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水位
刘瑜
简介 作为国内公共领域最重要的声音之一，刘瑜的文字向来拥趸众多，之前的作品更多关注美国民主，与中国相关度不高。而《观念的水位》更多关注东亚、中东欧、南美洲以及非洲国家的政治与民主化，比如英国、俄罗斯、委内瑞拉、赞比亚等，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参差不齐，而很多情况与现今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这无疑让这本书更生动，更接地气。
这本书是我近年的专栏和随笔集，其中第一部分主要是给《新世纪》的时评专栏，第二部分主要是更早些时给《南方周末》的国际时政专栏，第三、四部分主要出自《新周刊》的政治书评影评专栏，最后一部分则是一些更个体化的杂论。在此一并感谢，谢谢这些报刊曾给我提供的平台。
这些文字大多在网上都能找到——想省钱的读者可以放下此书，去买杯拿铁或一碗牛肉拉面。之所以仍然愿意结集出版，一则作为一个作者，还是希望自己各奔东西的文字能够有家可归，端端正正码一起，有“小团圆”的喜悦——尤其我近年想暂停专栏写作，这样的总结就成了对一段时光的留念；二则念及自己当初写作这些文字时的辛苦，希望它们配得上更持久的阅读，而不仅是一次性消费——我读过一些“专栏快手”的自白，有“两根烟功夫”写出来的，有“交稿前两小时动手的”，有“飞机上赶的”……我好像从未有这样的自信和从容，每次交稿前焦虑三天，酝酿两天，动笔一天，每挣1000块稿费平均要给自己买零食、咖啡、衣服、化妆品等1200元。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相信这些文章集结在一起所传递的信息，相比它们零散的存在，其重量和清晰度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信息在今天的中国值得被反复和清晰地传递。环顾四周，被颠倒的“国”与“民”关系仍然远未被拨乱反正；习惯性谎言对人的智力羞辱还在继续；一句“制度的问题”反复被用以推卸作恶中的个体责任；政治问题道德化或经济问题道德化，为民粹主义培育着延绵不绝的土壤；以儒家观念或者西方极右话语否定“政治平等”之价值，将自身预设为精英然后翘着兰花指赞美前现代式的精英主义；对精致品味与审美旨趣的追求遮蔽了很多知识分子的真问题意识……这本书试图传递的信息是，既需要对国家之顽固、也需要对普通人之麻木，乃至知识分子之矜骄说“不”。
奇怪的是，尽管有如此之多的理由悲观，我仍然对中国——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人——的未来感到乐观；也许有一天情况会变糟，但也是为了变得更好而变得更糟。我见过香港人为捍卫自由而抗争的画面，也知道台湾地区转型期族群冲突再剧烈最后大体还是诉诸法治解决，我不认为中国人具有某种胎记式的国民性——事实上我认为，认定自由、民主“只适合西方”的看法是一种变相的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是一种过于懒惰的世界观。
乐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人性的信心。我不知道人性善性恶，只知道人人都追求快乐，而选择的权利——自由——是快乐的前提；同时，权力制衡——民主作为其维度之一——又是自由的前提。我不相信一个喜欢数理化的人一辈子只能读四书五经会快乐，不相信一个擅长经商的人一辈子只能给领导写报告会快乐……追求快乐的本性使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革命者，而一个远离快乐的制度也许可以依靠信息控制维持很久，但在信息控制越来越不可能的世界，一条缝会渐渐变成一扇门。
乐观还来自于对情境的判断。有朋友在读清末民初史的时候感慨，一百年了，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进步。我不这样认为。一百年来极左经济模式的全球性失败已经使多数中国人认识到市场经济与财产权利的重要性——而一百年前即使孙中山和胡适这样的进步人士对此也没有清醒认识；一百年前中国没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已颇具规模；一百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文盲，人均寿命三十几，今天中国识字率百分之九十多，人均寿命七十三；一百年前全球只有二十来个初级意义上的年轻民主国家，今天全球五分之三的国家已是民主国家……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已经为新的制度变迁创造基础，这种看法用学术语言来说叫“结构主义”，用崔健《蓝色骨头》里的一句歌词来说则是：爸爸，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
当然不是说一个更好的制度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自动”降临，观念的变化显然是必要环节。观念又怎样变化？除去经济社会发展所塑造的土壤，知识的传播与价值的澄清则依赖于人为的努力。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告诉他人他们所不知道的观念，事实是他只能告诉他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观念，所以所谓启蒙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对被蒙蔽理性的擦拭。将过于霸道的声音拧小，将被屏蔽的声音放大，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打上一个问号，将盒子里的光释放，这当然不是一本书可以做到，只希望其努力是往这个方向。
由于这些文字所登载的报刊及栏目性质不同，也由于写作断断续续跨越三年两国（我2010年夏天从英国回到中国），这些文章的风格旨趣有些差异，可能给阅读带来一些跳跃感，望读者有所谅解。此外本书中有几篇曾收入《送你一颗子弹》或其他出版机构的文集，但为保持自己评论系列的完整性，还是将它们收入此书，也望包涵。
素什么质
很多人可能都意识到，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很难译成英文，比如“突击手”、“不折腾”、“精神文明”、“班子建设”……要是谁能译出“血染的风采”，那我简直想给他送一面锦旗。在此类词汇里，有一个就是“素质”。
“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句话如此广为传播，以至于“素质”这个词前面少了“中国人”，后面少了“低”，“素质”这个词都显得缺胳膊少腿。但素质翻译成什么呢？译成“quality”似乎最合适，但仔细一想，如果把前面那句话译成“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low, so China should not..."，显然不合适，因为这句英文再译回中文，就成了“中国人的质量很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肯定不是说这话的中国人的本意。
