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列布·斯鲁钦科夫才三十岁。也就是说，他被德军俘虏时只有十九岁。现在他和库兹涅佐夫一样穿上了从储藏室取出的旧军装，极力表现出一副军人气概。他稍微有点跛脚，但这点被他那敏捷的动作掩盖了。
谈判时他态度鲜明、激烈。劳改营当局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过去的少年犯”（即在未满十八岁时被捕，现已满二十一、二岁的人）带到营外，单独释放。这大概未必是骗局，因为当时其它很多地方确实也在释放这种人或者已给他们减刑。可是斯鲁钦科夫却回答说；“你们问过从前的少年犯本人吗？他们愿不愿意把同伴们丢在这里而自己从一个营区转到另一个营区去？”（在暴动委员会会议上他坚持说：“这些少年犯是我们的可靠力量，不能放他们走！”将军们想在暴乱中释放这些人的用意主要也在于他们是“一股可靠力量”。至于带出去之后会不会再把他们分别关进营区外面的禁闭室，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奉公守法的马克耶夫还是调查了愿意办理“释放手续”的原少年犯，结果，他证实：在符合释放条件的四百零九名原少年犯中，只有十三名愿意出去。这个证明出自竭力取悦当局而敌视这次起义的马克耶夫之口，是值得惊奇的；四百名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青年人，而且其中大部分还不是政治犯，不仅放弃了自由，而且也放弃了自身得救的机会，自觉自愿地留在这注定失败的暴动者中间了……
针对将军们发出的武力威胁，斯鲁钦科夫的回答是：“你们派兵来吧！你们多派些冲锋枪手来！我们会把玻璃屑撒进他们的眼睛，缴下他们的冲锋枪！把你们整个肯吉尔卫戍部队打个落花流水！把你们那些罗因腿军官们一直赶到卡拉干达，踩着你们的脊背进入卡拉干达！那里都是我们的人！”。
另外一些人提供的关于斯鲁钦科夫的证词也是可以相信的。据说，他曾举起芬兰式短刀摇晃着说：“谁要逃跑，这刀就朝谁的胸膛扎！”他还在工棚里宣布：“谁不出去参加自卫，谁就准备吃我一刀！”这也是一切军人政权和军事状态发展的必然逻辑……
新生的劳改营政府，同古今一切政府一样，没有内部保安部门是无法生存的，此项工作也由斯鲁钦科夫领导（他的“军事部”设在妇女劳改点的行动人员办公室）。因为没有希望战胜外部力量，所以斯鲁钦科夫懂得：这个职位对他来说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死刑。在暴乱的日子他曾告诉劳改营的囚犯；统治者们曾经板秘密地向他提出过一项建议，要他在囚犯中挑起民族残杀（戴金肩章的人们对此寄托了很大希望），这样来给当局制造一个派兵进入营区的良好借口。主子们答应：如果斯鲁钦科夫能办到这一点，事后就可以保全他一条命。但是斯鲁钦科夫断然拒绝了这笔交易。（主人还向其他人提过一些什么建议呢？别的人却守口如瓶！）不仅如此，当斯鲁钦科夫听到谣传说劳改营里将要对犹太人采取暴行时，他立即发出警告：对传播这种谣言的人要当众鞭笞。谣言立即被制止了。
斯鲁钦科夫不可避免地要同正统派分子发生冲突。这一冲突终于发生了。应该指出，这些年来所有苦役营的正统派分子不约而同地都在谴责“屠宰”眼线的行为，他们甚至不赞成囚犯为争取自身权利而进行任何斗争。他们这样作固然有他们的低级算盘（不少正统派分子是劳改营“教父”的走狗），但同时也还有一套“理论”根据：他们承认来自上面的，当局采取的任何形式的，甚至大规模的镇压和消灭，把它看作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但是同样的行动，甚至是突然迸发的、个别的、分散的行动，只要它是从下面发动的，他们便把它看作匪徒的暴行，而且还要说是“班杰拉分子”式的（这些正统派分子中间从来没有人承认过乌克兰有权分立，因为在他们看来，承认这一点就等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了）。政治苦役犯们拒绝从事奴隶劳动，对铁栅栏和随意枪杀犯人感到愤慨。这都使劳改营内的那些驯顺的共产党员伤心、苦恼、心惊胆战。
肯吉尔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时正统派便倾巢而出了。（这里有根金、阿普费尔茨维格、塔拉拉耶夫斯基；显然还有阿科耶夫，其他几个人的姓名我们不清楚。此外还有一个长期装病的人，他长年躺在医院里，说他、“脚底下总在旋转”，这类知识分子式的斗争方式他们倒是承认的。而在暴动委员会中他们的代表显然就是马克耶夫。）他们从斗争一开始就指责“本来就不该开始”，界墙上的豁口被堵死之后，他们又指责说不应该挖地道。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残余的班杰拉分子挑起来的。现在他们主张尽早地让步。（是啊，被打死的十六个人不是他们劳改点的人；至于管那个福音派教徒鸣不平，简直可笑！）在马克耶夫的笔记里到处流露出他们这一派别的激怒情绪。他们觉得周围一切都十分愚蠢，所有的人也都愚不可耐；四面八方都有危险——当局会给他们加判刑期；班杰拉分子会让他们背上吃一刀。马克耶夫写道：“他们想用铁器恐吓大家，让大家都毁灭。”他说肯吉尔营的暴动是“血腥的游戏”，是耍弄“假王牌”，是班杰拉分子们的“外行文娱演出”，他还经常把这次事件称为“结婚典礼”。马克耶夫认为暴动领导者所追求的完全是淫佚放荡、逃避劳动和推迟应受的惩罚（他认为判给人们的惩罚自然是公正的）。
这种看法忠实地反映出正统派分子对五十年代劳改营里的自由运动的态度。不过，马克耶夫为人是相当谨慎的，他甚至还参加了暴动的领导班子。而另一个叫塔拉拉耶夫斯基的人则公开提出了这些指责，因而斯鲁钦科夫领导的内部安全部便以“进行敌视起义的煽动”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是的，就是这样。起义的、解放了监狱的囚犯们如今办起了自己的监狱。这是嘲笑，但这嘲笑也是古已有之的。不过，由于各种罪名（也有人给当局去通风报信）关进监狱的总共只有四个人，而且没有枪毙一个人（相反，这几个人后来倒是有了证据，可以在劳改营领导面前证明自己没有参加叛乱了）。
监狱，一般地说，在整个起义期间成了大家参观的场所，特别是三十年代修建的黑暗的旧监狱部分。那里有在屋顶只留着一个进出口而没有窗户的单身牢房，里面一张无腿“木床”，也就是把一块床板直接放在水泥地上供囚犯睡眠，床板上显然比牢房本身还要阴冷潮湿；“木床”旁边的水泥地上，像喂狗盆似的放着一个粗陶制的大碗。
委员会的宣传部组织囚犯们去参观这些旧监狱，特别让那些过去没住过这种监狱，今后也许不可能住的人们去。当将军们来到营区时，也领他们去参观。（但他们毫未对此感到惊讶！）宣传部还请求将军们组织镇里的自由工人到这里参观，因为工地上一旦没有囚犯干活，那些人反正也是不会干活的。将军们甚至真的派了一些人来，当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些经过挑选的人，他们参观后一点也没有表示愤慨。
作为对等措施，将军们也建议宣传部组织一批囚犯去矿山（即去斯捷普拉格的第一、第二分部）参观，因为我们这里传说那里也暴动了。（这里顺便说一下，当时的奴隶和奴隶主双方由于各自的原因都避免使用“暴动”这个词和另一个更坏的词“起义”，而是使用一个羞答答的、不那么刺耳的、和平的名词“春歇”。）囚犯们当真选了一些人乘车去参观了，他们看到那里的囚犯们确实在照常出工劳动。
人们对于罢工的蔓延扩大寄托着多少希望啊！而参观者带回来的却只有沮丧。
（带人们去参观这一招儿作得很及时！其实，矿山上的囚犯已经从自由工人那里听到些关于肯吉尔营暴动的谣传了，当然也有波动。六月间恰好有许多复查申请遭到拒绝。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孩子在禁区旁边被枪打伤了。于是矿山上也宣布了罢工，人们在劳改点之间的界墙上打开缺口，涌开了。了望塔上架起了机关枪。不知什么人挂出了一条反苏维埃的横幅标语，还提出了“自由或者死亡！”的口号。但是，这幅标语很快被拿掉，换上了一幅提出合理要求的标语，并且写明：一旦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就保证夺回罢工造成的损失。开来几辆卡车要从仓库取面粉，占领仓库的囚犯们没有给。罢工大约继续了一周。不过，我手头没有关于这次罢工的准确材料，这些都是听第三者说的，可能有所夸大。）
总之，有几个星期肯吉尔的“战争”变成了宣传战。营外的广播整日不停：在营周围装了几个扬声器，向营区轮流播送对全体囚犯的呼吁和消息（假消息），有时也放一两张老掉牙的、令人厌恶的、折磨你每一根神经的唱片；
姑娘在田野徘徊，我的爱就是她，
我早已爱上，她那美丽的辫发。
（不过，即使为了争得听听这旧唱片的一点点权利，也值得发动这场起义！要知道，甚至这种破烂唱片也不是播放给跪着的人们听的呀。）播放这些唱片也符合时代精神；它们起着广播干扰作用，干扰从劳改营里向外播放的、针对警卫战士们的广播。
营外的广播内容不外以下几种；诬蔑我们的整个运动，硬说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奸淫和抢劫（虽然劳改营的囚犯听了好笑，但这是让村镇上的自由居民听的！本来奴隶主们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作出任何更高尚些的解释！至于承认我们这些愚民百姓还能够追求正义和公理，这种思想高度简直是他们无法攀登的）；编造一些有关暴动委员会某个委员的“私人丑事”（他们甚至造谣说，某个头目有一次被押送渡过科雷马河时把船底凿了一个洞，致使驳船沉没，三百名囚犯溺死。广播还着重指出：淹死的都是些可怜的囚犯，而且几乎全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而没有淹死押送士兵。也不知道他本人怎么没淹死）；对库兹涅佐夫进行神经战——说本来已经批准要释放他，现在又撤回了；不停地号召：去劳动吧！出工吧！为什么祖国应该白白养活你们？你们不出工会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指望用这些话感动那些注定永远在这里眼苦役的人们吗？！）整列整列的运煤火车停在那里没人卸车！（囚犯们哈哈大笑：“让它停着吧！你们会早些让步的！”不过，囚犯们也没有想起来：既然损失使他们那么痛心，为什么不动员戴金肩章的人去卸车？）
但是，暴动的技术部也没有示弱。他们在总务科大院找到两台电影放映机，利用那上面的放大器代替扬声器。当然，功率不大。电源由秘密水电站供应！（起义的囚犯拥有电力和广播，这使统治者十分惊奇和不安。他们担心暴动者会组装一台发报机，会把起义消息发到国外去。劳改营内部也有人散布这类谣言。）
劳改营也有了自己的播音员（其中斯拉娃·亚里莫夫斯卡娅最有名）。播送最新消息、广播新闻（还有每天的墙报和漫画）。还有一个节目叫“鳄鱼的眼泪”，是嘲笑看守的：“他们从前残酷殴打妇女，如今却装出为妇女命运操心的样子。”还有专为卫兵播送的节目。此外，囚犯们还在夜晚走近了望塔，用话筒向卫兵们喊话。
但由于电台功率不够，无法对村镇上的自由居民广播；而这些人才是在肯吉尔能够找到的唯一可能同情我们的人，他们大部分也是被流放到这里来的。村镇当局不是通过广播，而是通过因犯们办不到的某种方法，散布了大量谣言，把这些人的思想搞乱了：说什么现在控制着劳改营的是些嗜血成性的匪徒和淫荡的娼妓（这种说法特别对村镇里的妇女起了作用）；说劳改营里正在虐杀无辜的老实人，把他们扔进炉膛活活烧死（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当局竟不去干涉！……）。
相距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远，怎样才能让墙外的这些人听到我们的声音呢？必须告诉他们：“弟兄们！我们仅仅是要求公正！他们无缘无敌杀害我们！待我们还不如狗！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可是，怎样去告诉他们呢？一技术部的人深知自己赛不过现代科学技术，因此只好使思想向后转，求助于见世纪前的技术。总务科大院里什么都有，这一点已经谈到过。多年来，对于杰兹卡兹甘的军官们来说，这个地方既能代管首都时装店，又能代替各种田用品修造工厂、这时，囚犯们利用总务科大院里的烟卷纸，仿照法国蒙戈尔非耶弟兄傲气球的办法，或做了一个巨大的气球。气球上绑上一束传单，气球下面吊一个火盆，装上燃烧的木炭，它可以把热空气通过气球下部的开口进入气球。使气球上升。囚犯们兴高采烈地聚集在院子里（囚犯们高兴起来就像小孩子一样），观看这一奇特的抗空装置冉冉上升，向墙外飞去！但是，呜呼！这天的风速超过气球上升的速度，气球团飞过墙，下面的火盆就被墙外的电线挂住，失去热气流供应的气球落了下来，同传单一起烧毁了。
这次失败之后。他们又用烟充满气球。这种气球在顺风时飞得不错，可以使村镇居民看到挂在上面的大字标语：
“救救遭受毒打的妇女和老人们！”
“要求派党中央主席团委员来！”
警卫士兵们便用枪射击这些气球。
这时有几个车臣人囚犯向技术部建议制作风筝（他们是做风筝的能手）。很快便糊出了不少风筝，可以把它们放到很远的村镇上空去。风筝上绑有一个小小的机关，待到风筝飞到预定位置上空时，机关就可以打开，挂在上面的一束传单就落下去了。放风筝的人坐在工棚屋顶上观察着事态的发展。传单有时落在离营区不远的地方，于是看守们就跑去拾；如果离很远，就派出摩托兵或骑兵去拾。总之，尽量不让自由居民看到这独立的真理（传单的末尾一句话是请求每个读到它的人设法把它送到党中央去）。
士兵们也射击风筝，但风筝不像气球那么容易损坏。但对方很快就想出了优派出大批看守便宜得多的对应措施。他们也用风筝来捕捉并绕住我们的风筝。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风筝战！这是为了压制住真理的声音……
（为了说明肯吉尔事件的时代背景，我们不妨请读者回想一下这次暴动当时在自由的外界发生过一些什么事件。当时是：关于印度支部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正在开会。法国人皮埃尔·戈特获得斯大林和平奖金：另一名法国进步作家萨特来到莫斯科。以便投入我国社会的进步生活；大张旗鼓地庆祝了乌克兰同俄罗斯恢复统一的三百周年纪念。五月三十一日在红场上举行了盛大阅兵或游行。分别授予马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列宁勋章六月六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尤里·多尔戈鲁基纪念碑揭幕式。全国工会代表大会自六月八日正式开幕（但是，大会上当然只字未提肯吉尔的事）。六月十日政府发行公债。六月二十日空军节，在土希诺举行了壮观的检阅。一九五四年的这两个月还有一件事比较突出，就是在所谓文艺战线上展开了强大进攻：苏尔科夫、科切托夫和叶尔米洛夫发表了气势汹汹的文章，摆出一副整人的架势。科切托夫甚至发问：“这是什么时代？”可是，谁也没有对他说：“这是劳改营起义的时代！”这一时期许多错误的戏剧和小说遭到了批判。而在危地马拉，帝国主义的美国受到了应得的回击。）
肯吉尔镇上也有流放来的车臣人，但卫兵们的那些风筝不大可能是车臣人做的。我们不能说车臣人曾经帮助过压迫者。他们十分清楚地理解肯吉尔暴动的意义，有一次还给营区送来一汽车面包，当然，马上被军队赶走了。
（就顺便说说这些车臣人吧。就哈萨克斯坦的情况而论，车臣人实在不受周围人的欢迎：他们粗鲁、凶猛、公开表示讨厌俄罗斯人。但是，只要肯吉尔人表现出一点点独立精神和勇敢气魄，就会立即争得车臣人的好感！所以，当我们感到人们不很尊重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生活态度。）
这个时期，技术部正在制造那风传已久的“秘密”武器。其实它十分简单：只是把掺有钙和硫的化合物的火柴头填到一种铝制曲管里就行了。（这时，所有的火柴箱都搬进了挂有“电压十万伏！”牌子的小屋里；铝制曲管是从前生产饮牛装置时的下脚料，仓库里剩了很多。）把里面的火柴头药硫磺点着，把曲管扔出去，它就舍发出咝—咝的响声爆炸开。
