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大会前夕，为保证蒋介石对党权的绝对控制，陈果夫用圈定、指派大会代表的方法，把大批忠于蒋介石、忠于陈果夫的人拉进了大会。此举遭到丁惟汾、汪精卫的坚决反对。但在三全大会召开的前一个月，丁惟汾已被蒋介石、陈果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只剩下汪精卫的改组派在孤军奋战了。
改组派一方面指使所控制的地方党部抗议蒋介石、陈果夫圈定、指派代表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动员了所有的喉舌，如《护党》、《青年呼声》、《民意周刊》、《光明周刊》等，高喊“要求党内民主”、“反对一手包办三全大会”，全力攻击蒋介石、陈果夫。
在国民党三大召开的前四天，改组派的头面人物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14个人在上海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指责：“北伐胜利之后，党中腐化分子及投机分子，以为地盘已得，权力在手，遂避难就易，抛弃本党主义。·违反民众要求，吸引党外之反动势力，以朋分自北洋军阀手中夺来之政权。至人民之权利，则一无所获，生命、财产及自由，毫无保障，一与北洋军阀时代无异”；指责蒋介石、陈果夫指派、圈定三全大会代表，“完全违反本党民主之原则”；表示“对此种大会誓不承认”，“决不畏惧强御，始终与本党忠实同志共同奋斗。”
一石激起千重浪，这则号召力极大的政治宣言一出台，各地改组派及国民党各级党部便群起响应。
3月12日，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举行代表大会，选举各区党部代表。陈果夫本以为，南京市党部为自己亲信段锡朋把持，不会出什么问题，不料，选举结果竟使陈果夫大吃一惊，在当选的60多位代表中，改组派竟占有了30多个，改组派真可说是大获全胜。获胜之后的改组派颇欢欣鼓舞，更加坚定了反对圈定和指派代表的决心。
3月14日，也就是三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以改组派分子、国民党中央大学学生吴健为代表的国民党员，发动全市党员，到南京市党部请愿，要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出席三全大会的代表问题。
随后，在改组派的组织与策划下，南京全市＊个区党部，除第三区党部外，全部参加了这次活动。在请愿开始前，南京市党部并未得到消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同意在旧夫子庙贡院内大礼堂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
大会由吴健主持，开会的第一项内容，由谷正纲致开幕词。谷正纲是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处副主任，本是陈果夫的手下，在反对西山派时，为陈果夫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原认为凭此当上三全大会代表毫无问题，不料竟未选上。失望之余，便又投靠了改组派。
谷正纲在开幕词中，极力指责国民党三全大会的代表产生办法，高喊“反对独裁”、“反对圈定代表”、并鼓动说：“这样搞下去，国民党就要亡了。”他的开幕词博得了参加大会者的阵阵掌声。
午后3时，参加会议的改组派分子忽然提出了一个《抗议中央指派圈定三代会代表案》。陈果夫手下的人本以为第二天三全大会就要召开，这群人只是撑饱了没事干，发泄怨气而已，不料竟有此风波。震惊之作，他们在会场大骂起来，大骂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共党”，并乱扔石块，打碎了主席台上悬挂的廖仲恺遗像，打得主席台上的改组派分子东躲西藏，足足闹了十几分钟以后，才呼啸而去，向陈果夫请示机宜去了。
大会经此骚扰，仍没散场，在谷正纲主持下，继续讨论提案。经过2小时的激烈争论，提案竟获通过。陈果夫的爪牙方觉慧、施裕寿、李永懋率领打手再次蜂拥而来。冲人会场，围攻大会代表。他们赶前追后，拳打脚踢。改组派不甘示弱，也奋起抵抗，举起桌腿凳脚为还击武器。一时间；双方打得头破血流，正当双方酣战之时，蒋介石调来黄埔学生围打代表，龚大风、金亦吾又率卫戍司令部宪兵参加，一场恶战下来，方党慧、谷正纲都受了伤，尤其是谷正纲，身受重伤，不省人事。会议代表们抓住了龚大风，要求放出被捕代表，惩办凶手。陈果夫的干将，南京市党部的段锡朋、洪陆东等在恶战之后假惺惺地出面调停。当晚，党员大会的代表在市党部的诱骗与军警的强迫下乘车到了中央党部，蒋介石亲自训话，指责改组派的行为，并宣布撤销谷正纲的职务。
南京市全体国民党员代表大会确实给蒋介石制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为此，国民党中央常会专门举行紧急会议，谷正纲和方觉慧都向常会控诉，结果常会决议解散南京市代表大会。南京市代表大会也不甘示弱，当即以中国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全市代表大会的名义，在《民意》周刊上发表《南京全市代表大会呈文》，声称：
“呈为中国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全市代表大会会场被毁，代表受伤，廖仲恺先烈暨总理遗像均被暴徒捣碎，请求迅赐严惩，以维党权，而申党纪国法事。窃南京特别市于本月14日遵照总章呈准中央开全市代表大会。本市党务进行之方策，与夫党内一切问题之讨论，正赖斯会以决定。不料惨变之来，起于俄顷，所经情形，确足证明暴徒事前为有计划之捣乱，绝非偶然。当大会通过开会期间及选定提案审查委员会开始讨论‘抗议中央指派圈定三代会代表一案’之始，即有少数蓄意破坏大会之代表，举动既不守会场秩序，而发言以不依民权初步之规定，任意叫嚣，继而乱掷石块，廖仲恺先烈遗像，于此时被捣立碎，始呼啸而去。旋由大会主席，出面维持，重行查点人数，计96人，仍足法定，大会仍继续开会。在场代表，全体起立，静默为廖先生遗像被毁致哀敬之诚。而当时呼啸而去蓄意捣乱分子，亦仍蜂集，大会宽其既往，未加深究，亦冀其自悔改，不致有妨进行。讨论前案，左2小时之久，始付表决以大多数通过。而该捣乱分子，如龚大风、金亦吾、四载龙等，益复肆意妄为，竟举坐凳向人丛中抛掷，是时总理遗像，遂以被毁。会场四周玻璃窗户，顿变粉屑，在场代表不得不四散暂避。当是时，市党部执委兼大会主席团主席之方党慧，拍桌喝打，旋即驰去。未已，即由外率宪兵人场，持枪装弹，如临大敌，而市党部之候补监委曹之瀛，亦率武装警士多名蜂拥而人。方曹二人，并指挥军警，声称奉总司令命令，逮捕大会主席，及在场代表。而龚大风、金亦吾、田载龙等，亦忽携来贾伯涛，及身背皮带之形似军官者多人，向大会主席谷正纲同志云，蒋介石总司令叫汝去，谷正纲答去就去。乃谷正纲同志之答语甫毕，即被贾伯涛等将谷正纲同志按倒在地，撕去谷正纲制服上之证章，并将谷正纲上衣剥脱，拳足交加。金亦吾则将会场凳脚拆下，排殴谷身。当时代表（系党校学生）有目击不忍者，以身翼蔽。金即舞动双手所持凳脚，追击穿党校制服之代表。故当时受伤者甚多，并有大呼打倒中央党校之声浪。而方曹所指挥之军警，则乱捕代表7人，拘禁于市党部门房中，凡3时之久。时市党部执委段锡朋、洪陆东赴大门调解。暴徒及形似军官之辈，亦将其两手反缚，用拳拳背。市党部执委刘纪文，职兼本市市长，有指挥警士维持治安之权，对此次事变，竟袖手旁观，不发一语，实有用消极方法以伤害代表之嫌。其他列席于大会之执委，如萧吉珊、叶秀峰、勒鹤声等均先后兔逸不知去向。混乱至下午3时余，始稍宁息，然尤禁人出人，至7时余方始解严，当是时，四象桥一带，则军警密布，行人均受检查。对于妇女，尤肆戏侮，关于此节，附近市民目睹者众，均相传述，似此以上事实，发生在中央所在之首都，而被捣毁者，乃为本市最高权力机关之全市代表大会。若无适当解决，党权何在。载请党史，耻辱局极！为此权同受伤各代表之伤单一纸，仰析鉴核。对于违纪负党责之辈，分别依法惩处，万勿纵使漏网，党国幸甚。谨。”
在给国民党中央呈文发表的同时，南京国民党代表大会还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文书除详细叙述了打架经过而外，明确表示反对指派和圈定代表。
虽然改组派闹得气势汹汹，但他们在南京并没有太大的势力，所以在折腾了一番之后，受不了蒋介石、陈果夫等人的迫害，改组派的人马被迫向上海转移。谷正纲糊里糊涂地替改组派的人挨了一次打，成了改组派的大功臣，而CC分子和黄埔学生们却恨他人骨，发动了许多人去中央党部请愿要求“严办凶手”。当谷正纲从中央党部被放出时，他们甚至想把他架走处死。改组派也组织了一批人，和他们又混战一场，才把谷正纲救出，隐藏起来，并派人连夜将他送到上海。从此，谷正纲便成了改组派的干将。
但蒋介石、陈果夫并没有放过改组派。蒋介石、陈果夫操纵三全大会决议永远开除陈公博、甘乃光党籍，开除顾孟余党籍三年，对汪精卫予以书面警告。
在蒋介石、陈果夫的授意下，国民党三全大会又通过《党章修正案》，内容增加了对付改组派的条款，规定“党员不得有小组织”、“不得党外攻击党员及党部”，党内问题“一经决议，即须绝对服从”等。
不久，蒋介石又以国民党部中央党部名义，发表《检举改组派通令》，说改组派“发之党亡国亡言论，争取政权”，“罪大恶极”。“应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要求各地“严密检举该反动派之行动言论，随时呈办，以凭核办”。
在蒋介石、陈果夫的政治攻击下，改组派只好放弃了通过党内斗争来倒蒋的方法，改走拉拢、策动地方实力派军事倒蒋的道路。在中原大战中，改组派游说于各地军阀之间。但改组派手中并无实力，各地大小军阀并看不起他们。因此，中原大战之后，各地大小军阀听命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改组派也无形消失了。
丁惟汾派被挤垮，西山会议派被打散，改组派被赶走，党内反蒋的势力只剩下一个胡汉民派了。
三全大会前后，蒋介石、陈果夫为了利用胡汉民的威望，让他当上了立法院院长。但胡就职之后，不仅直接控制立法院，对国民党党务、政务方面的事也十分热衷。胡汉民说：“我留居南京的几年中，我一方面是尽忠职守，努力立法，同时对于党务政治，也尽力设想，设法改进。”
“我的性情，不大愿意管不当管的事，因而对于当管的事，便不敢放松，凡关于党务……无论大小，总勉力去做。……同志来专门讨论党务的，我不但愿意多谈，而且谈得非常认真，虽一个字也不易放过。”
本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由陈果夫掌握，派人到地方党部充当党务指导员也是陈果夫的特权。但胡汉民却组织了“党务审查委员会”，借“审查”之名，对不是势力范围内的各省市党务指导员进行撤换，并派自己的人去掌管各地党务。
胡汉民还经常严厉训斥官员，连蒋介石的亲信心腹都经常训斥，陈果夫、陈立夫有时也不能免。这些心腹亲信受斥之后常跑到蒋介石那里诉苦。
有一次，蒋介石对胡汉民说：“胡先生常常严责党务工作人员也太过。这些人都不自安，对于胡先生印象恐怕也不好。”
胡汉民毫不客气地回答：“我严责这些人，正是我看重他们，任情胡作非为，擅离职责，国家体统何在？这批人还不该受我的教导吗？”
蒋介石又说：“胡先生责备他们还不如责备我吧。”
胡汉民一听便暗含讥讽道：“他们且不能责备，何况你？我亦又未尝不责备过你，可惜你不能听受转而发生其它感想罢了。”
蒋介石拉拢胡汉民，只是想利用他，并不想让他管这么多事。于是命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加强特务组织，对国民党中央和国府官员进行监视，要这些人全心为蒋介石服务，否则随时加以杀害。这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胡汉民及其手下人的言行。
在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蒋介石也常常让自己的手下掣肘胡汉民，使胡汉民主持的政务常常难以执行下去。
一次，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会议，决议了某个案子。案子议定后，陈立夫说：“还得问问介石的意见。”而此时，蒋介石尚在前线指挥作战。胡汉民听陈立夫这么一说，站起来就准备走，连圆滑的谭延闿也感到难以忍受，说道：“既然党部的决议还不能做准，又何必提出来呢？”胡汉民不满意于身为军事领袖而常插手党政的蒋介石，乃挖苦陈立夫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既简捷，又经济，这样一实行，对于减少目前的财政恐慌，大概不无小补。”
蒋介石的专制令胡汉民十分反感，而蒋介石对胡汉民“多管闲事”也极不满意。这样，两人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三届四中全会上公开爆发出来。
1930年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了三届四中全会，在会议之前的两个月，国民党行政院长谭延闿死了，蒋介石立即兼任行政院长。此时，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已取得决定胜利，他踌躇满志，以为他“统一”中国的万世功业就要完成，以为他梦寐以求的独裁政府就要建立。因此，大战尚未最后结束，他即于10月3日在河南开封前线指挥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他希图在国民会议上依“合法”手续，通过“选举”，当上能专制一切的总统。
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开了6天会，吵了6天架。在致开幕词时，胡汉民讲了一个故事，对蒋介石进行影射。他说：
“欧战时法国有一名高级飞行员，这个飞行员飞行技术非常高明，在战斗中多次击落德国飞机，因此他回巴黎时，巴黎人对他十分钦敬，在车站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准备了一辆迎接他的汽车。他以为开发动机总是他的拿手好戏，便要求开车。结果横冲直撞，撞死了五六十个欢迎者。”
“我们看看过去实际的党务与政治，若负党务、政治责任的人一定有很多犯了飞行家开汽车的毛病。”
蒋介石并不理会胡汉民的暗地讥讽，一意孤行，要实现总统梦。胡汉民在会上争不过蒋介石，被迫同意召开国民会议，但仍反对制定约法，因为约法要把五院院长置于总统控制之下。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迫使胡汉民同意了召开国民会议，虽没有达到全部目的，但也捞了不少好处。
为了应付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蒋介石又命陈果夫、陈立夫帮助料理。
此时的陈果夫由于忙于帮助蒋介石在党内发动大战，非常辛苦，以致得了肺炎，发高烧，吐血不止，正在莫干山疗养。但蒋介石既有命令，陈果夫也只好带病出山。
1931年1月，南京政府成立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总事务所电令全国各省市，限4月20日前推选出国民会议代表。为了保证各省市推选出来的代表都是忠于蒋介石的分子，陈果夫在莫干山遥控，陈立夫坐镇南京，亲自挑选出特务分子，以中央党部代表身份，去各地监督代表的选举。
然而陈果夫、陈立夫的活动却没有多大成效。各地党部很多人因不满于蒋介石的专横跋扈，不愿意选蒋介石当总统，而多数倾向于胡汉民，陈果夫、陈立夫派往各地的特务回来汇报说，除蒋介石系控制的浙江、江苏、安徽、上海外，绝大多数选票蒋介石都控制不了。如果投票，蒋介石只可得32％的选票，而68％的选票将属于胡汉民。
吴稚晖被蒋介石请了出来去出面劝说胡汉民“休养”。胡汉民勃然大怒，痛斥吴稚晖是无耻之徒，吴稚晖如丧家之犬惶惶而归。
软的不成，蒋介石就来硬的。2月28日夜，蒋介石以议事为名，将胡汉民骗到总部，无端指控胡汉民的种种错误。随后胡汉民被10余名兵警押送汤山俱乐部监禁起来，由国民党的“老前辈”沦为“阶下囚”。直到10月份陈济棠起兵反蒋，胡汉民才被蒋介石释放出来。
就这样，陈果夫、陈立夫协助蒋介石一个一个地铲除了蒋介石的反对派，使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
第五章 不负重望
1．蒋介石说：“你去帮我办这件事”
陈果夫养女陈泽宝是任职于导淮委员会的沈百先的儿媳妇。因为有这层关系，沈百先经常向陈果夫叙说一些与导淮有关的事情。由于陈果夫和蒋介石关系特殊，有时沈百先有些事情，就请他代为转呈。陈果夫在转呈报告时，常要和蒋介石谈及有关导淮的工程情况，谈话中，既表现出他对导淮工程的热心，同时，也显露出他对水利工程的熟悉和研究有素。
有一次，陈果夫在代沈百先转呈报告后，还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些有关导淮方面的建议，蒋介石听了，一时没有回答，他沉吟半响，突然说：“你去帮我办这件事，好不好？”
陈果夫吃了一惊。
他平时虽说对导淮工程十分关注，但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去指挥这一重大工程，他实在没有思想准备，便说：
“我是外行。”他想以此作为推词。他说的也是实话，他毕竟是搞政治的，过去在学校也从来没学过工程技术。
但蒋介石坚持说：“你知道注意这件事，而且所建议的并不是外行话，所以这件事，就是你去办吧！”
陈果夫深知蒋介石的脾气，他坚持的主张是难于改变的，也就不好再拒绝了。
于是，1932年7月，陈果夫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导淮委员会委员长由蒋介石自兼，副委员长本是蒋介石的盟兄黄郭主持工作。但导淮委员会徒具机构，既无权力，又无资金，所以黄邦一直未到职，于是设了代理副委员长。
陈果夫这时早已卸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一职，而所任的监察院副院长又是一个闲差，所以接任导淮委员会代理副委员长后，立即着手研究工程动工、筹款及如何配合等事宜。
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向东流经安徽、江苏两省，原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但从1128年后，黄河多次决口，夺淮入海，其所挟带大量泥沙，淤高了淮河河床，使中游河槽变成半地上河，下游人海出路被淤塞，整个水系被打乱，每遇汛期，不能畅通泄水，以致破堤决口，泛滥成灾，千里淮河两岸，“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成为洪、涝、旱灾俱全的重灾区，“数千百万之全淮民众，无日不沦于饥馑，无刻不泣对洪波，此淮之导，所以不容稍缓也。”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治理淮河，在建设委员会下设立了整理导淮图案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主要任务是搜罗关于导淮计划、图表及各方面的建议，并进行整理、分类，并印成《导淮图案报告》一书，为导淮工程作准备，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整理导淮图案委员会顺利完成了任务。1929年1月，国民党中央正式成立导淮委员会，蒋介石为了表示他对导淮工程的重视，亲自担任委员长，具体工作由副委员长负责，特派委员20人，并聘请德国汉诺威工程大学方修斯教授为顾问工程师，同时广泛征集专门人才，进行导淮的前期准备工作。
从1929年到1931年，导淮委员会集中了全国一些优秀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对淮河入江入海各路线进行了实地勘查、测量，广泛调查，搜集各方面资料，进行反复论证、研究，并根据研究成果，拟定了整个导淮工程的总体计划，呈奉国民政府核准后再予实施。
导淮工程计划确定了江海分疏原则，即整治淮河入江入海的水道，使之便于航运、防洪、发电等，据概算，整个工程需经费2亿元，由于蒋介石正和各军阀混战，军费开支都十分困难，哪来如此巨款去搞导淮工程呢？所以在此期间，导淮工程始终是纸上谈兵，不能付诸实际。
陈果夫上任不久，就发现按照中国历史上治水的惯例，都是治水必先治下游这一做法的弊病。原来，淮河下游都是不毛之地，治淮先治下游，等于是在淮河下游开了一个大塘，与上游的水接不起来。
1932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导淮委员会组织法》，赋予导淮委员会在淮河流域对公私土地清丈、登记、使用、整理等处理大权。
陈果夫鉴于工程浩大，费用过巨，筹款不易，便决定先借用庚款，到时还本付息及自筹资金等办法，并采取分期施工的形式。
为此，陈果夫与水利专家一起制定了两年施工及整理土地的第一期工程方案，即建造三河活动坝、邵伯船闸、淮阴船闸等一系列船闸，进行三河坝上下切滩，对淮阴闸上下、张福河上下进行疏浚整理，使淮河人江水道得以整治，然后再进行导淮人海的工程，计划工程费用1380万元。
工程计划经国民政府通过后，陈果夫便急忙筹钱。他亲自到中英庚款会要钱，并派专人进行催促，使庚款会不得不立即开会研究。
陈果夫得到钱后，便将这笔款项用于张福河道疏浚工程中。通过一个夏季的奋战，终于很好地完成了这项工程。
在按期完成张福河第一期疏浚工程任务后，陈果夫请中英庚款会的董事们去参观，并趁机提出了治淮第二期工程方案，即邵伯、淮阴、刘老涧三大船闸的改造，预算达217万元。由于第一期工程完成效果比较好，所以第二期工程的批准也很顺利。
当三大船闸工程完成一半的时候，陈果夫如法炮制，像上次一样，邀马歇尔等庚款会董事们前往参观，待他们参观后，兴致很高的时候，又和他们订立了另一工程费用的合约。这笔费用下达后，陈果夫即开始了杨庄、周门、刘老问三大活动坝及高邮湖通运河间的小船闸等的修建。
导淮人海工程本来是要等导淮人江工程完成后，再根据资金筹备情况选择适当时候进行，但陈果夫认为这样太慢了，不能让导淮工程尽快完成而发挥它的作用。根据江苏省的经济状况，完全可以承担这一工程，他还提出了发行公债以筹集资金的办法。
