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很不高兴！你遇到这种事难道能高兴起来吗？他们为此事威胁了我们两年半，现在我们俩都80多岁人了！”
我委婉地说声“抱歉”，离开了四合院。他们家的保姆在我身后关上了门。我往北走去，跨过了那条看不见的界限——界限的那一边，就是建筑受保护的地区。在菊儿胡同的家里，一切都很安静。
2000年10月23日
下午3点半，我的手机响了。
“他们周二下午来拆房子。”老人家说。“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他告诉我，他们会搬到朋友的家里暂住。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什么感情。他用中文和我交谈，然后又转回了英文。
“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我打电话来没有别的事。”
2000年10月26日
我醒来的那一刻意识到，这将是漫长而令人沮丧的一天。今天刚好是法轮功的周年纪念。下午一点，信众们计划到天安门广场游行抗议。但在早晨，离开菊儿胡同去天安门之前，我先往南面去了一趟。我听着刚刚苏醒的胡同里传出了各种声响。小贩们来了，叫卖着：啤酒，醋，酱油。大米，大米，大米。槐树上传出了鸟叫声，在秋天的气息中，鸟儿们的声音显得有些微弱。
那个四合院就在宽街路口的正南面，在路的东边。一张迁出通知贴在四合院的前门上。不远处，在一栋建筑老旧的灰色外墙上，有人贴了张“北京经济犯罪案展览会”的广告；也许这是一个对“拆哪”的故意讽刺吧。
赵老先生和他的夫人昨天搬走了。他们是安静地离开的：没有警察，也没有救护车。不过，虽然他们的身影没有出现在四合院内，今天的拆除行动也成了一桩令人关注的事件。几十个中外记者，早上8点前就聚集到这儿来了。8：20分整，15个法庭的工作人员到场。他们穿着一模一样的服装：白衬衣，黑色西服，黑色领带；胸前戴着红色的徽章。他们四处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人还留在四合院里。
8：30分，一辆接一辆的白色警车到场。50多个警察在其他便衣的帮助下，包围了四合院。他们把人行道清空了，竖起了黄色的警用路障。他们威胁路过的行人，还斥骂记者。好些摄影师的胶卷被没收了；一些外国电视台的记者被拘留。在一场混战中，一个中国记者受了些轻伤。
工人们是最后出现的。他们是从四川来的民工，其中一个告诉我说，他的工资一天不到2.5美元。每个工人都拿着一个镐子。这些四川人先从屋顶开始拆：瓦片一块块被凿下来，溅起一地尘土。随后是墙：塑料，灰泥，砖块。尘土，尘土，尘土。拆，拆，拆。一辆推土机摇摇晃晃地从南面的门驶了进来。随后是一辆泥头车。这是秋天里一个美丽的日子，天空高远而蔚蓝，举目望不见一片云彩。到了傍晚的时候，四合院成为了历史。
中华文明只有一个中心？
???一尊青铜头像：发展中考古
过去正在修建之中；它躺在一座座房屋、一条条公路、一个个建筑工地下面。通常，过去的重现纯属意外：某人挖着坑，土里出现了某个东西。最后，是运气发现了中国绝大多数的文物。
对于任何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而言，这种发现过去的模式都是过于简易的；甚至最伟大的发现也不过是从世俗生活中派生的。有人生病了，买了些龟壳作药；那些龟壳恰巧就是甲骨。1974年，中国北方出现了旱灾，西安城外的农民们挖了一口井，发现了秦始皇的兵马俑。1976年，全国掀起了学习模范公社“大寨”的运动，作为运动的一部分，安阳的居民得到命令，要夷平所有的山地，以便获得更利于耕作的农田。这是毛泽东的又一个天才想法，这个想法没有任何的农业价值。不过，由此在安阳展开的挖掘工作，导致了富浩夫人墓的出土，里面藏有的商朝青铜器和玉器，是迄今为止发掘数量最多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重新发现过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如今，推动考古工作的力量是经济而非政治；不会再有“学习大寨”的运动了。市场已经证明了其擅长毁坏古城的一面，但在发掘古迹的一面，它也具有同样的高效率。这是与推土机的“阳”相对而言的“阴”：像北京这样的古城消失了，像赵老先生这样的四合院住宅被拆掉了；但正在施工的工程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发出一座座古墓和地下的城池。“拆哪”的经济开发着过去，尽管同时也在摧毁着它。在金沙，一家建筑公司正在兴建一条商业街，工人们在施工中偶然发现了一座至少有3000年历史的陵墓。西安城外，修建公路的人们发现了一些大坑，坑里有汉景帝的兵马俑；汉景帝是汉朝的第四个皇帝。在洛阳，开发者们为修建一座商场挖掘地基，结果发现了一座东周的皇家陵墓。考古学家就像抢险队的人一样工作：每当建筑工程发掘了一处古迹，专家们就被召来善后，把活儿做完。
1986年7月23日早上8点，在四川省一个叫三星堆的村子里，一群村民正挖着用来造砖块的硬土，忽然发现了一堆贮藏的漂亮玉器。随后考古学家介入了挖掘工作，在那个夏天，他们挖出了两座大型墓坑；两座陵墓都建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相当于商朝的时期。考古学家发现了80副象牙，4000多个贝壳，还有金、玉、石、琥珀和陶土做出的各种手工艺品。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出土的青铜器，其工艺质量和艺术风格显示，它们明显出自一个比商朝更为先进的文明。这些青铜的雕像里，包括一棵高达13英尺的树，以及一座8英尺多高的人像，人像上还有50多个青铜铸造的人头。这些青铜雕像的风格，与此前在中国发现的任何古物风格都截然不同；而事实上，根据考古记录，历史上出现的下一座人体雕像，与这些雕像之间相隔了近千年。三星堆出土的雕像与安阳出土的文物之间没有半点相似，而两者之间只隔了700英里。这些四川的墓坑中没有甲骨，也没有刻了字的青铜器；没有半点文字的记录。没人知道谁造了这样的东西。
在中国，政治权力通常源自权力中心，人们自然而然地觉得文化也该是如此。蒋介石认为，维吾尔族和藏族这些少数民族起初都是汉族人，只是随着好些世纪的与世隔绝，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产生了改变。20世纪初期，考古学家都用大致相似的术语描述古代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中部平原的部分地区，例如安阳这样的地方；然后逐渐向外扩展。在中国人的设想里，民族的根是统一的整体；对寻求这一整体的强烈渴望，激励着他们在日本入侵和国内战争时期，坚持在安阳地区展开挖掘工作。那时的考古，有助于维持中国的统一。
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整个20世纪中叶，这种文化扩散论都受到了抨击。在近东地区和地中海，很多专家都认定，这种观点应该是政治因素造成的。对于文化发展的方式，专家们开始探索其它可能的解释，例如不同部落之间的贸易交换。中国迟迟没有接受这些理论，部分原因是由于现代的它投入在统一性和持续性的论调里。还有就是证据收集的相对狭窄：大部分考古学家都只盯着安阳一个地方。
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大潮，为人们产生各种不同的想法提供了平台。随着移民和旅游的人们开始看到这个国家的多元化，人们忽然意识到了彼此间的差异。1980年代，像高行健（《灵山》的作者）和马建（《红尘》的作者）这样的作家，开始了长途旅行，随后出版了自己的书，书中描绘了这个国家不起眼的地方，那些边远而模糊的角落。1990年代后期，对属于中产阶层和上流阶层的中国人来说，西藏和云南成了新的旅游热点。少数民族宣扬其与众不同的特色，虽然不免有流于鄙俗的嫌疑：载歌载舞的人群，五彩缤纷的服装。同时，好些建筑工地都挖掘出了文物，这些文物并不太符合对古代中国的传统认知。1980年代，湖南、江西这些南方地区的考古学家提出主张，他们认为在这些地方发掘的青铜器与商朝的青铜器大为迥异，所以应该考虑这些青铜器源自另一个独立的文明。起初，绝大多数的中国学者反对这些理论，但三星堆出土的证据成了一个转折点。只要看一眼那些青铜铸造的头像，就不可能得出结论说，这儿的文化发源于安阳。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艺术上的独立性是显而易见的；湖南和江西出土的文物可以说也是如此。考古如今为“分裂”中国出了一臂之力。
最后，大量的理论只能依据情形而定：人们在偶然之中发现的是什么，又恰巧用了何种角度去辨识这些出土的文物。个人与一件文物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被其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所决定。视角至关重要：如果你相信你站在中心，那么扩散论就是自然产生的见解。但是，如果你从外及内地接触一个文化，你看待这个文化的视角会截然不同。
视角1距离：7，536英里。地点：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马考米克厅406房解说者：罗伯特.贝格利
贝格利教授是研究古中国青铜器的学者，他以才气横溢和讲究精确闻名，对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倾向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提出假设，他常常发出批评之声。他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说话谨慎小心。我为写一篇《国家地理杂志》的稿件而采访他时，他强调说，中国国内的传统心态，使人们向来都对新发现回应缓慢。
他说：“正统的史学，总是关注于历史的单一直线发展：早期的统治家族把正统的规则一代代传给后世的继任者。如此一来，历史学家不会谈及这条皇家血统线索以外的任何事情。而甲骨文的记录，当然是从安阳的商朝国王观点出发看待任何事物的；这就像是一幅纽约人的地图，在这幅地图上，全世界就几乎只是一个曼哈顿。
他继续说道：“在这儿，研究工作的其中一个难点，是由于书面的历史记录告诉了你什么属于重要的历史，因而考古的资金一直集中在安阳和其他北方的遗址上。而让人觉得讽刺的是，真正轰动的发现却都是偶然的，例如三星堆那样的地方。三星堆正在告诉我们：它所出土的东西，和我们曾看过的所有其他的古物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学者们提出假设说，三星堆的文化，可能与中亚或印度或缅甸有某种关联。然而，这些联系都不见得是很紧密的：那些青铜铸造的头像，与这些文明已知的文物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可能只是一个先进文明的作品；这个文明在四川兴起，随后走向衰亡。
“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贝格利教授解释道：“在黄河流域以外的任何考古发现，无论多么奇特和惊人，都不如黄河流域的发现重要。因为有2500年的中国传统说，黄河流域中部是我们所有人起源的地方。如今，我作为一名对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定义没有什么心理上先入为主的信念；于是就可以观察观察，然后说，嗯，公元前1300年左右发生了很多让人感兴趣的事情。其中有些事情在随后的岁月中，成为了中国历史的核心；而有些事情出于不甚明确的原因，随后并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在四川，你不会看到人们持续不断地铸造出巨大的青铜雕像。不过，如果你只是观察公元前1300年——此时请你忘掉“中国”这个词，公元前1300年的地图上还没有出现黄土地。如果你只是看着亚洲大陆的最东部，你会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差异。在这儿，好些地方出现了高度文明的社会，这些社会彼此之间有交流和联系，但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色。”
三星堆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文字记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文明是没有文字的。古人用于书写的材料，可能比较容易腐烂。在安阳，书写记录得以留存下来，原因是文字刻写在了能保存上千年的甲骨和青铜器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商朝人也在竹子和木头上写字，但那些书写材料在地下埋藏了好些世纪以后，全都腐烂了，没有留存下来。对于这些书写材料的存在，唯一的证据也是间接的：学者认为，某个甲骨文字体是“册”字的雏形，“册”这个现代字体的含义是“书写的板子”。而在商朝，这个字的写法，看起来就像是用皮带把一些竹条或木条捆在了一起。这个字代表的物件本身早就不复存在了，但这个字还保留着：
“在中国人的眼中，这些书写记录当然有助于凸显安阳的重要性。”贝格利说到：“因为它是中文书写系统的原型，而人们今天依然使用着这个书写系统。但事实上，安阳有书写记录也许只是纯属偶然。你可以设想，安阳的那些商朝皇帝总是有保留文字记录，但他们的文字都记在易腐烂的材料上。然后，一个大约公元前1200年在位的国王说，为什么我们不在一些用于占卜的材料上刻写文字呢？这就是考古记录的源头。可能就是某个国王一时兴起的念头而已。”
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朝代都以北方为中心，传统看法总认为南方是落后的地区。然而，考古学的发现显示，南部地区的农业早期就有所发展，例如四川。
“考古学的证据显示，在长江中部流域，早期就出现了这样的水稻文化；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了不起。”贝格利说。“一般中国人都认为，长江流域以前尽是沼泽地，从来没有文明的产生，直到北方人的到来，才把文明传播到那儿去。我怀疑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他继续说道：“在考古中，你就是按照所发现的事物，不断重构过去的图景。然而，这些被发现的事物，只是出于非常偶然的选择。是修路工、制砖厂和犁地的农民发现了它们。你知道的只是已经发现了什么；你不知道的是那些还未被发现的。”
视角2距离：943英里地点：北京市霄云路第26号鹏润大厦B1509号办公室解说者：徐朝龙
徐朝龙是一个过期的考古学家。他还没有被免去职务，他对自己的追求也没有丧失信念，然而他已经悄然退出了学术界。不久以前，他还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之一。他在四川省长大，毕业于四川大学，随后在1983年获得日本京都大学的奖学金，出国深造。他的研究工作里有涉及印度河谷的内容；随后，他开始做起家乡的考古学研究。就学期间，他获得了不少重要的日本奖项和奖学金。1990年，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并接受日本国立茨城大学的聘请，去该校任教。
徐朝龙是个接受过正统训练的小提琴家。他在教中国弦乐器——二胡的课上，遇到了他如今的日本妻子。他的日语读写能力都非常好。他在考古学方面发表了8本著作，主要都是关于长江流域的内容；这些书都是用日文写作并发表的；还没有一本被翻译为中文。徐朝龙说，他太忙了，自己没时间做这样的翻译工作。从1998年开始，他进入日本京瓷公司工作，这家日本公司是生产手机、相机和复印机的。如今他用业余时间做考古研究。
