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君的患难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自本身，如果国君身躯挺立，臣民影子就不会弯曲。”
“官吏浪费浩繁，就更加重赋税；加重赋税，老百姓就要愁苦；老百姓愁苦，国家就要危险；国家危险，国君就要灭亡。”
“国君依靠的是国家，国家依靠的是臣民、老百姓，苟剥老百姓奉养国君和官吏，就如割自身肉充饥，肚子吃饱了，身体也就完了。”
此时，蒋介石仿佛感到这些话就是针对自己说的，心里只是一阵发慌，接着便不无自责地叹道：“大家落到这个地步，悲乎，怨乎，哀乎，中正是有责任的啊！”
蒋介石的轿车驶出市区后，一路通畅，很快就到达凤凰山军用机场。
蒋介石登上由伊复恩驾驶的“中美号”专机，正要进入舱内时，却突然停住了脚步。
蒋介石眼泪汪汪地望着这座古城，望着脚下这片土地。
蒋介石思绪万端，愁肠百结。
这是四川盆地最富饶的坝子。
西部粮仓，天府之国的富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她才饮誉中外，才养育了那么多子民，才成为中国西部的风水宝地。
蒋介石不忍离去。
此时此刻，蒋介石有许多话要对这片富饶的土地说，他知道，此去台湾，何时回大陆，已不敢去想，也不去想了。
他不想让这么宽阔肥沃的土地成为共产党的天下。
蒋介石飞走了，成都这座古城更显得孤寂了。
实际上更感到孤寂的是他的部属和弟子们，是垂死挣扎，还是坐以待毙？
陈立夫连日来坐卧不宁，蒋介石与他的谈话时时回响在耳畔，他想了很多，想到了今后和蒋介石的关系，想到了国民党的命运，想到了已去台湾的哥哥病情是否已恢复，想到了夫人与子女们的安危，想到了自己的出路……
陈立夫想到这里，心里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
一天，他把内调局还未逃走的特务们召集在一起，装模作样地给他们打气：“只要坚持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党国即可以复兴，蒋总裁一定会回来的。”
但他的话再也不起什么作用了。
重庆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的枪炮已在成都城郊隐约听见。特务们关心地是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性命和家眷子女的安全。
内调局里人心慌慌，大都忙自己的事，甚至连值班的人也找不见。
面对这种状况，陈立夫确实也感到为难了。他知道，特务们都是搞情报的，对眼下的局势了如指掌，光靠打气，他们是听不进去的。
陈立夫知道说大话对于特务已无济于事，就想到了这帮特务们眼下的具体问题。
运送台湾的飞机极少，国民党一些重要人物都难以安排，何况这帮小喽罗呢。
陈立夫只得把事情推给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谷正纲。说成都飞台湾的飞机全部由谷正纲控制，没有他的批准，任何人也不能乘飞机。
陈立夫又把特务们召集在一起，声嘶力竭地说：“大家一定坚持住，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成都是不容易被共军占领的。”
这时，一个特务站起来顶撞他：“你让我们坚持到底，可你为什么先把家产和家眷运到台湾？”
陈立夫大声说：“我一定和大家坚守在这里，我保证，我绝对最后一个离开大陆。”
一个特务说：“蒋总裁飞了，李代总统飞了，我们在这为谁卖命！”
一个特务说：“让我们在这等着束手就擒啊。”
有人跟着喊：“共产党恨透了我们CC系的人，落到他们手里肯定掉脑袋。”
“赶快给我们安排飞机！”
“对，赶快让我们离开大陆！”
“留在成都，只有死路一条！”
会场上一片混乱。
陈立夫让大家静一下，他喊破了嗓子，却没人听他的。
还没等陈立夫讲完话，特务们便一哄而起，夺门而出，四散奔走。
特务们争着抢着登上飞台的机舱。
但是，毕竟机少人多，结果，只有少数人逃到了台湾，大多数人被遗弃在大陆。
当时由阎锡山代理“行政院院长”收拾残局，在成都组成一个战斗政府。
内调局未逃走的人员以及新八军未能成立而回来的资遣特务，也参加“战斗政府”。
“战斗政府”在警卫军中成立了一个通讯总队。
独揽西南军政大权的胡宗南，虽然身高不过1．6米，但他发誓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为国民党强撑起西南的残破河山。
胡宗南决定在与解放军交战之前，先把叛军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部解决，这是效仿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
胡宗南一面命令直隶兵团移防新津，十八兵团调至新津与成都之间构筑工事，抵御东进之解放军，如果成都难保，则做好向西昌突围的准备。
一方面将成都以北地区7兵团撤至德阳、三台地区，命令16兵团向广汉地区收缩，预防被分割包围，又可抗击南下之解放军。
做好上述准备之后，12月16日，胡宗南打电话给驻郸县的陈克非二十兵团，他对陈说：“请你马上准备，负责在明天拂晓前干掉邓锡侯驻彭县的一二六师。”
同时，胡宗南又命令驻郸县的罗广文率十五兵团解决邓锡侯驻灌县的二二五师。
胡宗南认为，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两个师，右侧翼有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和杨森的二十军相逼，左侧翼陈克非和罗广文的两个兵团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歼灭。
歼灭了这两个师，就扫除了内忧，免除了内应外合的隐患。
两道命令下去后，他一方面将财政部长关吉玉离开成都前为他准备的几箱银元兑换成黄金，然后安排心腹到香港市场上去抛售，为后路作准备。另一方面则忙于上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兼参谋长的仪式上。
虽然人马都是原西安绥署的那些，但过场还要走一下，尤其是官瘾还未过够的胡宗南，还希望借此树立起自己的威信，给残兵败将们打气。
陈克非、罗广文接到胡宗南的命令以后，却按兵不动，一方面以兵力不济，恐难取胜应付；另一方面却加紧了与刘文辉及解放军的联系。
陈、罗的思想变化，胡宗南一无所知，竟蒙在鼓里。
几天后，胡宗南不见陈克非、罗广文进攻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成都外围的部队，打电催问，陈、罗以兵力不足相推。
胡宗南也许是将钱财转移好了，也许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兼参谋长的招牌已经打出去了，也许是接到了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已经逼近成都的密报。总之，他对保卫成都已经失了兴趣和信心，但又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决定采取边打边退的战术，实现“保存实力，转移西康”的目的。
