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技术化讨论背后往往都有意识形态的影子，但是人们愿意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寻找论据、做出论证，而不仅仅是喊喊口号、攻击对方的“动机”和“人品”，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进步。当然这样“学术化”的政治讨论，相比喊口号和挖动机，相比议会里的揪头发扔鞋子，往往显得枯燥无味，没有娱乐性，但正如偷懒不可能获得科学或者商业上的成就，良好政治也没有捷径。它也许需要“热泪盈眶”或者“热血沸腾”，但它更需要每一个人，上至政治家下至普通公民，从老老实实做政策知识上的功课开始。
敲开最好的可能
在我剑桥的家里，每天回家都能看到地上躺着几封慈善机构的捐款号召信。对此我早习以为常，不过前两个星期收到的一封邮件，则可以说是别具一格：它直接把两个折叠的大塑料口袋塞到了我家里，附信写道：请把你不要的、干净整洁的衣服放到这些塑料口袋里，并在X月X日放到你家门口，我们届时会来领取，并捐给XX机构转卖……慈善做得如此周到，让它真正成为举手之劳，正中我这种懒人的下怀。于是我把一批早已淘汰又不知该往哪里送的衣服装了满满一口袋，在指定日期放到门口，晚上回来一看，果然被拉走了。
正如市场经济体系中缺少的往往不是资本，而是引导这些这些资本流向合理项目的中间人，一个正常社会中缺少的往往不是人的善意，而是引导这些善意流向弱势群体的中间人。在经济体系中，那个给资本穿针引线的主角是金融机构，而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的善意做中介的则是各种公益慈善机构。
剑桥小镇虽然只有10来万人口，其公益组织却可以说是密密麻麻。就我家附近一公里左右，我就见到过10来家慈善店铺，有帮助病人的Hospice shop，有致力扶贫的Oxfam，有保护流浪猫的Cats Protection，有帮助问题青少年的Aid of Romsey Mill，有援助精神病人的Mind……如果再去统计那些我没有路过过或者注意到的慈善店铺，简直可以说到了“三步一小个、五步一大个”的地步。乍一到剑桥时我还奇怪为什么这个小镇怎么这么多卖便宜货的旧货铺，慢慢地才知道它们都是慈善组织的筹款渠道之一。至于镇中心每天有人叫卖“Big Issue”的声音，所有熟悉剑桥的人恐怕都习以为常了——Big Issue是专门雇佣流浪汉来叫卖、帮助流浪汉的一份街头报纸。
从这些组织的密度来看，可以说凡是社会问题出现死角的地方，就有慈善的身影出现。但是慈善的兴盛，不是从天而降的，它需要一整套制度的土壤。比如，在英国注册一个慈善组织或其分部行政门槛很低，慈善委员会的网上信息显示，如果申请材料规范，一般批准注册一个慈善组织只需要10个工作日左右。当然慈善委员会对慈善组织监管也很严格，不但要求它们定期提供财务报表，而且将其财务公之于众（包括网络公开），使其接受民众监督，若有任何民众举报，委员会都会对慈善组织进行调查。同时，政府本身不但注资几十亿英镑资助NGO发展，而且法律规定对慈善店铺必须至少免80%的税收，使得慈善事业的经济可行性大大增强。
相比之下，中国要筹办慈善组织，则困难重重。不但要向民政部注册，而且要找“挂靠单位”——而要找到一个“挂靠单位”，往往难于上青天；如果要成立筹款基金，还需要有非常高的启动资金（200万-800万）；此外，“同一领域在同一行政区域不得重复设立社会团”、“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等法规明显阻碍NGO之间的良性竞争和扩展。正是因为这些制度障碍，中国的公益事业极不发达，即使现有的公益性组织，据专家估算百分之九十也是以“地下”或者商业机构的形式存在，这不仅使得其慈善筹款工作开展困难，而且也使得政府难以对其进行合理监管。中国人也许和英国人一样乐于助人，但是给中国人的善意穿针引线的组织资源却因为制度原因发育不良。
关心民主理念的人往往会为一个问题而争论不休：民众到底值不值得信任？有人认为民众不过是一群受情绪支配的乌合之众，有人则认为民众天然具有相互关爱理性协商的社区精神。其实，从民众既可能万众一心地在广场上高呼万万岁、也可能在一个10万人的小镇运转几十个慈善组织的记录来看，民众可能从来没有统一的“天性”，好的制度可能激励出人性最善良美好的一面，而坏的制度则可能暴露其最丑陋的一面。俾斯麦说“政治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那么我们能敲开人性中哪种可能性，说到底还是取决于我们在缔造什么样的政治。
让政治变得家常
最近我搬家遇到一个难题：有很多“大型垃圾”需要扔掉，怎么扔、扔到哪里呢？所谓大型垃圾，就是指旧冰箱、拆掉的浴缸之类的大家伙。扔到楼下的垃圾桶里，小小垃圾桶装不下不说，妨碍了交通和景观，邻居也会抗议。找垃圾清理公司来收，花费肯定不菲。正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朋友建议：找剑桥市政府处理，他们会以低廉的收费给你处理大型垃圾。
自家垃圾这点小事也要找政府上门服务？乍一看似乎不大合理，但仔细一想，政府本质上不过是个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官府，我给英国政府交了那么多税，既没有享受过公共医疗服务（来之后还没有生过病），也没有享受过免费教育系统（没有孩子上学），更没有麻烦过警察消防员，让政府给拉一回垃圾，似乎也是理所当然。
于是我就到剑桥的政府网站查找相关信息。果然，政府网站标明，将大型垃圾扔到自家小区是不允许的。我要么可以将它们拉到一个指定地点免费扔掉，要么预订政府工作人员来清理，清理价格是1件20镑，2-3件26镑，4-6件30镑，7-10件40镑。虽然收费，客观来说，相对于这边的收入水平，并不算很贵。我按照网站上指定的电话预约，很快就将垃圾顺利处理了。
我很高兴剑桥的政府网站能提供如此方便的服务信息。在逛网站的过程中，我发现它提供的方便远不止如此。如果你想在网上交地方税，可以点击A；如果你想知道剑桥所有的停车场位置，可以点击B；如果你是个无家可归者，可以点击C寻求帮助；如果你想住上政府补助房，点击D；如果你想抱怨隔壁的装修噪音，点击E；如果你对某个公务员的服务不满，点击F……总之，剑桥政府网站显然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互动型的服务性网站。
理解一个东西是什么，最便捷的方式恐怕就是去观察它不是什么。一个互动型的服务性网站，意思就是它不是一个灌输型的宣传性网站：它的头条新闻不是“市委书记某某某在某某某会议中指出……”，它也不在显眼的位置上报道“某区认真开展专项执法活动”，它不为“我市加快集群产业集约发展”大声喝彩，也不为“市领导和工作人员踊跃为困难群众捐款”感动不已，它和普通人鸡毛蒜皮的生活而且仅仅和普通人鸡毛蒜皮的生活有关系，告诉你垃圾怎么处理，没钱住房子了怎么办，停车场在哪。