其他学者对徐朝龙的看法各不相同，主要取决于这些学者的国籍。有些年轻的中国考古学家说，徐朝龙做生意的原因，只是为了取悦他的日本老婆。外国考古学家们说，徐朝龙对中国国内考古这一领域的狭隘和保守感到灰心失望。无论是中外的学者，都无一例外地认为，徐朝龙对四川的热爱既是他做研究的灵感源泉，也成了他的一个局限。他是个地区主义者。像贝格利这样的外国教授说起三星堆时，总是用到文化和政治的术语；而徐朝龙的词汇却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这就是成长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的年轻人。
我和徐朝龙见面时，他给我看了他出版的其中一本日文书，书名是“第五大文明”。
“按照传统的说法，古代四大文明分别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谷和黄河流域。”他说。“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稻米的重要性：全世界都吃稻米。然而，稻谷产区所产生的文明，还没有获得承认。事实上，绝大多数现代中国的领袖，都来自稻米产区。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朱镕基，李鹏，胡锦涛——他们全都来自中国南方。从清朝覆灭以后，南方人就领导着这个国家。”
“北方人控制了中国两千年，这当然对考古学采用的方法有影响。但我们必须承认，中华文明不只一个中心。古代有两个文明中心，最后合为了一体。”
我们坐在一间极简风格的日式房间里。房间内有四张沙发、一个桌子、几朵绢花和一棵塑料仿的棕榈树。房间没有窗户，雪白的墙壁上也没有悬挂什么东西。当徐朝龙说话时，房间里的温度好像升高了起来。他快速地说着中文，语句短促清晰，随着采访的深入，他显得谈兴更高了。他不安分地改变着坐姿，又把手指关节弄得啪啪响。他说话语速越来越快。他穿着一件崭新的白色衬衣，打着一条蓝色和金色相杂的真丝领带。金色边框的眼镜。金银色相杂的劳力士表。我问他，为什么要在京瓷公司工作。
“我原来在国际研究中心做的一个日本研究项目，是由这家公司赞助的。我研究的是长江流域的文化。不久之后，这家公司的老板跟我说，我有做生意的头脑。他说我可以做海因里希.施里曼——那个德国人发现了特洛伊古城。施里曼既做生意，也做考古研究。我的老板说：‘你可以成为施里曼’。”
“这是中国发生巨变的时期：经济在变化，政治也在变化。这个变化的力量从何而来？从南方。重新发现长江流域的稻米文化，将对中国经济的改变产生重大影响。为什么应该由南方带领中国经济？因为过去就是这样的。长江流域并不是一片蛮荒之地。”
“关键词是：稻米。33%的世界人口靠吃稻米生存。这种庄稼的发源地应该被看成是伟大文明的发源地：我们称它为稻米文明。而长江流域则是小麦文明。”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徐朝龙再次对我说，政治扭曲了中国的考古学。“过去，对领导者来说，政治控制权的集中是很重要的。”他说。“不过如今这是个经济主导的世纪，而不是政治主导的世纪。经济的威力正在显现，它会改变权力的概念。江泽民最近参观了三星堆的青铜器，我从一个朋友那儿得知，江对那些青铜器很感兴趣。看看政府里其他的官员吧：为什么那么多领导人都来自南方呢？这些领导人自有其伟大的古代文明，他们必须去发掘和探索这样的古文明。一旦他们探索出他们的过去，人民就会有更多的自信心。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权力去发展经济；在政治体制里说话也更占分量。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不可割裂。”
视角3距离：几百英尺地点：四川省三星堆的一户农舍解说人：许文秋（音译）
许文秋身高不到5英尺，但她有一种中年农妇常见的硬朗之气。她的手上长满了厚厚的茧，两条腿粗壮，脚很大。她脚上穿着一双廉价的网球鞋，上面印着美国国旗。我向她解释，我正在为《国家地理杂志》的一篇稿子做调查；她对我说，她从来没有听过这本杂志。我向她问起1986年那个早晨，她和其他村民们一起挖硬土的事。
“那是农历六月的18号。”她说：“我记得很清楚。大家都在挖着，到了早上8点，就发现了玉。一转眼，我就看见人都跑了。他们都不见了，那些玉也一样！”
她哈哈大笑起来，一群住在附近的人围拢了过来，加入了谈话。在像三星堆这样的村子里，室外的采访从来不会有“私密”这一说。那是个天气凉爽的早晨，正是当地盛产油菜籽的时节，我们周围都是大片的田野，闪着灿烂的金光。这个女人的家很简陋，土砌的墙，瓦盖的顶。不远处是新建的三星堆博物馆，其现代化的造型在田野中拔地而起，如同海市蜃楼。这个女人告诉我，在1986年的夏天，所有的玉石都立即交还给公家了。
“一些考古学家来到这里查看，随后他们发现了那个著名的金面具。”她说：“但陈老师告诉我们，那是铜做的。陈老师骗了我们。他叫我们把那个坑盖好，当天晚些时候警察就来了。真的，那个面具确实是金子做的。陈老师原来是担心会有什么差错发生。那是第二天的事情。”
“那一年夏天，我们都在帮他们挖东西。那都是我们做的活儿。有时我们挖土，有时我们用刷子把东西清理干净。给我们的报酬一个月不到100块钱，不过他们还给一些食物我们。唔，我想那些东西不该叫食物吧。就是饼干之类的。很便宜的东西。”
我问她，她是否认为还有其他的文物被埋在地下面。
“这很难说。”
“嗯，你认为地下面还会有哪一类的文物呢？”
她盯着我看。有那么一些时刻，记者会发现自己在设法套出被采访者的原话，好做引用：诱导性的问题，显而易见的圈套。也有那么一些时刻，某个农民会发现记者正在套她的话。这女人的脸上浮现了一丝笑容。
“哦，既然你那么感兴趣的话，你不如自己开始挖挖看。”她说。“我不会阻止你的。”
周围的人都笑了。我结巴起来，试图换个话题。我问起了她的丈夫。她丈夫是最初参加挖掘工作的人之一，现在在博物馆里干些维修一类的零活。
“他今天出去了。”女人说。“你知道，她的照片在博物馆里挂着呢。那张照片照的是她和其他一些人一起挖坑的情形。那张照片可去过世界上好些国家做展览了。但是现在博物馆只给他一个月200块钱。”
“哦，这也不是很差嘛，如果按照零工算的话。”
“你说‘不是很差’的意思是什么？”她说。“你很可能一小时就赚那么些钱啦！”
笑声更响了。我问起他们家种田的事。他们家有六分之一英亩的地，夏天种稻子，冬天种小麦和油菜籽，蔬菜呢——
“你的收入多少？”她忽然问道。
“嗯，这要看情况。每个月不一样。”
“我打赌肯定很多。”她说。“你住在北京，是不是？”
我点点头。
“我可以做好多天白日梦，但我还是想象不了北京长什么样！“
笑声。
“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重庆。”她说。“北京肯定很好。我敢打赌，你从来不用为什么东西花自己的钱。吃饭，旅游，坐着小汽车到处去——这些你的工作单位都会报销，不是吗？”我承认这基本属实。
“你的收入多少？”
我把转移话题的最后希望寄托在数码相机上。我给这个女人照了张相，把相机屏幕给她看。“这是电脑的一种。”我解释道。
“我的脑袋也是电脑的一种。”这女人说道。她玩起了电脑的文字游戏，电脑——“电动的脑袋”。她瞥了一眼她的听众，才说出她的妙语：“不过它如今不管用啦。”
那一周晚些时候，我与陈显丹见了面。陈显丹是四川省博物馆的副馆长，他就是农民们口中的“陈老师”。当我说起许文秋对金面具一事的评论时，这男人咧开嘴笑了。“我们一发现了金面具，就停止了挖掘工作。”他说。“那时候我很担心。”他告诉我，他们在下午2：30分发现了那副面具，然而警察直到5点才来。他担心的就是那两个半小时的空档。
视角4距离：一层薄棉布之隔地点：三星堆博物馆的贮藏室
地方博物馆总是我的最爱。无一例外的，这些博物馆的馆长看到有外国记者来访，都会喜出望外；他们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我获得想要的资料。看起来，他们认为写手写东西的最好方法是通过接触事物。有时，他们会变得激动起来，一件接一件地不断拿文物给我看，忙得团团转，以至于我都担心手里的东西要满得掉下来了。感受一下这把剑的锋刃；掂掂这把有多重。看这个碗。仔细看看这个酒杯。这就像作为一场晚宴的贵宾喝起白酒时一样：一次次地敬酒、干杯，到最后我不得不杀出重围，逃离那张桌子。恐怕我已经喝得够多了。我的酒量没有过去那么好了。谢谢你的热情。
在三星堆博物馆，管理人员不让我直接用手接触文物。他们给了我一副白色的棉布手套，但手套薄得跟麻线纱一般，透过它我还能感觉到青铜器的质地。经过好些世纪的磨砺，这种金属摸起来冰凉而粗糙；表面的凹起和不规则是古青铜器的特色。
管理人员向着自己的方向，往桌上摆了6个头像；我围着桌子走了一圈，一个个头像拿起来看。两个管理人员看着我；偶尔我问他们一个问题，但大多数时候我们保持沉默。我感觉就像是置身于一间上等的珠宝店里：他们给我足够的时间观赏，没有人急着向我推销。
围着桌子转了几圈后，我选出了我最喜欢的头像。这个头像有长一英尺多一点，刚好铸造到下颚的位置；重约有20磅。青铜做的表面有些地方仍是铮亮的，那种发亮的颜色甚至比玉石还要深一些。头像的脸部自成风格，这种风格几乎是现代式的：轮廓清晰、棱角分明。耳朵：伸长并向外突出。鼻子：中间起皱褶，鼻翼向外张开，延伸至两边的高颧骨处。嘴巴：抿成一条笔直的横线。
这个头像看起来瘦长，其夸张的形状，自然会把你的视线吸引到它的双眼上。只见它眼眶成清晰的形状，眼睛的中央没有瞳孔，只有一道长长的水平褶线。这条褶线让头像看起来具有了一种超俗的意味：可能它是人类，也可能不是。两只眼睛可能是空白无物，也可能是睁得大大。这种金属是3000多年以前锻造出来的。我双手捧着这个青铜的头像，房间里一片全然的寂静。
注：1英寸相当于约1.54厘米，1英里相当于约1.6公里，1英尺相当于约30.48厘米。
出外打工的日子
出外打工的日子
公威廉.杰佛逊.福斯特（即威利）和南希是作者何伟在四川涪陵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两人毕业以后都离开了家乡，来到浙江省工作。关于两人的故事前文见于美国之音（农民的儿子：威廉.杰佛逊.福斯特一章）
四川人
2000年11月
每当威廉.杰佛逊.福斯特和南希.德鲁想家的时候，就会一起听那一首歌。那首歌的调子他们小时候就已经耳熟能详，歌名叫做“王二小”。那首歌里描述的英雄是一个11岁的男孩，在日本入侵期间他住在中国的北部。有一天，日本兵王二小为他们做当地的向导，但男孩把敌人直接引到了埋伏点。共产党的八路军消灭了这些入侵者。王二小在这场战争中死去，但这首歌的歌词使他永垂不朽，千百万中国少年儿童都传唱着它。
在改革开放时期，一个叫迟志强的流行歌手根据新的经济形势重写了这首歌。日本人消失了，战争也不见了；原来的英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来自四川的成年打工者。移民取代了侵略，这首歌也有了一个新名字：“打工十二月”。
一月我离开家乡叫上我的哥们李志强两天两夜的坐火车要去广州闯一闯二月我俩遇见一老乡他在一个玩具厂……第三个月，叙述者听说了一个打工者变成有钱人的事情：都说那谁谁谁可发了财想当初他也是这样
第四个月，他和哥们儿李志强失去了联系；第五个月，他在建筑工地干活，顶着大太阳汗流如雨。第六个月，他领到了薪水：六月我薪水才领上?领钱时候心都在发慌?一个来月挣了有六七百?致富路上看见曙光?七月我写信给爹娘?还寄了几百块钱回家乡?想到了他们该多高兴……
威利和南希离开四川时并没有告诉各自的父母，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没有回家。在取得成功之前，他们都不想回去和长辈碰面；而在王先生的草包学校里，不可能有什么“成功”而言。幸运的是，威利在乐清的第二份工作要比第一份好得多了。乐清是温州的一个卫星城，以发展飞速闻名。威利工作的那家私立学校运作良好，后来学校的管理人员也雇用了南希；每个月，这对年轻人都能把工资的绝大部分积攒下来。不过，远离家乡过上整整一年，仍然有糟糕的地方，特别是到了节日的时候：八月十五明月挂天上胖工头送来啤酒一箱他告诉我们都别想家说这里就和家一样……
第二年暑假，这对年轻人终于回了一趟四川老家。到了出来工作的第18个月，他们已经积攒了3万多块钱，相当于4000美元。他们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已经提高到约500美元一个月了。这足够赢得南希父母内心的原谅，他们两人耕地的收入一年也不超过200美元。他们热情地欢迎这对年轻人回家，好像他们当初离开家时彼此关系也是如此融洽。
对威利来说，这一切看起来不可思议：农村里的人如此迅速地适应了新的形势。在南希的村里，基本上年轻一代人全都移民到工业区去了，老一辈的人主要靠他们寄回来的工资生活。这里到处可见造了一半的房子：第一层楼盖好了，人也已经住了进去；但上面却立着第二层甚至第三层的空架子，如一副骨骼一般。如果那些移民的打工者运气好，他们可以一年建起一层楼。如果他们碰上了坏运气，那么，他们的老一辈会在那半个家里耐心地继续等待。九月我大祸临头上一块砖头把我手砸伤没想到胖工头会把我炒发了点钱就算了账……
过去，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它的地理环境，似乎是专为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波动理论所设计的。四川位于成都盆地的中心，有许多的河流和平原，物产富饶，天生就是繁衍大量人口的地方。（三星堆就位于这个盆地西面的边缘。）不过，四川盘地四面环山，这意味着人口增长一旦超过某个程度，生存环境就会急剧恶化。这块土地先是养育了它的子民，然后又惩罚了他们；成功导致了竞争，随后竞争变得令人绝望。有成千上万的四川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到别的地方去谋生。然而，共产党几十年来的计划经济限制了个人的迁移，况且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新兴城市。四川的乡下人像其他在中国内陆的人们一样，在贫困中等待着，直到邓小平终于推行了经济开放。
在离四川东面700英里处，浙江省的人们也同样在等待着，但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大不相同。他们的土地大部分很贫瘠，在温州地区，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土地是适合耕种的。那儿的高山阻断了当地人与中国其他地区早期的陆路联系，当地人自然开始从海上谋求出路。好些世纪以来，他们都是成功的商人，很多人到了国外，在其他国家做起了生意。然而1949年以后，共产党终止了他们的私人贸易和海上往来。当局特别担心台湾，台湾离这儿的沿海地区只有200英里。温州成了缓冲地区的一部分；像深圳一样，当局故意让它处于未开发的状态，几乎没有什么国有企业。于是，当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温州没有什么产业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而当地的人口总数就像螺旋弹簧一样忽然增长起来。当地人天生的生意头脑已经压抑了近30年。
人们开始做生意时并没有投入很多的钱，政府也没有从来没有像对待深圳这样的城市一样，给予当地什么特别的经济优惠政策。不过在温州，政府优待并不必要，这儿最有价值的资产是人们的直觉和海外关系。1980年代早期，一些家庭开起了小规模的工厂，里面通常只有不到10个工人。他们做一些小东西：鞋子的某个部分，衣服的某个部分，还有小塑料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工厂逐渐扩大规模，不过生产的产品仍然是小的东西。温州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纽扣产地。低电压产品是当地的特色产业。他们做鞋底，也做活塞。他们做打火机，然后继续做更多的打火机。到2000年时，世界上60%到70%的打火机产自温州。这个城市几乎全是私人经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温州和其他的浙江城市一样，都需要劳工、装配线工人、秘书和老师。对此四川省便是绝配，浙江的企业常去涪陵这样的地方招人，便不是什么稀罕事。我最优秀的那一批学生之中，好些都去了东部，他们在异乡首先意识到的事情便是地区差异。我有个叫雪莉的学生去了玉环工作，玉环是浙江省沿海的一个岛屿，她在一封来信中描述了她前往玉环的旅程：
