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CC系组织各种座谈会，该派成员在会上慷慨陈词，揭露各种政治时弊，甚至公开指责蒋介石。
陈果夫出任财政委员会主任和中央农民银行董事长，本是蒋介石让他离开政治的一种手段。而蒋军在第三次内战中连连失利，陈果夫抓住这一事实，对蒋介石政府的政治进行公开的批评。
1946年5月14日，陈果夫在日记中写道：“中国政治之不能上轨道，由于学无系统，亦无中心，学人群趋于皮毛之研究，各是其是，以至不能产生一贯之政策而成今日之局。”
1946年9月24日，陈果夫又在日记中写道：“政府之经济政策总行不通。一、为思想不纯正；二、有自私心者从中作弄；三、人事复杂，不能专心办事，事前亦不专心训练；四、事前未有准备；五、自欺欺人；六、人多而智识不足，三头六臂，如何可以做好。
陈果夫认为，造成国民党危机的有几种原因：
一、经济无办法；
二、下面基础太差；
三、留学生大半为自己，很难断定他们抱有爱国热忱；
四、文武官吏腐化；
五、上好大言者；
六、官吏习于欺骗。
陈果夫说的第五项，显然指的是蒋介石。
随着蒋介石军队在各个战场上的失败，陈果夫对蒋介石的批评指责更加尖锐。
1947年6月4日，陈果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对与会者说：“现在情况很糟，问题不在下面，而在上面。各省主席均想做好，但制度、作风及革命工作无中心，无目标，自然会到此地步。”
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导核心，陈果夫声称“无中心”，显然是在指责蒋介石没有起到核心作用。
1947年12月28日，陈果夫又对蒋介石军事上的才能开始指责：“国共作战目的在经济，尤其在东北。此次攻势似甚严重，因煤与米均感困难，不能不守。”
“我由面缩成线，又有线缩成点，一切处于劣势。军力不够用，因为一重要原因，所用兵似不无问题。”
随后，陈果夫又对蒋介石的经济政策进行批评：“中央公布财政经济紧急措施办法四项，自力更生，我甚赞成，但无外援及充分准备，不免带些冒险性质，其中公务员薪水给定得太少，明定大洋一元，换取金元券二元，是物价在人民心理上比战前多加了一倍；而高级公务员薪水反而打了一个二折，比照战前则为一折，如何令人生活，将来毛病必自此起。”
1948年，蒋介石支持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蒋经国那种雷厉风行的手段，实际上是引起了整个国民党内部贪官污吏阶层的恐惧，所以，这些人群起而攻之，蒋介石只好停止了“打虎”运动。陈氏兄弟趁机推波助澜，最后把蒋经国赶出了上海。
解放战争后期，以蒋经国为首的三青团派逐渐崛起，企图以团代党。
二陈为此深感不安。
这天，二陈找来一些CC骨干分子密谋，大家认为，蒋经国的势力已不可忽视，这对掌管党的CC派来说，无疑是严峻的挑战。
最后，大家想出了一个妥协的办法，即“党”、“团”实行合并，与消弥三青团与CC派的矛盾。
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由庞镜塘等人提出了“党与团应统一领导”的提案，这一提案得到蒋介石的赞成，他也认为这是处理党团关系的最好办法。
蒋介石曾说：“党、团如再不合并统一，最后的结局惟有同归于尽。”
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做出决定：“撤销三民主义共青团，归并本党。”
蒋介石为了表示不偏向三青团，便将统一事务交给陈立夫与吴铁城、陈诚具体办理，没让蒋经国插手。
1947年9月9日至13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暨中央党团联合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中央党部党团组织案》，实现了党团合并。
二陈虽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以蒋经国为首的大批原三青团骨干，却一跃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
二陈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们想合并三青团的企图被蒋氏父子代替了。
从此，“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948年岁尾。上海。
随着蒋家王朝末日的来临，国民党的达官贵人都开始清理财产准备外逃台湾。
此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以80万军队对共产党60万军队的决战，以失败而告终，平津战役打得正酣，人民解放军的大炮直指长江南岸，南京解放，全国解放已是时间的问题。
面临这种局面，陈果夫的病也一天天加重了。
一些亲朋好友来劝陈果夫到台湾养病，陈果夫故作镇静地说：“余实不能打算私事也。人生之命实不能由自己作主，如其事业可随便放弃，生命即失却主宰，余病多年而不死，即因有事业维系之故，今如放弃事业，即无命可逃。况且此时何能庸人自扰耶？”
陈果夫安慰别人，却安慰不了自己，他开始为自己的生命担忧了。
眼看病情一天天加重，连日吐血不止，再加战事慌乱，心境不佳，陈果夫精神恍惚，情绪颓废，整日不得安宁。
也许是耐不住疾病的痛苦，也许是不忍看到共产党的大炮打到上海，1948年11月15日，“不能打算私事”的陈果夫，终于拿起笔，给蒋介石写信，提出离开上海到台湾养病。
蒋介石见陈果夫确已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况且也正好借此机会把他踢出政界，没加任何犹豫，当即批准。
陈果夫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财产，于12月6日晚上，登上中兴轮，前往台湾。
前来送行的有弟弟陈立夫和CC系的头头脑脑们。
陈果夫望着上海滩的万家灯火，望着上海城参差巍峨的楼宇，禁不住涌起一阵悲凉与酸楚，此次离开上海，何日再返回呢？十年？八年？也许是一辈子也回不来了。
陈立夫见陈果夫满脸的凄凉，也禁不住触景生情，想到了自己的命运，他强装笑颜地对陈果夫说：“上船吧。到台湾后好好静养身体，免得小弟牵挂。”
陈果夫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无限惆怅地道：“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啊，曲直是非，自有后人评说，人命天定，何必自寻烦恼，还是自我珍重，贻养天年吧。”他朝陈立夫双手一抱，轮船启动了。