一个词很难译成其它语言，肯定有很多原因。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词所指向的现象本身其实含糊不清。比如“素质”，什么叫素质呢？直觉的解释是“文化水平”。但是最新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文盲率现在只有4.0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项2009年研究显示，中国18.3%的25-34岁人口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高于捷克（15.5%）、土耳其（13.6%）、巴西（10%）等诸多民主国家。可见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怎么也不算低。
如果“素质”指的不是文化水平。它还可能指什么？要不就是合作精神。据说中国人“一盘散沙”，这被视为中国人素质低的证明。社会科学里有个词叫“社会资本”，说的是人与人水平往来的粘性和密度。据一些学者论证，社会资本对于民主运转的意义，相当于机油对于机动车的意义。一盘散沙的社会，就是没有机油的机动车，开起来肯定稀里哗啦。
且不说后来有不少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政治后果进行质疑，就算“社会资本”多多益善，又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其实中国的传统并不是一盘散沙。传统乡土社会有着细密的社会交往网络和自治传统。村里需要修个路通个渠，各家各户常常商量着集资解决；张三和李四闹个矛盾，族长或者乡绅往往根据村规给摆平……我在纽约的唐人街，看到已经离开故土上百年的中国社区，每到佳节还聚到一起舞个狮子敲敲锣鼓。所以很难说中国人基因里缺少凝聚力。
反倒是“全能国家”一登场，宗族、社团、庙会这些个“封建糟粕”被强拆，人们日趋原子化，政治成了唯一的粘合剂。至今强大的政治体制还抑制着社会资本的积累。“散沙们”想结合起来组织个农会，太敏感。工会，政府不是已经组织了吗？非政府组织？可以，但先得通过48道手续……所以中国社会散沙化不是强权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如果我一边把你的腿铐住，一边说，看，你现在跑不起来吧，这证明了你没有跑步的能力，哦不，跑步的“素质”。这连“自我实现的预期”都算不上，这就是“自我证实的命令”。
素质要不就是指规则意识？中国人不爱排队，乱闯红灯……这些现象说明中国人素质差，所以中国民众需要“素质高”的精英群体给管束起来。成龙大哥所言“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大约是这个意思。这些坏习惯我倒是深有感触，尤其是不爱排队这一项，有时我简直希望每个商场柜台前都能配备一名交警。
但我也去过港台，也见过人口同样密集的港台市民自觉排队。既然他们也是中国人，说明规则意识这种“素质”也不是一遇到中国人就发生排异反应。更重要的是，就算中国民众的规则意识不足，实在看不出这如何就能推导出集权体制的优越性。集权体制的隐含前提是，“素质低”的民众需要“素质高”的官员去教化管束，但是放眼官员的素质，不免叫人胆战心惊。今天打开一张报纸，我们看到在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百万锒铛入狱；明天打开一张报纸，又看到另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千万而锒铛入狱；今天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强拆逼得某人上访；明天再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拆迁又逼得另一个人自焚。当然此类官员也许不具有代表性，但此类故事层出不穷却是事实。这倒提醒了我们如何理解民众缺乏规则意识：如果“上面”经常在工程招标中玩内部交易、在土地纠纷中不所以就算中国人的“素质”有问题，它更多地是源于制度，虽然也恶化制度。我当然不相信制度的改革可以一夜之间改变文化，但是制度的变革至少可以打开一个公共生活的空间，而公民素养的培养首先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就象学会跑步需要首先解开脚镣。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的人，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该……”。
民意与伪民意
在我听到的各种为大跃进辩护的言论中，有一类是这样的：当时人民的积极性很高啊，大炼钢铁一拥而上，人民公社热火朝天，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是民意！
对，还有人在给大跃进辩护，话说这是21世纪。
同理当然也可以运用于反右，文革等。如果我们能穿越时空隧道，跑到1957年10月的中国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要不要引蛇出洞揭批反动右派，测验结果多半说是“要”。或者穿越到1967年1月去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应该不应该修理 “走资派”，给他们戴高帽游街批斗，估计民意也会万众一心地说：应该！岂止“应该”，他们还会在调查表里找有没有“再踏上一万只脚”这一选项。
不奇怪。1936年到苏联去，大清洗也是民意。1939到德国去，打波兰也是民意。
现在，假设我们是一场选美大赛中的裁判。主持人指着台上光芒四射的美女宣布：“你们有三个选择：你可以选择A，或者A，或者A。”
哇，琳琅满目耶。
什么？你想选择B？好的，谢谢你选择A。什么？你想选择B？好的，谢谢你选择A。
有一种民意叫伪民意。在一个多元意见、选择自由不可能的环境里，民意只能被认作是伪民意。即使它是真民意，你也无从知道它是不是真民意。
伪民意未必是假民意。它未必是数据舞弊，比如把35％的支持率用橡皮擦擦掉，改成95%。它也未必全然是政治恐吓的产物，虽然恐吓往往是其要素之一。在特定时刻，人们可能是真心地想要大炼钢铁、搞人民公社、支持大清洗、支持军国主义。1958年，当公社社员坐在堆出来的麦地上拍丰收卫星的照片时，观察他们脸上的笑容，笑得那可是货真价实。1966年，当红卫兵们将皮鞭抽向地富反坏右时，他们眼里的熊熊怒火，肯定也不是伪劣产品。
鉴定民意的真伪，标准不在于民众选择的那一刻是不是真诚，而在于他们在形成意见时讨论是否自由、观念可否多元、信息是否充分。没有自由讨论基础的民意，就像一年四季只吹西北风的树，长歪了毫不奇怪。如果美女A盛装在镁光灯下从观众面前惊艳地飘过，而美女B只能带着口罩站在舞台后方黑漆漆的角落里。就是百分之百的观众百分之百真诚地选择了美女A为选美冠军，那能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镁光灯质量不错，以及那个口罩还挺严实。
最近我读到一篇关于“中国人民主观”的文章，就给我这种印象。这篇文章告诉我们，调查显示，中国人的民主观是“家长式”的，而不是“自由式”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看来，领导为老百姓着想，那就是民主了，民众自己犯不着参与到政治决策过程当中去。民众自己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去，那是“自由式”民主，咱们不吃那一套。
