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式独裁
查韦斯终于等到了这一天。2月15日委内瑞拉以54%的赞成票公投修宪，认可总统有权无限连任。就是说，到2013年，本来连任期满要下台的查韦斯可以继续竞选总统了。
在阐述修宪理由时，查韦斯说：“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革命，我需要更多的时间。”于是群众就给了他时间。事实上，查韦斯上台十年来，委内瑞拉群众基本上给了他所想要的一切：1999年，查韦斯要求公投修宪，将总统任期从不能连任改成可连任一次，提案通过。2002年，反对派军事政变把他赶下台，委内瑞拉群众走上街头愤怒示威，48小时后查韦斯重返职位。2004年，在弹劾查韦斯的公投中，人民群众再次挽留了他。2007年取消总统连任期限的公投失败，但据说并不是因为人民厌倦了查韦斯本人，只是那次公投捆绑的激进内容太多。这次2009公投，群众终于又对他敞开了怀抱。
委内瑞拉人民这么热爱查韦斯当然不无理由。内政上，他以穷人代言人自居，推动国有化、全民医疗、教育普及、贫困补助。外交上，他积极反美，在联合国论坛上引用毛主席语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么一个只有2600万人的小国，愣是在10年之间被他搞成了国际舞台上的反霸领袖和革命史上的新旗手。
十年之后，革命到底有没有成功呢？好像也不大明显。查韦斯追求均贫富，但2000年委内瑞拉的基尼指数是0。44，2007年0。42，有所下降，但很微弱。委内瑞拉医疗教育发展迅速，绝对贫困人口从17%减到8%，但反对党认为这些数据是修改测量标准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很多人认为，查韦斯改革只是沾了油价暴涨的光———作为拉美第一产油国，委政府收入一半来自于石油。2000年到2008年初国际油价一路飙升，于是查韦斯左手从国家油企拿钱，右手把它发给了选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反讽，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建设资金来源仍然是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虽然查韦斯骂布什是“蠢驴”，这并没有妨碍委内瑞拉把一半以上的石油出口到美国。
问题是油价最近跌了70%，查韦斯这种“拿油企的钱，做自己的人情”的政治模式就成了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的社会主义成就很大一部分被高通胀率和高犯罪率所抵消。委内瑞拉现在有拉美最高的通胀率（30%），很多穷人刚进得起医院，又买不起牛奶了。即使油价不跌，这种高赤字高通胀的发展模式能否为继也很可疑。相对于把蛋糕做大，民粹主义者总是热衷于把蛋糕分掉，原因很简单：一样的财富，以政治家恩惠的形式出现，就从资本转化成了政治资本了。
也许有人要说：管他有多少成就呢！反正他是民选的，尊重民主就要尊重查韦斯的胜利。这就牵涉到如何看待委内瑞拉民主，确切地说，民粹主义盛行的拉美式民主。
很多拉美国家的民主都有一个特征：它注重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垂直呼应，但忽视政府和立法、司法机构之间的水平制衡。查韦斯式民主就是这种瘸腿民主的一个典型，他频繁地诉诸各种公投来实现其政治目标（10年之内14次）。他将议会从两院改成一院、2/3投票制改成简单多数制，使国会成为他的橡皮图章；他将大法官从20个增加到32个并安插亲信，将最高法院变成他的队伍；他把军队控制权从国会转移给自己；他通过监管机制成了最大油企PDVSA事实上的CEO；他对公民社会的容忍度也在降低，反对派电台被关、国际人权组织被驱逐等新闻层出不穷。就是说，民众通过投票把权力交给了他，然后他用这个权力瓦解其他权力机构，有人称之为“竞选式独裁”。
而我始终认为，一个健康政治制度的真谛在于制衡，而不是民粹。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在于选举的“那一刹那”政治家是否赢得了高选票，而且还在于两个“刹那”之间的岁月里，能够有制度性制衡来推动不同机构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商互动。一个只注重垂直呼应民意而忽视水平制衡的政府，也许合法性很高，但是合理性很低。
公投取胜之后，查韦斯热情宣布“波利瓦尔革命在复兴”。我想，查韦斯很可能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但在21世纪，理想主义治国的有效性令人生疑。当然对委内瑞拉的去向我们也不用太操心，如果说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政治制度实验室的话，那么，就当查韦斯给人类赞助了一个新的实验室。
宪法这只兔子
在所有的政治词汇中，有一个大约是人见人爱的：宪政。当今时代，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属于哪个政治派系，对“依法治国”恐怕都少有异议。当然宪政里的法，指的是宪法。
理想的宪法是一个好的地图，一个国家走到哪不认路了，往地图上一查，然后就找到方向了。但问题是，宪法不是固定在墙上的一张图，它是一只兔子——它会跑，会跳，会成为枪手的猎物。最近的洪都拉斯政变，可以说就是一场宪政危机。政变双方都自封是护法者，都想让宪法成为自己的猎物。
事情起因于总统塞拉亚的连任梦。按照洪都拉斯宪法，总统只能连任两期，到明年一月塞拉亚两期到任，就该下台了。但也许是出于权力欲，也许是出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理想主义，塞拉亚还不想下台。不想下台怎么办呢？受到其战友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事迹的激励，塞拉亚决定推动公投修宪。今年2月，查韦斯曾用公投修宪的方式，争得了连任下一任总统的机会。塞拉亚决定如法炮制。
但问题是塞拉亚是塞拉亚，查韦斯是查韦斯。同样是左翼民粹主义政治家，查韦斯控制有大量的石油收入，而且委内瑞拉社会的左翼土壤比洪都拉斯要深厚得多。塞拉亚的东施效颦效果不佳，不但民间反对的声音很大，国会、最高法院、军方同时反对。根据洪都拉斯法律，只有国会才有召集公投的权力，总统没有这个权力。当国会反对为此召集公投时，塞拉亚一意孤行坚持公投；当军队拒绝为塞拉亚发放选票时，塞拉亚一意孤行解雇了军方首脑；当最高法院要求恢复军方首脑职位时，塞拉亚一意孤行坚持发放选票。6月28日，在投票前的几个小时，军队发动了政变，将睡眼惺忪的泽先生送到了哥斯达迪加去。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奥巴马、查韦斯、联合国、美国国家组织、世行、拉美各国异口同声地谴责洪都拉斯军方，“国际社会”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同仇敌忾了——整个国际社会，除了洪都拉斯本国民众。在某网络论坛上，一群洪都拉斯人孤独地呐喊：这不是非法政变，这是保卫我们的宪法！
洪都拉斯军方现在肯定特别委屈。首先是“老大哥”美国一反常态，没有支持后院的这次右翼政变——美国本来一直是拉美的“政变之友”，远的如1973年美国支持智利政变，近的如2002年布什政府默许委内瑞拉政变，这次却因为奥巴马新政，站到了“对方阵营”里去。更重要的是，在洪都拉斯军方看来，此政变非彼政变，是塞拉亚违宪在先，军方代表国会和法院护法在后。一个洪都拉斯网民发问：“我不知道国际社会想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是一个民选总统可以为所欲为吗？”
塞拉亚总统肯定也特别委屈。通过投票修宪来延长掌权时间，近年来风行全球，这个“依法独裁”的游戏，怎么偏偏就他玩栽了呢？04年白俄罗斯通过公投修宪，总统卢卡申科就此获得两任之后的竞选机会；07年叙利亚公投，允许阿萨德总统再连任一届；08年阿尔及利亚议会投票，通过了取消总统连任限制的宪法修正案，总统布特福利亚就此可以谋求第三个任期；09年查韦斯的胜利就毋庸赘言了，3月阿塞拜疆也用公投修宪的方式，为延长阿利耶维斯总统任期扫清了道路；哪怕就在塞拉亚被议会和法院赶出家门的同时，尼日尔总统坦贾则用解散议会和法院的方式推动8月的公投修宪，目的当然仍是总统任期的长久化。当然，这些国家公投修宪的过程往往迷雾重重舞弊百出，但这不妨碍它成为一个流行游戏。比独裁更可怕的，恐怕是独裁者学会了使用“宪政”这个道具。
当然，宪法的工具化似乎也不应该是洪都拉斯军方政变的理由。如果它的目的是护法，就应该把塞拉亚“扭送公安局”再通过司法程序解决问题，而不是假造一封塞拉亚的辞职信，然后把他驱逐出境。更不应该在政变之后打压国内的塞拉亚支持者，从而把此政变变成了彼政变。
其实洪都拉斯的宪政危机，本质上体现的是拉美式民主的悖论，即民粹式民主和制衡式民主之间的张力。塞拉亚企图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一样绕过权力机构之间的水平制衡，直接诉诸民众支持来治理国家，却没想到“三权分立”在洪都拉斯竟比较货真价实，“两权”弹出来，和军队合作，捆住了“第三权”的手脚。从这个角度来说，洪都拉斯的宪政危机恰好说明其政治比白俄罗斯、阿尔及利亚、尼日尔等国更进步，塞拉亚还需要气喘吁吁地去追赶那只兔子，说明兔子还没死呢。