望着远去的轮船，陈立夫心中也涌起一股无名的惆怅。
2．忍辱相随
194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播送了蒋介石发表的元旦文告，其中有一段文字曾引起争论：
“……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元旦文告发表之前，陈立夫、谷正纲等CC的人曾提出删去这段文字，谷正纲甚至啕陶大哭，认为蒋不能下野谋和，以免影响人心。
但是，蒋介石没听他们的劝说，仍指示按原文发表。
陈立夫一字一句地听着广播，心如刀绞，万念欲灭，精神崩溃。他担心的不仅是国民党的成与败，更忧心的是自己的命运，如果蒋介石真的第三次“引退”，他将失去靠山，他苦苦经营的CC机构包括自己的命运，就日暮途穷了。
蒋介石为什么要发表这一文告呢？蒋经国在1949年1月1日的日记中，曾对此做了一个不尽符合实际的回答：
“父亲近曾缜密考虑引退问题，盖以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下，必须放得下，提得起，抛弃腐朽，另起炉灶，排除万难，争取新生。
“上年11月末起，长春、沈阳相继沦陷；徐蚌会战失败……我等全部撤离徐州，12月下旬，行政院长暨各政委又因币制改革而总辞，全国不安。
“上月24日，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电吾父亲，主张与共党谋和。李宗仁随即宣布和平主张，提出五项要求：
“（一）蒋总统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两军各自撤退30里；（五）划上海市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彼等并公开主张；‘总统下野后，由李副总统继承大任。’上月30日，白再发通电主和，河南省主席张珍，亦同日要求‘总统毅然下野”。在此中感迫胁持之下，以父亲生平抱负、人格及人性，无论如何，决不能接受。纵欲忍让为国，亦不能即时引退也。
“父亲因一面计划答复白崇禧等，一面发表文告，申述政府对和平的立场与具体办法……盖欲按即定计划，主动引退，且暗示军民作心理上之准备也。”
在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的当天，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l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国共和谈的基础，条件如下：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根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一个月以前，也就是在1948年12月5日，中共宣布了国民党43名头等战争罪犯，蒋介石列为榜首，陈立夫也榜上有名。
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
1949年1月21日，南京国民党总统府宽大的会议厅里，将星云聚，高官满座，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紧急扩大会议在这一沉闷的气氛中开始了。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仍然和往常开会一样，最后一个到达会场，今日却失去了以往的威风凛凛，自命不凡。
蒋介石扫了一眼像霜打的庄稼一样耷拉着脑袋，坐在四周的同僚们，本来想慷慨陈词地发一通开场白，然后再光光彩彩地宣布“引退”，一见气氛如此低沉，只好也压低了语调：
“诸位同志，我党自孙中山缔造以来，在三民主义旗帜的辉映下，凭全党同志的精诚团结，浴血搏斗，历经艰难险阻，渡过了诸多难关，获得了国民真诚的拥戴，取得了剿匪与抗日的巨大胜利。”
蒋介石说到这里，有意识地停了一下，四周环顾了一下，见大家没什么反应，又接着说：
“但是，自民国三十六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建国事业受到挫折，三民主义陷入迟滞，勘乱剿匪不尽人意。中正毕生革命，只知为国效忠，为民服务，实现孙先生遗志，从而履行革命者之神圣使命。
“为有助于国家的独立完整，有助于民国休养生息，有助于三民主义的发扬光大，我有意与共党息兵言和，决定即日引退，让德邻（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与共党进行和谈。”
蒋介石沉痛地宣布“引退”，有人很平静，有人却感到震惊。
谷正纲、谷正鼎、张道藩还没等蒋介石说完，就失声大哭。
张道藩站起来，一边擦眼泪，一边恳求说：“总裁不能引退！”
谷正纲忙跟着疾呼：“总裁应继续领导我们与共党作战到底！”
接着，顾祝同、何应钦、吴铁城、戴季陶、周至柔、桂永清、汤恩伯、吴鼎昌等也声泪俱下。
陈立夫对蒋介石提出“引退”，早就知道消息，但听到蒋介石自己宣布“引退”时，还是禁不住泪流满面，等大家都说完后，他站起来说：“委座乃我党之领袖，国府之栋梁，民族之精英，此时引退，对党对国对民，损失将不可估量，还望委座三思而后行。”
蒋介石见挽留自己的都是被毛泽东宣布的战犯，他培养多年的得意门生，多少得到了一点慰籍，但很快被凄凄楚楚的感情淹没了。
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东北失守，徐蚌失利，财政崩溃，党内腐朽，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激流勇退，把李宗仁推上台，自己操纵幕后，不失为权宜之计。
蒋介石振作精神，摆摆手说：“我已做出决定，请不必挽留，党国的前途，就拜托德邻和诸位同志啦！”
李宗仁本想说几句挽留的话，但又极不情愿，他略谦恭地说：“先生一走，恐怕德邻难以担此重任。”
蒋介石目不对人地说：“德邻老弟，你就不要推辞了！我决定五年之内不问政治，你只管放开手脚干，有困难我做你的后盾。”说着给蒋经国使了个眼色。
蒋经国立即将一份拟好的文件递给蒋介石，蒋介石接过文件递给李宗仁：“我这里拟了一个文告，你签个字即可就职视事。”
李宗仁接过文告看了起来。
“德邻老弟，办完移交，我就离开南京回溪口去，一切都拜托你了。”蒋介石皮笑肉不笑地对李宗仁说。
