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人是精神病，对不对？”齐娜说。
“肯定是。”
“精神病太可怕了。”
“他要真是个开电梯的才可怕。”
“我并没有否认他是个开电梯的。”
“嗯，但我肯定他不是个开电梯的，世界上没有这种开电梯的。”
“也许有。”
“也许吧。”
我看看楼梯，空荡荡的没有人。电梯是无论如何不敢乘了，至于走楼梯，会有什么样的意外，我也不敢保证。这时听见六楼有人说话，不多一会儿，一男一女走了下来。我向他们说明了情况，他们吓了一跳，说：“见鬼了，这电梯早就坏了，都贴了封条的，你看我们就是走楼梯下来的嘛。”我向他们形容了电梯员的长相，他们摇头说：“从来就没有人开电梯。”
他们是六楼那家广告公司的职员，知道我们是来应聘的，态度很友好，这让我稍稍宽心。等他们走下楼以后，我对齐娜说：“你看，我说对了吧，那家伙不是开电梯的。”齐娜说：“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反正都是精神病。”
事情本来应该结束了，我们跟着那对男女走下楼梯，离开这鬼地方，回到学校，然后把刚才经历过的古怪事情告诉老星他们，但齐娜却提出了新的建议：“不妨上楼去面试？”我说我的简历已经在厮打中弄丢了，没简历怎么面试。齐娜说：“我听说有人穿着拖鞋去广告公司面试的。”
“我是去应聘电脑维护，不是创意总监。”
“那也可以去试试，正规公司会让你再填一份履历表的，再说我也想去锻炼一下面试技巧。”
楼道里有窗，下午和煦的阳光照着我们，恐怖感散去，我觉得齐娜的建议也未尝不可，毕竟找工作是头等大事。于是就犯了第二个错误。
这家广告公司很大，占据了整个六楼，考虑到电梯和大楼都是如此破旧，还有精神病人出来捣乱，我认为房租不会很贵。公司格局和五楼一样，一条走廊，两侧都是房间，装修马马虎虎，头顶上的日光灯都没有开足，暗暗的，走廊里堆满了印刷品和横幅。
我和齐娜被分别带进了两个小会议室。
我坐在会议室里等着面试官出现。过了很久，进来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他先是阴郁地看了我一眼，在楼道里被阳光照过的暖意一下子从我身上褪去。我坐直了身子看着他，他却不再看我，拉开椅子坐在我对面，低头向着斜侧方看去，又像失神，又像是在观察地上的蚂蚁。
他保持着这种姿势，告诉我说他是这家公司的客户总监，然后问我：“你的简历呢？”
“刚才在电梯里遇到个精神病，打架弄丢了。”
我想这是个有趣的话题，我认为他会接茬问关于精神病和电梯的事情，但他显然是个思路很集中的人，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听我在说什么。我话还没说完，他便接着问：“没有简历，我怎么面试你？”
“应该有一张履历表让我填的，在正规公司。”我不是故意要气他，我只是觉得他斜着眼睛看地上的样子令人不爽，“我应聘的职位是电脑维护，应该是技术部门来面试我，或者人事部也可以。”
“在我们这儿维护电脑的人就是跑客户的人，跑客户的人要兼职维护电脑。”他没好气地说，仿佛是在和我赌气。
“你应该说客户经理客户助理，而不是‘跑客户的人’。”
他终于决定瞪着我。
我说：“你到底想要招什么样的人呢？跑客户的，修电脑的，站街的，卖笑的，开电梯的？”
他指着门对我说：“滚出去！”
我站起来就走。他大概觉得不过瘾，先于我一步冲到门口喊：“保安！把这个人赶出去！”我说：“你应该叫他‘巡逻的’！”
我走出门，听见对面会议室里齐娜在大叫：“你脑子有病啊给我做脑筋急转弯，阿拉丁的哥哥叫什么名字我他妈的怎么知道？你招文案还是招傻逼啊？”门呼地拉开，她和我打了个照面，怒气冲冲地问我：“阿拉丁的哥哥叫什么名字？”我说：“阿拉甲，阿拉乙，阿拉丙。”她翻了个白眼，回过头对那个智力大赛的主持人说：“你真愚蠢。”
齐娜的智商，按照她自己的说法，高达一百四十一分。
“IQ的每一段都有文字定义的，低于二十分称为白痴，二十到五十之间的是痴愚，五十一到六十的是愚鲁者，再往上一点就是阿甘了。但是在超过一百分的人群中，就没有类似的定义，好像我们这种人不具备人类学的研究价值。福柯你知道吧？他情愿研究精神病和变态的，也不愿意研究我们这种人。”