12月ZI日，胡宗南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20多人，个个都愁眉不展，精神沮丧，会场十分压抑。
胡宗南模仿着蒋介石平时训话的样子，照例数落了一套共产党的不是，然后振振有词地说：“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共军气焰越来越嚣张，如今已发展到几乎控制整个大陆局面的地步，而且目前又在向川西平原集结，对成都形成包围之态势，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非常严峻。”
胡宗南越讲越有情绪：“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卫士，是校长的学生，是总裁的部下，我们与共军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们要遵循总裁的训示，树立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精神。
“只要我们激发天良，把死字压在头上，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能打败共军的进攻，粉碎共军的包围圈。只要我们能打出，就能安全撤到西昌。
“到了西昌，以云南、缅甸为靠背，凭借大小凉山的复杂地形，进可攻，退可守，我们就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从而保存实力，求得发展。
“我们现在还有几个兵团，诸位长官又是身经百战的老将，我相信打开一条出路是没问题的。
“总之，我们要誓死忠于蒋总裁，誓死忠于党国，要与成都共存亡。”
陈立夫不是军人，他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听了阎锡山的传达，很是感动。
陈立夫及时把胡宗南的讲话传达给了内调局的特务们，鼓励他们坚持到底，有国军的精英们在，成都是能保住的。
陈立夫再三强调：“第三次大战总有一天会爆发，收复国土指日可待。”
而特务们却没人听进去。
胡宗南是否真的与成都共存亡呢？
上次会议之后，陈克非明知胡宗南命令他和罗广文向东开进是送死，犹豫了半天，还是奉命硬着头皮东进。
于是，决定从23日起先派小部队向东佯动，以迷惑解放军，并在出发前，将所有的笨重东西毁弃，如拆毁重炮。山炮，将不能走路的马击毙。
做好上述安排之后，陈克非便给胡宗南打电话，相告准备情况，谁知，胡宗南却在他挂电话之前带着家眷到凤凰山飞机场了。
也就是说，陈克非的顶头上司胡宗南已经乘飞机抢先逃走，而把陈克非、罗广文当作替死鬼进行安排。
陈克非大骂一声，把电话摔了。
蒋总裁如此，顾总长如此，胡长官也是如此。
这些高呼“有敌无我，有我无敌”，“要把死字顶在头上”，“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上司都他妈是政治骗子。
什么他妈“誓与成都共存亡”？都是骗人的鬼话！
陈克非得知宋希淙长官在大渡河畔被解放军活捉的消息，彻底绝望了。
他给罗广文挂电话：“现在情况很紧急，胡宗南要我们向敌后挺进，就是想让我们用牺牲的代价，换得他们西逃的安全。老实说，我现在已经没有东进的力量了，也不想做他们的管死鬼，我们该自作主张了。”
言外之意，是举行起义。
12月 24日，第二十兵团与第十五兵团在郸县通电起义。
接着十八兵团也起义了。
至此，国民党溃逃到川西地区的6个兵团，已有第七。第十六、第十八、第二十兵团相继脱离蒋介石的阵营，被解放军改编了。
此时，“誓与成都共存亡”的胡宗南已放弃成都，飞往海南。
成都解放指日可待。
内调局的特务们的末日一天天逼近。
第三处副处长袁更只身去投靠新十二军，第一处代处长邹春生只身逃跑。
也有结伴逃跑的，如督察朱瀚，科长冯资易，化装成难民，结伴而逃住在重庆一个小旅馆时，被逮捕。
在邓睐、大邑一带，一些特务分子作鸟兽散，各奔东西，有的被人民解放军抓获，有的被击毙。
就这样，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在中国大陆只生存了7个月，便随着蒋介石政权的崩溃而结束了。
这个机构是陈立夫一手操办起来的，它的结束，标志着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以反共起家的中统特务系统在大陆的彻底瓦解，彻底完蛋。
面对特务分子的纷纷溃逃，面对内调局的土崩瓦解，陈立夫心里像插了把刀。
陈立夫像破了产的财主，哭天不应，叫地不灵。
面对眼前的局势，陈立夫不得不为自己的去处作出选择了。
尽管他对党国一片忠心，对蒋介石热心拥戴，而面对现实，面对蒋总裁和国民党头头脑脑纷纷逃往台湾的现实，面对解放军对成都大兵压境，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将无一点生存之地的现实，他必须做逃往台湾的打算了。
陈立夫心中无限凄楚。
他曾发誓，他要坚持到底，坚持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坚持最后一个离开大陆。
他曾雄心勃勃，虎视眈眈，与共产党誓不两立，不共戴天。
现在，完了，一切都完了。
陈立夫终于登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俯瞰幅员辽阔的大陆，他心中掠过无限惆怅。
第十六章 被挤出政坛
1．陈诚说：“把陈立夫送上火烧岛”
1950年，台湾。
当中国大陆欢庆解放，万众颜欢之日，惊魂未定的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及其家人们，已退缩在孤岛上唉声叹气，愁绪满怀。
大陆已别，台岛飘摇，内外交困，千疮百孔，台湾面临着严峻的现实。
新华社元旦时评庄严声明：
“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
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显示了旺盛的气势。
美国如何看待台湾，这是蒋介石极为关注的。不料，望穿秋水，等来的消息，却让蒋介石的希望变成失望，以至绝望。
1950年11月4日，杜鲁门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明确宣告，美国政府绝对不插手台湾事务，“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
华盛顿把蒋介石遗弃了。
台湾内部一片混乱。
