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 作者：李西岳 苏学文
介绍：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及其所代表的整个陈氏家族，当年曾对蒋介石的最初发迹，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最初建立，以及其后在中国大陆长达22年之久的统治，立下过汗马功劳。所以当年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陈果夫更被誉“国民党之教父”；陈氏家族亦由此脐身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列。本书首次以实录角度并在大量占有翔实史料的基础上，对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及其整个陈氏家族，包括陈氏兄弟的出身、人品、个性、学问、文章以及最后的进退荣辱等，作了堪说全面的描述。书中尤为引人兴趣的是，还披露了迄今健在的陈立夫先生在台晚年景况及其情系故乡、倡言统一的主张。本书作者文笔娴熟、生动，对人物的把握亦冷静、客观，故使本书有较大的历史内涵和可读性。
引子
中国有句民语：地灵人杰。
民间还有一句谚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民国社会堪称“四大霸主”之一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可以说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因此，他们的故土浙江省吴兴县就令世人不可藐视了。
吴兴县位于浙江北部，离风景秀丽的杭州都市仅有100公里之遥，是一处山青水秀、景色宜人的渔米之乡。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长河里，几经兴衰，楚国春申君在此修建菰城，秦始皇统一中国大业后，又迁徙越人居住此地，建立乌程县，到了三国鼎立的时候，吴国在这里设置吴兴郡。在以后的漫长的岁月长河里，几经兴衰，名称多次因当朝执政者的意趣而改动，到了中华民国时，正式定名为吴兴县，也就是今天的湖州市。
湖州市境内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水上帆樯出没，两岸田畴交错，竹木荫翳，风景迷人。在湖州登高远望，南有莫干山和天目山，巍峨挺拔，云雾缥缈；北有太湖水城，烟波浩荡，水天一色，鸟鸭剪影。近看卞、毗、岘、蜀，四山环拱；苕溪、香溪，二水合流。倚山近湖，山围水贯，像是一幅画坊高手的山水画。
元朝书画家赵孟顺对此秀美景色，曾挥笔留下赞美的诗句：
苍峰北峙，群山西迤，双溪夹流泓波皎澈，山川映发，冲和攸集，星平列斗，势雄乎楚雄。
湖州除山明水秀之外，这里的物产也十分丰富。其中尤以丝绸和湖笔为最佳，名传海外，自古就有“丝绸之府”的美称。而湖笔则也驰名世界，成为文人墨客喜爱的文房四宝之
在浙江这块土地上，曾产生过许多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等出类拔革的人物。湖州虽是浙江省的一个小地方，但历代也是人才辈出，在近代史上，国民党的一批重要官员都出自湖州这块弹丸之地。
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国民党党政官员有十几人，这些人在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都名声显赫，与蒋介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谓蒋家王朝的核心人物。
张静江，早年在欧洲经商，回国后参加中华革命党，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浙江省政府主席。
朱家骅，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曾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行政院副院长。
戴季陶，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机要秘书十多年，后来长期做蒋介石的谋士。在大陆时期曾任国民中央常委、宣传部长。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长等职。
钱新之，长期从事金融业，历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上海银行公会会长、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交通银行董事长。
徐思曾，曾留学美国，回国后追随蒋介石，先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中统局副局长、局长。
同属于一块水土养育的这些人中，陈氏家族首居其中。在战乱年月，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之所以能权倾一朝，这与从这块土地上走出众多的杰出人物也有很大关系，他们利用同乡关系拉帮结派，营造自己的权势，使之形成“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成为“四大家族”之半壁。
第一章 童年岁月
1．父辈的灵光
渊源的历史使陈氏家族成为一方的望族，湖州的风水宝地孕育了陈其美，从而成为陈氏家族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不仅在同辈人中闪烁出光芒，而且还以光亮昭示了下一代走向辉煌显耀的道路。
陈姓据考证出自（左“女”右“为”）姓，远祖为虞舜，至周武王伐纣时，舜32代孙遏父为陶正，周武王依靠遏父的帮助才取得了伐殷的胜利。由于遏父功勋卓著，武王把大女儿太姬嫁给了他，遏父和太姬生了一个儿子名满，被封于陈，于是以封地代姓，满的子孙们便姓了陈，这就是陈氏的由来。
湖州陈家迁至湖州定居最早可以追溯到陈缜，相传他已经是遏父和太姬的儿子满的87世孙了，陈缜就是湖州陈氏东林支的始祖。传到第17世陈应恪（宇敬山），迁居湖州府城内，住在学前街的谷治堂。湖州这个地方盛产蚕丝，陈家着手经营丝绸业，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了第23世陈丰，陈家才逐渐发达起来，慢慢成为当地的望族。《湖州府志·教义传》称赞陈氏“以孝义受钦于乡里”。第24世陈绚，因为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湖州府曾赠以“圣门猖者之流”及“矜式乡阎”的匾额。
好景不长，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迅速影响到江浙一带。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冲击下，身为当地富豪的陈家家道中落了。
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了。第25世陈延佑感于家道中衰，遂努力经商以自振。陈延佑为人勤俭谦和，生意蒸蒸日上。没过多长时间，家道复兴如初，又成吴兴望族。
陈家真正显赫起来应该说是二陈父辈的事。陈延佑共有三个儿子，长子陈其业，字勤士，他是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次子陈其美，宇英土。三子其采，字蔼士。
陈其业生于1870年，走的是科举取仕的道路，据说他“少年歧岳，有声库序”，在中秀才后，痛恨清政府“政纪不纲”，因此，对声名利禄失去了兴趣，“自适恬淡，无意仕进，惟以大义训迪子弟，教授乡里。”陈延佑死于1891年，这时陈其业刚20岁，陈其美15岁，陈其采11岁。既要经营父亲留下的产业，又要照顾寡母幼弟，陈家并不富有，他必须管理好父亲留下的资产以维持全家的生计。
陈其业是个典型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读书--科举--做官，是一般富家子弟寻求出路，光宗耀祖的门径。陈其业最初走的也是这条路。他入私塾，熟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一直上到学府，每月领取府街所给的四两银子。
陈其业本以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但在上了学府之后，他耳闻目睹了清廷的腐败，再也不愿读书做官了。
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正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虽有所谓的“同治中兴”，也掩饰不了老大帝国的疲弊。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堂堂的中华帝国竟输给了东瀛小国，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腐朽虚弱的本质。如果说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人们更多的是看到清朝腐败的话，那么1904年--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方的胜利则使人们对这个东瀛小国刮目相看了。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从日俄战争中体会到，要想富国强兵，抵抗西方列强，应向日本学习，变法图强，发展工业。在这种思潮下，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纷纷东渡日本，学习富国强兵之术。陈其业也是其中的一员。
在日本留学期间，陈其业考察了日本的工业，希望能对国家有所研益。但回国后却因种种关系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是陈家的长子，自小所受的又是旧式教育，在一腔热血报国无门的情况之下，又心灰意冷地回到了故乡，继承家业，经营丝绸。
在故乡，陈其业虽对政治日渐淡漠，但对地方公益颇为热心，做了不少好事。
为了低制洋布的倾销，他用所学到的知识，改良蚕丝。
为了使民间资金流动畅通，他又降低典库的利息，以使农民免遭高利贷的盘剥。
为了减少当地的洪涝灾害，化害为利，他又倡导河流的疏通。
但是如果没有陈果夫、陈立夫这两个名声显赫的儿子，陈其业最多只能算是吴兴小县的一个开明士绅。在二陈的帮助下，这位原本不愿步入仕途，淡漠政治的前秀才又被卷入了政治漩涡之中。
先是领导浙江一省的蚕丝、典库、水利等事业。1931年，蒋介石在打倒国民党内的反蒋派别之后，召开国民会议，陈其业被选任为国民会议代表。
抗日战争爆发后，江浙一带为日军占领。陈其业被迫率家人跟随二陈入川。被选任为国民参政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违，悍然发动内战，又不顾政协决议，非法召集“国民在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陈其业又被选为“国民大会”代表，随后又担任了全国商联会常务理事、全国工联会理事等。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陈其业随蒋介石仓皇逃窜孤岛。此时陈其业已是80高龄，思乡之情与日俱增。故乡虽近在咫尺，却难以归乡。在浓浓的思乡愁中，陈其业病了，1961年病死于台湾，时年91岁。
陈其业死后也甚风光，蒋介石明令褒扬。国民党官方机构也为其立传颂德：“综其生平，其与人也恕，其律己也严，其宅心也厚，其治事也勤；盖诚存乎心，而仁显于外，故能表率子弟，成功成仁，睦辑乡里，以尊以亲，终甘澹泊，以乐天年。”
让湖州陈家取得显赫声名的是陈其美，而陈其美取得的功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陈其采，陈其采在陈氏三兄弟中最先显露头角。
陈其采，字蔼士，1880年阴历九月生，幼时受的也是传统的科举教育。16岁那年，中秀才。
19世纪末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亡国灭种的乌云，笼罩着中国的上空，救亡图存的惊雷，不时地回荡，震撼着人们的心灵。1894年，正当陈其美入府学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中国大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割让给日本，辽宁也几乎被放弃，巨额赔款又迫使清政府大借外债，浙江杭州等内地城市也被迫向列强开放。对于清政府割地求和的行径，少年陈其采自是十分愤慨，但如何才能重振国威，洗雪国耻，陈其采却还是朦朦胧胧。
已出外经商的二哥陈其美，由于经常阅读报纸，对世界时事，中国国情颇为熟悉。他写信回家劝告陈其采要“勤习西学，以求实用”。从此，陈其采对于西学开始注意。
1897年底，列强又加速了瓜分中国的行动，德国强占了胶州湾，俄国强占了旅顺、大连，法国强占了广州湾，英国强占了威海卫、九龙。时局顿时紧张，赴国难成为燃眉之急。国土沦丧，人心思救治之策。任何一个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于是有了康有为所倡导的变法。但陈其美并不以为变法即能抵抗洋鬼子的枪炮。他认为要抵抗列强的侵略，武备必不可缓。为此，他力劝陈其采去日本学习陆军。1898年，已经风烛残年，朝不保夕的清政府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批学习军事的留学生，企图让这些人回来以后支撑早已摇摇欲坠的清国大厦，时年19岁的陈其采入选。当时清政府给各省都下了选派留日学习军事留学生的名额，可由于人们对留学学习军事抱有偏见，一些省没人去。这次选派留学生，浙江省人选的学生是比较多的，在人数上仅次于湖南，共有4人入选，除陈其采外，其他3人是吴锡冰、舒厚德和许葆英。在哥哥的影响下，1898年，年仅19岁的陈其采东渡日本，入日本成城学校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不久升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在日本留学期间，有两件事颇令陈其采受刺激。
一是有一次在与一日本友人闲谈时，友人提到，“我们日本国有许多东西都是从中国学来的，我们的法律是从你们那里传来的，我们的佛教是从你们那里传来的，我们的文字是从你们那里借来的，我们的京都都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甚至我们生活中的茶道、书道等等也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但我们能打败你们靠的却不是这些从你们那学来的东西。我们所靠的是从西方学来的东西。要不是明治天皇革新变法，我们大日本国也和你们中国一样要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了。”陈其采点点头。友人接着又说道：“中国人是个优秀民族，但是我却不明白如此优秀的民族为何却不思进取呢？好不容易有个康圣人出来倡导变法，却不为你们所容，只好跑到我们这儿来。难道你们中国人都不懂变法图强吗？”陈其采无言以对。但变法图强的想法却是深植他的胸中。
又有一次在一家书屋，陈其采想买一些书消遣。店主知道他是中国人之后，随即向他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有关文天祥的，一本是有关岳飞的。店主说道：“岳飞、文天祥是贵国英雄，也是我们大和民族所尊敬的英雄。如果你们中国人现在再多几个像他们一样的英雄，中国也许就不会亡于满人手中。”顿了顿，店主又很遗憾地摇了摇头，“可惜你们现在还没有。”店主的话刺痛了陈其采的心，在默不做声地买下店主所荐的两本书的同时，陈其采已暗暗发誓要成为岳飞、文天祥似的民族英雄，推翻清廷统治。
经过这两件事之后．陈其采在军校学习更加努力了。闲暇时间，别人去游山玩水、留连舞场，他却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02年，陈其采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
四年的留学生生活结束之后，陈其采回到了故乡吴兴。这番陈其采可谓衣锦还乡了。按他的条件，在浙江省府谋个美差是不成问题的，但他忘不了在日本的经历，他毕竟是个热血男儿。在故乡短暂停留之后，他来到了湖南。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湖南曾是一个革命的中心。陈其采在这里创办了湖南武备学堂，任总教习，不久又升任标统。在这期间。他还秘密地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暗中联络新军中的革命志士，准备推翻清廷统治。此后陈其采一直活动于军界中，1907年调任南京第九镇参谋。后以剿匪有功，升中枢军咨府第三厅长，掌理全国新军及调度事宜，并一度兼任保定军校监督及主办秋操。不幸的是他参加革命党之事终为清政府获悉，在清政府阴谋捉拿他之前，南下奔沪，协助同盟会策划倒清。
陈其采在上海活动期间，做过一件以后对上海革命党人影响非常大的事情，那就是和上海的帮会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
在本世纪初，上海洪帮地位最高的老头子是范高头，他本是盐枭出身，在白癞痢去世后，接任洪帮老头子的位置。上海有名的流氓头子黄金荣、李超五、刘福彪、潘钰卿都是他的手下，号称“四庭柱”。据说范高头脑门上长着一个高高的肉瘤，就像头上还长着一个小脑袋，因此他便得一个“高头”的雅号，而且这雅号广为流传，久而久之，竟取代了他的真实名宇。陈其采和范高头本不相识，更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他们二人攀上交情，完全出于偶然。原来，范高头的手下都是些输打赢要的流氓，为了免于和其它帮派以及自己之间争强夺利，各有自己抽打油水的地盘。这些流氓们一方面向自己地盘内的店铺、妓院和烟馆抽头，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负担一定的义务，出面交涉和打架，保护自己地盘内的各种店铺、技院和烟馆等不受其他流氓的欺负和滋扰。对任何一个帮派来说，不能保护自己地盘内的店铺、妓院和烟馆等，都被认为是相当丢脸的事。
1902年，陈其采刚从日本毕业回国时，曾任驻沪新军统带统帅驻沪新军，负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责任。恰在此时，范高头的一个名叫芮德宝的徒弟在城隍庙的一个名叫“绿波廊”的点心店里，见到一个英国人在殴打女招待。芮德宝虽然是流氓出身，但对洋人轻易还是不敢招惹的，所以走上前去劝解。不想这个英国人太蛮不讲理，对芮德宝也动了手。芮德宝劝架不成，反而也挨了打，愤急之下，忘了洋人是招惹不得的这回事，不顾后果，将当流氓善于打架斗殴的本事全拿了出来，将这个英国人狠狠打了一顿。这一打，打出了天大的麻烦。挨打的英国人回去后，向领事馆起诉，状告芮德宝打人。在上海租界，英国人是享有特权的，芮德宝胆大包天，竟敢打英国人，按当时清政府和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规定，芮德宝应由英国领事馆审讯。范高头作为洪帮老头子保护不了自己的徒弟，显然是十分丢人现眼的事情。清政府得罪不起洋人，范高头也没有敢跟租界当局抗衡的力量，看来范高头这个跟头是栽定了。
没想到官司落到了陈其采的手里，英国领事馆向他要求引渡芮德宝。陈其采断然拒绝了英国领事馆的要求，进而要求由中国政府审理此案，严惩肇事的英国人。英国领事见要挟不成，遂找人调停。结果，以英国人赔礼道款，承担经济损失了事。