既然是民意调查的结果，那数据肯定错不了。问题在于，如果被调查者天天生活在家长式民主里，每天听到的都是家长如何可亲可信可敬，却从未见过其它式民主长什么样，信息不对称不充分，这样的调查能说明什么呢？你说，让你选你爱吃猪肉还是爱吃恐龙肉，你怎么选呢？
小说《美丽新世界》里，福特纪元的统治者发明了一种“睡梦教育”，就是在本国人民睡着时不断地向他们广播重复信息。比如，“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等睡梦中的人们醒过来时，他们会伸着懒腰揉着双眼，喃喃自语：苹果是个坏东西。
当然制造伪民意不仅仅依靠宣传，还可以依靠贿赂：凡是选择A的，可以得到夏威夷浪漫之旅机票两张哦。还有煽情也很重要：从前，有一个美女叫A，她来自于一个贫苦家庭，而另一个丑女叫B，她的爸爸叫李刚……
1953年9月的政协会议上，梁漱溟发言批评政府的农村政策，说工业化大刀阔斧，农村却被忽视，毛主席听了很不高兴，说梁是野心家、伪君子、以及“用笔杀人的杀人犯”。不知好歹的梁漱溟较起真了，非要把事情讲清楚，说要看看毛主席有没有把话听完的雅量。毛主席还没彻底表态呢，台下群众不答应了：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停止他的胡言乱语！……梁漱溟赖着不走，不肯下台去，固执地跟毛主席要“雅量”。最后，会议只好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来决定他是否有说下去的权利。
表决结果是什么呢？给大家一个提示：建国前三年，大约有两百万反革命分子给咔嚓了，在此次政协会议以前，有过镇反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批武训运动，土改中的批斗运动和诉苦运动，延安整风中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抢救运动，苏区的镇反运动。现在，你们猜，这次表决结果会是什么呢？
给理想一点时间
你相信头脑还是心灵?一次聊天中，一个朋友问。
我说我相信时间。
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没有开展土改”，因而失去了农民。相比之下，共产党土改搞得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当家做主人。农民分到了土地，于是参加革命保卫胜利果实。
其实严格说来，国民党在大陆期间也不是没有土改愿望。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众所周知，蒋介石政府从1930年颁布《土地法》到1946年《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从浙江“二五减租”运动到蒋经国赣南土改实验，也并非没有意识到“平均地权”对于争取人心的作用。
问题在于，与“暴风骤雨”的暴力土改相比，国民党政府不但土改力度小得多，而且理念上更接近和平土改。所谓暴力土改，其实是自古以来农民起义的升级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该杀杀，该分分。当然，既然是革命，就不单是起义，还有一整套革命话语和仪式来赋予其意义。于是“剥削”“翻身”“阶级斗争”这种陈胜吴广们没能想出来的词汇成为日常用语，于是有了“诉苦会”和“斗争会”这种制度创新。
而所谓和平土改，核心即赎买，政府用土地债券从地主手里买地，再让农民用数年分期付款的方式从政府手里低价买地，其好处是地主和农民可能“双赢”：农民最后得到了土地，地主则得到了资本。国民党在大陆期间没来得及也无力大规模推广和平土改，到台湾后推而广之，结果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加快了台湾的工业化进程;其间也有诸多不公，但一批地主通过土改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转向工商业，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
既然更接近双赢，为什么和平土改反而常常没有市场?仔细想来，无非是因为它“慢”。相比革命土改那种一夜之间“你的就成了我的”的变革方式，和平土改的政治利润低。一颗钻石放在你面前，一个人告诉你，你现在就可以免费得到它，另一个人告诉你，你需要十年分期付款才能真正拥有它，你跟谁走呢?
自由主义在整个20世纪被左翼或右翼激进主义围追堵截，以至一度节节败退，甚至今天仍难在民众中扎根扩散，根源也许就在于这个“慢”字。当激进主义向民众许诺立竿见影的变革时，自由主义许诺的只是漫长生长期之后的瓜熟蒂落。要造就翻天覆地的急速变化，激进主义的前提必然是“万众一心”和“同仇敌忾”，从而为一元化权威体制铺平道路;自由主义则意味着人人各自为政，只通过“看不见的手”形成合力。激进主义交给你一个救世主，而自由主义仅仅是将你交还给你自己。
然而，世上真有救世主吗?“一个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政府，一定也强大到可以拿走你的一切。”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集体化运动，正是这一逻辑的证明。钻石捧在手里还没捂热，后来通通交到国家手里。到50年代末，台湾的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大陆却出现天灾人祸。那些死于饥荒的农民是否想到，他们的痛苦与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痛快之间，是否有种隐秘的联系。
相信时间，就意味着相信除了千千万万人日积月累的努力，历史没有进步的捷径。对于渴望一夜之间得到解放的人们，这可真令人扫兴。在总结苏东转型之艰难时，一个解释是：制度也许可以一夜之间改写，但是企业家精神、商业头脑、市场意识，只有通过漫长的学习才能形成。对于急于宣布转型本身是个错误的人，显然又忘记了“时间”这个因素。20年后的今天，苏东诸多国家经济都逐渐步入了良性增长，再次证明时间的力量。
历史也许会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前进，某代人可能会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过，但我相信，在所有的专制者中，时间是最专制的那一个。很多时候，人类一不小心误会了自己，把自己想象得太过聪明，或者不够聪明，而时间总是不徐不疾地将误会澄清。
1956年匈牙利政治风波后，总理纳吉因失去“立场”而被判决绞死。在庭审中，他拒绝法庭的宽大处理：“我知道另一个纳吉审判会为我平反，总有一天还会有对我的重葬仪式。”1989年6月16日，“总有一天”到来了，匈牙利举行了纳吉的重葬仪式，10万民众参加了这一仪式。纳吉相信时间，他赢得了胜利。
不知道与宁可不知道
“7·23”动车追尾事件后，微博上对有关部门的反应骂声一片。我和一个朋友就下面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有关领导”知道这些群情激愤的声音吗？朋友认为：“他们”当然知道，点击微博观察民情，不就是举手之劳吗？再说了，“他们”不点击，“他们”的秘书、家人肯定会点击，然后再向“他们”汇报。我的看法却是：“他们”中很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或者不那么知道。
