代启蒙之后伦理意识结构的转变：当初阿蕾特没有想要去理解、而只是谴责卡吉娅的身体原则，如今阿蕾特得体验一下卡吉娅的身体原则。
想理解卡吉娅－萨宾娜的身体原则，必须把身体与灵魂的联系切断，仅仅从身体感觉来理解身体。特丽莎开始了割断身体与灵魂的冒险，走进那个工程师的无爱之欲中，让自己的“灵魂看着背叛灵魂的肉体”。
灵魂第一次看到肉体并非俗物，第一次用迷恋惊奇的目光来触摸肉体：肉体那无与伦比、不可仿制、独一无二的特质突然展现出来。……灵魂在特丽莎裸露的、被拋弃了的肉体中哆嗦颤抖。……她猛然地感到一种要奔向他的欲望，想听到他的声音、他的言语。如果他送来温和而低沉的声音，她的灵魂将鼓足勇气升出体外，她将大哭一场，将像梦中抱着那栗树的粗树干一样去抱着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61－164页）
第一次？阿蕾特早就从卡吉娅的身体上看到过了。
昆德拉改变的只是阿蕾特对卡吉娅的身体原则的价值评价，他让特丽莎发现：身体及其情欲竟然有自体自根的欢乐、不依赖于灵魂的欢乐。昆德拉说的特丽莎的这一发现其实是他自己从萨德－尼采－米勒那里抄来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兴奋得很，禁不住在讲别的故事时一再提到这一发现：塔美娜与一群孩子想象的性爱，使她得到“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灵魂只有肉体的享受，那无法想象和无法记忆的灵魂已无声无息地离她而去了”。
美娜的性生活一直都是被爱所占有的，于是附带而来的便是戏剧性的、负责的、严肃的成分，这些都是烦扰着塔美娜的东西。跟一群孩子在这里，在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终于使性又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为肉欲而肉欲。……性终于脱离了与爱的紧密关系，变成了像天使般单纯的快乐。（《笑忘书》，213页）
玛吉达也第一次“感觉到那双长在活力异常的肉身上的眼睛”，努力试着忽略叙述着的美丽的声音，这时，奇迹出现了：
在一种悚然的快意之下，她去除了那受了伤的、戒惧有加的灵魂，而变得只剩下肉身，一个没有过去和记忆的肉身，如此这般就变得更易接纳了。……她第一次以她所有的感官——为她自己、为她的肉身、为她的皮肤——来欣赏自己的肉身，她被这突然发现的肉欲之情所陶醉了。（《笑忘书》，63页）
在无爱之欲中沉醉，不让灵魂把那些“美好”的言词强加给纯然身体的感觉，就是卡吉娅－萨宾娜的身体伦理的在世情状。
可是，特丽莎毕竟是有灵魂附身的女人——与卡吉娅－萨宾娜不同个体性情的女人。她可以承认卡吉娅－萨宾娜的身体伦理的自然权利，承认这种身体伦理自体自根的价值，承认没有灵魂的言词的肉身树皮般单纯的快乐，但她自己无法给自己身体上灵魂的眼睛蒙上一块黑布。特丽莎“同工程师没有爱的唯一一次做爱，终于恢复了自己灵魂的视觉”。特丽莎的灵魂眼睛看到，“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把性爱转变成那些荒谬动作的伟大时代”。
特丽莎与阿蕾特和蒂俄狄玛同属一类性情的女人，当年苏格拉底缠住蒂俄狄玛要同她讨论爱欲的出身：“请问爱欲的父母是谁？”
狻* （丰盈与贫乏）——蒂俄狄玛回答说。
特丽莎身体的沉重与托马斯对个体命运的理解
特丽莎开始仿徨了：究竟是灵魂引导肉身认知，还是肉身引导灵魂认知？这问题切身地关系到自己的个体命运。
在苏格拉底的叙事中，好像只是赫拉克勒斯才有自己的个体命运似的，卡吉娅和阿蕾特不过是赫拉克勒斯的个体命运的偶在机缘。在昆德拉的叙事中，卡吉娅和阿蕾特的个体命运问题才与赫拉克勒斯的个体命运有了平等的被关注的权利。
个体命运是老生常谈的主题。为什么这话题人类唠叨了两三千年还不觉得陈旧？个体命运是身体的偶在差异带来的。从来没有重复的命运，亘古至今飘落的每一片花瓣，都有自己不同的飘法和落处，因为每一个体的身体都是偶然的亲在。每一个体身体的偶在命运，都是亘古无双的唯一一次发生，像索褔克勒斯说的：*
（从未发生过
的一次性地头一次发生了)。
叙叨个体命运的言语织体受时代季候的支配。托马斯把个体命运的声音理解为“沉重、必然、价值”的三重交织，与赫拉克勒斯时代对个体命运的理解大相径庭。托马斯对个体命运的理解中的那个必然性的观念泄露了，他的理解带有近代启蒙精神的痕印。他甚至以为偶然的积累和相加可以孵出必然，于是编织了“必然与偶然”这样的言词联结。
希腊词 （命运）中聚集着不同的生命理解，但不是“沉重、必然、价值”，而是“偶然、幸福、不幸”。对命运的理解就是对个体肉身在世的理解，就是个人如何安置自己的肉身伦理。当赫拉克勒斯在十字路口与两个女人相遇，他想到的正是自己的“偶然、幸福、不幸”，两个女人的身体与自己偶然的幸福或不幸相关。
托马斯的命运理解首先想到的是沉重，这种沉重的含义是与“必然性”连在一起的。什么的“必然性”？启蒙意识形态的历史进步的必然性，走向人类美好未来的必然性。人类美好的未来就是最高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实现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步，它的道德律令要求人们牺牲自己的身体。
尽管苏格拉底把生活世界中的一切都托付给冥冥中的神来安排，他还不至于认为发生或不发生的一切都由天神意旨的必然安排好了，不然的话，他怎么会要自己的学生好好想想自己身体的未来？这明显表明一个人的身体的未来是由个人自己决定的。个体生命的必然性绝然是一个启蒙后的观念，现代的历史道德主义论相信个人的生活由历史规律安排妥帖，发生或不发生的一切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种启蒙道德观念的支配下，个人的身体要么成了肥皂泡，要么成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垫脚石。
受启蒙意识形态支配的托马斯对个人属己的身体命运的理解决定了他与萨宾娜和特丽莎的关系。卡吉娅－萨宾娜的身体伦理好像一句德国谚语的说法：Einmal ist Kein Mal（只发生过一次的压根儿等于没有发生过），这差不多等于说：如果只活过一次，等于根本没有活过。
阿蕾特－特丽莎的身体伦理刚好相反。阿蕾特对赫拉克勒斯称自己是神明的伴侣，特丽莎也与神明有特殊关系——因为她身上拖着灵魂的影子。个体命运的偶然发生是das eine Mal (唯一的一次)，但 Einmal ist ewig（只发生一次的才是永恒的）。永远在着的等于压根儿没有发生过；永远活着的，等于根本没有活过。灵魂没有肉身，从来就不曾活过，它只是借助于一次性的肉身才活着。“永远”的意思就是不在，一次性的发生才在。“永恒的爱”只是一个语词的虚构。爱的一次性发生才在，“永恒”只有附在一次性的在世身体身上，才是真实的——“爱的永恒”。
所有的神都是死的，只有耶稣的上帝活着，因为他在耶稣的肉身上死过一次。
Einmal ist Kein Mal意味着个体把自己的身体时间转让给了必然性的时间；在特丽莎的个体命运的理解中，“心灵与肉体不可调合的两重性”来自偶然性的我在时间，像塞内卡说的，Omnia aliena sunt, tempus tantum nostrum est （除了时间之外，我们一无所有）。
我的身体在世就是个体命运的发生，不是我撞上了命运，而是命运撞上了我，或者说我的身体撞上了我的灵魂。个体命运是由个体的身体与灵魂的相逢牵扯出来的，没有偶然而在的个体身体与灵魂的相逢，也就不会有命运这回事。身体的决断逃避不了，盖因于此。无论我的身体做何决断，命运都会附在我的身体上，只不过要么表现为幸福、要么表现为不幸。
肉身偶在之“偶”因于身体与灵魂的一次性相逢而来的蜕变。肉身浑身是偶然，在肉身上没有丝毫必然的痕迹。正因为肉身是偶在的，所以它沉重。身体的沉重来自于身体与灵魂仅仅一次的、不容错过的相逢。阿蕾特相信灵魂是身体的影子——希腊人把灵魂说成轻盈的嘘气——时时跟随着身体；特丽莎相信灵魂与肉身一样属于此世，与肉身一同在大地上飘荡。自从卡吉娅－萨宾娜颠覆了阿蕾特“美好”的生命想象，灵魂与身体的同体关系就被拆开了。在现代之后的季候中，灵魂与肉身有如两位互不相识的漂荡者。特丽莎以自己的个体命运提出了这一问题：灵魂与肉身还需要相互找寻对方吗？
与特丽莎相逢，托马斯恢复了自己身上的灵魂感觉。特丽莎和萨宾娜的身体差异使托马斯惊悚地看到自己身体的偶在性，看到既被社会主义道德的意识形态、也被人义论的自由伦理隐瞒起来了的属己的个体命运。与特丽莎一起度过的生命时光，让托马斯领会到自己身体一次性的、不容错过的命运意蕴。他最终选择了阿蕾特沉重的身体，而不是卡吉娅身体的轻逸。身体的沉重和轻逸的差别，就是“只发生一次的才是永恒的”与“只发生过一次的压根儿等于没有发生过”的差别。在与特丽莎和萨宾娜的身体差异的偶然关系之中，托马斯恍然悟到，人义论的自由伦理隐瞒了自己身体的机遇，这机遇就在于他并不可能事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体与哪一个身体结为在世伴侣才会幸福。
特丽莎身体的沉重让托马斯懂得，在“命运”这个词的含义中，不是“沉重、必然、价值”的交织，而是令人惶然的“幸福”与“不幸”这两个全然相悖的可能性的交织。
特丽莎身体的哀歌
灵魂与肉身在此世相互找寻使生命变得沉重，如果它们不再相互找寻，生命就变轻。
肉身是要死的，但灵魂不是不死的。肉身有自己的为灵魂所不具有的感受性和认知力，灵魂也有自己的为肉身所不具有的感受性和认知力。这两种感受性和认知力的分离，正是人们可以从窗外日益渐浓的现代之后的“主义” 风景中体知到的秋寒。
肉身已不再沉重，是身体在现代之后的时代的噩运。身体轻飘起来，灵魂就再也寻不到自己的栖身处。曼德尔斯坦姆的一首诗述说过这种担忧：
我被赋与了身体，我当何所为？
面对这唯一属于我的身体？
为了已有的呼吸和生活的
宁静欢乐，我该向谁表达感激？
我是园丁，也是一朵花，
在世界的牢狱中我并不孤单。
永恒的窗玻璃上，留下了
我的气息，以及我体内的热能。
那上面留下一道花纹，
在它变得模糊不清以前。
但愿从凝聚中流逝的瞬间，
不会抹去心爱的花纹。
赫拉克勒斯在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遇到的问题是决断自己的肉身应有何种幸福，昆德拉通过托马斯与两个女人的故事，把赫拉克勒斯的决断变成了一个现代之后的个体生命事件。托马斯选择了特丽莎，他承认自己的幸福来自特丽莎身体的沉重。
托马斯知道，眼下以及将来，他将拋弃快乐的房舍，眼下以及将来，他将放弃他的天堂和梦中女郎，他将背叛他爱情的“非如此不可”，伴随特丽莎离去，伴随那六个偶然性所生下来的女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56页）
昆德拉的故事结局看起来与苏格拉底讲的故事的结局一样，其实不然。托马斯的觉悟过程，是特丽莎的身体和灵魂受伤的过程，托马斯的幸福掺加着特丽莎的不幸。
特丽莎经历的是一次凉彻心骨的伤害，痛不欲生的心碎……特丽莎本是阿蕾特那类天生丽质而又十分懵懂的女人,她不懂托马斯式的性漂迫,不懂为了身体而身体的伦理原则采用的反抗媚俗的借口。托马斯对他说过好多谎话，特丽莎都曾经当真了，她的生命被这些美丽的谎话搞得破碎不堪。从与托马斯的生活中，特丽莎体悟到自己曾经以为的幸福不过是悲凉。特丽莎本来以为，遇到托马斯，自己不仅会给他带来美好的声音和景致，自己也会拥有美好的、牧歌般的幸福——阿蕾特对赫拉克勒斯期许的、也是阿蕾特希望自己拥有的幸福，但从对托马斯的痴爱中特丽莎得到的只是身心俱悴。她发觉自己身体上的灵魂像一条蛛丝般的细线，很容易断裂，一不小心，就会跌入使自己的身体变得毫无意义的地方。特丽莎伤心地发觉，牧歌般的幸福只有在人与动物之间才可能寻得：
没有人能给其他人一种牧歌式的礼赠，只有动物能这样做。动物不是从天堂里放逐出来的。狗和人之间的爱是牧歌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317页）
考夫曼用电影语言讲述特丽莎把卡列宁抱去埋葬时，配上了捷克作曲家雅纳契克（Janacek, 1854—1928）的《弦乐牧歌》中最悲凉的一章（Idyll for string orchestra, V. Adagio）。特丽莎埋葬的不是卡列宁，而是她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特丽莎身体的悲哀留给了萨宾娜，在这牧歌般的悲哀面前，萨宾娜对媚俗的锐气第一次哑然了。
特丽莎在现代之后的季候中的受伤——那高于美，甚至高于真和善的这一个身体灵魂的受伤，使她的身体成为一曲哀歌——那必死的肉身和灵魂在爱中活过所见证的破碎和毁灭谱写的哀歌。即便诗的语言也没有能力触及这美好的身体灵魂遭毁灭的哀情，只有无词的歌声才能蕴涵。
伤害并没有让特丽莎放弃自己的身体伦理原则,改变自己的个体性情。她的受伤就是她的成熟，成熟到她的身体灵魂更加清纯透明——经历过并懂得了人生中的污浊和破碎的清纯。这清纯成为凝重的信念：仍然相信人生中毕竟有美好的幸福和景致。
马丁?路德的一句话曾表达出这种出死入生的信念的呼吸：
Und Sollte morgen die Welt untergehn, ich pflanze noch heute ein Apfelbau machen!