台湾面积只有36000平方公里，山脉占去2／3，原有人口600万，承继日本人留下的工业基础、交通建设，人民生活粗可温饱。可是，眼下蒋介石一下子带来了200多万军民，是台湾总人口的1／3，人口压力骤增，生产失调，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已经出现。
如果不改善这种局面，仅仅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便可使这个由大陆逃亡来的政权垮台。
好在蒋介石离开大陆之前，把民间所藏银元、黄金、美钞等几乎搜刮殆尽，全部存人国库。上海被解放军包围前后，据李宗仁的说法，当时国库库存全部黄金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白银价值7000万美元，多项总计约在美金5亿元上下，这些金钞，被蒋介石全部空运到台湾。
这些金钞只能解燃眉之急，但经济如无根本改变办法，迟早要坐吃山空。
台湾的军事力量，亦不可自恃。陆续败退到台湾、海南、金门、舟山、大陈诸岛的军队，蒋介石号称60万之众，其实是虚张声势。大部分是刚逃出大陆的残兵败将，或官多于兵，或有官无兵，空留番号。官兵成份也是五花八门，职业军人中，混杂着大量的被裹胁来的农民、渔民及学生。正规野战师团中，也有保安团等地方武装拼凑其中。
台湾的空军，计有兵员85000人，各型飞机400架，但缺乏维修的零件，真正能战斗的仅剩半数。
汽油储存量，也只有两个月。海军官兵35000人，舰艇约为50艘，也与空军一样，零件缺乏，燃料不足。
靠着这些陆海空兵力；蒋介石虽然口头上说已建起了“海上长城”，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不过是借以给自己壮胆而已。
国民党内部呢？更是混乱不堪。
没有人相信，蒋介石会在台湾呆得住，跟他一起逃到台湾的“学生”、“同志”、“部属”们，纷纷四处寻找自己的生路。
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的蒋家王朝，曾在中国大陆风光了几年，而如今也已分崩离析了。
宋子文被共产党列为战犯，国民党内的政敌又说他侵吞公款，要他交出财产的一半，国民党军队正兵败如山倒，美国人又骂他腐败，宋子文来了个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没有陪妹夫在大陆坚持到底，于1949年1月辞去当时的广东省长职务，带着妻子张乐怡，往香港转赴巴黎“治病”去了。6月，他又去了美国，从此，便一去不复返。
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呢？自鲸吞美金公债，被宋子文。政学系、CC系联合赶下台以后，便结束了飞黄腾达的历史。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孔祥熙虽有东山再起的举动，终因美国人对这位贪污美援的皇亲深恶痛绝，迄未遂愿。于是，宋蔼龄从美国来电，推说她在美开刀，要他前往。孔祥熙顺水推舟，于1947年离开上海赴纽约，住在里弗代尔的自家别墅，经营他的银行去了。
美国总统杜鲁门曾派联邦调查局查过孔祥熙的个人存款，但所得数目，只是孔氏家族的凤毛麟角。杜鲁门骂道：“他们全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蒋的38亿美元中偷了7亿5千万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又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投资在纽约这里……”
在“四大家族”中，最忠于蒋介石的，莫过于陈氏兄弟了，他们不仅在个人财产上清贫如洗，不像孔、宋那样巧取豪夺，贪得无厌，而且在政治上死心踏地的追随蒋介石，一直到蒋家王朝在大陆上崩溃。
然而，想起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蒋介石心中却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厌烦与恼怒。陈氏兄弟当年深得蒋介石知遇，形成了渗透于党、政、军、文化教育、财经各方面的CC系。原是蒋介石反共事业的中坚，但很快就开始结党营私，形成“蒋家王朝陈家党”的局面。
这不能不使蒋介石感到，自己的政治正面临着CC的潜在威胁。
陈氏兄弟为了扩大势力，常常以党内民主派的姿态出现，并且对蒋颇有微词。
来到台湾，蒋介石更是从几方面都觉得CC已是个累赘。
在大陆不得不倚重二陈，是为了借助CC来对付其他派系，现在台岛上只剩下蒋氏父子，而蒋介石也从自己的大起大落中，看透了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决意将来由骨肉至亲的蒋经国继位，卧榻之侧，岂能由他人安睡？
蒋介石自然知道，今后台湾的前途，仍在于美国大老板是否给予支持，而美国人早就因蒋、陈勾结而对国民党有所抨击，为了取悦美国而牺牲二陈，这笔账细算起来，还是合算的。
二陈的另外一个对手就是陈诚，来台初期，陈诚便和CC系闹得不可开交。
原来国民党宪法规定，行政院命令须经立法院批准方可生效，后来，李宗仁代总统期间，立法院曾授予行政院可以行政令代替法律的特权，以使由蒋操纵的行政院长何应钦与李宗仁抗争。
李宗仁赴美后，“立法院”即收回此项特权。陈诚接掌“行政院”，要求照例享受这种特权，遭到陈立夫把持下的“立法院”拒绝。
陈诚不服气，又要求代行本属“立法院”的职权，二陈当然把持不让，这下，趾高气昂的陈诚火了：“授权案乃是被他们CC派所否决，从此，行政院长只有陈立夫能当，本人决心马上辞职！”并宣布“行政院”立即休会。
陈诚还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把陈立夫和CC分子统统送到火烧岛（即绿岛）上去监禁！”这在迁台初期的国民党政坛，无疑是一场轩然大波。
这句话被CC派的人听到了，并马上报告了陈立夫。陈立夫知道，陈诚后面有蒋介石撑腰才如此猖獗，每次跟他斗争，自己总是吃亏，现在CC系又面临低潮，所以只好忍气吞声。
跟陈立夫预料的一样，在这场斗争中，蒋介石又公开袒护陈诚。
陈立夫初到台湾时，还想整理一下旧部，再展雄威，把CC队伍拉起来。
然而，陈立夫看看自己的队伍，又心灰意冷了，CC系中的人物，有的已经逃亡海外，有的留在了大陆，有的甚至作了共产党的政协委员。
来到台湾的CC系人物，其实也并不齐心，他们有的已生隐居之心，忙于找房子安排家属，有的刚从大陆逃出，惊魂未定，甚至不想重操旧业了。
陈立夫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在蒋介石面前的失宠，与其他派系的互相争夺倾轧，失去大陆的痛心疾首，以及CC系内部的矛盾重重，人心涣散，使他的锐气衰减了许多。
在大陆，他的锐气像钢铁，决心一辈子追随蒋介石，跟共产党斗争一辈子，直到把共产党全部消灭。但是，三年之间，共产党像风卷残云一样，把国民党赶出了大陆，被国民党统治了20多年的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在一夜之间成为共产党的地盘，国民党竟被共产党赶到了一个只有几万平方公里的小岛，而且，共产党还要解放台湾。陈立夫心神不定，后半辈子该怎样度过呢？
