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陪着单词消瘦的晚秋，
才知道"假姨(GRE)"就像一瓶销魂的烈酒。
喝下一小口，
脑子里只剩下一片空白和虚有，
只看见，
那哈佛和Yale(耶鲁)在向我招手。
我是多么地爱踢球，
可是离"假姨"单词背完还很久。
球缘去难留，
我只好耐着性子作verbal(语文)。
突然想起"愚公"说，
boy and girl，
你大胆地往前走，
有了"寄托"前途不用愁。〖HTSS〗
"愚公"俞敏洪没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新东方学员中有这样的气氛。
而且，大学校园中还有一种非常奇特的心态，"上大学的时候，你没有考过托福、GRE，你就会感觉自卑和不完整"(何钢语)。托福的考试群体与GRE考试群体不一样。考托福的群体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名校大学生，为了出国奖学金，实现人生理想；第二类是高官子弟或家里有钱的人，自费出国，飞黄腾达；第三类是想提高英语水平，虽然这种想法非常荒唐；第四类是随大流，一个寝室，大家都考，不想考也去考一下，闲着也是闲着，不考便落群，或像个异类，或低人一等。最疯狂的时候，为了能报上名，获得考试资格，凌晨3点就去排队，排到7点，能排到一两千人，未必能排上。GRE考生不同，没有相当的英语基础，不敢考。有钱人家孩子不愿考，不去遭那个罪。托福针对的是非英语国家的人群，GRE则是包括英语国家学生在内的所有学生，即使是美国学生考GRE也不容易。GRE的一些词汇，并不是通常使用的词汇，甚至有的生僻。仅用词汇量来衡量，如果没有一万词汇量垫底，想都不要想。考GRE的，大多数是理工科学生，只要努力，有一定基础，一般都能出国留学。所以，GRE考试群体基本可以说"是中国大学生中的精英群体"。由此演变为宋昊在课堂上的口头语："不上新东方，人生不完整。"
有GRE学员写文章说："同志们，特别是男人们，有没有考过GRE？没有？!人生不完整啦!有没有去过一个叫"新东方"的地方？又没有？!唉，人生更不完整喽!"
后来托福、GRE又产生了新的族群，就是想来新东方涮一水，感受传得神乎其神的新东方气氛，在集体生活的大熔炉里炼一把，更有极致者，只有一个目的，见见被神话的俞敏洪和新东方那些"天王级"老师，徐小平、王强、杜子华、胡敏、宋昊、杨继……真是奇妙，教书能教出明星的感觉来。
于是，一个具有重大社会学意义的青年群体聚拢在了新东方旗下，与新东方的老师一起花样翻新地制造着"新东方神话"。在ETS眼里，"新东方神话"等同于"中国神话"。可是他们不明白，没有"美国神话"，哪有"新东方神话"？哪有中国考生的高分"神话"？哪有"中国神话"？
新东方又要给高分考生发奖了。每年新东方都要为托福、GRE高分的同学发奖。2001年春天的发奖地点是中关村礼堂，发奖标准6000元(GRE2400分满分6人获奖)、3000元、1000元、600元、300元不等，获奖者有1000人，场面壮观。当念到×××、××GRE2400分时，全场便是一阵骚动、掌声。这种场面相当刺激，相当夸张，相当强化。我在现场，观察学生的面部表情，相当丰富，兴奋、渴望、羡慕、茫然、失落、冷峻、鄙视、无奈……什么都有。
发奖大会和新东方的大讲座一样，排着长队，晚了没有好座位，甚至没有座位，只能站着听。
"牲口一般的生活"(一位GRE学员的回忆文章语)已经结束、正要结束、刚刚开始、即将开始。
*GRE满分2400分，"2300"是考生梦想的高分。
*GRE老师杨继戏称GRE高分者是"大牲口"。
*"劳拉"和"QUAKE3"是电子游戏。
*"ABACUS"是"红宝书"的第一个单词。