(即便这世界明天就要毁灭，我今天仍要种下一株小苹果树！)
雅纳契克晚年写过一部钢琴小品集《独自在花叶丛生的小路上》（Po Zarostlem Chodnicku / Along an overgrown Path，两卷），第一卷共十首，标题依次是：
我们的傍晚
一片飘落的花瓣
到我们中间来吧!
弗丽德卡的圣母
她们像燕子一样唧唧喳喳
别说了!
晚安!
莫名的惊惧
泪水汪汪
小鸮没有飞走!
这些钢琴小品是雅纳契克缅怀童年时代在Hukvaldy的乡间生活的作品：孩童的眼睛凝视着茂密的森林中翻飞的蝴蝶时的痴想、看到每一花瓣的飘落都觉得它是甘愿为自己沉落水底时的感动、在暮色中听见少女用断断续续的低吟驱走寂寞的忧伤时的泪水、在漫长黑夜里对“美好”充满童稚般想象的心灵、用粉红和白色的花瓣弹奏的梦呓……
这些小诗对童年想象的晚年触摸，充满单纯得透明的温情和忧伤。在这些仿佛经历过一切的晚年的童年梦忆中，雅纳契克在持续的和声背景下,用纯粹的单音与自己对“美好”的无悔想象轻柔对答,在少年的爱情梦想中与情人欢爱后道一声晚安……
电影中的特丽莎主题是《独自在花叶丛生的小路上》中的Frydecka Panna Maria（圣女弗丽德克）。旋律单纯、质朴、柔丽，那是特丽莎的心性的写真。左手浮动不安的三连音使单纯清婉的旋律显得很不稳定,好像某种莫名的不安伴随着美好的爱的想象，让人感触到灵魂与肉身相互找寻时美好与悲凉的交织：悲凉是特丽莎身体的形式，美好是特丽莎身体上的那根灵魂的细线。
这首钢琴小诗的结构是简单的复三段式，重复三次的主题旋律带有三种不同的色调，表达了特丽莎的生命淌过破碎河谷的痴爱经历：开始在降A大调上由四个轻柔的和音引入的清纯主题（I）是特丽莎尚未受伤的美好想象，灵魂还不知道肉体的脆弱；经过四个同样轻柔的和音，主题转调进入略带忧郁、不安的升A小调（主题II），特丽莎的灵魂惊异地发现自己肉体的美和易受伤的天性；随后二十九个小节强力的和音进行，灵魂与肉体被一个人的爱的谎言强行撕裂，特丽莎珍贵、美好的想象破碎了，身心剧痛的哭声；经过五个轻柔的和音，主题在升A大调上牧歌般地重现，特丽莎的身体灵魂回复到哀婉凄切但仍然信任美好的宁静；经过身心俱悴的震颤的身体灵魂没有改变对美好的幸福的信赖，没有归于虚寂，它仍然是还会受伤的爱，只不过情感的单纯在经历过伤害后成了复杂的单纯。
我专门去了一趟苏黎世，为寻访特丽莎留下的足迹，抚摸她伤痛泪水的痕印。
正当觉得一无所获的时刻，在苏黎世毫无生气的大街上，我忽然听到特丽莎身体的哀歌，它透过一切纷繁的声音，传向悄悄倾听的人……
性感 死感 歌声
薇娥丽卡没有因为曾经有过肉体呻吟喜欢上这个男人，那次做爱没有在她的身体灵魂上留下一丝痕印，没有消除对这个男人的陌生感觉。薇娥丽卡清楚地知道，这个人根本不是自己想与他同床共眠、热切等待他在自己的肉体中抱吻灵魂的忧伤的男人。对于薇娥丽卡，那次做爱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只有同自己热切等待的人的做爱，才是刻骨铭心的。
是否有谁睡在萨宾娜身边？
萨宾娜是现代之“后”的女人，只喜欢同男友做爱而不喜欢过夜，一直一个人睡，尽管她经常有男朋友。夜里同另一个人睡在一起浑身燥热，不停淌汗，翻来覆去不能入睡。浑身燥热、不停淌汗，却是做爱时的身体现象。
萨宾娜单独睡觉的那张床好大，大得令人费解。昆德拉到萨宾娜的睡房里亲眼看过，不免感到惊奇，形容那张床时竟然有点语无伦次，一会说它“又大、又宽，像讲台一样”，一会说它“像剧院里的舞台”。无论做爱还是睡觉，这么大的床的确过于夸张。
为什么昆德拉要用“像剧院里的舞台”或“像讲台”来形容萨宾娜只身睡觉的床？形容床大的比喻不是很多吗？既然大得“像剧院里的舞台”或“讲台”，萨宾娜的床上就一定有需要展露的事情。舞台或讲台通常指这样一个地方，那里围满了人群，不许靠近，但他们必须注视并倾听。
床那么大，人们至少有理由猜想，萨宾娜并非真的单独睡觉过夜，也许偷偷与某个别人同床共眠；而且，这个别人的身体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
与谁同床共眠，如果不是首要的、至少也不是次要的伦理问题。生命中的恐怖情境好多时候是在迷迷糊糊的睡眠状态中出现的，尤其女人有如此感觉。
一般来讲，女人更渴望与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在夜里同床共眠，紧紧拉着他的手，当睡梦中出现恐怖情境时，才不会惊惶。相比之下，只喜欢做爱而不喜欢同人过夜的现代之“后”的男人倒要多一些。不过，这只是生存状态上的感觉，还不是伦理问题。同床共眠作为一个伦理问题，意味着两个人有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需要。害怕孤单是人的天性，但无法忍受与自己不喜欢的人呆在一起——更不消说过夜，同样是人的天性。现代人承受孤单和忍受不喜欢的人的能力，都大大不如从前的人。现代人的个体性情被自由伦理娇纵惯了，个人性情自由至上的生活伦理使一个人对睡在自己身边的人的身体感觉特别挑剔。现代人的伦理问题尖锐地出现在夜里睡觉的床上：对另一个人的身体感觉不好宁可单独睡，而单独的身体又觉得不堪承受四周的空虚。说来说去，都是由于崇尚个人性情自由至上，以至于要遇到一个自己身体中意的同床共眠的人太难。
不是说从前的人就容易遇到自己身体中意的同床共眠人，谁都知道亘古至今这都是一件难事，无论上帝还是天神都没有、也无力安排两个身体感觉相契的人生活在同一个生命时间单位和地域空间。一个人终身遇不到自己中意的同床共眠人，倒是自然不过的事。从前的人要明智得多，找同床共眠人时，并不把自己的性情感觉作为首要且唯一的尺度，而是让家族意识、身份感觉、财产分配满意就可以了。两个人的身体感觉是否相契并不重要，因为那是过于偶然、飘浮的事。现代人偏偏要把人生的幸福抵押在相契的身体感觉上，这就无异于把自身的幸福拋给差不多是泡影一般的相遇了。
萨宾娜就是这样的现代女人。她有非常敏锐的身体感觉，对同床共眠的男人极为挑剔，一直找不到中自己身体性情的意的男人，只好把做爱与同床共眠分开。可是，她那张大床不是为了做爱特制的，而是为了与人同床共眠设计的。不是出于打探隐私的好奇，而是为了了解现代的个体性情自由伦理，听了昆德拉讲萨宾娜的故事后，我很想搞清楚萨宾娜是否与谁同床共眠。
萨宾娜是否偷偷和谁睡觉？
只有萨宾娜和那个与她同床共眠的别人知道。既然那个别人神秘兮兮、从不露面，就我们认识的人来说，只有萨宾娜知道了。可是，萨宾娜对此从来守口如瓶，甚至矢口否认与某个别人同床共眠。
萨宾娜是女人，这是否等于凡女人都知道萨宾娜同谁睡觉？
并非如此。
每个人的身体感觉是不同的，别的女人——即便萨宾娜的好友特丽莎——也未必知道萨宾娜同谁睡觉。有一次，特丽莎同萨宾娜相互拍裸体照，当俩人赤裸着身体站在对方面前时，相互发觉对方作为另一个女人的身体好陌生。萨宾娜是女人，但她不过是女人中的这一个，另一个女人——即便可以同自己交流深层的、隐秘的、甚至性的体验的女友特丽莎，也不知道萨宾娜是否与谁睡觉。与人同眠的身体感觉，是不可交流、也无需交流的。
萨宾娜有个特别好的男朋友托马斯——不，不是男朋友,是情人——不，不是情人。是什么？很难说。
这种关系的暧昧正是萨宾娜的身体感觉特别中意的：两个人不拉扯在一起，不构成相互捆绑的伦理关系。萨宾娜同托马斯在一起感到舒适，重要原因之一是托马斯也有同样的伦理感觉。托马斯觉得，“同女人做爱和同女人睡觉是两种互不相关的感情”，前者是生理情感——感官享乐，后者是爱情——相濡以沫。从前的人把感官享乐与相濡以沫牵扯在一起，结果使两者都不能达到极致，而且还磕磕碰碰、相互损害。托马斯同萨宾娜一样，把身体欲望与身体情愫分开，身体欲望对感觉对象的选择不是专一的，所以托马斯有对无数女人的身体欲望，萨宾娜会有对无数男人的身体欲望。相濡以沫只会产生于身体情愫，这种情愫的欲望对象是唯一的这一个，由此产生同床共寝的欲求。
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的手都可以在黑夜里生命恐怖出现时去牵的。特丽莎是看重身体情愫的女人，夜里总把托马斯的手拽得紧紧的，让托马斯觉得好累。托马斯和萨宾娜的意气相投，就因为萨宾娜没有要在夜里想拽着谁的手的需要。萨宾娜对于托马斯，是无数“这一位”女人中的一位，而不是唯一的一位。
虽然萨宾娜对于托马斯不是无数“这一位”中的随便一位，托马斯是萨宾娜最了解、感觉最舒坦的男人，毕竟不是萨宾娜的同床共眠人。从托马斯那里，我们也无法知道萨宾娜在那张“像剧院里的舞台”的床上是否与谁睡觉。
萨宾娜的身体所感知的只有萨宾娜可以知道。昆德拉是男人，当然不可能知道萨宾娜是否单独睡觉。可是，在讲萨宾娜的故事时，昆德拉好像知道只有萨宾娜的身体知道的事情，甚至好像知道每一个女人的身体感知的事情。他说过这样的话：“特丽莎力图透过自己的身体来认识自己。”昆德拉又不是特丽莎，他怎么知道？他说的那些关于特丽莎通过自己的身体感知的事情，很可能没有一件可信。
身体与自身的影子
基斯洛夫斯基讲过一个喜欢唱歌的女孩子——薇娥丽卡的故事。
薇娥丽卡是波兰西南部克拉科夫城的一位姑娘。克拉科夫城有一千多年历史，是我所见过的欧洲最美丽的仍有中古遗风的城市，它由古色宫殿、教堂、中古街道，阴森、神秘的古建筑和城中森林交错构成，把这一切维系在一起的是音乐。每天清晨和黄昏时分，要么是湿润得让人贪恋床榻的晨雾还没有散去的时候，要么是落日余晖与街灯交替的昏昏然时刻，从一栋古朴的楼房里就传出清丽、尖锐的女高音。那歌声好像是提着性命唱出来的，每当唱到很高的音区时，歌声有些发颤，像一根在空中快要被风吹断的细线。这是薇娥丽卡在练唱，歌声甜美，唱的总是同一首歌，歌词是但丁的《神曲》《天堂篇》中的《迈向天堂之歌》（第二歌）：
O voi che siete in piccioletta barca,
desiderosi d'ascoltar,sguiti
dietro al moi legno che cantando varca,
Non vi mettete in pelago, che forse,
perdento me, rimarreste smarriti.