但是，选定什么时间、地点和方式使用这种武器进行打击，却由不得这些不走运的聪明人和设在浴室的战地司令部了。暴动开始后大约两个星期，在一个漆黑的、没有任何照明的夜晚，突然听到劳改营围墙的许多地方同时传来笨重沉闷的撞击声。不过这一次凿墙的不是逃跑者，也不是暴动者，而是警卫部队！劳改营里立即乱成一团，人们拿着梭镖和马刀来回跑，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囚犯们等待着军队来进攻，但是军队并没有发动攻击。
第二天天亮后才知道：营区围墙上除了原已打开的几个豁口之外，外部敌人又凿开了十来处豁口（缺口外面布置了机枪手，防备囚犯从豁口涌出去），这当然是准备向营区进攻。于是营区内展开了紧张的防御准备。指挥部决定：拆掉营区的内墙和土坯墙，在各个豁口的内线修起第二道围墙，特别要用土坯加强面对豁口的地方，防护机枪射击。
一切全反过来了！现在是警卫部队破坏墙，劳改犯们却在垒墙！包括小偷们也在认真地垒墙，认为这并不违背他们的规矩。
还必须在每个豁口安排新的值班人员，并要指定某排负责某处。夜间，听到警报就要严格按规定奔向指定的防御地点。规定的警报信号是敲打一个从货车上拆下的缓冲器，还有那种特别响亮的口哨声。
囚犯们十分认真地准备手持梭镖迎着机关枪冲上去。那些原本没有这种决心的人起初有些担心，慢慢也习惯于这种想法了。
只要闯过这一关，平坦大路在眼前！
有一次，士兵们白天开始进攻了。有个豁口正对着斯捷普营管理处楼前的阳台。当时阳台上挤满了军官，闪着宽窄不同的各式肩章。他们拿着电影摄影机和照像机。端着冲锋枪的士兵朝缺口开过来了。但他们前进得并不快。他们只前进到一定距离，以便诱使营区发出警报。警报一响，各排囚犯便朝着指定的豁口跑去，挥舞着校徽、拿着石头和土坯进入防御．壁垒。这时，阳台上的电影摄影机和照像机便纷纷响起来（自然不会把冲锋枪手们拍进去的）。于是，劳改营军官、检察官、政治教导员以及所有在场的人，当然，全是党员，便朝着这群手持梭镖的狂热的原始人所表演的奇异荒诞的场面发出了得意的哄笑！这些酒足饭饱的、寡廉鲜耻的高级人物们正在阳台上戏弄嘲笑他们饥饿的、受骗的本国同胞。他们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
此后，时而还有看守人员偷偷跑到豁口近前，企图扔进一条带钩的绳套来像套野兽和雪人似的套走一两个“舌头”。
不过，他们的最大希望还是寄托在动摇分子的逃跑上。广播喇叭不停地叫：清醒清醒吧！从豁口跑出来吧！从这里出来我们不开枪！凡是跑过来的一律不追究暴动罪责！
暴动委员会则通过自己的广播对此作出了回答：“谁想逃命，就过去吧！从正面的岗楼过去也行！我们不阻拦任何人！”
有人确实也这么干了，那就是……暴动委员会的委员，前少校马克耶夫。他装作办什么事的样子走近正面的岗楼，过去了。（他装作这样，并不是因为别人会阻拦他或可能朝他背后开一枪，而是因为在公然哄笑的同志们面前几乎不可能当叛徒！）他伪装了整整三个星期，如今他可以任情发泄那渴望运动失败的感情和对起义的仇恨了，因为他马克耶夫可不需要起义者所要求的那种自由。如今他可以在主人面前立功赎罪，通过广播号召囚犯们及早投降并对所有主张坚持斗争的人进行攻击了。让我们看看他关于那次广播谈话的亲笔记述吧：“只是某一个人决定了，说可以靠马刀和梭镖取得自由……他们想把那些不愿拿起武器的人置于枪林弹雨之中……领导已经答应对我们的案件进行复查了。将军们在同我们耐心地谈判，可是斯鲁钦科夫却把这种态度视为软弱。暴动委员会实际上成了猖狂匪徒们的护身符……你们应该进行不愧为政治犯的谈判，而不应该（！！）修筑什么毫无意义的防御工事！”
围墙豁口一直敞开着，整个暴动期间绝大部分时间是开着的。但是，几个星期中从豁口跑出去的总共不过十一、二个人。
为什么？难道人们当真相信会胜利？不。难道真的不为将要受到的惩罚苦恼？当然苦恼。难道真的不想为了自己的家庭保全住性命？想保全！当时说不定有成干的人在为这些问题所苦，在认真地暗自思考活命的可能性。至于那些从前的少年犯，他们更是有完全合法的理由出去的。但是，当时这一小块土地上的社会温度已经升高到这样一个程度，即使还不能对人们的灵魂进行完全再熔铸，至少也足以使它的表面得到重新熔铸了。因此，那些过于低级的规律——“生命只有一次”，存在决定意识，贪生怕死会使人变得怯懦等等，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在这块有限的土地上，就统统失去了作用。生存和理智的规律指给人们的路是：一起投降或者分散逃跑。可是，他们既没有投降，也没有逃跑！他们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精神高度，并从那高处向刽子手们宣称：
“随你们的便吧，该死的！你们要杀就杀吧！你们咬吧！”
这样，当局的一次计划周密的战役失败了。原来指望囚犯们会像老鼠一样从豁口四散逃走的，然后就可以对营里剩下的最顽固分子放手镇压。这一着失败了。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是由一些贪生怕死的人发明的。
囚犯们办的壁报上原来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妇女指着玻璃罩下面的手铐对孩子说：“他们就是用这种东西铐住你爸爸的！”现在这幅画旁边又贴出了一幅漫画，题为：“最后的投敌分子”，画的是一只黑猫正从豁口往外跑。
漫画总是在笑；但营里的囚犯却没有什么可以笑的事。暴动后的第二，第三、第四个星期过去了，已经进入第五周。按照古拉格的法律连一小时都不应该存在的情况，现在却令人不可置信地、甚至是使人感到难堪地长时期存在着：自五月下半月开始，现在整个六月快要过去了。起初，人们由于胜利、自由、会面和想出来的各种巧妙斗争方法而兴奋，甚至有些飘飘然了。后来又相信了谣传，说是矿山上也起义了，或许楚尔白奴拉、斯帕斯克，整个斯捷普营也会紧跟着起义的！说不定还有卡拉干达呢！整个古拉格群岛也许会爆炸，炸得粉碎呢！但是，矿山的囚犯没有起义，他们仍旧倒剪着两手、低垂着头、每天去劳动十二小时并且感染矽肺，他们根本不关心肯吉尔，甚至也不关心自己。
没有人支援肯吉尔这个孤岛。现在已经无法往草原上逃跑了：又调来一些部队，他们搭起帐篷住在草原上。整个劳改营区外面又新加了一层铁丝网。原来指望老爷会来（当时指望乌林科夫来），他会判明是非，一切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这只不过是一个玫瑰色的希望的小点。原指望会来一位大善人，他去两手一拍，哎呀一声：唉！看看他们在这里过的是什么生活！你们是怎么对待他们的？要惩办杀人凶手！枪毙切切夫和别利亚耶夫！给其他的人降职降级！……但是，这个“希望之点”过于微小，它的玫瑰色过于好看了。实际上将实到来的远不是什么慈悲、恩典。人们正在度过他们最后几天自由快活的日子，然后就要由内务部的斯捷普营分部任意摆布了。什么时候都会有些人经受不住紧张状态。有些人内心已经被压垮，他们只是在为现实的镇压迟迟不来而苦恼。有些人已在暗自盘算：我任何事都没有牵连进去，如果今后小心从事。也许不会遭殃。也有个别的新婚夫妇（他们甚至是按照真正的教堂仪式结婚的，否则面都马克兰姑娘是不会出嫁的呀。多亏古拉格的照顾，使得劳改营里现在有各种教派的神职人员可以帮助举行仪式），他们的痛苦和甜蜜极为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是那些过着慢悠悠的生活的人所永远不可能理解的。这些新婚夫妇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而度过，只要昨夜镇压没有来临，他们便把今天的早晨看作天赐之福。
宗教信徒们则不住地祈祷，他们把肯吉尔营中的惶惶不安放到神的肩上，因此，他们一如既往是营区最平静的人。大食堂里按照时间表轮流进行各种教派的宗教祈祷仪式。犹太教派的人们坚持自己的教旨：不拿武器，不参加修筑壁垒，不参加站岗放哨。他们长时间地静坐，微低着头，一言不发。（分派给他们的工作是洗碗。）营里还出现了一位预言家，他在人们的床头煞有介事地画十字，预告世界末日的到来。恰巧这时来了一股寒流，气温骤然下降（哈萨克斯坦夏天偶尔也有寒流）。他召集起的一些老太婆穿着单薄的衣服坐在冰冷的土地上，把颤抖的双手伸向空中。是啊，还能伸向什么人呢？……
有些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无可挽回地牵连进去，只有军队攻进之前这几天可以活了，但他们认为，那也得尽量坚持到底，该做的事还得做。因此，这些人还不算是最不幸的。（最不幸的是那些本来没有牵连进去，但却祈求末日早些来临的人。）
但是，当所有这些人聚在一起开会讨论投降还是坚持下去的时候，他们便又都回到那样一种社会温度中了，这种温度能使他们的个人意见完全熔化，甚至根本不复存在、也许是他们害怕别人的嘲笑甚于害怕即将到来的死亡吧。
“同志们！我们也有火力防御手段。敌人如果攻进来，他们的损失至少会有我们的一半！”仪表党党的库兹涅佐夫对大家这样说，仿佛他掌摸着许多秘密，所有秘密部对囚犯有利似的。他还不止一次地说：
“即使我们死掉，我们的死也绝不会是毫无意义的！”
（这一点他说得完全正确。同所有的人一样，那种总的温度对他也起了作用。）
所以，当大家表决是否坚持下去的时候，大多数人赞成坚持。
这时，斯鲁钦科夫意味深长地威胁说。
“可当心点儿！谁要是留在我们队伍里而又想着投降，我们可要在投降前五分钟先处决他！”
有一天，营外的广播宣布了一项“劳改营总管理局命令”；鉴于斯捷普特种劳改营肯吉尔分部的囚犯拒绝劳动，鉴于该分部怠工，鉴于……鉴于……鉴于……唯命令解散肯吉尔分部并将其全体囚犯送往马加丹。（看来，古拉格当局还觉得我们这颗行星太小了。试问。那些没有闹事而早就被送去马加丹的人，他们是“鉴于u什么被送去的呢？）限令复工的最后日期是……
但是。这个“最后日期”也过去了。一切仍然照旧。
一切仍然照旧。只是八千人的这种显然不可能的、前所未有的、悬在空中似的生活所具有的全部离奇性和梦幻性却在按部就班的劳改营日常活动的背景上显得更加突出了：这里一日三餐照常开饭。按规定的日期洗澡；洗衣房照常洗衣服，内衣按规定时间换；理发定按期理发；缝纫组和修鞋组照旧收活。这里甚至成立了调解纠纷的调解法庭。甚至还……释放人！
是的。营外时而广播一些人的名单，招呼他们出去予以释放；有时这是某个国家的外国人，因为他们的政府已闹得清任可以把自己人召集到一起了。有时则是（或者似乎是）服刑期满的人……说不定劳改召当局正是利用这种办法叫出一些人去当“舌头”的——这样繁不必让看守用带钩的绳索套“舌头”了。暴动委员会也开会讨论营外广播的名单，但是因为无法核实，只好按名单全部放出去。
为什么这个时期拖得这么长？统治者们在等待什么？等待营里断粮？但他们理应知道粮食还能维持很久。是在考虑镇上居民的反应？这是根本无须担心的。是在制定镇压计划？那也可以快些呀。（不错，后来我们得知：这期间从古比雪夫附近调来一团“特种兵”，即讨伐团。要知道，并不是随便什么兵种都能够胜任讨伐工作的。）是在上商讨论镇压方案？那么是在哪一级讨论呢？哪一天哪一级作出了决定，这是我们无法知道的。
有几次，总务科大院的外大门突然打开了。也许是要检查防御者的准备程度吧？值班纠查队员立即发出警报，各排马上奔向指定地点。但是，却没有人向营区进攻。
营区防御体系的全部侦察工作是由坐在工棚屋顶上的观察哨担任的，从屋顶可以看到的一切便是进行预测和判断情况的全部根据。
六月中旬，镇上开来了许多拖拉机。拖拉机在营区附近工作或者像是在牵引什么，后来甚至夜里也不停止工作。这种夜间工作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于是我们开始在各个豁口的里面挖大坑以防万一（其实，这些都被“U—2型”飞机拍了照片或者画了图形）。
拖拉机的这种不祥的吼叫声似乎使人们心中的暗影变得更浓了。
突然，所有的怀疑论者全丢脸了I悲观锅里的人们丢脸了！凡是说过不会有宽恕、因而也无须请求什么的人们全丢脸了！“只有正统派可以庆祝胜利。六月二十二日统治者的广播宣布：接受囚犯们的全部要求！党中央主席团的一位成员已启程来肯吉尔；
原先那个玫瑰色希望的小点点如今变成了玫瑰色的太阳，变成玫瑰色的天空了！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达到目的！那就是说，我们国内还是有正义的！上面会对我们作些让步，我们也要有所让步。其实，带着号码生活也没有关系，窗上的铁栅栏也并不碍事，我们反正不想跳窗户跑嘛。又是在欺骗我们吗？可是并没有要求我们在这之前复工劳动呀．
就像用小棒一触切断了验电器的电荷，它那金属箔片便轻轻落下来一样，外部广播宣布的这条消息卸下了人们思想上最近一周来的沉重负担。
甚至那讨厌的拖拉机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喧闹了一阵之后也沉默下来了。
暴动开始后的第四十个夜晚的睡眠是十分宁静的。肯定明天那位主席团成员就会到达肯吉尔，说不定现在已经到了……这是短暂的六月的夜晚，是那种总也睡不够的六月的夜晚，因而人们在黎明前睡得特别香，就像十三年前”的六月一样。
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破晓之前的天空中突然亮起一颗颗
带降落伞的照明弹，四处的了望塔上也升起了照明弹。可是，各
工棚屋顶上的观察哨却都一声不吭，原来他们已经被狙击兵的子
弹消灭了。响起了隆隆的炮声。飞机在劳改营上空作超低空飞行。
气氛十分恐怖。久负盛名的T－34型坦克早已在拖拉机轰鸣声掩
蔽下进入阵地，这时一齐向各个豁口冲来。（其中一辆还是掉进坑
里了。）有的坦克后面拖着已经打好的叉形铁丝网支架，以便立即
用铁丝网把营区分开。另一些坦克后面则跟着头戴钢盔、手持冲
锋枪的突击队员。（在进攻开始之前，冲锋枪手和坦克手们都领了
伏特加河。不管是什么样的特种部队，要想让他们去镇压手无寸
铁、’正在睡眠的人们的话，最好还是先让他们喝得醉醺醺的。）跟
随进攻部队前进的还有携带电台的通讯兵。照明弹使营区一带亮
如白昼，将军们登上了射手的了望塔，从那里指挥战斗：“夺取那
个工棚！……库兹涅佐夫就在那儿！”（有一座了望塔被囚犯奶的
爆破管炸中，烧起来了。）这一次将军们并不像往常那样躲在观察
点后面，因为他们知道现在不会有中弹的危险。
镇上的自由工人们则从远处，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观看这
场镇压。
劳改营惊醒了十乱成一团。有些人留在工棚里，趴在地上不
动，指望这样或许能保住性命，看不到抵抗有什么意义。另一些
人则想把他们拖起来去抵抗。还有一些人冒着弹雨冲了出去，冲
去战斗或者去寻求快死。
第三劳改点，也就是发起暴动的劳改点，顽强地进行抵抗（这里大部分是刑期二十五年的人，班杰拉分子占很大比重）。他们……朝着冲锋枪手和看守们扔石头，也可能还朝坦克扔了些装着硫磺的铝管……竟然没人想到那些装着碎玻璃的小盒子。有一个工棚的人曾两次喊着“乌拉！”发起反攻……
坦克横冲直撞，一路上只管轧下去（坦克的履带从一个基辅妇女阿拉·普列斯曼的肚子上直轧过去）。坦克冲上工棚的台阶，一直轧过去（两名爱沙尼亚妇女英格丽德·基维和马赫拉曾被轧死了）。坦克紧贴着工棚的墙边轧过去，把那些贴在墙上躲避坦克履带的人轧死。谢苗·拉克和自己心爱的姑娘拥抱在一起冲到坦克下面结束了他们的一生。坦克轧倒工棚的板墙，甚至在工棚里面还继续放空炮。据法依娜·爱泼斯坦回忆说：就像在梦中似的，工棚的一角突然倒塌了，只见一辆坦克在工棚里从活人们身上斜着轧过来。没有被压着的妇女们从床上跳起来。到处乱窜。坦克后面紧跟着一辆卡车，士兵们把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的妇女们捉住扔进车厢。
他是空炮，但是自动步枪和刺刀却是实战用的。有的妇女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男人们，这些妇女同样被当场刺死！行动人员别利亚耶夫这一天早晨亲手杀死了二十多个人。在战斗结束之后，有人看见他把刀子放人被击毙者手中，让摄影师赶紧拍下这个被击毙的匪徒的照片。暴动委员会委员，白发苍苍的苏普伦肺部被打伤牺牲了。有些人躲进了厕所，他们被机枪打死在那里严
库兹涅佐夫在浴室，在他的指挥部里被抓住。强迫他跪在那里。斯鲁钦科夫被绑住双手抛向空中，摔到地上（刑事犯们常用的办法）。
在此之后，射击停止了。士兵们开始喊话：“快从工棚里出来！
不再开枪啦！”的确没有再开枪，只不过是用枪托打。