尽管陈立夫也怨天忧人，尽管陈立夫也痛定思痛，但是，他参与政治的兴趣丝毫没有减弱。
2．蒋介石再度“复出”
1950年1月20日，蒋介石给在美国养病的李宗仁发电报，请他返台。李宗仁立即复电，表示病体须休养，未能即返。
2月4日，台北《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扫荡报》同时发表社论，呼吁蒋介石“主领国事，统帅三军”。
2月，台北“国民大会代表”联谊会电责李宗仁不负责任，请蒋出任“总统”。
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恢复他的“中华民国总统”职务。
在美国新泽西州做寓公的李宗仁立即通电，斥其荒谬。
李宗仁引证“宪法”第49条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位，“正、副总统”均缺位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并由“立法院长”于3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补选“总统”。
蒋介石复职是根据哪条“宪法”？
李宗仁眼里识得破，心里忍不过。
其实，早在1949年12月17日，李宗仁在复白崇禧、李品仙、夏威等电报时就说：“甲，请总裁考虑复职事不必提出，因复职无法律根据。
“理由是：子，总裁既已引退，即为平民，决不能恢复已放弃之职位；丑，仁之代理，非代理总裁个人，乃代理总统之职位；寅，依照宪法，缺位为死亡，总裁非死亡，亦非因故不能行使职权，第49条全不适用，故用代理字样；卯，代总统引退，则由行政院长代理，3个月后另选，不能由前任总统复职。乙、总裁派俞大维来美，要求动用经援余款9000万美元，甘介侯已函杜鲁门、艾奇逊，请将该款分用于海南、台湾两地，因该款明年2月不用即作废，故不反对。”
1950年2月13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致电李宗仁，明确提出：
“同人等认为总统及统帅之职权不可再虚悬，政府更不能处于危疑奠定之境，如我公能于立法院开会以前命驾返台，主持国政，实为衷心所祷。倘公届时实在不能返国，则同人等怵于时局难危，群情殷切，惟有吁请总裁依照中常会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临时会议之决议，继续行使总统职权。”
李宗仁于接电后14日复电：
“余出院后，即准备返国，嗣据医嘱，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不能于此时遽作长途旅行。”
李宗仁的电报显然是推托之辞，他心里明白，他无论赴不赴台，是不能阻挡蒋介石复职的。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解释自己的此种举动：“蒋先生复职并未使我惊异，因为事实上他早已是台湾的独裁者了。我之所以要通电斥责，原因是作为代总统身份，我至少应作诛锄叛逆的表示，以为国家法统留一丝尊严。”
蒋介石却不把李宗仁的“法统”之辩放在眼里。他称自己恢复“总统”职务乃是由于“国民大会代表的建议”，加上“多方面的肯切要求”，是“顺应群情”。
然而，蒋介石自己知道，在大陆选出的“国大”代表1300余人，如今有的已经成为北京新政协的代表，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则不知逃向何处，随蒋介石到台湾的，远不是法定人数。
他推出“国民大会代表的建议”作为复职的依据，并不能使他的“总统”有更多的合法性。
其实，合法不合法，又奈蒋介石如何，法就是蒋家定的，天下也是蒋家的，信手拈来，想坐就坐，坐烦了就“引退”，何况，蒋介石的三次“引退”，都是被迫不得已，实际上又引而未退，想复出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蒋介石复出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清理门户。
蒋介石早想好了，台湾，还是要由蒋家来“经营”，自己虽年过六旬，尚余勇可贾，但将来有一天，会把“宝座”让给亲生儿子蒋经国。
但蒋介石心里十分清楚，此时的蒋经国资历尚浅，国民党内部有一部分人不买他的账，如果眼下就把蒋经国摆在太显眼的位置，那就会弄出“蜀中无大将”的寒酸相，影响不太好。
因此，必须另外物色人选，要物色的人必须对老蒋、小蒋均忠诚不二，能够帮着老蒋支撑眼前的局面，又能保证小蒋的地位稳步上升。
谁符合这个条件呢？孔祥熙、宋子文远走高飞了，陈果夫重病在身，陈立夫又不能用，衡量来衡量去，只有陈诚最合适。蒋介石在下野前，就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当蒋介石感到下野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便突然发表此项任命，而前任“省主席”魏道明事先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人台北，并于1949年1月5日就职。
李宗仁曾就此感慨地说：“行动的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布置的周密。”
陈诚不仅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与蒋经国、蒋夫人关系也一非同寻常。陈诚的妻子谭祥是曾当过国府主席，素有“药中甘草”之称的谭延闿的女儿。
陈、谭二人结为连理，是蒋夫人亲手作媒撮合而成，谭祥并认宋美龄为干妈，从这层关系上看，陈诚也是自家人，所以，台湾的“行政院长”一职，自然非陈诚莫属了。
之后，蒋介石又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
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
吴国桢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博士学位，一向推崇资产阶级国家的一套政治，有“民主先生”之称，深受美国欣赏。
孙立人也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在军中一副美国式作风，也很讨华盛顿喜欢。
蒋介石所以重用这两个人，自然不是看重了他们的才干，而是向美国人作出姿态，改变自己独裁者的形象，使外界认为自己有决心打破门第观念，不再任人为亲。
“海军总司令”由桂永清担任。
周至柔任“空军总司令”兼“参谋总长”。
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
