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和一个如此行状尚且自称是良家少女的高中生，沿着学校的围墙，继续走。
“知道最近出过命案吗？”我说，“有一个专门拿榔头敲人脑袋的，敲的都是女孩子，在这一带活动。杀了两个人了。”
“老早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还在念初中。”
“现在又出来了。”
我语气严肃，绝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她哆嗦了一下，说：“真冷。”
“以后少来这儿，尤其半夜里。”我警告她。
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脸色，况且被头发盖着。只觉得她在咝咝地吸气。转过一个弯，街道变窄，路灯更暗了，脚下平坦的柏油路变成了凹凸不平的石子路，已经到了工学院的后门处。那扇铁门长年紧闭，早已锈成了一团。路上没有人，我问她：“害怕吗？”她老实地回答道：“刚才走两圈都不害怕，现在有点怕了。”
“所以，以后不要出来闲逛。”我趁机说，“社会比你想象的复杂，不，不仅是复杂，而是可怕。世界比你想象的可怕。即使你有很好的直觉，外加很好的社会经验，很多时候还是会搞砸掉。最好还是回到学校里去，念书，玩，考个随便什么大学混几年，然后出来找工作。女高中生跑摇滚场子，喝醉了睡在马路上，简直是坏人的靶子嘛……”
她打断道：“我看出来了，我刚才就不应该过来喊你。被你吓了个半死，又教训个半死。”
我说：“这样比较好，别等我绕到第三圈的时候看见你趴在前面路上，脑袋开花了，还得我去报警。”
她说：“你真是个怪人，大半夜的出来绕圈子，你也许就是敲头杀手呢。”
我本想吓她一下，说我自己就是杀手，又觉得不合适，她若尖叫起来，真的有可能把宿舍里的人都吵醒。况且，虽然是个素昧生平的女高中生，走在黑暗的夜里也会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感觉。我说：“我是有点怪，但我不是杀手。放心好了。”
她说：“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敲头杀手都是些内心很压抑的人，不可能听过Lush。”
“奇怪的逻辑。”
继续绕圈子。
我问她：“为什么要辍学，家境不好？”
“家境没问题，父母都是公务员，念的学校是全市最好的，我是这所学校里最差的。”她拍拍自己的脑袋，“就是读不进书，无论老师讲什么都听不明白，用功也是白用，浪费时间罢了。已经旷课三天了，再不被开除就没天理了。”
“喂，你不会是离家出走的吧？”
“正是，大哥！”
她开始对我讲她的家庭。起初是为自己的离家出走找一个理由，后来完全变成了抱怨，其主题不外乎少女脆弱的心灵被禁锢并伤害了，一百个离家出走的少女中怕是有九十九个都会说出相同的话，电视剧和小说也都是这个套路。最后她总结道：“成人世界充满了虚伪，我不想长大！”
“日本漫画看多了。”我说。
“什么？”
“日本漫画里不都是这种套路吗？青春期拒绝长大，动不动就说成人世界虚伪，想要一个纯真的世界，认为是成年人污染了孩子们的纯洁。”
“难道不是吗？”
“那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挣你们的钱，对你们进行的精神贿赂。事实上，这些观点都是资本家制造出来欺骗你们的。包括摇滚乐，你所喜欢的唱片也是资本家挑选出来卖给你的，顺从也好，叛逆也好，都是现行世界的合理体系。”
“听上去有点意思。”
“这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东西，纯属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但并不意味着就适合你。你要是什么证件都不带，出门就被城管送到收容所去了。唱什么摇滚啊，现实比摇滚刺激多了。”
“我看出来了，你是个愤青！”她哈哈大笑地说。
一共走了八圈。
我觉得腿酸，脚发木，除了冷之外，最要命的是饥饿感汹涌而来。“饿了。”我说。女孩说：“我都快冻死了，而且很困，三天没怎么睡了。”
我们停下脚步。停着的地方恰好是在杞人便利门前，店当然早已打烊了，惨白的路灯照着卷帘门，寒光闪闪的。女孩卸下双肩背包，从包里掏出一包苏打饼干给我，我顺便看了一看，包里装了不少唱片。
“离家出走带这些东西干吗？”
“我爸妈只要看见CD就会扔掉，还有日记本，藏得再好也会被他们找到，害得我只能带着这些东西出门——每天上学都带，乱七八糟的东西越来越多，光情书就有三十多封，后来索性连课本都不带了。”
“太不幸了。”我一边嚼着饼干，一边问她，“有手表吗？现在几点了？”
她掏出手机看了看，“快三点了。”
“给你爸妈打个电话，我送你回去，或者让他们来接你。太晚了，毕竟不太好，离家出走三天是个极限，估计你爸妈已经报警了。再不回去，家长就该急疯了。”
她把手机屏幕凑到我眼前，“大哥，停机了，看，中国电信的信号都没有了。我这个手机因为老是和男同学发短信，被我爸妈知道就不给我缴费了，平时就当闹钟，晚上还能做手电筒，就这点作用了。我的经济命脉已经被我爸妈给掐死了，现在最强烈的念头就是去打工，挣点钱，流浪流浪算了。”
我想嘲笑她，无论谁听见她用这种语气说“流浪”，大概都会嘲笑她。但有一个轻微却清晰的声音打断了我，是从身后马路的黑暗处传来的，叮叮的几声。她也听见了，回头往那儿看。