认为“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网络上的激愤程度，是因为我相信一个叫做“理性无知”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当“无知”合乎人们的“理性”时，人们可能会努力保持这种无知，刻意逃避可能会干扰这种无知的信息。
“理性的无知”最早是一些学者用来形容美国选民的。有调查表明，美国很多选民非常无知，比如，大约一半美国人不知道每州有两个参议员，四分之三不知道其任期；约一半美国人不知道代表本区的众议员是谁，四成不知道本区的参议员是谁……这些数字自有民意调查以来，竟一直相对稳定。有学者指出：这种无知对于选民是理性的——一张选票能改变整个选举结果的可能性极小，为了这张选票而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了解政治实在太不划算。在我看来，这一理论可以解释的不仅仅是选民的无知，理性的内容也不仅仅是时间精力的投入产出分析。刻意的无知可能带来丰厚的利益报酬，在这里，无知是一种精明。选择性的失明则可能带来意识形态上的自我保护，在这里，无知则是一种逃避。
“打开Fox新闻频道不也就是举手之劳吗？你认识的美国左翼有几个会愿意举起电视遥控器，打开那个频道？”我给朋友举例说。Fox新闻是美国公认的右翼频道，同理，美国右翼又有几个愿意买左倾的《纽约时报》呢？《纽约时报》可不贵，一个星期天天送也就5.85美元，现在电子版更便宜，降到每周3.75美元。
所以，即使是在信息自由、充分的社会，人们对信息的关注和吸收也往往是选择性的。我曾经写过一些观察美国政治的文章。有读者曾问：你写这些是不是很容易，把在美国看到的事情给描述一下就行了？我答，可能不像你想象得那么容易。很多留学生出国之后关注国内“超女”选拔，远胜于关注美国国会辩论，还有很多干脆顺着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意识形态框架，看见的永远只是“美帝”如何横行霸道，而不是这个国家的政治运作机制。一个人“看到”一个事物并不等于他能“看见”它，人们往往需要穿过重重意识形态才能看见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中文里有个更简洁的词，叫做“视而不见”。
理性的无知，中国人当然不陌生。最极端的例子是大跃进。农民自己就是种地的，岂能不知“亩产万斤”的荒谬？科学家有基本常识，又怎会不知土法炼钢炼出来的都是什么东西？各层干部炮制假数据，又怎能不知“大好形势”后面的巨大灾难？至于毛主席，总有人用“他被下面的人给蒙蔽了”来为之辩护，要我看，与其说他不知道，不如说他不想知道。这个情境里，对于一些人，无知可以带来利益；对于另一些人，无知可以带来安全；对于还有一些人，无知则可以满足其意识形态的偏执。在这里，无知就像一块大肥肉，各路苍蝇、蚂蚁、豺狼可以蜂拥而至各取所需。
今天的中国与大跃进时代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精明的无知和自我保护式的蒙昧依然盛行。一位“体制内”的退休长者曾告诉我，他认为，他们那一代人之所以有的人很开明有的人很保守，“一个重要的区分点就是上网还是不上网”。上不上网，说起来只隔着点击一下鼠标这个简单的动作，但这个动作里包含的，却是一个人从成见里出走，与自我诀别，从温暖机舱跳向未知大地的巨大勇气。
万一降落伞打不开呢？他们可能担心。于是他们继续待在温暖的机舱，对大地上的声音充耳不闻。于是“群众”当中，出现了一群越来越“不明真相”的领导。现在，令人担忧的是，那些坐在机舱里的人，和那些大地上的人，他们携带着各自眼中完全不同的世界，正在高速接近。有一些事实，那么多事实，我们知道，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而我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这样两个疾驰的世界互相追尾时，该是怎样的场景？
恶之平庸
在网上找到这个人的照片后，我曾仔细端详他的脸：细长鼻子，略带鹰钩，眼睛不大，但是深，棱角分明的下巴，薄嘴唇。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几乎透着善意。这样的人，欧美大街上到处可见。但他又不是普通人，他叫阿道夫·艾克曼，曾经作为纳粹高官参与屠杀犹太人。根据对这个人的审判材料，学者汉娜·阿伦特写过一本书《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不过此书的副标题更有名：关于“恶之平庸”。通过这个词，阿伦特想表达的是：艾克曼——很可能也是绝大多数纳粹分子——并非恶魔或者变态，从他交待的材料及心理医生的诊断来看，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几乎可以说是“可怕的正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特殊时代，无动于衷地杀害成千上万人。
“是纯粹的不假思索让他成为了当时最大的罪犯之一。”阿伦特写道。“不假思索”的意思是，当上级命令传达下来，下级就去执行。如果有一天有人追究罪责，下级就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多么合理的解释，几乎应该表彰其敬业精神了。
最近我常想起“恶之平庸”这个词，原因是近期发生的事情：一个盲人，在一个村子里，被封锁在家，既不允许出来，也不允许别人进去。但凡有人去看望，就被暴力驱赶，以至于有人称，该村已成了中国的探险胜地。
这个事情中，最令我好奇的，是那些参与看守盲人和暴力驱赶来访者的底层公务人员或雇佣来的打手。这些人昼夜看守着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家庭，对前仆后继的“探险者”轻则驱赶，重则殴打。我好奇的是，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如此顽强地守在那里？如果仅是为钱，是什么说服他们，那份看守的报酬比那个盲人的权利更重要？他们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更安心地挣到维持生活的费用？
我相信，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正如山西黑窑案中，那些每天路过黑窑但从未想到举报的人是“普普通通的人”一样。电影《盲山》里，那些联合起来看守被拐卖女孩的村民是“普普通通的人”；福建三网友案中，给三个网民因言定罪的法官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我能想象，这些人爱打麻将，爱看《还珠格格》，要是路上碰见个问路的，没准还会热情指道。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长，长到看不到链条全貌时，每个环节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普通人甲，不过是给犹太人做种族登记的小办事员；乙是奉命把犹太人从家里驱赶到隔离区的警官；丙则是把犹太人赶上火车的乘务员；丁只是维持集中营治安的保安；戊是负责收尸的清洁工？？凭什么让他们对这些人的死负责呢？他们不过是一个巨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而已。但是，让希特勒一个人负责吗？600万人呢，他一天杀一个，也得杀一万多年。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24名学生随机抽签，一半当“狱卒”，一半当“犯人”。结果在一周的角色扮演过程中，演狱卒的学生越来越残暴，演犯人的则越来越卑怯。短短一星期，哪怕是一个实验的环境，角色感就可以改造人性，这事想想真叫人不寒而栗：现实中，有多少人经年累月地藏身于各种制度化的角色中，而其人性又在角色不断内化的过程中被劫持到了哪一个星球？