“你们这种人之中也有精神病和变态的。”我说。
“我说的是正常的那类，像我这种的。”
不幸的是，她被我们定义为EQ甚低的那类人。严格来说她和锅仔是同类型的，不过她没有锅仔的偏执，她是狂躁和愤世，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给她定义。在走出广告公司的时候她犹在给面试官的智商下结论：一个愚鲁者，居然给她做脑筋急转弯的题目。
她的面试官给她做了一串题目，三十五支球队打淘汰赛多余一支轮空总共需要打几场比赛才能决出冠军请在十秒钟内计算出来，十根蜡烛点着被风吹灭了一支最后还剩几支，诸如此类，她都回答了上来。“我心想去他妈的，都是IBM和微软招聘的考题，网上都有的。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比尔·盖茨了。”她说，“直到他问我阿拉丁的哥哥叫什么名字。”
“这题目也是微软招聘的考题？”
“不是。”她说，“他妈的当然不是，垃圾电视节目里的题目，我竟然卡住了。”
“他显然是被你的IQ给震惊了，出牌不按常理了。”我说，“你就翻脸了，对吗？”
“你也翻脸了，那戴眼镜的对你说了什么？”
“没什么，”我说，“我只是不喜欢他的眼神。”
“我决定再也不去什么鬼公司应聘了，我死磕德国公司，只有在精英分子的笼罩下我他妈的才不会觉得自己愚蠢。我劝你也去找份体面的工作，遇到电梯间的白痴，八流公司的傻逼，你的人生简直像他妈的一场灾难。你就算再美，照着一泡尿打扮自己，你也美不到哪里去。”齐娜的脏话频率猛增，狂躁和愤世喷薄而出，我赶紧离她远一点。她又说：“实在不行，你去广州上海也行啊。”
“你咋不去？”
“我嘛，别人给我算过命的，我很年轻的时候就会客死异乡的，所以还是留在T市比较好。”
“你不是本地人。”
“我现在将来的户口都在T市。”
“好吧，”我说，“我决定去修电脑，有个学长让我去他公司干这个，虽然也很傻逼，但至少不会被你的同事当成是傻逼，因为在那儿人人都知道自己是傻逼。”
齐娜之二
那天齐娜去了铁道另一边的电子元件厂。
那其实是一家台资公司，做OEM电子产品，我们学校的人叫它“电子元件厂”，如此称呼只是为了表明一种态度——不想去流水线上做工人。我入学那年，这家公司在铁道另一边的开发区跑马圈地，竖起一排厂房，厂房之上有一个巨大的紫色Logo，斜体字母MEC，不知道什么意思。这家公司曾经到我们学校来招过人，看上去很没诚意，不招管理人员，全招流水线工人和仓库保管员之类。我们好歹是大学生，明目张胆地去流水线上混饭吃就太丢人了。哪怕是去国营企业呢，哪怕是在地下室修电脑呢。
我揣摩着齐娜走向电子元件厂的心情，那一定是很不愉快的，她被德国公司刷了下来就没能找到合适的单位。智商超高，左手残疾，性格乖僻，不谙世事，这就是齐娜。某一天她接到了MEC公司的面试通知，她当然不甩他们，但对方告诉她，并不是请她去做流水线工人（穿蓝色粉色工作服），而是行政助理之类的（紫色工作服），她考虑了一下，觉得事情也不坏，但并不想把这件事告诉我们。她一个人去了MEC公司。
在那儿她得到了一个面试的机会，合资企业的面试官当然不会让她做脑筋急转弯，而她想必也巧妙地掩饰了自己左手的缺陷。以她的智商，如果不是要价太高的话，得到一个助理职位并不难。但她还是没有告诉我们。
她在MEC公司得到了一身紫色的工作服。紫色，就意味着她不会去流水线，而是直接进入管理层。这家公司的惯例是为期一周的互动观察期（无薪，需交押金，押工作服和门卡之类），随后是为期三个月的试用期（工资七折，无加班津贴）。在头一周的头一天，她在那儿互动观察，也许是有什么事，她提前两个小时离开了工厂，下午三点，她独自一人回学校，走过开发区平坦的柏油路，道路两旁是密集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天气很好，五月的下午可能还带有懒洋洋的睡意。她穿过铁道，或许在铁道口还停了一下，等一列火车开过。经过铁道，她向学校方向拐去，走上了那条小路，我曾经陪着她到这里来。把钾肥送给她旅馆的朋友，也曾经到这里来给钾肥收尸。就是那条路。
