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那个人是雅宝路上最大的现金交易商之一。”他说：“他的一个朋友是中国国航的飞机师，有时候会帮他把美金运到国外去。”
天色渐黑，我们叫了面条和烤羊肉吃。那个朝鲜族的乌兹别克女人和她的伙伴已经吃完了，他们付了账，一起离开。我心想，她的父母被送到乌兹别克去，不知道算不算一件好事。也许对她来说真是一件好事吧；不过雅宝路上的事情，谁又能肯定呢。
那个夏天，我决定去一个叫丹东的中国城市，做些调查。丹东和北朝鲜之间只相隔了一条鸭绿江。我想我可以在那个完全隔离的国家边界，找到一些写作的材料。当我告诉波拉特我的计划时，他笑了。他说，北朝鲜这个地方，让中国看起来很美好。
我在丹东的第三个晚上，凌晨两点在旅馆房间惊醒——房间里站着个小偷。这是一家属于中等水平的旅馆，10美元住1个晚上；而丹东则是一个中等规模的中国城市，如果不是刚好与北朝鲜一江之隔，这个地方是毫不起眼的。丹东宣称它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而鸭绿江江边全都是一排排租给游客用的望远镜。游客大多是中国人，他们希望透过望远镜，第一次看看外国的模样。望远镜旁边的标志承诺：“只需1元，就可出国！”而花上10块钱，就可以坐一会快艇，更近地看看对岸的北朝鲜人——在炎热的下午，他们常常在江边游泳。在适合结婚的良辰吉日，丹东的新人会依照传统租来一艘船，在结婚礼服外面套上救生衣，坐着船到北朝鲜人那边晃一圈。
在丹东会产生很多联想，这可能是我那天晚上忘了关窗户睡觉的原因。我的房间在二楼，我以为没人能闯进来；但我没有注意到有个一尺来宽的屋檐就在我的窗户下面。我也没有像以往旅行时那样，把我的腰包和护照放到枕头底下。我把它们和我的相机、钱包、采访本和两条短裤一起，就丢在梳妆台上。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小偷正在把所有东西揽到怀里。有那么一刻，我们俩谁也没动。
当你的生活穿行在两种语言之间，有那么一些时候，它们之间的界限会突然消失。在中国，我曾在半夜里被电话铃声惊醒，拿起听筒以后，我需要好一会儿才听懂对方说的话——那是我在美国的一个旧友。偶尔我在用中文和别人交谈时，不知何故，一个无甚关系的英文单词会忽然跳到我脑海里。梦中穿插着中文和英文对我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我坐过的最奇怪的梦，是梦见密苏里那些我认识的人，全都说着中文。当我从那些梦中醒来，我会躺在床上，漫想着我的潜意识是如何透过层层的语言和记忆浮现。我想如果发生一件突如其来的危急事情，我就知道在我潜意识的最深处到底是什么了。
在丹东，我从床上弹簧般地弹起，怒吼道：“草泥马！”小偷转身，向门口跑去，抱着我所有的东西。在第二次骂完这句脏话之前，我已经下了床。到第三句“草泥马”说出口时，我已经以最快速度奋力奔跑在旅店的走廊里。走廊里没有灯，只有一个个房间门口透出了幽暗的光。那个小偷也拼命跑着，但我渐渐和他拉近了距离；我们转了个弯，滑过廉价的瓦砖地板。我光着脚，除了一条拳击用的短裤以外什么也没穿。在走廊的尽头，有一个出口和一条楼梯，我就在那儿抓住了他。
我举起拳头，拼命往那人身上打。他并没有还手；他手里全是我的东西。每打他一下（“草泥马！”），就有些东西从他怀里掉出来。我打他一拳，我的相机掉出来了（“草泥马！”），再打他一下，我的腰包出来了（“草泥马！”）；再来一下，我的两条短裤飞到了半空（“草泥马！”）。钱包，采访本，护照——我让它们通通躺在地上。愤怒完全冲昏了我的头脑，我不停地打他，直到他怀里的全部东西都掉了出来。现在，他只想逃跑了；他跑回走廊，绝望地拉着每个门的把手：锁了，锁了，还是锁了。我追着他：怒吼，抓住了，用力打一顿。最后，他找到了一个没有上锁的房间，从那个房间洞开的窗户里，他在两层楼上跳了下去。