陈其采对芮德宝一案的处理，给范高头挽回了面子，这使范高头对陈其采非常感激。后来，陈其采的哥哥陈其美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得到了范高头的大力支持，范高头还和比他小近30岁的陈其美结异姓兄弟，要求他的徒子徒孙们拥戴陈其美。由于和范高头的结拜，陈其美成了洪帮的“小老大”，其辈份比黄金荣还高一辈，这就是同盟会时期的上海革命党人和以后的国民党人与上海帮会势力关系密切的起因。
1908年春，陈其美受孙中山的委托回到上海，利用各种关系，策动革命。陈其采回到上海后，利用自己在军界的威望，积极运动新军。事为上海道台刘燕翼所知，刘燕翼以陈其采“私通革命党徒阴谋推翻朝廷”的罪名，企图逮捕他，陈其采闻讯逃去，刘燕翼遂对陈其采加以通缉。
19if年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陈其采被任命为临时总统府咨议。孙中山将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后，陈其采离开了总统府，于吴兴创办经武学堂，由于袁世凯对陈其采非常忌惮，不久便将经武学堂查封。从此，陈其采离开了军界。
在袁世凯的打击下，陈其采内心极为苦闷。今后的路该怎么走？随后而来的一件事改变了陈其采的一生。
陈其采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同期有一个叫冯耿光的同学，此时任中国银行总裁。正当陈其采苦闷之时，他发了一封邀请函，请陈其采北上任中国银行总文书。在一段时间的思考之后，陈其采欣然同意北上任职。从此，陈其采由军界转入了金融实业。
但好景不长，冯耿光不久即辞去了中国银行总裁之职。随后陈其采也辞职南归。适值清末状元张春在南通创办的大丰公司缺乏主事者，陈其采遂应聘任该公司总经理一职，从事棉垦，经营实业。陈其采本以为下半生就以经营实业以富国民为己任，不料好事多磨。由于南通位于长江入海口处，滨海啤湿，陈其采即到此地，水土不服，遍身患疹，痒痛不止。虽经一年多的治疗，却无成效。无奈陈其采只好离开南通回上海就医，并应聘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
陈其采虽已离政治数年，但对政治仍是倍加关注，1923年，浙江军阀卢永祥通电不承认曹锟贿选的总统，并停止与北京政府的往来。北京政府乃下令撤去卢永祥浙江督军之职，并令江苏军阀齐燮元督部剿办，于是江浙战争全面爆发。陈其采不顾顽疾在身，与当时的社会名流阮性存、褚辅成、张一敖等奔走呼吁，力图化干戈为玉帛。陈其采以其军事、经济阅历和复杂的政治背景，逐渐在经济领域取得了较高的地位，到本世纪20年代初，他脐身财界高层，与张静江、虞洽卿、叶葵初、蒋抑厄、李馥苏、陈光南、宋汉章、张嘉廒等人齐名，共为江浙财团的头面人物。
1924年，孙中山委派蒋介石负责筹备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蒋介石电邀陈其采赴粤任职军界。陈其采到了广东，却婉言谢绝了蒋介石的使命。
他说：“我虽军人，但脱离军界已经很久，有些事情已很不熟悉了。若勉为其难，恐怕会误大事”。蒋介石却很坚决。因为他知道陈其采既留学日本多年，又曾在军队多年，在军界有很多是往日的同学、同事，甚至学生。蒋介石要利用的是他的影响。更何况陈其采之兄陈其美曾提拔了蒋介石，如今蒋介石是该报恩了。他对陈其采说：“先生自幼矢志革命，为国家做一番事情。如今国民革命在即，正须借用先生这样的同志相助，先生岂能坐视，请先生万勿推辞。”
陈其采见蒋介石如此“诚恳”，也不好意思再推辞不出。再三思考之后，他回答蒋介石说：“年来滥竽银行界，对于金融略有认识。北伐筹饷，愿对此效力。”
蒋介石只要陈其采能出来为他办事，倒也不在乎他是在金融界、军界。于是同意了陈其采的请求，任命他为全国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浙江省分会会长，负责与金融界联络，筹切助北伐。
当时江浙尚在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势力范围之内，而孙传芳又是北伐对象，在他的老窝里筹饷，甚是艰险。陈其采化名“陈安”，通过种种渠道，屡屡往返于广东、上海及浙江的普陀一带，使大批款饷源源不断流向广东，有力地支援了北伐。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同时，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市。至此，直系军阀孙传芳彻底溃败，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正当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际，蒋介石却叛变了革命，举起了屠刀，向革命群众挥舞。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18日，成立了由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南京国民政府。
自此之后，陈其采死心塌地地跟随蒋介石，历任浙江省财政厅长、江海关监督、江苏省财政厅长、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筹创超然主计制度，陈其采任筹备委员会主任。
2．记得当年陈其美
在陈其业三兄弟中，名声最为显赫的要数陈其美。他是陈氏家族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不仅在同辈人中闪射出烁人的光芒，而且还以其光亮昭示了下一代人走向声名显赫的道路。
陈其美，生于1878年，早年在乡间也曾读过几年书。但在他1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为了使自己所经营的商业后继有人，竟要他弃学从商，年幼的陈其美只能唯父命是从，到崇德县北的石门镇的善长典当铺，随杭州人吴小舫学习典当业。和陈其业、陈其采相比，在老爹陈延佑的眼里，陈其美肯定是最不争气的儿子。中国的传统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有读书有出息，前途才最大。在陈氏三兄弟中，最初都是想走一走科举这一条路的，而且老大陈其业和老三陈其采还都中过秀才。惟有老二陈其美，刚过15岁，老爹陈延信便勒令他弃学从商，绝了他读书做官的路，在一个名叫善长的典当铺当一名小学徒。习商之余，他经常阅读报纸，十分关注世界大事，中国国情。对清政府的腐败，他极为愤慨。在致亲友的信中，他“痛言清廷失败，须人民自图振作，20年后方能重振国威，洗雪国耻”，并力劝弟弟陈其采东渡日本求学。从1891年到1902年，从15岁到26岁，一干12年，陈其美的学徒生涯还没看到完结的样子。1902年，陈其采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刚刚23岁，就出任驻沪新军统带，不久便出任湖南武备学堂监督。陈其美在典当铺干了12年，学徒还没干完，陈其采只在日本留学5年，就得到了湖南武备学堂监督这样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兄弟间巨大的差异，不能不使陈其美产生改变现状的想法。他觉得，要想改变现状，最好也是走陈其采的路。
1902年，陈其采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到了故乡。在他回乡之后，陈其美经常听他讲述日本崇拜中国古代民族英雄的种种见闻，阅读他从日本带回的有关岳飞、文天祥等人生平事迹的书籍。了解了民族英雄们抵御外来侵略，反抗民族压迫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联系现实生活中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清政府的腐朽卖国，陈其美的思想激起了阵阵波澜。特别是当他听到陈其采讲述日本富强之源，“在变法维新，振兴实业”等国富民强的道理后，他深切地感到中国必须作一番彻底的改造，才能跟上世界潮流，摆脱亡国灭种的危险。他又觉得自己身居石门，习商十余年，见闻孤陋，天地狭窄，很难施展自己的抱负。因此他决定辞去典当铺职业，易地另谋发展。1903年，他离开了石门镇，来到了上海，在同泰康丝栈任助理会计。
上海是当时新学运动的中心，也是救国运动的中心。激烈的革命潮流，使陈其美大开眼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四处交结仁人志士。在上海，他先后结交了革命党人秋瑾、徐锡麟、谭人风、张静江等，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活动。这时他才感到自己所从事的商业于国于民都没有什么大的用处。他曾慨叹道：“商贾征逐未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于是，他放弃了商业救国的理想。在任湖南长沙新军统带的弟弟陈其采的支助下，于1906年东渡扶桑，先入警监学校，后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
进入20世纪初的几年，中国留日学生每年都有几千人。而在这些人中，很多人都是想学军事的。按规定，中国人想进日本士官学校，先得入预备学校成城学校。以后成城学校改名振武学校，中国人想进日本士官学校，就得先进振武学校的大门。由于想进日本士官学校学军事的中国人实在太多，振武学校容纳不下，为了防止想学军事而又入不了振武学校的留学生们闹事，满足他们学军事的愿望，清政府和日本政府协调，成立东斌陆军学校，专门“收容被振武学校拒之门外，拟习军事的自费中国青年”。东武陆军学校的创办人是日本人寺尾亨博士。
当陈其美到东京时，正值同盟会成立后不久，为了壮大革命力量，回国发动革命，总部在东京的同盟会大力招兵买马，扩充实力。陈其美在留日学生中，岁数是比较大的，商界的多年锻炼，使他显得精明强干，很快在留学生中获得了良好的声誉。
这年冬，陈其美加入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履行入会手续时，他庄严地宣读了如下誓词：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失忠，有始有卒，……
加入同盟会后，陈其美便踏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1907年，革命党人多次发动了反清的武装起义：
5月，陈涌波在潮州黄岗起义；
6月，邓子瑜在惠州七女湖起义；
7月6日，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在安庆宣布起义；
7月15日，秋瑾在浙江绍兴就义；
9月，王和顺发动广西钦州、廉州、防城起义；
12月，黄明堂发动镇南关起义；
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下，这些武装起义均失败了。但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意志更坚，又派留学日本的革命党人回国参加起义。1908年春，陈其美在未读完东斌学校课程的情况下，便肩负起反清的革命重任，踏上了回国的征途。
在革命党人诸巨头中，和黄兴、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相比，陈其美的资历是比较浅的，他参加同盟会的时间比这些人都晚。陈其美之所以取得较高的地位，一方面是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后坚决支持孙中山，但更重要的是陈其美的机智。能干和敢干。
陈其美小的时候就非常机灵勇敢。有一次，在冬天，和小伙伴们一起玩烧野草的游戏，他们背着风，用火柴分头点火，火顷刻间便烧了起来。看到熊熊燃起的大火，小伙伴们高兴得又蹦又跳。不想一个小伙伴不注意被绊倒，被燃起的大火点着了衣服，引火烧身，小伙伴们马上高兴不起来了，吓得四散奔逃。被烧着了衣服的小孩也吓得手足无措，号陶大哭。在这紧要的关头，陈其美冲了过来，抱住烧着了衣服的小孩，将他推倒在地上。两个小孩在地上一阵乱滚，很快就扑灭了小孩身上的火。
还有一次，是陈其美10岁那年，他闲来无事，和一群小同伴们在湖州野外的空地赶马玩。正玩得高兴，一匹马突然从他们身后追来，气势汹汹，小同伴们都吓得呆了。陈其美急中生智，拼命地继续向前跑，当听到马蹄声就在脑后时，突然扑倒在地上。烈马忽然失去了追逐的目标，戛然停住，回首四顾。就在此时，陈其美突然跃起，猛击烈马。马突遭袭击，惊恐交加，慌忙奔逃。
1908年陈其美回到上海后，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这年冬，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四岁的小孩博仪继位，朝政日非。陈其美十分兴奋，认为是进行革命的极为有利的时机。于是着手准备在浙江发动起义。
1909年，陈其美在上海马霍路（今黄踣路）德福里一号设立了革命总机关天宝客栈。为掩人耳目，明为纵情声名．实则暗地联络江浙一带革命党人，革命党人戏称此机关为“梁山泊”。革命总机关设置好后，浙江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密谋起事。不幸同盟会中出了一个名叫刘师培的叛徒，向两江总督端方告了密，天宝客栈被抄，陈其美恰好因事外出，才免遭逮捕。经过这次事变，陈其美在浙江的革命计划不得不暂时中止。
但陈其美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行动。
为了控制和利用帮会组织，扩大反清革命的力量，陈其美加入了上海的青帮，并成为帮会头目。
为鼓吹革命，陈其美又先后在武汉、上海创办《大陆日报》、《中国公报》、《民声丛报》、《民立报》为了向外国人宣传，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在上海还创办了当时国内第一份也是惟一份英文日报《大陆报》。
为训练造就革命军事人才，他结识了津门大侠霍元甲，并同霍元甲一起创办精武学校。陈其美亲自挑选意志坚强、体格强健的革命志士50人，学习拳术、军事。毕业后，这50人到各处再组织同样性质的学校，每人教授50人。陈其美认为，照此下去，不到10年，即可练成数十万甚至百余万体格强健。并具有军事学知识的青年，成为革命军的中坚。
为有计划地组织长江流域的起义，1911年7月，陈其美与宋教仁、谭人风等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召开会议，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
为增强反清革命力量，他冒着大暑调解宁波、奉化渔民械斗事件。从此奉化的渔民与同盟会建立了友谊，以后又组织敢死队参加陈其美领导的武装起义。
为了革命，陈其美积极地准备着，耐心地等待。
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枪声。起义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两三天内先后攻占了武昌、汉阳、汉口三镇。革命首先在武汉取得了胜利。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等相继独立。陈其美在知道这些消息之后，兴奋异常，立即策划江苏、浙江和上海的武装起义。
11月，陈其美在上海领导武装起义，攻占江南制造总局，光复上海。上海的光复有力地推动了辛亥革命的进程。孙中山先生也高度评价陈其美：“为吾党健者，于沪上握东南之锁钥，其功最大”。
上海起义之后，陈其美被推选为沪军都督。随后组织联军，攻占南京，并通电独立各省，筹建临时政府。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中华民国成立了，陈其美可谓是中华民国的开创者之一。
但人们还尚未来得及为中华民国的诞生而欢呼，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又被独夫民贼袁世凯窃取了。
在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下，陈其美参加二次革命，起兵讨袁，自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但终因孤军作战而失败。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甚至电车上，到处贴着悬赏5万元捉拿陈其美的告示。陈其美被迫藏匿上海租界。
讨袁的失败，并没有使陈其美丧失信心。1913年10月，陈其美再次东渡日本，协助陈中山筹建中华革命党，成为该党内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干部。
陈其美是蒋介石的盟兄，在政治上，蒋介石是靠陈其美起的家。蒋介石1906年去过一次日本，1908年春第二次去日本才进入振武学校，陈其美于1907年夏入日本东斌学校，两人相识完全是出于偶然。
夏末的一天，陈其美早晨起床后，前往东京的西片时散步。在走到一处小树林边时，透过一丛树干忽然看到一位20多岁的中国青年在舞剑。于是走上前去一问，才知道他是清廷派往日本官费留学生，正在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校学军事，浙江奉化人，名叫蒋介石。
这时的陈其美已经是同盟会员，他看到蒋介石机灵英武，又是浙江同乡，学的是同盟会中人才缺乏的军事，更产生了结为知己的想法。于是为了革命事业陈其美与蒋介石的交往日益亲密起来，蒋介石经常去陈其美的住处聊天谈心，陈其美对他也另眼相看，倍示亲切，两人相处，如同兄弟。不久，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加入了同盟会。
在这期间，陈其美和蒋介石又结识了另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士官学生黄郭。由于三个人志趣相同，经常在一起谈论天下大事，关系越来越密切。陈其美提出，要和黄乳及蒋介石结为兄弟。陈其美是1878年生，蒋介石是1887年生，算来陈其美要比蒋介石整整大9岁，黄郭的岁数也比蒋介石大得多。所以蒋介石竭力谦让，自称自己担当不起。不敢和年长的陈其美和黄郭称兄道弟。后来在陈其美和黄郭的极力坚持下，他才同意结拜。这样，蒋介石最小、黄郭和陈其美便自然地成了他的盟兄。三人互换了兰谱，盟约称“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蒋介石还特将誓言刻在两把宝剑的柄上，作为礼物，分送给了两位盟兄。这一次结盟，缔造了三人的终身友谊。尤其对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崛起，有非常大的影响。
不久，陈其美回国，在上海马霍路德福里一号设立了秘密革命机关天保客栈。在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陈其美纵情声色，放荡不羁，目的是掩人耳目，实际上是在联络江浙一带革命党人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蒋介石正在日本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师团第十五联队当兵，当时上海的革命力量已准备成熟，可是缺少军事指挥人才，陈其美致电蒋介石，催他回国。蒋介石便向野炮兵第十三师团师团长长同外史请假。长冈外史表示：“你们这些留学生是清廷陆军部委托我们管理的，没有清廷的许可，不能许可擅自回国。”蒋介石在遭到拒绝后，又去找联队长飞松宽吾请假，在联队长的职权范围内，最多只能给48小时的假。于是，飞松联队长准了蒋介石48小时假，同时对蒋介石说：“你如果在48时内不归队，就要被当作逃兵而受到宪兵的缉查。”