每捉住一批俘虏，就从大墙豁口带出去，穿过外围的肯吉尔
警卫部队包围困送进草原，搜身之后迫使他们趴伏在地上，两只
手伸到头上来。然后，内务部的飞行员和看守们便在这群伸着手
伏在地上的人群中走来走去，认出他们早在空中和了望塔上就已
经记住的人，把这些人揪出去。
（人们都在忙于这些事，所以谁都没有时间去翻翻当天的《真
理报》。而这一天的《真理报》上是有专题报道的——题为：《祖
国的一日》，内容是：冶金工人取得卓越成就；进一步扩大农业的
机械化收割面积！我们祖国的这一天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历史学
家们参考了这张报纸之后是不难综述的。）
好奇的军官们现在可以去看看总务科大院里的秘密了：用什
么办法发的电？“秘密武器”是怎么回事？
胜利的将军们从了望塔上走下来，去用早餐。我不认识他们
中间的任何人，但我敢断言：在这个六月的早晨，他们的食欲是
不会差的，而且一定还喝了酒。喝几杯酒，热闹一下，这并不会
丝毫损害他们头脑中井然有序的正统思想。至于他们内心里想些
什么，那从外面是封得很严的。
据人们说，死伤人数是六百左右，而据我们几个月之后所看
到的肯吉尔劳改营分部生产计划科的材料，则是七百多。受伤的
人挤满了劳改营医院，不得不往城市医院里运送。（对自由居民宣
讲的是：士兵们放的都是空枪空炮，那是囚犯们自己互相残杀的
结果。）
本想让那些活下来的囚犯去挖坑埋死人的，但是为了避免把真相声张出去，还是把这项任务交给部队了。大约三百具尸体就埋在营区旁边，其余的理到草原上了。
六月二十五日，囚犯们整天都在烈日下伏在草原上（这些日子天气一直炎热），而营区内部则在进行彻底大搜查，全部东西都要拆开看看，抖抖。傍晚给草原上送来了面包和水。军官们已经编好了名单。他们按名单叫人，答应的就划上个记号，说明活着，发给一份口粮，并立即把他们按名单分开。
暴动委员会的委员们及其他受到怀疑的人关进了劳改营监狱。监狱不再是参观场所了。一千多人被挑出来，有的送进秘密监狱，有的押往科雷马河沿岸。（像往常一样，这些名单是胡乱编制的，许多什么都没干的人也上了名单。）
是的。这种平息叛乱的景象会使那些厌恶本书这几章的人感到心情舒畅的。他们想：这回我们保险了！谁也不必再躲进“储藏室”去，对讨伐者的报应是永远不会到来的！
六月二十六日一整天强迫囚犯们拆除壁垒，堵住大墙豁口。
六月二十七日便带囚犯主劳动了。这时那等待已久的一列列货车才终于有人卸车了！
镇压肯吉尔的坦克又开到矿山去，在那里的囚犯们面前绕了一阵子，以表示：你们也应该得出应有的结论！……
一九五五年秋季对暴动的领导者们进行了审判。当然，是秘密审判，我们对此很少了解……据说，库兹涅佐夫在法庭上态度坦然，他极力证明在当时情况下他的所作所为无可指责，不可能想出比他更好的办法了。我们不知道对他怎么判决的。斯鲁钦科夫、米哈伊尔·凯列尔、克诺普库斯三人想必是处决了，我的意思是说，一般地说一定是会枪决的，不过，也许一九五五年这个年头本身帮助减缓了他们的判决？
在肯吉尔营又组织起了诚实认真的劳动生活。免不了要把不久前的暴乱者组织成突击作业班。全面地实行了经济核算制。售货亭开始售货。又弄来一些旧影片放映。看守和军官们又开始到总务科大院里为自己的小家庭制做点什么了；做一根钓鱼用的绞竿，钉个小匣子，修修女式手提包的拉锁之类。暴动过的鞋匠和裁缝（大多是立陶宛人和西部乌克兰人）如今又在替军官们缝制较软的高筒靴，替他们的妻子做衣服。照旧把犯人带到选矿场去替军官们剥下电缆上的铅皮，然后拿回营来铸成猎枪用的霰弹，军官们要去打羚羊嘛！
不过，这时笼罩整个古拉格群岛的惊慌不安的情绪也感染了肯吉尔。所以，没有重新往窗上装铁栅栏，晚间工棚不再上锁了。开始实行“三分之二”提前假释的办法。甚至空前地对第五十八条囚犯采取了一个“撤消判决”的行动——释放了一批垂死的人。
墓地上的青草往往长得特别浓密，茁壮。
到了一九五六年便取消了那个营区。这时，留居当地的从前的流放犯才终于寻找到埋葬那些人的地方，并且把草原上采来的郁金香花奉献到这里。
“暴乱不可能取得成功。
因为，它一旦胜利，人们就不再用这个名称……”
（罗伯特·彭斯）
每当您在莫斯科走过多尔戈鲁基的纪念碑前时，请您想一想吧；这座纪念碑是在肯吉尔暴乱的日子里揭幕的。这样，它似乎就成了为肯吉尔建立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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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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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血骨都思念故乡。
（俄罗斯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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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由初期的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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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发明监狱之前想必已经发明了流放。古时把某人逐出部族也就是流放吧。人一旦脱离他久已习惯的环境和地点有多么不易生存，这一点看来很早就为人们所理解了。尽管此处不是千里冰封，而是芳草如茵的绿洲，你也总会觉得一切都不对头，都格格不入，难于安居，都像是临时应付，并非久远之计。
俄罗斯帝国在实行流放方面也并没有落后。早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期的一六四八年制定的《俄国法津大全》里，就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流放这一条。但实际上这个办法早在十六世纪末，还没有什么《法律大全》时，就已经实行了：流放过失宠的卡尔戈波尔人，乌格利奇人，杀害皇太子德米特里的见证人们。这时期辽阔的西伯利亚已经属于俄国，不愁没有供流放的地方。到一六四五年流放犯总人数已达一千五百人左右。到彼得大帝执政时已开始成百人成百人地分批流放。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伊丽莎白女皇废除了死刑，把它改为终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是，这里却有人偷天换日，把流放看作不仅是强迫迁移到边远地区去自由居住，而是要服苦役。强迫劳动，这已经不能算是流放了。到了一八二二年，沙皇亚历山大颁布关于流放的法令，使这一偷换固定下来。因此，十九世纪的流放犯数字中显然是包括苦役犯在内的。十九世纪初每年流放人数约在二千至六千之间。从一八二0年起对流浪者（我国叫作“寄生虫”）也实行流放，因而数字有时高达每年一万人。一八六三年选中了和大陆分开的荒凉的萨哈林（库页）岛，把这个岛也划归流放地区，流放的可能性进一步扩大了。整个十九世纪中判处流刑的人数总共为五十万，十九世纪末期共有流刑犯三十万人。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关于流刑的法规又翻出了新花样。出现了一些较轻的形式：“驱逐到两省以外”以至“驱逐出境”。（当时并不像十月革命后那样，人们并不认为这是多么无情的惩罚。）另外，还实行过所谓“行政流放”作为司法流放的一种方便的补充措施。但是，那时流放的期限是明确规定的，甚至所谓“终身”流放实际上也不是终身的。契诃夫在《萨哈林》一书中说，经过十年的流放生活之后（如果流刑犯“行为端正”——这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标准，而据契诃夫证实，当时对这一标准的掌握是相当宽大的——的话，甚至可以在六年之后）流刑犯就可以转入农民状态，他就可以作为农民而迁到他原籍之外的任何地方去居住。
沙皇统治的最后一世纪的流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个人摩肩。这个特点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当然的，而我们现在却反倒觉得奇怪了。那时候不论根据司法判决还是通过行政命令判处的流刑都仅仅适用于被判罪者本人，而绝不适用于该人所属的集团的任何其他成员。
随着岁月的推移，流放条件及其严酷程度也不断变化，一代一代的流刑犯给我们留下来的证明材料各不相同。流刑犯们在押解途中的处境很艰苦，但是，我们从雅库博维奇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书里都可以看到，解押政治犯时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费·柯恩还补充说，如果一批解犯中包括政治犯，押解士兵甚至对刑事犯的态度也很客气，因而刑事犯都很尊重政治犯。有几十年的时间西伯利亚居民对流刑犯是怀有敌意的：把最贫瘠的土地和费力多、挣钱少的工作留给他们，农民们不让女儿嫁给他们。流刑犯带着耻辱的烙印生活无着、饥寒交迫，因而便集众结伙，打家劫舍，这自然更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但是，这一切都同政治犯毫无关系。政治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才有了明显增加。柯恩的书里说，亚库特人当时很欢迎政治犯，对政治犯寄予希望，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医生、教师和帮助自己在当局面前维护权益的法律顾问。处于流放状态的政治犯至少还有工作和治学的条件，所以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学者（有些人的学术生涯正是从流放后才开始的），其中包括地方志学家、人种志学家、语言学家、自然科学家，以及政治评论家和作家。契诃夫在萨哈林岛上没有看到政治犯，因而也没有给我们描写他们的生活，但是像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的费·柯思这样的人后来就曾在进步报纸《东方评论》编辑部工作，而在这里与他共事的就有民粹派、民意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克拉辛）。伊尔库茨克不是西伯利亚的普通城市，它是省会。按照有关流刑犯的指令，是根本不准政治犯到这里来的。可是，他们却在这里的银行和公司里工作，在学校教书，出席豪门的家庭招待会，同当地知名人士交往。而在鄂木斯克，流刑犯们竟把一些其他任何地方的书刊检查官都不会通过的文章发表在该市出版的杂志《草原地带》上。他们甚至把自己的报纸寄给兹拉托马斯特矿场的罢工工人们。西伯利亚的另一城市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也是由于流刑犯才变成激进城市的。而在米努辛斯克市流刑犯竟然以马尔蒂扬诺夫博物馆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十分有威信的积极分子集团，毫不理会当局的限制。他们不仅畅通无阻地建立了全俄性的“安置收容网”，以帮助逃亡者（我们已经谈过那个时期多么容易逃亡），而且还指导米努辛斯克市公开的“维特”委员会的活动，即使契柯夫确曾感叹地说过萨哈林岛上对刑事犯实行的制度是“以最庸俗的形式回到了农奴制”，那么，对于政治犯的流放也是无论如何不能这么说的，自古以来直到最后的沙皇俄国都没有这么干。及至二十世纪初期，俄国政府对政治犯实行的所谓“行政流放”已经完全有名无实，几乎不能称为惩罚了，那只是一种空洞的、“衰败老朽的办法”，“只能证明政府自己无能”（古奇科夫语）。因此，一九0六年斯托雷平便采取措施完全取消了这种流放。
对拉季舍夫的流放算得了什么？他在乌斯特伊利姆斯克村里购置了一所H层木结构小楼；（顺便指出：他只用了十卢布！）同自己的小孩子和妻妹住在那里，妻妹这时已代替他的妻子。谁也没想强迫他去劳动，他完全自由地生活，并且可以在整个伊利姆斯克专区内自由活动。把普希金流放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算得了什么？这一点现在许多去那里参观过的人已经有所了解。其他许多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流放也大致如此：屠格涅夫去斯巴斯科耶—鲁托维诺沃，阿克萨科夫（根据他自己的选择）去瓦尔瓦里诺。特鲁别茨科伊还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苦役营时就同妻子住在一起（还生了一个儿子），几年后他又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时，他们家在那里买了一所很大的宅院，有自家的车马、仆人，他还替孩子们雇佣法国人当家庭教师（当时的司法思想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认清“人民敌人”并没收其全部财产的程度）。流放到诺夫哥罗德的赫尔岑，由于他在省里的地位，警察局长还得向他报告一（作。
这种宽厚的流放政策不仅仅适用于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甚至到了二十世纪。还有许多革命党人和对社会不满的分子受过这种宽厚的流放，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所以他们根本不怕流放。已经从流放中逃跑过四次的斯大林，又第五次被流放到……沃洛格达去了。瓦季姆·波德别尔斯基由于发表激烈的反政府文章而被流放……是从唐波夫流放到左近的萨拉托夫！看，有多么残酷！何况在萨拉托夫当然不会有人强迫他劳动。
但是，即使这样的、我们现在看来过分优待的、既不受饥寒、也没有生命威胁的流放，对当时的流放者来说却有时还是难以忍受的。许多革命者在回忆录中谈到他们离开监狱——离开那不愁没有面包吃的、温暖的、不受风吹雨打的、有充分时间钻研学问并进行党派争吵的监狱——而改为流放时有多么难过，因为到了流放地他们就不得不在人地两生的情况下自己考虑吃住问题了。至于那些不须自己张罗吃住的人，（据费·柯思说）则更是苦恼，因为他们感到“可怕的无所事事……最可怕的是人们只好什么事也不做”。正因为如此，某些人才开始钻研科学，有些人想法去赚钱，做买卖，有些人则在绝望之余饮酒作乐，潦倒终生。
但是，怎么会无所事事呢？当地居民并没有为无所事事叫苦嘛！当地居民每天得忙到晚上才能稍微直一直腰呀！因此，确切点说，是因为这些流刑犯的活动土壤和久已习惯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他们断了根，丧失了与生活的联系。
记者尼古拉·纳杰日金只经过两年的流放生活就失去了追求自由的兴趣，甚至变成了沙皇宝座前的忠实奴仆。豪爽而放荡不羁的缅希科夫一七二七年被流放到别廖佐沃，他就在那里修了一座教堂，同当地居民在教堂里议论尘世的空虚，蓄起了胡须，穿起普通的长袍，不到两年便死去了。在我们看来，拉季舍夫那种自由自在的流放生活算什么负担，有什么难以忍受的呢？可是后来当他在俄国受到第二次流放威胁时，却吓得自杀了。而普希金住在他的原籍——那个人间天堂般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里，看来像是上帝安排的好日子，满可以过下去，可是他在一八二四年十月写给茹科夫斯基的信里却说：“帮助我离开这里（指流放地——作者注）吧，哪怕去要塞监狱也行，去索洛维茨的修道院监狱也行！”而且这不是一句漂亮的空话，他写给省长的信里也曾请求把流放刑改为去要塞监狱。