只有一个谦卑的政府才肯放下架子如此鸡毛蒜皮。一个服务型的政府网站更像是一个饭店门口的服务生，见到顾客亲切问候：“您好，请问能为您做些什么？”事实上打开剑桥市政府的首页，头条是这么一条标题：“请帮助我们改进你的社区”，内容为“你对改进你的社区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吗？请填写这个表格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新闻位置只有四条：吉瑟斯绿地改造的公共咨询；圣诞和新年公共服务开放时间说明；圣诞和新年垃圾清扫时间表；德式圣诞市场开放说明。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服务信息：如何交税免税、找房及寻找住房援助，交通和街道信息，环保卫生信息等等。
如果你关心政府透明度问题，网站上也有相当的信息。它提供42个市委会成员的名单、联系方式和分管领域，而且每个月都更新市政府详细的工作计划，让民众有事先知情权。每个委员会的开会时间和议程都要公之于众，以便感兴趣的民众前往参与。如果你想了解市政府的财政状况，没关系，网站上有清晰的一栏：“你的税收是如何被花费的。”
其实，剑桥市政府网站这种谦卑、透明、互动，与其说是网站定位的问题，倒不如说是政府定位的问题。对于好大喜功的政府来说，它关注的是“本市投资某某亿兴建某某项目”，自然不屑于到市民家拉旧冰箱这种小事。对于好吃懒做的政府来说，它把钱花在公款吃喝上，而不是穷人补助房的投资上。对于高高在上的政府来说，它告诉你本市又出台什么什么新法规，却不告诉你你可以前往听证该法案出台的会议过程。在投资主体、巧取豪夺、游手好闲、提供服务之间，剑桥市政府选择了一个政府最应该待的位置：提供服务。
以前我有一个理论：观察一个地方的政治，首先观察这个地方的垃圾。这是因为若干年前我回老家县城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县里有很多人生活已经很小康了，到处盖满了独门独院的私宅，但是在宽敞别致的私宅门口，往外走上几步，往往是成堆的垃圾小山。这种政治发展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象令人深思。现在我又多了一个理论：观察一个地方的政治，首先观察它的政府网站。
绞死银行家
与其说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体现了人们对经济危机的一团怒火，不如说体现了欧美高度发达公民社会的组织资源
两个星期前，某公司员工收到一封公司的忠告信，建议他们不要在公共场合戴公司徽标，如果怀疑自己被跟踪，要赶紧打911，“晚上出门最好有同伴”。 一个星期前，一个叫古德温的英国人车被砸了，家里的窗户也被砸了。此后东伦敦大学人类学教授奈特表示：“愚人节那天我们会绞死很多像他那样的人，这么说 吧，让我们希望被绞的仅仅是模拟假人而已。”
那个公司指的是最近奖金门事件的主角AIG；古德温是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前总裁；而奈特所说的“像他那样的人”指的是——不难猜测——银行家。
愤青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从资本主义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左翼斗士就与它如影随形。经济稳定时，愤青们的愤怒还往往只能是“无名的”，今年他们的愤怒 则非常名正言顺：经济危机。名正言顺的愤怒也未必能找到发泄时机，没关系，各国领导人非常体贴地想到了解决办法：让我们在伦敦召开G20峰会吧。
G20让各国领导人汇聚一堂，也给伦敦愤青们带来一次狂欢节。从峰会开始前几天，各路愤青就开始涌向街头。愚人节那天，抗议活动则到达了高潮：几千 个愤青汇聚在伦敦银行区，包围了英国银行和RBS总部，更有人砸碎了RBS的玻璃，爬到里面打砸抢。那几天，伦敦警察告诫金融人士“穿得随意一点，以免成 为攻击对象”。
愤青们到底在抗议什么呢？游行队伍中最显眼的标语 是 ：Capitalism isnotworking.(资本主义不行了)。另一个标语：“不要用我们的钱去拯救他们。”一个愤青的演说:“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消灭新自由主义的资本 主义!”游行街头，一批“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成员高喊：“革命！革命！革命！”置身于这样的游行队伍，一个人会感到：资本主义已经完蛋，或正在完蛋、或马 上要完蛋啦。
又或者，是这样吗？
在愤青们宣布资本主义完蛋了时，会场里的G20各国元首达成协议，要筹集1万亿美元，注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全球救市；奥巴马则说，历史告诉我们，贸易保护主义只会将危机变成萧条。更多的资本，更大的市场，更自由的经济，是各国元首对愤青们的回答。
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劳动者为资本家创造利润、资本家为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的世界里，“我们”和“他们”真的能够分得那么一清二楚吗？什么是“他们的 危机”呢？如果金融崩溃、企业倒闭、就业机会萎缩，“他们的危机”不也就成了“我们的危机”吗？绞死了银行家，我们也就搁浅在了……天知道哪里。
同样重要的是，当愤青们指责“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环顾四周，完全的自由放任主义还存在吗？当连“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政府都将联邦预算的一半左右 用于福利开支、法庭将麦道夫送进监狱、国会让AIG吐出已经吞进去的奖金，那个“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更像是愤青们想象出来的敌人，而不是对经验现实的观 察。不错，各国对自由经济的监管还不够有力，但这只说明一个政治体系在面对全新金融现象时需要不断进行制度调整，而不是“革命！革命！革命！”
其实，如果仔细观察游行队伍，就会发现愤青们“门派”其实很多，反对自由经济的，未必是多数。其中有环保分子，有反对加入欧盟的，有要求从伊拉克撤 军的，有力挺伊朗的，有为巴勒斯坦人呼吁的……在一定意义上，与其说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体现了人们对经济危机的一团怒火，不如说体现了欧美高度发达公民社 会的组织资源。从图片上来看，那些冲到RBS去砸烂窗玻璃的，可不是那些因为经济危机而失去工作的工人，而是一些20岁左右的“无政府主义”青年学生。