她在旅馆门口停了一下，决定进去换衣服。她对那个朋友说，不想穿着紫颜色的工作服回学校，被人耻笑，电子元件厂的名声在我们学校一向很糟糕。她放下包，从包里拿出自己的外套，这时她看见一只猫从门外走过。她对旅馆的朋友说，等一等就回来，包先放你这儿。
她大概想起了钾肥，想起了之前对我说的，要在毕业之前给钾肥去上坟。其实我认为这大可不必，她并没有离钾肥多远，她以后就得在这一带上班。下午三点半左右，黄昏还没到来，一天中最明亮的时刻她走进了树林。
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守护神的话，不知道她的守护神在那一刻是打盹了呢，还是在尖叫。她再也没有回来。
旅馆那个朋友以为她回学校了，也没在意，只是把她的包收了起来，里面没什么东西，一支笔，一本笔记本，一套衣服。她丢三落四惯了的，行动也神龙见首不见尾，很少事先和人打招呼。当天晚上那个朋友从旅馆下班，因为有事，隔了好几天才回来上班，发现包还在，然后别人告诉他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女尸。那个人从旅馆里打电话到公安局，认为死者是齐娜。
咖啡女孩向警察指出，穿那种紫色工作服的人是MEC公司的职员，警察去调查，在当天的打卡记录上看到了齐娜的名字，同时接到了旅馆里打来的电话，便追查到学校。保卫科认定老星是齐娜的男友，因为他们曾经睡在一起，被我踹开了门，人所共知。老星跟着去认尸。
“警察说脸都被敲没了，别看了，根本认不出来，问有没有其他特征。”老星说。
“手。”我想了想说，“她那手被车压过，变形的。”
“我就是这么对警察说的。”
老星问便衣：“是连环杀手吗？月初学校里也被干掉过一个女孩。”
我说：“不是。”
便衣说：“那个装修工已经被抓到了，杀人之后就逃亡出去，基本排除了连续作案的可能。”
老星说：“手法很像。”
我说：“模仿犯罪，或者是为了误导警方。”
便衣说：“你还懂的不少。”
我说：“警官，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找我。我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结果呢，这具尸体是我认识的人，谋杀案中经常有凶手报案假装撇清的事情发生，不过我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案发那天我没有去过铁道边。”
便衣突然问：“你怎么知道案发是在哪天？”
我从桌上扯过一本台历，说：“五月二十一日晚上，我最后一次见到齐娜，她来找我，说要给猫去上坟，后来又说不去了；五月二十四日，星期四早上，我和另一个姑娘发现了尸体。作案只可能是在星期二和星期三的下午。那个两天——”我指指老星，“下午我都在和你们打牌。”
“有其他人可以证明你们吗？”
“全宿舍的人都可以作证。”老星说，“我也是嫌疑人吧？我动机最明显，刚被她抛弃。”
便衣没有回答我们，其中一个飞速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稍作沉默后，另一个问我们：“齐娜平时和什么人来往？”
“小广东。”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便衣们走了以后，我和老星去外面吃饭。
“有一天她说，她会客死异乡的，所以不去上海广州找工作。”
“你听她胡扯。”老星说，“她这个人很没谱的。”
“那片树林你去过吗？”
“去过，很安静，凶手不可能那么容易地接近她。你别看她傻头傻脑的，可警惕呢。她对我说过，以前也被敲头杀手跟踪过，这方面有心理阴影。”
“这个事情她倒是也对我说过。”
“所以凶手一定是熟人。下午的时候，树林里很安静，如果有陌生人跟踪了接近过来，随便什么傻子都能感觉到的。”
“不一定，火车开过的时候呢？”
老星默然不语，过了好久才说：“我真没想到她会去电子元件厂上班，小广东到底还是在骗她吧，没去成德国公司？”
“去不了，她自己说的，手压坏了，打字不行，那公司把她刷下来了。”