*"假姨"指GRE谐音(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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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百年美利坚
19．洋插队情歌
（ 本章字数：5248 更新时间：2006-10-25 13:34:21）
作者：卢跃刚
华盛顿四五月份是鲜花盛开的季节，对别人是快乐的季节，对徐小平是灾难的季节，14年前他在这儿落下了花粉热过敏病根儿，所以今天他刚起床，“阿嚏、阿嚏、阿嚏……”，一连打了八个喷嚏，打得波澜壮阔，地动山摇。今天不能睡懒觉，还要跟美国人谈判。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他美美地怀念北京的日子，昼伏夜出，率性而为，如果想，可以从太阳
升起，睡到太阳落山，再洗个桑拿，一晚上精神抖擞，排队约好一系列人，挨个见，直到把别人谈倒谈趴下。第二天，别人精神萎靡去上班，他回家睡觉。昨天晚上睡得不好，一肚子气。大家在华盛顿一碰头，俞敏洪就说，不要住太好的饭店，虽然他们住得起，可以省出两千美金吃龙虾，而且两个人开一间房，他和俞敏洪一间，王强和杜子华一间。花学校的钱，俞敏洪说了算。挑人住，徐小平只能和俞敏洪住一块儿。王强只要空下来，就是读书，不跟人废话；杜子华则鼾声如雷。俞敏洪不管怎么样，耐烦不耐烦，是个绝好的听众，而且，他本人在新东方，以“影响俞敏洪，批判俞敏洪，改造俞敏洪”为己任，以“军师”为己任。“头人”和“军师”，一高一矮，一瘦一胖，捧哏逗哏塞一块儿，只能如此。“农民!”他心里暗骂，“住那么差劲的饭店，两个大男人住一块儿，美国人知道了笑话。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值当吗？”不高兴，不好说，王强、杜子华都是不太讲究的人，王强尤甚，这次来带了三本书，《关于书的书》(英语)、《哲学的愉悦》(英语)、《周作人文集》，书痴、吃书，只要有书，反正是与谈判无关的书，吃住无所谓，场面上的事无所谓。新东方夏天上课，穿一件T恤，好几天不换，像是盐湖里面涮过好几水，盐渍重峦叠嶂，恶臭而不觉；与ETS进行华盛顿谈判，那么正规严肃的场合，穿了一套糟糕的西服，打了一条糟糕的领带，而且他的西服暗藏机关，衣服右兜破了个大洞，装的东西要从漏洞钻进去，从左边掏出来。唉，俞敏洪说大家买一套好西服，最后没舍得买。没有同盟军，说出来，大家又会说“小平大手大脚，爱花钱”，强化这种印象不好。住了个破饭店，安顿好出来，要吃好的，要喝啤酒，劝都劝不住，明天就要与ETS的重要人物谈判，今天应该好好准备，商量对策，喝酒不是耽误事嘛。骂归骂，睡归睡，心里郁闷，醒来打喷嚏，美国花粉比中国花粉刺激。花粉过敏病根都是次要的，此时喷嚏，不是生理的，而是心理的，于是本能地夸张地发泄花粉过敏，主要是耍脾气，发泄不满。如果不是俞敏洪在场，估计喷嚏不会有那么大的动静。要不然，谁会数自己某年某月打了多少个喷嚏？不多不少八个!确定无疑八个!斩钉截铁八个!对数字缺乏概念、极其麻木的徐小平，能刻骨铭心地记住某个数字，一定说明这个数字很重要。
俞敏洪了解徐小平的德性，不言语，听不到，看不见，该干嘛干嘛，反正是省钱，一脸坦然。
第二天，2001年5月1日中午，他们吃完饭，去华盛顿K街1909号MBP(Mayor Brown Platt)律师行华盛顿分部。MBT律师行是美国一家有100多年历史的大律师行，有900多名律师。老布什时期的商务部长米奇·坎特，知识产权谈判代表李森智、莱尔都是这家律师行的成员。新东方聘请MBP律师行作为ETS官司的法律代表，由他们安排这次谈判，便是考虑到他们熟悉美国、中国知识产权的历史、现状和运行规则，能够充分体会和理解新东方在中国背景下生存和发展，以及对知识产权的立场。这一点，对于新东方非常重要。