我们在输出什么
2008年3月，赞比亚的Chambishi铜矿爆发了一场骚乱。500多个赞比亚工人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廉的工资水平，甚至有人放火烧了几栋房子，还暴力袭击了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战战兢兢躲在办公室里，直到警察把他们给解救出来。
这似乎是一个普通的劳资纠纷，但此事有一个不同寻常之处：那个铜矿是个中资公司，那些被袭的管理人员是中国人。
说到中国和赞比亚的关系，大多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恐怕也是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那条著名的“坦赞铁路”——革命年代中国人曾勒紧裤腰带，捐助第三世界国家，帮助它们走向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坦赞铁路象征的不仅仅是中赞友谊，而且是中国和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兄弟情谊”。
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段记忆还未消失，“阶级兄弟”眼中的我们却在悄悄起变化。上述骚乱并非一次偶然事件，在此之前，赞比亚的反华情绪一直在滋长：2006年已有一次铜矿骚乱，当年总统大选反对派领袖打的竟然是反华牌；2007年一个中国领导人访非时，临时取消了Chambishi一站，据说是为了避免遭遇可能的抗议。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反华情绪不只是在赞比亚存在。尼日利亚2007年曾出现绑架中国人事件；在南非和莱索托，人们抱怨廉价的中国制成品导致其产业结构“去工业化”；在利比里亚和加蓬，人们指责中国的木材需求导致当地森林的过度砍伐；在安哥拉和刚果，据说中国的贷款强化了当地的腐败；在苏丹和津巴布韦，无数人指责中国的武器销售成为流氓政权的权力支柱；最近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反华骚乱则是这种情绪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一定程度上，被广泛批评其实是“大国崛起”的标志。过去十年，中国在亚非拉国家的影响力直线上升。这首先体现在经贸上关系上的大跃进。拿中国和非洲来说，2000年两地贸易总额还只有100亿美元，2008年达到1068亿美元，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且，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迅速增加，正如当年港商台商到大陆来办合资企业，中国现在很多企业跑到亚非拉国家去买厂买矿当老板——这和之前中国人只能在海外开小餐馆和杂货铺的形象迥然不同。到2008年年底，中方对非洲直接投资超过50亿美元。经贸关系发展的后果就是政治影响力的提升。比如，很多本来和台北建交的亚非拉国家现在纷纷转而投奔中国：2005年塞内加尔“弃台投中”、2006年乍得、2007年哥斯达迪加、2008年马拉维……今年3月南非拒绝给达赖喇嘛发签证，再次显示中国政府“不怒自威”的影响力。
中国为什么近十来年如此钟情于发展中国家？显然的原因当然是经济上的互补性：中国迅猛的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而这些南部国家能源和原材料丰富。巴西的铁、秘鲁的铜、津巴布韦的铂金、加蓬的木材等，都是中国发展之所需。但中国最迫切的需求，也是最令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因素，是石油。1993年起中国石油自给自足的时代结束，此后中国就开始和产油国靠近。目前，中国大约一半石油依赖进口，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于非洲。除了购买石油，中国还到这些国家去直接买油田股份。比如中国花了23亿美元购买了尼日利亚大陆架油田45％的股份；花18亿美元在安哥拉购买马拉松石油公司的股份；在苏丹拥有其最大油企40%的股份——这项投资备受争议。当很多中国人因为伊战而对美国高喊“No Blood for Oil”（“不能为了石油而流血”）时，很少有人想到，这块牌子其实也可以反过来朝向自己。
中国向亚非拉靠近的另一个原因则恐怕是政治上的相容性：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集权，谈判项目无需经过太多国内的民主协商，“办事效率高”。和集权政府合作的这种优越性，与中海油2005年收购美国UNOCAL石油公司失败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美国众议院出于“安全考虑”施压，愣是把这个合作机会给搅黄了，最后UNOCAL以比中海油出资更低的价格卖给了雪佛龙公司。而且，对于某些声誉太糟的集权国家，一些西方跨国公司对与其合作有所顾忌，这就形成了一定的市场空白点或者薄弱点，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难以与西方国家在一般条件下形成有力竞争，只能捡一些国际市场中的小鱼小虾吃，也属情有可原。
和中国拓展关系的确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实惠。正如外资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中资的涌入对于资本饥渴的非洲可以说是雪中送炭。比如2007年中国宣布将向刚果投资90亿美元，帮其修建基础设施以换取其金属矿物。这对于内战刚结束百废待兴的刚果来说可以说是送上一颗救心丸。又比如爆发骚乱的赞比亚铜矿，虽然条件恶劣，毕竟解决了1万个当地人的就业。与欧美贷款不同，中国式投资具有“一揽子”特色，即，除了买企业股份，中国还派工程队去修路、造机场、学校、医院——虽然这些都是为了自身的投资便利，但对当地老百姓的好处显而易见。2007年中国投入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高达45亿美元，超过8国集团的总和。事实上过去十年，非洲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直到2008年经济危机，过去十年年均增长率54%），几个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增长尤其迅速（2007年安哥拉年增长176%，苏丹96%），这种成就未必是中国的功劳，但其中也许有一定的中国因素。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虽然反华情绪在滋长，大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总体仍是正面的。比如2008年皮尤调查公司的一个调查报告中，当被问及“你认为中国是伙伴还是敌人”时，78%的尼日利亚人、53%的南非人、45%的墨西哥人，40%的阿根廷人将中国视为“伙伴”，这和只有13%的美国人，21%的法国人，17%的英国人，24%的西班牙人视中国为“伙伴”形成对比（这几个国家大部分人认为中国“非敌非友”）。
既然如此，发展中国家的反华情绪为什么会日益滋长呢？批评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贸易结构问题，二是无条件经济合作问题，三是公司伦理问题。这些批评，有些有道理，有些则不完全合理。
从贸易结构上来说，由于中国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出口制成品，一些人批评中国阻碍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固定了它们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并造成了大量失业。比如，有研究称南非和莱索托纺织业被中国的廉价纺织品摧毁，南非3万个工人、莱索托15万个工人因为中国“飓风”而失业。这种批评和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拉美批评西方的“依附理论”、“新殖民主义理论”不谋而合。中国90年代的教科书还热衷于用这套理论批评西方——认为由于“不公平的国际分工体系”，西方“中心国家”的发达造成了非西方“边缘国家”的不发达，大约没想到这么快它就反过来被用到了中国身上。