L'acque ch'io prendo gia mai non si corse;
Minerva spira e conducemi Appollo,
e nove Muse mi dimostran I'Orse.
哦，你们坐着小木船
因渴求聆听我的歌声，
尾随我在歌唱中驶向彼岸的木筏；
请回到你们自己熟悉的故土，
不要随我冒险驶向茫茫大海，因万一失去我而迷失。
我要横渡的大洋从没有人走过，
但我有密列瓦女神吹送，阿波罗引航，
九位缪斯女神指示大熊星。①
在法国巴黎，碰巧有一栋与薇娥丽卡在克拉科夫唱歌的楼房一模一样的中古建筑，楼里在相同时刻传出同样清丽、尖锐的女高音，唱的同样是但丁《神曲》《天堂篇》中的《迈向天堂之歌》。
怎么在不同的两个城市的两栋古建筑里传出同一首歌的歌声，好像一个歌声是另一个歌声的回音？
据基斯洛夫斯基讲，这个世界上的两个城市里生活着两位同名、同姓、同身体的女孩子——薇娥丽卡，好像相互是对方的影子和身体。她们的身体和影子是交互变换的，人们无法搞清楚，究竟哪一个是这个女孩子身体的实体，哪一个是身体的影子。
不可思议！生活着两位同名、同姓、同身体的薇娥丽卡，怎么可能？
问这样的问题，才不可思议。生活世界因偶然聚合而生，超出人的想象的生与死的奇闻和秘密有什么不可思议？人不可能用自己蚂蚁般的想象穷尽生活世界中可能发生的事件。一个人的生命具有各种生活的可能性，慈悲的上帝不会来过问这个身体的偶然遭遇，只对个体遭遇中的生命意味抱以关注。
况且，基斯洛夫斯基已经说过了，这两位同名、同姓、同身体的薇娥丽卡其实是一个人，只不过一个是另一个的身体或影子。一个人的身体被两个人的自然性造化生出来时，都拖上了一个将来会让这身体要么伤心、要么恬美的影子，它是创造这个身体的两个人的灵魂和谐或不和谐、有意或无意、有爱情或没有爱情的冲撞的结果。产生出一个身体的两性造作无论是在什么身体情状下发生的，都伴随着一次人灵的冲撞：或如胶如漆、或别别扭扭、或懵懵懂懂、或恶心想吐的冲撞。人灵之间的相遇并不都是、甚至很少是牧歌般的，更多是别别扭扭或懵懵懂懂甚至欲哭无声或伤心悲恸的。
个体出世后，身体与自己的影子——身体之灵或灵的身体——通常是一体的。身体看不到自己的影子，就像眼睛看不到眼睛。除非在一种特别的光亮照射下，影子才会与自己的身体分开，我才可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还得看我站在什么位置，与光处于什么关系。一个人要站到可以让自己身体的影子显露出来的有光的地方，不是因为身不由己，就是由于忘乎其形（身体）。
薇娥丽卡过着单身生活，她有一个男朋友，但并没有住在一起。我惊讶地发现，薇娥丽卡睡觉的床也大得令人费解——“像剧院里的舞台”。
在薇娥丽卡的那张大床上与她的身体同床共眠的，会不会是薇娥丽卡的影子？薇娥丽卡的影子只有她的身体认识，我如何可能认识到薇娥丽卡的影子？同样，薇娥丽卡的身体只有她的影子认识，我如何可能认识到薇娥丽卡的身体？
幸好，基斯洛夫斯基讲述的是有同一个身体和影子的两个薇娥丽卡的生命故事，我也许有可能透过巴黎的薇娥丽卡知道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是否与谁睡觉，或者透过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知道巴黎的薇娥丽卡究竟与谁睡觉。实际上，只需要选取这两种途径的任何一种，就有可能透过薇娥丽卡的身体来感知她的影子，或者透过薇娥丽卡的影子来感知她的身体。薇娥丽卡是否与谁在那张“像剧院里的舞台”一般的大床上睡觉，看来再也瞒不住了。我还相信，透过薇娥丽卡的影子或身体，就可以推想萨宾娜是否与谁睡在那张“像剧院里的舞台”一般的大床上了。
影子的热情与身体的单薄
薇娥丽卡是小学音乐教师, 毕业于克拉科夫音乐学院声乐系。
薇娥丽卡从小就喜欢唱歌，唱歌是薇娥丽卡的个体热情。人的生命热情都是个体化的，个体化的生命热情就是个体热情——个体的全部身体感觉投入某种价值偏好的喜欢什么的在世行为。个体热情的产生既需要身体也需要身体的影子，两者不可或缺。没有身体及其感觉或没有灵魂的价值偏好，都不会产生生命热情。身体有在世欲望，但没有选择价值偏好的能力，身体的影子——灵魂有能力选择价值偏好但没有在世的欲望，只有当影子的价值偏好被身体的欲望感觉充满，才会形成一种生命热情。灵魂就是价值偏好，它必须通过身体来实现自己的偏好，没有身体，灵魂只是嘘气，所以说灵魂是身体的影子。
每个人的价值偏好总是个体灵魂的偏好，它使本来没有在体差异的身体感觉有了差异，成了个体化的敏感的有区分能力的个体意向性感觉。一旦某个身体被某种价值偏好拽住——也就是被自己的影子拴住，这一个身体的全部感觉就成了这影子（价值偏好）的感觉，就成了这一个身体个体化的在世热情。但是，影子毕竟是影子，要不是因为身体的欲望，价值偏好就仍然在混沌之中，不可能成为对什么的偏好。身体才使价值偏好成为个体灵魂——这一个身体的影子。
个体热情因此像是一个人自己的身体和影子织成的一根细线。
唱歌让薇娥丽卡感到可以聚集起自己全部的身体感觉和个体灵魂偏好，自己的身体和影子织成的那根细线漂荡在歌声之中。薇娥丽卡甚至觉得，唱歌与自己的性感相通，那是身体和自己的影子交欢的感觉。每当歌唱唱到恍兮惚兮的境界，薇娥丽卡就感到性感的欲望在膨胀，就想要同自己心爱的男人做爱。
这只是薇娥丽卡的生命感觉。个体热情有各种各样的散发形式，有的人喜欢玩体育，整天在体育场绕着圈子跑，丝毫不觉得枯燥；有的人喜欢整天在屋子里钻研故纸，一点不觉得闷；有的人喜欢养一大群孩子；有的人喜欢为一个逻辑命题翻来覆去地想……可是，每一个体的身体都是造化的偶然结果，造化并不可能依照个体灵魂的意愿来设计和造就这灵魂所需要的身体，因为个体灵魂是这一个身体在被造化的过程中才形成的。身体由自然的偶然造化决定，而身体的影子来自天堂的偶然，结果，一个人的身体和自己的影子织成的那根细线非常脆弱。如果一个想当运动员的人身体天生就好，能经得起专业性的强化训练，只是这个人的身体与自身的影子碰巧相合而已。更多的时候，一个人的个体热情与自己的身体体质不是那么碰巧吻合，一个身体被造作出来时，上帝并没有插手。寻求自己的身体与影子的平衡是个体生命的在世负担，这负担不是社会的任何制度设计能够解决的。
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个体热情要得以实现，必须经过漫长的专业化训练，这是生命感觉的社会演化——社会分工精细化的结果。专业化寻求一个人的身体与自己的影子的最佳平衡，这是一种制度化的理性行为。但专业理性并不无条件地认可一个人的个体热情中的个体灵魂，而是认可个体热情中的身体体质：运动员需要有超出想象的肌体，舞蹈家需要有恰到好处的体型，经济师需要有古灵精怪的智力，演奏家需要有纤长而又丰满的手指。如果一个人的个体热情与实现这一热情所要求的身体体质没有达到一致，专业训练的理性化制度就会拒绝让这个人接受专业训练。灵魂的价值偏好不可能训练出来，身体也不可能随意训练成个体灵魂所需要的样子，一切都取决于身体是否有刚好与个体灵魂相符的底子，而这种相符是过于偶然的事。如果我想当钢琴家，但手指五短三粗或瘦骨嶙峋，我再有多高的要当钢琴家的热情，音乐学院也不会要我。这就差不多等于宣判了我的个体热情的死刑，只有另外制造一个生命热情出来。
现代自由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个体灵魂的想象空间完全开放了，个体热情的现实可能性无限制地增多，产生出无尽的可能性诱惑。但是，人的自然身体体质并没有随着个体灵魂的想象空间的扩大而增质。身体的自由是现代社会的理想，而理想的自由社会的标志之一是，能够为每个人实现自己的个体热情提供最大可能的机会。
在人民民主社会，个体的生命热情是由国家－民族共同体的价值目的决定了的，个体没有决定自己的个体热情的机会，更不用说实现自己的生命热情，只有一个由意识形态政党规定的国家热情或民族热情，人民伦理对个体的身体体质的要求并不苛刻。个人自由的社会制度设计是，要为千差万别的个体热情提供各种可能实现的机会。实现自己的生命热情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如此个体伦理成为个体自由的民主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基础。
自由民主的社会理想开放了个体热情的偶在性，因为个人幸福有个体灵魂差异，而且个体热情的想象一旦更少地受到社会条件的约束——自由社会为了个人幸福致力减少这样的约束，实现想象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可能性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可能性的否定的增加。可是，个体的生命热情遇到的在体性限制不仅是个体自由的制度设计无法克服的，而且在个体热情的偶在性开放之后更加显得是限制。个体自由的社会一方面在最大可能地减少个人的生命热情实现的社会条件的人为限制，另一方面却在增加无法解决的偶然的身体造化的欠缺。当某个幸福还是一个人不可想象的尤物时，这个人不会意识到自身获得这个幸福所欠缺的。人身的欠缺随着想象的增加而增加，个体幸福的偶在性的增长，必然导致个体的在世负担的加重。
薇娥丽卡天生有甜润而又尖锐的嗓音，可以上行到很高的音区，这是她可以进音乐学院的身体条件。不过，薇娥丽卡的身体并不适合唱歌，尤其不适合唱她喜欢的女高音咏叹调。咏叹调不单单需要甜润而又尖锐的嗓音，还需要足够的身体体积来支撑咏叹的气韵。薇娥丽卡的身体尽管漂亮得不可思议——应该丰满的地方毫不迟疑，应该精细的地方绝不吝惜，但对于唱咏叹调来说，确实过于单薄了。由于身体的单薄，薇娥丽卡在唱歌时常常感到中气不足，心脏负担格外沉重，而薇娥丽卡的心脏偏偏天生不好，承受力极弱，练唱时每每唱到高音区，就感到心力衰竭的晕眩。她去看过医生。医生告诉薇娥丽卡，她的心脏天生不适合唱歌，尤其是唱高音。
薇娥丽卡遇到的自己生命的在世负担，就是身体的单薄同唱歌的个体热情的不平衡。薇娥丽卡随身带着一根鞋带，练唱时拿在手里，一旦感到心力不支，两手就拼命朝两个方向拉这根鞋带，好像这鞋带就是系住自己的身体与影子的那根细线。生命热情与身体的体质之间出现的在体上的不平衡，令薇娥丽卡感到心里刻下了一道尖利的伤痛。
薇娥丽卡怎样体知自己的已死？
