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也是雅宝路的俄罗斯妓女们出没的大本营。每次波拉特和我在这儿吃饭，我就会边吃边留意 那些“夜间生意”的进程。8点，那些女士开始陆续进场；1小时以后，潜在客户走了进来。潜在客户们绝大部分是做小生意的中国人，这类人可能兜里有些钱，但没有什么文化。他们手腕上戴着象征着好运气的廉价佛珠；而且无一例外地，手里都拿着商贩的招牌物：一个假的皮革钱包。在这个城市的其它地方，这些人通常都嗓门很大：对着手机大吼大叫，冲着服务员大声说话、下达命令。然而“好莱坞”里出现的这些白种女人，却让他们平静下来。
这些中国男人三五成群地，低声说着话，不时摆弄着自己的手机。每当一个把头发染成金色的女人走过，他们就显得更加蠢蠢欲动。有时，我会看到一个男人如何热身，准备采取行动：他拿起了手机，又放下；点了支烟，又把打火机放下。这些动作不断循环加速：拿起手机，放下手机；拿起手机，放下手机——最后他终于站了起来，走过去，和一个女人直接对话。这时我就瞄一眼自己的手机，或者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和波拉特的对话里——我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偷窥癖。
波拉特越来越频繁地提到去美国的事了。他提到出国去读书的可能性，或者看能不能在太平洋对岸找个工作。有一阵子，他觉得去加拿大不错，因为有人告诉他说移民去魁北克很容易；不过后来他决定不要学法语（注：魁北克是英法双语通行的城市）。我们在好莱坞的聊天总是回到同一个地点：美国。
波拉特如此热切地期盼能去美国，让我感到不可思议。他不会说英语，我也无法想象他会取得去美国读书或经商的资格，而且美国大使馆可绝不会给一个在雅宝路上当中间商的人发旅行签证。虽然他很少谈及他的妻子，但他确实有个妻子还在新疆；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关系有些复杂。他和妻子没有小孩，我觉得他们俩能一起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在中国，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尤其是涉及到迁移问题的时候。
我猜测波拉特关于美国的言谈，只是反映了他目前不太稳定的生活状态；但我也担心，他可能对美国的认识有些偏差。在中国，从来没去过美国的人们对美国的印象有两种极端，而两种都与事实严重不符。我见过很多中国人，它们相信美国就是邪恶的化身；但我也见过其它的中国人，他们对美国的财富、机会和自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我和人交谈的时候，无论他是哪种极端，我常试着委婉地改变他的想法，让他接近真实的情况，然而这么做缺乏背景，十分困难——对他们来说，美国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地方。
中国的一些地区，一些关于美国的观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要移民过去。今年1月份，有3个中国男人藏在一条去西雅图的货船上，死在了集装箱里。这些男人和其它一些非法移民者一道，来自东南部的福建省，那个地方以“蛇头”出名——“蛇头”是帮助人偷渡的走私贩，他们能安排穿越太平洋的途径。
这桩死亡事件发生后，《西雅图情报家邮报》雇了我写几篇关于蛇头的稿子。我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在福州附近沿岸四处走动。在一个叫琅歧的海岛上，我找到了西雅图事件中1个生还者的家人；而这个生还者本人目前仍然被美国当局拘留，等待美国移民局开审。不出意料，这种移民者都要求获得政治避难，但实际上他们背井离乡的原因大多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在一个福建人的村子里，我碰到了一个年轻男人，他告诉我说，他曾在纽约州的牙买加拘留中心呆了4个月，后来他的政治避难申请被移民局拒绝了。“蛇头”给这些偷渡的人弄来护照，收费一般是在3万到5万美元之间；这些人为此背负债务，往往要在唐人街的餐厅或血汗工厂里工作数年，才能悉数还清。
倘若这些事情发生在中国较为贫困的地区，还是能够让人理解的；但福建省的经济发展却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很多福建人不满足于这种符合中国标准的舒适生活。为支持福建当地版的“美国梦”，兴起了一整个行业：蛇头、欺骗性质的签证服务、为移民作准备的英语课程。在一个叫“探头”的小村子里，有三个私人英语学校，提供的课程有“餐馆英语”、“生活英语”和“出国英语”。我看到一个开课的广告，名字很简单，叫“餐牌”。另有一个广告招牌是这样承诺的：你只需要花上在美国工作1天半的工资，就可以学一整个学期的“餐馆英语”。有一家学校开设了粤语课程，因为在美国好些中餐馆区里，粤语是最流行的方言。福建人正在学习另一门中国的语言，为的是非法在美国工作。
好些当地人完成了偷渡之旅，并且拼命工作，最终在美国成了餐馆的老板，或者做起了别的生意。他们会寄钱回去给福建的家人，这些家人就在村子里建起一栋栋高大的房屋。这些房屋的构造通常是横向狭窄而竖向伸展；1层可能只有3个房间，整个房子却有5层楼高。通常房屋的表面用白色的瓷砖砌成，大大的窗户上镶着绿色的玻璃——这颜色在当代的中国建筑中很常见，总是会让我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画面：戴西的码头尽处那一点绿色灯光。
但在福建，这更像是一束闪烁不定的光芒，要花上数年的时间才能穿越银河。很多成功的事迹时属于中国的上一代人，那时候中国的经济状况并没有给人民提供什么机会。实际上，如今留在家乡才可能是福建人较好的选择；尽管当下美元的市值要更高一些，但留在中国他们才可能有长远发展的机会，也大概能过得更开心。然而大家眼里总看见那些高高立起来的房子，也不断地有人选择离开。他们追随着心中的明星而去，但等到他们真的去了以后，很可能会发现那明星早已去世了。
在“探头”村里，我看到一栋6层高的楼，大门上题写着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德聲園”。“ 德聲園”的意思是“拥有美德和声望的家园”。我在里面看见一位老太太，她很骄傲地告诉我说，她有四个子女在美国，有个女儿还开了一家餐馆。我问她那家餐馆在哪儿，老太太拿起笔，一笔一画地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5个英文单词。她不会说英语，而她的英文写得很奇怪，像是并不懂它的意思，只是凭对字母形状的记忆写下来的。不过，她只写错了一处：
乡寸旅馆 新泽西州艾迪生小镇 （Vallege Inn? Edison New Jersey）
每次波拉特和我在好莱坞说起要去美国，我都会提到福建人的事情。我担心他高估了美国的经济机会。我也知道如今雅宝路上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过去，从俄罗斯和中亚来的商人总是络绎不绝，他们很多人都是通过参加“旅行团”获得签证的，签证的时限是一周。有专门的机构替他们安排这种“旅行”，获得来中国的旅游签证要比商务签证容易得多。我能想象到那些从莫斯科起飞的包机，里面坐满了一脸冷冰冰的女人，和魁梧得像一座山似的男人，眼里布满血丝，一看就是喝了很多伏特加酒。这些人都是假的度假者，演技拙劣，一看就不像是出来度假的。
1999年末，雅宝路上的俄罗斯人和中亚人越来越少了。有时波拉特会用他那套汇率变动的语言向我解释这种情况。他告诉我，哈萨克坚戈（注：哈萨克的货币名称）贬值了三分之一，他以前的老顾客现在大多数都呆在哈萨克国内了。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塔塔尔人的情况也是如此。波拉特最后一笔大的服装生意是1999年9月成交的，他拉成了一笔交易，把 3000条广东生产的蓝色牛仔裤卖给了一个哈萨克人。差不多同一时期，他还谈了另一笔生意，帮几个俄罗斯人买了一船假的诺基亚手机电池（波拉特告诉我，那些电池只能用15天）。那两笔买卖结束后，波拉特的中间商工作基本上就停止了。
造成这个情况的部分原因，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实力，让做小买卖的外国商人吃不消了；而且它也严重打击了美元交易的黑市。每次波拉特说起现金汇率的时候，他都要强调当局调控所造成的影响——或是深圳边境出了个问题，或是打击中亚海关办公室的贿赂现象。从这些货币兑换商的角度看，这些事情是导致汇率变动的原因；然而实际上有更为强大的经济力量决定了汇率的改变。中国政府想要保持对经济的控制，在过渡时期确保社会的稳定局面，所以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其与美元的汇率被牢牢固定在一个点上——在银行，你用1美元会换到差不多8.26元人民币。然而这种人为操控的稳定汇率导致了黑市的发展兴旺，为人们在中国发财提供了其他的机会。当中国的富商对国内的股票和地产市场没有信心时，他们就会储蓄美金，或者用美金进行海外投资。不过情况近来有了很大变化。从1999年开始，北京和其他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开始迅速发展，大家都需要人民币现金去进行投资。我1999年春天到北京的时候，1美元可以换回来9块钱；一年以后，黑市交易的汇率就掉到8.7了。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个好现象，然而对波拉特这种商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国家经济的日趋繁荣正在让黑市走向毁灭的命运。
然而不管怎样，波拉特还在从兑换货币的交易中赚到不少的钱，我也知道他的语言能力在中国比在美国要有用得多。我直白地告诉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他呆在北京比呆在美国要过得好。不过，波拉特坚持说，钱的因素与他要去哪儿生活的决定无关。“我不是个生意人，”有一回他对我说：“我是受过教育的，我还曾经做过老师。北京这地方不是我的家，这种生活也不是我想要的。”
他对待做生意的冷漠态度真令人不可思议。在如今的中国，人人都公开地说着钱的事，波拉特也不例外；我们的很多对话话题都围绕着各种兑换汇率和批发价格。然而他似乎有意让某一部分的自己抽离了这个世界。他语带嘲讽地说着他做成的交易，好像那些事情是一个陌生人指挥他做的。当他告诉我那批假的诺基亚电池时，我问他会不会担心，一旦俄罗斯人发现电池的质量那么差，他们会非常生气。“他们知道那些电池是假的。”波拉特说：“否则，怎么可能卖那么便宜？那些俄罗斯人从来不会生我的气。我只是中间商，那些东西又不是我生产的。”
他的生活被鲜明地分割成两半：一半是实用主义，一半属于理想主义。他在雅宝路的商业环境里谋生,然而他闲下来的时候却多半在考虑那些遥远的人和事。他的妻子在1000里外的地方生活；他在新疆教书的日子已经成了遥远的记忆。当我们谈到新疆时，他常把它叫做“东土耳其斯坦”，那个独立的共和国1949年以后就不存在了。至于美国，听起来也是个那么遥远的地方。他说他喜欢读关于美国历史的书，尤其是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著作，原因是这个总统解放了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波拉特热爱美国的文化；每年夏天，日坛公园开爵士音乐会的时候，他都要设法弄到一张工作通行证。他一遍遍地看电影《教父》：尽管德尼罗在戏里只是配角，他仍然演得棒极了，简直就是个传奇。
起初，我以为只是因为雅宝路的一切让人沮丧，而波拉特的美国梦是他暂时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他其实不是真的要去美国，只是需要说说他的美国梦。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波拉特身处一种复杂的状态中。雅宝路上那些赖以谋生的小生意确实困扰着他，而他对其他维族商贩的态度，有时是相当势利的。每次他遇到别的维族商贩，总是友好地与他们握手；但一转过身来，他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这些人没什么文化，也不懂政治。在波拉特眼中，这正是他与其他那些维族商人格格不入的原因：他是一个流落北京城的知识分子，原因是他在新疆的生活出了问题。
维族的文化里划分了界限分明的阶级，知识分子阶级在农民和商人之上，并自觉维持着这一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阶级之间的界限更加明显，每一阶级都自有一套和中国人交流的关系。
在新疆这样的地方，中国人会把经济发展当作有力的政治工具。维族的农民有时能从政府出资兴建的基础设施中受益，也能得到农业的补助金，所以他们可能消极地服从了中国人的统治，甚至有些人会持欢迎的态度。维族的商人也是很讲求实际的，他们要做生意，就要有途经弄到中国生产的商品。但很多维族的知识分子强烈地反对北京当局的控制，那些文化层次低的维族人在他们眼里，也成了当局的合谋者——这一事实让他们的内心更为痛苦。
对于波拉特这样的人，是为生活所迫而从商的，内心就更是充满了愤怒。而另一种知识分子的极端，就是理想主义与信念变成了正统，这对他来说是同样的邪恶。他憎恨那些商贩们的眼光短浅，但他更讨厌那些痴迷于空洞观念的人。在雅宝路，他对两类人的批评是从来不留情面的。他看不起北朝鲜人，在他看来，北朝鲜人是由古到今最为糟糕的共产主义者。他也受不了阿富汗商人。有时，他们会到维族餐馆里来，通常是三、四个人一起。我知道的那些中间商，没有一个曾经和这些阿富汗商人做过生意；这些阿富汗人来到雅宝路，不是为了买汤米.希尔菲格（Tommy Hilfiger）或者乐斯菲斯（North Face）的。这些男人蓄着胡须，样子憔悴，夏天里也裹一身长袍。有谣言说他们是贩卖珠宝和毒品的。每次他们走过，波拉特就撇撇嘴，露出很不屑的表情。
“他们跟共产党人一样，”又一次波拉特对我说：“阿富汗国内没有自由可言。你必须有某种信念，而且不能问任何的问题。所谓伊斯兰教和共产主义，它们的实质一模一样。”
对于维族的知识分子来说，对伊斯兰教持怀疑态度并不是一件稀罕事。以前，这支少数民族并不属于特别虔诚的教徒，但改革开放以后，维族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1980年代初期，
中国政府特意鼓励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为建造穆斯林建筑提供资金，甚至赞助了维族的宗教领导人去伊斯兰教圣城麦加朝圣。当局希望宗教信仰的兴盛，能平息当地的动乱；所以1985年发生的一系列暴动，让当局非常意外。当时几千名维族人游行示威，抗议汉人迁徙到新疆来；他们也指责中国人在新疆的沙漠地区做核试验。波拉特参加了那次游行，然后第一次被关进了监狱。
那次游行示威主要是与政治相关，但中国领导人相信，伊斯兰教徒在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1985年以后，当局忽然改变了策略，面对维族人的暴动，采取了压制宗教活动的方式。然而伊斯兰教持续在当地发展；很多人由此相信，政府起初的鼓励政策和随后的镇压手段，起了相同的积极效果。而对于波拉特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和当初毛泽东主义的盛行一样，是很有威胁的。他认为维族人正走出一种貌似正统的信念，但又走向了另外一种。
维族人的圈子相对来说比较狭小，在那个圈子里，波拉特信任的人寥寥无几。他定期会给几个流亡在美国的新疆人打电话，也会召集在北京工作的好朋友时不时聚聚，一起吃饭。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大部分也做出了某种程度的妥协：他们或沦为了商人，或在北京的少数民族学院里教书——中共严格控制着这些学校。
200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波拉特邀请我出席他为一个维族好朋友所安排的晚宴。波拉特以前告诉过我这个人的一些事情，他有时会在中国电影里扮演外国人，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这个人刚在南方参加拍摄了一部电影，现在要回新疆去，途经北京。
波拉特在日坛宾馆的维族餐馆订了一张长桌子。日坛宾馆就在“好莱坞”夜总会旁边。那晚上来了总共有12个男人。在中国，我常感到自己的样子和周围的人群格格不入；但那天晚上我觉得好多了。那晚来的男人大多和我一样，轮廓很深，鼻梁很高。只有一个微妙的细节，会让人觉得不大对头——我们之间的谈话主要以中文进行。我知道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并不爱说这种语言；他们是为了让我有融入感而特别破例的，所以我很感动。（注：这些维族人基本不会说英文，而我不会说维语。）
他们全是维族人，除了有一个是出生在中国境内的塔塔尔人。那个塔塔尔人告诉我，中国50多个少数民族中，塔塔尔族是唯一一支故乡不在这个国家境内的少数民族。20世纪前半叶，因为斯大林的苛政，塔塔尔人逃离故乡，越过了苏维埃的边境；他就是那些塔塔尔人的后代。
那塔塔尔人头发是金色的，那个维族的兼职演员也是。“他是个假洋鬼子,”波拉特对着我开玩笑地说：“你是个真洋鬼子。”
通常，“假洋鬼子”这个词用语描述盲目效仿西方事物的中国人。我问那个兼职演员，他的电影演得怎样；波拉特摆出一副敦厚的样子捉弄他。
“你死在中国人手里多少回了？”波拉特问道。
“好几回啦。”那男人咧开嘴笑了。
“你在《鸦片战争》里被一个中国女人杀掉了！”
另一个维族人——他是个教授，说话了。“那部电影的剧组，在中央民族大学里找了很多学生做临时演员。有人还在拍戏时受伤了——我记得是个哈萨克族的学生。”
其中一位客人接过话来，他说他曾经在一部宣传影片中扮演法帝国主义者。“我处决了一个中国革命者。”那个男人骄傲地说。他也是一个教授。“那天是我的幸运日。”
其他人都大笑起来，纷纷举起了手里装了伏特加酒的酒杯。桌子上摆满了维族人的菜肴：
烤羊腿，囊饼，一串串的烤肉和蔬菜。夜渐渐深了，大家仍然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交谈的语言不再限于中文；后来他们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了。我静静地坐着，观察着他们，听着他们说的话。我喜欢那种土耳其语系的发音，他们说着这样的语言，脸上都焕发出光彩。晚餐快结束的时候，波拉特站了起来，慢慢地绕着长桌，依次向客人一个个地敬酒。那一晚，那一桌人，在雅宝路的心脏地带，他看起来像是站在了全世界的中心。
在首都呆了一年，我对这个城市的作息更为熟悉了。北京时间并非稳定不变的：偶尔，会有那么一星期，长得像不会结束似的；或者只为了一个短短的早晨,就动用了好几个月时间的筹备——例如1999年的国庆日纪念。有些日子，党想要人们铭记；有些日子，党希望大家遗忘。有些日子，什么事情必须发生；有些日子，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偶尔又会有那么几天，出现了一些新的时刻，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纪念。
通常，日历上出现某些特殊日期之前，北京的警察就要在邻近地区搜寻一番。那个特殊的日子，可能是June 4的周年纪念，也可能是举行全国人大会议的时间。无论是哪一个，给人感觉都是一样的：大街小巷里出现了更多的警察，挨家挨户地检查居住证。这段日子对北漂的人来说是很煎熬的，因为很多人都没有相关的文件；维族人此时也会遇到麻烦。每次北京的某个重要日子来临，波拉特总是想方设法地表现得低调些。