这种左翼批评只能说有一定道理。不过，毕竟非洲、拉美很多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了其比较优势就在于初级产品，与其拔苗助长发展工业，不如顺应其比较优势加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产品挤掉当地某些工人饭碗固然令人同情，但与其说这是因为中国的“新殖民主义”野心，不如说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后果之一。对于竞争力弱的国家来说，就算没有中国，还有印度，就算没有印度，还有孟加拉。毕竟受中国“飓风”影响的，不仅仅是南非和莱索托工人，还有欧洲和美国工人，而中国的汽车业、农业、服务业也同样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挑战。面对全球化，值得思考的不是它是否带来挑战，而是挑战与机遇是否对称。
当然另一方面，在中国缺乏劳工保护、很多国家存在严格劳工保护的情况下，所谓的“全球竞争”又注定是不公平的：你的工人小时工资50美分，我的1美元，你的工人一周工作七天，我的五天，怎么竞争呢？如果要和中国竞争，它们必须也降低劳工保护，这正是很多国家对中国怨声载道之处：通过贸易中国输出的不仅仅商品，同时也是一种缺乏伦理的生产模式。
“无条件经济合作”是另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中国在和他国经济往来时，始终坚持“政治不干涉”原则：你的部队正在杀人放火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你正在选举舞弊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你刚贪污了几百万美元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总之，“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我无条件跟你做生意。而这是受到广泛国际批评的一个焦点问题。虽然历史上欧美国家亦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近年来却有“良心发现”之意：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交往中，对“流氓政权”实行经济制裁，对一般发展中国家发放“有条件贷款”，条件包括紧缩财政、抑制腐败、政治透明等等，即，援助不仅仅是援助，而且是改造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模式的一个工具。
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无条件合作”无疑颠覆了其改造穷国腐败、专制政治的努力。这就像那些宠小孩的老人，父母刚开始训练孩子不要过度吃糖，老人却一把一把地给孩子塞糖。这种“滥发糖”行为的极致，在西方人看来，体现在中国和苏丹、津巴布韦这两个政权的关系上。
对这个批评，我有保留地赞同。赞同是因为经济不可能仅仅是经济，它一定有其政治后果。但是另一方面，我怀疑很多人高估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正如不能说中国国共内战是因为美国对蒋介石的军售和经济援助一样，将苏丹内战、津巴布韦危机归咎于中国政府，似乎有避重就轻之嫌。
更重要的是，“无条件经济合作”也未必一定是坏事。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是，西方的“有条件合作”开展多年却收效甚微。就经济制裁来说，史上最长的两次经济制裁（伊拉克和古巴），不但没有推翻独裁政权，反而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痛苦，基本上相当于拿独裁者的错误来惩罚老百姓。就有条件贷款来说，从80年代执行到现在，鲜有成功，很多亚非拉国家不但没有实现政治转型，反而走向了政治崩溃。中国的“无条件合作”不妨是一种尝试，它的最大受益者也许是独裁者，但是经济渗透效应也许可以把其中一些好处带给老百姓，比如缓解就业、发展基础设施。既然直接命令发展中国家政治改革鲜有成功，带动其经济发展，让政治改革从经济发展中生长出来，也是一种思路。
对中国最有力的批评集中于公司伦理问题。如果说贸易只是间接降低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话，直接投资则往往把中国式的血汗工厂直接搬到了他国。Chambishi中资铜矿工人月工资45美元，2005年4月的爆炸导致46人丧生；刚果矿工抱怨他们在危险的地下80英尺处重体力劳动10个小时，中国老板只给他们一天3美元；纳米比亚某中资公司工人小时工资是35美分，而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美元；加蓬出口中国的木材70%来自于非法砍伐……总之，在中国资本涌向世界时，它也将中国低工资、低环保、低人权的企业治理模式带到了世界很多角落。在那些本来就低工资低环保的国家，中国的投资则可能造成了雪上加霜。
一些中国投资者似乎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比中国还穷，那么它的“投资环境”一定比中国更宽松，却没想到并不是所有地方的民工都像中国民工那样温顺，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像中国那样对外企鞍前马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超过经济发展，工会、环保组织非常发达。这既是中国误解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误会”中国的地方——他们以为中国人专门跑到非洲来欺负非洲人，所以称之为“新殖民主义者”，殊不知这些投资者对中国工人是“一视同仁”地欺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问题不在于国家之间的“殖民主义”，而在于很多中国投资者习惯了“无拘无束”的投资环境，因此“错把杭州当汴州”了。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中资血汗工厂的出现，与当地缺乏市场规范、或者规范执行不严有关。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当本地政府热心于保护本国民众和环境时，中资企业往往也能配合。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中国投资者在欧美国家办企业时，往往也能做到遵纪守法。正如在中国的台商港商等是否尊重中国工人本质上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尊重中国工人，中国投资者是否尊重赞比亚工人本质上也取决于其政府是否有决心保护自己的工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走出去”战略除了经济收益，也有一些意外收获。中国的苏丹政策受到广泛国际批评之后，中国政府也开始调整政策，努力劝说苏丹政府接受维和部队；在和一些“流氓政权”打交道之后，中国也开始权衡其中的政治成本和经济风险；中国资方在他国接触过工会、环保组织之后渐渐意识到经商还有社会责任问题。虽然学习过程很缓慢，但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其实正在慢慢改变。一个国家的投资者无需和本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对话、却往往要和他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协商，虽然这有点反讽，但“曲线救国”也是“救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出去”之后影响也许是双向的：在中国向他国输出低劳工权利、低工资、低环保的发展模式时，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在被动地学习他国的人权、劳工保护和环保意识。无论中国政府是否承认，在一个政治和经济相互渗透的世界里，“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的观念，不仅不对，也是不可能的。
有多少资本主义可以重来
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
1942年，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又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资本主义能存活吗?不，我认为它不会。”当然熊彼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认为资本主义消亡会是因为经济失败，但他认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创造、滋生和鼓动社会骚乱”。
