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许多流放地也使用“一般劳动”这个劳改营用词。因为这里的劳动和劳改营的劳动没有任何不同：同样疲惫不堪、有害健康、无法躲避、不干不行。不错，流放者如今已经是自由人了，劳动时间可以比劳改犯短些，但是到矿山或林场去的路上要花两小时，回来又要两小时，加起来也就等于劳改营的劳动时间标准了。
老工人别列佐夫斯基二十年代曾是工会运动的领袖，从一九三八年起被判十年流放，而在一九四九年又加判十年劳改营。我亲眼看见他领到劳改营的一份口粮时有多么高兴、多么感动。当时他亲吻着面包对我说：进了劳改营就好了，这里规定给面包吃，可在流放地你拿着钱到铺子里去，眼看着货架上放着大圆面包，可售货员硬是瞪着眼对你说；没有面包！同时却把面包秤给当地人。买烧柴也是这样。
一位彼得堡的老工人齐维尔科也谈到了类似情况。（到处都是冷冰冰的人！）他说，经过流放生活之后，他（一九五一年）进了特种苦役营倒觉得自己像个人了：这里只要干完你十二小时的活，就可以回到生活区去。在流放地则不然，任何一个自由人都有权支配你去无偿地替他干活（齐维尔科当时是会计），不管是晚上，还是星期天，叫你去替他个人做什么，你都得去。流放者是不敢拒绝的，否则第二天就会丢掉工作。
甚至那些当上“杂役”的流放者们日子也并不轻松。米特罗维奇后来被调到江布尔州的科克切列克去，让他在区农业科里专管畜牧。（他在那里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给他和另一位同志分配的住处是一间驴棚，没有窗户，里面全是驴粪。他们扫开驴粪，铺了些蒿草，就睡下了。）米特罗维奇在新工作岗位上决心诚实认真地工作。但他却立即触怒了一位自由人党员领导。区里的一位领导用两头小牛偷换了集体农庄的两头怀了初胎的母牛，并要求米特罗维奇把这两头两岁口的牛登记成四岁。米特罗维奇认真一检查，又发现农庄庄员放牧和饲养的好几群牲畜并不属于集体农庄，原来这些畜群是区委第一书记、区执委会主席。财政局长和警察局长私人的。（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就是这样机敏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告诉米特罗维奇：“这些你不必登记！”但他却都登记入账了。不仅如此，他还敢于抗议区执委会主席擅自取走一张羔羊皮的行为，表现了一个流放囚犯罕见的、维护苏维埃法制的精神。但是，他为此被解雇了。（这还仅仅是他们之间的战争的开始。）
无论如何，区中心城市不能算是最坏的流放地。流放地的苦难最为深重的是那些连个自由村庄的影子都没有的、沾不到一点文明边的地方。
这个齐维尔科自一九三七年以后曾住在哈萨克斯坦州西部的“新生活”农庄，他谈到了那里的情况。在成批流放者到来之前，农业机器站政治部就已经教育当地居民提高警惕了：近几天就要押来一批托洛茨基分子，反革命分子！当地居民吓得连盐也不敢借一点给流放者，生怕和人民敌人发生瓜葛！战争期间流放者没有粮食供应卡片。齐维尔科在农庄的铁匠坊里干了八个月才挣到了一普特“黍子。这些原粮还得自己用锯开的哈萨克石碑做成的磨盘磨成粉。人们向内务部的机关提出要求：要么把我们再关进监狱，要么就允许我们到区中心去！（有人会问：当地居民怎么能生活呢？他们是有办法的……他们也习惯了……再说，他们总有只羊或有头牛，有蒙古包，有些家具，这些都用得上。）
如果是在集体农庄，到处都一样：不发给流放着公家的服装，也不按劳改营标准发给口粮。集体农庄是最可怕的流放地，它们好像在进行某种比赛：比比到底哪里的生活更苦，是劳改营还是集体农庄？
也发生过卖人的情况。化学家C·A·利普希茨就是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递解站被卖掉的一个。买主要买一个木匠，递解站回答说：如果同意搭配一名法学家和一名化学家（即利普希茨），我们就分配给你一名木匠，另外还要捎带几个有病的老年妇女。成交了。随后就用敞篷卡车在零下二十五度的算是比较轻微的严寒中把他们几个人送到一个只有三十来户的偏僻农村。法学家和化学家在这里能干什么呢？先领预付工资吧；一口袋土豆，还有些洋葱和面粉（这还算不错！），现款要到明年才给，你能挣到才有。眼前的活计是把被雪压住的大麻弄出来。睡的地方只铺些干草，想找条麻袋把草装起来做成垫子？没有！人们十分不满：“不干了！我们要离开你们农庄！”“不，那可不行！我们为你们每个人付给监狱管理部门一百二十卢布呢！”（这是一九五二年的事。）
啊，真想再回到劳改营去！……
如果读者认为国营农场对流放者会比集体农庄好得多，那就大错特错了。以苏和布吉姆区的敏杰拉村为例吧。村里只有几间工棚（当然，没有带铁丝网的隔离区），很像个解除看管的劳改营。虽然是国营农场，但这里的农工从来没见过现钱，也不用现钱，只是记下一些数字来：每人每天挣得九卢布（斯大林时期的旧币）。另外还记下要扣除该人的饭钱多少、棉衣钱多少、住工棚钱多少……东扣西扣之后，最后一结账：流放者不仅分文不剩，还欠国营农场的债！亚·斯托季克记得这个国营农场里曾有两个流放者因为看不到出头之日上吊了。
（这位幻想家亚历山大·斯托季克因为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里学习英语曾有过一段不幸的遭遇。可是他却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他来到流放地，看了看环境，忽然想到要行使苏联宪法保证给予每个公民的……受教育权了！于是，他给领导打了一份报告，申请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学习！国营农场场长（原先当过区委书记）一对于这一无耻的、也许是流放王国历史上空前的申请，不仅干脆驳回，而且还对他郑重宣布：“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允许你斯托季克去学习！”可是。事有凑巧，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递解站到各区流放者中间来招募木工了。斯托季克虽不是木工，但也报了名，并且被录用了。他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同醉鬼和小偷们住在一起，自己却在业余为投考医学院准备功课。他竟然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公开考试！在政治审查委员会开会之前没有人关心他的履历表。只是在政审委员会口试时斯托季克才讲了自己的简历：“我参过军，上过前线，打过脑……以后从前线回来了……”斯托李克感到喉咙干渴，说不出话来“回来以后呢？”“回来以后我……被……抓进监狱……”他终于挤出了这几个字。委员会立即变得声色俱厉了。但是斯托季克仍不甘心：“可我已经服满了刑期呀！我是释放出来的！我的考试成绩很好呀！”一切枉然。而这已经是贝利亚垮台那一年的事了！）
越往边远地区去越坏，越偏僻的地方越没有任何人权可言。马克耶夫在前面提到的关于肯吉尔劳改营的回忆录中就讲过“图尔盖的奴隶”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波利亚科夫的遭遇。这个人在两次进劳改营之间曾被流放到图尔盖沙漠去，那里的一切权利全掌握在一个哈萨克人集体农庄主席手里，甚至我们亲爹一样的警备部队也从未派人到那里去过。波利亚科夫住在小羊圈里，和羊在一起，地上铺着干草。他的“‘工作”是替农庄主席的四位太大当奴隶，替她们每个人干活，甚至要倒尿盆。波利亚科夫怎么办呢？从流放地跑出来去控诉吗？他不但没有条件离开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而且即使离开了，这将构成逃跑罪，又得判二十年苦役。这农庄里连一个俄罗斯人也没有。过了几个月才偶然有一个俄罗斯人税务员来征税。波利亚科夫讲的情况使税务员感到震惊，他同意替他把书面申诉转递区委。不料这个书面申诉被认为是对苏维埃政权的“恶意诬蔑”，“波利亚科夫为此第二次被判处劳改，所以五十年代他才得以幸福地在肯吉尔劳改营服刑。他在劳改营里觉得自己像是已被释放似的……
我们还不知道“图尔盖的奴隶”在流放者中间能不能算是命运最坏的呢。
有人说，同劳改营相比，流放的优越性在于生活的稳定性，有家庭气息。（不管好坏，你总可以住在这里，一直住下去，不会随时把你押到别处去了。）但这也并不尽然。警备队往往莫名其妙地，不容分说地命令人们迁走，虽然不是押送走。或者突然宣布关闭某个流放地点或整个地区。各地区的流放者都记得在不同的年代有过这类事，尤其是战争年代。（警惕性嘛！）有一次，突然命令泰帕克区的所有流放者在十二小时内整理好行装，迁到杰姆贝亭地区去！于是你那点可怜的破烂家什，已经习惯的暂时栖身处就得扔掉，统统抛掉！开步走！勇敢地赤足前进！只要不死掉，你再去积攒吧！……
表面上看，生活像是轻松多了：不必再排队出工，可以各走各的路；不必到派工地点去集合；遇到人不必再脱帽；夜间房门不从外面反锁上了。但是，流放生活也有自己的制度。虽然各地宽严程度不同，但直到一九五三年普遍开始缓和之前到处都可以感觉到确实存在某种制度。
例如，许多地方的流放者都无权向任何苏维埃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案，他们只能向警备队提出，由它决定这一控诉应由自己解决还是应该提交其它机关。
警备队的任何军官召唤时，流放者必须放下一切工作和事务立即报到．因此，了解生活的人都懂得，流放者不敢拒绝执行军官们交办的（完全为了其个人利益的）私事。
警备队军官们的权利和地位并不比劳改营的军官们差。恰恰相反，这些军官没有什么可操心的事：这里没有设防的隔离区，不必巡逻放哨，不用去抓逃犯，不必每天押着囚犯去劳动，也无须照管这群人的衣食。只要每月登记两次，“依法分给犯有新罪行的人写个材料就够了。这些军官有权有势、懒惰成性，吃得肥肥的（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少尉每月工资达二千卢布），因而他们大部分都十分凶狠。
很少听到过苏联的流放地发生过真正的逃跑。因为即使逃跑成功，所换来的公民自由的好处也并不多：流放地当地的自由人的权利和流放犯差不多是同样的。沙皇时代从流放地逃跑后可以轻易地逃往国外，现在不行了。对逃跑的惩罚很严。逃跑由特别庭处理。一九三七年以前对逃跑者特别庭最多判处五年劳改，一九三七年之后判到十年。战后实行一条新法律，它虽未在任何地方公布，但却是人所共知的。而且一直在执行，即：“从流放地逃跑者判处二十年苦役：”无比的严酷！
至于什么算逃跑？什么不算？——这是由各该地区的警备司令部随意解释的。流放者无权逾越的界线也由它来划定，它规定去砍柴或去来蘑菇可以走出多远。例如，哈卡斯自治州的奥尔忠尼启则采矿村就规定：离村往上走（上山），算是“违反制度”，只判五年劳改，而如果离村往下走（走向铁路）则算“逃跑”，要判二十年苦役。有一次，一群亚美尼亚人流放者对矿山领导人的蛮横态度忍无可忍，要到区中心去控告他；当然、他们离村时没有取得警备队同意。为了这次“逃跑”，他们每人只被判六年劳改。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老年人无法理解和顺应我们这吃人的制度，往往凭着自己单纯的想法作出决定，离开指定地点。而这也就被看作“逃跑”。
有一个八十多岁的希腊妇女在战争末期从辛菲罗波尔市被流放到乌拉尔山区。战争结束后，她听说儿子回到了辛菲罗波尔，她也就很自然地跑回了辛菲罗波尔去偷偷同儿子一起生活。一九四九年，在她已经八十七（！）岁时，当局发现了她，把她抓走，又判她二十年苦役（87＋20=？），押送到奥捷尔特种劳改营去了。人们还知道江布尔州的另一个希腊老太婆的事。开始从库班地区强制迁移希腊人时，这个老年妇女同她的两个女儿一起被流放。她还有个小女儿因为丈夫是俄罗斯人得以留在库班了。老太婆在流放地呆了多年之后，想在自己死前回库班去跟小女儿见上一面，住一阵子。“逃跑”！结果她又被判二十年苦役！在我们科克切列克曾有一位生理学家，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博戈斯洛夫斯基。一九五五年对他适用了所谓“阿登纳”大赦，但并不是全部适用，仍旧要流放他。其实他是不该流放的。他便到处申诉。但是，问题拖了很久没有解决。这期间，住在彼尔姆的他的老母亲眼睛快要瞎了。由于战争和儿子被俘，母亲已有十四年没看见儿子了，很想在眼睛完全失明之前见他一面。因此，博戈斯洛夫斯基就冒着苦役刑的危险，决定去看望母亲一次，计划来回共用一星期。他想了个办法：借口要到沙漠地带的放牧区去出差，却乘上了开往新西伯利亚市的火车。他居住地的人们没有注意到他不在，但是新西伯利亚市的出租汽车司机“警惕性”很高，看他可疑，便向行动人员告密了。行动人员走过来检查他的证件，他没有，只好坦白。当然又把他押回了科克切列克的监狱土屋，开始对他进一步立案侦讯。这时突然接到有关单位发来的公函：证明他本来是不该流放的。刚一释放，他立即奔回去看母亲。可是，已经晚了。
在这里，假如我们忽略了不眠不休的契卡行动处在每个流放地点的高度警惕性，不谈谈他们经常把流放者找去谈话、收买他们中间某些人、收集告密材料、利用这些材料给人们重新判刑等等，那么，我们就不能充分地描绘出苏维埃流放地的景象，就会使它减色。是的，到一定时间总要重新判刑的，因为流放者的单调、呆板、僵化的生活到时候总要改变成劳改营的有生气的、熙熙攘攘的生活呀。第二次麻烦，审判和新的刑期，这是许多流放者生活的自然结局。
像彼得·维克斯涅那样作是否对呢？他在一九二二年从当时的拉脱维亚的反动资产阶级军队开了小差，跑到自由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来，在这里，一九三四年，他由于还同留在拉脱维亚的亲属保持通信而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他的亲属在拉脱维亚却并未受到任何迫害）。但是，维克斯涅没有气馁。他这个流放的火车司机在阿亚古兹机务段不知疲倦地工作，成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甚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日机务段里还挂出了“向维克斯涅同志学习！”的横幅标语，可是第二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维克斯涅“同志”就第二次被抓入劳改营，而且命运注定他再也没能从那里出来。
流放地也同劳改营一样，判处第二次刑期是家常便饭。这也是为了向上级证明契卡行动人员是经常保持着警惕性的。流放地也和其它地方一样采取了加强措施，以帮助囚犯们尽快认识自己的命运和地位，更好地服从管制。（一九三七年，齐维尔科在乌拉尔斯克总共蹲了三十二天禁闭室，就被打掉了六颗牙！）但是，也有过一些特殊时期。例如，一九四八年就向各流放地普遍撒开了很密的拉网，把所有流放犯一网打尽，又统统抛进劳改营。（沃尔库塔地区就是一例，因为“沃尔库塔将成为一个工业生产中心，斯大林同志指示要清理这个地方”。）有些地区则只把男流放者送进劳改营。
即使有人未被第二次判刑，“流放的结束”也是遥遥无期的。例如，在科雷马河沿岸一带，“释放”本来就只意味着离开劳改营的岗楼监视转入地方警备队的监督。流放实际上没有尽头，因为反正无法离开这个地区。假如真的允许谁短期离开科雷马来到“大陆”上，那他也会埋怨自己命苦的：因为他在“大陆”上呆不多久就会带着新刑期回到古拉格群岛去。
流放地的天空本来就昏暗无光，而契卡行动处的努力使它变得更加阴森了。契卡行动人员锐利的目光、暗探们的小汇报、为了给孩子们挣得一块面包而不得不担负的、毫无乐趣的沉重劳动，这一切使得流放者经常生活在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孤独中，他们完全被分割开了。在这里，人们之间不可能有监狱和劳改营里还可以进行的那种长时间的谈心，也听不到人们关于既往生活的回忆。
因此，要搜集有关流放生活的材料是十分困难的。
我国的流放地也没有留下多少照片。流放地即便有照像师，也只拍文件上用的照片，供给干部科和特别科用。给一群流放者拍照？几个人合拍？这是想干什么？怎么回事？必须立即报告保安部门：看，反苏维埃的地下黑组织！可以按照片一个个全抓起来。
他们倒是有一回很谦恭地照了一张像（甚至出现在西方的出版物上）：身体瑟缩在苏维埃的破衣烂衫里，暗淡无神，垂头丧气，曾几何时，都是一些桀骜不驯的人物——大名鼎鼎的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伊兹梅洛维奇，马约罗夫，卡霍夫斯卡娅——他们往昔的桀骜不驯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他们不秘密地奔往首都了？不刺杀人民的压迫者了？不扔炸弹了？
我国的流放地可没有给我们留下那样的集体照片。读者还记得吧，不是有一张几个人合拍的、表情相当愉快的照片吗？那上面左起第三人是乌里扬诺夫（列宁），右起第二人是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他们都吃得饱饱的，穿得干干净净，不知道贫困，不从事劳动，有胡子的还把胡子修得整整齐齐，戴皮帽的戴的是上等毛皮帽。