这是我过去的人生中最为漫长的一次旅程。他们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去一个“发达地区”，去“做开拓性的工作”。按照情理来说，我们是应该非常兴奋的。但我并没有这种感觉。去玉环的一路上，我都是出乎意外的冷静。
我们在7月5日下午坐火车离开了重庆。火车开了快一天之后，我在车上碰到了一个抱着婴儿的父亲。当我第一眼看见他们时，我大吃了一惊。是那个婴儿的缘故——那个如此瘦小的小东西。他的父亲告诉我说，婴儿生下来70天了。我以为他不到10天大。他那么小，黑瘦黑瘦的，我肯定我在小人国家族里就见过这么个小孩。我敢说这就是营养不良的典型……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引来了人们的好奇和关注。有些热心人向这个手足无措的父亲伸出了援手，想方设法想让婴儿安静下来。不过那些办法都不见效。同时这个孩子引来了人们诸多猜测：“孩子的母亲在哪里呢？”有些人说他的妈妈肯定跑了，留下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有些人猜测是这个父亲和孩子母亲吵嘴了。最后人们认定这个孩子是非法生下来了。火车高速行驶着。人们的猜测和议论还在继续。孩子的哭声回响在火车上。
雪莉的这趟旅程用了3天，坐船、坐火车、再做汽车。在最后一段路上，她遇到了一个年轻的男人，这男人是岛上的本地人。在一封写给亚当（注：作者以前的同事，雪莉的另一位外籍老师）的信中，雪莉描述了她内心的惶恐——惶恐人们把她看作是另一个贫穷的移民打工者：随后他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没有跟他说实话，因为以前就有人告诉过我，玉环的人对外来者很有偏见。我为我的出身编造了一个故事。我告诉他，我是在玉环出生的，不过童年时在四川长大。我很少回家，所以对浙江并不太熟悉。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相信了！事实上我编造的故事漏洞百出。我甚至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你出生在哪条村子？”而且我也不懂得当地的方言。看见我无法解释的样子，他还帮我说：“你住在四川这么多年了。不记得这么多年前的事，也没什么奇怪的。”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了玉环的很多东西，也给了我很多建议，告诉我怎样适应玉环的生活，还有怎么在这里工作。
感受到他的真诚和热情，我很后悔对这么一个诚实人说了谎。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玉环当地人。从他身上，我看不到之前我所听说的当地人的种种毛病。我记得，以前人们告诉我说，不能相信这儿的人；但事实证明，我才是那个不可相信的人。
随后的几个星期，我忙于其他的事情，也没有空回想这件事。但随后，当我安顿下来，我就想起这件事情，并为此责怪自己。好多回我都想打电话给这个男生，告诉他真相（他给了我他的电话）。不过我从来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不够勇敢。我是个胆小鬼。
亚当，这些故事是最让我感到震动，并且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它们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她开始新工作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信：
彼得，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感觉到生活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种感觉不太妙。我现在可以理解以前你和亚当跟我们说的话了。你说你是个外国人，这让人们的内心就有不一样的感觉。对于当地人来说，你是个陌生人。这让你感到受伤，因为他们不会把你归入他们的群体里。你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于是想家的感觉自然缠绕着你的心。
在这里，我们听不懂当地人说什么。他们的方言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因为他们的语调和节奏跟我们的方言很不一样。我们只能说普通话，但有些当地人听不懂普通话，特别是老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似乎每个离开家乡的学生都会给我写一封类似的信。适应新生活的困难让他们感到吃惊；他们从未想过，在自己的国家里也会有外国人一样的感觉。然而中国幅员辽阔，人们之间的语言差异，更像是一个大洲而非一个国家才会出现的情况。官方用语是“普通话”，英语里面也叫做“中国官话”（Mandarin）。“中国官话”是北京和北方其他一些地区的人所说的方言，也是学校、政府机关、大部分电视台和电台所使用的官方用语。
然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由出生到长大，都说着和普通话截然不同的语言。中国人管这些不同的语言叫“方言”：通常英语会把这个词翻译为“dialect”（注：dalect强调语法、词汇等语言形式的不同），而准确地说中文“方言”的意思是“某个地方所说的话语”。实际上，方言常常可以算作不同的口语。例如，北京和广东两地的方言，其差别就像英语和德语那么大。语言学家有时候会把中国人口语的多样化和一些主要的罗曼语作比较（注：罗曼语是由拉丁语演变而成的语言, 如法语﹑ 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等）。此外，中国还有其他少数民族使用的语言：维吾尔族语、藏语、蒙古族语。
在中国人之中，温州以拥有一些最难懂的方言而著称。在同一个城市里，不同的地区有着截然不同的次方言，而这些次方言没有一点和普通话相似之处。即使像雪莉这样的人——一个很有语言天赋的年轻女子，也只是能掌握当地方言的一点皮毛。在搬去温州半年以后，她的信上写道：
来到浙江好几个月了，我对很多东西都开始习惯了。我可以听懂当地人说的一些简单的句子。去市场买菜时，我基本上可以处理各种问题了。
浙江和四川都是中国的大省。不过它们在很多方面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在“吃”上面。浙江离东海很近，人们喜欢吃海鲜。他们觉得海鲜很新鲜。我不喜欢吃海产的食物，尽管我知道海产食物营养价值很高。我觉得海鲜味道很怪。这儿的人不喜欢吃辣，所以我经常吃我们自己做的饭。
这儿的人和我们这些内地人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很多人觉得钱要比教育重要得多。我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实事求是地说，浙江的经济是比四川发达很多。但他们常常为此觉得骄傲，还在我们面前故意卖弄。我为此很气愤，但我也必须承认，我们四川的经济是比较落后的。
在进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以前，普通中国人很少有出门旅游的，也很少人有亲身的个人经历，能体验这个国家的多样性。中国是个统一的国家，汉族人应该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这些看起来都是基本的事实。然而当人们有了流动的空间，他们就开始体验到国家统一表象之下的种种不同。对于威廉.杰佛逊.福斯特来说，每次回四川的旅程都是艰难的，因为他要体验到温州和家乡之间种种的不平等和偏见。有一年，在寒假过后，他的信上写道：
春节期间我回了四川。春节后返回学校的旅途，让我十分伤感。头几天我几乎都睡不着觉，现在我仍然在回想着那段旅程。在船上，很多的四川人都忘沿海城市去，有些人要睡在厕所里。在火车站，四川人看起来就像是难民和乞丐。大冷天，他们就睡在地上。不管去哪里，那儿的人都会多要我的钱。在江西，汽车司机把我们载到一家路边小店，小店的老板用警棍赶我们下车。他强迫我们花40块买了份猪食一样的快餐。两个年轻的四川男人被打得躺倒在地上，只因为他们没有钱买东西。司机说，如果你敢跟那些人吵架，他们会把你打死。
很多的出外打工者很快就忍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并且相信他们的这种新生活只是暂时的状态。他们做苦工——工地的民工，工厂装配线上的工人；如果你设想下半生都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干着这些活儿，那也未免太凄惨了。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差异很大，足够让你心存希望：在沿海地区赚些钱，然后回到家乡慢慢花。几乎所有人都打算起初工作几个年头，然后就回家去；人们谈论着回到乡下附近的城市开店或开餐馆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而言，这种情况和很多墨西哥人和中美洲人相似，他们非法移民去了美国，但自己的家庭和家人仍然留在祖国。他们在一种经济环境里工作，然后在另一种经济环境里花他们所赚来的钱。
而威利的父母和威利的哥哥们一起住，他的哥哥们在当地的建筑业中小有成就，为他们人口渐增的大家庭盖了一座两层住房的大院子。威利不需要给家里寄钱，他和南希以后就定居在东部也是可行的。威利感到了两种相反力量的较量：浙江的发达经济情况，四川熟悉的文化风俗。有一天他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但同时他会宁愿自己都不属于这两个地方。他从来没有学着去说温州话——不可能学得会，而且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了在学英语和听“美国之音”上。反而威利在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到第二年工作的时候，他的普通话已经听不出来四川的口音了。当人们问他是哪里人的时候，他常常会说谎，告诉他们他来自江苏附近某个经济发达的城市。不过，当他和南希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谎就不太好圆了。南希说话仍然有四川的口音，而且她拒绝让威利帮助她提高普通话水平。在她看来，威利是在装腔作势。
但对威利来说，这关乎自尊。他在浙江的第一个老板，那位糟糕透顶的王先生，常常和威利说起他在1980年代去四川北部的事情。那趟旅程让王先生开了眼界：四川北部的贫穷状况让他受到了很大震动，以至落下了眼泪。很多年以后，他说起那趟旅程，还是常常会表现出很感动的样子；他喜欢利用这个机会，让威利为自己能逃脱这种糟糕的处境而对他心存感激。威利讨厌王先生的诸多方面：他的中山装、他的吝啬、他麻烦的妻子等等；而其中威利最讨厌的就是他的同情心。
即使威利到了乐清，做了一份更好的工作，但一些只言片语的评论还是会让他感到困扰。在乐清，有些人偶尔会偷了下水道的井盖，然后当废铁卖掉；这时居民们晚上出行时就要格外小心。有一次，威利和一个也是做老师的同事在街上走，经过了一个空的下水道口，那同事厌恶地摇了摇头。“那些四川来的人把井盖偷了。”他说。威利没有回答，但他从来没有忘记同事说的话。威利也注意到，乐清当地的父母骂小孩时，会用那些外来移民的故事吓唬他们。威利小的时候，他村子里的成年人常常会跟小孩说，如果他们表现不好，外国人会来把他们吃掉。但在乐清，不再由外国人充当吓唬人的角色。父母们会说：“如果你还哭的话，从江西或四川来的人会来把你给带走。”
我完全能理解你在中国遭到别人不同对待时的感受。很明显，其他地方的人对四川人区别对待，因为四川的贫穷和落后可是出了名的。在这儿人们也是如此。当地人总是看不起四川人和江西人。我对此不是很在意，我知道中国不只是他们的中国。每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去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听到你写作的对象是中国的普通人，我感到特别高兴；这真好。在我看来，你会像总是亲近普通人的威廉.莎士比亚一样获得成功，在有生之年迎来文学上的巅峰。事实上，我觉得人最最难做到的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中国总是说自己国家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国总能正确地、完美地对待一切事物；这一点美国有时也像中国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会说美国是世界警察；而美国会说中国是个问题百出的国家。
在1980年代，政府标榜和表扬了“温州模式”的发展。这个城市的资本主义模式天生就是自力更生型的，自然就讨官员的喜欢；他们愿意什么都不用投资，就看着这些家族企业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工厂。然而事实上是，很少有地方能够复制这种模式，甚至在温州本地，这种发展模式也会有限制。成功的工厂进行扩张，然而人们从制造纽扣、打火机、鞋底、低电压产品上获得的利润也就这么多了。这些产品获利很低，很难去为企业创造一个有价值的品牌，也很难去通过研发为产品增值。按理来说，这些企业下一步的发展大概应该是转换到高科技产品或者跨国投资上面，这是像深圳这样的地方普遍的发展策略。
但温州人的某种心态导致他们宁愿让事物保持在简单的状态。在教育领域里也出现了相同的状况；对于改革开放，温州当地的教育反应迅速。到了1990年代末，温州的私立教育机构数量和规模在全国名列前茅。这座城市里将近30%的高中生和大约五分之一的大学生，都在私立学校里就读。
在乐清这座城市，威利和南希在“育才学校”任教（这所学校和他们俩最初工作的学校——那家草包“百才学校”名字有点像，不过这纯属巧合）。在乐清，这所新学校有将近两千名学生，年级分布从幼儿园一直到八年级，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寄宿。在中国，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所有学校的课程都是标准化的，并且有严格的制约。有部分课程和教材是强制性的，所有的学生在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时都必须参加一次统一的标准考试。私立学校可以雇佣自己的授课教师，并且从开放的市场上招收学生，但它们也必须教授和学习共产党的相关理论。
育才学校创办以后，为突显优势，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教授英语课程，而其他学校一般都是三年级才开始上英语课。当地的公立学校后来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一年级就开始上英语课，但私立学校还是占了先机。私立学校更早地开设英语课，并且尽可能地延长授课时间。育才学校招生的其中一个卖点就是，即将参加升学考试的学生每天都要上课，包括周日。八年级的学生一周上75节课，这几乎是公立学校每周课时数的一倍（公立学校的周课时数为45节）。从本质来说，人们是把“温州模式”用在了教育上：这相当于在智力的领域从低获利商品中榨取利润。这些学校没有去创新课程或改进教材，它们只是用更多的时间教同样的东西。
育才学校蓬勃发展，直到1998年当地政府建了一所新的公立学校。创办之初，公立学校的校长就公开地说，他要逼育才学校倒闭掉。他提出了这样的挑战以后，第一个策略就是高薪聘请最好的老师。他在这片地区到处物色富有经验的授课老师，这些老师都是被教育局认定为“一级教师”的。这些老师带着奖状和资格证走马上任，然后一败涂地。英语老师不会说英语，数学老师不会教数学。学生学习情况糟糕，家长们大发雷霆。很多人怀疑这些老师的奖状和资格证是假的；到处都可以买到那些东西。不管怎么说，在中国，一切事物都变化飞快，所谓经验的价值相当于零。一年以后，这所新的公立学校开除了这批老师，开始只聘用年轻的老师。