其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元老，则纷纷被打入冷宫。
白崇禧挂了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空名，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状态。
白崇禧和薛岳两家，都曾被蒋经国派人检查过，连地板都被挖开搜查一遍，名义说是对所有人都搜查，实际上只有白、薛两家如此。
白崇禧活得极为可怜。当“国大”罢免李宗仁“副总统”时，白崇禧也故意高举赞成罢免的票，以明心迹。每逢当局攻击李宗仁时，白崇禧毫无例外地随声附和，发表一通攻击李的言论。
何应钦当时也挂了一个空有其名的“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牌子。
何应钦感到大势已去，因此，处处做出一副绝意于政坛的样子，自称是除了“三打”之外，什么也不打了，一打桥牌，二打猎，三打球。
阎锡山当了“国防部长”，却有职无权，后改为“总统府资政”。
顾祝同、汤恩伯，这些在大陆的“天之骄子”，追随蒋介石到台湾以后，统统靠边站。
风雨飘摇的局势初步稳定以后，政治的焦点开始转移到内部的统治结构方面。
1950年7月26日，蒋介石宣布酝酿已久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案，开始了旨在重新分配上层统治权力，重建国民党组织的“改造运动”。
蒋介石在一次总理纪念周的集会上，对2000多名中高级干部，发表了演讲。
演讲要点是：
一、虚心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
二、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国民党；
三、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
在蒋介石演讲时，在座的国民党干部，还有不少人真动了感情，有的甚至落下泪来。
20多年来，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大独裁者，什么时候说过如此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话？堂堂的蒋先生，什么时候承认过自己曾有错，并为之痛定思痛？
“西安事变”张杨兵谏，不曾使蒋承认有错；三次“下野”，多次政治风波，不曾使蒋承认有错。现在，蒋介石一股脑地把失去大陆的责任推给李宗仁，归根为“李氏贪权误国”，但也不得不婉转地承认，他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蒋介石强调，改造中国国民党是救亡图存的唯一途径，国民党必须从痛苦的经验中寻找教训，以沉重的心情赎罪。
在消极方面，要检讨自己的错误，反省自己的缺点：
一、要把失败主义毒素彻底肃清。
二、要把派系倾轧的恶习痛切悔改；
三、要把官僚主义的作风彻底铲除。
在积极方面，首先要确定国民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方向。
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于1950年8月5日正式宣布成立。
9月1日宣布《本党改造纲要》作为推行改造的根本方针。《纲要》首先宣称，改造的目标，是要确定中国国民党是“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生产者等广大劳动民众为社会基础，以民主集权制为党的组织原则”的“革命民主政党”。
改造运动“以实现主义、尊重组织、坚持政策、深人民众、讲求效率、精诚团结”为整顿作风的准则，“以原则领导、一元领导、民主领导”作为推动工作，发展组织，执行政策的方针。
在这个总目标的基础上，又相继提出了今后的努力方针和‘’中国国民党现阶段政治主张”。
8月，蒋介石发表《本党今后努力的方针》，指出：
国民党今后努力的目标，是建设新“国家”，要从每一个党员内心改革起，做到军事、政治、经济与社会都在三民主义最高指导原则之下。逐步改革，以建立“主权独立，人民自由，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国家。
而努力的大原则，则是改正旧缺点，“以思想结合同志，排除派系观念，以政策指导行动，铲除官僚作风；以工作考核党员，打倒地域观念；以原则解决一切问题，抛弃人情。派系、地域一切牵挂。”
9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宣布“现阶段政治主张”，提出“四大主张”。
一、坚持“反共抗俄”战争，恢复“中华民国”领土主权完整。
二、实行民生主义的社会经济措施，主张配合国家建设计划，使一般民众不受垄断投机的操纵，各行各业都有均衡合理发展的机会，国营企业应加整顿，民营企业应加扶植，以求生产的加速增进，对外贸易的尽量发展；更主张厉行所得税、遗产税、财产税，以平均社会的财富。
三、完成三民主义的民主政制，主张本着“宪政”的精神，贯彻以民主政治而奋斗的决心；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推行地方自治，为民主政治树立坚实基础。
四、积极准备“反攻大陆”。
改造纲要，努力方针及现阶段的政治主张确定之后，国民党改造运动便正式开始。
1950年9月29日，《党员归队实施办法》通过之后，《党员整肃办法》也同时通过施行。凡有下列情形者之一，均为整肃的对象：
一、有叛国通敌之行为者；
二、有跨党变节之行为者；
三、有毁纪反党之行为者；
四、有贪赃读职之行为者；
五、生活腐化，劣迹显著者
六、放弃职守，不负责任者；
七、信仰动摇，工作弛废者；
八、做不正当经营，以取暴利为目的者。
1952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纲领”。这场运动的主旨是“联合党、政、军三方面力量，发挥‘全国’人力、物力，建设台湾基地，早日光复大陆，争取反共抗俄战争的胜利”。
国民党“改造”运动，从1950年7月26日起至1952年10月“双十”节，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台北阳明山开幕宣告结束，历时两年又三个月。
蒋介石认为“改造”取得了辉煌成果。
对于蒋介石来说，国民党改造运动的主要成果，却是削弱了国民党内几大老派别的政治力量，而代之以较为年轻一辈的心腹嫡系，加强了对国民党的直接控制。
就拿“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来说，它由16名委员组成，这16名委员是：
陈诚、谷正纲、张道藩、沈昌焕、郑彦泰、萧自诚、蒋经国、陈雪屏、张其购、谷凤翔、袁守谦、曾虚白、连震东、崔书琴、胡健中、郭澄。
这16名委员基本上都是蒋介石自己的心腹和嫡系。
陈诚、袁守谦是黄埔系统，代表军方及政治力量。
谷正纲等系党团出身，代表党务系统。