距马克思的预言已经一百多年，距熊彼特的预言也有近70年，资本主义的死亡却迟迟没有到来。事实上，纽约的寒冷街头，人们排队等候iphone的最新型号；饮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国，麦当劳却从首都一路开到了县城；一部好莱坞最新电影，在欧洲、巴西、土耳其、南非，处处门庭若市??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消亡，它正花枝招展地满世界游荡。
所以，当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游行中，又出现“资本主义不行了”(Capitalism Doesn't Work)这样的口号时，也许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不必惊慌失措，他们完全可以伸个懒腰，说:哦，资本主义又死一次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媒体上到处是“西方那一套不灵了”这种说法。但如果我们把这次金融危机放在资本主义的长线历史中去看，那么结论也许不必那么耸人听闻。
就美国来说，建国以来共有过大大小小的经济衰退近50次，其中著名的有1857年恐慌，1893年恐慌，1907年恐慌，1920年大萧条，1929年大萧条??而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滞涨，2000年代初it泡沫破裂引发的经济衰退，更是令人记忆犹新。一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写道:“资本主义之所以如此成功，部分是因为它允许亏损甚至破产，是失败的可能性创造了成功的机会。”这样说来，经济萧条不但不一定是问题，甚至承担着给经济重新洗牌的功能。
那么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杞人忧天多此一举?未必。首先，和二战以来的历次经济衰退相比，这次危机格外严重，8%以上的失业率已持续3年，gDp跌落的幅度也是二战以来所未有。最让人不安的则是经济不平等的明显扩大。据统计，从1979年到2007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税后真实收入增长了275%，前20%收入的其它家庭收入增长了65%，中间60%家庭增长了40%，底层20%却只增长了18%。1979年最富裕的1%家庭税后收入占全民收入的8%，今天则占17%，翻了一番多。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果伴随着底层收入的逐步提高—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未必是个致命问题，但它撕裂社会，破坏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共同体意识，难怪占领运动最响亮的一个口号就是“我们属于99%”。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兹则恶搞林肯的名言，将美国的状况描述成“1%有、1%治、1%享”。
“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一次集中表达。如果说民主制度具有一种纠错的弹性，那么这样的示威游行，就是给这种纠错机制提供信号。有人从占领运动中看到的是混乱和动荡，但它同时体现的也是一个允许民众自由表达观念和利益的制度的健康与活力。不断深入的全球化、推陈出新的金融创新是人类从未航行过的“新海域”，在新海域航行碰到礁石不可怕，可怕的是船只的报警机制失灵或者船长装聋作哑。从这个角度来说，喧哗的政治比静悄悄的政治更有生命力。
事实上，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一次次“死而复生”，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一代代美国人在不断“占领华尔街”，“从资本家手里拯救资本主义”。从1877年铁路大罢工到1894年普尔曼罢工，从上世纪初的红色浪潮到60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民众一直在占领各种各样的“华尔街”。无论是进步主义时代劳工条件的改善，还是罗斯福新政时代社会保障系统的启动，及至约翰逊伟大社会时代扶弱济贫医疗体系的建立，可以说都是各种形式“占领华尔街”的成果。这些福利国家措施的经济效益也许可圈可点，但是它们对于确立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合法性乃至弥合整个社会的精神裂痕，却是功不可没。
然而，数次蜕变之后的资本主义由此也面目全非，它不再是一个气势汹汹的壮汉，而变成了一个和颜悦色的女性。哪怕是美国这样被视为“新自由主义”代表的国家，其福利和社会保障开支也占联邦政府开支一半以上，各种帮助低收入者的教育贷款、住房补助、减免税费更是层出不穷。正是资本主义这种“见风使舵”的弹性，帮助它逃过马克思和熊彼特的预言，不断东山再起。
但也正是资本主义的这种华丽转身，使得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显得“拔剑四顾心茫然”:我们不满，我们愤怒，但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属于99%”喊起来固然响亮，但那“1%”真的恶贯满盈?一群左手握着iphone，右手端着星巴克咖啡，身上穿着Walmart买的牛仔裤，中午要去吃麦当劳的人，愤怒声讨创办管理iphone、星巴克、Walmart和麦当劳的“1%”，多少有些滑稽。事实上虽然2005年最富有1%家庭的税前收入占总收入的21.8%，但是这部分人上交了美国联邦收入税的40%，联邦全部税收的28.1%。相比之下，由于各种减免，目前美国底层47%家庭不交联邦收入税。难怪“我们属于99%”这个口号流行起来之后，就有另一部分民众发起了“我们属于53%”这样的口号—意思是:我们努力工作，我们依法纳税，我们通过工作而不是撒娇来增加财富，你呢?
同样重要的是，虽然美国收入差距在拉大，但社会仍具有相当的流动性。经济学家索维尔在一个研究中指出，大多1975年属于底层20%收入的人后来也在某个时点进入过顶层20%收入阶层，只有不到1%的美国人一直处于底层20%。另一项研究则表明，从1996到2005年，仅10年就有3/4属于顶层1%收入阶层的人“掉出”了1%阶层。也就是说，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固定在某个收入阶层里，美国这个推崇个人奋斗的社会仍具有相当的流动性。
有趣的是，很多属于“1%”的富翁在这场运动中站出来为“99%”说话。巴菲特多年呼吁政府多征自己的税，富豪好莱坞演员们声援华尔街运动屡见不鲜，有些富翁干脆创办了“财富为公益”这样的组织，专门号召政府给自己加税。这样一来，运动就更难把矛头集中到那“1%”了。事实上2011年10月中的一项盖洛普调查显示，当问及政府和金融机构谁更需对经济危机负责时，64%的美国人选择了政府，只有30%的人选择了金融机构。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风起云涌，但它的目标却模糊不清。示威者希望“严惩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危机的部分原因是银行家的过度投机，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政府为满足穷人住房需求而压低贷款标准—当初获得低价房贷时“同去同去”了，今天危机了却愤怒声讨，似乎也不太地道。而且，具体应该严惩谁呢?什么罪名?当被问及为什么政府没有起诉“贪婪的银行家”时，连奥巴马总统都说:虽然这些人的行为不道德，却未必违反了法律。示威者愤恨CEO和银行家们收入太高，但是私营企业给CEO们多少工资，这是公司董事会的决定，政府不能插手。他们呐喊应该给富人加税，但如前所述，富人的税收其实并不低。他们指责政府不应该花那么多钱挽救华尔街，但是当初的救市资金并不仅仅是为了挽救银行家，而且是为了稳定经济形势，避免银行破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他们提出政府应该加强银行监管，但是加强监管Dodd-Frank法案已经于2011年通过??虽然这些方面的确还有可以作为的空间，但是技术性的故障似乎难以支撑排山倒海的愤怒。无论如何，“占领华尔街”运动看上去都像是一场找不到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在21世纪反抗资本主义似乎有些生不逢时。
但是，难道资本主义在21世纪就高枕无忧吗?当然不是。正如欧洲各国财政危机所揭示的，今天西方的当务之急并不是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割裂，而是超前福利导致的财政危机。用“占领华尔街”来应对“过度福利”的挑战，相当于用吃得更多来治疗肥胖。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各国政治家乃至民众当前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是克制持续膨胀的福利冲动来实现财政的平衡，还是继续寻找“阶级敌人”将一切经济问题政治化?如何在保持经济活力的情况下维持社会的凝聚力?老实说，这不是对资本主义的考验，是对西方民主制和公众理性的考验。这样说来，马克思和熊彼特似乎又没有过时，他们的预言依旧乌云一样徘徊在资本主义的上空，随时准备化作“席卷旧世界”的倾盆大雨。
