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之所以如此器重蒋介石，是因为缺乏军事人才，而且蒋介石已受命考察过苏联军事；再就是永十舰蒙难之时，蒋介石的出色表现深得孙中山的好感和信赖。
后来蒋介石发现再不赴广州上任，其职位就可能被他人占去，于是动身，4月21日到达广州，26日入军校办公。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任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9日廖仲恺被任命为军校中国国民党党代表。校长和党代表之下，分设政治。教练、教授三个部和军需。管理。军医三个处。
从5月5日新生开始陆续入学，到6月16日正式开学这段时间里，蒋介石多次对学生进行“精神训话”。训话内容主要是讲革命与做人的意义，军校的教育方针，遵守纪律，团结同志和爱护百姓等。为了树立他个人威信，使学生和官兵养成对他个人崇拜，他大谈自己创办这所军校的艰难，以及他过去的光荣经历，当然免不了要提及永丰舰上与孙中山“共患难同生死”的光荣历史。
长洲要塞与黄埔岛毗邻，防务一并归属黄埔军校，蒋介石兼任长洲要塞司令。要塞炮台前竖立一面大红旗。旗上写着斗大的“蒋”字，如同中国封建时代的将帅旗。从要塞司令部到军校的距离不足一里路，而蒋介石每天上下班，总是戒备森严。他披着一件拿破仑式的斗篷，前面有副官开道，四个武装整齐的士兵跟在其后，步伐整齐，威风凛凛。如果学生、官兵在路上遇见他不敬礼，他一定要给予处分。
军校刚开始一个时期，蒋介石经常亲自检查教官、学生的训练与生活情况。尤其是早晨起床号吹过后，他会突然闯人教官或学生的卧室巡视，如发现没有出操而偷睡懒觉者，便给予训斥和重罚。他常亲临训练场地监督训练。为了在生活上不显示特殊化，他在校时必到餐厅与教职员一起就餐。
蒋介石是靠办黄埔军校起家的，但是在军校刚刚建立之初，在军事技术、经费、军械等方面都要靠苏联的支持，所以他不便站在右派一边，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而常以不偏不倚的中间面目出现。与国民党一些元老们相比，蒋介石算资历最浅的了，而这些元老正是蒋介石通向党、政、军权力道路上的绊脚石。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与国民党元老们一决雌雄，蒋介石迫切需要得到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因此，蒋介石往往又以比较左的面目出现。
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在考察完了苏联后，回到广州，把对苏联考察情况向孙中山做了口头报告。在此之前，蒋介石在上海还寄给了孙中山一份《游俄报告书》，在蒋介石的书面和口头报告中，蒋介石赞成利用俄援和以苏联红军为样板办校建军，但他本人对苏联持怀疑态度。在《游俄报告书》中，他写道：
“俄共政权如一但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1924年3月，蒋介石辞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在奉化溪口居住期间，于3月14日给廖仲恺写了一封信，信中称：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低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帷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霉，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于不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国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
以后，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
“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其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蒋介石内心里虽然极力反俄反共，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也深为不满，但在表面上，他却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
1925年4月9日，他在黄埔军校入伍生的一次讲话中中声称：
“俄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呢？因为俄国共产党重在纪律，又是组织严密，他的党员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丝毫不能自由的。他们为甚么甘愿牺牲个人的自由呢？因为他们明白主义，都有决心牺牲各个人的自由，来救全人类的自由，所以他们成功就那么快。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党员的责任、本分。”
不久，在广州商界召开的一次联欢会上，蒋介石又讲到了学习苏联、联合苏联的问题，他说：
“俄国人来帮助我们，是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因为要中国能够做到自由平等，才可以打倒帝国主义，俄国才不至于再受帝国主义的牵制和压迫，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才可以解放起来。”“我们现在的党军完全是学习俄国的军队那样编制的。我到俄国研究赤卫军那样能守纪律，不骚扰人民，完全是为人民做工夫的，和人民大众很相亲相爱的--人民同他们好，那么团结，这样的军队有甚么打不胜的仗呀！所以我回国之后，就决定了，如果使军队真个能为人民求自由安乐去打仗，真个
能为党实行三民主义打仗，非用俄国赤卫军这种编制不可，故此实行仿照这样方法训练我们的党军。”
对于共产党，蒋介石表面也是非常称赞的。1925年9月13日，黄埔军校特别党部举行第三届执行委员会选举大会，针对当时黄埔军校内国共两党学生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蒋介石说：
“现在我们学校里，常常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之争，我以为这种现象，适足以使我们总理在地下痛苦。……国民党员也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违背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这样就是信奉三民主义，能做总理的信徒，反不如不信三民主义的好……。共产党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求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能下这么大决心，不为众论所动摇、并且总理说：‘如果国民党的党员，反对共产党，我便要自己去加入共产党！’……。我们要晓得，‘反共产’这句口号，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中伤我们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唱‘反共产’的口号，这不是中了帝国主义的毒什么？……。总理容纳共）“’党加入本党，是要团结革命分子，如果我们反对这个主张，就是要拆散革命团体，岂不是革命党罪人？……。我一个人的意思，我们国民党，现在只有左派与右派之分，不能有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分，更不可有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分，如果国民党员有这种见解，那是无异于削弱自己革命的元气。”
蒋介石在内心里是既反苏，也反共的，在黄埔军校学生的面前，能讲出这么多必须坚持国共合作的道理，实在是有难言的苦衷。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7月，广东国民政府改组，汪精卫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只被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汪精卫所以能人选要职，不仅是因为他是国民党元老，孙中山遗嘱的起草和承递人，而且是因为他在政治上表现左倾，被誉为左派形象出现，同时要击败国民党右派元老胡汉民及军界前辈许崇智。
许崇智是蒋介石的顶头上司，也是他的结拜兄弟。蒋介石在许崇智门下受到重用，才得以在军界崭露头角。许之所以重用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手中没有军权，不怕蒋介石对自己构成威胁。但是随着蒋介石利用军校而提高了在军中的威望，许崇智、蒋介石二人的矛盾才逐渐突出。
当时许崇智以粤军总司令兼国民政府军事部长和财政监督，一手控制军权、财权。许崇智纵容部下包烟截税，把持财政克扣军饷，中饱私囊。黄埔军校的经费常被无理扣压。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以军事委员身份，提出统一军事，统一财政的建议，其矛头就是针对许崇智的，目的是把军权从许崇智手中收归军委会。蒋介石的建议得到汪精卫的支持，并在军委会上通过。但是蒋介石要想扳倒国民党实力派人物许崇智，取而代之，却并非易事。
真是天助蒋介石。1925年8月，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国民党中央成立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全权应付，追查此案。经查明，此案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指使人做的。胡汉民、许崇智均涉足此案。胡汉民被迫辞职离粤。许崇智被蒋介石软禁，后被迫离粤去沪。
9月，蒋介石第二次率军东征，直捣陈炯明的老巢惠州，使广东全境得到了统一和巩固。
这一系列的事件使蒋介石声誉倍增。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以“东征英雄”的身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国民党领袖人物。
蒋介石知道在当时的形势下，没有什么口号比“革命”更高的了。为了谋取更高的权力，蒋介石此时伪装得比谁都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但他内心里则是彻头彻尾的反苏反共，反对革命的。因此即使在他最最革命之际，也不曾放松打击革命势力。
早在第二次东征之时，蒋介石即召集连以上军政人员联席会，要求把所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事后，又个别找周恩来谈话，提出：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这种无理要求当即遭到了周恩来的严词拒绝。
但蒋介石并没有放弃这种想法，他在等待着机会。
3．“只有科学办实业，才能救中国”
陈立夫说：“只有科学办实业，才能救中国。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投身到实业中去，做一名矿冶工程师，以自己所学报效国家。”蒋介石急电：“现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时候，还开什么矿？要开矿，可开采革命之矿。”
陈立夫起初所走的路并不同于陈果夫。当陈果夫在上海搞投机生意时，陈立夫却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埋头于书本之中。
这时的陈立夫，已沉迷于科学救国的美梦。他以为要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只有科学，只有多读书，多掌握知识，才能对国家有所贡献。
1923年，陈立夫以优异的成绩从北洋大学毕业。6年的大学生活，对陈立夫的性格改变很大，使他逐渐成熟起来。从前那个满脸稚气、活泼、好动的顽童不见了，陈立夫变得严肃。沉默寡言，城府很深，派头很大。
从北洋大学毕业之后，陈立夫还续继幻想着科学救国，遂又奋力拼搏，考入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矿冶工程。
1923年秋天，上海码头。
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久久仁立着，并没有说太多的话。离别在即，两人都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知说什么好。
陈立夫觉得自己已经24岁了，书虽然读了不少，但却不能自己养活自己。这次出国留学，自己无能为力，只能仰仗年长9岁的哥哥陈果夫四处奔波，方才解决了留学费用。真不知该怎么谢谢哥哥才好。惟有在国外努力学习才能不负哥哥一片苦心。
陈果夫也是心情颇为不平静。自己在少年、青年也曾有过上大学，出国留洋的美梦．有几次都几乎成了现实，但毕竟自己没有真正实现过。这次能帮助弟弟出国留学，多少也弥补自己的一桩撼事。
“呜--”的一声．轮船的汽笛响了，在催促旅客赶快上船。
陈果夫简单地嘱咐了陈立夫几句，挥手向陈立夫道：“船要开了，你上去吧。”
陈立夫满怀深悄地看了哥哥几眼，说了句“哥哥多多保重！”就转身上了船。
望着陈立夫单薄的背影，陈果夫忽然有点动感情了。两人虽是亲兄弟，但陈果夫比陈立夫整整大了9岁，陈立夫对这个比自己年长许多的哥哥本来就有点敬畏。更何况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陈立夫尚在私塾之时，陈果夫即已离家求学。后来陈立夫虽已到上海念中学，但陈果夫那时却正忙于商业上的事，陈立夫到天津上大学，而陈果夫却仍留在上海，两人天南地北，也并没有太多的思念和牵挂。但今天陈立夫要远离祖国，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去那遥远的国度学习的时候，陈果夫才忽然感觉到毕竟是血浓于水，毕竟是同胞兄弟。
就这样，陈立夫远渡重洋，去了美国。
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并不是件难事。凭着他在国内所学的底子，陈立夫用不到一年的时间轻松地取得了匹兹堡大学矿冶学硕士学位。学成之后，陈立夫开始并不想立刻回国工作，他留恋于美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因此尽管陈果夫一连好几封信催促他回国，但陈立夫仍是逗留美国实习矿冶工作。
1924年，正当陈果夫在上海为黄埔军校招生，采办各种军用物资的时候，陈立夫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读完硕士学位，他本想留在美国实习矿冶工作，可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陈果夫再次去信催促陈立夫归国。这一次陈立夫没有推辞，立刻收拾行装，启程返乡。
仍是上海码头。但这一次不再是上回那种依依惜别的别离情。船慢慢平稳地停靠在码头，当舷梯刚刚放好之时，陈立夫迫不及待地冲了下来。当西装革履、风流潇洒的陈立夫气派十足地出现在上海码头时，早已在码头等候多时的陈果夫也立刻迎上前去，张开双臂，紧紧拥抱着离别两载的弟弟。两兄弟见面，真有说不出的亲热。
在回陈果夫住宅的路上，陈果夫问陈立夫：“如今你既已归国，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陈立夫没等陈果夫问完，即抢着回答说：“只有科学办实业，才能救中国。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投身到实业中去，做一名矿冶工程师，以自己所学报效国家。”
陈果夫听了，沉默不语。他以为，在目前的这种状况下，干技术工作是不能有所成就的。动乱的年代，决定了科学不能救国，实业不能救国。只有从政才能救国。他应当劝劝弟弟。但当他转头看到陈立夫那期待赞许的目光时，陈果夫不忍扫了他的兴，觉得劝陈立夫从政要慢慢来，不能急。于是连忙改口说：“你在国外是学矿冶的，搞搞实业也可以。”
很快，陈立夫便被中兴煤矿聘为工程师。陈立夫十分高兴，立即走马上任，专心致志地投入到煤矿公司的技术工作中，一心想在煤矿工程中干出一番事业来。
但是，陈立夫很快就感到失望，公司的研究条件与匹兹堡大学简直有天壤之别，在这里只能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而陈果夫对弟弟所从事的实业工作也不感兴趣。他坚信，实业救不了中国，他希望弟弟投身政治。
正好蒋介石说南方政府急需各方面人才，要陈果夫在上海帮助物色。于是陈果夫写信告诉蒋介石弟弟已学成回国，希望蒋介石能劝说弟弟去南方工作。蒋介石接信后非常高兴，他现在正急需忠于自己的人才，以扩张个人势力。陈立夫是自己盟兄之侄，以前就已很熟悉。于是蒋介石直接给陈立夫去电，希望他速来广州供职。陈立夫接电后，实在是左右为难，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对自己颇为关心。自己当年也曾称他为“蒋三伯们”，当然不能一口回绝。另一方面，陈立夫对于自己所学的矿冶上程技术还是割舍不下。考虑再二，陈立夫发了一份措辞婉转的电报，谢绝了蒋介石。
但蒋介石并不死心，再次急电：
“现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时候，还开什么矿？要开矿，可开采革命之矿。”
蒋介石的再次电召，使陈立夫不敢轻易回绝了。对于蒋介石对自己如此信任，很是感动，再加上在中兴煤矿工作也不能尽人意，而哥哥陈果夫也不断地来信劝其从政。陈立夫动摇了。
这年年底，陈立夫拿着陈果夫写给蒋介石的信，离开上海去广州投靠蒋介石。
此时蒋介石已身居要职。他是广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八名委员之一，同时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广州市卫戍司令、长洲要塞司令等职大权在握，蒋介石日益加紧了对国民革命领导权的篡夺。他悉心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把一切忠于他的奴才走卒都网罗在其周围，逐渐形成以他为中心的右派力量。陈立夫的到来，令蒋介石是喜出望外，他手下需要陈立夫这样出过洋的青年
在随便问了陈立夫一些国外留学的情况后，蒋介石问起了他到广州来有何打算。陈立夫回答蒋介石说：
“我没有学过军事，不能投身行伍，只是希望做点文职工作。”
蒋介石一口答应了他的请求，当即安排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跟随蒋介石的身边，参与机密事宜。
就这样，陈立夫也投靠了蒋介石，开采所谓“革命之矿”上了。