胡健中、曾虚白、崔书琴是代表党的文宣系统。
蒋经国作为“太子”自然不必说，还有一些新面孔则是蒋介石的秘书和侍从出身。
与此相对照，许多曾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元老，在军界如何应钦、白崇禧、阎锡山却榜上无名。
政学系张群等人销声匿迹。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被称为“党务专家”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竟也被拒之门外。
在“四大家族”中，只有陈氏家族死心踏地的跟蒋家逃到台湾，结果等来的却是被抛弃。
陈果夫唉声叹气，郁闷难平，但到台湾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尽管说是安心养病，不再过问政治，但每天都在关心“改造”的消息，想到离开大陆前的几次跟蒋介石的顶撞，但那都是工作中发生的，之后，并没妨碍他忠于蒋家，失魂落魄带病有疾到台湾，却在政坛销声匿迹。
如果说陈果夫身体欠佳不被重用还可以理解的话，陈立夫年富力强，正是事业有成的季节，也被拒之门外就不可理解了。要说追随蒋介石，在“四大家族”中，陈家虽然与蒋家没有亲缘关系，但其忠诚程度，可以说是死心塌地，卖身投靠了。在二陈中，陈立夫更是忍辱负重，卑躬屈膝，为蒋家出尽了力气，现如今落到这般地步，可谓可悲而又可怜。
尽管陈氏兄弟一时感到接受不了，但也无能力抗争，对于蒋介石，他们最了解不过，想拉就拉，想踢就踢，二陈对于蒋家来说只是块“敲门砖”，大门敲开了，“敲门砖”自然会被扔到一边。
陈立夫对自己来台湾以后的政治境遇是有所预料的，尽管他没料到会这么惨，他总认为被遗弃必须有个过程，没有想到被一脚踢开。
正因为有所意料，1950年8月4日，正是国民党“改造”刚刚开场的时候，陈立夫却怀着无比凄怆的心情，以参加“道德重整会议”的名义，率全家离台赴欧了。
抛弃二陈，蒋介石实际上早就付诸行动了，具体地说，从1946年开始，蒋陈矛盾就逐步公开化。
迁台之后，CC系作为蒋家助手的利用价值降低，而阻碍蒋经国扩张势力的一面更突出了。
蒋介石心里明白，要确保蒋经国在权力再分配中得到好处，就必须排除具有实力而又是争权老手的CC系。
同时，美国对CC系的反感和陈诚与CC系的争权夺利，促使蒋介石最后下定了整肃CC的决心。
还有，由于长期以来，从国民党中央党部到各级地方党部，都为CC系所控制，不清除CC系，改造运动都无从开始，所以，将CC系挤出党务系统，是蒋介石进行改造运动的首要前提和初步目的。
蒋介石知道踢开二陈及CC系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一来CC系很深蒂固，兵强马壮，在国民党内部很有基础；二来自己与二陈毕竟打交道多年，交情还是有的，要把他们踢开，也要找个借口，或者寻个机会，或顺理成章，或逼他们就范。
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耍手腕是他的老把戏。
从1950年6月起，凡是“中央党部”呈递蒋介石的文件，蒋一律不阅退还。国民党中央常委几次开会，蒋介石概不参加。
这下，CC系开始有“感觉”了。
6月22日，CC系大将，国民党中常委萧挣提出总裁拒不出席中常会，全体“中常委”应主动辞职，以便让总裁实施改造。
当天，国民党中常会决定采纳萧挣建议，并请于右任。居正、邹鲁三位元老晋见蒋介石，请他“宣布”改造方针。
一日，蒋介石召见陈立夫。
这是到台湾以后，蒋介石与陈立夫第一次单独谈话。
寒暄了一阵，蒋介石问陈立夫：“立夫对中央这次改造有何见教啊？”
蒋介石说着，认真察言观色，看陈立夫在面目表情上有什么变化。
陈立夫似乎明白蒋介石找他谈话的用义，知道此时此刻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于是很随便地说：“委座推行改造成就是显而易见的。”
蒋介石见陈立夫这么说，心里就踏实了，于是，他问道：“关于党部的人事安排，立夫有什么想法？”
陈立夫当即答道：“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该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应由我和陈果夫承担，因此，我与果夫不宜参加党的改造。”
陈立夫之所以这样说，本是以退为进，投石问路之意，他想看蒋介石作何反应。
没料到蒋介石却顺水推舟：“好，好哇，立夫果然有自以为非的态度，敢于面对现实，值得中正敬佩。”
陈立夫却并不放过蒋介石，他心里明白，既然和蒋介石关系搞到这种程度，何必藏着掖着，委屈求全和虚与委蛇呢？陈立夫语气严肃地说：“那么，请问，委座，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责任究竟由谁来承担呢？”说完，他用极少见的眼光看着蒋介石。
蒋介石默不作声，下意识地正正自己的衣服。
陈立夫见蒋介石不说话，气更不打一处来了，他说：“我党曾是拥有400万党员的大党，而来台湾的仅有7万多。2961名国大代表中，来台湾的仅有1080人，总数760名的立法委员，来台湾的约330人。至于军队、地盘、外交、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损失，则无法统计，难道这些责任也由我和果夫来负吗？”
蒋介石恼怒了：“怎么，立夫，你想教训我吗？要跟我算账，还是怎么的？”
陈立夫也不示弱：“立夫绝对没有教训总裁之意，是你说到这份上了，我不得不把我要说的话说完。”
蒋介石缓和了一下口气，接着说：“你没有参加改造，当然是不了解情况的。关于失去大陆的问题，我曾在国大会上总结过经验教训。”
蒋介石叹了口气，说：“军事上的失败，是因为国军的一班高级将领，不学无术，愚昧无知，为中外所讽讥，为社会所鄙弃。对于战略战术的修养，不仅毫无根底，而且不加切实研究，甚至连军校时期所学得一点知识，也已经抛弃殆尽。还有，自从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化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单令人不能想象。
“至于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外交上等方面的失败，我也没有必要单独跟你陈立夫-一把原因说清楚，但是，党的失败，是因为对革命领导中心产生了动摇。关键时刻，李宗仁、白崇禧逼我下野。对于我个人，不仅不认为领袖，不认为同志，甚至视为囚犯，肆意轻侮。想起来，我感到十分痛心。”蒋介石很悲愤。
陈立夫面对蒋介石的慷慨陈词，感到很厌恶，同时，也感到鄙视，但碍于自己今后还想在政坛上有一席生息之地，他忍住了。
蒋介石见陈立夫不语，便愤然离去。
从此，蒋、陈之间的矛盾更公开、更尖锐化了。
蒋介石所设想的国民党“改造”，并不是一次单纯的思想整风运动，而是一次人事上的大调整和权力的再分配，因此，势必有人要成为此次运动中的牺牲品。