不过，对北京城里的大多人人来说，这只是一件无可奈何的麻烦事；那些警察也这么认为。毋庸置疑，是最高层下达了命令：某政府机构告诉下一级的政府机构，某日要特别警觉云云，接着这些话又逐层传递到下面的有关部门里。最后，命令传达到负责社区事务的警察里，他们就奉命来到处搜寻一番。不过，他们执行这种任务时常是心不在焉的，他们只是不得已地露一下面，然后就走到别处去了。每次他们来敲我的门，我都保持沉默，装作没听见。我从来没有在我所住的公寓里办过什么登记手续，因为这地方严格来说是不准记者居住的。
当然，每个北京的记者都会对这座城市的日历了熟于心。对于某些事件，媒体已经有事先写好的稿件（译者注：此处指境外媒体）；到了那一天真正到来之时，时间就被分割成小时计算，记者们都在天安门广场上蹲点，观察是否会有游行示威。通常来说，那天都过得很无聊，甚至会让人很不愉快；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些警察——违背自己的意志，被迫在日历上圈起这些日子。所有事情都是七零八落的，无法拼凑成型，很难找出什么特定意义：这儿一场示威，那儿一个周年纪念。这种状态符合党的利益。如果一个人去广场上纪念六月四日，另一个人是去纪念对法轮功的镇压，这两个人永远都不会相遇。那些特殊的日子没有重叠；岁月步履蹒跚地前行，没有留下任何的诉说。
不过，如果你亲眼看到了一个事件，然后它再度发生；那感觉就非比寻常了。那种情形，像有一条穿过了好些年头的细线，把时间长河里的两点连接到了一起。对我来说，第一个这样的日子，是4月25日。
1999年4月25日
对我来说，这座城市仍然是陌生的。早晨，我常常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闲逛，希望能触摸到大街小巷的脉搏。今天，我快要骑到市中心的时候，传呼机响了，我找了个公共电话亭，按传呼机上的号码拨了过去：是伊恩.约翰逊，我《华尔街日报》的上司。他要我去一趟中南海那边。中南海是中央政府所在的建筑群落的统称，位置在紫禁城旁边。有谣言说那儿有些人在抗议。
我骑着车子，从文锦路往西去，经过北海公园，随后我看到一路的人行道上聚集了很多人，里外站了有三四层。大部分是中年人，穿着朴素——看上去像从乡下来的。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算一下人数：100，500，1000，2000。只是文锦路一带，据我目测就聚集了有5000人，而妇幼路上聚集的人更多。
有那么一会儿，我全副心思都集中在统计人数上，没有留意到别的事情。但随后，我突然发现了四周的安静。没有人喊口号；没有人大叫，没有人唱歌。没有横幅，没有标语。那些人只是站在那儿，平静地凝视着前方。
路人全都摸不着头脑。有几个北京当地人刹住自行车，问那些聚集的人，他们在这儿干什么。没人回答。有个男人开始激动起来。“你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说：“这只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麻烦。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沉默。我下了车，走到人群里，希望找到一个愿意说话的人。我试着和一个中年妇女说话：沉默。一个老者。沉默。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又一个男人。沉默，沉默，沉默。最后，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回答了我。她比其他人穿得更为体面一些，说的普通话带着口音，我听不出是哪儿的方言。我觉得她应该是个首领之类的人物。“我们练习Falun功，”她告诉我说：“我们只想得到官方的认可。大家都指责我们，误解了我们。我们要政府承认我们是一个好的组织，否则就会持续集会。”
我们的交谈很短，接着就来了辆黑色的轿车，停在路边。车窗一律黑漆漆的，其中一扇摇了下来。那个女人急急地走过去，车门打开了，她低头钻进车里。几分钟后，她从车里出来，然后那辆车就开走了。我再次走近她，但她只是摇摇头。她没有说一句话，就挤进了沉默的人群中，不见了踪影。
在Falun功的首次集会过后，时间加速了。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在以前也曾发生：自从共产党1949年掌权以来，中国的宗教气候经历了剧烈的改变。起初，共产党人对宗教持批评态度，到了“文革”期间，他们蓄意要毁掉所有宗教。毛泽东思想容不下其他任何一种信念；不过，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随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两年以后，邓小平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中国再次面临“信仰危机”——这种精神空白从19世纪开始，就折磨着整个民族。
如今，很多中国人奉行的似乎是两条“不完整信念”：唯物主义、民族主义。不过传统的宗教信仰也开始复苏了，教堂来了新的信徒，被毁坏的寺庙和清真寺得以重建。但这些信仰有着严格的限制，共产党只承认五种宗教信仰是合法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1980年代，有些中国人开始沉迷于气功。气功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包括有呼吸练习和沉思冥想。从来没人把这些锻炼方法称为“宗教信仰”，任何一个宣称有新信仰的行为，都无异于向党挑衅。气功的练习者们把他们那一套注册为“锻炼身体和保持健康的日常方法”。1990年代，一个来自东北的男人创了一套新的气功，把他叫做“Falun功”，又被称为“Falun Dafa”。像其他的气功派别，Falun功注重沉思冥想和日常锻炼，但它分明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它有一位极富魅力的领袖；它的书籍里强调信念和锻炼并行；它所用的很多符号和术语源自佛家和道家。无论它注册时填的是什么，它看上去更像是个宗教组织。
它的传播也像是宗教的方式。Falun功有三个基本原则：真、善、忍。对身处改革开放巨变的普通中国人而言，这些简单的道德准则，迎合了他们的心理。1990年代，Falun功获得了好几百万的信徒，很多人在早晨的公园里一起锻炼。我在涪陵住的时候，在茶馆遇到了一群Falun功练习者，他们想要说服我一起加入。他们给了我李洪志的书，还整天往我住的地方打电话。这些人的狂热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他们并无恶意。我很烦那些一大早就扰人清梦的电话，不过那些信徒说话总是很有礼貌。他们的真诚是毋庸置疑的：锻炼Falun功让他们的生活富有规律。
1990年代后期，开始有无神论者在中国的媒体上批评Falun功，说它是一种迷信，而且有害身心健康。一种固定模式出现了：如果有一篇关于Falun功的负面报道出现，信徒们就聚集在这个媒体的所在地，举行一次和平的抗议集会，要求这家媒体撤回报道。很多的媒体所属级别不高，他们通常会选择让步，因为怕被上头指责惹来麻烦。1998年5月，北京电视台播了一段采访，有个教授批评了Falun功；随后2000多个抗议者出现在电视台门口。这时候刚好是北京日历上某个敏感日期的前夕：六月四日快要到了。电视台迅速播放了另一个节目，那个节目表达了对Fa Lun功的理解和支持。抗议的人陆续离开了。
那一次，信徒们领悟到和平抗议是个有效的途径；他们也开始变得训练有素，能很有效率地组织到一起。1999年4月，天津大学的一份学报发表了一篇针对李洪志的评论，是批评性的；而李洪志本人已经移民去了美国。几千名信徒聚集在天津大学的校园里，然而这一回学报拒绝撤回文章。最后，这些抗议者们去了北京，希望直接向国家领导人提意见，这就是我4月25日看到的集会事件。那一天，当局的高层领导人最终同意会见Falun功代表，代表们表达了他们的意见，然后让集会的群众和平地离开。
这次集会抗议活动没有出现任何冲突，不着痕迹地结束了，只是集会时关闭了其中一条车道。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第一次意识到，Falun功已经成为了一个如此训练有素的组织。随后的几星期，当局对此事保持着沉默，这在中国通常是个坏的预兆。北京的报纸没有发表关于这次抗议的只言片语；电视台的新闻也没有任何报道。没有辩论，没有公众演讲，没有任何形式的评论。好几个星期，这座城市都在静静地等待着。
然后一场风暴爆发了：7月22日，当局下令取缔Falun功。更多的抗议者出现了，等待他们的是随后的逮捕拘留；Falun功的头目们被审判，然后送到了劳改所。10月26日，共产党人加快了进攻步伐，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公众运动，宣称Falun功是“邪教”。但Falun功练习者继续抗议活动。他们常走到天安门广场上，竖起横幅，打莲花坐，或者把两条胳膊举过头顶——这是Falun功练习的开始动作。便衣警察监视着广场上的情况。外国记者们静静观察。不久，一些总部在香港的人权组织报告说，有些信徒在警察局拘留期间被毒打至死。
2月，一个叫陈子秀的老奶奶死了，当时她正被山东省一个小城镇的警方拘留。她和很多其他的信徒一样，试图去北京参加抗议活动；还没走到天安门广场，就被一个便衣警察抓住了。（Falun功练习者对他们的信仰是不会撒谎的，所以警察常常在天安门一带巡逻，问经过的人信不信Falun功。）陈子秀去世以后，她的女儿想找人报道这件事情；通过层层关系，她最终联系上了伊恩.约翰逊。约翰逊与这位女士会面，并在《华尔街日报》头版发表了这篇报道。文章见报以后，约翰逊继续追踪调查Falun功组织的构成，这和警方的反应可谓如出一辙。他发现，这是自上而下施行命令的又一个例证：在各个地区，每出现一个从当地逃脱至北京参加抗议的信徒，当地警察局就要被罚款一次。“取缔Falun功”是上头启动的一个想法，最后被具体化成十足的残暴，其中原因至为愚蠢、又至为实用：为了钱。
然后，在你意识到以前，又一个4月25日来临了。北京的日历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周年纪念日。
2000年4月25日
伊恩.约翰逊离开广场以后，就轮到我过去了；那时大概是早上九点多。天空是黄色的：北京正在经历一场春天的沙尘暴，风把戈壁滩的沙吹向了南面，这些日子里眼睛都是睁不开的。我可以在齿间尝到风的味道。
广场上，便衣警察无处不在——有些扮作卖纪念品的小贩；有些假装是游客。像以往一样，这些男人大部分理着平头，穿着磨破的裤子和廉价的风衣。他们的穿着很糟糕，便衣也做得很糟糕：他们走来走去，一会儿又站着，盯着某个目标。他们总像要伸出手来指认某个人似的。很快你就会意识到，这些男人并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他们的任务是恐吓威胁，而非潜入敌人身边。看起来，他们所得到的指令只有一个：一旦发现抗议者就马上弄走，不管采取什么方式。
他们留意着来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同时也注意着外国记者。摄影师注定是悲惨的下场——保证拘留，鲜有例外。唯一的问题是，他们能否在被警察抓住之前，抓拍到一张照片，并藏好胶卷。对于我们这些文字记者来说，只要遵守一定的规则，相对来说情况还是好一些。这些规则是：绝不要在公共场合拿笔出来写；不要拿出笔记本；避免用中文和别人交谈。试着混到游客里头。如果被警察拘留了，要坚持说自己只是去广场参观的。
我溜到了一群美国游客里。这个幌子很好——游客里大部分的男人，都和我一样，戴着顶棒球帽。我还认出了他们的口音：元音很扁，辅音R很重，是美国中西部来的。有个男人告诉我，他来自伊利诺伊州；还有一个说是从爱荷华州来的。我们跟着一个年轻的中国导游，他把我们带到广场北面的旗杆下面。讲座开始了：
“红色是共产主义者的代表色。在中国，红色也有传统的寓意，代表着幸福快乐。大的那颗黄色星星代表共产党。小的那几颗代表着四个阶级，分别是士兵、农民、工人和科学家。”然后讲座加入了私人的故事。导游说，他有个表哥，曾经是这广场上国旗班的一员。他的表哥总是笔直地站在旗杆旁边，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这个工作所带来的光荣感让他忘记了疲累。我心想：“这是个假的故事”；紧接着，我们前面就有个小个子的男人，一下子坐在地上，打起了莲花座。
喊叫，命令，好些人跑来：6个便衣警察。他们押着这个男人站起来的时候，已经有辆货车从广场远处的一个角落快速地开了过来。那个抗议者一句话也没说。他大概35岁左右，穿着一件朴素的蓝棉袍，是农民常穿的衣服。他的四肢瘫软下来；便衣们把他抬进货车里。货车的窗户上都围上了布单，看不见里面。货车驶回了角落。
“他妈的，”一个中西部老美说：“他不就在地上坐着而已嘛。”
另一个美国游客，一个脸膛红红的大胖子，成功地拍下了一张现场照片。
“我拍到了！”他大声叫着：“我拍到了一张照片！”他咧嘴笑着，挥舞着他的相机。他见我在看着他，就走了过来，笑容满面。
“如果我没拍到，那可真该死！”
“你应该把照相机拿开。”我轻轻地说。不过另一辆货车已经加速驶来了。一个穿着制服的人把手指向了这个美国中西部的胖子。
“把你的相机交给我。”他用中文说。
导游急忙翻译给美国人听。美国人乖乖地把相机递给了他；他把胶卷都扯了出来。这个警察和翻译说了几句话，翻译的脸色就变了。
“他说，我们必须和他走一趟，”导游对美国人说：“他要我们去有关部门那儿。他要问你一些问题。”
那个胖子呆呆地站在那儿，嘴巴张得大大的。我决定此时该和这些美国中西部游客脱离关系了。我慢慢地走出了广场，过了几分钟，才绕了回来。则是我看见一个中年妇女正要在国旗前打开一条横幅。一个便衣警察死死地按住了她。下一个抗议者还是个女人。他站在旗杆的右侧，把双臂举过头顶；两个男人跑了过来，把她的手扳了下去。
我看到附近有一群意大利的游客。但没什么指望——所有男人都穿得很体面；我只好摘下了帽子，拙劣地想扮演一回欧洲人。那群游客的中国导游说着意大利语，我假装能听懂，猜想着他所说的话：“那颗大的黄色星星代表着……”然而不远处，有个平头男人死死地盯着我，然后对另一个平头男人说了什么。我决定要离开广场了。
忽然，国旗那边传来一阵骚乱。一下子出现了10几个人：男人和女人，高喊着口号，双臂举了起来。便衣警察冲了过来；猛打几拳；有人大叫。他们踢了一个摔倒在地的男人。再踢。还是踢。那些抗议者一个个被拖走了。
最后，只有一个小孩独自站在那儿。她看起来只有7岁左右，很可能是跟着她父亲或母亲到这儿来的，但所有的大人现在都被押到了货车里。小女孩穿着一件绿色毛衣，头上绑着相同颜色的丝带。当警察推着她走向货车时，她垂下了头。
那群意大利游客呆呆地看着那辆货车。没有人说话；那一片沉默像黄色的天空一样沉重。这个小孩是被带离广场的最后一个信徒。
好莱坞（新疆人波拉特的美国梦）【下】
干部 Cadres）审查 (Censorship)城市 (Cities)文明社会 (Civil Society)孔子 (Confucius)宪法 (Constitution)消费者 (Consumer)中国政协 (CPPCC)文化大革命 (Cultural Revolution)
回到记者站，我把关于抗议活动的国外报道整理归档，然后写下了我自己的见闻。不过，无论是这次周年纪念，还是广场上出现的那一幕幕场景，我都不太能理解。学者们常常谈及中国正逐步迈向法治，我也觉得会有那么一天，当中国的发展变化都已尘埃落定，反思过去，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合理过程。然而如今身处这样的进程之中，感觉却是截然不同的。我可以身处“好莱坞”的妓女、黑市交易者和地下钱商包围之中，饱餐一顿；然后骑上１５分钟自行车到另一个地方，看着一个人因为双手举过头顶而被捕。
从个人角度而言，这事更容易想通。显而易见，个人在中国违反法律是件自然不过的事。法规多得数不尽数，很多还是不合情理的；而这个国家变化太快，即使是合理的法律规范也不知不觉就已经过时。实际上，每个我熟识的中国公民都做过一些算是不合法的事；不过他们做的事都只是极其轻微地触犯了法规，所以也没人会为此担心。这件不合法的事可能是一次填了不实信息的住宿登记，或是做小本买卖时从没有执照的批发商那儿进了些产品。有时候，这简直像在演喜剧：夜深人静的时候，北京街头总有人出来遛狗，因为要拿到正式的养狗牌照花费贵得吓人。那些狗通常是长得像老鼠一样的北京哈巴狗，由昏昏欲睡的主人牵着；一旦看见警察，主人们就会忽然清醒过来。这是一支遛玩具狗的游击队。
无论每个人有怎样的问题，这也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能解决。人们对合理制度没有基本的意识，觉得其他人的麻烦和自己没有关系。对Falun的镇压让大多数中国人感到不安——这些人只是做了些事情，在政治上有点细微的失误，并没有犯更大的罪行。然而一般人几乎都不会对这些信徒表示同情，因为他们绝不会想到，这和他们自身与法律的关系会有什么联系。部分是文化上的原因：中国人从来没有很强的社区归属感；中国人最重视的是家庭和其他有直接联系的人。不过，缺乏一个理性的法律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只关心自己的问题。
毫无疑问，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会感到更为孤立。我和这儿所有的人一样，生活在相同的环境里：含混不清的法律法规，无法避免的违法行为；但我在这个体制内的风险更少。无论我对广场上的抗议者多么同情，我都只能是隔着一层东西去观察他；因为我决不可能陷入和他一样的境地。不会有警察把我打死，或送我到劳改所里。当局能对我做出的最严厉的处罚，就是把我驱逐出境。有时候这会让我感到困扰，因为我的中国生活就像是我所观察事物的拙劣模仿而已。不过，在各种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极少能找到可以深思的时间；通常我只是必须把稿子写出来。这是我和许多公民的一点联系——我们都是冷漠的实用主义者。
那一年春天，在发了一年多的投稿信以后，我终于接到了《国家地理杂志》委派给我的一个任务。他们叫我去采访一些中国的考古遗址，不过我要取得官方的支持，要拿到短期的记者签证。中国政府不会允许一个违法居住在北京的人去他们的考古遗址。
幸运的是，我拿到了我的第二本美国护照。这回我坐飞机去了香港,换了护照，申请了记者签证。然后我用新的签证过关到了深圳，然后到那些考古遗址去。当我把采访都做好了以后，我马上回了香港，然后再拿着我旧的商务签证，再一次过关回到深圳。
我知道，任何一个中国相关部门要是注意到我的行程，都会觉得十分可疑。如果他们更为密切地关注我的行动，还会发现其他的疑点：我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我也没有办理住宿登记。我在北朝鲜边境遭遇抢劫，去过当地派出所备案。4年以前，我作为和平队的一员，被美国政府派往中国；而和平队是一个在冷战最厉害的阶段建立的组织。
我认为当局知道所有的事情；不过，这并不等同于他们同时知道了所有的事。这只是我的猜测，我总觉得当局更擅长获取信息，而非分析信息。每次我想象他们的档案，我脑海里都会出现一望无际际的资料柜——其规模绝非华尔街日报记者站里面的档案柜能相比；所有档案都按照某种系统排练，这系统比字母表顺序复杂古怪得多。我的记者签证可能记录在一处；我的商务签证则在另一处；我那假的住宿登记又被存放在不同的地方。
不过如果我不小心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这些东西就可能被一股脑儿地搜寻起来。我的内心深处总是存有这样的恐惧，特别是我现在已经做了更多的采访工作。5月份，我把我的第一篇稿子卖给了《纽约客》，这本杂志随后就刊登了我在丹东遭遇抢劫的故事。我提议写一个关于深圳的专题，杂志编辑同意了。最后我辞掉了剪报员的工作。那一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是我又一份300美元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我发誓我受够了那些小册子和宣传用语了。我决心做全职的记者工作，并且要获得合法的工作身份。