现在我们了解索洛维茨，所以听到这话不免感到惊奇，心想：这位被迫害的诗人是在怎样激昂慷慨的情况下，在怎样的绝望中，决定抛弃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而宁肯请求去索洛维茨群岛的呢？……
这就是流放（既完全迁移出故地并捆住两脚强行安置在某处的流放）所具有的那种阴森森的力量。古代统治者早已认识到这种力量，奥维德早已尝到过它的滋味了。
那是空虚，是惆怅，是毫无生活气息的生活。
光辉的革命应该是永远扫除各种迫害工具的。流放当然也应该列在这些压迫工具的清单上，或许该占第四五位吧。
可是，当革命还没有来得及长大，当它还刚刚用那小腿歪歪扭扭地迈出最初几步的时候，它就懂得没有流放不行了！也许有那么一年左右的时间俄国是没有流放的。就算有三年吧。然而，很快就开始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强制迁移”，也就是把一些不喜欢的人迁移出去。我们来听听一位后来成为元帅的人民英雄在谈到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的情况时所说的实话吧：“已作出决定，要大批地迁移土匪（应读作“游击队”——作者注）户。建立了一些庞大的集中营，在迁移之前先把这些家庭关进去。”
要把犯人押送到某个地方，路上就要警卫，并且要给他们饭吃，到达目的地后还要使他们分开住，又要警卫。比较起来，就地枪决方便得多。就是因为这点方便，才没有把系统的流放制自始至终贯彻到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不过，早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六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就已经成立了常设机构“迁移事务委员会”，专门从事迁移“社会危险分子，反苏维埃党派的积极分子”，也就是说，迁移布尔什维克党之外的所有其他党派的人，期限是三年。可见，早在二十年代初期有关机关就已经在逐渐地、有步骤地执行关于流放的指令了。
的确。没有恢复对刑事犯的流放。因为这时已经发明了劳动改造营，可以收容这些人。但是政治犯的流放手续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方便了：这时已经没有反对派的报纸，无人再发表流放的消息。不声不响地就能把事办了，而在左近的目睹者及流放者近亲好友的眼里，目前这种不凶狠、不急迫的三年流放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就地枪决相比，倒似乎是一种抒情诗般的教育措施了。
然而，没有人能够从这种笼络欺骗的防疫性流放中再回到故乡来，即或有人设法回来，也很快就被重新抓走了。人们一旦陷进去，就只好在这群岛上绕圈子，这圈子最后折断时，其最后一弧必然是伸到墓穴里去的。
天性敦厚的人们没有立即看清当局的意图。他们不懂得，只是因为政权还没有站稳脚跟，还无力把所有不中意的人全部立即消灭，所以才把这些注定遭殃的人们暂时不从生活中勾销，而只从人们的记忆中挖掉的。
流放之所以容易恢复，还因为革命前押送囚犯的驿站和道路这时还没有损坏，还能使用，西伯利亚、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那些流放地点也丝毫没有变化，当地人也不会对流放感到惊奇。（不过，考虑国家大事的人们并未就此止步，某个人还会用手指在占地球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地图上一划，指向一点，于是，刚刚并入共和国联盟的广阔的哈萨克斯坦便将其辽阔土地提供给流放用了。何况在西伯利亚也还有许多更加荒僻的地方可用呢！）
但是，流放的传统里也传下来某些不方便的东西，这就是流刑犯的依赖心理：他们认为国家应该养活他们。沙皇政府没敢强迫流刑犯去增加国民收入。而当时那些职业革命家们则认为劳动会降低他们的身分。在亚库特地区，当时分给流刑犯每人十五俄亩土地。（相当于今天的集体农庄庄员土地的六十五倍！）流放的革命家并不急忙奔去耕种这些土地，倒是当地的亚库特人狠狠抓住土地不放，他们付给革命家“顶地钱”，即租钱，用实物或者马匹换取土地。这样，两手空空来到流效地的革命家立即就变成亚库特人的债主了（费·柯恩）。此外，沙皇政府还发给自己政治上的敌人生活费：每月十二卢布的伙食费和每年二十二卢布的被服费。据列佩申斯基说，列宁流放在舒申斯克时也曾领取（他并没有拒绝呀！）每月十二卢布的伙食费。列佩申斯基本人的伙食费是每月十六卢布，因为他不是普通流刑犯，而是被流放的官员。现在费·柯恩对我们说，这些钱在当时是非常少的。但我们知道当时西伯利亚的物价只相当于俄罗斯中部地区物价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因此，公家发给流刑犯的生活费是绰绰有余的。例如，这笔生活费就保证了列宁在整整三年期间毫无困难地从事革命理论的研究，根本无须操心生活问题。马尔托夫在他的书中说，他每月交给房东房租和包伙费五卢布，余钱留下来买书和积蓄起来准备逃跑。无政府主义者乌拉诺夫斯基说，只是到了流放地（在图鲁汉斯克边区，他是和斯大林在一起的）他才生平第一次有了余钱，他把这些钱寄给一位在路上结识的自由人姑娘。也是在这里他生平第一次尝到了可可粉的味道。他们在流放地可以吃到鹿肉，打鹿很容易。买一所很不错的小房只需十二卢布。（一个月的伙食费！）没有一个政治犯感到过缺钱花。所有的行政流放犯都领生活费。他们的衣着也都不坏（他们从流放地回来时都穿得很好）。
的确，终身移民流刑犯，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刑事犯”们，是不能领取生活费现款的。但是国库无偿地发给他们皮大衣、全部服装和鞋。契诃夫确认，萨哈林岛上所有的移民流刑犯到流放地后的头两三年（妇女们则是在整个刑期中）都可以从国家领取实物以便维持生活，包括每天四十“所洛特尼克”（即二百克）的肉食，而烤好的面包是每天三俄磅，即约一千二百克，相当于我们沃尔库塔矿山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完成定额百分之一百五十时所领到的口粮。（不错，契诃夫认为那面包烤得不熟，而且面粉很粗。但是，我们劳改营里的也并不好些呀！）每年还发给他们一件皮短大衣，一件农民穿的粗呢上衣和几双鞋。还采取一些其他办法：沙皇国家为了使移民流刑犯能够维持生产，有意地用高价购买他们的产品。（因此，契柯夫得出的结论是：不是俄国从萨哈林岛这个移民区受益，而是俄国在养活这个移民区。）
是啊，我们苏维埃式的政治流放当然不能建立在这种极不健全的基础上。一九二八年举行的第二次全俄行政工作者大会认为当时的流放制度不够令人满意，并决议“以移民区形式在边远的、与世隔绝的地区组织流放，实行不定期判决制度”（即无期判决制度），自一九二九年开始就朝着把强迫劳动与流放制度结合起来的方向发展了。
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苏维埃式的流放当然也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实行。但是当初正是那些社会主义者久已习惯于在流放中吃免费伙食了！因此，苏维埃政权也没敢立即改变这个传统，只好暂时继续发给政治流刑犯生活费。不过，当然不是发给所有的人，不给反革命分子，而只给政治犯，而且对政治犯也是区别对待的。例如，一九二七年在奇姆肯特地区给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每月发六卢布，而给托洛茨基分子每月发三十卢布。（总是自己人嘛，同是布尔什维克嘛！）不过这已经不是沙皇时期的卢布了，这时租一间最小的房间每月也要付十卢布，每天二十戈比的伙食费是相当艰苦的。越往后越严厉。到一九三三年时，给政治犯的生活贴补是每月六卢布二十五戈比。而在那一年，我自己记得很清楚，买一公斤半生不熟的议价黑面包（配给卡之外的）就要花三卢布。所以，那些社会主义者们到了这步田地也就无法再去向人们讲授语文或撰写理论文章，只好为生存而“折腰”了。可是，只要谁找到了工作，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便立即取消发给他们的那一点点补贴。
即使流放者愿意劳动，他也并不容易挣到钱！要知道，H十年代末期正是我国失业严重的时期，履历表上没有污点的人和工会会员有得到工作的优先权，流刑犯无法凭自己的教育程度或工作经验同他们竞争。此外，警备司令部也是压在流放者身上的一块石头：不经它批准，任何机关不敢雇佣流放者。（甚至从前的流刑犯也很少有希望找到较好的工作：公民证上的图章妨碍着他。）
据帕·斯-夫回忆，一九三四年喀山有一批知识分子流刑犯为生活所迫同意受雇当铺路工，去铺设石路。而警备司令部却斥责他们：“为什么要搞这种示威？！”但又不帮助他们找别的工作。因此，格里戈里·勃便向行动人员问道：“你们最近准备进行什么审判不？要有的话，我们愿意去当雇佣的证人！”
只好去从桌上打扫别人的残羹剩饭了。
看，俄国的政治流刑犯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哪里还有时间争论和写什么反对“信条”的文章呢！“怎样消磨这毫无意义的无所事事的时间？”对不起，他们根本就无法理解这种“苦恼”；他们不得不考虑的是：怎样才能不致饿死，不致堕落为告密者。
在我们这个终于从多少世纪的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国家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政治流刑犯那种高洁不屈、调优不羁的态度便像被戳破的气球一样跌落在地了。曾使从前的政权望而生畏的政治流刑犯的力量原来是虚幻的假象！形成并且维持那种力量的是，也仅仅是，国内社会舆论，而社会舆论一旦被有组织的舆论所代替，政治流刑犯和他们的抗议、权利等等就统统会在愚昧迟钝的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和冷酷无情的秘密指令的专横肆虐下被打个落花流水。（顺便提一句，在起草第一批这类秘密法令的问题上也有内务部长捷尔任斯基的一份功劳。）如今，流刑犯的任何一个沙哑的呼叫声，甚至关于他自己的一个字，都不可能再到达自由的外界了。如果一个被流放的一工人写信给他原来工作的工厂，而收到信的工人（例如，列宁格勒的瓦西里多基里洛维奇·叶戈申）在工厂里宣读了这封信，那么这个工人也就会立即被流放。流刑犯不仅没有钱财和生活资料，而且丧失了一切权利；对于这些人，格别乌比他们还是自由人的时候更容易拘留、逮捕、押送到任何地方去，现在没有任何顾忌，就像不是对待人，而是对待胶皮玩具娃娃一样。要想摧毁这些人的生活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例如，在奇姆肯特就曾突然宣布：在一昼夜内取消这个流放点！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在一昼夜内交待完工作，拆毁住房，处理掉全部家什，整理好随身带的东西并走上指定的旅程。他们的队伍比囚犯队伍强不了多少！明天的流放生活并不比今天的囚犯生活更有希望和信心！
但也不单是由于社会的沉默和格别乌的压迫。那些被流放者自己，那些没有党的假想党员们自己又怎么样呢？我这里不是指立宪民主党人，这时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立宪民主党人了，他们已被消灭光。可是，在一九二七年或一九三0年时期作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或孟什维克又意味着什么呢？当时国内已经没有任何符合这一名称的社会活动家集团。二十年代初曾要求所有社会党人放弃他们党派的信仰，大部分人同意这样做，脱离了自己的党派，声明忠于自己信仰的人只是很少数。（虽然在做历史的回顾时，我们觉得这类信仰已经没有多大意思，因为所有的社会主义党派实际上只是为布尔什维克得势帮了忙。自从革命胜利那一天起，在整个动荡沸腾的十年中，这些所谓的党派没有重新讨论过自己的纲领，甚至假如这些党派突然复活，它们大概也不会知道该怎么理解当前事件，该提出什么建议。所有报刊谈到这些党派时早已习惯于使用过去时态了，它们的一些幸存的党员如今完全生活在家庭中，从事专业劳动，关于自己的“党”连想也不再想了。但是，格别乌的档案记载却是抹不掉的。于是，突然根据某个夜间信号又把这些分散在各处的驯顺的家兔一个个揪出来，经过监狱，押送到……譬如说，布哈拉地区去。
伊·瓦·斯托利亚罗夫就是这样在一九三O年来到这里的，他在这里见到了从祖国各地揪出来的、衰老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些脱离了习惯生活的老朽，如今只好在这里开始争论他们的问题、估计政治形势提出各种建议、进行猜想：假如当初……的话，假如……的话，那么历史就会怎样发展……
于是，这些人便自然而然地拼凑成了某种东西，但它已经不是政党，而是……一只将要被击沉的靶船。
在流放地人数较多的是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党人和亚美尼亚的达施纳克党人，那是共产党夺取了他们的共和国以后被大批流放到远地的。人们回忆说，属于社会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生气蓬勃的青少年组织“加舍梅尔”和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人农业公社的合法组织“盖哈鲁茨”是二十年代的一个活跃的、有战斗力的党派。一九二六年他们的中央全体被捕，一九二七年把还不到十五六岁的男孩和女孩们从克里米亚抓去流放。他们被送到图尔特库里及其它管理严格的地方。这才真正是一个党——团结，顽强，深信自己的正义。但是他们争取实现的不是共同的目标，而是他们单独的目标：要作为一个民族生活，要在自己的巴勒斯坦生活。自愿放弃了祖国的共产党对别人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声
在各个流放地，社会党员们仍在寻找自己人，他们的各种派别在形成并且积极地活动，建立着互助基金会（但有严格的派别界限——自己人只帮助自己人）。从容易找工作的地方，例如奇姆肯特，给“北方的”没有工作的同党以及蹲隔离所的人寄来救济金。为获得“政治犯地位”而斗争的思想表现得十分活跃。（社会党人在整个苏维埃时期都未能懂得，不捍卫全体囚犯的权利，而只捍卫自己的和自己人的权利——这是多么丢脸。）在某些地方他们还实行过合伙做饭，看孩子，因此自然会有一些集会，互相家访之类的活动。他们在流放地共同庆祝“五一”（示威性地不纪念十一月七号）。
在苏维埃年代形成的各党派之间的不友好的关系大大地削弱了流放者的力量，自二十年代中期起，流放地出现了大批托洛茨基分子，他们除了自己之外，不承认任何人是政治犯，党派间的关系变得特别尖锐了。
在流放地“政治犯”｛rJ仍有机会放弃原来的观点并通过这条路子得到释放，但是在各个派别的眼睛底下，这类事情在这里毕竟很少见。不过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是被解除了流放（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名字被遗忘了）——这样一来，行动科的鹰眼对留下的人盯得更凶狠了。一九三七年就把他们全部关进了监狱。
二十和三十年代生活在流放地的，并不单是社会党人，——而且社会党人完全不占主要地位（一年比一年明显）。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的有妨碍确立新制度的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有国内战争中没消灭干净的旧人员。甚至还有“因为跳狐步舞”而被抓的男孩子。有行招魂术者。有搞通灵术者。有神职人员——他们最初还有权在流放地做弥撒。还有普通的信徒，普通的基督徒“（好几百年前俄罗斯人曾把这个词稍加改变，用以称呼农人）。以及普通的农民。