用角色开脱恶行，便利在于那个角色中的“我”不再是我，而仅仅是“他”：张警官，刘处长，陈法官？？如果是站在村口的无名小卒则更好，因彻底的匿名，就意味着彻底的责任豁免，所以“我”可以从恶如崩。而所谓人性觉醒，是从自己隐身的集体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个人；是从角色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今天仍有无数“不假思索”的梦游者在制度的催眠下游荡。然而，哪有什么抽象的制度？甲乙丙丁戊，你就是制度，舍此，制度只是一张一捅就破的纸而已。在中国农村长期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说过一句朴素又闪光的话：“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是“停下来，想一想”，还是嵌在制度机器里，继续“不假思索”地转下去，对于所有普普通通的人，这是一个问题。
贵族范儿
时不时和朋友讨论，为什么很多颇有学识的人，甚至有欧美留学经历的人，那么敌视自由民主制呢？不少朋友断言：利益呗，哪有什么真诚的观念，不过是逐利而动而已。
我倒不这么看。我向来不愿假定与我观念不同的人道德水准在我之下，总觉得这个解释过于轻松——所以可疑。对上述现象，我有N种解释，其中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要旨太浅显，门槛低，不能满足很多知识分子的精神贵族需求。
难道不是吗？自由主义不就是说“只要别害人，自己想干点啥就干点啥，别人想干点啥也别拦着”嘛，这道理我外婆都知道，还需要一个知识分子穷尽一辈子“研究”？何况斯密洛克密尔几百年前都说过了，21世纪了还拾人牙慧，是不是有点寒碜？前两天石康君还在微博说：“其实我们都知道，看洛克是根本不需智力的……”还读洛克，你就自卑去吧。
民主就更不用说了。无论是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者，还是儒家复兴主义者，大多谈到民主，简直是要捂起鼻子绕道走的：民主？这个瘟神与以下病毒联系在一起：暴民、庸众、羊群效应、乌合之众、多数暴政……人家是每天站在窗前细细品味着自己智力优越感的人，怎么能跟“民主”这么下里巴人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总之，这些智力上的“贵族范儿”，不屑跟自由民主派玩。要搞就搞点德国18世纪神学——英美就别提了，也就德国思想家还值得一搞，或者新新新儒学，总之我们研究的这些东西，全球能搞懂的人一般不超过20个，如果都有200人懂了，那就掉价了。懒得搞研究也没关系，整点不屑于谈论时政的文艺精英范儿，读点卡佛听点古典音乐——时政？那是臭不可闻的“公知”才谈的事。
在各种肯定思想水准的褒义词中，有一个我一直不大懂的词汇：深刻。这是指晦涩难懂吗？生僻复杂？引经据典？我眼里只有两种思考者：一种是思考真问题的，一种是思考伪问题的。坚持思考真问题，并坚持问题的答案不在其标新立异、而在于其合情合理，这就是我眼里的深刻。或者说，在必要的时候坚持简单即深刻。
在陡峭的知识高峰面前坚持“外婆都懂”的常识感，确实有些难度。
昨天谈论公民权利，今天谈论公民权利，明天还是谈论公民权利，说来说去就这么一件事，能不能弄点新鲜的？问题是，如果昨天强拆，强调公民权利是头等大事；如果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刑讯逼供，强调公民权利还是头等大事；明天发生的事情是城管打人，强调公民权利依然是头等大事。道理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创造多少美学上的新鲜感或者提供多少智力上的挑战，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回应现实中的真问题。知识分子不是好莱坞恐怖片导演，在设计出3600种谋杀现场后，接下来的任务是设计第3601种。早就厌倦了强拆、逼供、城管这些话题？可惜，这些现象并没有因为你高雅的疲惫而销声匿迹。
最近广电总局刚发布电视剧制作方面的“六点要求”——不能夸大家庭矛盾、不应改编网游云云。面对这样的禁令，我想自由这个话题远未过时；目睹今年以来乌坎、什邡民众艰难的维权之争，我想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也还是当务之急。如果现实进步太慢，一个思考真问题的人只能不断敲击同一堵墙，做个唠唠叨叨的“祥林嫂”。如果祥林嫂无法追上你螺旋式上升的审美品味，对不起，你还是去冰淇淋店吧，那里有38种口味任你挑选，一种比另一种更精致。
前一段读到过一个儒家学者们的“儒家宣言”，要我说那篇文章可是拉菲味十足，说是中国应有一个由儒家学者领导的“通儒院”代表天，一个各界精英的子女组成的“国体院”代表地，最后才需要一个选举产生的“庶民院”代表人——这个治国方案概括起来说就是：“我吃大苹果，你吃小苹果。”我并不那么反对贵族范儿，最近读罗马史读到贵族体制的部分甚至有些感动，说是罗马的贵族虽享受更多的权力，但打仗时也身先士卒，流更多的血汗。这种将责任感和精英地位联系在一起的贵族范儿，似乎更靠谱一些，不似我今天在中国看到的贵族范儿：把冷漠当品味，把懦弱当清高，忙不迭地抢“大苹果”，又迫不及待地鄙视普通人——好像脖子仰着仰着，个子真会长高一样。
迷人的愤怒
据说中国人民的情感又受到了严重伤害，是被一个叫加藤嘉一的日本人。
对加藤的指控很多，其中最严重的一项，是说前不久他在南京的一次讲座中，否认南京大屠圌杀，让中国——竟然是中国——反思历史??于是网民圌愤怒了，铺天盖地的谩骂席卷而来，轻则让他滚回日本，重则问候他全家十八代女性。有网友甚至悲愤决定：以前我只是不买日本车和相机，现在我决定再也不吃日本零食了！
加藤做出回应：那不是我的意思，我从未否认过南京大屠圌杀，只是不明白其中关涉的数字和细节；此外我说“反思”，指的是中日双方都应对历史进行反思，因为双方都有不透明、不公开的地方，虽然双方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同；如果我的言论引起误解，我诚恳道歉……
哪怕对方已经澄清看法，一些爱国“愤青”还是坚持以最大的恶意来诠释，简直好像希望他是那个意思似的。好比街上有警圌察大喊“抓小偷”，前面的甲勃然大怒，在警圌察澄清他追的是乙后，甲仍然坚持勃然大怒。
我想愤怒是会上瘾的。
我们总能在媒体上看到各国青年在表达愤怒。穆圌斯圌林青年抗议某某漫画家丑化了穆圌罕圌默圌德；美国青年占领华尔街抗议贫富悬殊扩大化；印度青年愤怒声讨一个腐圌败丑闻??有一次我打开一个视频，一位朝圌鲜美女主播在声嘶力竭地控诉，双眼喷出熊熊怒火，屏幕随时有炸裂的危险，虽然我不懂韩语，但不用说，她肯定是在痛斥美帝及其走狗韩国政圌府。