“去德国公司打字啊？”
“去哪儿都得打字。”
“我用两根中指都能盲打，早知道就把这门手艺教给她了。”
“人都没了说这个。”我说，“要是她事先告诉我，我会劝她别去那家公司上班。”
“不，你会嘲笑她，所以她没告诉你。”
“我不会，我知道她跟小广东上过床，我不会拿这个事再去嘲笑她。尽管我经常嘲笑她。”
“她应该跟我去上海找工作。”
“坏就坏在你扬言要给她在上海找工作，她这个人，脾气古怪得很，不吃你这一套的。”
“她倒吃小广东那一套。”
我严肃地说：“老星，我再说一遍，人都没了，你就不要埋汰她了。”
“好。”老星说，“会不会是小广东干的？”
“看不出杀人动机。就算小广东在骗她，那也应该是齐娜杀了他，而不是反过来吧？也许真的又遇到变态杀手了。”
“不太可能吧？”
“都有可能。”我说，“你知道大学里犯罪率最高的时间段是什么吗？是毕业之前。寻仇的，殉情的，发泄的，到处都是。任何人都有动机去犯罪，只是我们看不出来而已。比如你，你就可能杀她，你的动机太明显了，尽管你没有作案时间，但并不说明你没有嫌疑，警察没有说草丛就是第一案发现场，有可能你约了齐娜在晚上吃饭，把她干掉了又抛尸到草丛里。当然，这只是推演。”
“这么说你也有作案时间。”
“是的。”我说，“其他人也有作案可能，亮亮可能是个性倒错，锅仔可能从精神病医院逃出来了，连你的前女友李珍蕙也有动机，出于嫉妒。你不会已经忘记李珍蕙这个人了吧？”
“你丫到底想说什么？没有人杀了她，还是所有人杀了她？”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问他：“老星，难道齐娜死了我们就一点都不难过吗？”
一瞬间，像是被投入了异次元空间，扁平，惊愕，缺乏心碎的维度，只剩下呼吸的能力。
齐娜之三
我再次发烧是在喝过酒之后的晚上。我知道梦又要来临，它一定是个漩涡般的黑梦，带着无数人的尖叫，带着迷惘和笑容将我淹没。
我走进了那幢楼，那幢拥有狂暴电梯和精神病电梯员的大楼。它在梦中已经不是六层楼的建筑，而是一幢破败发黑、没有任何窗户的摩天大楼。在荒芜之中，它高耸入云，看不到尽头。天空像世界末日般呈现为紫色，MEC的Logo嵌在大楼的外墙上，我仰望着它，一列火车倒挂着驶过云端。
没有门卫，不需要打卡，我直接走进了大楼。与我预料中相反，这里人头济济，像是到了某个火车站大厅。来往的人群肩负着某种使命般大步行走，无不踌躇满志，无不风华绝代，只是与环境不配，那依旧是破败不堪的大厅，与时光无关的暮气和混浊。人们像是水中的倒影，与我擦肩而过时毫无重量，仅仅是轻巧地荡漾开了。
有一门电梯在转弯地方等着我，我慢慢走了进去。
一个按钮都没有，无法去向什么地方。穿紫色工作服的电梯员背对我站立着，长发垂在她的肩膀部位，如此熟悉又陌生，我不敢去碰她，生怕她也变成水纹，变成扩散又合拢的虚无之物。我只是站在原地呼唤她，齐娜。她微笑着向我回过头来。电梯门在此时合上。
她看起来很好。
过得怎么样？她问我。我摇摇头说，我嘛老样子。我觉得这种回答过于的干燥，便又讪讪地说，你保养得不错啊。她说，想看看真面目吗？我说，你可别吓唬我，还是这样挺好的，我还是喜欢看到你好好的样子，尽管，我目睹了那一幕，但在我心里那并不是你，我始终无法将草丛里的尸体和你对应起来。
她说，好吧，看在曾经爱过你的份上，我就不吓唬你了，吓醒了一身冷汗可不好。
我说，吓醒了咱们就没得聊了。她又笑了一下，问：你还没找到凶手？她的语气仿佛我是在寻找一只拖鞋。我说我干吗要去找凶手呢，既然来了这里，就该由你来告诉我真相嘛，就像你讲过的那些校园聊斋一样。
她说，万一我也不知道真相呢？我说，你已经是在异次元空问了，过去发生的一切都应该知道的嘛。她说，可惜，异次元空间的档案室也有专人看管，档案有限，还不给人随便进去，科技不发达，也没有几千万亿个摄像头来监控曾经发生的一切，你想想看那得多大一个硬盘啊，过去所有时间中宇宙发生的一切，可能吗？
我说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神让我现在开电梯？她问道。
我无语，我觉得这更像是一部关于虚拟世界的电影，与其说有神存在，毋宁说是一个由意志力操控的能量场。这么说她也不知道凶手是谁。