李宗仁展开文告：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过兼旬，战争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局其有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再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规定，于本月ZI日，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元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由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匡济民生为职志。同时即认定必须确保和平，而后一切政治、经济之改进，始有巩固之基础。
“故先后20余年，只有对抗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往事斑斑，世所共见。假定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
李宗仁看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蒋介石被心腹们的眼泪感动了：“诸位同志不要悲痛，我并不是真心想离开，撇开大家不管，共产党将锋芒对准我蒋中正，我暂时走开，由德邻来主持局面，形势很快就会好转的，到时，我们还会见面的。”
“先生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好到机场送行。”李宗仁说。
“是的，我们一起送委座国奉化。”陈立夫也附和着说。
蒋介石克制住自己，装出一副和善的样子：“大家公务都忙，就不必造了。”心里却愤愤地想：这帮家伙等不急啦，这就赶我走。
蒋介石与大家-一握手作别，走出会场，钻进轿车，直奔中山陵。
陈立夫等人急忙尾随而去。
蒋介石来到孙中山的雕像前，取下法兰绒礼帽，脱下白手套，深深三鞠躬。
蒋介石离开中山陵，令驾驶员驱车直奔明故宫机场。
陈立夫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心，遂驱车前往机场送行。
谁知，蒋介石却立马把脸变得铁青，根本不理陈立夫。
陈立夫不知何因，毕恭毕敬地说：“祝委座一路顺风，多多保重！”
蒋介石却厉声说：“你们不要表忠心了，我已经明白了，共产党没有打败我，打败我的是自家的国民党！”
陈立夫不由一怔，也不敢正视蒋介石一眼，更不敢说什么。
蒋介石却得寸进尺，用手指着陈立夫的鼻子说：“就是你们一班人！”
陈立夫默不作声。
蒋介石临上飞机又扔下一句：“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入中央党部的大门。”
“美龄号”专机起飞了。
陈立夫等人被蒋介石骂得面红耳赤，呆呆地望着飞机徐徐飞上蓝天。
陈立夫对蒋介石的下野痛心疾首，表示自己的忠心，蒋介石不但不领情，反倒把陈立夫臭骂一顿，这是令陈立夫意想不到的。他感到不解、委屈和愤恨。
蒋介石却认为二陈坏了他的大事，是二陈操纵党务，培植CC系统，使党内派系重叠，矛盾叠出，是二陈搞特务政治，激起天怒人怨，才导致了他的失败。
蒋介石根本不愿承认所有这些都是他一手操纵二除干的，却把一切罪责都推到二陈身上。
蒋介石还对陈立夫去美国支持杜威竞选一事颇有成见，尽管去美国是他派的。
1948年，美国总统大选年，从选举一开始，民意测验的结果就对杜鲁门不利，以后杜鲁门虽竭尽全力，但仍摆不脱不利的局面，共和党候选人杜威的民意测验得分远远超过了杜鲁门。
民主党候选人在选举前处境不利的形势使蒋介石看到了希望，共和党人杜威在反共上是非常坚决的，不像杜鲁门那样有缓和余地。
杜威如果获胜，就意味着美国政府不仅不会像杜鲁门那样设法赶蒋下台，反而会坚决支持，杜鲁门控制很紧的对蒋介石的“有限援助”政策就会结束，大批美援就会源源而来。
美国政府深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无能，而共产党却蒸蒸日上，因为如果想保证国民党不被共产党击败，必须将以蒋介石为首的“贪污腐化的一伙”赶下台，另选比较有作为的人上台取代蒋。
这样，便出现了1948年美国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一幕。
在美国，支持李宗仁，指责蒋介石政府腐化堕落的主要是执政的杜鲁门政府。
杜鲁门在1945年因总统罗斯福逝世，以副总统接任总统职位，三年来，几乎处处和蒋介石作对，很多事情不让蒋如愿。
蒋介石看到杜威胜利在望，便毫无顾忌地以杜鲁门之道，还治杜鲁门之身，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杜威当选。
蒋介石先是特命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向杜威授特种“吉星勋章”，并命当时在美国的孔祥熙、孔令杰父子大肆活动，为杜威拉选票。
为了表明对杜威的坚决支持态度，蒋介石命陈立夫携400万美元，以参加美国道德重整会的名义，在美国两院议员中，大肆活动。
蒋介石的活动，引起了杜鲁门的注意，尤其是陈立夫携巨款在美国上蹿下跳的活动，使杜鲁门相当反感。他说：“他们使许多众议员听他们吩咐。”
可是，蒋介石终于打错算盘，在大选举行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杜鲁门神话般地扭转了局势。
1948年11月7日，杜鲁门在美国大选中击败了杜威，当选总统。
而在此时的中国，三大战役正在进行中，国民党政府军事失败，人心离散，美援又迟迟不来，蒋介石忧心如焚。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蒋介石又决定由宋庆龄出访美国，以协商美援事宜。
1948年12月10日，杜鲁门夫妇约见宋美龄，宋美龄向杜鲁门提出了再提供30亿美援军事援助的要求。
杜鲁门回答说：“美国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的40亿美元，这种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耗完为止，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