报社比杂志社更容易获得记者证，这是我接受《波士顿环球报》工作的其中一个原因。他们需要一个在北京的特约记者。这份工作没有薪水，甚至连津贴也没有；不过报社会担保我申请记者证，但我要把所有必须的材料准备好。中国外交部需要的文件数不尽数：简历、自传、杂志营业执照、介绍信，还有专业资格证明：
“兹证明彼得.海耶斯先生是一个完全符合资格的记者，能胜任外国记者的工作……”
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写的。伊恩给我看了以前《华尔街日报》用过的旧的申请材料，我再写一个自己的版本，把材料寄到波士顿去，让那儿的编辑签名。写这些东西语言很重要，全部都要用正式用语。写上细节也很关键；我需要捏造出一条符合官方要求的生活轨迹——即使这完全是无中生有，以后一旦惹上麻烦时，则可出具书面形式的证明。我声称过去我居住在香港和美国。在北京，我用华尔街日报记者站的地址，建立了一个虚构的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站；伊恩在我的那些申请表格上签了名，盖了正式的印章。在警察局，我做了住宿登记，宣称自己是住在外交公寓里的；而我从未打算在那个外交公寓住上一晚。
在我的自传材料里，我创造了一个记者形象，他具有无比优秀的条件，并且天真得让人吃惊。他有两间大学的学历证明，曾经从事与教育、写作相关的工作，经验非常丰富。他曾进行过对中国的考察研究，却对政治、宗教和人权问题没有一点儿兴趣。他对新疆和西藏一点儿也不感冒。他喜欢商业类的报道。他聪明至极，但还聪明到被改革开放冲昏了头脑、以为百无禁忌：
亲爱的新闻专员：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也显著加强。随着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经济影响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不能错过今日中国的种种故事。《波士顿环球报》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大规模的日报社之一，我们报社认为，增加中国的报道，对于其环球视野是极为重要的……
五月的时候，现今黑市的汇率掉到了8.6元人民币兑1美元。好些下午，波拉特都很清闲，我和他常常坐在维族餐馆外面的露台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儿的啤酒不再存放在下水道里了，餐馆老板终于买了台冰箱。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后的又一“巨变”，不过我已经开始怀念过去的日子了。在北京，让你怀旧伤感的事情，可能仅仅发生在一年之前。
这个城市平静地度过了北约轰炸事件的一周年。没有任何的抗议活动或者公开纪念活动；国外媒体上有一些报道，如此而已。夜晚渐渐暖和起来，我们俩在餐馆的露台上坐到夜深，看着商贩们来来往往。有些人也已经成为往事了：坐在黑色奥迪车里的钱商，往自己手臂上按烟头的维族商人，街上不再有他们的踪迹。
有一天，从北朝鲜大使馆出来了一伙男人，他们的车在餐馆门前，是来吃午饭的。波拉特和其他几个维族朋友正在吃饭，他们都抬起头看着那些人。过了好一会儿，波拉特终于站了起来，走到旁边北朝鲜人的那张桌子去。“我喜欢那个徽章，”他指着其中一个的大衣翻领说：“我给你1美元，你把它给我吧。”那个徽章上是金日成的像。
那些北朝鲜人根本不理他。波拉特说：“两美元。”
北朝鲜人站起来，往餐馆外头走去，桌上的面还没有吃完。我们再也没在维族餐馆里碰见他们了。
那一年夏天，波拉特买到了新的身分文件。有一天，他在美国大使馆附近的服装市场里转悠，碰到了一个中国人，那中国人说他是个“签证顾问”。他们攀谈起来，那人给了波拉特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那间公司就在雅宝路附近，波拉特去了一趟。那人说只要8千8百美元，就会安排好一切，包括签证材料、签证申请和机票。波拉特又去了几趟，考察这个公司是否可靠，最后他同意了这笔买卖。
第一步，是要给波拉特捏造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那人研究了一下波拉特的护照，草草记下了他之前出国做生意的经历，然后比对着替他设计了个没有瑕疵的身分。那人决定，波拉特应该有一个中国大学的高等学位，并且与好些国际公司做生意，参与了高层次的贸易活动。重要的一点，波拉特要是个有钱人。
通过关系，那人给波拉特弄来了新的文件。有个政府盖章的文件证明了波拉特的高等学位，另一份文件让他成了一家大型贸易公司的老板。一份银行帐单证明了波拉特有将近300万美金的财产。他还获得了一张新的中国公民身分证，证实他有4个孩子。波拉特要抚养这么多孩子，银行里又有巨额的存款，签证官会认为，他只是要出国出一趟差，肯定是要回来的。
波拉特一直到所有事情安排妥当以后,才把他的新身份告诉了我。他向我解释整个申请计划，并且强调，从法律角度而言，他的文件并不是假的。文件本身是百分之百真实的，只是里面包含的信息是假的。波拉特的新生活就如同这些文件一样真实。
美国这边的手续更为简单，不需要任何的政府表格或银行证明。那间文化交流公司在洛杉矶有一个联系人，他会弄来一个公司的信笺抬头——当然这个公司并不存在，准备好一封邀请信。那封信很短，语焉不详，是用“特别英语”写成的：
亲爱的波拉特先生：
我很诚意邀请你2000年10月出访美国，为期两周。
此次出访的目的是请你检查我们的产品，并与一些美国公司展开会谈。有些美国公司批发出售此类产品。不过，你需要亲自来查看货物，并谈妥交易价格。
波拉特去美国大使馆进行签证面谈的前一天，那个顾问仔细盘问了他5个小时，确保他能把自己的故事自圆其说。这个故事包括了波拉特那些曾经去其他国家做生意的经历，这些经历证实了波拉特的新身份。即使是那些亏本买卖——烂在尼泊尔境内的葡萄，哈萨卡斯坦那一大堆虫蛀的衣服，都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精明商人成功的商业之旅。他在人生之路里踏出的一步步脚印，自然而然地带领其走向了今日的成功：一个腰缠万贯的男人，一位四个孩子的父亲，一名即将出访洛杉矶两周的企业家。
波拉特去了大使馆做签证面谈。真正的面谈时间不到5分钟。签证官问波拉特的问题只有两个：你打算在美国呆多久？你的护照上说你是在新疆出生的，是这样吗？波拉特回答：两周。是的。签证官往他的护照上盖了个章，说道：“欢迎到美国来。”
(注：本文译自Peter Hessler（何伟）“中国三部曲”的第二部: 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本章节完，?敬请关注其他章节)
甲骨文的发现和灾难深重的中国
? 来自乌龟的话
地下之城和很多其他安阳出土的文物一样,是依靠书写记录的力量重新发现的。20世纪以来，安阳成了整个中国挖掘最为细致深入的地区，而所有的出土文物都可以回溯到甲骨文的时代。很多代的中国人，那些揣着地图的考古学家和拿着洛阳铲的农民，他们都来到这里，四处寻找东亚地区已知的最古老文字。
这样的搜寻始于一场灾难：一个羸弱的男人，一个羸弱的国家。1899年，北京，王懿荣的一个亲戚患了疟疾，医生开了一条中药的药方，其中一昧药是“腐朽的乌龟壳”。他就从当地药方里买了一个老乌龟的壳。要把它磨碎做药之前，有人留意到龟壳上面有些符号，看起来像是古代中国的文字。人们就把龟壳拿去给王懿荣看。王懿荣是清政府的官员，任国子监祭酒（注：清朝最高学府的校长），也是研究古代铜器铭文的专家。他开始研究那片龟壳，然后还去药店把其他的龟壳也买了回来。
现在，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个关于疟疾的故事是不可信的，对于重新发现甲骨文的确切日期，他们也是争论不休。不过，王懿荣是第一个正儿八经地收集刻字龟壳的人，这点是毫无争议的。他也确实是在北京的药铺里买到那些龟壳的——那时还叫做“龙骨”。学者此时开始管它们叫“甲骨文”，意为“刻在龟壳和骨头上面的文字”。
甲骨文被发现的时间很不凑巧。它们出现在19世纪末期，那时鸦片战争已结束，中国的清朝帝国正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一步步走向瓦解：缅甸北部和九龙割让给英国，东都和安然（注：都位于越南境内）割让给法国，朝鲜和台湾割让给日本，满洲割让给俄国。德国人获得了采矿权，法国人得到了建造铁路的特权。美国人表面上宣布放弃帝国主义霸权，他们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听起来对中国有利，不过实际上他们和其他入侵者也是一丘之貉。中国涌来了更多的外国传教士，更多的外国商人。到19世纪末，山东境内民众反外的仇恨，促使一伙底层的农民和劳动者纠集起来，成了一个叫“义和团”的组织。“义和团”，就是为正义组织集合起来的打手。这些人针对外国传道士和中国基督徒，以他们为攻击目标，有些人成了暴徒和杀人犯。暴乱在整个国家蔓延开来，清政府应付式地做做镇压的样子。但实际上对民间爆发的这种愤恨情绪，很多清朝官员暗自感到高兴。
在如此不稳定的时局下，王懿荣仍然在解译甲骨文的工作上取得了迅速的进步。这就是甲骨文的神奇之处：从重新发掘的那一天起，它们就可以进行解译。不像古埃及文字，好几个世纪都无法辨识，直到罗塞塔石出土以后情况才改观。中国文字是现今仍然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系统，而王懿荣猜测，这些龟壳可能会让中国的书写历史回溯到更早的时候。他认为这些甲骨文出现的时间是在商朝，19世纪的外国学者们称这个时期是“虚构的”，因为除了一些铜器上刻的铭文以外，当时还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商朝的书写记录。
然而义和团比王懿荣的行动要更快。他们屠杀了不少传教士和外国工程师，切断了电报线路，炸毁了火车轨道。到了1990年夏天，开始有外国军队在通商口岸聚集，与清政府的势力冲突不断。到了6月份，清朝终于和义和团站到了一边，向外国势力宣战。在首都，暴民们包围了教堂和大使馆区，外国人都躲在这里面。
作为清朝的官员，王懿荣接到的命令是担任北京一群义和团人士的指挥官。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差事。他知道清朝的力量不堪一击，不过他也知道职责比理性更为重要。8月14日，基本由日本人、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组成的外国联军，一共两万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京。外国联军从东面进入这座城市，慈禧太后和年轻的皇帝向西逃亡，奔向西安。然而对王懿荣来说，“逃亡”不在他的选择范围之内，“受辱”也不在。在城中心附近的锡拉胡同里，这个学者喝下毒药，跳进井里。和他一起自杀的，还有他的夫人和他大儿子的媳妇。
王懿荣自杀后，刘鹗拿到了他收集的大概1000多块甲骨文碎片。刘鹗是王懿荣的朋友，也是相关领域的学者。
国王研究着龟壳上的裂纹，说：“会有灾难降临；可能会传来些令人担忧的消息。”
只要我们召集3000个男人，号召他们去攻打敌人的防线，我们就会获得足够的支持。
未来10日无灾。
甲骨里有牛的肩胛骨和龟的腹甲，腹甲是保护乌龟腹部的壳。古人用这些东西来书写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它们的表面较为平滑的缘故。在商朝的仪式上，巫师会在甲骨上钻出一些凹痕，然后用灼热的东西烘烤那些凹痕，直到壳表面裂开。这时巫师就能听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已逝的商朝皇帝所说的话，还有控制风雨雷电的各种自然力量。此时需向神灵和祖先献上祭品，巫师通常会为未来的事情占卜。在以后的朝代里，这种使用骨头和龟甲的毡铺有时被称为“乌龟的声音”。
皇帝和巫师们会对裂纹进行分析，在流传下来的铭文中，可以看到他们对占卜结果的记录，好些是相同而重复的。我们常常认为书写是一种历史，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对过去（尤其是远古）的描述通常是趋于理想化的。然而，中国考古学所发掘的现象却不啻于反讽——已知的最早的书写雏形，用于尝试描述未来：
未来10日无灾。
国王去狩猎场那一天，将不会遇到大风天气。
娣（音）不会中止这份协议。
甲骨占卜里最长的卜文不到200字，不过大部分的卜文要简短得多。目前已知的，除了一些铜器上的铭文以外，甲骨上的文字就是商朝的书写内容。考古学家认为，商朝应该如随后的朝代一样，也有些写在竹简上的文字；不过在中国的中部平原里，竹子很快就腐烂了。在安阳这样的地方，雨水很容易就渗透到干旱的泥土中，易腐的物品都不能长久保存。这一点使中国的考古有别于世界上其他的地区。埃及地区气候干燥，古莎草纸保存了好几个世纪。在近东地区，古文字通常刻写在耐久的泥板上，考古学家发掘出一整套种类繁多的书写文件记录，包括有王室公告、赋税记录、学生作业等等。闪族小孩和国王的说话，你都能听见。但中国的商朝呢，你听到的就只有乌龟的话了：
今晚无灾。
国王的祖父易托梦给他。
为给父亲易招魂，我们杀了3头牛，献上了30只斩下头的牲畜和30只圈养的羊。
甲骨本身呈现美丽的旧象牙色。由于埋在土里好几千年，它们的表面还有一抹淡淡的金色。漫长的时间，也使甲骨与手工艺发展的过程无缘。没有人确切知道甲骨上面的凹痕是用什么工具刻出来的。至于商朝如何获得这么多的龟甲和牛骨，目前也仍是一个谜。甲骨是一种全然的创造，如同一本上天送往人间的书籍。
刘鹗几乎什么都做一点儿。他是学者，也是医生；他开了一家织布厂，也做卖盐的生意。他对于数学、矿井、铁路和水利工程的研究都很有造诣，并以此闻名。政府控制黄河的持续泛滥，是由他提供的指导和建议。他也是一个著名的古玩收藏家，这也是他买了王懿荣那一堆甲骨的一个原因。刘鹗和他的朋友王懿荣一样，工作效率很高，1903年发表了第一本甲骨文的拓印本。
不过，涉及到外国人和政治的问题，刘鹗也和王懿荣一样，遭逢了厄运。不久，他就因为非法贩卖国库贮存的小米给外国人而入罪。这是个莫须有的罪名，是别人陷害的。1908年，他被发配到新疆——那是中国的西伯利亚，对于一个文雅的知识分子，那儿无异于世界的尽头。一年以后，刘鹗就去世了。
我们需在秋殇时斩首献祭。
我们进行了相关仪式，向先祖父丁报告了国王的眼疾。
将有灾祸发生。有人会带来警告。
迁徙的甲骨似乎带来了诅咒；亦或是这灾祸已在中华帝国里生根发芽，甲骨的遭遇只是它的一面镜子。此时正是中国的艰难时期，如同刘鹗自己他那本叫《老残游记》的小说里所写的一样。在《老残游记》的序言里，刘鹗写道：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老。
“甲骨诅咒”的另一个受害者是端方，他是清朝的两江总督，也使全中国数一数二的大收藏家。他特别痴迷于古代的青铜器，其中一些上佳的收藏品，如今陈列在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和坎塔斯城的纳尔逊.奈特金兹美术馆里。甲骨也引起了端方的注意，据记录，每买进一个刻写在甲骨上的文字，他的花费都超过了3盎司的银子。其中一个替端方购进甲骨的中间商，是最初发现这些甲骨来源于安阳的人之一。
端方对外国人较为友好，这是广为人知的。在义和团兴起的时期，他在陕西任总督，保护了很多当地的外国传教士。外国势力平定了义和团的暴乱以后，清政府被迫出面道歉并赔款，并终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革新。1905年，皇帝发表诏令，命令5名特别大使出访西方国家，考察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回来后为如何建立本国的政府机构提供参谋。和其他大使一起，端方带着中国代表团出访了美国和欧洲。
1906年1月，端方到达三藩市，随行的还有60名侍从，以及750件行李，每件行李上都用中英文标注着“中国皇帝特派使团”。这时期还有些尴尬。美国此时通行种族隔离的法律，该法律禁止中国人入境，但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宣布清朝的使团获得了特别赦免。在三藩市，耶利米.W.詹克斯作为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为欢迎中国代表团发表了一番讲话：当然，诚如我们两国人民的共识，你们也会理解，美国拒绝中国劳工入境的法律，此法律适用于今日，未来也将继续推行。然而，另外一方面，中国其他阶层的人，尤其是学者和从事政府职务的优秀官员，今日我们非常欢迎，未来也是如此……
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清朝的特派使团利用美国政府对其特别赦免入境的机会，偷运了至少一名中国劳工入境；这些劳工是他们在来美国的船上结识的。
这次旅程很顺利。端方的血统一半是满族，一半是汉族；有时他随身带着两张不同的名片，上面分别写着他满族和汉族的姓氏。他的外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使团参观西点军校的时候，他裹着一件及地的皮大衣，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当时的气温是零下四度，在西点军校，端方对自动门和马铃薯削皮机最感兴趣。他和罗斯福总统在白宫的蓝屋会面，还去参观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美国财政部和标准石油公司。路过内部拉斯加州时，他还专门去了州监狱转了一圈。在欧洲，端方特别喜欢官员们穿的军队制服；回到中国以后，他也学欧洲的做法，穿着中国禁卫军的制服照相。
不过，他从西方带回的某些做法和习惯，在中国却不太能为人接受。1909年，他被控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上有不敬表现，当局解除了他两江总督的职务。据传说，当时端方允许摄影师为随从们拍照，还让一个摄像师拍下了葬礼的一些庄严仪式。端方还允许技术人员用陵墓周围的树架起电线。端方被解除总督职务后，新的职务是担任一条新建国有铁路的监管人，这条铁路是由外国货款兴建的。这时，民众中已经开始弥漫起一股反清和反满族的仇恨情绪，1911年10月，武汉地区的驻军发动兵变，这种仇恨情绪终于爆发了。这次暴动越演越烈，涉及范围越来越广，此时清廷命令端方运送其部队前往四川。
端方的部队揭竿而起，转而反对他们的首领。据传，最后关头端方声称自己是汉族人，而非满族人，想用这一点取得反抗士兵的信任；不过他的立场改变得太迟了。反抗者斩下了他的头颅，把他的身体埋在四川，提着他的头去了武汉；这一残忍的举动表明了他们推翻清朝的决心。
地球的另一面，一列前往堪萨斯城的列车里，孙中山在丹佛的报纸上看到了武汉起义的消息。那一年圣诞节的时候，他回到中国；1912年元旦，他在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出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退位。不久，孙中山在和军阀袁世凯的权力斗争中占据了下风（袁世凯的一个儿子娶了端方的女儿）。不过，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都没有足够的力量领导整个国家；1925年，他们俩都去世了。中国的未来危机四伏，军阀和外国势力虎视眈眈，国内混战一触即发。
我们为平息大风献上3只羊，3条狗和3头猪。
今天有人会带来坏消息。
未来10日无灾。
从一开始，北京的药商就很聪明，不肯透露那些“龙骨”的来源。药商想要垄断整个市场，后来买甲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还故意告诉购买者错误的信息，隐瞒了甲骨的来源地。1904年，好些外国人看到刘鹗那本关于甲骨文的书后，都开始收集甲骨。这些收集者大多是传教士，包括有弗拉特.H.查尔方特教士、库寿龄教士和保罗.伯根教士。他们收集了这些甲骨之后，一半会捐献给博物馆，接受捐赠的博物馆有卡耐基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和苏格兰皇家博物馆。