新东方四巨头走进这幢气派的大楼，惟有徐小平感受与其他人不同。
14年前，徐小平在华盛顿一家餐馆打工，到过这幢大楼屁颠屁颠小跑着送快餐。楼还是这幢楼，却是两个徐小平了。
1987年，徐小平离开中国的最后一天，揣着到美国学习西方流行音乐的梦想，从北大的天上到了温饱底线的地下，一美元一美元地挣，求生存，没发展。他当时已经31岁，联系了一个大学，半奖学金，免学费。这里是美国流行音乐研究中心。到了美国，半奖免学费就变得没有魅力了。妻兄告诉他，在美国打工，半年就能挣一万多美金，一面挣钱，一面等加拿大签证，去加拿大学习，和美国一样，还能和先他半年去加拿大留学的妻子团聚。一万多美金，真是个天文数字!在北大工作，一个月也就是100多块钱，一年不到1500块钱，十年15000元，按当时人民币与美元的兑换价，在美国干半年，能挣出国内四五十年的工资。这个账不能算，一算吓死人。诱惑太大了。按徐小平的说法：“我出国，整个国家就换给我20美金。”还在王府井跟一个老太太换了50元黑市美金。他出纽约机场的时候，见有募捐的，像个大方的有钱人，随手就给了一美元，零花钱的七十分之一。什么流行音乐，还是赶快挣美金，一是还账，一是去加拿大见老婆。读书，加拿大也可以读。
还账是个大问题。出国需要8000块钱，是北大一个的穷教师七八年的工资，可算是一笔巨款。东凑西凑，不够。去找一个平时要好、家里比较富裕的朋友借，朋友自行车驮了钱来，最后的一刻没借给他。朋友似乎也有不借的道理，借给他，猴年马月能还？“借钱给你，万一你被车撞死了呢？”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朋友这时没有祝福，把人出行前最不吉利最不该说的话都憋出来了。朋友把不借钱的理由推到了极致，徐小平傻眼了，低头嗫嚅，“完全有可能，完全有可能……”，整个人不会说话了。哪像是北大文化部长、叱咤风云的徐小平!
没钱，飞机票都买不起，出个鸟国!只好厚着脸皮去找俞敏洪母亲。都知道俞母早就是万元户，但是，天知道借得来借不来。俞母精明，虽然有钱，农村妇女，挣钱极不易，平时省吃俭用，钱攥得紧着呢，试试看。
那时，俞敏洪在六郎庄租了农民几间平房。
“阿姨，我要出国，想找您借几千块钱。”
“借多少？”
“2000块。”
“2000块？徐老师，不少嘞……”
“……”
徐小平一时语噎，再说不出话来。
俞母知道，徐小平这种知识分子，面子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张嘴借钱。平时，借钱比扇他一个嘴巴子还难受。
俞母说了一句让他终身难忘的话，“徐老师呵，敏洪不容易，我的钱也不容易，一分钱就是我的一滴血呵!”
那意思翻译过来是：“徐老师呵，我借你钱，你一定要还呵，你不还就是要我的老命呵!”
老太太的话不过分，钱是一分分攒起来的。
2000块钱，就是老太太2000滴血，不还钱，就是谋财害命!不还钱，天打五雷轰!
徐小平发不出这种毒誓来。他轻轻地说：“阿姨，我会还您钱的。”
曾在北大风云激荡的徐小平，为几千块钱摧眉折腰，小屈辱了一下，终身难忘。
一个31岁的大男人，借北大同事母亲——农村老太太一笔巨款，已经恩重如山，打工还钱，头等大事。
刚到美国，一切都新鲜。纽约机场下了飞机，看到有“热狗”卖，就对来接他的妻兄说，“买个热狗吃。”
“难吃死了。”妻兄说。
“我得吃一个，”他坚持，“热狗是美国文化的代表，我要求吃一个。”
妻兄明白了，他想吃电影里和小说里看来的“美国文化”，好奇，要对美国文化有真实的口感，于是给他买了一个。
他们转机去雅典城，俄亥俄大学，刘江要结婚，他去当证婚人。
雅典城是个小镇，大学城。圣诞节前夕，俄亥俄大雪，草地碧绿，雪白和碧绿，还有家家户户的红瓦房，房里房外，圣诞树张灯结彩，气氛热烈而清净，像是一个童话世界。
刘江开着车，“小平，你看，每小时120公里。”
“呀，北京可没有这么高的速度!”