黑暗之处寂静一片，既看不清什么，也不复有声音传来。
“什么声音？”她压低嗓门问我。
“一元钱的钢蹦掉在地上了。”
她“噢”了一声，猛地明白过来，挺直了腰杆像是被电了一下。“你是说那儿有人？”
“不能确定。”我一直没动，站在原地向黑暗中凝视。那确实是钢蹦落地的声音，那种声音是独特的，甚至在喧嚣的街道上你都不会错过它。
我凝视着黑暗处，我想那个人也在看我。他隐身于其中，那么，权当这黑暗就是他的双眼吧。我等待着他从暗处走出来，露出他的眼睛，即使手里抄着榔头也没什么，这点距离用冲刺的话只需要五秒钟就能杀到我眼前，而我是不会逃跑的。
一阵风吹到我身上，黑暗依旧是黑暗。没有人出现，没有榔头，只有成人世界的虚无与我对峙着。
女孩紧张得不行，我却松弛下来，还记得继续吃手里的饼干。吃完了，我把地上的双肩书包拎起来，给她背上，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不过你得跟着我慢慢往后退，要是像刚才那种走法，保不齐被人敲一锤子。”
她说：“好吧，好汉不吃眼前亏。”
“现在和我一起竖起中指，用平静的声音对他说：傻逼。”
她哈哈大笑，向着黑暗，果断地做了这个动作。傻逼。真是个不错的女孩。
我把她带到了咖啡女孩的住所，这是我当晚唯一能去的地方了。咖啡女孩居然还没睡，拉开门，诧异地看着我。我把情况一说，她迟疑了一下，放我们进去了。
到了屋子里，女孩卸下书包，又跑出去上厕所，回来之后倒头就睡。
多余的故事
“你不错啊，”咖啡女孩半带讥讽地说，“随随便便就能在街上捡一个女孩，还带到我这里来。编了个钢蹦掉在地上的故事吓人家。”
“没编，那声音我和她都听见了。”我喝着热茶，答道，“不过，也许是风吹落了什么东西。”
“狂奔过来的？”
“且走且退慢慢过来的，总不能把姑娘扔下啊，再说了，就是一团黑而已，并没有具体的人出现，跑起来未免太丢人了。”
“看不出你还挺有安全感的，靠得住。”她嘉许地说。
“时势耍狗熊，由不得我，也许哪天拔腿就跑了呢。”
我看了看女高中生，她已经睡熟了，像只虾米一样蜷在床垫上，盖着咖啡女孩的被子，轻轻地打鼾，间或有炒黄豆一样的磨牙声。
“打搅你了。”我说。
“没关系，正好我也睡不着，乐得让一个床出来。”她说，“本来靠在床上是要睡着了，做了个噩梦，梦见凶手来敲门，惊醒过来竟真的听见敲门的声音，吓得我一身冷汗。睡不着了，咱们说说话吧，这两天心情糟透了。”
“我也是。所以出来绕圈子。”
她拉拉我的手，说：“随便聊点什么吧，讲个吓人的故事也行，只要把那个印象给覆盖了。”
一九九八年冬天，我们寝室的人异想天开地要去抓那个敲头杀手，当然不是现在这个，而是已经被抓住并枪毙的，他杀了我们学校的校花。但是我现在想想，并不能确定这一片只有这一个敲头的，你只要稍微看过一点关于变态杀手的电影，就会知道，这件事有着超乎常理的一面。
一共七个人，我，老星，亮亮，锅仔，还有两个男的也是我们寝室的，叫某甲和某乙吧，最后一个女孩叫齐娜。
那是冬天的夜晚，我们在新村的网吧里玩cs，出来以后沿着小街往学校方向走。冬夜格外冷清，由于敲头杀手活动猖獗，路上没见一个人，和今天晚上一样的情景。那会儿大概是晚上十二点，学校已经关门了，但我们可以从墙头翻进去。
我们一伙人经常打牌，打牌有输有赢，但那几天亮亮和齐娜的手气太盛，以致于把我们的饭钱都赢走了，搞得我们都没心情再玩，只能出来上网。上网的钱是齐娜和亮亮出的，还请客吃了点心。其中只有锅仔是蹭吃蹭玩，他不打牌。
走到半路上，某甲忽然提议说，我们去抓抓敲头杀手吧，这会儿月黑风高，正是杀人的好天气呢。我们就说，别扯淡了，校花死的那天天气很好，夜空晴朗，风是又温暖又凉爽，她还不是照样被杀了吗？某甲说，你们知道吗，公安局悬赏几万块抓这个人呢，真抓到了，我们一人至少分到一万，我们有七个人，不用怕。我们说，有七个人在，傻逼才会冲上来敲人，这不是找死吗？某甲说，我们可以找一个人做饵。
做饵，当然得是女的。齐娜说去你母亲的蛋，我才不做如此愚蠢的事情。
但是某甲特别来劲，他把某乙拉了过来。
某甲和某乙是T市本地人，并且是高中的同班同学，一起考到我们学校。我们都住校，他们两个也在寝室里占了一席之地，但经常会回家去。某甲和某乙有他们自己的圈子，都是那所中学的，都认识。在这个圈子中，某甲是个呼风唤雨型的人物，很多事情都能摆平，某乙像个跟班，矢志不渝地跟着那些大人物，既然某甲和某乙在一个寝室，那么，某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某甲的私人跟班。这是他们俩自己的事情，别人管不着，对不对？
某甲将某乙拉了过来，说，某乙啊，你来扮女的吧，我们这里只有你的身材像女人。
确实，某乙长得又矮又瘦，其身高大概和齐娜差不多，还没有齐娜胖。某乙起初是拒绝的，但他那种态度让人觉得，他只是在拒绝一杯敬过来的酒。某甲并没有强迫他，某甲非常友好，非常亲切。于是，某乙顺从了，谁让他是跟班呢？某甲又说，鉴于某乙做饵，如果抓到敲头杀手，某乙应该多拿点奖金，给他三成怎么样？我觉得这件事虽然无聊，但就像一出烂片，我已经退回到观众席上，自然也只能看他们演下去，我点头同意，其他人也嘻嘻哈哈地表示没有意见。
给你三成，董事长走前面去。某甲说。
你知道这只是个游戏，你在游戏中是不能发怒的，也不能横加指责他人的残暴，这和cs不是同一个道理吗？