更仔细观察，会发现其实大多数愤青都不怎么“愤”。虽然有“一小撮”打砸抢者，绝大多数游行示威者都心态平和，喊喊口号，散散步而已。有些游行者简直可以说喜气洋洋，全当示威是一次春游了。当然，不幸的是，任何政治活动中，最极端的声音往往吸引最多的眼球。
令诸愤青遗憾的是，自由经济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脆弱。在无政府主义者们冲进RBS之后，要“绞死银行家”的人类学教授奈特振奋地说：革命已经发 生，没有什么能阻止革命。如果十来个人半个小时的暴力行为就可以被称作革命的话，这可能是史上最微型的革命了。就在奈特为此振奋不已时，道琼斯指数，资本 主义的晴雨表，作为对G20的反应，同样振奋地涨了几百点。
民主的裤衩
最近那些对美国民主嗤之以鼻的人又找到了一个“确凿证据”：1月21号，美国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对联邦选举委员会”的判例中，以5:4裁决联合公民组织所制作的“希拉里”政治片可以在选举前夜在电视上播放，推翻了之前联邦选举委员的禁播指令。这个裁决，用某评论员的话来说，导致了一场“政治飓风”，政治家和评论员纷纷表态，叫好的叫好（主要是共和党），谴责的谴责（主要是民主党），吵作一团。
吵架的理由是，那个宣传片（立场是反希拉里的）是有公司赞助的，而根据美国2002年的竞选法案和之前1990年的判例，公司或工会赞助的政治广告不能在初选前一个月、大选前两个月播出。而21号的裁决则意味着公司或工会从此可以任意资助政治广告，影响选举结果。对很多人来说，这意味着有钱人可以尽情地“收购”选举，从此美国的民主脱下了最后的裤衩，堕落成了富人的裸奔。用奥巴马的话来说：“最高法院今天的裁决，给特殊利益集团用金钱操控政治开了绿灯，它是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保险公司和其它强大利益集团的胜利。”
哇塞，直接把民主赤裸裸地卖给资本家，这5个大法官胆大包天，不知道收了多少好处费？但是，也许，5个如此资深的法官这样裁决也不是没有自己的道理？首席法官Roberts这样解释他的立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文本和目的都指向一个方向：国会不应当限制政治言论自由，即使这个言说者是公司或工会”。原来，其裁决的理论基础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
这样看来，这次判决引发的辩论，其实是美国过去几十年关于竞选资金论战的又一个回合而已，而这个论战的核心，就是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平等之间，如何实现平衡？ 让人说话，就自然有人说得多有人说得少，此谓自由，但伤害平等；要让所有人发言时间一样，就得强制一些人少说或者另一些人多说，此谓平等，但伤害自由。
裁决出来以后，不出我所料，从白宫到网络，到处涌现出“国将不国、民主将不民主”的哀叹，嘲讽美国民主的人自然要举着这个“确凿证据”宣扬：看，我说了吧！我很奇怪人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将这个裁决诠释为富人的胜利。且不说很多人刻意将“公司或工会”缩写为“公司”——比如奥巴马，用“其它强大利益集团”这个说法把工会给“其它”掉了，从而轻飘飘地勾销了该裁决意识形态上的中立性。即使这个裁决只允许公司资助政治广告，在我看来，要从“允许公司资助政治广告”得出“从此民主就成了富人的民主”结论，至少有两个逻辑上的跳跃：第一，公司在政治上总是在支持“代表富人”的共和党、打压“代表穷人”的民主党；第二，民众会轻易被电视广告所忽悠，让砸钱的大公司得逞。
但事实上，这两个跳跃都是可疑的。大公司总跟共和党心连心吗？Open Secrets组织的调查公布了88到08年各大“政治行动委员会”（一般由公司或工会资助）的捐款情况，事实是工会基本一边倒支持民主党，但公司却不一定。比如高盛银行63%的捐款流向民主党，只有36%流向共和党；花旗银行49％捐款流向民主党，50%流向共和党，基本持平；相比之下教师协会这样的工会组织，98%的政治捐款流向民主党，流向共和党的则是零。有趣的是，在政治捐款总额的前十位中，有6个是工会或公共服务业行业协会，只有4个是公司或私营行业协会。那种“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保险公司一定更热衷于用钱来操控选举结果以维护富人利益”的看法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论证、而不是“显然如此”的观点。
至于有多少民众跟着政治广告的指挥棒走，就更可疑了。自战后美国政治学界有对投票的经验研究以来，从40年代的Lazarsfeld到60年代的Converse再到90年代的Finkel,对政治广告——确切地说——包含政治广告在内的全部竞选活动对选民的影响力，几乎每一代政治学者都得出了大同小异的结论：政治广告——乃至两党的竞选活动本身——对选民的影响非常微小。选民的阶级、教育、收入、种族、宗教、家庭背景等因素往往决定了其政党忠诚，这种忠诚非常有韧性，它有时会被政治经济或者国际局势左右，但是极少被政治广告所改变。即使某些选民为之改变（往往百分比为个位数），这种改变往往是双向的（即，有的民主党员“叛变”为共和党员，有的共和党员则“变节”为民主党员），因而有相互抵消的效果。虽然少数选举中，由于双方力量的势均力敌，政治广告可能明显影响选举结果，以蝴蝶的重量影响哑铃的平衡，但这种影响到底有利于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完全没有定论。
如果政治广告对选民的影响微小，并且公司未必只支持“富人党”，允许公司做政治广告怎么就一定导致“富人收买民主”呢？我当然不是说这个裁决一定不会带来问题，我想说的只是，这个问题的性质很可能不是什么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如何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平等这两个同样美好的政治价值之间寻求平衡。退一步说，就算这个裁决将来会带来重重问题，一个权力制衡的制度的最大好处就是它的自我纠错机制，今天政治的钟摆向这边摆，说不定明天就又摆了回去。
吵吵更健康