她说，即使知道也不能告诉你，除非你跟我一起坐电梯上去，什么时候下来可就没谱了。
显然她还是知道的。
知道，但不能回答，你和梦的距离，等同于你和现实的距离，你在世界的黑暗和内心的黑暗之间拦起一道屏障，如果回答了你，这道屏障将不复存在，非常可怕，你会变成一个无法超度的亡魂。
不懂。我说。
你追凶这么多年，这道理应该懂的。
我摸摸头，追凶？这么多年？
看看镜子吧。她指指我身后。我转身，在不锈钢电梯壁上照出了我的模样。噢，我已经很老了。我秃头，胡子拉碴，裹着臃肿的棉衣，脸上还多了一副眼镜。我像是一个钻故纸堆的老夫子，又像是被流放戍边的罪犯，精神萎靡，面如死灰，心怀往昔。
这就是你。她说。
我奇怪，我是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我经历了什么事情导致我变成这个样子？我想这是件恐怖的事，但这是梦，梦里的我永远都是平静的，带着不可思议的类似半麻醉之后的清醒。我在这面镜子里看到齐娜走近一步，她的头颅出现在我的肩膀后侧，仍然是很好的，永远是很好的。她轻抚我的背说，你该走了，电梯要开了。
不不，我还没到走的时候，你并没有把问题说清楚，请问我为什么会去追凶？我并没有打算替你报仇雪恨，我这辈子都逃避这种事，难道我后半辈子又换了一种思路？
麻醉失效了。她说。
我努力干笑。因为这样，所以你不会告诉我谁是凶手，以免影响我的后半辈子。我懂了。这个梦可真他妈的有意思，我还以为你会像聊斋那样托梦给我，让我给你伸冤报仇呢。
那又怎样？告诉了你，你此生仍然不得安宁。《小说下载|wＲsＨu。ＣoＭ》
凭什么啊？我望着镜子里的她，几乎要喊起来。她深深地叹息，有一股冰凉的气息吹进了我的后脖子。我感到一阵轻微的失重感，电梯启动了，也许过了几秒钟，也许过了很多年，它震动了一下，停住了。镜子变成了门，左右分开。外面已不是大楼的过道，而是一片由加拿大一枝黄花组成的丛林，草像狂暴的巨人，狰狞地向着天空生长，用不了多久它们就能把这个空间给塞满。我知道我们的对话将要结束。
我问她，你打算去哪里呢。
去找钾肥，我以前对你们说过的，有一个战场，很多猫在抵抗怪兽轿车，我去那儿。她向着密林跨出一步，走出了电梯，我想跟着她出去，却被一把推了回来。她说，你留在这里，电梯会带你回去的。
我说，那么，路上小心了。
她忽然露出了迷惘的神色，说，噢对了，临别前问问你，我是不是死得很邪恶？一点也不美丽，也不哀伤，也不可怜，也不神秘，只是邪恶。
我想了想说，不，不邪恶，当然也不像你平常那么臭屁罢了。我想这是我对她唯一能说的安慰之词了。她笑了，说，这种死法实在是太不臭屁了。她就此转身，向着密林走去。在电梯门合拢之前，我还来得及问她：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吗？
不，在你死的时候，还会回到这里来。
井
致幻物有很多种。对我来说，除了品尝过一次大麻之外，迷幻摇滚、酒精、睡到半夜起来抽烟，都有着不同的致幻效果，具体来说，迷幻摇滚是散步式的幻觉，酒精是狂奔，半夜醒来抽烟则像是驻足于十字路口。
发烧是另一种形式的幻觉，那就像是被内部的力量抛出去，不知道会飞行多久，也不知道会掉落在哪里。这让我想起了锅仔那封著名的遗书，天空中飞行的石子答案或许就在小石子最终坠落的地方。
我带着烧去找咖啡女孩，她仍旧是坐在空屋子里唯一的床垫上，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那天你到底带上门了吗？”
“什么带上门？”
【文】“那天你擦了马桶，去了拆迁工地，混了饭，噢对，还有一个女高中生住在我这儿，早晨走了。你还记得吗，我说过你出门时候忘记关门了。”
【人】“那天发生的事情真多啊，非得借着这些特殊事件，我们才能记起一些平淡无奇的事情。”
【书】“我不要你在这儿抒情，你到底关上门了吗？”
【屋】我用力拍我的额头，这件事即便在当时都想不起来了，像一粒盐溶化在海水里，无影无踪，不可追寻。我说我正发着烧呢，脑子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死胡同，什么都想不清楚了。“丢什么东西了？”