鉴于当时的国家财政困难，导淮经费必须设法自筹，导淮委员会想在土地上打主意，所以在导淮委员会内增设土地处。又因导淮委员会委员分散四处，不容易开会，又未便设常务委员，而开会时所讨论的要案，无非关于财务方面的事，所以又添设一个财务委员会，关于借款等案，都在此会内讨论。这样，则导淮委员会委员会议，每年只要开一二次，报告工程进行及商讨大计，便已足够。土地处成立后，所得废黄河滩地所有权及其临近旧时屯田之所有权与整理权，乃先以会里节余下来的2万元经费，整理了几万亩公地，以整理后公地应收之租金作抵，向银行抵押了12万元；再整理后公地应收之租金作抵，向银行抵押了12万元；再整理实应湖滩地20万亩，然后再以此整理之地，向银行抵押200万元。当时有四家银行争着要放这笔借款，可见导淮会信用之好。后来只得由四家银行合放，就把这笔款子作航空测量高宝湖之用。测量刚刚开始，“八一三”战事起，只好停顿。原来的计划，想等高宝湖测量完竣后，把预计导淮人江工程完成后，高宝湖可能涸出的一百几十万亩土地作抵，向金融界筹款4000万元，作为办理人江工程的经费，其初步计划，已得上海若干金融界的同意，拟以将来涸出之土地作抵，发行公债4000万元，由金融界承销。这虽是一个理想，但战事如果不发生，理想一定可以实现，所谓有土则有财。预计人海水道完成后，可以多出一百几十万亩良田，增加了生产，安定了民生，既可免水旱之灾，又可强国家的富力，可惜这种事业，停顿了13年之久了。昔夏禹治水亦不过13年。
导淮人海工程于1934年11月1日举行破土典礼，至1937年4月间始告完成，命名为“中山河”。河长167公里，底宽35公尺，两堤相距有250公尺，只是土方工程即在6200万公方以上。人工以征工居多，利用每年1月至5月，11月至12月的农闲时间来做，有时亦用些雇工、兵工。征工最多时达24万人。沿线专员、县长，区、乡、保甲长，一齐动员，所用的工具，老的如牛车、独轮车、挑箕、人力漏水车等等，新的如汽车、皮带运土机、抽水机等等，应有尽有。关于民工吃的、住的、医药、娱乐等等，亦妥为供应，色色俱全。场面之大，实数十年来所未有。
导淮工程，部分由江苏省府承担，均先后完成。导淮委员会方面，在抗战前已完成及未完成的工程由导淮会办理的是：（一）疏浚张福河，以排淮洪而利航运与灌溉。计疏浚河道37公里，河底宽32公尺，岸坡一比二。于1933年1月开工，同年6月竣工。（二）兴建邵伯船闸，以利运河航运。闸室净宽10公尺，净长100公尺，上下游最大水位差7．7公尺半，为双扇对开式钢门。于1933年3月开工，1935年6月完成。（三）兴建淮阴船闸，以利运河航运，结构布置同邵伯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9．2公尺。（四）修堵运河西堤，以利运河航运及湖滨滩地之灌溉。其工程为堵闭缺口，修理涵洞。于1934年11月开工，翌年7月竣工。（五）兴建高邮船闸，以通湖航运。闸室将宽10公尺，净长20公尺，出人口净宽5．8公尺，为单扇钢门。于1935年6月开工，翌年4月完成。（六）兴建杨庄活动坝，以控排洪人海水量，坝门采用史东奈式钢制，暂建五孔，各净宽10公尺。最大泻洪量每秒750立方公尺。于1935年12月开工，1937年6月完成。（七）安丰塘灌溉区工程，以利灌溉。其工程为浚河筑堤建闸，于1936年4月开工，至翌年12月因抗战停工。（八）改建惠济问，以节制溜溉水量。其工程为改建史东奈式牌门宽6．2公尺，钢筋混凝土闸墙条石护面，泻洪量每秒90立方公尺。于1936年5月开工，翌年6月完成。（九）兴建三河活动坝，以节制排洪人江水量。其工程为史东奈式牌门60孔，各净宽10公尺。完成以后，可独步远东。于1936年8月开工，翌年间月底基本已完成98％，因战事停工。运到工地钢料等，损失殆尽。（十）兴建周门活动坝，以节制灌溉水位及水量，共结构与杨庄活动坝同。于1937年1月开工，门月底坝基工程大致完成，因战事停工。运到工地钢料等，损失殆尽。（十一）兴建刘老涧泻水坝，以控制中运河泻洪水量。坝凡七孔，结构与杨庄活动坝略同。于1937年1月开工，同年匚月完成基及引河工程后，因战事停工。运到工地钢料等，损失殆尽（十二）兴建中运河涵洞，以接济刘老涧船闸下游灌溉、航运水量。其工程为建筑双孔混凝土涵洞一座，每孔2公尺见方。于1937年3月开工，同年u月，因战事停工。（十三）开挖六闸以下的运河浅段，以利运河航运。用挖泥机船两艘开挖，于1937年3月开工，同年6月因机船他调，未能完工。（十四）建筑皖淮涵洞以泄洪、泻潮、灌溉农田。基本工程为添建涵洞门座，其中7座于1937年5月筹划开工，于翌年1月因战事停工。（十五）疏浚皖准浅段，以利航运。其工程为浚谍正阳关附近淮河浅段，冀与津浦铁路联运，以利运输。于1937年10开工，后以战事停工。
陈果夫于1927年建议中央组设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负责规划及实施太湖流域上下游水利工程。陈果夫自兼主苏政后，即遵循当时的中央指示，督道苏省建设厅会同浙江省政府分别测勘、设计与实施，举办各项水利工程。在防洪与泻潮方面，有江南海塘之修建及通江各河口闸门之兴建；在灌溉与航运方面，有各运河干支各渠之疏流。各项工程如下：
（一）江南海塘工程：江南海塘南自苏、浙交界的金山起，北经江苏之松江、奉贤、南汇、川沙、上海、宝山、太仓至常熟之福山港口止，全长有300余公里，是江苏省江南十余县市防备江海涨潮唯一之屏障。奉贤、川沙、南汇三县境内塘外沙滩广阔，浪潮较为缓和，均系土塘，向由地方自行修护。上海由沪市政府修护。松江在钱塘江口北岸，宝山、太仓、常熟三县境滨临扬子江南岸，所有塘堤受海潮冲击甚烈，向由中央拨款修筑石塘，后改由省方负责。民国20年以前，省府款绌，岁修难于普遍。民国22年又遭两次猛潮，各处塘堤百孔千疮，发发可危，没有疏防，被海潮侵人，则向称江南富庶之区，即变为不毛之地。陈果夫督导建设厅择要修建，如大石塘之显露者，酌量复以混凝土，以防海水侵人石缝，钢筋混凝土岸墙之外倾者，加建支墙，以防堤毁，石坡木材之零乱缺少者，施以整理填补。其已毁至不可收拾者，则彻底改建。所建工程为三土三石，或三土四石，其间塘外塌削日剧之处，则建档水坝以防护之。各段修建工程长共有16000余公尺。
（二）江南各运河之整治：（甲）镇锡运河为大运河在苏南境内之一段，在丹阳有练路，为该运河段蓄泻水库。依照大运河讨论会初步研究，及测勘该河湖段现状，似通行长约60公尺，宽约7公尺，及吃水深2公尺之船舶，载重600吨，两列行驶为度。其工程为河槽之拓宽浚深，上方有三五十万余方，培修练湖围堤土方约有400万余方。（乙）丹金漕河及运河。均为江南大运河之主要支渠，横贯太湖流域下游，前者与运河段互相吐纳江湖，后来上承句容、高淳境内诸水，经由该河人太湖为尾阎，不惟为金丹各县水运交通之主干，且为承转江潮及山水来湖之干渠。其工程为河槽之拓宽浚深，土方共为173万余公方。（丙）黄田港及澄锡运河：黄田港在江阴县境，北注扬子江，南达无锡，为江与湖间南北水运交通之要道，潮涨则倒灌入运，以利航灌，其间港叉纷列，又为锡武运河之尾阎，其工程为河槽之拓宽浚深，用机船开挖部分有95000立方，人工开挖部分有69万余立方。
（三）赤山湖河流域：赤山湖是秦淮河域的上游，不在太湖流域范围，而与其接壤，泽被苏省西南部各县区。赤山湖诸水联络句容、傈水县境各水系，经流江宁县境人南京市的秦淮河以注于长江。因赤山湖被围堵，河床淤垫，又以提防卑博，旧有闸塌失修，因之淫雨为患，有时旱为害。陈果夫督劝建设厅在赤山湖口修建闸坝，以排节洪流；培修湖河堤防，以障洪水；疏浚干支各河，以利灌溉，共出土290余立方。
2．奉命主政江苏
江苏省铜山区的微山湖，常因山东省东南部山洪暴发，泛滥成灾，殃及徐州东部。六七十年前，已有人主张沿微山湖筑堤，因山东地区人反对，江苏无决心，一直遥延下来。1935年夏，黄河南岸在山东境内董壮决口。当时主政江苏的陈果夫即利用这一机会，先派民夫协助山东鱼台筑堤，然后在徐州区征112万人，规定自备12天伙食，限12日内沿微山湖赶筑长达100公里的长堤。堤工完成之日，黄河决口之水正冲到堤边之时，徐州区始免受水灾。又由于江苏省已疏浚了六塘河及其他水道，又筑了1200余公里的堤防，这支万马奔腾的黄水，经过微山湖而流向六塘河，再分道宣泄，水路畅通，沿堤人员日夜防堵，无时松懈，故江苏省受害极轻。黄水退后，为使堤防维持永久，又雇工整修。当时，蒋介石召见陈果夫，问损失如何，陈果夫报告的损失数字几乎小得使蒋介石不能相信。说：“何以外面都说江苏损失惨重呢”？陈果夫回答：“他们只是‘想当然’罢了！我们事先有防范，所以能避免损失。”
江苏微山湖堤防筑好后，当时省府同人常常提心吊胆，惟恐新筑的堤不坚牢，会出毛病。当年阴历中秋那天，陈果夫正在南京，中午时，从气压的感应中，觉得有发狂风的可能，就打了一个电话给省府秘书长罗佩秋，要他立刻打电话给邵专员说：“今晚可能有狂风，须转所属，加紧堤防，不可贪图佳节，有所疏忽。”陈果夫有此念时，气象台尚无狂风警报，及至晚7时，竟一言偶中，突发狂风。幸事前关照，沿堤多数区域能奉命唯谨，仅仅有一处，因过节疏忽决了口，得到各方协助，一夜之间也就堵住了。邵专员后来对陈果夫说：“自此以后，省府命令，徐属人民绝对服从。因为地面上的黄水，何时流到徐区，尚能推算得出。但天上的风，何以亦能预知？人民从此敬佩而信服。”江苏省府也因为这件事，增加了不少威信。有了威信，政令推行，就方便得多了。
陈果夫奉命到江苏省主政，其主要使命之一即为配合导淮。江苏省建设厅会于1934年春问，试用征工办法，疏浚江北河顺利成功。越年，导淮委员会办理张福河工程也获得相当经验，故建设厅提出导淮人海工程计划时，省府同人即信此一计划可如期完成，其经费部分呈准上级发行公债2000万元，导淮受益，全在江苏，楚弓楚得，蒙其利者是江苏。导淮人海工程完工之日，陈果夫抵淮阴视察，在淮阴等六县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以导淮之完工，证明人力之伟大，更证实有志竟成，事在人为之至理，希望更进一步，群策群力，继续建设，并作《导淮入海歌》：
“淮河！淮河！利我江北乎？害我江北乎？全在我江北人能力如何。我有能力，水为我用；我无能力，我为水用。我善用我力，淮力为我操纵。导淮人海，要将西水导入东海中。大水为我害，大旱亦收灌溉之功。大家齐用力，为了大家安乐与年丰！大家多用力，为了永久安乐与年丰。”
抗战爆发后，导淮委员会西移至重庆。翌年，淮域全部沦陷，导淮业务，遂陷停顿。其时，后方军运繁忙，国民党政府正谋改善水道交通，以利运输。陈果夫商请经济部就长江上游南岸之重要支流，如綦江、乌江及赤水河各水道，由导淮委员会规划整理，实施航运工程，免使导淮委员会人员星散而有为国家出力的报国机会，且使这批水利技术人员，均得藉此增进水利工程的实际经验，寓训练于工作之中，为国家培植水利建设人才。计划决定后，即与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商定，由导淮委员会在綦江施以渠化工程，兴建闸坝，为举办水道渠化工程之示范。在乌江及赤水河施以导疏工程，平险滩，免盘驳，以利航运。导淮委员会所整治的工程，如下：
（一）綦江工程：綦江源出贵州桐梓县境，至四川綦江县赶水场，始有舟辑之利，下经三溪镇，纳浦河之水人江津境，而汇于长江。赶水江口凡135公里，流疾滩多，航行艰困，一舟之载量，不过5吨。其间经过石、羊蹄、二垌之滩险，且有盘驳换船之烦。支流浦河肉三溪达蒲河镇，水源更涩，冬季水枯，或竟断流。而江及蒲江上游，铁煤产量丰富，尤赖水运畅通，以利输给。导淮会民国27年冬设专局整治。造民国32年春先后兴建通船闸，并附以揽河大坝各十有一座。第一期工程就江干流上游在石、凌晨蹄、二响附近，各建闸坝一座，即可免除盘驳换船之烦。并整理险滩，开挖河床，清除礁石原33，600公方，建筑了顺坝19，200公方。在浦河兴建闸坝三座，使该河段施以渠化，各船闸闸室净长66公尺，净宽9公尺。（羊蹄闸，因受基础限制，净宽7．2公尺）。揽河大坝以河床地质较劣，均用堆石式。第二期工程就綦江干流中下游兴建闸坝六座，施以渠化，各船闸闸室净长60公尺，净宽12公尺。揽河大坝因河床地质较佳，均用重力式。并在綦江县城附近之闸坝，利用坝之上下水位差，加建水电厂一座，以供应沿江县城郊照明之需要。原定计划尚须兴建闸坝15座以达江石。惟政府拟有修筑铁路联运之议，故从缓建。民国34年，抗战胜利，移交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接办管理。
（二）乌江工程：乌江导源于贵州省之乌蒙山，东流横贯黔省北部，至龚滩，折向东北流人川境，经彭水至涪陵而注人长江，为长江上游南岸之重要支流，亦为I；D黔水道之一，其间险滩甚多，航行处处受阻。民国28年，导淮会设局整治，测勘水道各处滩险，并实施工程，轰除滩险73处，在水上者119000余公方。水下者29000公方。绕道94处共长28300公尺。绞关19座。使该江自龚至涪陵间约200公里间，险已夷，阻已通，运量大增。
（三）赤水河工程：赤水河亦为长江上游南岸重要支流之一，系川临运黔要道，并为军运孔道之一。民国31年，导淮会设局整治，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测勘资料，择要施工，概以炸除的滩险，除去浅段为主；修辟绕道及丁坝、顺坝、潜坝之导工事为辅。计全河工程已除险十之八，去浅十之七，缩短全程航行时间1／3。嗣以抗战胜利，移交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接办。
綦江第一期渠化工程兴建的五闸坝，陈果夫分别以“智”、“仁”。“勇”、“信”、“严”五字，冠为闸名，以示战时应具之武德。“大智”闸完工后，陈果夫亲撰“大智船闸碑记”，勒石，树闸旁，以纪其事。
陈果夫谓綦江水利工程之完成，对于航运、生产与经济．以至四川全省，关系至大，綦江将为“新四川之源泉”。依其个人理想，有其可能实现之途径。陈果夫在《綦江为新四川之源泉》一文中，陈述其见：
綦江本流与支流之上游，产煤铁颇富，可供钢铁厂之用，为中枢所重视。对倭抗战之第2年，乃命导淮委员会在綦江本流与支流建造船闸，以利煤铁之运输。自开工以迄于今，历时四载，已完成船闸七座，显著困难，已可解决；然此特初步之成就耳；在低水位时期，尚未能畅行无阻也。依照导淮委员会之原计划，全江须建船闸25座，除以完成7座外，尚须添建18座。若能全部完成，则汹涌之势，可不再见，舟揖往来，咸庆安澜。不但将来炼钢铁所需之煤铁，可以源源供应，即盐布等上运货物，亦便利畅行。更伸论之，自江之源，至江之口，生产供给，可以自如，而江之两岸，尚有其他丰富资源，因交通便利，竟相开发，产量增加，价格下降，消费者交蒙其利，数百里綦江流域之经济，顿改旧观，亦自不难。
綦江船闸工程之完成，对于綦江航运，秦江流域之生产与经济，以至四川全省，关系重大，略如上述，依予个人之理想，其可能实现之前途，试列举如左：25个船闸建设完成之后，每闸均有一坝，其水头相差，自4公尺至6公尺，每一坝之旁，均可设一水电厂，其发电自400匹马力至1000匹马力不等，总计不下于10000匹马力。至是电的供应，既极便利，綦江及蒲河两旁，可设无数之小工厂，其出品不但可供应四川，又可以小轮由长江下驶，运销江、浙及外洋。
沿綦江两旁之工业发达程序，其初期当广设小钢铁厂及机器厂，然后榨油厂、罐头工厂、颜料油漆厂、制药工厂等相继设立，数亦可观。
綦江一带，素以产橘柑称”。将来因政府之提倡，及运输外销之便利，人民皆乐于种植，橘柑成林，10年以后，下江各地，旧为“花旗橘”所倾销之市场，由綦江出口取而代之。
綦江上游，桐漆产量，本亦可观。今后因运输便利，大量增植，桐油厂油漆厂应运而生，同时，因炼焦厂所产生之油胶中提出之各种颜料，故又有颜料工厂，成为颜料油漆工业区。
秦江渔业素不发达，自船闸筑成以后，湍急之水归于平静，鱼鳖虾蟹之殖，乃成为自然之趋势。产量既日增，除外销之外，并以过剩者做成罐头。制鱼鳖虾蟹罐头之公司，尚可兼制橘子汁、橘子酱一类之罐头物品，一视当地各种制造原料在各季节中之供应情形而定。
秦江上游兼为出产药材之区域；在另一方面，因钢铁厂发达，炼焦厂赤随之而兴，于是中药之农产原料，与西药之化学原料，均能齐备，制药工业之发达，自在意中。
秦江本流与支流共有159公里航程，其因水运畅通之结果，航运活跃，商贾云集，工业品之质量时有显著进步。入晚沿江一带，各式电灯，如星罗棋布，普放光明，如从飞机上下望，拟诸欧洲之莱因河、太晤士河，其夜景或亦不过如是。
有一部分比较重要之工业区，通驶电车，其地势较高之田亩山地，且有以电气灌溉者。
因人口增加，教育亦日渐发达，尤以工业教育为最，其次则为农业教育。各地学生慕綦江工业农业学校富有实习机会，咸负笈来学。綦江水闸工程及各种工业，则大多由电影制片公司摄制成片，运各地放映。
凡观光或道出綦江者，晓然于水利工程收效之宏，往往归请本地之政府当局，兴修水利工程，十数年间，四川各水道，纷纷建筑船闸，并于沿江各地开设水力发电厂，开发矿藏，兴办工业农业渔业，生气蓬勃，俨如泉涌。数十年后，四川各水道均可畅行无阻，由重庆北上至陕西。甘肃，或南行至贵州、云南均可以小火轮上下，毫无危险。即江、浙一带，泛滥之患，永不再发，亦受四川之赐。百年以后，历史家推究新四川之建设与文化进步之原因，一致认定綦江为发祥地，爱名之日：“新四川之源泉”。
《水利法》1942年7月7日公布，在制定时，陈果夫提出治水的意见。陈果夫主张“江河各巨川及湖泊，应依寻常洪水流源所及，与洪水停蓄所需之范围，制定界限。在分界之处，得建筑坚固之防水堤，确定堤外准人民种植，堤间之地，一律禁止私人耕种，已放垦者由政府发行地价券，收归国有”。陈果夫的主张，均列人“水利法”。此为废田还湖计划的重点。
陈果夫各种有关水利建设的言论中，综合起来为“水力建国之全国水利建设”、“中国大陆地势，西北高于东南，全国各大河川大半流向东南入海，其水源常自西北而无蓄积，致东南有多余水量，易致水患，而西北常患干旱之灾。若能分配平衡，则东南平原不致患水，西北高原不致患旱也。为国家长治久安计，每一河道应有详密计划，务使自上游至下游之水，均能尽其利。在山地高原之河道，如何兴建蓄水库及发电厂，利用水之冲激力，使水力电源，能协助工矿业之发展。如何兴建灌溉渠道及水闸等，利用水之渗透力，促进农田之生产。又如何改善及渠化河道，利用水之浮载力，使航运畅通，以协助交通之发达。如一河道有一河道之详尽计划，10年努力．庶可使国家建设突飞猛进也。自夏禹以来，中国治水，均以排洪水为能事，今则洪水之泛滥，不应看得太重，而着重于利用水之三种能力，以建设国家，若三者同时建设，则洪水自然可以免除。”
陈果夫在J942年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周年纪念会中，以该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发表《水利的积极意义》的讲词中，说明水的三种力量的运用，才是“水利”：
我认为讲究水利，一定要懂得水的三种力量：第一是渗透力，第二是冲激力，第三是浮载力。这三种力量都能尽量利用，使它发挥到最大的效用，才能算是水利。就冲激力来说，还未能尽量的发挥利用。总理在民生主义中，曾经说过单就西南一部分水利来计算，可得1万万匹马力的发电，每匹马力，可抵8个人力，就等于8万万的人力。但人力每日只能作8小时工作，而电力则昼夜不停的24小时工作，比人力工作的效力，可加多3倍，因此1万万匹马力，就可以抵24万万人力，以全国有2万万匹马力发电来计算，至少可以增加40万万人力，这种力量，是何等的伟大。至于浮载力，就是利用水力来运输，这一点我们也未能尽量利用。譬如长江水运，算是最好的了，但能行驶大船的，只有宜昌以下一段，能行驶浅水船的，也只有宜昌、重庆一段，至于重庆以上，虽然亦可行驶小船，但一遇到枯水的时候，便发生问题。国内的大河很多，因为水量太浅，或过急的关系，航运并不十分发达。但考察各个河道，都非常之宽，假如水量平满，几千几百吨的大船，都可以行驶。可惜许多有用的水，未能储蓄起来，尽量利用，听其流诸东海，以致枯水的时候许多河道便不能行船，这都是我们利用不得法的缘故。其次是渗透力，利用这种力量，便是灌溉。例如需水的地方，都能尽量开渠灌溉，使江河的水，用余之后，再流到东海，这样就可以增加多少万万人力。假如我们尽量的来利用水力，照我的估计，全国至少可以增出100万万人的力量，这种人力的增加，并不是生小孩子在人口方面的增加，乃是人来利用水力的增加。现在国家之富，不在人多，而在力量大，此种力量，不是人而是物，这是单就水利一项来看。已有可观，虽尽毕生精力，亦作不了。
前在江、浙的时候，一般谈水利者，多半是以防祸为目标，是一种消极的水利，也可以说是一种治标的办法。到了后方，把整个的水道观察一下，觉得以前那种观察是错误的，如果一个河道不只是在一国之内，以致上游与下游各有其用途，而不能互相调剂，这姑不必论，可是我们是一个大国，许多大河都在国内，既无国际关系的阻隔，又无天然环境的限制，但不能相互调剂，善为利用，往往上游闹旱灾，下游就闹水灾，这就是利用不得法，也就是水未能尽其利的缘故。假如水大的时候，在上游许多曲折的山谷中，作许多蓄水池，逢到天旱的时候，就把所蓄的水放出来灌溉，就不致有旱灾了。同时，因有水池的调剂，又可以发生像洞庭、鄱阳两湖那样宣水的作用，把水缓缓的放出去，下游也不致有水灾了。山谷中如果有很多蓄水池，使它友生一种分水的作用，则附近许多小河里面的水量也可以加大，而有航行的便利。而且又可利用宣水时候的冲激力，建造许多水力发电厂，不仅节省人力，许多偏僻的地方，也可以享受电气的利益，这岂不是一举数得的事情吗？今天是民族健康运动开始宣传的一天。谈到民族健康，吃水是一个大问题，现在一般民众吃的水，多半都不清洁，如果山谷中有蓄水池，在池的旁边做一个简单的沙滤池，仿佛像一个公井一样，大家都到这里来取水，则饮水也可以清洁了。从前许多人倡废田还湖，实际上如能注意蓄水，又何必费这一番力量呢。我国有许多地方土壤都很好，就是因为水利不发达，都变成废地，以致粮食减少，甚至每年还要向外国买粮食来吃，这是一件很惭愧的事。如能倡导蓄水，不但灌溉田地，且可利用水塘来养鱼。这样一来，就是上游水急的地方，或是山里的居民，也都可以吃到鱼，对于营养也有很大的帮助，这一点，希望研究水利的人也能够注意到。
陈果夫认为黄河的本身，照事实上说，中间的一段河道，老是改道，现在可否用人工的力量来把它汇人一个正当的河道，这问题如依试验的结果，用人工的力量来举办，可以证明不是不可能的。现在黄河中段，仍需利用黄河故道，不必照淮河办法去另找低地。主持的机关，不论中央或地方、只要有决心，预先规定好计划，不怕它有几千万土方工程，假使每年做多少，那末，几年来也可以做好了。拿江苏导淮人海的办法来比例，已经做好了一千几百万土方工程。故希望黄河这很大的工程，也都用人工来改道，不使黄河自由冲突，演成种种惨状。如果成功了，不是黄河流域便安逸了吗？否则，黄河泛滥，导淮所有工程，完全白费。因此，凡学工程的人，都可以为黄河研究出一个办法，至于主持全国水利者，关于黄河问题，更当一致势力，只要有决心，什么难事，都可以做到的。
治水需甚多人力与财力，陈果夫特上书蒋介石，提出水利兵工兴办水利事业，积极兴建全国水利事业：“水利建设，关系国民生计甚大，……务请特定办法，积极进行。今统盘筹划，拟仍从导淮人手，以导淮工程可利用英庚款，将人江水道整理完竣，再利用土地整理后之增益，作上游及其他工程之需。至其人海水道亦极重要，而工程浩大，不能不另筹款，拟请钧座设法利用美麦借款，依照去年果夫所拟调节民食方案第三项之办法，发行特种钞票，作为基金，另行编练10万水利工兵，以开辟之。在一年之内，完成此人海水道，再以此项工兵移至黄河南岸，自河南荣泽至山东济南之间，修筑大堤（即将原有之堤加宽加高）以绝黄河南迁之后患，以一年半为期（黄河下游之疏浚工程，可利用英庚款办理）：再调此工兵至江苏，开辟新运河（自陈家港至南通之角斜）兼筑海堤，在半年内完成之，以增加江苏东部之富力；再将此工兵一部分调往绥远，一部分调至陕西，作开渠疏河之工程，一以分黄河之水势，一以辟西北之荒原，定期一年完成。然后将全部水利工兵屯垦于西北多旱之处，酬以金钱。土地及农具，使其子子孙孙，勤于水利。照此计划，如能在四年之内逐步施行，以革命之精神，作非常之建设，全国水利不难具相当规模，而西北、东南均蒙实惠，国富因之增加，民生赖以安定。”