我差点就跟着他往下跳了。我一直跑到窗前，我的情绪拖着我的身体探到半空，一下子，我就清醒过来了。我往下看，那个小偷碰上了好运——在我们这层下面有个宽阔的平台。我住了嘴，这个夜晚立马就安静了下来。我听着那个小偷的脚步声拐过旅馆。他仍然拼命跑着。
当盛怒过去了以后，我感到了疼痛。在打斗之中，我把左手中指弄骨折了——肯定是在我一把拉过那个男人时弄断的。旅店里值夜班的经理陪我去了当地的医院，叫醒了那儿值班的医生。他打了个哈欠，砰一声把我的手指接回原位，然后给手指照了X光。指关节看起来还是弯曲的，于是那医生猛拉了一下我的手指，再次把它接回去。这回那个照X光的机器出了问题，医生叫我明天早上再过来，说到时就会有操作X光机的技术人员。旅店经理和我一起去了派出所报案。我昏头昏脑地回答了警察的问题，又填了一些表格；我的中文对话能力好像一下子退步了很多。清晨五点，我终于回到了床上。我睡得很不踏实。
几个小时以后，旅馆的老板来了，陪我回医院去。老板是个帅气的男人，他的头发打了很多啫喱，油光滑亮地贴在前额上。他穿着一件全新的白衬衣，一条烫得笔直的男裤。他再三为昨晚的盗窃案向我道歉，并向我介绍了他自己。
“我的名字叫李鹏。”他说。
我以为我听错了：“李什么？”
“李鹏。”
“跟前总理的名字一样？”
“是的。”他说。那个男人无奈地笑笑，我想我并不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人。1989年的夏天，是李鹏正式宣布了官方的戒严令，很多一般的中国人会把他和那次镇压事件联系起来。后来，据香港的报纸报道，愤怒的北京市民纷纷打电话并恐吓了二十个叫李鹏的北京居民。
他们中间至少有一个改了名字。十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很流行讲关于李鹏的笑话。“你喜欢李鹏吗？”我问那个旅馆老板。
“NO。”他说，故意用英语加重语气。他显然不想说这个话题。他问我关于昨晚盗窃案的事。
我已经把我记得的所有关于那个小偷的东西，都告诉了警察：他的头发是黑色的，他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他比我矮。如果他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我不会认得他。
这种含糊不清的描述让警察感到困惑：你怎么可能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弄断了手指，然后对他毫无印象？我自己也感到困惑。我记得追他的种种细节：不知为什么，那条黑暗的走廊、那一扇扇透着光的门，留给我的印象最为鲜明。我也可以回忆起那条楼梯口，我的相机弹道空中，还有那扇洞开的窗户。我还能听见我大叫着的那个词在旅馆里回响。我最难以忘怀的是那种盛怒的感觉，一想起来还是感到不安。然而那个小偷本身我却记不起来了。李鹏皱起了眉头。
“那是个小孩吗？”他问我。
“不是。”我说：“不是个小孩。”
“那你怎么轻易就抓住了他？”
“我不知道。”
“你们美国有小偷吗？”
我告诉李鹏美国也有小偷，但他们带着枪，你不会去追赶他们。
“在中国，大多数小偷随身带着刀，”他沉思着，说道：“不带刀的算哪门子小偷呢？所以我觉得他是个小孩。”
“他不是个小孩。这点我可以确定。”
“那他怎么不还手呢？你怎么那么轻易就抓住了他？”李鹏的声音听起来简直像是失望了。
“我不知道。”我说。
警察对我的问话也是大同小异，我开始感到厌烦了。当我们重新回顾昨晚的事件时，局促不安的感觉层层传了出来：首先，他们对一个外国人在这座城市里遭遇偷窃事件感到羞愧。接着，在承认了这个不幸的事实以后，这个外国人抓住了小偷的事实，让他们感到更为羞愧。除非是一个特别蠢的小偷，才会在凌晨两点被一个外国人追打；所以这个小偷必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警察们提出了种种可能。他肯定是喝醉了；或者是个残疾人；或者是个特别穷的外来移民。警察们强调，丹东是个现代化的、有秩序的都市，旅游业正在蓬勃发展。外国人半夜醒来发现有个小偷在他的房间里——丹东可不是这样的地方。