不久市面上就出现了仿造品。在北京和上海的古董市场，工匠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把商朝的文字刻到骨头里，也学会了辨别哪些人容易上钩。保罗.伯根教师收集了70片甲骨，自豪地捐赠给怀特赖特学院，然而经鉴定他收集的甲骨大部分是伪造的。这时，像端方这样的中国收藏者找到了真甲骨的来源地，并派出中间商前往安阳。安阳当地的老百姓疯狂地挖掘着。1904年，一群前往安阳搜寻甲骨的人与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两路人马打了一架，又闹上了法庭。一个当地长官为此事烦扰不堪，最后他决定：禁止挖掘甲骨。
不过，在安阳这样的地方，禁令通常没什么作用。农民们遵循天气和政局的变化行事：一旦时世艰难，比如洪水毁了庄稼，或者干旱得厉害，或者一场军阀的战争耽误了下种的时机；农民们就开始挖掘甲骨。有时候，重大的发现凭的就是好运气。1909年，当地的一个叫张学贤（音）的地主去地里收土豆时，被一大堆甲骨绊倒了。村民们常说，张学贤挖土豆挖出了钱来。这个一夜致富的故事迅速传开，1926年时，一伙土匪绑架了张学贤，索要巨额赎金。
张学贤的家人要马上筹到现金，只有一个办法。他们和其他村民谈好条件，让他们来自己的地里挖掘甲骨，挖到甲骨所得的利益对半分。农民们分成了3组，大致划分了彼此的挖掘范围。不过，挖掘工作开始以后，就没有人再管原来划分的范围了。每一组的人都飞快地挖着，他们又恰好挖向了同一个地方。他们各自朝自己的目标奋力前进，三条隧道越靠越近，最后整片土地塌陷了。四个人被活埋在地里；幸好还是被救了出来。这就是“营救张学贤”挖掘故事的结局。
国王（细看着龟壳上的裂纹），说：“可能会有雷暴。”
国王（细看着龟壳上的裂纹），说：“很好的兆头。”
今晚无灾。
然而，甲骨出现的时候，中国正陷入一场深重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远非政治或经济困局那么简单。到20世纪初，外国军队已经用实力证明了他们比中国军队强大得多，而外国的政治体系显然也更加有效。有些中国知识分子甚至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西方仍然占了上风。西方人认为变化更替是自然发生的：法老灰飞烟灭，古希腊分崩离析，罗马帝国免不了陷落的命运。没有历史的延续性和儒家的保守性所带来的重担，西方人似乎看容易考虑和计划未来。西方对未来的考虑，并非如“今晚无灾”这般的短视，而是踏踏实实的考量，着眼于长远的发展。
西方的历史流动性更强。西方历史中，曾出现过一些关键的时刻，欧洲人重新发现了半熟悉半外来的古老价值体系，由此完成了文化的改造；例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新古典主义时期。甚至考古学也与西方的变革传统紧密结合。19世纪的欧洲，考古学由逐渐兴起的中产阶级所掌控，他们对古代的描述是一条清晰的轨迹——由石头至青铜至铁，这反映了笃信物质文明进步的现代信念。
然而，在中国，知识分子回溯过去，看到的只有更多更长的中国历史。一任任的皇帝，一个接一个的朝代，无限循环的过去。在这个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中华文明忽然感到一阵窒息，更有激进者提议，要摒弃一切传统的事物。20世纪初，一群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称为“疑古派”，他们质疑漫长的朝代更替中，传统的历史文献被反复地复制和研究，究竟有无真实性可言。对这些怀疑论者来说，早期的“朝代”例如夏朝和商朝，缺乏可靠的证据，可能并不存在。这些知识分子觉得历史就是一个圈套，一条条墨守成规的传统，阻碍着中国走向现代化。
“疑古派”对甲骨不屑一顾，认为都是今人伪造的。作为回应，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派学者更勤奋地工作，解析甲骨上面的文字，希望能早日验证它们的真实性。其中一个最卓越的学者是王国维，他利用甲骨上面的刻文，还原了商朝的皇族家谱，使甲骨文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王国维解析了甲骨上刻的名字，与历史典籍里的名字做比较，证明甲骨上的皇族姓名符合典籍的记载。对于商朝是否存在的疑问，王国维的研究踏出了至为关键的一步，证明了商朝文明的确留下了可靠的文献。
王国维痴迷于过去，对来说，甲骨文只是古老历史的其中一个元素。他是一个忠诚的君主主义者，全心全意地相信清朝会复辟。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在宣布退位以后，他仍然住在紫禁城内。在朱红色的高墙内，生活一如既往，似乎什么都没发生。日子仍然按照清朝律令设定的日历来计算，溥仪依然举行各种传统的仪式。1923年，溥仪任命王国维做“南书房行走”，工作包括对宫殿里的珍宝进行分类。整整一年，王国维住在这清朝的最后一个角落里，研究古画、封尘的卷轴、还有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后长满了铜锈的青铜器。1924年，一个军阀终于逼迫“皇帝溥仪”放弃了他的宫殿。不到3年以后，王国维终于意识到，清朝帝国是一去不复返了；他就在前清庭建的颐和园里投湖自尽。他去世以后，一个学者朋友写了篇悼文，里面写道：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呈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20年代后期，考古学终于让疑古派和拥古派走到了一起。疑古派对考古这个学科本来就很有兴趣，他们指出，甲骨的挖掘过程并不科学。这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都在奋力呼吁，要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思想；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这样的呼声就传遍了中国大地。及时是拥古派的人支持考古学，他们希望能挖掘出能证实商朝存在的确凿证据。1928年，新建不久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选择了安阳作为中国第一个考古遗址，组织人们进行系统的挖掘工作。
当时的学者们知道，国家正处于危难时期，留给他们的时间也许很短。从表面上看，国民党政府统治着中国，然而威胁的力量无处不在：北方有那些残酷无情的军阀，内陆地区是永于献身的共产党人，而日本人已经入侵了东北。随后的10年，中国大地上风云变幻，安阳的挖掘工作同样进行得飞快。1928年，勘探队在洹河的西岸发掘了784件刻字的甲骨。同年，日本人暗杀了一个北方的军阀，正一步步争取满洲的军事控制权。国民党政府正式在南京建都，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开北方的混战。在国民党的打压之下，年轻的毛泽东率部逃往内陆，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的基地。
相似的故事继续着，一年又一年。1929年：考古学家在安阳挖掘出刻字的象牙、动物骨头和龟壳。1930年：共产党的武装势力占据了长沙10天。1931年：日本人完全接管了满洲。考古学家在安阳发现了大象的下颌，以及鲸鱼的肩骨和椎骨。鲸鱼的发现令人惊叹，离安阳最近的海也有几百公里。1932年：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同意在新建的满洲国“登基”）——他只是日本人的傀儡，日本人在长春的假宫殿内安插的假皇上。一年后，面对着国际上的批评反对之声，日本人退出了国际联盟。
1934年，考古学家在安阳挖掘出四座大型陵墓，这些陵墓很可能是属于商朝国王的。到处可见有组织的活人陪葬的痕迹：一行行头盖骨，一副副整齐排列的骨骼。此时的中国南方，在国民党的打压之下，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被迫离开江西，开始四处奔走，日后这段行程被称为“长征”。1935年，安阳勘探队组织了中国考古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1天雇用400个农民。那一年，他们挖掘出10座皇家墓陵和1000个坟墓。更多的头盖骨，更多的骨骼。还有甲骨和青铜器。长征在江西结束。
未来10日无灾。
今晚无灾。
甲骨文的时期横跨了不到两个世纪，大概在公元前1045年结束。从甲骨文的记载看，那段时期的时间观念很强。商朝有严格的历法，其中有不同的纪念日，纪念不同的祖先。那时候，骨头被烧裂，献祭在进行，文字刻写在龟壳上。每当皇室家族的一个重要成员去世，商朝历法上就增加一个特定的纪念日。一代代人过去，历法上献祭的纪念日也一天天地增加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历法预言了3000年后共产党人统治北京时发生的事情：敏感日期的不断递增。
商朝的记录中，早期的刻文更为详细。通常，这些记录反映了商朝统治者的恐惧：敌对部落的名字，皇族出现的疾病的描述，庄稼和天气出现的问题。商朝的仪式反映了其皇室的架构，而在甲骨文中还可以找到很多不同巫师的名字。有时候，一片甲骨上既刻写了对未来的预言，同时也记下了预言的实现与否。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细节性的描述越来越罕见了。在较后期的甲骨文中，记载通常非常简单，且囿于形式：“未来10日无灾。”甚至连刻写的字体都改变了：早期刻写的文字很大，且不规则；而后期刻写的文字小巧紧密，整齐划一。这让人感觉到，随着一代代人的流逝，商朝的仪式已经逐渐固定了下来。历史传承到商朝最后一任皇帝手里时，历史已经那么漫长：他为商朝皇室的建立者汤举行献祭仪式，而此时与汤的年代至少隔了有22代人之久。“未来10日无灾。”这句话像咒语一样，在随后的甲骨文记录中反复出现。其实，当时的商朝肯定陷入了与敌军的战争，不久以后，它就被邻近一个叫“周”的部落所征服了。然而，直到最后，甲骨文的记录仍然一成不变；没有任何的文字记录表明，商朝文明正处于危险之中。“未来10日无灾”。
1936年,安阳的春季挖掘计划本来安排至6月12日结束。6月12日下午4点，在一个标记为H127的坑里，挖掘者惊奇地发现了一大堆的龟壳。在1个半小时内，他们挖出了大概3000片甲骨。这次挖掘由年轻的考古学家石璋如带领完成。
一年以后，石璋如将不得不和其他人一起，离开安阳。1937年12月，日本人会占领首都南京，杀戮几万平民。国民党政府逃亡到内陆，最终在长江边上的城市重庆建立一个临时政府。考古学家们则走上流亡的道路，把在安阳发现的大部分重要文物转移到别的地方。他们护送着这些古代的珍宝，坐火车，坐轮船，又搭乘卡车和货车，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在打败了日本而共产党的力量崛起之后，国民党最终将再次逃亡，这次的目的地是台湾。很多考古学家会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携带着大批的甲骨和其他文物。
然而，在1936年6月，这一切仍是未知。关于当时的情形，石璋如的日记里是这样描述的：我们自然是把挖掘工作推延了一天，以为一天时间就足够完成挖掘和整理工作，然而那些文物的数量是如此惊人！结果，事实比小说更为离奇。勘探发现所带来的快乐，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期待！H127里的文物与其他挖掘点不同，没有出现好坏相杂或是凌乱的状况；刚好相反，所有东西都堆放得整整齐齐。显然，我们必须采用一种新的挖掘方法和记录了。
考古学家和雇来的农民一起，用了4天4夜，挖掘了大量龟壳和泥土，重达3吨，包括了1万7千多片甲骨；是迄今为止同一地点出土甲骨数量最多的。当地还没有修路，工作人员用铁丝把这些文物绑在一块块木板上。他们把文物运到了火车站，随后一辆火车飞驰往南京。
石璋如的日记里还有另外一个细节：
与这些记录文献一同出土的，还有一具人体骨骼。
地下之城：安阳
?? 地下之城
北京，现代化的首都；安阳，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摇篮。从北京到安阳这座城市，需要坐6个小时火车。我坐在窗户边上，有时不禁发起呆来，窗外的景色就像墙纸一般富有规律：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这种千篇一律的景象也并非什么新鲜事。1981年，美国的历史学家戴维.凯特利搭乘火车前往安阳。随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家人：“这儿的土地基本上是平坦的，景色单调，村庄与村庄之间看不出什么两样……上等人的庄园，豪华的大厦，英格兰和法国式的漂亮房子，为何会无影无踪？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个社会并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产生贵族阶层？”
从时间长河里再往前回溯，一切依旧：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1930年，有个叫理查德.道森的外国人住在此地，他写道：“河南没有历史。”今天，这样的评论看起来显然是失当的，这片区域已经发掘了大量的商朝文物和墓碑。商朝创造了目前已知的东亚最早的书写文字，这些文字刻写在骨头和龟壳上——按照西方的说法，叫做甲骨文。如果历史可以被定义成书写的记录，那么河南的这片区域就是历史开始的地方。
1880年，一个叫詹姆斯.哈里森.维克逊的美国人写道：“从中世纪以来，这个地方的学术发展就成了一潭死水，停滞不前。”他补充道：“他们基本的历史，可以用短短的几章就写完了。”他的评价，显然是西方视野的，追求发展轨迹和不断进步。按照传统的观点看中国的过去，既没有罗马帝国的崩解，也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国历史上缺乏这些与西方历史关键转折点相似的事件。相反，中国的过去，就是一个皇帝退场，另一个皇帝登台；一个朝代结束，另一个朝代开始。历史就是不断重复的墙纸。《真实的中国印象》(A Truthful Impression of the Country)是一本西方人写中国的游记分析，作者尼古拉斯.克利福德的笔下，呈现了19世纪的外国人看中国的眼光：“中国的过去比西方悠久得多，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不过，过去并不等于历史。中国的过去没有真正的叙事，有的只是一个个不知真假的故事罢了。”
在安阳一个叫“洹北”的考古遗址里，一队男人正在地里工作，为安阳的地下之城绘制地图。这座地下之城出现的时间一直追溯到公元前14和13世纪，那时候，商朝文明大概是处于最鼎盛的时期。如今，商朝的遗迹埋在土地下面，通常有5英尺到8英尺深。当地的农民世代耕种庄稼，好些世纪过去了，也没有人意识到，有整整一座城市在地下静静等待着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随着时间的流逝，土层也在慢慢地加厚。这个地方与洹河接壤，周期性的洪水把大量的泥土冲积到这片土地上。这儿还有黄土；黄土产生于戈壁或西北的其他沙漠，是一种细而干的颗粒，很容易被风吹起。几个世纪以来，一层层黄土被风带往南方，最后在安阳这样的地方重新沉积起来。在中国北方，有6深达600英尺的黄土地。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考古学家们致力于寻找山脊和土丘，它们是肉眼能看见的标志，标志着很有可能会出现被掩埋的古建筑。然而，在这里，肉眼的观察是不够的；放眼望去，安阳的土地只有一片平坦。在地里工作的这一队男人，由一个年轻的考古学家带领，他的名字叫荊志淳。荊志淳告诉我，在这样一个地方进行勘查研究工作会有怎样的挑战。
“你必须要用动态的角度去观察这里的景象，”他说：“你必须要看到这片土地是怎么一天天演变的。这个地方和3000年前的景象应该截然不同。我们观照人类社会，必须有三个维度；不能光靠表面的东西。我们必须加上另一个维度：时间的维度。你可能四处观望，却什么也看不见；而实际上此地就是这片地区的第一座城市。如果你的观察不加上时间的维度，你就什么也发现不了。”
勘查队雇了当地的农民，他们用洛阳铲进行挖掘工作；洛阳铲是中国考古的特色工具。洛阳是古代中国许多的旧都之一，那儿的盗墓行业发兴盛，盗墓者不断在实战中改进，以致进行了技术上的创新，发明了洛阳铲：把管状的刀刃切成一半，呈汤匙状，安在一根长竿上。如果你把铲子垂直插入地里，轻轻地转动它，你就会挖出一堆果核状的泥土，直径不到两英寸，大概有半英尺深。继续把铲子插回原处，转动它；重复这个动作10几次以后，原来的洞就会变成一个小小的通道，大概有6英尺深，甚至可能会挖得更深，带来了地下更深的一堆堆果核状泥土。当这个小通道足够深入的时候，挖出来的泥土可能会看到一些瓷器、骨头或青铜器的碎片，或者是一些捣实的土，是古时候建造房屋使用的。
盗贼们造出了洛阳铲，不过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却完全由于其他目的而用了这个工具。一个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可以从土地深处挖出一铲泥，细细检查泥土里的成分，从而判断他脚下的这片土地到底是一面掩埋的古城墙，还是一座陵墓，还是一个垃圾坑。对这些考古学家来说，挖出来的泥土反映了地下深埋的内容，就像看一眼就认得的文字一样。
好些年来，荊志淳和其他人一直在读着洹北的泥土。开始他们是做分类的勘探调查，在这片土地上挖下一个个洞，察看有没有古建筑的痕迹。一连串的随机挖掘，却发现了一整个庞然大物： 宽20英尺的捣实的泥土，就埋在地下6英尺的地方。他们勘测了这个地下建筑，发现它像箭一般的笔直。他们随着这个庞然大物穿过种大豆的田野，一路上留下了更多的小洞和果核状的土堆。300码，3000码，更多的洞，更多的土堆。忽然，延伸结束了，他们发现了一个90度的拐弯：这是个转角。此时他们意识到，这个东西应该是一处定居点的城墙，于是他们继续追踪城墙的边界和城内的其他建筑。他们要绘制地图的这座城市，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亲眼见过。
这是考古的初始阶段；结束一路的挖洞以后，他们就要开展更为广泛的挖掘工作。不过，荊志淳从来不急于求成。他故意放慢工作的速度。荊志淳今年37岁，待人友善，不时飞快一笑。他的脸呈简单的几何形状：圆圆的脑袋，鼓鼓的双颊，圆圆的眼镜框。他在南京长大，却是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的考古。他的学养广博，有时候会让我感到吃惊。我们常踏着地下之城漫步，有一回，他告诉我，不要以政治的眼光把商作为一个朝代来看待。
“很多人说起商朝时，总给人留下商朝是个庞大帝国的印象。”他说：“他们把那个古代的国家看成了现代的国家。到处都发现了商朝的遗迹；每发现一处，人们就想，嗯，这儿也是商的一部分。然而，你必须要把文化影响和政治控制区分开来。我认为，从政治实体而言，商实际上是个很小的国家，不会超过三个河谷的范围。不过，它的文化影响则大得多。这就好比说，我在这儿买了麦当劳，你不会说我是在美国。这就是文化。”
在秋日的阳光中，地里的农民们汗流浃背。他们追踪着那面看不见的地下城墙，手中的铲子上下挥动，连成了一道歪歪扭扭的线。他们挖一个洞，走几步，再挖一个洞。如果你并不知道地下之城的存在，而只是远远地看到他们，你会觉得这看起来就像一个毫无意义的仪式：手拿铲子的农民列队走过干旱的土地。一个洞，走几步，又一个洞。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一个洞，走几步，又一个洞。