热狗、白雪、绿地、红瓦房、圣诞树、高速公路、120公里车速……北京到纽约十几个小时的飞行，真是一个梦幻般的“时空之旅”，把他带到了想都不敢想的童话世界。
他在雅典城呆了七八天，去了华盛顿。
北京到雅典城，让徐小平完成了一个“时空之旅”，换了人间；雅典城到华盛顿，又让他完成了一个“时空之旅”，又换了人间。他要谋生，他要还债，他必须像所有的留学生那样打工。
他的形象完全变了，戴一个没有顶的无檐圆帽，围着一条紫围裙，两臂套着狗屎黄的长胶手套。这身打扮，让他矮胖身材愈显矮胖。紫围裙强化了他的情绪，像是一张巨大的气得发紫而变形的脸。他在一家叫“春卷先生”的餐馆打工，工种和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启明一样，用高压水管洗碗。王启明洗碗受气，郁闷了，憋着劲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前北大教师、大学校园歌曲的发动者徐小平，“每天拖着疲惫的憋着积累了半年多性欲的身躯去打工”，师傅站在洗碗池旁边，师傅1980年从中国移民美国，是孔祥熙厨师的儿子，“一边抽烟，一边淫荡地”笑话他，“嘿嘿，北大的徐教授也来洗碗!”
王启明憋着劲唱歌，徐小平憋着劲写歌，写出了《留学生涯——洋插队情歌》。
……
5月2日下午，他们与ETS谈判完出来，徐小平去找刘江。刘江开车送他回饭店时，经过“春卷先生”，刘江在这里打过工，知道徐小平也在这里打过工，问道：“小平，想不想进去看看？”
这时已经6点过了，“晚风习习，霓虹初亮，天上泛着透明的青光。”
他和刘江悄悄地走进去，内心“冲动”而“激荡”。
服务员迎过来，问：“要买点什么？”
他笑了笑，“心里想，我要买回我失落的一个梦想，但是永远没有了。”
饭馆大格局还是一模一样，还是那些桌子，柜台和厨房之间有一道镂空的墙。再看看厕所，厕所已经改造，“已经变了，变得又窄又小，而且变脏了”。
他对刘江说：“这就是《留学生涯》诞生的地方。”
西方的月亮升起来
和家乡的一样圆
读了一天PHD(博士学位)
还要去CHINATOWN(唐人街)洗碗
打黑工，不浪漫，没有钱，更困难
留学出国，前途渺茫，后路已断
岁月，来去匆匆忙乱
青春，一误再误短暂
山穷水尽疑无路
出国好像是阳关
两只皮箱一个梦
雄心壮志离家园
谁知留学的心酸
越穷越爱做预算
怎么做也难周转
要付学费，要付房租
要买本PLAYBOY(“花花公子”)温暖
想温柔，在长安，有爱情，无团圆
奋斗一生，海角天涯多孤单
中国，这才发护照探亲
外国，却不给VISA(签证)入境
再苦再累不要紧
夫妻分居怎么行
说是国内不HAPPY(幸福、舒服)
出国却更HUNGRY(饥饿、空虚)
没有选择的生存
买了一辆旧汽车
照张像寄回家
告诉朋友，告诉爹妈
这是辆丰田TOYOTA
TOYOTA、NISSAN、HONDA
日本车，遍天下
中华民族，难道你就不如人家
地球，日日夜夜旋转
中国，你分分秒秒追赶
十年一觉出国梦
梦里常回旧家园
老父老母天天望
心中姑娘夜夜盼
故乡水最美最甜
这首歌，后来被徐小平带进了新东方，成为“新东方第二校歌”，成为新东方校园歌曲，好几年来，感动了新东方许多学员。
这首歌带着典型的80年代色彩，国门刚刚打开，出国者年龄偏大，两地分居，性压抑，思乡思家，老婆孩子，中国护照管制严格，签证困难，外面的一切都陌生，生活没有保障，日本车风行美国……“每个留学生心灵的圆明园又被烧毁了一次，在凌辱中接受文明。”他说。
徐小平出国更像是逃亡。北大曾经带给他辉煌，也带给他屈辱。他政治上想进步，申请了五六年，思想汇报写了一大摞，就是入不了党；像所有青年教师一样，结了婚没地方住，到处打游击，抢占房间被撵出来，一个朋友大义凛然，腾出了北大乐器仓库，让他们夫妻有个窝。乐器仓库有个院子，院子里有几棵大树。他爱看电视，家里没有，除夕的时候，带着礼物到同事家，不是为了聚会，仅仅是看电视，为了去不去同事家看电视，夫妻龃龉，风雪路上，大闹一场。去上海寻找出路，想任命他当文化局的处长，一问，不是党员，拜拜您呐。妻子先出国，东拼西凑借够了钱，去办签证那天，夫妻俩在人民大学东门外路边小摊吃馄饨，仔细放好了包，临走还是忘拿了，走出好几百米才想起来，“呀!包没拿!”包里有妻子出国的全部证件和钱，全部的心血，全部的努力。他就像弹簧一样，腾地弹起来，以平生没有过的速度蹿回去，又以同样的速度蹿回来，妻子看着他矮胖的背影和回来时大汗洗面，浑身淋漓，脸色白里透青，人都跑变形了，跑小了，“想哭”。
这时候，谁也哭不出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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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梦断留学
（ 本章字数：2145 更新时间：2006-10-25 13:34:50）
作者：卢跃刚