陈果夫当时反对治水非先治下游不可的成见，必须上下兼治。抗战开始后，陈果夫到汉口。1938年1月，奉派担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自汉人湘到芒江就职，沿途观察水利。陈果夫说：“由湘西、黔东而东流之水甚多，然山谷中绝少筑有水利工程，蓄水防旱者。大河道中，亦未见筑有闸坝，以利航行。有水而不能利用，故居民永远贫乏。加之接近城镇河道之处，森林几已砍伐殆尽，所谓辰杉，须由深山运出，再经若干年之后，恐将绝迹矣。湘黔山僻之地，实蕴藏富庶之区，岂水利与森林之建设，竟不为人所注意哉。”益坚其主张，治水必须上下兼治。又说：“我在最初担任导淮工作时，就反对那治水非先治下游的成见。后来我经过湘西、黔东及四川各地，又做过江蒲河流域的工程而后，更觉得治水非上下游兼治不可，形成我对于治水的一个主张。水与旱相反而实相成，上游患旱，就因为下游患水，反之亦然。所以上游的水若能积蓄起来，则上游也不致患旱，下游亦不会成灾，双方都有利益。我现在的治水主张，认为每一条河流的工程，必须上下游兼治，要利用其全部水量，使水的冲击力（即水力发电），浮载力（即航行）、渗透力（即灌溉），都能尽其用，尽其力，才算把水利发挥殆尽，才能算得的兴治水利。”
3．了却多年夙愿
陈果夫说：“夫民为国本，食为民天，时无古今，地无中外。吾国自古重农，地大物博，著称于世，乃降至今日，主要产粮区之淮河流域，反日见荒废。”
陈果夫当时出任代理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旋又放任江苏省主席，遂得实现其土地改革的计划。首先是向中央建议在中央政治学校设立地政研究班，以培植地政干部，经核定照办，于1932年8月在南京招生开班。陈果夫对受训的学员说：“人家所以能富足的原因，不外乎能善为运用‘人’与‘地’两方面。我国人口很多，何以积弱贫乏？是在于不能充分利用‘人’与‘地’。在人的方面，未能做到人尽其才；在地的方面，没有做到地尽其利。”又说：“我国古代政治家颇有重视地政的，譬如《管子》一书内，我们看到‘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这段话就是说地政为政治的基本。”
因为“我们的土地政策是民生主义的基本工作。”后来，这些陆续毕业的学员，大部分分配到江苏从事地政工作，也有分配到其他各省的。由于陈果夫的倡导，地政渐受各方的重视，设立地政机构，专司其事。
陈果夫就任导淮委员会代副委员长后，因导淮须庞大的经费，有鉴于国家财政的困难，必须设法自筹，于是在土地上打主意，在导淮委员会内设立土地处。1932年10月，呈奉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导淮委员会组织法”，关于淮河域内公私土地之清丈、登记、征用、整理等项，付与导淮委员会以处理全权。导淮固需大量经费，导淮完成以后也需经费来维护，故必须以导淮后的结果，以两岸土地的收益，作导淮与护淮的费用，这就是“以淮养淮”的构想，也是土地涨价归公的实行，导淮委员会土地处成立后，所得废黄河滩地所有权及其临近旧时屯田之所有权与整理权，先以导淮会节余的经费2万元，整理了几万亩公地，以整理后公地应收的租金，向银行抵押，再整理高宝湖滩地20万亩，再整理之地向银行押借200万元，作航空测量高宝湖之用。测量方开始，沪战发生，只得停顿。陈果夫原定计划，高宝湖导淮入江工程完成后，可涸出土地一百数十万亩，再以涸出之地向银行借款，并发行公债，作工程经费。这一百几十万亩涸出的土地，增加生产，安定民生，既可免水旱之灾，又可增强国家富力。惜因战而未实现。
陈果夫会有详细的调查报告：“今之淮河流域，占古豫徐扬四州之一部。禹贡制赋，厥田上上上中，海陵红粟，著称载籍，谚语谓为‘鱼米之乡’。自黄河南迁，夺淮故道，淮失渲泄，山吁壕泅间万顷良田，既沦为洪泽，而江北36坡产米之区，亦次第陆沉，合并而为高宝诸湖。岁月侵久，沙淤水浸，地势变更，下游运东里下河一带民田，春末夏初，恒苦小秧之乏水，伏秋汛至，又每被洪水所沦漫，久已成为‘未旱先干，未涝先淹’之地。最近30年来，农民怵于灾援之频仍，多半改种不甚畏涝之高粱、玉米等作物。又通扬运河以南，东西数百里地方，从前弥望稻田，旧时沟地，故迹犹存，亦因淮水灌溉不及，十九改种旱粮，聊资生活。至上游之皖北中州一带，则以下流不塑，诸河雍遏，节节汇涨，到处停储，灾荒之成，十年而八，以致汉、唐以来最著富庶之淮河流域生产食粮之量，不但较之荆汀赣浙远逊弗如，即比之土质气候相同之沿江各县，亦多减色。……荒废未垦者尚有7，552，664亩，……将来导淮工程竣，沟恤交通，……水患既免，灌溉无忧，即可一律垦复，成为熟田。”
陈果夫以苏北沿海一带，在范公堤以东，淤地甚多，南北绵延300公里。因为整个苏北区域，水利失修，所以淤地无法利用，计划在导淮人海水道完成以后，北自灌河之陈家港起，向南经过阜宁以东之淮河人海水道，河槽一直沿海边到南通，人长江，开辟一条新运河；把运河挖出来的泥，筑成一条挡海的长堤，碱水不使内灌，则范公以西的一大片土地，便可逐渐变成良田。这条计划中的新运河，西距范公堤约二三十公里，这就是宋朝以后逐渐淤积起来的土地。这条运河要是开成，沿河的土地，原来为不毛之地，可以一变为沃田，地价一定随之激涨；开辟运河经费，即可以土地之增益价值为注。但若不预为筹谋，必将为巨绅财主投机垄断，不劳而获地提取政府及千万人民辛苦经营的果实。连云港市在辟市之前未有准构，所有地位好的土地，为富商大官购买一空，市政建设经费不能从土地上去筹谋解决，便是一最现实的前车之鉴，所以陈果夫导淮人海工程初开始，即命地政局派员调查预定新运河路线一带之地价格，一面开始测量，到1937年夏天，测量完竣，并经复查无误。预计为新运河发行公债1200万元，即以运河开辟后的土地增值来偿还。预计运河工程，一年半可以完成。完成后陆续收取沿河土地增益积，两年半可以还清。所发公债，预定为五年还清本息之短期公债。1937年，如果不打仗，预计下半年即开工，上半年已命令停止该道路线土地之买卖，杜绝投机，所有开辟新运河的有关章则均经订定，由省府会议通过，在章则中特别规定，凡属为新运河开辟努力之人员，得由省政府按其成绩，奖以宅地，并由省政府选择适当中心地区，将来可发展成市镇者，先收购若干之地，当作奖励宅地之用。原章程严禁工程人员作土地的投机，所以又有这一规定，以为人情之调剂，一方面杜绝其私购土地，一方面仍予以获得土地的希望，而鼓励其努力工作。一切事前准备，都比导淮人海水道及其他水利工程，来得周密。以往没有把地政与水利工程配合起来，实在是一种疏忽。
陈果夫于1934年，与其他四委员连署，向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推行本党土地政策纲领”案，经全会通过。
陈果夫随即在江苏实行了他的提案，办理江苏省的地政，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治标，为开办土地陈报，以整理财政为目的。最初有江宁式的土地陈报，后来萧县办得比较详密，所以又有萧县式的土地陈报。所谓土地陈报，就是要地主陈报他的土地，同时，就土地来查明其地主，使地与主联系起来，田赋不易隐匿、规避、转嫁。虽然是一种临时治标之计，但技术上却也费了一番工夫去研究，财政上也收了不小的效果。至于另一方面治本，便是丈量土地，整理地籍。这件事前任已着手办理，设省地政局，专司其事，进展也相当的切实。陈果夫接任不久，就知道有三县已丈量完竣，开始登记地籍。前任向国外订购测量仪器甚多，后来江南富足各县，又各别添置了不少。有此基础，所以大规模办清丈，也就省事得多。至1937年下半年，江南各县丈量已毕，且有十县以上，将土地登记办好。已实行征收新式的地价税，以代替相沿数千年之田赋，实为我国历史上之创举。苏北有一半县分丈量将竣。还有一半，正在开始。再有一年，全省上地丈量可以告成。再过一年，全省土地登记亦可办竣，地籍便可清清楚楚，现代式的地政亦可告一段落了。乃因战事，未竟全功。江苏的地政，虽因战事停顿，但其重要图籍仪器，及一部分在江苏训练出来的地政人才，都撤退到后方。器材存在四川万县。后方各省，后来在抗战时期所以能做了一些土地丈量工作，大半利用江苏撤退下来的人力与器材，这也未始不可以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中央”会经通令建造公墓，并禁止农田造墓，这原则本来是对的，不过只能适应将来，却不可追诉过去。如果把原来散漫在农田中的坟墓，要坟主把这们集中，改迁公墓，一定会引起人民极大的反感。尤其浙江宁、绍一带的坟墓，多用石头，造的非常坚固，更难得搬动。所以江苏并未依照办理，因为中国未有大规模用机器耕田，田里有坟，不十分影响耕作。等到农业机械化了，这问题自然会解决。现有的坟墓虽然尽不必迁，而适当的利用还是应该的。所以规定坟幕上应种农业副作物，或蔓藤之瓜果等类。在山地之坟墓，必须种植树木，经三年而不植树者平其坟，这样就可以地尽其利了。
苏北若干地方很多屯田，从前归军事机关管理，其收人大半为办事人员中饱。实际上这些屯田年代久远，已失去屯的意义。所以“军政部”视之如累赘，管也不好，不管也不好。导淮会为了黄河滩的土地问题，与“军政部”商量，哪知“军政部”竟将全部旧屯田及所管其他公地，交了出来。导淮会接管以后，在海州有左右营两大块土地，先将地籍整理，次将地权完全归诸耕者所有，实行了耕者有其田。这样一来，农户皆大欢喜。以后即与其他土地一样，向政府缴纳地税。这些屯垦的兵，经过了多少年，早已是普通老百姓，而因为名义上是屯田，每年受不法军人的骚扰敲诈，一旦使之名符其实，所以都非常感激政府。这一经过，也可以作为以后办理屯垦的参考。导淮会为了筹划人江水道经费起见，用了2万多元，测量了“军政部”拨给的黄河故道于公滩公地数万亩。这些地，原来是老百姓随便占用的，但规定为“中央”所有之公地，所以不向县政府纳税，而另有一批有力者，却向他们收钱。“地政局”把这些地切实丈量清楚后，做好了土地所有权状及蓝图，规定收租规则，和耕种的老百姓订立租约，每年分两期收租。
在那时，全国地政以江苏居首，成绩斐然。
1930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土地法”，同日施行。但有若干处本身有漏洞，在各省不能行或行不通，以致成为具文。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果夫当选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并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土地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及中央财务委员会委员。陈果夫在中央土地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任内，为了实行国父遗教，解决土地问题，先作调查工作，将有关土地问题。派员详加调查，拟订解决办法并修正土地法条，一并呈报中央政治会议。
陈果夫依据调查的结果，从事“土地法”的修订工作。陈果夫说：“我于25年在中央政治会议内担任土地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委员会内修订‘土地法’及‘土地法施行法’，开了很多次会，把各省不能行或行不通之处，-一修订。我把我在江苏所订垦荒办法等单行法规，搁置起来，满以为中央修订之‘土地法’，即能提送立法院，完成立法手续，通行全国。不料26年抗日战事一起，中央忙于军事，无暇及此。该案虽已提送中央政治会议，27年转到国防最高会义，我在重庆还会请将修正案提出讨论，乃大家以为非当务之急，一直搁到现在。”
1940年7月，陈果夫向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七中全会提出“拟请设立中国土地银行以促进土地改革实现平均地权活泼农村金融改善土地利用案”，这是基于他对“土地问题有政治性也有经济性，两者不可偏废，但先后本末，有其层次”最应注重者为增加生产，开发荒地，先解决土地经济问题，土地政治问题也就易于解决。
1936年11月28日，陈果夫将以“导淮会研究集团农场屯田小农制开垦之研究”
电告蒋介石。正在拟稿中，蒋介石来电，嘱办屯田，适与所建议者相合，因即详电屯田之利，并请于行政院召集会议时加入江苏省政府。后来陈果夫将其构想并参酌国情，草拟“实行移垦政策刍议”，提请中央参酌：“我国人口分布至不匀称。沿海各省人口过密，食之者众，生计遂啬。西南、西北各省，人口稀少，荒地连绵，生之者寡，生产遂无由发达。如能移沿海过剩人口，补西南、西北之不足，前者因人口疏散，民生易于解决，后者藉增加之人口，发展生产，诚为一举而两利也。故国家此后一方面固当努力各种建设，一方面应实行移民垦殖，衷多益寡，平均支配，不仅为解决民生，发展生产之道，传布文化，巩固国防，亦利赖焉。”陈果夫在“刍议”中说：
办理移民垦殖，首先应为垦区之建立。选定垦区，并仅须求经济条件之具备，且须顾虑国防上之需要，及政治上、文化上之价值。故各垦区之性质，时有偏重，大率言之，应有下列各类：
（一）国防垦区：此类垦区，如我国历史上之屯田区域，以在国家防御基点、要塞区域附近为主。盖国家因其地之冲要，原应驻有常备军，以为附近地带之警备，唯在国家承平时，常备军之数量，每属有限，而驻军之分布过广，互相策应之功能亦失，且运输接济，甚为困难，故在较荒僻之要区，以设置垦区之方法，寓兵于农，为中外历史上常有之事。我国古时之营田屯田等名色，今尚遗留于若干区域之田赋制度上。民国以来，此制虽久废，然今后西北、西南国际路线日辟，西南、西北重要境域，人民稀少，防御力甚为薄弱，必须有此项垦区之设置，以备非常。此种垦区，将来自以移国防军队为主，然附近区域，更宜配置他类垦区，以互相为用。国防垦区，往往不能兼顾经济条件，故垦区难以自然发展，必由国家经常予以补助，或于其附近设置他类垦区，以济其需要，庶此种垦民，不至转徙逃避，逐渐失去国防上之意义。尤应具有各种文化设备，必使垦民家属，乐于定住其地，庶使垦民人人坚守土之念，而不感“头白尚戍边”之苦。此种国防垦区，与中央整个国防军之分布计划有关，故应由中央举办之。
（二）政治垦区：此类垦区，可分为两种性质言之，一为含有实验政治理想所设置之垦区，一为专为解决边疆民族问题所设置之垦区。前者例如欧人在南美、南澳一带所设置之垦区，颇多含有实验各种政治理想之性质者。吾国三民主义之理想，甚为高远，而三民主义之推行，在内地旧型社会，往往因格于种种风俗习惯，及历史上所遗留之旧观念，推行易生阻力，故如在新组成之社会中，可完全依凭理想，创造三民主义之新社会，自由进行而无阻碍，待得此种实验成功之经验后，即可迅速促成全国旧型社会之蜕变，而为崭新之社会。吾国西南、西北一带，过去因风气之闭塞，封建意识尚有不少遗留于官民两方，今后如欲求其迅速进步，成为民有民治民享之三民主义社会，颇不易易。故为求推行三民主义之理想政治计，各省区均应设置此类新垦区，为三民主义社会之试验，则有效力，当远超过于徒凭政令，在旧社会中救政治之改革。至于边疆居有少数民族，如蒙藏回夷苗各族居住之区，过去因文化水准之过低，民族隔阂之未去，不时发生纠纷，阻止其进步，今后欲求其生活提高；社会改良，勉强推行中央之政教，亦颇不易，远不若先改善其生活方式，变更其生活习惯，则潜移默化，风行甚速，故为国家百年大之计，应于接近蒙回藏夷苗各区先设置垦区，迁移中土之人，与各族中之较开明者，同居于垦区，政府予以种种补助，使其实际生活改良，则自能竭诚拥护政府之政教设施，然后逐渐推广此种垦区于边僻深奥之区，边民自能乐于接受新文化之洗礼，而迅速进步矣。此两种政治垦区之设立地点，虽较之国防垦区，较易抉择具备经济条件之处，然究不能求其完备，均偏重于政治意义，故事实上以中央或地方政府举办为宜。
（三）经济垦区：纯粹之经济垦区，必具备（l）可有丰富之生产资源，（2）接近交通要道，有水陆运输工具可用，（3）附近有相当之市场，使供水无缺。如是则此种垦区之经济性能，可谓具备，其自然发展之可能性极大。政府予此种垦区，只须略予提倡，布置基本设备，人民即能乐于迁人，而垦区逐渐向外围发展，故此种垦区以提倡民营或社会公营为主，政府无须付巨大资力也。吾国西南、西北一带，地旷人稀，合于此种经济垦区之条件者，仍所在多有，过去徒以兵匪为灾，或水利、交通失修，卫生不良，遂致荒废。今当国难期中，政府上下日以增加生产、安置难民为务，则此种垦区，应多多设置，一方去其致荒之原因，一方竭力促使社会团体共起经营，则稗益国家社会，当非浅鲜。此种经济垦区，最能消纳大量之人口，良以国防垦区或政治垦区，所能安置之人民，究极有限，且一切均需政府举办，所费甚大，如欲政府省移民之劳费，人民乐移垦之实行，则唯赖有此种经济垦区。人民求实际生活之改善，正如水之就下，如真有此种合于经济条件之垦区，则政府或社会团体，一经提倡，初移之民，一经获利，则后之来者，源源不绝，无须政府之再强制执行或奖励矣。现于南洋之发展历史，其初为少数人冒除移人其地，经若干时日获有实际利益后，当地政府，虽加以种种严酷之限制，而移民之增加仍不已。故今只须政府有初步计划，奖励社会团体，为此种垦区之经营，于西南、西北各省中，分置若干垦区，每一垦区初无需甚大之域，或甚多之移民，唯必须其经营计划之得利，以徐待其自然发展，则大量移民之政策自能实现也。
我国应设置之垦区，约分如上三类，盖言其各有偏重也。实则每种垦区，事实上或并含有三种性质或含有其二，而同时各种垦区，又均各有其文化上之意义。垦区所设之处，必须有种种文化设备，其影响于附近地带文化之提高，又何待言。政府实行办理垦区之前，应先决定其偏重之性质，然后为各种不同之措施。至各种垦区应有之其他组织及设备，事涉琐碎，兹姑不论。
当时陈果夫对移民之进行，提出具体办法：
移垦政策之实行，难在于大量人员之移徙。我国目前若以国家之力，如明初大规模移民，恐无此经济力量，不易办理，只能先确定计划，行之以渐，持之以恒，使易见成效。兹拟办法如次：
移送之民，自应以过剩人口为主，但人口如何始称过剩，颇难解释，其安土重迁，宁聚居一隅，而不愿远离乡并者，实繁有徒。故初步移送之民，以政府所能直接支配之过剩人口为限。大率可归纳为四类：一、失业者；二、本系政府所用，因情异势迁，而需大量遣散者；三、为政府或社会所救济者；四、囚犯。
（一）失业者，大多为当地过剩人口，尤为劳工为然。各地政府应每年将失业者登记一次或数次，依其原来职业，区分为土农工商等类，县汇报于省，省汇报于中央。中央政府将全国失业者，分别支配于移垦区域。当地政府，规定一种失业移殖章程，开办短期训练班，依士农工商职业性质，分别训练，教以移殖区域内之自然智识，生活方法等等。训练期间，由政府供养生活，待中央指定移殖区域，即由政府运送前往，贷以生活资本，或农、或工、或商、或士，使在新区，得以谋生。凡同一地域之移民，仍移殖于同一区域，即以原属地名名之，如扬州移民移至某处，即名其处为扬州移殖区，或小扬州之类，移民既同来一地，其语言风俗，生活习惯，均与故乡无殊，则虽迁异地，既无生疏寂寞之苦，且增团结互助之心。第一批由政府迁移来者居之而安，与故乡互通消息，其亲友中之生计困苦者，亦将为其逐渐吸引而至。东北移民，山东人所以独多者，无非最初有若干山东人移居其地，其后同乡亲友，逐渐闻风继往也。此一原则，关系移民之失败与成功至钜。我国社会组织，建立于家族伦理关系上，亲友之间，最能互助援引，此次搞战战区流亡人民，咸皆同乡亲友，结队成行，其止留地点，又皆视有无亲友同乡而定，最足表现我国此种社会组织之特点，如移民亦能利用此组织特点，则不难事半而功倍也。
（二）政府因情异势迁，而需大量遣散者，为军官士兵。抗战结束，编遣之军官士兵，当以百万计，若辈有功国家，自宜为其妥谋生活，如举办欧洲各国恩恤金等类，不特国家之负担无穷，且足长其逸豫恶劳之心，爱人以德，不当如是。最善处置，莫如移垦，由政府组织军垦处，主持军垦事宜，将遣散士兵编成垦殖队，在指定地区，分配土地，使事耕耘，一切生产资本、房层设备等等，概从优丰，以示崇功，官长按其阶级，分配土地有差，自耕而外，可以其余出租于人。凡军垦土地，规定若干年内，不纳田赋，如此则大量荒地，可得开垦，编遣问题，亦以解决。至军垦地点，首在国防垦区，俾收移民实边之利，或在囚犯区四周，使负警戒监视之责。
（三）为政府或社会所救济者，如战区之难民，及普通妇女救济院之妇女，习艺所之游民乞丐等，若辈受人救济，徒耗社会力量，如加以组织训练，迁移垦值，均可为有力之生产者，从事相当之工作，而救济院妇女移至垦区，尤能解决垦区缺少女子之严重问题。盖远移开垦，以单身男子为多，带家眷以俱者为数甚少，普通女子，又绝无单身远赴垦区者，故垦区中男女比例，相差甚巨，政府必需设法补救，俾在垦区成立家室，始能安定垦民生活。最简单易行者，为将应加救济之妇女，移至垦区，即在垦区设立救济院，则将来出院择配，必系垦区之人，推而广之，凡各地年轻孀妇，既无子女，又甚贫苦者，在当地因社会习俗关系，不便再嫁，亦可以由政府免费运至垦区，环境变更，再嫁之事，即不受心理拘束，怨女旷夫，各有所归，垦区缺少女子问题，可以迎刃而解矣。
（四）全国各地囚犯之刑期较长者，可按其原来职业，分别移禁于垦区内之监狱，如原业农者，监禁于指定农业移殖区，原业工者，监禁于指定工业移殖区。在监狱内成立感化训练班，训练人员，须择有领导及做事能力者，即在监狱所在地，辟为新县，以训练主任，担任县长，其余训练人员为县府佐治人员。囚犯经过规定感化训练期间，分配土地，开垦谋生，或指定工业工作，仍受一定之约束，再经若干时，工作勤奋，确已悔悟者，乃得为此县之自由民，犯罪之人，一经悔悟，向善之心，尤为强烈。故此新县之民，始虽囚徒，终成良善，较诸国家年耗巨款，将囚犯监禁当地，坐食无事，刑期既满，出而无以为生，而不免重蹈故辙者，其得失相去，为何如耶。江苏镇江，原名丹徒，考诸志乘，以秦时放逐囚犯于此，囚犯衣红，故名丹徒，可见移囚垦殖，于古已有，以昔例今，宜其可行。以上四者，为政府能直接交配之移民，计划既定，立可见诸实行。其余奖励移民方法甚多，兹略举如次：
门）江、浙等省溺婴之风甚盛，寄养育婴堂者，亦满坑满谷，育婴堂死亡率极高，大都夭折不长，此实为我国人口繁殖上之大问题，女婴弃养者，尤占多数。考其原因，无非家计困难，子女众多，抚养困难，将来长大，男者婚，女者嫁，各须为其谋生活之道，力非所胜，前瞻茫茫，不如及其初生，去之为便，父母之爱子女，根于天性，忍心出此，良非得已，故政府可规定生男孩至第几个，即分给其指定垦区内土地若干，指定区域，从其所属地区，如扬州男孩，分给其扬州垦区内土地，只准男孩长大，自己耕垦，或其父母兄弟代往经营，如此则男孩长大，谋生有法，父母即愿忍苦抚育，此其一。既分给土地，使对垦区有所留恋，即可鼓励其前往，此其二。垦区之民均系同乡，更能促进其移垦勇气，此其三。对女孩亦然，规定养至第几个女孩，政府即指定某垦区若干土地为嫁奁，出嫁而后，或与丈夫举室迁垦，或准其托人代垦（托人代垦仍合国家移民及垦荒之目的，惟对男孩应有限制，以少流弊），溺婴之风，自随以除。依此办法推行，则增加入口，移民垦荒，均可收显著之成效。
（2）将来可垦区域，如通铁道，政府应规定凡前往垦区者，可以免费乘车，则愿移垦者，因得易于成行，考察投资者，亦将踊跃前往。此与垦区发展，关系至巨。
（3）政府先在垦区内稍稍投资建设，广为宣传，以作创导，则私人投资，随以俱至，市面既成，移民源源以去矣，譬犹以饵引之于先，以后可坐视其逐渐发展也。
（4）国家在边辟区域所施建设工程，如修筑铁道、开采矿藏等所需工人，大半由内地招募而来，对于此项工人之家属，应特予便利，免费运送，工人即在其工作之处，安定家室，可使久居其地，亦增加移民之一法也。