《迈向天堂之歌》是克拉科夫的作曲家Preissner用中世纪的旋律风格给但丁的《神曲》《天堂篇》中的诗句谱写的一部女高音交响曲，独唱部分对歌手要求极高，有几个音符好像正向天堂那边飘逸而去，音区很高，又要保持甜润，不能干涩。薇娥丽卡很喜欢Pressner写的这部女高音交响曲，觉得这歌声就是自己的生命呼吸。她希望能担任独唱歌手，尽管自己的身体难以负担唱这只歌中的那几个高音符。
Preissner请薇娥丽卡去家里试唱。薇娥丽卡表现在高音区的音色令Preissner非常满意，他没有注意到，薇娥丽卡唱到那几个高音符的时候，正在拼命拉手上的鞋带。
《迈向天堂之歌》交响曲在克拉科夫一个中古时代的地窖式教堂里举行首演，当年异教徒——其实是异族——入侵，克拉科夫人为了保护自己集体的灵魂，把教堂建到地下去了。那天，Preissner亲自指挥首演，交响乐队的演奏十分投入，给薇娥丽卡伴唱的女中音和合唱队把迈向天堂的情氛铺展得很好。薇娥丽卡女妖一般的歌声美轮美奂，呼唤般地缓缓进入，正要启航驶向天堂。突然，薇娥丽卡的歌声像一只洁白的海雁被雷电击中，直直落入大海的波涛。
刚刚唱完那几个高音符，一阵突发的心绞痛令薇娥丽卡感到越来越不能有自己的身体，剎那间瘫倒在舞台上，死了。
为了那几个要命的高音符，薇娥丽卡耗尽了身体的心力。
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下葬时，巴黎的薇娥丽卡正在那张“像剧院里的舞台”的大床上与男朋友做爱。
身体在死，影子在生，或者影子在死，身体在生。
基斯洛夫斯基采取交互主体的电影叙事视角，来切入同一个身体的下葬和做爱。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下葬的场景用的是主观仰视镜头：躺在墓穴中的薇娥丽卡用干涩的双眼看着一锹锹泥土覆盖在自己身上——我的身体正在被埋葬；巴黎的薇娥丽卡做爱的场景用的是主观俯视镜头，躺在那张大床上的薇娥丽卡微闭着湿润的双眼，潜心感受一阵阵性感滋润的蔓延——我的身体正在进入生机的高潮。下葬泥土下落的干涩沙沙声与肌肤之欢中性感滋润的湿润呻吟准时切换，两个主观镜头联结了薇娥丽卡的两个身体感觉，基斯洛夫斯基充满质感地切入同一个身体对自身的死感。
下葬与做爱连接的是生与死、性感与死感的迎面相撞，两个生存的本然对手的迎面相逢。
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伦理思想是从探讨个体体知自己的死感的可能性开始的。然而，尽管有不少大思想家为此费了好多脑筋，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结果是不了了之。据有的大思想家说，一个人只能通过预感自己的死或体察别人的死来感知自己的死；有的大思想家则说，一个人的在世处身情绪，就包含着对自己的死的感知。但预感自己的死——即便陀思妥耶夫斯基临刑预感的死——也还不是体知自己的已死。生感与死感不可能完全重迭，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中共在。一个人怎么可能体会到自己的已死？我所能体会到的至多是我在属于自己的个体生命时间中的向死（西美尔）或在死（海德格尔），不可能是我自己的已死。只有我自己的身体才能体知自己的已死，而我已死的身体并没有体知这回事，我的身体感觉不可能是一个对已死的身体的感觉，因为已死的身体根本就没有感觉。伊壁鸠鲁的一句话令迄今的大思想家们在一个人如何体知自己的死感这一关键问题上无法移动半步：“死对于我们无干，因为凡是消散了的都没有感觉，而凡无感觉的就是与我们无干的。”
通过体察别人的死来体知自己的死，就更隔了一层。至于说一个人的在世处身情绪本身就包含着对自己的死的感知，这种说法不可谓不高明，可是，个体化的处身情绪中的死感毕竟不是纯粹的已死感，而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在死情状有所了悟的生感。
为什么现代的大思想家们非要想搞清楚可能根本没有可能搞清楚的属己的死感？按伊壁鸠鲁的那句话，自己的死感简直就是方的圆一类的语词组合。
现代人产生要直接了解自己的已死的愿望，是由于现代人的灵魂已经身体化——
现代人的灵魂是自己身体的灵魂。在从前的人的生活感觉中，对自己的死并不是
那么身体化地敏感，因为个体的灵魂不在个体身上，或者说不在自己身体的灵魂
。从前的人的灵魂要么是智慧理性化的，要么是受宗法习俗支配的，总之是由超
个体的观念来支配的。个人灵魂的这种非身体化，正是为了抑制个人的身体感觉
，让人的身体感觉不要过于敏感。伊壁鸠鲁甚至劝人有一种感觉的理性，它可以
调节各种身体感觉，使之不要过于敏感：“理性使我们如此完备地得到生命所能
得到的一切快乐，以致我们没有必要把永恒纳入我们的欲望之中。”
无论是由智慧理性化的观念还是由宗法习俗的观念来支配生命感觉，个体的死亡感觉都被非身体化了。个体生命的死与某个超个体的不死观念联结在一起，个体的死是超个体的宇宙、历史、天国、家族用来缝合个体偶在裂缝的针线。在宗法习俗的生命感觉中，个体自己身体的死因宗教的来世承诺（天堂、轮回）而变得轻省——一个人的身体有一个由另一个世界的宏伟设想或超然想象来负担的死后生活，以至于人们觉得，死后的生命更为美好。佛教的涅槃、道教的归化、基督教的升天就是这样的宏伟设想和超然想象。个体的现世生命的完结，恰是另一个更美妙的生命的开始，所以自己的死好像不是自己的死。在智慧理性化的生命感觉中，自己身体的死感则被智慧理性的现世明智抹平了。伊壁鸠鲁是这样说的：
你要习惯于相信死亡是一件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事，因为一切善恶吉凶都在感觉中，而死亡不过是感觉的丧失。因为这个缘故，正确地认识到死亡与我们无干，便使我们对于人生有死这件事愉快起来，这种认识并不是给人生增加上无尽的时间，而是把我们从对于不死的渴望中解放了出来。一个人如果正确地了解到终止生存并没有什么可怕，对于他而言，活着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一切恶中最可怕的——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在了。（《伊壁鸠鲁致美诺寇的信》）
现代之后的人拒绝了智慧理性化的和宗法习俗的超个体灵魂，不让它们骗走自己的身体，不让它们管束身体的死感和性感，对死的惊惧感觉就随着个体灵魂的归来而身体化了。这当然是就近代启蒙的伦理感觉的一般情形而言。凡是在个体灵魂还没有回到个体身上的地方，死感都还不是那么身体化地敏感。比如，人民民主的伦理国家用民族国家的道德理想来代替从前宗法习俗的宏伟设想或超然想象，个人的死感仍然还没有身体化地敏感起来，还没有变成觉醒了的个人身体感觉的尖锐穿透力。当超然世界的宏伟设想或超然想象被理性化的世界设想和实证性的生命规划勾销以后，个体自己身体的死就不再由另一个世界的宏伟设想或超然想象来负担，而是由自己的身体单独来负担，一个人就不再可能明智地无视自己死后的虚无，个体身体的死就成了个体灵魂的在世重负。这样一来，认识自己的死，就成了现代伦理学的一大要务，它决定了一个人与自己的个体热情的关系和自己身体的在世与他人的关系。
基斯洛夫斯基本来和昆德拉面临相同的困难：如何进入另一个人的身体、另一个不同性别的人的身体，去获得其身体的在体之感。解决了这一难题，就有可能解决一个人怎么可能体会到自己的已死这一难题。通过主观镜头的眼睛——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与巴黎的薇娥丽卡的眼睛的视界连结，薇娥丽卡的灵魂亲眼目睹自己赖以栖身的身体之死。就这样，基斯洛夫斯基潜入了薇娥丽卡的身体，去触摸她对自己已死的身体感觉，解决了二十世纪诸多大思想家一直没有能解答的难题：怎么体知自己的死。
薇娥丽卡性感的忧郁
在现代人的生命感觉中，个人自身的死感回到了自己身上，不再借居在身体之外的观念或智慧中。就在身体化的死感通过灵魂身体化回到个体人身上时，性感一同回到了个体人身上。当个人的身体在世是由超然世界的宏伟设想或宇宙性的智慧理性来负担的时候，个人的性感与死感一样不身体化地敏感。个人人身离开了超然世界的宏伟设想或宇宙性的智慧理性，个体灵魂才随个体人身的生成而生成，并开始面对自己赖以栖身的身体的爱欲。从前，不仅个体自己身体的死，而且自己身体的爱欲也是由宗教的来世承诺或理性的宇宙秩序（利维坦式的灵魂）来负担的，一旦人摆脱了利维坦式的灵魂，拒绝了形形色色的、不属于自己身体的超个体灵魂，个体灵魂的直观就使身体的性感身体化了。身体自身没有直观自身的感觉的眼睛，身体的影子才是这样的眼睛。
个体灵魂直观到自己身体的死作何感受？
薇娥丽卡（克拉科夫的）身体之死牵动了自己的（巴黎的）个体灵魂的感觉，好像有一个人——这个人与自己身心相连——从自己的生命中离开了这感觉令薇娥丽卡正在做爱的身体突然感到一阵子刀片般割人的伤心。
薇娥丽卡的个体灵魂想哭。
薇娥丽卡的男友觉得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薇娥丽卡刚才不是还沉浸在性感的欢愉中吗？他用手指轻轻抚她的脸：“为什么突然不高兴，没有让你满意吗？”
薇娥丽卡没有说话，她转过头去，看都不想看他。
薇娥丽卡的男友以为自己懂得她的身体的性感，不知道她性感的身体上有一根细线，牵着薇娥丽卡的身体灵魂，它在做爱的时刻体感到自己的死感。（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身体的死，只有（巴黎的）薇娥丽卡的个体灵魂会有感觉。已死与在生如此迎面相逢，令薇娥丽卡的个体灵魂从自己身体背面体感到的冰凉死感抑制了自己身体前面的炙热性感。薇娥丽卡的悲哀是个体灵魂对绝然属我的身体之死的悲哀，是己身（生）看到了自己的死的悲哀。薇娥丽卡的男友忽略了薇娥丽卡的个体灵魂，无法懂得她的悲哀，也无法触及到她的与个体灵魂拥缠在一起的性感。
性感的身体化敏感程度与死感的身体化敏感程度是一体的，个体的性感高涨与死感的高涨平行。相应地，在现代伦理学中爱欲论和死论平行高涨。宗法习俗的宏伟设想和宇宙性的理性秩序领走了个人身体的影子，个体的死感和性感都是平面的。必死的个体无需去感受绝然属我的死，因为这死不是绝然属我的，而是属于那个利维坦式的灵魂的，对死感最为敏感的性感就成了身体上必须抑制的感觉。在利维坦式的灵魂中，性感要么是生命进化的自然目的的一个起点，要么是生物性自然循环的一个过程。一旦解除了缠绕在个体身上的利维坦式的灵魂，个体灵魂回归于绝然属我的个体之身，身体性的死感就出现了：死成了生物个体所能感受到的最为悲凉的另一个我体。与此同时，性感变得极其身体化地敏锐——敏锐到夸张的程度。这样，爱欲感觉就与自己唯一的天敌——死感迎面相撞了。