美国是让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地方。与所有的西方列强不同，它用中国人最屈辱的钱，为中国人办教育，水木清华，一个出国预科学校，成了中国最著名的学府，大师云集，天才辈出。它还接纳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中国学生留学美国，凡150余年，1847年自容闳辈始。
2000年春，俞敏洪和徐小平专程赴耶鲁大学出席钱永强MBA毕业典礼，迎接钱永强回新东方工作。
闲暇时，徐小平和一电视记者听说“中国留学美国第一人”容闳毕业于耶鲁，死后葬于耶鲁校园，便去寻踪。他们错了。容闳是毕业于耶鲁，但是他1912年4月20日11点30分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284号，葬于哈特福德城西带山公墓。
1972年，台湾教育部长蒋彦士在容闳墓前立了一块纪念碑，并亲自撰写了碑文。
碑文曰：“先生字纯甫，德才朗识为我国学生留学美国之第一人。归国后，力主遣幼童留学国外，当轴者纳其言。1872年乃遴选学生三十三人，由先生携以赴美，遂开我国派遣留学生之先河。而中美文化交流，亦以此为嚆矢也。自先生初次携学生赴美，至今适届一百周年。寻声考迹，想高躅于当年；振铎扬芬，播景行于终古。维兹俊哲，实系人思。爰泐碑文，借申虔慕。”
后来，容闳用英文写了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直译为“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商务印书馆出版时的书名是《西学东渐记》。“西学东渐”约定俗成地描述东西方文化交流绵延至今、将不绝于未来半个世纪甚或一个世纪之潮流。
“西学东渐”，强虏外辱，诱发出国留学潮流，晚清至民国第一波，波澜壮阔，大师、栋梁辈出；第二波，冷战时期，向苏联学习，工程师滥觞；第三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韧，90年代末21世纪初渐至潮头。
《西学东渐记》留学部分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中国第一批留学生是怎么出国的，一件事是容闳回来后，怎么奏请朝廷派遣幼童留美及其周折。他在“自序”中说：“遣送幼童留美诸事，此盖为中国复兴希望之所系，亦即予苦心孤诣以从事者也。而不旋踵间，留学事务所竟被解散矣，百二十之留学幼童竟被撤回矣，予之事业其亦告终而已乎!所幸者，首批幼童中，有二三子坚韧不拔，勤奋精进，卒成经世之才。因其呼号援引，始得中国学生复能万里来航研讨西学。中国之强，或在兹乎!”
“二三子”中有伟大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中日甲午海战的英雄吴应科、清末外务部尚书梁敦彦、翻译家蔡廷干、民国初国务总理唐绍仪等。
他把留学“研讨西学”放到“中国复兴”、“中国之强”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他的一生是把“西学东渐”作为自己事业的一生。
容闳的故事，是中国留学史要重重记一笔的大事。
英国人H·N·Shore在《The Flight of the Lapwing》中记载：1841年，“……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家伙，人们把他送进学校来。勃朗先生认为他是一名有前途的学生，把他收下。这位小孩的母亲很贫穷，靠着上山打柴过日子。她希望孩子在学校里多呆些时候，学点儿英文知识，将来好在英国人的家庭里当仆人。末后，这位贫穷的妇人，因生计完全不能维持，所以要把孩子领回。……有一人听到此事，表示保证维持她的生活，以便使小孩留在学校。此举长达17年之久。勃朗先生在领导这个学校七个年头之后，回到美国去，把班中最好的三个学生带走，其中一人就是那聪慧矮小的学生容闳。”
容闳是澳门人。澳门是西方人最早在中国办学的地方。容闳上学的学校叫马礼逊学堂，1836年创办。勃朗先生是该校的美国老师。
2000年俞敏洪和徐小平坐波音747，十几个小时就到了美国，出席容闳耶鲁校友钱永强的毕业典礼，而153年前，容闳、黄胜、黄宽在黄埔港乘坐美国“亨特利思”号帆船，经印度洋，绕好望角，渡大西洋，历时98天，才到达纽约。这种天上波音747与海上帆船的比较，让我们在历史的图景中真切地感受到了“天翻地覆慨而慷”。
我们还在“西学东渐”的时空里。在“自由之精神，活泼之思想”(容闳语美国)的感召下，由容闳建议，曾国藩支持，满清1870年在上海设立留美预备学校，从1872年开始，挑选平均年龄不到15岁的少年儿童，以每年30名的规模，向美国派遣留学生，4年120人。新东方每年培训学生几十万人次，经过新东方培训留学美国的学生数万人。全国留学生至少30万人，而且人数还在继续扩大。你会发现，150年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美国学习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容闳是个悲剧英雄。他的伟大计划夭折了。在保守派的反对下，120名留学生“1881年凄然回国”。