蒋介石在国民党人中的地位并不很高。孙中山先生对他虽是颇为器重。但也仅局限于军事而已，而在党、政方面，蒋介石却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对于这种局面，蒋介石是绝不能忍受的，他要改变这种局面。
1925年2月，蒋介石率黄埔军校学生组成的“校军”，东征陈炯明，取得了胜利。但他因与汪精卫、苏联顾问及中共矛盾不断激化而处于进退维谷之中。为了战胜对手，以窃取国民革命的最高权力，他决定重演以退为进的伎俩，想以辞职、出国相威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蒋介石同共产党的矛盾日益尖锐。如此下去，蒋介石所惨淡经营的黄埔军事力量，岂不是要真正成为工农的革命军事力量？这是蒋介石万万不能容忍的。他迫切感到应立即将共产党的力量从黄埔军校和部队中排挤出去。
蒋介石同苏联顾问发生了矛盾。苏联顾问认为要发动北伐，必须先发动群众，而蒋介石害怕的就是这一点。
蒋介石与汪精卫矛盾也日益激化。本来汪蒋二人是相互利用，但二人在达到各自的目的之后，便开始互相排斥。
蒋介石这时期和其它各军矛盾也尖锐起来。当时国民政府共有8个军，除去蒋介石的第一军和广西李宗仁新编的第七军，其余6个军长，没有一个军长买蒋介石的帐。如何争取或打击各军军长，确立自己在军界的领袖地位，使各军就范，也就成厂蒋介石的一块心病。
面对这种种矛盾，蒋介石感到进退维谷，惶惶不可终日。他殚精竭虑地思考着摆脱困境的办法。经过一番思考，蒋介石重施以退为进的惯用伎俩，欲以辞职、出洋相威胁。
1926年2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蒋介石表示拒绝。随后又呈请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两职，要求赴俄疗养，以此来要挟汪精卫。
然而汪精卫也是个精于此道的老政客，他十分清楚蒋介石的用心。只是例行公事式地劝蒋介石“不宜辞职”，并不’坚决挽留。这使蒋介石陷入颇为尴尬的境地。经过再三考虑，蒋介石决定暂时离开广州。
蒋介石即命秘书陈立夫购买船票，准备乘日轮“庐山丸”离开广州，经汕头奔赴上海。
对于蒋介石的处境，陈立夫是早有所闻。对于蒋介石急于摆脱困境的焦急心清，陈立夫也深深理解。作为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他也竭力想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但他初到广州，对于当前形势认识不是很清，再加上当上秘书没有多久，不敢多说，又没有什么好主意，因此开始时，陈立夫也只能说些宽心的活来宽慰蒋介石。
然而当蒋介石要离开广州去上海避风头时，陈立人忍不住了。
4．怂蒋动杀机
3月的一天，几辆黑色小轿车自广州百子路蒋介石的东山寓所驶出，风驰电掣地开往码头，中间的一辆车上坐着蒋介石和秘书陈立夫。
蒋介石正襟危坐在车的后座上，两眼闭着也不知人想些什么。陈立夫几次想开口劝说蒋介石，但当他看到蒋介石那沉思的模样时，便又闭口不言了。
轿车在土路上奔驰了好一阵子。陈立夫抬手看了看表，估计差不多要到码头了。陈立夫心想再不劝阻，就没有时间了。便试探地问蒋介石道：
“不去上海，没有别的办法吗？”
蒋介石的沉思被打断了，抬头睁开眼看了看陈立夫，反问道：
“哦，你有什么想法呢？”
陈立夫见蒋介石并未责怪他，便一口气说开了。
“校长，我以为离开广州去上海不妥。为什么要避开呢？国民政府的8个军中，第一军有三个师，实力最强，掌握在校长手中。其他各军虽对校长有些怨言，但谅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更何况校长兼任广州卫戍司令，守卫广州的部队还掌握在手中，为什么要放弃呢？
“汪（精卫）主席虽然也想整整校长，但他有点书生气，胆子不够大。汪主席不是想用王懋功师长来推倒校长吗？可前些日子，校长以‘图谋不轨’的罪名，撤掉其师长职务，并将他押送上海，汪主席不也是无话可说吗？还有，苏联顾问也不可怕，那个季山嘉顾问不是不同意校长的北伐策略吗？可校长向汪精卫提出免去季山嘉总顾问的职务，季山嘉不也是表示愿意辞职吗？
“共产党人虽然唱高调，颇能煽动民心。但他们那个总书记陈独秀却很好对付。只要控制他，共产党就好应付了。”
“校长，你不要太心慈手软了。我们有兵为什么不干呢？为什么要成他人俎上之鱼肉呢？”
陈立夫的一番话，句句都点在了蒋介石的心坎上。是啊，蒋介石又何尝想离开广州呢？但是不离开广州，又该怎样动手呢？蒋介石又陷入了沉思之中。
陈立夫见蒋介石并无什么话要说，心中很有点不安，看来蒋介石并没有听从自己的劝阻。难道他真的下定了决心要离开广州吗？陈立夫也在思考着。
“嘎--”的一声，车停在了码头上。蒋介石的侍卫官从外面打开了车门，请蒋介石下车。谁知蒋介石仍坐着不动，侍卫官还不知怎么回事，一路沉默的蒋介石忽然开了腔，命令司机道：
“回去！”
陈立夫一听，心中立刻明白怎么回事了，忙让司机调转车头，原路返回。
蒋介石要动手了。
蒋介石返回后，立即找到其心腹王柏龄进行策划，并多次纠集党徒召开秘密会议，陈立夫作为机要秘书也参加了会议，通过了采取反共行动的决议。
为了替自己的反革命行动找借口，蒋介石指示手下四处造谣：
“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
“汪精卫、王懋功都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准备倒蒋，正在黄埔军校查帐，说蒋介石贪污。”
“有人要把蒋介石、陈立夫等劫往苏联，为他们二人前往苏联的护照都准备好了。”
“国民政府准备宣布共产，所有私人财产都要没收。”
诸如此类的谣言使得广州市民人心惶惶。
3月17日，陈立夫陪同蒋介石由黄埔乘汽艇到广州市东提八旗会馆--广州卫戍司令部，再次放出谣言：“共产党有阴谋。”随即又将其寓所迁至有坚固工事的广州造币厂。
准备完毕之后，蒋介石决定从“中山舰”动手。
原来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是共产党员。他在任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期间，曾查处过蒋介石的盟兄弟、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走私的活动，颇伤蒋介石的面子。更何况，李之龙后又被提拔为海军局代理局长，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打击李之龙都有利于蒋介石的野心。
3用旧日，蒋介石指使其亲信、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格传达他的命令：
“着即通知海军局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
李之龙接到命令后，遂用纸笺写了两张命令，分别交宝壁舰舰长、中山舰代理舰长，命令即将舰只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
19日上午，宝壁舰、中山舰先后抵达黄埔。当中山舰开到黄埔之时，蒋介石既大耍无赖，矢口否认，声称“并无调遣该舰之命令”，中山舰“无故移动”，是“不法行动”，“显示共党阴谋暴动”。
这天晚上，蒋介石又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办法。陈立夫参加了这个秘密会议，极力鼓动蒋介石不要错失良机，应立即采取行动，对共产党实行突然袭击。有人怕舆论谴责，陈立夫立即驳斥，认为不必顾忌，在陈立夫的鼓动下，蒋介石再次痛下决心，“今日若无决心，岂能挽救本党？”
20日凌晨，蒋介石派人抓走仍在睡梦之中的李之龙。随后又调动大批军队和警察，断绝广州市内交通，实行戒严，扣留中山舰及其他海军舰只，包围苏联顾问的办事处及住所，监视苏联顾问。拘捕黄埔军校及第一军第二师中的共产党员40多人。同时蒋介石还密令何应钦将驻防潮汕的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逮捕，并取消第一军的党代表制度，汪精卫的住宅也被蒋介石派兵“保护”起来。
由于共产国际指示的错误，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思想，“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很快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查办李之龙，季山嘉等苏联顾问回国，共产党员撤出第一军的决议。汪精卫也声称病了，赴外地求医。
中山舰事件，陈立夫自始至终都参与了此事，并在其中担任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如果不是陈立夫劝说蒋介石不要离广州，断不会有之后的中山舰事件。周恩来后来指出：“张静江、陈立夫都于1926年1月2日回到广州，同蒋介石进行勾结，挑拨国共关系。这就是3月20日中山舰事变的原因，也是3月28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
在这件事上陈立夫所表现出来的对蒋介石的忠心、对共产党极端仇视的心理和顽固的反共态度以及在复杂事变中的机警沉着和诡计多端，都深深获得了蒋介石的赞赏。为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方知孤臣孽子操心之危，处境之苦，若非亲历其境者决非想象所能及其万一也。”北伐开始后，陈立夫被提拔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秘书兼机要科长。他工作认真负责，凡是蒋介石签发的文件，他总是逐字逐句地从头到尾阅读一遍，然后交监印员盖上大印。他对下属科员管束甚严，每到一地，他总要召集部下训话，要求机要科员精心保管好印章，文件等物品，以免战乱中受损大。
陈立夫的工作作风和态度，令蒋介石刮目相看。不久，蒋介石让他主管整个秘书处的工作，成为蒋介石的贴身心腹。这为陈立夫日后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5．鲍罗廷“不识果夫真面目”
蒋介石极力吹捧苏联顾问鲍罗廷：“孙中山是国父，鲍罗廷是亚父”。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蒋介石提议迁都南昌。为说服武汉方面同意迁都南昌，蒋介石亲自到武汉，有人问：“既然蒋总司令这样革命，为什么还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鲍罗廷对陈果夫没有看透，一度想将他拉入革命队伍，还想争取陈果夫反蒋。
蒋介石对苏联顾问公开表示不满始于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舰长李之龙被捕时，蒋介石同时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和汪精卫的住宅，并下令拘捕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取消第一军的党代表制度。蒋介石之所以如此行动，是因为他确信苏联顾问、汪精卫和共产党串通一气，要将他逐出广州。
蒋介石发动政变前共产党已发现了一些蒋介石的意图，1926年1月，周恩来和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一起找鲍罗廷商量，打算将全部共产党员撤出蒋介石的第一军，联合其他非蒋系部队，与汪精卫联合成立国共合作的军队，以孤立和打击蒋介石。蒋介石对此当然不会不知道。所以他先下手为强，发动“中山舰事件”，既整肃了他的第一军，又将他的首要政敌汪精卫驱出广州。随后，为了获得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谅解，不立即导致国共分裂，以“此事起于仓猝，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为由，“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蒋介石对苏联顾问不满的首要原因是苏联顾问支持中国共产党。
在北伐的问题上，苏联顾问和蒋介石也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广东国民政府统一两广后，蒋介石认为北伐时机已经成熟，应立即北伐。而苏联顾问认为应首先在北伐所经省份发动群众，然后北伐军再出兵北伐，北伐才有必胜的把握。而在这时，中国共产党也是反对立即北伐的，1927年6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认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反对北伐的言论如出一辙，这更加深了蒋介石的疑虑。
在北伐进军作战计划上，苏联顾问也和蒋介石发生了分歧。苏联顾问认为，北伐军从广东、广西出发后，首先应攻取湖南、湖北；占领武汉后，向西北进军，与冯玉祥部国民军会师后，以西北为基地，进攻东南沿海。为此目的，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加仑亲至冯玉祥部做联络指导工作。而蒋介石主张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沿江东下，先占领江南半壁，然后北伐。现在看来，苏联顾问的主张确实是站在苏联的立场上看问题的，苏联有用冯玉祥率制蒋介石的意图。而蒋介石主张先占江南，再行北伐也是想巩固并扩大自己的势力。
正当苏联顾问和蒋介石的矛盾已经初露端倪时，1926年2月，鲍罗廷“回国述职”，不久，加仑前往冯玉样部，在广州的季山嘉接任了苏联顾问团首席顾问的职位。
季山嘉既没有鲍罗廷那样灵活的政治手腕，也没有加仑那样高明的军事才能，因此他和蒋介石的第一次谈话，就因故弄玄虚和无端讽刺蒋介石，而把事情搞僵。季山嘉向蒋介石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建议蒋介石由海路运兵到北方去支援冯玉祥的国民军；二是劝蒋介石到北方去帮助冯玉祥训练国民军士兵。季山嘉建议立即触怒了蒋介石，蒋介石斥之为“儿戏欺人之谈”和“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计”。
季山嘉很快就把和蒋介石的关系搞得水火不相容，以致最后迫使蒋介石找上汪精卫“明告其如不准我辞职，就令季山嘉回俄”季山嘉只得表示愿意辞职。季山嘉的愚蠢直接导致了“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派兵包围苏顾问住所，使他和苏联顾问的矛盾公开化。
当“中山舰事件”发生时，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勒诺夫率领的“苏俄观察团”正在广州检查苏联顾问团的工作。布勒诺夫也认为季山嘉是个混蛋，苏联顾问团举止失当，他因此指示顾问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越轨，不应承担直接领导军队的责任，不得有过火行为，而应该“通过对国民党左派的工作，直接增强国民党本身”。可以说，布勒诺夫在处理“中山舰事件”上做了重大让步。
3月22日，布勒诺夫派人问蒋介石他发动“中山舰事件”是针对个别人还是针对苏联，蒋介石声称“对人不对俄”，并表示愿意同苏联继续合作，希望鲍罗廷速回广州。3月24日，布勒诺夫率观察团回国，被蒋介石驱逐的季山嘉也跟随同行。这样，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团的紧张关系便由于布勒诺夫的退让和季山嘉的被逐而暂告缓和。
在对待中共问题上，苏联顾问和蒋介石的矛盾，无论如何是难以弥合的。在鲍罗廷1926年4月29日回到广州后不久，在“整理党务”问题L鲍罗廷便和蒋介石发生了冲突。由于1926年3月15日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闭幕，该会把国民党接纳为同情党，把蒋介石列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名誉委员和布勒诺夫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鲍罗廷对蒋介石“整理党务”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企图暂取妥协态度，逐渐使国民党向“工农政党转变”。
蒋介石也做了妥协，他向鲍罗廷保证继续实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声称：“俄国力量，直接间接帮助我们，故要革命成功，须联苏俄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对于共产国际，他说：‘’应该和第三国际联络，而且还承认它是在指导的地位。”
对于鲍罗廷本人，蒋介石也极力加以吹捧。他说，“孙中山是国父，”“鲍罗廷是亚父。”中国的政治、军事都要听鲍罗廷的指挥。
1926年7月，加仑返回广州，重任军事总顾问，他建议立即开始北伐，先进攻湖南、湖北，再进攻江西，占领江南，然后再视形势发展，向北进攻。他的这一作战计划符合蒋介石的意图，加上大敌当前，所以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和苏联顾问未再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冲突的根源并没有去掉，暂时的平静是在酝酿更大的冲突。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占领武昌，吴佩孚被打垮。11月8日，占领南昌，孙传芳部主力被消灭。大敌一去，国共统一战线内的矛盾立即显露出来。苏联顾问和蒋介石的矛盾首先表现在迁都问题上。
1926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随后，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北迁。12月2日，首批北迁的陈友仁、吴玉章、徐谦。宋庆龄、王法勤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抵南昌。12月7日在庐山举行中央会议，在会上，蒋介石提议迁都南昌。他的建议未被接受，其他人继续前往武汉，并于12月13日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主要组成人员有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孙科、宋子文、邓演达、吴玉章、唐生智、于树德、詹大悲、王法勤、张发奎、柏文蔚、蒋作宾等。
武汉政府政治上的灵魂人物是鲍罗廷，主要组成人员像邓演达、陈友仁、徐谦等都属国民党左派，掌握军权的唐生智。张发奎也非蒋介石所能控制，尤其张发奎部，在国民革命军各军中共产党员最多，张发奎在政治上当时支持汪精卫。蒋介石的支持者当时主要在江西，要他离开江西，前往新都武汉，这意味着脱离自己的势力所在，受别人的控制。所以从1926年12月初开始，他便以种种名义，要求迁都南昌。1926年12月底，从广州出发的第二批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到达南昌，蒋介石将这批人留在了南昌，并召开了一个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三次临时会议，决定“中央党部与国府暂驻南昌”。第二批到达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在国民党大员中资格大多比较老，职位也比较高，如张静江是中央政治会议浙江政治分会主席、谭延铠是国民政府代主席。