所有这些人仍在那个行动科的监视下，全部分化瓦解了，麻木不仁了。他们彼此一年比一年更疏远，免得内务委员部怀疑他们有“组织”，以成立新“组织”为理由抓人。（等待他们许多人的正是这个命运。）这样一来，在国家流放的大圈子里，他们又陷进了自愿流放（即孤独状态）的小圈子（斯大林要的就是这个）。
当地居民对流放者的疏远也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当地人对流放者有任何亲近的表示，都会招致迫害，犯禁的人要被流放到其它地方，年轻的要被开除出共青团。
由于全国的冷漠态度而灰心失望的苏联流放者甚至丧失了逃跑的意志。对沙俄时代的流放者来说，逃亡像是一种有趣的体育锻炼：斯大林五次逃亡，诺金六次逃亡。那时他们即使被捉住，也不会为此吃子弹，不会去服苦役，而只不过是在一次有趣的旅行之后重新被送回原流放地。可是，到了二十年代中期，僵硬而庞大的格别乌却对流放者实行了党派内部连坐制度：一个人逃跑，与他同党派的所有人都要负责！由于空气稀薄得喘不过气，压迫太难忍受，致使那些不久前还是骄傲而威武不屈的社会主义者竟也不得不接受这连坐制度！现在他们自己，以自己的党的决议的方式，禁止自已逃跑！
其实，逃又逃到哪里去？到谁那里去？……
老于世故的、善于寻找理论根据的机灵人很快就想出了一种理论：现在不是逃跑的时候．应该等待。而且，总的来说，现在也不是进行斗争的时候，也应该等待。尼·亚·曼德尔施塔姆就曾证实，三十年代初期流放到切尔登地区的社会党人完全放弃了任何抵抗，甚至感到灭亡不可避免。他们唯一较现实的希望是：加判新刑期时最好不要重新逮捕，最好就让他们在当地签字．济样总还可以把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一点点家当保留下来。他们在道德方面给自己提出的唯一任务是：在死亡之前保持人的尊严。
在苦役营中我们由被压碎的个体突然开始联合成为一个整体，在这以后，回想以前那个分崩离析的过程，觉得很悲哀。但是我们这几十年，社会生活是朝着扩大和充实（吸气）的方向走的，而那个时代它正走向压迫和紧缩（呼气）。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是不该责备那个时代的。
另外，流放也分成各种等级，这更使流放者离心离德，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当局规定了不同的更换身份证的期限（有些人要每月更换一次，而且手续非常繁杂）。每个人都怕落到更坏的一级去，因而尽量奉公守法。
直到三十年代初期还保留着一种最宽大的惩罚方式：不是判处流放到某地，而是判“减号”（“排除”），即不限定受惩罚者必须到某地去居住，而是“减去”，即排除若干城市，除这几个城市之外他可以任意选择居住地。一旦选定之后，他同样必须在这个自选的地方住满三年期限。受到这种惩处的人无须到格别乌机关去登记，但也无权离开该地区。在那失业的年代职业介绍所不给受“减号”惩处的人介绍工作。如果他自己竟然没法找到了工作，也会对该单位施加压力，迫使解雇他！
“减号”判决好比大头针；用它暂时把害虫钉在那里，它就会老老实实地在那里等待。直至轮到他正式被捕为止。
当时人们还信任这个先进的制度，认为这个制度不会实行流放，而且也不需要实行流放！还相信会有大赦，特别指望在光辉的十月革命节十周年前夕有大赦！……
大赦终于盼来了。大赦却像是当头一棒。对流刑犯（而且不是所有的人）只减免四分之一刑期（即三年刑期只减免九个月）。但是，因为整个大牌阵早已布置好了——三年流放之后紧接着要蹲三年政治隔离所，然后又是三年流放——所以，这九个月的减免丝毫没有使生活变得美好些。
何况这期间还可能重新审判、重新判刑。无政府主义者德米特里·维涅季克托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去三年，而在快满刑的时候（一九三七年）他又被捕了，“确凿无误”的罪状是：他“散布了有关公债的谣言”（关于公债可能有什么语言呢？反正每年五月，就像花一定会开一样，必定会发行新公债。）和“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是啊，被流放的人应该感恩戴德、庆幸自己的遭遇才对：）既然他犯下了这么卑鄙的罪行，还能怎么办？！判处枪决，七十二小时内执行，不准上诉！（关于他身后留下的一个女儿加丽娜，我们在本书前面已经提到过。）
我国人民争得了自由，而自由初期的流放就是这个样子。完全摆脱流放的道路就是这样的。
流放，它实际上是一个羊圈，暂时关在这里的羊都是预定要宰杀的。在苏维埃政权最初一些年代被流放的人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一般居民，而是等待着被召到那个世界去的人。（“历史反革命”或普通农民当中有一些聪明人早在二十年代就看清了将来的事。因此这些人在服满第一次三年流放期后仍！日谨慎地留在原地了，例如，留在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并不到别处去。这样做的人中间有些人避免了再次被捕入狱。）
请看，“从舒申斯克村的和平流放，从有可可粉的图鲁汉斯克的和平流放生活，发展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流放变成了什么样子！
奥维德的悲伤在我们国内就是由这些东西加以补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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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农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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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里谈一件小事。讲讲一千五百万农奴，谈谈一千五百万人的生命。
当然，这是些没学问的人。不会拉提琴。不知道谁是梅耶霍德或者研究原子物理是多么有趣。
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死亡和失踪人数不到两百万。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数字为两千万（这是赫鲁晓夫的说法，照斯大林的说法仅仅是七百万。约瑟夫是不是没有好好照管自己的资本？）。可写了多少颂歌啊！树了多少方尖碑，为哀悼牺牲者鸣了多少枪啊！多少部长篇小说和长诗啊！——四分之一世纪内浸透了苏联文学的不全是这一潭鲜血吗。
但是却没有一本书写那场不声不响的、翻脸不认人的瘟疫，它啃掉了我国一千五百万庄稼汉，——这还是往最少里说，而且只算到一九三二年一！——不是挨着个儿啃。而是专挑最好的，专挑俄国人民的脊梁骨。还有在随之而来的人为的布尔什维克大饥荒中饿死的六百万人呢，关于他们，我们的祖国以及和我们接壤的欧洲也一声没吭。在丰饶的波尔塔瓦平原，村里，路上，庄稼地里，到处躺着没人收的尸体。车站旁边的小树林根本迈不进脚——腐烂的尸体臭气熏天，其中也有婴儿。那些爬到了医院门口死的，死因全写为“蛋白缺乏性浮肿”。库班的情形恐怕更要吓人。在白俄罗斯，许多地方收尸要靠外来的小队，本地已经没有能干这个的人了。
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晓，事后又削刮得十分干净，把任何一个低声耳语都压制下去了。所以，今天尽管还有许多人主动向我讲述劳改营的情况，而我不得不拒绝他们，“弟兄们，我不需要啦。这类素材我已经有、一大堆了，书里放不下了！”可是，关于流放农民的情况却没有人送什么材料来。我真希望谁能在什么地方对我们讲讲这些事！
是的，我确信，描写这个题材所需要的不只是本书的一章，也不只是个别作家的一本书。可是，我却连写一章的材料也搜集不起来。
尽管如此，我还是下决心写这一章。我把这一章当作一个记号，一个标志，看作最初几块小石头，让它暂且标志出这个地方。我期望着将来总会有一天在这里重建起救世主耶稣的新殿堂。
这一切都是从什么引起的呢？是从农民是小资产阶级这一教条引起的吗？（可是，按他们那些人的说法，谁又不是“小资产阶级”呢？根据他们那精确得出奇的公式来看，除了工业工人—一这里还不能包括熟练工人——和管理企业的要人们之外，其余一切人，实际上是全体老百姓，不论农民、职员、演员、飞行员，还是教授、大学生、医生，统统都可以说是“小资产阶级”。）或者是由于最上层的强盗式的如意算盘（抢劫一些人，吓住另一些人）所引起的呢？
我们从柯罗连科一九二一年（柯罗连科临死之前，高尔基还没有移居国外的时候）写给高尔基的最后几封信中可以看到：对农民的这种强盗般的突然袭击在当时就已经开始了，其进行方式同一九三O年的方式几乎完全一样。（现在公之于众的这方面的材料，一年比一年多。）
无奈他们当时勇气有余，力不从心，这才不得不住手。他们是暂时后退了。
但是，他们并未放弃这个念头。整个二十年代他们一直在使用这张王牌，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污辱和谴责：“富农！富农！富农！”这样，就在城市居民的思想意识中牢固地灌输进了一种信念：同“富农”是不共戴天的：
据我们判断，这场灭绝性的农民瘟疫开始准备的时间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当时联共（布）中央根据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安德烈耶夫的报告决定禁止富裕农民（“富农”）加入集体农庄——这样就把他们划分出来，准备消灭了。这项决定于一九二九年七月被正式批准——这时杀人名单已经编好，没收和强制迁出已经动手。一九三0年伊始，在联共惊）中央一月五日关于加速实现集体化的决议中对已在进行的（已经排练完毕、安排停当的）事情做了公开宣布（党有“充分根据能够在实际工作中从限制富农剥削倾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这一阶级的政策”）。
继党中央决议之后，一向只有唯命是从能力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也不敢拖延，旋即于一九三0年二月一日以立法形式把党的意志变作法律了。它们授权州和区的执委会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展开反对富农的斗争，直至采取（也只能如此）完全没收富农财产并将他们从个别区和边区迁出的办法。”
说到最后一句话，屠夫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只说了从哪里迁出，但没说迁到哪里。傻头傻脑的人可能理解为——迁到三十俄里以外，挨边的什么地方……
另外，“先进理论”似乎并没有提到“富农的应声虫”（“二富农”）这个词。但是，根据对刈机的工作面的宽度来看，不把二富农挂带进去是不行的。关于“二富农”这个词的意义和代价我们已经分析过了。既然已经宣布“要征集包装材料”，少先队员们正在挨户收集农民的麻袋，交给极端贫穷的国家，而你却不愿意交出来，心痛自己那一点点好东西，（这在商店里买不到呀！）那么，你不就是二富农吗？！那就该流放你！
于是，“二富农”这个头衔就在整个苏维埃俄国，在尚未从内战的流血激荡中冷静下来的苏维埃俄国到处流行起来！那个人只说了几个字，未加任何解释，但其含义似乎已经非常清楚。于是，一切都简单化了，丝毫也不必多加思索。于是，内战时期的一条野蛮法律又恢复了，那就是：让他们十个人给我们一个人偿命！让他们一百个人给我们一个人偿命！（据我所知，这并不是俄罗斯人的法律；俄国历史上难道有过这种事吗？）只要有一个积极分子（多半是个二流子，碎嘴子；所有的人都马上能回忆起来，带头没收富农财产的是些小偷和酒鬼）在农民进行防卫时被打死，就要消灭几百个最勤劳，最会过日子，最灵巧的庄稼人，即那些曾维持着俄罗斯民族的稳定性的人们。
“你在说什么？没有的话！”我听到有人对我们这样喊叫。“那些剥皮鬼呢？那些欺压乡亲们的家伙呢？他们干的是：我借给你钱，你扒下你的皮来还我！难道他们不是这么干的吗？”
对。是这样。被消灭的人里面确实有一小部分是剥皮鬼（全是吗？）。这里，我们也要问一下：剥皮鬼是有血缘遗传性的吗？这是他们那唯利是图的本性造成的，还是一切财富（以及一切权力！）所具有的对人的腐蚀性所造成的？啊！假如真能够这么简单地就能使人类“净化”，或者使阶级“净化”的话，那该有多好！可是，既然你们已经用密齿的铁篦子从农民阶级中把那些没有心肝的“剥皮鬼”都净化出去了，甚至为此不惜使一千五百万人丧生，那么，请问，今天的农村已经集体农庄化了，可那些凶恶的、吃得满面红光、肥头大肚、管理着农村（还有区委）的横行霸道的人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这些无情地欺压孤独老人和所有弱小者的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你们在“剥夺富农”的时候怎么忘记了把这些人的贪婪根子也拔掉呢？再想想看吧，这些人难道不都是从那时的积极分子中爬上来的吗？……
那个靠抢劫银行长大的人既不可能把农民看成兄弟，也不可能把他们看成主人。他只会发出一声强盗的呼啸。而随着这呼啸的号令，几百万勤劳的人便会被强行拉进原始森林和冻土地带，可他们都是满手老茧的庄稼人呀，正是他们为了取得土地才帮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他们是在取U土地之后才在自己的土地上迅速富裕起来的（“耕者有其田”嘛！）。
既然你们把库班地区的哥萨克村镇（例如乌鲁平镇）整镇整镇地“横扫”掉，把男女老幼一概赶走（迁来了一些复员士兵），你们怎么还能腆着腮帮谈论什么剥皮鬼呢？由此可见你们的所谓“阶级原则”是什么货色了。对不对？（这里还要顺便说一句，在内战年代正是库班人几乎没有给予白军任何支持；是他们首先摧毁了邓尼金的后方，主动设法同红军达成协议的。可是，怎么突然间就发生了“库班的怠工”呢？）古拉格群岛中有名的繁荣的农业中心地——道林卡村是怎么产生的？那里原来的居民（日耳曼人）全部在一九二九年被当作“富农队没收财产后赶走了。那个村里到底是谁剥削了谁？
“剥夺富农”的原则是什么，调查一下孩子们的遭遇就更清楚了。以麻司列诺村的舒尔卡·德米特里耶夫为例吧（沃尔霍夫附近的谢里申移民营）。一九二五年他父亲费多尔死时他才十三岁，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其他都是女孩。父亲死后谁来“当家”呢？他这个唯一的男孩担起了这个责任，女孩们和妈妈都服从他。从此他就作为一个有家业的男子汉在外面和其他成年人打交道。他维持着父亲的家业，干得很好，到一九二九年时他家的粮仓都是满满的了。看，他也就成了富农！全家都得赶走！……
阿达莫娃一斯利奥兹贝格遇到过一个小姑娘，叫莫佳。据她讲，这个莫佳的经历也是十分动人的。莫佳是一九三六年被关进监狱的，罪状是“擅自逃跑”，因为她从乌拉尔地区的流放地私自逃回了位于塔鲁萨附近的故乡斯维特洛维多沃村。她步行了两千公里！为此应该授予体育奖章才对！莫佳是一九0九年在小学念书时同父母一起被流放的，从那以后她永远地失去了学习的机会。流放前在学校时，老师曾亲切地把莫佳叫做“小爱迪生”，因为这个女孩不仅各门功课全优，而且很有些发明头脑，她在小河上为学校安装了一台小发电机，还有一些别的发明。在流放地度过七年之后，她很想回到那可望而不可即的母校，哪怕只看上一眼也好。于是她步行逃回家乡。为此，“小爱迪生”被抓进监狱，又送进劳改营。
十九世纪有过这类遭遇的孩子吗？请读者举出哪怕一个例子来！
农村中任何一个开磨坊的人都没有逃脱被“剥夺”的命运。可是，开磨坊和铁匠炉的人难道不是俄罗斯农村中最好的技术人员吗？就以梁赞州奔科夫地方的普罗科普·伊万诺维奇·拉克秋金为例吧。他刚刚被“剥夺”不久，本村人就因为过度地使用磨盘而引起火灾，把整个磨坊烧掉了。拉克秋金战后受到赦免，回到故乡。他看到村里直到这时还没有一座磨坊，感到十分难过。他请求政府批准后，自己铸造了磨盘，又在原地（一定得在原地！）盖起了一座磨坊。他根本不是为了自己谋利，而是为了集体农庄，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充实和点缀他的故乡。