某甲其实早就考虑好了，他说，某乙这身装束太不像个女人，建议他和齐娜换身衣服。齐娜穿的是一件白色带毛领子的羽绒风衣，过膝长。某乙穿着棉夹克。齐娜瞟了某甲一眼，说，好哇，要玩就得玩真的。她和某乙交换了衣服。某甲又把自己那顶阿迪达斯的绒线帽戴在某乙头上，这下某乙从后面看过去就完全像一个过路的女人了。
往哪里走？我们已经走到学校边上了。老星说，某甲，你是不是要把我们带到仓库那边去？某甲说，不是我带你们去，是我们一起去。
我们走到了靠近仓库区的地方，听到远处火车开过的声音。
某乙走在前面，我们跟在他身后二十米远，有路灯照着。某乙时不时地回头看我们一眼。某甲说，不要回头，回头就露馅了，你在前面走着，有事我们会冲上来的。这时某乙总算雄起了一点，骂道，我靠，某甲我他妈的要被你玩死啊，我不玩了。某甲过去安抚他，连损带捧的，好像某乙不参与这个游戏，他就会被立即排挤出他们的圈子。我不得不承认，某甲的态度是友好的，所谓谑而不虐，但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到底有哪儿让他觉得有趣呢？是这个游戏好玩，还是某乙本身好玩呢？
某乙继续在前面走，说实话，他走路的样子还真有点像女人，带内八字的。我们跟得很紧，二十米的距离显然是太近了，敲头杀手要敲某乙的话，恐怕得插队插进来。这个距离被我们自觉地拉开了，某甲没有怂恿，而是我们自觉地意识到了，自觉地将某乙撂在了前面。最后某乙收缩成了一个很小的白影子，我们呢，谈不上是在跟他，我们只能是遥遥地望着他，甚至连望都望不太清了。锅仔说，这点距离又太远了，真要是有个杀手出现，某乙必然是被敲死，然后凶手被我们捉到。某甲说，你们都不知道吧，死掉的校花是某乙的暗恋对象，爱得死去活来都没找到机会表白，他这也算是为爱付出。
在我认识某甲的两年时间中，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爱挤兑人，爱出风头，并不幽默但自以为很幽默（我是多么受不了这种人），有时你觉得他什么都明白，有时又觉得他是个不通人情世故的白痴。
鉴于某甲和某乙之间的关系，我没有多说什么。其他人也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只有锅仔对那几万块的赏金有点动心，不过他很快也明白了，这是一个游戏，真要撞上杀人狂的话，赏金未必会有。医药费是肯定少不了的。至于某甲，他是最投入的人，他一直在对我们讲某乙暗恋校花的事情。
直到跟丢了某乙，这件事变得不好玩了。
我们沿着仓库区外围的一条街道走着，我们没有进入仓库区，那里的道路呈棋盘式，墙也好，房子也好，看上去都差不多，走进棋盘里，人会有种茫然之感。再往里走就是铁路，铁路将这里硬性地划分出一道边界。路上没有行人，一度有几辆卡车排队开过我们身边，车灯闪耀，喇叭震天，它们过去之后，整个世界无可挽回地陷入寂静与黑暗中，这时我们发现某乙消失了。
我们喊他的名字，除了招来仓库区里狼狗的吠叫之外，没有任何回音。我们站在原地做了一番推论，有说某乙已经偷偷回去了的，有说某乙可能躲起来的，但没有人说某乙遭遇了不测，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答案。总之，无论是什么结论，这件事都变得万分麻烦。某甲说，某乙这个混蛋肯定是溜走啦，我们也回去吧，这儿不太安全的样子。齐娜就骂道，都是你这个笨蛋想出来的馊主意，万一某乙出了什么事，难道我们就这么回去？再说了，白色羽绒服还在某乙身上呢！
我们都听齐娜的，某甲当然也就不好独自回去了，一则太难看，二则独自回去更可怕。我们站在原地看了看，道路通往货场，往那儿有一条通道可以跨过铁路，右侧则是仓库区，某乙去货场并穿过铁道的可能性很小，也许他是走进仓库区了。有人提议分头去找，但被否决了，六个人在一起比较安全，要是分开了，怎么聚拢又是个大麻烦。
我们决定进入仓库区。那年冬天我们都还不知道凶手就是仓库里的保管员，我们只知道至少有四起敲头案发生在这一带，以铁道为界限，凶手似乎不愿意跨过铁道到另一边去，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至今也不知道，它可能和变态犯罪心理有一点关系。
仓库区很大，但围墙与围墙之间的道路并不宽，也没有灯，那道路不是用来走车的。那地方其实有很多人，各个不同的公司租下的仓库都有专人看管，还有很多搬运工和保安，并不像人们所看到的那么荒凉，要真没人的话，库区的货岂不是都要被偷走吗？但库区之间的道路，我们可以自由进入的，那确实是杳无人迹，漆黑一团。
我们向里面走去，围墙极高，带着铁丝网。在那样的围墙下走路有一种压迫感。脚底下坑坑洼洼的，是一条土路，冬天的泥土都被冻硬了，风在这夹弄里猛窜。不断有十字路口出现，都是相似宽的小路。这个棋盘格的区域像个迷宫，不，不是迷宫，而是一个被压得扁平的异次元空间，道路清晰，却无限扩展，只有点和线，却不存在面的世界。
某甲说，某乙肯定是回去了，某乙看上去很老实其实是个非常变态的家伙（这种说法后来被我们认可了）。我们一起说，闭嘴。于是就沉默地往前走。后来某甲说，看，某乙在前面。
我们直走到仓库区的最深处，看到了铁道边的铁丝网，但没有看到铁道，一片黑色的树林拦在铁丝网后面。那儿有一点灯光，是从围墙后面映射过来的。就在那里，某乙背对着我们，像壁虎一样贴在铁丝网上。我听到他在笑，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呵呵声，直到这时我还认为这是个玩笑，现在我们找到了某乙，这个寒冷夜晚的无聊游戏终于可以结束。惟独齐娜不满地说，我的羽绒服都弄脏了。