随后，杜鲁门向报界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美国向蒋介石提供的援助已经超了38亿美元。
蒋介石急需得到的美元没有盼来，却于12月30日收到了白崇禧发自武汉的逼宫电报，才不得已下野。
杜鲁门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本人确实厌恶之极，在逼蒋下野后，一方面支持李宗仁和谈；另一方面，为保证其在中国的影响，避免中国倒向苏联，甚至不惜抛弃南京政府，和共产党建立正常关系。
蒋介石对此愤慨之极，而又无法发泄，无奈，他把一肚子气都撒在陈立夫身上。
一天，蒋介石对陈立夫说：“有人说美援下不来，就是你陈立夫去美国造成的。”
陈立夫感到心里委屈，又不好直接顶撞蒋介石，只是说：“委座，您也这样认为吗？”
蒋介石把头一扬：“当然我也这样认为。”
陈立夫不服气地说：“可去美国为杜威拉选票是你派我去的呀。”
蒋介石瞪了陈立夫一眼，没说什么，起身走了。
3．无罪的“负荆请罪”
陈立夫每当想起在机场遭到蒋介石一顿臭骂的情景，就满腹积怨，愤恨至极，他真想找个场合好好发泄一下，甚至想找蒋介石讨个公道，说个分明。
陈立夫想：自己鞍前马后追随你蒋介石多年，一切行动不都是秉承你蒋介石的旨意吗？要说错，首先是老蒋错，想不到临到下台，一股怨气都发在自己身上。
陈立夫饭也不吃，蒙头便睡，睡又睡不着，躺在床上乱折腾。
CC系的人来看他，他理都不理。
夫人孙禄卿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人，而且性情温柔，且善书画，造诣颇深。见陈立夫这般沮丧，便给陈立夫端茶倒水，一边给他捶背一边宽慰他。
孙禄卿问：“立夫这些天怎么了，整日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有什么心事说出来，也许我能帮你出些主意。”
陈立夫翻了个身，看着年轻貌美且柔情似水的夫人，心中掠过一丝慰藉，但他还是不想把挨蒋介石骂的事说给孙禄卿听。他过去也是这样，凡是党内的事，政府的事，他一般都不到家里讲，他不愿让夫人参政。
孙禄卿说：“现在兵慌马乱，大陆迟早有一天会沦陷，我们将来在何处安身，我一直为此事忧心忡忡，夜不安枕，可是立夫你，有心事还瞒着我……”孙禄卿说着竟抽噎起来。
陈立夫见夫人啼哭起来，心里也很是难过，便掏出手帕给她揩干眼泪，万般无奈，就把在机场遭蒋介石痛骂的事说了一遍。
孙禄卿听罢，停止了抽噎，她给陈立夫沏了一杯牛奶，温柔地说：“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何必为它闷闷不乐，当心别把身体搞坏，果夫兄病成那个样子，你再……”
陈立夫听夫人这么一说，也不由想起陈果夫来，想起在码头兄弟离别的情景，心中又涌起一股酸楚，兄弟俩追随蒋家不遗余力，果夫重病在身，生命垂危，自己遭到冷落痛骂，心中有说不尽的委屈。
孙禄卿接着说：“我出生在书香门第，终生与艺术结缘，除了琴棋书画以外，就是千方百计照料好你的身体，我不想参与政治，但事到如今，我又不得不说几句公道话，蒋先生这样对待你，委实太过分了，也太不公正了。你们兄弟风里雨里这些年，不都是替蒋家卖命嘛。”
陈立夫听夫人这么一说，怨气更大了：“委座说他不是被共产党打败，是被国民党打败，被我们CC系打败，实在难以让人接受，东北失陷，徐蚌会战失败，北平、天津遭围困，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损兵折将，难道都是我们的责任，委座自己没责任？”
孙禄卿叹了一口气说：“我想蒋先生也可能是气话，面对现在的残局，他心里也不一定好受，往日的交情蒋陈两家还是有缘分的吗，我们不妨往长远里想一些。”
陈立夫眯上眼睛，不说话。
孙禄卿知道丈夫的脾气，肚子里有什么话说出来就好了。她凑到陈立夫跟前慢言细语地说：“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蒋先生这次下野也是暂时的，迟早有复出的那一天，只要国民党存在，将来还是蒋家的天下。李宗仁虽然是代总统，实际上是有职无权，我们将来还得靠蒋先生。”
陈立夫一听“李宗仁”三个字，便气愤地说：“德邻，呸！他有什么资格掌管国民党，你问问在党内谁听他的，我反正不听他的，他别想调动我手下的一兵一卒！”
孙禄卿接过来说：“李宗仁这里就休得提了，我看你还是亲自去趟奉化，面见蒋先生，或许他的态度会改变的。”
陈立夫听夫人说的有理，便点了点头。
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地处四明山南麓，距宁波西南39公里，奉北西北15公里，这里山环水绕，风景佳丽。
这里是蒋介石的故乡。
蒋家祖宅就在溪口镇上。溪口镇实际上只有一条不足3公里的长街，沿着北岸延伸，东起武岭门，西上武岭公园。由武岭门人镇，西行不远，就是蒋家祖宅。
蒋家祖宅为一幢M层楼房，10余间，名“素居”，后改称丰镐，丰镐之名取自西周两个帝王都城的第一个字。周文王建都丰邑，周武王建都镐京，现在西安附近的原址仍叫丰镐村。
蒋介石发迹后，于1930年对丰镐房进行翻修。风水先生曾说：这大门的位置和高低，大小恰到好处，若是稍加改变，恐会引起宅地龙脉的动荡。
蒋介石信风水，因此扩建中对丰镐房的黑漆木结构中式大墙门没有拆改，维持原状。
蒋介石每次回溪口，总要亲来丰镐房--素居看看，面对宅架山站一会，然后走进房间巡视一周；对走廊中悬挂的玲珑精巧的各色官灯，蒋介石十分喜欢，总要沿着走廊欣赏一番。
蒋介石这次下野回溪口，可以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内战三年来，国民党的军队、地盘越丢越多，再加上国民党内部贪污腐败，派系丛生，内耗激烈，经济上贫困潦倒，日渐崩溃，国民怨声载道，叫骂连天，身为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总统，他心里像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又恼又羞。
来到溪口老家，拜了祖坟，烧了高香，观望了这片生养自己的美丽土地，他心中的伤感略见平息。
但是，蒋介石并无心思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贻养天年，他身在溪口，心在南京。
蒋介石放心不下党务军务，而追随他的走卒们也忘不了这位“下野”的总统。
蒋介石到溪口刚落脚，军务局长俞济时带着一帮侍从后脚就到了溪口。
接着，国防部、三军总部、各军政长官公署、绥靖区的请示、报告像雪片一样飞来。于是，溪口小镇便取代了六朝金粉之地南京，成了国民党新的政治中心。