蒋介石在得到48小时的短假后，即会同同时准假离队的张群，从高田乘火车到东京。向同盟会驻东京浙江支部领取路费后，48小时期限已到。于是，蒋介石、张群二人脱下军装，蒋介石换上日本和服，张群换上日本学生装，登船启程，返回上海。在登船之前，蒋介石将在高田野炮所穿军服和所佩军刀寄回高田野炮兵联队，以表示自己离队的决心。
蒋介石回到上海后，被陈其美派往浙江领导起义。1911年11月4日夜，蒋介石任担当敢死队的炸弹队的临时指挥官，指挥第一队张伯歧、第二队董梦姣、第三队孙贯生和步兵一个营进攻浙江巡抚衙门，先后攻占巡抚署、军械局、将军署和旗营，浙江起义成功，公推汤寿潜力都督。随后，蒋介石返回上海，出任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的沪军第五团团长，隶属黄都为师长的沪军第二师。
上海起义成功后，由于领导起义的各革命团体互不统属，因而造成了混乱，领导人之间很快便陷入争权夺利之中。领导起义的核心人物是李燮和和陈其美两人，于是这两人马上成为竞争沪军都督一职的对手。
19if年u月6日下午，推举沪军都督的大会在上海城小东门的旧式五开间高大平房海防厅内举行。海防厅内外，由肩背步枪的卫兵警戒，门上贴着“沪军都督推选大会”的红色字条。下午2时，陈其美身穿学生装到达会场，前后跟着陈其美的把兄、洪帮老头子范高头的徒弟，号称“四庭柱”之一的刘福彪率领的几十名敢死队队员。刘福彪跟着陈其美走人会场，敢死队员们则留在了外面。
这时，李燮和骑着高头大马也进了会场，腰悬佩刀，背后跟的是几十名商团团员。
推举都督的会议不久便陷入对恃的局面。商团代表以李燮和“军事学识渊博，指挥上海光复任重功高”为由，提议李燮和出任都督。同盟会和会党方面则推陈其美为都督。争执之中，黄郭拔出了手枪，声称是陈其美先进入上海制造局，立下第一功。这时在场的商团军官也拨出了手枪，称陈其美进制造局后即被拘捕，后来是李燮和指挥全党和商团攻下制造局的。双方争论不休，大有火并的气势。这时刘福彪高举手榴弹，突然大声吆喝：“攻打制造局，陈先生吃了那么大的苦头，都督非选陈先生不可，否则我手榴弹一甩，大家同归于尽”。于是，陈其美被推为沪军都督。李燮和在争夺都督中失败，又不愿受陈其美的指挥，一怒之下，跑到吴淞，自任吴淞军政分府总司令。
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不久，和担任浙江军政府总参谋的陶成章又发生了矛盾。1912年1月14日，在陈其美的指使下，由蒋介石具体策划，派人刺杀了陶成章。
1911年7月初，一次在上海嵩山路开会，陈其美和陶成章两人意见不知，就发生过陈其美拔出手枪，欲击陶成章的事件。在此之前，陈其美在上海急需款项，而正值陶成章从南洋募款回来，手中有钱，陈其美向陶成章要钱作为革命军费，陶不仅不给，还对陈其美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用。”陈其美对此非常愤怒。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浙江都督汤寿潜调任交通总长。所遗浙江都督一职，推荐由章太炎、陶成章、陈其美三人中一人担任。章太炎是光复会会长，威望颇高，闻讯后致电汤寿潜和浙江各界人士，表示自己“天性耿介，惟愿处于民党地位”，极力推辞，推荐陶成章出任。陈其美对出任浙督兴趣颇大，派蒋介石等人前往杭州活动，但浙江各界对陈其美表示冷淡，更欢迎时任光复会副会长的陶成章，这引起了陈其美的忌恨。
刺杀陶成章之前，上海已有陈其美要刺陶成章的传闻，陶成章听到后，更换了几次住所。由于当时陶成章正处在病中，最后移人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1912年1月13日，蒋介石对陶成章的部下张伟文、曹锡爵说，他和陶成章本没意见，想对陶成章说明，以解除误会。下午4点陶成章约见了蒋介石，二人谈论得非常投机。谈完后，蒋介石询问陶成章的住址，陶成章写了一个纸条告诉了他。在探明了路径后，第二天深夜，蒋介石派人刺杀了陶成章。
陶成章被刺后，孙中山严令缉拿凶手，直接行凶者王竹卿被捕获判处死刑，蒋介石为躲避攻击，离开上海，前往日本。
1913年陈其美在上海起兵讨袁。7月18日，宣布上海独立。陈其美在上海宣布独立，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宣布的。当时袁世凯的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和海军总司令李鼎新都反对上海独立，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也拒绝了陈其美和平接收制造局的计划。而孙中山又急催陈其美在上海响应已宣布独立的江西李烈钧和南京黄兴。陈其美不得已，被迫命实力不足的讨袁军进攻制造局。
陈其美的讨袁军由沪防各营、刘福彪的敢死队、钮永建的松军、镇军、浙军第六十一团和三十七团组成、总共只有几千人。上海宣布独立以前，蒋介石被陈其美派往辛亥革命时曾由蒋介石任团长的原沪军第五团，此时为北军的第三十七团去做发动工作，但该团团长陈其蔚取消极态度，避而不见蒋介石的面，蒋介石只说服了九十三团的张绍良营参加讨袁。
1913年7月23日凌晨，按照蒋介石预定的作战计划，各路讨袁军分头进攻制造局。不久，松、镇两军攻击望道桥，初战告捷。但北军不久反攻，海军总司令李鼎新命令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兵舰炮击讨袁军，松镇两军被迫后退。此后，讨袁军又多次进攻，损失巨大，进攻毫无收获。27日，讨袁军各部退往闸北。不料当晚英租界当局应闸北士绅夏粹芳请求，突然派万国商团和租界巡捕开进闸北南海会馆讨袁军总司令部，并将退往闸北的奋勇军和松军全部缴械。陈其美被迫将司令部转移到吴淞。
陈其美退到吴淞后，一直跟随陈其美的福字营司令刘福彪，经程德全策反，密谋叛变。此事被吴淞要塞总监和司令白逾恒、居正所知，8月6日，二人击败刘福彪。此后，在海军总长刘冠雄和海军总司令李鼎新指挥下，海军围攻吴淞炮台。在弹尽粮绝、士气衰颓的情况下，8月12日，钮永建代表讨袁军接受红十字会的调停，双方停战，钮永建、居正等率讨袁军千余人，退往嘉定，上海二次革命讨袁失败。
上海讨袁失败后，陈其美流亡日本，善后工作。交由蒋介石处理。不久，蒋介石也流亡日本避难。
1913年M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检讨失败原因，认为关键在于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众说纷纭，行动不一致，因此强调加强纪律。陈其美也认为需要振奋精神，加强纪律。这样，在陈其美大力支持下，孙中山于1914年7月在日本组织成立中华革命党，孙中山自任总理，陈其美任仅次于总理的总务部部长。
由于蒋介石精通军事，长于策划，越来越得到陈其美的倚重。1914年初，陈其美特将他介绍给孙中山，受到孙中山的单独接见，蒋介石头脑清楚，见解深刻，孙中山对他大为赏识。这为蒋介石以后政治上发迹准备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由于陈其美的大力扶持和孙中山的赏识，1914年夏，孙中山亲命蒋介石回上海策动武装起义。蒋介石于上海小沙渡设司令部，自任第一路司令官，准备兵分三路，夺取上海。但未及行动，计划就被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侦知，郑汝成下令立即搜查蒋介石的司令部，一些革命党人被捕，四人殉难，为起义准备的枪械、弹药、文件、旗帜都被搜去。
这次起义失败以后，蒋介石不仅在中华革命党和孙中山的眼中地位大为提高，在北洋政府和袁世凯那儿也挂上了号，袁世凯立即向全国下令，通缉蒋介石等主谋。蒋介石被迫躲到革命党人张静江家中，不敢露面。
不久，张静江家中也住不下了。秋瑾的战友、辛亥革命时著名的革命党人之一王金发，指挥密探夜间到张静江家来捉蒋介石。碰巧这天蒋介石到朋友家小坐，回来时看到张静江家周围有很多可疑的人在活动，蒋介石向来机警，立即逃脱，才未被王金发捉住。由于在张静江家的暴露，蒋介石在上海已无处藏身。这时正好陈其美从日本发来电报，要他前往东北，去策划和领导东北革命。这样，蒋介石在第一次独挡一面失败后，又接受了孙中山和陈其美交给的第二项任务。
蒋介石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期间，孙中山接到东北一位名叫宁孟的革命党人的报告。宁盘声称，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军队已经运动成熟，倾向革命，请孙中山即派得力人员前往主持工作，孙中山对此深信不疑，即派蒋介石和丁景梁前往东北。
蒋介石、丁景梁二人到达东北后，发现东北在张作霖统治下根本不存在革命条件，宁孟说东北革命条件成熟，纯属谎报军情，骗取革命经费。8月，蒋介石回到日本。
1915年10月，孙中山委任陈其美为抛沪司令长官，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5号安家，作为反袁活动的总部。陈其美便邀蒋介石回上海，帮助策划起义。蒋介石回到上海后，出任参谋长，首先和陈其美筹划，利用11月10日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前往日本领事馆，祝贺日本大正天皇登基的机会，刺杀了郑妆成。随后，蒋介石拟定“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计划先发动海军兵舰起义，然后占领上海江南制造局，控制上海。
3．启蒙历程
陈果夫5岁学识字，11岁“开荒”。13岁时在陈其美的影响下，开始从无忧无虑的儿童王国走出来。外面的世界诱惑着陈果夫，为了求学，陈果夫到城隍庙抽签。读书时，由于接近火炉，竟将左眼烫伤，年幼的陈果夫只得戴上一副眼镜。学校闹学潮，陈果夫独自躲在屋里读书，为此受到学校的表扬。陈果夫说：“我最大的脾气是不肯人云亦云。”
公元1887年11月，17岁的陈其业与何氏结婚，何夫人既有大家闺秀之通达，又有小家碧玉之聪慧，因此，陈其业与夫人何氏感情很深。1892年农历九月初七甲时，陈其业的长子陈果夫降生，1900年，30岁的陈其业得次子陈立夫。1910年何夫人因产后身体虚弱，不能支持，产后不到10分钟就去世了。
陈果夫小时候相貌十分英俊，家里人和亲戚朋友都很喜欢他，因此，陈果夫就有了三个寄父。别人家的小孩认寄父，是为了好养活，怕命中“五行”与父母相克，找一个寄父替代，便好保全一生平安，而陈果夫的寄父是别人去要的。虽然，三个寄父对陈果夫的生活都没有多大影响，但陈果夫却享受了更多的父爱。
陈果夫5岁时，跟父亲及大姑识字。陈果夫后来在回忆童年启蒙时说：“父亲教识字时并不很凶，不过我不识得字的时候，见了父亲，非常害怕。因为我父亲不用手打我，是用最响的声音从我耳朵里打动我的脑筋。所以每次遇到一个字不认识的当儿，经父亲括辣辣的一声，连其他已认识的字也会忘记了。我每天上午认8个字，有时下午再认几个，都是我父亲随想随写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对一个‘沓’字，认了几天；有一次认8个字，认了半天，还是不认识。父亲把我的鞋子脱去，挂鞋在方凳上，关在房里，等到傍晚我母亲做好棚子上楼来把我的眼泪揩干，才领了出来。所以我母亲对父亲说：“你的声音愈响他愈怕，愈怕愈不认识了’。但是事实上还是因为我不认识字，他才声音响起来。不过所认之字，确乎大有难易之分。我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类书，由大姑母教的也不少。大姑母教这种有韵的书是很高兴的，因为她有时候自己也要摇摇摆摆地读几首‘唐诗’，唱几只小调来解闷的”。
湖州儿童上学启蒙，俗称“开荒”。陈果夫8岁“开荒”。“开荒”老师是沈若臣先生。“开荒”的那一天，“外婆家办好了三牲、糕点水果、香酥之类，预备我拜文昌；又买了许多书籍文具，用红纸包着送给我；同时又有一套小小的礼服，命我穿着拜文昌，拜先生。我父亲和先生也穿了礼服。我拜了先生之后，先生命我坐在旁边，教我上第一课书。当时所用的课本是《书经》。我读《书经》中的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黝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民于变时雍。……’那几句，读熟了，然后我父亲恭恭敬敬的请先生吃酒席。接着亲族中，有送书籍文具的，亦有向我父亲母亲道喜的，整整的忙了一天。第二天，父亲还领我去谢先生”。陈果夫在后来回忆说。
陈果夫在“开荒”前已读完《千字文》、《百家性》，大姑教以《三字经》、唐诗、识字数千。“开荒”后人隔邻叔祖五公公陈锡百先生私塾读‘史鉴节要’、‘天文歌诀’。‘地理歌诀’等书。读后一点印象也没有。陈老师要睡午觉，照例先吩咐下午背书，在老师午睡醒后，扯一句谎，说已背过，就马虎的点头。混了两年，毫无所得。10岁，改人族叔陈元章先生新办的私塾。初读时很认真，两年之内读完《大学》、《中庸》、《论语》及《孟子》一部分；但是也得不到益处。因为老师的嗜好太多，如画画、丝竹。养鸟、养蟋蟀，有的作为经常消遣，有的随季节变换，学生的心分散了，老师的心更分散，最后索性抽起鸦片，甚至和别人合开烟馆，教书教不上半天，有时连夜学也不回来放。像陈果夫这样距离家里很近，不需要家里人来陪，而且是算守规矩的学生，因为天黑还是关在里面，一面哭，一面还得朗读，读得特别响，然后太先生或师母闻声出来，代放了学。陈果夫的父亲和母亲认为这种私塾太不成样子了，于是决定改送人其它的私塾。
陈果夫12岁，进了沈若臣先生的私塾。先温习四书，已读部分，由老师加以讲解；接着再教未读部分。四书读完后，老师照陈果夫父亲的意思，讲授《幼学琼林》；然后再教《古文观止》及《东莱博议》，同时作论文及圈点报纸。沈若臣先生的一切教法，确比前两位老师高明，专心教书。陈果夫在沈氏私塾读了两年，得益颇多。背不出书，也不大打手心。
陈果夫13岁那年冬天，陈其美从上海回到湖州老家，便向他讲了许多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事情，讲到了上海新式学堂，以及在这个新学堂里，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全新知识；此外，还对他们施以革命启蒙教育，讲到了外国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讲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如收回权利运动，拒俄运动，抑制美货运动。这一切，对兄弟二人都是那么新鲜，那么有趣，平生第一次，他们听到了“立宪”、“共和”、“救国”等全新的名词。
二叔陈其美的教导，在幼小的陈果夫心中，激起阵阵波澜，自此以后，他对自己的学习有了全新的认识，而且有了强烈的求知愿望。他认为，自己所学的知识太少，并且对社会，对国家没有实用，他必须去学习更多的有用的知识，以实现自己的救国救民大志，为国家、社会服务。
二叔的教诲，使幼小的陈果夫开始从无忧无虑的儿童王国走出来，使他比同龄孩子更早地思考社会与人生，更早地走向成熟，使他的少年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便越来越发觉自己的家乡太狭、太偏僻、大闭塞、太落后。这里，已不能很好地满足自己的强烈的求知欲望了。他必须离开家乡，到外面的世界去闯，去求学了。
而此时，一个极好的机会已降落在他的面前！
当时，正好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三叔陈其采也回家过年。从日本回国后，陈其采就职于湖南武备学堂，这是一个在当时国内较好的武备学堂，学校建设得很好。于是，回家后，陈其采便极力宣传湖南的学校很好，教学质量是如何高，教学内容又是如何之新。一席话，说得早有外出求学愿望的陈果夫怦然心动，于是当即便提出要随三叔去湖南读书，对此，二叔陈其美也十分赞同，这样，他的父亲只好同意。
但是，事情并不如此简单，还要过母亲一关。对陈果夫的要求，何夫人从心里也很赞同，但母亲毕竟是母亲，对年幼的儿子远去湖南，总是放心不下，便去征寻其婆母陈果夫祖母的意见，听完祖母的意见后才能最后决定。
这样，何去何从的“生杀大权”便操纵在祖母手里。
而祖母一生笃信佛教，一生凡是大事，总要问菩萨，然后才作决定。
于是乎，“大权旁落”，转到了菩萨的手里。
大年初一，陈果夫便在二叔、三叔的陪同下，同到城隍庙去问菩萨。在二叔告诉了他怎样抽签以后，他便神情严肃，十分恭敬地抽出一支签出来，兑了签诗后一看，顿时心就往下一沉。
原来签诗是坏的征兆，说是路上要遇到风浪，船翻人死。如此凶祸，如何能去？祖母知道了更不会允许。
一时，陈果夫心中一片失望，一阵焦急，脸上也愁云密布。
在这时候，二叔给解了围。二叔拿着签诗，微微一笑，告诉人：“不要信这，把它烧掉，再来一张。”
按常理，第一支签，才是菩萨真正的启示。因此，陈果夫并不敢烧，须知这是欺骗自己年迈的祖母！
谁知，二叔却催促道：“要外出读书，不妨骗骗祖母。”
想到自己强烈的求知愿望，想到自己的理想、抱负，年幼的陈果夫一下子来了勇气，他立即将签烧掉，然后再抽出了一支。
抽出一看，好家伙，是上吉。里面说的很好，于是心中大喜，便将签诗抄了下来，回家复命去了。
祖母看了签诗，再也不好阻拦，便说：“既然菩萨说好，那就跟了三叔去吧。”
这样，年幼的陈果夫便高高兴兴地踏上了去湖南之路。
到湖南后，陈果夫进了明德学堂小学乙班，这里书院众多，学堂林立、文化气氛相当浓厚。而陈果夫所进的明德学堂，又是最负盛名，是当时湖南第一所新式的私立学堂，教学方法与内容完全仿效西方，彻底打破了传统儒家四书五经式的模式，所请教师都是外国人或曾留学国外的新派人士，如黄兴等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都曾在此任过教。
明德学堂位于省城长沙市，这里是维新启蒙之家。戊戌维新时，只有湖南热烈响应，并积极筹措，开办学堂，举办新学，这样涌现出了如唐才常、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大批革命志士。
年幼的陈果夫来到这里，犹如鱼儿得水，满心高兴。在这里，他第一次学到了新鲜的自然文化科学知识，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学到了新思潮与新的文化，第一次认识到，知识的海洋竟如此浩瀚，并庆幸自己终于较早地跳了出来。
当时，刚来到这里，由于语文不通，他在学习、生活上都遇到了一些困难。对此，在他的《求学》中，有过论述：
“初进去时，言语不通，好像做了二三个月的哑子，过此才渐渐地听得懂，而且也能讲几句湖南话。暑假考试，得到第一名，有两位教员主张把我和第二名一位性罗的同学，一同升入甲班，并向胡监督请求了两次，终于答应了。我和姓罗的同学，在甲班只须读半年，就可毕业，总算跳了一年。可是问题在此：我们这一跳，有许多课程没有学过，在这半年之内，除随班上课之外，还要补上一年的课程，这是很费力的事，到毕业时，17人中，我名列11。虽然毕业，我的精神身体已经受打击不小，我因此以为这种跳级的办法，做学生的固然不可希望，就是在学校方面，也不应随便把学生破格提升，使他们的学业基础，大受影响。”
暑假考试，他便得了第一名。由此可见他在学校是如何地刻苦了，因为他除了正常学习之外，还要克服语言上的障碍，还要克服校方在教学方法上的一些不科学之处带给他的影响，因此，他往往比别人多花几倍的努力去学习。
另外，英语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他没学过英语，而明德学堂对此却要求很高，这对年幼的陈果夫来说，是副很沉的担子。
为了升中学，陈果夫真是豁出去了。放假后，他连三叔那儿都不去，一个人留在学堂里拼命地学。由于太接近火炉，有一次竟将自己的左眼烫伤，这样以致左眼的视力大为降低，为了弥补，年幼的陈果夫便配上一副眼镜，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小学者”。
“功夫不久有心人”，经过这一段时期的努力，陈果夫的英文水平大为提高，在升学考试中还名列前茅！
这样，在他15岁时，便考入了明德学堂第一期中学。
在中学里，他依然发奋学习，刻苦攻读。虽然中学的课程比小学深了不少，但在全班几十名同学之中，他依然名列前茅，且一直保持了下去。
在明德学堂，陈果夫逐步实现了自己的“蜕变”。在这里，他不仅学习了大量科学文化知识，接触了西方先进文明，更重要的是，他还受到了革命的熏陶。
近代的湖南，虽然深处内陆，但革命气息却十分浓厚，在学校里，“学生们在教室内接触到新的、经常是民族主义的观念，在校外则接触到日益活泼、直言不讳的报刊。”