两所学校之间的竞争每年都变得更为激烈。在备考这一块尤为如此，其中牵涉到两种不同的竞争策略。第一种策略立足于一个简单的信念之上：通过系统、有效、勤奋的学习，学生在考试中成功的机率自然会提高。不过，如果他们提前知道试卷的问题，成功就更有把握了。这就是第二条竞争策略，当威利和南希来到育才任教时，这条竞争策略已经发展很完善了。每一年，老师和学校行政人员都要和手握大权的人们打好关系，这些人可能会透露一些考试的信息。
有一个温州教育局的官员，以“巧妙的暗示”而闻名。这个地区的各个学校都邀请他去给老师们做讲座，而他只接受那些他认为有足够实惠的邀请。威利和其他的英语老师每年都要去温州市中心，听那个人说话。有一次，威利描述了那样的场景：
“我们的校长邀请了那个人来做讲座，来给我们那些所谓的中考信息。他的讲话模棱两可。老师们都想从他那里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但有时他只是以沉默作为回答。讲座有两个小时，我们一直尝试着问些问题。我们问他考试里会有些什么题目。他只是说，可能会有这个，可能会涉及到那个。比如说，他说今年填空题可能会要学生们填两个词，把句子补充完整；而不是往年的一个词。
“讲座结束以后，我们学校就请他去了温州的红太阳酒店。那是一家很高级的酒店，有大概15个老师陪他吃饭。吃完饭后，学校就给他两千块钱。随后，就请他去卡拉OK唱歌，叫一个小姐陪他。我认为那个小姐就是妓女。还给他们一间双人房——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你尽可以想象。我认为这人就是个色鬼。他今年50岁了，其中一个儿子出了国，在美国。”
这人常常给公立学校一些准确的考试信息，但他的讲座对威利和同事们来说却从来没有什么帮助。但不管如何，育才学校仍然每年都如此行事。我问威利，为什么他们还要为这种毫无用处的信息买单，他说：“要是哪一年他说对了呢？”
每年六月是考试开始的时节。那年我收到了威利的来信，言辞间满是厌恶：
在乐清，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很多其他的学校提前收到了中考的信息。我们学校只得到了一点二手或甚至是三手的信息。这注定了我们学生考试的失败。那个教育局的混蛋又一次泄露了英语考试的题目。
这种欺诈活动让威利感到苦恼，但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这也是一个移民的新环境因素：当你离开了家乡，道德的基本准则就会有所改变。有时候，威利对此应付自如，例如在对待婚姻传统的转变上。威利和南希在浙江已经两年了，但还没有正式结婚。正式结婚似乎没什么意义，他们俩的所有家人和朋友都还在四川。威利留意到，很多乐清的外来者好些年后才会举行结婚典礼，因为他们要存钱和建立他们在当地的人际关系。他参加过好些婚礼，新人的小孩都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
对威利来说，这么做合情合理：实用主义战胜了传统观念。每次他和南希讨论起结婚和要小孩的可能，话题总是转到了“钱”上面。终于，南希确定了一个具体的数目。当他们至少存够10万元（也就是超过1万2千美元）时，她就同意要小孩。他们在乐清过了一年半，一起存下来的钱有2万5千元。他们已经有四分之一的婴儿在银行里了。
但还有些问题，像欺诈活动和对外来者的偏见，就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这些年来，威利从未征询过父母的建议；他觉得在这种新的大环境中，父母没法给他什么指导。虽然他现在仍然考虑着将来回四川的可能性，但他从心底里知道，他其实是永远不会再回家乡了。对他来说，那个世界已经远去；不是因为它像北京的四合院一样被毁掉，而是因为农村的变化过于缓慢。在一个蓬勃发展中的国家，年轻人没有任何理由留在跟不上时代节奏的边远地区。每次威利回到10号村，就看见那个地方像是被废弃的一样。有一次回家后，他写道：
我回到家，什么都没有改变，路还是高低不平，人们变得更老了。我找不到少年时相熟的人和朋友，这让我感到伤心。有时候，我觉得这种生活——离开家乡来到沿海地区、没有一个稳定的家，是世界上最令人伤心和最让人感到压力的事情。
每次回家都让他心灰意冷。而回到乐清以后，他会发现自己不断想着那条逐渐走向衰亡的村庄，虽然他明知这没有任何意义。那些时候，他会在学习英语中获得安慰。这门语言成了一种分散精神的事物，而他还相信英语材料会为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环境提供最好的指引。他仔细留意着国外新闻机构网站的更新，并阅读英语的任何指导性专栏。有一次他打电话去“美国之音”北京站的一个热线电话节目，询问如何处理窦炎的问题。还有一回，“美国之音”广播了一个节目，内容是关于美国国内的家庭学校教育（注：孩子在家接受教育的上学方式），威利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详细的笔记。另一个教育系统的存在，并不会对公立学校产生威胁；这个观点是让威利最为感兴趣的：50个州? 150个儿童在家上学父母就是他们的老师和去学校上学的孩子一样优秀家庭稳定1997年 50000美元理由：保持互动????? 满足孩子需要????? 防止学生受到暴力、性方面等的影响????? 教育的相关问题公立学校为家庭提供帮助：图书馆课程
自从毕业以后，威利已经弄散了三本英语字典。他仍然把那些旧字典摆在他的书架上，如同一名优秀的内野手，从来不会扔掉那些磨破的手套。在空余时间里，威利不断地翻译和整合着各种信息：“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报纸上的新闻故事，还有单词表。他常常打电话问我问题，那些问题通常是关于某个词或某个难懂的语法特征。有时他的问题是关于世界大事的。2000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情况不明朗，两位候选人中没有明显的获胜者，那段时间威利几乎每晚都打电话给我，问我关于选举团的各种问题。
他对世界上不符合规则的事物特别敏感。在温州，政府赞助了一个保护水资源的运动，运动口号中英文都有。英文的翻译版本是这样的：
停止浪费水资源 （STOP TO WASTE THE WATER RESOURCE）
威利认为这句话译得不对，问我的意见。每次他打电话来，我都尽力回答他的所有问题，不过我常常会好奇，他要怎么去处理所有这些英语的资源。我问起威利他的日记的事，他告诉我，他只是想把所有东西都记录下来。他说，他梦想着有一天，可以编一本英语字典，里面要涵盖这门语言里的所有词汇。酩酊——喝醉?????????boozy-drunk粗野的???????????????boorish书报摊???????????????bookstall书柜?????????????????bookrack书签?????????????????bookmark末名奖???????????????booby-prize1998年，比尔.克林顿和莫尼可.莱温斯基有外遇，导致了一段空前的——利物浦和伦敦暴动（1981）。在1980年代早期，街头暴动回到英国，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情况相似；而这是首次由于不断上升的失业率而引起的暴动。
在2000年的国庆节之间，威利在电视上偶然看到了防犯罪集会。在中国的很多城市，这是一年一度的大事；违反法律的人会在直播的电视节目中受到审判，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威慑国庆期间的犯罪活动。过去，这种仪式通常在运动场上举行，有时行刑也是公开化的。不过如今只有审判过程是由电视播送的了。威利看着那些罪犯们一个接一个地往前走：上着手铐，剃得光光的脑袋，蓝白相间的监狱服。一个法官念出了每个人的名字、籍贯、罪行和判决。电视机前，威利不禁拿起笔来记录。后来，他告诉我这件事，他说他是在“统计数据”。“每当法官说到一个人的姓名和籍贯的时候，我就把它记下来，”他解释道：“来自江西省、四川省和湖北省的人最多。最后我发现有百分之四十的罪犯是来自四川的。这是最高的比例。我感到很羞愧。”另一个夜晚，威利和南希迟迟没有按时睡觉，他们一遍遍地放着那首流行歌，直到把“打工十二月”从头到尾翻译成了英文：十二月我返回家乡爸爸妈妈哭了一场一家人吃了顿包饺子那味道可真叫个香
亲爱的彼得，你在北京怎么样？……我很想改变自己在这里的现状。南希和我都扔掉了铁饭碗，来到这里碰运气。这儿的环境要比我那个落后而“牙刷”（注：牙刷在四川话里是骂人的话）的家乡四川好得多。然而，我看不到什么希望，即使是做一个发了小财的男人这样的小目标，想不断塑造和提升自我，看起来也不切实际。南希和我都想在这儿买一套住房。但这只是一个梦想罢了。每套房子都在30万到40万之间，我们买不起。到我们有能力买得起一套新房的时候，我们俩已经一只脚跨入坟墓里了。这是真的。我长久以来的希望就是，当我们两个都存够钱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家乡，然后为南希找份稳定的工作。我可以做除了教师以外的职业……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我希望到时我会有好运气。
2000年秋天，威利参加了一个英语教学比赛。在全国各地，这种类型的比赛正在中国教育界里迅速流行。在温州，每个比赛者都要面对满满一个教室的学生，而评判们就坐在教室的后面。这些官员会根据参赛者的教案和学生们的反应对参赛者进行评估。
在这样的场合，威利从来不会紧张。在他经历了所有其他的事情以后,这种比赛就是易如反掌：规则是明确的，而且所有参加比赛的人都要遵守。裁判过程看起来是公平的，虽然学生是独立的部分，但不可能骗过孩子们的自然反应。
温州的英语教学竞赛开始时由500个教师参加，很快就淘汰剩了16个人。威利是其中一个。决赛的时候，所有参赛者都要到温州市中心去。其他的参赛者带去了手提电脑、投影屏、还有用专业的教学软件准备的教案。威利是唯一一个没有带电脑去的参赛者。他的材料是他亲手做的：几幅对话的图解，几十个小小的红苹果。还有一瓶水，他在上面用英文写了“毒药”这个词。
“当我教他们‘危险’这个词时，我就说我手里的这瓶水是毒药，还叫一个学生把它喝了。学生们觉得很好玩。然后我叫他们学习一段对话，并且让他们之间充满了竞争的气氛，因为他们都想得到我带去的小红苹果。我问他们问题，如果他们答对了，就可以得到一个苹果。我站在一张凳子上，大声喊着我的问题。我就像个司令官一样，他们觉得这样也很好玩。”在竞赛之中创造了另一个竞赛，这是天才之举。威利拿到了第一名。比赛组织者奖励了他1000元，这相当于他半个月的工资。不过威利说钱并不重要。他的学校为他感到骄傲，而威利认为，他赢得比赛的原因，是其他的比赛者都没有他那么在乎英语。在威利看来，是他写下的所有单词表，他记录的那些电台节目内容，那些晦涩的单词和特殊的短语，让他获得了比赛的胜利。“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威利说。“我想是我的疯狂作风让我赢了。”
在双龙镇10号村第3生产队，第一个出外打工的人叫做刘成民（音）。他读完了小学五年级，这让他成了当时第3生产队最有文化的人。1980年代初，他去了黑龙江。他在那儿的一家鞋厂装配线上干活，过了好些年，又回到了他的村子里。
在村子里，人们公认刘成民是个很有智慧的人，都很尊敬他。人们也知道出外打工的经历多少改变了他。他从未结过婚，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1990年代中期，当地政府征收过高的农业税，他拒绝缴付。他说他是个单身汉，理应得到优待：他没有老婆孩子，完全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他的理由清晰而富有逻辑，政府在此之前也没碰过先例。
时不时地，村子里就会传出一阵流言：官员们正计划要拘留刘成民，殴打他，直到他同意缴付农业税为止。对于那些极端的顽固分子，这是常用的处理方式；但流言传说的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当地的政府官员似乎被这人的不可预料吓住了。
在刘成民出外打工期间，他写了好些关于在外见闻的诗歌。威利小时候很喜欢读那些诗句；而多年以后，当这个男孩自己也成了一个出外打工的人，他仍然记得刘成民那些诗句的内容。诗歌采用了毛诗的风格形式，常常有自然风景的描绘。有一句诗赞美了长江的力量。还有一首诗描述的是蜗牛河，那是家乡当地的一条河流，就在胜利桥下流过；威利还记得那首诗的最后一个对句：吾乡河宁静，吾心却不然。（The river in my hometown is peaceful,?but my heart is not.）
不可言说的周年纪念
周年纪念
2000年10月26日
是纪念日前一天传来的消息。是一封发给外国记者的加密邮件：10月26日，广场上将有一场大规模的集会。其中一个高潮将出现在下午一时左右。在国旗和纪念碑之间的地方。这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聚会……在我们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再出现如此盛大的聚会了。祝您一天愉快！
一个身在北京的Falun功拥护者发出了这个消息。他是个电脑专家，知道如何掩饰自己所写的电子消息的轨迹，他总是很小心地对信息加密。然而，在网吧监控之下，他注定将要在两年内被捉获，然后遣往劳改营。不过从电子邮件的口气里，你不会想到这个“集会”可能涉及的内容，也不会想到邮件的作者正处于危险之中（“祝您一天愉快！”）。他所用到的“聚会”这个词则格外让人感到困扰。一整年来，抗议活动不断升级；一个个日子就如同是某种残酷的牺牲仪式，不断累积着。4月25日的抗议活动后接着就是5月11日，那是Falun功创始人李洪志的生日。 5月13日随后（Falun功组织成立的周年纪念）。然后是7月22日（设立第一条反对Falun功法律的周年纪念）。10月1日则标志着人民共和国走入51周年。
每个周年纪念日，天安门广场上都有人举行抗议活动，参加者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外国记者们溜到旅行团的人群里，从来不做笔记；通常我们只是闲站着，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观察并用脑子记住发生的事。摄影记者就要更有谋略了。我们通讯社的摄影记者开始在脖子上挂两台相机，有时候他挂三到四台，那些照相机总在他脖子底下摇晃着；同时他手里还拿着一个小小的数码相机，从臀部后面拍照。他被警察拘留是无可避免的事情，而且警察会成功夺去他那些显而易见的相机的胶卷，在此之前，那部数码相机就藏在他的口袋里了。不管怎样，相关照片总会登载在第二天早晨的报纸上。
抗议者也变得更老练了。他们仍然遵循其基本原则：如果警察讯问他们问题，他们总是会如实告知他们的信仰。不过，他们会想方设法到达天安门广场，而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有时他们戴着廉价的棒球帽，那是中国国内旅行团游客常戴的帽子；他们也常常会买一些小小的中国国旗，就像为祖国自豪的外省人初次来到首都时所做的一样。不过，他们无法隐藏的一个事实是：他们缺钱。看起来他们都是普通的平民：很多人在国有工厂或共产党时期的单位里工作了一辈子。退休的人常常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吃了苦头：原来的工厂要不就破产，要不就易手了，他们得到的退休金金额很低，或者干脆就没有。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改革开放是一个艰难时期，他们中的好些人在Falun功中获得了安慰，这不足为奇。在天安门广场上，你常常可以通过衣着辨认出这些人：廉价的衣服，廉价的鞋子，廉价的棉袄。很少会看到一个穿着体面地抗议者。绝大多数的抗议者都是女性。
他们的抗议活动策划得更精心了。偶尔，策划中包括了确定的时间——每个人都在同一时刻行动。他们把手臂举过头顶，有时会展开他们的横幅，横幅上写着Falun功的三个基本信条：真、善、忍。他们把传单仍向空中。从5月开始，他们开始撒菊花的花瓣，因为黄色是幸运的颜色。随后，警察会把花瓣全部清除干净，似乎那是一种邪恶的东西。