民主制度的精妙之处，要我看，用中国的一句俗语就可以概括：三个臭皮匠，顶得上一个诸葛亮。“三个臭皮匠”怎么能顶得上“一个诸葛亮”？美国政治学家Page和Shapiro花了一整本书（《The Rational Public》）来阐述这个道理：在他们看来，虽然美国选民作为个体往往很无知——比如甚至不知道参议员的任期多长、不知道联邦大法官的名字、不知道哪个党在把持议院——但作为一个集体，当三个“臭皮匠”凑在一起时，往往能做出相当合理的决策。为什么？因为“合成的奇迹”。“三个臭皮匠”知识结构上可能互补、错误可能相互抵消，当三个臭皮匠变成三万个、三亿个时，这种知识互补、错误抵消的概率就变得相当大——这两位学者通过分析美国50年以来的公共政策试图论证这一点。
且慢。要实现“合成的奇迹”，一个前提是：“三个臭皮匠”在知识、价值上的多样性。如果由于压力或者“宣传”，这“三个臭皮匠”想法雷同，那么三个臭皮匠本质上就还是一个臭皮匠。一个臭皮匠，怎么能顶得上一个诸葛亮？把这个观点贯彻到政治领域，那就是：民主的质量依赖于思想的自由，因为自由哺育多样性。
最近美国的医疗改革辩论似乎就是对这种爆炸式多样性的一个演示。12月24日，美国参议院终于通过了民主党主导的医疗改革方案，在这之前，美国上上下下，从议院到媒体，从学界到普通人，已经为此“史诗般地”辩论了一年——确切地说，几十年——奥巴马任期的这轮医疗辩论，只是美国战后经久不息的医疗辩论的又一个回合而已。
医疗改革引起的广泛辩论，本质上是一场价值的冲突：冲突一方是民主党，他们力主政府财政应该覆盖那些买不起保险的人（大约5千万人），也就是促进更平等的医疗制度；另一方是共和党，他们担忧医疗扩张意味着财政赤字扩大、税收提高和经济活力受创。
在这个价值的连续谱上，出现了各种声音：最左翼的声音要求实现医保彻底国有化；温和左翼并不要求取消私人保险市场，但要求补贴穷人医保、加强对保险公司管制并强制有经济能力的人入保；中间派指出平等和效率之间有一个互换性，价值取向难分对错；温和右翼指出这个改革的税收和财政成本将很高，不具有可持续性，并可能进一步弱化中下层的工作积极性；最右翼则指责强制入保、加强管制破坏了市场自由原则，甚至构成了违宪。
这种意见多样性在不同媒体的评论文章可见一斑，《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可以说是对垒双方的经典代表。作为民主党的啦啦队长，《纽约时报》登的都是这样的文章：“一个非常值得通过的法案”、“令人欣慰的新闻”、“不要杀死这个法案”、“保险金方面的好消息”……而在《华尔街日报》上，则充满了“没人相信的变化”、“参议院议案的真实成本”、“一天一个新税”、“通胀税的出现”这种冷嘲热讽的文章。媒体观点的多元化，也部分程度上导致了民意的多元化。在《华盛顿邮报》的一项调查中，48%的人支持改革（其中30%强烈支持），49%的反对改革（39%强烈反对）。
由于民主党的议院多数党地位，最后议案通过。虽然对这个结果很多美国人都有不满的理由：左翼嫌它还不够左，右翼自然嫌它太左，但作为一个政治学者和一个局外人，我更关心的却不是这场辩论的结果而是它的程序：多元的观点带来充分的政策辩论，而充分的辩论不但给民众一个从不同角度理解这个法案的机会，也督促辩论两党给其主张提供坚实的论据基础，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方案：民主党虽然把更多的穷人纳入了医保，但某些激进议员的国有化方案也没有得逞；该方案虽然很可能会引起医疗开支的增加，但民主党并不敢公然用增加中产阶级收入税的方式来筹资……我不知道这种温和妥协是否就是Page和Shapiro所说的“合成的奇迹”，但是我想，一个只有《纽约时报》或者只有《华尔街日报》的世界是可疑的、甚至危险的，因为要顶上一个“诸葛亮”，只有一个“臭皮匠”是远远不够的。
苏东巨变：20年之后
分析苏东各国改革速度和改革成效关系，相比改革公正性、法治化、政策合理性，变革速度可能不是个核心问题
20年前柏林墙倒塌之后，“苏东巨变”曾激起国人的无限叹息。大多苏东国家经济倒退社会动荡，很多苏东民众对转型的幻想化为泡影。
时光飞逝，原苏东国家现在都干得怎么样了呢？其实，“苏东”早已不复存在，这些国家，有的前进，有的后退，苏东这个“筐”已经无法装下如此多样的经验。
从政治上来说，据《经济学人》2008年民主排名，苏东各国已明显拉开差距：东欧和波罗的海各国排名靠前，捷克的民主排名甚至超过英法；南欧和前独联体主要国家居中，多属于“有缺陷的民主”或“混合政体”——俄罗斯被排在混合政体的倒数第二；最“落后”的就是中亚的几个国家，其中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甚至排在缅甸后面。事实上，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20年来就没有换过领导人。
当初同一个“娘胎”出来，如今最“民主”的排19，最不“民主”的排165，差距怎么这么大呢？除了常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倾向解释外，欧盟的影响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民主化排名会发现，大体来说民主化深度是和离西欧远近成正比的。从经济角度来说，中东欧各国都有加入欧盟的愿望，但是欧盟规定入盟的前提是这个国家必须是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国家。为了傍上欧盟这个富亲戚，东欧各国在推行民主化方面也格外努力，2004年欧盟大扩张，突击吸收了8个中东欧国家，算是对它们民主化成果的肯定。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当初民主化的内生性程度差异。稍了解东欧史的人都知道匈牙利风波、布拉格之春、波兰团结工会，中东欧各国内部本来就积蓄着长期的民主化冲动，有公民社会的暗流，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其民主化是自下而上推动的。而另一些国家的民主化更像是从天而降的：突然有一天“老大哥”说，队伍解散了，你们自谋生路吧，于是政府稀里糊涂披上了民主外套，这种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注定了它的空心性。
从经济上来看，众所周知苏东经济改革非常曲折。虽然捷克、匈牙利、波兰等1990年代中期就已复苏到转型前水平，另一些国家很久才突破瓶颈，如乌克兰、格鲁吉亚、莫尔多瓦人均购买力平价GDP到2005年才恢复到1991年水平。苏东转型艰难，主要原因是它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三管齐下”同时改革，由此带来的社会震荡可想而知。相比之下，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智利等其他“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转型时本来就是市场经济，只需进行政治这个“单项”改革，经历的震荡自然小得多。