城墙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地下之城和地上的那一部分岁月累积而成的安阳，两者无法截然分离。人们也许把商朝的遗址想象成一个静静躺在地下的整体：有城墙，还有城墙内的各种建筑。是的，有可能那些甲骨就埋在这儿，耐心地等待了3000年以后，才来诉说它们的历史。然而，在地面以上，是一整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现代的建筑，有各种的机构，还有土地使用的权限。如果考古学家想要挖掘一片土地，他们必须首先和现在占据这片土地的主人进行协商。
幸运的是，这儿大部分地区都是农田，种的是大豆、玉米或大麻；对考古学家来说，与当地农民谈妥通常比较容易。然而当代以来，许多新的权威机构也在这儿留下了足迹。1930年代后期，这儿仍然被日本人占领，这些入侵者建了个机场，水泥的飞机跑道如今仍然横穿过这片土地。后来，在共产党人掌控了中国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飞机场旁边建了个军事基地。再后来，“改革开放”开始了，原来那条旧的飞机跑道被改做了私人飞行训练学校。讽刺的是，如今这个私人飞行训练学校的客户大多数是日本人，他们跑来这里学开飞机的原因，是因为这儿收费比日本国内便宜得多。不过，对日本飞机师来说的“便宜收费”，对考古学家而言却不然。当地的勘探队要避免在机场进行大规模的挖掘工作，谁要用洛阳铲在这上面挖洞，就得花上一大笔钱，才能取得飞行学校的同意。
在安阳，在中国任何的地方，今天的控制权与过去紧紧相连。当考古学家刚发现地下之城的城墙时，他们随着城墙延伸的方向一路搜寻，径直来到了解放军军事基地的外墙前。这是两道城墙：一道来自古代，一道建于现代；一道横穿地下，一道屹立地面。此时，现代的城墙占据了上风。考古学家暂停了勘探工作，向军方递交了申请和各种文件，还有绘制的地图。大概一个月时间过去了，考古学家们才取得了进入军事基地的许可。他们终于走进军事基地以后，便继续耐心地用洛阳铲挖洞。商朝的城墙斜斜地横穿军事基地，仍然像箭一样笔直。考古学家们随着它来到了军事基地的另一面外墙之前，商朝的古老城墙继续笔直向前延伸，坚定地离开了人民解放军的管辖范围。
地下之城的城墙呈长方形，它围起来的区域占地面积将近两平方公里。荊志淳和其他的考古学家们仔细考察了整个建筑，发现这座城墙是没有剪完的；很多地方只是建起了一部分而已。这个古老的定居点可能是被人们所抛弃了；可能居民们又搬去了别的地方。
“最终，我们发现的这些信息会留下各种线索，帮助我们找到事物的起因：为什么在这儿建城？为什么没有建完？”荊志淳说：“为这座城墙，我们画出了六幅不同的剖面图，也没有发现任何一段城墙是完全建好的。他们只是刚刚建好了城墙的基部。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想这大概是座未完工的城市。”
今夜你并不寂寞
注：艾米莉是作者何伟在涪陵任教时的女学生，她的故事在《一夜之城：深圳》章节里曾提到。
每天夜里，工厂宵禁以后，艾米莉都会听着收音机逐渐入睡。在那家首饰厂，她和其他三个女人同住一间宿舍；晚上，她们都坐在艾米莉的床上，全神贯注地听着电台的节目。她们在工厂里做的是文书工作，比生产线上的普通工人住宿条件要好，那些女工一般是10个人一间宿舍。不过，她们晚上收听的都是电台的同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叫做“夜空不寂寞”，据说每天晚上收听“夜空不寂寞”的听众有1百万。女主播胡晓梅可能是深圳这座一夜之城里最出名的女人了。
对艾米莉和她的同事们来说，胡晓梅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这个女主播的日常生活，有些细节已经被深圳杂志所披露：她年近30岁，起初来深圳也是做工厂女工。她身材不高，相貌也不是格外出众。她很少在节目里说自己的私生活，偶而说到的时候，也是含糊带过。不过，对于像艾米莉这样认真的听众而言，这些信息已经足够让她得出一些结论了。“我知道，肯定有个有钱人曾经爱上了她。”艾米莉有一次告诉我说：“她可能考虑过要不要接受，不过最后她没有选择和这个有钱人在一起。虽然，和有钱人一起会让自己的生活过得舒适得多，但她还是决定要靠自己闯出一片天地。如果她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她就不会像今天这么成功了。”
虽然胡晓梅极少提起自己的私生活，她却有一种天赋，能把别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夜空不寂寞”是一个听众打来热线电话的直播节目；很多听众都是外地来深圳的移民，用工厂宿舍的电话打给电台。有些人打电话去聊自己工作上的烦恼，有些人是说自己家里的事情，不过大多数人都是讲述自己的情感问题。这个打电话的他可能是担心他留在村子里的情人，而另外一个她讲的是她不堪回首的分手过程。有时候，有人反复地打进热线电话，他的故事就不断展开，可能会持续一整周。在这个城市里，所有的工厂宿舍看起来一模一样，工人们的作息时间表安排得极为紧张，而电台里的故事听起来却有着无穷无尽的可能。有个最为离经叛道的故事，给艾米莉和她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个30多岁的女人打电话过去，说她有许多次的一夜情。她常常去酒吧，勾搭上某个男人，然后跟他回家。她不想再这么干了，她想找一段稳定可靠的恋情。不过她仍然没找到她的真命天子。胡晓梅没有批评这女人的做法，她只是倾听这女人的话。”
艾米莉认为，这正是女主播胡晓梅最了不起的地方。“她不会贸然下结论。她会细细的分析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再做出判断。”胡晓梅有时说的话会非常尖锐、不留情面，她还会及时地给出具体建议，不过她同时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安静地倾听。女主播的声音低沉而沙哑，说起话来语速很慢。她从来不会表现出生气或沮丧的样子。很多打电话去的人属于同一类；那些年轻女人为婚前是否应该和男朋友同居举棋不定，想听取她的建议。在中国的内陆地区，这样的事情通常不会发生，因为来自家庭的压力非常大。然而，来到深圳的年轻人有了更多的自由，只要他们没有被做工工厂的宵禁所限，他们就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很多思想传统的人会说，年轻人不应该同居。不过，如果打电话的年轻女人听起来足够成熟，她已经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胡晓梅会说两个人同居是可以的。”
1999年末，艾米莉已经在首饰厂上了两年班。那一年她23岁，已经是她所属部门年纪最长的女性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艾米莉逐渐弄清了工厂里的社交动态，包括不同工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台湾老板这个人的本质。台湾老板仍然追逐着厂里的漂亮女性，所有人都知道他经常叫鸡。不过艾米莉看穿了他，这只是个懦弱的男人。艾米莉一点儿也不怕他。
艾米莉工作到第二年时，工厂里所有湖南籍的工人联合起来罢工，要求老板给他们更高的工资。在工厂的世界里，地域性的关系是很有力量的；工人会为新来的同乡们介绍各种工作生活的情况。有时候一整条生产线的员工，可能都出自同一条村子；在工作的地方，他们说着自己的家乡话，其他人都听不懂。有些管理者会避免请来太多来自一个地方的人做工。当艾米莉以前找工作的时候，时不时会在招工点看到这样的告示：不招四川籍工人。不招江西籍工人。
在艾米莉工作的工厂,有20个湖南籍的工人，几乎都是男的，好些还有亲戚关系。他们都在生产线那一层工作，还未熟手的工人在那儿一小时赚12美分。他们只有在紧急订单下来、要超时工作的时候，才能赚到足够生活的薪水。
那些湖南人静静筹划了哈几个星期，然后他们在一天之内同时请假，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是家里出了急事。他们把正式的告假信拿到艾米莉的办公室，艾米莉把信交到台湾老板的手里；此时的老板不知所措。如果所有的湖南籍工人请假离开，工厂的生产就会立即陷入停顿状态。老板到隔壁的工厂去取经。隔壁也是一家首饰厂，那儿的台湾老板要更为能干，他清楚那些外地工人的心理。他来到艾米莉所在的工厂，与湖南籍的工人交谈。首先，他倾听工人们抱怨的情况，从中认定这次“罢工”事件的几个带头人。随后，他花了些时间，批评了工人们这种鲁莽的做法。最后，他私下向那几个带头人承诺，会给他们和他们的亲戚加工资。
每个人都回到了工作岗位上。有些人仍然是拿着1小时12美分的薪水。下一年，老板逐渐地裁掉一些工人；有些工人自己辞职不干，老板选择替代人选时也很谨慎——最后，工厂里再没有一个来自湖南的男工人了。
文书这个职位的流动性也很大。做这份工作的人都受过一定教育，这些20多岁的女子有太多事情要考虑了：究竟要不要结婚生子？究竟要不要回家乡去？她可能会找一份新的工作，甚至自立门户做起生意来。艾米莉写给我的信里常常说起这些人事变动和新的机遇：
露露可能要辞职了，之后她要自己做生意。她的公司只有她一个，公司名字会叫作“芊芊首饰”。陆云等待着她变为我们公司第二把手的那一天，到时候除了老板以外所有人都要听她的。等到所有的老员工——包括我和露露都走了以后，陆云等待的那一天就会到来。除了我们三个以外，还有一个叫何金花（音译）的女生也在这儿干活，做会计。不过她应该干不长，她家里人要帮她在湖南老家找工作，还有找老公。
对艾米莉来说，陆云是个神秘莫测的人。开始艾米莉给我写的信里，形容陆云是个“心地十分善良”的人，不过渐渐地艾米莉改变了想法。她发觉，陆云会在同事背后捣鬼，暗地破坏大家的关系；还常常在老板面前谄媚地说好话，背地里却狠狠地骂他。工作一年以后，艾米莉很想知道陆云到底关心什么。那个女人看起来完全自有一套。
有一天晚上，艾米莉躺在宿舍的床上，照例听着胡晓梅的电台节目，一个打通热线电话的女子格外引起了她的主意。那一个星期，那女子又打了好几回热线电话，慢慢地，艾米莉意识到这个人的声音为何对她格外有吸引力。她讲的故事让艾米莉联想起陆云：
“她说她受过小学教育，刚来深圳时在一家工厂做女工。后来她又去别人家里做佣人。那时候她觉得其他人都看不起她，因为她来自农村。她开始自学。最后，她为了拿到一个专科学院的文凭，参加了它一系列的自学考试。由于种种原因，她没有完成所有的考试，于是她用钱买了一张假文凭。假文凭这种东西如今你上街就能买到。她确实买了假文凭，不过她也确实学习很刻苦。她本来就有那张文凭的水平。
有了新的学历，她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她工作非常认真，职位也越升越高。不过，她时不时会做些事情，确保其他同事没有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如果一个低级员工升了职，她就会想法子使些招数，让她没办法再升上去。她很坦白地说出这些事情。她说她只有在感到自己的地位被别人威胁时，才会这么干。其他时候她对公司里的所有人都很好，大家也很喜欢她。他们并不知道她藏了什么心眼。
她也讲到了自己的家庭。她说她常寄钱回家给父母，也写信给他们。该做的她都做了，不过她心里并不爱她的父母。她一点也不想管他们的死活。
她打热线电话去电台，并不是像其他人一样寻求建议，只是因为她有倾诉的欲望。她讲完了自己的故事以后，胡晓梅问道：‘你不怕其他人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吗？’那个女孩回答说，其他人永远都不会知道她的心思，她太善于隐藏自己了。她还说，对于自己做过的事情，她从来都不后悔。
她挂了电话以后，胡晓梅评论说，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她说这个女人的心肠太坏、冷漠无情，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无法拯救她。”
实际上，艾米莉和她父母的关系，并不如她所期待的那般亲密。她的父亲是个很有造诣的数学家，在涪陵教师学院是拿最高等级工资的教授。他去过两次美国，为学术会议做论文报告，这种经历在涪陵这种小地方是非常罕见的。不过，即使是这么成功的往事，在中国的过去，可能也只变成惨淡的阴影罢了。艾米莉还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一次，她写了一篇英文的文章，里面讲述了她父亲的背景：
“我的父母像我一般大的时候，整个国家正处于一团混乱之中。当时的社会政治为先，知识分子被认为有向资本主义靠拢的嫌疑，被下放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我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就被下放到一个煤矿，工作了八年。”
那个煤矿位于涪陵南面的深山之中，毗邻贵州省的边界。很多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情况，都会感到绝望；不过艾米莉的父亲是在农村长大，他只是想方设法让自己好过一些。他在煤矿的时候，不断向组织申请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总是遭到拒绝。和艾米莉一样，他的脸宽宽的，颧骨很高，眼睛显得很友善。他的身上流露出一种安静、沉着的气质；无论人们是否受过教育，与他相处都会感到舒适而自在：
“我觉得，他在煤矿工作的那些年，生活过得并不是太苦。那儿的人们都很尊敬他，给他安排了个相对轻松的工作，让他做会计。即使到了现在，他的故事还被当作奇迹在当地的工人中流传：人们说他只是看看账簿就能算出余额。”
艾米莉出生在1976年，当时她的父母还在矿上工作。那一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随后政府允许她们一家搬回涪陵。在涪陵的家中，挂了很多毛主席的画像，还摆着他的塑像，艾米莉和姐姐、还有比艾米莉小两岁的弟弟，都在那儿长大。1980年代中期，艾米莉的父亲终于加入了民盟，民盟是中国9个合法的政党之一。在涪陵，知识分子似乎都愿意加入民盟；不过这个组织像中国其他所有的政党一样，都得服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这些党派没有什么影响力。”有一回，艾米莉对我说：“我父亲说，每次共产党说了什么话，民盟马上就会附和。不过，在民盟自己的会议上，他们会说说自己的想法。他们不能公开地说这些话，不过至少可以在内部说一说。”
当艾米莉还没长大的时候，她的父亲从来不跟她谈政治。艾米莉相信教科书上说的每一句话。她相信共产党版本的历史、政治和时事。而她在学校用的空白练习本，甚至都不是全然空白的。每一本练习本的封底，都印了两句话：
台湾、苏联和越南通过电台散布谣言和假话。我们强烈呼吁大家不要听敌人的讲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主席的画像和塑像都从艾米莉的家中消失了。偶尔，艾米莉的父亲会说出只言片语，透露出他并不同意当局的态度，但他从来不会长篇大论地发表这样的观点。对于艾米莉来说，人生的转折点是在大学时期。她对于英语系里某些官员的受贿行为感到非常厌恶，并且她还觉得，学校制定的很多规定，都是为了阻止学生自由思考和提出疑问。她不喜欢刻板的宿舍生活；读大学的头一年，她就向学校提出申请，要求回家住。她是班上唯一一个不住宿的学生。毕业以后，她写了一封信：
“我讨厌政治上那些冠冕堂皇的话语，因为我曾经对那些话信以为真。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逐渐展现在我眼前：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我的父亲在五十几岁时才意识到这一点，我想，他应该比我要痛心得多。”
艾米莉的父母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在不同的时代，往相反的方向渐行渐远。艾米莉父母年轻的时候，变革推广到农村，那时候共产党正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一波又一波的试验。20年以后，艾米莉和她的姐姐迁徙到了城市；她们去的不是普通城市，而是深圳这一个“经济试验室”。两代人参加的试验截然不同：上一代人是政治上的试验，而这一代人是经济上的试验；第一代的试验是全国性的，而第二代的试验实质上是从一个个人、一个个私人决定开始的。
于是，父母自身的经历无法给他们的孩子提供什么指导。艾米莉想起父亲的事，就会意识到，她父亲的职业生涯基本是由别人的决定掌控的。“我想父亲会有遗憾。他有些同班同学出了国，或者做了一番很成功的事业。父亲知道自己错过了一些机会。”而艾米莉的父母却觉得，艾米莉和她的姐姐常常很任性。艾米莉读大学时和黯逆(Arny）拍拖，开始她妈妈是不同意的。“我妈说，我年纪太小，不应该交男朋友。我对她说，你结婚时岁数比我现在还小呢！她就说这是不一样的。”
不过，这种代沟对艾米莉的弟弟而言，似乎是最难适应的。艾米莉的弟弟极其聪明，他继承了父亲的数学头脑，但他的性格非常害羞内向。这个年轻人进了大学，读的是计算机系，但他后来退了学。他更喜欢读哲学和宗教的书籍，有一段时间，他迷上了法轮功。他常常说，他讨厌钱这个东西。他到21岁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工作过，仍旧跟父母住在一起。他的时间大部分用来下象棋，他的棋艺非常棒，简直出神入化——在格子棋盘上，他找到了一种符合逻辑的和谐。有一次，他跟艾米莉说，如果她读一些孟子的书，她就会变得更漂亮；因为真理会在她脸上散发光芒。艾米莉不知道如何回应。家里人考虑过，要不要送他去接受心理治疗。当我问起艾米莉的弟弟时，有一次她回答说：“我弟弟是现代化的牺牲品。”
艾米莉呆在深圳的头一年，她的姐姐继续迁徙，在浙江省找到了工作。很快她的姐姐就结了婚，然后父母开始为艾米莉担忧起来。艾米莉觉得这很可笑：“当我和黯逆在一起时，他们觉得我年纪太小了。现在，他们却觉得我年纪太大了！”1999年8月，艾米莉的父亲去了一趟深圳，头一回与艾米莉的新男友朱云峰见面。朱云峰只上过一年贸易学校，如今在一家生产电炉、高压锅、电饭锅和其他厨房电器的工厂里工作，是生产线上的主管。
父亲的态度让艾米莉知道，父亲原本期待她会找到更相称的对象。不过，父亲并没有试图让她改变主意。艾米莉的父亲不是那种霸道的角色，生活也教会了他如何接受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其实他的女儿也还未决定要不要嫁给朱云峰，甚至根本还未决定“结婚”这件事。“我不喜欢举行婚礼。婚礼上总是有很多人，他们一点儿也不关心你怎么样。他们只是要来看看，和你结婚的那个傻子是谁，婚礼的各个细节准备得怎么样。他们来参加婚礼，只是来看看你有一个怎样的婚礼罢了。”她从来未打算就这些事情征求父母的意见。当她考虑到这些私人问题时，更多的是打开收音机听取胡晓梅的建议。
这个电台主播成了艾米莉在深圳的守护神。每当艾米莉谈起道德问题时，她都会提及胡晓梅的建议，似乎女主播开的是万无一失的灵丹妙药。有一次，当我们谈到深圳未婚同居的情况，艾米莉委婉地提醒我，不要直接地向人们提出这种问题。“在这儿，我们不会公开问这样的问题。”她说。“比如说，胡晓梅就建议，如果你和一个男人同居，你不应该告诉别人。这会影响到人们对你的看法，特别是以后你要和这男人分了手。绝口不提是最明智的。”
在我和艾米莉的几十次谈话中,反复出现的词就是“胡晓梅、胡晓梅、胡晓梅”。最后，我终于和电台取得了联系，约了一次对胡晓梅的访问。访问之前，艾米莉给我做足了功课，她向我描述了那些热线电话中最为有趣的人物，那些让她在宿舍感动至深的故事。她还再次提醒我，胡晓梅喜欢过一个有钱人，不过他们在交往中出现了问题。
这个电台女主播个子娇小，五官小巧，有一头黑色的长发。她不停地抽着卡普里的薄荷烟。我们在深圳市中心一间四川饭店见面，约在一个单独的包房内。她带了另一个客人来，她介绍说这是她的朋友，对美国记者很感兴趣。那个年轻男人有一点发胖，留一头长发——在中国，这是艺术气质的明显标志。那男人安静地坐着，听我们的谈话。
胡晓梅说她自己是“夜猫子”。我们那天吃晚饭的时间已经不早了，而她的一天才刚刚开始；她的电台节目安排在11点直播。胡晓梅告诉我，她对美国文化很感兴趣，不过她并不会说英文。她喜欢雷蒙德.卡佛的故事，她读的是中文译本。（“可以从这么个微小的细节里展开这么多的故事！”）在饭店里，胡晓梅讲述了她来到这个一夜之城的故事。