……
徐小平他们的摄像机没有找到容闳——这位中国留学西方的先知先觉者，却足以表明薪火相传、来者可追的心迹。H·N·Shore就在中国留学事业重大挫折的这一年——1881年预言：“一个能产生这样人物(容闳)的国家，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
中国已经或正在兑现这个预言。
新东方四巨头来华盛顿谈判，毫无疑问，正是为了兑现这个预言，“成就伟大的事业”。(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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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从“鬼话”到“人话”
（ 本章字数：4219 更新时间：2006-10-25 13:35:17）
作者：卢跃刚
整个过程，王强没说一句话。虽然他是“美国思维口语教学法”的开创者，有一口标准而有魅力的美国口语。“头人”俞敏洪、快嘴徐小平把说话时间都占满了，轮不上说。王强是个学者，一个教师，他更适应那种五六百人大课堂挥洒自如的教学，对这种刀光剑影、暗藏杀机的商业谈判丝毫没有兴趣，虽然他在一个月前还是新东方的CEO，全面负责新东方的
行政事务。王强感兴趣的是谈判本身，也就是说话——口语本身，一个纯学术问题。杜子华虽然是同声口译专家，但在新东方和ETS谈判的整个过程中根本派不上用场。大概ETS人的经验里，与中国人打交道，正式谈判场合，想必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们在谈判中涉及的所有的语义背景，这些中国人都非常熟悉，某些方面可能更熟悉。
王强正在研究“中国人英语口语习得史”——从“鬼话”到“人话”。“鬼话连篇”，那是骂人。英语在中国曾经就是“鬼话”。发韧于19世纪中期最早对外开放的商业口岸之一宁波的“洋泾浜英语”，就是“鬼话”；那时广州出版印刷的英语教材，直接就叫《鬼话》。
王强在谈判桌前浮想联翩。根据他的研究，中国人学英语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启蒙期，19世纪六七十年代。特点是，一“以字为本，简略之极”；二“以中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汉文化的生存实境使英文就范”。例如《鬼话》曼＝man，发茶＝father，抹茶＝mother，土地＝today，胖打肚＝potato(土豆)；《无师自通英语录》sixty＝西克司踢，about＝厄保忒，hundred=亨得儿来得；洋泾浜英语的代表《别琴竹枝词百首释》，即“Pidgin(别琴)English”，编者开宗明义说，“‘别琴’二字肇于华人，用以作贸易、事端二义。英人取之，以为杜撰英语之别名，盖极言其鄙俚也。”英语，鄙俚之语也。洋枪大炮顶着，刚刚蒙受割地赔款的屈辱，说“鄙俚”，这还是客气的，老祖先说，只要不是“华夏正音”，都可视为“鸟夫舌之音”。
第二个时期是理解期，其特点是“以夷制中”，对英文句子的结构——语法开始关注，并针对中文语法进行反向关注，代表著作《马氏文通》。
第三个时期是成熟期。80年代前后，用英语表达中国人的生活内容，有着浓重的意识形态特征，代表著作《许国璋英语》(旧)等；“不地道，有削足适履之感”，“因无真正适用的语境，必导致‘哑巴英语’、‘聋子英语’”。其特点是，以“语言”为本，文化隔阂。这一时期，出现外国人编的《英语900句》，注重以文化为本的语言表达。90年代出现《走遍美国》，加深美国生活和文化介绍。
第四个时期是深化期，进入90年代，百家争鸣，注重英语的方法论，出现了众多流派，比如“美语思维”等强调表达、沟通、交流。
这种文化认识的独特脉络别有一番滋味。
根据实际的经验，王强所谓之“启蒙期”一直延续到了70年代。无论是学习方法，还是主导意识形态，20世纪70年代与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以贯之，别无二辙。19世纪是传统文化和中国习俗本位，20世纪所谓“成熟期”是以政治文化本位，都在被启蒙之列。
一部中国人“英语习得史”，可见西学东渐，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文化转型、社会转型之困惑，之艰难，之漫长。100年之久，仍需启蒙。严格讲，中国社会还在巨大的惯性里，启蒙的道路还没有走完。
英语教育更是经过了周折而坎坷的道路。
早期的英语教育是西人教士和商人在澳门、香港、上海等地的“西塾”，学生都是贫苦人家的孩子，李鸿章称之为“流品甚杂，不齿乡里”。