很多愤怒显然是合情合理的，腐圌败、贫富悬殊、政圌府暴力、有毒食品、否认南京大屠圌杀的存在??但有些愤怒显得有点蹊跷，比如“舍近求远的愤怒”——近在眼前的不止一起“看守所神秘死亡案”无法激起其愤怒，远在伊拉克的美军监狱虐俘案则令其勃然大怒；比如“避重就轻的愤怒”——一场饥圌荒中数千万人的消失不能使某些人皱一下眉头，但一本杂志上对某伟大领袖的搞笑式漫画却使他们怒不可遏；比如“谄媚式愤怒”——其实我对三峡啊、转基因啊这些个事情也不大了解，但是既然很多人都在为这个事情愤怒，那我不愤怒是不是有点“脱离群众”了，那我就——大家看好了——气愤填膺；还有“不由分说的愤怒”——警圌察澄清“我要抓的小偷不是你而是他”之后坚持怒不可遏??什么，你不是那个意思？你的意思不重要，你等我把造型凹完再说。
愤怒之所以令人上瘾，大约是因为愤怒是通向正义感的捷径。人是需要自我认同的，换个现在流行的说法，人是需要“存在感”的，而正义的自我认识是这种“存在感”的要素之一。当然通向正义的方式很多，比如为几百万尘肺患者奔走呼告筹款捐钱，比如数年不放弃寻找失踪的“黑窑工”，比如坚持为弱势群体打官司，但这些似乎都太费劲了，哪有上网骂人省时省力——这边义正词严地敲三个字，那边镜子里一个悲情英雄的形象就已冉冉升起。何况隐身于集体中，安全温暖，还战无不胜。前面是张三李四，后面有王二麻子，“同去同去”，占领不了别的高地，道德高地还占领不了吗？
对很多掌权者而言，民众的愤怒则是最好的政治兴奋剂。民心颓丧时，打一针就举国上下精神抖擞了，我们都记得“文圌革”的大字报语言，“老圌子英雄儿好汉，老圌子反圌动儿混圌蛋”“党给一身造圌反骨，唇枪舌箭杀气腾”??要说那些年革命的火焰为什么越烧越旺，不断地寻找敌人，调动愤怒，成了保持斗志的不败良方。找不到敌人怎么办？制造呗。于是各种匪夷所思，各种天方夜谭。到最后革命对愤怒已形成“药物依赖”，不吃，斗争会因为燃料不足而熄火；吃，斗争会因为烧光一切而熄火。
今天我们的愤怒当然不会如此荒诞，但对愤怒的迷恋似乎已深入我们的骨髓。看网上近期的辩论，从“方韩大战”到《非你莫属》风圌波，到加藤嘉一事件，大事小事，真事假事，都可以燃起你死我活的热情和杀气腾腾的怒火。“文圌革”过去了这么久，但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打倒×××，再踏上一万只脚”的旗帜还飘荡在我们灵魂的上空。难怪有个叫施密特的德国哲学家在中国追捧者甚众，他说政治的要义就是“分清敌我”，对于习惯于“敌我思维”的人，几千年来忙着划分忠奸、划分贫富、划分中外??这理论多亲切啊，简直是量身定做。
肩负自由的疲惫
两年前刚当选时，奥巴马是美国人民——不，世界人民——的奥特曼。大家都期待着他能从“怪兽”布什手中拯救美国。然而，近70%的支持率，两年之后，滑到了43%。当年他对着如痴如醉的民众高呼：Yes, we can。今天，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反恐战争久拖不决，民众无精打采地看着他说：No, you can't。
遭遇支持率危机的，不仅仅是奥巴马。日本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据说在11月初再创新低，只剩27%，而法国萨科奇的支持率最近就一直停留在25%。其他民主国家或地区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这场角逐“最不受欢迎领袖”的激烈“竞赛”中，没有最衰，只有更衰。
相比之下，另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则惬意得多。比如，全国只剩一家反对派报纸的俄罗斯，普京的支持率就高达77%；公共权力已被逐渐个人化的委内瑞拉，查韦斯的支持率稳定在60%左右。
这是不是说明，西式民主制度已经日落西山，而俄罗斯模式或者查韦斯模式在蒸蒸日上呢？如果西方政府动辄陷入合法性危机，我们有什么必要紧赶慢赶去跳这火坑呢？据一项调查，在美国，表示“非常信任政府”的民众已从1966年的42%降至2000年的14%，“非常信任国会”的民众从42%降至13%。同一趋势也出现在几乎所有其他发达国家，而且一年四季都在“民怨沸腾”。
没有掉入这个政治陷阱，我们简直应该弹冠相庆。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在一个地方，人们觉得刘嘉玲不够美，是因为他们把李嘉欣作为衡量标准，而在另一个地方，人们觉得凤姐很美，是因为他们把小月月作为衡量标准？就是说，是衡量标准的不同，导致人们形成错觉：“凤姐要美过刘嘉玲。”至于为什么有些地方用李嘉欣作为衡量标准，有些地方用小月月做标准，有一种东西叫做“意识形态”，某些意识形态告诉民众“政府仅仅是民众的雇员”，而另一些意识形态则教导我们，“你都有裤子穿了，还不赶紧感谢政府。”
政治学里有一个词叫“批判性公民”。根据这个理论，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民众权利和尊严意识提高，他们会变得越来越饶舌。这些饶舌民众的基本特点是：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不依不饶、一哭二闹三上吊。什么？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升到62岁？岂有此理，游行去。燃油税要涨7毛钱？天理难容，抗议去。政府要砍掉一半的大学生助学金？欺人太甚，扔臭鸡蛋去。
罗素说，所谓民主，就是选一个人上去挨骂。
所以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当政治家，简直就是活雷锋。“忘恩负义”的批判性民众，看到的永远是你做错了什么，而不是你做对了什么。奥巴马为刺激经济，辛辛苦苦减了1000多亿美元的税，结果调查显示，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美国人意识到他们被减了税。相比之下，他要给5%的高收入者加税，火星人都赶来抗议。好莱坞明星朝三暮四那叫风流倜傥，放在政治家身上那叫不要脸。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出经济危机那叫谨言慎行，放在政治家身上那叫蠢货。CEO们用股东的钱吃香喝辣那叫商业拓展，政治家哪怕旅行借住富豪朋友的别墅都可以是惊人丑闻。
但同时，正是“批判性公民”的警觉，在推动政府完善公共服务。正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在把这个政府改造得越来越值得信任。这也是为什么在民主国家，民众对政治机构的不信任日渐加深，但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质量都稳居前列。换句话说，民众对政府一定的不信任恰恰成了政治健康的表现。
不幸的当然是奥巴马们。他们每天被群众雪亮的目光翻来覆去地烧烤，做错一件事就随时可能把做对的九十九件事给一笔勾销。但“试图享受自由的人，必须承受肩负自由的疲惫”。
当然，如果权力的本意是“当官”，是吃住可以报销，出门前呼后拥，那么批判性公民确实招人讨厌。我不知道与“批判性公民”相对的叫什么，也许可以叫做“给力型公民”。他们永远心怀感恩面带微笑，有人喊“狼来了”，他们心怀感恩面带微笑；面对一地的羊骨头，他们还是心怀感恩面带微笑。也是他们说，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其实都只是“心态问题”。