再举一个农村铁匠的例子，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富农吧。我们甚至可以像干部科的人们那样从他父亲开始说起。他父亲戈尔杰伊·瓦西里耶维奇在世时一直在华沙要塞服兵役供二十五年。“可是，结果只极了少得可怜的一点钱。这个服役二十五年的老兵在家乡没有分到土地。他服役期间娶了个士兵的女儿，退役之后便到妻子的老家克拉斯年斯克县的巴尔苏卡村去落了户。农村的人把他准得迷迷糊糊。他便把自己的钱拿出一半来管全村人还清了拖欠的税款，用另一半租了地主的一间磨坊干起来。很快他就把剩下的钱全部赔进去了。后来他常年给人家放牛或当更夫度日。他有六个女儿，全嫁给了贫农，唯一的儿子叫特里丰（他们姓特瓦尔多夫斯基）。他把儿子送到一个小杂货店去学徒，可是特里丰从那里逃跑了，跑回巴尔苏卡村，到莫尔察诺夫开的铁匠坊里去学打铁，”言明条件是：头一年干活不挣工钱，然后再当四年学徒工。满徒出师之后，特里丰在和戈里耶村盖了间小房，成了家。他们生了七个孩子（其中亚历山大后来成了诗人）。靠打铁当然发不了财。他的大儿子康斯坦丁帮助父亲干活，他们起早贪黑地冶炼锻打，每天可打出五把出色的夹钢斧。可是罗斯拉弗尔那些拥有锻压机和雇工的铁匠压低了斧子的价钱。他们直到一九二九年还只是一间乡村打铁坑，有一匹马，有时有一头奶牛和一个小牛犊，有时就把奶牛和牛犊都卖掉了。房前种着八棵苹果树。他也就这样成了“剥皮鬼”。农民土地银行开始按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卖抵押的地产了，这时特里丰·特瓦尔多夫斯基就买下了十一俄亩满是野草和灌木丛的荒地。他自己辛辛苦苦开垦宜；直到发生农瘟那一年才开出五俄亩，其余的一直还荒废着。剥夺富农时，特里丰也上了名单。（全村规定要划十五户富农，总得凑够这个数呀！）夸大了他的铁匠坊收入，要他交一大笔税。他未能按时交出，于是：收拾东西走人吧，你这个可恶的富农！
是的，在满街的木头房子中间如果你家的房是砖房，或者在一排平房中间你家是两层楼，你当然就是富农。你这个坏蛋，赶紧收拾东西，六十分钟以内滚蛋2俄国农村里不应该有砖房！不应该有两层楼房！应该回到洞穴里去！做饭生火不应该有烟囱！这就是我们的伟大改造宏图，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但是，主要秘密并不在这里。有的人生活得比这还好，但由于及时加入了集体农庄。也仍！日留在自己家里，没有被流放。而那些硬是不写加入集体农庄申请书的贫农倒是被流放了。
很重要，一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要剥夺什么富农，而是要把农民强行赶进集体农庄。除非把农民吓得要死，就不可能把革命给予农民的土地再收回来，不可能再把这些人作为农奴束缚在这块土地上。
农村的粮食已经被搜光过好多次，凶恶的武装积极分子们这时又来了。在院子里用刺刀扎地面，在屋子里用榔头敲墙。有时候拆开墙——里面有麦子流出来。他们用刀切开枕头；这更多是为了吓唬人。房主的小丫头在就要被人抢走的口袋上扎个洞，让它漏出一点小麦，——“贼丫头！”——女积极分子朝她喊，用皮靴把她踢开，把女孩衣襟里的麦子洒掉。也不许她一粒一粒地拣起来。
这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是一次针对农民的战争。这确实是“伟大的转折”，但却没有说清是转折了什么？是转折了俄罗斯的脊椎骨！
不，我们这样对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不够公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们确实描写过剥夺富农的行动。只不过把它描写得十分平稳顺利，而且对它寄予莫大的同情和好感，似乎那是在围猎一群吃人的豺狼。“不过，有些情景是没有描写的，比如，长长的农村街道，路旁的门窗全都打死了，你从街上走过去，便可以看见：母亲把婴儿放在腿上，母子双双死在门前台阶上；或者在板墙根下蹲着一个老头，伸着手向你讨一块面包，你走过去了。而当你返回来的时候，他却已经倒毙在那里了。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里也看不到这样的情景：村苏维埃主席带着一个女教员（作为搜查见证人）走进一家农舍，农舍里的板床上躺着一对老夫妇。（这个老头儿原先开茶馆，那还用说，不是恶霸是什么？谁会走在半路上想喝热茶！）村苏维埃主席举着那干式手枪叫喊：“快给我下来！你这只唐波夫狼！”老太婆吓得哭起来，主席为了增加点恐怖气氛，朝天棚放了一枪（那响声在农家小屋里听起来是震耳欲聋的）。两个老人被赶走，全死在路上了。
当然更看不到他们描写下面这种剥夺富农的手段了：在顿河的哥萨克村里，忽然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去“开会”，会场早已用机关枪包围起来了。把“开会”的人全部抓起来，强制押到别处去！押走男人后再迁移那些妇女就一点也不费事了。
描写给我们看的，甚至拍成电影给我们看的，是剥皮鬼们隐藏起来的整围整仓的粮食。可是我们却看不到人们是怎样强迫哭合着的妇女丢下了她辛苦积攒下的一点点东西，她的命根子——家畜、房子和锅碗瓢勺。（如果你家里有人能“保存住自己”，而且他有神通的话，后来他就能够争取到莫斯科替自己家“恢复”中农成份。可是，当他再回到农村时，却已无法找到他那“中农”的家当了：早已被那些积极分子和他们的老婆们抄光了。）
也不让我们看到人们随身带的那些小小的包袱。要知道，被赶走的人们上路时，是每家只许带一个很小的包袱乘坐公家的马车的。特瓦尔多夫斯基一家大难临头的那天，他家里既没有油，也没有烤好的面包，还是邻居送来一些路上吃的东西救了他们，可这个邻居库兹玛有很多孩子，也不富裕呀！——这一切都不会让我们知道的。
来得及逃跑的人，便跑到城市去躲避这场瘟疫，有人还骑走一匹马。但是，那年月把马卖给谁呢：自从农民瘟疫开始以来。农村用的马已经成为富农的可靠标志。因此，马主人只好把马拴在马市的柱子上，最后依依不舍地拍拍它，趁着没被人发觉时迅速悄悄离去。
一般认为那场瘟疫发生在一九二九—一九三0年。但它造成的尸臭却久久笼罩在俄罗斯农村上空。一九三二年，在库班地区的农村，刚刚脱粒完的粮食全部直接从脱粒机旁上缴给国家，颗粒不留。农民只好边收割，边脱粒，边吃。脱粒工作完了，粮食也没有了。甚至没有一粒可以按劳动日分配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制止那些痛哭号叫的女人？这里还剩下谁是没有被剥夺彻底伪富农呢？还能强制迁移谁呢？（读者如果想知道清除了“富农”之后的早期集体农庄的情况，可以看看斯克里普尼科娃提供的证明：一九三O年她亲眼看到几个农村妇女从索洛维茨监狱用小邮包把黑面包干寄给家乡的人！！）。
再看看季莫费·帕夫洛维奇·奥夫钦尼科夫的经历吧。他一八八六年生于米赫涅夫斯克乡的基什金诺村（离列宁高尔克村不远，就沿着那条大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参加过国内战争。打完了仗，他回到政府分给他的土地上，成了家。他为人聪明、有文化，见过世面，有一双巧手。他通过自学掌握了一些兽医知识，对附近各村的事情很热心。几年辛勤劳动的结果，他盖了一所不错的住房，辟了个小园子，把一匹小马喂养成了一匹高头骏马。不料，新经济政策使他头脑发昏了，于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像相信土地一样相信这新经济政策。他和另一个农民合伙开了个作坊，制造廉价香肠。（我们的农村到现在已经四十年没看见过香肠了。如今，人们是会搔着后脑勺这样说的：其实，村里开个制香肠的作坊有什么不好？！）他们两人自己干活，一个工人也没有雇佣，而且制成的香肠是由合作社经销的。他们干了两年（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政府便开始用重捐税扼杀他们了，大大夸大了对他们的收入的估算（收入额是由财务稽核员估算的，再加上那些除了当积极分子之外什么也不会干的害红眼病的懒汉们在财政局吹了不少冷风，所以给他们估得很高），合伙人被迫关闭了作坊。一九二九年，季莫费第一批主动加入了集体农庄，把一头母牛、一匹好马和全部农具都交给农庄了。他在集体农庄的土地上全力以赴地劳动，还替农在饲养大了两头牛。农庄垮台了，许多人从农在逃走，可是这时已经有五个孩子的季莫费往哪里去呢？而在财政局人们的眼里他还是个财主呢（“他帮别人给牲口治病不是也有收入吗！”）。所以，即使加入了农庄之后，还是不断地向他索取高额税款。他无法支付，就从他家里拿走东西。他家有三只羊。有一次，他的十一岁的小儿子把羊赶出去，逃脱了财产登几，可是不久羊还是被人牵走了。后来又来登记财产，在这可怜的家里确实一无所有了，可是财政局那些无耻之徒竟然把栽在木桶里的三棵小橡皮树也登记进去了。这时季莫费忍无可忍，便当着他们的面就用斧子把三棵橡皮树劈了。这是干什么？！第一，他毁坏了已经不属于他而属于国家的财产；第二，他抡动斧头煽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第三，他的行为诋毁了集体农庄制度！
而基什金诺村集体农在这时已经摇摇欲坠了，谁也不愿意再去干活，谁也不再相信它，已经有将近一半人逃走了。因此，这正是需要杀一儆百的时候。于是：这个恶性不改的“耐泼曼”季莫费·奥夫钦尼科夫，他钻进集体农庄原来就是为了把农庄搞垮的！现在根据村苏维埃主席肖科洛夫的决定。没收他家的一切财产！这是一九三二年，这时大规模强制迁移已经结束，所以没有流放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包括一个吃奶的婴儿），只没收了他家的房子，把一家人抛到街头。（他妻子带着六个孩子历尽千辛万苦，在一年之后来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找到了娘家父亲。奥夫钦尼科夫一家人都是活到八十岁左右的，只有季莫费一个人在这种生活折磨下五十三岁就离开了人间。）
甚至到了一九三五年还有类似的事。复活节那天，喝得醉醺醺的集体农庄主席在被剥夺光了的农村街道上转来转去，向个体户要钱买酒。不给？“我们要剥夺你的财产！”“流放你！”而且真的会流放的！你是个体户嘛！这就是“伟大的转折”。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们也绝不描写那充满苦难的流放的旅程，不描写农民在路上是怎么走的。似乎把他们装上车，送走了，故事也就到此结束，可以画上三个“米星号”结束这一章了。
被流放的人如果能在天气暖和的季节坐上大车，那就是十分幸运了。往往则是带着婴儿，带着几岁、十几岁的孩子在冰天雪地的季节坐雪橇走的。一九三一年二月间，新西伯利亚州科契涅沃村的人们在曾经看到由武装士兵押送的大车队连续不断地从村里经过——从冰雪的荒原中来，又走向冰雪的荒原中去了。那些人只有经过押解人员批准才可以进入农家暖和几分钟，而且出来后要追上车队，不能耽误车队的行程。（这些格别乌的押解人员如今不是仍然活在世上，领着养老金吗！他们总该记得这一切吧！也可能忘掉了……）这些车队进入纳雷姆沼泽地之后，就全部留在这无底洞似的吃人地带了。当然，小孩子们早在到达沼泽地之前就冻死了。
原来的意图就是这样的——就是要这些农民的种子同成年人一起灭绝。自从传说中的吃人魔王消失之后，只有“先进学说”能够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把男女老幼一下子统统消灭掉。希特勒算什么！希特勒在这方面还不过是他的小学生。希特勒幸运的是这时已发明了窒息汽车，所以他才出了名。可是，对于我国的杀人方法好像谁都不感兴趣似的。
庄稼人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命运。因此，如果他们幸运地坐上了移民列车，而列车又幸运地经过有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就把那些幼小的、但已经会爬的孩子从车窗抱出去，放在车站站台上：孩子，你自己到人世间去找活路吧！讨饭去吧！免得同你爹娘一起死掉！
（在饥饿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间，阿尔汉格尔地区曾实行对穷人的孩子免费供给小学早餐的办法，发给他们服装配给票证。但是，这些东西是绝不发给那些特殊（强制）移民的可怜的孩子的。）
有一列从顿河地区开出的移民列车，里面全是哥萨克妇女和儿童，（男人们全在“开会”时被抓走了。）车里有个妇女临产了。可是，每天只发给她们一杯冷水，三百克面包，这还不保证天天都有呢。接生婆？连想都别想！母亲自然不会有奶，婴儿饿死了。埋到哪里？两名押运兵走进了她们的车厢，在火车运行途中打开车门把小尸体扔了出去。
（这列火车开到了宏伟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建设工地。她们的男人们也被送来了。要住？你们自己挖地屋吧！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起，我们的歌功颂德派诗人们就开始关心起来了，就开始在作品里反映了。）
特瓦尔多夫斯基一家乘大车只乘到叶尔尼亚。幸而已经是四月的天气了。在叶尔尼亚把他们装进运货列车，车厢反锁着。车厢里连个大小便用的桶也没有，地板上也没有留一个小洞。因此，康斯坦丁·特里丰诺维奇·特瓦尔多夫斯基不得不冒着受罚或按逃跑罪判刑的危险。趁着火车的轰鸣声用菜刀在地板上挖出一个小洞来。一路上的食物供应是：头三天中只有一次在一个大车站上送进来几桶菜汤。不错，他们总共在路上才走了十天（到乌拉尔北部的利亚利车站）、可这里的四月还是冬天呢。迎接列车的是几百辆雪撬人们乘雪橇顺着冰封的河流进入林区。请一间二十名放排工人住的工棚。可是当晚运来的这批人足有五百多。警备队长彼尔姆人索罗金，共青团员，在雪地里边走边命令人们往地里打木桩子：“就住在这里！要修街道2在这里盖房子！”后来的帕尔察村的基础就是这样奠定的。
在严冬的夜里，在原始森林中，硬对人们说：“就住在这里！”这种残酷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难道这是人干的事吗？白天运送他们，却安排他们晚上到达目的地！可是，几十万几十万的群众，包括老人、妇女和孩子，就是这样被送来抛弃在这森林地带的。在科拉半岛（阿帕奇那），人们在冰雪覆盖的简陋工棚中度过了北极地区的整个黑暗的冬天。话又说回来，把伏尔加河沿岸的日耳曼族人用火车运到干旱无水的卡拉干达草原地带，一九三一年的夏天（不要弄错，不是一九四一年，是一九三一年夏天！）叫他们在那里进行挖掘、建设，每天按口粮分给一点水喝。这种作法又比上面所讲的仁慈多少呢？而且卡拉干达也会有冬季到来的。（到一九三二年春季孩子和老人们就全部患痢疾和营养不良死光了。）在卡拉干达，也和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一样，盖起了许多类似菜窖的、狭长低矮的土房让人们集体住。在白海运河工地则把人们安置在空出来的劳改营工棚里。流放的人到达高希姆基不远的伏尔加运河工地时，这里刚刚完成水文地质勘测工作，还没有劳改营，只是把人们抛到大地上，就叫他们用十字镐刨地，用小车运土。（报纸却报道说：“给运河工地送去了机器。”）．面包是没有的。住的土房要在下工之后各自控建。（现在，那里有游艇载着莫斯科来的游客们游览。须知在水底、在地下、在混凝土中间埋着多少白骨啊！）
一九二九年，在“瘟疫”发生之前，阿尔汉格尔斯克市的所有教堂全封闭了。教堂是早已打算关闭的，这时恰好有了实际需要：安置流放来的一“富农”。庞大的流放着洪流经过阿尔汉格尔斯克，一时这座城市似乎完全变成了一个大转运站。教堂里搭起了多层床铺，只是没有东西可以取暖。运犯人的货车一列接一列把流放者卸在站台上，衣衫破旧、愁眉苦脸的乡下人在路旁的犬吠声中走向教堂里的板铺。（一个性施的孩子记得一个农民脖子上套着一副马脖套。那是因为这个人在强迫他离家时一时想不起该拿什么最需要的东西，匆匆套上它就走了。还有一个人抱着一台带喇叭的留声机。电影摄影师们【你们该把这些镜头拍下来才对！……河一座教堂里搭起了八层板铺。由于板铺设有固定在墙壁上，它夜里塌下来，压死许多户人家。哭叫声连天，惊动了警卫部队。