最初蒋选择的打击目标是桂系，“改造”的主要意图是以“蒋总裁”的党权压“李代总统”的政权，为蒋东山再起铺平道路。
到1950年6月，情况发生了变化，原定为“改造”主要目标的桂系已经不复存在，于是陈立夫、陈果夫和他们的CC系便成了“改造”的重点对象。
7月下旬，蒋介石下令免去陈果夫“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职务，裁撤“中央合作金库”（原由陈果夫任董事长），裁撤“中央农民银行”（原由陈果夫任董事长）办事机构，保留名义，只留保管处，一举削去了CC系的三大经济支柱。
7月21日，蒋介石召集全体国民党中常委谈话，惟独没有通知CC系的“大炮”萧挣和邵华。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点名批评了陈立夫。
7月26日，蒋介石宣布由他个人拟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及“中央评议委员会”名单，除谷正纲和张道藩外，包括陈立夫在内的相当一批CC要员没有位置。
陈果夫只挂名为安慰性的“中央评议委员”，此时，他已是缠绵于病榻之上的垂危之人。
吕月初，蒋介石又下令改组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的农业教育电影公司，让蒋经国接办，这就又削掉了CC系掌握的一大舆论阵地。
在此之前，围绕“行政院”授权问题，陈诚与CC派也闹得不可开交。
按照伪宪法规定，“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行政命令唯有经“立法院”批准才有法律效力，但在李宗仁当“代总统”时，为使亲蒋的何应钦能以“行政院长”身份抗衡李宗仁，蒋介石曾授意CC系掌握的“立法院”授予“行政院”以行政命令代法律的特权，此项特权，在李宗仁赴美后，已由“立法院”收回。
1950年3月，陈诚由台湾“省主席”升任“行政院长”，他组阁后不久即表示希望“立法院”能再度授权“行政院”，使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
当时“立法院长”孙科不肯去台湾，“立法院”工作由副院长陈立夫主持。
一日，陈诚当着蒋介石的面交涉此事，被陈立夫拒绝。
陈诚不肯善罢干休，遂即以“行政院”名义致函“立法院”，要求代行许多本属“立法院”的职权。
“立法院”接函后予以讨论，引起了“立法委员”的群起猛攻，迅速将此案否决。
陈诚得知授权案被否决的消息时正主持“行政院”院会，他当场大发雷霆，称授权案被否决是CC系反对所致，从此之后，“行政院长”除了陈立夫无人能够胜任，本人决心马上辞职，“行政院”院会立即休会。
这在台湾政坛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此后，陈诚又多次向蒋介石建议，把陈立夫、萧挣等送到火烧岛监禁。
同年7月12日，在台湾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240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实施本党改造，清算CC派。
对此，蒋介石不得不认真考虑，不管怎么说，他与二陈的关系毕竟是渊远流长的，要他真正下决心踢开二陈，真有些为难。
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利弊，蒋介石还是决定抛弃二陈。
7月22日，蒋介石在台北主持了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通过了《本党改造之措施及其程序》，会议决定授权蒋介石进选15至20人组成“中央改造委员会”，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均停止行使职权。
7月26日；蒋介石发表演讲说，提出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负责重新组织国民党，使过去庞大的组织由大改小，撤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改以“中央评议会”代替，并宣布了酝酿已久的国民党改造方案和新的“中央改造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会”名单。
蒋介石这次发动的“改造”运动，其结果是解除了二陈为代表的CC系的党政大权。
至此，执掌国民党党权达20年之久的二陈，代替整个国民党，代替蒋介石负起大陆失败的整个责任，从而被排斥在权力之外。
至此，“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
至此，二陈在国民党中的政治生命划了一个句号。
至此，二陈所领导的CC系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被蒋介石一脚踢开的陈立夫、陈果夫在痛苦中呻吟，在沉思中自省。
但离开政坛的现实告诉他们，必须在后半生的历史中做出新的选择。
3．孤岛伤离别
陈立夫在家里连躺三天，不出门，不见客，茶饭不思。
夫人孙禄卿，虽年届5旬，仍风韵犹存，身体介于苗条与丰满之间，皮肤白皙而不见皱纹。闲暇之日，便吟诗作画，笔耕不止，近日，见陈立夫愁眉不展，早知缘由，便日夜陪伴，细语宽慰，千方百计让陈立夫开心。
陈立夫从夫人良苦用心中得到安慰，但从政20余年，一直是亿万人之上，呼风唤雨，左右逢源，遇难呈祥，逢凶化吉，过着可谓人上人的日子。20多年的政坛生涯，虽也有相互倾轧，明争暗斗，但自己在蒋的庇护下，结党营私也好，争权夺势也罢，一直没有甘拜下风，特别是自己和果夫兄长一起经营的CC系，在国民党内部已是根深蒂固，气势非凡。没成想，自己的CC势力竟像国民党失去大陆一样，来势凶猛，防不胜防，真乃“无可奈何花落去”。
陈立夫想不开。
孙禄卿对陈立夫百般柔情地说：“不管你为官还是为民，禄卿誓与你同甘共苦，风雨同舟。”
陈立夫很感激，但没说什么。
孙禄卿取来纸砚，为陈立夫写了一首诗：
争名夺利几时休，
起早眠退不自由。
身骑驴骡望骏马，
位居宰相望王侯。
不愁衣食担劳禄，
哪怕阎王就取钩。
续子荫孙图富贵，
更无一个肯回头。
陈立夫细细读来，用疑惑的眼睛望着孙禄卿。
孙禄卿笑笑说：“这首诗并非禄卿所作，乃是抄于古人，无奈禄卿不记得是何人所作。我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抄送于你，是让你从此诗句中吸取教训，不必为权势得失而烦恼不堪。”
陈立夫听了孙禄卿的话，又把诗句读了一遍，然后放在案头。
孙禄卿见陈立夫情绪有所变化，便开导他：“我们都过了半辈子了，什么看不透，何必要为身外之物争执不休？”
“身外之物广陈立夫有些激动了，“我为党国呕心沥血20余栽，没有功劳有苦劳吧，到如今却被蒋一脚踢开，公理何在？”