告别印象主义
胡适真是个老小孩。晚年时有人去看他，谈话间引用古人名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回应道：“为天地立心”是什么意思？你能给说清楚吗？你祖父还是个天文学家，以后这种说不清楚意思的东西就不要再说了。
我想象他说这话时候的神情，一脸的孩子气，有点不耐烦。一辈子死不悔改的实证主义者，最看不惯的就是含糊其辞。
回想我自己的经历，也常常这样不解风情。比如，读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荡气回肠的千古名句时，我就忍不住困惑：这里的一、二、三后面的量词以及量词后面的名词是什么呢？以及，为什么是三生万物，而不是四生万物、五生万物、十生万物呢？又比如，儒学大师朱熹讨论先有理还是先有气：“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需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搭挂处。”读到这样的文字，我又会不识趣地想：朱博导啊，能否定义一下什么是“理”什么是“气”？
实证精神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缺乏根基的传统之一。据说中国人崇尚的是“意境美”，不屑于西方人把鼻子画成鼻子、眼睛画成眼睛的透视观，又据说中国人精于“整体主义”观，看不上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认识论，于是在意境美和整体主义的感召下，在中国一切学问往往都被搞成了文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就不说了，连医学也是如此，“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修辞真工整，意境真优美，可以直接入选《古代优秀诗歌选集》。
这种语义含糊、逻辑不详、论据朦胧的“印象主义”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界仍然大行其道。比如，这样的观点往往随处可见：“中国人只注重现世稳定，西方人才注重抽象权利”；“中国的小农文化根深蒂固，所以搞不了民主”；又比如，有一回我在美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听见一位中国学者掷地有声地说：没错，文革的确带来很大的混乱，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怕乱！我们中国人就是热爱乱！台下的国际友人被感染得啪啪鼓掌。
而实证是什么呢？实证无非就是“推敲”二字，就是多问个“此话怎讲”以及“何以见得”。用科学的语言来讲，就是一讲逻辑，二讲论据。在讲求意境美的文化里追究逻辑和论据是讨人嫌的，主要是破坏气氛。人家在那翩翩起舞如痴如醉呢，你咳嗽一声说：这个这个，您的裤子拉链没有拉紧。
但是印象主义论断真的不需要推敲吗？学者Inglehart多年致力于各国观念调查，结果早在01年就有数据显示，对于“民主太优柔寡断，太多口水仗”这个判断，中国1000个随机受访者里有65%不同意，美国才61%；对于“有民主经济就会变糟”这个判断，中国人里74%不同意，与美国78%的数据相差无几。 可见奥黛丽·赫本在美国算个美人，在中国也算个美人。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很可能对民主的含义有误解，很多人以为多出几个包青天就是民主，但是从未见过鸭子跑听过鸭子叫，对鸭子到底长啥样有所误解亦属正常。何况又有研究显示，越来越多中国人从“程序和权利”的角度而不是“吃饱穿暖”的角度来理解民主的意义——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经济条件好的人越理解民主之普世含义，随着中国人教育、经济水平越来高，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文化不是司母戊大方鼎，两千前长什么样，两千年后挖出来还是那样。
再说“小农意识”。又有不识趣的学者通过对江苏12县的调查发现，这12个县的抽样农民里，82% 认为村支书应由选举产生，近60%认为最高领导人也应选举产生。多数被访者甚至坚持，即使选举带来混乱也不应放弃。至于市场经济，就调查当年来说（2000年），大多数农民支持市场经济，支持率比北京市民还高，可见这些这些小农真小农，急需长衫飘飘的知识分子们从天而降去启蒙去改造。
当然印象主义者很可能要说：这些数据可靠吗？不可能。好吧，人家走街串巷得来的数据还不如你一拍脑袋的感想靠谱，看来以后要比谁的学问更权威太简单了，就比谁的眉头更紧锁，要不比谁的风衣更飘逸也行。另外总有人说，论据论据，社会现象靠数据事例说得清吗？你这是科学主义。我想，现在要打倒一种思想真容易，在它后面加上“主义”二字即可宣布胜利。“主义”前再加上“帝国”，打击就更有力了。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逻辑和论据当然不可能说清所有的社会现象，但是有逻辑和论据总比没有更好一些。中国近当代知识分子里我最爱的还是胡适和顾准，因为在一个几千年陶醉于“意境美”的文化里，他俩一个讲实证精神，一个讲经验主义。不狐假虎威，不故弄玄虚，倾心于“此话怎讲”和“何以见得”这样朴素的思维方式。当然他们因此也分外孤独，在其所处年代里，简直可以说是孤鸿哀鸣。今天的知识界是否好些了呢？我放眼望去，一堆人在玩前现代，另一堆人在玩后现代，独独中间那一望无际的空地上，仍然人迹罕至凄凉无比。
今天您施密特了吗
如今房地产商卖房子，策略之一是给楼盘起洋名。而现在的学者们也深谙其道。比如，明明是推销专制思想，你绝不能上来就“董仲舒说过”或“张春桥指出”，你得说什么呢？你得说“施密特说过”。
施密特是谁？你可能会问。其实这个施密特，无非是希特勒第三帝国时代的姚文元而已。此公1933年加入纳粹党并被任命为纳粹法学联盟主席，“二战”后差点在纽伦堡受审，并从此被禁止在德国任教职。就是这样一个人，半个世纪后被一群中国学者当做思想界的最新款LV包，挎在胳膊上炫耀，真是情何以堪。
关于施密特，我国著名学者某某某和某某某写道：“在施密特看来，自由主义的毛病，就在于相信或幻想敌人可以被转化或化解掉……自由主义者相信和平、理性、自由讨论和互利交换，但政治问题最内在的核心，是保卫自己的存在方式，是击退敌人。”“当政治陷入到施密特所说的非常状态时，没有任何合法的力量可以挽救宪政民主体制……换句话说，主权不服从宪政状态，而是在关键时刻拯救宪政状态…… 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把宪政搞成自由主义的法治形式，根本误解了政治形式的实质。施密特的决断论的含义是协调或并置政治原则和自由原则，强决策的国家并不缩减任何市民社会的自由成分…… 看不到自由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划分敌友）现实，要么是幼稚的，要么是自欺欺人。”篇幅所限，只能挂三漏万。
仔细一读，这些言论大同小异，无非是：当社会矛盾激化时，理性辩论可能就没用了，而需要“主权者”分清敌我，借助于强力打击敌人。但如果我是上述学者们课堂上的学生，肯定忍不住举手提问：