人们就是这样度过了这个瘟疫的冬天。不能洗澡。皮肤溃烂。斑疹伤寒流行．很多人死去。但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市居民却接到严格命令；绝对不许帮助“特种移民”（当时称这些被流放的庄稼人为“特种移民”）！濒死的种田人在街上徘徊、谁也不敢让他走进家去，给他一点吃的或者从家里端给他一碗茶：谁要帮助，谁就会被当地民警抓去，失掉公民证。饥饿的人在大街上蹒跚地走着，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倒了，人们走过去一看：死了。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许人们去收尸。（街上有密探在监视，注意谁对这些人发善心。）在这同时，阿尔汉格尔斯克近郊栽种蔬菜和饲养家畜的村子也在整村整村地被流放，（不禁又要发问；既然全村流放，那么这些村子里究竟谁剥削了谁？）因此，城里人也都心惊胆战，唯恐轮到自己。人们甚至不敢在尸体旁边停下来看看。（有一具就躺在格别马机关大门旁边，也没有人收尸。）
掩埋工作由城市公用事业单位有组织地进行。当然谈不到棺材，只是在沃洛格达大街尽头的公墓旁边，在野地里挖个大坑，扔进去了事。当然没有立任何标记。
这是对待那些生产小麦的人，而且是在流放的中途。过了塔拉基村还有个更大的农民集中营。那里有一些人被挑选出来装运木材。不料其中竟有一个人狡猾地在运往国外的原木上刻写了一封致外国人的信（看，让农民识字有什么好处！）。此事被发现后，就不再让这些人装运木材了。他们被赶到更远的地方去，赶到奥涅加湖，皮涅加河，德维纳河的上游去了。
我们在劳改营里常常开玩笑说：“反正不会流放到比太阳更远的地方去。”可是，那些农民确实被流放到十分遥远的地方去了，那里很久之后才出现第一间点着松明的房子。
流放农民与俄国历史上的流放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一切流放不同之处，是不把农民流放到某个遥远的，但有人居住的居民点去，而是赶到野兽出没的地方，使他们回到原始人状态。不，比原始人的处境还要坏：我们的祖先在原始时期也是选择靠近水源的地方居住的。人类自古一直是这样选择居住地的。可是，契卡人员替特种移民选择（被流放的农民自己当然无权选择！）、的地点则是满是石头的山坡（例如，在皮涅加河旁比河面高一百米的山坡上。那里根本挖不出水来，地上什么也不长）。相距三、四公里处就有一块适于耕作的河湾宜地，可是，不行，命令规定：不许在河湾居住！他们得到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去刈草，干草要用船运回来……有时甚至禁止种粮食作物。（农业经营的内容也要由契卡人员规定！）我们这些城里人往往本大理解牲畜对农民生活的重要性。农民没有牲畜简直无法过活。可是，这些流放来的人却注定今后许多年再也听不到马的嘶叫、牛的哞鸣和绵羊的咩咩声了，再也别想备鞍、挤奶和饲养牲畜。
西伯利亚楚雷姆河畔有一个库班哥萨克人的特种移民村，这个村子被铁丝网围住，四周修起了岗楼，像集中营一样。我们已经写到过，许多地方就是这样把流放村变成了劳改营。
为了使这些可恶的劳动者尽快死光，使我们的国家里不再有他们，也不再有粮食，看来是尽了一切可能的。许多这类村庄确实死光了、如今只有偶然的过路人走过这些村庄的遗址时一点点地把遗留下来的棚房拆掉，引火取暖，一边踢开落在脚下的骷髅。
无论什么样的成吉思汗也没有像“党”领导下的我国那光荣的“机关”那样消灭过这么多农民。
让我们再来看看瓦修甘惨案吧。一九三0年冬天，约有一万户人家（按那时期的每户平均人口计算，该有六、七万人）步行经过托木斯克被继续向前驱赶：先是顺托米河而下，又向鄂毕河下游走，然后又奔向瓦修甘河上游，走的全是只有冬季才能通行的路。（这支队伍走过之后，沿路的村民们曾被动员出来收拾遗弃的成年人和小孩的尸体。）然后这些移民被遗弃在瓦修甘河和塔拉河的上游的鬃岗（即沼泽地带中比较坚实而高出的地方）上，从此便无人过问了。既没有给他们留下粮食，也没有留下劳动工具。天气转暖，冻土融化，这里就成了孤岛。只有两条用原木在沼地里铺出的小路通向外界：一条通向托博尔斯克，一条通向鄂毕河。而两条路上都有机枪岗哨严阵以待，不放一个人走出这座地狱。大批的人死亡。人们在绝望之中跑到岗哨前，苦苦哀求，可是他们立即被机枪打死。后来，冰消河开之后，托木斯克的综合合作组织（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才派了船队载着面粉和盐去，但是这些船未能到达瓦修甘。（船队的领队，综合合作组织的代表姓斯丹尼斯拉沃夫，这个情况就是他说的。）
这批人全死光了。
据说，后来确实追查过这一事件的责任者，甚至还枪毙了一个人。我个人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但是，即使确实枪毙了一个人，这个比例不也是可以接受的吗S这是我国内战时期熟悉的比例：杀我们一个人，要你们一千人抵命！而这次则是：杀你们六万人，我们一个人抵命！
不这样就建立不起新社会！
不管怎么样，被流放的人中间还是有人活下来了。按他们所处的条件看，简直叫人无法相信，然而。他们活下来了。
帕尔察村农民的一天的生活是由科米的泽梁族人工长们的棍棒开始的。这些庄稼人生来就是自己开始每天的生活的，但如今却被别人用棒子赶去伐木或放木排。常常几个月不给人们晒晒衣服和鞋袜的时间，克扣他们的面粉定量，提高生产定额，还规定只有在完成定额后才能在晚上盖自己的住房。衣服全破了，人们用麻袋当裙子或者把它改成裤子。
是的，如果移民们全已死光，那就不会有许多今天的城市了，即便是伊加尔卡。伊加尔卡是一九二九年开始建设的。谁建设起来的？难道是北极林业托拉斯吗？不是被剥夺了财产的农民吗？人们在零下五十度的严寒中住在帐篷里，可是在一九三0年就已经向国家提供了第一批出口木材！
被剥夺财产的农民住在自己的特种移民村，就像囚犯住在加强管制的劳改营一样。虽然村子周围没有划定不准靠近的禁区，但是每个村里通常都驻有一名步兵，他在这里掌握着生杀大权：他有权独自无条件地处死任何敢于违抗命令的人。
他们属于很强壮的人种，竟然有人能从那种村庄里逃出来。库边斯克附近的加丽娜·奥西波夫娜·里亚博孔从沃洛格达州这样一座移民村里带出了一小股庄稼人（她走在前面，唱着歌，好像是去摘单薄）。她来到在哈尔科夫市给人当女仆的表姐那里。她的主人问一个大首长要不要一个好保姆。那家给她办了证件，要下了，而且对她很满意，她日子过得很开心。但是一九三七年那家人家被捕了，加丽娜忍不住要穿着铬鞣皮靴戴着丝绸头巾回到自己村子里去显摆显摆。她当然被抓起来，第二次流放。但她竟第二次逃跑了。
这些特种移民村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它们同古拉格群岛的血肉关系，很容易利用连通器的法则来解释：每当沃尔库塔劳改营感到劳动力不足时，就从移民村调来些特种移民（甚至无须重新判刑或改换名称！）到劳改营劳动。而他们也就在劳改营里老老实实地生活，到营区去劳动，吃囚犯们吃的烂菜汤。只是他们吃饭要从自己的工资中付款。（除买饭票外，还要付工棚费、保卫捐。）可是这些移民却没有一点想不通的表现。
这些与家属失去联系的特种农民就这样从一个村庄被转送到另一村庄，像囚犯从一个劳改点被转押到另一劳改点一样。
我国的立法常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摇摆。一九三一年七月三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一项决议，准许在五年之后可以给那些“一直从事（当然是在管制的移民区里！）社会有益劳动并对苏维埃政权表现出忠顺态度（当然是指曾对村里的士兵、警备队长和行动人员有所帮助）的被剥夺的富农恢复公民权。”但是，这个十分荒唐的决议显然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且，这五年期满时正是古拉格群岛越来越变得严酷无情的时候。
何况这些年代也不允许这个制度稍有削弱：基洛夫刚刚被暗杀，接着是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欧洲又开始战争，一九四一年苏联本国进入战争状态。倒是应该办另外一件事，这事也确实是办了：从一九三七年起又根据刑法第五十八条对许多倒霉的“富农分子”及其子女判了罪，把他们从特种移民村押进了劳改营。
不错，战争年代，当前线缺少勇猛的俄罗斯人力时，又想起了这些富农分子：他们作为俄罗斯人的良心应该高于其富农本性嘛！于是到处向这些人提出建议，要他们从特种移民村和劳改营直接奔赴前线，保卫神圣的祖国。
人们也真的奔去了……
也不是全愿意去。例如H·赫-
夫就没有去。我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的丘林就是以这个人前半生经历为原型的，但我当时却没有勇气采用他后半生的经历。劳改营内许多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员那时争先恐后地报名去“保卫祖国”，都遭到拒绝，可是劳改营当局却主动要这个赫-夫去。不料赫-夫对劳改营登记分配处断然地说：“是你们的祖国，就请你们去保卫吧！无产者是没有祖国的！！”
这话似乎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理论，况且劳改营里的囚犯确实比无产者还要贫苦、低微和无权呀！可是劳改营管理处根本没有这样去理解他，而是宣布：判处H·赫-夫枪决！H·赫-夫作为死因在岗楼下面赔了两个星期，根本没想请求赦免，因为他恨透了这些人。后来还是管理处自己给他改判为……你判十年劳改。
有时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把被剥夺的富农们带进了冻土地带或者泰加森林，放开以后就把他们忘在那儿了：带到那儿去本来就是要他们死的，干嘛要记住？那地方又荒凉又偏远，所以连一个当兵的也不留给他们。这个被英明领导撒手不管了的，没有马，没有犁，没有渔具，没有猎枪的勤劳而顽强的部族，也许只靠几把斧头，几把铁锹，在比石器时代略好的条件下，为了生存而开始了毫无希望的斗争。但与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背道而驰，这些村落不但活下来了，而且巩固了，富了。
布罗夫就是在这样一个村子里长大的。这个村庄位于鄂毕河的一条不能通航的小支流上游，布罗夫是小时候跟随大人来到这里的。他说，还在战争之前就曾有一艘小艇经过他们村子附近，发现了他们这个村子。原来那是区首长坐的小艇。他向明了这些人从何处来，是些什么人，什么时候来的。区首长对于这里人们的富裕和美好生活感到惊奇，这是同他那个区的集体农庄不能相比的。首长回去了。过了几天便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带着冲锋枪手来了。于是又像闹“瘟疫”那年一样，命令他们在一小时内扔掉积攒起来的一切，扔掉温暖的乡村，只带一个小小的包袱上路。他们又被押送到更遥远的冻土带去。
通过这个故事难道还不理解“富农”和“剥夺富农财产”的实质吗？
假如能让这样的人民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发展，谁又能奈何得了他们呢！！！
是旧教徒，是永远受迫害、被流放的旧教徒们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看清了“首长们”的凶恶实质。一九五O年，有一架飞机在波德卡缅纳亚一通古斯卡上空练习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国的空军学校的训练大大完善了，因此这位尽心尽力的飞行员从飞机上看到了二十年来没有人看到过的东西：在泰加原始森林中间似乎有一个小小的居民点。他拍了照片，报告了上级。尽管十分偏僻遥远，但对于内务部来说没有办不到的事，半年之后他们进入了这个地方。原来这里住着一些从雅鲁耶沃迁来的旧教徒。当人们盼望已久的那个伟大瘟疫——农业集体化到来时，这些人便全村一起逃离了这种“幸福”，逃到原始森林里来了。人们住在这里，从不出去，只是偶尔让村长一人到雅鲁耶沃去购买盐、渔具、猎具上的金属部件和工具上的铁片，其余物品一概自给自足。他们没有钱，村长可能是带着贵重毛皮之类进城的。办完事情之后，他就像一个受到通缉的犯人一样躲躲闪闪地离开市场。雅鲁耶沃的旧教徒们就是这样赢得了二十年的生活——二十年与野兽为伍的、但却是自由的人间生活，避免了集体农庄的二十年的沮丧苦闷。他nl全穿上布衣服，自制皮靴，一个个身体显得特别强壮。
现在他们作为农业集体化战线上的可恶逃兵全被逮捕了，而且“依法”判了刑。您猜猜是依据哪一条法律条文？和世界资产阶级有联系？破坏活动？不，根据第五十八条第10分条的“反苏鼓动”（！？！？）和第五十八条第11分条的“反苏组织”。（其中许多人后来被押解到斯捷普拉格的杰兹卡兹甘分部，因此这个消息才透露出来。）
一九四六年还曾把另一批旧教徒放在木排上沿叶尼塞河流放走。这些人是那些英勇的苏军战士们从某个偏僻的寺院里赶出来的。（这时已经使用上迫击炮，已经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但是，那些坚强不屈的俘虏们在斯大林时代，也和在彼得大帝时代一样，从木筏上跳进汹涌的叶尼塞河的洪流，而我们的冲锋枪手则随即把他们枪杀在水里。
苏军战士们！可要不断地加强战斗准备呀！
不，这个注定要灭亡的人种并没有死绝！在流放地他们又有孩子降生并且世袭地依附于自己的特种移民村。（您可记得“儿子不为父亲负责”那句话？）外面的姑娘嫁给特种移民，就算加入了农奴阶层，就失去了公民权。外面人娶这类人做媳妇，自己就变成了流放者。女儿从外面来看爸爸，就被写进特种移民名册，以纠正以前漏划的错误。因转入劳改营而造成的人口损失，靠这些来源得到补充。
卡拉干达一带的特种移民是非常显眼的，人数很多。他们的先人曾被永远固定在乌拉尔和阿尔泰的工厂，现在他们是被永远固定在卡拉干达矿井里。他们该劳动多长时间，该付给他们多少钱，矿井的主人在这些问题上根本无须客气。据说这些特种移民反而很羡慕从事农业劳动的劳改犯。
五十年代之前，有些地方则是直到斯大林死之前，不发给特种移民身份证。在伊加尔地区只是从战争开始之后才实行北极地区的工资补贴办法。
现在，这些经过二十年瘟疫般的流放生活后从警备队监督下解放出来的、取得了“值得自豪的”我国身份证的人们，是怎样的人呢？他们的内心和外表是怎样的呢？瞧吧！都是我国的标准公民？是的。他们也同那些在工人村、在工会会议上、在苏军部队中培养出来的标准公民完全一样！他们也同样把没有用完的体力和勇气全部倾注在摔打多米诺骨牌上（当然不是旧教徒），同样朝着电视屏上闪过的每一个镜头频频点头称赞，而在必要时也以同样的愤怒谴责南非共和国，或者同样为了帮助古巴而把自己仅有的几文小钱捐献出来。
所以，我们怎能不在那位“伟大的屠夫”面前低垂下自己惭愧的头呢？！怎能不为他没下的智力谜语所折服、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呢！？既然如此，他不是作对了吗？他这个深知人心的人搅起了这一场可怕的血腥的大旋涡，并且年复一年地不停地翻动它，结果不是表明他作对了吗？！
他作对了，道义上他是正确的：并没有人责怪他嘛！老百姓说，他在世时“比赫鲁晓夫的时候”要好一些，因为每逢四月一日“愚人节”时香烟总要减价一戈比，小百货不是还减价十戈比吗？直到他死前，对他的颂诗和赞歌不绝于耳，而且直到今天也还不允许我们揭穿他呀：你想揭穿？那么不仅是任何一个书刊检查员会使你立即停笔，而且站在商店里或坐在火车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急急忙忙堵住你这张胡言乱语的嘴。
是的，因为我们一向习惯于尊重那些大恶棍，我们一向就崇拜那些大刽子手嘛！