某甲走过去拍拍某乙的肩膀，调侃地说，在这儿小便啊？某乙猛地回过头，某乙头上的绒线帽已经不知去向，他非常古怪地变成了长头发，波浪形的长发遮住了他半边脸，剩下那半边是狰狞变形的，泪水和鼻涕沾在脸上。某甲大叫一声，退回几步，被这个样子的某乙吓坏了。
某乙大哭，说：你不就是想让我被敲死吗？看，我在路边的垃圾桶里捡到了一个假发套，我把它戴在头上，敲头的杀手不就是专门敲长发女人吗？看，我现在就是一个长发女人，我和校花看起来一模一样。这下你满意了，如果你觉得不满意，我还可以涂点口红，抹个胭脂，我还可以穿裙子出来，要不要戴个胸罩？
我们先是被某乙的古怪模样吓倒，接着又被他歇斯底里的样子吓倒。我看出来，某乙崩溃了。我们一起扑过去按住他，他奋力挣扎，扑向某甲，但他并不是要去打某甲，他那样子像是要扑进某甲的怀里。某甲大声说，你丫真他妈的恶心！
后来某乙被我们架出了仓库区，在路上，他继续大哭，说他在念高中的时候，学校附近有个机关养着一条恶狗，每每在放学时窜出来咬人，某甲那伙人也怕狗，就让某乙走在前面，他们在后面跟着，某乙每每被这条狗追得满街乱窜，某甲那伙人在后面看着，为某乙加油喝彩。这就是某甲和某乙之间曾经玩过的游戏，这件事情并不高深的谜底。我们冷冷地看着某甲。某甲尴尬地说，后来我帮你把那条狗毒死了，对不对？我为你报仇了。某甲好像忘记了，是他把某乙推到前面去的。
这就是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咖啡女孩问：“后来呢？后来他们是不是闹崩了？”
“没有，他们又和好了，就像没有发生过那档子事一样。某乙不能离开那个圈子，某甲也不能失去一个跟班，他们像是两种共生的动物。后来某甲还是会捉弄某乙，某乙呢，还是会偶尔崩溃一下子，但都像调情一样，也不复有那天晚上的恐怖感了。寒假之前，某甲在广州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继续罩着某乙，把他也带到了广州去。”
“真不知道，将来是某乙死在某甲手里呢，还是反过来。”
“我也这么想呢。”我说，“看到他们，我经常会觉得，人们的内心是凌乱的，像一个胡乱搭建起来的攻防系统，胡乱地射击，胡乱地挖些陷阱，筑些篱笆，对于真正的黑暗却一无所知，也束手无策。”
误入废城
我醒来时，女孩已经不在屋子里。这是上午，阳光照在我的身上，暖洋洋的像加了一层棉被，无论是我所经历的黑夜还是我所讲述的黑夜都已不再。
咖啡女孩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床垫，我记得女高中生睡在上面，我是靠坐在墙边，和咖啡女孩一起，抱着膝盖说话。我喝了一杯热茶，我对茶过敏，喝少许一点就睡不着，我头脑清醒地讲了很多话，但咖啡女孩告诉我，这不是茶叶，而是一种芦苇的叶子。听到这个，睡意当头而来，天快亮时，我趴在自己膝盖上睡了过去。
这个睡姿简直要把我的颈椎骨弄断，我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摇头晃脑放松脖子。低头时，发现床垫上有一张纸条，是女高中生留给我的。
我走了，谢谢你，还有你的女朋友。随身听里那张Lush的唱片我借走了。
另外从你口袋里掏了一百块钱。我经常会去仓库区听摇滚，来找我。
我把纸条塞进口袋，想了想又掏出来，揉成一团从窗口扔了出去。我走进厨房找吃的顺便将咖啡女孩的箱子拖过来顶着房门，防着它再次被风吹上。
厨房在过道对面，正对着卫生间的门，同样是两户人家合用。咖啡女孩曾经带我来这里参观过，非常破旧，与时光没有任何关系的破1日，倒是能折射出使用者的强大破坏力，并且像一个史前的双头怪物，有两个煤气炉，两只水壶，两套锅碗瓢盆，两个电冰箱。
她的冰箱里什么都没有，连冷气都没有，我饿慌了，打开对面的冰箱，那儿储备丰富，但主人显然不是精于家政的人，因为他把火腿香蕉方便面等等不需要冷藏的东西一股脑儿都塞在了冷藏室里。我拿出一盒桶装方便面，又拎过一个热水瓶（管它是谁的），泡开，五分钟之后揭开盖子，吃了个半饱，再将纸桶连同残羹一起扔到楼下，托的一声巨响，毁尸灭迹。
咖啡女孩还没有回来，我回到走廊里，一种沉入寂静沼泽的感觉再次包围了我。我走到楼道口，向下看了看，水泥砌成的楼梯上有淡淡的阳光，灰黑色蒙尘的玻璃窗那儿照进来的，在每一个楼梯转弯口都有着相似的格子阴影。不知谁家将一个瓦盆放在窗台上，其中的植物已经完全枯死，剩下一段秆子，以及龟裂的泥土。这个瓦盆好像有一种魔力，让我看了很久。
我需要给自己找点事情做，最简单的那种，既不思考也不判断的事务。咖啡女孩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床垫，除了做爱之外，一切都被预先免除了，这让我想起监狱或者是按摩房。我去了趟卫生间，办完事之后，看着那个脏得像出土文物一样的抽水马桶，决定给她洗马桶。既为了她，也为了邻居家的那碗方便面。
程序很简单，打水，找到半包深藏在马桶后面的洁厕粉，调开了，用刷子猛刷。每一个边边角角都不放过，力争使它焕然一新，我一边洗马桶一边哼着“Ladykiuers”，像一个快乐的清洁工。半小时后，马桶光洁如新，我满意地吁了口气，站直了身子。手上的皮肤由于浸在化学品中，变得滑腻而浮肿，我在水龙头上冲干净手，回到咖啡女孩的房间，把她的箱子踢开，拉上门，离开。
我去第五街。