溪口阳光绚丽，蒋介石坐在一架竹制躺椅上，一边品着特制的龙井贡茶，一边问俞济时：“敬之（何应钦）、墨三（顾祝同）和汤司令什么时候到？”
俞济时放着军务局长不干，专门来侍候蒋介石，任蒋办主任，连忙点头哈腰地说：“一会就到。”说着边给蒋介石沏茶边说：“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从徐蚌战场上逃回来了，见不见？”
“你怎么不早说，“蒋介石急忙站起来说：“快把他叫进来。”
俞济时转身把李弥带了进来。
李弥一见蒋介石便泣不成声，反复唠叨：“辜负了总裁的栽培，请求处罚。”
蒋介石不但没有责怪李弥的只身逃跑回来，反而说；“炳仁老弟，你从共军的重围中冲杀出来，英勇可佳，英勇可佳！有你们在，就不愁打不败共军。”
李弥受宠若惊：“请总裁给我一支人马，不把共匪打败，我就不回来见您！”
蒋介石被李弥的忠勇感动了，便说：“炳仁老弟，国防部准备编练一批新军，我先给你两个军的番号，你去办这件事，如何？”
李弥坚定地说：“我保证在两个月之内就编练完毕，请总裁放心。”
送走了李弥，蒋介石又迎来了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高级将领。
连日来，溪口镇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一日，俞济时向蒋介石禀报：“陈立夫求见。”
蒋介石先是一怔，马上说：“是立夫啊，快让他进来。”
陈立夫进了客厅，见屋里坐着那么多文官武将，心里不由一阵后怕，幸亏自己来了，这么多人都走在了自己的前头。
蒋介石和颜悦色地起身相迎，握住陈立夫的手说：“立夫来啦，欢迎欢迎。”
陈立夫见蒋介石态度改变得如此之好，放心多了，便说：“立夫早就想来看望委座，只是公务缠身，时至今日才成行，可谓栅栅来迟，还请委座海涵。”
蒋介石很激动地说：“哪里哪里，立夫言重了，你能来，我就很高兴，很高兴。”
陈立夫从来没见过蒋介石对自己这般和颜悦色，也很激动，他甚至不知道坐在哪里合适。
蒋介石指了指自己身边的沙发：“坐下，坐下。”
陈立夫这才坐下。
蒋介石呷了一口茶，说：“立夫，上次对我的牢骚不会计较吧？”
陈立夫忙说：“委座的批评很中肯，立夫岂有计较之理？”
蒋介石谦恭地道：“我知道，那天我心情不好，态度也不好，如果言重了，还请立夫原谅。”
陈立夫有些受宠若惊：“委座不必提起，事情已经过去了。”
蒋介石又问起了陈立夫的家庭情况，问起了陈果夫的病情，对二陈显得十分关心与厚爱。
激动中，陈立夫站起来说：“委座应该尽快复职，率领我们同共匪战斗到底，立夫虽不是行武出身，不谙军务，但在党务上，组织宣传上，还愿继续追随委座，尽自己的毕生精力。您宣布下野后，势必造成军心涣散，党国无主，国民忧心。所以，立夫奉劝委座，应尽早复职，重整旗鼓，再造中华民国之辉煌。”
蒋介石被陈立夫说得更加激动：“感谢立夫的一番肺腑之言啊。我刚刚下野，岂有马上复职之理？毛泽东是个得寸进尺的人，我们不要指望和谈会成功。李德邻和文白（张治中）还在做梦，我们一方面叫醒他们，另一方面，我们要抓紧做些安排，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抵挡共军南下，牢牢掌握主动权。”
陈立夫和在座的人纷纷点头。
最后蒋介石说：“我虽然下野了，但军务上的事并不轻松啊。”言外之意，军权还掌握在自己手中。
又客套了几句，陈立夫起身告辞。
4．下野仍是总统
1949年1月31日，蒋介石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三人。
蒋介石说：“今天请诸位来，主要是研究当前的布防问题，特别是长江布防问题，我已讲过，要以沪杭三角地带为支撑点，来抵挡共军南下，不知诸位落实如何？”
参谋总长顾祝同回答说：“按照总裁的部署，我们把长江防线划为两大战区，湖口以东归汤司令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指挥，总兵力75个师，约45万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调遣，总兵力40个师，约25万人。”
蒋介石听顾祝同说到这里，颔首插话说：“把长江防线划为两个战区，我赞同。但江西湖口以西，恐怕是靠不住的。因此，要紧紧以淞沪地区为核心，把它作为台湾的桥头堡，凭借海空军的优势，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
汤恩伯面有难色，接过话说：“总裁英明，以淞沪为核心，必可使东线固若金汤，叫共军有来无回。只是湖口到上海，战线实在太长，大约有近800公里，我们75个师，直接用于江防的不到52个师，仅30万兵力，希望能再加强点力量。”
“平均每华里只有二三百人，力量确实单薄了一些。不过，不用着急，我已下令重新编练14个司令部，人马很快就会有的。敬之，你说对吗？”
何应钦说：“对！我们正在抓紧编练15个司令部，200多个师，不久就可以补充300多万兵力。”
汤恩伯连忙问道：“敬之兄，你什么时候能够将人马给我调拨来呢广
何应钦想了想说：“大概还要两个多月的时间吧。”
汤恩伯不无担心地说：“只怕共军不会给我们这么长的时间吧。”
正如汤恩伯所言，正当蒋介石在溪口调整战略部署，积极进行防御，妄图以长江天堑为险，做着隔江而治的美梦时，决胜千里之外的毛泽东也把一切都布置好了。
此时，毛泽东站在北平作战室“渡江战役兵力部署图”前，对一旁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五大书记侃侃而谈：“蒋介石又打错了算盘，他以为放出和平谈判的烟幕，就能遮住我们的眼睛，从而调整部署，编练新军，阻挡我们前进，我们不会给他这个喘气的机会。”
说到这里，毛泽东将指点地图的木棍从上往下一压，坚定地说：“要坚决、彻底、干净将他们消灭！”
朱德站起来操着一口四川口音说：“对！我们立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4月ZI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蒋介石怎么也没想到，他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竟不堪一击，一夜之间，竟被人民解放军全线突破了。
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南京总统府的旗子降落，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覆灭。