孩子们，看！那时候可真是暗无天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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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放逐各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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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也许会纠正我们的错误，但是，就我们一般人的平均记忆能力之所及，确实想不起十九世纪、十八世纪、十七世纪有过大批地强迫整个民族迁移的事例。历史上确曾有对殖民地的征服，大洋中的岛屿上、非洲、亚洲、高加京都发生过胜利者征服土著民族、并掌握政权的事实。但是，古代殖民者的简单头脑却没有想到应该把土著民族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驱逐出去，使他们离开祖辈居住的家园。或许只有往美洲种植场运送黑人奴隶的事与此略有相似之处，算得上是个先例吧？但是，那也并不是某个国家的政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进行的：那只是个别的基督教徒——奴隶贩子干的：因为他们突然发现有利可图，胸中燃起了贪欲的烈火，纷纷奔到非洲，各自为自己捕捉、诱骗、购买单个的或几十个黑人运走。
只有当文明人类的希望——二十世纪到来的时候，也只有到了民族问题在“唯一正确的理论”基础上得到最高度发展的时候，那个解决民族问题的最权威的专家才能得到特许，才能够采取在四十八小时内，二十四小时内、甚至在一个半小时内彻底、干净地描整个民族一个个强行迁移出去的办法。
自然，他本人在思想上也并不是立即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的。因此，他有一次甚至脱口说出了这样的话：“在苏联，有人会因为他的民族成份而成为迫害的对象，这样的事情是不曾有过而且不可能有的。”在二十年代，所有这些民族的语言都曾受到鼓励，那时人们还不断地对克里米亚人唠叨说：克里米亚是鞑靼人的，是你们鞑靼人的！当时甚至还可以使用阿拉伯字母，街上的招牌、题词都是用鞑靼语写的。
可是，忽然，这一切原来……都错了！……
“伟大舵手”甚至在推行过强制迁移农民的伟大运动之后，都没有立即想到这个方法原来是可以轻易地应用在民族方面的。堪称他的兄弟的希特勒，在根除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方面倒是有些经验，但那是后来的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事，斯大林老爷子考虑这个问题可比他早得多。
除了那场农瘟之外，直到强制迁移整个整个的民族之前，我们苏维埃国家的流放事业虽说也曾拥有几十万人之多，但毕竟无法同劳改营相提并论，它还没有那么光荣和雄伟，以至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从前也有过移民流刑犯（经法院判决的），有过行政流刑犯（不经法院判决的），但那两者都限于有数可订的个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姓名、出生年月、所犯的法律条文及罪状；材料上都附有半身的正面和侧面照片。只有英明而耐心的、能够一丝不苟地干各种脏活儿的机关才能够把一粒粒的砂子穿成串，由那些被摧垮的家庭造成一个个流放区整体。
但自从开始强制迁移特种移民以来，我国的流放事业迅速发展和提高了！前面两个术语都是沙皇时代留下来的，而特种移民这个词可算是我们苏维埃政权自己亲生的了。我们不是有许多最喜欢、最心爱的词是用这个“特”字开头的吗（特别科、特殊任务、特殊关系、特种供应、特别护理一句？在“伟大的转折”的那一年，特种移民这个词是用来表示“被剥夺的富农”的，因为这个词更恰当、更灵活，所以无法挑它的毛病；当时被“剥夺”的不全是富农，所以使用“特种移民”这个词来概括就无懈可击了！
于是“伟大的慈父”便下了命令：对于强制迁移的民族也使用这个词！
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发现这一点的。进行第一次试验时他还相当谨慎：一九三七年，他悄悄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几万名可疑的朝鲜人（从风烛残年的老人到咿呀学话的小儿）全部从远东地区强行迁移到哈萨克斯坦。（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和哈勒欣河，怎么能对这些黄皮肤、细眼睛的朝鲜人放心呢！）迁移得十分匆忙，以致这些朝鲜人不得不在没有窗户（一下子哪里去弄那么多玻璃！）的土坯房里度过第一个冬天；迁移得那么秘密，以致除了左近的哈萨克人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些移民的事，全国没有一个人向外吐露过此事，没有一个外国记者为此写过一个字的报道。（看，还是把新闻宣传机构控制在无产阶级手里好嘛！）
他很满意！他记住了。一九四0年就在革命的摇篮——列宁格勒近郊又一次采用了这个办法。但是这次不是在夜晚，也不是用端着刺刀的士兵赶走强制迁移者，而是叫作“隆重欢送”到（刚刚被我国争取到手的）卡累利芬兰共和国去。正中午，会场上红旗招展，鼓乐齐鸣，这是在隆重欢送列宁格勒近郊的芬兰人和爱沙尼亚人去开发新的家乡的土地。火车把人们带入偏僻地区后，情况就变了。（维·阿·姆曾谈到一批六百名强制迁移者的命运。）在这里，没收了所有人的身份证，武装士兵把人们包围起来，把他们装进（运囚犯的）所谓“红色运牛车”。后来又装上驳船。到达目的地——卡累利阿内地的码头后，便把他们分别送去“加强集体农庄的力量”了。这些被“隆重欢迎”来的、完全自由的公民只好服从分配。只有二十六个人，其中包括给我提供这份材料的人，拒绝到农庄去，而且坚决不交出身份证！这时苏维埃政权——卡累利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代表来了，他警告说：“这样下去要死人的！”人们反问他：“你还想拿几挺机关枪扫射吗？”这些人真不懂事。何必用几挺？！对付包围圈里的二十六个人，一挺就足够了。（没有人会为这二十六个芬兰人写诗的！）但是，一种令人不可理解的懦弱、迟钝和优柔寡断妨碍了政权代表采取这一合理措施。他企图把二十六个人离间开。行动人员想一个一个地叫人去谈话，可是二十六个人一起去了。他们这种没有理智的勇敢精神终于占了上风：当局保留了他们的身份证，撤掉了包围。这二十六个人总算没有落到农庄庄员或流放者的地步。不过，这是偶然的，是例外，大批的人还是乖乖地交出了身份证。
这一切都还是试验。只是到了一九四一年七月才有机会大规模地应用这一办法：这时必须把伏尔加河沿岸日耳曼人的自治的、当然是叛逆的共和国连同其首府恩格斯市及马克思施塔德市完全铲除，并远远地抛到东方去，而且要在几昼夜之内完成这项工作。这时才初次使用了纯粹的、富有活力的、强制迁移整个民族的办法。这个办法看来既简便，又有效，它只须符合一个标准——属于该“民族”就行了，无须过去那套繁琐手续，每个人立案、审讯、判决等等。在苏联其他地区抓日耳曼族人（个个都要抓），那就不需要地方内务人员有什么高等文化水平来搞清谁是敌人谁不是了。只要姓氏是日耳曼族的，抓就没错。
体制已经试验过，调整好了。从现在起它就可以铁面无私地抓走任何一个指定的、规定的、命中注定的叛逆民族了，而且一次比一次干得干净利落：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巴尔卡尔人、加尔梅克人、库尔德人、克里米亚的检按人，最后还有居住在高加索的希腊人，无一幸免。尤其使这个体制显得富有活力的，是“各族人民的慈父”作出的决定并不通过繁琐的法院判决形式向人民宣布，而是通过现代摩托化步兵的战斗行动宣布；武装师团夜间开进指定民族的居住地区，占据各个重要地点。犯罪的民族早晨醒来便发现它的各个村庄都已处在机枪和冲锋枪包围圈内了。他们听到命令：限十二小时，每人只带自己两手可以携带的东西！（但是，十二小时还太多，摩托化部队的摩托车还得停下来等待。所以在克里米亚则只规定二小时，甚至缩短为一小时半。）所有的人立即像囚犯一样被装上卡车，屈膝蹲坐在车厢里。（老太太、带着婴儿的妇女，一律坐下！这是命令！）卡车在士兵押送下开往火车站，把人们塞进运牲口的列车直送目的地。或许在中途人们还不得不像纤夫一样自己用纤绳拉着木筏逆流而上，步行一百五十到二百公里，直到进入科洛格里夫上游的原始一森林。只有一些不能行动的老年人可以躺在木筏上。
或许从空中、从高山上看起来这是一幅十分雄伟壮观的图画吧：整个克里米亚半岛（刚刚解放了的克里米亚半岛，一九四四年四月）上同时响起摩托车的啥啥声，几百辆长蛇一般的卡车队在蜿蜒曲折的道路上爬行。这正是果树开花的季节，正是鞑靼妇女从温室取出葱秧往菜园里移栽的季节，还刚刚开始种植烟草（就此结束吧！注定了此后许多年克里米亚地区不会再有人种烟草。）运送人的卡车队并不直接开进被特种部队包围着的村子，车只开到村口，人们到村口来上车。上级命令是给一个半小时收拾东西，但是执行军官却把时间缩短到四十分钟，这样既可以更快地完成任务，保证全员提前到达集合地点，同时又可以使特种部队撤出后留在村里的善后小队的收获更丰富些。有些特别穷的村子，比如毕犹克湖附近的奥津巴沙村，就只好放一把火烧光了事。卡车队把鞑靼人运到火车站。在囚犯列车里人们却要等待几昼夜才开车，满耳是叫苦声和充满哀怨的离别歌声。
整个民族整个民族地放逐，其优越性在于形式整齐划一！无须照顾什么“个别情况”！没有任何例外！不接受任何个人的抗议！大家都驯服地走了，因为你、我、他，都一样。大家全都得走。不仅是男女老幼都被放逐，而且未出生的孩子也被放逐，因为强制迁移的命令也包括胎儿。还有那些尚未胚胎的孩子也一起被放逐了，因为他们注定要在这项命令的掌握下诞生。这与那陈腐的、讨厌的刑法第三十五条条文根本不同。（那里还曾规定什么“流放不适用于不满十六岁的人”！）现在，这些人从降生之日起，只要把脑袋一伸到人世间，他们就成了特种移民，就已被终身流放了。当他们年满十六岁时，表明他们已经成年的标志是他们从此也要到警备司令部去登记。
人们留下的一切——敞开房门的、还保留着人体热气的住宅，翻弄得乱七八糟的箱箱柜柜，十代人甚至二十代人积蓄起来的全部家私，如今也全部以整齐划一的形式落到惩罚机关的行动人员手里：有些东西要归国家，有些就被属于幸运民族的邻居们私分掉，不可能有人再为他的奶牛、家具、器皿等被拿走而提出抗议。
尤其使这种整齐划一显得加倍庄重而高尚的，是有关的秘密命令对于这些恶劣民族中的共产党员也并未稍加宽恕。也就是说，无须检查党证，又少了一层麻烦！而且还要责成共产党员们到达新流放地后加倍努力工作。这样就一切都好了！
整齐划一中的唯一美中不足，是异族通婚的家庭。（难怪我们这社会主义国家从来就反对异族通婚！）强制迁移日耳曼族和后来强制迁移希腊人的时候，没有赶走异族通婚的夫妇。但这种做法带来不少麻烦，并且在看来已经清洗消毒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些病灶。（不是有些年老的希腊妇女偷偷回到女儿这里来死嘛？！）
把这些民族强行迁移到哪里去呢？可以放逐的地区很多。例如，哈萨克斯坦，放逐到这里的民族人数加上一般流刑犯大约超过共和国总人口的一半，所以，这个共和国满可以称之为“哈泽克斯坦”了。分配特种移民的当局也没有忘记中亚、西伯利亚（许多加尔梅克人死在叶尼塞河流域）、乌拉尔北部和苏联欧洲部分的北部地区。
强制迁移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人民算不算放逐整个民族呢？从表面上看，它不够条件，因为那并不是男女老幼一概迁走，似乎作为一个民族还是留在故土了。（因为那里距离欧洲太近，否则是可以无所顾忌的！）似乎是留下来了，但却已被“间苗”间到了无法再稀的程度。
其实，净化波罗的海沿岸的工作早已开始了。一九四0年，我们的军队刚刚进入这个地区，兴高采烈的当地人民还没有来得及表决加入苏联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净化了。净化首先是从军官开始的。必须认识到，对于这些年轻的国家来说，它们的第一代（也是最后二代）本民族的军官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他们代表着民族的严肃性、责任感和精力。当他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曾在纳尔瓦城下学习过如何以自己尚未强健的胸膛去捍卫尚未强健的祖国一。如今镰刀一挥，就割掉了他们浓缩的经验和旺盛的精力。这是为了进行全民投票所作的一项最重要的准备。是的，这是一张根“灵”的“验方”，在联盟本土上不是也试验过同样作法吗？就是要把那些将来可能领导反抗的人，以及可能用自己的思想演讲、著述唤起人们反抗的人统统悄悄地、尽早地消灭干净。这样，表面上那个民族还生活在原来的地方，实际上民族已经不存在了。一颗死牙最初从外表看来和好牙没有多大区别。
但一九四O年并未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采取强制迁移的办法，当时用的是集中营，而对某些人则是在石筑监狱的院内予以枪决。一九四一年撤退的时候，尽可能地把一些富人和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像贵重战利品似地带走了，然后却把他们像粪土一样弃置到古拉格群岛僵硬的土地上。（他们全是在夜间被抓走的，每户只许带一百公斤的行李。上车时户主就与全家人分开，然后被消灭在监狱中。）整个战争期间我国一直（通过列宁格勒电台的广播）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进行威胁，说将要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报复。一九四四年苏军回到这里时实现了这些威胁：把大批的人抓进监狱。不过，这毕竟还不能算流放整个民族。
对波罗的海沿岸各族人民的大规模强制迁移是从一九四八年开始进行的（首先从刚强的立陶宛人开始），一九四九年使三个民族一起放逐，一九五一年又进一步放逐立陶宛人。在这些年代也强制迁移了西部乌克兰人，最后一次强制迁移也是在一九五一年。
“大元帅”是否准备在一九五三年还要放逐谁？是犹太人吗？除犹太人外还有什么民族？他的这一设想我们现在永远无法知道了。不过，据我个人猜想，斯大林是渴望着要把整个芬兰的居民流放到接近中国的沙漠地带去的，但在一九四O年和一九四七年（由于雷诺发动政变失败）均没有能实现这个愿望。他还很可能已经在乌拉尔以东选好了地方，要把塞尔维亚人或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希腊人强制迁移去。
假如这位“先进学说的第四号柱石”再多活十年，欧亚大陆的民族分布图就将变得无法辨认，将会发生一场反方向的民族的大迁移。
有多少民族被流放，将来就会写出多少部史诗，它会叙述人们别离故土的悲哀，也会谈到在西伯利亚遭到的大规模消灭。这些民族所经历的一切，只能由他们自己写出痛切的回忆，我无意在此越俎代庖，更无意跑得太远。
但是，为了使读者知道这些民族被赶去的地方也就是读者所访问过的那个流放王国，同一个古拉格群岛上的污秽地，我们还是来看看强制迁移波罗的海沿岸人民时的某些情况吧。
在放逐波罗的海沿岸人民这个问题上，不仅没有强奸民意，而且完全是执行了“人民的最高意志”。三个共和国的部长会议各自作出了自由的决议（爱沙尼亚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通过的），决议要求把某些类型的本国同胞强行迁移到遥远的异乡西伯利亚去。而且是永久性迁移。永远不许他们再回到祖国来（这就清楚地表明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国家的政府有多大独立性，也可以看出那些不争气的、不中用的本国同胞是多么激怒了政府）。要流放哪些类型的家庭呢？1．罪犯的家属（只把家长弄到集中营去累死还不够，还必须把这些家庭的全部种子都根绝掉）2．富裕农民（这一措施大大加速了波罗的海沿岸已经时机成熟的农业集体化）和他们的全部家属（在里加大学读书的学生是在他们的父母从农村被抓走的当天夜晚从学校宿舍被抓走的）；3．由于某种原因逃脱了一九四0年、一九四一年及一九四四年的铁篦子的、漏网的头面人物和要人；4．一般对现政权抱有敌意而未能及时逃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家庭，或者与当地积极分子有私仇的家庭。
为了避免损害我们共同的大祖国的声誉，也为了不给西方的敌人以可乘之机，这项决议未在报上发表，也未在各共和国内部公布，而且在强制迁移的当时也没有向被迁移者宣布。只是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在西伯利亚的警备队内才对他们宣布。
放逐的组织工作效率，这个时期比以前放逐朝鲜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时已大有提高，已经总结并且掌握了宝贵经验，这时已不需要按天计算，甚至不必按小时计算，而是可以按分计算了。实践经验表明：从夜间的第一次敲门声开始，到全家人的最后一只鞋后跟迈出家门槛，走入黑暗的夜幕，登上卡车止，只要二十到三十分钟就足够了。在这几十分钟时间内，被叫醒的家庭能够作到：穿好衣服，弄明白自己是要被永远放逐，在放弃一切财产要求的文件上签字，把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叫到一起，收拾几个小包袱，然后根据命令走出家门。（不必担心留下来的财产会发生混乱。押解人员一走，财务局的代表便会立即来清点物资，填写没收物品清单，全部财产将由委托商店根据清单出售，售款上缴国库。我们无权指摘他们清点财物时曾往自己腰包里装点什么或者从“小道”运走点什么。其实，他们大可不必这样做，因为人民政权的任何成员只要在委托商店再要一张发票，就可以用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合法”地把他需要的任何东西拿回家去。）