到了抗战末期，胜利在握，陈果夫愈觉垦殖之重要，将前已提出之“实行移垦政策刍议”加以修正补充，拟订更具体可行的“全国实施垦殖计划”，实为国家建设生产之大计，并国防、人口、经济与土地问题，谋彻底之解决。陈果夫说：“自世界大战以来，并世各国，莫不致力于生产量之增加，内谋逢足自给，构成一国家经济单位，外谋以物易物，强化其国际地位。盖物力之充实，平时为增加国家财富之要素，战时为支持长期作战之根源，垦殖事业者，利用人力发展地力，而充实物力之要着也。查我国垦殖事业，自前清末季，即有创办，但大都限于东北西北东南交通便利之区，西北西南及西部后方地带，以及东南交通偏辟之区，问津甚少，东北西北东南之已办者，又多出于投资者及人民之企图，而政府予以指导及协助甚少。兹值抗战军与之际，举凡安定后方，维系民心，开辟财源，补充给养诸事项，有赖于垦务于进行者至巨，战后国民经济之恢复，国防之奠立，需要垦务之设施者尤多。此种建设生产大计，似未可纯粹任诸人民之自由行动，而必求其能适合于国情，有当于国策，且垦事之动作，愈趋于后方交通困难，地势高塞、民族复杂之区域，除农垦外，愈须别具牧垦、林垦性质，为事之艰苦，又非在内地经营垦务者所能想象，爱拟具全国实施垦殖计划，藉供采择施行。”
4．陈果夫劝女人“要做贤妻良母”
为政得人，政通人和，而知人善任，赏罚得中，原非易事。陈果夫说：“从事政治工作者，一定要随时从这方面体会推究，才有减少用人的错误。而用人必须用其所长，识人必须识得透彻，任使得法，可以说天下无弃才。”辜仁发“大义灭亲”，引出了一则桃色新闻。陈果夫发表长篇讲话。劝女人要做贤妻良母。
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职务后，第一次向省府职员讲话，内容非常简单。大意为：（一）一切遵照宣誓词实行。（二）前任做得有成绩的事，决萧规曹随，不轻变更。（三）做事必须科学化。（四）一切工作必须切实。切实两字，还特别说了几遍。过了若干时，举行省党政联合纪念周。司仪唱了静默三分钟后，不过一分钟便唱静默毕了。陈果夫乃利用此机会命司仪立正，看准了表，向大家报告3分钟开始，确确实实的立了3分钟才终止。于是他将切实两字的意义，加以说明：“如说3分钟，必须恰是3分钟，才算是切实，不可为2分59秒，亦不可为3分01秒，准时到，准时退，都是切实，今后我人从事建设，不切实即不易成功。中国人马马虎虎的习惯，必须革除。”自此以后，纪念周中的3分钟静默，便十分准确。全省各县市，也闻风而准确了。凡县长、公安局长来见时，报告中如有数字不确实，一定当面纠正，以后就渐渐的不敢再马虎了。这件事看上去很小，但养成了不切实的习惯，因小及大，可以影响到其他的事。江苏省县政治，所以能比较切实，虽然由于上下努力，但与陈果夫处处培养切实的风气，也有很大的关系。
陈果夫十分重视省府人和，使大家和谐相处。陈果夫说：“我们常听到有些省府会议，常常会发生争执，闹到不欢而散。而我们的省府会议，四年零两个月之间，和和气气，没有闹过一次。为公事，并不是没有争论，但亦是君子之争。一次会议中解决不了，下次会议准可解决。我们这些委员中，也有个性很强烈，主张很坚定的。其所以能维持会议的和谐，基本原因还是在乎平时彼此间感情相处得很好。大家的注意力，又都用在事业方面。所以就没有对人对事的意气之争。我在开会之前，往往和大家非正式的先聊一阵闲天，造成和谐的空气，然后正式开会，这样，就在无形中消除了不少可能的争执。我们在甄审县长、公安局长的会议中，也从来没有人坚持他所提的人非通过不可，因而造成争执，大家都服从多数，多数通过，谁也没有异言。有时赞成的人数相等时，双方都说请主席决定。主席最后决定后，也从来没有人退有后言。我们任用县长、公安局长，都由民政厅长在甄审合格人员名册中，择其人地相宜者，先请示主席，再提出省府会议通过。如大家都认为不相宜，亦可另定人选，民政厅决无成见。我们对于县长、公安局长的奖惩，亦摊开来公平处理。有些县长、公安局长，优良努力，但可能因公犯了手续上、法律上的错误，各厅处依法予以处罚后，省府在开奖惩会议时，一定再予检讨，如他们在政策上并无错误，则必记他们的功，以抵销他们所记的过。因为功过分明，所以上下间亦无怨言，大家都在工作上求表现。我们对人如此，对事亦如此。省府会议时，各部分负责人不单注意其本部分之事，而且兼顾其他，互相批评与贡献意见，成为真正的省政会议。各厅处重要事项，提出之前，亦必与有关部门互相商量过，所以席间争执甚少。我平时对于各委员、各厅处局长，各专员、县长、随时接见。各方情形，凡厅处局长所知道的，我也大半知道。所以开会时，很少隔阂之处，人和两字，我在江苏任内，是足以自慰的。”
陈果夫在后来回忆文章中说：“我们一到了江苏，首先面临的便是用人问题，尤其是县长及县公安局长的任用。因为这两者是地方行政中的骨干；两者得人，则整个人事问题，可说解决了大半。我们当时就决定了县长及公安局长的甄审制度。甄审本来是各省行之已久的老办法，所不同者，我们是名符其实的把它作为一制度，而不把它作为应付工具而已。既然成为一制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县长、公安局长一定要经过甄审，才能任用，绝对没有例外。这一原则，我们是始终守住的。甄审设一甄审委员会，甄审委员由省府委员充任之。应审者的资格，及甄审取录的标准，都有规定。我们开始甄审时，外面介绍而来者居多。到了第三个年头，改变了方针，除了外面介绍来的特殊优良人员而外，我们的甄审着重在本省任过县佐治工作三年以上、合乎应审资格而有功绩之人员。上项人员经过专员或县长之考绩特保，便可参加甄审。这一办法，立下人事制度中循序上进的基础，是很重要的一着。不仅现在县佐治人员，有了这个上进的希望，都可以因此兴奋努力，而且也可以藉此鼓励大学毕业生肯从县地方行政下层做起。过去有许多受高级教育者，不愿做下层工作，就是因为前途没有希望的缘故。我们当时决定这个方针，还有事实上的原因，因为其时江苏各县的秘书、科长等县佐治人员常常为别的省分拉去当县长或公安局长，而且往往做得不差。如果在江苏不给他们一上进机会，所有得力县佐治人员都将转而他就，并且也好像委屈了他们似的。江苏的县，也和别省一样，依其面积、人口、富力条件，分成若干等级。县长、公安局长的薪俸，也依其县之等级而有差别。这看来是一极普通而应有的制度，但他细推究，却有问题。因为县政的难易，并不一定与它的等级成比例。也许一个三等县比一个一等县更难得治理，更需要能干的人去主持。但向上心是人类的通性，如果苏北某一二等县急需整理财政，想调一个在江南一等县整理财政有成绩的县长去该县，就有困难了。因为两县县长的薪俸有差别，由一等县调二等县，好像降了级，如何能使人愿意呢？同时，贫瘠落后的县分，因为得不到一等人才去治理，也永远贫瘠落后下去，这实在是政治上的一个问题。不仅县长如此，公安局长也如此。我们有见于此，所以特地规定：第一，各县县长、公安局长的薪俸在省预算内开支，与各县县预算无关。第二，各县县长、公安局长的薪级，依县长、公安局长的原有的资历薪阶而定。譬如，一个原来支一等县薪级的县长或公安局长，调长三等县，仍旧支他原来一等县的薪俸。这样，人就乐于迁调，而次等县也就可以得到一等的人才，使全省各县能平衡的发展下去。我们在江苏第四年才实行此办法，可以说开文官官俸职俸分离的创例。但行之未久，所以外人很少知道。用人行政的重要性，我们经过了3年行政经验，才深深的体会到。记得34年，考试院曾经制订很完备的官制草案，其时军委会侍从室第三处也曾贡献许多健全人事制度的意见。惜都搁置在当时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直到抗战结束以后，仍没有一完善的健全人事整饬吏治的方案。古语说：‘为政在人’又说：‘徒法不能以自行’。我们复员以来政治的失败，没有健全的人事制度，实为其主要原因。而制度之所以不能建立，大多因主管首长恶其不便于己；换言之，一念之私而已。”
1934年3月15日，无锡公安局总局长李文恭停了第二分局局长刘悼民的职，继任高崇山奉命前往办理移交手续。刘体民拒不移交，当天携印潜往省会所在地镇江，找靠山辜仁发。
与此同时，刘悼民的夫人李蓉贞，对高崇山口出怨言，声称，自家男人的官职是省政府民政厅的派今，凭什么不让屁股坐热就要滚蛋呢？高崇山不理会，两下里发生争执，大吵了一场。
再说，刘悼民到了镇江，辜仁发正巧被蒋介石召到庐山受训去了。一头撞了个空，悻悻而返，第2天，回到无锡，靠山没找到，又多了条携印私逃的罪名，夫妻双双被县政府传讯收押。
于是新闻记者如蜂采花，营营嗡嗡地围了上来，挥笔拟成各报当天的重要地方新闻。
消息传开，省政府秘书长程天放大感兴趣，总觉内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立即亲移尊驾，参与开讯，不出3天，果然摸出了隐情。
原来，刘悼民的夫人与辜仁发的夫人李淑兰有来往，那个第二分局局长的职务，其实是李蓉贞花钱从辜夫人手里买来的。
“这不是卖官买爵吗？”程天放大腿一拍，暗示地方政府马上移交司法，自己则揣了一肚皮得意，等着往下看好戏。
新闻媒介再次受到鼓舞，一番披露，轰动了整个江苏。
民政厅的官员觉得事情闹大了，匆匆电告正在庐山受训的辜仁发。
读完电报，辜人发急出了一身冷汗。过后想想，留住了青山最重要，决定马上演一出“大义灭亲”的苦肉戏。当即指使部属：内子瞒着自己犯下罪错，应以盗用印章卖官敛钱的罪名，会同无锡公安局侦缉队前往上海，将李淑兰及其母亲逮捕归案。
辜仁发的“大义灭亲”博得了新闻舆论的赞扬。CC系对此颇觉蹊跷，眼看一番由此及彼的牵连不能奏效，反为辜仁发的把戏所窘，真有点说不出的失望与恼怒。
然而，又是一个想不到，李淑兰在对簿公堂时，矢口否认资印卖官，相反，侃侃而谈地道出了另一桩事关辜仁发名誉的隐私。
当时，法庭按讯问被告的例行程序，要求李淑兰自述。
李淑兰说：我本湖南长沙人，今年23岁，几年前在汉口经人介绍与辜仁发相识，那时他正任委员长武汉行营的参议。不久我们正式结婚，但是辜仁发原来是有家室的，还生有子女，据说是离婚了，后来又听说没有离婚，那个原夫人现在还住在南京。如果确定，我要告他重婚，谁叫他这么无情，派警察来上海抓我，连我母亲也一起抓了。
重婚？民政厅长辜仁发重婚？！
新闻界继“大义灭亲”之后，再起波澜。
CC系人物更是倍受鼓舞，马上派人四出查访，结果与记者们一起找到了辜仁发的原配艾承枚。
这下可有好戏了，CC系的人鼓起三寸不烂之舌，挑唆艾承枚出头控告“那没有良心的东西”。记者们则拿了大夫人的照片，有鼻子有眼睛地搞起了专访。
李淑兰看见自己的指控有了真凭实据，抢先发难，特地延请上海的著名律师章士钊撰写诉状，一转身，便从卖官买爵案的被告，变成了控告重婚案的原告。
对此，沪宁道上，争相传说，非但各家报纸采编新闻的记者们为之欣欣然，就连惯以风月为题的艳情笔客，也大有持手一试的意愿。
舆论喧哗到了这般的地步，庐山上的辜仁发慌了，匆忙赶回镇江，安排对策。他与省警务处密谋，认为封诸新闻喉舌是眼下首要和必须做的工作。然后，再设法稳定两位夫人，慢慢和解。
立意已定，辜仁发马上派亲信某督察跑到无锡，会同公安局总局局长李文恭，在周山浜华盛顿饭店设宴，邀请各报馆编辑与记者，届时施以软硬手。
软的是金钱行贿，硬的预先埋伏下一批打手，在软招失效的情况下，报以老拳铁腿。
不料，这一内幕被CC探知，故意泄露给了新闻界，各报馆在派出记者赴宴的同时，也要求县政府与驻无锡的宪兵营予以保护。
宪兵营与县政府已经得到了CC系的关照，自然有求必应，闻风而动。等到宴席上软招不灵，某督察准备动硬时，忽有手下来报，说火车站、周山浜一带密布宪兵与县政府政警，情势不妙。随之，硬招失效，某督察在华盛顿饭店诱迫记者的情景，反而被披诸报端，激得怨骂声一片。
辜仁发弄巧成拙，陷入被动挨打的地步。
3月29日，监察院正式对辜仁发提出弹劾。起初他还指望张群替他转圜，可是这一场夫人攻汗，由于新闻界的渲染，闹得风波太大，谁也帮不上忙。蒋介石无意做得太绝，把辜仁发叫去训了一顿，然后建议他自己提出辞职。
4月3日，陈果夫主持第646次江苏省政府会议时，通过了一项决议：“本府委员兼民政厅长辜仁发呈辞，转呈国民政府准予辞去本兼各职，由陈省主席暂行兼理。”
陈果夫素重齐家，从政者最易受环境影响，而其妻更能左右他。如太太管事与任用亲戚管钱，都不是好首长，原为好人，每因此受累或转变初衷。专制时代的法律，一官失职，株连及其亲属，情节重大者竟有夷及九族的刑罚。
陈果夫乃于省府纪念周，提出报告，勋免公务员不仅要“修身”而且要“齐家”。他以沉痛的口气，报告经过：
“诸位！省府于最近数星期中，发生了辜厅长的一件事，诚属不幸！辜厅长来苏数月，工作努力，竟因此去职，很可惋惜！现中央已准他辞职，并且命我暂兼任；我以责任所在，也顾不得身体的衰弱，只得勉力暂时处理。
自此事发生了之后，我们感觉得在政治上工作的人，不仅本身一切行动要加检点，即一切家庭的关系，’也须特别注意，因为从政者负治理之职，人民所期望者殷，所责备者严，故各报纸对辜厅长这件事，绝少宽恕。社会上既然抱十二分希冀，要政的人好，我们自己就应当格外要发，以副其属望。普通的人本来只要能修身，能尽职，已经够了；但是我们在政治上工作的人，不仅要修身，并且要齐家。大学上据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确是中国政治的原则，含有至理。我们在外面做事，对于齐家一层，须时时留意。没有结婚的，于择偶时尤须审慎；如果一时错误，娶妻不贤，日后她做了坏事，还要你自己负责，还是你自己受苦。在辜厅长辞职的前一天，我觉得他精神上的痛苦达于极点。所以一般青年，于择偶时须得留意，以免后悔。女子并非不能参政，但是参政的女子，是以她自己的头脑才学地位，来做她自己的工作，不是说做妻子的可以干涉丈夫，参与政治。近来常有人说起，江苏有某县长或某公安局长，本人尚不坏，而他的夫人在外有营私舞弊的嫌疑。这种事从社会上看来，负责的还是县长与公安局长，而不是他们的大人！
女子主持家务；对丈夫在外面所做的工作，绝对不可干涉，除非她们自己有能力去参政。然而即使参政了，与丈夫的政治工作各有职守，也须分别清楚，不能混为一谈。在外国做了行政长官，虽然有时偕同其夫人同出同行，但是这是私人的关系；一遇办公事，夫人就走开，不问一切。现在文化日高，当然要使女子懂得政治；不过要他们懂得，并不教她们去干涉丈夫分内的事。在政治上负责者的夫人，懂不懂政治，尚在其次，最要紧者还是在尽贤妻良母的责任，使丈夫能专心在外工作；否则，家治得不好，丈夫内顾分劳，就算不得个贤内助了！故女子要参政须靠自己的能力，决不能依赖丈夫，妄事干涉。这一点大家须得明白，不可误会。更有进者，女子匀奢侈，消耗浩大，所谓摩登女子尤甚。在政治上工作者，为了满足妻子的消耗，就非贪污不可。所以妻子奢侈的丈夫，大多贪污；因为不贪污无以应付。故年轻人择偶，第一须行为端淑者；第二须能治家者。有了个贤妻良母的内助，则身修而家齐，然后可以谈到治国平天下。近年来风气日下，女子教育尤坏；以受过高级教育的女子，有甘为人妾者。这实在因为平时学校里，不请求自立自尊的缘故；因为教育不良，青年女子便习于奢侈，中馈之事，置诸脑后；这样的女子已够不上做个贤妻良母，还要在外面干预政治，擅作威福，妇德之凉，一至于此！但这不是女子之过，父母及教育，应该负责。青年男女在此环境中，都应当十二分的留意；否则，一定会因为家庭的关系，在政治生命中吃苦受累。
一个人不能有嗜好，一有嗜好，近墨者黑，就会招引一班坏朋友。所以在政治上负责的人，好货娶妾，固然是败坏官党大戒，即金石书画等风雅嗜好，亦都应当摒绝。因为有了嗜好，逢迎的人更会投你所好。不知不觉，你就受他们包围了。并且要一定没有嗜好，做事才能聚精会神；否则，心志分散，就难尽职。心属公务人员，应当大家提倡新生活，把一切的嗜好，自即日起一概戒除；这样的克己立志，然后本身能廉洁，政治能清明；否则，嗜好一多，本身欲廉而不得，政治也无从澄清了。这一点关系政治的前途甚重大，所以顺便提出来，与诸位说说。望诸位都能身体力行，然后我们才能在政治上负起应尽的责任！”
第六章 中统内幕及其它
1．“CC”的由来
蒋介石下野后，授命陈果夫在上海号召留在上海的省市党部人员，组织了一个“中央俱乐部”，反对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为蒋介石“东山再起”作准备。
提到“CC”，有些人认为指的就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即所谓“二陈”，其实并非如此。它的由来，乃是“中央俱乐部”英译CentralClub的简称。
要讲“中央俱乐部”的由来，就要扯到远一点。当1926年北伐时期，蒋介石夤缘时会，除了攫得了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之外，还以“实力派”的关系，兼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部长，并由他最亲信的陈果夫为副部长，代他负实际责任。在该会由广州迁到武汉之前，他为了排除异己，树立以他为中心的反革命系统，就已把各省市党部负责人委派定了。北伐军收复上海之后，一部分尚不能到职省市党部委员都集中在上海，等候机会出发。无奈到了1927年8月，蒋介石却被迫下野了。蒋介石在去日本之前，对黄埔学生和这一部分省市党部负责人，都作了秘密安排，以作为他“东山再起”的政治资本。他把黄埔学生交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负责，仍然集中在上海。
蒋介石下野后，南京方面，由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同李烈钧等人所组织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把持。陈果夫便以反对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为名，号召留在上海的省市党部人员，组织了一个“中央俱乐部”，这就是“CC”的起源。
“中央俱乐部”在上海成立之初，只有三四十人，以浙江、江苏、山东、山西、南京、上海等省市的党部执行委员张强、洪陆东、许绍棣、潘公展、苗培成、马元放、郑异（原名陈亦同）、萧挣、程天放等为主干，展开活动，并拥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为领导人，负指挥责任。嗣后各省市党部的职员也加入组织，成员日渐增多，慢慢地就有百多人。
同年12月，南京的“中央俱乐部”的成员也分赴各地就职。丁惟汾在广州时，已被推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主席，此时也率领一部分人北上，布置秘密工作。戴季陶则到南京去，负责为蒋介石策划政治阴谋。所以“中央俱乐部”便成了陈果夫单独领导的反动小组织。
蒋介石在南京复职后，仍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也仍然由陈果夫为副部长，负实际责任。在这时期，“中央俱乐部”的成员，在陈果夫的指挥下，更紧密地勾结在一起。他们除了继续拥护蒋介石来排斥其他派系或小组织之外，更主要的是一次一次地发动反共活动，主持中央及各地的“清党委员会”，大肆搜捕进步人士，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他们在政治上起了更大的反动作用，因而也更得到蒋介石的重视。
到了1929年，国民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陈立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蒋介石安置为秘书长，从此与组织部互相呼应，在党内控制一切。过去国民党内部的“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便一变而为“蒋家天下陈家党”了，在陈家兄弟炙手可热情况下，因为“陈”宇的英文译音头一个字母是“C”，所以又有人把本来是“中央俱乐部”简称的“CC”，作为“二陈”的简称。
“中统”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党务调查科”，到1931年，经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把这个科扩大为“党务调查处”。同时在地方党政机构内指定专人为“肃反专员”，并加派特务人员，在“肃反专员”的秘密指挥下进行广泛的反动活动。这个“肃反”的组织既无固定的形式，也不公开对外发生关系，但所派的人员，都是经过“党务调查处”相当时期的特务训练，并履行过一定人伙手续的。这些人，也就成为后来的“中统”的班底。
正如“复兴社”的早期一样，以“CC”的早期，其内内外外，也曾有过若干核心组织，如“青白团”、“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减社”等等都是。其中的“青白团”，更是一个既有封建帮会味道又是法西斯性质的小组织。“清白团”的领导层，由陈果夫、陈立夫、余井塘、张厉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等7人组成。不但对外秘密，对未加入这一组织的“CC”分子也是秘密的。人团手续，多数在南京螺丝转弯陈果夫兄弟的故里举行。在那个地方，梁间蛛网纵横，台上烛火惨淡，神台后面的壁上，挂着戎装佩剑、脚穿马靴的蒋介石像，还拉了一幅罩有灰尘的孙中山先生遗像，陪在旁边。人团的人，就在这种阴森的环境和气氛中，在陈立夫或别的几个人的监督之下，举起右手，宣誓永远拥护蒋介石为领袖，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至死不渝云云。完成了这种中世纪封建神秘的仪式后，再由监誓人训话，无例外地要说些违反纪律便要严厉制裁一类的话，意带威胁。在1932年前后，参加“青白团”的分子，有陈伴岭、王星舟、洪陆东、陈访先、邵华、马元放、骆美美、齐士英、李永新、庞镜塘、方治、高宗禹、刘不同、潘公展、吴开先、周学昌、郭紫峻、张强、张冲等等。这些人中，除了刘不同等个别人后来退出之外，一直都是“CC”的高级骨干。“青白团”领导层中的叶秀峰和徐恩曾，后来就成为“中统”
的特务头子。
“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也是1932年前后成立的，该会成立后，又由陈果夫兄弟秘密指示各省市党部中的最亲信分子，挑选党员中特别忠态拥护蒋介石的人编成特种小组。这些“忠实分子”，都要另外办理填表、宣誓等手续，人会以后，要负责监视一般党员言行，随时密报。这等于派在地方党部的特务组织。参加的人，有些也成为“中统”的班底。
上述的那些组织，不但是国民党的党内之党，也是“CC”的派中之派。他们之所谓“层层有组织，层层有核心，”就是这个样子。
“青白团”存在的时间不久，就并人“忠实同志会”了。正如“复兴社”的社长是蒋介石一样，这个“忠实同志会”的会长也是蒋介石。蒋介石从帮会出身，一向以搞帮会的办法搞党，搞政治，在他的手下，不知搞过多少大大小小的帮会性的小组织，而这些帮会无论大小，都是他做龙头。
“忠实同志会”成立后，又派了些中央干事到各省去组织分会，并由他们以各种名义，拉拢青年搞外围组织。当时，被派到北平、河北的张厉生，山西、绥远苗培成，东北是梅公任，江西、安徽是程天放，上海、湖北是吴醒亚，南京、四川是叶秀峰，贵州是张道藩，江苏是余井塘，浙江是洪陆东，福建是陈肇英……等等。
1933年7、8月间，张厉生在胡梦华的协助之下，开始在北平进行组织“诚社”