新自由主义的两种命运
去年，我给学生出过一道题：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能否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结果学生写了一篇义愤填膺的文章讨檄“新自由主义”，称中国的成功和新自由主义没什么关系。我给她指出，这有点违反常识，看看中国30年来的经济自由度的扩大，再看看30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瞎子都能看见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学生只好承认，她这样写是因为，她实在找不到肯定新自由主义的书籍，几乎所有她找到的关于新自由主义论述，都对这个概念咬牙切齿，她也只好依葫芦画瓢。
也是，确实不能责怪她的偏颇。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在西方人文学界，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几乎已成“过街老鼠”。不少著名的知识分子比如乔姆斯基、斯蒂格勒茨都似乎与这个词不共戴天。中国的知识界也受其影响，时不时有学者振臂高呼要打倒“华盛顿共识”。
但这事一直令我纳闷。
据说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减少政府经济干预、财政紧缩、企业私有化。其实这并没有什么新意，与“旧”自由主义一脉相承，只不过是出现在凯恩斯主义之后，所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撒切尔、里根、皮诺切特、辛格。搁置其中某些人的政治观点不说，他们的政策在经济方面都相当成功。公共知识分子们得多么无视现实，才会把改善了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生活的自由经济政策说得一文不值。
需要指出，新自由主义并非仅让“一小撮精英”受益。拿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两亿多，这两亿农村人口属于哪门子精英？不可否认，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太大，但这种悬殊，其中多少是因为市场改革，又有多少是制度漏洞导致的贪污腐败？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替代政治改革。
当然对新自由主义的流行批判也不是无中生有。前苏东、非洲、拉美都经常被当作例子证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不过，苏东地区在转型初期呛了几口水之后，现在似乎学会了在自由经济中游泳，而且游得还挺快——近年来东欧各国平均增长率都在4%-7%。所以批判者在那里似乎已经失去了阵地。非洲这块阵地也不大牢固。虽然新自由主义在非洲遭到了失败，但哪个药方没有在非洲遭遇失败？非洲各国刚独立时，最先拥抱的恰恰是社会主义经济。后来国际援助纷至沓来，也无功而返。非洲简直就是经济学家的“百慕大”，开一个药方栽一个药方。
于是拉美就成了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最有力证据。从1980年代末开始，拉美国家开始尝试自由化改革，但经济增速缓慢不说，两次大的金融危机（1994年在墨西哥和2001年在阿根廷）几乎让新自由主义信誉扫地。信誉扫地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近年来拉美各国左翼势力回潮、左派政党在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等国连连得胜。
但是，拉美现象需要更仔细的观察。
首先，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也不是一败涂地。智利是拉美最坚持自由经济政策的国家，但是经济始终保持良性增长。巴西、秘鲁也实行温和的自由经济政策，经济同样稳步增长。就算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收缩经济自由，收缩的程度也非常有限。委内瑞拉还是需要通过国际贸易体系来卖石油；Ortega当选尼加拉瓜总统后表示他已经放弃暴力土改的主张；阿根廷近年的经济复苏恰恰是因为政府严格控制开支……“国家主义”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实施，与其说是一小撮自由经济原教旨主义者四处“传福音”的结果，不如说是旧政策走到死胡同后的一个反弹。与东亚各国的“出口发展战略”不同，拉美战后一直在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结果东亚各国通过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乘风破浪，拉美却因为“自力更生”成了国际经济中的孤帆远影。批判者试图制造一种印象，似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把好好一个拉美给糟蹋了，事实是，改革的起因恰恰是拉美的经济困境，比如阿根廷，财政紧缩政策前通胀率达到2000%，因为撞了南墙，所以必须回头。
当然也不能说新自由主义政策完全无可指责——过早过快地开放金融市场是拉美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东亚和拉美的历史都说明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需要循序渐进，金融开放、贸易保护、劳工条件方面尤其需要小心避雷。
新自由主义在欧美、中国、印度基本一帆风顺，在东欧、非洲、拉美却走得跌跌撞撞，为什么同一个药方，却会有两种命运？其实，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而政策不能代替制度。经济政策就像一条鱼，能不能养好，除了取决于鱼本身的生命力，还要取决于鱼塘里的水质，而影响这个水质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国家引进自由经济制度的时候，还需要在政治法律福利方面做配套改革，否则再好的“鱼”也可能被养死。但如果因为一个药方没能包治百病，就把它说得一文不值，就不知道是开药的幼稚，还是吃药的幼稚了。
从更人道的到更霸道的
假设有这么一个人，名叫张三。张三有段时间吃喝无度，加上市场上垃圾食品又多，吃完了噌噌噌地发胖，胖到了体重血脂血糖都严重超标的程度。这时候医生说了，你再不减肥就危险了，而要减肥就得少吃饭多运动，这样吧，我给你开个减肥食谱。张三把食谱拿过来一看，上面基本只有蔬菜粗粮，而鸡鸭鱼肉几乎不见踪影，于是他气不打一处来，大骂医生：你这个坏蛋，想把我给饿死是吧？！我以前每天吃一斤肉，现在只能吃一两，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看出这个张三的逻辑问题出在哪吗？他把医生的减肥食谱，而不是他自己以前的饮食无度，看作他挨饿痛苦的根源。
前几天从电视上看到希腊民众大规模罢工游行，抗议政府削减开支，有极端分子甚至杀人放火，我不禁想起了上面这个情形里的张三。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欧式福利国家，与“美式自由主义”相对照，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更人道的资本主义模式。虽然美国的公共开支模式表明，它其实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但是欧洲福利模式，一般来说主张更大的公共部门和更高的开支，更早的退休年龄和更多的休假时间，更多的劳工保护法令和更高的税收等等。于是，在这种温情脉脉的福利模式中，希腊的“地中海式田园生活”就不足为奇了：希腊的公共部门雇员一年有14个月的收入，宪法保障他们的铁饭碗，58岁就可以退休，退休以后还是一年14个月的养老金，一年至少有一个月的带薪休假，据说很多人一年中有七个月是下午两点半下班。对了，希腊的预算有一半用于公务员的收入和福利，其公务员占人口比例是英国的5倍。
这种福利生活如此诗情画意，简直可以说是世外桃源。但是，天上噼里啪啦掉馅饼这事总是令人生疑：如此惬意的生活，谁来埋单呢？希腊政府和人民东张西望，想到了一个字：借。尤其是加入欧盟后利率较低，希腊一口气借了3000亿欧元，直到有一天世界人民惊闻希腊政府预算赤字高达GDP的13.6%、政府总债务则占GDP的115%。