在这二十到三十分钟的时间里人们能够想到些什么？怎样选择和决定最需要的东西？有一个中尉奉命强制迁移一户人家（这家里有个七十五岁的老奶奶，母亲五十岁，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和一个二十岁的儿子）。他向这家人建议说：“一定要把缝纫机带上！”谁能想到：后来这一家人就靠了这台缝纫机才得以活命声
不过，这种快速强制迁移的办法有时也对受害者有利：它像是一阵旋风，过后就不见了。最好的笤帚也会漏掉一些东西的。有的妇女恰巧那几夜没在家里住，旋风过后又回到本村来了。她便到财务局去请求打开家门上的封条，财务局也居然就给她打开了：随你去住吧，再发布命令时再说！
运牲口的列车车厢并不大，运马时定额是八匹马，运士兵时定员三十二人，运囚犯要装四十八，而运塔林地方的特种移民时则装五十人。仓促间没有对车厢进行必要的改装，人们请求在车厢的底板上打个洞，以备大小便用，但这也没有及时批下来。只放一个普通水桶当马桶。它很快就满了，溢出来弄脏人们的随身行李。从上车的最初一分钟起，这些双足哺乳动物就被迫忘掉男人与女人的区别。最初一天半，他们被锁在车厢里，没有水喝，没有饭吃，婴儿饿死了。（这一切我们早已在本书中看到过，在两章之前，对吗？二十年之前如此……此时仍然如此……）火车在尤列密斯特车站上停了很久，车厢外面不断有人奔跑，敲打着车厢板呼叫姓名，妄想给车里的熟人送点吃的或其他物品。但是，这些人马上就被驱散了。锁在车里的人却在挨饿。等待着这些衣着单薄的人们的是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
中途才开始分发面包。在几个车站上给了菜汤喝。所有列车都是开往远方的：新西伯利亚州，伊尔库茨克州，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只是巴拉宾斯克一处就运来五十二个车厢的爱沙尼亚人。用了十四昼夜才到达阿钦斯克。
是什么东西在这绝望的路途中支持这些人活下来的？那不是信仰，而是仇恨所带来的希望：“这些家伙快完蛋了！今年就会发生战争。秋天我们就能返回故乡。”
无论在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任何一个过着和平生活的人，对于关在铁笼子里的这些人的这种想法都不可能同情，不可能理解，也许还不能原谅。前面我已提到，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0年也曾这样相信过，盼望过。那些年代这个制度之不公正、二十五年刑期以及重返古拉格群岛的命运已经使忍耐达到最高点，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爆炸性的、武装警卫也无能为力的最高点。（一般地说，如果一个制度是不讲道德的，那么它属下的臣民也就可以对它不承担任何义务了。）需要把人们的生活糟踏到什么程度才会使牢房、囚车和运牛车里的千百万人把绝灭性的原子战争看成是唯一出路而祈祷它发生啊？！……
但是，没有人哭。谁也没有哭。仇恨能够烧干人的眼泪。
爱沙尼亚人在路上也考虑另外一件事：西伯利亚人将怎样迎接他们？一九四0年时期西伯利亚人对放逐来的波罗的海沿岸人是进行掠夺的——勒索他们，一件皮大农只换给半水桶土豆。（当时我国的衣着褴褛的人们确实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来的人看成资产阶级分子了……）
这一次，一九四九年，事先对西伯利亚人进行了宣传：运来的都是些坏透了的富农分子！但是，从火车上下来的“富农”却个个衣衫破旧，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身体检查时俄罗斯护士们意外地发现这些妇女都很干瘪瘦弱，她们抱的小孩连一块干净尿布都没有。爱沙尼亚人被分配到人烟稀少的集体农庄去、一当地的西伯利亚农庄妇女背着领导给这些特种移民送来她们仅有的东西：半公升牛奶、一块菜饼或者一块黑面饼。
这时候，爱沙尼亚的妇女们才流下了眼泪。
但是，当地除了农妇之外，当然，还有共青团的积极分子。他们却真相信运来的都是法西斯余孽，而且这些坏蛋还不愿意劳动，不愿意为把他们从资产阶级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出点力气，真是忘恩负义！（“应该把你们统统淹死！”团员积极分子对放逐者这样喊叫。）团员积极分子也就成了这些人的看守，监督他们劳动。积极分子早已预先接到命令：一听见枪响就立即组织对这些人的围捕。
在阿钦斯克车站上发生过一次有趣的“差错”。比利留斯地区的领导为了给本区楚雷姆河沿岸几个农在增加人力，贿赂了押解人员，买了十车皮特种移民，共五百人，并且迅速地把这些人转运到了距阿钦斯克一百五十公里外的楚雷姆地区。可是，按计划这些人是要运到哈卡斯自治州的萨拉林斯克矿务局的。矿务局在等待补充人员，可人已经被卸在集体农庄里了。这些农庄前一年每个劳动日的收入平均只有二百克粮食。入春以来这里的粮食、土豆全巴吃光，各村一片俄牛的叫声，奶牛像野牛一样冲向半腐烂的干草。因此，农庄只能给新来的人每人预支一公斤面粉作为一星期的粮食。这并不是对放逐者的歧视和克扣，这点预支已经十分合理了，它几乎等于未来一周的全部工资！刚离开故乡的爱沙尼亚人不禁大吃一惊……（不错，农庄附近的波利诺耶村里就有几座大粮仓，仓里的存粮年年增加，一直没有安排外运。但这批粮食已属于国家，不是农庄财产。周围的农民在饿死，却不肯从那粮仓里拿点粮食分给大家吃，因为那是国家的、农庄主席巴什科夫自作主张从仓库里给那些尚未饿死的社员每个人分了五公斤粮，他为此被判处劳改。粮食属于国家，缺粮只是这个集体农庄的事嘛！所以此事也不必在本书议论了。）
强制迁移来的爱沙尼亚人在楚雷姆农庄里挣扎了大约三个月，怀着迷惘不解的心情学习掌握一条新的生活规律：要么去偷，要么饿死！他们以为会永久呆在这里了。突然，一道命令，又把他们全部召集起来赶到哈卡斯的萨拉林斯克区去（矿务局的主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补充人员）。哈卡斯本地人很少，各村几乎全是流放来的人，每村都有个警卫部。到处是金矿，到处在钻探，矽肺在蔓延。（这一广大地区与其叫哈卡斯自治州或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莫如叫哈卡斯金矿局或叶尼塞工程局更贴切；这些地方与其说受边区苏维埃和党区委的领导，毋宁说受内务部部队将军管辖。区委书记们也得听命于区警备司令。）
但是，送到金矿场的人还不算是最悲惨的。真正悲惨的是那些被强行编入“淘金劳动合作组”的人。淘金工人！听起来多么诱人！像是在闪着金光、散发着金粉。但是，当今世界的任何概念一到我国就都十分容易地被歪曲了。当局知道这些特种移民不敢反抗，所以就把他们赶进这种“合作组”，让他们去开采那些政府由于无利可图而放弃的矿场。那里已经没有安全设备，经常像下雨似地流着水，劳动艰苦，挣钱很少。只因为国家舍不得放弃这一点点金子，才叫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去把它舔干净的。“劳动合作组”属矿务局“淘金科”领导。矿务局只知道下达计划指标，要求完成计划，根本不想想自己还负有其他责任。这些“合作组”的人确有“自由”，但那不是不受国家约束的自由，而是不受国法保障的自由：他们没有带工资的休假日，星期目也不一定休息（像囚犯一样），也许会宣布一个“斯达汉诺夫运动月”，那就一个星期日也没有了。从国家得到的恩惠是：不出工就被判刑。人民法院每两月派来一次巡回法庭，每次都判处许多人百分之二十五的强制劳动。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这些“淘金工人”每月可以挣到三四个“金卢布”（相当于斯大林时期的一百五十到二百卢布，仅为最低生活费的四分之一）。
在柯皮耶沃附近的采金场劳动的流放者不领现金工资，而领内部流通券。可不是嘛，要全苏联通用的纸币有什么用？反正这些人不能到别处去，在矿场的小卖部凭内部流通券就可以买到（滞销的）东西嘛！
本书已对囚犯和农奴作过详尽比较。可以回想一下，俄国历史上处境最坏的并不是农奴，而是隶属于工厂的工人。这些只能在矿场小卖部使用的内部流通券令人联想到沙皇时代阿尔泰地区的砂金矿和工厂。十八、十九世纪那里的人们常常故意犯罪，以便脱离所隶属的矿场而去服苦役，可以生活得比较轻松些。直到十九世纪末期阿尔泰地区采金矿的“工人们还没有权利拒绝星期天劳动”！拒绝就会被罚款（和强迫劳动比较一下看！），厂矿办的小卖部专卖劣质商品，抬高价格，克扣分量。“是这些小铺子，而不是那经营不善的金矿，构成金矿主的主要收入来源。”（谢苗诺夫-天山斯基，《俄国》，第十六卷。）这里的“金矿主”一词今天完全可以读作“金矿托拉斯”。
怎么搞的？古拉格群岛上的一切怎么这样千篇一律，毫无特色？……
一九五二年的一天，身材弱小的妇女赫·斯没去上工。因为天气太冷而她又没有毡靴。为此，木材加工合作社的领导却派她在没有毡靴的情况下去当三个月的伐木工！还是这位妇女，她在怀孕期间请求派一点轻劳动，不要再叫她去搬运木材。给她的答复是：“你不愿意干可以辞职！”蹩脚医生又把她的产期算错一个月，到了临产前两三天才让她休息。在那里，在内务部统治一切的泰加森林，同谁去讲理呢？
但这还不等于生活已真正绝望。那些被送到集体农庄的特种移民才是真正尝到了生活绝望的滋味。现在有些人争论说（倒也并非奇谈怪论）：“一般地说，集体农庄总比劳改营好过些吧？”我们则要反问一句：“如果把劳改营和集体农庄结合起来，那也好过吗？”其实，特种移民的处境正是这二者的结合。表现农庄特点的是，他们在这里不领固定口粮，只在播种时期能领七百克面包，麦子是发了霉的，烤出的面包是土黄色的，吃起来牙碜（大概是不久前清扫仓底的麦子）。表现劳改营特点的是，这里也可以把人关进羁押室：生产队长向管理处告状，管理处给警备队一个电话，就把人关起来。至于这些人领到的工资，真是可怜得很：玛丽亚·苏姆贝格在农庄劳动的头一年平均每个劳动日可分得二十克粮食（一只小鸟在路边啄食的粮食也比这多！）和十五个斯大林时期的戈比（折合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个半戈比）。她用全年收入买了……一个小铝盆。
那么，这些人靠什么活命呢？靠波罗的海沿岸寄来的邮包。因为毕竟没有把整个民族都强制迁移来。
那么谁给加尔梅克人寄邮包呢？谁给从克里米亚赶来的鞑靼人寄呢？
请您到这些人的坟上去问问他们自己吧！
不知道是根据他们的故乡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长会议的同一项决议，还是根据西伯利亚的原则性，总之，在一九五三年，“我们的慈父”去世之前，对波罗的海沿岸来的特种移民还有一条特别规定；除了使用十字镐、铁锹和锯的重体力劳动之外，不许安排他们作任何其他工作！“你们必须在这里学会做人！”如果用人单位把谁的工作安排得稍高了一点，警备队便会出面干涉，并且亲自把那个人拉下来当一般工人。矿务局的疗养院旁边有个果园，连果园的地都不允许特种移民去翻耕，否则就会是“对在那里休养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侮辱”。警备队长甚至不准玛丽亚·苏姆贝格担任饲养牛犊的工作：“把你强制迁移到这里不是让你来休养的！割草去！”农庄主席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她留下来。（她为农庄救活了好几头患波状热的牛犊。她很喜欢西伯利亚的牲口，觉得出爱沙尼亚的牲口更驯良，而这里的从未受过抚爱的奶牛则亲热地舔她的手。）
有一次（在楚雷姆河）需要紧急往驳船上装粮食。于是就让特种移民连续劳动三十六小时，不给任何报酬和鼓励。在这一昼夜半的时间里只有两次给二十分钟吃饭的时间和一次三小时的休息。“你们不干，就把你们赶到北边更远的地方去！”一个老工人被麻袋压倒了，共青团员监工用脚踢他起来。
每星期要到警备队报到一次。距离队有好几公里远？老太太八十岁了？那就弄匹马把她驮来吧！每次报到时都要警告每个人：要逃跑就判你二十年苦役！
行动特派员的办公室就在附近。有时也会把你叫去问得。也许用较好的工作诱惑你，也许就威胁——把你的独生女儿单独流放到北极圈以北去！
他们什么事情作不出呢？……他们的手什么时候在什么事情上受过良心的制止呢？……
他们会给你派任务：监视某人，或者收集可以把某人关进监狱的材料。
警备队的任何一个中立一走进特种移民的家门，移民全家，包括老年妇女，都必须立即起立，未经允许不得坐下。
这么看来，读者会不会认为这些特种移民都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
不，那可不是，不是！他们享有完全的公民权！也并没有收回他们的身份证。他们完全有权参加普遍、平等、秘密、直接的选举。每逢这崇高而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们有权勾掉选票上除自己要选的人之外的几个候选人名字，他们享有这一神圣权利。也并不禁止他们签名购买公债，（可以回想一下共产党员季亚科夫在劳改营中的苦恼！）自由的集体农庄庄员们骂骂咧咧地勉强签名购买五十卢布公债，而爱沙尼亚人则被勒索到四百卢布；“你们都有钱啊！谁不签名买公债，我们今后就不替他收转邮包！还要把他流放到更北的地方去！”
而且，真会流放去的，为什么不流放呢？……
啊，真烦死人！老是这些同样的事：可真是的，我们开始写这第六部的时候原是打算要讲某些新东西的呀！不是要讲劳改营，而是要讲流放。而且这一章我们也是要讲点新东西的呀：不是讲行政流放，而是讲特种移民。
可是，讲来讲会，结果还是讲了些同样的事。
现在还需要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许多别处的、另一类型的流放地区见？另外一些地方的？另外一些年代的？另外一些民族的？需要吗？
那么谈哪些呢？……
不同民族的移民村互相交错着，人们可以隔村遥遥相望。但是，不同的民族仍然表现出了各自的特点、生活方式、兴趣和倾向。
所有被强制迁移的民族中，日耳曼人表现了突出的勤劳。他们比谁都更彻底地抛弃了过去的故乡生活。（其实，他们在伏尔加河或马内奇河沿岸的故乡算个什么吗？）像当年在沙皇叶卡捷琳娜赏赐的肥沃多产的份地上劳动一样，他们今天要在斯大林赐予的这严峻的、贫瘠不毛的土地上扎根。他们全力以赴开发这流放区，把它看作自己最后居住的地方。他们安排生活时毫不指望第一次大赦，也没指望沙皇的恩典，而是一开始就作了永久打算。一九四一年流放来的时候，日耳曼人名副其实一无所有，但是这些勤奋而不知疲倦的人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们在流放地同样开始了讲求方式方法的合理劳动。地球上有哪个荒原是日耳曼人所不能变成繁荣兴旺地区的呢？难怪俄国人从前有句老话：“日耳曼人就像柳树，随便插在哪里，就在哪里把根扎住。”不论是矿山、农业机械站，还是国营农场，领导者都对日耳曼人赞不绝口，他们再找不到更好的工人了。到五十年代初期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强制迁移者中间，甚至同当地居民相比，已经成为最殷实的人家了。他们的住宅最宽敞洁净，他们养的猪最肥，奶牛产奶最多。他们的女孩子都是最受人爱慕的，这不仅因为她们父母富有，而且因为在劳改营地区横遭败坏的习俗中她们都守身如玉，品行端庄。
希腊人也十分热情地投入了新的劳动。不错，他们并未放弃有朝一口迁回库班去的幻想，但在流放地也没有吝惜自己的汗水。他们的住宅不像日耳曼人那么宽绰，但在种菜和养牛方面迅速赶上了后者。哈萨克斯坦集市上希腊人卖的奶渣、黄油、蔬菜都是上等的。
朝鲜人在哈萨克斯坦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当然，他们迁来的时间也早。到五十年代初期他们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解放：不必按期到警备队去报到，可以自由地从这个州去另一个州，只是不能越出哈萨克共和国的范围。他们的成就不在住房和小院方面（在这些方面他们的生活无才说是不很舒适的，甚至是原始的，后来的年轻人才开始转向欧洲生活方式）。朝鲜人善于学习，他们很快就填满了哈萨克斯坦的各所学校（从战争年代开始就不在这方面歧视他们了），他们已成为哈萨克共和国知识阶层的中坚。
其他民族则各自隐瞒着退回故土的幻想，在生活上和思想上各有不同的发展。但总的说来都已屈服于这个制度，并未给大权在握的警备队制造多少麻烦。
加尔梅克人没有站住脚，渐渐地在悲伤中死绝了。（我没有看到他们。）
但是，有一个民族却丝毫未受到奴性心理的影响，况且不是个别人，不是几个反叛分子，而是整个民族都没有驯服。这就是车臣人。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车臣人是怎样对待从劳改营逃跑出来的囚犯的。看到了整个杰兹卡兹甘的流放居民中只有车臣人曾勇敢地企图支持肯吉尔营的起义。