警察则没什么改进。 他们还是例行公事：便衣们仍然粗暴对待抗议者，下手残忍而又毫无意义。有时看起来就是一种纯粹的暴力展示而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例行公事一次又一次上演，你就开始意识到，这些便衣只是一些没有愚昧无知的人。就像那些抗议者一样，他们来自一个外观可以辨识的阶层；这些人是既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工作的中国青年男子。他们的长辈可能在改革开放时期感到了思想上的虚空，而他们却只是一群纯粹的失败者。他们错过了新经济形势下的各种机会。
每当抗议活动涉及到了确切的时间——比如说，1点开始；那么一切就会像一场吓人的运动一样，在比赛准备阶段已经宣告结束。记者们富有策略地混在外国旅游团的游客之中。便衣警察搜寻着衣着穷酸的老太太，试图找出抗议者。不过那些女人常常能把便衣警察辨识出来，并千方百计地避开他们。这逐渐成了一场慢动作的追逐活动：一个平头男人走向一群中年妇女，女人们四处散开。对于一个观察者来说，这是北京城里最为令人沮丧的景象之一：便衣大肆追捕中被剥夺财产的中国人；一群过气者和一群虐待者，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男子搜寻着没有安全保障的中老年妇女。你知道自己该站在谁的一边，但你也知道没有人会在这场追逐中胜出。
12：30分，所有人都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上。警察：鬼鬼祟祟的，闲站的，不断徘徊的。信徒：假的游客，手里抓着中国国旗，避开便衣。记者：假的游客，双手插在口袋里。我已经劳累不堪了：我的这一天早晨，是从当局动手强拆赵老先生四合院的事情开始的。有那么一些在北京的日子，一天过起来就如同一周那么漫长；今天大概也是如此。
大多数参加集会的人都在北面的广场上等待着。这一大片石板地被分割了两回：第一个分割物是革命烈士纪念碑；第二个是毛主席纪念堂，那是座矮矮的花岗石建筑，外观丑陋，里面存放的是毛主席的尸体。纪念堂的两侧都停满了车辆。我飞快地数了数：14辆货车，11辆巴士。天安门上很是热闹，到处都是真正的游客，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有人抢先行动了。差10分1点，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一群假扮的游客忽然举起了横幅，并大声喊道：“Falun功是好的！”警察开始奔跑起来；一辆货车隆隆地驶离毛主席纪念堂。在革命烈士纪念碑旁边，另外一群抗议者如法炮制，也举起了他们的横幅。在国旗前面，有人往空中一把把地扔着传单；另外两辆车加速开过广场。更多的横幅，更多的传单；更多的巴士和货车。我刚好站在广场的东边，那儿有个信徒拼命把白色的传单扔到纪念碑上。直觉驱使，我弯下腰，飞快地抓住一张传单，一把塞到口袋里：神不会原谅蛮不讲理的行为还我们信徒同胞还我们Falun大法的清白
我站起身来，广场上已经变了个样子。到处都在行动：一张张传单四处飞散，一条条横幅铺展开来，人们奔跑着、叫喊着。站着不动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一步步走过脚下的石板地；下意识地、毫无目的地。我瞥见一个男人的脸上流了很多血，一个女人被踢打，像胎儿般蜷成一团。另一个男人被按倒在纪念碑上。一个老太太被推到巴士里。最后，在所有的纪念和抗议行动过后，一个受过教育、会说英语的便衣警察，特地被指派过来与外国人打交道。公关。“请你离开。”他用地道的英语发音对我说：“这些人违反了法律。”就在我们旁边，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忽然打开了一条横幅。那个小孩大概两岁左右。那条横幅是黄色的，上面写着红色的字，它只出现了一刹那，我还没看清上面写着什么：XXXXXXX。一个便衣警察打了这女人。第二个警察一把夺过了横幅。第三个抢走了那个孩子。女人倒下了，孩子尖叫起来。一个警察——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又有什么不同呢？都使劲踢着她。那个受过教育的警察又发话了，用英语：“请你离开。”1点时一切结束了。警察成功地把游客和记者都赶到了天安门的外围，天安门广场上一片死寂；估计有300个人被逮捕。然而，你很难数清楚数目——你的手要插在口袋里。最后出现的车辆是扫路车。这些车往转动刷子上喷着水，把传单和血迹都清理干净。一个英文品牌的名字用蓝色字体印在钢制的车身上：中国天津扫路汽车有限公司（China Tianjin Sweeper Automobile Compnay,Ltd.）。这是一个美丽的秋日，天空高远而蔚蓝，举目不见一片云彩。这是中国颁布“打击邪教法”的第一个纪念日。
一本书：打倒美帝
一本书
打倒美帝
今天,考古学家们要为地下之城的一段城墙绘制地图。那段城墙离地表不远，大概有5英尺深。工作队在黄土地上的挖掘工作进展很快。队里一共有18个男人，由考古学家荊志淳带领，他们的装备是铁铲和洛阳铲。这个年轻的考古学家相信，这段城墙可能是地下之城王室领域的一部分。
午后，荊志淳小憩了一会儿，我在安阳考古工作站的图书馆里采访了他。房间里都是一排排的书，凉爽而宁静；只有我们俩呆在房间里。荊志淳向我描述了一些安阳出土的文物。后来，当采访结束的时候，他不经意地指了指桌子上摆的一本巨型旧书。书的封面已经被撕破了，还褪了色，但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
我国殷周铜器图录
(“Our Country’s Shang and Zhou Bronzes Looted by American Imperialists”)
书上没有列出作者的名字。这本书是1962出版的，由中国考古研究所编纂，里面有800多幅青铜器的黑白照片。有低矮厚实、三条腿的鼎，也就是“锅”；有造型优雅的长颈觚，也就是“圣餐杯”；还有细长而带柄的觖，可能是用来加热酒的。绝大部分青铜器的历史都可追溯到商朝，通常它们都设计有商朝文化特有的饕餮：那是一具固定风格的动物面具，眼睛和嘴巴都是弯曲的。过去，有些专家认为这种神秘的图案画的是一条龙；其他专家说可能是老虎，或者是鳄鱼，又或者是蛇。还有一些理论把这种图案和萨满教联系起来。不过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饕餮失却了它的含义，成了一个沉默的符号。
书后列出了那些美帝国主义者的名单。密苏里的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在名单之中，博物馆拥有一个细长的觚。在密歇根州的青草湖，罗马尼亚东正教会主教团（这名字听起来既非属于美国，也不像是帝国主义者）拥有一个鼎和一个觚。其他的名字则不太会让人感到意外：纽约市的W.K.范德比尔特夫人；同样来自纽约市的桃丽丝.杜克小姐（根据这本书的记载，她夺去了9件青铜器）；来自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埃弗里.C.布伦戴奇（30件青铜器）；来自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阿尔弗雷德.F.皮尔斯伯瑞（58件青铜器）。
草草翻阅一下这本书，大概就能够了解到这些著名的美帝国主义者在考古上有怎样的品味。桃丽丝.杜克所拥有的9件青铜器都是商朝的，显然她很善于发现那些精巧细致的东西：
一对细长的觚，一个精细的觖。相反，皮尔斯伯瑞就是中西部人的鉴赏口味，喜欢那些坚固结实的铜器：一件三国时期的四方鼎，外型粗笨；一口战国时期的大锅，低矮而颜色灰沉，看上去就完全是一副历史悠久的模样。布伦戴奇的品味神秘莫测。他的收藏品从商朝、西周到春秋时期都有；他拥有厚实的鼎和细细的觚。他最独特的一件收藏是一个春秋时期的酒壶，那酒壶的造型简直是异想天开，铸成了一只鸟的形状——一件准备飞翔的远古青铜器。
我问起荊志淳这本书的事情，他说书是由一个叫陈梦家的甲骨文学者研究写成的。
“他在美国呆了很久。”荊志淳解释道。“陈梦家的妻子那时候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美国文学。不过后来他们俩回了中国。陈梦家还是个很棒的诗人。”我问荊，陈梦家是不是还住在安阳或者北京。
“他已经去世了。”荊志淳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了。”
我再一次仔细看了看封面：没有名字。荊志淳说，陈梦家曾经两次自杀。我合上了书，问安阳有没有人认识这个学者。
“和老杨谈谈吧。”荊志淳说：“老杨现在已经退休了，不过陈梦家自杀时，老杨和他在一起。当时安排了老杨和其他一些人照管着陈梦家，不过那件事还是发生了。你过去院子那头，就可以找到老杨了。”
安阳考古工作站离地下之城不远。这地方仍然种着庄稼，工作站四周都是玉米地；在将近12座的楼房中，只有少数人是在这儿全职工作的。白天，风吹过梧桐树，沙沙作响；偶尔远方传来一阵火车的轰鸣，那是驶向北京的火车，离北京还有6个小时的路程。除此之外，工作站里一片宁静。高高的水泥墙上面是带刺的铁丝网。
工作站的很多楼房里放着文物。有放满了青铜器的房间，有散布着陶器碎片的工作间，有的房间里则是一些上锁的抽屉，抽屉里塞满了无价的玉石。还有就是大量的骨头。在一件展览厅里，展示了一个罐子，罐子里是一副婴儿的骨骼；这可能是商朝时某种恐怖的仪式留下的遗迹。另外一栋楼房里有一架四轮战车，还有4副骨骼，它们都是1987年从附近的田里挖掘出来的。那些骨骼刚好是成对的：两副马的骨骼，两副人体的骨骼。它们可能是献祭用的，为某个君主的来生服务；那两个男人大概是战车的御者。一个男人的骨骼倒卧在战车后面。另一个男人是仰面躺着的，就在马的旁边，双手被绑在背后。他的头盖骨转到旁边，就像在咬地上的泥土。
那副战车已经不再是战车了。被埋在中国中部平原的竹子，是不能持久保存的，那儿的雨水能轻易地渗透干燥的黄土。随着时间的推移，竹子逐渐腐烂，取而代之的是保持原来形状的泥土模子。30个世纪过去了。1987年，挖掘工作逐渐深入，考古学家们不可思议地分开了泥土模子与外部的泥土，最后战车的外形出现了。有车的侧板，一个车轴，一副杆子，还有一个车厢，可以容纳三个跪坐的乘客。一副弯曲的车轭跨放在那一对马的脊椎上。辐条式的车轮直径有4英尺多长。这个战车看起来是完完整整的，仿佛还是由木制作而成；但只要推它几下，它就会变成一堆尘土。考古学家把它形容为一个“鬼魂”；一件早已不复存在的物品，一份泥土的记忆。
在存放战车的那栋楼旁边，我在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里见到了杨锡张（音）。他今年66岁，戴着金属边框的眼镜，一头稀疏的白发。他的牙齿镶成了银的，每次他一笑，我就被他的牙吓一跳，像是看到了某种意料之外的遗迹在闪光。
老杨说，陈梦家在1940年代做了关于这本书的研究，那时共产党还没有掌权。在那以前，陈梦家和妻子一起住在美国。陈梦家的妻子来自一个深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基督教的神学家。
“这是后来他们遇到麻烦的原因之一。”老杨解释道。“她的家庭和外国的事物联系太紧密了。当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陈梦家就被贴上了‘资本主义知识分子’的标签。这源于他在美国呆过一段时间，也源于他妻子的家庭因素。不过‘nannu jiaoliu shenghuo’是他尤为人所诟病的地方。”
这个短语听上去并不熟悉。我请老杨把它写下来，以确保我没有听错。他停了一会儿，像是后悔提到这一点，不过后来他写下来了。这些字看上去意思明确，但整个短语的含义仍然很模糊：
男女交流生活
我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眼睛往旁边看，不自然地笑了笑——一道银光闪过。“意思是，”他不情愿地说：“你和一个不是你妻子的女人有暧昧关系。”
“那么，陈梦家是这样？”
他又看向一旁。“我不清楚。”他说。
好一会儿，我们之间是一阵奇怪的沉默。当我们继续开始交谈时，我意识到，老杨显然更愿意谈论陈梦家的死亡。当我问起陈自杀的事情时，老杨的表情并没有变化。
“那是1966年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才刚开始。”老杨说。“当陈梦家第一次自杀的时候，人们救了他。从那以后，考古研究所就派了我和其他一些年轻的考古学家去看管着他。我们和他一起呆在他的家里，任务是不让他自杀。但我们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和他在一起。我们也尝试过，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们看了他大概1周。”
为解释他们如何失去了和陈的联系，老杨站了起来，手指向窗户。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太阳在外面的树间洒下了斑驳的光。“试想一下，你现在站在陈梦家北京的家里，看着外头的四合院。”他说。“有一天，陈梦家走了出去，经过了这扇窗户。”老杨手一挥，就像在追随一个想象的人物——他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过了几分钟，我们觉察到他走出去了。我们冲到外面，但已经太迟了。他上吊自杀了。”
老杨坐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说：“陈梦家是个了不起的学者。”
然而，从老杨的表情上，我看不出来他是否觉得内疚或伤心，或有什么其他的情绪。他看起来面无表情，当中国人谈起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时，常常都是这个样子；所有的感情都隐藏在遥远的别处。我问老杨，他和陈梦家在一起的那一周，陈说了些什么。
“我们没怎么说话。坦白说，我当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看起来显然是心烦意乱的。我和他说话好像不太合事宜。”
老杨解释说，当时陈梦家的妻子并不在家，因为红卫兵在城市的另一边拘留了她，她在北京大学里。后来，文革结束了，她继续在大学里教英国文学。老杨告诉我，她几年前去世了。
我们一起走过院子，来到老杨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那儿有一张陈梦家的照片。办公室里有一张桌子，一数家的书，还有一张搭了蚊帐的床。水泥铺的地面没有任何装饰。老杨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褪色的考古研究所年鉴。
“关于那本在美国的青铜器的书，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封面上没有陈的名字？”“1957年，陈梦家批评了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观点。”老杨说。“他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右派不能发表书籍。但是那本书非常重要，所以研究所把它出版了，但没有写他的名字。当然，人人都知道是谁写了那本书。”
老杨把年鉴翻到有照片的一页，其中一张照片是中年的陈梦家。照片下的题字注明陈出生于1911年——清朝的最后一年。在照片里，陈梦家笑出了酒窝，眼睛明亮，一头浓密深黑的发。他穿着传统的高领衬衫。在这一页所有人的照片中，陈梦家笑得最灿烂。
“他长得很帅。”我说。
老杨轻声笑了起来，不过这次他没有露出那排闪烁的银光。
在安阳，我试图了解更多关于陈梦家的事情，但是其他考古学家年纪都太轻，不清楚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回到北京，我把这次作的笔记归档，然后就做其他事情去了。这也是一个作家的例行公事，收集了讲到一半的故事，然后任由它们逐渐被遗忘。然而这些故事总是会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一个印记，就像是一件埋葬之物的灵魂。