Und nun ist zu erwarten, dass die andere der beiden "himmlischen Machte", der ewige Eros, eine Austrengung machen wird, um sich im Kampf mit seinem ebenso unsterblichen Gegner zu behaupten.(于是，如今我们得指望这两种“天力”中的一方，即永恒的爱欲一方，将在与同自己一样不朽的对手的殊死搏斗时肯定自己。——弗洛依德)
当利维坦式的灵魂搂着个体的身体时，一只手捏着个体的死感，另一只手捏着个体的性感，不让个体的死感与性感直面相逢。正因为利维坦式的灵魂不是身体化的灵魂，它才能做到不让个体的死感与性感直面相逢。当个体感知自己的死和性都不再透过利维坦式的灵魂，而是个体自己身上的个体灵魂，个体的死感和性感就直面相逢，从此紧紧地拥缠在一起，个体灵魂无法把它们再分开。个体的身体灵魂因此时常患生存性的伤寒，不是觉得过于寒冷，就是觉得过于燥热。性感与死感在个体我在的此生中的对抗成为现代性伦理的基本问题，这问题就是：个体的身体灵魂如何让死感和性感在同一个身体中和解。
体知到自己身体的死感的性感是特别身体化地敏感的性感，薇娥丽卡的性感因死感而变得忧郁起来。她不得不离开问自己为什么悲哀的男朋友，觉得与他在一起再不能找到自己的性感。
现在，我们可以大致猜到在萨宾娜和薇娥丽卡那“像剧院里的舞台”一般大的床上陪伴她们的身体捱过多梦的长夜的是谁了。这是她们自己的身体影子，紧紧搂住自己身体的死感和性感的个体灵魂。个体灵魂是身体化的灵魂，有如自己的另一个身体，它需要很大的空间，以至于萨宾娜和薇娥丽卡在夜里不敢翻一下身，让自己的身子稍微舒坦。单身的萨宾娜和薇娥丽卡需要“像剧院里的舞台”那样的大床，正是为了给她们各自的身体影子——每一个人的身体影子体态不同——在夜里休息的空间——身体需要睡觉，令身体的死感和性感身体化地敏感的身体影子同样需要睡觉。
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基斯洛夫斯基的《薇娥丽卡的双重生命》的叙事据他说是探索个体灵魂的事，讲的却是死感和性感的事。要问的伦理问题已经清楚了：一个人的身体影子如何可能承负自己身体的死？个体灵魂——身体影子的在世负担沉重到何种程度？
命运中的那根生命细线
虽然薇娥丽卡与萨宾娜的身边都躺着自己的身体影子，但她们对与自己身体的影子睡觉的感觉是不同的。简单来讲，薇娥丽卡有一种在体性的忧伤，萨宾娜没有。萨宾娜对睡在自己身边的身体影子持伊壁鸠鲁式的智慧态度：告诫自己的个体灵魂不要要求身体去寻求自身欠缺的。伊壁鸠鲁说过，“动物就不需要寻觅所欠缺的东西”，所以动物没有忧伤和苦恼。身体并不寻觅自身所欠缺的，个体灵魂让身体去寻求自己要寻求的——因为灵魂离开了身体是无法寻求到任何东西的。比如身体感觉本身对自身的死并没有感觉，灵魂寻求不朽，才让身体感觉自身的死是一种悲哀；身体感觉本身对自身的性有生机性的快感，灵魂寻求美好的幸福，才让性感变成了一种情愫。伊壁鸠鲁看得很清楚，“灵魂离开了身体，身体就不再有感觉。因为身体永远不是自身具有这种能力，只是常常对另一个存在物（灵魂）为这种能力提供机会……”。身体被灵魂所迫去寻求自身欠缺的东西，身体的苦恼都是由于灵魂骚动引起的，搞得身体不安宁，“充满生命的焦渴，苦恼地张大着嘴巴”过日子，这实在是一种病态的生活状态。因此，让个体灵魂不要同身体系在一起，要它独自安静、不要骚动，就可以让身体不至于负担它不能负担的使命。这样的话，死就不会打扰身体的感觉，性也不会成为情愫，与谁发生都可以。如果伊壁鸠鲁为了让身体安静，采取的办法是让人学会使灵魂非身体化，那么萨宾娜与伊壁鸠鲁的不同仅在于：不让身体的影子与天堂系在一起，让个体灵魂跟随身体漫游。个体灵魂的种种非分的渴求，都是因为它把自己看作是天堂的影子。与天堂系在一起的个体灵魂是媚俗的灵魂——为死忧伤、为美好的事情感动。
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死了，巴黎的薇娥丽卡的身体从此变得特别敏感、忧伤。她的灵魂无法安静、无法不骚动，这是自己的身体灵魂的忧郁。死感对于薇娥丽卡是这样一种感觉：她恍惚感觉到自己曾经在唱歌时死了，感觉到自己身上出现了一些与自己生命的细线有关、会令自己失去自制力的情绪。死感不是可以用智慧驱赶的幻觉，而是个体灵魂对自己身体的一种生命感觉——把自己的身体同自己的个体灵魂系在一起的那根细线稍不经意就会被不知何处来的一阵风吹断的感觉。薇娥丽卡无法摆脱死感带来的这种莫名感觉，只能在自己已死的感觉中活着。
薇娥丽卡当初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体如此单薄，为什么还要选择唱歌作为自己的职业？
现在这个问题可以找到答案了。简单说来，这纯粹是因为个体性情：不是薇娥丽卡选择了唱歌，而是唱歌的热情选择了薇娥丽卡。薇娥丽卡的个体性情不是她自己选择的，就像薇娥丽卡的个体灵魂不是她自己选择的，而是从天堂拋出的系在她身上的细线，使她的身体身不由己。那根来自天堂的细线使她的身体有了绝然属于她自己的（身体化的）感觉，决定了什么是她的身体所喜欢的。薇娥丽卡自己不可能去找到一种生命热情，只能从自己身上发现自己的生命热情，这就等于发现把自己的身体与影子系在一起的那根细线。从天堂那边拋出来的细线决定了薇娥丽卡身体的生命方向和个体灵魂的在世负担，感觉到自己的个体命运。所谓个体命运不过是，一个人感到唯有这样的生命热情的散发才让自己有美好地活过的感觉，才有自己身体的在世幸福，以至于非如此生活不可。与自己的天堂系在一起的个体灵魂令身体沉重，因为它要自己的身体非如此生活不可。萨宾娜根本不认为有那自己身体的天堂，也就免除了非如此不可的个体命运之苦。
薇娥丽卡对自己身上那根生命的细线的感觉，与特丽莎对自己非如此生活的感觉是一样的，她们都是阿蕾特一类的女人。
特丽莎对自己的生命细线的感觉是：
在天堂里人还不是人。更准确地说，人还没有被投放到人的道路上来。现在，我已经被拋掷出来很长的时间了，循一条直线飞过了时间的虚空。在什么深层的地方，还是有一根细细的绳子缚着我，另一头连向身后远处云遮雾绕的天堂。（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314页）
所谓“人的道路”就是在自己的身体中经历的生活，由于我的身体是无法置换的，我与天堂的关系也是无法改变的。这就是我的非如此不可的生命，我的个体使命。对于薇娥丽卡来说，唱歌就是她的个体使命，才能表达出自己生命中那根细线的骚动，不能唱歌，自己的生命就没有意义，没有歌声，自己的平生只是一口寒气，而非温暖的气息。因此，薇娥丽卡不顾及到自己身体的承负能力，非要唱歌不可。
个体生命中的细线是“我”的个体灵魂与“我”的身体的偶遇织成的，这次偶遇让薇娥丽卡看见了自己的天堂。她的个体热情不是来自身体的自然欲望，而是来自个体灵魂对自己的天堂的看见。看到自己的天堂的个体热情使薇娥丽卡的身体划破了身体生命的自然性，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的欠然。但个体灵魂已经成为身体的影子，缠绕在身体上的那根细线令身体自觉到自身的沉重，让身体可以看见自身的死，意识到自身的一次性，意识到生命热情的一次性。
个体灵魂意识到身体的欠然就是罪的意识。罪让人在生之中感觉到死，罪感无异于灵魂把死亡带给了身体感觉。这里的“罪”不仅是身体的自然而偶然的欠然，更是对这欠然的身体死性的“终究意难平”，惊醒到“死”就是那根把身体与身体影子系在一起的天堂拋出的细线的断裂。庄子知死生为一体（《大宗师篇》）、游万物之终始（《达生篇》），同样看到了身体的欠然。但他觉得，身体的欠然是自然而然的，没有必要为个体身体的欠然感到欠然，应该让身体在自然大化中循环，在这循环中，身体的欠然就不再是欠然。身体成为欠然的在，只是因为有一个超自然的世界天堂。知死生为一体，就是把系住个体灵魂与个体身体的细线掐断。生不能观死，死亦不能观生，那样就不会再有生命的悲哀，也不会有罪的意识。罪的意识的重点正在于对身体的欠然意识：身体的欠然不是自然（庄子会说，恰恰相反，身体的欠然就是自然），在于个体灵魂对身体的欠然（不堪承负灵魂的渴望）的悲哀。保罗说，“就是有了圣灵的人，也在心里叹息……”（保罗，《罗马书》，8，23）。这意思其实是：只有有了圣灵的人，才会在心里叹息，才会成为悲哀的人，才会焦渴、苦恼地张大着嘴巴。
薇娥丽卡从医生那里知道自己的身体不适合唱歌后，对自己身体的欠然感变成了生存性的悲哀。这忧伤出自自己的身体灵魂的叹息，抱憾自己的个体热情还没有散发，身体就可能已经变得冰凉。个体热情只能在这一个身体上散发，而这身体偏偏天生偶然地有欠缺。为什么非要悲哀不可？就因为身体的那根细线，一头系着身体的性感和死感，一头系着个体灵魂的天堂。
个体热情的中介形式因人而异，但成为一个人的个体热情的游戏形式，必定是能将这个人身体的影子与身体维系在一起的形式。这种游戏形式本身也就成了这个人的个体热情的那根细线。不能在这种属己的游戏形式中活过，这个人就会觉得自己生命中的那根细线断了。薇娥丽卡那么喜欢《迈向天堂之歌》，就因为它是一首哀歌，觉得这歌声就是自己生命中那根细线的颤然，就是慰藉欠然我在的平生的形式。
哀歌是欠然我在终究意难平的诉歌，真正的哀歌都是由自我意识到的欠然的身体唱出来的。古希腊文的 包含两个含义：身体的肢体和哀歌，个体我在的身体的欠然与哀歌相互依偎。汉语的“欠”字所像之形，是一个人身费力地挺身仰首而歌（参《说文解字》“欠”和“咏”：“咏也，从欠”）。哀歌是个体灵魂对身体的欠然之在的意识本身，是身体的影子看到自己身体的死而生的遗憾和无从释然的悲情，是身体的影子（身体灵魂）看到死神在欠然我在的身体四周缭绕时的忧伤。
在薇娥丽卡的哀歌声中不仅有对死感的敏感，还有她颤然的身体性感。性感是死感的天然之敌，身体中唯一可以同死之欠然对抗的身体力量。如果死被感受为个体灵魂与身体的断裂（而不是身体的自然循环的重新开始），爱欲就被感受为个体灵魂与身体的维系。薇娥丽卡的性感的敏感在于，个体灵魂与身体的联系在这性感中才不会断裂。在薇娥丽卡的哀歌中，性感缭绕着死感，身体的死对个体灵魂的偶在不再是一种伤害，不再是欠然我在的身体不堪承负的，在性感的哀歌中我在的身体毕竟湿润过。我在的哀声源于我在身体之欠然，而性感的我在哀歌却把欠然我在的身体带出了死神的地域。