要跟洋人打交道，却不习洋文，不通洋理，实在是吃亏。曾是满清政府第一任驻英法公使的郭嵩焘在1859年上清帝《请广求谙通夷语人才摺》中说：
“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要莫切于是。”
设学堂，识“夷文”，通“夷情”，乃当务之急。
李鸿章在《请设上海学馆摺》中说：“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言语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能读我经史，于翰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外国公使、领事均有译员，而中国惟有通事传语。其人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价目与俚浅文理。”
奕-提出“设立文馆”，培养“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语言之人；“与外国交涉事情，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能望其妥协？”
皇帝恩准。于是，1862年(同治元年)，北京成立了中国国立第一个英法外语学校——“同文馆”。
同文馆挑选学生的范围是“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老师本想在广东、上海商人中挑选，挑不出，只好用了英国使馆推荐的牧师包尔腾(Burdon)。有了老师没学生。那时，学习“夷语”几乎等于下三烂，八旗子弟不愿意来，清政府实行奖励政策，每月发给“膏火银”三两，学习优秀者，另有奖金，三年学成后，视成绩授予七、八、九品官职。给钱给官，诱惑巨大。1862年6月11日同文馆(只有英语班)开学时，才招到了10名学生。
入学的八旗子弟，也不是富家子弟。
10名少年学生中，有一个后来成为旅游家和职业外交家的张德彝。张德彝家籍汉军镶黄旗，入关后堕入城市贫民。即使是贫民子弟，也不把学外语得钱得官看作正途。张德彝声名显赫，曾做到了光绪皇帝的英语老师，由“即选知府”、“即选道员”到伦敦使馆参赞，出使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大臣，同文馆出身仍让他有“强烈的自卑感”。他教导他的子孙：
“国家以读书能文(按指八股制艺)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人之子孙，或聪明，或愚鲁，必以读书(按指读传统的圣贤经书)为要务。……”
面对那些科举试第“正途”做官的人，他羞愧为伍；那些人面对张德彝时，极其藐视，视为歪门邪道，亦耻与为伍。
他不会像现在的许多留学生那样，和不懂英语的中国人说话，不管对方听得懂听不懂，不时地蹦出几句洋文，作为炫耀的资本，证明身份的优越。他的墓志铭有这么一句话：“君虽习海外文字，或有咨询，每笑而不答，意非所专好也。悲夫!”
确实可悲。你会英语，人家请教，你不告诉人家，反而鄙视人家的好学和自己的专长。他当光绪皇帝的英语老师，仿佛乃是迫不得已。
同文馆办得不顺利，尽在情理之中了。
张德彝等3年毕业后，洋务派倡议扩大同文馆教学范围，增设天文、算学等馆，还要招收“汉文业已通顺、年在20岁以外”的举人、贡生，以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愿意入馆学习者”，并要求翰林院的检讨、编修、庶吉士等参加学习。
此倡议在朝野引起掀然大波。
围绕着同文馆“扩招”，展开了一场大辩论。
守旧派说，此举乃“用夷变夏”，“文崇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可谓“国耻”。
京城出现了许多对联嘲笑、讥讽洋务派的倡议：
未同而言
斯文将丧
孔门弟子
鬼谷先生
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
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洋务派反击，说：
“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查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利，互相师法，制作日新。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亦必有成……独中国狃于因循旧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遂可血其耻乎？”
其实，洋务派的对手不是几个守旧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