借钱的痛苦在于还得还钱。随着几笔主要贷款的逐步到期，希腊人的选择只能是：要么赖账不还——但结果很可能是金融危机以及投资者纷纷溃逃希腊，造成经济萧条，福利国家由此萎缩；要么就得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欧盟的贷款，但条件是削减公共开支，福利国家由此萎缩。就是说，希腊人必须在“勒紧裤腰带”和“勒紧裤腰带”之间做出选择。即，希腊人没有选择。
不对，希腊人还有选择。“勒紧裤腰带”和“勒紧裤腰带”是不一样的，区别在于勒紧谁的裤腰带。金融危机和资本外逃伤害的是整个经济和社会，而削减开支伤害的首先是公共部门，根据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当一个政策的受益或者受损对象比较集中，他们组织起来行动的可能性也更大，这也是我们看到希腊街头大规模抗议示威的原因。在政府表示愿意以削减公共开支为代价接受欧盟－IMF贷款之后，示威者发出了怒吼：“凭什么让工人为银行家埋单？！”
好响亮的口号，但领取丰厚养老金、一年领14个月工资的好像不仅仅是银行家。虽然“工会”、“公共部门”这种词似乎总是和天然的正义感联系在一起，但在一个利益博弈的政治体系里，它们也仅仅是利益集团之一而已。把人们习以为常的福利给砍去肯定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为了集团的利益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将特权当作人权，好像也有点霸道。
令人不安的是，希腊问题只是欧美各国福利国家病的冰山一角。虽然希腊在债务问题上“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但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甚至英国、美国也紧跟其后。有统计显示，发达国家的债务占GDP比例接近100%左右，而人口老龄化和福利泛化则可能使债务进一步加剧。量入为出本是最朴素的道理，但是将福利视为集体权利而不是个体责任的文化已使很多人失去了这种朴实。对于这些人来说，胖子的问题不是暴饮暴食，而是医生的减肥食谱。
当然，对欧美的债务病也不必过于担忧。民众并非铁板一块，也非不可理喻。英国大选中，三个主流政党都允诺上台后当务之急是削减赤字。就是希腊，一边是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另一边也还有“沉默的大多数”。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1%的民众认为IMF－欧盟的救助方案势在必行，而推动该方案的希腊总理支持率仍高达60%。美国前总统福特说过：“一个大到能给你一切的政府，势必也大到能拿走你的一切。”想必在假日海滩上晒够了太阳的欧洲人，也会逐渐琢磨出这个道理。
幸福的与被幸福的
2503年，婴儿养育室里。护士们在地板上摆上了一堆图书和鲜花，然后把一群长得一模一样的、八个月大的婴儿放到地板上。婴儿们看到图书和鲜花，飞快地爬过去，拿起来玩耍。这时，长官一声令下，护士长启动电路，触电的婴儿在痛苦中痉挛、尖叫。
“这样的试验大约重复200次左右，”长官微笑着对参观者说，“这些孩子们就会对图书和花朵形成本能的憎恨，他们的条件反射就这样被限定了。”
限定”，大约是Brave New World（《美好新世界》，或译《勇敢新世界》）一书中的最关键词汇。在奥尔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笔下的那个美好盛世里，人从受精开始就被“限定”了。精子和卵子在试管里被调制好，不健康的胚胎被限定出局，健康胎儿在孵化器里长大。然后从婴儿养育室开始，孩子们一路被限定得厌恶书籍和自然、厌恶独处、厌恶家庭、厌恶宗教和艺术，同时被限定得热爱集体、热爱消费、热爱滥交。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被限定的方式都一样。美好新世界里，人类被分成了五级，Alpha、Beta、Gamma、Delta以及Epsilon——Alpha被限定得聪明漂亮，而Gamma以下的人被限定得矮小愚钝。但是他们都一样幸福——无论哪个等级，其接受的“睡梦教育”都会告诉他，他所在的等级最美好、最幸运。
有什么人类跋山涉水追求了几千年的东西，新世界里没有呢？这里如此富足，人们不愁吃穿，不再有疾病，青春永驻，直到突然死亡。美女帅哥的青睐？新世界里“每个人都属于他人”，滥交是最大的美德，你要是长期只跟一个美女上床，会成为该世界里骇人的丑闻。
不错，这个世界里没有艺术、诗歌、撕心裂肺的爱情，没有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但是，当你每天都幸福得晕眩时，你为什么还会需要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
所以，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柏拉图估计不会觉得有问题，因为新世界里政治家和科学家就是智慧非凡的哲学王。孟子估计也不会觉得有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这个桃花源里被充分实施。希特勒更是会欣喜若狂，因为将人类的未来当做一个巨大的生物工程来建设，简直是他的毕生追求。还有斯大林，荡漾在新世界人们脸上的微笑，与沉浸在丰收喜悦里的苏联农民如出一辙，而新世界的“睡梦教育”，可以说是对苏式灌输教育赤裸裸的抄袭。
这个新世界如此美好，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在那里，幸福的人们全都是“被幸福”的。
就是说，在那里，人们的幸福是政治家和科学家呕心沥血的科研成果，与每个个体的创造力、情感体验能力、审美能力毫无关系。民众只需像儿童那样，系上围兜，张口吞下哲学王或者先锋队一勺一勺送过来的食物，就乘坐直升电梯抵达了幸福。
精英们为了民众，制作食物既考虑营养，又考虑消化，简直是殚精竭虑。有如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统治者，民众的个体自由意志完全是多此一举。 如果说奥威尔的《1984》里，人们为失去自由痛苦，那么赫胥黎的《美好新世界》里，人们则为摆脱了自由的重负而狂喜。真的，如果政治家和科学家给民众带来如此丰盛的快乐，民众何必自己去斗争？就像你可以从父亲那里继承一大笔遗产，何必自己去辛苦挣钱？除非——你认为得到的过程比得到本身更有意义。除非你不识抬举地认为，通过个体努力去争取幸福，比“被幸福”更体现出生命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一切精英治国观里读到的是对生命的藐视。对有些人来说，幸福，无非是对着送过来的汤勺不断张嘴；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需要“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
在恩赐来的幸福和捕猎来的痛苦之间，你会选择什么呢？在幸福药丸soma和跌宕起伏的莎士比亚之间，“新世界”里的“野人”约翰选择了莎士比亚。
但是当然，对于“美好新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无处不在的幸福不由分说，一把把他们给罩住，他们只能躺在幸福的牙缝里，被咀嚼，然后变成一堆残渣，被气势磅礴地给吐出来。
当他们开始用脚投票
1961年8月15号，19岁的下士舒曼在一团铁丝网边站岗，他的西边，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他的东边，也有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后来他回忆说：“我只是在尽责而已，但所有人都在咒骂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难过极了。”可能是他眼神里的惊恐被察觉了，西边的人转而对他大喊：过来！过来！舒曼犹豫了一阵，突然把手里的香烟一扔，向西跑去，纵身一跳，越过铁丝网——
跳到了西柏林。
这是东西柏林被正式封闭的第三天。后来那道著名的柏林墙所在的位置，当时还只是高低不齐的铁丝网。舒曼跳过铁丝网的情景，正好被记者拍下，成为冷战德国的一个经典照片。
在FrederickTaylor的这本《柏林墙》中，舒曼的跳跃是一个意象：书中形形色色的舒曼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跳”到西柏林——有趁着夜黑风高从易北河游过去的，有从下水道的屎尿中爬过去的，有冒生命危险挖地道过去的，有干脆直接冲过去的，当然更多的是通过假证件从关卡穿行。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像舒曼这样幸运：18岁的费希特强行闯关时被当场开枪打死，25岁的杜利克在潜游时遭到机枪追击，慌乱中淹死。据统计，柏林墙有100多个这样的牺牲品。
到西柏林去本来是不用“跳”的，“走”着去就行。但从49年民主德国建立开始，走着去西柏林并且一去不返的人实在太多了：1953年，40万东德人涌向西德；1954年，20万；1955-1959年，每年25万；1960年20万……12年里，东德失去了1/6人口。照此下去，东德的社会主义天堂不久就会空空如也了。为了将人民挽留在天堂，东德总书记乌尔布里奇在苏联的批准下建造了柏林墙。对他来说，这堵墙是对西方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肯尼迪却嘲讽道，这堵墙是他对失败的公开承认。