迁都之争马上引起了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蒋介石间的争吵。1927年1月1日，武汉方面宣布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已迁都武昌，并于3日举行迁都和北伐胜利庆祝大会。同一天，蒋介石致电武昌，声称根据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以及北伐政治军事需要，国民政府暂设南昌。武汉方面复电表示反对。
为说服武汉方面同意迁都南昌，1927年1月9日，蒋介石亲赴武汉说服。因为蒋介石是攻占武汉后第一次来武昌，武汉各界举行了有30万人参加的盛大的欢迎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当蒋介石演说正在兴头上的时候，有人当场站起责问蒋介石：
“既然蒋总司令这样革命，为什么还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为什么无理扣留国民党中央委员？”
这样让蒋介石下不来台，蒋介石当然得理解为有人指使。何况苏联顾问鲍罗廷接着讲话，声称革命要依靠人民，发扬民主，反对个人独裁，要求提高党权，简直是不给蒋介石面子了。
蒋介石刚到武汉时，鲍罗廷当面对他说：
“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打倒他的。”
蒋介石回到南昌以后，虽然表面上承认武汉为迁都之地，拥护迁都武汉，但他和鲍罗廷的矛盾却急剧恶化。他又拿出对付季山嘉的手段，在回到南昌以后，于1月19日给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打电报，声称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罗廷的总顾问职务。为了进一步为最后和苏联摊牌做准备，蒋介石开始攻击苏联，他在南昌总部第13次总理纪念周上说：
“无论哪一国，如其放弃帝国主义政策，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他们，如同对苏俄一个样子。……着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别的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反对他们。”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宁粤尖锐对立。在和武汉的对骂中，蒋介石把鲍罗廷看为罪魁祸首。他说：
“现在汉口有一班叛党的党员，勾结共产党，情愿受鲍罗廷的支配，假冒我们国民党的招牌，来骗一般的民众，来破坏国民革命，想把我们国民党的党权政权统统落在他们的手里。”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由胡汉民出任主席。第二天，胡汉民下令通缉共产党和跨党分子，共197人，第一人赫然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第二是中共总书记陈独秀。
鲍罗廷对蒋介石的反共反苏的真面目认识是比较早的，所以对他采取了孤立和斗争的政策。陈果夫由于经常不动声色，鲍罗廷对他的认识就比较少了，以至于一度还想将他拉人革命队伍，据陈果夫回忆说，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市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闭幕后，“鲍罗廷第二天下午就约我到他那里去谈话。他问我是否英士先生之侄，他说俄国人对英土先生很尊敬，他个人尤其敬佩。接着要我说一点有关英士先生的革命历史。我很明白他想笼络我，才说了这些假话，但我不去管他，把英士先生的事略说了一遍，特别指出英士先生怎样的扶助弱小民族，怎样的爱护同志，怎样的化敌为友。因为鲍罗廷曾在政治会议上讽刺我国真正革命党人太少，藉此拿英士先生的伟大人格和事业作一答复。又说了些英士先生幼年的故事，他的牺牲和服务精神，自幼就能充分表现出来。也见得中国人美德之一斑。最后，鲍罗廷问我英士先生的事略有无出版品，我说有的，他问是谁所作，我说是邵元冲。他说邵元冲的东西可靠吗？我说可靠，书中材料大半是由我供给的。谈话之间，他的神气渐不自然。我自己也觉得有语病。第二天开会，我带了一本邵元冲编的《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送给鲍罗廷，鲍罗廷没有看，临走也没有带回去。隔了几天，共党开始攻击我，加我以‘新右派’的名义。而组织部也被认为是共党的敌体。再过几天，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已贴出去打倒陈果夫的标语。”
鲍罗廷要争取陈果夫，显然是不知道陈果夫的历史渊源。以陈果夫和蒋介石的关系，想争取陈果夫反蒋，是不大可能的。在上述陈果夫的回亿中，他对鲍罗廷说的“俄国人对英士先生很尊敬，他个人尤其敬佩”表示不信，认为鲍罗廷是在撒谎。
6．尴尬人遭遇武汉
在迁都南昌还是迁都武汉问题上，陈果夫是坚决站在蒋介石一边的。陈果夫受到武汉方面的激烈攻击，被迫于1927年2月10日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职务，改任中央政治设计局筹备员。3月10日下午，国民党中央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开幕，陈果夫自称身体有病，拒绝参加。
1926年7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宣布“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准备北伐。
7月9日，民国革命军在广州市东校场举行了盛大的北伐誓师大会。
北伐正式开始了。
在共产党、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人民的支持下，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用不到半年的时间陆续攻占了长沙、武汉、南昌、南京，革命势力席卷大半个中国。
北伐开始后，陈果夫留在广州继续从事党务工作。他对下属科员要求严格、管束严厉，监印员姜辅成因受不了军事约束，便以女儿要出嫁为由，向陈立夫提出辞职，陈立夫不予同意，并慷慨陈词，要姜辅成献身革命大事，合其家庭小事，还许愿说：“我们不久就可以打下南京，到时你请假回去，不耽误你女儿的喜期”。以后，姜辅成再不敢提辞职的事了。
陈立夫的工作态度和作风，令蒋介石刮目相看。不久，蒋介石就让他代替前任秘书长邵力子，主管整个秘书处的工作，整日不离蒋介石的左右。
北伐的胜利使得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如日中天。但军事方面的胜利却掩盖不了蒋介石在党内事务上的失利。
1926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暨各省和海外党部联席会在广州召开。在这次大会之前，国民党左派、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右派为了各自的利益都加紧了活动。在苏联代表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出席会议的各省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多数。海外方面，共产党利用掌握海外部的优势，进行了大量的宣传，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却没有捞到预料的名额。这使得陈果夫对此非常不满。以致以后他还愤愤不平地指责：
“有些地方本来推定在国内的同志为代表，海外部故意把电报译错了几个字，或把电报搁置不发表，使之无法出席。例如，加拿大推曾养南为代表，海外部的共党分子就故意译错了字，幸而审查资格时给我们发觉了。”
在这次大会上，有人提议迎接汪精卫复职和修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法，以防止总司令权力过大。
蒋介石远在广州之外主持北伐，无暇关照广州。遂一面发电给大会，摆出谦顺的姿态，说他远在前方，不能出席大会“躬领教诲”，但此次大会：“为本党根本大计之所在，尚祈请诸同志戮力共济，肩兹重任”，另一方面，他又催促张静江。陈果夫加紧在会上活动。
10月18日，大会严厉批评国民党的右派人物张静江，张静江既是蒋介石的盟兄弟，又在辛亥革命之后与陈果夫有来往，在陈果夫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以后，张静江也一直是陈果夫的后台老板。张静江被指责，陈果夫非常不满。张静江由于腿部患有重疾，行走不便，不能上台自辩，于是陈果夫便替他上台说明。
原来中山大学有一姓沈的学生组织了一个专门反共的组织，叫做“司的派”。但不久，沈某的这一组织便被发现了，案件由张静江负责处理。张静江本也反共，自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包庇沈某过了关。而沈某过了关之后，反共活动更为猖狂。因而在广州的共产党人便指责张静江处理沈某“司的派”反对共产党一案过于宽大，严为失当。而张静江则认为沈某以国民党同志地位去反对共产党，案件并不严重。在这一次大会上，共产党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张静江给予明确答复，陈果夫于是上台替张静江代为说明。但陈果夫说完之后，共产党方面仍不满意。在共产党的一再责问下，陈果夫临时想到共产党引以为证据的种种事情，都是在张静江主持的监委会处分沈某以后才发生的，就用轻松的口气答复说：“监察委员不是神仙，所以对于沈某以警告处分时，又谁能预料未来之事必将发生呢？”暗示沈某的主要行动是发生在张静江处理沈某之后，不能将处理后发生的事和处理前发生的事混为一谈。陈果夫的答复使共产党人意识到自己在逻辑上犯的错误，对张静江也不再指责，最后由大会决议，开除沈某党籍，作为此案的结束。
这件事，也算陈果夫为国民党右派挽回了一个面子。然而毕竟是大败中的小胜，蒋介石自然不满意。经过深思熟虑，蒋介石决定利用军事上的胜利来挽回党务上的颓势。
当北伐军攻克武昌、南昌，占领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以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从中国南端迁到内地中心地区已成为形势发展的必要。1926年11月19日，蒋介石致电代理国民党中执委主席的张静江、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铠：
“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
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
一些党政要员纷纷北上。陈果夫此时肺病又发，咯血不止，便请假去上海治病。但到了12月，蒋介石却忽然改变了迁都武汉的主张，提议迁都南昌，理由是为“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蒋介石强调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北伐军总司令部在一起。实际上是蒋介石感到两湖地区工农运动日益高涨，如果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政权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掌握，他要搞反革命阴谋就比较困难了。
11日，谭延阎率领国民党中央党部北上自广州向韶关出发。12月31日，蒋介石把张静江、谭延rN接到了南昌，同时他又扣留了途经南昌准备去武汉的几位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而在这之前，陈果夫也抱病赶到了南昌。
这年除夕，蒋介石设宴款待张静江、谭延阎及各委员。宴会上，蒋介石得意忘形地说道：“今天各位从广东来到南昌，我们心里的快活，几乎是不能形容的。”
1927年1月3日，蒋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这样蒋介石通过北伐掌握了国民革命军的大多数，又假借中央的名义在南昌成立了政府，造成他在南昌发号施令压制武汉中央政府的局面，实行他以军治政，以军治党的军事独裁政治。
在迁都南昌还是迁都武汉的问题上，陈果夫是坚决站在蒋介石的这一方的。但陈果夫虽然站在蒋介石这一方，主张却和蒋介石有所不同，他认为南昌地理位置虽然较为中心，但经济并不发达，政治上也难以号召国人，将来要发动政变应选在经济发达的上海，为将来在上海发动政变做准备。
陈果夫在南昌的日子，主要就忙于这件事。他密电上海，要陈布雷、潘公展、虞治卿一起秘密到南昌会见蒋介石，会商北伐军占领上海后的有关党政和涉外事宜的部署，计议策划反共清党。随后潘公展、陈布雷又被陈果夫派往上海，为反共制造舆论。这一切陈果夫都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很少有局外人知道这些事。
尽管陈果夫度过了和共产党斗争的难关，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斗争的激烈，把他也逐渐卷了进去。1927年8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蒋介石的嫡系何应钦，逼迫蒋介石下台，蒋介石被迫下野。而在此之前，陈果夫受到武汉方面激烈攻击，被迫于1927年2月10日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改任有名无实的中央政治设计局筹备员、政治会议上海分会委员。组织部长由汪精卫派的干将之一陈公博担任。
当陈果夫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时，正值宁汉争斗激烈的时刻。武汉方面，一再要求蒋介石和北伐已经到南昌的国民党各大员前往武汉，将武汉定为新都。而在南昌的蒋介石认为，武汉是唐生智的势力范围，自己亲往武汉，不啻自投罗网，甘受唐生智的控制。而定都武汉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6年底做出的决议，蒋介石不便公开反对。于是，他想出种种理由，加以拖延搪塞。这时正值春节，蒋介石便以过年为名，和到达南昌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谭延阎、戴季陶等人上庐山过年，以避风头。
武汉方面，除了派邓演达和一班国民党元老前往南昌促驾外，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政治措施，迫使蒋介石就范。
首先，宣称蒋介石不懂政治，要求在中山舰事件后被迫出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持政局，而蒋介石则专门主持军事，希望利用汪精卫的政治声望压倒蒋介石。
其次，拉拢和蒋介石保有一定距离的人，打击蒋介石的支持者。谭延阎素有“文甘草”之称，在政治上一般谁都不得罪。此时，胡汉民、汪精卫分别因“廖仲恺案”和“中山舰事件”被迫流亡国外，国民政府主席一职正由谭延阎代理。张静江虽然腿有残疾，却一直凯觎虽无实权，但声名显赫的国府主席一职。谭张两人是老相识，张静江对国府主席一职虽然垂涎三尺，也不好出面反对谭延阎继续代理，硬夺过来。谭延阎知道张静江的企图，但看到张静江没采取赶他下台的行动，乐得假装糊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谭延间心里是明白的，蒋介石同张静江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在张静江和谭延阎之间选择一个人让蒋介石支持，那肯定是张静江。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谭延间的情况也就不妙了，他不仅不能把他的国民政府代主席的“代”字去掉，恐怕要满盘皆输，连“代”和“主席”三个字一起丢，这是谭延阁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而要保证自己的代主席地位，也就要找到和支持张静江的蒋介石一样有实力支持者。这时，武汉方面向他伸出了友好之手，这使谭延阎兴奋不已。
一次，武汉方面借苏联顾问鲍罗廷之口，对谭延阎说：“汪（精卫）不会回来，国府主席一职，大家的意思，将来还得请你代下去。”
谭延阎对此非常高兴，所以当武汉方面邀请他前往武汉时，他欣然前往。武汉方面之所以欢迎谭延阎前往，一者是因为他的声望，他在辛亥革命时就做过湖南都督；二者是谭延图为人处事随和，只要高官得做，并不管是什么主义；再者他手下除了一个鲁涤平而外，也不像汪精卫、胡汉民那样有一大批追随者，一旦自己掌了权，就得安插他们。谭延阎基本上是只要自己保住高官就行。
武汉方面和谭延铠的接近，使谭延阎对共产党也有了好感，以致当他听到蒋介石挖空心思辱骂共产党时，颇不以为然，竞破天荒地替共产党辩解。他说：
“他们并没有什么作用，蒋先生看得太严重了。”
谭延阎要去武汉。他不仅自己去，又找到陈果夫劝他也一起去武汉。陈果夫碍于面子，不便拒绝，况且陈果夫对武汉方面的情况也颇为关注，很想去走一走，看一看。但他知道蒋介石疑心颇重，在这个时候去武汉，他怕蒋介石对他不放心。因此在含糊打发走谭延问之后，即向蒋介石请示，向蒋介石说明要与武汉方面作对，一定要摸清对方的虚实，掌握对方的情况，而在南昌隔岸观火，是弄不清楚的，应该到武汉去看一看。蒋介石对陈果夫的看法表示同意，并派他随谭延铠等一起赴武汉。
临行前一天，蒋介石特地宴请谭延阎、陈果夫一行。这些人本是蒋介石好不容易“请”来南昌的，如今却又要为他们送行，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
宴席中，蒋介石想起自己想要干的事屡屡为共产党、苏联顾问所阻，很是气愤。他气狠狠地说：
“鲍罗廷简直是我们的统监，而非顾问了。我们为中国独立而革命，今天遭到这种局面，怎能使人不痛心？”
本来按照原来的计划，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定于3月1日在武汉召开。而蒋介石此时气愤已极，遂无理要求将会议延期到3月12日召开，以试探武汉方面对他的态度。他再三和陈果夫强调：“他们（指武汉方面）能等我，等到3月12日开全会，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则虚伪可知。”陈果夫明明知道蒋介石是无理取闹。却满口答应一定把蒋介石的话转告武汉方面，并压迫他们延期。
与陈果夫、谭延阎一起同行的还有李烈钧、柏文蔚、丁惟汾等人。他们从南昌出发先到九江，然后乘轮船逆江而上，3月6日抵达武汉。