的活动。张厉生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中央党务特派员兼河北省政府委员。胡梦华则是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监察委员。胡梦华早年在上海的刊物上写过文章，在“九一八”之后，又在北平主编过《人民评论》、《革命向导》等周刊，表面主张反日，冒充进步；又曾在大学教过书。因此，张厉生认为他易于鱼目混珠，打入文化界，便给他经费，叫他再办《人民评论》旬刊，设法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一党专政、领袖独裁”，“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攘外必先安内”那套理论。因此，在这个刊物，既刊登张厉生的长文，大谈“民族气节与民族精神”；但对于吉鸿昌、方振武、冯玉祥等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的事，又加反对。一方面，在蒋介石的容许之下，汪精卫和黄乳活动与伪满通邮通车；但“CC”的这个刊物，却又故作姿态，表示反对。
他们先在刊物上发表了一套理论，然后在各大学选择一些学生，拿这套理论同他们谈，同意那种论点的，便吸收为基本分子，再由他们去找同学、同乡等发展组织。就这样，他们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朝阳大学、铁路学院、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等校，吸收了七八十人。这些人都以5人至10人为一个小组，每两周举行座谈会一次。座谈会均由张厉生亲自主持，并灌输反共拥蒋思想。
1934暑假，在张厉生的策动下，以上述学生为骨干，组织了一个“民国23年北平各大学学生暑假南下考察团”，由胡梦华任主任，到江西去考察“剿共”实况，同时参加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接受法西斯思想教育（除了不参加军事训练、军事技术理论和小组讨论外，其余活动一律参加）。这个团离开庐山后又转往南京，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在“中正堂”加以招待，张道落在会上讲话时说：“谁有表扬，谁就有将来”；“现代青年的道路，就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道路”；“拥护一党专政，领袖独裁，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胜利，是时代的胜利”；极力鼓吹法西斯运动。
在组织“暑期南下考察团”的同时，“诚社”分子又在北平鼓动这年暑期毕业的大学生，组织“民国23年北平各大学毕业生职业运动大同盟”，并派人往南京向教育部请愿。
他们一面动员学生去受拥蒋反共的法西俾教育，一面又发动毕业学生往南京请愿，这种情形似乎矛盾，似乎难于解释。
实则不然，因为其时北平以至于其他地方的学生逢于民族危亡，正从事于轰轰烈烈的运动，要求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CC”在这个时候叫学生组什么“职业运动大同盟”，正是要转移目标，欲以学生的职业运动，代替学生的革命救国运动。又因当时的行政院长是改组派的汪精卫，教育部长是政学系的王世杰，毕业学生去南京请愿，不但直接打击到的只是汪精卫、王世杰而不是蒋介石，且可拿汪精卫、王世杰来做蒋介石的挡箭牌。再则“CC”本来就与改组派和政学系争权，尤其为抓知识界和青年，久已就想争教育部长，如果因此而打击了汪精卫、王世杰，不但对蒋介石无损，且对“CC”有利。他们这样的搞法，正是一石数鸟的“妙计”。
到了1935年冬，北平爱国学生为了反对冀察特殊化，反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反共自治”，在北平学联领导下，展开了热烈的革命爱国运动。于是“复兴社”北平负责人，志成中学校长吴葆三和师大教授杨立奎等，便策动该社在北平各校的分子，对学联进行捣乱和破坏。“诚社”的北平首要分子李白虹、张光涛、韩克敬等，也策动该社分子与“复兴社”分子共同活动。他们这种破坏活动一直继续下去，到了北平学生展开“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时，就向北平反动当局编送进步学生黑名单，并帮助进行逮捕工作，发展成为明日张胆的特务活动了。
1936年1月，“复兴社”的头子贺衷寒、刘健群等，认为吴葆三、杨立奎等破坏学生运动有功，叫他们挑选“有功分子”，组织“献剑团”，到南京去向蒋介石献剑。吴葆三又与“诚社”的李白虹、张光涛商量，结果决定：由“复兴社”选30人，“诚社”选20人，共同组成“献剑团”前往。献剑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礼堂举行，蒋介石叫参谋长吕超代其受剑，选贺衷寒代其讲话。演完了这幕话剧之后，贺衷寒、刘健群又向蒋介石建议乘机召集各大学校长、教授和学生代表到南京“聆训”。于是1月15日，200余人又被集中在南京的励志社，由蒋介石讲了他的“忍辱图存，御侮雪耻”，“攘外必先安内”的一套滥调。蒋介石还胡吹道，日本有“田中政策”、“满蒙政策”，他也有“收复台湾政策”，将来如不收复东北和台湾，可以杀他的头。同时，他又把日本强大夸张了一番，把共产党的活动诬蔑了一番，为他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开脱。“复兴社”和“诚社”的分子得到这番训示之后，回到北平对于学生爱国运动的破坏工作，就更变本加厉了。
同年夏天，张厉生接受北平“诚社”总干事李白虹等的建议，经过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中央干事会干事陈果夫的批准，在南京紫竹林为“诚社”分子举办了暑期训练班，一面讲授蒋介石的言行、力行哲学等等，一面举行军事训练。训练期间，全体分子集体加入国民党，完成了组织手续。“七·七”事变后，“诚社”分子纷纷逃往南京，9月间，军委会成立战地服务团，张厉生就把他们编到团里去，仍然受张厉生掌握。到1938年春，经过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临全代表大会，蒋介石已做了总裁，且因为既说要“团结抗日”，也有必要改装一下门面，就宣布取消党内一切小组织，另组三青团。于是“CC”里边的“忠实同志会”以至于“诚社”，等组织，照样宣布解散。
除了张厉生所搞的“诚社”之外，如齐士英在东北所搞的“东北青年学社”徐恩曾、萧铮、洪陆东等在南京所搞的“青年社”和“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陈伴岭在河南所搞的“武德社”，陈伴岭、刘不同等所搞的“三民主义忠实同志会”，王潜在山东所搞的“学行社”，潘公展、吴开先在上海所搞的“上海协会”，吴醒亚在上海所搞的“寅社”等等都是“诚社”一类的货色。“一二·八”之后，吴醒亚在上海当社会局长时，他手下的特务学生，甚至配有手枪，动辄威吓乃至逮捕同学，推翻校长，驱逐教员。陇体要（云南人）则以其母校复旦大学为中心，以杨家麟、方国定等为助手，也搞同类的活动。虽然参加“CC”的人，不一定参加“中统”，但参加“中统”的人，定属于“CC”。因为“CC”利用“中统”控制一切，甚至说“中统”是“CC”的核心，“CC”的灵魂。
2．徐恩曾“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徐恩曾说：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不为发财，不为升官。但升官发财的信念不是靠我们，我们如果和他们一样，谁来替我们做保卫政权的工作？刘不同对此放一炮：“天下乌鸦一般黑，明明是乌鸦，插上花毛也不会是凤凰。我是当婊子的，我不要起贞节牌坊！说我们不想要几个钱，那孔祥熙也可以称为孔夫子大圣人了！”
一般人心目中的所谓“中统”，是1938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又称“中央调查统计局”。实则“CC”的特务活动，从“党务调查科”时以后，便已由他们在各处进行。由于蒋介石政治、经济的依靠主要在江南，所以“中统”方面的活动，也是先由南京、上海及浙江一带发展起来，然后伸展到各处去的。
约在1929年之后，与各省市指定“肃反专员”的同时，有些省市即设立了“反省院”或“感化院”，由“党务调查科”透选各省市党部委员中的亲信人员兼任院长。这些人员，都是老牌特务分子，例如浙江的方青儒、山东的赵伟民、河南的黄凯等等。就是这一类的人。那些“反省院t’或“感化院”，名义上属于法院，实际上则是特务机关的特设监狱，法院无权过问。他们不过借司法机关为掩护，实行其非法拘捕。审讯、监禁等罪恶活动罢了。被监禁于“反省院”和“感化院”的人，都是已判了刑的政治犯及由“党务调查科”交押的人员。
在“中央调查统计局”成立之前，即1937年底到38年初，有很短的一个时间，“中统”还有过一个名称，叫“大本营第六部第四组”，由徐恩曾任中将组长。1938年春，“中统”迁到重庆后，先设在九道门兴华小学内，后迁两路口川东师范，一直到抗战结束搬回南京为止。
“中统”的组织有下列各部分：
局长室：是总领全局工作的一个办公室，内有主任秘书和秘书多人。
人事科：主管全局人事，由局长室直接管辖。
专员室：由局长室直接指挥，担负设计和联络以及分派临时工作的责任。也有个别专员分配在其他部门。专员的职级弹性较大，有仅次于局长的职级，也有相当于组长或科长的职级，人数也没有一定，最多时曾有30多人。
第一组：主管情报、资料、档案、文犊及总务。“中统”的组等于国民党其他机关的处，所以第一组下面就有情报科。秘书科、资料室、档案室及总务科等等。译电室有一个时期也属于第一组，后来改为直属局长室。
第二组：主管党务。实际上以反共工作为重点，其他进步团体组织，也是这个组的工作对象。此外，有关反动帮会、宗教团体、盗匪扒窃集团以及对日伪的工作，也属于这个组。组下分第一、二、三、四等四个科。
第三组：主管训练、组织和对外工作（与其他机关关系和外事），初设四个科，后来把管经济的一个科扩大为经济调查处，就剩三个科。
经济调查处：是由第三组经济调查科扩大而成，专稿日伪经济调查和解放区经济调查工作。该处成立以后，另设处址于重庆观音岩市立医院附近，单独使用一所大楼房。
交通处：主管全国“中统”电台、电讯器材、通讯，沦陷区交通以及对解放区的特务秘密交通。
研究室：专搞反共反人民的阴谋策略，和对共产主义理论策略和史料进行所谓研究工作。
统计处：这个部门是抗战中期筹组了很久的一个单位，目的在于扩大挡案工作，和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处（由陈果夫主持）相呼应，将国民党党内党外（特别是与蒋介石对立的）的重点人物的有关资料，编成编目纪录卡片，随时供蒋介石查询了解。在方法上，完全抄袭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登记制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只有一个空架子，特别是在徐恩曾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而垮台之后，这个处就名存实亡了。
实验区：即所谓“重庆实验区”。“实验”这两个字，用在这个特务机关的名字之下，其内容可以想见。当时，“中统”是要以局本部所在地的地方特务组织作为“实验”，弄出一套可以“示范”的东西来，向全国各省市调查室推广。这个直属于局本部的地方特务单位，地位相当于省调查室，基本上同省调查室的组织一样，但是人员比省调查室为多，并且更着重于“行动”工作。所谓“行动”工作，就是绑架、逮捕。拘押刑讯，纠合流氓捣乱等勾当。重庆地区的这些“行动”，都由“中统”局本部指使“实验区”。“实验区”在重庆市区。郊区、南岸、江北和重庆附近的几处大乡镇，都设有秘密机关。
除了省市调查室之外，还有一些由局本部这一条指挥线牵着的其他组织，如（一）交通部调查统计室（季源溥负现）：（二）财政部盐务调查工作组（顾建中负责）；（三）海外部工作组（先是陈宗周，后是谭永昌负责）；（四）司法训练工作组（洪兰友负责）；（五）内政部县长训练班工作组（李永懋负责）；（六）外交部公务员联谊会（张道行负责）；（七）中国文化服务社工作组（刘百闵负责）；（八）教育部工作组（温麟负责）。此外，随着“CC”势力的伸展，后来财政部统税署等机构，也有类似的组织。
“中统”组织庞大，人数众多，主要不是积于上层而是向基层扩展。除了军、警、宪这些军事部门基本上没有“中统”的“蚯蚓（他们自己用这个名词称呼打入各个部门的不露身份的特务）之外，在别的国民党机关范围里，由中央的院。部、会，至各省、市、县政府，都有他们的踪迹。以1941年“中统”人事科的统计数字为据，其人数如下：
局本部488人重庆实验区137人
各省市9655人各部单位2000人
民众团体300人外围骨干960人
上述人数共为13000多名。其中“各省市”数字，包括县级人员在内；“各部单位”数字，包括银行、金融财贸机关在内：“民众团体”数字，包括黄色工会、帮会道门等在内。
“中统”组织中的人事制度与人事管理情况，不同于国民党的一般党务机关，也不同于“军统”。它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时期，全部人员是照军事机关编制的，徐恩曾是少将处长，以下是校、尉之类的职级。直到“军委会第六部第四组”时期，还有军事编制，到了重庆之后，有一段时间，即不是文机关，也不是武机关，因此既不按一般行政机关支薪，亦不按军事职级发，而发“生活费”。
后来，蒋介石以手令指定“中统”的编制完全照中央党部的编制，于是“中统”
的局长相当于“中央”党部各部的部长，以下有处长、科长、总干事、干事、助理干事、录事等等。每月的“生活费”就照这些职级发给。
因为“中统”的人多，相当于科长以上的老特务无法安置，故在“中央”党部的编制之外，“中统”自设了“调查员”的名义，他们所支的“生活费”有多有少，有些分配于各组、处、科的“调查员”所拿的“生活费”比科长还多。有些“调查员”是常年派在外面省市的，其职级也有相当于组长、处长的，如当时的广西调查室主任蒋静一、粤汉湘桂督导徐政等，都是老特务，但在局本部的名义还是“调查员”。“中统”的特务活动经费也很大，除正规编制开支之外，其超额数字，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特别费”项下支付。
“中统”为了疏散拥挤在局里的许多特务，同时也为了深入和控制更多的机关部门，为“CC”集团攫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经“CC”高级会议考虑后，决定把一批人分布到公开机关里去安身。如叫大特务顾建中打入盐务部门，季源溥打入交通部门，孟九、王思诚打入粮食部门。又如由洪兰友所搞的司法官训练所，把特务改装为检察官，再派到司法机关去。还有，李士珍搞的短期警官训练班，刘百闵手下的文化服务社各省市分社，朱元懋控制的正中书局各地分店，都容纳了一批人。又如陈立夫当教育部长时，也有一批“中统”特务到高等学校去当“训导”，或到国立中学去搞“教育”工作。通过陈果夫的关系，在中国农民银行里也安插了一批人。
在抗战胜利后的劫收中，“CC”集团也抢到了许多东西和地盘，且包括不少特别容易获利的企业在内，如（一）华北企业公司，内有天津的卷烟业、面粉业、酿酒业等，由骆美美负责；（二）东北企业公司，由齐上英负责。（三）青岛企业公司，有啤酒公司、冰厂等，由李先良负责；（四）上海方面抢得特别多，包括有面粉业、卷烟业、酿造业、地产业、印刷业等等，由吴倚沧负责。《申报》和《新闻报》这两家大报，也到了“CC”的手中。此外如湖北应城的石膏公司、南京新街口的华华商场、上海的华华公司等等，都是“CC”的“事业”。
在银行方面，除了中国农民银行由陈果夫任董事长之外，抗战结束后，赵棣华又进了交通银行任总经理，吴倚沧任中央信托局总经理。“CC”在财政金融方面及工商企业方面的势力范围，都愈来愈庞大，在所有这些部门，当然也可以容纳一些“中统”人员。
凡是“中统”分子，不论派到哪个部门去，特务工作是不会中断的，他们有的与当地“中统”调查室保持联系，有的则直接向局本部联系；“中统”组织也相应地向他们发指示。他们不同于普通的“CC”分子，因为他们还有“娘家”。有的在外面搞了许久之后，“中统”又把他们调回来。比方派到正中书局搞了相当长时间的朱元懋，到了叶秀峰接管“中统”之后，又把他调回局本部去当秘书。“中统”局本部的特务，随身携带的证件有两种，一种叫“调查证”，一种叫“职员证”。领用“调查证”的，多半是常有外勤工作或对外联系较多的人。但同时也有一种不成文的习惯，那就是较高级的特务都领“调查证”，一般的特务则只领“职员证”。“职员证”只证明持证的是甚么人；“调查证”则除载明姓名、年龄、职别等等之外，在另一页上还载有“希军警宪机关予以工作上之协助”及“准随身携带自卫手枪一支、子弹一百发”等条文，这就是从事罪恶活动的特许证。
“中统”特务除了有“调查证”或“职员证”外，一般都有证章。证章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国民党部的圆形证章，这和其他各部的一样，上面都有“中央党部”
四个字；另一种则是“中统”局本部的出人证，只有钮扣子这么大，常常更换，有时一年更换两次，那上面没有机关名称，只有一个或两个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等于一种暗号。至于在外边活动特务，则很少挂什么证章；但是如果为了特务活动而有需要时，“中统”机关可以给以任何机关的证章，用毕缴回。这固然很便于纵容特务去胡作非为，而有时出了甚么毛病，还可以嫁祸于人，自己抵赖。
“中统”的特务要放到别的公开机关做事时，最初有一件伤脑筋的事，那是因为蒋政府本来有一套所谓铨叙制度，大大小小的官都要有甚么证书之类的东西，以凭任高职。特务们在“中统”混了多年，根本就没有这套东西，事实上也不可能出具证件，证明某人有多少年特务经验，或做过任何职级的特务；所以要做公开的官，就有点麻烦了。后来，徐恩曾得到蒋介石的准许，把“中统”的人一起报到“中央”党部，用“从事党务工作”的年资，参加中央党部工作人员的甄审，然后每人发一张“甄审证书”，有的是“同委任”，有的是“同荐任”，有的是“同简任”，每种还分若干级，特务拿了这张东西，再送到铨叙部去经过一番官样手续，算是变做政府的“官员”，问题也就解决了。因此，如果谁以为某某人是蒋介石某某机关的甚么官，而不是正牌特务，那就会看错了。
还有一种以“学者”身份取得做官凭据的特务，如果只看他的铨叙证件，也会上当。比方徐恩曾的亲戚穆某，东抄西凑的弄了一本所谓“著作”送去审查，竟搞到一个“荐任一级”。其实他并不是甚么学者，只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统”特务。特务中有些老粗看了眼红，就发牢骚说：“多写几个字就官高些，我们不写的就得不到！”弄得徐恩曾要在纪念周上就铨叙的事欺骗一番，借以压制不平之气。徐恩曾说：“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不为发财，不为升官。但升官发财的信念不是靠我们！我们如果和他们一样，谁来替我们做保卫政权的工作？总裁说过：我们的主要力量，一是军事，二是政治，三是经济。我们负担的是政治工作的核心工作，谁看不起这工作，就是看不起自己。谁还要争官位，就不配在我们这个团体呆下去。”这样的话只能骗骗小孩子，连徐恩曾自己在内，他们谁个不争权夺利，抢地位，刮钱财？当时，还未脱离“CC”且在“中统”当专员的刘不同，就对徐恩曾的话放过一炮，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明明是乌鸦，插上花毛也不会是凤凰。我是当婊子的，我不要起贞节牌坊！说我们不想要几个钱，那孔祥熙也可以称为孔夫子大圣人了。”刘不同素以泼骂出名，他在躲警报时，站在防空洞，照例要放些炮，常引起小特务的共鸣。因此徐恩曾根讨厌他，在徐恩曾垮台之前，便把他搞出去了。
关于蒋政权内争权压利的事实，连“中统”创办人陈立夫自己也承认。有一次在他的防空洞沿躲警报，就发表过一番“名言说论”。当时，他左右“敬聆雅教”
的，有“CC”大将徐恩曾、张道藩、余井塘等人。
陈立夫说：“我们可以大致分析一下我们党政军各级机关的人事。看起来，好像是复杂的，其实并不太复杂，而是很简单。”简单到如何呢？陈立夫说：“关系不外是三种。”
陈立夫说：“一是政治关系，二是经济关系，三是亲友关系。政治关系是上等关系，政治关系就是组织关系，志同道合的人结合在一起，打算搞同样的事业，而且实行了干同样事业；以组织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生长一切应有之物，这是从事政治工作的常规作法。有政治组织才有力量，用这个力量才可以产生政治要求所需的结果。北洋军阀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不及我们，所以他们完蛋了。共产党把这个关系当作唯一的关系，所以他们打不散，弄不倒，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许多人不重视这个首要的关系，另作打算，找到另外两种关系，侵犯了这个最要紧的政治关系，是我们的致命伤。第二种关系，美其名日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上下串通、营私舞弊、共同贪污的发财关系。如果军需同部队长没有这种关系，军需干不好，干不久，否则部队长是我们所谓聪明才智明人要骂的大傻瓜。如果长官和总务关系好，除开钱以外，很难有别的主要内容。在发国难财的时期，这个关系压倒了一切其他关系。第三种关系，美其名曰亲友关系，其实是裙带关系。老婆娘家的人，不止于是小舅子，小舅子的小舅子，姨太太的亲戚，凡是性关系扯得上的人，都应列人这关系。我们各机关里如果进行一次这种关系的调查，我敢说恐怕要占半数以上。这种关系不是我们发明的，中国自古就有，不过有时厉害，有时遇着高明的帝王将相就压抑一下，可是不能消灭。凡是一个政府要倒霉的时候，必须是这种关系猖撅的时候。除开裙带关系，属于这一种关系的还有同乡、同学、同宗、同族、同甚么的许多同，于是就靠着这个同字，一同升官、一同发财。我们要打破它，甚么办法都无效，只有用法子代替它，就是用第一种关系代替它，当然也代替了第二种关系。可是今日挟着后两种关系的贵人们扶摇直上，几乎把第一种关系排挤到难以存在的地步，这多可怕！这多危险！”
平心而论，这个“CC”和“中统”头子所说的话，“长”则“长”矣，却还不算太“臭”。他以蒋介石的党、政、特务要员的身份和经验，确能抓着些痒处。问题只在于他尽管慷慨而言，大有“痛心疾首”之态，但若是查一下陈家兄弟和蒋介石的关系，在那个“性”字上面，虽不如孔、宋的亲密，又何尝逃得出“美其名曰亲友”的一关？其次，如果陈立夫以至于潘公展之流的“CC”头子，果真是只重“政治关系”而不重“经济关系”，他们那许多财产，究竟从何而来？他们又凭什么能在美国过其寓公生活？陈立夫这个“唯生主义”的“理论家”又何以维其“生”？所以，无论是蒋介石这样的“帝王”，或陈立夫这样的“将相”，虽有大小之分，但在实质上都是一丘之貉。