第一，我能理解“理性辩论”有不够用的时候，但谁来决定什么是需要“主权决断”的“紧急时刻”？1957年反右时情况够紧急吗？1959年庐山会议时紧急吗？1976年四五运动时紧急吗？如果“主权者”可以无中生有地制造“紧急时刻”，怎么办呢？第二，如果政治的本质是“分清敌我”，那谁来以及怎样辨别敌我呢？斯大林揪出了富农，我们曾经揪出了“地富反坏右”，为了继续讲政治，下一步我们该揪谁呢？第三，就算“紧急时刻”可以为强权辩护，那么，如果政府可以“强权”人民，霸权国家“强权”弱国怎么办呢？如果B压制A是对的，为什么C压制B就是错的呢？第四，“主权者”是谁呢？某阶级成员吗？某党派成员吗？公民吗？按什么标准认定？
其实，把施密特推到极端，就是暴君或暴民可以任意指定“敌人”、捏造“危险”，继而以“决断”的名义实行暴政，而这正是20世纪极右和极左极权悲剧的逻辑链条。这样一个逻辑上漏洞百出、伦理上早已破产的理论，竟然被一大群中国学者作为学术地沟油回收过来，炒出油光滑亮的论文和书籍，这次第，怎一个唐骏读博。
施密特的问题意识当然不是没有道理：自由讨论有力不能及之处，迫不得已时甚至可能依靠暴力解决政治冲突（比如美国南北战争）。但诉诸强力的前提是“迫不得已”，即所有的对话空间都已被开拓和穷尽。
换句话说，只有在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和哈贝马斯的“有效沟通”被穷尽的地方，施密特才可能有意义。但是在自由讨论仍极不充分的情境下讨论自由的限度，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都没出现的中国大谈施密特，好比一个300斤重的胖子刚减肥30斤，就开始对“他会不会太瘦了”这种“紧急状态”喋喋不休，问题意识错位到哪儿去了呢？直把加州当汴州了吧。
有趣的是，中国很多施密特迷都是反西方霸权的民族主义者。作为民族主义者，却如此钟情于用生硬的翻译体语言、晦涩的西方文本、掉西方书袋的方式来说教中国人，不得不说有几分吊诡。
我说，爱国能从爱汉语的轻盈灵动、从直视普通中国人的经验世界开始吗？你能想像一群当代德国学者凑成一堆，在那儿一边引用康有为捍卫德国，一边又对东方怒不可遏吗？这个画面如此拧巴，其实，在北京从朝阳区到海淀区，是可以不绕道阿尔卑斯山的，坐地铁10号线就行。
怎样推销糖果
最近四川什邡政府的官员们肯定特别郁闷。辛辛苦苦给灾后重建的什邡拉来的“大项目”宏达钼铜，既能“增加财政，改善民生”，还通过了“国家级环评”。但是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项目，却被“不了解，不理解，不支持”的“部分群众”强烈抗议，在7月初酿成了警民冲突，各种现场照片被四处传播，舆论骂声一片，最后项目停工。竹篮打水一场空不说，还落了一身骂名。
为什么会这样？什邡领导肯定无比委屈。他们苦苦思索，得出一个结论：“前期宣传工作不到位。”于是，他们的补救措施也是加强宣传：在广播电视上滚动播出《市长答记者问》《钼铜项目环境保护的情况介绍》《环保专家谈钼铜项目》??“及时通过官方微博、舆情专报、手机报、公共信息应急平台发布相关信息”，同时发动各级干部“深入全市各企业、学校、乡镇及村组”，深入宣传解释政府的决策??总之，打了一场亡羊补牢式的“宣传战”。
如果什邡政府——或任何地方政府——从这场警民冲突中得出的教训，是“以后做事一定要先搞好宣传工作”，或加上一条——“维稳一定要防患于未然”，那他们所吃的苦头可说是白吃了。不幸的是，这好像是很多地方政府在遇到群体性事件时，得到的仅有“教训”。
问题不在于“部分群众”有没有听到，而在于决策过程中“部分群众”是否有机会说。如果不能将公民参与纳入到决策过程当中，视其为政治正义的内在部分，再多的宣传都会显得可疑，甚至宣传越多越可疑。如果街上有个陌生人突然塞给你一包糖果，告诉你这糖果很有营养，你吃吧！你敢吃吗？如果这个陌生人加大“宣传攻势”，用英法德三国外语就这糖果的营养价值进行天花乱坠的讲演，你会因此勇敢地吃下去，还是会把它推得更远，心里嘀咕这里肯定有“猫腻”？
如果真心想推销，推销者正确的做法似乎是：邀请对方来参观这种糖果的制作过程——此所谓决策透明；允许对方在参观过程中增减自己爱吃或不爱吃的原料：加点苹果和奶酪，去掉菠萝和果冻——此所谓民主参与；如果加奶酪会败坏这糖果的口味，而且有害健康，那么也许可以听听中立第三方比如营养学专家的意见——此所谓决策科学。在现代社会里，只有决策透明、民主、科学，才合乎程序正义。没有程序正义，你说你塞给我的是900块钱1克的山珍海味，我凭什么相信呢？
怎么能把政府比作“陌生人”？有人可能会抗议。民众看到过政府组织修建的高速公路，出资的合作医疗，但也看到过前仆后继的腐败官员，见识过政府给自己开支票盖豪华大楼吃豪华饭菜，所以政府官员到底是好过陌生人还是坏过陌生人，这事还真有点不好说。
试图绕过程序正义，依靠“宣传”“维稳”来寻求民众合作，在一个民众理性能力和权利意识逐渐强大的时代，只会越来越捉襟见肘，甚至会陷入政府“怎么做都是错”的可悲境地。其实，只需要把民众视为有理性能力、对话意识和选择权利的成年人，而不是当做看到糖果就两眼放光、看到标签就上钩的儿童。如果你不允许他们以思考、对话、选择等建设性的方式参与，最后他们很可能会以砸车、扔石头等破坏性的方式参与。人之为人的尊严总要一个表达的渠道。
当然政府可以以特警驱散人群，但被压制下去的愤怒只会在下一次冲突寻找出口。政府还可以叫停钼铜项目来稳定民众情绪，但万一钼铜项目的环境危害果真不那么严重，而仅仅由于决策缺乏透明和民主而被叫停，这岂不是政府与民众的“双输”？悲哀的是，在民主程序匮乏的地方，政府往往不得不饮鸩止渴，以民粹政策来弥补程序合法性不足。
中国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被父母打骂时，经常听到“我这都是为你好！”每次听到这话我都纳闷：打他是为他好，骂他是为他好，对他的感受不闻不问是为他好，那什么是不为他好呢？为他好就不能听听他的意见吗？也许“家长式政府”也应该停下来想一想，用心良苦是不够的，还需要把民众当做平等对话者。时代已经变化了，今天的主要矛盾也许已经不仅是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之间的矛盾，而且是政府“我说了算”的习惯与民众“我说了才算”的愿望之间的矛盾。
标签战
以前看过一个段子，说中国人爱走捷径：因为懒得锻炼身体，所以特别推崇各种补品；因为 不愿承受经营劳作之苦，所以好赌风气长盛不衰；因为嫌恋爱麻烦，所以嫖客文化十分兴盛??这话也许以偏概全，但也有其闪光之处。近日观察各式网络论战，又 想起这段话，原因是我发现，很多人在公共领域的辩论中也爱走捷径，那就是：贴标签。
“你为什么总是说美国好话？带路党！”“你竟然认为这事政府没错？你这个五毛！什么？你从没从政府手里拿钱？那你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对 于论战者来说，贴标签的好处就是省去论证的辛苦：你都是从政府手里拿钱的“五毛”了，我还有必要正视你的任何观点吗？或者，你都是时刻准备出卖祖国的“西 奴”了，我用得着就你说的道理进行思考吗？为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对于今天的中国是可欲的，这本是自由民主派需要论证的道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这本是民族主义者需要仔细厘清的概念。但原本可能要分十五个步骤才能论证清楚的道理，现在一个步骤就解决了：你这个××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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