20世纪初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朽卖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在广州等地举行武装起义，各地革命团体也在积极准备，革命浪潮一浪高于一浪。
1905年，上海人民为了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发起了规模庞大的抑制美货运动，一时全国各地响应，在湖南，首先由长沙工业学堂和师范学堂发起，联络湖南商务总会抵制美货，很快，长沙出现了商号不定、不买美货、码头工人不装、不卸美货的联合行动。
对于这一革命运动，陈其采积极投入，“三叔为提倡国货起见，平时吸烟和敬客，都买三星牌香烟来敬客，并发誓不再买美国品海牌。”三叔的爱国行为，深深地影响了陈果夫，他也投身于这场运动之中。对于这一段，陈果夫后来回忆说：“因此我也跟着提倡的潮流吃起香烟来了，自己觉得很得意地对人家说：‘我吸烟是提倡国货三星牌不是吸品海牌。’虽然后来为此吸上瘾，而戒的时候不大习惯了好几天，但这仍是一种痛快的事。”
正是在这种环境里，他不断学习，逐渐成熟起来。
当然，他在长沙市并不是死读书，“两腿不踏校外路”，相反，他很注意学习与休息相结合。当时，他住在三叔公馆，里空便与同在长沙学习的吴兴老乡冯祖銮划空拳，在闹着玩之中，陈果夫还有意无意地做起了彩票的玩意，“专门卖给标本部各职员”，他们今天这个高兴，明天那个高兴中头彩，到后来，结果，实在为我们开彩票的所得。”这件事当然是闹着玩，但已不是一般的玩，它已带上了投机色彩与商业意识。
他每当看到当官的骑马走过大街，便跃跃欲试。当然，衙门当官骑的马是不能随便让人偷的，对此他也知道，但总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渴望，于是，他便横下胆子，解开马绳就走。最得意的时候是骑在高头大马之上，当时昂首挺胸，俨然一位大官，想不到当官竟如此威风。每当坐在马上之时，幼小的心灵便想到日后有一天自己也骑在高头大马之上，接受着人们的称赞、羡慕……
“天有不测风云”，1906年秋天，王叔陈其采调离湖南，赶南京就任清军第九镇正参谋。这样，年幼的陈果夫在湖南便失去了靠山，变得举目无亲，再也呆不下去了。
在湖南读书的湖州学生，虽尚有6人，陈果夫家里对他一个人在外，总不放心。到了冬天，有一位姚新村表叔要回湖州，陈果夫家中去信嘱与姚表叔同行回家。向胡子清监督请假不准。陈果夫说：“因为我们这些留学生在明德读书，胡先生认为是最荣耀的事。他最喜欢我们阿三、阿四带了来，不愿我们一五一十的退出去。所以我们告假是不允许的，我不得已用对付祖母的方法，请父亲打一电报来骗胡监督，由姚新村老表叔假造两封信，再加一点骗料，胡监督就满口允许了。我在那时候除与姚新村表叔回来之外，实在没有第二个伴。伴约好了，由周姑夫（长沙知府周镜渔）派人照料到汉口，由陶仲登标统派人送到南京，我们就乘了只煤船离别长沙了。”船到湘江，满目苍凉，一群群大雁鸣叫长空，向南飞去，昔日峻秀、美丽的岳麓山如今毫无生气，孤零零地挺立在寒风之中，清冷的湘江水也不像往日那样欢快地唱着小调向远方那渴望已久的大江流去，只顾自己默默地无语东流……。站在船头，陈果夫再次深情地望了望这座自己生活、学习了将近两年的古城长沙，百感交集，只不知这一去，何时能重返旧地……。船行9日9夜，到达汉口，感到气闷。在船上见临舱躲着一位老人，询以尊姓，自称姓王。始知为革命健者谭人凤。住汉口，主人请吃饭，喝了一点酒，厕所又远，夜间把小便尿在床上。翌日，换船过沪回浙，不及参加年度考试，勉强读了一年中学。过年后投考湖州中学，得备取第一名。正月间，陈果夫三叔陈其采任职南京，乃决计只身赴京投考浙江旅宁公学，以学历故不能进中学，只能进中学预科，读了半年，以第一名毕业，这是他第二次小学毕业。明德虽著名，但当时程度不及江浙的中学。陈果夫说：“在那半年之内，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校中同学为了吃饭，曾经闹过一次大风潮。我因为他们闹的理由不充足，独自一个人不加入，几乎被大众所殴打。和我同房间的同学知道我的个性，多方为我解释，得以避免，风潮闹了一个月之久，学生终于失败了，我却始终在房里读我的书，毕业考试，我的学科成绩比第一名同学少了几厘。校长加了我的品行分数，改列第一，当众宣布，并当面称道我不少过分的话，而且要我下半年一定要读下去。可是这样一来，倒使我为难，不能再人其它的中学了”。
浙河旅宁公学中学预科毕业后，暑假时正想投考别的中学，适浙江创办陆军小学，陈果夫的表叔祖“杨谱笙先生要送他兄弟杨德及其内侄陆子冬去投考，我的二叔也来信，要我去考。他们当然都为革命做一种准备。我在暑假中又是住在第九镇司令部三叔处，环境如此，终于使我决定到杭州投考。照陆军小学的规定，是要招收高小毕业生以上的程度，我考了进去，算是第三次人小学了。像这样的读书程序，恐怕很少的吧”！陈果夫后来在回忆中说。陈果夫原来可以升人旅宁公学中学部，做第二次中学生的，因独自不参加闹风潮，和同学的感情较差，再加有人同行与二叔的函嘱，乃赴杭州，考入浙江陆军小学。虽称小学，程度却高于其他小学。陈果夫说：“陆小的功课有好几门和普通中学相同，也有关于高等学校的课程。教员亦很好，如刘秀平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教史地的，随时利用讲授机会，启发我们的思想，引导我们走向革命之途，都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又说：“我在这个学堂里对于学科太不用功，尤其英文一类的课程，下课以后就丢在抽斗内不大去看；而我所看的书，都是些‘警察法’、‘教育法’。‘卫生学’、‘国际公法’、文学书、小说以及各种杂书，而尤其喜欢看各种杂志，更喜欢看报，报中最好看的是两报的辩论，因为我不喜和人家争夺来看，所以我看报时间总在饭后，大家休息的时候。当我十六七岁时，身体正在发育时期，而常常患消化系的病，致永远吃身体衰弱的亏，到现在后悔来不及了”。
陈果夫在浙江陆小时做人就不肯人云亦云，他说：“我最大的脾气是不肯人云亦云--同他人一样地随随便便，有时候与各同学出去游西湖，别人要这样那样，碰着我不高兴，就独自一个人先回校。有时候他们无意识的玩，我还要责备他们，所以有许多同学做事都要避我。因为我管杨德（杨谱笙表叔祖之弟）太严，所以他们加“我一个绰号叫‘姆妈’，以后就由姆妈转变一个绰号叫‘老太婆’。这都是由管他人而得名的。后来到了陆军中学，还有些同学叫我‘道德经’，因为我有许多地方太古板了。起初不过随便地古板，后来大家晓得我古板，注意了我，使我不得更古板，要我屈服，着实不甘，后来我的行动自己也觉得不自由。但是自己不能解放，只得照着我的章程做去，那些小的地方，固然没有出人，但是我的意志在那时候训练了不少，至于什么叫‘道德经’我至今还是莫名其妙”。
陈果夫人浙江陆军小学的第二年，随着同学们的剪辫暗潮，剪去了辫子。其时为光绪三十二年，陈其美东渡习警监军事学，加入同盟会，结纳革命志士，与蒋介石结交，时以革命报刊寄杭州陆小，嘱为散发，传播革命思想。杭州陆小本来规定三年毕业，因为清宣统二年，皖系为要尽量安插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毕业生，称固其本身势力，迫使延长了一年的修业期限。学生对这件事非常愤懑。这时候陆小总办又是一位官气十足，吸食鸦片，腐败不堪的人。那时候，陈果夫已是同盟会的宣传员，又喜欢写通讯稿，寄到上海陈其美办的《中国日报》，陆续把所寄关于学校腐败情形的通讯登了出来。于是学生们愤慨的情绪，如火上加油，更是一天比一天高，终于酿成了一次大风潮，一直闹到抚台衙门。学生和上海及杭州的报纸联络得很好，布置亦很周密；控告总办的条文，件件是事实。当提学使来校调查的时候，学生都是很规矩的在上课，没有给提学使以丝毫可以指责的地方。有事实放在前面，总办辩无可辩，终于被撤了职，陈果夫在浙江旅宁公学风潮中，做了一个不盲从的人；在陆小的风潮中，欲成为一个主动者。陈果夫的二叔当时也从上海赶来和学生接洽。所以这一次风潮，可以算是陈果夫参加革命工作的开始。
辛亥年上学期4月，陈果夫毕业于浙江陆军小学，是第三次小学毕业，在陆小读了4年。是年春，陈果夫填具誓书正式加入同盟会。6月，人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肄业。可说是第二次人中学，这时陈果夫20岁。陆军第四中学校址后来就是中央军校校址。陈果夫说：“这时候个人的人生观比以前有进步，革命情绪亦一天高涨一天。在中学所上的功课和以前差不多，觉得无聊，便联络同学多做组织和宣传工作，武汉起义之后，更是积极进行。阴历九月初旬离开了学校，参加武汉保卫与支持的工作。我的学校生活从此可以说告一结束”。
4．赖有严母教诲
陈果夫与陈立夫的童年，在母亲的拳脚和严厉的教育下，心灵受到了深刻的洗礼。奇怪的和尚使陈立夫心灵顿悟，使他在人生的旅途中埋下了坚韧的种子。
对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二人的家庭教育，他们的母亲何太夫人非常严厉，她认定了这样一个道理：“小时候应该习劳苦，倘若舒服惯了，眼睛高了，长大以后决计做不好什么事，父母爱儿女切不可溺爱。”
陈果夫、陈立夫如若骂人，即使是跟着人家的孩子学一声，便会遭到她毫不客气的严厉训斥，为了这个，兄弟二人不知挨过多少次骂。如果在她斥骂的时候，不服气或者哭闹的话，那么她更会立即使用武力，直到打得孩子连哭都不敢哭，并保证以后再也不骂人时，才会罢手。
虽然，这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孩子的方式，但何夫人是一个不能文墨的普通家庭妇女，与溺爱孩子相比，这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从实际结果来看，它对二陈兄弟产生的效果也是很好的。
一次，陈果夫骂了隔壁张妈妈一声“那妈……”，被何夫人知道以后，她二话不说，拉起陈果夫就打，这还不解恨，她还将陈果夫关进柴房里，“禁闭”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后来陈果夫承认错误，许下以后不再犯的诺言后才被放了出来。这件事给幼小的陈果夫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走南闯北，四处奔波，但此事一直印在心中，以至后来回忆起来，还历历如在眼前。
给二陈兄弟印象很深的，还有母亲对他们衣食住行的教导。
当时陈家正走向衰落，但陈家的条件与一般人家比起来，仍然算是好的。按传统的观点，孩子的穿着好坏，显示着其家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正为如此，许多条件稍好的家庭便尽力打扮自家的孩子，以显示自己家的地位与条件。
但何夫人却认为，这样对孩子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他们从小吃好穿好，不知稼槍之苦，将来长大以后是不会有吃苦耐劳精神的。
虽然当时陈家的条件允许二陈兄弟穿得好一些，漂亮一些，但何夫人却不这么做，当孩子们羡慕别人家的小孩穿好衣服并进而提出要求时，她都是严加拒绝，从不动心。
不仅如此，何夫人要求孩子们穿得干干净净，整整洁洁，并且也对孩子们严格“把关”。每天，她都有一件“例常之事”，这就是检查孩子们的衣服，且十分细致，如果发现有弄脏的地方，脸色会立即变得十分严厉起来。正是在她严格的要求下，陈氏二兄弟自小就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即凡是有脏的地方，他们都不去，即使是要好的小朋友来拉，被强硬拉去了，也只是站在一边看，而从不介人。对此，其他小朋友会纷纷进行攻击，他们却置之不理。因为他们脑中往往会浮现出母亲那张严峻的面孔和那逼人的目光，这样，他们纵使内心很想玩一下，却也始终未敢去跨越雷池一步。
对小孩子的花销，何夫人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她认为：“长大了自会用钱的，小的时候，勿可弄惯，要吃东西要用东西有大人管，更勿用小孩自办。”话虽朴实，但道理却很深刻，小孩子的心灵是纯真的、洁白的，不能使它遭受金钱的腐蚀。
在此理论指导下，何夫人严格控制兄弟二人的一切经济行为。在这上面，兄弟二人也饱尝了皮肉之苦。有一次，8岁的陈果夫拿了家里的10个铜钱去买黄琏头，不巧被母亲发现了，何夫人二话没说，将陈果夫一下子接到床上，掀开其衣服，露出小光屁股，便是一阵猛打，打得陈果夫心悦诚服。自那以后，陈果夫再也不敢自己拿钱买东西了，无论母亲在不在家。
打骂，充满于二陈兄弟的少年生活之中，成为其母亲教育他们的主要方式，但有时，她也不采用这种方式，因为还有比这更好的办法。
小孩子是最容易忘事的，往往母亲的教训，玩一会儿之后，便在脑中烟消云散了。一旦看到母亲走来，心中便会恍然顿悟，可是为时已晚。遇到这种情况时，何夫人再也不打骂他们了，只是用严峻的目光看着像小犯人似的二陈兄弟，并要他们讲述自己的过失及上次所受的教育。在威严的目光相逼下，孩子的心灵便会发生一番深刻的洗礼。
从效果看，这种方法比打骂还管用，它对幼小的二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的陈果夫回忆时说：“经过第二次自己的回忆，或者看看母亲的脸，就不再犯了，渐渐地，也能够自治了。”
在体育运动上，何夫人对孩子们管制也十分严厉，她不允许孩子搞体育运动，不是因为她对体育运动有什么偏见，而是因为二陈兄弟的祖母生性好静，孩子们一蹦起来，这位老祖母便会生气，进而将果夫的母亲大骂上顿，而且，在骂的时候，她什么也不顾忌，什么脏话都骂得出，而何夫人还必须洗耳恭听。
一代骂一代，一代管一代，绝对的权威。这一骂，不但何夫人自己受不了，而且全家上上下下都会因此而不痛快。虽然在孩子面前说一不二，但她却不敢得罪婆婆，不敢表示不满。于是，只好管住自己的孩子，不准他们搞体育运动。
何夫人一旦发现孩子们进行体育运动，她便会将孩子们拉到一边就打。由于自小缺乏体育锻炼，二陈的身体都十分瘦弱，特别是陈果夫，给人的印象是又瘦又小。”成年后仍被病魔缠身，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疾病痛苦中苦苦挣扎，并未能安详、顺利地走向另外一个世界。
对子女，何夫人十分严厉，虽然如此，其实她内心，对二陈兄弟却倾注了极大的爱心，在严教之中，作为一个母亲对子女的疼爱之情也一直融汇于其中，只不过，表现得较为隐秘罢了。
虽没有念过书，何夫人却很能识大体，也正是从长远的眼光考虑，她才采取严教的方式。如针对两个孩子自身的不同特点，分别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陈果夫生性喜静，根据这个性格特点，在他长到六七岁时，母亲便常常教他做手工，以此来发展他的智力；而陈立夫则不同，他生的机灵并且好动，因此，他母亲便不像教果夫那样教他，而是要求他学习女红，并且准许他出去与其他的孩子一起玩，去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以此来发展他的智力。
陈果夫与陈立夫的幼年，正是在这位严厉的母亲教育下度过的。在母亲的严厉教导下，他们一步步成长，一步步走向懂事，走向成熟走向独立。
应该说，母亲给予他们的，是深深的母爱与良好的教育。使他们逐渐学会生活的能力。对此，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二人的感受更直接。“我们的母亲是非常慈爱的，始终怀着依恋和感激的情绪，而在这依恋感激的成份中间，我们更抱着一种敬畏的心理。”
正因为如此，母亲在兄弟俩的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即便时光的流逝也无法冲淡它，这正如陈果夫所说“她的一切索绕在我的脑际，并不因为时间久远，而稍有淡漠。”
少年时代的陈立夫，是一个无忧无虑的顽童。他生性好动，在学习之余，总和一些小孩踢球、爬树、掏鸟窝、投石子、斗蟋蟀，经常是忘记了吃饭，忘记了回家。整天，他沉醉于一个调皮、玩耍的儿童天国里，根本没有去考虑他的未来，他的理想，更没有考虑到怎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和其他的小孩一样，爱玩、调皮。因此，就更多挨母亲的教训。
日子在一天天逝去，犹如一潭平静的水，并未发生什么大的波浪。
然而，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既普通又不寻常的小事，它深深地打动了这位调皮而又天真的幼童的心。
每天清晨，在陈立夫上学的路上，他总会遇到一个和尚，留着长长的头发，头上还系着个铜箍，背上背着个韦驮菩萨像，在那儿走三步拜一步。
开始，陈立夫对此并未太注意。
但是，好几年过去了，每天，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地冻天寒，滴水成冰，这位和尚都是走三步拜一步，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从未间断，从未停歇！
终于，有一天，年幼的陈立夫忍不住好奇地问他：“法师，您为什么这么跪拜，从未停歇，这是什么意思啊？”
和尚答道：“我要造一座庙，所以天天得化缘，我这是去化缘，去城里，这样已有7年了。”
“您这样能盖成庙吗？”陈立夫觉得这真是天方夜谭，简直不可相信。
谁知，和尚却回答道：“一定可以的，你们小孩子不懂的。”和尚说完，又三步一跪地赶路而去了。
和尚的回答．给幼小的陈立夫以深深的打动，以前他一直生活在无忧无虑的自由王国里，很少具有像成年人一样百折不回、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从未考虑到他自己的未来与理想，更没有考虑到怎样去实现他自己的理想。
听了和尚的回答，幼小的陈立夫竟一直呆立在那儿，而和尚却已走远了。以前的陈立夫，从未涉足这些，今天上苍去安排他来考虑这些问题了。和尚的那种百折不回、坚韧不拔的精神使他深受感动，这种精神的种子已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在他那幼小的心中生根发芽。如果说，少年时代的陈立夫的生活与他的同龄人相比，有其特殊性的话，那么这件事便应是其中重要一点，它使无忧无虑的玩童开始思考理想、奋斗与人生，使他年幼的心里开始有了和尚那种精神之种。
1914年，14周岁的陈立夫也步陈果夫后尘，离开家乡湖州，赴上海求学。
到上海后，陈立夫考入了南洋路矿学校中学部，刚好陈果夫也来这里养病，兄弟二人过从甚密，小日子也过得十分惬意。
这样不知不觉过了两年，到了1916年5月。这时，平地风云变起，陈其美被袁党所暗杀，这使得陈立夫失去了经济后盾。
后在三叔的帮助下，他勉强读完了中学，考入了天津北洋大学采矿科，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
陈立夫读大学的年代，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大变化之时。这一时期，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新思想不断传入中国。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历史在此发生剧变，古老的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革命时期，随之，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时代在召唤，正是在此情况下，许多热血青年毅然投身到救国救民的时代伟业中去。
而此时的陈立夫，却绝然相反，尽管五四的浪潮汹涌澎湃，科学、民主的口号响彻晴空，他仍不为之所动，而是沉湎于科学知识的海洋里。每天，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天天如此，月月如此，根本不管外面的世界，真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人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不关我事。”