但是，依我看，在所有特种移民中，唯有车臣人在心理上表明了自己是囚犯。自从人们背信弃义地把他们赶出故乡那一天起，他们就对一切都再也不相信了。他们盖起一些叫“萨克利亚”的平顶小房，低矮、黑暗、破破烂烂，像是一脚就可以踢倒似的。他们的“家当”也如此；只考虑当天、当月、当年，什么都不积蓄，不贮备，没有任何长远打算。他们只知道吃、喝。年轻人稍微讲究一点衣着。一年年过去了，他们还是和刚迁来时同样一无所有。任何一个车臣人都没有在任何地方企图向领导讨好过，他们在领导面前总是骄傲的，甚至是公开抱有敌意的。他们鄙视普及教育的法律和国家学校所教的知识，更不让女孩子去上学，怕在那里被败坏。男孩子也不是全上学的。他们不让妇女到集体农庄去干活，自己也不愿意在农庄土地上出力。他们大多数人设法当汽车司机：保养机器不丢脸，况且他们那种高级骑手的性格和爱好也可以在汽车的奔驰中得到某种满足。当司机还可以满足他们偷窃的愿望。不过，他们也采取直接行动满足这最后一种愿望。是车臣人把“被偷了”“被偷光了”这类概念带给了和平的、朴实的、沉睡的哈萨克斯坦的。他们会把成群的家畜赶走，把全家的东西渝光，有时则干脆强抢。当地居民和那些轻易在领导面前屈服的特种移民们，在车臣人眼里是和领导人属于同一类的。车臣人只尊重敢于反抗的人。
说也奇怪，大家都惧怕车臣人。谁也不能妨碍他们这样生活。甚至控制这个国家已经三十年之久的苏维埃政权也奈何不了他们，无法强迫他们尊重苏维埃国家的法律。
怎么会这样？这里有一个故事也许能说明其原因所在。我在科克切列克中学任教的时候，九年级有个叫阿布杜尔·胡达耶夫的车臣男孩子。他毫不给人好感，他也不企图给人好感，好像怕自己堕落到使人高兴的样子似的。他总是有意地表现得冷漠、十分骄傲和残酷。但谁也不能不承认他头脑清晰、思路有条理。上数学和物理课时他从来不停留在同班同学的水平上，总是深入思考，不断探讨真理，提出一些很深刻的问题来。他也和其他特种移民孩子一样，在学校免不了要承担一些所谓“社会工作”——最初是少先队组织找他，然后是共青团和学生会：办墙报、交流学习经验、座谈会。总之，他要付出车臣人十分不愿付出的精神学费。
阿布杜尔和老母亲一起生活。家族中只剩下一个哥哥，其他人全没有活下来。阿布杜尔的哥哥是个到处闯荡的刑事犯，已经不止一次为偷窃和杀人蹲过劳改营，但他几次都赶上大赦或折算刑期而被提前释放出来。有一次，阿布杜尔的哥哥来到科克切列克，接连两天饮酒作乐，饮酒时和一个当地的车臣人口角起来，那人逃走，他报出刀子就追。恰巧路上有个不相干的车臣老太太看见了。她想劝阻他，张开两臂挡住了他的去路。如果他遵守车臣人的规矩，他这时就该在老妇人面前放下刀，不再去追。但与其说他是个车臣人，不如说已经是个十足的强盗了——只见他手起刀落，砍死了老妇人。这时他那醉醋酸的头脑才忽然想到：按车臣人的规矩他将会有何下场。于是他立即跑到民警机关去自首了。民警机关当然是很高兴地把他关进了监狱。
他倒是躲到监狱去了。但他还有母亲、弟弟、和另一个同宗的车臣人老头胡达耶夫，论辈数该是阿布杜尔的叔父。杀人的事很快传遍了科克切列克的车臣人居住区。这时胡达耶夫家族剩下来的这三个人立即聚集到阿布杜尔家里，准备了一些食物和水，把门窗全部订死，像躲进堡垒一样躲藏起来。按习俗，被害的老妇人那一家族的车臣人必须杀死胡达耶夫家族中的一个人以报仇；胡达耶夫家族中的人鲜血不流，受害者家族中的人就没有资格在世上作人。
阿布杜尔·胡达耶夫一家被团团围住了。阿布杜尔当然不能上学去。全校、全市都知道了这件事。都知道我们学校有个高年级学生，共青团员，优秀生阿布杜尔现在每一分钟都有被刀捅死的危险；也许就是现在，当同学们听到铃声在教室就座的时候，或许就在文学课老师讲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时候，明晃晃的刀子正捅进他的胸膛。大家都知道这件事，都惦念着他，课间休息时都在谈论他，但是，最后，大家都低着头往下看。不论是学校的党组织，共青团，还是教务处长、校长、区教育局，谁都没有去拯救阿布杜尔·胡达耶夫，甚至谁都没敢走近像惊扰的蜂房般乱哄哄的车臣人居住区里的胡达耶夫家。是啊，假如仅仅是这些人没有去，那还情有可原！问题是：从前在我们眼里一直显得那么威严可怖的党的区委会、区苏维埃执委会、同警备司令部和民警机关一起隐藏在土墙里边的内务部派出机关等等，也都在血的复仇者的急促的呼吸面前望而却步了。原来，古老的、野蛮人的法律刚刚呼出了一口气，一切苏维埃政权就在这科克切列克荡然无存了。看来。这个政权的手也并没有从州中心江布尔市伸出多远，因为整整三天中既没有看见从江布尔市有一架飞机载着军队来，也没有接到任何态度坚定的指示；只是下令以现有力量加强监狱的警卫工作。
这样，车臣人和我们所有的人便都看清楚了。在这个地球上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什么是幻影？
还是车臣族的几位老人表现出了真正的明智！他们到内务部机关去了一次，请求把胡达耶夫家的大儿子交给他们惩处。内务部机关小心地婉言拒绝了。老头们第二次到内务部机关去，请求举行公审并当场处决胡达耶夫的大儿子。如能作到这一点，他们答应给胡达耶夫一家解围；不对他家的其他人进行血的复仇。不可能想出比这更合情合理的妥协方案了。但是，公审？这怎么行？！事先答应当众处决？这怎么行？！胡达耶夫又不是政治犯，他是一个盗贼，他是社会亲近分子呀！对触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的权利可以践踏，但不能践踏一个多次杀人犯的权利！请示了州领导，上面果然拒绝了。“那么，一小时之后胡达耶夫的弟弟就会被杀死！”车臣族的老人们解释说。对此，内务部的官员们只是耸耸肩膀：这与我们没有关系！是啊，还没有犯下的罪行，他们是不能去审理的！
不过，二十世纪的气息总算起到了一点作用。但不是对内务部人员，而是对那些已变得冷酷无情的车臣族老人起了作用。他们还是没有命令复仇者下手！他们往阿拉木图发了一封紧急电报。又有几位在整个民族中最受尊重的老年人从阿拉木图匆匆赶来了。召开了元老会议。对胡达耶夫的大儿子进行了诅咒并且宣判了他的死刑，决定：不论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只要他遇到车臣人的刀子，那把刀就应该把他处死。然后，把胡达耶夫家族的三个人叫出来，对他们宣布说：“你们可以随便走动，没有人会触动你们了。”
于是，阿布杜尔拿起书本上学来了。学校的党组织委员和团组织委员带着伪善的微笑欢迎他。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和课堂上，人们继续向他歌颂共产主义觉悟，似乎那令人难堪的事件根本没有发生过。阿布杜尔那消瘦的、变黑了的脸上毫无表情。他又一次深深地懂得了世界上什么是最强的力量：那就是血族复仇。
我们欧洲人只知道在书本上读，在学校里讲一些崇高的话语，以表明自己蔑视这条野蛮的法律，蔑视这毫无意义的残酷屠杀。但是，看来这类屠杀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不会使这些山地民族根绝，反而会使这些民族坚强。并不需要很多人为这条血的复仇的法律而牺牲，但这条法律却可以对周围的一切人产生威慑力量！记住这条法律的山地民族中会有哪一个人敢于随随便便地侮辱另一个人呢，就像我们常常由于酒醉，由于道德败坏，或者简直就是为了好玩而随便彼此互相侮辱那样？还有哪一个非车臣人敢于同车臣人纠缠，敢于说他是盗贼，说他粗野，或者敢于指摘他买东西不排队就往前钻呢？要知道，对你这些话的回答可能不是一句话，不是一句骂，而是拥向你肋下的一把刀子！就算你自己也拿出刀来（可是你身边不会带着刀子，文明人嘛！），你也不会还他一刀：否则你的全家就可能死于刀下！车臣人在哈萨克斯坦的大地上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路，他们傲视一切，不论是“国家的主人”还是非主人，都得恭恭敬敬地给他们让开路。血的复仇发出的光芒形成一个恐怖“场”，它也就用这种“场”力维护并加强着这个小小的山地民族。
“要使别人骇怕，就要狠打自己人！”山民的祖先在那久远的古代不可能想出比这更好的约束人的规范了。
可是，社会主义国家难道向他们提出了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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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刑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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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的监狱和劳改营生活期间，我没有听到任何曾被流放的人讲过一句流放地的好话。但是，关于流放生活的幻想却早在最初关进侦查监狱和递解监狱的时候就产生了。那时，牢房的六面石壁紧紧地挤压着你，使你透不过气，只有关于流放的幻想静悄悄地闪着颤抖的微光，它像海市蜃楼，使得阴暗潮湿的床板上的囚犯那消瘦的胸膛不禁阵阵起伏：
“啊，流放！如果能判流放就好了！”
我自已不仅没有摆脱这种通常的想法，而且，可以说，我的流放幻想还特别强烈。在新耶路撒冷的粘土采掘场时，我一听到邻村的鸡叫就幻想流放。我从卡卢加关卡的屋顶望着属于别人的。庞大的首都，内心也曾祷告：让我远远地离开这里，把我流放到远处去吧！我甚至天真地向最高苏维埃提出过申请，请求把我的八年劳改改为终身流放，哪怕去最遥远偏僻的地方也行，大象“对此的回答是根本不理睬。（我当时绝没有想到终身流放早已注定，不过它不是把劳改改为流放，而是在劳改之后流放。）
一九五二年，埃克巴斯图兹关押着三千人的“俄罗斯人”劳改点“释放”了十个人。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被领出劳改营大门！——这在当时是十分不可理解的现象。埃克巴斯图兹营建立三年来还没有释放过一个人呢。何况这些人中间谁的刑期也没有满。这么说，是那些在战争初期判刑十年而幸存下来的少数军人得以释放了。
我们急切地盼望着他们从狱外来信。有几个人间接或直接写信来了。我们得知：他们离开劳改营后几乎全被流放了，虽然原判决书上根本没有提流放。但是谁也没有对此感到奇怪！监狱当局和我们都很清楚：问题并不在于法律条文，不在于判处的刑期，不在于写在纸上的手续。问题的实质是：政权是强者，它有权对我们这些一旦被划为“敌人”的人践踏、镇压、扼杀、直至我们死亡。不论是政权当局还是我们，都觉得只有这才是唯一正常的秩序，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安于这样了。
斯大林时期的最后几年，人们担心的不是流放者的命运，而是那些虚假的获释者的命运，是那些表面上住在劳改营外、没有警卫看守、已经离开内务部的灰色羽翼保护的人的命运。不知为什么，政权当局认为流放是一种补充惩罚手段，其实，流放不过是囚犯久已习惯的那种不负责任的生存的继续，是他赖以继续顽强地活下去的宿命论基础。流放可以使我们免除自己选择居住地点之苦，免于苦思冥想和再犯错误。流放你去的地方就是对你最适当、最好的地方。整个苏联国土上只有在这唯一的地方人们才不会责怪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只有在这里我们才有无可争议的最后权利占有三平方俄尺的土地睡觉。而像我这样从劳改营出来后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亲人等待的孤独者，似乎也只有在流放地才可能遇到自己的贴心人。
在我们国家，逮捕时是刻不容缓的，但释放时就决不会着急了。如果某个不幸的希腊民主主义者或土耳其社会党人在监狱里比规定时间多关了一天，那么恐怕全世界的报纸都要为此喊叫起来吧。而我感到十分高兴的却是：服满刑期之后只在劳改营里多留了几天就把我……释放了吗？不，把我押解上了流放的旅程。然后，又押解了一个月，这已经不是刑期，而是我自己的自由时间了。
虽然是在武装士兵押解下离开劳改营，我们还是遵守监狱里的最后的迷信信条：无论如何绝不能回头望一眼这最后的监狱，（据说回头一望，你将来就还得回到这里！）并且要正确地处理自己在监狱里使用过的小饭勺。（但是，怎样才算正确？有人说，应该带走它，否则就得再回来取；也有人说，应该把它扔给监狱，否则监狱就会追着你要。我用的小勺是我亲自在铸造车间铸的，所以我把它带走了。）
又一次经过巴夫洛达、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的递解站。虽然我们已算是刑满释放的人，但还是要对我们搜身，没收不许带的东西，赶进狭窄拥挤的牢房，塞进黑乌鸦囚车或“泽克”车厢，和刑事犯关在一起。警卫部队的军犬照样向我们狂吠，冲锋枪手照样喊叫；“不许回头！”
不过，在鄂木斯克递解监狱我们遇到一位好心的看守。他在吩咐别的事情时顺便向我们五个从埃克巴斯图兹营来的人问道：“是什么神保佑了你们？”“怎么回事？要把我们往哪儿送？”我们几个人立即兴奋起来。我们明白：去的地方可能不错。“往南方呗！”看守见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有些奇怪。
确实如此。从新西伯利亚把我们送往南方了。火车朝着温暖地带开会！那里有大米、葡萄、苹果。怎么回事？难道贝利亚同忐没能在偌大一个苏联结我们找到块更坏的地方？难道真的会有这种流放？（我已经在暗自盘算将来写一组关于流放的诗，题为《美好的流放之歌》。）
在江布尔市火车站上把我们从“泽克’”车厢卸下来，看管仍然十分严厉。上卡车时仍是通过警卫士兵形成的一条走廊，还是叫我们直接坐在车斗里，仿佛已经服满刑期后我们还会企图逃跑似的。夜深了，一弯新月以它微弱的光辉照着卡车走过的黑暗林荫路，这是一条真正的杨树林荫路！这就算流放！我们不是到了克里米亚吧？刚刚二月底，我们那里的额尔齐斯河还被坚冰封着，可这里已是春风拂面了。
把我们送到监狱。监狱接收时没有搜身，没让进浴室。可诅咒的四壁也不显得那么阴森了I我们拿着自己的口袋、提包等进入牢房。早晨，管钥匙的打开牢门，无精打采地说：“出来！把各自的东西全拿上！”
魔爪逐渐松开了……
红色的、春天的早晨在院子里迎接了我们。朝霞温暖着狱墙。大院当中停着一辆卡车等待我们，车上已有两个犯人，他们和我们并成一批。应该深深地吸几口气，向四周看看，享受一下这不可多得的美景！但是，怎么能错过这结识新交的机会呢？两个新犯人中有个年纪很大的人，瘦瘦的脸，一头白发，一对不住流泪的灰色眼睛。他直挺挺地坐在自己那堆揉乱的衣物上，严肃认真，象个接见外国使节的沙皇。乍一看，他像是聋子或外国人，不大可能同我们找到共同语言。我刚一跨进车斗，就决定同他搭话。于是他用漂亮的俄语作了自我介绍，声音坚定而有力：
“我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瓦西里耶夫。”
一瞬间，我们之间进发出一个会心的火花！是不是朋友，内心往往会立即感觉到。这个人是朋友。在监狱里。想了解人就要分秒必争。谁知道下一分钟会不会使你们分手？可我们现在不是在监狱呀！也一样！……于是，我战胜汽车马达的闹声，尽量地“采访”他，因而没有注意到卡车什么时候离开监狱的水泥地驶上了大街的石路，忘了不能回头看最后的监狱的戒律。（有多少个“最后的”监狱啊！？）竟也没有张望一眼我们短暂的自由旅程。卡车很快开进了内务部州分局的宽敞的后院。又向我们发出了禁令：不许离开这里到大街上去！
看模样，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足有九十岁，他的眼睛已经昏然无光，胜十分消瘦，头发完全白了。其实他是七十三岁。原来他就是俄国工程界早期的一位杰出水利工程大师和水文地理学家！这位瓦西里耶夫曾是“俄国工程师协会”的著名重要成员。（“俄国工程师协会”是怎么回事？我第一次听说它。这是俄国工程技术界一个阵容强大的社会团体。可是到了苏维埃时期，这一切就全都被消灭了。）瓦西里耶夫直到现在还坚定地以这段经历为荣，他得意地回忆道：“我们当时就是不肯看风使舵，就是不承认干手杖上能长出甜美的枣子来。”
当然，他们的协会为此被解散了。
我们被送到一个叫谢米列奇耶的地方。这个广大地区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遍布了瓦西里耶夫的足迹和他的马蹄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瓦西里耶夫就完成了楚伊谷地引水工程，纳里扬河水电站工程和通过楚伊里山的隧道工程的技术计算工作。战前他就已经自己着手实现这一宏伟计划了。他在一九一二年从国外购进六台“电力挖掘机”，在这里展开了工作。（这六台机器都经过了革命的洗礼，并且在三十年代在奇尔奇克工程工地上被当作苏联挖掘机械的新产品而使用。）现在，这位瓦西里耶夫由于“破坏活动”坐过十五年监狱，又在上乌拉尔斯克的政治隔离营度过最近三年之后，请求给他恩典——允许他在这里，在谢米列奇耶，度过他的流放期，直至死亡，因为他一生的事业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假如不是贝利亚本人记得二十年代有过一个叫瓦西里耶夫的工程师曾经计划过合理分配外高加索几个共和国的水利资源的话，肯定连这一点恩典也不会给他的。）
所以，瓦西里耶夫今天在卡车里坐在自己行李袋上时的神情才会像斯芬克斯那样深沉而令人难以理解。今天不仅是他获得自由的第一天，也是他回到自己青春时代、回到激励感召过他的土地上来的第一天。不，人生并不是那么短促的，如果你能在生活的道路上立下几块里程碑的话！