“什么都没丢，倒是多了些东西。”
“什么？”
她从枕头下面拿出一个小纸包，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白纸，打开，里面是一堆铰下来的指甲，半透明的，很细碎，看不出是谁的。当然，我从来没有在她房间里铰过指甲。
“这不是我的。”我说。
“也不是我的。”
“有可能是那高中生的。”
“那姑娘涂着那么黑的指甲油你没看见？”
“真没注意到。”
“早说你是个不合格的侦探。”
“我在发烧呢。”我说，“也就是说，有人趁我没关门的时候，到你房间里来剪指甲，然后，什么都没碰就离开了，也没关门。对吗？”
她站起来，从包里掏出身份证，走出去，把门带上了。片刻之后，房门咔嚓一声被推开，是她用身份证撬开的。“看，就这么容易。”
“换把防盗锁吧。虽说你房间里没什么东西可偷，但贼不空手，你不在家还好办些，万一在家就惨了。”
“这不用你提醒我。问题是哪个贼会跑到我这儿来剪指甲？”
“贼都是超乎常理的。你这个贼可能是个剪指甲的狂人，不如把这堆指甲送到警察局去吧，也许正好是某个流窜犯的呢。”我有气无力又滔滔不绝地说。
她没理会我，继续说：“这个人是在窗口剪的指甲，都在窗台上，剪得很碎。那天天气不错，你是上午走的，我是傍晚回来的，下午是个空白点。他可能是在下午阳光很好的时候，对着光线剪指甲，然后把剪下的指甲归拢在窗台上。”
“模拟得相当像回事，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侦探。”
她从窗口回过头来，缓缓地说：“我想大概是我姐姐来找我了。”
她给我倒了一杯凉水，之前做咖啡女招待的感觉又回来了。她从旅行箱里拿出一盒药，说是退烧片，让我吃了，然后就可以讲一些不愿意讲的事情给我听。
“退烧片吃下去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发汗，让你舒服一点，我这儿只有一盒了，都给你。”说着把药盒子塞到我的口袋里，“一天最多五粒，不可多服，多喝水，少抽烟。附近所有的药房都有卖退烧片的，但不一定都是这种，记得不要混着吃，会肾亏的。”
“记住了。”
“我来讲故事给你听，比井的故事更可怕的一个。”她说。
井就在我爸爸的厂里。我爸爸是那家工厂的工程师，搞机械的。
我姐姐把我推井里那次，我爸爸得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我说是姐姐推我下去的，我姐姐说是我自己疯跑了掉下去的。对我爸爸来说，要么就是我姐姐在撒谎，要么就是我在撒谎，不，我不仅仅是撒谎，我没必要把这件事的责任推到姐姐头上，那么就是我产生了幻觉。
不幸的是我姐姐从来不撒谎，至少她的谎言从来没有被戳穿过，而我从小就有幻觉。我睡着的时候会突然坐起来，说死去的外婆在对我说话。我会看见隔壁的人在做不好的事。学校组织去动物园春游，别的小孩都对着猴笼子起劲，我呢，蹲在树丛边，愣说有猴子在里面。我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出了名的幻觉女孩。
如果是你，你会信谁呢？两个女儿，一个十二岁，一个八岁，一个品学兼优，落落大方，一个迷走在现实和虚幻之间，眼圈总是青的。你一定也会选择相信那个比较可靠的。
那你就反证了我是个精神病。
我和我姐姐关系很正常，虽然不是很要好但也绝对没有不好，她是个有距离感的人，比较高傲，我是个闷葫芦，如此而已。后来发生了一点变化。
这件事过去了好几年，因为当时年纪太小，我自己的记忆也模糊了，尽管我说是姐姐推了我，但由于她和我爸爸都一口咬定是我产生了幻觉，很长时间里，连我自己都认为那是幻觉。只有卡在井里的恐惧感，太深刻，深刻到淹没了其他的记忆。再后来，我长大了一点，可以稍微理性地思考这件事了，我找不到姐姐有什么动机推我下去。什么事情都要讲动机，对不对？在简单的事实之下总是有着复杂的原因，对不对？她没有理由杀我，或者再极端一点地说，如果她想杀我，在此后那么多年的时间里，她有充裕的时间动手，再来一次。但是没有，她没有动手做这件事。
直到我十六岁那年看到了她的日记本。