世界是很大的，人与人，都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分子，有时终生不相逢，不过有时，世界也显得很小，两个人彼此认为今生不能再相遇了，但命运又偏偏使他们重新走到一起。
多年以后，各奔东西的陈立夫和那个和尚又相遇了！
陈立夫24岁那年，大学毕业，为了写好自己的毕业论文，他便和同班同学叶秀峰回到故乡外义山进行矿产、地质调查。有一天，他们正走在山中，突然老天爷翻了脸，顿时乌云密布，狂风四起，顷刻瓢泼大雨直砸而下，两个年轻人全身一会儿便湿透了，更烦人的是，由于下大雨，山中大雾弥漫，看不清东西，这样他们一下如掉云海里，迷失了前进方向，一时真是不知所措。
一位回庙去的和尚，见他们如此狼狈，便将他们领到自己的庙里避雨，这下可解了年轻人的围。
这是一座刚盖起不久的庙宇，大雄宝殿的佛像都还没有镀金，偏殿也还没有盖完，大约还剩下一半。
好心的和尚，还拿出自己的和尚服，让他们换下湿衣服。
年轻人高高兴兴地换上衣服，便出来找这位和尚，感激他的帮助。这位和尚，怎么如此面熟？顿时，陈立夫脑中马上跳出了十几年前那位给自己以启示的和尚的面孔。
难道是十多年前在路上经常遇到的和尚！
十几年光阴过去了，如今他们又重逢在和尚自己盖的庙宇中！
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和尚一时十分激动，他指着刚建起的庙宇，很动情地告诉陈立夫，一个人只要立下志向去做，没有不成功的。这又给青年的陈立大留下深刻影响，直至以后他一直记忆犹新。
第二章 春梦无痕
1．陈其美无意托付身后事
陈其美对蒋介石说：“这是我的大侄儿果夫，很想参加革命，……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他。”又对陈果夫介绍说：“这是我常给你提起的我的义弟蒋介石，……是革命党人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以后你可以多多向他请教”。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浪潮一日高过一日。陈果夫正在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读书。他热切盼望自己也能投入这一滚滚革命洪流中去，但又不知如何行动。恰好此时，二叔陈其美从上海来南京策动南京武装起义，以策应武汉。陈果夫毅然决定随叔父投身革命。于是受二叔之命，将四中的同盟会员联合起来，成立了陆军四中同盟会分部，筹划在南京发动武装起义。
10月的一天深夜，濛濛的夜雨给这座古城增添了一丝寒意，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古城是一片宁静。但在这平静的夜中，南京陆军第四中学的一间教室的窗户上却长夜辉映着昏黄的烛光。
这是陈其美正召集陆军第四中学的同盟会会员密谋起事，为避免清廷爪牙的发觉，只点了几支小蜡烛。
灯光虽弱，但大家热情很高。陈其美用他那特有的吴兴调鼓动说道：
“武昌起事，全国响应。我等革命青年切不可坐视。南京在长江之下游，如能起事成功，与武昌相应，则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江南可自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缔造共和，肇于此时，我愿与诸君共同努力。”
陈其美的慷慨陈辞很快引发了大家的革命热情。一个瘦弱的青年应声而起：
“我等加入同盟会，便已立下革命志向，愿为革命献身。如今正是革命之良机，我愿追随陈先生，争取南京光复，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瘦弱青年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大家纷纷起身表示愿为革命而战。即使是因古板而被同学称作“老太婆”的陈果夫也是热血沸腾。
随着愿意革命的人数日益增多，教室已经容纳不下这么多人，以后开会只好改在操场。几乎每晚都在开会，做组织工作、宣传工作、联络工作等等。在陈其美叔侄二人的宣传鼓动下，四中同盟会会员们群情振奋，斗志昂扬，决心为争取南京光复竭尽全力，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但不久，四中同学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于是清军对四中加强防范，并采取行动，将储藏在四中的子弹运走，枪械也转移到秘密地方藏匿起来，同时将同情革命、与革命党人有联系的第九镇军队也陆续调往城外。此时，陈其美已回上海，陈果夫一时束手无策，只好和另外两名同学赶往上海请求指示。
当时陈其美因病卧床，正与蒋介石商议杭州起事之计划。陈其美见陈果夫，立即将果夫介绍给蒋介石。
“这是我的大侄儿果夫，现在在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读书，很想参加革命。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他。”介绍完果夫后，陈其美又转过头来对果夫说道：
“这是我常给你提起的我的义弟蒋介石，他是浙江奉化人，对于军事颇为熟悉，是革命党人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以后你可以多多向他请教。”
果夫垂着手答应道：
“是，我一定向蒋先生多多请教。”这一次见面，因为正赶上陈其美与蒋介石商议杭州起事计划，果夫不敢多说话，只是在一旁听他们两人商讨训练军队，起义的时间、地点等。他们谈的十分投机，果夫也听得人了迷。对于这一次见面的情况，陈果夫事后回忆道：“蒋先生威毅稳重的风度，使我第一次所生的印象非常深刻。”
这一次见面虽然蒋介石、陈果夫并没有多谈。但陈果夫既然对蒋介石“印象非常深刻”，自然为他以后投靠蒋介石作了铺垫。
在上海，陈果夫没呆上几天，在黄兴等人的指示下，便转赴武汉，参加保卫武汉之战。
原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清政府惶恐不安。在清廷的再三催促和请求下，袁世凯出兵进攻汉口。武汉面临的局势十分严峻。为保卫武汉，一批一批革命志士赶到了武汉。黄兴等人认为，既然清军防范甚严，南京起义可暂时推迟，可抽出力量支援武汉。况且武汉正遭清军重兵攻击，形势严峻。一旦作为革命中心的武汉失守，全国各地难以举义响应。
此时的武汉，硝烟弥漫，炮声隆隆。袁世凯虎将冯国璋正率领大军向汉口发动猛烈攻势。起义军奋勇抵抗，死伤无数，汉口发发可危。
陈果夫到达武汉之时，正是袁世凯命冯国漳率第一军猛攻汉口之际。陈果夫一到汉口，即到起义军军务部找到部长孙武，请求安排具体工作。
孙武考虑了一会儿，很严肃地说道：“现在汉口眼看就要丢失，汉阳则必须守住，我们准备加强汉阳的军事力量，你们愿意去汉阳吗？”
陈果夫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们为赴难而来，任何危险的地方都可以去。”
孙武颔首赞许，随即给果夫办了去汉阳的护照。
在汉阳民军司令部里，果夫被安排到炮兵排里当一名士兵。在汉阳，陈果夫表现得十分勇敢。
由于当时汉口即将失守，守卫汉阳的民军有很多哗变而散，有些阵地上有炮无人能放。陈果夫挺身而出，用在学校里所学的炮兵知识，教士兵放炮，忙得不亦乐乎。战时的生活是艰苦的，晚上没地方睡觉，大家就穿着衣服挤在一起，随地躺下。有时战事紧急还得睡在阵地上，本来身体就很弱的陈果夫难以支持，时常咳嗽、吐血。有一天晚上，他与部队一起运子弹到黑山，回来时又摇铁道上用的手摇车，非常吃力。他坚持了一阵后，忽然觉得天旋地转，倒地不省人事，十多小时后才苏醒过来。醒来后，他没有去休息，而是拖着虚弱的身体，继续投入紧张的工作。
10月31日，冯国璋率军向汉口发动总攻击。革命军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拼死抵抗，终因力量悬殊，指挥失利，汉口失守。
汉口失守后，汉阳便成了战争的前沿阵地。尽管汉阳军民曾几次组织反攻汉口，均未成功，却相反使自己受到损失。于是一部分革命军坚守汉阳，另一部分向武昌退却。清军得知汉阳虚实后，迅速向汉阳发动强大攻势。守军英勇顽强，拼死抵抗。陈果夫受命守卫设在汉阳兵工厂的民军司令部。
清军在进攻汉阳的同时，还派出大量奸细潜入汉阳城内，到处鸣枪、放火，制造混乱。民军司令部人员有的深人各部队加强领导，有时出去组织救火，也有些竟临阵脱逃。司令部主持工作的官员走光了，只剩下陈果夫与几名士兵。有的士兵见此情形，也提议大家一走了之。陈果夫坚持不愿离开，并说服其他人也留下来。他认为，司令部指挥官虽然走光了，如果有卫兵守着这儿，还可以唱唱空城计。如果卫兵都走了，人们一定以为司令部已完蛋，这样军心必然大乱。他选了一支最好的手枪，带足了子弹，坚守在司令部大厅里，随时准备应付一切突发事件。
不一会，民军和市民陆续将奸细抓获，带到司令部。他们以为陈果夫是司令部的指挥官，便将奸细交由他处理。陈果夫一时不知如何处置，只好把奸细关在大厅旁的房间里。
几小时后，清军攻势减弱，着火的地方已被扑灭，司令部的人陆续回来。他们听了陈果夫的报告后，对他这种临危不惧，机智勇敢的行为大加赞赏。
陈果夫随革命军在汉阳坚守一周后，黄兴来到了汉阳，任战时总司令，民军士气大振。黄兴发现陈果夫只是当一名士兵，颇感委屈了他，便将他调人汉阳府军政科，协助科长招募和训练新军。陈果夫到任后，工作认真负责，深受领导好评。他经常到民众中进行革命宣传，强调保卫汉阳的重要性，动员群众踊跃参军作战。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许多市民和郊县农民前来报名参军，很快一支近千人的防城营和巡城营便组建起来。陈果夫负责对这支新兵进行训练，很快使其掌握了一些军事知识，基本上能应付战争的需要。
11月23日，清军向汉阳猛扑过来，军民据守的美娘山。锅底山相继失守，汉阳危在旦夕。陈果夫将来自于南京陆军中学的学生集中起来，组成一支100多人的队伍开赴前线，这支特殊队伍在战斗中英勇善战，奋勇拼杀，许多人壮烈牺牲。不久汉阳失守，陈果夫随军撤人武昌。
黄兴等人撤人武昌后，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黄兴建议放弃武昌，顺流而下，去攻南京。然而多数人认为武昌是首义之地，应死守。共进会领导人张振武拔出战刀，声称：“敢言放弃武昌者斩！”会议最终决定坚守武昌。黄兴会后便乘船离开了武汉。陈果夫也认为黄兴所言有理，既然武汉难保，不如光复南京，来个围魏救赵。因此，他也随后离汉东下。
当陈果夫顺江东下时，南京已在沪军与江苏浙江等民军的联合攻击下光复。于是他直抵上海，找到二叔陈其美，希望参加一些实际工作。
此时，由于汉口、汉阳失守，很多革命党人纷纷东下云集上海。于是陈其美安排陈果夫负责接待这些革命党人。他工作认真，态度和蔼，热情周到地给他们解决生活和工作问题。这一耐心细致的工作，赢得了来沪的革命党人的普遍好感。
1912年元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也就在这一年，经过陈其美的介绍，陈果夫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之后，他曾多次去听孙先生演讲，对孙先生的革命意志和伟大人格敬佩不已。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写道会见时的情形：
“总理正和一位廖君谈话，用广东话，我听不懂。但他慈祥而又沉着的态度，使我肃然起敬。总理坐在沙发上，腰背挺直，坐了许多时候，一动也不动。”
没过多久，陈果夫在上海南京路国民党总部再次见到孙中山，并第一次聆听总理的讲演。据他回忆：“他演讲的姿态。声调、非常动人，那次留下的印象，永远没有淡忘。”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许多革命党人认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于是便刀枪人库，有的从事实业，有的重新进学校读书，有的则出国留学。南京的陆军四中也恢复正常学习。陈果夫原想回校复读，但经医生检查身体后，认为他肺部有病，不宜再学军事。后又有人建议他去法国勤工俭学，他为之心动。于是他决定去法国，并开始收拾行李，告别亲友，准备西行。不幸的是，他在从上海去北京的途中病倒，到北京后，经医生检查，确诊是肺病，这样法国之行又不得不取消。
连续几件事均未能如愿，陈果夫痛苦至极。就在这时，陈其美给了他许多安慰和鼓励，并劝他到日本去治病，待病愈后去美国留学。
2．果夫东瀛求医
1913年3月29日陈果夫自沪乘“春日丸”出发，31日早晨抵长崎，下午乘火车向东京进发。当时车船票价都极便宜，船价二等舱每人不过19元，从长崎到东京的头等车，亦只37．7元。4月1日到名古屋，下车在金君鹤侪寓所下榻，3日下午继续前进，当日抵东京。5日到东京有名的杏云堂医院求诊，第二日由该院院长亲自诊察，断为肺病，当即开药方，打了一种反应针，嘱咐过几天再去看。11日由李浩生陪同到帝国大学教授木村德卫博士处诊治，木村看法与杏云堂不同，即肺病地位亦有出人，因此反对杏云堂打针办法，木村仅说身体比较弱，嘱三日后再去。第二次复诊，断言除体弱之外并没有什么病，只要多游历，不难复原，这话对他发生了力量，胆子为之一壮。从此很安心的游览东京、京都、大阪各地，参观了不少工厂。因陈果夫学过3个月的日文，学会了几句普通话，买物时只能讲讲价钱，必要时再请一位日本人作翻译，陪同游览，所以到处参观，并没有感觉到不便。在日本两个多月，陈其美因为准备讨袁，来信催回上海，约集军校同学，协助革命。6月13日，陈果夫由神户启程，15日抵上海。亲友见面，都说身体已经完全复原，亦有因此称道日本医学之高明的，其实借游览得到养身效果则有之，何尝切实治病。陈果夫第二次出国留学的计划，又告失败。
陈果夫这次出国治病，还参观了东京芝浦制作所、箱根水力发电所、石渡电机制作所、玻璃厂、大阪织物株式会社、东洋获膜株式会社及川崎造船厂。陈果夫说：“我看了织布机之后，越信我家的织布厂非失败不可。他们一个人可以管理两部机器，全厂有五六百机，每日出布可达4万码，既快且好，而我们的还不脱手工时代，规模又小，怎样与人竞争？参观东洋获膜株式会社，才知道造橡皮之法。他们初期出品低劣，不能和外国货竞争，先后失败三次之多，而每经一次失败，主持人总是处以忍耐，不断研究，到底给他成功了。厂中有一位技师和龊叔同学，他把橡皮配合的成分告诉我们，我曾随手把它记下来，可惜当时我并没有准备开一爿橡皮制造厂，否则，例是一件重要的参考资料。参观川崎造船厂，厂址甚广，资金雄厚，有工人8000名，这时正在建造2．4万吨的战舰二艘。在厂中遇一工程师，谈话中知道他对中国的感想很不坏，对于厂中情形，他扼要告诉我们。他们训练人才，和派人出国考察的方法，很值得我们的注意。据说该厂厂长副厂长之中，经常有一位在外国考察，随时把外国的长处带回来，作改进厂务及技术的参考。厂方又规定，每年选拔各校高材生10名，到厂学习两年，成绩好的选派出国留学，每年以5人为度。凡到各国学习的人，都负有考察的职责，可是在表面上尽可能成外行的样子，例如自称商人，或在学校中会习某科某科，而决不承认曾习造船或机械工程，这样可以避免人家的顾忌，容易得到人家的教导。后来，日本的造船量足以和列强并驾齐驱，正是他们虚心求进的结果。足以矫正国人，惯以外行充内行，向人家学了一些皮毛，便自认有高深造就的恶习。”
陈果夫在日本的游踪，遍东京、箱根、大阪、神户、长崎、名古屋、西京等名城胜迹，历时二月。陈果夫在“游日观感”中写道：“日人提倡早起，从乘电车着手，颇为有效。照章在早晨7点钟之前，票价打七折，所以在那个时间，乘客最拥挤。对于学生和工人，尤为便利。稽查极严，绝无不买票乘车之事。火车中乘头等车的很少。我们初次从长崎到东京，竟未见一人长路乘头等车，其有短路客坐头等的话，侍役往往喜欢指告我们说那一位是某公司经理，那一位是某商会会长，却很难得有普通人民或官吏在内。头二三等火车的侍役，对客人的态度，各不相同，大致可从他们鞠躬时身体弯曲的度数，分别出来，日本人吸香烟，很不容易得到外国烟，如果得到的话，那么，就坐在包车上昂首而吸，其得意的神气也就与平时不同。我们在名古屋，只参观了一个勤务场，据说是以前博览会的旧址，陈列品大部分为蚕丝、瓷器、花纸之类，以由中国运出的为多，而搜罗之富，甚为可佩。从长崎到东京，火车经下关东驶，沿路山坡上，梯田纵横，遍植各种农作物，无一隙地，日本土地之宝贵由此可见。但日本农人之勤于种植，亦有可佩之处。4月1日，车经距名古屋尚需一小时之一小站，龊叔发一电给名古屋金鹤侪君，要侍役投交站上收报员，侍役嫌电报字数太多，代为修正，因此节省一元数角，足见侍役有相当教育程度和日人的崇俭精神。到了名古屋，以为金君必来接，不料到站未见，在路上才无意中碰着，知道电报还没有到。金君陪我们到他的寓所，电报才送来，照章人到电迟到，要发还电费，龊叔等根据交涉，将电费如数退还，亦见重法治之一端。……日本人爱好中国货，我们出国时，带了一些土产作礼品，日人得之，如获至宝，无不喜欢异常。日本政府，限制外国货进口，极为严格，在关税壁垒之下，欲购不得，得亦非出重价不可，偶然得到了，其欢喜自无足怪。东京有一个发明馆，顾名思义应该一看，可是所得印象只有‘空虚’两字，原来馆内的陈列品，真正由日人发明者只是一些小件的改良，并无特殊成就。东京的植物园，范围相当大，所种花木，都标有科名，但这与他处所见的并无多大区别，而奇花异卉之来自他处者亦不多。我因此想，中国各地如果要建设植物园，只须开发山野，艾芜留精，再向他处移植若干名种，依科学方法，分科编名，也许比日本的植物园还要精彩些。经过某路，居民正在动员从事扫除，但自动的不多，警察只好挨户强迫参加。日人采用的是分区轮流扫除制，轮着的多少总带一点强迫性，其时期与方法都不及中国旧历年自动大扫除来得整齐。……参观靖国神社之游就馆、列室四十余，想见规模之大。陈列着许多战利品，日人以为光荣，但在东亚同种的中国人，却可当作国耻馆看。我们在日本参观过两个帝室博物馆，一个在上野，一个在京都。两馆所陈列的，均以中国古物为最多，可知日本文化无非孕育于中国文化，在另一方面，则中国文化自身进步的迟缓，亦为无可否认的事实。最使中国人愤慨的，是上野博物馆把中国有关礼俗之古物，和朝鲜、印度、安南的并列，且均非优良之模型。甚至于以中国古钱、古军器，和朝鲜亡国会会长的献物排在一起，这是黩武侵略思想侵人日本文教界最显明的标记。日本乡下的妇女，对中国人是客客气气，而城里人就大不相同，……对中国人多露出傲慢的气焰。从日本工程师的口吻中，知道他们都想到中国来，这也无非以帮助中国振兴实业为名，暗地里却在多方活动，经济侵略，亦可见日本侵略意识人人之深。有一位中国画家，画工极平常，而长于活动，很受日人的欢迎，由友人介绍，曾来访问我们。据说：他利用新闻记者帮他宣传，对于重要的记者，每人送小画一幅，并请他们吃一顿饭，于是他的大名常见报端。某次他画了一幅竹林七贤图，托人送给某元老，待接受之后，把这幅画的照片，制成铜版，在报上登出，数日之内，求画的纷至沓来，约有100起之多，不得不延助手，专画这幅七贤图，这也可见日人风尚之一般。日本商店兜揽顾客之法，在礼貌周到，颇像我们的北京，顾客进门，即使一物不买，出门时，店伙也会对他说一声：‘对不起’。”
陈果夫曾追述说：“那时正是日本欣欣向荣的时期。人民勤勉刻苦，崇尚节俭，敬爱国家和虚心学习的精神，都值得令人敬佩。可惜偏狭自私的黩武主义，也同时在滋长，阻凝了国民创造性，由虚心渐转虚骄，所以几十年后，虽得跻于列强之他．终于制不住侵略野心，以致中、日两国，两败俱伤，东亚元气，耗损殆尽，只好留给今后建国者引为戒惧罢了”。