陈果夫原以为到武汉后会受到武汉方面的热烈欢迎。但让他生气的是，欢迎人员只欢迎谭延阎，对其他人则完全不理。谭延铠到后，国民党中央立刻举行了预备会议，讨论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有关事宜。
在预备会议上，陈果夫将蒋介石不能如期来武汉参加会议的意思转告大会，力主三中全会延期，等蒋介石到武汉后再开会。他威胁说：“如蒋总司令不参加二届三中全会，那会议的重要性无疑会大大减弱。”陈果夫的话还没说完，立刻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李烈钧、谭延阎等附合陈果夫的意见，而吴玉章、恽代英、彭泽民等则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日期，是中央早就定的，不能因个别人不参加会议便更改日期，如再延期，是十分错误的。他们义正严词地质问陈果夫：“现在口号打倒独裁，打倒个人专政，因蒋、朱之不能来，而再展期开会，岂不犯了个人独裁之嫌吗？”陈果夫无言以对。李烈钧、谭延阎虽然还想坚持己见，但看到多数人反对，也只好作罢。会议经过表议，一致通过决议，二届三中全会如期在武汉举行，并希望蒋介石能按时参加。
预备会议的决定对谭延阎、陈果夫这一行人无疑是个打击。李烈钧、柏文蔚两人退席。陈果夫和丁惟汾从此时起，也分开住了。过了一天，丁惟汾住进了日本租界的医院，陈果夫也秘密住旅馆。
3月10日下午，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开幕。陈果夫谎称身体有病，拒绝参加。3月12日，是总理纪念日，陈果夫不好拒会，迫不得已，只好没精打采地参加会议，在会场上，他是徐庶进曹营--一声不发。会后又请了病假，拒不参加其它会议，只是观望形势而已。
但到了3月15日，有“病”在身的陈果夫却一反常态，精神抖擞地参加了会议。原来在陈果夫尚未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时，曾召开江西省国民党代表大会，运用党团的方法，办理选举，又用二次全会通过的决议“共党分子最多不得全体执行委员三分之一”的规定，亲自圈定了党部名单，后又依此办理，固定了广东、广州两党部的人选。而这次大会经过讨论，决定取消江西、广东、广州三处党部的选举，已经圈定的名单也被推翻了。事已至此，陈果夫也顾不得“病”了。
在会上，陈果夫极力申辩，圈定的办法不应推翻。他说：“圈定的办法是经过常会决定的，全会不应该否决。”陈果夫巧舌如安，确实迷惑了不少人。但也有人对陈果夫圈定代表的办法表示坚决反对。如彭泽民就批评陈果夫圈定名单是独裁。大会主席顾孟徐也坚持认为，常会决议案，全会有否决权。顾孟徐当初在常会上也是同意圈定办法的。今天忽然变为激烈的反对者，令陈果夫气急败坏，只好忿忿地离开了会场。
过了一天，有人告诉陈果夫说，彭泽民在大会报告组织部破坏海外党务的进行。陈果夫听了更是生气，急忙给谭延铠写信，指控彭泽民的种种贪污行为，说海外各党部向组织部控告的案件很多，而组织部均不受理等等。第二天，谭延阁在大会上宣读了陈果夫的来信。彭泽民想申辩，大家不许他辩，就此把他打了下来。
虽然出一口闷气，但陈果夫在武汉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了。二届三中全会闭幕后，武汉方面正式公开批评蒋介石和陈果夫。武汉街头出现了“打倒蒋介石，驱逐陈果夫”的标语。3月18日，武汉市民大游行，喊出了“驱逐陈果夫”的口号。此时的陈果夫犹如过街的老鼠，陷入了人人喊打的境地。“三一八”游行之时，陈果夫也挤在游行的人群中，可是没有人认识他。但如此的阵势也使他有些惧怕。从此以后他的行动便格外秘密了，几乎每天要换一个旅馆，避免人家注意。
陈果夫的处境，蒋介石知道后，不久即派人到汉口，命他赶快离开武汉，并嘱咐他临行之前，与谭延阁接洽一次。
3月23日一时，在谭延间的公馆，陈果夫与谭延间见了面。谭延阎到了武汉之后，在没有得到他想象中的那种荣光之后，便对武汉方面深感失望。他又想取得蒋介石的谅解了。他假惺惺地挤了几滴眼泪，故作沉痛地向陈果夫说：“我的见解不及蒋先生，我初以为此间情形不严重，到此一看，才知道严重性远出我想象之外。现在我已不能和你一样的自由了，要想离去亦不可能。但将来必定回南京追随蒋先生，并且今后一切必能听蒋先生的话。请告蒋先生，不久必定可在南京会面。”会谈不到一小时，陈果夫即向谭延阎告别。2时，陈果夫秘密登上了轮船，在茫茫的夜色中，离开了武汉。
第四章 死心塌地跟蒋
1．大屠杀的幕后策划人
蒋介石问陈果夫：“大家既已表态，你看该怎么办？”陈果夫说：“反共清党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一点大家都有了共识。但我们怎么一步一步地去做，怎样使本党同志和国人都明白我们之所以反共清党的道理，我们却还没有讨论，是否再另开一次会，讨论这些问题呢？”
1927年3月，革命势力已发展到长江下游，其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中心--上海。为配合北伐军占领上海，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占领了上海。1927年3月22日，蒋介石的第一军第一师薛岳部不费一枪一弹开进上海。
为了使反革命政变能披上合法外衣，蒋介石也需要有人能为他摇旗呐喊，制造舆论。他想起了陈果夫。在南昌的时候，陈果夫就向蒋介石提议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建议以国民党党纪来制裁共产党。因为在陈果夫看来，“中央执行委员中多数同情共党，而监察委员则多数为本党忠实同志。”于是，在北伐军进入上海的第二天凌晨，陈果夫被蒋介石派人接去了上海，在上海之外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也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赴沪开会的电报。
此时的蒋介石，经过北伐，势力进一步壮大，他不是继续挥师北伐，而是与帝国主义及上海的反动势力密谋策动一场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军事政变。
早在3月初，北伐军进占江西的时候，蒋介石便唆使其爪牙，残杀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16日，蒋介石又以武力解散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通缉市党部执监委；解散江西省学联会，封闭国民党左派的《贯彻日报》社。3月17日，蒋介石指使爪牙在九江，纠合青红帮流氓在街上大呼“新军阀万岁”，“蒋总司令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口号，围攻和捣毁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总工会、第六军政治部，杀害市党部干部三人，总工会干部一人。工人纠察队捕获行凶流氓多人，复被蒋介石的卫兵全部劫去。3月20日，蒋介石到了安庆，又利用流氓组织所谓“安徽省总工会”。23日，安庆市召开欢迎蒋介石总司令的市民大会，蒋介石以每名大洋四元的身价，收买流氓组成了敢死队，准备在召开的市民欢迎大会这天，敢死队举行暴乱，约定敢死队在杀害革命者时，受轻伤者赏大洋100元，重伤者500元，丧命者1500元。就在当天，这批流氓土匪捣毁了安徽省国民党党部。安庆市党部、全省总工会筹备处、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安庆市妇女协会等革命机关团体，打伤职员和省代表大会代表数十人。蒋介石就这样一路杀到上海。
当3月22日北伐军进驻上海时，蒋介石就密令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成“和平奋斗救国”的口号。26日蒋介石到上海，立即向帝国主义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
3月28日，陈果夫、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等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常委开会，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谋叛国民党，“危害本党及中国”，“应行纠察”。由于参加会议的监委不多，陈果夫等决定由吴稚晖草拟提案，等监委会召开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但蒋介石已准备好了屠刀，迫不及待地要下手了。
对于蒋介石的态度，帝国主义列强非常满意，他们以威胁和利诱等手段，敦促蒋介石迅速进行反革命政变，并答应以其驻扎在上海的两万余名侵略军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群众。帝国主义列强会同上海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送给蒋介石1500万元，作为进行反革命政变的经费，并预定在政变后，再送3000万元，作为蒋介石建立反革命政权的资本。黄金荣、杜月笙组建的“中华共进会”、“上海工界联合会”等黄色工会也答应听候蒋介石调遣。
为扫除上海外围的革命势力，蒋介石于3月29日命白崇禧在杭州袭击杭州总工会，屠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同时又以总司令名义，将攻占南京的所谓“不稳”的左倾部队调到长江以北作战，并委派何应钦第一军和李宗仁第七军驻防沪宁线，监视左倾部队。另外，4月5日，蒋介石又将上海的左倾部队调离上海，改派反正的北洋军阀周凤歧二十六军接防上海。
当时上海已盛传蒋介石要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为欺骗群众，蒋介石假称“工人纠察队乃是人民的武力，革命政府断无加以摧残之理，如有流氓捣乱，一定从严究办”。
蒋介石还假惺惺地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送去他亲笔题写的“共同奋斗”的四字锦旗，以表示他对上海工人阶级的“敬意”。为欺骗共产党人，蒋介石还下令封闭了反共的西山会议派设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党部。
4月的上海，天气忽阴忽晴，乍暖还寒。上海的市民们已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但是敏感的人却从那不时忽如其来的冷空气中意识到了什么。
4月2日下午，上海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这一天总指挥部戒备比往常更为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四周还潜伏着许多便衣。指挥部内聚集着一群达官显贵，何应钦、吴稚晖、李石曾、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宏等人。或坐，或立，或沉默，或窃窃私语，似是在焦急地等待什么人。
忽地门外传来一声“蒋总司令到”，屋内的人立即都站了起来。片刻，身披黑色斗篷，一身戎装的蒋介石在陈果夫、陈立夫的陪同下走了进来。一阵寒暄之后，蒋介石随即宣布会议开始。
蒋介石满脸严肃，声称北伐军到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已受到共产党的分化或劫持，因此要把国民党中的共产党清除出去，否则，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篡夺。
蒋介石的话音未落，何应钦、吴稚晖便随声附合起来。何应钦、吴稚晖、黄绍宏、李济深既表了态，其他人也坐不住了，纷纷起来发言，破口大骂共产党，诬蔑共产党及工农群众，要求“反共清党”。
当这些人争相向蒋介石献殷勤之际，陈果夫却坐在一旁，默不作声，似是在饶有兴趣地倾听他人发言。但实际上在内心里，他看不起这些人，尤其是看不起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这些军人。他认为这些军人只会舞刀弄枪，厮杀拼命，却根本不懂策略。他认为要发动这场政变，必须在舆论上先发制人，使共产党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毫无准备，要使共产党在政变之后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如果蒋介石能听从他的建议的话，那么政变成功之后，他陈果夫就成了蒋介石政权的第一大功臣，想到这些，陈果夫不觉微笑起来。
蒋介石注意到了，挥手让大家安静，随后问陈果夫：“祖焘（陈果夫的字），大家既已表态，你看该怎么办？”
陈果夫略为沉思，清了清嗓说道：“反共清党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一点大家都有了共识。但我们怎么一步步地去做，怎样使本党同志和国人都明白我们之所以反共清党的道理，我们却还没有讨论，是否再另开一次会，讨论这些问题呢？”
陈果夫的建议提醒了蒋介石：必须利用舆论工具为自己服务。他接受了陈果夫的建议。
4月5日下午，旧上海道尹公署楼，蒋介石又召开了秘密会议。陈果夫、柏文蔚、李宗仁、黄绍宏、白崇禧、古应芬、吴稚晖、张静江、李济深等人参加了会议。
蒋介石在会上发言：“反共清党势在必行。但我们有些同志对此却有些不明白，以为不合法。这是一个很糊涂的认识。要澄清这个问题，须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一个检举共党谋叛的呈文，咨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以及地方军事当局对共党作紧急处置。这样，军事当局才可以对共产党实行武力解决。你们看，这个事该怎么办？”
陈果夫早已与蒋介石暗通声气，就站起来说：“3月28日我们在沪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了个会，认为共党谋叛，危害本党及国民政府，就行纠察。这个呈文现在由稚老（吴稚晖）在草拟，不久就可以向中央提出。”
蒋介石一听，立刻就不耐烦地打断了陈果夫的话，“现在正是非常时刻，草案拟定得越快越好。”思考了片刻，蒋介石又接着说：“稚老年事已高，恐怕不能尽快完成，我看另外派人协助他吧。”
陈果夫随即表示：“我愿意协助稚老。”蒋介石点头表示同意。
秘密会议结束之后，陈果夫便与吴稚晖躲了起来，绞尽脑汁，炮制了一个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呈文”，在文中陈果夫极尽欺骗、诬蔑之能事：
--4月2日的秘密会议被他挂上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的牌子，抛出一份编造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开会记录”。
--根本没有出席会议的蔡元培也被陈果夫“推为”会议主席，出席4月2日会议的陈果夫、吴稚晖、张静江等国民党中监委只占全体中监委的1／4被说成是2／3。
--呈文诬蔑“今者共产党有谋逆之整备，遂喧腾其联共之口号，诬罔总理，挟制舆论以图大逞……。”
--呈文狂嚣“举党执行委员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未便尚听其行使职权，您为颠倒。”
--呈文后附列鲍罗廷、陈独秀、林伯渠、谭平山、毛泽东等在内的197人的名单，要求：姑将所开名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照知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致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
陈果夫、吴稚晖炮制出来的这篇呈文使蒋介石如获至宝，遂“名正言顺”地对外宣布：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共产党连同党内跨党之共产党员等有谋叛之证据，……本总司令职司讨伐，以维护地方秩序为要，如有借端扰动，有碍治安者，定当治法。”
4月9日，陈果夫再次纠集邓泽如、吴稚晖、张静江等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出“护党救国”电，捏造武汉国民政府的所谓门大罪状，胡说：“皆为武汉会议（指二届三中全会）中所加于本党之根本创伤，致使革命势力发皇张大之本党，有遍体创痍之观”，“长此以往，不独北伐困难，而本党百万党员与朝夕以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之民众，亦将何所寄托”，“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懊丧亡之无日，被发缨冠，共图匡济”，敦促蒋介石勿失良机，尽快动手。
陈果夫的这份通电确是“声泪俱下”，国民党中不少不明真相的人都被煽动起来反对共产党。
在此之前的一天，在陈果夫等的建议下，蒋介石派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对上海各报馆进行稿件检查，规定各报从今日起，政府要登什么稿件就登什么稿件，政府不要登的稿件就一律不许登载。于是各报从此时登出来的都是从蒋介石总司令部发布出来的反共、反革命的稿件。当时上海新闻界舆论哗然，认为自辛亥革命以来，蒋氏为首创新闻制度检查之人，较之那帮老军阀要厉害多了。袁世凯只是限制不许登某些稿件，孙传芳是用停止邮寄来威胁报馆不许登骂他们文章，都不曾如蒋介石一股脑儿地将新闻稿件“包圆儿”了。在这首创中陈果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借口已经编好，舆论也控制了，剩下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陈果夫本人虽然认为反共清党越快越好，但在行动上他却比那些军人要谨慎多了，他主张先试探武汉政府的反应。
在陈果夫的建议下，4月6日，蒋介石以“淆惑军心，背叛主义”的罪名，查封武汉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驻上海的办事处。而这时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对此却麻木不仁。刚从国外回到武汉的汪精卫，虽然高喊“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俨然一个国民党左派领袖，但实际上他与蒋介石也是一路货色，对蒋介石的举动也毫无异议，武汉方面既然毫无动静，蒋介石自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拖了。
本来上海起义胜利之后，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组成了上海特别临时政府，蒋介石一到上海便下令解散了，此时上海已无市政府可言。陈果夫出于反共和个人权欲的目的，又给蒋介石出谋划策：“上海目前处于无政府状态，如果我们不赶快成立市政府，那么共党分子就会浑水摸鱼，煽动无知市民，使我们无法控制上海，阻挠清党。因此，成立市政府是当务之急。”