虽历经痛苦，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国还是纷纷走出谷底。东欧各国经济增长率近年平均4%-5%，远高于1980年代的1%-2%。当然，正如政治上拉开差距，各国经济也拉开差距：捷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等国的人均购买力平价GDP已在20000美元左右，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则在2000美元左右。
这里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同步性。同步性未必意味着因果性，但它至少说明，在东欧，与拉美式“反市场的民主化”不同，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并没有激起强烈的反市场化冲动。另一个有趣问题是对改革路径的审视。多年以来，人们关注苏东“休克疗法”，但苏东经济变革路径之复杂，用休克疗法概括之有失精准。苏东内部，有的国家自始至终坚持休克疗法，比如捷克、波兰；有的休克了一半不休了，比如俄罗斯、保加利亚；有的属于渐进改革，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有的根本就没怎么改，比如白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分析各国改革速度和改革成效关系的话，反而发现改得快的未必发展慢，改得慢的发展未必快。结论很可能是，相比改革公正性、法治化、政策合理性，变革速度可能本来就不是个核心问题。
正如10年前给苏东巨变下结论太早，今天去做结论也许仍然太早。不过有一点是显然的，就是政治转型并非一个直线过程，有的国家走着走着会倒退，有的走着走着会跳跃，历史之奇妙也正在于此。
俄罗斯的徘徊
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那天，多国政要汇聚柏林。其中有一个可能最坐立不安，那就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中东欧各国的回归，对于俄罗斯来说，却是众叛亲离的开始。20年来中东欧各国纷纷投奔欧盟、北约，当年的苏联“老大哥”今天几乎成了一个欧洲孤儿。
更令他不安的，恐怕还不是欧洲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而是价值观念上的被孤立。在柏林接受采访时，有记者问：“今天欧洲首先是一个价值共同体，俄罗斯将来在欧洲扮演的角色，取决于贵国如何看待民主自由和人权，对此你怎么看？”梅德韦杰夫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的价值观和你们是一样的，在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上，我们没有根本分歧……”
梅德韦杰夫说到这里，肯定有几个人在坟墓里打喷嚏。比如06年在自家门口被暗杀的记者安娜·波里科夫斯克亚，今年1月被暗杀的人权律师马科洛夫，7月刚被暗杀的记者埃斯特米洛娃。巧合的是，这几个人都直接或间接为一个叫Novaya Gazeta的媒体工作。同样巧的是，这份报纸据说是俄罗斯境内仅剩的全国性独立报纸。事实上，有国际记者组织将俄罗斯评为对记者来说最危险的三个国家之一。在俄罗斯过去几年被暗杀的17个记者中，只有一个破案，其它都不了了之。
这份“荣誉”可以说是普京时代的成果。叶利钦当政时，虽然俄罗斯的民主化也可圈可点，普京时代却是一个显然的政治倒退时代。就媒体管制而言，克里姆林宫通过国有化或者惩治异见者的方式，驯服了所有全国性电视台、除了Novaya Gazata之外的所有全国性报纸；就集会自由而言，骚扰、逮捕抗议示威者甚至干脆拒绝他们的游行申请已司空见惯；就政党而言，独立倾向的政党及其领袖大多要么被骚扰，要么无法登记参选；就NGO而言，很多国际NGO被驱逐，国内NGO则被骚扰；就中央地方关系而言，05年开始州长从选举改成中央任命，确保地方首脑对克里姆林宫的忠诚；由于一边倒的媒体、地方政府的忠诚甚至公然的选举舞弊，造成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杜马一党独大，行政和立法权无以制衡，司法部门往往也屈从于政府的指挥棒；甚至经济上国家控制成分也越来越大……2008年，Freedom House将俄罗斯划入了“不自由”国家。从俄罗斯政治的倒退情况来看，也许可以说，有形的柏林墙早已倒塌，而无形的柏林墙只是从柏林位移到了俄罗斯而已。
不还有经济增长吗？也许有人会说，叶利钦时代政治也许更开明，但经济一团糟，相比之下普京时代虽然政治铁腕，但经济增长率年均6-7%左右，不恰好说明政治铁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代价？这个逻辑显然忽视了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带来的阶段性困难（事实上普京上台之前的99、00年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也忽视了一个经济共同体瓦解之后带来的经济失序，更忽视了普京的最大运气——他上台以来油价的持续走高（从00年每桶20美元左右到08年100美元左右），而石油出口是俄罗斯的经济命脉。更重要的是，如果政治铁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那就无法解释苏东那些更成功民主化的国家——比如捷克、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为什么在90年代末期以后也实现了经济稳步增长，其中有些增长速度还快于俄罗斯。
美国记者Fareed Zakaria曾发明一个词，叫“不自由的民主”，意指一种伪劣民主政体：这些国家也许有定期选举，但是言论、结社、集会、出版自由却形同虚设。今天的俄罗斯，大约就是“不自由民主”的典型。问题是，在没有政治自由时，真正的民主是否可能？民主是对民意的倾听和代表，但如果民意不是自发自主形成的，而是被灌输甚至操控出来的，去代表它又有何意义？不错，调查显示现在普京在俄罗斯的支持率很高，但如果报纸、电视、街头、网络长期只允许对他的鲜花与掌声，支持率高说明的只是垄断的有效性而已。如果人们只有爱吃西红柿的自由，那么无论人们多爱吃西红柿，似乎都不能证明西红柿的美好性。