陈果夫的留学计划三度未成，对此，陈果夫在《求学》文中写道：“心里不免烦闷。后来遇到许多留学回国的亲友，感觉得他们到外国去了几年，并不能都有了不起的收获。因此，我的心里又起了一度变化，就是：要求学问，并不一定要留学，只要自己肯用心研究或留心事物也一样的可以长进。还有一层，有些人对于外国的事物自以为很有认识了，而对于本国的事物却全不明了，或仅仅的一知半解，这样，又怎能改良本国的社会，为国家尽最大的贡献呢？我是中国人，如果有机会，希望到外国去研究学问，但我对于中国的事物，知道的并不多，我还是先明了自己的吧。方寸既定，便丢开一切的胡思乱想，专心补习中国书，有时也涉猎到许多新的学识，随时购阅各种杂志报章。如有一事不了解，则在有意无意之中询问别人，总以求得了解为止。凡属问到留学回来的亲友，他们在外国所学的，只要在书坊中有这一类书，总要翻阅，其有重要意义的买来。这样的过了若干时间，自觉长进不少。可惜中文翻译的书籍太少，像我这样不能直接看外国书的，知识总不易扩大。我在陆军小学时，对于各课的教科书，因为比较容易，往往不加注意，却翻读我从前没有读过的中国书，如五经、诸子书之类。有一年回家，看到二叔从日本带回来的警监学校讲义，大半属于法律、政治、卫生的书籍，我也带到学校里去看了。最不值得的是一部很厚的《战时国际公法》，费了我两个多月的光阴才看完，可是至今没有应用过。二叔在日本，不断的寄来宣传革命的书刊报纸。我自己又拿学校给我的津贴向书坊购阅各种书报。这都是使我常识进步的源泉。民7（注：原文如此）以后，因为种种关系，进入钱庄及交易所做事，于是关于经济及金融的智识，就成为我所需求的对象。后来为黄埔军校招兵，又不能不讲求社会智识了。接着办党务及参与政治工作，都是随学随做。例如办水利，我本来可以说是外行，及做了相当时间，亦就明了。我曾办过教育，经过情形大致相同，接着办人事，亦无例外。固然我没有一件事办得很有成绩，但也总不致于办不像。我以为任何学问，只要肯用心切实去学，没有学不会的。而且只要学，在眼前的和在几千万里之外的，一样有价值，有时也许更为适合现实环境。因此，凡是眼前有可学的机会，我们切勿轻易放过才好。一个人做到老，学不了。能够到外国去一趟，求一点学问回来，自然是好的，但留学是留学，总不能为留学而老死外国。因此，我的留学机会-一的消失了，我的读书兴趣却并没有因此减低。我自己相信：只要这样继续不断的学，活着一天，就学一天，比那远涉重洋，耗费大量金钱，在外国大学求得一纸文凭，或加上一个外国博士头衔，要实际得多。有名无实与有实无名比起来，我总想后者胜于前者。我很希望有些没有得到留学机会的人能自求进步。我又看到有些人，年轻时文字很好，到了老年，甚至写一张便条，都写不像样。也有大学毕了业，过了若干年，他的知识还不及一个中等学校毕业生的。因此，我想，如果大学毕业后，五年或十年，不温故知新，向上进步，一定会遇到和中学毕业生的知识差不多了；再有五年或十年不向前进，也许会和小学生相等了。照这样看来，虽然保留着一张文凭，又有何用呢？换一句话说，虽然没有受过高等学校教育的人，只要学问不断的上进，人家不见得不承认他已经具有高深学识，比对于普通大学毕业生或留学生也不见得不敬重呢。自强不息与自暴自弃，其结果相差如此之远。这在当时的我，看清楚这一点，所以我的志向亦就安定下来，向‘自求进步’的路上迈进。”
陈果夫从日本回到上海后，恰在此时，宋教仁在上海被刺，孙中山等革命党领袖决定兴师讨袁。于是在叔叔的指导下，陈果夫决定放弃去美国留学，将一些有志青年招集起来，成立了一支由200多人组成的奋勇军。陈果夫任副司令长。
1913年7月18日，上海起义爆发后，陈果夫率领奋勇军与钮永建所率的松军别动队协同作战，猛攻龙华制造局，一举拿下。后又与沪军会攻高昌庙，攻而不克，伤亡惨重，被迫撤往吴湘炮台。不料，原来保持中立的海军发生突变，向讨袁军开战。吴淞口外，海军舰队大量集结，舰上猛烈的炮火向吴淞炮台压过来。奋勇军抵挡不住，许多人阵亡。陈果夫不得不率部退到闸北。
真是祸不单行，此时的英帝国主义也站到袁世凯一边。英租界当局与袁军勾结，派兵越界，趁奋勇军子弹还没有得到补充之际，把他们的枪都缴了。上海最终完全为袁军所控制。上海革命失败了。其他各地革命也先后受挫。
二次革命失败后，大多数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士气低落，情绪消沉。许多原来意志坚定的革命党人也改变态度，闭口不谈革命。惟有孙中山、陈其美等革命党领袖，不谋屈服，决心重振旗鼓，继续举起讨袁大旗。陈果夫也没有退缩，他积极协助叔叔陈其美在上海开展秘密革命活动。
全国反袁失败后，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袁世凯下令缉拿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党领袖，使他们不得不流亡日本。
陈果夫在上海革命中表现突出，此时也成为袁世凯密探们跟踪的对象。一次外出执行任务，他发现有一熟人跟踪自己，这人就是他在南京陆军四中的同学，后投靠了袁世凯。起初陈果夫未曾知道该同学已成为袁世凯密探，后发现始终尾随自己，鬼鬼祟祟。陈果夫立刻警觉起来。此时刚好有一辆电车经过，他忙跳了上去，将电车驶出一段距离后，又跳了下来，这样终于脱离了危险。
这次讨袁失败，使群众革命热潮大减，革命处于低潮。陈果夫原住在表叔祖扬信之家里，杨信之对他颇为热情。此时亦因革命失败而翻脸不认人，陈果夫被迫离去。
但失败并不能挡住革命党人。孙中山、陈其美继续讨袁，而陈果夫亦不甘气馁，追随陈其美活动。担负联络通信及内部抄写等工作。
1915年陈其美受命回国．发动海军举义。经过多方争取，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肇和”、“应瑞”两支军舰愿意协助革命军起义讨袁。
12月初，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海军司令突然下令，要将“肇和”、“应瑞”两艘军舰调离上海。于是陈其美决定军舰起义提前。命令发现后，“肇和”舰士兵已全部上舰，而“应瑞”号有一半士兵因巡捕干涉而不能上舰。陈其美希望把滞留分散的士兵招集起来，租小船送上军舰，但因江面戒严而未能成功。
12月5日，“肇和”号对“应瑞”号发生的情况不了解，仍按预订计划打响了起义第一炮，但“应瑞”号未能发炮响应。北洋海军迅速派“通济”舰近战。陆上革命党人听到炮声后，便按计划向电报局、电话局、巡禁局、工程局等机关进攻，但力量悬殊，伤亡惨重，只得退却。为调整布置，统一行动，陈其美把蒋介石、邵元冲、杨沧白、吴礼卿、陈果夫等革命党负责人招集到渔阳里五号自己的寓所开会。
此时正值隆冬季节，天气寒冷异常，与会者都被冻得直跺脚，于是陈果夫便下楼取柴生火。正好有人敲门，陈果夫以为是革命同志，就去开门，谁知门口站着的竟是持枪巡捕。为使楼上人知道情况立即逃脱，陈果夫想方设法弄出各种响声，以引起楼上注意，就在这时，另一革命党人俞剑光从门外进来，陈果夫示意他离开，被巡捕发现，两个巡捕便向俞剑光走去。俞剑光拔腿就跑，巡捕边喊边追。楼上人听到喊叫声，知道情况不妙，纷纷从阳台越房而逃。待巡捕再上楼搜查时，已人走楼空。他们抓住陈果夫进行审问，毫无结果，便将其锁进房中。正巧房子的窗户没扣上，等巡捕出走后，陈果夫就跳窗逃跑了。
12月5日下午，战斗仍在进行。黄浦江面上不断传来隆隆炮声。陈其美等革命党人从租界冲出后，回到华界。然而此时，各路起义已宣告失败，道路两旁布满军警。他们正准备赶回渔阳五号寓所，但远远望见那儿有生人来回走动，又急忙逃离。
由于陆地已无法站住脚，陈其美遂决定雇条小船，登上“肇和”舰，然后凭军舰，再作抵抗。因舰上既无粮草，又缺燃料，于是派陈果夫负责采办。陈果夫分派人去市内采办后，自己就去雇条小船到指定地点待候。然而等了几个小时，仍沓无人影。他眼看无望，悻悻而归。
“应瑞”号军舰官兵，由于被袁世凯派人用大量金钱收买，竟背叛革命党人，配合“通济”号对“肇和”号进行夹击。“肇和”号指挥官杨虎等人以为“应瑞”舰也参与起义，对它不存戒备，结果“肇和”号被连击数炮，官兵死伤无数。杨虎见大势已去，潜水而逃。“肇和”举义失败。陈氏叔侄痛心疾首。
3．恩师遇害，蒋介石痛哭失声
“肇和”起义失败后，陈其美、蒋介石等人被迫逃往日本。“肇和之役”结束以后，据统计，死伤及失踪之革命同志，殆及百人。至于造成这次革命之役失败的原因，有下列几点：（一）同时未能占“应瑞”、“通济”两舰，致“肇和”有孤立之势，而卒遭两舰攻击。（二）担任陆上各方面攻击之决死队等，武器只有手枪、炸弹，不能与正式军队之枪械抵抗。（三）5日晚间总机关破坏，各方联络中断。（四）陆军方面不能确实响应，故陆上无根据地可以凭借。这次战役虽然失败，但是影响是很大的。正如邵元冲所说：“因此，这次发难，虽然很快的失败，而它的效果，不仅影响到全国，而且影响到世界，在国内可以打破袁世凯武力万能的迷梦，促起一般人的觉悟，在国际上更可揭破袁世凯种种欺骗的宣传，纠正袁世凯兵力能够镇压全国的错误，同时在本党中间，也因此重复鼓励起各同志积极的勇气，在各处做种种发难的准备。所以不久云南起义以后，各省部能很快地响应，到底推倒了袁世凯的帝制。这后来很大的成功，实不能不说因肇和战役播了最初伟大的发难种子所得的效果”。
“肇和之役”失败，陈果夫说：“这次事情给我不少的刺激，谈话中不免有灰心的口气。英士先生责备我不应灰心，一面很有自信力的说：‘革命事业，失败不足怕，我们应该检讨得失，及时再起，必有成功的一天。革命党人不可颓唐；意志消沉，则永远不会有成。所以我们今后仍旧要积极进行，革命的成功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从此我重振精神，继续积极工作。”
袁世凯自“肇和”举义后，不但毫无悔意，且变本加利，一面积极进行帝制自为，一面多方消灭革命党势力。袁世凯日事伪造民意，以伪“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变更国体，拥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定民国5年为洪宪元年。而由革命党与进步党合作策划的云南起义于民国4年12月25日成立护国军，分两路向四川、广西进兵。陈其美已自日本回到上海，策划讨袁。袁世凯虽然于民国5年3月22日被迫取消帝制，但国人决不容许这种毁约法变国体家天下的独夫，以其负国，反袁讨袁，更是积极。为阻止陈其美回国，袁世凯派人找到陈其美，声称只要他不再过问国内政治，便可资助他50万元赴欧考察。陈其美要求一次付清，而说客坚持分期付款。陈其美对说客说道：“我个人不需要这么多的钱，我想要这笔钱，无非是为了国家。一次付清，可以用作革命经费。”说客说：“你错了，这笔钱不是想让你拿去革命，而是让你不要革命了，你如果拒绝，那袁世凯就要把这笔款用于杀你。”陈其美断然拒绝。
陈其美回到上海后，袁世凯又许以重金，要其离开上海，又为陈其美拒绝。收买不成，袁世凯决定用重金雇人将陈其美暗杀。
陈其美回上海后，首先运动海军第二舰队开往沪淞一带，未能成功。随后又商定于4月12日零时发炮为号，海陆军同时响应起来。不巧，晚上正逢天降大雨，号炮潮湿，不能放响，直到凌晨3时，才放响一炮，海陆军都无法响应。次日，改为海军开炮发动，陆军响应。然而海军未能发炮，举义未成。后来蒋介石、杨虎虽然率军攻占了吴淞要塞，但未能坚持多久，遂告失败。
陈其美在上海革命屡屡受挫，但其革命意志丝毫没有动摇。他多方筹措经费，等待时机。
袁世凯党徒探知陈其美正苦于革命经费难筹，便派爪牙许国霖和程子安设立一个鸿丰煤矿公司，然后收买同盟会会员李海秋，让他告诉陈其美，说鸿丰公司有一块矿地，准备向日本抵押借款。如果除其美能帮助介绍签约，公司可以拿出贷款的4／10约40万元，支援革命。陈其美正为筹款事犯愁，当即答应由李海秋与鸿丰公司办事人带合同底稿来签字。
黄郭、吴文藻等革命党人对此事表示怀疑，均表示应该弄清虚实后再说。但陈其美要钱心切，他说：“我们湖州人有句俗话：‘和尚要钱连经也卖’。革命需要，财政枯竭，眼前悠悠万事，该冒的险也就得冒了。”
5月18日，陈其美来到法租界萨坡赛路14号寓所等候。李海秋等人不久也驱车赶来。坐定不久，李海秋声称合同底稿忘带，需返回取来。李海秋刚出门，两个彪形大汉持枪冲了进来。陈其美不及防，头部连中数弹，倒地身亡。黄郭、吴忠信等人闻声赶来，与暴徒展开枪战，其中一人被击毙。
陈其美死时，经济相当窘困，检查身边遗物，仅有款项20元。陈其美临终时，黄郭抱着他，他还说：“惜乎讨贼未成，身死小人之手，此为憾事！”
陈其美死后，孙中山要求国葬，但迟迟没有下文。
蒋介石听到陈其美被刺杀后，痛哭失声，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冒险将陈其美的尸体载回自己在上海的秘密寓所人殓，并亲自撰写祭文悼念陈其美，他以极悲伤的语调说：“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由此可见蒋介石对这位盟兄兼恩师的情意之深了。
4．投机场上小试身手
陈果夫辍学回到故乡，办了一个刊物《碧浪》，自已写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岳父劝他经商，陈果夫特地写信给蒋介石，征求意见。蒋经国在上海求学，蒋介石在给蒋经国信中嘱咐道：“每月可于果夫哥哥处，挪零用钱3元，如果想买各种书籍，并与果夫兄商定为要”。其后不久，陈果夫卷入投机场中。
1911年到1916年秋，陈果夫在上海一过6年，完全是靠陈其美的荫护。陈其美一死，身体虚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又患有严重肺结核，累一点就要吐血的陈果夫，马上就陷入了窘境。
最初陈果夫是和他的三叔陈其采一起住。这时的陈其采虽然名声很大，做过清朝军治所第三厅厅长，和江浙财团也有些联系，但基本上是在赋闲，并没有太多的收入。二人坐吃山空，没有经济来源，开销又大，不久便维持不下去了。陈果夫挣不到钱，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在革命党人中，又无足轻重，派不上什么用场，没人拿钱去接济他。不得已，只好回湖州老家。回到湖州，先为友人代课，做一个多月教员。陈果夫后来在《偶忆》的文章中回忆说：“我毕了业，在家无事。恰巧有一位老同学沈鲁夫，在菱湖教体操，有病找不到代替的人，他邀我去代课，我才到了菱湖。他所教的有三个学校，其中两个初小还容易教，一个高小就困难了。听说他们的体操教员，……大都不会教这些器械操的，那末，自然是教不下去。好得我对于此道，尚非外行，所以我去的第一天，就自己操了一套给他们看，他们因此对我无异言，并且我于军事操极重纪律，他们也无人反对，我代了一个多月，彼此感情极好，这是我第一次做教师，而且我代沈鲁夫一个多月课，第一次得到代课费24元。我从这里，才知道真有本领的人才能教人。”这是陈果夫首次自食其力，把得到的代课费，买了许多儿童用书给弟妹们看，自称图书室。在代课时，有两件事给陈果夫印象最深：一是这两个初级小学都有乡土教材，所以这些小学生大概能懂得本地的地理历史。二是当辛亥五月二十日是分龙日，菱湖地方各救火会都将水龙集在一处，比赛其训练成绩，学生自动放假，不来读书。陈果夫认为他们是学习，而在那位南栅小学的校长，则认为学生不守规则，拟各予记过一次，因此，他与其他两位先生辩论了二小时以上。主张处分学生的虽然在教育理论上辨论失败，但为赞成校长的主张，还是不承认失败。陈果夫主张每逢这些日子，反不如由学校的先生带学生去看，并且学习。因为这是实地教育，不一定读书才是教育，陈果夫以后一贯主张生活教育，始终不变。
陈果夫这次回到吴兴，很注意湖州各种志书，搜集研读，研究当地的俗尚与其出产井旁及科学、医学、教育等问题。因湖州人信鬼，故对鬼、做梦、心理、催眠学等作综合研究；为了要破除迷信。民国四五年间，对神鬼、魂灵等，风靡一时，连受过西方教育的伍廷芳博士，亦醉心于此。陈果夫于民国5年春天，因李浩生向他索取陈其美的照片，发现“电感”，也因为受当时潮流之影响，对鬼的问题决心有一个答案。陈果夫说：“民国5年，余偶患吐血之症，因赴杭疗养，并由李浩生先生介绍一医生为余诊视。一日，李浩生向余偶索叔照片，余偶诺之，但未即送。返湖四五月后，一日下午2时，忽忆及之，即检出英叔照片一帧，交邮包裹寄去。翌日，邮差送来李先生一函，余以为收到照片后之回信，认其大速，及拆阅，始知其为索照片而发，谓前允事已隔四五月，未蒙检寄，故重申前请云。余当复函询以为此函之动机与时间，不久，李浩生复称：因忽忆照片何未寄来，故尔催询，至时间则这与余拟检寄照片之时间相吻合也”。
陈果夫以“电感论”代替“有鬼论”，说人的心灵媒介为一种不可思议的无线电，或有人称为一种脑波，是不可见、不可闻的颤动，可以传播遐尔。有关及的朋友，心灵早有一种接触，所以心灵无线电易于感受。感应为有所感而生的现象：一人脑中的神秘电力发出电讯，这种电讯达到另一人之脑筋，因而引起思维或影像。陈果夫说：“心灵感应之事实在吾人经验中不时发现。有一最普遍之经验，即数人集聚谈话，谈话之资料转至某人之时，不久某人即至。此种情形之解释，为某人欲至此数人之处所，在未至之先，彼已发出心灵无线电。一人接受此电，感触而谈及某人，在谈论之时，而某人至矣。”“有鬼之说，固荒唐不经，但数千年来，世人因信鬼，不敢为非作歹，道德或法律之制裁有所不及者，因此得一补救，厥功甚伟；今如以灵感论代替有鬼论，使人无所畏惧，相率为暴作恶，则迷信难得破除，其如世道人心何？予以为此种疑问，似是而非，盖电感论固亦具有制裁之力量也。就吾人所知，往往有人欲加害于另一人，被害者发出心灵无线电，向其友乞援，友人若有所感，于不知不觉中从事营救或报仇之工作，则害人者终当伏法。亦有被害者因痛恨仇人之残暴，其怨毒往往藉心灵以侵仇人之心灵，使其形色仓皇，行坐不安，而终至破案伏诛。准此以观，心灵感应之制裁力，较之有鬼论之徒以假鬼吓人者，不更切实而伟大耶？不但此也，如被害者感受心灵无线电，甚为敏捷，则谋害者之所思，均可随时感到，即不难于出事之前设法预防避免危险。如侦查人员或法官当有感应力时，亦可获得犯罪者之思想感应。俗传包龙图善判奇案，或目之为神，实亦无非包氏之心灵感应力，较之一般法官，特别敏捷而已。然则，果能人人培养其本身之电感，或以自卫或以除奸，则作恶之徒，将无容身之地，亦何需乎利用有鬼之说耶？
陈果夫这时看书很多，他说：“民国6年的时候，曾经在笔记一类的书上看见一段记载，说有一个人，人家都称他为花仙，因为他能够移花接木，别人虽则也会，然总比不得他靠得住。他平时栽移树木的时间、土地、天气及其他方法，都与别人相同，就是其中一件事，却很特别的，是对于树的方向的考究：如在原处掘出来朝东的，移了一个地方也要朝东的。他每次栽树，总拿了罗盘向根根细心的对，丝毫不苟，这或者就是他致仙的道理了。”从而做各种植物变色、变种的研究与试验，兴趣极浓。对地方的移风易俗，破除迷信，改进建设，都有具体的建议。
湖州城南效二里有靓山，为浙西胜地，山麓有碧浪湖，波平如镜，浮玉塔峙其中。陈其美墓地即在山南。陈果夫此时办了一个儿童文艺刊物，叫《碧浪》杂志，以湖名为刊名。他说：“我曾经负责编过一种儿童文艺的刊物，名称叫做《碧浪》杂志。编这种刊物的时候，最困难的是常常感到稿荒。记得那时候我不知写过多少信给许多朋友们要稿子，可是等了好几个月，他们寄来的稿子还是很少。后来我因为右臂伤了，于是用左手又写了许多封反字的信，并限定时期，请他们交卷，这样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刺激，他们才如限交了许多稿子过来。”陈果夫自己也写文章在《碧浪》发表，后来收在由王夫凡编的《果夫小说集》里。
民国6年冬天，也就是1917年冬季的时候，陈果夫的岳父朱五楼先生以陈果夫闲居家乡并不是长久之计，从上海去信劝其经商。陈果夫说：“愿在金融界工作。因为我当时想：金融界是商业中枢，我的岳父（朱五楼）又是老金融界的领袖，与人接触的机会也许比较多。在我结婚的时候，金融界的老前辈，大半都已见过面，而且他们也知道我是革命党人，是不好慧的二个。到了第二年春天，岳父又来信说：有一家银行、一家钱庄新开，都和他有关系，他要我选择一处。我因为对于银行制度，自己可以看书研究，钱庄是老式的，究竟内容如何，无书可看，不容易知道，颇希望借此机会，进去探究。但一时还不能决定，特地写信与蒋先生商量，他亦赞成我人钱庄，一面要我学一点旧式的东西，一面还希望在必要时可作我们工作的掩护。于是我正式答复岳父，愿人钱庄。这是出于他意料之外的。他以为头脑新的革命党人，总想人新的商业场所，为什么反去学习旧的东西呢？从此以后，他对我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1918年5月，陈果夫离乡赴沪。陈果夫说：“七年五月十五日，予自湖出就晋安钱庄事。搭轮，适遇信大值班。向局购票，主事者云：客票吕角。予购票人舟，初以居信大之室，不与论票价。轮船开，尚有一室空无人，予乃迁之。天将晚，闻隔邻大餐间有争论声。细聆之，知为信大售票员向乘客补找票价也。予俟其事毕，邀来，付以洋4角，以符定章，盖子之票亦未符定章也。其人不受，日：‘我与汝何必如此计较’？子曰：‘吾与汝本无须计较。但此非关个人，乃子与公司与他人之计较，亦即我与我之计较也。惟我与汝相识，尤不能不作一公正之交易’。信大日：‘凡作公正交易，须使众成知，今惟我与汝两人，何必尔’？予日：‘不然，惟其吾济二人外无他人在，尤当如是。盖人之坏每坏于无人处。予不愿此日为予始坏之日，此事为予始坏之事。尔可取去，毋稍客气也’。信大曰：‘予虽取去，奈公司方面并不知补钱者为汝，汝出钱无益也’予日：‘予本不愿彼知也。予不为坏事，即予之进益。予今日出此钱，得能安睡，否则夜间忐忑不宁，虽省钱亦复奚益。再予警以此种事责人，因生平未誉为此种事，故言顺而正。今以此区区之故，使我此后言不能劝人，行不能导人，虽此事人不我知，而予终不能不耿耿于心也’。信大日：‘理虽若是，然出此钱者终不免太冤，想此世亦无如此之愿出冤枉钱者’。予日：‘汝但取去，并就予之见解反复思之，当可知出此钱，并非冤也。至于举世无此等人，汝可不必过问’。信大知予意坚决，始取钱辞出。是夜予得酣睡。”