没有人认真考虑过另一个可能：这个男人是北朝鲜的难民。警察向我保证，这个边境地区没什么难民，因为河对岸的城市新义州，并不像北朝鲜的其他地方那么穷困。据在新义州有亲戚的一些丹东居民说，新义州的人一天吃两顿饭。然而在更远的东边，在饥荒和愚昧的经济政策双重打击下，据估计每年有7万北朝鲜人逃亡到中国来。很可能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来了丹东。这种可能性困扰着我：如果说当地人希望那个小偷是残疾人，我却希望他强壮得不得了。我希望他是个经验老道的小偷，聪明狡猾，跑得很快——总之是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我希望他是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北朝鲜人。当我想到我可能狠狠地揍了一个挨饿的人一顿，我就感到非常不安。
李鹏和我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想到了一个另外的可能性。
“可能他是个吃白粉的——所以他体质虚弱。这样就说得通了。”
“这儿有很多吸毒的人吗？”我问道。
“啊，没有。”李鹏马上回答：“我想丹东没有什么吸毒的人。”
市里最主要的风景胜地是鸭绿江上的断桥，这座桥曾经连接着丹东和新义州。1950年11月，朝鲜内战的第一年，当麦克阿瑟将军的军队向中国边境紧逼过来时，美军的炮弹炸毁了大半座桥。1993年，在修复了一半的桥身以后，中国把它向游人开放。游客们可以沿着桥走，看看爆炸以后留下来的遗迹——那在河水中间消失不见的桥身，并花上一块钱，透过望远镜看看遥远的对岸。北朝鲜人没有修复属于他们的那半座桥。那一半空荡荡的桥架子横在鸭绿江上，一直延伸到对岸。
有一天早上，我站在属于中国的那半座桥上，问那个出租望远镜的人，对面的北朝鲜人在干什么。
“他们在游泳。”他说。
“我给了他一块钱，透过窥视孔望过去。在遥远的对岸，站着一个漂亮的北朝鲜女孩，她穿着旧式的有裙摆的游泳衣，上面布满红白的条纹。当她走到河里时，身体不由得冷得颤抖起来。在她身后，一群小孩子围在一个大人周围，那个大人也许是个老师。我选了个淘气的小男孩，透过望远镜跟着他。他打了另一个男孩一拳，离开了人群乱跑，又向一个女孩扔沙子。老师在斥骂他。不远处站了个士兵，他背着一支步枪。望远镜的圆形镜头里装下了所有这些人，有那么一刻我迷失在这小小的世界里。这时出租望远镜的人问我我的国籍。我后退了一步，离开了镜头，然后回答了他的问题。
“如果美国和中国现在打仗，你觉得谁会赢？”
“我想美国和中国现在不会打仗了。”
“假设他们真的打起仗来，”他说：“你觉得谁会赢？”
“我真的不知道。”我说。看起来是时候问他生意怎样了。他说“还可以”；在出租望远镜的地方旁边，他还摆了个摄影摊，游客可以在那儿好好打扮一番，然后以身后的断桥为背景照张相。他们可以穿传统的朝鲜族服装或是全套的中国军装，那套军装还配有头盔和塑料做的步枪。
另一个小贩在桥上弄了个冷饮店，游客们可以在那儿买到“泰坦尼克号雪糕”吃，那个雪糕的包装上有李奥纳多和温斯莱特的照片。冷饮店的主人说，这座桥是国有的，私人商贩可以租一些地方，做望远镜或是小吃的生意。在那座桥旁边，我挺下来和另一个为游客照相的摄影师聊天。“你觉得中国能加入世贸吗？”他问我。“四月的时候，朱镕基出访美国，所有报纸都说中国很快就会加入世贸了。但是在南斯拉夫轰炸事件后，形势好象不太妙。”
我们聊了一会儿。摄影师老是提起世贸。 我问他为什么对此事这么感兴趣。“报纸上说，如果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就会有更多的外国游客到中国来。”他解释道：“当然，如果中国的经济不断发展，也会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到这儿来。这事会对我有影响的。”