今天回头看西方的60年代，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左翼年代。我看过一个反映西德左翼恐怖组织“红色军系”的电影《BadderMeinhofComplex》，审判该组织时，法庭上广大听众简直可以说是在为其热烈喝彩。掌声虽然热烈，但是鼓掌的人似乎也没有谁穿过下水道爬到东德去。理想主义青年们也许会高举乌托邦标语喊口号，但是他们的双脚却精明地留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
好在这世上有“用脚投票”这事，让我们能够拨开口号的迷雾去判断制度的优劣。世界头号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痛批西方的书尽可以永远占据排行榜第一，G20或者WTO开会时示威者尽可以一次一次宣布资本主义死刑，但是非洲人、拉美人、亚洲人往欧美移民的脚步却不会因此停止。人类的头脑充满智慧，但是我们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张。它不善于表达，但爱自由，而且嗅觉无比灵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们高举标语的手、能言善辩的嘴、荷尔蒙涌动的头脑更诚实，因为它有足够的谦卑去屈从于常识。
应该说，和兄弟国家相比，东德真够倒霉的：它的统治并不比它们更严酷，不幸的是从地缘上来说，这座天堂离人间太近。制造幸福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进福利，一种拉紧窗帘指着墙上画着的那张大饼说：看见没，这就是天堂。后者显然比前者要简便得多。但可惜50年代东西德之间没有窗帘，当东德人瞥见窗外的西德人拿着真的烧饼走来走去时，墙上的那张烧饼就不再有说服力了。
这本书读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时东欧各国的统治程度真“薄”。从53年东德政府朝示威工人开枪，到56年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从波兰的抗议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东欧政府可以说基本只是靠强力勉强将其政权“糊”在一起——甚至连强力都是从苏联借来的。我们知道，世界有一种富人“穷得只剩下钱”，套用这个句式，世界上有一种强权，“虚弱得只剩下暴力”。如果那些东欧领导人知道另一国的领袖可以在几千万人被饿死之后还享受民众如痴如醉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肯定会大惊失色进而妒火中烧。
书里有个情节颇有趣。在一个横跨东西柏林的建筑里，一个东德人试图从二楼窗口跳到楼下的西柏林。楼上，东德警察从窗口拽住他的胳膊，楼下，西德人则从下面拽住他的脚踝。“一场拔河比赛就此展开，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重力在西德人一边，这个逃跑者取得了胜利。”我想，在这里，作者的“重力”一词，也许可以做很多意味深长的解释。
成圣又如何
张宏杰是真喜爱曾国藩。在新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他把曾国藩刻画成一个正直又不乏圆通、清廉却也有挣扎、智慧但又有点笨拙的学习型人才。正直、清廉、智慧固然是正人君子的题中之义，但是圆通、挣扎、笨拙则给他增添人性的质感——高大全这款男人早就out了，据说现在流行的是“缺陷美”。
我也禁不住喜爱曾。在读张宏杰之前，我对曾国藩的全部知识只是：这是一个勤奋奔波于全国各大地摊、给各界小爬虫带去希望的成功学专家。如果有幸活到今天，一定会以“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为题去各大高校巡回演讲。但是读张宏杰的书，我知道了这其实是一个谦虚谨慎的老头儿：“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世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说得真好。
我还喜爱他的诚实。面对如雷贯耳的史书，他有如孩子面对皇帝的新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廿三史除马、班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杖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我们知道，诚实，尤其是面对权威保持诚实，是需要勇气的。
当然他最大的优点是坚守原则。当大官，从京城翰林当到直隶总督，他不肯收礼。搬家的时候，有知府给他送去家居用品，他只收下七张草席。又有军官给带去十六包大礼，他只收一顶小帽子。到最后，堂堂直隶总督，连家里喝点黄酒，都要上街去打：“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沽”。仔细想想，这事不容易做到。“良知”就没有打瞌睡的时候吗？“婉拒”一天两天容易，“婉拒”一辈子难；自己“婉拒”容易，家里的妻儿老小、门房巡捕都“婉拒”难。曾国藩能一辈子做到这个份上，起码可以追认共产党员381次。
据说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做“日课”。什么叫“日课”呢？就是成天跟自己过不去。参加饭局耽误了读书，检讨。看见漂亮女人多瞧了两眼，检讨。说话急躁跟人吵架，检讨。言辞虚伪言不由衷，检讨……“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看来，“罪感”和忏悔意识并不一定需要上帝的指引，只需要一颗永不停歇追求“成圣”的心。这样说来，一百年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也不是没有历史渊源。当时全国人民都成了曾国藩，“斗私批修一闪念”。自虐，我是说，自我鞭策，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个体“成圣”与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们真的需要圣人们治理国家吗？还是，我们只需要一群正常人和一个好的制度而已？ “成圣”是儒家这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但终究只是一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西人说：Think outside the box.
今天看来，曾国藩至多只能算是一个“体制内改革家”。但如果“体制”本身错了，再改有何用？甚至可能是，越改就越是拧紧了一个错误体制的螺丝钉。虽然曾国藩做了一辈子的“日课”，今天为少读一本书、明天为多参加一个饭局而痛心疾首，他有没有为命丧湘军的成千上万人而痛心疾首过呢？我好奇的是，有没有一个月光之夜，他站在江南水军战船的船头，面对对面的太平军，突然“课”到这一层：老子在这里杀来杀去，有啥意思呢？其实那边也都是些穷困潦倒的老百姓，比紫禁城里那位少爷无辜多了，不如划船过去，一起划拳喝酒？
儒家的士大夫里，以“成圣”为毕生追求的岂止曾国藩。从前，有一个老头儿，他叫方孝孺。后来，他死了。从前，又有一个老头儿，他叫海瑞。后来，他也死了。他们都死得可歌可泣，壮怀激烈，永垂不朽。但是，扫兴的西人又说了：我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但是士大夫们肯定自己是对的。岂止是对的，完全就是大义凛然的。他们愤恨“玩物丧志”，却没有想过，沉迷于“玩志”也可以丧“智”。他们用“礼”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牢笼，这个牢笼不仅仅把民众，更把自己，甚至把皇帝都给装了进去。当年贪玩的正德皇帝想去南方，他们不肯。几百个官员跪在午门外哭天抢地，就是为了阻止一个少年出门旅行。这大义凛然，毛主席讲话了，叫“本本 主义”。
“本本主义”还只是追求“成圣”的良性后果，更多人在“成圣”的压力下成了贪官。也是，你给人家工资发的是一年二百两，但是京城的生活费是四百两，还要几千两“炭敬别敬节敬冰敬”各路人马，不贪怎么办？规则不够用，潜规则来替补。“以德治国”的危险在于，过于动听的口号由于缺乏可操作性而必然导致弄虚作假。所以，与其对人性有过高的期待追求“成圣”，不如放低期待，承认人的局限性：同样是自私自利，公开透明地自私自利至少比把人逼到黑箱里自私自利要好，因为前者至少可以朝规范和管制开放。这才比较接近“科学发展观”。