陈果夫人上海晋安钱庄，工作繁忙，待遇微薄。这是陈果夫首次就业。他说：我的“职务是助理信房。信房先生是经理的同乡，一位老先生。这钱庄因为是新开的，大家都是新进，倒也没有欺生的情事发生。在同事中间，半路出家的只有我和银房助理陈君，他曾经进过同济两年。除我们两人之外，也没有别的人进过中等以上学校，以学徒出身的居多。这也可想见那时钱庄里伙计的程度。不到3个月，信房先生病死了，我就奉命代理。这一代，经理们看我可以胜任，就不另找人了。照章，信房先生月薪32元，我每月只有吕元，既然8元一月的人可以做下去，抵得两个人用，在庄里当然乐得将就，不过苦了我一人，要担负两个人的责任。后来信件一天多一天，我实在办不了，请经理找人，经理始终没有找，累得我病了。我的岳父向他们说话，结果，总算每月加我4元的薪水，如是者两年。第三年春，又加我两元。”
陈果夫不怕忙，也不怕苦。他说：“这一年的夏天，因为庄上不肯搭凉棚，我的坐位正是西晒，下午又是写信最忙的时候，只好挥着汗，不断的伏在桌上书写，加以房子又旧，臭虫很多，职员宿舍里卫生毫不讲究。我的身体本来赢弱，在此种不良环境之下，虽然自己还是小心保养，毕竟又害了一场病。在忙碌中，有时还得偷闲，去帮助人家工作，同时又要学习人家的工作。喜欢舒适疏懒的同事，拿一部分工作要我代做，我也受了下来，因为这样才可以得到钱庄上各部门的知识。在早晨，先是领导许多学徒看洋钿，等这类事告一段落，才能开始处理信房事务；晚上有时出外访友，或者做我本分内的工作，或者翻阅有关银行或经济学的书籍，或者研究我自己所注意的电感与梦问题。总之，我有我的兴趣所在，我愿一天忙到晚，自己找事做；可不愿和庄上的同事同流。”
陈果夫的收入不多，开支不小，不得不做点洋钿生意以资贴补。他说：“我这一点点收入，除自己零用之外，还要接济立夫弟学费，希曾弟零用及济助一班穷朋友的告贷。其实，我这几个钱，就是单作送人情份子之用，都还不够。记得有两个月，送礼送得特别多，每月要耗费16元。我想这样下去，不是一个办法，到第二年春天，便告明几个要好的朋友（为了万一亏本，不能不请他们帮助），同时向蒋先生借了他的存款1000多两银子作为本钱，做了一笔洋钿生意。这生意做的人很多，只是大家在秘密的做，我却托庄上公开的做。不上三个星期，给我赚了600几十两银子。第二年个人的经济问题，得到这一笔意外收入，总算是解决了。”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以前，孙中山的历次革命均不成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即是缺乏经费。为了筹集资金，孙中山先生常常奔波于海外，从华侨中广泛募捐，和外国政府、商界频频接触。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从海外归来，虽慷慨陈辞：“此次归国，身无分文，唯革命精神耳！”但历次革命的教训告诉他，革命虽需精神，但无钱亦行不通。
时上海刚刚兴起交易所行当，孙中山先生认为交易所买空卖空，本钱不大，获利甚丰，是革命党人筹措经费最好的办法。在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下，由江浙大财阀虞洽卿出面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参加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有许多是国民党人。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也因为经济桔据，为谋生财之道，参加进来了。据曾任上海物品交易所理事的魏伯颜回忆，交易所正式营业时，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6人，理事17人，监察人是周骏彦，此人曾为蒋介石的老师。
陈果夫在晋安钱庄做事，与上海交易所本无干系。但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也卷进了交易所的事务中。
陈果夫后来回忆说：
“在民国9年的秋天，总理命令本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先生把这件事告知了我，并且要我研究这问题，我因特地到日本人办的上海取引所去参观了两次。不久，蒋先生就要我和朱守梅（孔扬）兄及周枕琴（骏彦）先生、赵林士先生等商量，组织第54号经纪人号，名茂新，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因为我比较内行，推我做经理，守梅兄做协理。我就写信到秦皇岛去，邀希曾弟回上海，做代理人。我们这一个号子布置妥当，恰巧交易所筹备就绪，于是一面开幕，一面开张，我的商业经验又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茂新”开市第一天，很不顺利。由于用错了代理人，第一天茂新即亏本1700多元。这下可把陈果夫急坏了。因为茂新号只有朱守梅的2000元股本和陈果夫从晋安钱庄借用的1000两银子，现在一下子就赔了1000多，那以后生意还怎么做呢？
经过郑重的考虑，陈果夫重新安排了人，决定以后小心行事，不贪多，只是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来。这样，“茂新”号才慢慢立稳了脚跟。
为了更好地做好生意，陈果夫辞去了晋安钱庄的职务，全心全意地投入交易所生意，并规定了“茂新”号的四条原则：一，不作弊；二，不随便拉客人；三，不劝客人做多；四，认真。要求职员认真执行。
为调动职员的积极性，陈果夫重新调整职员的生活费。同时向股东会提出，将红利的分派额酌情予以增加。如此一来，职员便比较能定下心来工作，而不再为自己斤斤计较了。
“茂新”在陈果夫的经营下，日渐兴隆。股本由原来的3000多元增加到30000元以上。每天的开支不到30元，而收入即使在最差的时候也有30元以上，最好的时候则有2000余元，生意真可谓茂盛之极。
过了不久，陈果夫又和朱守梅集合很多朋友，组织一家“鼎新”号子，自己兼任协助，排在第四号，专门经营棉纱。金银生意。这一来，一门之内，可做花纱、金银、证券等大生意，营业更加畅旺了。这一期间，陈果夫经纪号子大约做了几万万元的交易，佣金收入总在20万元以上。
交易所是个投机的行当，买空卖空，充满了冒险与残酷。而陈果夫在这个投机行当里居然如鱼得水，生意越做越大，真可谓投机有门。经营证券交易所的成功。不仅使陈果夫个人能支持在上海高昂的生活费用，也不仅能支持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的陈立夫，而且多次也资助了孙中山的护法革命运动。
经济上投机成功，也为陈果夫以后在政治上成功搭了桥，铺了路。陈果夫卷入交易所事务是由于蒋介石的关系，而他交易所的搭档朱守梅，是蒋介石奉化的同学。陈果夫、朱守梅二人办交易所实际上是在蒋介石支持下办起来的，也就是蒋介石交易所的代理人。
陈果夫与蒋介石两人在此之前已认识近10年，但感情并不深厚，两人的深交是自经营交易所开始。在这个投机取巧的风险活动中，充满着赌博、欺骗、诱惑、冒险、凶残。陈果夫、蒋介石两人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苦心经营，在饱尝了经营中的酸甜甘辣之后结成了知己。
1921年6月，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因病逝世。11月，蒋介石葬其母于溪口镇北约三华里的白岩山。蒋母下葬之时，孙中山为蒋介石的母亲写来祭文，陈果夫作为孙中山的代表专程赴奉化，宣读了祭文。
当时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在上海求学，所需零用钱均来自陈果夫。蒋介石在给蒋经国的信中嘱咐道：
“每月可于果夫哥哥处，挪零用银三元，如果想买各种书籍，并与果夫兄商定为要。”
“你有空暇的时候，可以托果夫哥哥拣选几本小说看看。”
蒋介石能将爱子托付给陈果夫照顾，这种亲密关系早已超过国民党中的一般同志关系，为他人无法比拟的。而这种亲密关系是建立在两人在经济上为投机伙伴的基础上。
随着交易所的兴盛，蒋介石获利颇多，先后娶了姚。冶诚、陈清如两房测室，又在上海、奉化两地购置寓所，还扩建祖宅，举办私立小学等等。蒋介石家境并不富裕，他之所以有如此多金钱，自然是他这时期在上海搞交易投机生意赚来的。
而作为蒋介石经济投机伙伴的陈果夫也是生意越来越红火，股市价已由最初的30元涨到150多元，到年底竟至200元，陈果夫的投机生意已到了顶点。
俗话说得好，物极必衰。陈果夫的投机美梦做得并不长。1922年初，交易所风云突变，陈果夫他们所有的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也赔了进去。据陈果夫的回忆，在交易所即将倒闭之时，“茂新”办理交割，把收入股票出售得之款，与代商人买人股票应付出之款，两相抵过，还要付给交易所60万元左右，也就是说，陈果夫在这场投机生意中最终还是赔了60万元左右。
如此一来，投机发财是再也不能了。
事后，陈果夫感叹道：“那真好比一场春梦！”
第三章 初露锋芒
1．替蒋招兵买马
黄埔军校草创之时，蒋介石耍了手腕当上了校长，而后便致信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的陈果夫，帮他代办制服和军用品。不久又让陈果夫帮助买一些马匹。为替蒋介石效力，陈果夫在上海为蒋介石网罗人才，招募新兵，很受蒋校长的青睐。
孙中山对陈炯明所抱的希望是非常大的，在“援闽粤军”最困难的时候，他几乎是发动整个国民党的力量，支持“援闽粤军”维持和壮大起来。这些努力，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援闽粤军”由8000人发展到2万余人，并于1920年8月在福建漳州誓师，打回了广东。1921年，这支队伍攻入广西，旧桂系陆荣廷势力垮台，陆荣廷被迫出洋。
孙中山自1918年5月护法运动失败，一直住在上海。桂系被逐出广州后，1920年11月25日，孙中山重返广州，立即组织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随后任命陈炯明为内务部长兼陆军部长，伍廷芳为外交部长兼财政部长，汤廷光为海军部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
旧桂系垮台后，孙中山决定乘胜北进。1921年10月8日，孙中山催促非常国会通过了北伐案，并在桂林设北伐军大本营，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准备分路出师北伐。
孙中山的北伐计划马上就陷入了困境。原来，当孙中山在桂林设北伐军大本营时，已和湖南军阀赵恒惕商定，北伐军借道湖南，直接进攻直系控制的湖北。这种远离后方，不顾后果的作战计划，也亏得孙中山能想得出来。这个计划马上遭到陈炯明的反对。由于北方直系势力正如日中天，赵恒惕害怕孙中山北伐不成反给湖南引来兵火，又看实力在握的陈炯明反对贸然北伐，赵恒惕改变了允许北伐军假道湖南的初衷，不允许孙中山通过。同时，陈炯明还断绝了北伐军的粮弹供应，刺杀了粤军中支持孙中山北伐的粤军实力人物粤军参谋长邓铿，指使粤军不参加北伐。这使孙中山假道湖南北伐的计划，一下子便胎死腹中。不得已，孙中山于1922年3月26日在桂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北伐军移师广东，改在韶关设大本营，由江西出师北伐。为表示对北伐的坚决反对态度，陈炯明向孙中山电请辞去本兼各职，向孙中山要挟。为减少北伐的阻力，孙中山于4月20日下令免去陈炯明的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和内政部长三项任职，专任没有实权的陆军部长。陈炯明向孙中山辞职，其本意为向孙中山要挟，迫使孙中山出面挽留。想不到孙中山趁势赶陈炯明下台，孙陈矛盾一下便激化起来。为避免予盾立即激化，陈炯明表面服从，离开广州，返回其老家惠州，但暗地里在粤军中加紧了活动。
孙中山迫陈炯明下台，本以为他自己在粤军中有足够的威望，陈炯明不能也不敢反抗。所以于1922年5月6日，亲赴韶关督师，并于5月8日发布北伐总攻击令，任命李烈钧为北伐军总司令，许崇智为前敌总指辉，分兵三路向江西进攻。5月末6月初，北伐军接连攻克龙南、元镇、赣州、吉安，江西军阀陈光远弃职逃走。
陈炯明毫无反抗地服从孙中山，本是另有所图。当看到支持孙中山的部队远离广州，牵制于江西战场，立即下令自己的亲信叶举等率粤军50营全部开进广州，控制广州城，6月16日凌晨，陈炯明派兵4000人转攻总统府，炮击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宅粤秀楼。并悬赏20万元，杀死孙中山，孙中山被迫突围，17日登上“永丰”舰。
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政变成功，使正在江西前线作战的北伐军一下处在前后受敌的困境。7月下旬，被迫分途向江西、湖南边境撤退，企图回师广州。但此时北伐军第一师宣布支持陈炯明，海军中的三大巡洋舰也背叛了孙中山。孙中山在风雨飘摇中于8月9日离开了广州水面。
陈炯明跟随孙中山十几年，在军事上一直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之一。孙中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陈炯明不仅背叛了他，而且还想置他于死地。陈炯明的叛变，也使孙中山数年辛苦经营和满怀的希望一扫而空，被迫重新回到上海租界，去过类似寓公但又不是寓公的生活。对于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认为是“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因而烦恼已极。1922年9月18日，他在上海发表的《致本党同志述陈变始末及今后方针书》中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人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当蒋介石在“援闽粤军”中时，就对陈炯明非常不满。原因很简单，就是陈炯明不想让蒋介石在粤军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每当局势紧张时，陈炯明一再给蒋介石发电，要他回去“共赴时难”，有他的活干；而当紧张局势过去时，陈炯明要么让蒋介石成为无所事事的闲人，要么唆使蒋介石的部下和同僚，赶蒋介石走。蒋介石在粤军中前后总共4年，当他1922年4月23日最后一次辞去第二军参谋长时，还是光杆一人。
陈炯明自从率“援闽粤军”打回广东后，孙中山对陈炯明宠信异常，视之为民元前的黄兴和民国二年后的陈其美。所以，陈炯明除了继任粤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外，回到广东后，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长，陆军部长和内务部长。在国民党中，俨然一人之下，众人之上。
陈炯明权力欲旺盛由来已久。辛亥革命广东独立后，公推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对此大为不满。1920年陈炯明打回广东并进占了广西后，身兼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陆军部长和内务部长四职，权倾一时，但陈炯明并未以此为满足。
陈炯明和孙中山矛盾激化，是由于对北伐的看法不一致。陈炯明并不反对北伐，但他认为，两广刚刚平定，内部尚不稳定，目前应该“保境息民”，待条件成熟，力量准备充足，再北伐不迟。而孙中山则想乘定两广之余威，一鼓作气。从当时的形势看，陈炯明的看法实际上更为现实，所以也得到了当时在广东的一些知名人物包括陈独秀的支持，这使陈炯明在和孙中山对抗时更加自信。
1921年9月13日，蒋介石由上海到达广州，随后到广西南宁会见陈炯明，和他讨论粤军参加北伐的问题，发现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北伐计划颇具异议。由于此时陈炯明很受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从南宁回到广州向孙中山报告了陈炯明的情况后，觉得自己夹在孙陈两个巨头之间，处境尴尬，蒋介石不能不向孙中山如实汇报自己对陈炯明的看法，而汇报了又不见得取信于孙中山。于是，一走了之，先避居香港，随后干脆来个眼不见心不烦，回了老家溪口，免得两头不讨好。
在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等人的多次电催下，1922年1月18日，蒋介石回到桂林北伐军大本营。他立即发现，他担负的仍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使，孙中山除了让他忍辱负重而外，他仍无所作为。所以他向廖仲恺提出要回后方办兵站，廖仲恺不允。1922年4月20日，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和内务部长职，同时派蒋介石去广州向陈炯明解释，待蒋介石到广州时，陈炯明已避往惠州。蒋介石看到孙陈矛盾已不可调和，于是4月22日晚在三水谒见孙中山，要求孙中山采取果断措施，调动力量，进攻石龙、惠州，解除陈炯明部武装，以消除陈炯明对北伐作战的威胁。
从当时的局势和孙陈的关系看，蒋介石的主张是非常高明的。但是，由于孙中山过于相信陈炯明，并没有采取行动。蒋介石看到事已至此，自己无力扭转大局，便于4月23日他和孙中山同返广州时，提出辞去第二军参谋长职务，并于当晚登上轮船返回上海。孙中山闻讯，亲赴蒋介石住所挽留，蒋介石不听。
由于和陈炯明长期共事，蒋介石对陈炯明“外宽内忌，难与共事”的性格是相当了解的。1921年3月5日，蒋介石写信对孙中山说，“先生之于竞存（陈炯明字竞存）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越范围。若望其见危授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请先生善诱之而已。”陈炯明暗杀邓铿后，蒋介石认为陈炯明是在清洗内部，一旦陈炯明能够完全掌握粤军，必不听命。因此，“欲北伐成功，必先讨伐陈炯明”。1922年4月23日，蒋介石离开广东后，于5月25日致电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人，对陈炯明部由桂林返回广州表示担心，强调要“先巩固后方，再图北伐”。6月1日，蒋介石又写信给许崇智，声称“非从速回兵解决广州根本，决无安全和平之道”。并说：“吾果能先发制人，则无论其集中东江或盘踞省城，不难一网打尽，否则犹豫不决，迁延隐忍，必致有束手无策，噬脐莫及。”
6月1日，当孙中山带部分卫队返回广州时，也发现了陈炯明有兵变迹象，但他除发电给远在溪口的蒋介石要求其前往广州外，并没采取有力的防范措施。蒋介石知道孙中山拿不出得力的措施，所以不管孙中山如何电催，既不拒绝，也不复电，静观时变。直到陈炯明发动兵变，炮击孙中山的总统府，孙中山逃上永丰舰，他才急从上海赴广州，在白鹅潭上指挥海军和陈炯明对峙了50余天。陈炯明的叛变，使蒋介石得到了一次“临危赴难”的表现机会，更加受到孙中山的信赖。
在孙中山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最令他苦恼的是两件事。一是没有一个团结、奋进、有战斗力的党；二是没有一支忠于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每次大的失败之后，他都试图解决这两个难题。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几乎陷于绝境。不久，他利用滇桂联军和退往福建的许崇智部将陈炯明重新赶出了广州。但是，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和一个有活力的党，仍无从下手。最后，他接受了苏联代表的建议，改组国民党；又按照“治军必先治校”的原则，仿照苏联军校的管理办法，决定建立自己的军校。