唱哀歌成了薇娥丽卡的生命热情本身，她的个体灵魂以唱歌承负自己身体的死，也只有靠自己的歌声——而不是像从前的人那样，靠利维坦式的灵魂——来承负自己身体的欠然。
从忧伤中偷窃性感
薇娥丽卡的死感、性感和歌声就这样织成一体，要懂得薇娥丽卡这个女人，懂得她的死感、性感或歌声，就得同时懂得薇娥丽卡身上其他两个个体生命因素，比如，要懂得她的性感，就必须同时懂得她的死感和歌声。
薇娥丽卡带自己教的一班小学生上艺术欣赏课，观赏一出木偶戏，她想让孩子们尽早懂得游戏形式的个体生命含意。
这出木偶戏讲一位从小喜欢跳芭蕾的女人的故事，跳芭蕾就是她的个体热情的游戏形式，就是她的生命中的那根细线的形式。长大后，她成了芭蕾舞演员。在一场演出中，这位芭蕾舞女伶不小心摔断了腿。腿——浑圆的长腿，是芭蕾舞女的生命热情的载体，有如歌唱家的嗓音。腿摔断了，她身上的那根细线断成两节，灵肉分离，生命再也支撑不住自己。芭蕾舞女伤心地死了。
仅仅是身体的偶然受损，这个舞女不会伤心致死。令她伤心致死的原因是，承负自己的生命热情的身体的受损、拖着灵魂的影子的身体的毁灭。她知道只能在这一个身体上实现对自己的一次性个体生命的眷顾，个体热情的细线被偶然的一阵风吹断，留下孤伶伶的个体灵魂为自己没有了身体而啜泣。
芭蕾舞女伶的个体热情的散发和毁灭，是木偶戏人的手导演的。薇娥丽卡看到芭蕾舞女伶摔倒后伤心得要死，禁不住好几次转过头去，看幕后那只让芭蕾舞女伶的个体热情毁灭的手，目光在恳求木偶戏人的手不要这样安排芭蕾舞女的命运。这只手是宿命的手？个体生命的命运是宿命？基斯洛夫斯基不这么认为。并不是一只看不见的宿命的手，而是一只看不见的偶然的手操纵着个体生命的命运：芭蕾舞女只是偶然没有站稳而摔断了腿，就像薇娥丽卡的心脏病，是自然而偶然的。
个体身体无法摆脱偶然造化的痕印，生命中的种种偶然也是个体的身体造化的胎记。
个体的生命热情是承负身体的欠然（死）唯一的细线，这根细线却经受不起自然而偶然的一个喷嚏。
在木偶芭蕾舞女身上，薇娥丽卡看到了自己，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生命热情的夭折，好像自己身体的全部死感常随的感觉秘密赤裸裸地展示在舞台上，抑制不住为芭蕾舞女伶的死而忧伤。
木偶师注意到薇娥丽卡张皇的眼神。从薇娥丽卡被芭蕾舞女之死搅乱的心绪中，他感觉到薇娥丽卡颤然的性感。薇娥丽卡的忧伤激起木偶师追逐薇娥丽卡的身体性感的欲望，追逐薇娥丽卡的死感作为他的艺术创作的原材料，把她的忧伤变成一出戏的脚本的愿望。他开始纠缠薇娥丽卡的生活。
死感是薇娥丽卡个人的隐秘情感中最隐秘的身体感，不愿意轻易公开的在体体验。这不是因为死感见不得人，也不是因为自己的死感是神圣的神秘，不可泄露。死感不可轻易袒露，因为性感不可轻易袒露。薇娥丽卡的死感和性感是一体的，只对完全懂得自己的男人袒露。
薇娥丽卡在性爱高潮中经常体感到想死，体会到亢奋的、激动身体的死感。世人做爱时重复着相同的动作，就像吃饭、睡觉、排泄。但做爱时的感觉状态——体感本身，千差万别。薇娥丽卡的身体影子感觉过自己身体的死，这种感觉让她做爱时有了属于自己身体的敏感，带有自己身体影子的个体情愫。这是她不可能像萨宾娜那样同无数男人做爱的原因。个体生命热情的差异与个体性感的差异是同一的，绝然属我的生命热情的性感是薇娥丽卡要守护的欠然我在的个体秘密。个体灵魂不是一团嘘气，而是在这一个身体之中的灵魂，是这一个身体灵魂。它让这一个身体有属于自己的情愫感觉，造化了其性感的独特敏感。
薇娥丽卡性感的个体化敏感来自系住自己的身体和它的影子的那根细线，她身上的性感敏感也是自己的身体灵魂克服自身的欠然我在的热情本身。欠然我在之根本欠然是由死而来的，以自己的一次性个体生命的热情来克服欠然的爱欲，成了薇娥丽卡身上的应然。而死感和爱欲的尖锐平衡，对薇娥丽卡来说，只能在歌声中表达出来。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在唱歌到了恍惚状态时，就有与自己心爱的男人做爱的欲望，就因为他懂得她的歌声和死感。
薇娥丽卡在看木偶戏时透露出自己的死感常随的忧伤，就差不多等于透露出自己最隐秘的性感。反之，懂得薇娥丽卡的性感，也应该懂得她的死感常随的忧伤。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唱歌死后，巴黎的薇娥丽卡与男朋友做爱感到忧郁寡欢，因为她的男朋友没有体察到她的死感，不懂得她的忧伤，这也就等于无法体察和捕捉到她在做爱时绝然属她的性感。
木偶师捕捉到薇娥丽卡的死感常随的忧伤，也就差不多体察到她在可想象的做爱时的每一细微的敏感。但薇娥丽卡清楚，木偶师是陌生人。陌生人指的不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他也很可能是一个认识很久、非常熟悉的人。对于薇娥丽卡的身体感觉来说，陌生人指这个人与自己灵魂的隔膜。薇娥丽卡认识木偶师已经好长时间了，她的直觉告诉自己，木偶师感兴趣的不是自己身上的忧伤，而是自己肉体的性感，他并没有要听她的歌声的渴望，只有对她的肉体的渴望。木偶师虽然通过薇娥丽卡的死感常随的忧伤想象到她的性感，但并没有被她的忧伤打动，只是为她的性感而兴奋，更没有去想象她心中可能还有歌声。
薇娥丽卡尽管有强烈的欲爱，却从未有过要与不懂得自己的哀歌的男人做爱的感觉。可是，满含忧伤的肉体不仅没有防御能力，而且更显得性感迷人。木偶师不为薇娥丽卡身上的忧伤所动，没有理解薇娥丽卡的身体灵魂的热望，却想自由地闯入她的肉体。
木偶师邀请薇娥丽卡去他家里。
薇娥丽卡忧郁的肉体在脆弱中被他的手牵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她的灵魂没有跟随自己的身体一同走进这个房间。木偶师是情场老手，懂得利用一个女人的忧伤。他十分清楚，只有触发薇娥丽卡内心的忧伤，才能抹去她的肉体的冷漠。木偶师装出很同情薇娥丽卡的样子，从她的皮夹中拿出薇娥丽卡珍藏的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的照片，问她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薇娥丽卡看到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再也不能自已，在这个陌生人面前痛哭起来。这哭泣的含意十分含混，她不愿意让自己的忧伤袒露在与这个陌生人独处的场合，却没有能力抑制自己的死感被触及的忧伤。薇娥丽卡的肉体在灵魂长时间的痛哭中失去了自制力，身不由己地仰面瘫倒在木偶师的床上。
木偶师慢慢解开薇娥丽卡的衣服，轻曼而又温柔地抚吻薇娥丽卡肉体上最敏感的部位，随后像与任何别的女人做爱那样与她做爱。在薇娥丽卡忧伤的哭泣中，木偶师进入了她的身体，薇娥丽卡悲咽的哭声逐渐化成了性高潮的呻吟。
木偶师得到了一次性感肉体之欢，薇娥丽卡遭遇的是一次性感的被盗。在这一次肉体之欢中，两个人的性高潮没有相同的身体含义。薇娥丽卡肉体的呻吟不是性感揩去了忧伤时的吟哦，不是灵魂得到抱慰时肉体的颤栗，而只是被碰触到的忧伤发出的性感痉挛。木偶师利用薇娥丽卡只愿意让自己热切等待的男人抱慰的忧伤，趁薇娥丽卡的肉体因灵魂的忧伤而极度脆弱的时候，偷走了她肉体的片刻性感，薇娥丽卡生命中只愿意让自己热切等待的男人分享的性感并没有在她此刻的肉体中。木偶师很懂得一个女人的肉体的性感，却一点不懂得一个女人身体灵魂的忧伤，他没有注意到——沉醉于自我诗性的艺术家也不可能注意到，薇娥丽卡的哭声是悲伤的，并不带有一点爱意。
肖斯塔科维奇曾为一出芭蕾舞的一个场景谱过曲：舞台上的男男女女们在定音鼓敲击的节奏中做爱，死神在一旁冷眼观看着这种令自己觉得好笑的游戏，不动声色。等人们做完爱，死神把瘫软在性感疲累之中的男女们一个个扔进死的深渊。木偶师追逐的诗性的肉体之欢，就是这类好笑的游戏。
性感的歌声出自孤独的灵魂
薇娥丽卡没有因为曾经有过肉体呻吟喜欢上这个男人，那次做爱没有在她的身体灵魂上留下一丝痕印，没有消除对这个男人的陌生感觉。薇娥丽卡清楚地知道，这个人根本不是自己想与他同床共眠、热切等待他在自己的肉体中抱吻灵魂的忧伤的男人。对于薇娥丽卡，那次做爱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只有同自己热切等待的人的做爱，才是刻骨铭心的。
木偶师为薇娥丽卡特别制作了一个小木偶，上面刻下了薇娥丽卡的忧伤。在木偶师的眼中，薇娥丽卡的忧伤仅是一件艺术品的质料，对于薇娥丽卡，这忧伤却是自己的肉体。一个黑夜在伪造的激情中过去了，薇娥丽卡拿着像自己模样的小木偶离开了木偶师，拒绝了要她留下来的请求。她既不愿意让自己忧伤的肉体留在艺术语词虚构的激情世界中，也不愿意再让自己的肉体留下受伤的记号。这样的肉体关系彻底结束了两个人的在世牵连。
薇娥丽卡对陌生更加熟悉。
从木偶师那里出来，薇娥丽卡没有回自己的住所，她不敢再看到那“像剧院里的舞台”的大床，害怕见到睡在床上的自己身体的影子。薇娥丽卡想到住在乡下一个小镇独居多年的老父亲，这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在他面前放开痛哭的男人。薇娥丽卡想告诉父亲，她今生可能没有指望遇到自己热切等待的男人。这个世界上愿意或能够了解女人肉体上的那根细线的男人愈来愈少，尽管懂得女人的肉体何处会被触发性感的男人愈来愈多。
薇娥丽卡在父亲屋前的一株成年大树面前停下来，用手抚摸着从大地中勃然生长出来的粗大树茎的皮肤。一种莫名的苦涩悲情涌上心头。她觉得，以为自然的性爱能把这苦涩抹去，正是现代性自由伦理中最媚俗的神话。
在现代之后的世界，卡吉娅－玛丽昂－萨宾娜的感觉伦理已经成了占支配地位的伦理，阿蕾特－特丽莎－薇娥丽卡处处遇到的不过是把歌声当作谎言的男人。薇娥丽卡的在世命运只会是孤独，没有男人愿意和能够懂得她的性感、死感和哀歌织成一体的身体灵魂，她注定遇不到懂得自己的男人。
薇娥丽卡想起但丁的诗句：“既然我只能用迈向天堂之歌来呼唤你，就让我们在天堂相遇。”她重新唱起那首让（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致死的充满性感的《迈向天堂之歌》，但歌词是《天堂篇》中的另一诗句：
Giustizia mosse il mio alto fattore
fecemi la divina podestate
la somma sapienza e'l primo amore.