4月6日，蒋介石命令白崇禧派兵查封了在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并逮捕了19名政治工作人员。8日，蒋介石成立了“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由市民选举成立的“上海市民政府”的政权，同一天，蒋介石派陈群对上海各报馆稿件进行审查，规定自即时起，所有刊出稿件必须由蒋介石总司令部指定。4月9日，蒋介石发布上海市戒严令，任命白崇禧为戒严司令。在一切叛变准备停当之后，蒋介石于9日赶往南京。
蒋介石到达南京的当晚，就将南京附近的所有铁路切断，使在长江以北作战的第二、第六两军不能回师南京。然后蒋介石以两个师的兵力，解除了林伯渠的南京卫戍部队三个团的武装。
4月11日，杜月笙以“上海工界联合会”和“中华共进会”的名义，诱骗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到家中赴宴，将其杀害。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南京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
1927年4月12日凌晨，上海还处在沉睡之中的时候，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身着蓝色短裤，臂缠“工”字符号，冒充工人，自法租界乘汽车出发，奔赴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向那里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发动袭击。工人武装纠察队猝不及防，仓促应战。事先已在周围埋伏好的蒋介石反动军队，乘机冲出，以调解“工人内讧”收缴了双方的枪械。上海的2700名工人武装纠察队就这样被解除了武装。
当时，纠察队员牺牲120人，伤180人，当天下午，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并把上海帮会流氓组成的“上海工界联合会”改名为“上海工人组织统一委员会”，盘踞总工会会所，并配合反动军队破坏总工会下属的各分会，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侵略军也在租界和华界内，疯狂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千余人，送交蒋介石。
面对敌人的疯狂逮杀，上海总工会发出全市总同盟罢工的命令。中午，数万名工人在闸北青云路召开大会，控诉蒋介石反革命军队的罪行。会后，工人群众冲向总工会，并夺回了上海总工会会址。南市区的广大群众也举行市民大会，并列队前往龙华北伐军总司令部请愿。上海市民代表大会还向住在南京的蒋介石致电抗议。
4月13日上午，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群众大会，会后整队前往周凤歧的第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当这数十万人的请愿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已接到蒋介石屠杀命令的反动军队立即向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死伤无数。时值天降大雨，宝山路顿时血流成河。
自4月12日至15日，在这次反革命政变中，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一批优秀的工人领袖、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如赵世炎、陈延年、汪寿华等。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时，广州的反革命军队也在4月15日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除此之外，蒋介石还在南京、无锡、杭州、宁波、福州、厦门、汕头等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蒋介石、陈果夫等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激起了革命人民的无比愤慨，武汉政府和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大屠杀表示强烈的抗议。4月1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示继续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推进国民革命，怒斥蒋介石等人的反革命罪行，并发布了《免蒋介石本兼各职令》，委任冯玉祥接替蒋介石总司令职务，并任命唐生智为副总司令。命令指出：“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命令宣布，蒋介石所统辖的第一集团军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方面军及总预备队，统归军事委员会指挥。武汉国民党中央同时宣布开除陈果夫、张静江等人的党籍。
4月15日，蒋介石把几名中央执、监委召集在一起开会，并非法作出了只有中央全会才能做出的决议：一、以南京为国都；二、取消武汉不合法之中央党部；三、取消武汉国民政府；四、取消跨党分子党籍等八项决议。4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次日上午，蒋介石又在旧江苏省议会举行典礼，成立南京国民政府，胡汉民任政府主席。
2．谭延闿说“果夫有办法”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共产党人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分别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农民部长、代理宣传部长职务。蒋介石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谭延闿对蒋介石说：“果夫有办法。”
蒋介石在政治上最先追随陈其美，陈其美死后，他追随孙中山。孙中山死后，他逐渐走上了政治前台。可是这时的蒋介石，在政治上并没形成自己的势力。张静江、戴季陶、吴稚晖等人支持他，但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的元老，无论是功劳、资历、党龄、年龄和威望都比蒋介石高得多，他们支持蒋介石，很有点奖掖后进的样子。是看到蒋介石后生可用，在政治上扶他一把。对这样的人，蒋介石只能是秉承他们的旨意办事，而不是他们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办事。他们虽然支持蒋介石，但蒋介石对他们喝五呛六，去指挥他们，显然不行。如果蒋介石不听话，他们还要教训他一番。这些人蒋介石不敢也不能指望让他们在自己的指挥下按自己的意图办事。
黄埔军校成立后，蒋介石在军事上的成功使他在广州革命军队中的地位急剧提高。但是，黄埔军校的教员和学生们，一者不愿从事党务工作；二来由于年纪轻、资历浅，没有党务工作经验；再加上掌握国民党党权的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也不允许黄埔军校的学生们插手党务，所以蒋介石很难在党务系统形成自己的势力，甚至在广州连一个自己的忠实的支持者也很难找到。
蒋介石想染指党权，但在孙中山逝世以前，他一直没有获得机会。孙中山的目标是让蒋介石专力办军，党务上的事情不要过问，所以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只获得了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虚衔，蒋介石虽然对此愤愤不平，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以其平定商因叛乱，平定刘杨叛乱和两次东征打垮陈炯明的显赫战功为后盾，利用国民党高层各巨头互不相容的矛盾，在张静江、戴季陶等人的支持下，于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在1月22日的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常务委员。
1926年5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和“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为名，提出了四个“整理党务”的提案。该提案规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保管；共产党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名额，不得超过总数的1／3；共产党中央发给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要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
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完全是以中派的面目出现的。当时在广州国民党右派的势力非常猖撅，很多国民党元老人物要求将共产党清理出国民党。蒋介石提的带有折衷色彩的提案终于为双方所接受，国民党右派觉得他们终于实现了部分清党的目标，共产党为避免受过多的指责，也乐于接受此案。于是提案被通过。接着，共产党人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分别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代理宣传部长的职务。
根据这一提案，选举了蒋介石的把兄弟张静江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取代谭平山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并兼任新设的军人部长，邵元冲为青年部长，顾孟徐取代毛泽东任宣传部长，甘乃光取代林伯渠任农民部长，叶楚怆取代刘伯承任中央秘书处书记。这样，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完全排挤了共产党人。
出任国民党中组部部长固然为蒋介石控制国民党准备了条件。但此时蒋介石还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北伐也正在准备之中，军务繁忙，使蒋介石无暇“整理党务”。而此时国民党务系统中，蒋介石却没有一个自己的亲信来忠实执行自己的意图。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在党内的势力，蒋介石必须找出一个这样的人来“整理党务”。
在国民党党务系统，由于以前蒋介石不能插足，他是没有丝毫根基的。所以，他不得不在广州以外另找人选，这就给陈果夫掌握国民党权提供了机会。
谭延闿推荐了陈果夫。他对蒋介石说：“果夫有办法。”蒋介石对陈果夫也颇为中意。
办党务工作，蒋介石本来最佩服陈其美。1928年，蒋介石曾非常感叹地说：“如果英士先生不死，可以办党，我自己则专心军事；而由膺白（黄郭）办政，可以分工合作。无奈膺白却只愿做一客卿，无意参预党的政治。”在这里，蒋介石不仅是看到了陈其美和黄郭在党务和政务方面的能力，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陈其美和黄乳都是蒋介石的盟兄，在蒋介石看来绝对可靠，所以才让他们一个主党；一人主政。而在1926年的广州，蒋介石除了一帮领兵打仗的黄埔教师和学生外，在党务系统找不到一个既有一定的资历能力，而又忠于自己的人，他只能从故旧中寻找得力的助手。
由于缺少可靠的帮手，当蒋介石刚出任黄埔校长时，就曾致电陈果夫前往帮忙。但这时陈果夫一方面由于生病不能立即前往；另一方面，蒋介石已在广州干了六七年，过去的情况常常是升官以后不久就辞职，蒋介石能否在广州站住脚，尚属疑问，所以陈果夫不敢贸然前往。蒋介石是一直未忘记扶植陈果夫的。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张静江。蒋介石的支持下，陈果夫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蒋介石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再次邀请陈果夫前往广州帮办党务。陈果夫这时看到蒋介石在广州已掌握党权和军权，大权在握。于是和其叔叔陈其采一道，于1926年6月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到广州后，陈果夫立即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代替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
陈果夫接收组织部很是顺利。一个重要原因即是陈果夫以前从未办过党务，共产党对他不甚注意。而陈果夫从前对于党务的意见也仅限于人云亦云式的“党外不能有党”的主张，国共双方对他均无恶感。因此，陈果夫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本来是不能出任组织部的职务，但由于国共双方对此均无异议，陈果夫也就毫无阻拦地接收了中组部。
陈果夫接收中组部之后，认为国民党亟须整理。在他看来：“我们的党务，好久无人顾问了。老同志中有不愿与共党合作而灰心的，也有被杀的，也有因互相斗争而离开广州的，也有被共党挑拨离间而不敢过问党务的。中央秘书处由三个共产党员林祖涵、谭平山、杨袍安在把持。可以说本党已经为共产党完全篡夺去了。在各省市方面，党务大半为共产党所主持。即未为所夺，也一定分为左右两派，常向中央互相攻汗，党务不能进行，下层已无基础可言。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用人十分困难。”定先从用人下手来整顿中组部。
陈果夫初人组织部的时候，部中共有29人。对这29人，陈果夫经过缜密的观察调查，认为真正称得上“同志”的只有三位，其余都是共产党人，或受共产党影响的人。明了部中的情形后，陈果夫就开始消除组织部里的共产党人。
首先，在请示蒋介石之后，陈果夫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不与任何人商议，即在部机关会议上宣布将杨某、骆某强行调出。同时又将国民党人段锡朋、王乐平两人拉人组织部，顶替杨某、骆某。杨某是共产党人，骆某则是国民党人，但是陈果夫有了两位“同志”，也只好牺牲另一位“同志”了。
在调人段锡朋、王乐平二人之后，陈果夫即开始办理党员重行登记调查工作，对部队人员厉行考核。凡是自己的“同志”即予以升级，而对嫌疑分子、共产党员，拉拢不成，则是打击。当时秘书处三秘书之一的杨袍安是共产党员，对陈果夫的这一套，强烈加以反对。事务组有两个姓杨的，在陈果夫看来，工作都很勤奋，特子升级。但杨袍安认为不应于此时升级，加以阻止。由于陈果夫在接替杨袍安组织部秘书的职务时，蒋介石曾假惺惺地表示陈果夫有事多与杨袍安商量，杨袍安自有理由干涉此事。但陈果夫认为提升两杨的人事命令既已公布，就不能收回。可是隔了两天，两杨忽然辞职，报说被杨袍安调往他处工作去了。实际上是杨袍安怕他们为陈果夫拉拢利用之故。不过两杨既定，部中总算有两个空缺，陈果夫立即把郑异、萧挣两人补充进去。又有一个姓莫的，陈果夫认为他表现很好，因此尽管照规则这位姓莫的不能再升级，但陈果夫还是给他办了。杨袍安因此责问陈果夫，不应该破坏章则。陈果夫回答说：“工作特别好不能没有奖励；我想由我自己来补足他应得的薪给。”莫受奖之后，对陈果夫颇为感激，陈果夫又多了一位“同志”。
有时，陈果夫对有重要地位的共产党员采取不分配工作，不让开会的办法，让他们无所事事，逼迫他们自动辞职。那时部里面有一位干事，专司民众组织工作，广州市民众组织完全归其指导。这位干事姓谭，在共产党中占有重要地位。陈果夫借口他兼职太多，每次开会常常不能到部请示或报告为由，多次想要撤换他。一次，要召开一个重要会议，陈果夫派人去找他回来参加，可不知怎的，姓谭的干部居然没有参加，不知是没找到，还是通知了没来。反正，这位干部没能出席会议，一个星期后。他才回来，因为耽误了工作，这位干部也无颜呆在部里，只好申请辞职，陈果夫立刻批准了。
在清除共产党人的同时，陈果夫又将大批国民党右派安插到部里，如曾养甫、郑异、萧挣等，都子以重用，甚至连反孙中山的陈炯明的亲信吴倚沧，也被陈果夫安排担任组织部秘书，负责秘密工作。这样陈果夫完全控制了组织部。回忆起这些事情，陈果夫颇为得意。
“组织部人事经此不断调整，并将各部门负责人逐渐改用本党同志，对外才得顺利发展，而部内与各方表面接洽之事，完全由我自己负责，秘密工作则（吴）倚沧同志负责，外人不知也。
“经过这样的几次事件，章则已有改动，用人也自然比以前自由。迁都南昌之时，部中仅留有共党三个，其余的都是纯正的本党同志了”。
陈果夫在组织部内清党的成果使得蒋介石对他刮目相看，并对陈果夫能如此清楚地领会、执行他的意图，感到无比的喜悦，庆幸自己反共有了一个好帮手。
原来此时蒋介石虽已发动了反共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但他羽．毛未丰，势力未厚，他不愿过早地破坏国共合作，引起国共统一战线破裂。更何况北伐在即，他需要共产党人来帮助他北伐，以扩大个人的威望。陈果夫清党“成绩卓著”，却没有用什么过激的手段来清除共产党，而是一点一点地达到了目标，并没有引起共产党的强烈反对。
在蒋介石看来，陈果夫反共确有办法。
1926年6月，广州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率海陆空三军。
7月，国民党召开M届临时中央全体会议，承认蒋介石为中央党部军人部长，原任组织部长一职由陈果夫代理。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是个肥缺，陈果夫在短短的时间内，能得此肥缺，一方面固然是其反共有方，另一方面也确是蒋介石大力扶持的结果。因此陈果夫对蒋介石感激涕零，更加忠心地执行蒋介石的旨意。
陈果夫在出任组织部长之后，对部里的事务尽力避免与共产党下面接触，但暗地里，与代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张静江相勾结，进一步实施“整理党务案”。
3．主办中央党务学校
陈果夫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的控制和对共产党及其它党派的防范，决定对国民党组织部进行整顿和改组。为了培养一批新的国民党骨干分子，陈果夫决定成立一所中央党务学校，他们设想将党务学校办得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为一所政治专门学校。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7月，在武汉的汪精卫宣布同中国共产党决裂，高喊“宁可枉杀千个，不使一人漏网”，“本人愿为杀共之刽子手焉”，也开始了清党。
一时之间，“反共”、“清党”成了国民党内最时髦的口号。