不久前，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女儿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上张贴着《劳动报》的报栏前停了下来。勇敢的记者不惜笔墨（这笔墨是有很高报酬的）绘影绘声地描写了他的楚伊谷地之行，他指出：布尔什维克建设者们修建的引水工程使这个地区焕发了青春。他描述了纳里扬河阶梯式水电站工程的宏伟、水利工程技术的长足发展、农庄庄员今天的幸福生活。最后，（不知谁向他提供的材料？）’他突然用这样几句话结束了全篇文章：“但是，如今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改造大自然的工程都是实现了一位天才的俄国工程师瓦西里耶夫当年的设想。可惜这位工程师在官僚统治的俄国没有得到承认。更遗憾的是这位满怀豪情的青年工程师未能活到他的美好愿望胜利实现的今天！”这宝贵的几行字在瓦西里耶夫女儿眼里变得模糊不清、连成了一片。她从报栏里扯下报纸，把它贴在自己的胸前，在民警的警笛声中匆匆走开了。
当年那位“满怀豪情的青年工程师”并没有死，他这时正蹲在上乌拉尔斯克政治隔离营的阴暗潮湿的牢房里。风湿病（或是别的什么骨科疾病）损害了这位老人的脊椎，使他直不起腰来。幸运的是，当时牢房里不只他一个人，还有个瑞典囚犯。那个瑞典难友用按摩法治好了他的腰脊病。
苏联监狱里很少有瑞典人。记得我住的牢房里也住过“个瑞典人，叫阿尔维德……
“是阿尔维德·安德逊吗？”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立即高兴地问道。（他的讲话和动作都很敏捷。）
真巧！原来替他治好腰痛的正是这个阿尔维德！啊，人生的路多么狭窄，多么狭窄啊！这又引起了我们对群岛的回忆。三年前阿尔维德原来是从那里被送到上乌拉尔斯克的政治隔离营去的。看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亿万富翁的父亲似乎并没有出面保护这位可爱的先生。
这时候我们开始单个地被传到州警备司令部去问话（它就设在州国家保安部机关的院子里）。那里有一名上校、一名少校和许多尉官，他们管理着整个江布尔州的全部流放者。上校当然不会亲自问我们话，少校也只是像浏览报纸标题似的看看我们的面孔。给我们办手续的是些尉官，他们都会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
劳改营的经验一再提醒我：留神！这短短的几分钟可要决定你的命运！机不可失！应该要求、坚持、抗议！要聚精会神地应付，要随机应变。快点把理由想好，说明你为什么应该留在州中心或者应该到最近的、最好的地方去。（这样要求的理由是存在的，只是我当时还不知道：由于在劳改营医务所动的手术不彻底，这时我的肿瘤已经转移一年多了。）
不，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了……我已经不是服刑初期的我。似乎有某种最高雅的、清静悠闲的心情降临到我身上，我自己也乐于处于这种状态。我高兴的不是有机会运用在劳改营学到的取巧经验，我现在不屑于想出一个摇尾乞怜的借口。人是不可能知道自己将来会怎样的。你处在最好的地方也可能遭到最大的灾祸，而在最坏的地方说不定会有最大的幸福找到你头上来。而且我这时正在关心地询问老工程师瓦西里耶夫的经历，根本没有来得及打听哪个州哪个区最好，哪里不好。
弗·亚·瓦西里耶夫的档案里大概有句什么起保护作用的批示，所以军官们允许他自己步行到市内去，亲自到州水利建设局询问一下可否在那里找到工作。而对我们这些人，则一概指定必须去科克切列克区。这是本州北部沙漠地带的一角，接近哈萨克斯坦中部的寸草不生的别特巴克达尔沙漠的边缘。哼，去找你的葡萄园吧！……
军官们把每个人的姓名规规矩矩地填入粗糙的褐色纸张印制的表格，填上日期，递到我们面前——签字吧！
我不是在什么地方遇到过类似的场面吗？对，那是向我宣布特别庭判决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如此：我的全部任务就是拿起钢笔签个名字。差别只是：那时候的纸张是莫斯科生产的很光滑的纸。钢笔和墨水则同样都很糟糕。
那么，“今天”对我“宣布”的又是什么呢？是宣布：我，某某人，自即日起永远地流放到某某地区，置于国家保安部的地区部门的公开监督之下；如果擅自离开本区范围，则根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交付审判，可判处二十年苦役刑。
是啊，有什么说的，完全“合法”嘛！丝毫不奇怪。我们都心甘情愿地签了字。
几年之后，我得到了一本《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刑法典》。我十分满意地看到它的第三十五条是：判处流放的期限为三年至十年；而作为监禁刑的附加刑时，流放期不得超过五年。（这曾是苏联法律工作者的骄傲：他们从一九二二年的刑法典开始就已经在苏联的立法中取消了无限期褫夺公权以及一般的无限期镇压措施，只有最可怕的一项例外，即无限期地驱逐出苏联国境。而且据说这一点是“苏联立法与资产阶级立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性区别”。见：《从监狱到教育机构》一书。）法律固然是这样的，但为了节约内务部工作人员的劳动，还是写永久流放比较简单，这就无须再关心什么时候满刑并且再找借口重新延期了。
另外，刑法典第三十五条还规定：流放只能由法院以特别判决的形式判处。好吧，就算是由特别庭判处也行啊！可是，这里实际上连特别庭也不是，而是值班中尉大笔一挥，我们就被“判”终身流放了。
这时我的脑海里忽然来了诗兴，浮现出几句讽刺诗，虽然稍嫌长些：
铁匠的大锤忽地挖起，
把我脆弱的命运砸成烂泥。
要我签名，我只好挥笔：
接受国家保安部公开监督，
永久流放。我都同意！
有阿尔卑斯山、玄武岩、银河系。
有多少星辰闪烁，向人间示意。
我岂敢同它们的永久性相比，
有幸当一名永久的流回，我已满意。
可你这保安部能不能永久呢？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从城里回来了。我把这几行歪诗读给他听。我们两人都笑起来，像孩子，像囚犯，像无罪的人们一样笑起来了。弗·亚·瓦西里耶夫的笑声清脆爽朗，很像斯特拉霍维奇的笑声，而且他们的性格也很相像：两人都深深进入了精神生活，因而肉体的痛苦便再也无法破坏他们的内心平衡。
其实，目前瓦西里耶夫并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原来他不是流放到这里的，当然，是“弄错了”。只有伏龙艺市的机关才有权派他到原来工作过的楚伊谷地去工作。本地的水利工程处只负责修建灌溉渠道。水利工程处处长，一个稍有点文化但却十分自傲的哈萨克人，赏赐给这位楚伊引水工程创始人的荣誉是：让他在办公室门外稍候，等处长向区委电话请示之后方才同意接受这位创始人为“见习水利技术员”，就像安排一个刚从中专毕业的小姑娘一样。安排到伏龙芝市去吗？不行！那是另一个共和国。
怎样才能用一句话来描写俄国的全部历史呢？那就是：它是个把一切希望和才华统统扼杀的国家。
但是，这位白发老人总还是感到了几分欣慰。他想：不少科学家了解他，也许将来还会把他调到别处去。他也在表格上签了字，承认自己是永久流放到此地的，如果擅自离开，甘愿被判苦役，坐牢到九十三岁！我帮他把东西拿到大门口，即拿到我一步也不能超过的界限。他就要走出去，去找个善良的人家设法租下一席安身之地了。他甚至示威性地说，有可能的话，就把老伴从莫斯科接到这里来。孩子们？……孩子们不会来的，他们认为不应该放弃莫斯科的住房。还有别的亲属吗？有一个兄弟。但是，这个兄弟的命运是十分不佳的：他是个历史学家，可却没有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竟离开了祖国。现在这个可怜的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拜占庭史。我们又笑起来了，我们一起替他的兄弟感到遗憾。我们拥抱告别了。就这样，我眼前又闪过去一个杰出的人，他永远地离开了我。
我们这些剩下来的人不知为什么仍旧天天被关在小屋里，晚间我们挤在粗糙的地板上睡觉，勉强可以伸伸腿，直直腰。这同我八年前开始服刑时住的拘押室完全一样。我们已被释放，可是晚上仍被镇在屋里；告诉我们：如果愿意，可以拿个马桶到屋里来。与监狱不同的只是这些日子再不免费供给伙食了，我们必须拿出自己的钱交给他们到市场去买回东西哈。
过了三个昼夜，总算盼来了真正的押送人员，带卡宾枪的。他们命令我们在领取路费和伙食费的单据上签字。路费立即被押送人员收去。（说是去买火车票，其实，他们一吓唬查票员，就可以免费乘车了，路费落入他们自己腰包，算是“外快”。）我们排成两行，拿着各自的东西走向火车站。我们又走过那条杨树林荫路。鸟儿在歌唱，一片春天的气息。可是才三月二日呀！我们都还穿着棉衣，很热，但都为来到南方而高兴。不说别人，至少在囚犯心目中寒冷是最难熬的。
慢慢爬行的火车又把我们往回头路上拖了整整一天，然后我们在楚站下车，步行了大约十公里。随身带的东西和皮包使我们都出了一身透汗。我们跌跌撞撞地走着，但还是拖着自己的东西。要知道，从劳改营里拿出来的每一块破布都会对我们这可怜的躯体有用！我身上穿着两件棉衣（一件是清点物资时捞到的），还有我那件饱经灾患的军大衣，它在前线和劳改营的地上已经磨得不像样子，但现在我怎么忍心扔掉这件满是灰尘的褐色军大衣呢？
天黑下来了，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那就是说，今夜又得住在监狱里，住在新特洛伊茨科耶村的监狱。我们早已是自由人，可还老是住监狱，监狱。牢房、硬地板、窥视孔、放风、倒剪手、凉水……一切照旧，只是不发给口粮了：我们是自由人嘛！
早晨开来一辆卡车，昨天的押送人员也来了，他们当然没在营房里过夜。我们还得往草原深处走六十公里。卡车在洼地抛了锚，大家不得不跳下车（从前当因犯的时候没有权力下车），从泥泞中往外推它。我们都用力推，为的是早些走过这是致多少有些变化的路程，尽快到达那永久流放地。押送人员则在周围站成半圆形，“保护”着我们。
草原迅速从车旁掠过。放眼望去，两旁是望不见边际的灰色野草，它又粗又硬，牲口都不能吃。很少看到哈萨克人村庄，它们孤零零的，周围只有几棵树。终于在地平线上出现了几棵杨树树梢（哈萨克语“科克切列克”，就是“绿色的杨树”的意思）。
到了！卡车在车臣人和哈萨克人的土坯房中间穿过，扬起满街尘土，招来一群怒气冲冲的狗。拖着小小的四轮车的温顺的小驴急忙闪到一旁。一家院子里的骆驼慢慢地回过头来，隔墙向我们投来轻蔑的一瞥。也有居民，但我们的眼睛只看到妇女，这些不寻常的。被遗忘的妇女。看，那个黝黑的女人站在门口手搭凉棚注视着我们的汽车；看，那里还有三个穿红花连衣裙的正朝这边走来。她们都不是俄罗斯人。“没关系，会找到未婚妻的！”——当过远洋轮船长的四十岁的维·伊·瓦西连科对着我的耳朵喊道。他在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时就一直是很顺利的，他管理洗衣房。现在他得到了自由，更可以施展本领，寻找自己的轮船了。
汽车经过区百货商店、茶馆、诊疗所、邮局、区执委、木板墙围起来的区党委会的瓦房和区文化馆的草房，停在国家保安部和内务部州分局的大门前。我们满身是土，从车上跳下来，走进房前的小花园，大家也顾不得这是在中央大街上，就脱下上衣开始洗脸擦身子。
内务部州分局机关的对面有一所平房，很高，显得有些奇怪：四根多利斯式的圆柱庄严地支撑着房前的假柱廊，柱脚下还有两层光滑的石阶，但是，往房顶上一看——草屋顶却已经发黑了。禁不住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这是一所学校！十年制中学！但是，讨厌的心脏啊，你慢些跳吧，你先别出声：这学校与你没有关系！
一个卷发的、穿得干干净净的少女穿过中央大街朝那座令人羡慕的学校大门走去。她的短上衣紧紧裹住纤细的腰身，看去象一只黄蜂。她的步态是那么轻盈，甚至令人怀疑她的脚是否踏着地面。她是教员！很年轻，不像是大学毕业的。也许，她是七年制中学毕业后又读了师专？我真羡慕她！她与我这个壮工之间的鸿沟有多么深啊！我和她属于不同的阶层，我永远也不敢去挽起她的胳臂走……
这时候已有人在替我们这些新来的人办手续了。我们依次被叫进安静的办公室。是谁问话？当然是“教父”，是行动特派员！流放地也有行动特派员，他就是这里的首脑人物！
第一次见面非常重要：因为今后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捉迷藏不是玩一次，一个月，而是要永久玩下去的。现在，我跨过他的门坎，我们彼此仔细地审视着对方。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哈萨克人，他用寡言和表面上的礼貌把自己包住，我则用一副傻头傻脑的面孔把自己藏起来。我们双方都明白：我们之间将要进行的、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对话，诸如，“请你把这张表填一下”，“我该用什么笔写呢？”之类，实际上也就是一场决斗。这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表现出：我连这点小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我平常就是这样的，大大咧咧，没什么心眼儿。而你这个青铜怪物则应该记住：“对这个人不必特别监视，他会安分守己地过日子的，看来这些年的劳改营生活对他有所帮助。”
我应该填写什么？当然，是一张调查表，还有自传。新档案就要从这调查表开始建立，卷宗已经准备好，就放在桌上。今后关于我的告密情和官员们对我的鉴定、评语等将会源源不断补充到这个卷宗里来。等材料积累到大致够立一个新案时，便会从上级来一道命令：立即逮捕（这所房子后面就是监狱的土坯房），再给我判上十年刑。
我把最初的一张纸呈上去。行动特派员看了一遍，把它装进活页文件夹。
“对不起，您能不能告诉我区教育局在哪儿？”我突然像是心不在焉地、，客气地问道。
他也很客气地告诉了我，并没有惊奇地扬起眉毛。由此，我得出结论：我可以去找工作，州的保安部门不会反对的。（自然，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囚犯，我不会便到直接去问他：“我可以在教育系统找工作吗？”）
“访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自己到那里去，不由人押送什
他耸了耸肩膀：
“一般地说，今天，你们还得在这……最好不出这个大门。不过，要是为了工作问周，也可以去一趟。”
现在是我自己走在大街上了！是否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自己走”这个伟大字眼呢？我自己走！我的身旁和身后都没有人端着冲锋枪了！我回头看看，确实没有！我高兴的话，可以靠右边的路走，顺着学校的院墙走，院墙内有一口肥猪正在用嘴拱地；高兴的话，也可以沿着左边的路走，那边区教育局的院墙外面正有几只鸡在寻找食物。
我走向区教育局。走过了大约二百米的路程。我那一直弯着的腰有点直起来了。走路的姿势也不那么拘谨了。通过这二百米，我从一个公民等级进入了上一个等级。
我穿着从前在前线穿的旧毛料制服上衣，下面是一条很旧的斜纹布裤子，脚上还是劳改营发的猪皮皮鞋，勉强把包脚布的两个角塞进去。我就这样走进了区教育局。
里面坐着两个胖子，哈萨克人，座位旁边摆着两个小牌，表明两人都是区教育局的视察员。
“我想在学校找个工作。”我对他们说，觉得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强，甚至感到很轻松，好像我是在问他们盛水的玻璃瓶放在哪里似的。
他们有些紧张。毕竟不是常有新教员到这草原上的土房里来找工作的。虽然这科克切列克区的面积比整个比利时还大，但这里具有七年级文化水平的人却屈指可数，他们彼此全都认识。
“您是什么学校毕业？”他们用相当纯正的俄语问我。
“大学物理数学系。”
他们甚至吓了一跳。彼此交换了一个眼色，接着便用急促的哈萨克语谈起来。
“那么……您是从哪儿来的？”
好像还不清楚，还必须找自己对他们解释似的。哪个傻瓜会跑到这种地方来找工作呢、何况现在是三月？
“我是一小时前被流放到这里的。”
两人立即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面孔，先后钻进局长办公室去。他们走了，我这时才发现旁边的打字员在注视着我。她是二位五十来岁的俄罗斯妇女。眼神一闪，像一个火花，我立即感到我们是同乡：她也是从古拉格群岛来的！哪儿的人？为什么？从哪一年起？这位娜杰日达·尼古拉耶夫娜·格列科娃出身于新切尔卡斯克的哥萨克家庭，一九三七年被捕，她这个普通打字员在内务部机关的各种手段的“帮助”下，不得不相信自己是某个臆想的恐怖组织的成员。于是，十年劳改。而后是再次判刑。然后是永久流放。
她不住地用眼睛瞟着局长办公室虚掩着的门，压低声音简短扼要地向我介绍了学校的情况：有两个十年制学校，还有几个七年制学校；区里非常缺数学教员，这里没有一个教员受过高等教育；至于物理教员，这里从来没有看见过。办公室的铃声。打字员虽然很胖，却霍地站起来，迅速向门口跑去——这也是她的职务呀！她很快转身回来，用“官腔”高声叫我进去。
正面桌上铺着红色台布。两个胖视察员舒适地坐在旁边的长沙发上，局长坐在斯大林画像下的大安乐椅上。局长是个哈萨克女人，小巧玲珑，挺讨人喜欢。她的举止和派头像是猫与蛇的结合。画像上的斯大林不怀善意地向我微笑着。