至高的造物主，天上的大能、
无上的智慧、为首的大爱，
依正义造就了我。
永不消散的生存雾霭中的小路
就拿性道德来说，性感及其道德感是相对性的。对于传统的柏拉图—诺斯替—基督教的道德观来说，性爱无法避免罪过的胎记，总带着生存上的负疚；如今，性感被美化、抒情化乃至神化，这两种情形都是道德专制论的。
小说叙事与现代伦理
昆德拉讲述了一些既让人兴奋又令人想吐的故事以后，编织了两部关于编织故事的书：《小说的艺术》和《被背叛的遗嘱》。 据好多人说，这两部书是昆德拉的小说理论。
小说理论？
我翻来覆去看，不觉得昆德拉在讲小说理论，倒像在讲伦理。
我疑心自己搞错了，碰到一个机会请教写小说和研究文艺理论的朋友，想搞清楚昆德拉在这两本书里究竟说些什么。
在北京“万圣书园”那条小巷的东边，有一家装饰别致的啤酒馆，我与两位小说家和两位文艺理论家聊起昆德拉。一位小说家说，昆德拉的小说喜欢说教，大发伦理议论，令人讨厌，伦理说教不是小说家该染指的事；另一位小说家说，昆德拉的小说带有伦理关怀，值得钦佩，小说中有议论不等于说教，关怀伦理的事情表明昆德拉的小说有思想。
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两位小说家的看法有一点是一致的：昆德拉的小说讲的是伦理故事。
昆德拉讲的故事表达了什么样的伦理思想？我进一步问。昆德拉讲的故事与他讲欧洲近几百年来几位主要小说家讲的故事有什么关系？
一位小说家望着天花板上虚构的蔚蓝色星空，另一位小说家盯着墙上伪造的白色性爱激情，手指拿捏着啤酒杯，一时说不上什么来。
我把脸转过来对着两位文艺理论家(其中一位是昆德拉专家)，请教所谓昆德拉的“小说理论”讲的是什么。他们微笑着给我说了一大堆小说技巧之类的发见：什么叙事角度、结构安排、语言特色……，我越听越迷糊。看来他们还不如小说家，看不出昆德拉的小说其实在表达某种现代伦理诉求。
无论从书名还是内容来看，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与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 非常相似。这两位当今讲故事的大师写“遗嘱”或“备忘录”，不过是用不同的修辞做同一件事：总结近代几百年来的小说叙事，为下一个千年归纳出他们觉得值得推荐的德性。卡尔维诺说：“我在每一讲中都为自己提出一个任务，要向未来一千年推荐我倍感亲切的一种特殊价值。”（46页）昆德拉则说，“如果我们想在走出这个世纪的时刻不像进入它时那么傻，那就应当放弃方便的道德主义审判，并思索这些丑闻，一直思考到底，那怕它会使我们对于什么是人的全部肯定受到质疑。”（《遗嘱》，233页）卡尔维诺与昆德拉不同的是，他没有抨击传统伦理。这倒不是因为传统伦理无需抨击，而是因为，他觉得昆德拉在这个世纪末的特别时刻已经审判了传统的“道德主义审判”，传统道德被视为“丑闻”， 对此他觉得已经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所以，他的“备忘录”干脆从昆德拉推荐的“轻逸”德性开始讲起。
就昆德拉和卡尔维诺向下一个千年推荐的德性的具体蕴涵来说，这两位叙事作家的看法不尽相同。
例如，关于轻逸的价值，卡尔维诺说的那些颂扬昆德拉的话就未必是昆德拉的意思。但是，昆德拉和卡尔维诺都自觉地把清算传统道德谱系、提出新伦理看作小说家的世纪末使命。卡尔维诺觉得，昆德拉在前一个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至于向下一个千年推荐什么新的伦理价值，倒还有进一步讲清楚的必要，于是，他讲述了轻逸、迅捷、确切、易见、繁复、连贯的德性。这些讲述看起来在讲小说的叙事方式，其实说的是人的生存德性——卡尔维诺所谓“存在的功能”。轻逸是首先值得推荐的生命德性，它指信赖看起来注定要消亡的东西，“信赖那仅在依稀可见的踪迹中包含着的道德价值”，消除世界带给人的无法忍受的石头般凝重，让人像植物——比如根深植在土地里的忘忧树——那样经受生命。迅捷指这样一种生命感觉：让现代生活中时间相对性的逻辑显露出来，挽留住极为短暂的时间，或捕捉到相距遥远的时间；在政治意识形态、官僚机构的标准用语和传播媒介的千篇一律共同营构的如烟似雾的生活形象中，小说的朦胧叙事让人有生命的确切感，在不确定的生命流动中，让赤裸裸的寂静变成最为深沉的生命脉动。由于叙事是生活世界中的偶然性的大敌和女儿，叙事成了生命个体在属己的偶在中经受的内部强烈震荡，碰触到“生存模式的火焰的价值”，“像深渊上架起的一道细弱的紧急时刻使用的桥”。
叙事的易见有如雨水般洒落的想象，是一种生命价值的思维方式，使个体自己的生活“不至于窒息，或者化解成为混乱不堪、过眼烟云般的白日梦”。
至于叙事的繁复，则是一种理解的伦理：让自己陷入多维关系网，充分理解生活世界的多层面和多面性。生命的多面性正是现代伦理的终极世界，其中充满相互排斥和相互矛盾的东西，人们必须放弃界定它的愿望，更不用说寻求确切答案了。
如果说《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的要旨是推荐现代之后的伦理价值，那么，昆德拉的“小说理论”的要旨首先在于说明这些伦理价值是如何出现的，与现代之前的伦理观经过了怎样的冲突，以及小说的叙事在这些现代之后的新伦理形成的历史经历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现代小说兴起之谜
小说叙事和小说理论成了伦理学文学或者说伦理学成了小说叙事和小说理论，这是现代性事件。
这一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昆德拉的小说伦理学提出了什么样的德性？
在我们体味过一些小说家讲过的故事后，现在是来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了。《小说的艺术》开篇讲了这么一件事：现代的两位大思想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流布甚广的论断：现代性意味着生活世界(或生存)被遗忘，这是近代科学世界观造成的结果。在指出这一点以后，昆德拉跟着就反驳说：这种现代性论断只对了一半。
没错，现代哲学和科学热衷于构造形式理性的观念世界，遗忘了个人切身的生活世界。可是，在近四百年来的哲学和科学遗忘生活世界的同时，一种全副心思关注生活世界、勘察个人的具体生存的学问有声有色地形成了，这就是近代欧洲小说的兴起。生活世界中总得有某种思想要理解人的具体生活，小说就是这样的思想，它甘愿与一个人的生命厮守在一起，“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小说询问什么是个人的奇遇、探究心灵的内在事件、揭示隐秘而又说不清楚的情感、解除社会的历史禁锢、触摸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角落的泥土、捕捉无法捕捉的过去时刻或现在时刻缠绵于生活中的非理性情状，等等等等。
“小说是欧洲的作品。”昆德拉的这一断语差不多在说，小说的兴起是现代性的标志，尽管古时候已有叙事，但还不能称之为小说。小说是现代性这块铜币的另一面，上面印满了欧洲近代四百年中无数的个人生活的花纹，“小说的道路画出来就像与现代平行发展的一部历史”。
昆德拉说近代哲学遗忘了人的生活世界，实为夸张。笛卡尔让思想的原则数理化，哲学思想才几乎主要成为自然世界观的表达，才变得与关乎个体的人生叙事无关。在这一意义上说，小说的兴起是近代科学世界观造成的结果还算恰如其分。但是，昆德拉难道不知道帕斯卡尔、伏尔泰、哈曼、赫尔德、基尔克果、费尔巴哈、叔本华、马克思、尼采？这些哲学思想家哪一个不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如果昆德拉不是对近代哲学思想的历史无知，这种忽视就是故意的。
昆德拉故意忽视近代哲学的非理性一面的理由，是否就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既然近代哲学思想家并非个个不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不是仅仅因为小说关注具体的人生。
究竟什么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昆德拉称塞万提斯为欧洲小说的开山祖，他以为可以通过回答“塞万提斯的伟大小说想说明什么？”来回答这一问题。
据昆德拉说，塞万提斯的小说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你在其中找不到一种明确的、可以解决人生悖论的道德信念，只能找到一连串生命疑问。塞万提斯弃绝了对一个善恶分明的世界的渴望，弃绝了宗法式的生活伦理的欲望：“在理解之前进行判断，诸宗教与意识形态即建立于此欲望之上”。说到底，塞万提斯的小说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肯定或认可了人生的道德相对性和模糊性。这才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也是小说在现代性这块铜币的历史花纹上刻写的道德纹章。小说的真正敌人，不是近代的哲学和科学，而是现代之前的宗教－道德伦理的生活教条：区分善恶和对生活道德明晰性的要求：
当上帝慢慢离开那个领导宇宙及其价值秩序，分离善恶并赋万物以意义的地位时，唐?吉诃德走出自己的家，他再也认不出世界。世界没有了最高法官，突然出现在一片可怕的模糊之中；唯一的上帝的真理解体为数百个被人们共同分享的相对真理。就这样，诞生了现代的世界，还有小说，以及和它一起的形象和范式。……塞万提斯使我们把世界理解为模糊不清，要面临的不是一个绝对真理，而是一堆相对的互相对立的真理（这些真理被并入人们称为角色的假想的自我中），因而唯一拥有的把握便是智慧的无把握，这同样需要一种伟大的力量。（《艺术》，4页）
好清楚，不是吗？这哪里是在讲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们所谓的小说技巧？
小说的兴起——或者现代性的出现，根本是一个道德事件。这一事件的故事梗概一句话就可以说完：原来有一位掌管生活世界的道德秩序、能分清善恶的上帝，如今，这位上帝被放逐了。被谁和如何被放逐的，还不清楚。不过，这无关弘旨。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发生后——上帝这位最高的道德法官退位后，人生就成了一个充满不可解决的道德悖论的过程。在此之前，人生过程在道德上是井然有序的，像阳光普照的大地，万事万物的样子一清二楚，所以，人们不需要小说，有上帝给出的宗法性道德法则就可以了。如今，善恶分明的道德原则不存在了，这些原则的制定者走了，生活世界中没有了可以让人分辨事物的阳光，只有潮湿的、灰蒙蒙的雾霭。在灰蒙蒙的道德雾霭中，人们才需要小说。
小说能够发现、而哲学和科学发现不了的究竟是什么？是“在终极悖论”条件下，所有存在的范畴如何突然改变了意义？显然不是，因为哲学和科学也发现了这一情形。小说的唯一存在理由并不在于它关注个别人的具体生活，甚至也并不在于它看到了上帝这位最高的道德法官退位后人生过程成了充满不可解决的悖论处境。“看到、触到、抓到现代的终极悖论”，岂止是小说家？帕斯卡尔、康德、叔本华、基尔克果、韦伯、巴特（Karl Barth）到当今的柏林、利奥塔、德里达，都“看到、触到、抓到现代的终极悖论”。甚至科学都不乏如此关注和看到——社会科学搞调查、统计，不是对个别人的具体生活关照入微，并力图经验－实
证地归纳出上帝不在时人们赖以生活得更好的道德法则？
塞万提斯的伟大小说的意义究竟何在，它究竟提供了什么了不起的启示？《唐?吉诃德》的主题是冒险。昆德拉问，“三个世纪过去，在冒险这个小说的第一个主题上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的是：小说的道路以生活的终极悖论告终。
小说的唯一存在理由在于提供了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承受人生的相对性和道德模糊性的力量。可是，现代哲学思想史上也一直有人在竭力提供承受人生相对性和道德模糊性的力量。小说如果只是提供这种承受力量，还不能说已提供了自己“存在的唯一理由”。小说提供的力量只能是小说能够提供的，如卡尔维诺所说，“只有文学才能以其特殊手段给予人们的感受”。
这种现代哲学和科学没有、也无力提供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昆德拉说来说去都没有讲出一个名堂。
也许，所谓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个体偶在的喃叙事，就是小说的叙事本身，在没有最高道德法官的生存处境，小说围绕某个个人的生命经历的呢喃与人生悖论中的模糊性和相对性厮守在一起，陪伴和支撑每一个在自己身体上撞见悖论的个人捱过被撕裂的人生伤痛时刻。
这才是现代哲学和科学做不到的。
哲学和科学可以把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撞见的显露人生相对性和道德模糊性的悖论理析得清清楚楚，可是，生活在被悖论撕裂的伤痛时刻中的个人需要的并不是清清楚楚的理析——更何况根本就不可能指望人人都是理智的，而是叙述性的陪伴和倾听：难受的时候，听一个命运相似的人的故事或讲讲自己经历的故事，心里就好受多了。
小说呢喃叙事的时间和空间，就是过去教堂里喃喃祈祷的时间和空间。
自由主义小说伦理
熟悉近、现代小说史和小说理论史的人都清楚，现代小说伦理并非就是昆德拉说的那个样子，还有别的小说伦理。拒绝善恶分明的伦理，主张相对和模糊的伦理——晕眩的伦理，并不是现代小说提供的唯一伦理，而只是现代性伦理中的一种伦理：自由主义的生存伦理观。马克思主义提供的革命道德，也是一种现代性伦理。昆德拉的小说伦理把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看作是现代之前的伦理，因为这种伦理还是建立在唯一真理观之上的。昆德拉讲的是自由主义的小说伦理：叙事的陪伴，而不是叙事的动员。
现代哲学史上一直有人想以种种方式解决生存的终极悖论，重新整饬生活世界的道德秩序和意义结构。解决生存的终极悖论的方式大致有两种典型：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理性与胡塞尔的先验理性尽管不同，却属于同一种类型；另一种类型是基尔克果的信仰跳跃或尼采的生命沉醉。昆德拉抨击、嘲讽前一种方式，对后一种方式含糊其词。昆德拉的小说伦理学与这两种类型的解决生存的终极悖论的方式都不同，他主张生存的终极悖论不仅不可能解决，也无需解决，这种观点倒相当接近以功利主义的经验论哲学为基础的英式自由主义思想。伯林在谈到英式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穆勒时说：
穆勒并不要寻找或预测人类问题之终极解答，需要有什么理想条件，也不要求人类在所有重要问题上的见解都归于一致。他认为：最终定论是不可能获得的，而且还暗示，最终定论并不值得争取。