4月底时，蒋介石在一次会上声称：前期“清党”虽以“极能捷严厉之手腕，扑灭共产党徒之逆谋，摒除共产党徒于党外”，但“各地仍有该党余孽暗中活动，或仍匿旧时共产党机关，藉口已经改组，巧自粉饰，或插入新兴团体，从中捣乱”，因此，还必须继续清党。
7月，蒋介石指令成立“清党委员会”。陈果夫、陈立夫表面没有在委员会中担任职务，但“清党委员会”的7名委员中，曾养甫、段锡明、吴倚沧、郑异、萧佛成等5人却是M陈的亲信，他们对二陈是言从计听，实际上二陈控制了“清党委员会”。
本来“清党”是由蒋介石首起，但汪精卫撕下“革命”的伪面具之后，不甘心“清党之功”为蒋介石一人所得，也极力想争夺“清党”之权。无奈“清党委员会”已为二陈控制，汪精卫实难插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由吴倚沧代理，他是陈果夫一手提拔上来，也根本不理会汪精卫。因此，在蒋介石被桂系“逼宫”下野之后，蒋介石仍能通过二陈来“清党”，而汪精卫则无法介入。
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陈果夫被推暂时维持中央组织部部务。蒋介石再次强调“清党”是当务之急。陈果夫与蒋介石心意相通，遂在这年2月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极力鼓吹“清党”。
在这次会议上，陈果夫参加拟定的提案几乎占了会议所有提案的一半。这些提案系统的阐述了“清党”的理论、方法。程序。
陈果夫等认为：“清党时间倏逾半年，共产党之逆迹固以大暴国中，本党精神亦日就淹没”。在他看来，共产党员从国民党机关中清除出去，但现在国民党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所用理论均来自共产党。“是昔者以共产党操纵国民党，今则以国民党继承共产党”，因此，“非将容共期（指国共合作期）中之理论与方法，一举清之不可”。强调现行“清党”就是要清除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
陈果夫首先强调要树立“自己的理论”，也就是被他们篡改了的三民主义。他攻击共产党的理论“为破坏，为阶级斗争，为反科学，为虚伪不择手段，为以民众为工具，为分裂三民主义为三个一民主义，为造成全民恐怖，为使中国产业由落后而至于绝灭，为这断中国在国际间取得平等优裕的机会，为打破国民革命军的基本力量以培植爪牙”。因此，非以自己的理论来反对共产党的理论不可。
会上陈果夫多次发言，陈述自己对于清党的主张，他认为，要使清党运动能收到实效。必须与整理党务结合起来，把整理党务作为清党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他与蒋介石、丁惟汾一起拟定了一个整理党务的提案交大会讨论。为了使清党有法可依，他又与蔡元培等人提出了《制止共产党阴谋案》等。这些提案对清党的理论、方法和程序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至于如何清党和整理党务。陈果夫等的提案作了具体的布置。第一、关于基本理论。他们提出国民党要树立自己的理论，为此要“制定管理党报及党的一切刊物条例”，以利于宣传“三民主义”。第二，关于组织。陈果夫等主张：“废除容共期内一切民众运动方式”；“严厉取缔农工间武装集团及潜伏暴动性之秘密结合”“各地畸形农工集团一概取消”；“取消各省党部以下畸形、残破的党部”：“省党部未正式成立时，由中央指定各省登记委员，专办全省党员登记，限期完成整理党籍工作”，“废止中央及各级之农民、工人、妇女、青年。商民等部，只设组织、训练、宣传三部，于必要时设特种委员会辅助之”；厉行监察委员会职权，监察委员会及指导中央及地方特种刑事法庭”。第三，关于整理党务的方法。陈果夫等提出：整理党务要经过四个阶段，即．总登记、总考查、彻底训练、彻底改组各级党部，先由中央成立考查委员会，考查各地曾任省级及与省同级部的委员；再由中央选派委员指导员组织各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然后由省党务指导委员会选派指导员组织各县市的党务指导委员会，分级考查各地的国民党党员。凡经登记合格者为预备党员；凡经考查合格者为正式党员；凡经长期考查与训练合格者为基本党员，在此基础上成立各地的国民党党部。
这次会议通过了陈果夫等人提出的各种提案，决定首先改组国民党中央机构，取消农民、工人等五个部，只设组织、宣传、训练三个部，并决定对国民党的各级党部进行整理，对党员重新登记。陈果夫在会上由于表现“出色”，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及常委。
会后，陈氏二兄弟即着手对国民党各级党部进行整理，他们决定首先从反共分子中选出“精英”人物，作为党务指导员，分派到全国各地主持清党。为此，他们对革命时期国民党内一些极右派人物逐一进行考查，凡是积极反动的，都被挑选出来，作为党务指导员的人选。然后让这些人参加中央组织部的各项工作和各种会议，使其熟悉环境，并从中观察其政治立场和工作能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查之后，二陈便从这些人中选出一些思想极端反共而又忠于国民党的“优秀”分子，担任党务指导员，分派到各地去主持清党。
陈果夫对这次行动非常重视，他把它看作是扩充陈家势力的好机会，所以这些党务指导员都必须对自己效忠，才能得以选用。在党务指导员出发前，陈果夫对他们逐一召见，反复交待，要求他们到各省市后认真考查挑选一批反共骨干分子到各县市担任党务指导员，指导各基层清党工作。
这些党务指导员到各地后，打着整理党务的旗号，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及异己势力全部驱逐出各级党部，重新进行改组，由二陈亲信们取而代之。这样，经过几年的时间，全国各省市的国民党组织完全被二陈所掌握，各地主宰党权的均为二陈的亲信。如江苏的马元放、浙江为张强、许绍棣、罗霞天、方青儒、郑异、叶溯中、胡健中，安徽为余凌云、张德流、魏寿永、湖北为文毓英、杨锦昱等，江西为王冠英、刘家树、李中襄，河北为陈访先、詹朝阳、胡梦华，山东为赵伟民等，河南为陈伴岭、王星舟、李敬斋、张廷休，陕西为宋志先等，甘肃为田昆山、凌子惟等，黑龙江为王宪章、王秉钧等，察哈尔为马亮、刘诚宜、郭境恺等，绥远为赵允义、孙国英等，宁夏为沈德仁，青海为燕化棠、方少云、李天民，南京为方治，上海为潘公展、音行白、陶百川、陆京士、吴开先，北平为陈石泉、庞镜塘，青岛为李汉呜等，汉口为李翼中、吴企云、单成仪等。这样，二陈通过这批亲信实际控制了全国各地的国民党组织。
在整理各级党部的同时，陈果夫还对国民党党员进行重新登记。为了从严把关，陈果夫命令各级党部在党员登记期间一律停止活动，听候中央派员整理，所有党员一律重新登记。
党员登记时，应慎重考查，曾经加入本党以外的任何团体者，必须切实声明与该团体脱离关系。登记的党员必须绝对遵守纪律，不得违反党纲党章及一切决议案之主张，必须绝对服从党部之决议及命令。在登记过程中，所有国民党员均要填交审查表，审查表中有关于政治信仰的栏目。根据陈果夫的指令，填表者要在这些栏目中回答到三民主义及共产主义的认识并加以区别，审查机关将以此来测验填表人的政治倾向，这是决定其登记与否的一项重要标准。然后审查机关派员开展调查，在调查基础上进行评审。凡发现有共产党嫌疑或亲共言行的，由军警部门配合，进行清除、缉拿、逮捕、关押直至杀害。通过这种手段，陈果夫不仅从各级国民党组织中清除出共产党也清除出国民党左派及异己分子。这样，孙中山所创建的国民党，从组织到成员，其性质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陈果夫在全国主持清党运动和整理党务的同时，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的控制和对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防范，决定对国民党组织部进行整顿和改组。在部下只设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编审科、调查科、总务科等。其中尤以调查科最为重要，陈果夫将该科进行扩充，调进一些亲信，并由陈立夫任该科主任。陈果夫通过这次改组，把国民党组织部牢牢控制在手中，其中主要成员多为二陈派人物。
调查科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党内各种资料，及党员状况材料，打击和镇压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内反蒋派系。
陈果夫通过清党，不仅捕杀了大量的共产党人，而且也对国民党其他异己势力采取逮捕、杀害，如改组派成员王乐平。唐有壬，政学系头目杨永泰等均被暗杀。而陈果夫正是在主持清党中发展了自己的势力，日益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也日益巩固和提高。1929年3月，国民党三全大会上，在蒋介石的帮助下，陈果夫当选为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三届一中全会被推为常委、组织部副部长，在此前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副院长。陈立夫也由一无名小卒跃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还当上了中央秘书长。二陈手下的曾养甫、余井塘、张道藩、程天放等都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张厉生余井塘担任了组织部的秘书。二陈势力在国民党内扶摇直上，咄咄逼人。
据陈果夫的亲信庞镜塘在解放以后回忆：
“自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之后，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党部都组织有‘清党委员会’，以贯彻其彻底清除进步力量的阴谋策划。在中央方面，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为主，成立五个人的委员会，专任党内排除异己的勾当，除于‘四一二’在上海和各地实行搜查检举，进行大规模的大屠杀外，对党内具有进步思想或在某些表现上同情共产党，反对过蒋介石的成员都诬为‘反动分子’，多方进行搜查和检举，罗织‘叛党’的罪名，加以杀害或长期关押。例如在广州‘四一五’以后，杀害了萧楚女、熊雄、安体诚等。过了几年，还在天津捕杀了韩麟符。又长期关押黄埔军校第五、六期的学生多人，直到其自首或叛变革命以后才予以释放。在其他各省市，持续至一二年之久，还在多方进行迫害，必至置诸监狱而后已。就全国范围而论，被害的人数，竟至以数万计。
“在各省市清党委员会结束后，各省市党部改组为指导委员会或整理委员会，办理党员登记，重新确定党籍，以思想进步或被认为思想动摇的党员，多方予以刁难’，不使恢复党籍，或进一步施以迫害。……重则以绑匪和流氓的种种手段，进行暗杀，轻亦秘密关押，使其长期失掉自由。因而在这时期，各地的进步人士宣告失踪的时有所闻。”
“清党”虽然都是二陈的亲信在各地主持，但陈果夫、陈立夫总是不放心，担心出什么问题。兄弟俩常在全国巡视。1928年6月4日奉系军阀张作霖被日军炸死，东北局势开始紧张。在复杂而严峻的形势下，年仅27岁的张学良，在父辈们的辅佐下，沉着应变。他对父亲的死，秘而不宣。致使日军模不着头脑。接着他化装返沈，稳定奉系领导集团，掌握了东北的局势，然后宣布父亲身亡消息，并同时宣布继任奉天军务督办。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利用这次事件武装占领东北的阴谋归于失败。
这时日本派人鼓动张学良宣布东北独立。南京方面也与张学良取得联系，希望他和平归顺南京政府。张学良从民族利益出发，置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于不顾，于1928年12月29日，毅然通电易帜，归属南京政府。至此，国民党政权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政权统一之后，蒋介石为了削弱国民党新军阀的军权，召开了编遣会议，决定把全国军权收归中央，遭到各派反对。蒋介石与各实力派矛盾由此激化，只能诉诸武力。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爆发了。
到了1930年初，蒋介石在与各派军阀混战中，大获全胜。就在这一片胜利喜悦之中，一场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正在酝酿。
战争于1930年4月开始，由于这次大战，各方投入的兵力空前绝后，主战场在河南、山东、安徽、陕西等省，故此被称为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取胜，冯、阎、桂的失败而告终。10月，冯玉祥到石家庄同阎锡山会面，商定间将晋军改编交给徐永昌，冯将西北军交给鹿钟麟，他们二人出国暂避，实际均未出国。
这时蒋介石急忙要回师江南对付红军，他为善后问题的处理故意显示宽大，要冯、阁下野，将收拾华北残局的全权交给了张学良，对河南方面的军事也摆出一了百了，以政治和平解决的姿态。华北、东北归属国民党不久，陈果夫、陈立夫随即派人前往京津地区主持党务。
1929年夏，陈果夫赶到北平，亲自指导北平地区的“清党”。他担心北平归属不久，国民党势力不强，害怕共产党乘机插入，不得已，只好亲自跑去。北平的记者早已风闻陈果夫的到来，纷纷来到陈果夫下榻宾馆，想进行采访。但陈果夫却怕记者中有共党分子，又怕有些刁钻的记者问些问题使自己下不来台，便一概谢绝采访。但记者们并不死心。
一次，张学良请客，陈果夫身着长袍马褂信步走进餐厅，不料刚迈进大门，一群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记者蜂拥而上，将陈果夫围在中间，陈果夫无法突围离去。而这时离人席的时间尚有十几分钟，陈果夫急得有点出汗了。忽然他灵机一动，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满脸堆笑，不等记者提问题，他先问了起来，问那些记者在什么报馆工作，问报纸的发行情况，问编辑工作的情况，实在无话可问之时，便假装咳嗽。这样好不容易拖到了宴会人席时间，陈果夫立刻收起了笑脸，冷冰冰地抛下一句“对不起，我要人席”。便径自而去。事后，陈果夫为能逃过记者的发难而洋洋自得地说：“他们对我一无所得，而我反做了新闻记者的新闻记者。”
陈果夫意识到想维护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就必须把国民党组织大权掌握在手。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有许多得力人才，所以国民党组织内显得人才济济，如今清党后，不仅国民党中的共产党人被清洗掉，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员也因深受共产党宣传的影响，而立场游离，已不能胜任反共的责任，国民党人才匾乏的问题便显得十分突出。因此，陈果夫认为，要完成清党任务，推行一党专制，必须培养一批新的国民党骨干分子。于是，陈果夫与戴季陶、丁惟汾等人商议，决定成立一所中央党务学校，以培养高级党务人才为宗旨，使之与培养军事人才的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国民党一文一武两个专门学校。’陈果夫等人商谈了党务学校的办学宗旨、方针及招生、师资、校址等问题，并拟出详细书面报告，交蒋介石审阅。蒋介石看了后，拍手叫绝，立即命令付诸行动。1927年5月，南京国民党中央会议正式决定在南京设立中央党务学校，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蒋介石自任校长，戴季陶任教务主任，丁惟汾任训育主任，陈果夫任总务主任。蒋介石、戴季陶、丁惟汾等人只是挂名，真正负责人是陈果夫。
由于得到蒋介石的重视，所以该校创办时无论是经费还是资筹方面都得到很好的解决。陈果夫亲自参加招生录取工作，从当时2000多名报名者中，经过严格的口笔试录取了340名。
为了把这批学员培养成效忠于蒋介石、陈果夫的国民党党棍，陈果夫亲自为学校制订了“亲爱精诚”的校训，要求学员们亲爱团结、精诚一致，拥护蒋介石，形成国民党内以蒋陈为代表的新兴势力。
党务学校的教学内容分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两种，以培养全能人才。政治训练就是对学生宣传蒋介石的言论和戴季陶主义，通过这些反共教育，培养学生仇视共产党，仇视革命的情绪与精神。除此之外，还训练学生主持会议，控制会场，指定发言，公众演讲等多种技能，以适应将来从事各种反共工作的需要。军事训练，就是将学员生活纳人军事管理之中，并进行军校学生所必须进行的训练，培养学员的军事素质和所谓的“军人魂”，即蒋介石所提倡的仁、智、勇的精神。
1928年6月，中央党务学校的第一期学员，在陈果夫的精心培育下，有274名被认为成绩“合格”，准予毕业。其他学员则因对蒋介石不够忠诚，反共思想不坚决等未能毕业。
1929年6月，蒋介石为了培养更多的训政人才，把中央党务学校改名为“中央政治学校”，学制四年，主要培养国民党训政时期的党务和训政人才。蒋介石续任校长，丁惟汾任教育长。学校增设校务委员，陈氏二兄弟均担任校务委员。后来教育长也由陈果夫接任，实际中央政治学校大权仍握在二陈手中。
1929年吕月，第一期录取67名新生，在开学典礼上，陈果夫说，“中国旧思想难祛除。现在普通人民，其思想与在专制时代，并无二致。”因此他要求学员学成后去做教育人民的工作。所以今后“如果有一个人不明白三民主义，那就是我们的责任”。这就是说，要利用国民党的思想来钳制人民的思想。
二陈为了使中央政治学校能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培养国民党干部的基地，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在学校的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招生原则、科系设置等方面做了硬性规定，使这所学校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杂烩。同时每年二陈还从毕业生中选派三至五名学生出国留学深造。
二陈对学员们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学员稍有越轨行为，特别是政治思想上有进步表现，即行处置或开除。
有一次，学校内有三名学生在闲谈，对国民党“围剿”红军、压迫民众的政策有微辞，很快为学生中的奸细告诉校方。校方二话没说，即以“共产党”罪名予以开除。有位具有正义感的教师觉得处理太重，便找到陈果夫，向他说情，希望校方能宽恕这三名学生。但陈果夫毫不通情。他冷冷地回答：“学生好比一筐广柑，这三个学生好比是三个烂广柑。烂广柑一定得拿掉，否则就会影响别的。”这位老师再三恳求，陈果夫漠然不理。
有时即使只是违背了校纪，陈果夫不问青红皂白，也予以重罚。中央政治学校所在的南京，有“火炉”之称，一到夏天，便酷热异常，令人难以人睡。有一年夏天，一名学生在宿舍难以人眠，便忘了校方要求午睡的规定，出了宿舍，信步走人了大礼堂，觉得里面十分凉爽，就在礼堂的长凳上睡着了。校方发现后，把他叫到军训总队部，进行严厉批评，说他在礼堂睡觉是违犯纪律，有伤风化。这个学生不服气，认为大礼堂躺了一下，无伤大雅，便与总队部人争吵起来。陈果夫知道后，勃然大怒，训斥该生：“学生在中央政校即是学生，也是士兵，谁要不守纪律，要按军法处置。”随后指示校方，以“目无长官”的罪名将这名学生开除。正是在陈果夫的“严格”要求下，中央政治学校的历届毕业生，都成了陈果夫的效忠者。当时社会上就普遍流传：“中央政治学校出来的学生，脑门都刻着‘孝忠’两个字。”