孙中山决心建立军官学校始于1921年，在1921年12月，孙中山和苏联代表马林的谈判中，已经商定。但这时孙中山正沉浸于取得对旧桂系陆荣廷战争胜利的欢乐之中，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还没公开反对他，他自己也正忙于筹划北伐，筹办军校的事，也就是说说而已，并没有放上议事日程。
1923年春孙中山再返广州，重组大元帅府后，由于自己手中没有力量，仍是“空头大元帅”，开始着手建立军校的准备工作。8月，派出由蒋介石为团长，由沈定一、王登云和张太雷四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党务和军事，参观苏军装备和红军各种军事学校。接着，国民党又通过了一个“建立陆军讲武堂”的提案，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定后，命名为“国民党军官学校”，拟由孙中山任校长，由廖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筹划开办和选定教职人员。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真正能对孙中山有影响的人仅只蒋介石一人。而孙中山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的目的，也是让他回来筹办军校。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返回广州。24日，孙中山下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7人，即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和宋荣昌，由蒋介石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8日，指定位于广州黄埔岛上的原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校舍为军校住地。蒋介石也积极行动起来，2月8日召开校务筹备会议。10日，分配各省区预定招生名额。
正当军校筹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2月对日，蒋介石突然向孙中山提出辞职。随后离开广州，返回奉化。此时军校正在筹办中，为使筹办工作不致中断，2月23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悄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5日又派邓演达专程赴奉化请蒋介石回粤，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以公文的形式向蒋介石发电，该公文称蒋介石请辞一事孙中山不准。在多方挽留下，3月2日蒋介石致电孙中山表示放弃辞职，尽快回粤主持军校筹备工作。4月ZI日，蒋介石在许崇智陪同下返回广州。5月3日，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蒋介石在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任上为什么突然辞职？原来，孙中山虽然决定由蒋介石筹办军校，却未决定由蒋介石出任未来军校的校长。根据内部协商的结果，最初决定由程潜任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为此，蒋介石觉得他又是“为她人做嫁衣裳”，所以不顾一切，愤然辞职。他在辞职的同时，派其秘书前往军校筹备委员会，宣布筹备委员会解散，叶剑英后来对这一情况作了详细的回忆。他说：
“中山先生决定办黄埔后，便叫蒋介石负责筹备工作。我那时候是第二师的参谋长，廖仲恺先行邀我参加军校的筹备工作，于是我就暂时离开了第二师参加了筹备处工作。当黄埔军校的校舍已快修好，上海正进行招生考试，广州也进行招生的时候，有一天，蒋介石的英文秘书王登云突然召集筹备人员说：蒋先生已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上解散。当场还宣布了每个人发多少遣散费。那时，筹备处的人大多是蒋介石邀请来的，听了后便想散伙。可是我与邓演达坚决反对，另一部分人也表示了怀疑，因此决定问廖仲恺先生的意见。可是那天适逢廖先生去象山县开农民协会去了，我们便等他回来。三四天后，廖先生回来了，他对我们说：“应该了解，办黄埔学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我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请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因此开罪于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那一次是因为蒋介石个人闹意见，悄悄去了上海，后来中山先生表示要另请他人，他才回到黄埔来。”
叶剑英所说的“蒋个人闹意见”说的就是孙中山要派程潜为黄埔军校校长，因此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一事。不过，蒋介石的“意见”毕竟是闹的大大了一点，他这一闹，差点断送了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
陈果夫在上海多年，熟人不少。1924年春，黄埔军校开始筹建，校长蒋介石电邀陈果夫赴粤，未往。是年九十月间，蒋校长命陈果夫代办军校学生制服及一切军用品、印刷品及机器等。陈果夫说：“民国13年，我住在上海养病。大约九十月间，黄埔军官学校蒋校长从广东派人送了一封信来，命我代为办理军校学生的制服及一切军用品、印刷品及机器等。因为当时广东的风气不好，物价既贵，学校的经费又困难，所以要在上海采办。的确，上海的东西，连运费在内，要比广州当地采办的便宜1／5至1／3的价格。第一批东西，系500套呢制服、呢大衣、皮鞋、帽子、皮件及衬衣等。正式报关，交由转运公司起运。那知服装店经理巴结生意，在每件制服里面，钉上一块白布，海关上一检验，觉得特别触目，认定是军装，就全部扣留。我得了这信息，焦急万分，……虞洽卿等从中帮助，经十余天之努力，终算将被扣留的军服等收回。不过其中有束腰皮带、枪带和刀鞘三样东西，海关方面认为军用品，必须充公。许监督对我说：“这一点东西，不过是作为酬谢关员的意思，你也不必再追究了。所以这件事，只好承认晦气，损失数百元。可是军服等虽已收了回来，仍然不准出口，这又使我感觉困难，几次向海关监督公署商量，没有办法。据该署中人说：有一路可通，不过要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官家是绝对不能通融的。于是托人打听，探得上海有一家公司，专门偷税，包运货物，并且运费较正式报关起运为便宜。我找到了之后，深恐靠不住，先派人用少数东西，试了一试。过几天，广州来电，居然如期到达，并没有出什么岔子，这才放心，将这一批服装等等，完全交由该公司代运，不久全部到达广州，送到指定地点，而且计算起来，比正式办法便宜数百元。后来黄埔军校所用的军装皮件，以及教导团第一、二团全部的棉衣、军毯等等，均在上海制办，都是交付那个公司负责装运，几件大衣或几套棉衣，包成一包，每包至少比较正式报关起运要便宜一元几角，而且稳妥简捷。有了这次经验，我才明白北京政府时代海关上的弊端重重，与那个公司，实在是声气相连的，不但关员与公司相通，就是码头工人、轮船买办。水手，也是一鼻孔出气的。有一次，我们的货物正在上船的时候，被一位新任的外籍关员看见，抓住了人。但因为关员人少，毕竟被环境所同化了。还有一次，在码头上被巡捕发觉查出，正要把人货扣留的时候，忽然两个流氓在旁边打起架来，这巡捕就前去劝解，等到事毕，再找那个夫役，早已偷运过去了。从上面两件事看来．可见海关与码头上的情形。所以我们虽在北京政府托工亮畴设法弄了几张护照来，仍未利用。还有些东西，我们是在上海永安或先施公司定买的，由香港运到广州去交货。广州与香港之间，交通非常便利，应当由广州到香港定货，较为便宜，而不料k海定买香港货，在广州交割，反而比在广州或香港定货，便宜1／5的价格，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是年底，黄埔军校决定成立教导队，开始招兵。陈果夫奉总理委任为招兵委员之一，并主持其事。陈果夫说：“到厂年底，校长转来一张总理委任状，要我与赵澄志、刘祖汉三人为招兵委员，并由校长指定要我主持其事，那是为了黄埔一、二两团教导队征募的。校长要我们在江、浙、皖三省招募新兵。我对此全系外行，所以校长陆续派了陆福廷、戴任、王震南。王伯群、胡公冕、陈乐亭、周少游诸先生来帮助。新兵的来源，最重要的地方为温州、金华和徐州三处。当时总理曾打电报给卢永祥，请他从旁帮助。卢表面虽是答应，暗中却破坏。这时齐燮元和卢永祥两人发生冲突，卢永祥也正在招募新兵。我们有一批从金华招来的新兵，约计有100多名，经过杭州，被卢永祥发觉扣留，意欲留为己用，虽经我方交涉放行，结果到了上海北站，仍被他们用电报逼回来，回到杭州，就下令解散。这批新兵，来自金华，身上又没有钱，进退不得，后被他骗人营去。还有自徐州招来的兵，也被齐燮元、张宗昌先后截留。更有由内地送来的时候，半途被其他招兵机关高价收买，或被诱骗过去的也不少。到了上海以后，除了每人发给一张船票和几角零用钱外，另外又分发了些罐头、酱菜，规定几个人合用，才派押运员押上船送往广州。因张毅、张贞、洪兆麟、范石生等部队，也在各方面招兵，因此，经过厦门、汕头、香港，一路上又有被他们诱骗过去的。这种损失，也很可观。当时我们认为徐州来的新兵最好，因为有不少还拖着辫子，是原来的乡下人，和上海附近所招的不同。处州、金华招来的兵，也还不错。温州的好闹事，不能安分，住在旅馆里，上下码头时，闹了不知多少次。校长接连来电，命令我们不要招收内地的土匪，而有些招兵的人，平时爱护家乡的，往往要招些土匪出来，还有些小包头儿，就近招些流氓棍徒充数。在这次招兵中间，很可以看出各式各样的人心。招来的兵，有些来骗钱的，有些是被人用法子骗来的。招兵的人，有被人骗了的，也有因公牺牲的。论成绩则以陈乐亭招来的金华兵、卢仲英招来的金华、杭州、上海（在上海失业的浙江人）各地的兵为最多。王震南招来的台州及峰县兵，赵澄志招来的处州兵，数目虽少，大半勇敢稳健。陆福廷的苏北、皖北的兵，亦多可取。戴任与胡公冕的温州兵则好坏不等。王伯群因所托非人，未招一人，反而赔了一笔钱。有一个叫孙良的，从前曾在方振武部队里，当过几年连排长，在校长面前，自告奋勇，情愿到上海来任招募的事情。留在上海两个月，未见募到一人，催了他几次，自觉无颜，只好自己领了一张士兵乘船的票，偷偷地回到广州，后来当的连长。校长东征的时候，派他在前线作战，因未奉命令，擅自退却，遂被枪毙，他是实行连坐法中第一个被正法者，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一批在杭州以西担任金、衢、严等处招兵的人，在孙传芳进占杭州之后，被捉了去，孙传芳为立下马威起见，就把其中张亮、张式球、腾志云、张得胜四人枪毙，这是因公牺牲的人，值得我们纪念的。周少游、戴任二位先生早已去世，他们当时的努力也是应该纪念的。自14年春到15年4月底，我移交给杨啸天办理时为止，总计所招的新兵，约四千数百人。自招来之地起运至广州为止，连各种费用及损失在内，平均每人计费ZI元数角。这是算黄埔部队里的基本兵，与黄埔学生官长合起来说，也就是统一中国的基本的队伍。”
黄埔军校第一期在上海招生时，陈果夫仅负责转汇经费及电告各方情形。到第三期招生时，陈果夫任招生委员。
其时，蒋介石率军校学生及教导团东征，部队需要人才，故来上海投考军校者，只须缴验证明文件，认为程度相当，即每人发给旅费12元，自行前往广州报到。至军校第四期招生时，蒋介石派第一期学生王仲廉、郭剑鸣等到沪，帮同办理招生事宜。报名处设干环龙路44号，考试地点设在上海大学。陈果夫说：“那时，上海大学办事人与共产党关系很密切，和环龙路方面站在相反的地位，双方暗斗颇烈。幸我未参加他们的争执，所以倒还没有什么冲突发生。不幸最后一场考试的那天，被闸北警察发现，将学生解散。差幸那天已经考完，最后一课，无关紧要，所以也可算完满结束。四处共招生一千四五百名”。
黄埔军校初办时，马匹甚少，只有两三匹。教导团成立，东征需要马匹，所以蒋介石电命陈果夫在上海买马。本来上海那个地方，并不是买马的地方，采办很不容易，幸而戴任的女婿吴艺汀对此道，平素很熟，打听得跑马厅当局，向外面买来的马，有一部分，因为不善奔跑而被淘汰，廉价出卖，这种马恰恰适合需要，陈果夫就找了一位识马的人，选买了19匹。第二次，蒋介石要采买驴子，比较上就有些困难了，不过为数不多，只要二三十匹。认识了门径，尚不难办到，一共买了三批，总数50几匹，买马及驴子，最大的困难，还是在装船问题。大多数商船，都不愿招揽这笔生意，每匹马或驴子的运费，本就不小，还要加上它的装运木笼租费，每只就要四五两银子之多，好容易费了很大周折，才把这些马和驴子全部装走。
广东方面，又需要很多的军官和军医、无线电以及其他技术人员。陈果夫奉蒋介石电命设法罗致此项人才。陈果夫说：“关于无线电人才，当时北京政府之下，颇有些与我相识的，不过很不容易找。有个姓朱的，我跑去找他六次，还是因为嫌路太远不肯去。还有几个姓邱的、姓华的、姓李的，都经跑了若干次，没有允许，因此，无线电技术人才，一个也没有找到。一直到15年的秋天，在广州开办训练班时，才找到三四位。当时技术人才的稀贵缺乏，可想而知。军医经多方设法，才找到了四个介绍去。另外，又找到一个自言在沈阳兵工厂会造迫击炮的人，我报告了校长之后，就约了他到广东去。当时我们的计划，预备筹建一个兵工厂，在三个月之内完工，三个月之内制造迫击炮100尊。这个计划，后来居然给我们做成功。其间曾养甫吃的辛苦要算最大，那时由上海买的机器，运到关上，因恐英国关员留难，不能如期开工，乃由养甫率领了几只兵舰，趁那商船进口的时候，在虎门把机器截了来。讲到那制造迫击炮的人，倒确实内行，可惜人格差些。又找到一个制造飞机的人，不数天给某厂请去了，我发给他的川资也不缴还。至于军官，经各方介绍成功的，共有20余人，我不能记下每一个人的姓名。总之，有些是现在赫赫有名的，也有已经成仁者，当时都发给川资，送往广东。”
陈果夫在上海协助建军，招兵买马，采办军用品，经费很感困难，所以用钱非常节省。陈果夫说：“14年底到15年初校长东征时，由各地来到上海的新兵，非常拥挤。其时有海员罢工风潮，航运不通，无法输送，若是遣散，又觉太可惜，维持现状，又是要钱。那时广东汇来的钱，已经用完了。凡是可以通融的地方，差不多也借完了。我个人的信用又有限，所以连校长家里预备的家用，也被我抵借用了，就急电校长，请示办法。校长第一个回电说：‘把他的家用钱，、拿去先用救急。’其实他的折子里，存款不过一千数百元，不够作两三天的维持费用，而且早已被我抵押支用。第二次回电嘱不必着急，他说：‘我自有办法，5号一定可以占领汕头，6号就汇款子来。’当时我接到这电报，觉得距离5号，还有10天之久，那能断得这么准确。但是我接到了这电报，胆子却大了不少，并且敢向钱庄上的朋友，再开口商量一笔半月归还的数千元借款。因为一般朋友，对我的信用还好，不到半天就成功。后来5号那天，果然占领了汕头，第二天就汇了款来，丝毫不爽，使我最后一笔借款得以提前归还，更坚定了我的信用。校长这种先见之明，实在是值得我们敬服的。”
陈果夫为了省钱，只雨天坐黄包车，平时都跳电车；只用一个助理，一切开支十分俭省。陈果夫说：“戴任扶老先生年纪虽已60几岁，然而精神非常焕发，对于招兵事情，奔走颇为热心，无论到那里，从不曾坐过一次汽车，也不常坐黄包车，有时还用两腿跑路，比较远的地方，才偶坐一二次车子。有一次，我在乘电车时，看见他挤在人堆中跳电车，我看见他这样冒险，非常担心，就上前去劝阻他，他老先生听我说他年纪老了，就马上表示不服老的样子。他说：‘你能跳电车，我就不能跳吗’？又说：你既不坐黄包车，自然我也不好坐黄包车，只得跳电车了。因此，我和他约定，凡属雨天，我们俩都坐黄包车。那时我们的经费，并不充裕，所以愈省愈好，我的机关里，只用陈振海一人做助理，平时间的公费和一切开支，都很简省，与其他招兵机关不同。”
上海华洋杂处，情形复杂，流氓乱敲竹杠，巡捕必须打点，码头工人要小费，北洋军阀的官兵，竟抢东西。陈果夫说：“上海码头上的一班流氓，知道我们送出去的，多是招来的新兵，就趁此敲些小费，每名上船，须缴款一角至三角。同时，巡捕房方面，包打听、巡捕等等，平时暗中帮忙，也要酬谢些钱。我们当时曾由周少游结纳了一位包探王宪章，帮忙打招呼，因此，我们在这方面的破费也不少。久而久之，我们发生的事日多，码头上的人，欲望也随着一天大一天，每名收费涨到五角钱以上。这样一来，就难应付。其时刚巧张宗昌到了上海，我就利用李徽五的关系，请他帮助，又托李徽五介绍与姓常的警察厅长见了一次面，又亲自去找上海县李县长，于是在中国地界小东门里，租了一处房子，挂了一张‘揭普道路募工驻沪办事处’的招牌，对外就说是招募工人。同时，又常常到法院与县公署各方面去接洽。所以工作进行非常顺利。不料一个月后，张宗昌宪兵换了防，对于后任的宪兵队长，未及联络招呼，他们一打听我们那里是个招兵机关，认为这是可以敲诈的机会，就派了大批宪兵来捕人，捕不着主要人，就把我们的新兵与管理员，一起赶走，一切东西，抢个精光，甚至有几个人，急忙中来不及套上外衣的，也被赶了出去。这样一来，中国地界站不住足了，不得不‘回到租界去。码头上的流氓，得了这消息，格外大涨其价，每人要缴一元的小费，方肯放行，几次商量，没有效果，只得照付。后来电告校长，到15年春，校长派了杨啸天先生来，索性不做下层工作，去和黄金荣商洽。那时广东方面情势，渐渐转好起来，租界当局，也不取干涉态度，竟至让我们在朱葆三路平安旅社，包一个四层楼面驻新兵，上船去可以带着大队走，一直办到16年为止。”
最使陈果夫头痛的事是碰到一个姓金的招兵委员，不断敲索，这种人实为当年“兵油子”的头儿。陈果夫说：“有一个姓金的招兵员，是由赵君找来的，曾命他在浙西招收一班退伍的兵，但是他招来的多是一些不安分的人，广东屡次来电，嘱咐停止招收，可是他仍不断的送了来。当时我们的招兵接洽机关，设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挂了陈希曾经纪人的牌子．表面是做生意，实在每天按时前去，暗中接见客人，秘密接洽招兵事情。金某在某处探得我家里的地址，就带了几个人来找我，意在敲索。当时来势汹汹，本人因为没有钱，遂置之不理，他也就无可奈何，悻悻而去。这一走之后，明知他必不肯干休，我遂离开了住宅，搬到季陶办事处去住，一面托原介绍人向金理论，结果他还是雇了许多人到我家里来滋扰，我不得已想了一个办法，就远去杭州，住在杭州西湖饭店，写信请其到杭州来理论取款。因为那时孙传芳对于招兵的人，查缉很严，我和金的名字，他都知道，这金自己对我说过。我冒险到杭州，料想金是一个表面强硬，内心懦弱的人，决不敢前来，那时我另找一位姓竺的朋友，出面和他理论，因竺有点实力，金又不敢到杭州来，所以不久就平服下去。”
1926年3月，陈果夫奉召南下抵革命策源地广州参加革命北伐工作，上海方面的招兵工作，移交给杨啸天办理。
2．蒋校长“打着红旗反红旗”
与孙中山“共患难同生死”的蒋介石被孙中山正式认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兼任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要塞炮台前竖起一面大红旗，旗上写着斗大的“蒋”字。蒋介石披着一件拿破仑式的斗篷，前呼后拥，威风凛凛。廖仲恺被刺，蒋介石抓住良机，联合汪精卫，排挤许崇智、胡汉民，奠定了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
1924年3月2日蒋介石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重提昔日永丰舰上“共患难同生死”的一幕，希望孙中山能像当年对陈其美那样深信和重用他，不但要让他专心办学，而且要让他过问军事政治。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并不介意，并满足了他的一些要求。3月ZI日黄埔军校入学考试时，孙中山仍任命蒋介石为入学考试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不在广州，暂由李济深代替，同时派许崇智到奉化劝蒋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