英式自由主义思想的当代传人、分析哲学家P.F.Strawson说：
伦理领域是一个只有各种个别真理而没有真理体系的领域，换句话说，要求一个人均一地注视生活而同时又要求他注视到生活的全面是荒谬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两样都做。……这样，伦理领域就是一个不同的、肯定互不兼容的，而且实际上可能彼此矛盾的理想形象或人类生活形象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一个人对于这些互不兼容的形象尽管在实际上未必能经常地做到忠诚，但至少在想象上是可以这样做的。这一陈述本身不仅可作为对情况的一种描述，也可作为对于评价多样性的肯定评价。这种多样性的任何减少，都会使人的光景变得贫乏起来。矛盾形象的多样性本身正是一个人对于人类看法的基本要素之一。
与现代小说史相平行，现代哲学史中的自由主义思想提出了生活以终极悖论告终的人生价值论。以为自由主义仅是一种关于政治制度安排的学说，显然搞错了，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伦理理想。昆德拉的小说伦理观与英式自由主义哲学家的伦理思想没有什么差别，他一再告诫人们，不可对他的小说中涉及的政治故事作意识形态的解释，他讲的故事只是要表明生活像迷雾。如他所说，真正的“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这是小说的永恒真理。”
不过，昆德拉还是要明确地说，小说的天质是反专制主义的：
小说作为建立在人类事物的相对和模糊性之上的世界的样板，与专制的天地是不兼容的。这一不兼容性比起一个不同政见者与一个官僚、一个人权斗士与一个行刑者之间的区别还要深，因为它不仅是政治或道德的，而且也是本体论的。这就是说，建立在唯一真理之上的世界，与小说的模糊与相对的世界两者由完全不同的方式构成。专制的真理排除相对性、怀疑、疑问，因而它永远不能与我所称为的小说的精神相苟同。（《艺术》，11页）
不难看出，昆德拉所谓“小说的精神”就是柏林的自由精神论的复述。“唯一真理”的哲学会引出专制社会，“唯一道德”的伦理学会导致专制道德，凡此哲学和伦理学都是现代之前的形而上学－神学的残余。总想把人生中的悖论搞清楚，如果它是不可解决的，也要知道何以不可解决，这是一种冥顽不化的形而上学思维。哲学，据黑格尔说，就是消除偶然性。即便不能消除偶然性或终极悖论，“唯一真理”的哲学也要反思偶然性或终极悖论。在这种消除偶然性的思想欲望中，隐藏着专制主义的萌芽。如果人们仍然习惯于把黑格尔当作现代哲学精神的代名词，昆德拉就要全盘攻击哲学。
小说只是叙述个体偶在的生活事件和交织在其中的终极悖论，不仅不要消除、解决，也不要反思。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小说的目的在于揭露各种社会不平等的现状，以便动员社会革命，自由主义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心里好受一点，通过讲述，给个体时间抹上一层安慰的雪花膏。马克思主义小说的叙事主体是现代社会中的群众，自由主义小说的叙事主体是现代社会中孤单的个人。昆德拉非常喜欢卡夫卡，不是没有道理。卡夫卡也喜欢个人，害怕群众：
在我看来，战争、俄国革命、全世界的悲惨状况同属一股恶水，这是一场洪水，战争打开了混乱的闸门，人生的救护设施倒塌了。历史事件不再是由个人，而是由群众承受着，个人被撞、被挤、被刮到一边去了。个人忍受着历史。
卡夫卡的叙事从来不离开孤独的个人，在这一意义上说，卡夫卡的小说是自由主义的伦理学。自由主义伦理学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世界是一体的，对于卡夫卡来说，“资本主义是世界的一种状态，是人的灵魂的一种状态”。在这个状态中，卡夫卡说“我只看到东西在流动、在运动、在变化，我是叙述者”。好多人说卡夫卡十分痛恨资本主义，恐怕是一派谣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卡夫卡觉得自己至少还是一个“叙述者”，通过叙事，他还是一个个体；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群众的广场，却没有个人的容身之处。
无论把卡夫卡的叙事看作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还是把昆德拉的叙事看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批判，都不得要领。自由主义小说只能、也只想用叙事呵护现代生活秩序——无论它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生活秩序——中脆弱的个体生命。所以，我说自由主义伦理的哲学与自由主义伦理的小说有什么不同就在喃喃叙事，没有说错。自由主义伦理哲学以理析谈论终极悖论中无法理析的人生状况，自由主义伦理小说通过叙事呈示终极悖论中的人生情状。昆德拉的所谓小说理论，不过要把自由主义的伦理哲学改造成自由主义的伦理小说，“在叙事的基础上动用所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叙述和沉思的，可以昭示人的存在的手段，使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 这就是为什么，对自由主义的小说来说，叙事技巧变得头等重要：叙事是一种生存伦理。
人义论的叙事伦理
呵护现代生活秩序中脆弱的个体生命的叙事本身，成为了一种生活伦理，自由主义小说家负担着过去牧师的负担。
这负担轻吗？
一点不轻！现代性事件并非等于道德这回事没有了。善恶分明的道德法则消逝了，善恶相对、模糊的道德还是有的。只要人在这世界中扎堆，就不免磨擦出善恶、不免有道德的事要发生。昆德拉希望“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表明他在崇拜卡夫卡的自由主义小说精神的同时，又想成为小说理论中的黑格尔——“精神的最高综合”是典型黑格尔的大全式哲学的述词。幸好昆德拉没有希望小说成为“历史的最高综合”，不然就让人难免疑心他想当小说界的马克思了。
希望“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使昆德拉的小说叙事显得像哲学，喜欢说教。不过，既然昆德拉的小说伦理是自由主义的，对于昆德拉来说，小说的喃喃叙事负有重整生活信念的现代使命，他所谓的“精神的最高综合”就当是自由主义精神的最高综合，是反形而上学的、实验性的生活信念。
什么是一个信念？它是一种确定、固定不变的思想，而“有信念的人”则是一个被限制的人；实验性的思想不想去说服而是启发，启发另一种思想，将思想开动起来。所以一个小说家应当有系统地将他的思想非系统化，朝他在自己思想周围筑起的街垒踢上几脚。（《遗嘱》,174页）
要达到这种“最高综合”，首先得克服传统的宗法式道德信念。在《小说的艺术》和《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讲了许多小说家讲的故事，编织了复叙事的纬语，还大讲小说家前辈们的私事，无非想说明，小说家绝不仅仅讲故事，也身体力行一种自由的信念伦理。昆德拉回顾克服传统的宗法式道德信念的历史过程，同时就在描述自由主义小说伦理的形成过程：在中古时代最后的四百年，宗法式的价值观坠落了，小说从这一过程中诞生，开始探察个人面对道德相对和模糊处境的可能性。
自由主义伦理不是古已有之，而是传统的宗法式道德坠落的结果。不过，自由主义伦理并不是唯一的结果，而是几种结果之一——另外还有马克思主义伦理和保守主义伦理。
自由主义伦理与这另外两种现代性伦理的差异在哪里？政治文化理论家罗蒂（Richard Rorty）对昆德拉欣佩得有些不知所以，从他的小说中得到过不少启发。据罗蒂说：
寻找基础与企图重新描述之间的不同，恰好标示着自由主义文化与旧的文化生活形式的差异。因为依其理想形式，自由主义文化是一个彻头彻尾启蒙开明的、世俗的文化：这个文化丝毫不残留神的遗迹——不论其是以神化的世界还是以神化的自我形式存在；这个文化不相信人类应该向任何非人的力量负责；这个文化丢弃或彻底重新诠释神性的概念，以及“奉献给真理”和“满足精神最深刻的需要”等概念。在理想上，非神化过程的最高境界就是我们有能力不再认为下面这个观念有用：有限的、会死的、偶然存在的人类，无法从其他同样有限的、会死的、偶然存在的人类得出他们生命的意义。在这理想的自由主义文化中，“相对主义”的警告，质问社会制度是否在现代已经日益“合乎理性”，或怀疑自由主义社会的目标是不是“客观的道德价值”，统统会令人觉得莫名其妙。
马克思主义伦理和保守主义伦理与自由主义伦理相对照，显得是现代生活世界中的旧文化形式，因为它们仍然在寻找人类生活中确定、共同的价值“基础”。尽管马克思主义伦理和保守主义伦理对这“基础”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性质却是一样的：都是一种神义论的伦理。神义论伦理就是过去的文化生活形式，在那里，神的现实性规定了人的可能性。现代的生活世界是一个陷阱，“在成为陷阱的世界中，人的可能性是什么？”（《艺术》，38页）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构造出历史理性的新神来重新规定人的可能性；保守主义伦理学则竭力施展招魂术，要把过去的神重新唤回到现代社会中来，让人不要掉进现代社会的陷阱。在自由主义伦理学看来，通过重新描述（讲故事），人生陷阱成了人的可能性得以出现的场所。自由主义小说从事的就是这种重新描述的事业，它使小说不再具有所谓的“文学性质”，而是承负人生的意义证明的重负，“建议人们如何修改道德示范和顾问的准则”（罗蒂）。
人生的意义问题由小说家、而不是由神学家或者形而上学家来回答，表明人生的意义证明由神义论变成了人义论。昆德拉所谓小说的“精神的最高综合”，就是这种人义论的人生意义证明。对昆德拉来说，小说既不是供人茶余饭后的消遣嚼物，也不是社会革命的动员工具，而是重新描述人的道德可能性，寻求在不确定的人生可能性中可能生活得幸福的条件。
前现代的宗教－道德价值观的坠落与小说价值观的兴起，是神义论与人义论的嬗替。人义论的出现的确与小说大有关系，昆德拉对此不乏敏感。但昆德拉在炫耀自己的博学时，忘记提到通过小说叙事使人义论出场的一位关键人物——鼎鼎大名的卢梭。
卢梭是人义论的理论大师，也是一位小说家，他的自传体叙事名义上是《忏悔录》，却并不像奥古斯丁或托尔斯泰那样在心中的上帝面前悔过，而是在传统的上帝面前炫耀自己的自我及其与生俱来的善和恶。“奥古斯丁让他的社会公民为忏
悔自己的过失与善行做见证，在卢梭的《忏悔录》中，社会公民上升到最高判决人的位置上去了，万能的上帝和造物主沦为人类法庭中的见证人；因为有了卢梭的总账簿，原来保存在上帝宝座边上的人类总账簿便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 《爱弥尔》讲的人类自我教育的故事，就是人成为有欠缺的上帝的过程。这一自我教育的过程也就是罗蒂所谓的“重新描述”天上和人间的个人经历，在这种情感教育的经历中，人不仅学会了独自为天堂极乐的丧失承担责任，而且在生存上让自己文学化（小说化）了。卢梭的小说已经通过对自己的叙事完成了一种人义论的“精神的最高综合”， 回答了“在成为陷阱的世界中，人的可能性是什么？”的问题。虽然卢梭是政治自由主义还是专制主义的人义论思想家，世人论争了一百多年，还没有搞清楚，但卢梭在其两部影响深远的小说中是个自由主义者，几乎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昆德拉提到的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布洛赫对“在成为陷阱的世界中，人的可能性是什么？”的回答，恰恰不是人义论的。昆德拉的小说伦理学的源祖其实并不是他在《遗嘱》中提到的那些人，而是这位他提也不提的卢梭。
这牵涉到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自由主义伦理必然是人义论的吗？
自由主义伦理实际上有人义论的和神义论的两种形式。自由主义伦理学包含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它们围绕没有统一性和命定的生存可能性——生命在体的偶在性，其认识论的使命是，搞清楚什么是不确定的、绝然个体性的生存可能（偶在）性。在这一在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上，自由主义伦理学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我这里指的还不是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思想分歧，而是小说家的分歧。昆德拉所谓的小说“精神的最高综合”，在陀斯妥耶夫斯基或卡夫卡的小说精神中是找不到的，这两位昆德拉推崇的小说大师，都不是人义论的，而是神义论的自由主义小说家；在他们那里，个人的账簿仍然保存在上帝的宝座边。
神义论的自由伦理的可能性是昆德拉（以及卡尔维诺）的小说伦理学有意无意想要对下一个千年隐瞒的大问题。不过，既然昆德拉避开了神义论的自由主义伦理，我也不必非要同他纠缠，我会同比如卡夫卡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在这里，我只想搞清楚，昆德拉的人义论自由主义伦理学究竟主张些什么，以及这种伦理学是否可以给人提供足够的呼吸空气。
幽默神圣清洗道德归罪
《被背叛的遗嘱》以叙事纬语的方式讨论小说的生存伦理负担或人义论的onus probandi（证明的重负）。
除第九章这篇昆德拉为自己虚拟的悼词外，《被背叛的遗嘱》的叙事纬语以“将道德判断延期”和“亵渎神圣”起始，以“雾中的小径”结束。这种篇章结构安排当然是精心设计的，其中隐含着人义论的自由主义伦理学的内在逻辑。据昆德拉说，（自由主义的）小说叙事首先以吊销旧的道德归罪为己任。拉伯雷的幽默叙事之所以成为地道的“小说”，就因为它是“道德判断被延期的领地”。不要在小说叙事中寻找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影子，就是拉伯雷的幽默叙事留给二十一世纪的精神遗产。
什么叫道德归罪？
道德归罪是依教会的教条或国家意识形态或其他什么预先就有的真理对个人生活作出或善或恶的判断，而不是理解这个人的生活。拉伯雷的小说通过幽默叙事吊销了道德归罪的法权，把道德归罪排除在小说领地之外：“小说家并不是绝对地反对道德判断的合法性，他只是把它逐出小说之外”（《遗嘱》,7页）。由于小说领地是真正人的生存可能性的领域，通过幽默的叙事，小说家就从道德法官手中夺过了生存领域的拥有权。
小说叙事如何吊销道德归罪对生存的支配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