4．从此“蒋家天下陈家党”
丁惟汾凭本身的势力无法抵抗党内任何一派，所以蒋丁合作非常亲密，一时出现了“蒋家天下丁家党”局面。丁惟汾指示大同盟分子发动学潮反蒋遭痛击之后，陈果夫指挥人马趁机大打出手，使丁家党土崩瓦解。
国民党的党务，在孙中山逝世以前，可以说是由孙中山一手包办。党内无论何人何派，都不能和孙中山对抗。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立即呈现出分裂状态。在上海，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即使在广州，国民党也分成了汪精卫、胡汉民、孙科、丁惟汾等派别。
由于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许崇智被迫离开广州，胡派势力被赶出国民党中央：“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下野出国，汪派势力也失去核心；孙科之所以能形成一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孙中山的威望，孙科自己没有主见，他派中支持他的人也没有主见，孙派形不成气候。所以在“中山舰事件”后，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中，只还存在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青年部长丁惟汾为首的丁惟汾派和新近崛起的蒋介石、陈果夫为首的蒋介石派。事实上，这时的蒋介石派并不能成为派，蒋介石长期不曾染指党务，在党务系统没有势力，在陈果夫到达广州之前，他只是光杆一人。张静江、戴季陶支持蒋介石，但这两个人都是特立独行之士，他们支持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的行为得到了他们的赞赏，而不是他们追随蒋介石，他们更像是蒋介石的主子。
陈果夫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主管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以后，其职权实际上只能在组织部内部行使。各省党部的工作，都由丁惟汾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名义一手包揽，陈果夫不能染指。对于国民党的“清党”及以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宁汉之争，丁惟汾都支持蒋介石，因为丁惟汾反共，而汪精卫一直以国民党的正统领袖自居，为掌握党权的丁惟汾所不能接受。所以这时了惟汾和蒋介石、陈果夫尚能合作。
丁惟汾控制国民党党务，主要依靠的是他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时的一批人。而丁惟汾本人游移于蒋、胡、汪之间，虽然在1926年蒋介石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大多支持蒋介石，但也不是事事听命。因为这时蒋介石自己身边没有管理党务的人才，他又要插手党务，丁惟汾的地位、名望都不足以和汪精卫、胡汉民以及西山会议派相比，蒋介石在党务方面支持丁惟汾，等于拆汪、胡的台；而丁惟汾也只有获得蒋介石的支持，方可维持了惟汾派在国民党中的势力和地位，丁惟汾凭本身的本钱无力抵抗汪精卫、胡汉民、孙科、西山会议派中的任何一派。所以蒋介石丁惟汾合作一度非常亲密，在1927年1928年左右，出现了“蒋家天下丁家党”的局面。可见，丁惟汾这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是非常显赫的。
蒋介石和丁惟汾在党务问题上合作得最好的时间是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这之前，蒋介石、陈果夫在党务问题上和丁惟汾合作，先后挤垮了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和汪精卫派，加上蒋介石刚刚复职不久，需要表现出一种宽容大度的姿态。所以在会议结束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常委中，了惟汾赫然在选。但在这次会议上，也为蒋了冲突埋下了伏笔，蒋介石重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由陈果夫代理部务。在此次会议中，蒋介石决心把整个国民党都纳人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再次决定整理各地党务。按照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规定：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行停让活动，听候国民党中央派人整理，各地党员一律重新登记；凡参加过其它政团者必须切实声明，与该团体脱离关系；各省及相当于省的党部，由中央派党务指导委员7人至9人，组成党务指导委员会，负责办理该省党务及办理党员登记事宜，在整理期间代行执委会职权。
蒋了马上出现裂痕，二届四中全会结束不久，蒋介石解散了国民党中央青年部，调丁惟汾为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长。表面看去，丁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国民党中央青年部是管青年干部组织、人事工作的，丁惟汾丢掉青年部，等于不能再过问国民党的组织人事大权，这些权力当然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接收。这使丁的权力大为缩小。
1928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此时蒋桂冯阎合作的第二次北伐刚刚结束，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他乘战胜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之余威，开始向国民党内的其他派别开刀。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的目标主要是三个：对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手握重兵的新军阀，他倡议裁兵；对有独立王国姿态的各地政府分会，他主张取消；对国民党党权，他要求独揽。
国民党五中全会激化了蒋介石、陈果夫和丁惟汾的矛盾。会后不久，胡汉民从国外回国，倡导实行孙中山提倡的“五权宪法”，利用五权分离的办法和孙中山这顶大帽子，压蒋介石让权。和以前了支持蒋介石反胡汉民的做法不同，这次丁惟汾坐山观虎斗，既不反蒋，也不反胡，而是对他有利的议案，无论是谁提出的，他都支持；对他不利的议案，他都反对。和蒋介石、胡汉民既互相利用、勾结；也互相指责、争斗。
丁惟汾和蒋介石、陈果夫在党权上的争斗，一直在或明或暗地进行，但公开爆发在1929年3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
为了保证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自己的意旨下进行，早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开会时，蒋介石即为此做准备。二届四中全会后，陈果夫、陈立夫把持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选派大批他们认为忠实可靠的人员，委任为整理委员，派往各地，组织当地的党务整理委员会，负责党员的重新登记和建立新党部工作。
本来建立新党部，排挤原有党部人员，已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可是建立新党部时，陈果夫、陈立夫一时找不到那么多完全可靠的人员派往各地，于是饥不择食，一些看来可靠但实际上反蒋的人员也被派了出去。这些人到了各省，与当地的反蒋分子串通一气，就使陈果夫、陈立夫整理地方党部的成绩大大地打一个折扣。整理各地党部本是想换上自己的人，但一些地方不仅没换上，得罪了原有党部的人不说，换上的还是蒋介石的敌人。
整理地方党部没有达到目标，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如期举行。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采取了圈定与指派国民党三大代表的办法。
按照国民党中央第187次常会通过的国民党三大代表产生办法，圈定是由国民党中央事先规定某一地方党部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当地党部按规定人数的一倍向中央上报代表名单，再由中央组织部圈定其中的一半作为代表。指派适用于那些尚未成立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地区，由于这些地方没有党部，不能提供圈定名单，所以干脆由国民党中央指派某人为某地代表。
1928年9月，胡汉民回国后，和孙科一起到南京，被增补为国民党中央常委。胡汉民、孙科在国民党内名望、地位都比较高，而此时蒋介石又和汪精卫斗得不可开交，对胡汉民。孙科比较迁就。胡汉民、孙科知道他们在圈定，指派代表时不会吃亏，也就支持了蒋介石的圈定、指派办法，这就苦了汪精卫的改组派、酉山会议派和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
在党务问题上，丁惟汾和陈果夫早有争斗，但以前要共同对付汪精卫和胡汉民，所以双方都比较节制。这次蒋介石、胡汉民合作，胡汉民的能量要比丁惟汾大得多。蒋介石要在三全大会上占较多的代表名额，胡汉民、孙科也得占便宜，代表名额就那么多，僧多粥少，吃亏的也就只能是丁惟汾了。
圈定、指派代表的办法立即遭到各地党部的强烈反对。一些派系不仅发表文章公开指责，而且有的地方公开闹事，这迫使蒋介石和胡汉民不得不考虑修改代表产生办法。
1929年2月ZI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第199次常会，对原定的圈定，指派办法进行修改，便产生了一种新的规定。
普通党部：包括38个省市，用四种方式产生代表，南京。上海、广州、广东代表由选举产生；江苏、浙江、湖北、汉口、天津、山西、广西、甘肃的代表选出加倍人数由中央圈定；北平、陕西、河南、山东、安徽、湖南、四川、福建、江西、云南、贵州、河北、哈尔滨、察哈尔、绥远、热河、黑龙江、吉林、辽宁，由中央指派；西康、外蒙古、内蒙古、新疆、宁夏、青海、西藏、由中央指派列席代表。
铁路及海员特别党部：用三种方式产生代表。沪宁、沪杭雨、津浦三局，由中央圈定代表；平汉、粤汉、海员党部，由中央指派代表；平绥、平奉两路，由中央指派列席代表。
军队特别党部代表单独产生。
海外华侨代表产生办法另定。
蒋介石和胡汉民的这个代表产生办法用意很明确，他们能够确实保证自己选举获胜的地方，就选举如蒋介石在南京、上海，胡汉民在广州、广东，否则就指派或圈定。
代表很快就产生了出来，共406人，其中指派表211人，圈定代表122人，两项共333人，占代表总数的81．2％。其它代表由选举产生。指派、圈定的代表当然主要是蒋派、胡派或孙科的人。这些指派或圈定的代表，有的都产生得让人莫名其妙。如国民党中央指派谷正伦为哈尔滨特别市党部代表，谷正伦是贵州人，未在哈尔滨任过职，甚至从未到过哈尔滨，更不用说负责过哈尔滨的党务了。因为他是蒋介石的亲信、南京警备司令，也就硬是代表了哈尔滨。
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包办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做法，使其他各派面临了生存危机。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历来以北平、天津为基地，势力遍及北方各省和南京，可由于陈果夫操纵圈定，不仅南京大同盟人员未当选，即使是大同盟势力控制的北平、天津也未被选中。改组派的情况也比大同盟好不了多少，大批干将不要说升迁，连代表也未选上。共同的利害所在，使大同盟和改组派联合了起来。
改组派和大同盟要求国民党内民主，反对指派圈定代表，反对蒋介石包办三全大会在国民党内部获得了广泛的同情。1928年11月2日，改组派与大同盟策动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全体委员发表辞职呈文，抨击落记中央，指责蒋介石剥夺党员民主权利，违背孙中山遗教，和北洋政府的官僚串通一气。
南京市的改组派和大同盟分子利用国民党内普遍的不满情绪，逐渐将事端扩大。1928年11月8日，南京市各区党部代表30多人向国民党中央党部递交抗议书，抗议中央剥夺党员的民主权利。各区党部代表并举吴健、谷正纲、刘行峨三人为代表，列席国民党中央常会，请求抗议书立即给予答复。胡汉民对三人加以训斥，但三人不服，退出常会并开始在南京组织抗议活动。
当南京大同盟联合改组派发动反蒋时，丁惟汾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职，并离开南京到北平。在临走之前，他嘱在南京的大同盟分子发动反蒋，他本人在北方发动。
在北方，丁惟汾首先指使大同盟分子发动学生起来闹学潮。又利用阎锡山、白崇禧解散北平、天津工会的事件，以平、津市党部的名义猛烈攻击国民党中央党部，并要求将胡汉民、戴季陶、陈果夫三人赶出国民党中央。北平、天津两市的工会也声言反对国民党中央。随后，受改组派和大同盟影响较大的国民党云南、浙江、山西、江西、绥远、河南、江苏省等市的国民党党部都闹了起来。
反蒋派的声势越来越大，使南京国民党中央不得不思考妥善的处理办法。这时蒋介石正在皖北检阅部队，闻讯后立即从徐州发电，要求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对中央政策的攻汗。11月19日，在南京中央党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戴季陶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各省市党务指导委员训话，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抗议中央决议”，“绝对服从中央”。同时，国民党中央召开党务会议，通过《申明党纪令》，对各地党部指责国民党中央的行为，“明令申诫，嗣后若再有此种违反纪律之言行，一经查悉，即予移付监察委员会从严惩戒，以维党纪。”随后，宣布撤销浙江、河北、山西、江西、绥远、北平的党务指导员，撤回派往云南的指委，另行选派。国民党中央企图用高压手段迫使反对派向他们屈服。
但是，由于代表问题关系到一些地方国民党党部的个人利益，这些人又得到改组派、大同盟的支持，国民党内又广泛同情他们的政治主张，反对派们并没有屈服。1928年12月22日，北平市的党务指导委员会策动北平市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五团体，发表通电，反对国民党中央党部撤销北平市指委的决定。其它省市也继续反抗。
在这种非常尴尬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改变手法，首先决定瓦解了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
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参加者大多为青年人，除丁椎汾本人外，其他人资历、地位和声望都比较低。而丁惟汾本人的声望也不及胡汉民、汪精卫。所以，尽管胡汉民、汪精卫在政治斗争上屡屡败给蒋介石，由于除胡汉民、汪精卫二人外，胡派和汪派还有人占据国民党高位，因此，胡派在胡汉民去世之前，还是一直有战斗力。汪精卫身边也有大批的追随者，以后他叛国投敌，一些人竟追随他去当汉奸。
本来北平、天津一带党务是丁惟汾的势力。但国民党二次北伐后，阎锡山、白崇禧分得了北平、天津地盘。阎锡山、白崇禧手握平、津军权，早就对把持平、津党务的丁惟汾看不顺眼。但彼时蒋、丁尚在蜜月，丁据有国民党中常委的地位，阎锡山、白崇禧也就对他无可奈何。这次丁惟汾和蒋介石交恶，阎、白便利用维护国民党权威的名义，对了在平、津的支持者开刀，以武力镇压了北平市工会和北平学生联合会，又强行解散天津市党务委员会。
丁惟汾遭阎锡山、白崇禧一阵痛击之后，陈果夫指挥自己的人马，趁机打人北平、天津党部，对大同盟成员大打出手。随后又逐一收拾了惟汾在其它地方的势力。在强大的压力下，丁惟汾进退无措，被迫向蒋介石、陈果夫屈服。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也就此瓦解了，他的青年党徒或投靠陈果夫，或投靠汪精卫，或投靠阎锡山，各自寻门路去了。从此，国民党内的丁惟汾派不再存在。陈果夫、陈立夫也乘机用自己的人马填补丁惟汾派的空缺，基本上控制了丁惟汾在各地的党部。在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全大会上，陈果夫、陈立夫趁机把各地的亲信圈定、指派为大会代表。在这一次大会上，陈果夫、陈立大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陈果夫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二陈完全把持了国民党党权。“蒋家天下了家党”变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丁惟汾会后曾无限感叹“我现在晓得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意义与滋味！”
5．“CC派”终于得手
1928年第二次北伐占领北京、天津后，蒋介石乘北伐获胜的余威，亲自北上，想借机将北方各地方党部收揽在自己势力范围之下，以总司令名义召见当时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负责人周某。
天津市党部此时是丁惟汾的势力范围，而丁惟汾此时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任青年部长，正是如日中天，周某当然不愿担负叛丁投蒋的风险，因此，竟拒绝前往和蒋介石见面。周某给自己拒绝前往找的理由很充分，声称：“我非总司令属下，不能应召。”蒋介石对此虽非常恼怒，但想周某此举也算理由充足。于是，又以中央组织部部长名义召见，周某再次不客气地加以拒绝。
两次遭拒的蒋介石震怒异常，在痛斥随从前来的陈果夫之后，命令陈果夫撤免天津市党部的负责人。陈果夫回到南京后，立即下令解散天津市党部，派博作义、苗培成、崔廷献。陈石泉、刘不同、鲁荡平为天津市党部整理委员。此时天津为晋系的势力范围，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实为天津统治者，崔廷献为天津市长，鲁荡平为社会局长。傅作义、崔廷献为晋系，鲁荡平为西山会议派，陈石泉、刘不同、苗培成接近CC。整理后的天津市党部，刘不同负责训练部，陈石泉负责组织部，苗培成负责常委会，鲁荡平负责宣传部。虽然CC占优，但仍是一个照顾各方利益的大杂烩。说起来，这样的整理并未达到CC一统党权的目标。