她在江西的一个小镇长大，那儿以开采煤矿著称。她的父母是初级的采矿工程师。他们的生活不算贫穷，但赚的钱也不多。她从小就想离开那个地方。“我是个很内向的人。我习惯自己跟自己说话，还想象自己是在做电台节目。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我真有机会做电台节目，我会有很多东西想要说。”
1992年，胡晓梅20岁，移居了深圳。她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矿泉水厂干活，那时候她每月的工资是70美元。晚上，她经常收听电台的热线电话节目；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节目逐渐在全中国风行。有一天晚上，她终于打进了热线电话。她没有像绝大多数打电话的人那样，是要征求别人的建议，她只是想和听众说话，说自己那个要成为电台主播的梦想。她是个很善于讲话的人，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后，她留下了自己的工作地址和电话号码。
“我打过电话的第二周，就收到了好几摞的信件，还接到了100多个电话。”胡晓梅回忆道：“不过那家矿泉水厂把我开除了，因为我偷用了公家的电话。所以我失业了。我把所有的信件捆成一堆，拿着它们去了电台。电台的人问我想做什么，我说我像成为这个热线电话节目的主播。他们说我年纪太小了。那年我只有20岁，也没有任何相关经验。不过，其中一个电台的长官决定给我一个机会试试。当时我跟他说，我只有20岁，还不了解很多事情，但是很多听众却都跟我一样，所以可能我能够了解他们，能和他们沟通。”
她记得她第一次上电台节目的日子：1992年12月22日。不到8年之后，“夜空不寂寞”成了深圳最受欢迎的电台节目，胡晓梅本人最近刚出版了一本书。她说，每晚听了那么多的故事，这个节目让她逐渐成熟了起来。她认为深圳对女人来说，是个特别不容易的地方。这儿的离婚率要比内陆高，生活也没那么稳定。“这儿的压力更大，因为拥有了自由。”胡晓梅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想法很重要，也没有人会关心你的私人生活。这跟内陆的情况很不一样，在那儿，你的父母会告诉你该怎么做。这儿你拥有了自由，但正是这种自由带给你压力。”
她提到自己的婚期，说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她结婚算晚了。她打算明年结婚，到时候她就30岁了。她提到结婚的事以后，我就问起了关于她未婚夫的问题，这时她忽然沉默了下来。“他喜欢写作。”过了一会，她温柔地说：“他现在可能还不算成功，不过他是一心一意地做这件事的。我觉得这就够了。我们关心彼此。”她又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道：
“我不喜欢用这个社会的标准来作为我自己的标准。我曾经和一个很有钱的人拍拖，他是深圳的一个大开发商。他关心的事情只有他的生意。有一次，他在一栋新楼前安了几只巨大的石狮子，然后用80万元的价钱卖给人家；本来那些石狮子就值20万元。用四倍的价格把一个东西卖出去，这就算得上成功了吗？”
她点上了另一根薄荷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不管怎么说，”胡晓梅说道：“他也不喜欢有些人知道他，只是因为他是‘胡晓梅的男朋友’。”
过了一年，当我再次经过深圳的时候，我和胡晓梅又吃了一顿晚饭。我们是打电话约的，当时她跟我说，她会带着新婚的老公赴晚餐。
我走进餐厅，看见一个男人陪伴着她——那个人稍稍有点发胖，留一头长发，就是第一次采访时陪她来的那一个。胡晓梅看着我，有些羞涩地笑了，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还不想告诉你我和他的关系。”
1999年冬天，艾米莉经常打电话和写信给我。圣诞节前，她寄了一些她工厂的样品给我，是一些白、蓝、粉红颜色的塑料珠子做成的手镯，装在密封的袋子里。艾米莉说，我可以送给美国的姐姐。
不过，她的来信则要阴暗得多：“我恐怕不能再写信给你了，最近我的睡眠很差，常常头痛。”
她埋怨工作每天都是例行公事，让人麻木。她也担心自己的不快乐会让朱云峰伤心。她在信里写道：“坦白说，我的男朋友很聪明，对我也很好。他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从这种莫名的消沉情绪中恢复过来。我正在努力。”
艾米莉总是对自己很苛刻。我写了一些涪陵教书时候的事，其中有些是关于艾米莉她们班的，我把那些文章发给了艾米莉。她回信说：
要谈到我自己，我觉得这是个最难以说清楚的话题。你似乎比我的大多数朋友要更为了解我。在那些朋友眼中，我只是一个温柔可亲的女孩。不过，对于自己是不是你笔下的那个品格高尚的人，我尚没有什么自信。是的，我喜欢独来独往。不过我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不擅于和别人交往；我不会分享他们的欢乐、悲伤，也不会彼此关怀。
我做老师的时候，会注意到一个现象：那些最优秀的女生常常会被一种孤独感所困扰，而男生中基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大多数情况下，男生都没有女生那么成熟，即使是最为出色的男学生，也喜欢和别人一起胡闹和开一些粗俗的玩笑。像威利这样的学生毕业之后会迅速成长，然而很多女学生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很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了。
在我当初教书的地方，英语系大一最优秀的学生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孩，她和同龄人格格不入。亚当教过她一些课，她常常在课后去找亚当交谈，锻炼她的英语能力。那一年暑假，她回到了家乡，从一栋桥上跳了下去。亚当和我对她的死所知不多；她班上也没有一个和她亲近一些的同学。在中国，女性比男性自杀的数量更多，而自杀女性占女性人口的比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这个数据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都要高。很多这样的自杀案例发生在农村地区一些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女性身上。她们并不属于贫穷的人；如果一定要找出什么原因，大概是她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瞥见了更美好的生活，那种无法实现的梦想让她们绝望。艾米莉读书的时候，她们班的同学都很喜欢她。尽管她自己常常有一种孤独感，但她却是受人欢迎的。不过，她去了深圳以后，我就有些为她担心。2000年初，她已经变得满腹怨言了。有一阵子，她跟我说想和朱云峰一起做生意，卖车床车削，不过由于要很多的投资，她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她觉得自己被工厂和宿舍之间的生活困住了。她在一封信里告诉我说，她如今每个月挣230美元，是刚工作时工资的一倍。不过，收入的增长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
我不喜欢我的工作。我有时候会头疼，工作时常常犯错误。虽然我的工资一直在涨，但我对这份工作已经失去兴趣了……
你知道有哪些工作既有趣、又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的吗？我想找一份这样的工作。
我每次到深圳去，都尽量在关内和关外都呆一段时间。围墙的建立是一种政治上的分界，不过它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分野：一旦你跨过关卡，就会发现人们谈论的事物截然不同。在关外的世界里，艾米莉和其他工厂的工人们常常说起胡晓梅，不过深圳市区内的那些中产阶级和上流人士却极少会提起那个电台节目。他们中的好些人跟我说，有个叫缪永的小说家更为精妙地描述了他们的生活。她引起了政府审查官员的注意，最近出版的书大多都被禁了。
我给那个作家打了电话，她说我们可以在市中心一栋高层建筑的西式咖啡厅里见面，那家咖啡馆很流行，而且离她家很近。她今年29岁，还没有结婚。她总是不停地抽着卡普尔薄荷烟。她个子娇小，留一头中长的黑发，眼睛和嘴唇化了浓妆。她告诉我，她喜欢看亨利.米勒小说的中文译本（“他的书也被禁了呢。”）。
缪永在中国的西面——甘肃省长大。她的父母是医生，1960年代中共进行开发西部的运动，她的父母就从东部沿海地区发配到了甘肃。缪永在甘肃上了一所教育学院，毕业以后就搬到了深圳，找了一份当秘书的工作，业余写些小说。1998年，她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名字叫做《我的生活与你无关》，这本书很快上了畅销书榜。书中故事以深圳为背景，主角是一个移民到深圳的女人，书中讲述了她的故事：她从一个普通女秘书逐渐变成有钱港商的情人，一度过着极为奢华的生活，最后却和港商分道扬镳。这本书卖出7万本以后，就被当局禁售，主要是因为里面出现了关于毒品、赌博和性滥交的描写。如同许多在中国国内被禁的书一样，这本书的被禁反而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书的销量也直线上升——不过此时所有的售书都是盗版货。在深圳市中心的街头和人行天桥上，小贩们出售这些书籍的黑市版。在证券交易所门口的人行道上，我看到一个街头小贩正在卖《我的生活与你无关》，这本书就放在《我的奋斗》（希特勒）的翻译版旁边。
“我所说的‘你’，指的是这个社会。”当我问起缪永这本书的标题时，她这么告诉我。“我的意思是，我的生活应该由我来掌控，别人无权干涉。”她解释道，物质主义是推动小说故事情节的关键力量。“每件事情都和钱有关；每个人想的第一件事都是钱。在深圳，这总是变成一个交换的问题：你可以用爱换钱，用性换钱，用各种感情来换钱。”
虽然这本书被禁了，但作者缪永却因为它而致富。这本书的版税付清了以后，缪永就把她的小说删去了敏感的内容，然后改编成一个电视连续剧，这个连续剧很快就流行起来。为了让连续剧更好地通过审查，她把书名“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改了，改成看起来更积极一点的标题：“这里没有冬季”。最近，她正在写其他的电影和电视剧剧本。她打算写下一本小说，这次小说的背景设置会更加小心，她不会再指出故事是发生在深圳或其他什么具体的地方。她认为，自己的第一本书之所以被禁，是因为官员们担心小说给这座试验城市带来了不好的名声。这本书的腰封上有作者的个人简介，上面的第一句话写的就是缪永的血型。缪永和中国许多时髦的年轻人一样，相信血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格。缪永告诉我，深圳这座城市让她最感兴趣的一点是个人主义：“过去，中国的集体主义观念很强。所有事情都是群体思维的。但现在，在深圳这样的地方，你完全可以自主决定你到底要做一个怎样的人。”缪永的血型是O。当我问起她深圳那些臭名昭著的舞女酒吧时，她向我介绍了她最近的男友。这个男人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非常勇敢地陪我去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机构；在那些地方，男人们只要花上几百块钱，就可以租一间包间唱卡拉OK，叫来穿着迷你裙的年轻小姐们陪着聊天、喝酒，并把水果放进小姐们的嘴里。
艾米莉不喜欢这本小说。我给了她一本《我的生活与你无关》，后来她告诉我说，这本书是为那些生活在关内市中心的“白领”阶层所写的。对于艾米莉而言，书中的世界和她的深圳根本不是一回事。艾米莉说，小说的女主人公没有灵魂，她关心的只是钱，从一个男人的床上跑到另一个男人的床上。“太混乱了。”艾米莉说：“你必须能掌控自己这方面的生活。”艾米莉的评价与胡晓梅如出一辙。胡晓梅很坦率地对我说，她不喜欢缪永写的书，她觉得书中的故事是不道德的。而小说家缪永同样很不喜欢女主播胡晓梅。在这位小说家看来，只有那些住在工厂宿舍、只受过一点教育的女人，才会对胡晓梅的电台节目感兴趣。虽然这两个女人有很多相似点，至少她们都是年轻而独立的女性，也都抓住了这个新兴城市的灵魂；不过显而易见，她们俩之间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在这座一夜之城里，她们各自占据着属于自己的世界。
艾米莉认为自己是属于工厂领域的人。她生活在关外，住在宿舍里，工厂的日程控制着她的生活。深圳的自由让她反感，但同时也吸引着她。虽然她不能清晰地说出自己的价值观，但她还是常常谈论道德的话题。有一次，她告诉我说，她看了一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的情节让她非常困扰，因为女主角和很多男的上了床。但当我问她，如何看待深圳的开放和她家乡的闭塞，她说这个新城是一个进步的表现。“这儿的一切都比过去要好，”她说：“不过，我们不应该越过一些界限。”
“什么样的界限？”
“和道德有关的。”
我问艾米莉，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她一手托着腮，专注地思索了好一会儿。“就是那些传统的道德观，”她说：“好比两个人结婚了，就应该对彼此忠诚。”
我们说起了那本畅销书《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我问艾米莉，她觉得书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观源自哪里。“很多人说，这种观念是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传过来的。”她说：“我觉得这话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对的。很多深圳人觉得，西方国家更加先进，而中国的传统观念很落后。”不过，在艾米莉看来，这本书的叙事逻辑太灰暗了。“这本书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深圳这所新城根本没有灵魂。书中的每一个角色生活都是一团糟，他们无法找到内心的平静。”
过完了农历新年，2月份的时候艾米莉和朱云峰开始了同居生活。他们在离深圳关口20里左右的地方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那地方离朱云峰上班的工厂很近。由于他们住的那栋楼房造的时候太匆忙，水泥建的楼梯到处都是裂缝，不过他们住的房子还过得去，厨房里也有一些基本设备。从艾米莉来到深圳后，这地方成为了她第一个不称之为“宿舍”的家。还有另外一对四川籍的情侣住在他们那一套居室里。两对情侣各住一间房间，客厅则共用。客厅里有一台彩电，一架VCD机，一张小茶几，还有一张做沙发用的床。有一间房间里挂着张海报，上面是一对没穿上衣的外国男女亲热的画面。海报是上一个租客留下的，大家都懒得把它撕下来。在中国，这种照片很常见；只要拍摄的对象是外国人，人们似乎就没有觉得受到冒犯，反而会感到一种浪漫的情怀。
艾米莉没告诉父母租房子的事情。平时上班的时候，她仍然住在宿舍里；到了周末，她就和朱云峰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有一天，艾米莉的妈妈和她打电话的时候，直截了当地问她，是不是和男朋友住在一起。“我什么话也没说。她从我的沉默里知道，我们是同居了。”从那以后，妈妈和女儿再也没有说过这个话题。
朱云峰又获得了一次升职，如今他每个月赚360美元。加上艾米莉的工资，他们两个人一个月可以赚600美元，而每个月他们都能节省下来一半的钱。
4月里一个工作日的晚上，艾米莉第一次违反了工厂的宵禁。她下班以后就离开了，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才回到工厂。工厂老板把她叫到了办公室。
“他问我昨晚几点回来的。”艾米莉后来告诉我。“他这人就是这样，说话总是拐弯抹角的。他不是问我昨晚回来了没有，他只是问我几点回来的。”我对他说：“我今天早上回来的。”我没有找借口骗他，也没有做任何解释。他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我觉得他听了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是表现得很生气呢还是大笑两声。他直直地瞪着我，最后他终于走开了。
几周后，工厂里的另一个年轻女人开始违反宵禁的规定。
不久以后，工厂老板把生产线上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工叫到自己身边，任命她为“私人秘书”。那个女工来自湖南，只有18岁。艾米莉告诉那个女工要小心她的老板，还把老板那些风流逸事都告诉了她。最后，工厂老板把艾米莉找来，为此事和她对质。起初，他还是拐弯抹角地说话，问艾米莉说其他人都怎么评论他。这一招并不管用，于是他进入了正题。
“你是不是跟其他工人说，我很好色？”老板问道。
艾米莉回答：“对啊。”
老板干笑两声，假装在开玩笑；不过事实已经很明显，他不想再让艾米莉留在自己身边了。艾米莉利用空余的时间开始找工作，不久，她在一家托儿所找到了一份老师的工作。那家托儿所还是在关外，不过那儿没有台湾老板，没有工厂宿舍，也不用上夜班。艾米莉会在托儿所里教英文。
6月，她辞了职。工厂老板批评了她。“你变了。”老板说：“你曾经是个温顺的女孩。自从你找了个男朋友以后，你就变了个人。”
“我没有变。”艾米莉说：“我只是认清了你这个人。”
那一年夏天，深圳就要20岁了。这座城市在1980年8月被指定为“经济特区”，如今它的发展正处于关键的时刻。中国正在为加入世贸组织做准备，这意味着，对深圳工厂的一些税收减免政策要结束了。而中央政府里总是不缺反对经济特区的声音，有好些手握大权的官员认为，特区的特殊优惠带来了贪污行贿的现象。2000年，深圳副市长由于涉及一宗房产诈骗案而被捕。?深圳当地的经济仍然蓬勃发展，不过近年来发展速度有些放缓。过去，一些亚洲国家如南韩、台湾，都曾经发展过类似的“特区”或“特别城市”，一般以出口加工业闻名。这些地方自有一套发展的规律：起初，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兴起，随后大量的工厂迁至内陆，因为内陆的工资水平更低。最终，这些地方转变为高科技工业区，昔日“国家经济引擎”的地位不再。从规划之初，这些城市就注定是兴旺一时、随后衰落，就如同只盛开一回就凋谢的鲜花。
不过，深圳的试验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影响了社会的其他方面。在深圳20周年生日之前，我去了当地，针对这座一夜之城的历史和文化，访问了一些市民。他们是这么回答的：
“深圳人很勇敢。中国人通常会对新事物怀有疑惧，但深圳人可不是这样。他们愿意去尝试新事物，也愿意冒险。”
“深圳是个没文化的地方。这儿的人只关心钱。”
“这儿的年轻人都很乐观积极，不过中年人就显得有些消极的样子。这是座属于年轻人的城市。”
“深圳和美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美国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机遇，深圳也是这样。在深圳，你会有拥有一个自由的生活。人们不会对你的私生活指指点点。我来到这儿以后，就觉得整个人像被解放了一样，过得很开心。如果我还留在内地，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离婚。”“人们说深圳像美国的西部，不过这话并不是很准确。美国的西部原来只是缺乏人力去开发，后来它发展兴旺起来的原因是由于铁路的缘故。深圳的成功则是因为政治上的因素，全是邓小平的关系。如果当时邓小平是希望云南做“经济特区”，那么云南也会一下子发达起来的。”