当时，陈立夫还说：“我们的政治关系，要不同于外国那种纯粹办事的文制度，要把组织力量发展散布到任何一项事务工作里去，就是邮局、电报局和银行等等，也应该在内。只有这样的人事关系才可靠。”这几句话，倒颇能表达“中统”的目的，这个作为蒋介石鹰犬的特务机关，就是要把鹰爪和触须伸到任何地方、任何机关，一面加强其反共反人民的工作，一面也企图从强固蒋介石的统治基础上，强固其小集团的政治地位，并借此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尽管陈立夫口头上不满于“亲友关系”，但在“中统”的首要人物中，徐恩曾就是他的表亲，叶秀峰就是他的同学。可见他与他的主要部属，就离不开“性”宇和“同”字的关系。
“中统”主要分子的来源，简言之，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蒋介石浙江官僚系统中的嫡系。徐恩曾、叶秀峰。张道藩（参加“中统”
的一部分重要工作）、朱家骅（曾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地位兼“中统”局长数年），就是这样的人，虽然他们有些不是浙江人，但属于这一官僚系统。
（二）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后收买的叛徒，“中统”所使用的叛徒在数量上不比“军统”少，在使用的分量上还比“军统”重。如红九军的叛徒何畏（后改名何云），红二十六军叛徒杜衡和陈建中等，都属于这一类。（陈后是台湾蒋经国手下的特务头目之一）
（三）国民党中央党校（后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又再改为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经陈果夫、陈立夫选送到“中统”去的。其中被提拔到组长、处长级的如谢永存和跟在陈立夫身边的温麟等人。
（四）由中央军校毕业生中吸收的分子。如王思诚、张志鹏、齐耀荣等都是。
（五）通过“CC”组织，在各大学毕业生中选用的，如项本善、张兆翔、牛传钦等。
（六）从反动帮会流氓集团中物色的，如陈庆斋、庆深庵（即庆玄）等，以及由国家主义派、改组派“行动”特务转入“中统”的。
（七）由“中统”自办的训练班培训出来的，如青干班。江北训练班、海外班、侨训班等毕业生，在分配工作时有些就人了“中统”。
（八）由私人介绍，经试用合格，成为正式特务的，如童世纲、胡祥林（朱家华介绍）、邓纫（刘建绪介绍）等。
现在就这些主要特务，个别地谈谈。
“中统”的大头目徐恩曾，交通大学（即原南洋大学）毕业，后来留学美国，学过电机工程，所以他除了以党官的姿态出现之外，还以工程师的姿态出现，抗战期间的“中国工程师学会”，他还是负责人之一。他平时也阅览英美出版的科技书刊，自己也常常开汽车，还夸说自己开长途汽车比一般司机开得好，并且会修理。所以不知内幕的人，还会以为他果真是个工程师，却不知道他是特务头子。
徐恩曾家里本来有老婆，但是在抗战前，便与留俄学生中的女叛徒费侠（湖北黄破人）关系很密切。后来由徐恩曾的爪牙替他把条件讲好，他就抛弃了前妻，和费侠同居。通过费侠，徐恩曾又拉了留俄学生中的西门宗华和托派的叶青之流，为蒋介石政权效犬马之劳，叶青还自吹是“理论家”，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
徐恩曾不善于说话，笔下也极为迟钝，字也写得很差，连一个签字，也只有熟悉他笔迹的人才知道是他，否则绝对认不出是徐恩曾三个字。记得有一次，在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什么刊物上，刊了他的一篇文章，印出来的作者名字，竟变成“徐思予”，其书法之“精彩”可以想见。从此他也将错就错，凡是公开发表东西，就用“徐思予”作笔名。许多人看了这个名字，还不知道就是“中统”的特务头子。
“中统”也和“军统”一样，对下行文下令，只用代名。抗战初期，“中统”
局本部用“程恭”为代名，后来又改为“盛励”。“程恭”与“成功”谐音，“盛励”亦即是“胜利”。这些代名都由徐恩曾用毛笔写好，刻成签章，在文件上盖用。
徐恩曾不像戴笠那样，经常要把自己打扮得威凌一切，而是有意装出一种儒雅书生的气派，以示斯文。他对人低声说话，而且常常满面笑容很少发脾气骂人，甚至重话都不大讲，在行动举止上也很少张牙舞爪的样子。因此可以说，从表面到骨子里，都是一个极“阴”的人，他对付人，也爱用阴狠的手段，使你事前不易发觉。记得有一次，他把邹韬奋找去谈话，座中除他们二人外，还有一个潘公展（“CC”
高级分子，当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徐恩曾和邹韬奋是交通大学的老同学，本来就是认识的，因此他用上海语音很重的普通话对邹韬奋说：“老旁友（老朋友）！你有你的政治见解，我完全同情你的苦闷，在这个年头，谁满意现状哩？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我只希望你帮个小忙，你可以做到，就是希望你不要替共产党说话。这个要求总不算过分吧？”，你看，既说“希望”，又请“帮忙”，最后还来个“要求”一个特务头子这样地对待一个进步文化人，岂不“客气”之至？
当时邹韬奋以锐利的眼光透过深度近高眼镜望着徐恩曾，坚决爽利地回道：“办不到！我不是共产党但我愿意投共产党的票，愿意说赞成他们的话，照法律应该有这个自由。我今天承你和潘部长在这里约见我，我没有别的希望，也只希望你们帮点小忙，做到或做不到在你们，我希望你们允许我有这个自由。”他以希望对希望，回了徐潘两人一枪。
徐恩曾知道无法使邹屈服，不待潘公展插嘴，马上装出一副笑嘻嘻的样子说：“我一定拥护你有自由，不骂国民党的自由，好不好？老旁友（老朋友）！在此地吃吃便饭吧，快中午了。”
邹韬奋并没有领这个情，立即起身告辞。待邹韬奋走后，徐恩曾即对潘公展说：“这种书呆子不要正面打击他，你们只公开敷衍他好了，等我来收拾他！”这种面较心毒、笑里藏刀的手段，就是徐恩曾的特色之一。
徐恩曾对于叛徒，在表面上也总是以“客气”相待。比方何畏叛离出来时，徐即把他安顿在“中统”局本部顶里面饭厅后边的房子里，除生活日用一切供应之外，还把何畏的妻儿一起接来与何畏同住。徐恩曾本人还不时到何处看看，问长问短，装作关心。但与此同时，徐恩曾又关照杨为（也是一个叛徒）同何接近，谈理论，研究问题，表面上也一点不防备他们，但暗地里又叫第二组组长王思诚派人专门注意何畏。杨为的言动，并要每天用书面向局长室报告。他对何畏的暗中监视，足足持续了两年之久。这种手段，当然也不止对何畏一个用过。
徐恩曾这个“中统”头目，也喜欢人称他为“先生”，因此特务们当面都不称他为局长，而只是“徐先生”长，“徐先生”短。说也奇怪，自从有了“蒋先生”之后，跟着又有“胡先生”、“戴先生”、“徐先生”……，这可能是一种由自卑和自尊心理杂交而生的心理。
徐恩曾为人鄙吝，爱钱如命。他垮台以前，在据称属于“中统”这个“组织”
的许多企业中，曾耍过各色各样的滑头。在不少民营工厂及汽车轮船运输公司中，也有他的干股。就为财利问题，再加上和“军统”之间的明争暗斗，发展到最后，终于弄出了中印缅国境交通线上的走私案件，被戴笠抓到把柄，向蒋介石告了一状，以致垮台。垮台之后，他索性大搞生意，曾做过贸易和运输生意，也办过农场，搞过打捞公司，在生财之道上，真是无所不为。
在徐恩曾时代，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局长室的主任秘书孟九，他是徐恩曾的主要帮凶。孟九在“中统”始终搞内勤工作，老是坐在办公室批阅文件或同内部各头目接谈，很少对外活动。在孟九调出去之后，接替他的是朱家华系人物刘次肖，他是一个山东籍的老幕僚，在抗战中期已接近60岁。虽然其时“中统”是由朱家晔以中央党部秘书长而兼当局长，但它毕竟是“CC”所创的“事业”，所以朱系人物很少实权。
第一组的组长，先是梁辅承，后是张国栋。梁辅承原来是改组派分子，在抗战初期至抗战中期，都很得徐恩曾的赏识，一时成为“中统”的红人。因为他不是“调查科”出身，也不是“CC”班底人物，而是半途参加的，所以被“中统”的老特务视为外人，而梁辅承本人却处处自以为是徐恩曾的亲信，因此相互之间，矛盾日深，后来终被排挤出去了，而由张国栋接替。
张国栋是广西人，曾留学日本，原系第一组第二科科长。此人个子矮小，行动神态也像个日本人，连他老婆也像个日本人（一说是台湾人），他们夫妇谈话时也用日语。这个“中统”高级特务，对徐恩曾则绝对服从，做反动工作则拼命卖力，因此“中统”站得既稳且久。徐恩曾垮台之后，“CC”中枢还调他到内政部当司长。
第一组的主要头目还有项本善，安徽人，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在校时已是“CC”分子。这个特务平时不多讲话，开会研究问题时，则说得出一套对特务有用的办法来。所以也成为徐恩曾最亲信分子之一，地位仅次于张国栋。他主管“中统”全国情报系统达5年之久。到1940年夏天，主动辞去，徐恩曾一再留他，他也不愿再留，最后终于闹翻。
项之离开“中统”，是被陈诚挖走的。因其时陈诚把三青团中央团部抓到手，一心想建立自己的全套体系，也准备搞一个“调查处”，弄出一套特务组织来，他急于凑一个班底，就由项的同班同学郭骥（又名郭外川）把项接了过去。其时陈诚是战区司令长官，常住湖北，有一次项坐汽车去看陈诚，在途中翻车毙命。
在第一组搞情报的主要特务，除了张、项之外，还有广东人陈积中，是项的助手。在第一组主持资料工作的，则是女特务陈文昭，她是一个叛徒。第一组全部资料编目和增删工作，都归她布置。
第二组组长王思诚，是四Jll江津人，黄埔军校出身，与消孟九同时参加中央党部“调查科”是“中统”老特务之一。他所主持的第二组，与第一组都是“中统”
的重要部分，其罪恶活动，与张国栋、淄孟九等相较，毫不“减色”。
第三组组长先是高春，后是谢永存。高春在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由“CC”送往意大利留学，学过法西斯特务工作的一套，被认为是“中统”的“少壮派”分子之一。。他和项本善一样，都被徐恩曾视为后起之“秀”。
就认为后起之“秀”的高春，和项本善一样，后来也不安于“中统”，通过陈果夫的关系，‘调到“CC”别的范围去了。高春走了之后，由谢永存接充第三组组长。谢永存是国民党中央学校毕业生，存徐恩曾“第一处”处长的时代，已在该处的训练科（科长王立亭）工作。谢永存在第三组所搞的，主要是特务训练和外围组织的工作，附带也搞“经济调查”，范围相当宽。
由第三组经济科扩充而成的经济调查处，处长是李超英。此人籍贯浙江，曾留学英国，属朱家骅系统。
交通处的处长，一直是由满脸横肉的徐白光担任，他是广东梅县人，和孟九、王思诚一样，在“中统”的职级，仅次于徐恩曾。交通处主管“中统”全国性的特务很多，尤其是外围和雇用的爪牙更多。“中统”的交通组织，利用反动帮会、盗贼集团、码头地痞、封建把头、汉奸流氓等等，建立所谓“黑线交通”，只求达到目的，不问是否犯罪。这个交通处，又和坐守在蒋政府交通部的“中统”大特务季源博密切联系着，以公开的交通配合秘密的交通，交通部的西南公路系统和铁路系统的黄色工会，大部分均由季源博掌握。
与各组、处平行的部门，有一个研究室，负责的是江苏人杨为。杨为在“中统”
的本职是专员，并兼研究室主任。他是曾在莫斯科留学的叛徒，被徐恩曾看作“精通”马列主义的“专家”，并认为他对共产党的组织有“研究”。
人事科的负责人是翼某，江苏人。这个科只管有关人事的登记、册卷档案和证件收发等事务性工作。至于人事权，则属于局长室。“纪律制裁”权也在局长室，遇有特种“违纪”案件，也由局长室临时指定专人负责审理。
3．军统起源
“复兴社”成立之时，蒋介石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看：“驱除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以这“十六字真言”作为宗旨。后来，蒋介石召集复兴社人员开会，又拿出一张字条来，写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
十二个字。
1937年上半年，蒋介石把他的大小特务组织拢集起来，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陈体分任正副局长。该局分三个处，第一处处长是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是戴笠，第三处处长是丁默屯，后来又换了金斌。三个处之上有一个局本部。当时，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非国。第一处在城南瞻园路，第二处在鸡鹅巷，第三处在山西路。第三处没有搞多久，后来就改为特检处了。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又把第一处和第二处的特务分开，分别成立“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就是“中统”和“军统”的由来。蒋介石指定：“中统”方面，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为局长，而以原任和第一处处长徐恩曾为副局长。“军统”局局长，则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而原任第二处处长戴笠为副局长。实际上，这两个局都由副局长抓实权，所以徐恩曾、戴笠两人，就成了这两个特务机关的头子。
早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蒋介石的特务活动，事实上已经存在，只是没有正式的大规模的组织罢了。在那时期，陈立夫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已招揽了一些流氓和革命叛徒，进行着破坏活动。后来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正式成立了一个调查科，其班底也就是陈立夫原有的人马。另一方面，在1931年期间，蒋介石在他的“南昌剿匪总部”中，又成立了谍报科，科长是邓文仪。“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就是“中统”的一部分家底。因为原来邓文仪手下的那批角色，蒋介石后来也指令拨与戴笠了。
提起蒋介石的暗杀组织，首先想到的是“蓝衣社”，亦即“复兴社”；而近代的特务组织，本来是伴随着法西俾政治而来的产物，“复兴社”又是蒋介石的第一个法西斯组织。
所谓“蓝衣社”，“十三太保”，都是从“复兴社”这个组织而来。当时，在该社组织中，有一个特务处，负责人也就是后来“军统”的头子戴笠，而戴笠所搞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也就是在“复兴社”时期举办的。
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一味坚持不抵抗的卖国政策，而国内的广大人民，则因外侮愈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的热潮。特别是工、农、学生中的爱国分子，在进步力量推动下，更加积极。国民党的省市党部，一再为要求抗日的群众所包围。这种情势，使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捷外”消极，“安内”积极的蒋介石大为震惊。同年10月底到11月初，爱国学生涌到南京去，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抗战。最初，蒋介石还想利用蔡元培那块招牌，出去应付一下，但不济事。结果连蒋介石本人，也被请愿的学生包围在他的国民政府内，不能脱身，迫得没有办法了，只好亲自出去对学生讲话。他情急计生，乃装腔作势地说要抗日，并说可以马上发枪给学生，要学生去受军训。接着又把南京孝陵卫马牧集的营房腾出来，给学生作集训之用，叫学生到那里去报到。这样一来，总算对付过去了。但是这种做法，只不过是蒋介石的权宜欺骗之计，并非出自真心。
蒋介石有一个特点，就是碰到某些严重问题时，往往不直接命令他的唆罗照他的意思去办，却用冷酷的骂人方式，逼使对方去揣度他的心思，再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因此，就在群众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一次以骂人始亦以骂人终的集会就在南京举行了。
那是1931年11月初的事，蒋介石约了贺衷寒、康泽、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戴笠等10多人，全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还有邓文仪，因为那时邓文仪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蒋介石开会时，都由他记录，也是参加者之一。开会时，首先由蒋介石讲话。他装出很难过的样子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压迫我们，共产党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他这样叹息了一番之后，接着就叹中夹骂，骂中夹叹地道：“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看着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
蒋介石讲完了，并没有叫到会者发言。被骂的人也默然相对，不知说些什么好。蒋介石的独脚戏唱罢，会也就没头没脑地散了。不过听“训”的人都明白蒋介石的脾性，他这样把人一骂，就等于留下一条题目，叫你去作文章。问题只在于如何揣摸题意，以及如何交卷罢了。
接着第二天，贺衷寒就把那些“不中用的学生”约到家里去谈。十多个人七嘴八舌，谈来谈去，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认老头子”（蒋介石）对时局感到很困难，大家要能体会他意思。但是究竟应该怎样体会？又应该采取些什么行动？说来说去，一时也弄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来。
过了几天，蒋介石又再召集那些人去开会，怪得很，又是蒋介石一个人开腔，他照样的叹息，照样的骂，几乎可以说，既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减少什么。而且。照样的是有“会”而无“议”，蒋介石的话讲完，会也就散了。
挨了蒋介石第二次的骂之后，贺衷寒又把那些人约到他家里去再谈，这次才谈出了一点头绪。所谓头绪，就是众人都认为“要组织起来”。但是怎么个组织法，还是没有具体决定。
三四天之后，蒋介石又叫那些人去开会了。又是他一个人先讲话，又是他做他自己的留声机，只是说到“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时，特别加重了骂的语气。
这时贺衷寒站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还是有办法的。”蒋介石听了，大概是因为见到被骂的人已经动情，骂效已著，那些“不中用”的学生，也已经有一点用了，就一面继续骂，一面也顺水推舟地再往下逼：“你们怎样能团结得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要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跟着又说，最好能有个严密的组织。
康泽也站起来讲了几句话。蒋介石说：“你们去研究研究吧。”吩咐了这么一句，便宣布散会。
这次开会之后，贺衷寒又多次地找那些人去商谈，对于用什么名称？用什么政治纲领？用什么组织原则？等等，都是商谈的题目。一直谈到12月初，还没有具体的结果，而蒋介石迫于内外形势，却不得不离开“主席”的宝座，宣布下野了。
在蒋介石下野以后，有一天，曾扩情在南京“浣花菜馆”，请被蒋介石再三驾过的贺衷寒等十多人晚餐，另外还请了甘国勋、潘佑强等人，共开两桌。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又谈“怎样组织起来”的问题。
他们正在边吃边谈的时候，忽然来了个不速之客，那是胡宗南。原来他由西北到奉化去，路过南京，特来出席。在座的人表示欢迎他参加，并请他发言。胡宗南说：“同学们要团结，这问题很急切，老是这样谈，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应该赶快推举几个人负责筹备。”众人同意了他的意见，胡宗南就立即推举贺衷寒、澧梯、滕杰、周复、康泽等五个人负责筹备，众人也无异议。胡宗南说完话，立即告辞。许多人不知道胡宗南与“复兴社”的关系，其实他是蒋介石指定的参加者，胡宗南自己也隐然以“老大哥”自居。戴笠也是由他特别推荐给蒋介石的，所以戴笠后来做了“军统”头子后，虽横行霸道之极，但对胡宗南则勾结甚紧，而且敬他三分，就与这种背景有关。
那些人吃了曾扩情的饭之后，第二天就召开了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由康泽起草纪律条例。在这期间，又陆续增加了一些人，如彭孟缉、杜心如、娄绍恺、赵范生等等，一共30多人。
蒋介石的下野，当然并不是甘心走下政治舞台，不过是迫于不得已。下野之后，他又赶紧和汪精卫勾结，密商买卖条件。结果，商妥由汪精卫出来当行政院长，负责政治；同时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当委员长，负责军事，再把林森抬出来做傀儡，当国民政府主席。这样，表面上责任由大家分担，而实权则由蒋介石掌握。蒋介石的这种做法是为了暂时缩小目标，减少外边的反感，以便于度过风险，到条件更有利的时候，再卷土重来。经过两个月的布置，到1932年2月，蒋介石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又宣布复职，当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来了。
复职以后的蒋介石，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赶快搞成那个骂出来的“组织”，他召集那班“不中用”的学生开会，问他们研究得怎样了。贺衷寒报告了经过，并报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由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当面交了上去，蒋介石都收起来。关于组织名称，贺衷寒主张用“力行社”，康泽主张用“复兴社”；而澧梯自己又另外起草了一份东西，名称叫“救亡社”，单独呈给蒋介石，蒋介石因他不是起草人，又拿来交给贺衷寒、康泽等人参考。不久之后，蒋介石又召集会议，最后决定名称为“中华复兴社”。这就是“复兴社”的起源。