孙禄卿给陈立夫倒上一杯清茶，递给他：“事到如今，你应该看破红尘了。既然你知道蒋家的为人，还争一席委身之地干什么？所以我说，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应该把权力、金钱等等都看作是身外之物，只有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应该好好保养，安度晚年才是。”
陈立夫叹了一口气：“唉！安度晚年？如果在台北，恐怕不会有好的晚年可度哇。”
孙禄卿说：“那咱们远走高飞啊！”
陈立夫一惊：“远走高飞？”
孙禄卿道：“对，咱们远走高飞。你想想，宋子文走了，孔祥熙走了，他们是发了国难财以后，在国民党危急时刻走的。我们一生清正廉洁，上不愧党，下不愧民，中间不愧自己的良心，而且我们一直追随着党，最后是蒋家抛弃了我们，我们走到哪都心安理得，踏踏实实。”
陈立夫眼睛一亮，同时也感到无可奈何。
孙禄卿给陈立夫整了整衣服领子，又帮他理了理蓬乱的头发：“所以，用不着愁眉苦脸，茶饭不思，也许我们后半生过回老百姓的日子，更有趣味呢。”
陈立夫点点头。
陈禄卿高兴了：“怎么，现在想吃饭了吧？”
陈立夫笑笑：“夫人的话，使我茅塞顿开阿，岂有不吃之理？”
孙禄卿忙站起来：“好，我给你做你最爱吃的小炒肉，马上就得。”
有这样一位贤惠勤快、知书达理的夫人陪伴开心，陈立夫觉得自己的家庭是无比幸福的。
吃完饭，陈立夫对孙禄卿说：“咱们一起到果夫兄那里看看吧。”
孙禄卿忙说：“果夫见身体不适，再加上政坛落榜，也一定心中闷闷不乐，我们过去宽慰宽慰，也在情理之中。”
4．陈果夫百感吟成《哑巴歌》
躺在病床上的陈果夫，得知“中央改造”的结果以后，病情骤然加重，他经受不住这种沉重的打击，真想大喊大叫一场，但医生却嘱咐他千万不要说话。
心中痛苦郁闷，又非言语所能表达，陈果夫无奈之际，便作了一首哑巴歌：
听得人家好说话，肚里更加不开心；
若闻笑骂声，面孔涨得红又青；
摩拳擦掌，胆小不敢争。
有时候像然吃过黄莲嘴里苦，
有时候依然受了冤屈没处伸。
哑巴哥，不能说话苦得很。
之后，陈果夫也在表面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曾给自己写下一副对联：
合法、合情、合理，做成大事；
轻权，轻利、轻中，修得长生。
从这副对联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出于真情也好，还是出于无奈也罢，陈果夫开始淡泊权势与名利了。
但是，遇到机会，他还是要大发牢骚的。
一日，张道藩来访。
陈果夫见了为自己卖命多年的老部下，又是在自己“落榜”之中前来看望，内心自然感激不尽。
张道藩心中也郁气难平，虽然他被名列“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但他心里明白，这只是蒋介石的“缓杀”之计，迟早有一天，会像自己的主子陈立夫、陈果夫一样，被蒋家所淘汰，何况，他现在在“中央”也是个摆设，有职无权，说话不中用。
两人见面，先不遗余力地渲泄了一番内心的愤怒和痛苦，指名道姓地大骂一场，可谓痛快淋漓。
两人痛痛快快地骂了一通，一激动，陈果夫就接二连三地咳嗽起来，咳嗽完了，就不住地吐痰不止。
张道藩见状，忙安慰陈果夫不必太激动，要好好保养身体。
陈果夫咳嗽完还是抑制不住激动：“有关国家前途之事，此时不言，实在有点忍不住。”
张道藩说：“我们都败在蒋经国和陈诚手里了，这俩王八蛋！”
陈果夫说：“中国有句古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不到。’早晚他们会有倒台的那一天。”
这时，陈立夫夫妇来访。
张道藩寒暄了几句，先走了。
陈立夫坐下，问陈果夫：“最近身体怎么样？”
陈果夫还没说话就咳嗽起来：“唉，能好得了吗！”
孙禄卿过来给陈果夫捶背，并安慰道：“事到如今，我劝你们兄弟俩，都想开些为好，身体是本钱啊。”
陈果夫说：“我们跟着蒋家反共，20多年来，几乎把命都搭上了，结果，总裁竟把大陆失败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现在又为了传位给儿子，将我们一脚踢开，唉！”
这时，陈立夫看到了陈果夫写的《哑巴歌》，细细读了几遍，禁不住内心一阵凄凉与愤懑，之后，便劝陈果失：“果夫兄，你现在身体这个样子，还能做些什么，人家不用你，也是因为你的身体不佳，这有什么想不开的？”
陈果夫接过来说：“那么你呢？你年富力强，正是干事业出政绩的年龄，怎么也不给一职一权？”
陈立夫释然道：“我在政坛上也混够了，不想再为此多费脑筋。”
陈果夫问道：“那依小弟之见，今后该做些什么？”
陈立夫说：“我打算离开台北，到国外去谋生。今天我是向你来辞行的。”
陈果夫感到很突然：“怎么？到国外去，小弟打算去哪个国家？”
陈立夫说：“我准备去美国。”
陈国夫问道：“总裁批准了吗？”
陈立夫说：“已经准了。”
陈果夫惊奇地道：“已经准了，看来台湾不给我们生息之地啊。”
陈立夫说：“实际上没什么，我远离台北，远离政治，过老百姓的日子，也许心情更好一些。”
陈果夫问：“小弟到美国打算怎样生活？”
陈立夫道：“凭天由命，信马由缰吧。我们自食其力，自己动手，还能生存不下去？”
陈果夫听罢，禁不住落泪潸然，接着便嚎淘大哭，抽噎不止。
陈立夫也伤心落泪起来。
二陈同胞兄弟，情深意厚，几十年又同在政界同舟共济，彼此相交莫逆，此次别离也可能即是诀别。
陈立夫忘不了年幼时，果夫见对自己的关怀和照顾，忘不了自己24岁那年，果夫兄四处奔波为自己跑学费，送自己赴美留学；忘不了自己留学期间，果夫见每封书信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忘不了自己留学归来，果夫兄积极向蒋介石推荐，使他走向政坛来开采“革命之矿”；忘不了兄弟二人在政治的风风雨雨中的你拉我扶，同心同德……
二陈抱在一起大哭不止。
孙禄卿劝兄弟二人，但是不管如何相劝，谁也止不住哭泣。
后来，孙禄卿也哭了。
在20多年的政坛生涯中，同胞兄弟二陈在一起笑过。怒过、忧过、怨过，唯独没有抱在一起痛哭过，今天共同的命运遭际，使他们以“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泪水的闸门一旦打开便不可收拾。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兄弟二人终于止住了哭泣。
陈果夫说：“事到如今，小弟也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了。台湾政局人事倾轧，残酷无情，中央俱乐部又人走鸟散，而陈诚、蒋经国的气势又如此咄咄逼人。台湾乃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只可惜为兄我体弱多病，来日不多，不能和小弟一同前往，小弟到国外，孤单一人，举目无亲，还望多加保重啊。”
陈立夫被陈果夫的肺腑之言所感动：“小弟此次远走他乡，虽属无奈，但也不会后侮，只是，果夫见的身体，实在令小弟放心不下。小弟走了，还望果夫见多多珍重，争取早日康复才是。”
孙禄卿也附和着说：“兄长一定要多加保重，你的身体康复了，我和立夫在异地他乡也就放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