江苏省党部历来是CC派和其他各派争夺最激烈的地方之一，这次清洗，CC派采取的手段也以江苏最为激烈。
江苏省国民党指导委员会共有指导委员7人，他们是叶楚伧、顾子扬、李寿雍、江宝煊、滕固、倪弼、澧悌。这7个人的分工：叶楚伧、汪宝煊、倪弼担任党务委员，澧悌担任组织部长，李寿雍担任宣传部长，顾子扬担任训练部长，膝固担任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在这7人中，叶楚伦是老资格，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担负要职，并不过问江苏党务，只是挂名；倪弼、澧悌是黄埔出身，滕固属汪精卫改组派，李寿雍、汪宝煊是二陈嫡系。澧悌辞职后，组织部长由倪粥兼，剩下的六人很快就陷入互相倾轧的境地。
首先是在考选各县指导委员上，他们都想安置私人，培植势力，所以每次开会通过各县指导委员人选时，往往各执一辞，互相指责。李寿雍、江宝煊取得二陈的信任后，便密谋利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支持，组织小组织，直接和各县指导委员联系，力图将叶楚伧、倪弼、滕固、顾子扬四人全部架空。
1929年国民党三代江苏代表的产生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圈定。当召开江苏省国民党代表大会时，CC派占了代表总数的大部分，拥有超过半数的各县代表。CC分子跃跃欲试，大有操纵大会的趋势。CC派咄咄逼人的攻势迫使非CC派的人化解了矛盾。倪弼、顾子扬、膝固等看到自己都有落选的危险，于是联合起来，拉拢所有的不属于CC派的代表，组成联盟，共同对抗CC派。就是这样，倪粥、顾子扬、膝固三人还是怕自己落选，于是向陈果夫打报告，反对党内的小组织。倪弼、顾子扬、滕固不知江苏的小组织本为陈果夫控制，为陈果夫一手操办，但此时蒋介石、陈果夫正为代表产生问题和汪精卫派、丁惟汾的大同盟闹得不可开交，不想将三人逼上绝路，再引起江苏的争端。陈果夫被迫妥协，允许江苏选出加倍的人数，由国民党中央圈定。这样，除CC派提出了一个名单外，反CC派联盟也提出了融各派于一体的大杂烩名单。不管名单怎样提，最后圈定权在国民党中央。最后国民党中央圈定发表的名单当然是由CC派占优势，李寿雍、汪宝煊、周杰人、朱坚白、周绍成、祁锡勇、武葆岑等CC分子，都顺利地做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监委员。省执行委员会的各职能部门诸如秘书处、会计、庶务、文书等部门，统统为CC分子包揽，反CC各派，仅仅分得宣传、训练两部。于是自此以后，每次开会都会形成两种互相对立的意见，双方争吵、叫骂、拍桌子。退席直至互甩茶杯，大打出手。不管什么议案，都要大吵大闹一番。
此时国民党元老钮永建任江苏省主席，他虽然不满CC派所做所为，但由于CC以二陈为靠山，所以对闹得乌烟瘴气的省党部也无可奈何，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江苏省民政厅长梁斌，却是一个活跃人物，他曾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对蒋、陈大加颂扬，因此颇得蒋陈赏识。在国民党时代，一省民政厅长在职权上仅次于省主席，而梁斌又有蒋、陈做后台，所以并不把元老级人物省主席钮永建放在眼里。他常常自夸他文有训练班，武有警官学校，把持了县长和公安局长职位按价出售，相传一等县县长卖价6000元，公安局长3000元；二等县县长卖价5000元，公安局长2000元；三等县县长卖价4000元，公安局长1000元。买者以名贵古董和金制饰物折价送缨，人们因此以“么二三四五六”讽刺他。
江苏省党部这种混乱状况和钮永建的不闻不问的态度，给梁斌进一步向蒋介石、陈果夫献殷勤提供了机会，他竟敢以省民政厅长的名义，公开下令逮捕同级的省党部委员。
1929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在深夜一时，梁斌借口“清除改组派”，下令派出大批军警，将镇江城敏成中学内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包围。军警蜂拥进入职员宿舍，不问青红皂白，将宣传、训练两部大小职员，全部绳捆索绑逮捕而去。省党部委员，那位替西山会议派背过制造血案黑锅的葛建时当场被捕，顾子扬、倪弼在其它地方也同时被捉。到天亮时，在省党部被拘捕共20余人，全部用绳索捆绑，连成一串，拖拖拉拉，押到江苏省政府。随后，都押往镇江北固山甘露寺看管。梁斌在采取此行动前，竟未告知钮永建，以至钮事前一点都不知道。
这时正值中原大战前夕，各方要人函电交驰，奔走于广西、香港、上海、北京、太原和西安之间，镇江这场大逮捕案件，也就未引起全国的重视。被捕的江苏省党部宣传、训练两部人员，关押在镇江甘露寺有20多天，江苏省主席钮永建派交际科长携带礼品前来慰问，看守人员看到此种情况，也就放松了对他们的看管，不仅允许亲友来探望，甚至允许被押犯人随亲友下山。
梁斌这次大逮捕，其对象本为汪精卫改组派的滕固，可逮捕实行时，膝固恰恰不在，缀斌扑了个空，对被抓的人也就失去了兴趣。在梁斌放松警惕，看守人员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实行大逮捕时从后门逃走的杨谷改名换姓，偷偷地溜上了关押犯人的甘露寺山上，和他们取得联系，甚至大胆地住在了山上。在经过研究以后，被押诸人以葛建时的名义，写信一封，托杨谷下山交给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叶楚怆。在信中，葛建时指控李寿雍勾结梁斌，强加给诸人“改组派”名义，施以迫害。因此，请叶楚伧就近报告国民党中央，主持正义，进行营救。叶楚伧复信称已向组织部调查、此事起因是因滕固为汪精卫改组派，在滕固未捉拿收案之前，不能解除各方怀疑，因此请被捕诸人稍安勿躁，静候解决。
过了两周，释放了梁斌认为嫌疑不大的人，只留下葛建时，倪粥和顾子扬等7人，以改组派嫌疑重大送苏州高等法院。以后又经过多次审讯，都因滕固在逃，嫌疑重大而不能结案。
江苏省党部逮捕案发生不久，中原大战即告爆发，倪弼是黄埔出身，于是修书一封叫杨谷带到徐州交给蒋军前线总指挥刘峙，求刘说情。刘对倪粥离开军队搞党务虽大为不满，还是答应说情。随后，他直接致电陈果夫，第二天，陈果夫回电，答应亲自派人前往苏州办理交保释放。这样，被缨斌逮捕的人全部释放完毕。
葛建时、倪粥、顾子扬三人被释放后，立即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见陈果夫，陈述被冤枉的经过，陈果夫对三人慰勉有加，显得颇为同情。但当说到三人在江苏省党部的职位时，陈果夫立即封住了三人想回江苏的路，说：“江苏省党部已经改组了，现在请你们担任中央党部的设计委员，”陈果夫随后在江苏整理委员中换上自己的四个心腹，即杨兴勤、马元放、曹明焕、张渊扬四人，叫他们把江苏党务办好。这样，陈果夫便把江苏反CC势力全部赶了出去。
但时过不久，江苏省党部内争又起。原来，张渊扬进入省党部以后，很快将原来反CC势力攫为己有，并很快和原来的CC势力闹翻，以江苏省反CC力量首要自居，，这使江苏反CC势力有了新靠山。这时叶秀峰也将势力伸向江苏，马元放也培植自己的势力。这样，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斗争不仅未停止，反而更加错综复杂。不过，这种斗争已不像以前是CC派同其它派别斗，而是CC派内部斗。即使以反CC派首领自居的张渊扬，也是只反省党部内的CC派，并不反对二陈本人，从这个角度看，张渊扬更像是代表M陈控制江苏反CC派的一种策略，而不是真的要和CC派做对。
事实上，真正由CC派党务人员挤走各省市非CC派势力的事例并不多，更多的是蒋介石在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之后，CC派才能在武力作靠山的情况下挤垮敌对派系，所以CC派真正能控制的党部并不多。1930中原大战蒋介石打败冯阎桂联军后，CC势力才真正控制北方各省党部。到1933年，为CC派主持各省党部的为：江苏马元放，浙江张强、许绍棣、罗霞天、方青儒、郑异、叶溯中、胡健中，安徽余凌云、张德流、魏寿永，湖北艾毓英、杨锦昱，江西王冠英、刘家树、李中襄，河北陈访先、詹朝阳、胡梦华，山东赵伟民，河南陈伟岭、王星舟、李敬斋、张廷休，陕西宋志先，甘肃田昆山、凌子惟，黑龙江王宪章、王秉钩，察哈尔马亮、刘诚宜，绥远赵允义、孙国英，宁夏沈德仁，青海燕化棠、方少云、李天民，南京方治，上海潘公展，音行白，陶百川、陆京士、吴开先，北平陈石泉、庞镜塘，青岛李汉鸣，武汉李冀中、吴企云、单成仪等。
为了使CC分子在各省不致引起当地人的发难，并能落叶生根，繁殖势力，二陈选择地方党部人选时，一般都尽量选所在省籍的人。这样，从1933年以后，各地党部基本上未再掀起过反蒋风波。
6．胡汉民转瞬沦为“阶下囚”
1928年蒋、冯、阎、桂四个集团军联合北伐成功。但蒋。冯、阎、桂只是暂时联合，北伐一成功，蒋、冯、阎、桂便相互争斗起来。蒋介石在四个集团军中，实力最优，力图压制冯、阎、桂，冯、阎、桂当然不满意，于是联合起来倒蒋，蒋介石不能坐以待毙，遂发动了一场中原大战。
在蒋介石发动中原大战，打击阎、冯、桂三个集团之时，在党务领域，蒋介石依赖陈果夫也发动了一场“中原大战”，打得西山会议派、汪精卫改组派、胡汉民派、丁惟汾派等异己力量落荒而逃，有的甚至一蹶不振。
在蒋介石的几个反对派中，西山会议派最早在国民党内搞分裂。1925年11月，林森、邹鲁、谢持、张继等一批国民党元老云集西山碧云寺，召开了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反对国共合作，公开另立“中央”，形成了西山会议派。
那时候的蒋介石虽然不满国共合作内部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占优势，但他对西山会议派的做法也嗤之以鼻。认为西山派从国民党分裂出去，实际上是把国民党中央拱手让给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因此他认为西山派“笨得可怜”、“分裂不宜”。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蓄意打击共产党。尽管事后蒋介石又是解释，又是自请处分，可西山派的人也并不傻，他们看出了蒋介石骨子里反共，这只不过是表示的一种姿态。因此致电蒋介石，嘉奖他“以迅速手段，戡定叛乱，忠勇明敏，功在党国”。同时为他出主意说：“祛恶必须彻底”，因此应该“努力为之”、“清理党籍”。
西山会议派在开完西山会议后，在国民党内就不得人心，以至不敢再回广州，孤苦伶什地在上海另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看到广州搞得红红火火，他们心里一直想回去喷云吐雾，可就是得不到机会。这次看到蒋介石反共，他们本认为这回蒋介石可以和他们一起干了，一高兴，便把对蒋介石的看法说了出来，没想到这正打到蒋介石的疼处，等于是揭了蒋介石的底，恼怒之余，蒋介石立即发出通电，对西山会议派严词谴责。
“接上海西山派所谓全国代表大会通电。希望破坏本党，摧残革命，此种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下之行动，不自愧其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竟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殊堪痛心。中正今特敬告本党同志与全国人民，中正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惟革命是从。”
不久，蒋介石又对黄埔军校学生宣称西山会议派召开的四中全会是“一种非法行为，我们为党国计，不得不群起而攻之，铲除障碍”。
西山会议派兴冲冲地为蒋介石喝采，不仅未得到蒋介石的回报，反而弄得灰眉土脸。当时有人讥讽西山派，说他们是“热脸遇到了冷屁股”。西山派首领之一的邹鲁也承认这次西山派是大大地自讨了个没趣，说：“我们去电嘉奖蒋介石，倒博得他大骂一顿。”
以后，蒋介石仍旧看西山派不顺眼。西山派是国民党内最先，也是最坚决的反共派别，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革命叛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按说是应该和西山会议派联合的。可蒋介石不仅未和西山派联合，反而趁机查封了他们设在上海环龙路44号的中央党部，简直是要置西山派于死地。
西山派终于找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1927年8月，蒋介石在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的联合威逼下，被迫下野，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三人控制了南京政府。此时宁、汉政争正烈，共产党已成为互相攻汗的武器，西山派在国民党内反共的“先知先觉”地位是无可取代的，在宁汉双方互扣红帽子的同时，双方都开始拉拢西山会议派。这时冷落了几年的西山会议派一下子成了各方关注的中心。据当时的报纸称，西山派首领许崇智在上海的住所“前本门可罗雀，今则终日车水马龙，哄闹如市。谢持、张博泉（张继）等亦日相过从，共商大计。闻该人土有主张提议合宁、汉及自身三方同主党政之议。”
此时的西山会议派，显然已经今非昔比，不仅要参加政权，而且要和汪精卫、唐生智的武汉，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谭延闿等人的南京一起，平分政权。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虽然都握有相当大的实力，但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却不高。要和武汉的唐生智抗衡，他们必须找出一位政治上可与汪精卫相匹敌的人来，这就使西山会议派走上了政治前台。1927年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开会，随后宣布宁。沪、汉三方联合特委会成立。特委会推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推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蔡元培、李烈钧5人为政务委员会常委；成立了由67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等14人组成主席团。但由于蒋介石下野，胡汉民在上海拒绝去南京，汪精卫也于9月13日下野，声称自己“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南京的特委会实际上是桂系联合西山派，何应钦、谭延阎、孙科和程潜所包办。西山派掌握了特委会的党权。
可好景不长，到1927年12月，在南京的各派别在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纷纷请蒋介石复职。为对蒋介石表示安慰，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专门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让他负责筹备二届四中全会。为了恢复对党权的控制，蒋介石首先开始布置从南京赶走他所讨厌的西山会议派。
陈果夫接受任务后，立即回到自己的老巢“中央党务学校”进行布置。
11月20日，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召开全市党员大会，当讨论到《拥护特别委员会》议案时，与会者发生激烈争执。赞成议案者指责反对者为共产党徒，反对者则指责赞成者为西山派的走狗。争论正烈之时，受陈果夫暗中怂恿的中央党务学校学生黄杰竟跳到桌子上，历数特委会为非法的理由，高呼“打倒特别委员会”的口号。结果黄杰等四名闹事学生被大会捕交公安局。第二天，中央党务学校学生又在陈果夫的默许和支持下，用汽车高挂打倒特别委员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标语，以党务学校校旗开路，结队在南京市中心游行，又到南京党部捣毁市党部牌额。并赴国民政府请愿，迫使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11月22日，南京各界在公共体育场举行讨伐唐生智胜利庆祝大会。讨伐唐生智是由特委会决定的，按理说这次大会不应有反对特委会的言辞、举动。但大会一开始，陈果夫的人--中央党务学校的师生就在会场散发反对特委会的传单、标语，发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演说，而陈果夫的干将、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处副主任谷正纲尤为卖力。会后，大会组织了游行，中央党务学校学生走在队伍的最前列，高呼“打倒西山会议派”、“打倒特委会”、“改组国民政府”的口号，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在陈果夫的默许下，居然暗藏手枪前往。游行的队伍行至秀山公园门口时，遇军警阻拦。游行的学生遭阻，交涉不成，遂公开要求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李烈钧下台。李烈钧恼羞成怒，命令首都警察厅对游行示威群众格杀勿论。一时间，枪声大作，游行队伍大乱，结果有大盛布店学徒郑廷贞。新沂园浴室工人范世林当场死亡，中央党务学校学生袁大煦重伤，不治而死，轻伤者75人。这就是“--·二二”血案。
血案发生后，西山派健将、国民党中央秘书叶楚伦急派国民党江苏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葛健时到场劝说，结果葛健时成了替罪羊。陈果夫指示手下的人在南京四处张贴传单。标语，指控西山派的谢持、邹鲁、居正、罩振、傅汝霖等10人为血案幕后主使者，而葛健时为一手策划者，要求国民政府严惩凶手。
西山派至此才明白掉进了蒋介石、陈果夫所设的陷阱里。尽管他们先后发表声明，召开谈话会，进行辩诬，并要求国民政府查明事实真相，均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李烈钧只好下台，把持特委会大权的谢持也被迫辞职。
蒋介石对陈果夫的这一“杰作’”颇为欣赏。事后，桂系潘宜之代表李宗仁、白崇禧到南京见蒋介石，诉说受“血案”牵连之苦，蒋介石轻松地回答：“那个惨案是我当时政治上一个运用，现在时过境迁，不必介意。”
陈果夫所策划的这些事，狠狠打击了西山派。在此之后西山派虽然还存在，并在冯、阎、桂的反蒋斗争中穿插往来，但已是日薄西山，不成气候了。
较之西山会议派，汪精卫的改组派就难对付多了。虽然汪精卫多次遭蒋介石的排挤、打击，但他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国民党三全大会前后，汪精卫的改组派又倾巢而出，与蒋介石、陈果夫在党内一决雌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