照“中华复兴社”的社章，乃“以蒋中正先生为社长”。最初，凡人社者都须经这位“社长”批准，后来组织扩大，才改为分社也可以批准。人社的“誓词”中，有这样的几句：“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令，保守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制裁。“至于”纪律条例，其中有许多“不得”，如“不得违抗命令”、“不得有小组织”、“不得泄露秘密”。“不得倾陷同志”等等，违犯者最重可处极刑。这都是蒋介石这位“社长”为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各事就绪后，蒋介石又再召集会议。开会时，、蒋介石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样的四句话：“驱除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并问众人：“你们把这四句拿去做纲领好不好？”那些人当然奉命唯谨，怎会说一个“不”字？而且谁也知道组织这个社的目的另有所在，蒋介石拿出来的“十六字真言”，不过是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而己。
到了1932年3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召集所有经他批准参加“复兴社”
的人开成立大会。除上文已提到过的角色之外，还有骆德荣、张元良、任党五、叶维、梁干乔。侯志明、出载龙、李秉中等等，共约40人。
当会议正要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插曲，黄埔第一期的冷欣，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声，突然跑进来参加。刚一进门，被蒋介石看见了，他马上跑下主席台，一把抓住冷欣，便向门外推去，一边推一边说：“这个地方没有你，这个地方没有你。”然后紧闭了大门，再回到主席台上，宣布“复兴社”正式成立，并进行选举。
蒋介石是“真命”社长，自然毋庸选举。此外，选出贺衷寒、酆梯、膝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九人为中央干事，侯志明、赵范生、戴笠三人为候补中央于事。田载龙、萧赞育、李秉中等三人为中央监事，甘国勋为候补中央监事。选举完毕，大会也就“功德圆满”了。
蒋介石的这个组织，其“社长”的权力是“天赋”的。无限的、绝对的。大会的选举和决定，还要经过他批准，才能算数。是故成立大会选举的结果，当天还要再办一番手续，呈报蒋介石批准。一呈一批，“戏”功十足。他并在当选人中，指定贺衷寒、澧梯、滕杰三人为常务干事，并以滕杰为书记。田载龙为常务监察。下设四处：一。组织处，处长周复；二。宣传处，处长康泽；三、训练处，处长桂永清；四、特务处，处长暂时空悬。直到3月下旬，蒋介石在南京陵园别墅再召集当初的十多人开会时，才对那些人说：“特务处长就是戴笠好了，郑介民去做副处长，大家的意见怎么样？”“社长”和“领袖”的话谁敢不同意？只能“奉旨”。戴笠只在黄埔六期读过一阵子骑兵科，连毕业也谈不上。在那群“黄埔老大哥”的心目中，是并不怎样看得起的。特别是郑介民，既是中央干事，反而要他做候补于事戴笠的副手，心中一直不服，但不敢向蒋介石表示。郑介民是广东人：戴笠则是浙江江山人，与蒋介石同属“阿拉”’“眷顾”之不问，即使在黄埔学生中，在那时候就已开始了。特务处在4月1日成立，这成了戴笠“飞黄腾达”的起点。所以后来“军统”成立后，他便定这一天为“家庆”之期。
4月初，蒋介石再召集那些干事和监察开会，又拿出了一张字条来，众人一看，写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
这12个字，才是他组织“复兴社”的真正目的！比起他先前提出的什么“驱除倭寇”、“平均地权”，都要更老实，更鲜明了。
蒋介石把这“12字真言”拿出来之后，又说：“你们就根据这个做宣传。”并吩咐宣传处长康泽负责写个宣传大纲。康泽就根据这两个口号，写了十五六条出来。潘佑强看了，主张加一条“对日宣战”进去。但康泽窥察蒋介石的意思相当时情势，认为蒋介石决不会对日宣战，所以反对加进去。这个问题提到“复兴社”常务干事会去，也争论不休，只好在另一次由蒋介石召集的会上，提出来请他作最后决定。结果，大纲上并没有“对日宣战”这一条。
2月下旬，有一个军校第六期的杨周熙，写了一本书，名叫“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送去给蒋介石审阅，蒋介石把那书交与康泽，并叫康泽去考核杨周熙。康泽把杨周熙找来，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杨周熙倒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运动，是搞法西斯，所以赶快写这本书出来，不然，就会落伍啦！”康泽即将情形向蒋介石呈复，并说杨周熙是投机，意思是说其人不足取。但蒋介石别有用心，结果只把“法西斯化”字样圈掉，而换以“复兴运动”四字。因此，“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就改成了“三民主义复兴运动”，拿去出版了。杨周熙也被批准参加了“复兴社”。可见“法西斯化”和“复兴运动”之间，可以划个等号。杨周熙因为有此“先知先觉”，不但人社，后来蒋介石派人去德、意两国“考察”，杨周熙还被派在潘佑强领队的第二批，让他去“学道求师”。
“蓝衣社”的由来，乃由刘健群而起。当何应钦做“南昌行营”主任时代（1930-1932年），刘任何的机要秘书。他在1932年3月间，由南昌到了南京，住在洪武路，蒋介石又叫康泽去考核他。刘健群很能吹，也很善观风色，有他的一套。所以一谈之下，使康泽觉得很合口胃，康泽把情形报了蒋介石之后，蒋介石即加以“召见”，认为刘健群是“可用之材”。后来就由康泽和桂永清作介绍人，介绍他参加“复兴社”，经蒋介石批准后，在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宣誓人伙。
刘健群人“复兴社”后，蒋介石几次“召见”，刘健群之“廷对”也颇洽“圣心”。有一次，蒋介石甚至对贺衷寒说：“刘健群比陈果夫兄弟要进步5年，比你们要进步10年。”不久之后，蒋介石调贺衷寒去做“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政训处长，就叫刘健群接贺衷寒的原职--“军委会”（总）政训处长。并采纳了刘健群的建议，筹办“军委会政训班”，由刘健群负责。
这个“军委会政训班”，招了大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学生500人，训练期为半年，毕业后分派“军委会”所属各级政训处工作。这是刘健群想建立他自己的系统的一个计划。
那时候，康泽在蒋介石的跟前很得宠，又是黄埔的骨干，而刘健群却不是黄埔出身。蒋介石为了用多头方法控制，所以又规定，刘健群在“政训班”的用人，康泽有同意权。这个班的教务组长是何浩若，训育组长是梁干乔，总队长是阮齐。就在那个时期，刘健群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我对党（国民党）的一点意见》，认为要使国民党起死回生，须挑选一批“优秀”党员组织“蓝衣社”，一律穿蓝色制服，以区别于普通党员；并要限制党员财产云云。对于这本小册子，蒋介石和“复兴社”总社看了后，未加可否，刘健群已拿来印发给学生。后来梁干乔的训育组发现后，报告总社，便加以制止。到了10月，“政训班”训练期满。11月。蒋介石决定成立华北宣传大队，任刘健群为总队长，率队北上，以大队为单位，配属各军师，扩大法西斯宣传。刘健群到北平后，又大量印发他的“著作”。那时候，华北方面已风闻蒋介石有一个法西斯组织，但不知道它是“复兴社”，看了刘健群的小册子，就传说是“蓝衣社”，并认为刘健群就是这个社的头子。刘健群也乐得收宣传之效，不久就愈传愈远、传到湘粤等地去了。这就是“蓝衣社”的由来。
至于所谓“十三太保”，不过是指最初酝酿组织“复兴社”这一群骨干分子，实际上，他们不止13个人，也并不能肯定的指出就是哪13个人。因此，提起这个不详之数来，有人认为是指贺衷寒、潘佑强、桂永清，邓文仪、郑介民、刘健群、梁干乔、萧赞育、葛武家、滕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有人又认为曾扩情、澧梯、周复也在内。但这些都不过是猜测之词，如果说有“十三太保”，不如说是这一群人的总称，较合实际。作过该社书记的，都在上述那批人之中，第一任书记是滕杰（1932年3月到1933年1月），第二任是贺衷寒（1933年1月至1934年8月），贺衷寒就任前有一段时间由萧赞育代理），第三任是澧梯（1934年8月至1935年10月），第四任是刘健群（193年10月至1937年9月，其间1936年8月至1937年9月由郑介民代理），第五任是康泽（193年9月至1938年4月）。前三人都叫“书记”，到刘健群和康泽时，蒋介石却加了一个“长”字，叫做“书记长”。此外，组织、训练、宣传等处的处长，都由所谓“十三太保”那批人先后担任过，只有特务处处长一职，始终是戴笠，未换过人。
4．“CC”与复兴社之争
“复兴社”成立后，不仅在军事方面掌握一部分力量，在文化宣传方面也四处出击。“中国文化学社”成立后，除了有《中国日报》作为机关报之外，还有《我们的路》和《青年旬刊》两个刊物。陈立夫也组织了一个“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蒋介石大量扩充和收编军队的结果，在军队中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他自己的嫡系，即“中央军”；一是收容改编的部队，即“杂牌军”。当时，以数量而言，“中央军”远比“杂牌军”为弱。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对“杂牌军”，一面运用以甲倒乙、以丙制了的手段来操纵驾驭，一面又逐步进行“调整”，以致那些“杂牌军”的首脑，都感到人人自危。他们见到黄埔系军人有同学会的组织，也想搞个组织起来，团结自固。结果就有吕超（四｝门人）等由旧军事学校出身的军人，发起恢复“四校同学会（即北洋时代在北京成立的将、陆军小学、陆军中学、保定等四校）。发起之后，响应者不乏其人，如江西的张岂庸、广东的陈铭枢、湖南的唐生智等，均表同意。一时声势颇盛，大有压倒“黄埔同学会”之概。蒋介石认为如任其组织成功，必为心腹之患，于是就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措施，用“总司令”的名义，以禁止军中有分散团结的组织为理由，下令禁止军队中有同学会、同乡会等组织。并先行下令取消他自己促成并亲自领导的“黄埔同学会”，以迫使“四校同学会”也不得不半途而散。
蒋介石表面上下令取消了“黄埔同学会”以后，随即改头换面，在中央军校内设立一科，专司黄埔学生调查登记事宜，名之日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这个科另立门户于南京明瓦廊三道高井，设中将主任、少将副主任，受校长的直接指挥。蒋介石翻一翻手，又使“黄埔同学会”名亡而实存了。
当南京政权初定，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就以统一军事教育为名，大量发展军事学校，先后设立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空军学校、工兵学校、炮兵学校、骑兵学校、辎重兵学校、海军学校、鱼雷学校、宪兵学校、警官学校等等，各地还设有分校及各种训练班。所有各校校长，均有蒋介石自兼，而另置心腹充教育长，主持校务。这类军事学校一多起来，军校毕业生调查科，也就应付不了。而其时各校派系，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又发生组织同学会的事情了，如杭州空军学校的蒋坚忍，就倡导过组织空军学校同学会。事为蒋介石所悉后，立传蒋坚忍到南京，当面痛加申斥。蒋介石为了加强控制，在“复兴社”分子策划下，即将原有的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扩充为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至此，“黄埔同学会”的实质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扩大了。蒋介石拼命发展军事学校，本来为的是加强自己的武力，保稳自己的江山。但“天子门生”一多，品流复杂起来，派系倾轧增多起来，再加上内外形势也更加激荡起来，于是，如何防备他们思想不稳？如何从内部加以控制？又成为蒋介石面前的新课题。于是，“复兴社”这个组织，就在蒋介石外防异己，内防反侧的需要下，乘时出现。
“复兴社”成立后，蒋介石曾向贺衷寒等指示过吸收社员，发展组织的原则。蒋介石说：吸收黄埔军校的学生，要求的条件可以放宽一些；但加入组织之后，执行纪律要严一些；吸收普通学生，要求的条件要严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纪律要宽一些。紧接着，“复兴社”又决定设立两个外围组织，一为“革命军人同志会”，以潘佑强、易德明、桂永清、杜心如、娄绍恺、彭孟缉等为干事，潘佑强为书记，易德明为助理书记；一为“革命青年同志会”，以康泽、刘诚之、任觉五。赵范生等为干事，以康泽为书记，刘诚之为助理书记。前者以军校学生为发展对象，后者以普通学校学生为发展对象。“复兴社”为了扩大影响，又决定把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训练处拿过来，派潘佑强出任处长。把军事杂志社拿过来，派杜心如去任总干事。把“拔提书店”归到“复兴社”，出版军事书籍及法西斯性质书籍。与此同时，“复兴社”的其它的几个训练班，也办起来了。
在1932年3月间，亦即“复兴社”成立期间，在南京有军校学生270多人，向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登记。萧赞育建议把这班人加以短期训练和考核后，再派工作。经常务干事会通过。转报蒋介石批准，即在军校开办了一个“特别研究班”来训练这批人。这个“研究班”由康泽任主任，萧赞育任副主任，以南京明瓦廊军委会政训处为班址，训练了3个月。主要课程有（一）“复兴社”那一套“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理论。（二）党派的批判，认为别的一切党派都不合救国的需要，只有效忠蒋介石才是“救国之道”。（三）“领袖”训话，由蒋介石亲自出马，每周一次。（四）持约演讲，找一些“名流”来灌输法西斯思想，此外还设有合作社课程，目的是训练一部分人，将来替“复兴社”做财政贸易工作。
这班人训练期满后，有五六个人派到由康泽任社长的《中国日报》去，有20人左右派到“复兴社”各级组织去，有一二十人派到南京附近各军事学校担任政训工作，另有少数人，则派到“复兴社”的财政贸易组织--“厚生消费合作社”去。另外的100多人，全派到“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去做政训工作。在训练期间，戴笠特在班里选了30人，另外开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这也就是戴笠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
特务训练班设在三道高并军校学生调查处内，负责的就是戴笠自己和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
4月间，又有几百名失业的军校学生，到调查处登记。也是由萧赞育建议，成立了一个宪警训练班，地址设在朝天宫，主任为孙常钧。照“复兴社”的预计，这个班的人训练期满后，可伸到各省的宪兵和警察组织里去。此外还有一个训练班，就是由刘健群主持的军委会政训班。
几个研究班和训练班的学员，经过训练，十之八九都成了“复兴社”的成员。而从这几个班子的开设去观察，便可以明白“复兴社”在军、警、宪、特、青年等各方面，都要伸展，都想掌握。
在军事方面，其活动对象首先是陆、海、空军部队。这一部分，以军委会政训处为总机关，它在各级部队和各军事学校、各军事机关都设有政训处，派驻政工人员。凡中级以上的政工人员，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复兴社”分子。他们的主要活动，除了反共工作之外，还负责侦察监视各部队长、各级军官的思想行为。不但对非嫡系部队如此，即对嫡系部队也是如此。蒋介石曾指示“复兴社”，不许吸收带兵官长参加组织，只有如胡宗南、黄杰、桂永清等少数人是例外。此外，还有极少数的团旅长也参加了“复兴社”，那是被派到非嫡系部队中负有特务任务的。蒋介石不许掌握实力的部队长参加“复兴社”，是想使“复兴社”特务对那些部队长起监视作用，互为牵制，以利于他的控驭。
各级部队中的政训处，不仅在各部队内部厉行防制共产党的活动，而且在驻防所在地，假借部队的威力，对当地实行军事管制。他们可以自行制订各种法例付诸实施，而且一律以“军法从事”；当地政府及其警察司法机关，也要听从他们的命令，各军事学校政训处的主要对象则是学生，以侦察和监视学生的思想行动为中心工作。凡是被认为思想不稳或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即由政训处通过学校予以禁闭，开除处分，交军法机关转送陆军监狱。
政训系统的首要头子，以贺衷寒居首位，曾扩情、刘咏尧、袁守谦、邓文仪、蒋坚忍等，都属于这个方面。“复兴社”就是通过他们，去掌握指挥这一方面的特务活动的，在人事行政上，则由他们自行管理各自的范围，“复兴社”组织很少过问，只通过他们的活动去贯彻其总目的和基本要求。
除了政训系统以外，“复兴社”还控制着一个军队党务系统。这个系统，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最初是科）为总机关，以陆、海、空军和各军事机关、军事学校为活动对象。各单位的书记长以下人员，均由军队党务处统一调派。这个处由“复兴社”骨干黄仲翔掌握，并不听命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而是受“复兴社”
组织指挥的。
“复兴社”在军事方面的另一个活动，是普遍实行军事组织和训练，希望将青壮年都置于军事控制之下。当时，其第一步工作，是以厉行高中以上学生军训为主。这个工作的组织系统，以设于训练总监部之下的“国民军事教育处”为总机关，各省市则设“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在各县市及中等以上学校都派有军训教官。这些军训教官大多数是“复兴社”分子。“复兴社”的控制，还伸展到童子军组织里去，他们以“中国童子军总会”为总机关，会长是戴季陶，但负责实际责任的主任秘书刘咏尧，是“复兴社”的高级分子。
1933年冬到1935年之间，“复兴社”组织发展得很大，于是又成立了两个外围组织，一个叫做“忠勇救国会”，专门吸收帮会分子为骨干，向下层社会发展。土豪恶棍、流氓地痞的恶势力，即以这个“忠勇救国会”为中心。另一个叫做“中国文化学会”，以大学校长、教授以至于一般文化人为吸收对象。有些地方还组织过所谓“文化前卫队”这类组织。
1934年，“浙江分会”成立后，跟着就组织了一个所谓“文化前卫队”。该队在杭州举行宣誓典礼那天，还请了总会和上海分会派萧作霖（黄埔六期的“复兴社”
分于去监誓。）萧作霖即带来了一把剑和一把刀前去，授赠与“前卫队”，象征铁和血的“文化前卫队”精神。宣誓典礼在一个广场举行。所谓“文化前卫队”的队员，共有三四百人，绝大部分是浙江大学、之江大学、中央航空学校、浙江警官学校的学生。这些人排成一个营横队站着，由队长赵文龙（浙江警官学校教育长）站在营横队前方正中的营长位置。典礼开始时，首先举行宣誓，全体肃立，由赵文龙带领，举起右手宣读誓词，他念一句，全队跟着念一句。宣誓完毕，即由“中国文化学会浙江分会”常务干事蒋坚忍（中央航空学校政训处长）代表分会授旗。队长赵文龙按照军队仪节，正步走到主席台前受旗，然后正步回原位置，将旗转给跑步前来的护旗兵，护旗兵又照样正步走回排头举旗肃立。接着举行阅兵，然后由萧作霖授剑和赠刀，宣誓典礼才告完成。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于1933年12月，总会设于南昌。他们成立这个“学会”，是想把上层知识分子都拉过来，展开一个什么“全面性的文化运动”。发起搞这个“学会”的，是邓文仪、贺衷寒、萧作霖、吴寿彭等人。
“复兴社”的报刊很多，除了有《中国日报》作为机关报之外，还有《我们的路》和《青年旬刊》。后面那两个刊物，后来又合并起来，改名为《中国革命》周刊，成为“复兴社”的指导性的机关刊物。在这个周刊上，陆续发表了不少像“民族主义的复兴与独裁政治”、“论统制经济”、“意国法西斯党组织之概况”、“德国国社党组织之概况”、“希特勒思想之根源”、“法西斯主义下之世界”、“武士道之史的研究”这一类的文章，只要看看题目，谁都会明白，“复兴社”是欲集德、意、日法西斯精髓之大成，以移植到蒋介石的中国来。
在《中国革命》周刊于南京创办的同时，贺衷寒又从军委会政训处拨出钱来，在上海创办了一个《前途》月刊，由刘炳黎主编，互相呼应。这个刊物，在初期有意稍为隐蔽，后来就大登特登宣传法西俾主义的文章，如“法西斯蒂的国家--协团的国”、“法西斯主义经济原理”、“法西斯主义之国家改造论”、“法西斯蒂下之劳动业余训练”、“法西斯蒂的军事组织与军事训练”等等，从思想、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疯狂地宣传法西斯主义。
属于“复兴社”系统的报刊，还有由余洒度主办、在北平发行的《北方日报》，由贺衷寒主办，初在南昌后迁汉口的《扫荡报》，由黄雍在福州主办的《南方日报》。由刘健群主办、张佛千主编的《老实话》周刊（在北平发行），由蒋坚忍主办，在杭州发行的《人民周报》，由萧作霖主办，在南昌发行的《青年与战争》周刊。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由“复兴社”分子参加合办的、担任编辑的，或由“复兴社”地方掌握运用的报刊，连同《黄埔月刊》等在内，估计在100种以上。“中国文化学会”
还设立了一个“内外通讯社”，由吴寿彭主持，专门编评合于“复兴社”需要的专文专论。由上所述，可知当时“复兴社”的黑爪，几乎无处不伸展到。由于声势太凶，因此在蒋介石政权内部，又与“CC”和政学系发生了暗争明斗。
“CC”本来是蒋介石法西斯总体中的一个系统。蒋介石初期划给它的活动范围，是党务和文化教育方面。但黄埔系一向认为蒋介石的天下就是黄埔系的天下，而“复兴社”又认为自己就是黄埔系的代表。所以在他们眼中，视“CC”为“螟炩子”，视政学系为“师爷”或“管家”。但他们认为政学系只是雇佣性质的一批人，威胁性不大。“CC”则是要争“嫡子”地位的，非坚决排斥不可。但蒋介石的打算，本来是要分而控之，以便羁勒，所以当初对于黄埔系的使用，主要是限于军事方面，凡是政权机关的重要职位，一既不与。在各省市，亦只把保安处、警务处分给黄埔系。不过“复兴社”并不以此为满足。而且既然在文化教育方面吸收了不少人，就要为他们谋求出路，是故在文化教育机关方面，也极力扩充阵地，乃不断与“CC”发生摩擦。