国民党政府南逃广州。
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携夫人郭德洁飞往桂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英勇气概，横扫大西北，席卷大西南，进军中南沿海，追歼逃敌，肃清残匪，迎接全国解放。
国民党军队四散奔逃，惶惶不可终日。
7月16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
蒋介石干咳了一声说：“中正1月引退，请德邻老弟代行总统之职，目的是为了谋求和平，可是，共党无和谈之意，遍地战火。”
蒋介石用眼睛的余光扫了在座的人一下，接着说：“鉴于非常时期，党政军中央机构分散不便集中决策，我提议特设‘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作为党国最高决策权力机构。中正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兼任主席，德邻任副主席。”
李宗仁一听按捺不住了，当场顶撞蒋介石：“蒋先生，你这个非常委员会有设立的必要吗？”
蒋介石不容置疑地说：“我刚才已经讲了，值此非常时期，只有设立非常委员会才能担负戡乱救国之使命。”
李宗仁气更不打一处来：“蒋先生，既然如此，那我这个代总统还干什么呢？”
“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蒋介石说。
李宗仁继续据理力争：“这样一国三公，政出多门的情形，叫我如何为国效力？”
蒋介石望着天花板，不耐烦地说：“德邻老弟，你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代总统！”
李宗仁还想说什么，蒋介石却宣布散会，并先走出会场。
李宗仁感到莫大的耻辱和悲哀。
1949年10月1日，北京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庆典。
毛泽东一改过去不修边幅的习惯，把蓬松的头发梳理得十分光亮，露出宽阔的脑门，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门城楼，俯视着人头涌动的广场，用他那高昂的湖南乡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厂’
偏居台北的蒋介石从收音机里听毛泽东的声音，瘫软在沙发上。
毛泽东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同时，继续指挥和驾驭着中国各战场上的战局。
10月14日，广州解放。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
陈立夫知道大势已去，便在西南各省进行了一些布置，他派内调局副局长张益民急飞重庆，尽快筹建内调局大西南指挥中心。
张益民到重庆后，经过很大努力，工作却不见成效，内调局大西南指挥中心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后来，张益民又搞了个“西南游击区”的计划，委派一些中小特务到各县去发动当地恶霸势力和中统外围组织，建立反共游击军和游击根据地。
但这一计划还未付诸实施，人民解放军已经兵临重庆了，重庆一片混乱。
季源溥、陈立夫先后飞到重庆，以求稳定人心。
季源溥先到重庆，他是按计划到各个办事处了解情况。指挥工作的。
他住在范庄，并在此办公，批阅公文，接见部属，并主持内调局局务会议，决定发布应变计划并通告地方单位。
季源博到重庆后，渝调处处长王难三在重庆皇后餐厅举行近200人参加的欢迎会，其中有内调局副局长张益民及处科级人员，有重庆市党部及重庆市参加会中的中统分子。
在宴会前，季源博发表了讲话。
他首先表明抗战期间在重庆住了8年，又曾是重庆市党部委员，重庆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对重庆有深厚的感情。
接着，他又说明时局维艰，抗战8年，是靠重庆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大家团结一致，以四川为民族复兴根据地，共赴时难，争取最后胜利等等。
季源博的演讲好像信心十足，但在会后与亲信甘青山私下谈话中，却表示对台湾没有信心，说他虽然把家眷都送到台湾去了，但是台湾仍靠常败将军陈诚来防守是靠不住的。
季源博很动情地说：“将来走投无路，我就只有跳海殉国。”
言语间流露出悲观失望情绪。
5．只剩下空头允诺
1949年10月下旬，陈立夫同社会部部长谷正纲等同飞重庆。
陈立夫到重庆后，深居简出，不肯随便露面。
一天，王难三来看他，说：“我们打算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会，请你和调查处的工作人员见见面，讲讲话。”
陈立夫立即把脸沉下来，冷冷地说：“时局已如此艰难，大家都有很多事情要做，不必搞欢迎会。”
王难三说：“现在大家心神不宁，情绪都很低落，你是代表中央来的，代表蒋总裁来的，给大家鼓鼓劲，提提精神。”
陈立夫说：“劲还是要鼓的，但不要大张旗鼓，虚张声势，现在不是气候。你找个较为清静的地方，我和大家见见面，谈谈陷。”
王难三点点头。
陈立夫再三嘱咐王难三，会议规模不要太大。
王难三按照陈立夫的旨意，决定在江苏同乡会举行。
会议由皇后餐厅承办六菜一汤的湖北菜，参加的人都是内调局科级以上人员及重庆调查处骨干，还有重庆市党部委员中及重庆市参议员中的中统分子，立法委员、国大代表中的中统分子。
会议规模不大，人数不过百人。
这天，陈立夫准时来到江苏同乡会，他知道自己是为稳定人心来的，应该有一种处乱不惊的气概。
陈立夫装作十分轻松自如的样子，一见面就说：“我代表委座来看望大家，祝大家，身体好，工作好，家庭幸福。”
有人鼓掌，但不很激烈。
往下说点什么呢，尽管陈立夫满腹文章，但现在面临这种局势和自己的心境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好。想了想，他竟从重庆的战略位置说起：“从地理上讲，大西南包括云、贵。川、康、藏五省区，以重庆为轴线，北有大巴山脉横亘川陕边界，东有巫山山脉、武陵山脉纵贯川、鄂、湘、黔边境，成为西南诸省北部和东部的天然屏障。
“长江自万县以东，穿巫山注人湖北，形成西起奉节，东至宜昌的近百里大峡谷，乃川鄂交通之咽喉，地形极为险要。”
陈立夫观望了一下大家的情绪，接着说：“云南省位于我国南部边疆，跨云贵高原西南部，与缅甸、老挝、越南交界，国境线长达3000多公里，是我国西南出境的大门。