他做对了，尤其是从国家角度看，他是正确的：是他用这鲜血焊接成了驯服柔顺的集体农庄。至于说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农村会贫困到一无所有，而人民群众会在道德上蜕化堕落，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要知道，我们的火箭可将要飞向宇宙空间，进步的、文化高度发达的西方可将要在我们这强大的国家面前俯首听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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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流放地日趋茂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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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流放农民那样凶残的流放，把人们赶到荒山僻野公然置于死地，这样的事从前没有过，以后也没有再发生。但是，我国的流放地却通过其它方式并按照它自身的规律一年比一年更加“茂密”：流放的人数越来越多，流放地的人口密度越来越大，流放制度越来越严酷无情。
大致可以划分以下几个时期。二十年代的流放似乎是设置劳改营之前的过渡阶段，或者叫预备阶段；那个时期很少有人最后以流放了事，几乎所有的人后来都被扣进了劳改营。
从三十年代末起，不知是否由于流放人数太多的缘故，流放这种行之有效的限制与隔离形式开始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了。战争年代和战后，流放同劳改营并列，规模日益扩大，地位日益巩固。流放有优越性：不需要投资修建工棚和营区，不需要警卫开支，而且它可以一次处理大批人，尤其是妇女儿童。（各个较大的递解站里都备有经常性的母子牢房，关押带孩子的妇女，这些牢房从来没有空过。）流放还可以保证在短期间内可靠而永远地清洗宗主国本土的任何一个重要地区。这样，流放制度的地位就巩固下来了；而且从一九四八年起它开始发挥新的全国性作用，即作为垃圾场和储存池的作用：可以把古拉格群岛处理下来的残渣废料扔到这里，让这些东西永远不会再登上宗主国的本土。一九四八年春，对劳改营下达了一项指令：犯第五十八条的罪犯刑满之后，除少数例外，一律“释放”到流放地去。也就是说，不能轻率地把这些人释放到不属于他们的“宗主国”里去，而应当把每个人从劳改营的岗楼下押送到流放移民村的警备队部去，从一个笼子移进另一个笼子。由于流放地区是有严格划定的，所以这些地区总起来又似乎构成了苏联（“宗主国”）与古拉格群岛之间的某个单独的（虽然层次互相交错）国家。与其说流放地是洗净罪恶的“炼狱”，毋宁说它是一个沾染罪恶的污秽池，从这里只能进入古拉格群岛，而绝不能进入“宗主国”本土。
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流放地补充了大批人员，那是从解放了的德军占领区押来的。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又从西面的几个共和国押来许多人。这些流放者的洪流加在一起（甚至不必包括流放的农民在内）远远超过五十万这个数字的几倍，甚至几十倍！须知，曾被称为“各族人民的监狱”的沙皇俄国在整个十九世纪中流放的人数总共是大约五十万人。
那么，究竟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我国公民因为什么罪行遭到流放（或曰“强制迁移”）呢？（“流放”与“强制迁移”之间的区别尽管不是一直被遵守，至少是时常提及的，这大概是因为这种区别可以给某些人带来行政上的乐趣吧。米·伊·布罗多夫斯基因信仰宗教受到迫害，他对于未经法院判决就流放他感到震惊。可是，伊万诺夫中校却郑重其事地对他解释说：“正因为这不是流放，而是强制迁移，所以无须经过法院。我们并不认为您是罪犯，所以并没有剥夺您的选举权呀I”也就是说，没有剥夺他的公民自由权利中这最最重要的一项权利嘛！……）
可以举出几条最常见的可判处流放的罪状：
l）属于有罪的民族（详情请看下一章）；
2）已在劳改营服满刑期；
3）居住在有罪的环境中（诸如；叛逆的列宁格勒、西部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之类游击队运动活跃的地区等）。
此外，本书开始时提到的各种人的水流中也有些支流溢出来，没有流入劳改营，而是进入了流放地。其中有一部分人不断地被抛到流放地来。是些什么人？一般说来，是劳改犯人的家属。但他们的家属也并非全被流放，流放的也不仅仅是他们的家属。要想说明流体的流动问题，就要有流体力学方面的各种知识，否则只好放弃这个想法而单纯地去观看那毫无意义地汹涌翻滚的波涛。在这个问题上也一样：我们没有可能透彻地研究和描写各式各样的动机和原因，来说明为什么在不同的年代把各种不同的人忽而送进劳改营，忽而又流放。我们只能观察，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由各种移民混成的五色缤纷的图画，这里有从满洲来的移民；有孤零零的外国公民（这些人即使在流放中也不能同周围的流放者结婚，这是苏联法律所不允许的，因为对方即使也是流刑犯，但还是苏联人嘛！）；有高加索人（但谁也不记得遇见过格鲁吉亚人）；也有中亚地区的人——这些人虽然当了俘虏，却没有被判十年劳改，而只判六年强制迁移；甚至还有一些当过俘虏的西伯利亚人被送回老家来，这些人在故乡西伯利亚可以像自由人一样生活，不必到警备队部报到登记，他们只是无权离开家乡到外地去。
我们不可能知道流放的全部类型和情况，因为我们的消息只是来自一些偶然的谈话或信件。假如没有A·M·阿勒。夫的来信，读者恐怕就不会知道下面这个故事了。一九四三年，维亚特卡地区的某村里突然接到一份通知；该村的农庄庄员科茹林，一个正在前线作战的普通步兵，似乎是已被送入惩戒营，或者就是已经被枪毙了。于是，执行人员（读者已经对这个词有所了解；它是刽子手的雅号）马上来到科茹林妻子的住处（她有六个孩子，最大的十岁，最小的六个月。还有两个大姑子也住在一起，都是年近五十的老处女。），立即把她一家九日赶出家门，装上雪橇，只允许带一点点东西，在严寒中赶到六十公里外的维亚特卡省基洛夫市去了。只有天知道，这九个人怎么会没有冻死在路上。在基洛夫市的递解监狱里关了他们一个半月，后来又押到乌赫塔附近的窑场。两个大姑子每天只有到泔水池里捞东西吃，后因神经错乱倒毙街头。母亲带着几个孩子靠周围当地人们的帮助（是无思想性的、非爱国主义的、甚至很可能是反苏维埃的人们的帮助）总算没有饿死。后来几个孩子长大了，都到军队服役，而且成了所谓“政治思想和战斗训练全优的优秀战士”。一九六0年母亲回到了家乡，可她家的房子早已无影无踪，连一根木头、一块炉砖也没找到。
把这样一个情节编进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花环中去有什么不好呢？不，他们不要。因为这没有典型性。
那么，对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残废者的流放又应该编进什么花环里去呢7这应该再哪一类流放呢？关于这种流放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确实很少有人知道）。可是，请读者回忆一下，战争末期在我们的集市茶馆旁和电车里曾有多少并不年老的残废人在游荡啊！后来，不知不觉间，这些人很快就消失了。他们也曾形成一个洪流，也是在一个运动中被流放到北方的某个小岛上去了，因为他们不该为了祖国的荣誉而在战争中使自己的样子变得那么难看。这也是为了使我们这个民族——在各种田径赛和球类比赛中都取得辉煌胜利的民族——显得更加健美嘛！这些在战争中不走运的英雄们现在生活在某个无名小岛上，当然，无权和广阔的外界大陆通信（但毕竟还有极少数的信件送出来了，所以我们才知道），他们自己的生活自然是比较“简朴”的，因为他们凭自己的劳动所得是不可能富裕的。
这些人似乎今天仍旧在那里度过自己的余年。
处于苏联和古拉格群岛之间的这个巨大的污秽地，这个流放的王国。既包括大小城镇，也包括偏僻的乡村和荒野。流刑犯都尽量争取到城市里去，人们坚信城市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更好过些，尤其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那里的生活也比较像人的生活。
卡拉干达市可说是流放王国的首府，至少是它的一颗明珠。我是一九五五年，在大规模流放结束之前，看到这个城市的。（警备司令部批准我这个流放者到卡拉干达吉些日子，因为我准备到那里去结婚，未婚妻也是被流放的。）当时，它还是个饥饿的城市，一进它的大门，离工棚般低矮的火车站不远，就有一所颇有象征性的砖房：它的墙壁用许多木头柱子戳住，以免倒塌。有轨电车当时并不开到车站旁边，（因为地底下到处是坑道，怕塌下去。）新市区中心的一面石墙上刻着大字。广煤炭就是（工业的）粮食！”这里的商店里确实每天卖黑面包，流放到城市就有这点优越性。这里还可以找到当壮工的工作，还有比当壮工更好的工作。至于其它食品，货架上通常是空空的。也有集市货摊，但价钱之高使人不敢问津。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三，至少三分之二，是没有居民证的、在警备司令部备了案的人。走在街上常会遇见从前劳改营里的囚犯同我打招呼，特别是从埃克巴斯图兹营出来的人。这里的流放者的生活又怎样呢？他们在工作上受欺压，工资是被压低了的，因为人们在走过逮捕一监狱一劳改营这段灾难的历程之后，并不是都可能表现出自己应有的知识水平的，要论资历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有时就像不能同白人同工同酬的黑人一样。不高兴吗？你可以不干！居住条件非常糟糕：流放者大都租赁人家的没有隔墙的走廊角落、黑暗的小板棚或旧仓库住。房租很贵，因为是私人房。一些在劳改营里被糟踏得不像样子的、装着假牙的中年妇女日夜梦想着能有一件“出门穿的”线呢短上衣或一双“出门穿的”鞋。
卡拉干达市面积很大，人们住得往往离工作地点很远。有轨电车从市中心到城郊工厂区要咯吱咯吱响上一小时。有一次，我坐在电车里，对面是一位疲惫不堪的妇女，穿着一条脏裙子和一双破凉鞋，抱着一个婴儿，孩子的包布也很脏。她不住的打瞌睡，孩子便从她无力的双手滑落到腿上，眼看要掉下去。旁边的人对她减：“孩子掉了！”她急忙睁开眼抓住孩子，但没过几分钟又瞌睡了。她在抽水站上夜班，今天白天是在城里跑了一天想买双鞋，可是没有买到。
卡拉干达的流放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据我所知，江布尔市比卡拉干达好得多，它位于哈萨克斯坦富饶的南方地带，物价很便宜。可是城市越小，越不容易找到工作。
还有叶尼塞斯克市。一九四八年，格·斯·米特罗维奇等一批人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递解站被送到这里。负责押送的中尉对囚犯们提出的问题给了很肯定的回答。“会有工作吗？”“会有！”“有住处吗？”“会有！”
押解士兵把囚犯交给警备司令部，自己轻松地回去了。而流放者却不得不钻到河边翻过来的小船底下或集市的敞棚下去睡觉。他们无法买到面包，因为面包按户口卡片配售，新来的人没有住处，落不了户；而要找到住处，则需要先付租金。米特罗维奇这时已成残废，他原先是个畜牧专家，所以他请求警备司令部按他的专业管他安排工作。警备司令向明情况后立即想出了一个主意，他马上挂电话给区地政局：
“喂，给我送瓶好酒来吧，我给你们分配去一个畜牧专家！”
在这里，“对怠工者要按第五十八条第14分条论处，重新送回劳改营！”这一条对任何流放者都不能成为威胁，谁也不怕。九五二年叶尼塞斯克发生了一件事：定期登记的日子到了，绝望的流放者们来登记时一致要求警备司令重新逮捕并把他们送回劳改营。这些成年人们在这里靠劳动养活不了自己！警备司令把他们驱散了；“内务部不是你们的职业介绍所！”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距坎斯克二百五十公里的塔谢耶沃更加荒凉。流放到这里的是日耳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以及刑满的囚犯。这里不是新开辟的，也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地点，它距离曾以制作镣铐闻名的罕达拉村不远。但有一点是新的：整个镇子全是土房，屋里全是土地。一九四九年押来一批第二次被判刑的人。火车是傍晚到达的。下车后把他们领到一所小学校里。晚间，一个委员会到学校来接收“劳动力”，有内务部区分局局长、林业公司代表和几个集体农庄主席在场。可是，站在委员会面前的都是在劳改营经过十年折磨的老弱病残，多数是妇女。噢，英明的政府就是把这些人从危险的城市送到这严酷的地区来开发原始森林的呀！来人一致拒绝接收这种“劳动力”。内务部只得强行分配。把一些最不中用的、干瘦得快死的人留给那个没有派代表来参加分配的盐厂（其实那个代表是来迟了）。盐厂位于马索尔加河上的特洛伊茨克村（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流放地，早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就曾把一些旧教徒流放到这里）。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这里的制盐技术水平仍然是：马拉水车把卤水提到铁盘上，然后熬盐。烧柴从森林里取。新来的老太婆们就是去干这种活的。有一位知名的造船专家也被分配在这一批里，倒是给他安排了一个接近他的专业的工作：把盐打包装箱。
有一个叫科尼亚泽夫的六十岁的船工，科洛姆纳人，他已经不能工作，只好乞讨度日。遇到好人便让他在屋里睡一夜，通常是睡在大街上。残废收容所不收他，医院也不留他。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他爬到党的，即工人阶级政党的区委会的台阶上，冻死在那里了。
把释放的囚犯从劳改营押送到泰加森林流放地时，囚犯确实不明白这种“释放”有什么意义。而且是怎样押送来的呢？是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坐着敞篷卡车，穿着释放时发的！日衣服和破旧的布鞋。押送士兵们则穿着短皮大衣和毡靴。在劳改营时，还有升了人的工棚可住，而这里住的却是代木工的土房，入冬以来就没有升过火。劳改营里有嗡嗡叫的油锯，这里也有。两处都是只有使用这种油锯才能挣到你的一份夹生面包。
因此，一九五三年，当林业公司副经理列博维奇来到叶尼塞河沿岸苏和布吉姆区的库泽耶沃时，新来的流放者们犯了一个错误。当健康、英俊、穿得干干净净的副经理到来时，流放者望着他那皮面大衣和养得又白又胖的面孔，一面行礼、一面说：
“您好！首长公民！”
而副经理却不以为然的摇着头说：
“不，不！为什么叫我‘公民’呢？咱们现在都是同志，你们已经不是囚犯了！”
副经理把流放者召集到唯一的一间土屋里，在瑟瑟抖动的小油灯的微弱光线下开始训话。他的话每个字都像一颗钉在人们棺材上的钉子：
“你们在这里不要抱！临时态度，要作长久打算。你们确实是得永远住在这里。所以，你们应该尽快地投入工作！有家属的可以把家属接来，没有的应该在你们中间找人结婚，不要等待了。安排生活吧！生儿育女吧！也可以申请贷款盖房子，买奶牛。同志们，要投入工作，要开始劳动！国家需要我们提供木材！”
这位同志坐小汽车走了。
这里允许结婚，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优待。而据雷特茨回忆说，在科雷马河沿岸的荒僻的村落，例如在雅戈特诺耶村，虽然也有未被放回大陆的妇女，可是内务部不许人们结婚，因为结婚便需要给他们分配单独的住房。
但是，有时也可以说不允许结婚倒是一种照顾。因为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二年期间北哈萨克斯坦某些地方的警备司令们是强迫流放者结婚的。他们为了把新来的人拴住，便向流放者提出条件：限令两周内结婚，否则就送往更偏僻的地区或草原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