让我在门口坐下了，离得远远地。像个受审的人。我们开始了无聊而冗长的谈话。每次同我用俄语谈上一两句，他们自己就得用哈萨克语谈上十分钟，这时我只好傻瓜似地呆在一旁。他们详细约问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教过书，担心我已经把自己的专业辨识和教学法忘掉了。接着便吞吞吐吐地说：现在没有空缺，区里各学校的数学和物理教员都满员，真遗憾，连半个教员的工资经费都不好筹措，而教育我们的青年一代可是一项责任重大的工作，等等。最后，终于归到主题：问我是为什么坐牢的？我的具体罪状是什么？没有等我回答，那个猫蛇已经提前把眼睛眯缝起来，似乎我所犯罪行的血红闪光已经刺痛了她那党员的眼睛。我把目光从她的头上移向上面撤县那张凶恶的脸，就是这个撒旦毁掉了我整个生活的。在他的像片前面我怎样谈我和他的关系呢？
我只好吓一吓这些教育家了。在这种情况下囚犯们是会用这一招儿的。我回答说：你们所问的问题属于国家机密，我无权在这里讲。我想知道的事很简单：这里要不要我这个教员？
他们又用哈萨克语长时间地讨论起来。谁有胆量把个国家罪犯雇到学校来？不过，他们找到了出路：他们叫我写份自传，填张表格，一式两份。这是早已习惯的！纸上什么都可以写。我不是一小时前才填过吗？我填了表格，又回到州保安机关的大院。
我怀着莫大的兴趣在大院里绕了一圈，看了看他们自己设立的监狱。我看到，他们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在围墙上挖了个小洞作为给犯人转递物品的“窗口”。其实，围墙很矮，完全可以从墙上把篮子送过来。可是，如果没有“送饭口”、还算什么国家保安部？我在院子里漫步，觉得这里呼吸起来比在那发了霉的区教育局反倒更轻松些。从区教育局的角度看来，保安部显得高深莫测，它能使教育视察员闻声丧胆。现在，我就在这里，这个部是我最亲爱的部呀。这里有三名警备司令部的官员（其中有两名校官），他们奉命公开监视我们。我们就是他们的谋生手段。这里没有什么闷葫芦要猜，彼此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
几个警备司令部的官员倒还和气。他们允许我们夜间不睡在上锁的屋子里，可以睡在院里的干草上。露宿！我们已经忘记这意味着什么了！……多少年来一直是上锁，一直是铁栅栏，看到的是四壁和顶棚。怎么能睡得着！我在院里，在监狱旁边的院里，沐浴着柔和的月光踱来踱去。已经卸下的马车、水井、饮牲口槽、一小垛干草、马棚顶下面的马影——这一切显得那么和平、古老，看不到一点保安部的残酷印记。刚到三月三日，可是入夜后却毫无凉意，几乎和白天一样，微风吹得人暖烘烘的。草原上的科克切列克村上空时而响彻叫驴的吼声，声音时起时伏，充满激情，它向母驴表明自己的爱和充沛的精力，大概母驴的叫声中也表达着同样的感情吧。我是不善于辨别声音的。听，这种低沉有力的声音是不是骆驼在叫？假如这时我能放声高呼，我也会对着月亮怒吼的：我要在这里呼吸！我要在这里活动！
我会通不过那几张表格的屏障？不可能！在这充满号角般叫声的夜晚，我感到自己高于那些胆小如鼠的官吏。我要去教书！要重新感到自己是人！要大踏步走进教室，以热情的目光环视孩子们的面孔！我的手指一伸向黑板上的图——全教室的人立即屏住呼吸、鸦雀无声！图上加了一条线，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全班学生如释重负地吁一口气。
我不能睡。我来回走，在月光下不停地走。驴子在歌唱。骆驼在歌唱。我的整个身体也在歌唱：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最后，我躺到敞棚下的干草上，和其他难友并排躺着。离我们两步远的牲口槽旁，几匹马站在那里整夜地嚼着干草。我感到，对于我们这半自由的第一个夜晚来说，普天下再也找不到比这嚼草声更亲切的声音了。
嚼吧，没有恶意的生物！嚼吧，驯良的马、吃草吧……
第二天使允许我们去租赁私人住房。我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找到一间鸡窝似的小屋：它只有一扇不太透光的窗户，很低，甚至在当中屋顶最高的地方我也不能完全直起腰来。虽然我在监狱里幻想流放时说过：“我只需一间低矮的土房”，但连头也抬不起来还是未免不大愉快。不过，总算是间独立的屋子了。地是土地，把劳改营的棉农销在地上就成为我的“床铺”。这时，幸而有一位流放的工程师，鲍曼专科学校的教师亚历山大·克利缅季耶维奇·兹达纽克维奇帮了大忙，他借给我两只木箱，我把衣服铺在上面就可以建得很舒服。我自己还没有煤油灯（什么也没有！每一件需要的东西都得自己买，仿佛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过，我并不因为没有灯而难过。这些年来，在牢房、禁闭室、工棚，一直都是在刺眼的公家的灯光下睡觉的，今天躺在黑暗中我倒感到十分安适。看，黑暗也能成为自由的一部分！我在黑暗和寂静中躺在两只木箱上，细细玩味着这黑暗中的宁静！（很可能会从广场上的扩音器中传来广播声音，但是科克切列克广场上的扩音器不知为什么已经三天不响了。）
我还能有什么更多的希望呢？……
但是，三月六日的早晨超出了我所渴求的一切愿望！我的女房东，从诺夫哥罗德被放逐来的信多娃老大娘，跑过来小心翼翼地对我耳语道：
“你去听听广播！他们对我说了，可我真不敢重复。”
确实，广播又开始了。我向中央广场走去。广场上。在装着扩音喇叭的柱子周围，阴沉沉的天空下已经集聚了大约二百人，这对于科克切列克村来说已经是很多了。人群中有不少哈萨克人。许多老年人从秃头上脱下华丽的棕黄色小帽，拿在手里，样子都十分悲伤。年轻人们则冷淡得多。有两三个拖拉机手没有摘帽子。我当然也没摘帽子。我还没有听清楚广播员的声音（他的戏剧性表演使他的声音显得特别伤心），但我已经有些明白了。
这是我和我的朋友们早在大学时代就祈求盼望的时刻！是古拉格群岛上全体囚犯（除正统派分子外）所祈求盼望的时刻！亚洲的独裁者死掉了！这个恶棍“蹬腿儿”了！啊！这时刻在我们那里，在特种劳改营，会发出什么样的公开欢呼啊！可是，现在站在我旁边的是中学女教员，俄罗斯族的女孩子，她们却在失声痛哭：“我们往后可怎么活呀？……”她们失去了生身的慈父……我真想向整个广场，向她们大声喊叫：“放心吧，你们会照样活下去！不会再枪毙你们的父亲了！不会再把你们的未婚夫抓去坐牢了！你们自己也不会再作为反革命家属被捕了！”
真想在这扩音器前面大声叫喊，跳一回野人的送葬￥但是，遗憾啊，历史长河的水流是缓慢的。因此，在我的脸上，在这张已经训练得能够应付一切场面的脸上，立即出现了一副谨慎的悲哀表情。目前还需要暂时装假。还应该像从前一样装成一个竭尽愚忠的百姓。
不管怎样，这总算以最好的方式庆祝了我这流放生活的开始！
刚刚过去十天，共同执政的“七诸侯”在明争暗斗、互相戒备中就完全撤消了国家安全部！这么看来，我原先的怀疑是正确的喽：国家安全部是否能永久呢？
那么，这个世界上除了不公正、不平等和奴役之外，究竟还布什么能是永久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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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流刑犯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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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行车钉子（螺丝）。半公斤2．皮鞋5（双）3．送风器2（个）4．波利［玻璃］杯
10（个）5.木欠（铅）笔盒1（个）6．地球义（仪〕l（个）7.火柴50包8.扁福（蝙蝠）牌油灯2个（盏）9.牙高〔膏）8（筒）10．甜饼干34公斤11．伏特加酒156瓶（每瓶半公升）这是一张艾达拉村百货商店全部商品的盘存单，是为了对商品进行重新定价编制的。科克切列克区消费合作社的商品检查员和商品计价员开列了这张清单，而我现在正摇计算器计算商品的价格：有的商品要降价百分之七点五。有的要降百分之一点五。价格既然已经如此大幅度降低了，学生用的木铅笔盒和地球仪就可望在新学年开始之前卖出去，大螺丝也一定能在自行车上找到各自的位置。只是滞销的大批甜饼干（大概还是战前生产的）最后很可能不得不列入“呆滞品”一类。至于伏特加酒，就是再涨点价也会在“五一”之前卖光的。
四月一日，按斯大林的步调，照例要宣布商品减价，使劳动人民受益数百万卢布（全部受益额都已事先算出并公布了）。但这对我却成了一个打击。
我来到流放地已经一个月，在劳改营实行“经济核算制”时期当铸造工挣到的一点工资全吃光了。（获得自由之后还要靠在劳改营挣的钱维持生活！）我不断到区教育局去询问；什么时候录用我？但是那个蛇局长不接见我，两个胖视察员和我说话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拖到月底，他们终于把州教育局的批示拿给我看：科克切列克区各学校数学教员编制已满，无法安排工作。
在这期间我写了一个剧本（关于一九四五年的反间谍机关）。如今早晚没有人搜身，没有必要像从前那样经常要把写下的东西销毁了。我除了写作外没有任何事作。经过长时期劳改营生活之后，我倒宁愿这样。一天，我到“饭馆”去花两个卢布喝了一碗热汤。这也就是给当地监狱囚犯吃的稀汤，我看到同时把这汤舀到桶里送到监狱去。黑面包可以在商店随便买。土豆我已经买下一些，甚至还买到一点猪油。我自己借了一匹小驴从小树丛里驮回些干盐木枝，可以升起一个炉灶了。我的幸福生活可以说十分圆满。我想：不雇佣我也不要紧，眼下只要过得去，就先写剧本；哪里去找这么自由自在的生活！
一天，我走在街上。突然，一个警备司令部的军官用一个手指头示意我走过去。他把我一直带到区消费合作社，径直走进主任办公室，对一位胖得像水桶似的哈萨克族主任认真地说：
“他是学数学的。”
多么奇怪！谁也没有问我为什么坐牢，没有叫我填写什么自传和表格！主任的秘书（这位被流放的希腊族姑娘长得像电影明星一般漂亮）立即用一个手指头在打字机上敲出一纸委任状：委任我为经济计划工作人员，月薪四百五十卢布。当天，也同样轻而易举地，没有研究什么表格，区消费合作社又安排了两名尚未找到职业的流放者；曾任远航货轮船长的瓦西连科和另一个我还不了解的人（他叫格里戈里·萨莫伊洛维奇·姆-泽，性格很内向，从不多说话）。这些日子瓦西连科正醉心于他的“加深楚河河道，使汽艇通航”的计划（楚河每到夏天水很浅，牛也能走过去），他正请求警备司令部批准去勘察过河道。他在海运学校时的同学、共同驾驶过“同志号”机帆船的曼恩现在已当了船长，这时正忙于装备“鄂毕号”探险船去南极洲。而瓦西连科现在却被强行雇佣去当区消费合作社的仓库管理员了。
其实，并不是雇我们去当经济计划人员、仓库管理员或什么会计人员的。我们三人都被调去突击一项紧急工作：对商品重新定价。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夜间到四月一日早晨区消费合作社从来都忙得不可开交，从来都缺少人手。人手怎么可能够用呢？在这一夜之间，既要盘存商品，又要发现偷盗商品的售货员（虽然并不是为了把他们送交法院），还要给所有商品重新定价，因为第二天早晨就应该按照对劳动人民十分有利的新价格售货了。不过，这个区的广大沙漠地带连一公里铁路和公路都没有，所以这些对劳动人民十分有利的价钱在五月一日之前是无论如何也兑现不了的：整整一个月各村的商店都不营业，要一直等到区消费社把所有货物清单计算好、批下价格，并且把它用骆驼送到各村为止。但是区中心的商店总不能在五一节前一直不营业呀！
我们三人来到时，区消费合作社已经有十五个人在做这项工作。有编制内的人，也有临时找来的。各办公桌上堆满了劣等纸张开列的长长的货单，屋里只听见老会计人员熟练的打算盘声，时而听到一两句骂人活。我们立即被安置在这里工作。我很快就不耐烦在纸上笔算了，我请求给我一台计算器。可是，区消费社没有计算器，也没有人会用它。但是，有个人想起在区统计局的柜子里有一架带数字的小机器，那里也没人会用它。经过电话联系，去人把它取来了。我噼噼啪啪地工作起来，迅速地在表格里填满数字。主要会计人员们不住地斜眼看我，心想：这个家伙会不会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
我这里一边摇着计算器，一边想：囚犯可真容易得意忘形，或者，要用文学语言表达的话，人的欲望增长得多么迅速啊！现在，我已经开始对许多事不满意了：我在自己的小屋里好好地写剧本，被他们打断了，我不满意；学校里没有录用我，我不满意；把我硬拖到这里来叫我（……干什么？挖掘冰冻的土地吗？光着脚在冰冷的水里和泥做土坯吗？不，不，是叫我）坐在干干净净的办公桌旁摇计算机的手柄并把数字填进表格，我也不满意。是啊，假如开始服刑时就叫我作这项舒服的工作，而且要整个服刑期间每天无偿地工作十二小时，那我也会千恩万谢。为它欢呼的！现在人们为此每月付给我四百五十卢布，我甚至可以每天买一磅牛乳了，可我却轻蔑地把脸一扭，心想：工资是不是太少点？
区消费社的重新定价工作整忙了一星期（首先需要精细地确定每种商品应属于哪一类降价商品，然后再确定对该商品应该适用销往边远农村的商品相应提价的哪一项规定提价）。这项工作不结束，所有商店全不能营业。因此，那位终日无所事事的、胖得像水桶似的主任便把我们大家召集到他那庄严而豪华的办公室里宣布说：
“这么办吧。我们知道，医学界得出的最新结论是：人根本不需要睡眠八小时，四小时就足够了！所以，我现在命令你们：都要早晨七点开始工作，夜里两点结束。午饭和晚饭时间可以各休息一小时。”
听到他的这段训词，我们中间似乎没有一个人觉得可笑，只是觉得可怕。大家都蜷缩着沉默不语，最后也只能鼓起勇气来讨论了下……晚饭的一小时放在什么时间最合适。
是的，流放者的命运就是这样。人们早就告诉过我，流放者的命运就是由这一类的命令决定的。在座的都是流放者、都担心自己失掉工作：一旦被解雇，在科克切列克将长期找不到工作。况且，归根结底，这又不是替主任个人干，而是替国家干嘛，工作需要嘛！这样，在他们看来那医学界的最新结论也就完全可以忍受了。
啊，真想站起来嘲笑这个自鸣得意的野猪一番！哪怕只是痛快一时也好！但是，那就会被说成十足的“反苏维埃煽动”，说你是在号召破坏一项极重要的工作！要知道，你一生中已多次从一种状态转入另一种状态——中学生、大学生、公民、士兵、囚犯、流放者，——不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总是在领导掌握之中的，你总是必须鞠躬、沉默。
假如他说的是工作到晚上十点，我也许就老老实实坐到十点了。可是他的命令却等于宣布精神死刑：他等于叫我在自由的流放地停止写作！不，见你的鬼去吧！连同你那商品减价一起见鬼去！劳改营的经验给我暗示了出路：口头不必说反对，只须默默不执行。我同大家一起温顺地倾听了主任的命令。可是，一到下午五点，我便离开办公桌回家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九点钟才又来到办公室。别的同事这时早已在那里计算，至少是装出一种在计算的姿势。他们像着野人似的看了看我。姆-泽虽然心里赞同我的作法，但他自己却不敢，他偷偷告诉我：昨晚主任在我的空办公桌前面大发雷霆，说一定要把我再赶到一百公里外的沙漠去。
说老实话，我确实有些害怕：当然，内务部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说不定真会赶走。那时你就别想再看到这区中心市镇了！但是，我很幸运：我登上古拉格群岛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即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如今来到流放地，又碰上斯大林之死。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某种新鲜气息已经慢慢飘到我们这个边远地区，飘进了区警备司令部。
一个新时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这就是群岛历史上最宽大的三年时期。
主任没有把我叫去，他自己也没有来找我。这一天，我在那些不断打瞌睡、不断计算错误的同事中间以清晰的头脑进行工作，并且决定今天仍旧平到下午五点，准时离开办公室。反正会有个什么结果的，不管是什么，就让它快来吧。
在我的一生中，我已多次认识到：人可以牺牲许多东西，但不应牺牲核心的东西。我决定不牺牲早在特种劳改营的行列中就已开始构思的剧本。我胜利了。整整一个星期，晚上大家都在工作，只有我的办公桌空着。大家也习以为常了。主任在走廊遇到我时把脸扭过去。
但是，命运注定我无须整顿“哈泽克斯坦”的农村合作社工作了。有一天，一个哈萨克人（中学教务主任）忽然来到区消费合作社。此人在我来之前是科克切列克唯一的大学毕业生，而且以此自豪。但是我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他的嫉妒。他到底是想在第一届学生毕业之前充实教学力量，还是有意要往区教育局那位蛇局长的汤里撒点胡椒粉，我不得而知，反正，他跑来对我说：“快去把你的毕业证书拿来！”我像孩子一般急忙跑回去取来了。他装进衣袋，立即驱车去江布尔市参加职工代表大会。三天之后，他又来找我，把州教育局的一份委令的抄件放在我面前。一这文件是由同一个无耻之徒签署的，一个月前他曾确认科克切列克区“各学校数学教员编制已满”，现在，四月，他委任我为数学教员兼物理教员，而且把我派到三周后即将进行结业考试的两个毕业班去！（教务主任是冒着危险的。倒不是像我想的那样在政治上冒着危险，而是他担心这些年的劳改营生活会不会使我把数学忘掉。考试几何和三角那天，他没有叫我当着学生的面打开试卷，而是把我领到校长办公室，把几个数学教员都请来，叫我当场解答试题，他站在我的身后。我的答卷与标准答卷的答案完全一致，这使他和所有教员高兴得像过节一样。要在这里成为笛卡尔是多么容易啊！后来我才知道，每年七年级数学统考时，区里常常接到各村教员打来的电话：题出得不对吧？得出的答案不一样呀？……因方那些教员自己也只是七年制毕业嘛……）