T市的中心地带，到处都是工地，拆到只剩骨架的多层楼房，像剃头推子平推过一样的平房，巨大而密集的土坑，连根拔起的大树，某一栋高层楼宇像穿套头毛衣一样逐渐向下延伸的玻璃幕墙，连片的工地围墙上无不刷满各个建工集团的名号。场面很奇异，一座新的城市正在拔地而起，更新，更快，更温暖。
公交车停在一个荒凉的站头上，司机回头对我喊：“你到站了！”上车之前我曾经问过他，第五街在哪一站下，我满嘴普通话显示出了外地人的身份，这位一看就是劳模的司机满有把握地说：“到站我会喊你的！”结果，我下了车之后，发现周围没有任何车站的标志，沿着道路全是掘开的土，行道树像经历了暴风雨般齐刷刷倒下——我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站。
五分钟之后，我在开膛破肚的街道上遇到一个残疾人，他坐在一辆自制轮椅上，该轮椅的轮子显然是用自行车车轱辘做的，故此两个轮子的钢丝数量不一样，左轮是曾经的前轮，右轮是曾经的后轮。残疾人戴着一副电焊墨镜，手臂上还绑着个红臂章，看不出什么来路。我走近了才发现，红臂章上用毛笔写了两个梭子蟹一样的歪字：指路。
他隔着墨镜注视着我。
我问他第五街在哪里，他用手遥遥一指。穿过一片围墙（围墙中我猜是废墟），没有道路，只有方向。
“给我两块钱。”他说，“我就告诉你。”
我掏出两块钱硬币，放在他手心。他的手立刻指向另一个方向，“看见前面的岗亭了吗？左转，一直走，看到一个公共厕所，不要转弯，继续走，有很多大盖帽和推土机的地方就是。”
“拆了？”
“还没有，正在打。”
“懂了。”我说，“你这红臂章是怎么回事？戴红臂章问路还收钱？”
“我私营的，红臂章显得比较有公信力，自己做了一个。这一带拆得厉害，生人到这儿没有不迷路的，要不是戴个红臂章，哪个外地人肯来找我这个瘫子问路？”
“你应该去火车站，挣得多。”
“那是人家的地盘，我去过，被人拆了车轮子，我一个瘫子扛着两个轮子和一把椅子，从火车站爬回来的。惨不惨？”
“惨。”
“弱势群体啊，我连群体都找不到，我弱势个体。”
我指指他的墨镜，问：“这个多少钱，也卖给我。”
“二十块。”
我递给他二十。他把墨镜摘下，这时我发现他有一只眼睛是瞎的，凹入眼眶，他用独眼看着我。
“你现在的样子更惨了，”我说，“开玩笑的，别生气。”
“在南边滚地雷滚的。”他说，“开玩笑的，别当真。”
沿着低矮的建筑工地围墙向前走，我一再地跨过倒毙在地的树干和枝权，透过墨镜，看到一个深绿色的世界，阳光被过滤，整个像暴雨来临前的景色。
按照独眼瘫痪的指路者所说的，我走过一个公共厕所，那儿的墙上没有通常写着的“男”和“女”，而是两个杀气腾腾的大字：拆，拆。走到了第五街上。街景荒凉，好像西部片里的某个场景。有个杂货店在街口，已经被敲掉了半堵墙，还在坚持营业，柜台里坐着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少年。我买了包烟，问他：“前面是筒子楼吧？拆了吗？”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你现在赶过去还来得及。”
无论如何，在你的青少年时期，保持冷漠是个好习惯，你犯不着对一个照顾你几块钱生意的人太热忱。我拿了烟，一边抽着一边往6号那边走，直走到场子里。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看我的墨镜。
我说它是场子，因为它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居民区了，里里外外堵满了人。小区被一道并不是很高的水泥围墙拦起来，有一扇铁门可供出入。这会儿人都堵在铁门口，另有一部分站在街上，背对着我，拦成人墙状。在人墙对面的五十米外，同样浩浩荡荡的拆迁队，金戈铁马，战旗飘扬，肃立在阳光下。
我没时间多看，挤开人群，穿过铁门向里走去。小区里站满了人，看这架势很快就要开打。我数了一下，一共八幢筒子楼，都是建造于六七十年代的房子，其外形和咖啡女孩的住所非常相似，只是格局小了点。由于拆迁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地上全是碎砖乱瓦，围墙破了几个大洞，各处都刷满了“拆”字。有一个柴油桶里正在烧橡胶轮胎，我所闻到的焦糊味，正是来自这里。我略感幸运，要是晚来那么几天，恐怕这地方就被推平了。
我扒开人群，找到了1单元楼，门洞口全是老幼妇孺，堵在那儿，我进不去。有人冲我喊：“滚出去！滚出去！”我没理会，把烟掐了，这时我发现事情出了点岔子。
我只有一个并不具体的地址，我不知道斜眼少年住在哪一层哪一户，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房子大概很快就要从地球上消失。作为一个势单力孤的业余侦探，我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调查案子，这有点说不过去。
我找了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低声问：“小朋友，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高中生，是个斜眼。”我想做一个斜眼给他看，但我戴着墨镜，就算了吧。小孩看了我半晌，忽然大哭，喊道：“这儿有个奸细！他要找斜眼！”说完撒腿就跑。我不明就里，抬起头看，已经被七八个妇女围住，其中有人说：“早就注意到你了，快滚到你同伙那里去！”我说我哪有什么同伙，立刻有两个男人过来，左右架住我，生拉硬拽到人墙那儿，再架出去，把我往前一丢，引来哄堂大笑。