那时她念大学，日记本在她的学校里。有一年五一劳动节我妈妈带着我去南京看她，她和我妈出去逛街了，我躺在她床铺上，从枕头下面摸出了那本日记。其实不是日记，她好像是一个暮年的人，在写回忆录，把二十年来经历的事情掺杂了当时发生的事写在一起，很像一部先锋派的日记体小说，有很到位的风景描写，不知所云的对话，人物都是按照某种节奏出场退场的。她把过去和现在的日常生活按照小说的节奏重新排列。
在她的日记中我看到了一个故事。
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妹妹总是能产生幻觉，梦见死去的外婆，她们那个无神论的父亲根本不信这一套，但偏偏她们的母亲是个坚定的有神论者。妹妹把外婆在梦里说的话转述给母亲，母亲就会去张罗着给外婆烧纸钱。姐姐觉得受到了冷落，姐姐羡慕妹妹的幻觉，有一天姐姐偷偷地告诉母亲，自己梦见外婆了。但母亲根本不相信姐姐。母亲大概也知道，幻觉，只能是唯一的，就像你不能同时找两个巫婆跳大绳。
日记里的故事很吊诡，姐姐真的有幻觉吗？没说。也许有，因为姐妹的基因是相似的；也许没有，也许姐姐只是妒嫉妹妹受到了母亲的关注所以模仿妹妹。总之，最后的结果是姐姐把妹妹推到了一口井里，妹妹死了。
这是一个用第三人称写的故事，很有意思，我当时想，说不定可以发表呢。只有我知道这件事到底有多可怕。
我见到我姐姐时，问她：“那个姐姐妹妹的故事，是怎么回事？”我那年十六岁，如果我再长大一岁就不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了，我会把这件事按死在心里，但我当时竟然有点义愤填膺。于是，我姐姐微笑着说，那只是她近期在写的一个小说素材，小说都是谎言。她笑归笑，那表情恨不得想杀了我。她当然知道那日记里都写了些什么，除了井的故事之外还有她和两个男人同时上床之类的故事，她尽可以告诉我那都是小说，但我不是她的读者，我是她妹妹。
我明白了，在我和她之间有一场角力，类似拔河。但并不是真实和谎言之间的角力，而是幻觉和谎言，两者对峙。真相，在中间。谁赢了，真相就归谁。
回家的路上，我问我妈，小时候姐姐也梦见过外婆，她告诉过你吗？我妈说，还真有这件事，不过我妈根本就不信。我问她为什么不信，她竟然说，灵媒这东西还是要相信比较小的那个孩子。我靠，就这么一个理由，令我无言以对。
这件事之后，说起来也奇怪，我身上所谓的幻觉部分渐渐消失了，我变成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人。大概青春期过去了，身上那种制造幻觉的激素也就没有了。我听说精神分裂完全就是一个内分泌的问题。
第二年我姐姐从大学毕业回来，我们又住在了同一个房间里。她在电信局找到了一份工作，大学期间还曾经在什么刊物上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当然，没有那个关于幻觉和井的故事。几个短篇小说和一个电信局的差事差不多就是她读大学所有的成就，这已经足够让我爸爸觉得荣耀了。
说实话，我一点都不喜欢她的小说，家长里短，磕磕绊绊，工作以后她总算会写一抹城市的夜色了，陆续又发表了一些东西，小有名气。小城市的美女作家。有一天我去一个高中同学家里，他在大学里读中文系。他竟然是我姐姐的读者。我和他聊起，我说我一点都不喜欢她的小说，历数了种种缺点，我那个同学就把她写的一个关于幻觉和井的小说拿出来给我看，那就是我在她日记上看到的故事，她确实把它写成了小说，写得更丰满了，但仍然没有说出姐姐干这件事的动机。我那个同学说：“她其他小说都写得不错的，这篇尤其好，是她的成名作，难道你以前没看过吗？”我问他：“姐姐杀妹妹的动机何在？”他说：“这不需要写出来。”
我把这篇小说拿给我爸爸去看了，我是带着报复的动机的，这么多年我爸爸并不喜欢我，他只喜欢我姐姐。我这么做，有点呼应我姐姐的意思，当年她不也在我妈面前声称自己梦见外婆了吗？我们各自做着报复的事，打破我爸爸的幻觉，或者是增加我妈妈的幻觉。那时我妈重病住院，已经快不行了，我只能去折磨我爸爸。我爸爸显然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篇小说，他看完了什么都没说，做菜的时候把自己的手切下去一大块。他很幽默地对我说：“菜刀也是一种井。”