2001年1月，我的第一本书在美国出版；它描述了我在四川教书的那一段时光。那一年，“美国之音”广播了一篇中文书评。随后，写书评的人给我寄了封介绍信，信里附了他的书评的复印稿。那个闹着玩似的副标题吸引了我的注意：
读洋鬼子何伟的新书
书评人是一个中国出生的美国公民，名叫巫宁坤。他来信的邮戳盖的是佛吉尼亚州的赖斯顿。他的信是用英文写的：
附在信里的文章是……根据一个广播谈话节目“今日美国”所写的，这是“美国之音”的一个普通话节目。如果你从前的学生恰巧听到了这个节目，他们会十分惊喜……巫宁坤在信里提到，他于19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美国文学，在共产党人的革命以后，他回到了他的故乡中国，在那里教英文。1990年代初，他再次横渡太平洋，这次是永远的了。从那以后，他就和妻子住在华盛顿市附近。我给他回了信，问他在芝加哥读书时，是否认识陈梦家。
回信很快来了：原来，在共产党革命以后，陈梦家的妻子还帮忙说服巫宁昆，劝他回到中国去。巫宁昆建议我读一下他用英文写的传记《一滴泪》(A Single Tear)。书中其中一个部分描述了巫宁昆在1950年代早期回到北京的事情，那时候一系列灾难性的政治运动还未开场：
当时，我还在等待住房分配，所以我暂时在露西和她的先生家里客居。露西的先生是陈梦家，是附近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个著名的考古学家。陈先生很瘦，皮肤黝黑，走路时老驼着背，像不堪重负；他40多岁，但驼背使他看起来显得更苍老。露西的父亲T.C.赵博士，是圣公会主教和神学院的院长……在优雅的明朝家具、上等的小艺术品和史坦威钢琴之间，她步态轻盈地来回走动；在我眼中，她完全就是从亨利.詹姆斯小说中走出来的女主角（亨利.詹姆斯正是她博士论文的论题），然而却被硬塞入一个完全不合时宜的环境里，就像她身上套的那件毛式服装一样。我很好奇，在她沉着的姿态之下可能隐藏了怎样的“道德意识”。而陈教授和他天生沉默寡言的妻子不同，他脾气很坏，常直言不讳。当上级宣布，教职工和学生都要参加每天的集体运动时，他踱来踱去，一遍遍地原地转圈，同时大声埋怨：“这就是《1984》变成现实了！这么快！”
当我看到露西这个名字，我忽然意识到，这部分的故事很眼熟：赵露西是赵老先生的姐姐。
她就是那个在四合院东边的屋子里翻译《草叶集》的女人（注：关于四合院和赵露西的故事，请参看“拆哪：一个老人捍卫四合院的战斗”一章）；她就是陈梦家的遗孀。我和老杨谈话时，没有注意到人物之间的联系；老杨没有怎么提到这个女人，也从来没有提到她的英文名。和那个研究甲骨文的考古学家一样，赵露西已经去世了。她死于1998年。但赵老先生和他的妻子仍然住在北京，我去了一趟他们的新家。
赵老先生唯一的变化是晒黑了。他耷拉的眼睛还是一样：冷静、深邃、看不出年龄；他的一举一动还是像军人一样。他仍然打网球。“我比那些不能跑的人跑得要快。”当我问起他最近的比赛，他冷冰冰地回答我。他的皮肤是在泰国晒黑的。当局为拆毁四合院，赔偿了这对夫妇近3百万元，相当于35万美金，在中国，这算是很大一笔钱了。在中国，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这么大一笔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赵老先生和妻子黄哲刚从曼谷度假回来。他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情绪。他说，接受当局的赔偿，表示他承认了这场斗争的失败，现在再谈论那个四合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文化大革命，他有着相同的感受；他不想谈论文革。起初，我请求和他见面，谈谈她姐姐和她姐夫的事，老人拒绝了。我想了些办法刺激他以后，他最终同意了会面，不过他再三重申他没什么可说的。
赵老先生和黄哲搬到了城市的东面，在嘉里中心和中国国际贸易中心那堆杂乱无章的商业建筑旁边。这对老夫妇住在一栋叫“金贸”的新楼里。他们家的窗户装的是绿色玻璃——像码头尽处的那一点灯光。
这对夫妇在客厅里接待了我。屋子里的装饰有些是我所熟悉的：赵老先生父亲的黑白照片，一卷长长的书法作品。耶稣和法利赛人。一件新的物品吸引了我的视线：一张镶在镜框里的四合院照片，也是黑白的。
我们聊了一会儿，老人告诉我说陈梦家是新月派诗人的一员，新月派是20世纪初一个很流行的诗歌派别。我问他陈梦家的写作风格。
“很浪漫。”赵老先生干巴巴地说。
“怎么浪漫呢？他写作的主题是哪一类？”
他挥挥手打发了这个问题。“你知道，我不是很懂那些东西。”
“那么，陈梦家本人是怎么样的呢？”
“他很多年前就去世了，很难想起来。”老杨说。“不过我记得他是个工作狂。他和我姐姐都是那样。他们不停地读书，整天埋头写作。他们是为文艺而生的。有时会觉得他们俩再没有其他活动了。”
我提到了那本写在美国的青铜器的书，老人点了点头。
“陈梦家1948年从美国回到北京，比我姐姐早一年。他在美国的时候，就游遍了整个国家，给人们家里的中国文物拍照。如果他听说某某有一件青铜器，他就会去询问那个人，他能不能看看。他就是这样为写那本书做调查的。那些收藏家都是大人物，很出名。要买那样的青铜器，你得有钱。”
我问起那本书的名字——“美帝国主义者”，老人说，不是陈梦家选择了那样的字眼。“他的兴趣与政治无关。他只是想要研究青铜器。他常常会说青铜器有多么漂亮；他说了好多回：3000年前的人们能创造出如此精美的东西，真是太了不起了。对于明朝的家具，他有着同样的感受。他是个正经的收藏家，他有20多件明朝的家具。他和我姐姐回到中国以后，他们俩的薪水是差不多的。我姐姐的薪水用于日常花费，而他的薪水则用来买古家具。”老人提到，这对夫妇的家具如今在上海博物馆的常设展里。我问他陈梦家的政治问题，赵老先生说那是1950年代的事，毛泽东发起了一场运动，旨在改变中文的书写系统。那段时间，毛泽东下了命令，要把一些中文字体简化，他还希望用一套字母系统完全取代中文字。陈梦家写了一些文章，批评了这个计划。
“他认为，中文书写不应该改变。”赵老先生解释道。“从那以后，他就被控为右派了。那段时间对他有很多批评，当然，后来文革的时候情况还要糟糕得多。”我问他，陈梦家为什么要自杀。
“他是个学者，是个知识分子。”赵老先生说。“他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你知道，他自杀了三次。我姐姐救了她两次。第三次，她睡着了。我姐姐已经筋疲力尽了。到他死了以后，我姐姐才找到他。”
黄哲一直都在静静地听着我们的谈话，听到这里她摇了摇头。“你不懂那种压力有多大。”她说：“他们会让你跪在所有人面前，承认你的错误。他们会为无中生有的事情指控你，说你想要谋杀谁、说你脑子里想着什么坏事——什么事情都可以指控你。那些我们都经历过。不过我们的情况都没有陈梦家那么糟糕，因为他是个很有名的人，又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这就是我不愿意谈起过去的原因。”她的丈夫说话了。“没办法。现在也没办法改变过去了。”他们讲的故事和老杨所说的有矛盾。那个考古学家没有提到变革中国字体的运动，而且他还说陈梦家自杀时，露西不在她的丈夫身边。老杨说是自杀了两次，而不是三次。他还提到了人们指控陈与别的女人有暧昧。
“我和考古研究所的一个人聊过，他认识陈梦家。”我说道，尽量小心翼翼地措词。“他告诉我说，文革的时候，有人批评陈梦家，是因为他们认为陈梦家和别的女人有暧昧关系。我知道那时候很多事情都被夸大了。你还记得有什么关于这方面的批评吗？”
停顿；这个女人不自在地挪了挪身子。赵老先生打破了沉默：“我不知道有这种事。”
“你还记不记得，有没有听过别人说这方面的事？”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平静地说，眼睛里没有任何反应。我转换了话题，紧张的气氛过去了；我们开始谈网球。赵老先生说，他还是一个星期打三次网球。
我知道这个故事还有未竟之处，但我无法再从赵老先生这儿获得任何的其他信息了。我和他谈话多次，但他的某部分的性格，仍然是隐藏得严严实实的。他那一代的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特别是那些亲眼目睹过可怕的事情的人。他们的记忆埋藏在一个硬壳底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硬壳愈加坚固。
然而，偶尔我们还是会窥见一些埋藏在深处的东西；我想起了赵老先生告诉我的另外一个故事。他的房子被拆毁了几个月以后，某个冬天的下午，赵老先生发现自己来到了以前住的那一带。他一时心血来潮，在四合院原来的地址停下了。站在街上，他的故居外面看起来仍然和原来一样：灰泥抹的墙壁，红色的大门。赵老先生碰巧带了故居的钥匙，他试着去开门上的锁。门打不开，于是他弯下腰，透过信箱的投信口张望着里面。破碎的砖块和瓦片。尘土，尘土，还是尘土。老人仔细地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踱着步子走开了，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告诉我的这个故事就是这样结束了。他的意思很明显：他人生里的那一章已经结束了。然而，肯定有某种原因，让赵老先生还保存着故居的那把钥匙。
政治避难：波拉特在华盛顿
注：维吾尔族人波拉特是作者何伟在北京认识的一个朋友。波拉特原来是一名知识分子，在新疆教书，因为抗议当局在新疆进行核试验等问题入狱，出狱后来到北京雅宝路从事黑市交易。随后通过移民公司协助提供的假文件拿到商务签证，来到美国。关于他的故事前文请看《中间人》、《断桥》章节。
政治避难
华盛顿市和北京一样，是一个精心营造的首都。两个城市都是方形的：笔直的街道，不偏不倚的转角。它们的布局严格按照指南针的指向，当初它们各自那位雄心勃勃的统治者选址时，都把它们看作一张可以任意描画的白纸。明朝的永乐大帝在北部的平原选中了建都的地址，乔治.华盛顿则选择了波托马克河的拐弯处建立都城。两个城市的规划设计——那一座座排成网格状的纪念碑和一条条宽阔的街道，明白无误地告诉访客，这就是当权者的所在。
两座首都的中心都树立着一座政治性的建筑。在北京，紫禁城代表着首都的核心；而在华盛顿市，所有建筑都以国会大厦那圆顶状的房子为中心。从国会大厦往外，一条条街道按照一个严谨的逻辑命名，这也是美国式实用主义的见证：南北向的道路以排列数字命名，东西向的道路按照字母表上字母排列的顺序命名。沿着北国会大厦街，从圆顶状的房子一直往正南方向走，在罗得岛大街路口前，你会跨过字母表的末尾部分：Q街，R街，S街。罗得岛大街继续往东南方向去（U街、V街、W街），然后第一串字母表就用尽了，于是开始重新用两个音节的单词命名街道：亚当斯（Adams）、布赖恩特（Bryant）、钱宁(Channing)。道格拉斯（Douglas)代表D,埃瓦茨（Evarts）代表E、富兰克林(Franklin)代表F。在富兰克林街和罗得岛大街交界的转角，有一栋米黄色砖块搭建的公寓，由于年久失修，显出破败的样子。2000年秋，在这栋楼第三层的一间公寓里，5个维吾尔族人找到了他们暂时的家。
好几个月以来，这间公寓住的都是刚从中国来美国的人，它成了这些人的临时落脚处。公寓的租金只要400美元一个月，租期则从一个维吾尔族人转到又一个维吾尔族人的手上。公寓里有一个小小的厨房，两间卧室，一个客厅，客厅的地上摆着两张床垫。
公寓里的现任租客们没有一个是打算在这儿长期住下去的。其中一个男人刚从加拿大非法入境，另一个已经获得政治避难，正在申请永久性居民身份；其他三个人则在准备各自的避难申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途径进入这座城市，找到工作、律师和必要的文件证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法律系统中的各种漏洞。这是华盛顿市和北京的另一个联系：在网状分布的笔直街道和巨大的纪念碑之下，总是有着那么一点混乱的元素。
在波拉特搬进这间公寓不久，他读了一张中文报纸上的分类广告版，在上面看到一个“驾驶证咨询”的广告。这项服务是在唐人街的区域里提供的，花上150美金，那儿的顾问就会为准备好弗吉尼亚州驾照的书面材料。在移民社区里，人们都知道佛吉尼亚州驾照的漏洞：申请驾照和州身份证都不需要出示居住证明，甚至身份文件也不用出示。唯一所需要的材料是一份经过公证的宣誓书，以证明申请人住在佛吉尼亚州并持有有效的身份文件。对于一个不在佛吉尼亚州的非法入境者——换句话说，对于像波拉特这样的人来说，甚至不需向政府官员出示护照，就可以能拿到佛吉纳亚州的驾照。不会说英语的人还可以带着他们的翻译去参加驾照的考试。
唐人街里的顾问帮波拉特拿到了他的宣誓书，没有问他任何问题，并派了一个中国人陪他参加驾照的笔试。每当这个中国男人做对了一道多项选择题，他就会喃喃自语：“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波拉特以高分通过了笔试。拿到驾照后，他花了3千1百美元，买了一辆1992年产的银色本田雅阁。
那年冬天的某一个晚上，波拉特想打电话给新疆的母亲，但公寓里的电话服务已经被切断了。他决定到罗得岛大街和富兰克林街交界附近的一个公共电话亭去。那是将近午夜的时间。那个公用电话就在“可信赖美酒商店”（Good Ole Reliable Liquor Store）的正对面。
波拉特正在按电话号码的时候，一个男人从后面靠近了他，说了些波拉特听不懂的话。波拉特没理那个人，继续拨打新疆的电话号码。在他把全部号码按完之前，他感到有什么东西抵住了他的背。他急忙转身，看见那个东西是把手枪。
两个男人：一个拿枪，一个坐在车里。“趴下，”持枪的男人说，这次波拉特听懂了。他朝前趴下了；持枪的男人搜了他的身。他在波拉特上衣前面的口袋中找到了70美金，但不知为何却错过了波拉特藏在另一个口袋里的300美金。两个抢劫者开车往罗得岛大街去了，波拉特站起身来，急匆匆地走回公寓。他出来还不到5分钟。
那年冬天，我回美国呆了1个月。我和我的父母、姐姐一起在密苏里州过了圣诞节，还探望了一些朋友和编辑，他们住在不同的城市：洛杉矶、三藩市、纽约、华盛顿市。这些地方我都不是特别熟悉。我在美国的一个小城镇长大，大学是在另外一个小城镇读的；毕业以后我就到国外去了。没有哪个美国的大城市，我能不用地图就上路。
对我来说，首都看起来是最为陌生的地方。由于所有那些宽阔的街道和巨大的纪念碑，整个城市设计给人一种压迫感；整个地区总是空荡荡的，似乎永远没有足够的人把它填满。在一月份，那些纪念碑看起来简直像荒弃的地方：空空的小路，衰黄的草。天空呈现一种冷冷的金属色，天气预报说即将下雪。我坐地铁到了罗得岛大街，周围都是陌生的面孔。我认出的第一个人是个维吾尔族人。
他在地铁站外面等我。他是走路来的，他的本田车还在店里修。我们相视而笑、握手，就像以前在雅宝路上一样。他的脸看起来瘦了些；来美国以后，他的体重就减轻了一些。他仍然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不过现在他抽的是万宝路而非希尔顿。以前在北京，他就更偏爱万宝路牌子的烟，不过他通常都不会买，因为很多假货。
我们走路去他的公寓，当我脱下大衣时，他哈哈大笑起来。
“你的衬衣和我的一样。”他说。
我往下一看，原来我们穿了一样的衣服：橄榄绿的老人头牌斜纹衬衣。
“你的衣服是不是在雅宝路买的？”他问。
“是啊。在朝阳门外的新市场买的。”
“那是假的。”他边说边笑。“和我的一样。你花了多少钱？”
这个问题在中国，从来没有让人满意的回答；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被宰了。
“可能是70元人民币吧。”我绝望地说。
“我花了40元。”波拉特说。“他们大概看你是外国人，就朝你开高价啦。”
波拉特的室友出去了；波拉特想去市中心转转。我让他先带我在这儿附近看看，他就带我走到了罗得岛大街上。沿街的电线杆上都贴着传单，为这个月的总统就职演讲做准备：出离愤怒的一天！
反对乔治.W.布什的黑人统一集会
1月20日周六早上11点
由反对布什日程的黑人联盟和新自卫黑豹党赞助美国印地安人运动、其他肤色的人民
我在笔记本里记下了其中一张传单的内容，波拉特问我传单的内容是什么。“Peoples of Color”直译为中文听起来有点奇怪，于是我用了中文里对这种人的习惯称谓：少数民族。当然，这样的中文直译为英语也很奇怪：“少数的种族群体”（Small Number ethnic groups）。可能这世界上有某一种语言能把文雅地处理这样的词语，不过英语和中文都做不到了。
我问波拉特，一般的美国人有没有把他归类到哪个种族里去。