我向远处张望。一块大空地，都推平了，停着两辆带抓斗的履带车，也是灰头土脸锈迹斑斑。这种车子，你很难搞清楚它到底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履带车后面站着三种人，戴安全帽的，穿迷彩服的，架着墨镜的。安全帽最多，都是些建筑工，看热闹似的躲在最后面；迷彩服较少，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面色凝重地围在履带车旁边；架墨镜的最少，仅有十几个人，其相貌外形各异，都叼着烟。我差点笑出来，我的样子和墨镜们非常相似。
电喇叭在喊我：“回来，回来，还不到时候！”人群对我发出一阵嘘声。我就像身陷两军阵前的谁谁谁，与两派全无关系，也不知道该往哪边跑。墨镜本来是为了挡脸，此时却令我万众瞩目。举着电喇叭的是个上唇留着胡子的墨镜男，穿一件烂糟糟的皮夹克，站在五十米开外对我大吼。我试图退回人墙，被人踹了回来，这样我只能向墨镜们跑去。刚跑到位，举电喇叭的胡子重重地在我头上拍了一巴掌，骂道：“乱跑个逑啊！”我捂着头回答道：“上厕所去了。”胡子对我吼道：“后面呆着去！”我走到后面时，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迷彩服拍了拍我肩膀，很友好地说：“当心点，不要乱跑，第五街这里全是下岗的，他们正想找人垫背呢，落单了让你死得难看。”
那是下午，太阳偏西，但还在我头顶，白昼正在逐渐消逝。我躲在人群里抽烟，冷眼看着他们的举动。胡子一直在看太阳，这让我联想起古战场的将帅，古代没有手表。与此同时，胡子不停地打手机，手机上当然有时间，但他好像是对太阳的位置更敏感。我不无悲凉地想，今天竟遇到了一个如此古典的流氓。对面的居民换了一班，男人们撤下去，一批女人上来，双方都没有实际的行动，在太阳下面耗着。胡子夹着双腿在原地踏步，很像是尿急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他果然跑到墙边，拉开裤子尿尿，身后的人也都跟过去尿，几十个人一起尿尿的样子颇为壮观，也引来对面的嘲笑。我预感到事情就要开始了。准干事之前都得把自己尿干净才行。
居民们在对面聊天骂娘，女的打毛线，男的搬来一张折叠式麻将桌，开始打露天麻将。与之相比，拆迁人员这边显得沉闷而严肃，毕竟是客场作战。胡子尿完了，回到抓斗车旁边，又打手机。
我问那个迷彩服：“社区里还有这么多人，真用推土机推过去？”
迷彩服说：“咦？你刚出来混的，这都不知道？这玩意只能用来吓唬吓唬他们，不是推房子，是推围墙的，推平了，把路都掘开了，把水电都给断了，白天黑夜地在旁边开工，他们就只能搬走了。”
“冷兵器时代的围城战。”我赞叹道。
“其实都没用，人要是遇到拆迁，都会比平时坚强一百倍。我见得多了，一幢房子里只要有一个坚强的，你就不能把房子给推平，关键时刻还得靠我们。这片街道上全都是我们打跑的，断水断电有什么用啊。他们都是下岗的，饭都吃不饱，对水电的需求很低的。这种人饿得久了，会产生幻觉，以为穷人是这个社会的管理阶层，他们只有挨了打才会明白，今天的世界是谁做主。”
我点点头，佩服，我想看看他们怎么收场。
胡子收起手机，命令抓斗车开向小区围墙。车子轰轰地启动，迷彩服和安全帽们微微弓着身子，跟着向前走，有点像古德里安将军指挥的坦克战，对面是斯大林格勒缺兵少将仅仅拥有轻武器的苏军战士。苏军战士们推开麻将桌，全都站在第一线，砖头瓦片雨点般地飞过来。这场面我见过，我们和Lon的装修工打仗也是这样。听见有人喊：“不许推我们的围墙。警察来啦！快去报警！”抓斗车继续向围墙开去，一片轰鸣，一片稀里哗啦，和我说话的迷彩服脑袋上挨了一砖头，血流满面地撤了下去。苏军战士中冲出几个老太太，往围墙边一躺，喊道：“有种就压过来！”抓斗车停了下来，德军战士和苏军战士近距离扭打在一起，卓娅和柳德米娜们尖叫。瓦西里和伊万诺夫被一群海因里希围住了痛打。打麻将用的折凳像风筝一样飞上了天，一名戴墨镜的党卫军战士被绒线针戳中了私密部位，惨叫着穿过人堆向街道上跑去，大概是去挂急诊了。
战局在三十秒钟之内就向着冲锋的一方倾斜，大部分的墨镜都还没有动手，迷彩服已经将局面控制住了，人群退回了小区里，躺在地上的老太太并不能成为抓斗车的障碍，她们被抬起来，但并没有被放下，她们就被三五个人抬着，既不能反抗也不能自残，紧跟着，抓斗车像武侠小说中的化骨绵掌，轻轻地拍向围墙。温柔的国家机器仅仅是擦碰了这个违章建筑，它便应声倒下。
迷彩服和墨镜们欢呼，手一松，老太像没抓稳的萝卜一样掉在地上。戴安全帽的农民工喜出望外地举着铁锤铁锹奔向围墙的残骸，仿佛是丰收季节奔向稻浪滚滚的田野。
加拿大一枝黄花
“后来呢？”咖啡女孩问。
后来全都撤退了，因为大盖帽来了：场面非常混乱，迷彩服们跳上卡车扬长而去，我跟着墨镜们上了一辆面包车，胡子开的是一辆凯迪拉克，早跑了，剩下一些安全帽留在现场，负责交涉谈判。胡子丢下一句话：“一个星期之内，你们会主动要求搬家的。”这句话是说给一个躺在地上昏死过去的人听的，再后来，救护车从我身边开过。我坐在面包车里，强忍着惊恐和惶惑，去了一家酒楼，吃了点冷菜，到热菜上来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快要露馅了，找了个借口溜了出来，回到了这里。