我可以走进教室，拿起粉笔了。内心的幸福不可名状。这一天我才获得真正的释放，获得真正的公民权！至于流放地的其它条件，现在对我都无所谓了。
在埃克巴斯图兹的时候，囚犯的队伍时常从那里的中学旁边走过。我当时望着活跃在校园里的孩子们，望着女教师朴素大方的服装，把那里看作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叮叮的铃声震得我心痛。那些年的暗无天日的监狱和劳改营生活实在把我折磨苦了。当时我觉得，哪怕在这贫瘠不毛的埃克巴斯图兹当一名流放者，能够按照这铃声拿着教室日志走进教室，像要揭示什么不寻常的东西似地以神秘的面孔开始讲课，那就会是使我心醉的最大幸福了。（我之所以产生这种向往，一方面，当然，是由于我当教师的天赋，但大概也有另外的原因，即未得到满足的自我评价和长年无人需要的才干与奴隶般的低下地位之间的鲜明对比。）
但是，由于这些年来我只顾注视古拉格群岛和国家的生活，却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在战争年代初战后这些年，我们的学校已经死亡了，它早已不复存在，剩下来的只有膨胀起来的校舍和空荡荡的铃声。首都的学校，偏僻山村的学校全已经死亡。当精神死亡像毒气一样蔓延全国的时候，首先受害窒息的，除了孩子们、除了学校之外，还能是谁呢？
不过，我也只是在几年之后，当我从流放的国度回到俄罗斯这个宗主国本土时，才认识到这一事实。在科克切列克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当时黑暗势力的整个发展趋势尽管是在走向死亡，但流放者的孩子们还活着，还没有窒息！
这是些特殊的孩子。他们是在整个成长时期始终意识到自己的受压迫地位的。学校购教务会议和其他夸夸其谈的会议上，一提及这些孩子，总是说（对孩子们本人也同样说）：他们是在苏维埃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而生活的，他们在行动上受到的某些限制只是暂时性的，他们同别的孩子没有其他差别……但是，每个孩子自己却亲身体验到他们身上套着枷锁，他们从刚刚记事的幼年起就感受到它了。整个丰富多采的、充满生活乐趣的（像画报上和电影里所反映的那种）生活世界完全没有他们的份儿，甚至参军也很少有他们的份儿。得到警备司令部的批准后到城市去参加考试，被学校录取，顺利地读完大学——这一切都十分渺茫，希望很小。所以，这些孩子关于这个无所不包的广大世界所能了解的一切，只限于在这中学里取得的知识。许多年来这所学校就是流放者家庭的孩子们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受教育场所。另外，沙漠地带的人生活贫苦，但对这些孩子们来说，这倒可以避免把精力分散在各种娱乐上，这些娱乐对于二十世纪的、从伦敦直到阿拉木图的青年起着多大的腐蚀作用啊！宗主国本土上的孩子们已经不习惯学习了，他们失去了学习兴趣，把学习看作一种不得不尽的义务，因为在成年之前总要找个地方呆着。但是，这些流放者的孩子则不然。如果好好教育他们，他们是把学习看成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东西的，学习对他们就是一切。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好像这样才可以使他们脱离二等公民的地位，同那些一等公民的孩子们平起平坐。他们的自尊心只有在认真学习中才能得到满足。
（不，不只是学习。还有学校里一些凭选举担当的职务和青年团的职务。还有从十六岁以后可以参加的普选。这些可怜的孩子渴望着平等，哪怕是平等的假象也好！不少孩子以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感到自豪，认真地在小组会上作政治时事讲话。有一个年轻的日耳曼族姑娘，维克托丽娅·努斯，她考进了两年制的师范专科学校。我勉励她说；不必以自己的流放者家庭出身为耻辱，应该以它为骄傲。可是完全出乎意外，她像着一个病人似地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当然，也有一些人不急于参加共青团，那就强拉他们进去；上面已经同意你入团了，可你却不久，为什么？科克切列克有几个日耳曼族小姑娘是秘密教派的信徒，她们就是被迫加入共青团的，不加入的话，她们全家会被赶到更远的沙漠里去。啊，你们这些诱惑青年的人！真该给你们脖子上挂个大磨盘，把你们沉到河里……）
我这里讲的全是科克切列克中学“俄罗斯人班”的情况。（其实，这些班几乎全不是纯粹的俄罗斯人班，而是日耳曼人、希腊人、朝鲜人、少数库尔德人和车臣人、本世纪初期迁移到这里的乌克兰人的后裔，哈萨克人“负责干部”的子女等占多数，这些“负责干部”的家庭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俄语。）哈萨克人一般居民的孩子则组成“哈萨克人班”，这些班的学生十分腼腆怯生，大部分（没有被官气沾染坏的家庭的）孩子都很直爽、诚恳、有传统的善恶观念。他们在没有被妄自尊大的虚伪教育损害之前大多如此。这些班里是用哈萨克语讲课，但那种授课几乎等于无知的扩大再生产，因为第一代教员就是勉勉强强拿到毕业证书的，而这些一知半解的人却又摆出一副大学问家的面孔到处去误人子弟。一些哈萨克女孩子们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也能混到一个“及格”而从中学和师范学校毕业。因此，当这些处于原始愚昧状态的孩子们接触到真正的教学时，他们的全部身心便会被吸引住，他们不仅认真地听，专注地看，而且嘴里也在不住地重复着老师讲的话。
面对孩子们这种学习热情，我在科克切列克的教学任务十分繁重，而且在这三年中（很可能以后还有许多年）我只为此一点就感到很幸福、分给我的课时不够用来改正过去教学中的错误和弥补漏教的课程，于是我就给学生规定课外补习时间，组织学习小组，带领他们实习，组织天文学观测……学生们极热情地参加这些活动，比看电影还积极。我还担任班主任工作，而且给我的班全是哈萨克学生，这个班我也很喜欢。
但是，我的一切喜悦都局限于教室的四壁之内和上下课的铃声之间。在教员休息室、校长办公室和区教育局，则到处使人感到那种全国普遍的通常的沉闷。对我来说，还要加上流放地位所造成的特殊的难堪。我来之前，教员中间就有日耳曼人和受到“行政流放”的人。这些人都受歧视。人们一有机会就提醒我们：允许我们进入教师行列是当局的莫大恩惠；搞得不好，随时可能失去这种宽大待遇。流放来的教员最怕（当然，别的教员也处于依附地位，也怕）给区首长的孩子们判的分数不高而得罪领导二他们还怕全班的平均分数不高而惹恼校长。所以大家都抬高分数，这就更促进了整个哈萨克斯坦的无知的扩大再生产。此外，流放者教员（和哈萨克人单身教员）还要“纳贡”和“捐款”：每月要从他们工资中扣除三十五卢布，谁也不知道作什么用。校长（别尔杰诺夫）可能突然宣布他的小女儿过生日，那么每个教员就得各出五十卢布送礼；此外，校长或区教育局长时而会把这位或那位教员请到办公室去，提出要向他“借”三五百卢布。（不过，这倒是本地区的风俗。或曰“制度的共同特点”。学生们在毕业晚会前也要每人交出一只羊或半只羊，这样就保证能拿到毕业证书，完全文盲也无妨。毕业晚会照例变成本地区党的积极分子们狂饮作乐的酒宴。）另外，区一级的领导人都是某地函授学校的学员，他们的所有考卷全要由学校的教员们负责代答。（考卷是按老爷派头通过教导主任交下来的，因此，奴隶教员们连拜见自己为之代答的函授生的“殊荣”都得不到。）
我对这一切全采取僵硬的不妥协态度。这是因为我立即看出自己是别人所“不能代替的”。不知道是由于这种态度，还是因为时代正在变得不那么严峻，或是这两者一起帮助了我，总之，我没有把脖子伸进这个枷锁去。只有分数判得公平，学生们才会努力学习，所以我判学生考卷时从不考虑谁爸爸是区委书记。我也不“纳贡”，不“借”给领导钱（区教育局的蛇局长就无耻地向我“张过嘴”！）。每年五月，贫穷的国家便要用公债形式搜刮掉我们一个月的工资，这已经够受了。（劳改犯人被剥夺了购买公债的权利。现在我自由了，流放确实把购买公债的权利还给了我。）不过，我的“原则性’‘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旁边有一位生物和化学教员格奥尔吉·斯捷潘诺维奇·米特罗维奇。他是塞尔维亚人，在科雷马坐过十年牢，现在年纪大了，有病。他是一直坚持为科克切列克地区的公正而斗争的。他被区地政局解雇后到中学来当教员，因而又把这斗争带进了学校。在科克切列克，无法无天的现象比比皆是。这种现象由于无知、野蛮人的自作聪明和各种宗族和裙带关系而变得更加复杂。这里的不法行为互相牵连着，不为局外人所知，也无法插手进去。但是，米特罗维奇却同它进行忘我的、奋不顾身的斗争（当然，他是经常引用列宁的话作为根据的）。他在教务会议上揭露，在全区教员大会上揭露，他给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僚子弟、校外考生判不及格，不让某些学生凭着“赠送的羊”拿到毕业证书。他不止一次地向州领导控诉，往阿拉木图寄信，给赫鲁晓夫本人打电报（他竟征集到七十名家长签名作为自己的后盾，到别的区去发电报。因为在本区内这种电报当然是发不出去的。）他要求上面派人来，派视察员来检查。视察员来了，可是也一起反对他。于是他又写信上告。学校召开特别教务会议“整”他，指责他对孩子们进行“反苏宣传”（这离逮捕法办只有一发之隔了！），而且严肃地指责他“过于粗暴地对待了”几只吃掉少先队员们种的菜的羊。开除过他几次，又几次给他恢复了工作。他又要求补偿他被迫没有工作期间的工资。把他调往其它学校，他不去，又开除他……他战斗得很带劲！如果再有我同他在一起，那我们便能好好折腾他们一阵子！
但是，我一点也没有帮他的忙。我保持沉默。我设法避开关键性的表决（总不能投票反对他吧），我去参加学生的小组活动或去辅导。对那些党员校外考生，我也不妨碍他们取得及格分数，我想：你们自己属于掌权阶层，去欺骗你们自己的政权吧！我以这种态度掩护自己的任务：我在写作，不停地写作。我保重自己，为的是进行另一场战斗，将来的战斗。而且，这个问题也还可以提得更广泛些：米特罗维奇的斗争是正确的吗？需要吗？
他的全部战斗从一开始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他无法把这一团又粘又乱的东西理好。何况，即使他完全胜利了，那也不可能使整个制度、整个体系有所改变。最多只是在一小块有限的土地上闪现出一个洗净了的洁净的斑点，而它很快又会被大片灰黑色盖住。他可能取得的全部胜利补偿不了他可能遭到的报复——第二次被捕。（只是由于赫鲁晓夫时代的到来才使米特罗维奇免于再次被捕。）他的战斗是没有希望的，但他那拼出一死也要反对人间不平的精神却很富于人性。可以说他胸斗争是注定失败的，但却不能说这斗争是无益的。假如我们不都那么“聪明”，假如我们大家不是无休止地诉说：“没有用！不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的国家也许会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尽管米特罗维奇不是普通公民，而是个流放者，但他那双眼睛的闪光却也使得区政权当局望而生畏。
虽然他使人们惧怕，但是到了那个光辉的“节日”，到了选举亲爱的人民政权机关的日子，我们三个人——不屈不挠的公正战士米特罗维奇，我，还有另一个不露声色的、平时最谦让、最妥协的格里戈里。萨莫伊洛维奇·姆-泽——就全都一样了。我们三人同样强忍着厌恶的痛苦心情同别人一起走去参加那嘲弄人的选举。（既然如此，他的斗争还有什么价值呢？）差不多全体流放者都能获准去参加选举，这种选举是那么不值钱，甚至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也会突然在选民名单上发现自己的名字。人们会催促他们，赶他们尽快去投票。我们科克切列克从来没有固定的权票处，投票箱设在距中心区很远的一个挂上帷幕的棚子里，路也没有，很不好走。所谓选举，就是要尽快地把选票拿到投票箱处，把它投进去。如果谁在中途放慢了脚步，想仔细看看候选人的名字，这一就会显得奇怪了：难道党组织还不知道应该选谁？名单有什么可看的？！投票之后，大家都有合法的权利去喝上一杯（选举之前照例要提前发工资或者预支部分工资），人们穿上最好的衣服，所有的人（包括流放者）在街上相遇时都郑重地互相行礼，互相祝贺一个什么“节日”
啊！我又一次感到还是劳改营好，那里就没有这类选举！
有一次，科克切列克选举了一位“人民法官”，哈萨克人，自然是“全体一致选出”的。大家照例祝贺了选举日。过了几个月，另一个区转来了该法官犯下的刑事案件的材料；他原先是那个区“一致选出”的法官。他在那个区犯了案，这才查明他在我们区的短短几个月中也已经接受了许多贿赂。虽然遗憾，也只好撤掉他，再指定科克切列克进行部分选举。候选人又是一个外区来的哈萨克人，谁也不认识。于是，星期天大家又穿上最好的衣服，从大清早就开始投票。全体一致！又摆出幸福的面孔在街上互致节日祝贺，眼神里看不到一丝幽默……真是在祝贺节日！
在苦役营里，我们总还敢于公开嘲笑这一切拙劣的表演，可是在流放地却不敢向谁透露这种感情。现在是作为自由人生活，而人们从这“自由”中得到的第一件最坏的东西就是：不敢暴露思想。我只同姆-泽等极少数人谈论过这一类话题。
姆一泽是从杰兹卡兹甘押送来的。来时他一文不名——他的钱在路上全被扣留了。但警备司令部根本不管这些，还是取消了他在监狱时得到的伙食供应，把他赶到科克切列克街头了事：要偷就去偷，要饿死就饿死吧！那些日子我曾借给他十几个卢布。为此他对我始终感激不尽，总提起这件事，说我救了他。这也是他性格上的一个特点：总记住人们的恩惠。但他也记仇。（例如，他就记胡达耶夫的仇。胡达耶夫曾恶毒地、完全无理地残酷殴打过姆-泽的儿子。这个胡达耶夫原来就是险些成为血腥复仇牺牲品的那个车臣青年。看，人世的生活有多么错综复杂！）
姆一泽一无专长，又是流放者，不可能在科克切列克找到较好的工作。他能找到的最好工作是在中学当一名实验员。他很珍惜这份差事。工作本身要求他为大家服务，满足大家的要求，对谁都要和和气气，无须表示自己的意见。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不暴露自己一用殷勤客气的外衣把自己包住，使人无法看透他。甚至有些最简单的事实，例如，他为什么到了五十岁还没有专长，谁也不知道。我不知不觉地同他接近起来。我们从没有闹过意见，常常互相帮助，而且对许多事都有同样的、劳改营里养成的自然反映和表达方法。这样，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我终于了解到他隐藏已久的经历和内心变化。这些都是很值得借鉴的。
战争开始前，姆一泽是某地区的党区委书记。战争期间他被任命为某师团的译电处处长。他一直担任高级职务，是个“重要人物”，没有尝过什么人间疾苦。但是，一九四二年发生了一件事：由于译电处的某种过错，使得该师的某团未能及时收到后撤命令。这个错误必须立即改正。可是又发现姆一泽手下的人全都不知哪里去了，也许就是全牺牲了。于是将军便命令姆一泽亲自到前线的那个团去传达撤退命令，拯救他们。这时该团已处于敌人不断紧缩的包围圈中。姆一泽立即骑马出发了。他十分悲观，担心性命难保。一路上越走越危险，他决定不再前进。在原地还不知能否活下来呢！他是自觉地停下来的，也就是说，他抛弃了那个团，出卖了它。他从马上跳下来，抱住一棵大树（或许是裁到树后躲避炮弹），这时，他……向耶和华发誓：只要他能保住性命，他将作一个虔诚的信徒，将完全遵守宗教教规。结果他平安无事。那个团被歼灭或者是被俘了。姆一泽活了下来，按照第五十八条，他被判十年劳改，刑满之后他又流放到科克切列克。他确实在十分虔诚地还愿！他的内心和头脑里一点点党员的影子都没有了。妻子只有用欺骗的办法才能使他吃一点禁食的无鳞鱼。每到星期六他虽然不敢不去上班，但在班上则尽量什么也不作，回家后则严守一切教规并作祈祷，当然，在苏维埃政权下不可避免地是秘密地作的。
当然，这段经历他几乎未对任何别人说过。
在我看来，这段经历很不简单。简单的只有一点，也是我们这里最不能同意的一点，即：我们的生活的最坚强、最根深蒂固的支柱是宗教意识，而不是党的意识形态。
应该怎么评判他呢？按照一切法规——刑法、军法、人格的规范、爱国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规范来看，此人都死有余辜，应该受到蔑视；姑且不说他当时对于自古以来他们犹太民族最凶恶的敌人缺乏应有的仇恨吧，他至少是为了自己活命而葬送了整个一团人呀！
可是，姆一泽还是能够根据某种更高的法则高声为自己辩护说：你们进行的这一切战争难道不都是因为最高政治家们的愚蠢才发生的妈？！难道希特勒之所以会侵入俄国不是由于愚蠢，不是由于他本人的愚蠢，由于斯大林和张伯伦的愚蠢而造成的吗？！可是现在你们却要派我去死？！难道是你们使我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吗？
人们（甚至就是那个团里的人！）会反驳我：如果他这样看，那就该早在兵役局给他穿上漂亮军服的时候声明这一点，而不该到了抱住大树的时候才说！是的，从逻辑上我并不想替他辩护，从逻辑上我也应该蔑视他，恨他，应该在同他握手之后感到厌恶才对。
但是，我却一点也没有这类感觉！这是否税为我不是那个团的人，没有体验到当时的境况？还是因为我想到了那个团的命运实际上还取决于其他上百种因素呢？或者因为我从未看到姆一泽趾高气扬的样子，只看到了他陷于绝境的样子呢？我们每天见面都诚挚地热烈地握手，我一次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体面的。