那天吃饭，我姐姐知道了这件事。她很直截了当地说：“你有被迫害妄想症，你应该去治治了。”我分毫不让地说：“既然你诚实而正常，为什么不把你的成名作拿出来给家里鉴赏鉴赏，还等我去翻故纸堆？”
在她的小说里，所有的都是谎言，或者所有的都是实话，只有妹妹死掉了是一个谎言，仅仅是一个谎言便抵消了所有的真相。我用她的小说去和她对质是件极其愚蠢的事，因为小说也是一种陷阱。但我也有我的井，她不肯把这篇小说拿出来给我们看，这就是她的失策，尽管这个井是笨拙而可笑的，但它管用就可以了。我姐姐无法回答，最后她只能说：“我就是怕这个小说刺激了你的脑神经。”我爸爸这时总算说了一句公道话：“你妹妹不是精神病。”不过他毕竟是宠爱我姐姐，又被我妈的病情弄得筋疲力尽，他到底还是做起了和事佬，让我们都忘记这件事，谁都不要争了。
这怎么可能？两个成年女人之间的仇恨是任谁也劝解不了的。我们在饭桌上剧烈地争吵，相互嘲笑，她说我是精神病，我说她是变态。吵翻了，桌子上的菜都掀了，我爸爸躲自己屋里，结果接到个电话，说我妈妈在医院病危。
妈妈就是那天走的。肝病，病毒进了脑子里，什么人都不认了，拖着拖着终于走了。她死了，我和姐姐之间刚挑起的战火只能暂停。但是我做了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我在吃豆腐饭的时候把这个小说拿给了家里所有的亲戚看，假如没有我提醒，亲戚们差不多都快忘记我曾经掉在井里的事情。这下我姐姐坐不住了，她疯了，把我的头按在我妈的骨灰盒上，抄起一个花瓶，后面的亲戚一拥而上把她拉开。就这一下，她输了。
我离家出走之前去看过那口井。那次为了救我，把井掘开了，成了一个漏斗形的大坑，为了防着有人掉下去，就把这废井给填平了。很多年过去了，厂都快倒闭了，变成一个记忆的遗迹，我找到了井的位置，那里已经变成了花坛，种着一圈冬青树。我没敢走进去，我知道那个漏斗还是存在的。我在花坛边站着，走过来一个老工人，我就问他，当年是不是有个女孩掉进去过。老工人说，对的，掉进去死了。我说没死，救上来了。老工人就说，明明记得是死了嘛，女孩的爸爸是厂里的工程师，反正就是死了。我无言以对，我想要是我姐姐在这里就好了，这个谜底其实是我死了，正如她在小说中设定的那样。我们可以不用争执了。
后来我就走了。
我姐姐有个非常奇怪的习惯，她构思小说的时候会剪指甲，因为这个，她的指甲永远都留不长，稍微长出来一点点就会被她剪掉。她喜欢站在窗台上剪，剪完了，风吹过来，碎指甲自然就被吹落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我当然不是因为她而离家出走的，不完全是，还有其他原因。但她一厢情愿地认为，我是因为她而走的，她觉得我真是幻觉得无可救药了。我出去得久了，出走变成了游荡，到处打工，没什么目的，偶尔还会回家看看我爸爸。我妈死了以后，我爸变成了一个佛教徒，念佛吃斋，非常虔诚。我问他，在井的事情上，他到底相信谁的说辞？我爸说：“答案在神明那里。”
我爸爸还告诉我，以后少回来。我知道他的意思，我姐姐不会放过我。假如我的确是被她推到井里的，则我这辈子都不会安生，她一定会来找我的。反过来说，假如我的确是产生了幻觉，则可以证明我是一个妄想症患者，我这辈子还是不得安生。
这故事有趣吗？
“我感觉你还是很正常的，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很正确。”我说。
“你这个话，已经把自己预设在正常人的位置上了。”
“好吧。”
“问题在于指甲。懂吗？假如我是个《文！》精神分裂，那我的判断《人！》就是错的，我姐姐不《书！》会来找我，这堆指甲不《屋！》是她的，那可能就是我自己剪的放在了这里。但我竟然不记得了，我在我不记得的情况下模仿了我姐姐做过的事。我不但曾经是个精神分裂，而且，继续是个精神分裂。”
“如果你没有精神分裂那就是你姐姐来找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