“太可笑了，”她说，“怎么会感到自己要露馅呢？”
“很简单，他们吃饭的时候都把墨镜摘了下来，我却忘记了。有个家伙过来骂我傻逼，然后很疑惑地问，你这个墨镜哪儿搞来的，和我们的好像不太一样啊。”
“你既没有做侦探的天赋，也没有当卧底的素质。”
“这一点我承认，幸好溜得还算快。”
“马桶是怎么回事？”
“出门之前觉得要干点什么，找不到任何事情可做，心脏像低血糖一样犯潮。擦马桶是一种调剂。我擦得不错吧？”
“古怪。”她说，“走的时候连房门都没关。”
“关了。”
“没关，门开着。”
“我记得是关了嘛。”我嘟哝了一声，有点迷惘，人们大多记不清自己是不是关了房门，那顺手的一下子在记忆中总是模糊的。“这扇门真可怕。”我故意说。
我来说说草丛吧。
我说：“那种草的学名，叫‘加拿大一枝黄花’。”
她抬起头看我，不明白我说这个什么意思。我仍自顾说下去。
“是三十年代从北美洲进口的，当时作为观赏植物对待。没想到，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生命力超强，和水葫芦是同一种类型。水葫芦当初是作为猪食被引进的，尚且还有点实用价值，加拿大一枝黄花则没有任何实用功能，完全是用来看的。我至今仍不能明白，它那么丑陋，开出来的花还不如稻子好看，当初为什么会被认为是观赏植物。它在花鸟市场有个很滑稽的名字叫‘幸福草’。
“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对物种入侵当然没有概念。半个世纪之后才意识到它的危害，喷药，焚烧，生物抗衡，都没有很好的效果。它还继续长着，公路边，河滩上，还有那个凶杀案的现场，它步步为营地吞噬着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间，只要你稍不注意，它就会像亡魂大军一样复活，占领了全世界。
“我家乡也是，麦乡到处都是这种草，甚至长到了屋顶上。念中学的时候，上劳动课就是去操场上、公路边拔草，拔掉了还必须堆起来烧，否则种子还是会四处传播。起初还觉得挺好玩，真干了才知道累，草都纠集在一起，比人还高，根特别深，强悍得不可思议。再后来，凡劳动课去拔草就觉得头皮发麻。
“那草丛是很难进去的，踢球的时候，要是球飞进去了才叫麻烦。里面可能会有昆虫，有老鼠，有蛇，是一个很完整的生物圈，就像珊瑚礁一样。有一次我进去，踩到了一只死猫，猫不太可能是迷路死在里面的吧？也不太可能像非洲象一样，找个没有象的地方孤独地死去。反正很可怕，踩到猫的尸体。那时候我就想，不知道哪天进去捡球，会踩到人的尸体，这个念头纠缠着我，没想到若干年后成真了。
“这种恶性杂草的能量是非常可怕的，它不仅是物竞天择的结果，倒像是天生具有一种人格：强悍而团结，造就了一个铁幕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它们杀死其他的植物，却又不会使自己的同类死于营养不良，既残暴又无私地控制着它们的领域。
“有人叫它生物杀手，其实它不是杀手。那种绞杀乔木的藤蔓才是杀手，是一对一的谋杀。加拿大一枝黄花应该是生物纳粹。不同的是，纳粹自认为高贵，以高贵的名义屠杀人类，而加拿大一枝黄花假如有知，它一定会承认自己是卑贱的，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具体的行动上，它都是用卑贱征服世界。”
她说：“啊，这可比你讲的那个音乐老师的故事可怕。”
“不，音乐老师才可怕。”我说，“比讲的故事一点都不差的。”
次日清晨，我离开了筒子楼，独自回学校。走过食堂门口时看见好多人围在那儿，有个女生扶着肚子在吐，从呕吐物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天早餐的菜单。我有点恶心，问：“是不是怀孕了？”女生在呕吐的间歇抬起头骂道：“去你妈的，没看见墙上贴的什么玩意吗？”我走过去一看，墙上贴着的是一张认尸启事，被河水浸得像气球般的人体，加注一个面部特写，还是彩色复印件。女生抱怨道：“都他妈的什么变态啊，把这个贴食堂门口！”旁边的人安慰道：“保卫科的人一贯变态的，没贴你床头就算不错了。”
有认识的人问我：“夏小凡，这是你那天撞见的尸体吗？”我说不是。他们还想再撬我的嘴，我就什么都不肯说了。我告诉他们：“凶案现场的事情是不能乱说的，也许凶手就在你们中间，也许你们中间有个把变态的，就按照这个模式去作案，会很麻烦。”这伙人说：“你就装二百五吧。”
他们告诉我：“听说上次那个敲头凶手被抓到了。”我说：“哪个敲头的？”他们说：“噢，就是在女厕所行凶的那个，够神速的。”我说：“如果当成大案重案来对待，一般来说一个月之内就能解决问题。是连环杀手吗？”他们说：“这就不知道了，应该不是吧，听说凶手杀了人就潜逃到外地去了，你看到的那个尸体和他没关系。”我问：“凶手到底是什么人？”他们说：“居然是隔壁Loft的装修工，一个泥瓦匠，听说是个惯犯，刚进场第一天，还没开工就忍不住蹿到我们学校来杀人了。”
上帝保佑那个被锤杀的女生。上帝保佑这个世界是丁字形分割的，已死的人们将不会再被伤害，而留在这个世界的我们，就只能看运气了。有时你会不明白，为何上帝不能再劳驾一点，将世界十字分割，但你再想想，丁字分割的世界已然是神对我们的眷顾了。