“他们觉得我是墨西哥人。”他说。
“有没有人和你说西班牙语？”
“有时候吧，”他说：“不过在这一带很少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来到了罗得岛大街和蒙大拿街的交叉路口，波拉特说，晚上在这个街角，毒贩公开地在这儿买卖毒品。他觉得他住的那栋公寓楼里，有好些人也是毒贩。那些人出没的时间很奇怪，波拉特意识到，他的邻居们几乎都没有工作。他留意到，他们有时候会拿着一些纸片而不是钱去买生活用品。
波拉特只来了这个国家三个月，但他已经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一说起黑人就压低声音。虽然我们说的是中文，波拉特还是如此。有时候，他用英文的“非洲人”（African）称呼他们。他听到人们用“非洲裔美国人”（African-American）称呼他们，他只采用了这个称呼的前半段。有时他也用“西班牙人”形容那些拉美裔美国人。
“所有维吾尔族人都会说，住在一个非洲人聚居的区域很糟糕。”他告诉我。“坦白说，我对他们没什么好印象。可能在美国的其他地方，他们会好一些；不过在这儿，他们无非就是酗酒和做买卖毒品的事。我敢说，这一带有工作的人不超过一半。”
他拿出了一根万宝路香烟，我们继续在罗得岛大街上走。人行道上到处都是玻璃碎片和废弃物；除了这些垃圾以外，看不出什么有人生活的迹象。楼房破败不堪，店铺全都关着门，街上空空如也。我都不记得上次自己来到这样一座安静的城市，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在中国，都市里的每处风景都充满了各种活动，热闹非常：沿街叫卖的小贩，修理工，卖面条的小摊，路边的小店和发廊。甚至在那些由于国企改革重组而人口大量减少的城市，当地人仍然是在奔波之中。而且总是会有正在进行的建筑工程：凿子发出的叮当声和手提钻机发出的咯咯声日夜不停。
然而在这条罗得岛大街上，唯一能听到的就是汽车驶过的声音，而且没有车辆有想要停下的意思。屈指可数的本地企业里，有些也称不上什么企业：“一查就走”的快捷银行（Check’n Go）,一间明星典当行（Star Pawn）。波拉特告诉我，这里的企业好些是移民者经营的，尽管很少有外国人住在这一带。他的车是在“地铁汽车店”里修的，那家店由一个埃塞俄比亚人经营。韩国人开了“名炸鱼屋”和“邻里食品杂货商场”，商场里卖的酒比食物多，收银员那儿有厚厚的树脂玻璃做挡护。在一家印度人所有的“可信赖美酒商店”旁边，是由福建移民所开的华美餐馆。那个中国的省份以偷渡著名，在福建，“华美”的亲戚们很可能正等着修建一栋镶上绿玻璃的大房子。在罗得岛大街上，一个破旧的招牌正对着这条阴森的大街：华美餐馆美籍华人餐馆波利尼西亚鸡尾酒外卖“黑人欺负他们。”波拉特说。“黑人在那儿吃饭不给钱。”
?地铁载着我们呼啸而过，穿行在这个城市的网络之下：转头穿过第一串字母表，经过国会大厦，来到史密森尼安地铁站（Smithsonian station）。我们走出站台，来到商场外面色泽黯淡的草坪上。华盛顿纪念碑因维修而不对外开放；纪念碑的基部一层层搭着脚手架，往上看去，大理石和金属架子一起消失在死灰的天空。当我们往纪念碑上面看时，两个亚洲裔的男人从我们身边走过。他们穿得一模一样：黑色西装，卡其色大衣。波拉特等他们走远了，听不到我们说话时才开口。
“那是北朝鲜人。”他说。
“我觉得他们只是亚裔美国人而已。”我说。
那两个男人朝西面的倒映池（reflecting pool）走去，波拉特全神贯注地盯着他们看。
“他们肯定不是亚裔美国人。”他说：“从他们穿的衣服和他们走路的姿势，我就知道了。他们有些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我敢打赌，他们是北朝鲜的外交人员。他们看起来和雅宝路上那些北朝鲜大使馆官员一个样。”
“他们也戴着金日成像的别针吗？”
“我没看见。”他说：“不过在美国，他们可能把那些别针取下来了。”
我们从山坡上往下走，向着倒映池沿岸所种的那一列橡树走去。我放慢了脚步，期待着那两个亚裔男人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内。今天让我感到非常沮丧：破败的社区，关于北朝鲜人的谈论——就像在雅宝路时一样。五年了，我一直住在世界的另一边，在中国，人们无数次地让我谈谈美国：上课的时候，回答人们问题的时候，和好奇的中国人聊天的时候。在和平队，这实际上成了我的职位名称：“外国专家”。
然而，现在，当我终于和一个来自中国的人站在这儿，眼前我祖国的一切，却几乎是全然陌生的。甚至那些纪念碑看起来也不一样了，在冬天中一副荒弃的模样。在脚手架围起来的方尖形碑石下面，倒映池看起来就像一块毫无生气的石板。几只白色的海鸥从水面掠过，懒洋洋地拍了拍翅膀。我们在池边站了一会儿，波拉特说他想去看林肯纪念堂。前面那两个亚裔男人的身影终于消失了。
我们一步步走上台阶，来到纪念馆前。孩子们的笑声从大理石墙那边传来，这地方全是一队队学校的学生。我不记得我上次来这儿是什么时候了，大概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吧。在纪念堂内，墙上刻着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词：
87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
这些话像重现的《圣经》经文，给了我慰藉。它们半新半旧、似曾相识，我背诵这些话语的时候还远未懂得其涵义。我慢慢地读着这篇演讲，在一些短语处按节奏停顿：“全世界不大会注意，也不会长久地记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今天头一回，我感到平静。那是我的语言；这是我的家乡。
波拉特和我站在林肯像的前面。我们周围蜂拥着一群群孩子，他们咯咯笑着，说着话；孩子们的出现让坐着的林肯雕像比照片上看起来更高贵而威严。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俩都沉默了。“很多维吾尔族人崇拜林肯。”波拉特说。“我以前读过有关他的历史书。我钦佩他，是因为他处理种族问题的方法。”
我们走到外面，回到了这个寒冷的1月下午。纪念堂外，竖起了一个简单的木屋，旁边有个招牌：战俘、战争失踪者你们并没有被遗忘最后的火线基地为此守夜祈祷直到他们所有人平安归家
一个穿着迷彩服的中年男子派发着宣传小册子：“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我拿了一本并对他说了“谢谢”，波拉特推了一下我的手臂。
“北朝鲜人在那儿。”他说。
“我真不认为他们是北朝鲜人。”我说。
“我敢肯定他们就是。”他说。
那两个男人走向等候出租车的地方。他们握了握手，上了不同的出租车。
“他们肯定要做些什么可疑的事。”波拉特说。“否则他们为何要那样分开？”
一个画面似乎从天而降地出现在我面前：两个男人，一个来自新疆，一个来自密苏里，在林肯纪念堂里说着中文，穿者一模一样的冒牌老人头斜纹衬衣。我对波拉特说，我们应该走了。我们终于走了。
美国境内只有大概500个维吾尔族人。1990年代早期，有些维吾尔族人是作为大学学生的身份来美的，不过近年来，独立来美的维吾尔族人有增加的趋势。一般来说，他们会申请政治避难，这和一般的难民计划有所不同。难民是一个被控制的群体：每一年，白宫会决定难民的人数和国籍，这是根据当时的国际事件而定的。1980年代初期以前，大部分的难民来自印度支那；而到1980年代末，前苏联来的难民最多。2001年，变成了非洲人：索马里、利比里亚、塞拉利昂。通常，难民申请者会在海外进行申请，随后国务院会提供一笔贷款，用于难民迁移至美国及初期的安居费用。
然而，政治避难却是美国移民的一张王牌。难民是在政府援助下来美的，而政治避难者却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办法来到美国。他们的人数不多：2001年，只有20,303人申请到了政治避难。（那一年，美国一共有1,064,318个合法移民）。申请政治避难的人也许会用伪造的文件，或者偷渡入境，或者向美国移民官员说谎；这都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如果确认申请者应该获得政治避难的身份，上述这些举动都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道德环境：波拉特来到美国这片土地上的第一个举动，是欺骗政府官员；尽管如此，他却不用担心这种欺骗的后果，仍然可以申请政治避难。而政治避难计划则以各种编造的故事而闻名：很多申请者来美国其实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他们夸大了自己在母国的政治风险。中国的申请者知道美国人关心坠胎的问题，他们常常会提及计划生育政策。
我1月份去看望波拉特的时候，他已经请了个律师，帮他准备政治避难申请。如果成功了，波拉特就可以合法地找工作，他还可以为他在新疆的妻子做申请，让她也过来美国。政治避难申请成功后，还有其他的步骤：首先是争取永久居民身份（“绿卡”），然后是公民身份。其他维吾尔族人告诉波拉特，如果一切都顺利，他可以在五年之内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他参加了一个成人英语班，准备找工作。他告诉我，他最初的工作大概都是不需要专门训练的，例如开车。不过出于某种原因，他希望在自己的英语水平提高以后，能够去邮局工作。“那样的工作稳定，而且你不需要去美国的大学拿一个高等学位。”他解释道。
那时波拉特问我，能不能做他的避难申请人，为他写一封信。我同意了；我没有亲眼目睹波拉特在新疆遭遇的政治问题；不过我很清楚他的经济情况。在信里，我写道：“波拉特先生绝不能被归入只是来美国寻找工作机会的经济难民一类。他受过良好教育，能说中文和俄语，在北京有足够的生意渠道……”
我之后还来过华盛顿市好几次，有一次我和波拉特的律师布莱恩.梅茨格碰了面。1998年，梅茨格在费城的一个非营利移民组织工作，有一个潜在客户给他打电话，说他是个维吾尔族人。梅茨格的反应是：“什么是维吾尔族人？”那一年，他自己开了律师行，很快就主要是在做维吾尔族客户的生意了。梅茨格的办事处在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几乎所有在华盛顿市的维吾族申请者都请他做律师。他每个客户收费1千5百美元，用行业标准来衡量，是属于比较低的。
梅茨格是个安静而认真的人，今年30岁，在意大利的维琴察城出世，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西西里人。他告诉我，是他母亲的出身激发了他从事移民法律这一行。对梅茨格来说，文化大熔炉很快地生效了。他的母亲是个天主教徒（以西西里人的定义而言），但他却上了13年的教友会学校（注：教友派属于基督教中的一个教派）。他给共和党人投票。在欧柏林学院上大学时，他的专业是东亚研究；如今闲暇时，他仍然读一些日文诗和中文诗。他还研究他能找到的所有关于维吾尔族人的资料。1998年，他参加了“国际维吾尔族青年大会”，那是一个流亡社区召开的会议，地点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刚开始时我快闷坏了。”他说。“所有的会议都是用维吾尔语或俄语进行的。我只能看书或胡乱涂鸦，或随便干些什么打发时间。”
他从来没有去过新疆。然而即使是在马里兰，他还是逐渐熟悉了一些维吾尔族的文化。他曾一度想请一个华裔人士做他的秘书，然而他逐渐意识到，这会让维吾尔族人产生很深的不信任感。他了解到，很多受过教育的维吾尔族人不相信伊斯兰教。他也逐渐熟悉了维吾尔族的等级制度，他对维吾尔族商人的机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你可以把他们扔在森林里，他们自然会在那儿想法子做生意”），他学会了问到美国政治避难申请的第五条问题时，要格外地小心：
你害怕在你的祖国或任何你返回的国家里遭受酷刑（身体上或精神上的剧烈疼痛，包括强奸和其他的性侵犯）吗？
“我有些维吾尔族客人回答说‘不’，因为他们并不害怕。“梅茨格告诉我。“他们想表现得很坚强。我必须向他们解释，这个问题是问在中国的监狱里，有没有发生酷刑的可能性。”2001年，大约500个在美国的维吾尔族人里面，有将近100人通过梅茨格的帮助获得了政治避难的身份。但他告诉我，即使申请成功，他还是会担心他的客户的将来。
“我有时会想，我帮助这些人获得了政治避难的身份，但我实际上也是在帮忙摧毁维吾尔族的文化。”他说：“这些人的孩子很快就适应美国的文化。到了孙子那一辈人，他们只是觉得‘爷爷是维吾尔族人’这件事很奇怪。不过在美国，所有的族群都是如此。我肯定，1840年代到这儿来的德国革命者，他们的后代就不太热衷于革命了。狩猎的少数族群总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
每一年的11月2日，华盛顿市的维吾尔族人会聚集在一起，庆祝东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周年纪念。有一年，我刚好在华盛顿市，就和波拉特一起参加了宴会；波拉特的父亲曾为东土耳其军效力。那次的宴会在乔治梅森大学一个租来的大厅举行。有大概80个维吾尔族人出席，其中有一些专门从海外来纪念立国周年的。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从哈萨克斯坦坐飞机来。如今仍然活着的维吾尔族人中，亲身经历过那个独立的共和国时期已经寥寥无几了；他是其中的一个。那个共和国于1949年被摧毁。
在宴会上，人们用维吾尔族语做演讲，随后这个群体里的年轻人穿着传统服饰，表演了他们的舞蹈。其中一个跳舞的年轻人是从佛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来的，读八年级；她说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她告诉我，她同意来跳舞的原因只是因为她的朋友也来跳。我问这个女孩，她在佛吉尼亚州的同学是否知道什么叫做“维吾尔族人”，她翻了翻白眼。“他们说我是中国人，因为我来自中国。”她说。跳舞结束了以后，四个成年的维吾尔族人穿着东土耳其共和国的橄榄绿军服，列队走进大厅。他们一直走到最前面，向大家敬礼，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11点整，喇叭响了，一个保安宣布大厅将立即关闭；于是在场的维吾尔族人走出了乔治梅森大学，在外面纷纷握手，边说着“再见”，边流下了眼泪。
我2001年1月去看波拉特的时候，他一点儿也没有提到遭遇抢劫的事情。直到1年多以后，一个我和波拉特都认识的朋友才向我提到了这件事。后来，我问波拉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了我。他说那个司机和持枪的男人都是“非洲人”。
“起初我吓住了，不过他叫我趴在地上的时候，我就不怕了。”他说。“那一刻，他对我开枪或者不开枪，我都没有办法。我觉得他不会开枪。那个人很瘦，我觉得他是个瘾君子。”
“我没有报警，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拿到政治避难的身份。没必要那么麻烦。那个景象太难看了——就那么趴在地上。”
波拉特摇摇头，苦笑了一下。我意识到他先前为什么不告诉我：被抢劫这件事让他感到屈辱。他说了好几遍，在罗德岛大街旁被迫对着地面看，是件多么荒唐的事。我试着安慰他，告诉他说他做得对；没必要反抗一个持枪的男人。但波拉特不同意我的说法。“我有个朋友，他给多米诺餐厅送外卖，遇到有个男人用枪指着他。”波拉特说。“那男人也是个非洲人。他用枪指着我朋友，我朋友只是一手抓住他的枪，把枪弄到一边。枪里没有子弹。他们两个人打起来了，很快来了辆警车，把他们俩都带走了。警察给他们俩都上了手铐，把他们带回了警局。我朋友叫了个翻译，翻译来了以后，警察马上就让我朋友离开了。”
我跟波拉特说，那个维吾尔族人很幸运；遇到有人用枪指着你，总是应该假设枪里是有子弹的。波拉特摇摇头。
“这要视情况而定。”他说。“如果那些人看起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样子，你就可以反抗。我在雅宝路遇过一次这种情况。那是1997年的事情；有四个钱商那一年被干掉了。那三个男人肯定监视我有一段时间了，有一天晚上，他们企图打劫我。领头那个人在街上把我给拦住了，亮出了他的刀子。他只是飞快地挥了挥那把刀说：‘朋友，你能借点钱给我吗？’你知道那些人怎么说话的——‘朋友这样，朋友那样’。他说话带着东北人的口音。”