“我跟深圳一样，也是个试验对象。你看我年纪这么小，就自己挣钱生活了！”
“在深圳，没人在意你的过往和你的背景。人们唯一关心的问题就是你的能力如何。你能做到吗？这个问题才是关键。”
我去过好些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一个像深圳一样，给我如此分裂的感觉。围墙分割了工厂的世界，而社会阶层的划分甚至更为鲜明。不同年代的人几乎没有交集，这儿大部分人的父母都留在了内陆。艾米莉和其他居民一样，常常说起“白领”和“蓝领”阶层的区别（她认为自己属于“蓝领”）。胡晓梅是“蓝领”女性中的佼佼者，缪永则属于“白领”。这是个由一个政党所控制的国家，在深圳这个城市，却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属于某个族群；在短短20年内社会能变得如此隔阂，是个令人惊叹的现象。
不过，好些隔阂之处就如同深圳的围墙一样，是人为造成的，实质却不乏共通之处。改革开放带来了整个社会阶层的改变，社会呈现一种上升的流动趋势，然而整个制度仍然让人感觉是未完备的。甚至在美国这样以“平等主义”著称的地方，仍然会有老式的家庭和学校，也会有人选择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如今的新环境下，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很难去定义个人的教育程度、经验和决断力如何与成功挂钩；“成功”目前仍然是一个含糊的概念。骗子们在这样的大环境里最是如鱼得水，甚至在北京这样政治敏感度很高的城市，也有相当数量专门卖假身份证的人。在深圳，这种特殊的交易成了产业链的一部分。艾米莉在工厂工作的时候，负责处理工人入职登记的事宜；她告诉我说很多工人用的身份证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在当地的一家沃尔玛门前，小贩们叫卖着假的大学文凭，价格不到100美元。一个在深圳卖假身份证的商贩告诉我，他在过去5年用过5个不同的名字。
这个城市看上去有着极强的计划性，一切都井井有条的样子：千篇一律的宿舍和流水线，隔开关内关外的城墙，社会阶层的分裂……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来到这儿的人觉得自己和这座城市格格不入。这座一夜之城意味着很多的机遇，然而很多外来的人离开家乡还有别的原因——他们都是不安分的人。（就像艾米莉说的那样：“心里有些什么东西在召唤。”）
一个年轻的女人来到深圳，可能先到工厂打工，做一些廉价的珠宝；几个月以后再换一份工作。另外一个外来的女工顶替了她原来的工作，表面上看来，一切都没有改变：工厂仍然不断地生产着廉价首饰。不过，你完全没有办法凭此想象，一个人的思想在这种新的环境下是如何改变的。
同样，你也很难判断，究竟20年的历史对这座城市有何意义。20周年那一天越来越近了，当局几乎没有任何庆祝或纪念的意思，领导们没有要审阅部队，工人们也没有假期。中央政治局里没有一个官员出来为此发表讲话。据报道，来自中共内部的指令是，官员们要尽量淡化深圳20周年的事情。
到了20周年那一天，《深圳特区报》推出了报纸的珍藏版。头版头条的标题用粗大的字体写着：“无尽关怀，伟大实验”
珍藏版的第一页有邓小平题写的毛笔字，还有江泽民一篇很长的公告。江泽民形容深圳是“过去20年来中国推行历史性改革的缩影”。在街上的报纸摊上，我拿起了两本很流行的女性越月刊。杂志封面上的那些标题压根儿没有提到20周年的事：100个深圳女企业家创业的故事初恋的结束为何人们要在结婚前同居？为何她们要选择坠胎？一个老男人的陷阱一夜新娘访问深圳女企业家的故事我不是一个女人
我在深圳的最后一天晚上，朱云峰回家时非常沮丧，他那一天的工作很不顺心。那天下午，他手下的一个工人出了事故。为了一件新产品的订单，工厂的工人们正在超时工作，这时候最容易出事故了。那件新产品是铝合金热水瓶。工人的伤势不是很严重，不过朱云峰还是跟艾米莉说，他想一个人呆一会儿。
我在深圳的时候，朱云峰有时会跟我说说他工厂的事情，也会问问北京的生活，不过多数的时间他都不会加入我和艾米莉的谈话。在中国，一个年轻女人要是有男友之外的男性友人，是一件不太寻常的事情；但朱云峰对我的出现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是个冷静沉稳的男人；很多中国男人对女友都有一种不安全感，会表现得很霸道，但朱云峰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个外国人，也是艾米莉以前的老师，大概这两点也和我们得以保持友谊有关。不过我知道这种情况是特殊的，以后应该会越来越少地听到艾米莉的消息了。我和女学生们的交往都有这样的规律：她们一旦结了婚，就会有一段时期，不怎么和我联络了。一旦她们的生活安定下来——通常都是有了小孩以后，她们会再和我联系上。
我在深圳的最后一天晚上，艾米莉和我把朱云峰留在了家里。我们爬上了一座山，山上有个公园，可以看到下面的整个镇子。这就是个工厂区的定居点，规模不大，这种地方在深圳关外很常见：一栋栋商铺和住房，挤在群山之间尘土飞扬的路上；而在两条主干道旁边，工厂和宿舍林立。好些当地的企业生产的是鞋子和衣服；还有一家做电脑配件的工厂近期起了一场大火，烧掉了整个顶层。工厂的白色外墙留下了被烟熏黑的痕迹。艾米莉说那场大火中没有人受伤，不过路那边的另一家工厂几年前有一场大火，就烧死了几个工人。那家工厂生产的产品是塑料做的圣诞装饰和草地上用的塑料桌椅。
两个星期以后，艾米莉就会开始她的教师生涯。她担心自己这两年在首饰厂里干活，英语已经有所退步；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管住那些孩子。不过她很喜欢那间托儿所的环境，每次谈起她的新工作时，艾米莉都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她现在把头发剪得很短，额头上的刘海用塑料发夹别了起来。她的脖子上戴着一条式样简单的项链，那是朱云峰送给她的，链坠是一块玉做的龙。艾米莉是龙年出生的。
那天晚上天气温暖，夜空清朗，明亮的群星闪烁。我们站在山顶，高高俯视着山下的景致：一列列低矮的宿舍，在这宵禁前的最后一个小时，每个窗户仍然透着光亮。那是11点刚过。我想知道每个房间里住了多少人，又有多少间房里的人正收听着电台的节目。那晚艾米莉带了她的老式收音机，我们就坐在山顶，听着“夜空不寂寞”。收音机的音量调控键坏了，胡晓梅的声音伴着些微的杂音，在夜空里飘荡。我们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第一个打进热线电话的人边说边哭了起来，她为自己对待前男友的态度感到后悔，那个男人如今离开了她。胡晓梅告诉她，这个经历对她来说是件好事，要是下次在恋爱中再碰到同样的问题，她就知道该怎么办了。第二个打进热线电话的人说他想念他高中的女友，如今那个女孩与他相隔两地，在另外一座城市工作。“这儿没有女孩向你微笑吗？”胡晓梅问他。第三个人很伤心沮丧，她的男朋友最近跟她说，想分开一段时间；那个男人非常好，即使明知道她说得不对，也会听她的话。胡晓梅说：“如果你都错了，那个男人仍然听你的话，那么他就是有什么毛病。”
山下，工厂的灯光一排排地熄灭了。有时候，一层楼的窗户忽然全都黑了下来，或者一整栋楼的灯光一瞬间消失不见。从来没有一盏灯独自点亮。那些房间里的工人控制不了电灯开关，所有事情必须按照工厂的规定；宵禁时间一到，灯就全部熄灭。
最后一个打电话的人是个女的，她和一个男人同居了好几年，但她背着男朋友不断地有出轨行为。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她的男友经济条件优裕，有一份很好的职业，生活习惯也很好。胡晓梅逼问她为什么做出这些不忠于男友的举动，她就反问这个主播是否看过缪永的小说。
“我不喜欢那本书。”胡晓梅直截了当地回答。“你不能按照那本小说去过自己的生活。问题是，你没有自己的原则吗？”
艾米莉看看我，咧嘴笑了。“夜空不寂寞”深夜12点结束，伴着杂音，收音机里传出了一连串的广告。山下最后几间工厂的灯光也熄灭了。一切陷入了黑暗之中。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俩静静地坐着。我想起了艾米莉好些天前说过的话。那时候她尝试用历史的角度去看待深圳这样的城市的改变。“在原来的社会里，人们过着群居的生活。”她说：“最后，这些群体分裂成一个个家庭；如今又继续分裂，变成了许多不同的个人。最后，生活就成了一个人的事情了。”
她停了一会儿，看起来不太开心。“如果你能找到某种完美的社会主义之路，这对社会发展来说当然是最好的。”她说。“然而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只是一个美好的空想罢了。”
当时我问她，是不是想离开深圳了。她摇了摇头。在她看来，孤立的处境也有一些好处，强迫人们做出自己的决定。“结果就是人们会有更多的能力。”她说：“也会有更多的创造力。随后，就会出现更多不同的想法。到时候，就不会出现‘所有人想法都一样’的问题了。”
我问她：“你觉得这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变化？”
艾米莉沉默了。尽管我愿意相信一旦人们学会自立自主，整个制度就会自然而然地改进；但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如今我还看到了深圳的断裂：高墙耸立的城市，高墙耸立的工厂，远离家乡、孤独生活的人们……我不知这一切，今后将会如何发展成一个融洽的社会整体。
我看看艾米莉，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她来说并不重要。自从她来到深圳以后，她找了一份工作，辞了职，又找了另外一份。她谈了恋爱，违反了宵禁。她给一家工厂老板发过死亡恐吓信，还和自己的老板据理力争。她今年24岁，一切都挺好。她微笑着，回答我的问题：“我不知道。”
拆哪：一位老人捍卫四合院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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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呆了一年后，我终于离开了那间租来的破旧公寓。还从来一个地方像这个住所一样，给了我一种如此“名不副实”的感觉。我从来没有在我的厨房里煮过一顿饭，也从来没有在房间里看着电视、度过一个夜晚。我从来没有请任何北京的朋友来过我家做客。我没有买任何的家具，也没有往墙上挂哪怕一件东西。我从来没有用这个地址收到过信；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这地方的确切地址是什么。绝大多数的夜晚，我都是在外面度过的。我也常常带着我的帐篷和睡袋，去别的城市旅行。有时候我一走就是两个星期。这就是一个自由撰稿人的生活：游荡，写作。
每次回到北京，我都看到一个不太一样的城市。有一次，我因为采访事宜到外地去了一趟，回到北京以后，我就去附近一家我最爱吃的面条餐馆吃饭，却发现那一片地方整个拆空了，说是要建新的住宅区。回到北京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震惊，有时一个月的出外旅行归来，我就感觉自己成了李伯凡文克（注：华盛顿.欧文短篇小说里的男主角，此人打猎误入森林深处，重新出来时发现世上已经过了20年）。整座首都的旧街区一片片被拆掉，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崭新的楼房。过去，北京城中心有很多“胡同”，并以此闻名。这个词起源于蒙古语里的“水井”，后来用于形容两侧都是宅院的窄巷。到了1990年年代末期，胡同正以飞快的速度消失，然而关于用什么来取代胡同这种特色建筑，人们却只字未提。北京的城市发展争分夺秒，发展的速度成了头等大事。大部分新建的楼房没有任何特色，无非是草草设计、廉价建造、粗糙完工。这些楼房看起来像临时的建筑，一大片连起来就是古怪的新小区，和这座城市格格不入，看起来很快就会被别的什么取代。
什么也没有动过，我安身的这座城市最大的特色已经不复存在。在过了一年漂泊不定的生活以后，我终于决定找一个像家一样的住所，给自己一种稳定感。我在菊儿胡同里找了一间房子。对于外国记者来说，那儿并不是一个合法的住所，不过我知道，我只要在那些什么周年纪念日之前避开警察就行了。我只想住在还未拆掉的旧北京城区里，为此我什么都愿意做。
从紫禁城一直向北延伸至旧时的北京城墙，座落着一串的公园和胡同，菊儿胡同就靠在它们边上。这一带很安静，街道很窄，汽车无法通过；并且禁止大型的建筑工程施工。所有建筑都不过几层楼高，很多建筑都只有一层，就是人们所说的“四合院”。城市里那些高速发展的区域有着各种各样的喧嚣，这里却一片宁静，只偶尔从远远的地方传来一两声轻响：风拂过槐树的枝条，雨点从瓦房顶滑落。早晨，小贩们骑着自行车，载着货物，穿过小巷，高声叫卖着。啤酒，醋，酱油。大米，大米，大米。收集破烂的人推着车子走过胡同，想跟居民们买泡沫塑料、厚纸板和废弃不用的电器。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男人喊：“长头发！长头发！长头发！”他是从河南到北京来的，在河南一家出口假发和驳发的工厂工作，那家工厂主要做非洲裔美国人的生意。那个贩卖头发的人在胡同里游荡，用15美金买一条漂亮的马尾辫。有个女人从家里出来，手里捧着两条黑色的长辫子，用丝绸手绢包着。这是她女儿上回剪头发时剪下来的。
有些胡同的居民在自家房顶上弄了些临时的各自笼，还把哨子拴在鸽子的脚上；于是每次有一群鸽子从头顶飞过时，都会听到哨子的声响。在北京的旧城区，如果听见那些低低的嗡嗡声随着鸽子的翱翔时而升高，时而降低，就表示那一天是晴朗无云的好天气。傍晚时分，负责收垃圾的男人推着车子，吹着口哨，走过整条胡同。口哨声随着他的身影渐行渐远，通常他的身影刚刚消失不见，太阳就徐徐落下。夜晚是宁静的。菊儿胡同里面一张对着窗户的书桌——这就是我在这喧嚣都市里的绿洲。
然而，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宁静总是转瞬即逝。我搬到菊儿胡同不久，一个邻居跟我说，有件事情我应该去了解一下。隔几条街那边，就不属于这一片的建筑保护地带了；那儿有个老人，他住的四合院要被拆掉了，他正为此与当局奋力抗争。那间四合院大概有400年历史，住在里面的那个老人也已经82岁了。他向法院提交了两起诉讼，矛头指向政府。那个邻居提醒我说，这种事情会变化很快；他无疑是对的。这件事情从发生到结束，一共用了78天。
2000年8月9日
这男人很老了，不过他可不属于“人老体弱”那一类。他比绝大多数的年轻中国人要高，半个世纪前他曾经参过军，如今他的腰杆仍然挺得像军人那么笔直。他今年82岁了，仍然坚持每周至少打两次网球。他的眼看起来像龟眼一样：深黑色的眼睛耷拉在眼皮底下。然而，每当他说起这片注定即将不复存在的街区，他的眼睛就一下子亮了起来。
“胡同和四合院这种东西，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他说：“这个房子比美国还要老呢！”
他常常用英文说话。他的名字叫赵锦星（音译），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赵老”。他属于“北京精英”的一代，而那一代人消失的速度与胡同一样快。那就是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的满族人，他们那一代成长在汉族人和外国人的夹缝之间。赵老的父亲是津礼会的神学家，拥有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四个子女从小就学习中英文两种语言。赵老和他的兄弟姐妹一样，都曾经在美国呆过。二战期间，他在檀香山为美军工作过一段时间，教美国士兵们汉语，为他们入侵当时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做准备。
而那场入侵并没有发生；“二战”一结束，另一场战争随即开始了，那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战。到1940年代后期，局势已经明朗，毛的军队将掌控整个国家，此时受过国外教育的年轻中国人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赵老的两个兄弟留在了美国，而他和姐姐一起回到了中国。他们最后都成了北京某所大学的英语老师。
“我的父亲希望我们回国。”赵老解释道：“父亲说，中国是我们的家。”
我和伊恩一起采访赵老先生。伊恩也听说过那两桩针对政府的诉讼。赵老先生在他的客厅接待我们，他家的客厅窗户朝南，对着砖墙围起来的后院，院子在8月的阳光下烘烤得灼亮。他和妻子黄哲（音译）一起住。他们俩1953年结的婚，在这个北京城的小角落里已经共同生活了47年。
他们的家占地面积不足四分之一英亩。家里有前后两个院子，院子四周是一间间一层的住房，房顶搭的是一排排整齐交错的砖瓦。木头做的大红柱子耸立在主房门口的两侧。房子的一些细节经过了现代化的加工：以前用来糊窗户的纸现在被玻璃所取代了，赵老还在房子里安装了下水道。不过，家里的整体布局仍然遵循传统的简洁路线。整个西合院的中轴线是南北朝向，四间房围建在中心院落的四周。院子这一户外空间随着季节的变化，起着不同的作用：冬天的时候，住户要从一间房子走到另一间房子去，就总是脚步匆匆地踏过院子；而到了天气温暖的季节，他们每天都在院子里度过一段时光，享受这四合院落里的一方天空。
四合院连接着周围的四间房子，同时也隔开了它们。在传统的北京住家，一间四合院里住着一个大家庭，随着大家庭的人口逐渐增加，院子就划分了各人的居住范围。赵老先生告诉我们，过去他的父亲住西面的房子，他的姐姐则住东面那一间。他的姐姐已经去世了，英文名叫做赵露西（Lucy Chao）。赵露西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作家亨利.詹姆斯。她在这座院子的东侧一隅，花了10年的时间，翻译了沃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这是《草叶集》的第一个中文全本。那本书在1991年出版，7年后，赵露西去世。据赵老先生说，虽然他家房子的确切房龄并不知道，不过肯定有超过三个世纪的历史了。不过，当局从未把这个建筑划定为历史文物，到了1998年，当局通知赵老先生，他家的房子必须要拆掉。赵老先生对当地文物局提起了诉讼，他控告文物局没有把这个四合院列到受保护文物古迹的名单中。对于赵老先生来说，有件事情格外让他愤怒：当局要把四合院拆掉，是因为要在这里建一座最缺乏特色的现代建筑——中国建设银行的一间分行。
“有一年多时间，什么事都没有。”他说。“在1999年10月1日以前，当局对拆房子的事情非常谨慎小心，建国五十周年大庆临近，他们不想惹什么麻烦。但是过了那个日子以后，他们又开始了。他们对付这儿的一些居民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家的水电切断，逼他们离开。”2000年8月，赵老先生的诉讼案在法院开庭。赵老先生的律师控告文物局草草应付研究调查工作。文物局的官员两次到赵老先生的家里去，每次都只是走马观花，在四合院里走一圈，不到几分钟时间，就宣布这个四合院不属于文物古迹。做中立调查的专家出庭作证，证明这个四合院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朝初年，有可能还是明朝的遗迹（明朝在1644年结束）。18世纪的一份地图上甚至还表明了这个四合院的位置。不过这些证据都没有用。法庭宣判，文物遗迹的界定只能严格按照文物局的界定。如果文物局认为可以拆了它，那么其他东西都不管用。
不过，老人家拒绝就此认输。他有非常好的人脉关系，这也是他表现得如此无所畏惧的一个原因。他提起了第二次诉讼，这次的目标是当地的物业管理处。按照拆迁的相关规定，因拆毁住宅而补偿给赵老先生的金额，按照住宅的质量和大小决定。这样算出的补偿金将近3百万元人民币，相当于30多万美元。赵老先生的诉讼里声称，这个金额太低；不过他告诉我们，这只是一个法律上的伎俩。