“CC”看到“复兴社”伸展到自己的地盘里来，亦拼死抵抗。当“复兴社”的“中国文化学会”在南昌成立后，陈立夫也赶紧组织了一个“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来加以抵制。当“复兴社”派萧作霖到上海筹设“中国文化学会上海分会”时间
（1934年），陈立夫也赶到上海去主持“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人会议。双方争地争人，短兵相接，剧烈异常。结果，弄到要由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出面，约集双方谈判息争。在其他各省市，也有类似情况发生。直到1934年6、7月间，邓文仪被蒋介石撤除一切职务时，陈立夫乘机告状，蒋介石才下令解散“中国文化学会”。
5．组建“三青团”
蒋介石要组建一个“大组织”，为组织名称问题，陈立夫说：“党里面有几个人的意见以为应加上中国国民党这几个字，如果用三民主义青年团，就是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说：“有你这个中国国民党的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就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用我的名义来号召好！”康泽问蒋介石：“是不是可以召集一次复兴社大会，传达解散复兴社的指示？”蒋介石说：“可以。
经过“西安事变”，蒋介石迫于内外情势，不得不勉强承诺了抗日，但与此同时，则极力设法巩固其反动基础，故对于康泽，极为重用。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之间，康泽除了担任别动队总队长之外，还担任着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及西北训练班主任、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主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等职，实际还担任着李香权及公秉藩师（第三十四师）及张荫梧的河北军等部队的指挥。后来，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日趋激烈；“复兴社”内部，有些人也对康泽眼红；康泽本人的趾高气扬，也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在这种种复杂错综的原因下，康泽的许多职权，又逐渐为蒋介石所削除。
在这些倾轧中，首先是“CC”认为中央政治学校是他们的势力范围，“政校”
特训班不能容许“复兴社”的康泽染指，乃策动郝鹏举反对康泽接收。后来陈诚又要抓这一部分力量，终将该班并人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改称留日学生归国训练班。其时，戴笠也企图把别动队拿过来，使本身势力增大，先则向蒋介石保存黄珍吾为该队副总队长，后来且以康泽兼职太多为理由，使黄为代理总队长，代替了康泽的职务。但康泽不肯罢体，终于又回任了一个时期，才以其亲信刘伯龙升充，并以马维骥为副总队长兼支队长。到此，这场争夺才算告一段落。至于中央军校特训班主任一职，在1936年至1937年春夏间，也曾一度为原来搞国民军训的潘佑强抢了过去，不久又被康泽拿了回来。康、潘、戴、桂等人，均同为“复兴社”所谓“十三太保”分子，他们彼此之间也争来夺去，就可见其权利之争的激烈化了。
中央军校特训本是别动队的胚胎，也是康泽的资本。计自星子县设班时起，到抗战发生后先迁湖北江陵，后迁四川合川，直到1946年合并于中央训练团为止，前后历时13年，成为蒋介石培养反动政工人员、军事工作人员及职业特务的摇篮，也是康泽特务系统的干部产生地。至于原在康泽手下的军校西北训练班还没有办到一期，便为胡宗南的“战干四团”和“七分校”所代替。到了1938年春夏之间，康泽和陈诚之间关系恶化，其政治部第二厅厅长的职位，又为“复兴社”另一骨干分子杜心如代充。再后来，康泽连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的位置也不得不交出去，剩下的只有三青团组织处处长及军校特训班主任、内政部青年训导团主任等数职了。
禁烟督察处，本是蒋介石以禁烟之名，行敛财之实的机构，这项毒害人民的收人，和农民银行的收入一样，都不归“国库”支配，而专作蒋介石个人的所谓“特支费”。这类黑路上的工作，自非由特务心腹去抓不可，故蒋介石当时任康泽为缉私主任后，并将原来的巡缉团改编为别动队缉私支队。到抗战发生之后，康泽又想浑水摸鱼，另谋扩充，和刘伯龙、马维骥等人，积极图谋向军事方面发展，想把别动队改为禁卫军。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抗战发生后，国共又合作了，尽管蒋介石心中另有一套，但像别动队这样的东西，人人都知道它是反共的特务武装，康泽他们也感到已经不大适合环境，非换个新面具不可，如果能够改编为警卫军，既可保存和扩大实力，对外又可以讲话的理由，如此改名换姓，名亡实存，岂不是妙？此外，还有一个内部的原因：当抗战开始后不久，亦即1937年9月中旬，蒋介石就在南京陵园别墅召集陈立夫、刘健群和康泽三人开过会，商量过如何在表面上取消秘密小组织的问题。蒋介石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指CC）。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方面）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你们去把这个问题研究一下。”在此种背景之下，康泽自然也会意识到别动队的取消，为了保存实力，也要想个改头换面之计。警卫军之拟议，就在这种种背景之下提出来了。
当时，康泽曾以增强战斗力为理由，先把各大队的两个队员中队改为步兵营，作正规部队组织。为了达成目的，并走何应钦的门路，博得他的支持。何应钦当时是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掌有大权，康泽以为如此一来，扩军之计不难成事。岂料陈诚在蒋介石面前极力反对，而陈诚其时又极得蒋介石的宠信，以致康泽的警卫军之梦，卒未实现。
到了1938年底至1939年间，该队终于正式改编，但不是改编为警卫军，而是大部分改编为新编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师，由刘伯龙、马维骥分任师长。一部分则编人军法执行总监部执法总队（总队长为毛嘉谋），一部分则编人以曾晴初、肖树经为处长的军政部两个补充兵训练处去了。其实，康泽又保荐其大将王元晖出任四川省保安处处长，也带了一部分人前去。
新编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师成立后，一直躲在后方。二十九师曾任重庆卫戍部队，到1941年间，才开赴滇缅边境腊戍一带布防，但日寇长驱直进，一直追到怒江边上。他们不但弃甲拽兵，还到处散布失败情绪，弄得人心惶惶。蒋介石为了应付舆论，只好将马维骥撤职查办，让他在军法执行总监部坐了短期间的优待室了事。
别动队结束之后，另有一部人员即随康泽到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一部分则进了内政部青年训练团，该团由康泽任总团主任，汤如炎任副主任。总团设重庆市郊五云山，另有华北分团，由吴又翱任主任。此外，康泽又利用军委会军令部向八路军新四军派联络参谋的名义，把一些骨干派出，专搞情报，由康泽的机要室主任袁永馥掌握，再行上转。因此，别动队表面上是结束了，别动队的特务活动则继续存在，这正如“复兴社”表面上解散了之后，“复兴社”的活动依然存在一样。
在蒋介石召集了陈诚、刘健群、康泽三人谈过之后，第二天晚上，又由陈立夫约集了张道藩、余井塘、萧挣、徐恩曾。周佛海（以上属CC）、贺衷寒、澧梯、萧赞育、康泽（以上属复社）晚餐，晚餐之后，即就蒋介石前一天提出的问题交换意见。一时得不出具体的意见。大家七嘴八舌，那时期，蒋介石每三天或至多一周，都要陈诚、刘健群、康泽三人开一次会，所以过了没几天，他又找他们去，又提与“要来一个大组织”的问题来。谈到“大组织”名称时，刘健群和康泽都主张用“三民主义青年团”。陈立夫说：“党里面有几个人的意见认为应加上中国国民党这几个字。如果用三民主义青年团，就是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人家说：“蒋家天下陈家党”，陈立夫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他那个“党”字，只要加上这顶“党”的帽子，自然那个“团”就归于他的“党”之下了。
可是蒋介石却比他更“精明”些，几乎不等陈立夫说完就插言道：“有你这个中国国民党的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就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用我的名义来号召好！”他认为“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价值，比“中国国民党”要高些。
不用问，无论为“公”还是私，康泽和刘健群都立刻附和蒋介石的意见。陈立夫见势如此，便不再说什么了。
跟着不久，“四人会议”又一次召开，谈了些组织方面的事情后，康泽便对蒋介石说，“委员长前次说的那段话，我们可不可以使汪先生那边的人知道？”所谓“前次谈的话”指的是蒋介石9月中旬要另搞“大组织”的话；所谓“汪先生那边的人”，乃指“改组派”的人。
蒋介石说：“可以。”
康泽便接着说：“如果可以，我准备找谷正纲去谈，把这个意思告诉他，请他转达给江先生。”康泽在与“改组派”诸人交谊上，与谷家兄弟较密，而谷正纲又是“改组派”的组织部长，因有此话。
到了10月，蒋介石又召集那三个人在陵园别墅开会。开会时，陈立夫说：“我们中国是农业国，不比欧美工业国，今天我们的教育制度是照工业国的办法，对我国是不合用的……”这套教育理论，陈立夫本来早就在蒋介石面前谈过，不知如何又雅兴大发，滔滔而来。
蒋介石感到不耐烦，忽然说道：“你这套又在这里讲！”先打断了陈立夫的话，然后又把话题转到“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事情上去。但这时战事已经很吃紧，国民政府的人员，已分别向武汉和重庆撤退，蒋介石也准备由陵园别墅迁入南京城里去，三青团的事也暂搁下来。
到了1938年1月，蒋介石又在湖北政府内的“官邸”召开会议，出席者有陈立夫、陈诚、张厉生、张道藩、朱家骅、周佛海和康泽。
陈立夫在会上报告说“民社党和青年党的人，我已经和他们谈过了，他们都表示得很好。说他们没什么意思，只看共产党怎么表示。”
蒋介石说：“国民党的名称也可以改。”此语一出，座中有些人摸不着头脑，不觉愕然。原来在一个多月以来，陈立夫又有了另一个念头，经蒋介石同意，想利用抗战时机，以“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为名，把各党各派都合并过来，搞其“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把戏。他企图借这个手段，在国民党内消灭其他派系，加强原来就在他兄弟手里的“党”权；对外侧则达到消灭各党派，特别是共产党的目的。因此，在这段时期，蒋介石正在等候陈立夫这一副“新药”是否见效，对三青团的事就按下不提了。
到了2月下旬，青年党的曾传、民主党的张君励，先后发出通电，说他们的主义与三民主义并无二致，决定拥护“国策”。在他们而言，只要蒋介石愿意分一杯羹，自可敬从尊意。但共产党哪会上蒋介石的当？是以弄到后来，蒋介石因“醉翁之意”无法遂行，到3月初，三青团的筹委名单就发下去了。
3月下旬，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选了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并通过了党章修正案，取消预备党员制，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复兴社”分子贺衷寒、胡宗南、桂永清、康泽、陈良等人，都做了中央干事会的干事。最重要的组织处处长，蒋介石最初的名单开了康泽；因陈立夫反对，蒋介石又换了胡宗南来挂名，仍然叫康泽做代理处长，掌握实权。
三青团成立前夕，康泽曾向蒋介石提出过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可以召集一次复兴社大会，传达解散复兴社的指示？”蒋介石回道：“可以”。第二个问题是：“是不是可以把复兴社的精神移植到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十分肯定地说：“当然这样做。”第三个问题是：“各地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时候，各地的复兴社同志是不是可以根据他们的志愿率先人团？”蒋介石也肯定地说：“当然这样做。”后来康泽又对蒋介石说：“凡是一个组织，必须有个核心，才能够团结得坚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也不能例外，请考虑一下，确定一个核心。”
蒋介石说：“当然复兴社是核心。”可见：“复兴社”表面说是解散了，实际上并没有解散。不但三青团中央主要是“复兴社”的人在掌握实权，各省市三青团支部的负责人，也绝大部分就由“复兴社”在各省市分社的人担任。总之，“复兴社”
这个不公开的组织的骨干，都变成了公开的组织--三青团的骨干。
6．风高月黑
在陈果夫与陈立夫主持下，成立了两个小组织：一个为“青天白日团”，一个为“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两个组织都拥戴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在领袖之下设干事长，陈果夫为干事长，陈立夫为副干事长。陈立夫说：“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
1931，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整个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3000万同胞惨遭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但国民党政府在日寇大举进攻面前却一再退让。
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抵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
由于民族危机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动摇、分化和分裂。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在九一八之前，就已在广东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实行武力对峙，他们更利用全国的民气，极力逼蒋下野。在全国抗日运动的怒涛冲击下，也在国民党内部反蒋派别的咄咄进逼下，蒋介石考虑到自己的不利形势，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实行下野。12月15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常会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职务。但实际上，蒋介石仍躲在浙江奉化幕后操纵政局。军阀政变相互争斗，国民党统治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蒋介石为此伤透脑筋，经过再三斟酌，于1933年元旦通知陈果夫、陈立夫等人迅速前来，有紧急事情商谈。二陈惴惴不安地急奔蒋介石的官邸，见蒋介石铁青着脸，一言不发，端坐上首沙发上，在座的还有张厉生、余井塘、张道藩、叶秀峰、刘健群、戴笠等人，都肃然危坐，默无声息。一看这个气势，兄弟俩便知道今天的召见非同寻常。
蒋介石见人数到齐后，便开始讲话。他先谈当时国内形势，越谈越激动，先是训斥众人，到后来便气势汹汹地谩骂起来，骂特务组织无能不中用，无法对付共产党，连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也无法解除，是一群笨蛋，一堆废物。众人被骂得哑口无言，胆颤心惊，直冒冷汗，整个房子里充满了紧张、压抑的空气。蒋介石整整骂了一个小时，自己也感觉有些疲劳，觉得刚才自己有些失态，话说得有些过火，于是，马上换了笑颜，语气也缓和多了，装出十分诚恳的模样，要求大家消除误会，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互相配合，有效地对待国民党中各派系以及共产党和其它党派，以渡过目前的危机。并让大家献计献策，集思广益。
众人被蒋介石骂得晕头转向，哪里还能猜测到蒋介石的用意，当然就谈不上出主意想办法了，蒋介石说完后，一个个都目瞪口呆。蒋介石看到众人的反应，知道他们没有明白自己的旨意，于是便暗示他们，为了加强团结，统一指挥，可以分别成立两个秘密的法西斯小组织，以这两个小组织为基础，形成国民党的中坚力量。他向众人表示，小组织成立后，他将在人力、物力、财务等各方面予以全力支持。经蒋介石一点拨，大家恍然大悟，如梦初醒，完全领会了蒋介石今天召集他们开会的旨意。于是，众人唯唯诺诺，表示尽心竭力，立即成立小组织。不久，黄埔系方面的人便组织了“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
陈果夫、陈立夫从蒋介石那儿回来后，立即召集其亲信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等日夜开会，进行密谋，商讨如何准确无误地执行蒋介石的旨意，迅速成立小组织。他们深知蒋介石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于是决定把这一组织发展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法西斯组织，作国民党反动派的核心。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领袖，使之成为中国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实际“一党专制，领袖独裁”
的专制统治。不久，陈立夫直接派人到德国、意大利进行考察，研究了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模式，对其有了感性和理性上的认识。
这样，在陈果夫与陈立夫的主持下，以CC派骨干为基础，成立了两个小团体，一个为“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一个为“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这两个组织的章程从文字上虽不尽一致，但实质上如出一辙，政治纲领的主要内容为：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等等。虽然名为两个组织，实则是一套人马，因此，组织成立不到半年，“青白团”取消，只剩下“同志会”一个组织。
这两个组织都拥戴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在领袖之下设干事长，干事长为陈果夫，副干事长为陈立夫，常务于事则为余井塘、张厉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领导机构实则有上述7人组成。但组织讳莫如深，外人知之甚少。他们不仅对外虚伪地多次申明无此组织，且对未加入此组织的CC分子也加以否认。实际“青白团”“同志会”在秘密中发展，极其严格，人团手续多在南京陈氏兄弟螺丝转弯故居办理。陈立夫、张厉生、余井塘、徐恩曾等，就在阴暗气氛中叫人团者面向孙中山先生遗像和蒋介石像前举起右手宣誓：永久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实行三民主义，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至死不渝，云云。完成了中世纪封建神秘的仪式后，监誓人向人团者致威胁训词：“违犯纪律要遭到严酷的处分，甚或处死；领袖叫你如何就得如何，抗命为纪律所不容”云云。
“青白团”和“同志会”实质上是CC派的核心，因此，吸收的成员主要以CC派骨干分子为主，再加一些投靠他们的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委员、官员和党员中对蒋介石极为忠诚的分子。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这两个组织的控制十分严密，对“青白团”
和“同志会”管束很紧，他们强调该组织严密的纪律性，加入组织的成员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不得暴露身份。这两个组织只有纵的组织关系而无横的联络。所谓“我们自己人”只限于人团者那个地方内，别的地方就不能知，也不得问，问了就是违犯纪律的行为，倘越戒律半步，将受到严厉制裁。与此同时，二陈还规定，所有加入组织的成员都有维护组织、发展新成员的义务；有破坏共产党组织、监视共产党活动的职责；还有监视其它党派甚至国民党员的言行，并向上密报的责任；必要时还得接受组织分派的特殊任务。
“青白团”与“同志会”分子为数不多，俱为各地、各部门中的核心人物，领导策划该地或该部门各种工作。二陈为了将其组织发展到全国，先后派出一些骨干分子到各地组织各种名称的秘密团体，以团结那些反动分子，渗透到各方面，进行或明或暗的破坏活动。如派张道藩到浙江，派吴醒亚到上海，派叶秀峰到四川，派余井塘到江苏，派陈肇英到福建等。这些人到各地后，也按中央的一套严密系统，统治当地国民党、市党部，秘密建立起地方分会和外围组织，其中主要有：
北平、天津的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