波拉特骄傲地微笑起来。“我什么也没给他。”他说。“我告诉他，‘我来自新疆乌鲁木齐，我们那儿的人知道怎么用刀。你拿的那把刀没什么特别的。我在这附近有些朋友。’从那以后，他们就不再来烦我了。”
重现商朝甲骨占卜：卜卜卜卜
一个字
卜 卜 卜 卜
中国的文字看起来总是活生生的。一个中国书法行家的词汇和生理相关，他们会说某个文字的“骨”、“气”，还有“肌肉”。第一部中文字典完成于公元前100年左右，那是东汉时期，作者在后记里描述了神话般造字的过程。文字的发明者仓颉，是一个长了两双眼睛的半神：他观察了鸟类和兽类的足迹，认为其形态可以区分。第一次，他画出了一些图和符号……仓颉开始造图时，依据的是事物外观的类别和形象。因此这些图叫做“文”（图案）。 后来增加了按照“形状和声音”构建的图，这些图叫“字” （复合的图）。“文”是事物形象的根基。“字”则意味着更为丰富而多样化，并逐渐地增加。写在竹子或丝绸上的文和字叫做“书”。“书”的意思是“类似于”。
动物留下了痕迹，这些痕迹被模仿成图案；图案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图案。字与字之间的配对：一个字的某部分和另一个字的某部分组合，这就形成了新的字。文字产生于一个生物的世界，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生命力。
神话里说，仓颉造字以后，天上下起了的粟米，鬼魂则哭了一整晚。
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我采访了一个中文教授，谈话间他提到，高岛先生刚刚来到他们大学，准备教夏季课程。高岛这个名字听起来耳熟，然后我就想起了大卫.N.凯特利（吉德炜）说的事情：高岛教授曾经试图用烙铁去烧裂一块甲骨。
我在一间临时办公室里找到了高岛教授，他正在那儿打开他的行李。他是日本人，个子矮小，唇上方留着一撮小胡子，戴着一副金框眼镜。他的英语略带口音，但说得很流利；他的学术生涯总是离不开跨文化的研究。他在日本上智大学读的本科，这所大学属耶稣会管理；随后他去了华盛顿大学研究院深造。起初，他的研究方向是语言学，但他跟随保罗.塞瑞神父做研究以后，就对商朝的文字产生了兴趣；保罗.塞瑞是一个比利时神父，也是一个有造诣的甲骨文学者。
像凯特利一样，高岛也是曲折地走上了研究甲骨文的道路，他常常运用自己的语言学知识，去研究商朝的文字。最近，他和另一位学者发现，在商朝的刻字里面，不同的占卜者遵循不同的语法模式。这可能是多种方言或多种语言的体现：也许意味着商朝皇族的多样化比之前所预想的要更丰富。
高岛教授和握了握手，当我提到我正在搜寻陈梦家的故事时，他马上面露喜色。“陈梦家是个了不起的学者。”高岛教授说。“他那本1956年的介绍甲骨文的书，仍然是做研究的范本(chrestomathy)。”
从他口中到我的笔下，这个词变了个样：“cremathy”。我盯着我写下的东西，随即坦白道：“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杰作’。”他说。“陈梦家的书是一本杰作。”教授打开了一本字典，接着沉下了脸。
“我对这个词的理解，”他喃喃自语道：“不是这样的……”
他给我看字典上印的解释：
用于学习文学或语言的文学著作选本。
他从书架上拿下来另一本字典。“一样的解释。”他说。“‘文学文章的选本。’我要是能找到更靠谱的字典就好了。我可能用错了这个词。通常我依据的都是《牛津英语大辞典》。”他开始摆弄电脑，想从电脑上查这个词。今天是他任教的第一天，而且他刚搬进一个新的办公室，一个记者的到来是意料之外的事。不过在这一刻，chrestomaty这个词最让他分心。他试着上网搜寻，又在办公室里翻找有没有更好的字典。我沉默地等待着。我没有和研究古文字的学者们有深入的接触，不过如今我已经知道这些人和语言之间有着非常独特的关系。高岛教授能说流利的日语、英语和汉语，他靠研究中国的古文书为生。语言对他很重要。我试图礼貌地把采访拉回正题：“那么，陈梦家的书是一本杰作？”
“是的，那是本杰作。”他抬起了头。“人们还在用那本书。它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方面，这是一本包罗万象的书。我要研究某个东西时，总会去翻找陈梦家的书。”
终于，那个词的话题过去了，他的谈话拾起了另一条线索：
“我在东京大学时，听过一些关于陈梦家的传言。有些教授说，陈梦家死的时候很年轻，他们说他不是自然死亡的。是和政治有关的原因。我不知道那些传言的真假。不过日本人通常精于此道；假的传言他们是不会说的。”
他继续说道：“你知道，他还写了一本关于中国青铜器的书。那本书的名字翻译成英文，大概就是‘美帝国主义者偷去的中国青铜器”之类。这本书很难找了。一个东京大学的教授重印了那本书，还是用的原来的名字。陈梦家把美国叫做什么‘帝国主义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起这个标题。”
我说了我知道的关于这本书的事，并告诉高岛教授，陈梦家1966年自杀了。我提到，我才开始研究陈梦家的事情，不过已经有些人告诉我，陈梦家是在反对中国文字改革时就开始惹上了麻烦。“对他是好事。”高岛教授说。这句话冲口而出时，他马上意识到了不妥。“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很快说道：“我明白，由于他反对文字改革，才落到如此境地，以至于他最后不得不自杀。这是很可怕的事。我的意思是，我也不喜欢中国文字的简化。”
当我提起烧裂骨头的事，高岛教授哈哈大笑起来。“凯特利书里讲了这个事！”他说。“真不敢相信。”他摇摇头，然后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
1969年6月，那时高岛教授还是研究生，他决定要烧出一块甲骨。他去了西雅图的肉店，买了一些牛排，又让肉贩给了他一些没肉的肩胛骨。（他们问我：“你要肩胛骨干嘛？”我说：“我想把它烧裂。”他们把肩胛骨免费给了我。）高岛和其他同学一起，主持了一个聚会；在聚会上，保罗.塞瑞神父充当了商朝的“主领大祭司”这一角色——也就是用甲骨算卦的占卜者。高岛是技术人员。
“起初我试着用烙铁。”高岛回忆道。“那东西是电动的，热度不够高，骨头上只有一丁点儿烧焦的痕迹——只是如此而已。于是我就用烙铁加上烧着的木炭，这时骨头变得非常烫，还发出一股恶臭。”
他继续说道：“很明显，对于烧制甲骨之前要做的准备，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揣测：可能你要把它放到醋里泡上一会儿，或是其他类似的措施。我在实验之前，先把那块骨头放到烤箱里烤干了。但是骨头并没有裂开。塞瑞神父和其他的学生对此都很失望，于是我们只好回去吃喝一番算了。我放弃了实验，把那块肩胛骨扔到了烤架上。我们都忘了骨头的事，后来它却开始疯狂地爆裂开来。卟卟卟！历史语言学总是试图还原古代的声音，而这就真正重现了古代的语音系统！那声音听起来就像中文的‘卜’。”
他拿过一张纸，把这个字写了下来。这个字的意思是“占卜、算命”，它的形状就像骨头裂开的样子：
卜
“在现代汉语里，这个字的发音是‘bu’，”他解释道：“但在古汉语里，它的发音是‘buk’。骨头爆裂时的声音正是这样的！不过我觉得更像是‘p’开头的发音，骨头爆裂时，我听到一阵‘pok pok pok pok’的响声。那声音可尖锐了。我写了一封信给凯特利，里面提到了这件事，而凯特利还把这件事写到了他的书《商史的渊源》里。我真不敢相信！他还写说，高岛用新石器时代的方式，重现了烧裂甲骨的过程！”
尽管对中国古文字的起源，有一套富有逻辑的假说——从动物的痕迹推演到文字；不过没人知道这其中的过程是怎样的。当然，人类第一次学会记录事物的过程，是不会留下任何记载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高岛说。“在几千年的口头交流以后，这样的飞跃导致了文字的产生。你知道，文字的历史并不是很长。然而一旦有了文字，文明就有了突发猛进的发展。这样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文字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妙发动机。过去的三千年里，人类文明基本能持续地发展；而人类的历史则长达5万、甚至是7万年——在那些漫长的的岁月里，人类文明并没有取得什么长远的发展，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文字。是什么让人们觉得有必要把事物记下来呢？”
我们谈论了一会儿中国文字的话题，高岛教授提到，他曾发表一篇论文，内容是关于中国汉字所呈现的四方形状。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汉字的形状不断地改变：商朝时字体稍显细长，然而到了汉朝，文字就压缩成了正方形，现在人们管它叫“方块字”。
“我对其中展现的宇宙观感兴趣。”高岛教授说。“我想知道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种宇宙观从何而来，我并不清楚。不过，看起来他们眼中的事物都是方形的。不仅文字如此，地理也是如此。”
在甲骨的刻字里，总是会用四个基本方向来描述商朝的世界。商朝的陵墓和城市，以及它们四周的城墙，也是严格按照指南针所指的方向来构建的。搞到教授写下了现代汉语里的“城”字。这个字常常用于“城市”和“城墙”这两个词里：
城
他强调说，这个汉字在古汉语里有不同的写法，其字体包含了一个盒子的形状：口。单独写“口”这个字时，它的意思是一片“方形的区域”或一片“划定界限的区域”：大概就是一处定居地的样子。在古汉语里，“口”和“城”的发音听起来差不多。
“这就像古希腊时候的野蛮人，”他说：“住在城里的是有教养的文明人，而住在城外的则是野蛮人。在中国，‘城’的作用也是如此。而且中国的城墙一般是方形的。商朝时城墙是长方形的，但其实形状差不了多少。从来没有出现过环形或其他形状的城墙。对于整个世界的样子，中国人肯定有一套根深蒂固的观念。”
他继续说道：“大概20还是30年前，纽约爱乐乐团的指挥曾说过一些关于中国音乐的评论。他说，中国音乐听起来就像中国文字一样。他的意思是，那些乐音是块状组合的。他说，西方音乐就不是这样。”
“当我听到这样的评论时，我暗地里想，他说的是什么玩意儿呀？然而，当我开始研究汉字的方形结构时，我忽然觉得有些明白他的意思了。他把中国音乐形容成块状，而不是说它像流水。这是印象派的说法，不过我觉得他可能深入触及到了意识领域里最根本的层面。”
一年以后，我正在读大卫.N.凯特利（吉德炜）的书《商史的渊源》，刚好翻到了66页的第二段。那一段的第一句话很长，有很多逗号，就像一条文字组成的虫爬过了书页。其中一个句子吸引了我的视线：
这本关于甲骨文的标准介绍，尽管没有系统性，也已经略显陈旧，但仍然是陈梦家的经典著作，它引领学生了解古文的词序、副词、时间词、代词、动词、修饰语、数词、连词、介词、助动词、否定词、省略词、缩写词，以及各种的句式。
后来，我再次见到了高岛教授，他告诉我，一个叫大卫.塞纳尔的捷克学者成功地烧裂了一块牛肩胛骨。秘诀是要把燃着的木炭放在骨头旁边，把热气喷吹到骨头上，让温度变得更高。在捷克共和国，那块骨头发出了它在西雅图爆裂时一模一样的声响：Pok pok pok pok！
没有裂缝的骨头：比较文学
没有裂缝的骨头：比较文学
和赵老先生交谈过后，我开始调查陈梦家的生平事迹。关于他的材料不多：市面上没有他的传记，他的很多作品都已经绝版。他生命走向终点的那一部分完全是个谜；导致他自杀的原因，没有任何的细节记录。在中国，文革仍然是一个阴影笼罩的记忆。对那个年代，人们可以写一些批判性的文字，不过人们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调查追究不能太深入。也没什么人会保留自己在那个年代的日记和书信。
陈梦家早年的生平事迹相对来说更为清晰，因为他很年轻就开始发表文章。他1911年在南京出生，他的父亲是个教师，也是长老会的牧师。陈家有10个兄弟姐妹长大成人：5个是男的，5个是女的。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对于那个年代的女人来说，这样高的教育程度非比寻常。陈梦家在家里排行第7，也是最聪明的一个。他18岁发表了第一首诗，20岁时出版了第一本书，那时候他就出名了。作为一个中国诗人，他按照传统的习惯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漫哉”。
他成了新月社里最年轻的诗人，新月社是一群浪漫派诗人成立的，他们不再遵守中国传统诗歌严格的格律。1932年，当日军和中国军队在上海城外激战，陈梦家加入了抵抗的行列。这个年轻的诗人从战场上发回了他的诗句：在蕰藻浜的战场上，血花一行行／间着新鬼的坟墓，开在雪泥上：／那儿歇着我们的英雄－－静悄悄……
他的诗歌风格简洁而富有韵律；评论家把他和阿尔佛来德.爱德华.霍斯曼以及托马斯.哈代相提并论。陈梦家长大以后不再信基督教，不过对于遥远的过去，他有一种神秘感，他对此的描述几乎接近宗教体验。他有一首早期的诗歌，描绘了一幅千年的女性雕像：在她高贵的外表下我窥见了她的侧脸冷淡的，沉默着一抹笑角的细微
艺术品自有其能量；书写的文字嗅到了远古的生命气息。在另一首诗里，诗人凝视着一座古老的城堡：高高的塔楼庄严，傲然耸立。谛听着流水声，谛听着风声，而塔楼在一片云上，划下了3000年的笔迹。它们让我懂得，对古物心存欢喜、满怀尊敬。（注：此诗未找到原诗，系按照本章节的英文原文翻译而成）
陈梦家在南京上大学时，所学的是法律；但毕业以后，他就转了方向。1932年，他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随后致力于宗教，最后他的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国古代的书写文字。过去越来越近；诗歌渐行渐远。对陈梦家来说，写诗似乎总是满怀痛苦，在一首诗中，他写道：“
我挝碎了我心胸掏出一串歌。”在一本书的序言里，他提到自己在23岁时就已经不再迷恋诗歌了。后来，他写道：
“十七岁起，我开始用格律约束自己。从此我所写的全都可以用线来比量它们的长短……这把锁压坏了我好多的灵性，但从这些不自由中，我只挣得一些个造字造句的小巧。”
（注：节选自《梦家存诗自序》）
到他三十出头的时候，他已经基本上不再写诗了。在北京的燕京大学，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研究甲骨和青铜器上铭刻的文字。他渐渐沉迷在考古中，那些早期的诗歌似乎成了一种回忆，提醒他已经逝去的一段人生：你是真正想知道我故事的那个人吗？尴尬而脸红的，我轻轻翻过了20页的空白。我只想写下一行字：我是牧师的好儿子。（注：此诗未找到原诗，系按照本章节的英文原文翻译而成）
赵露西也是牧师的孩子，也是一个奇才。25岁的时候，她发表了T.S.艾略特那首《荒原》的第一个中文译本。1937年以前，她都在燕京大学教英文；那一年日本入侵中国，很多中国人逃离了北京。很多年以后，露西在自传里回忆道：
我们去了南方，我的爸爸和我的哥哥赵景心（也就是赵老先生）留在了北京……我们搬到了浙江省德清县的一栋老房子里。我和陈梦家就在那时候结婚了。那个地方的东西很便宜，生活丰富多彩。我们每天都吃鱼和虾。那时我们不需要学习，于是我们常常去看鸭子，看它们慢慢游过水面……
这对夫妇和许多其它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起，最后搬到了昆明，昆明位于云南省——中国边远的西南一角。几所主要的中国大学在昆明重组，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梦家就在那儿教书。由于大学有规定，禁止一对夫妇同时在学校里任教，露西无法成为教员。
我做了8年的家庭主妇。我还是传统观念，认为妻子该为丈夫做出牺牲。不过我确实受过很好的教育。我做饭的时候，膝头上总摊着一本狄更斯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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