当然，“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柏林墙也不可能一日倒塌。09年Freedom House的报告显示，在前苏东地区的28个国家里，只有13个可被称为自由国家，其它都是不自由或部分自由。也许对于历史的演进，我们仍需保持耐心。人类花了28年等待有形柏林墙的倒塌，无形柏林墙的消除，也许要更漫长地等待。梅德韦杰夫在采访中说他年轻时也听Scorpions的“变化之风”，那首歌里有一句是这样的：“变化之风吹拂在时间的脸上，就象暴风吹响自由的钟声”，不知道现在的他，是否还愿意重听。
当“革命”成为家常便饭
4月初，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又一次走上了街头，振臂高呼要求当权者下台。5年前他们就是这样把前总统阿卡耶夫赶下台的，并迎来了新总统巴基耶夫。5年后的今天，他们决定用同样的方式把巴基耶夫给赶下台去。
5年前的那场运动，史称“郁金香革命”。今天，当媒体上开始用“第二次郁金香革命”这个字眼来形容当下吉尔吉斯的街头政治时，我，终于“审革命疲劳”了。
此前，我们已经听说太多的“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塞尔维亚的推土机革命、伊朗的绿色革命、缅甸的袈裟革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当初它们发生时，曾经令当地民众——也令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欢欣鼓舞，因为它们被看作这些国家向民主化飞跃的进步。几年过去，当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英雄尤先科今年2月以低于5%的支持率灰溜溜地被选下台去，当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领袖萨卡什维利在一次次的民众抗议中难以喘息，当吉尔吉斯郁金香革命胜利者巴基耶夫逃得下落不明，“颜色革命”这个词已失去昔日的光辉。事实上，各大媒体上都充满了这样的判断：颜色革命失败了。无论郁金香色还是玫瑰色，如今都变成了灰色。
也许比颜色革命是否失败了这个问题更值得追问的是：在这些国家，真的发生过所谓的“革命”吗？革命，顾名思义，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等国，2003年以来的政治却往往是换汤不换药而已。拿吉尔吉斯来说，虽然操控选举、纵容腐败的阿卡耶夫被赶跑了，但事实证明，后来者巴基耶夫比阿卡耶夫还要阿卡耶夫：2009年的选举他照样操控、他的亲朋好友被封官加爵、2005年以来已经有4个政治家被暗杀，国际透明度组织的腐败排名上，吉尔吉斯的腐败指数从2004年的2.2退步到了2009年的1.9。乌克兰的情况稍好，它至少保存了“公正选举”这个橙色革命遗产——今年2月的乌克兰选举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公正选举，但是橙色队伍内部的分裂延误了改革时机，乌克兰的政治腐败、钱权交易并未根本改善。
Freedom House的民主指数，则对颜色“革命”是否真的发生过作出了最直接的说明：从2003到2007年，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的民主指数分别从4.83、4.71、5.67变成了4.68、4.25、5.68。也就是说，革了半天命，香槟也开了，喉咙也喊哑了，这些国家的民主程度基本没有变化。
有变化才怪。
颜色革命的基本特点是：在一场大选中，现任执政者选举舞弊，反对派动员民众抗议示威，最后推翻选举结果，把执政者赶下台去。可以看出，这种革命的着眼点是扫除选举舞弊，正是因此，学者麦克弗尔称之为“选举革命”。“选举革命”之所以无力一夜之间扭转政治乾坤，是因为选举只是民主制度这个庞大有机体中的一个部分，即使能够扫除选举舞弊，也只是为民主制度的改善提供了必要但绝不是充分条件，更何况很多选举革命甚至不能扫除选举舞弊本身。
我们知道，民主制度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机体，除了公正选举，还需要强大的公民社会、公正的司法机构、发达的政党体系、尊重规则的法治文化、有效的水平制衡、一定的经济基础等等，只有这一系列的要素同时运转，民主的齿轮才可能真正运转，民主才能成为一个连续过程而不是几年一次的“赶集”，而选举革命对选举这个要素的痴迷虽然必要，却是不够的。有了相对公正的选举就指望民主制度变得完美无缺，就像一个人有正常血脂就指望自己无比健康一样——除了正常血脂，身体健康还需要正常血压、血糖、心肺功能、消化功能等等等等。
据说今年的乌克兰选举之前，乌克兰民众不但对这次选举，甚至对民主制度本身变得心灰意冷。“天下乌鸦一般黑，民主制度什么用都没有”，很多人纷纷表示。对于这种看法，我想说的是，认为一张面孔的改变，就可以一劳永逸地给我们带来幸福，这个想法本身是不是太幼稚了呢？民主制度并不是选民投下一张选票然后翘起二郎腿等待政治家给我们端茶倒水的“懒人”体制，而需要民众对政治经年累月地“巡逻”促成点滴改良及至水滴石穿。也许努力锻炼身体、健康饮食努力降血脂并没有什么错，人们只是需要更加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和健康饮食，直到血压、血糖、心肺功能、消化功能等都达标为止？
“亚洲特色”的民主
2009年的日本大选看上去像是对民主制度的反讽：无论谁当选，似乎都是“家族生意”：鸠山由纪夫是前首相鸠山一郎的孙子，而麻生则是前首相吉田茂的外孙。事实上，1994年之后的首相桥本、小渊、小泉、安倍、福田都是世袭出身——安倍晋三的外公、福田康夫的爸爸也都曾是首相。日本本届议会则有38%的议员来自于政治世家。
这种现象自然令人想起两千年前陈胜吴广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如果民主是关于选拔优秀的政治家，那么这种看上去像是“贵族世袭”的政治岂不是对它的嘲讽？2000年，时年26岁的留学生小渊优子被从英国召回，一个几乎懵懂无知的小姑娘，凭什么立刻就当选日本众议员呢？就凭她爸爸是刚去世的首相小渊惠三？