当然，就象一个人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离地面，四书五经里泡大的曾国藩也不大可能“think outside the box”。思想资源决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决定游戏规则。英国的著名自由主义者密尔与曾国藩年龄相仿，他们在中西方走过了同一个时代，当密尔写下“今天这个时代，自主思考、独立行动就是造福你的种族”时，曾国藩却在悲观地哀叹“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在一个冲下悬崖的汽车里，再好的司机也无力回天。正是因此，到晚年，曾国藩“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一想到在那样无望的时代，曾国藩还奋发图强，对他的钦佩不禁如滔滔江水。转而又想到，即使是以他的奋发图强，也只能哀叹“天命”之不可违，却从未抬头观望天窗外的璀璨星空，又觉得个人面对历史，还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红旗未曾下过这只蛋
中国历史我读得很少。当然最主要是由于懒散，但隐隐一直还有一层原因，就是中国史的写法。无论是古代的正史，还是当下的戏说 大多充斥着那种“皇上听了奸臣的谗言，杀害了忠臣，然后王朝就垮了”的脸谱式历史观。我不相信历史靠“忠”、“奸”二字可以得到解释，事实上我觉得“忠”、“奸”式历史观背后包藏着很坏的政治观 这种历史叙事里既缺少“限制权力”的意识，也没有“个体权利”的位置。所以潜意识里，我一直认为国史读得越多，脑子坏得越快，就像一桶牛奶里含有三聚氰胺，喝得越多中毒就越深。逃避读国史，部分是出于精神上的自我保护。
但读刀尔登的文字，我却没有戒备之心。在我有限的阅读体验里，这是难得的不含三聚氰胺的中国历史。岂止无毒无害，里面还加了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与网上很多资深的“三七”粉丝不同（刀尔登原来的网名叫“三七二十八”），我并不知道刀尔登在网上早已享有盛名，更不知道他象征着某种隐秘的阅读品味。我孤陋寡闻，知道刀尔登不过一年左右，还是蹲在厕所里读《新世纪》的专栏偶然撞上的，撞上之后立刻决定不上厕所了，开始搜寻他更多的作品。
在我眼里，学历史的人，专业学者也好，发烧友也好，学“进去”的多，学“出来”的少，刀尔登却是少有的学进去又学出来的人。学进去的人多半喜爱钻研史料，泥牛入海一去不返，尤其热衷于和其他学进去的人PK谁掌握的史料更偏僻细致，郑和下西洋的船舰到底长、宽多少米，《吕氏春秋》里第十行第三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哪些古代诗人使用过“自由”这个字眼 学历史学到这个份儿上当然不易，但对于我们这些历史知识少得可怜的人，读这样的历史基本上和围观杂技表演没什么区别，看的就是个惊险。不过，技术精湛固然令人叹为观止，但要说那样的杂技表演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乃至理解我们自己有什么用处，好像也说不上来。而刀尔登能钻进浩渺的史料，又从里面钻出来，用反思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的波涛汹涌。
所谓反思的眼光，就是从那种“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的忠奸观抽离出来，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中被颠倒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集体与个体的关系、道德与制度的关系。讲东林党之痛恨阮大铖，刀尔登说中国历史上这种长盛不衰的“捉坏蛋运动”，原因并不是什么“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而是缺乏制度想象力的儒士们要为政治失败寻找替罪羊。 讲孟子的民意即天意，他提醒读者，“别忘了，孟子书中的民，只能集体地做两件事，一个是等， 若大旱之望云霓 ；一个是列队欢迎， 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说到皇朝绵延不绝的统治基础，他指向东汉以来地主阶层的儒化，“土财主派儿子去念书做官，白胖胖的一个孩子出去，回来已变成儒士”。讲传统政治中“教化”之功效，他拿历代农民起义军的残暴程度相比，“讽刺的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教化人民为任，何以越教越坏呢？”讲知识分子们的亡国之恨，又说：“在平民看来，顺康年间，除了头顶上多根辫子，生活和从前，也没很大的不同，风俗依旧，人伦依旧，豆腐也还是原来的味道。”这样的“修正主义”历史，在我这个无可救药的个人本位主义者看来，才不至于读坏了肠胃。
当然刀尔登的文章好读，不单是因为道理澄明，还因为文字筋道。正如一件好衣服既要款式好，也要面料舒服，好的文章既要有道理，也要文字美。优美的文字有音乐感，刀尔登的文字就有这种难得的音乐感：有节奏，不徐不疾，完全没有时下“愤青”的燥热感，更没有当今文人们纷纷引以为豪的市井气，好像他所置身的环境对他的文风与思维方式毫无影响，似乎他不是“红旗下的蛋”。前一段，刀尔登刚出了一本又古怪又雅致的小说，叫《七日谈》。读完之后，我觉得这书完全不像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人写的，倒像是一个活了一千年又在沙漠里修行了一千年的老头突然开口说的话。大约历史读多了，人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要求的尺度就不再是当下。“此时此地”对于他，无非是游荡于古今中外的旅途中暂时寄存自己的柜台而已。
据说刀尔登当年北大毕业后，主动放弃了在北京工作的机会，回到石家庄。在石家庄工作数年后，又放弃了体制和单位。如今虽然以写文为生，但似乎也不混任何“文人圈子”，自己跟朋友喝酒下棋。有人说他是“隐士”，我却不觉得他有要成为一个“隐士”的刻意，也没有“隐士”们那种自我陶醉的表情，无非是找一个舒服的姿势活着而已。一个人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这种能力很是让我嫉妒，但我同时也高兴他找到了自己的“合理生活”。大约只有“合理生活”的人才能写出这么从容的文章，自己愉快，也让我这样的读者愉快，那种走在一个初夏的黄昏，微风迎面吹来，空气中有暗香浮动的愉快。
那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那么，您这位中央委员，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捍卫改革呢？”1977年，斯塔夫罗波尔党委书记戈尔巴乔夫追问总理柯西金为什么没有坚持国企改革时，柯西金这样反问他。
8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成了苏共总书记。由于始终笼罩在上述问题的阴影中，他决定利用自己的职位走出这个阴影。这一走他走了很远，他精简党委让党委退出经济，他平反政治犯放开言论管制，他让立法机关自由选举，他放开私有经济，他停止军备竞赛从阿富汗撤军并且在柏林墙倒塌之际一反“老大哥”的做派，说：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当一个叫做苏联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时，人们开始抱怨他走得太远了。
最近和一个小朋友谈到戈尔巴乔夫，小朋友道：啊，那个搞垮苏联的人！“那个搞垮苏联的人”，就是历史对这个老头的结论。他已经戴着这顶帽子过了20年，还将带着它度过余生，在“由人民书写的历史”上，他将永远是那个“搞垮苏联的人”。
我对这位小朋友说：没有一个人能搞垮一个国家，能搞垮一个国家的，只有这个国家的制度本身。“问题不在于戈尔巴乔夫想不想搞垮苏联，而在于当他‘搞垮’苏联的时候，人民群众怎么就答应了呢？”人民群众岂止答应，在立陶宛，在格鲁吉亚，在阿塞拜疆，甚至在莫斯科，民众风起云涌地推动了苏联的垮台。雨果说：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这话的反面是：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挽留它。戈尔巴乔夫没有搞垮苏联，他只是给正在垮掉的苏联最后吹了一口气。
苏联的经济增长二战之后基本在逐年递减。1946～1950年GNP增长率8.9%；1961～1965年4.8%；1971～1975年2.9%；1981～1985年则为1.7%。不错，戈时代经济继续下滑，但这不过是继承了前辈“传统”。问题不在于斯大林是个经济天才，其他人是笨蛋，而在于这种靠政府投资拉动和技术模仿实现的经济增长本来就不可持续。上世纪70年代初苏联实力最接近美国时，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1/3，军工占国民产值的40%。
更不用提布拉格之春阿富汗战争乌克兰饥荒以及古拉格群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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