“这件事情和钱无关。”他说。“这个房子是我的。我的父亲买下了这栋房子，我在这儿住了五十多年了。听听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说的话吧：北京已经毁掉太多的四合院了！问问任何一个来过北京的外国人，他记得北京的什么，他肯定会说是‘胡同’。如今，连外国人都希望保存好这样的地方，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这么做呢？现在，整个中国只剩下两座古城是完好的——平遥和丽江。5000年的历史过去，这就是我们剩下的所有！”
他所说的那两个小城市，一个在中国的北面，一个在中国的西南面。现在老人又转用英语说话了，一个个词说得很清晰。他的头向后仰，下巴向外突出，眼里闪着火花。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义务保护这种地方。我不会自愿离开。法庭的人可以来，警察可以来，救护车也可以来。他们可以强迫我搬走，不过我不会签上我的名字，也不会同意。对他们，我只有两个字可说：不走。”
在中国，有些朝代的首都比北京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不过没有一座首都能像北京一样，经过了刻意的规划和精心的建造。这个城市曾经给明朝的君主永乐大帝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决定对其进行改造。永乐大帝天资过人，总是有很多惊天动地的想法。他曾派出船队，一路航行至印度尼西亚、印度和非洲的最南端。明朝原本定都南京，就是永乐大帝，试图在那儿让人建造一块世界上最大的石碑。
他关于北京城的计划更为野心勃勃。1421年，永乐从南京往北，迁都至北京，新的首都从前是蒙古族等北方人民的中心城市。过去，这儿还有好些城市，不过永乐把这个地方当作一块空空如也的大石板来规划。他按照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规划这座新的都城，所有建筑都严格按照南北轴线的走向，帝王的宫殿面朝正南方。整座城市就是神的化身：一座座庙宇和地标分别对应着道教的保护神——哪吒的头、手、脚和其他的器官，几个世纪过去了，这座城市不断扩张，但基本的布局仍然不变。
20世纪上半叶，现代化改变了世界上众多的都市，而旧的北京城依然大致保存完好。政局的不稳定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随后国民党统治了中国，南京再次成为国家的首都。甚至在日本人占领中国期间，北京的城市布局也没有受到影响。事实上，日本人打算保留这座古城，把所有新的开发项目集中在附近的卫星城里。日本人的计划后来并未实施；1949年，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共产党人决定新中国定都北京。全世界也少有这样的地方：一个建造于14至15世纪的都城，却几乎未被现代化或战争改变原貌。
但毛泽东就像永乐大帝一样，是一个有着很多伟大想法的统治者。他把北京规划成工业中心，并且认为这座城市的古老城门和城墙阻碍了发展的步伐。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古老的城门和城墙一座座被拆除了。1952年，为了需要建筑所用的砖块，西便门被拆除。1954年至1955年，为了修路，地安门被拆除。朝阳门，1856年由于年久失修倒塌。东直门，1965年被拆除，建地铁线。崇文门，1966年被拆除，建地铁线。在共产党掌权以前，这个城市最显著的特色便是50英尺高的城墙和城门，然而到了1960年代末，城墙和城门几乎全都被拆除了。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城剩下的大部分庙宇不是被拆毁，就是被改作其他用途。然而，很多的胡同在毛泽东时期幸存了下来。毛关于工业发展的规划基本上只是停留于规划阶段，在他的理论背后，没有基本的经济现实作依据。
他可以拆掉这座城市的城墙和城门，但他从来未能创造出必要的经济繁荣条件，让绝大部分人生活的地方发生改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中心大部分居民的房子布局，仍然停留在中世纪的阶段。
然而在经济改革取得突破以后，市场的破坏力比毛更为深远。北京城发展迅速，人口激增：1949年，这座城市的人口大概是70万左右，到了1990年代末，人口已经突破了1千两百万。道路需要扩建，用住宅区取代胡同显然更符合经济利益。银行也比四合院更有实际意义。在古老北京那长长的岁月之中，过去的十年——那跨入新世纪的十年，给它带来了最大的变化。
尽管这座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古老的名称存活了下来。在二环路沿线，有不少地铁站和十字街口，它们的名字叫做朝阳门、东直门、崇文门等。这些门实际上都不存在了，然而代表那些重要地标的名字，依然保留了下来。如果你去地安门，你就会看见红绿灯、人行道和一辆接一辆的红色出租车，车流正在穿过一个只留存在记忆中的地标，那个地方曾经是北京城东南轴线的标志。你可以叫一辆出租车到“红庙”去，然而那里已经没有“红庙”
这个建筑了。复兴门不复存在，安定门也只是个名字。古老的北京成了一座“词语之城”：居民们从一处现代化的地方来到另一处现代化的地方，久远的想象只存在于称谓之中。
一锤定音的那个词总是“拆”,这个字的意思是“摧毁，去除”。在北京，一座注定要走向毁灭的建筑上面会涂上这个字，你可以在这个城市所有古老的角落看到这个字眼。通常，你会看到这个字大概有4英尺高，字的外面画了个圆圈，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画在墙上的涂鸦：
随着北京城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个字获得了魔法般的力量。北京的居民们纷纷说起了关于“拆”的笑话，本地的艺术家反复使用着这个字眼。有一家商店出售一种棒球帽，帽子前面就绣着画了圆圈的“拆”字。我在菊儿胡同闲逛时，碰到一个叫老黄的邻居，他喜欢说关于“拆”的双关语。“我们住在‘拆哪’。”他常这么说。这个词听起来像英语的“中国”（China）,不过它实际的含义是“拆毁哪个地方”。老王说，从他记事时候起，北京的人们就开始不停地拆毁这儿的古建筑。1966年，他和学校里其他的同学一起，参与了一个志愿者行动，帮助拆除安定门附近的城墙。
2000年9月21日?
整个秋天，陆续有国内的记者来采访赵老先生。他的官司反应了国内的一种新趋势：1990年代后期，出现了不少控告政府的私人诉讼案，包括一些是团体起诉的。如果有一起这样的官司是私人胜诉了，国内的媒体就纷纷在显著的位置上报道，以此显示政府是公平公正的。不过，这样的官司绝大多数都是私人败诉，你也永远不会听到那些故事。这些官司属于改革过程中被悄悄清洗的罪恶，你可以提起诉讼，但永远不会打赢官司；记者们可以来调查事件，但永远不会报道。有些地方报纸报道了赵老先生的官司，但在首都北京，对这种新闻的封锁非常严格，媒体上不会出现此事的只言片语。北京的记者们就像完成既定仪式一般，来到四合院采访：虽然他们无法报道，但仍然对赵老先生的举动表示敬意。
几乎没什么北京居民，对古城的拆除表示担忧并有所行动，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媒体严格的审查制度；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导致了人们的这种消极情绪。胡同里的很多住户家里是没有下水道的，他们必须要用公共厕所；对于要搬到新的住宅区里去，这些居民通常都感到很高兴。对于他们来说，很难去想到还有其他的选择：像欧洲城市一样，在不毁坏古建筑的情况下进行现代化。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很难才能找到一栋建筑，像赵老先生家的四合院一样，其中蕴含的个人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当局鼓励一些属于无产阶级的人去霸占有钱人的住宅，很多四合院里搭起了临时的住房，细分成多户的人家。改革开放以后，开放商不用费多大功夫，就能把这些人赶走，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住宅的合法业主。
就算是像赵老先生的情况那样，有足够的法律文件证明，法律也不能提供完全的保障。在赵先生的家庭已经合法拥有了他们的住宅30多年以后，1982年实施了新的宪法条例，里面写得明明白白：所有的土地权属于国家。个人可以买卖土地使用权，但是政府可以在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对任何一片土地实行强制买卖。不过，在“拆哪”这个国家里，权力分散于各个地方政府，“国家利益”成了很模糊的概念。通常地方政府才是真正管事的人，他们可以扭曲“国家利益”的概念，把其变成自己的利益所在。
按照赵老先生聘请的律师的说法，如果四合院被拆掉了，那么其土地使用权一共要被卖掉三次。首先，地方政府要从老人家手里买回这块地的使用权，然后再立即把它加价转卖给国有的土地开发商，以获得利润。最后，开发商再次提价，把它卖给同样是国有企业的银行。换句话说，在这块地还未有任何工程动工以前，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要先在他们之间买卖一番其土地使用权。在这个过程中，原来付给赵老先生的土地使用权的金额，会大约翻上10倍。赵老先生的第二起诉讼案针对的就是这一点，他控告政府没有向他提供土地使用权真正的市场价格。9月21日早上，这起案件在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结果。9：15，法官走进法庭，叫所有人起立，并读出了判词：赵老先生和他的妻子必须在5天之内离开四合院。如果他们拒绝，当局有关部门有权强制他们夫妇离开，并拆毁四合院。
在法庭外面，有个北京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在等候宣判结果时，看到老人家的律师和政府代表吵了起来。律师发誓他会找到途径继续上诉；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这个电视台的人拍下了吵架的过程。但是这些画面并没有出现在晚上的电视新闻里。
2000年9月25日赵老先生和夫人黄哲依然没有离开。老夫人看起来很紧张，她告诉我说，外面有传言说警察随时会到。但赵老先生看起来是精神炯炯的样子。“他们得把我抬走。”他说。“否则，我不会离开的。”
九月下旬是北京天气很好的时候，白天的温度简直太理想了。我和老先生夫妇在中心庭园中相会，午后的阳光开始西斜，洒在赵露西翻译惠特曼诗集的那间房子上。屋前种的几丛玫瑰仍是光秃秃的，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冬天。不远处，一架黄色的起重机伸过来，就架在我们的头顶：隔壁的工程已经开始，其中一栋银行大楼正在兴建。几乎所有的邻居都已经搬走了。这天早上，赵老先生在清华大学打了一场网球赛，对手也是退休的老师。他告诉我们，他最后赢了，场数是6比2。他看起来很乐观，还给我看了一些没有署名的信件，这些信是投寄到院子前门的信箱里的，内容都是支持赵老先生的举动。有一封信的签名是“一个首都的市民”。
赵老先生夫妇没有孩子，有些朋友告诉我说，他们夫妇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很多苦。赵老先生从来没有对我细说那一段经历,每次谈及这个话题,他就像没听见一样，又说起了别的。我问他那两个在美国的弟弟怎么样了，他说其中一个是个专栏作家，如今已经退休了。另一个也退休了，原来是地质学家，为美国地质调查局工作，名字叫做爱德华.C.T.赵。
“你知道美国人登陆月球的事，”赵老先生说：“他们带回了月球上的石头，有很多地质学家想参与到研究这些石头的工作。地质调查局选了四个地质学家，我的弟弟是其中一个。研究工作完成以后，他被隔离了两周。这是因为那些石头上可能会有些什么细菌。”
阳光慢慢掠过了院子，留下一片阴影。我们回到了屋内的客厅。我问赵老先生，二战结束后他决定回来中国，在随后的岁月里，他对自己的这个决定是否有其他的想法。
“我们从来不曾后悔。”他说：“我的弟弟们选择了他们的路，我选择了我的路。当然，1998年当局第一次说要拆掉这个房子的时候，我的弟弟就邀请我到美国去，不过我并不想去。我是个中国人，即使我去了美国，我还是个中国人。”
1950年代到1960年代，赵老先生都没有见过他的两个弟弟。1972年，他那个做地质学家的弟弟首次回国，那是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美国陆续派出了一些代表团来到中国，他的弟弟是其中一个代表团的成员。赵老先生指着一件他的美国外甥送的礼物给我看：那是一个纪念版的盘子，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盘子中间是亚伯拉罕.林肯的素描图像。每次我走过四合院的时候，看着它那些呈90度的直角，那些方正的屋子，这样的匀称，总给我带来一种宁静和谐之感。我想象着这个家庭从前的样子：老父亲住在西屋，女儿住在东屋，儿子住在南屋。不过，一旦走入客厅，这种秩序感就被打破了；客厅墙壁上的装饰，反应了不同的世界如何穿越了同一户人家。在亚伯拉罕.林肯的盘子旁边，挂着北京网球中心颁发的一个奖状；不远处的电视机天线上，吊着一个惠姆.奥公司生产的橘色飞盘。在飞盘上方，有两幅毛笔字，是为纪念赵老先生的父亲所写的。一张老父亲的黑白照片。一幅耶稣教导法利赛人的油画。一张中国风景照。一座塑料的圣诞老人像。更多的毛笔字帖。另一个网球比赛的奖品。
窗外，9月的夜色悄然降临。老人家仍然不停地说着，在两个语言世界里不停地转换：中文、英文，英文、中文。
中国人对他们的历史无比自豪，尤其是面对外国人时，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在他们的叙述中，这种文明是延续不断的，这一度带给我一种错觉；我花了好些时间，才明白我在中国所看到的建筑，几乎就没有什么真正称得上是“古代的”。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古代的建筑都被拆毁了。20世纪充满了破坏性，中国文化饱经磨难，建筑是只是其中一个受损的方面而已。
不过，当我看到这种历经几个世纪而幸存下来的古建筑，例如赵老先生的四合院，我发现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建筑的某些材料常常是被替换过的。赵老先生的家，像紫禁城和传统的中国寺庙一样，是用木头、砖块和瓦片建造的。在中国，很少建筑是用石头做的。明长城的一部分表面铺的是石头，然而长城是用于防御外敌的建筑，并非一座纪念碑或什么公共建筑。中国的建筑在开始设计得时候，就没有考虑持久的因素；建造者们并未想到要让它抵挡几百年的风吹雨打。
很多关心建筑保护的人们，都与西方有某种关联。赵老先生会说及“文化保护”这样的词语，他还帮我联系上了另一个北京的活动分子，那是个血统半中半法的女人，她正致力于保护胡同的工作。但这座古城里的一般市民似乎对这类问题不太感兴趣，甚至他们被迫迁居时表现也是如此。通常，他们被迫搬离时，感到气愤的问题是某些当地官员的贪污，同时他们也抱怨赔偿金额不公平。但这种问题看起来更倾向于私人性的，而非文化性的；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们对胡同有任何更深层次的感情依恋。
过去，中国人对建筑学几乎是漠不关心。宋朝的时候（960-1279），有人试图为传统建筑做辨别和分类的工作，但除此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对建筑的系统性研究了。直到1920年，建筑学仍然是一片空白，直到两个年轻人的出现。叫梁思成的男人和一个叫林徽因的女人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1928年，当他们双双获得了建筑方面的学位以后，他们结了婚，并回到了中国。
随后十年的大部分时间，这对年轻夫妇为本土的中国建筑学创立了一套系统分类的方法。他们在中国北方奔走，研究那些古老的建筑，呕心沥血地划出一幅幅古建筑的草图。离北京城不远的地方，他们发现了独乐寺，这座寺庙建于984年。在山西，他们标出了佛光寺的位置，这座寺庙建于857年，目前它仍然是中国木做的寺庙中最古老的一座。后来，共产党人掌了权，梁思成发起了保护北京旧城墙的运动，但他没有成功。
1940年,梁思成描述了他和妻子做研究的困难：“关于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建筑，我们并没有任何可参考的资料。我们对于古建筑的研究，就像是‘盲人骑瞎马’。”
这对夫妇常常从农民口中获得信息：
我的经验是，当地人对当地的建筑都不敢兴趣。每当我告诉他们想看看古迹时，他们就会把我带到一些以前刻的石碑前面。人们感兴趣的是书法……让他们肃然起敬的是书写的文字，而非工匠的手艺。
读过梁思成的这段评论以后，我想起了我以前在涪陵教书时的学生。虽然我教的学生是英语系的，但学校规定他们仍然要花不少时间去练习中国传统书法；每次我走进教室，常常看到的景象是几十个学生拿着毛笔，反复地写着同一个中文字。他们能马上告诉我，谁是班上写毛笔字最好的，谁第二，第三、第四。当他们看到我的英文书写这么差劲时，他们都惊呆了。他们无法相信，拥有我这种学术背景的人，在两间大学取得了文学学位的人，字还写得如此不像样。
在涪陵，我的学生们在书写的文字里找到了某种美感，对于像我这样的西方人来说，这种美感是很难察觉的。在北京，我感觉到我看到了这座古老城市的某些东西，而绝大多数的当地人都没有察觉。像所有的西方人一样，从幼年时候起，我就知道了过去蕴藏在一些古老的建筑中，像金字塔、宫殿、大剧场、大教堂等等。爱奥尼亚柱式、多利斯式、哥特式、巴洛克……我现在还能回忆起这些中学课堂上的词语。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古代了；然而中国人似乎在其他地方找到了他们的过去。
2000年10月20日
老人家看起来很暴躁。他穿戴整齐，里面一件灰色高领毛衣，外面套一件蓝色外套。他在客厅里接待了我。不过他总是不耐烦地到处看，也拒绝我想要聊天的尝试。他早上赢了一场网球联赛，不过他不肯告诉我比分。“如果我打球打了80年，就没什么好玩的了。”他摆摆手说：“他们那些人都太老了。”
所有法律渠道的尝试都已经失败了。最后的一线希望是，这个案件引起了某位高层官员的兴趣，不过这看起来不太可能发生。赵老先生告诉我说，有些朋友帮他安排了一间住房，一旦当局有人来拆房，他还有地方可以去。在他们家四合院的周围，其他的房子都拆光了，只留下一地砖块和尘土；今天早些时候，最后一位邻居离开了。这对老夫妇是胡同里最后坚守的居民。
他带我看了看房子，告诉我哪些部分是他希望能够保存下来的。主房的门属于古物，赵老先生要把它捐赠给现代文学博物馆，一同拿去捐赠的还有一块装饰用的砖头，上面刻了图案，人们管这种砖叫“象眼”。我们走到了院子里，老人家领着我穿过已经黑下来的院子。下午的时光是越来越短了，天气清凉。他指着院子的一个角落告诉我，几十年前，从那儿挖出了一个防空洞。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他说。“那时候毛说每个人都必须有防空洞。美国是我们的头号敌人。”
他仍然坚持不走，他要一直等到那些人来强迫他离开。“法庭的人会来，警察会来，救护车也会来。”他冷冷地说。“这可真刺激。”
一个中国国内的报社记者来了，我们三人回到了客厅。那个记者很年轻，面对着老人家和外国人，她看起来有些害怕。或者她正在为自己的状况苦恼：她是来记录一个无法报道的故事。她结结巴巴地问出了第一个问题：“您，您把自己的东西搬走了吗？”
“你说呢？”老人反问道。“我的东西全在这儿，你没看见吗？”
那个女人看看墙壁：毛笔字、奖状、亚伯拉罕.林肯、少年耶稣。她勉强地笑了一笑，试着问第二个问题：“您不高兴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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