“西藏、贵州、西康均为山地，尤以西藏、西康山高路险，加上少数民族众多居全国之冠，外人很难插足。因此，大西南易守难攻，是我们与共党战斗到底的最佳根据地。”
陈立夫介绍完重庆的地形，喘了一口大气，与会的人员也跟着喘了一口大气，大家不知道陈立夫带来了中央的什么消息，没想到，陈立夫上来先扯了一大堆没用的话题。
陈立夫干咳了几声接着说：“上次委座来重庆时说：‘今日之重庆，将再度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再度负起艰苦无比而又无尚光荣之历史使命。希我全体将士乃至全川五千万同胞，振作抗战精神，为保卫抗战成果，为完成民族大业而努力。’委座的话，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呀。”
陈立夫有些激动：“只要我们咬紧牙关，度过眼前最困难的时期。我相信，不到三个月，最多半年，国际形势就会发生变化，到那时，我东南、中南、华南国军就可以大反攻，共产党的末日不会遥远了厂’
陈立夫的话很有煽动性。但大家听了却没什么反应。
宴会开始了，陈立夫站起来，以演讲的口吻说：“从国际形势上看，美国原来的政策是‘欧后亚’，由于中国现在形势的变化，看来‘先亚后欧’的论调抬头了。”
大家频频举杯祝酒，并认真听陈立夫的演讲。
陈立夫来了精神：“我去过美国，拜会到杜鲁门总统，我认为美国决不会放弃中国，抛弃国民党。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短时间内一定爆发。”
陈立夫鼓励大家说：“只要美国一介人中国战争，国民党一定能够转败为胜。希望在座的各位一定安心留在大陆，做好准备，以实际行动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作复兴党国的中坚！”
陈立夫的话在少数人中引起一阵波动。
这时，有人附和着说：“陈先生说的对，美国人一定会支持我们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能爆发，蒋介石一定会打回来的！”
而一部分人却耷拉着脑袋，心猿意马，各打各的算盘。并不怎么理会这位党国要人的讲话。
陈立夫见自己的煽动并没引起什么效果，便找了别的话题，草草结束了讲话。
此后的数日，陈立夫便不在公开的场合露面了。
陈立夫连日来行踪诡秘，有时突然出人一些特务据点，有时找一些特务来个别谈话，面授机宜。
陈立夫心里很清楚，内调局在大陆马上就要寿终正寝了，要紧的是在重庆留下几个通讯点，以便将来与台湾联系通报。
陈立夫找来王难三，交给他300美元，指示他选定可靠人物在重庆买一部潜伏电台。
王难三按照陈立夫的交代，选定曾任中统重庆区电台台长的彭衡办理，并向陈立夫再三保证：这个彭衡绝对可靠。
但就是这个彭衡，在重庆解放后，马上向人民政府自首，交出了这部电台。
不久，内调局四川调查处，重庆调查处，川康滇边区调查处即土崩瓦解。
1949年11月23日，人民解放军开始攻打重庆，蒋介石虽坐镇重庆，但已无兵可调，无将可造。
重庆危在旦夕。
蒋介石离开重庆，飞往成都。
11月29日，国民政府迁至成都。
内调局更为恐慌，季源溥走后再也没回重庆。
副局长张益民见势不好，无法维持残局，竟仓惶逃往香港。
第一处处长张庆恩由华北来到重庆。
特务们推他主持局事。
张庆恩在重庆停留了两天，见风声不对，借口华北事忙，立即离开重庆。
内调局残部乃由第三处副处长袁更，第一处代处长邹春生率领，仓惶逃往成都。
内调局逃至成都后，暂在南门三巷子四川省党部内办公，成员则住东城根街的一家旅馆。
当时主要活动一是办理四次资造，每人发给黄金2两。
二是在党部日夜焚烧文件，销毁各种电报、会议记录及文字资料。
三是未资遣人员等待中央统一分配撤逃台湾的飞机座位。这些机位名单排定后，先后起飞8批，内调局人员得到的机位是不够的，谁都想争得一席之地。
内调局整日乱哄哄的，谁也没心思开展工作，有的抓紧清点自己的财产，有的安排自己的家属子女，为飞往台湾做准备。
陈立夫不在成都，内调局有人骂他危难时刻光知道顾自己，把内调局给甩了。
6．最后飞离大陆的人
1949年11月30日，蒋介石乘坐“美龄号”专机，由重庆飞往成都。
一个小时以后，“美龄号”抵达成都凤凰山空军机场。
机场正飘着小雨，天气很冷，四周雾茫茫一片。
前来迎接的有阎锡山、陈立夫、张群、王陵基等。
陈立夫见到蒋介石，表现出少有的崇敬，一陈寒暄之后，他请蒋介石在机场发表即兴演讲。
蒋介石看看天空，又看看前来迎接他的人，一个个面如土色，心神不定，便很知趣地说：“我看还是免了吧。”
陈立夫把目光转向阎锡山，阎锡山见蒋介石情绪不佳，便说：“听校长的吧。”
接蒋介石的队伍也不声张，悄悄进入市区，驶过万福桥，徐徐进入北校场的大门。
进门正对面是中正楼，楼前立着一尊蒋介石铜像，一身戎装的蒋介石腰别指挥刀，两眼平视前方，给人以威严不可侵犯的感觉。
蒋介石一进大门就看见自己的化身在露天下遭受风吹雨淋，不由指着铜像对阎锡山说：“百川，我整日在那里站岗放哨，德邻却跑到美国去逍遥，还在背后搞我的小动作，你说可憎不可憎？”
阎锡山没搭腔。
轿车绕铜像走了半圈，开到左侧的黄埔楼前停下，蒋介石便下榻于此。
蒋介石当天把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等人找来谈话，在陪的还有顾祝同、陈立夫、张群等人。
蒋介石说：“川东战场被共匪污蔑为国军溃败，实际上是我军有计划的战略转移。成都是三国蜀都，诸葛亮孔明欲擒故纵，诱敌深人擒孟获，败姜维的故事，诸位都知道。”
“今天，我们就要在成都重演历史的一幕，让共产党成为孟获，成为姜维，诸位就是诸葛亮孔明。怎么样？我的比喻还恰当吧？”蒋介石说着看了一下大家。
在座的人都跟着点头称是，有人还夸奖蒋介石通古博今。
蒋介石接着说：“因此，川西决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有十分有利的条件。共产党人川只有三、五、十八兵团和一些临时拼凑起来的游击武装，而我们却有数倍于他们的精锐之师。”
蒋介石干咬了两声，说：“胡寿山部几个兵团是完整的，刘长官的二十四军、邓长官的九十五军，王长官的七十二军，以及罗文广的十五兵团，董守瑜的十八兵团等都是国军的精锐，只要大家密切协作，共同作战，就不愁打不败共军。”
说到这里，蒋介石又扫了大家一眼，换了个口气接着说：“当然，共军现在尝见了甜头，锐气不可低估，今天请诸位来，就是想征询诸位对川西决战的意见。”
蒋介石把“皮球”踢给了大家。
接着，众人议论开了。
有人认为共军来势凶猛，应避其锐气，暂退康、滇边境，保存实力，等第三次世界大战起来再反攻。