确切地说，世袭政治这个词用在日本身上并不确切——毕竟，这些太子党是选民自己选上去的，不同于金正日这样正宗的世袭者。你可以抱怨选民“素质不高”，却不能说它违反了民意。但是，被选上台，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公平上台。政治世家有选民基础、人脉发达、政党机器撑腰，筹款轻车熟路，都注定了这些太子党在竞选中不可能和普通候选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选举的核心价值无非是代表性、平等和优胜劣汰，但是38%的议员来自于名门望族，“赢在起跑线上”，日本是否还能充分体现民主的这些核心价值，就需要打上问号。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家族政治传统在亚洲格外吃香。欧美虽然也有肯尼迪、丘吉尔等政治世家，但权力代代相传显然没有亚洲“流行”：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的爸爸也曾是总理；印尼第一位女总统梅加瓦蒂是苏加诺的女儿；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刚去世，其儿子就出来表示要竞选总统；印度的甘地家庭更是一个政治王朝……这种亚洲现象很可能与亚洲的“家庭价值”传统和专制传统的结合有关，也跟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相对年轻有关——公共领域不发达，政治理性程度低，对政治议题的讨论不充分，于是一些诸如家庭背景、相貌风度等八卦信息喧宾夺主，成为选民投票的依据，选举成了“追星”的一种形式。
但是，似乎也没必要因为这种子承父业的现象而否定民主的真实性。子承父业并不是一个只在政治领域存在的现象，演员成龙的儿子还是演员，沃尔玛是家族企业，阿里的女儿也曾进军拳击界……毕竟，一个家庭由于传统形成一定的职业路径依赖，使得子女在某个行业进入成本低。选择一条已经铺好的路去走，似乎无可厚非，法律也不可能明令禁止。另一方面，从选民的角度来说，一个家族姓氏就相当于一个“品牌”，而品牌本质上是信息浓缩的机制——与其在茫茫人海中搜索、了解那些陌生的候选人，不如根据品牌来节约信息过滤的成本。如果他爷爷、他爸爸干得还不赖，那他也更值得信任一些？这和消费者爱买品牌产品有相似之处。况且在一个民主社会里，爷爷、爸爸也许可以为你上台助一臂之力，却不可能保你一路平安，安倍、福田、麻生的下场都说明了这一点。要是干得不好，你爷爷就是玉皇大帝也无济于事，这也是政治世家和真正的专制世袭的不同之处。
更重要的是，如果世家当道就一定会导致腐败丛生、民不聊生的话，那就无法解释日本在公共服务方面不菲的成绩。拿公共医疗服务来说，日本的全民医疗体系举世闻名——有个传说，说是在日本买个香瓜可能要花40美元，但看一次牙医却只需要20美元。拿腐败来说，虽然日本政坛正如任何民主国家，也时有腐败丑闻出现，但它的腐败程度，似乎也没有因此家族政治传统而格外突出：2008年世行统计日本人均GDP世界排名18，国际透明度统计的清廉指数日本也是排名18。又拿衡量贫富悬殊的基尼指数来说，日本长期稳定在025左右，与以平等著称的北欧国家大致相当，远低于很多周边国家。38%的议员是太子党，却并没有导致日本成为一个贫富高度悬殊的国家。相比之下，拉美国家有很多“苦孩子”出身的平民总统，却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突出的地区。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民主的真谛也许并不在于政治家的出身——一个出生于“贵族”的政治家也可以是伟大的政治家，比如小罗斯福，比如丘吉尔；一个出生于平民阶层的政治家也可能贪污腐败，成克杰、胡长清、刘志华，谁不是出身平民？能确保一个政治家为民服务的不是他的出身，而是政治制度——一个具有法治、制衡和协商精神的制度。安倍不可能因为他外公是前首相而安然度过内阁成员丑闻，福田也不可能因为爸爸是前首相而逃脱振兴经济不力的指责，制度大于出身，这才是民主的要义。
当民主缺失中产阶级
上周我亲眼目睹了一场阶级斗争。这场斗争就发生在我们系的一个教室里，对垒双方是一位泰国学者和一群泰国学生。
该学者由于写了一本质疑皇室的书，受到政府威胁，刚流亡到英国。在那天的讲座中，他说，正在泰国发生的是一场内战。一边是代表社会中上层的“黄衫军”——去年因占领曼谷机场而占据世界各大媒体头条的泰国民盟组织；一边是代表穷人、乡下人的“红衫军”，他们拥护他信及其同类，是因为他们扶弱济贫。对了，该学者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阶级斗争的另一方是在场的很多泰国学生，他们反驳该教授对黄衫军的指控，尤其不能容忍他对泰国国王的攻击——虽然他们谁也无法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位学者写一本书就会被逮捕，这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吗？”后来讲座组织者告诉我，这些学生很多都是来自泰国精英家庭。对，他们很多人都穿着黄T恤。
说实话，我花了很久才搞清楚泰国政局是怎么回事。它之所以扑朔迷离，首先是因为有太多变量搅和在一起：皇室、军方、法院、政党、城乡差异、阶级差异……其次是泰国政坛上很多事都是声东击西。比如去年沙马总理被赶下台，直接理由是他主持了一个电视厨艺节目。一个政治家参加一个厨艺节目，值得几千人上街游行吗？当然不是，上帝说，鸡蛋里要有骨头，鸡蛋里就有了骨头。
后来我还是慢慢搞清了泰国政局的大致脉络。黄衫军是跟以下一些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支持2006年政变、反对他信及其民粹政策、受到法院支持、来自于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社会中上层。而红衫军则跟一些相反的词汇联系在一起：来自于农村、教育程度低、厌恶政变、欢迎他信及其民粹政策。
这样看来，力量对比似乎很明显：黄衫军和经济精英、军方、法院形成联盟，而红衫军只是一群无权无势的乡巴佬而已，胜负一目了然，有什么好斗争的呢？这种推测漏掉了一个细节：红衫军人多。
人多在民主制度里就具有天然优势。据说泰国70%左右的人口是农民，即使城里底层也是多数。这也是为什么黄衫军虽然声嘶力竭，集会一般也只有几千人；但红衫军振臂一挥，就可以召来8万人。2006年军方赶走他信，没关系，2007年底我们又把支持他信的沙马选上去；2008年9月法院把沙马赶走，没关系，我们又把他信的妹夫颂猜选上去……反正人多力量大，这就是民主。
就是说，民主制度的一个经典困境在泰国出现了：穷人试图利用人数优势去推动再分配政策，而中上层将这种现象斥为多数暴政。事实上他信赢得民心的策略正是各种被反对派称为“合法买票”的小恩小惠政策，即使他腐败被曝，人民对他仍然一往情深。而黄衫军中一个口号则屡见不鲜：“低素质的泰国人还不适合民主。”他们推动的2007修宪内容中有一项就是减少民选议员的名额，改为委任，这是民主的倒退。