一个人在一生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形！他可能变成对自己和对别人来说都是完全另外一个人！而我们却往往根据命令，根据法律，根据一时心血来潮，或者由于自己的盲目，而心甘情愿地、高兴地拿起石头朝着那个完全不同的人的其中一个打击。
但是，假如你手中的石头掉下来呢？……假如你自己陷入深重的灾难中呢？那时，你就会产生某种新的观点了——对罪行，对罪人，对他人和对自己，都会产生某种新的观点。
在这本厚厚的书里我讲了许多宽恕的话。人们以惊奇而愤怒的口吻反驳我：还有个界限没有？总不能对什么人都宽恕吧！
我回答说：并不是什么人都宽恕。我只宽恕倒下的人。只要那个偶像还高踞在统治者台上，额上显出一道无上威严的皱纹，还在冷酷无情地、随心所欲地糟踏我们的生活，那你就给我挑选更重些的石头吧，不，让我们十个人一起抬起一根大原木来朝他撞去！
但是，当这个偶像一旦滚落下来，一旦倒在地上，当这大地的撞击能使悔悟的犁耙在他脸上耕出第一道犁沟时，那就放下你举起的石头吧！
因为他自己正在回到人类中来。
不该剥夺神指给他的这条道路！
除了上述种种之外，总的说来，我们科克切列克作为一个流放地，也同整个南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地区一样，还算是比较优越的。这是流放到有人居住的村庄，这里有水，土地也不是最坏的（如果是楚河流域，库尔代地区，土地还很肥沃呢）。许多人能够被分配到城市里（留在江布尔、奇姆肯特、塔拉斯，甚至留在阿拉木图和伏龙芝），而且这些人的无权地位同其他公民比较起一来并不很突出。这些城市的物价便宜，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尤其在那些工业市镇。因为当地居民对工业、手工业和脑力劳动向来不感兴趣。即使那些落到农村的人，也不全被无情地赶进集体农庄。科克切列克村共有四千人口，大部分是流放者，但只有哈萨克人参加集体农庄劳动，其他人大都在农业机械站或别的什么地方找到个职位，工资虽说不高，但都可以分到四分之一公顷水浇菜地，可以养牛羊，喂猪。有一批西部乌克兰人是经过五年劳改营之后作为行政流放被送到这里的，他们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他们给当地的建筑公司做土坯，劳动相当艰苦。但他们认为，尽管这个地区气候干旱，土地是粘土，浇水不足庄稼会枯死，但这里没有集体农庄，生活比在可爱的乌克兰沃土上的集体农庄里要好过得多。因此，当他们接到释放命令时，竟一致决定永远留在这里。
科克切列克的行动人员很懒惰；这可以说是哈萨克人的普遍懒惰性格中唯一对我们有利的一点。我们中间也有告密考，但我们却感觉不到这些人的明显威胁。
行动人员和告密者的无所作为，制度变得温和起来，这主要是因为赫鲁晓夫时代的到来。时代的这种力量，经过多级传动装置的撞击和摇晃之后虽然大大减弱了，但毕竟还是传到了科克切列克。
起初，是用“伏罗希洛夫大赦”进行欺骗。（虽然大赦是由共同执政的“七诸俟”发布的，但在古拉格群岛上我们把它称为“伏罗希洛夫大赦”。）虽然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斯大林就曾戏弄过政治犯，但那次教训不够深刻，早已被人遗忘了。流放地也同劳改营里一样经常开着“小道消息”之花。现在又有人在暗地传说要大赦了。盲目信仰的力量是惊人的！就拿H·H·格列科娃来说吧。她经过十五年的折磨，两次被判刑，可她这时竟在她小土坯房的墙上挂起了一张伏罗希洛夫的照片，而且相信它会带来奇迹。说来也怪，奇迹果然发生了！政府就是以伏罗希洛夫的名义和签字又嘲弄了我们一次。那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的确，在一个为悲痛所震惊的国家里，为悲痛所震惊的统治者们为什么恰恰必须在一九五三年三月把罪犯们释放出来呢？这件事表面上不可能作出合理解释。难道只因为感觉到日子不好过了吗？安葬斯大林之后，他们就开始收买人心了。提出的理由’是：“由于我国已经根除了犯罪现象”！（既然如此，监狱里关的是些什么人？那岂不无人可赦了？！）但是，他们照旧站在斯大林的水平上，仍然奴隶般地沿着同一条思路思考，所以他们只对流氓和土匪实行大赦，对第五十八条犯人的赦免则只限于“五年刑期以下的人，包括五年刑期的在内”。不了解情况的人会根据正派国家的作风推断，会认为规定“五年刑期以下”就会使四分之三的政治犯回家了。实际上，我们的难友中被判这种“幼儿园刑期”的人最多不过百分之一二。（可是这样却放出了大批小偷，使他们像蝗虫一般扑向老百姓。只是许久之后民警机关费了很大力气才把那些大赦出狱的土匪重新抓回来。）
我们科克切列克对大赦的反映也很有趣。这里恰好有一些人是已经服满五年“幼儿园刑期”的，但满刑后没有释放，而是未经法院判决就强行流放到这里来了。他们中间有乌克兰人，也有诺夫哥罗德人，大都是孤独的妇女和老人。他们最老实．也最不幸。他们听到大赦的消息很兴奋，以为终于可以回家乡去了。但是，两个月后却接到一纸冷冰冰的解释：这批人的（补充的、未经法院判决的）流放不是为期五年，而是永久性的，所有流放之前的原五年刑期已不起作用，这些人不在大赦之例……有一位叫东尼娅·卡扎丘克的妇女，她本来是个自由人。她从乌克兰到这里来看望被流放的丈夫时，当局为了“整齐划一”起见把她也填写成了流放移民。听到大赦消息后她向警备司令部提出了请求。但人们“合理地”驳回了：你从未被判过五年刑，和你丈夫不一样，你的流放没有期限，所以大赦不涉及你。
这样的话，什么德拉古、梭伦、查士丁尼连同他们的法典”就都得统统见鬼去了！……
这样，谁也没有从大赦中得到什么。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特别是贝利亚完蛋之后，真正的缓和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来到了我们这流放的国度。判五年刑期的人被释放回家。流放者的子女可以到附近的大学去上学了。在工作单位无人再指着鼻子说“你是流刑犯！”。一切都有所缓和。有的流放者甚至得到了职务上的升迁。
警备司令部里有些办公桌空了出来。“这位警备部军官哪去了？”“他吗？他不在这里工作了。”警备司令部的编制在压缩，人员大大减少！态度比从前和气了。神圣的汇报制度如今也不那么神圣了。“今天上午没来按时汇报？行啊，下次再说吧！”忽而给这个民族，忽而又给那个民族恢复了部分权利、流放者可以在本区范围内自由旅行，申请去其他州的手续简化了许多。人们越来越多地传说：“快要放回家乡了。回家乡！严确实，那些因当过俘虏而被流放的土库曼人回家乡去了。接着又放回了库尔德人。有些人开始变卖房产，房价大大跌落。
还放回去一些“行政流放”的老人，这是因为有人在莫斯科替他们奔走，现在他们恢复了名誉。波动遍及各个角落，所有流放者心里都热乎乎地：莫非我们也要动一动？莫非我们也……对
可笑！好像这个制度真会发善心似的。不能相信！劳改营教给我flJ的就是：不能相信！我个人更是没有必要相信，因为在那里，在宗主国本土，我一个近亲好友也没有，而在这里，在流放地，我几乎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也许这只是由于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生活吧。
不错，流放的第一年我被病魔折磨得很厉害，疾病像是监狱看守的盟友，一心要扼杀我。整整一年，科克切列克的所有医生都不能确诊我的病。我勉强支持着上课，睡眠时间很少，食量很小。从前在劳改营写下来保存在记忆里的和到流放地后写的东西，我都必须尽快写成文字并埋在地下。（启程去塔什干的那个夜晚，一九五三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我记得十分清楚：我感到自己的全部生命和全部文学活动就要结束了。真嫌太短，太少！）
可是，病好了。这才开始了我长达两年的真正美好的流放生活。只在一点上有些苦闷，感到美中不足，便是我没能结婚：这期间我未能找到一个能够把这孤独之身托付给她、把我的全部写作和秘密宝藏托付给她的妇女。尽管如此，这整个期间我的情绪高昂、饱满，我是幸福的，没有感到不自由。学校里分上下午两部上课，我愿意教多少节课就教多少节，我在教课中找到了幸福。我的课从不使学生感到厌倦乏味。每天我还可以抽出些时间来写作，而且在这段时间里精神从来不紧张：刚一坐下，笔下的字就自然地一行一行写出来。每到星期天，只要不赶我去替集体农庄创萝卜，我就一直写作，全天时间都用在这上面！我还同时开始写小说（十年之后被查封了）。我还有许多素材，够我写很长时间的。至于出版，反正得在我死后。
我手头有了些钱，便首先买了一所单独的僻静的小土房，定做了一个坚固的写字台。晚上仍睡在那两只空木箱上。我还买了一架能收短波的收音机，夜间把窗帘拉起来，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透过瀑布般的干扰声捕捉那微弱的、禁止我们收听的西方广播，倾听着渴望听到的消息。听不清的地方就只好按它的思路自己补充了。
几十年的谎言把我们害得好苦，如今哪怕是支离破碎的真相的一些小小片断也都是我们所渴望得到的！不然的话，便不值得花费这许多时间了；西方在患幼稚病，它已经无力继续以其智慧和坚定精神丰富我们这些群岛上成长起来的人们了。
我的小土房位于村镇的最东头。篱笆外面就是灌溉渠道，草原。每天早晨可以看到地平线上的日出。草原上只要有点微风，就足够人敞开胸膛尽情呼吸了。黄昏和夜晚，不管是明月当空还是漆黑，我都同样在草原上散步，忘情地呼吸草原的空气。土房周围一百米之内没有其他住宅。
我已经安于这种生活。就算不是“永久”吧，至少也准备在这里住上二十年（我不相信完全的自由会在二十年内到来。我是有些估计错了）．我似乎已不想再到别处去（尽管一看见俄罗斯中部的地图就抑制不住心潮起伏）。对我来说，整个世界并不是外在的世界，不是那个吸引人的世界，而是我亲自经历的那个世界，它就在我的体内。我的全部任务就是要描写那个世界。
我感到自己很有信心。
当年拉季舍夫的好友库图佐夫在写给被流放的拉季舍夫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朋友，我对你说这些话是很痛苦的，但我还是要说……你的处境也有它有利的一面。你现在远离一切小人，同一切令人目眩的事物隔绝，这样，你就能够更好地……在你自己的世界里漫游了；你可以冷静地观察自己，从而也就可以对于那些以前往往是透过虚荣和世俗的帷幕看待的事物作出偏执观念较少的判断。这样，或许很多东西将会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你眼前。”
正是这样。我十分珍视这种得到净化的观点，因而我也完全自觉地珍视我的流放。
可是，流放本身却越来越不稳定，它已开始动荡。警备司令部现在简直变得可以说和蔼可亲了。它的人员进一步减少，对逃跑者现在规定只判五年劳改，实际上五年也不一定判。对一个又一个的民族宣布今后不必定期向警备司令部汇报，随后又批准他们返回故乡。喜悦和希望扰乱了我们流放地的宁静。
突然，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一九五五年九月又来了一个“阿登纳大赦”。在这之前，阿登纳访问莫斯科时曾征得赫鲁晓夫同意释放所有的在押德国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便下令释放他们。可这时忽然发现有点荒唐：德国人倒是全释放了，而给他们帮过忙的俄国人却仍在眼长达二十年的刑期。但是，这些人大就是在德国人占领时期当过伪警察和村长的，还有弗拉索夫分子，公开宣布赦免他们又似乎不妥。怎么办？最简单的还是按照我国言传工作的一般原则办事：微末小事大叫大喊，重要事件一笔带过。于是，十月革命后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政治大赦就在一个不是＃目的、“什么也不是”的普通日子——一九月九日宣布了，只在《消息报》一份报纸上发表，而且不登在第一版上，也没有发表任何
评论和文章。
噢，怎能叫人不激动呢？我看到了“关于赦免曾同德国人合
作的人员”的消息！怎么会这样？那么我呢？这与我无关？因为
我本来一直在苏联红军中服役？算啦，见你们的鬼去！这样我就
更心安理得了。这时我的朋友列·季、科佩列夫从莫斯科写信来
说，他凭着这项赦免令在莫斯科警察局争得了临时落户的权利。但
是，很快警察局又把他传去了。“你是在同我们搞什么鬼名堂？你
并没有同德国人合作过呀！”“是没有。”“那就是说，你一直在苏
军中服役？”“是的。”“那么，二十四小时之内你滚出莫斯科去！”
当然，我的朋友还是没有走，可是，他写道：“晚上十点之后就有
些提心吊胆，一听见大门铃响就担心是来赶我走的。”
我可是很高兴：我这里有多好！把手稿藏起来（我每天睡觉
之前都把它藏起来）就可以像天使般睡觉了，高枕无忧！
呆在这洁净的沙漠地带，我想象着首都那熙熙攘攘、纷乱嘈
杂、追求虚荣的生活。那里一点也不吸引我。
可是莫斯科朋友们的来信却极力敦促：“你怎么想的？为什么
还呆在那里？……应该要求复查你的案件！现在正在复查！”
我为了什么呢？……在这里，我可以整小时地观察蚂蚁的生
活：它们在我的房基土坯上钻出一个洞来，排着队把自己的货
物——一颗葵花子皮搬运进洞储备过冬，它们并没有班长、看守
和劳改营的长官管理。忽然，一天早晨，虽然房前扔着不少瓜子
皮，可是蚂蚁却不出来了，原来是它们预先就知道今天要下雨。尽
管晴朗的天空和阳光没有一点下雨的迹象，但它们却老早就知道
了。雨后，虽然天空还布满阴云，可它们却出来劳动了：它们确
切地知道今天不会下雨。
在这里，在这寂静的流放生活中，我仿佛确切看到了普希金
生活的真实道路：他的第一件幸福是被流放到南方来，第二件，也
是最大的幸福是流放到原籍米哈依洛夫斯科耶村。他本应该在那里一直住下去，哪里也不去就好了！不知是什么命运把他又拉到彼得堡去？又是什么劫数推动他结婚的呢？……
但是，凡夫俗子的心很难始终听从理智的声音。一块小木片很难不漂向整个水流流去的方向。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幕了。关于赫鲁晓夫的报告我们很长时间毫无所知。（到了给科克切列克的人们传达它的时候，也还是对我们这些流放者保密的。我们是从英国B·B·C·电台得知的。）但是，只须普通公开报纸上刊登的米高扬的一句话，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他说，这次代表大会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列宁式的代表大会”。我立即明白：我的敌人斯大林倒了，这就意味着我正在起来。
于是，我写了复查申请书。
春天，便开始取消对触犯第五十八条的全体囚犯的、刑满之后的流放刑了。
这时，我才拖着病弱的身躯离开清澈的流放地，进入了混浊的世界。
当一个原来的囚徒从伏尔加河东回到了河西，当他乘着火车整日在俄罗斯中部＿片片小树林间穿行，这时他会有什么感触？这就不是本章所要写的内容了。
同年夏天，我在莫斯科打电话询问检察机关对我的申诉有无答复。接电话的人叫我挂另一个电话，然后我听到了侦查员的声音：他用友好的憨厚语气请我到卢宾卡的机关去谈一下。我来到库兹涅茨桥大街著名的传达室，人们叫我在这里等一等。我猜测这时已经有某人的眼睛在注视着我，在研究我的面部表情了。我内心感到紧张，但却作出一副和善的、疲惫的表情，似乎无心地看着一个正在接待室玩耍的、并不很好玩的小孩。我的猜测是正确的1穿着便服的新侦查员正站在一旁注视着我！当他已经确信我不是一个凶猛的敌人时，这才走到我跟前来，十分愉快地把我领进了庞大的卢宾卡大楼。一路走着，他已经在不住叹息了：看他们（是谁？？）把您的生活糟踏成了什么样子，妻离子散！可是，白天也开着电灯的、闷热的卢宾卡大楼走廊还是老样子，还是当初我被押着走过时的样子，那时我是剃光了头、腹内空空、几夜没有睡眠，衣服上的钮扣被扯掉、两手倒剪着的。“办理您的案件的那个侦查员叫叶泽波夫，我知道他。您怎么遇到这么个野兽呢？现在他已经被撤职了。”（他现在大概正坐在隔壁的侦查室里，也正在同样骂我面前这位新侦查员……）“我原先是在海军的反间谍组织‘死灭尔施’工作的，我们那里可没有这么搞！”（从你们那里出过一个叫留明的人！你们那里还有过一个叫列夫申的侦查员，有过一个叫利宾的！）但是，我天真地对他不住地点头：那当然喽！他甚至还提到我在一九四四年说过的关于斯大林的俏皮话，并且说：“您的话很中肯！”他全清楚，他全赞成，只有一点使他感到不安，他说：“您在《第一号决议》里写着：‘所有这些任务，没有组织是不可能完成的。’您莫非是想建立一个组织吗？”
“不一是！”我事先已经周密地想过这个问题。“‘组织’不是指人们的集合体，而是指以国家的方式实行的一系列措施。”
“哎呀，哎呀，是这个意思！”侦查员高兴地表示同意。
这一关过了。
他称赞我描写前线生活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原来也都是作为罪证归入档案的。他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反苏维埃的东西！您想要的话，都可以拿回去，还可以去试试能否发表。”但是，我却用一种病人的、几乎是垂危病人的声音谢绝了他的建议；“哪里的话！我早把写作忘掉了。如果还能活几年，我想研究点物理。”（物理学是我们时代最时髦的嘛！这种游戏现在很时兴，今后我就要同你们做这种游戏了！）
挨了打的不必哭，未挨打的应该哭！监狱总应该教会我们一点什么吧。至少总该教会我们在“契卡格勃”的面前应该保持什么态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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