有人则主张利用川西几个外围点的复杂地形，与共军进行山地作战。
有人甚至提出川西平原有利于展开队形，适合大兵团作战，要在这里与共军一决高下，分个雌雄。
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蒋介石的皮球每个人都踢了两脚。
而刘文辉却又把皮球踢给了蒋介石：“我们说的都是一隅之见，只有总裁才能总揽全局，还请总裁明示。”
陈立夫也趁机帮上一句：“委座为国军最高统帅，必有卓识远见，我们洗耳恭听。”
蒋介石当时没说话，过了一会，他又把皮球踢给了张群：“你召集有关人员，与大家进一步商讨川西大决战之计划。”
没等张群表态，蒋介石即宣布散会。
过了两天，蒋介石召见陈立夫。
蒋介石关切地问：“夫人和孩子都离开大陆了吗？”
陈立夫说：“谢委座关照，现在仍在大陆。”
蒋介石又说：“我调飞机给你，先安排夫人孩子去台湾吧。”
“谢委座。”
蒋介石眯了一会眼睛，然后问陈立夫：“我的内调局现在正做些什么，我来成都这些天，怎么一个人也没见着啊？”
蒋介石这么一问，陈立夫心中立刻发毛，他当然不敢说内调局的人已四散奔逃，想了一会说：“委座，我已派他们到川西各地建立秘密活动组织，为长期潜伏做准备。委座，跟你说实话，现在人心不定，兵慌马乱啊。”蒋介石立马不高兴了：“怎么，害怕共产党了？立夫，内调局是在什么情况下成立的你应该明白，我是给你们拨了多项经费的，现在大陆局势紧张，共匪猖极不可一世，但这只是暂时的。将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们收复大陆还仰仗你们内调局提供情报啊。”
陈立夫忙说：“请委座放心，我即让他们展开工作，决不辜负你对内调局的期望与厚爱。”
蒋介石没说什么，便下逐客令了。
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成都彭县龙兴寺宣布脱离国民党，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
蒋介石闻讯，连连唉声叹气，在屋子里团团转。
蒋经国见父亲一夜之间消瘦了许多，便关切地说：“父亲，你要注意身体啊。”
蒋介石愤恨地说：“卢汉、刘文辉，我待他们不薄。竟如此负我，真让我痛心！”
蒋经国安慰蒋介石道：“自古叛军没有好下场，不是不报，时辰不到。父亲，他们总有身败名裂的那一天。”
蒋经国劝蒋介石想开一些，并说成都已无险可依，西康又是刘文辉的老巢，如不早离开成都，恐遭大祸。
蒋介石经儿子这么一说，也有同感，决定提前离开成都。
临走前，蒋介石还到黄埔楼主持了在大陆的最后一个会议。会上做出了以下决定：
一、中央党部和行政院撤迁台湾。
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呈请辞职，准予免职，由顾祝同兼任其职。
三、撤销西安绥靖公署和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撤销刘文辉西康省主席，邓锡侯、潘文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卢汉云南省主席职务。
四、任命西康警备总司令部司令贺光兼任西康省主席。
五、任命胡宗南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兼参谋长；
任命杨森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兼川！陕甘地区绥靖公署主任。
六、任命王城绪为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唐式遵为西南第二路游击总司令。
做好上述安排以后，蒋介石在蒋经国、陈立夫、俞济时等人的催促下，离开了那幢灰色的二层小楼。
蒋介石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中正楼前他的塑像旁边，心情复杂地转过脸来对胡宗南说：“寿山，川西会战，就全靠你啦！”
胡宗南见蒋介石泪水盈盈，一副负重不堪的样子，也顿起怜悯之情。坚定地说：“校长放心去吧，川西就交给我了，学生一定不负校长重托。”
蒋介石抬手指着自己的铜像说：“我走后，请把这东西收起来。”
胡宗南有些不解地道：“校长，您这是怎么……”
蒋介石并没看胡宗南一眼，摆摆手：“照我说的办就是了。”
胡宗南忙说：“好吧。”
陈立夫忙上前挽扶蒋介石。
蒋介石却甩了一下袖子：“不用，我还没到七老八十呢！”
陈立夫站在一边不说话。
蒋介石钻进了轿车。
这时，俞济时提醒说：“总裁，听说北校场附近发现有便衣的陌生人逛街，我们从小门出去吧。”
蒋介石从轿车里探出半个脑袋，非常因执而傲慢地说“不！我是从南大门进来的，我还是从南大门出去，这是我的脾气。我就不信，中央军校所在地，马上就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
轿车驶出南大门，胡宗南、陈立夫、俞济时等人还在原地招手。
蒋介石叫驾驶员把车开慢些，他要好好看一看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座城市。
街上一片混乱。
一些违背带扛的老百姓熙熙攘攘，边挤边叫，一看就知道是难民。
难民们城里的往城外逃，城外的往城里逃，都在寻找安全的地方。
路上人多又乱，虽然有警车开道，后面又有装甲车护卫，蒋介石的车还是被水泄不通的难民堵在了路中间。
驾驶员伸出脑袋，大骂难民不长眼。
难民们不管它那一套，照样拥挤不堪，根本不管来了什么车，车上坐着什么人。
司机又骂一个难民，却被蒋介石拦住了。
轿车艰难地向前行进。
蒋经国明白父亲的意思，自己也在逃亡之中啊。
车无法前行，蒋介石便细心观察街道两旁兜售衣物的人们。
蒋介石发现兜售衣服的，除女人的一些时装外，大部分是军服，甚至还有一些穿着制眼的下级军官或蹲或站在太太、子女身边，陪着他们销售衣服。
此情景很狼狈，惨淡。
显然，这些下级军官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蒋介石看到街上的情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蒋介石鼻子发酸，他突然想起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一段话：“老百姓之所以穷困潦倒，流离失所，那是因为赋繁役重。
那是因为官吏贪得无厌，诱发百姓揭竿而起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