政治学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命题：发达的中产阶级是健康民主的条件。一个解释是：中产阶级受教育程度高，比较开明，支持自由民主理念。这一点显然被泰国经验否证：一次次否定民主选举结果，涌上街头抗议的，都是中产阶级黄衫军。另一个解释是：只有当中产阶级占有人口相当比例时，民主才不会成为强烈社会再分配冲动的工具。原理很简单：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跟我财产差不多，分谁的去呀？分到自己头上怎么办？不幸的是，泰国政治验证了这个命题：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孱弱的国家，它始终无法通过民主化瓶颈。1932年君主立宪以来，泰国有过19次军事政变，到现在还是无法通过民主途径解决社会冲突。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泰国，而且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一旦政治民主，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就抬头；要想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常常不得不依靠独裁或者军政。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就是例子。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之所以动荡，就在于在理性政治制度和自由经济政策之间，它往往只能二选一。
通过街头政治赖掉民主选举结果，军队和法院一再被政治化，是对程序正义的藐视。这正是黄衫军问题所在。我认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试错，但藐视程序正义则是破坏现代政治的根基。如果民粹主义经济政策是人民群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天要下雨，人民要撞南墙，就随它去吧。
历史螺旋式终结
在当代政治学家的著作中，有一本可能最幸运，同时也最倒霉。其幸运之处在于它非常出名，被引用率很高，基本相当于流行歌曲中的“泰坦尼克号”，人人都会哼几句。其倒霉之处则在于，它总是以靶子的形式被引用，谁提起它都“拳打脚踢”。这本书就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历史的终结》出版于1992年，据说它体现了冷战刚结束时蔓延全球的乐观主义情绪：福山试图论证自由民主制度体现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也是终结状态，其它政治制度，就算一息尚存，也最终向这个方向演进。
当然后来历史证明它不愿就那么随随便便被终结了。苏东剧变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带来繁荣富强，亚非拉很多国家的民主化徒有其表，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涨显示了文化相对主义的韧性，而当美国兵把热气腾腾的自由民主给伊拉克送上门去时，伊拉克人死活不肯收下，还坚决要回赠美军自杀炸弹。福山因此也成了学术靶子：历史远没有终结，它还在漩涡中心。
我倒觉得对福山，确切地说对历史，我们需要保持更大的耐心。毕竟，历史的走向往往需要一个较大的时间单位才会显现，今天离《历史的终结》一书出版还不到20年，很难说我们站在判断其对错的一个最佳位置上。
比如伊朗。如果我们站在1979年，看到伊朗人民在推翻巴勒维政权之后，不但没有走向民主自由，反而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当然没有理由相信历史正在终结。1997年，改革派哈塔米当选总统，曾带来短暂的“德黑兰之春”，但改革很快被保守势力吞噬；2005年，内贾德当选之后新闻、集会自由出现倒退；甚至两个月前，美国女记者还因采访活动被伊朗当局判刑8年。伊朗历史岂止没有终结，简直可以说按福山预言的方向背道而驰。
但如果站在09年6月15号的伊朗，我们看到的则截然不同：据说约有一百万人自发涌上街头，抗议选举的不公正、不透明。温和的人高举抗议牌：“我的选票上哪去了”？而愤怒的人则直接高喊：“专制者去死吧”！
不公正、不透明不但体现在总统候选人名单需要宗教机构“监护委员会”的批准，而且体现在“体制内”的竞争也疑云重重。人们难以置信，几百万张手写选票可以在投票之后几乎立刻就被统计出来，而内贾德在所有省份都大获全胜，这不但史无前例，而且与之前的地方选举结果不相符，与后来大规模街头抗议也形成鲜明对比。问题在于，由于没有独立的选举委员会，也没有中立的第三方观察，选举结果无从检验——即使内贾德真的得了63%的选票，由于缺乏透明性，这一结果也缺乏公信力。
百万人涌现街头，其实并不突然。追求更多自由、更真实民主的暗流一直在伊朗“螺旋型”前进。且不说体制内的改革派崛起，也不说伊朗社会势不可挡的去原教旨化过程，保守派势力本身也出现权力松动迹象：两个月前被抓的美国女记者最后被减刑乃至释放，就是这种松动的一个小小注释。最令保守派担心的恐怕是，青年是改革派的主要依靠，而伊朗60%人口30岁以下。“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让这么多伊朗人“回心转意”的，显然不是美国兵，而是伊朗的保守势力本身——正是他们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和经济上的一团浆糊将很多伊朗人扭转成“最后的人”。比如，71到79年伊朗只有100个政治犯，而伊斯兰革命之后的81-85年，伊朗则逮捕了7900个政治犯，直接把巴列维专制比成了“小巫”。内贾德近年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收效不佳，伊朗通胀率和失业率双高。说到底，“最后的人”，其实这也是“最初的人”：漂亮女孩渴望摘下面纱展示自己的美、人们想住好房子开好车、手碰到鼠标就有点击的冲动……只要俗人继续俗下去，开放社会的万有引力就不可克服。
伊战之后，很多人痛骂福山“之流”，认为其盲目乐观是美国“武力输出民主自由”外交的思想基石。对此福山写了一篇文章驳斥，大意是：我虽然认为自由民主是历史的最终形态，但从不认为它可以被武力施加，我本质上是个“结构主义”者，相信制度只能从社会经济结构中逐渐生长出来。看来，他的意思是，历史虽然会终结，但终结的方式肯定不是“喀嚓”一声。
不是喀嚓一声，所以伊朗绕了一个30年的大弯。“我的选票上哪去了”和“专制者去死吧”这种口号终于大规模出现在伊朗，虽然貌似晚了30年。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山的预言也许不是说错了，只是说早了而已。当然很有可能当下伊朗人的斗争只是昙花一现，明天保守派统治还会继续——还会继续，只是又薄了一层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