可是贴在食堂门口的尸体照片又意味着什么呢？根据文字描述，这具尸体发现在T市的另一头，隔着整整一个市区，为什么认尸的照片偏偏贴到了我们的眼前。如果每一起认尸启事都贴到食堂里的话，这饭就别吃了，但它只是定期出现，有时是浸泡过的，有时是宰得血肉模糊的，有时是被火车轧成零件状的。不得不承认，这个随机程序背后的意志力还是很体谅我们吃饭的胃口的。
我踢开寝室的门，还是上午，老星穿戴整齐坐在凳子上，看脸色是一夜没睡了。他身边是两个穿夹克衫的中年男人，一左一右坐在下铺的床沿上。我认识其中的一个，是那天报警时找我问话的警官。他是穿便衣的。
我问老星：“怎么了？布告上那具尸体和你有关系吗？”
老星咽了一口唾沫，用很钝的嗓音说：“齐娜死了。”在我手脚冰凉的瞬间之后，他补充道：“你那天发现的尸体，是齐娜。”
变态记忆
二〇〇0年的冬天，我曾经和齐娜一起去面试过一家公司，位于市区商业街一条支路上的破旧大楼里，大楼外墙是土黄色的，八十年代的钢窗，窗玻璃都是灰蒙蒙的，看不到里面的内容。大楼门口停着几辆自行车，也都蒙着一层灰，疑似无主。仅六层楼的房子居然还装了一部电梯，听说那楼房以前是什么机关学校，后来废弃了，给人开公司。
那次齐娜本不想去的（在她看来，德国公司的文秘职位非她莫属），但面试通知发到了我和她的电子邮箱里，我要去，她便也答应陪我，纯粹是想锻炼一下面试技巧罢了。
那是一家广告公司，邮件上写着是6F，我应聘的职务是电脑维护，齐娜应聘文案。去的时候齐娜就提醒我，肯定不是什么好公司，好公司面试都会用电话通知，不会发什么邮件。我反驳道：“传销公司通知面试的时候恨不得脱光了抱着你呢。”尽管嘴硬，但我心里也知道，这事不是很靠谱。
我们走进大楼，齐娜按了电梯按钮，过了一会儿听见头顶上方传来隆隆的声音，那铁皮方盒子像巨灵神下凡一样降了下来，哐哨一声落定，又像八十岁的老妇人打开双腿般开启了两扇门，里面有一个中年电梯员，光头，连眉毛都掉干净了，骨瘦如柴双目如鹰，裹着一件深蓝色的棉大衣。齐娜嘀咕了一声：“这狗东西不会把我们运到地狱去吧？”
看上去确实很像地狱班车，电梯员则是地狱班车的司机。我们站在门口犹豫，电梯员说：“进不进来啊？”齐娜一步走了进去，我也跟着进去，不料那电梯门忽的一声合拢，把我夹在了中间，我大骇，电梯员拚命敲打着按键面板，它总算弹开了，我差不多是掉进了电梯里。
我交叉双臂，捂着胳膊骂道：“手都快给夹断了。”电梯员严肃地说：“所以刚才催你们快进来。这电梯就是这样的，有一次把个孕妇夹得流产了，正好夹在肚子上。你们去几楼？”我们骇然地听着，说：“六楼。”
电梯轰轰地启动，从内部看来，它简直像是撒旦的子宫，金属壁板上的油漆从中间部位磨损，形成几个黑色的漩涡，头顶上有两盏日光灯，一盏尚好，另一盏吧嗒吧嗒地闪着，几秒钟之内让人眼压升高，头晕，想睡，完全是高血压的症状，幸好我们都没有幽闭恐惧症。齐娜对电梯员说：“你这工作条件很恶劣啊。”电梯员答道：“小空间，大责任，条件恶劣才显出我的价值。”齐娜嘲笑道：“敬业，敬业。”
我注意到面板上亮着的是5，以为他按错了键，想伸手去按6，被电梯员挡开了。他说：“这电梯不到六楼，坏掉了，上不去。得按5，然后从五楼爬上去。如果你按的是6，最后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1，往复循环没完没了。”齐娜问：“六楼是广告公司？”显然对拥有如此电梯的广告公司抱有怀疑之心。电梯员说：“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管开电梯。”
齐娜问我：“你还想去面试吗？”我苦笑着拍了拍手里的文件夹，里面是我薄薄的简历，两张八十克A4纸，还有一张大一时代获得的读书比赛奖状，学生会颁发的。用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就像一个人去公共厕所拉屎，到了门口嫌脏，但谁又有勇气为了这点脏而拒绝大便呢？铁骨铮铮地号称自己可以饿死，难道铁骨铮铮地把屎拉在裤子里？齐娜明白了我的意思，说：“好吧，我就舍命陪君子吧。”
在剧烈的震颤中，我们到达了五楼。电梯门打开，外面黑漆漆的，并非办公场所，而是装修剥落垃圾遍地的空楼面。我们都犹豫了，电梯员忽然伸手推了齐娜一把，齐娜趔趄着撞了出去，回头看我。我被这异常的举动惊呆了，甚至没反应过来到底出了什么事。与此同时，电梯门轰然合拢，带着巨响和齐娜惊愕的目光向下沉去。听见齐娜在电梯外面喊道：“我操，夏小凡，你这个衰人！快来救我！”光头电梯员发出了尖利的笑声，倚在黑色漩涡之上，对我说：“你上当了！”
我心惊胆战，疯狂地接着开启键，见它没反应，又去按5，可是电梯自顾地沉向1。电梯员对我咆哮道：“不许碰我的电梯！”他扑向我，我叉住他的脖子，将他推到角落里，继续按5，他再次冲过来，但穿得过于臃肿了，被我按在地上爬不起来。电梯落地后，我跳起来按5，它迟钝地摇晃着身体隆隆向上，我继续和电梯员厮打，直到五楼。趁着门打开的瞬间，我松开手，一步蹿了出去。他想要追出来，被我一脚踹了回去。电梯门哐的合上，我就地抄了块水泥坨子，心想，这扇门要是再打开的话，我就要开杀戒了，但它终于保持了沉默，过了一会儿，发出一声巨响，满不在乎地哐当哐当向下沉去。
我回头去找齐娜。我身处一条走廊里，两旁是类似教室的屋子，门紧闭着，在走廊的一端尽头有扇窗，从那儿照进来的光线将齐娜雕刻成一道剪影，她就站在窗口。
我说：“你没事吧？”走过去才发现她泪流满面。
我们在五楼找到了安全楼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