我总是喜欢去丹东这样的小城市旅行，这些地方没什么外国人。当地人都急于和我说话。对他们来说，和一个美国人说会儿话，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和他们聊天，会让我联想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复杂关系。通常，人们都会不可避免地说到曾经的战争与冲突，他们也全然相信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故意欺压中国。然而，他们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却友好得让人难以置信；并且他们总是热切地讨论着国际贸易关系的话题。
起初，这种矛盾的态度让我感到不解；我觉得始终有一天我会弄懂人们的真实想法的。然而后来我渐渐意识到，即使是在一个人的思想中，截然相反的观点也可以同时存在。远方的一个爆炸事件可能引发人们的一种反应；和一个说中文的美国人交谈又可能激起另外一种想法。如同如今这片土地上的风景，是如此错综复杂。如果你来参观一座桥，它被美国人炸毁、由中国人重建，又出租给小商贩，让他们在桥上卖泰坦尼克号雪糕；那么当地人对外界的想法如此不合逻辑，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鸭绿江上的断桥座落在“丹东边境合作经济区”的尽头。当地人骄傲地称这儿为“开发区”。在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到这个国家的角落以后，丹东步入了迅速发展的十年；开发区正展示了发展的成果。人们告诉我说，十年前这儿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农民搭的棚屋和临时的小码头。现在这儿餐馆林立，有冷饮店、卡拉OK厅，还有一个叫“欧洲花园”的高级商场。
开发区东边的边界处有一个通往清代皇家猎苑的大门；还有一座新桥，桥对岸就是北朝鲜，桥上架着铁轨，能走火车和汽车。在这座桥和高级商场之间，有一间24小时营业的性病臣所，还有一个芬兰浴洗浴中心，这家按摩洗浴店外面的广告板上是一副巨型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裸着上身洗澡的外国女人。
在通往皇家猎苑的大门处，游客们可以追捕“野生的”云雀、白鸽、山鸡和兔子。这些动物都用绳子拴绑在地，游客们可以花上一块钱，用0.22口径的猎枪或一把弓箭射杀它们。花上三块钱，他们就可以任意射杀拴绑的兔子。游客们可以把杀死的动物拿去吃。
有一天下午，我看到有两个来自广东的游客在那儿猎杀云雀。那是一对20多岁的年轻情侣，穿着时尚，男的喝得很醉的样子。他射得太偏，云雀们甚至都没有挣扎，拴绑的绳子一动不动。它们静静地坐在太阳底下。这是我看过的最愁眉苦脸的云雀。
“我喝得太醉了，”这男人说：“你来射吧。”这人是在丹东长大的，现在带着女朋友回家乡来玩。“我不想开枪，”她说：“它太响了。”
“拿着，”他说：“你来射。我太醉了，都没法看清目标。”
“我不愿意。”
“来吧。很容易的。”
这男人教他的女朋友把枪架在围栏上，这样就更容易瞄准了。猎苑老板通常是不允许这种行为的，因为这就不是打猎了；但他这次为女孩破了例。我站在旁边，听着他们之间的对话，想着这与海明威的哪个故事接近。在海明威最精彩的故事里，总是有着枪、动物、女人和争吵的醉汉。和眼前的场景唯一的区别是，海明威故事里的动物从未被拴在地上。
终于，这男人说服了他的女朋友。女孩拿起那支0.22口径的步枪，猎苑的老板帮她把枪架到围栏上。她射了三发子弹，每次枪一响，她就大声尖叫，双手捂着耳朵。她全都射偏了。那些云雀看起来像睡着了。
天渐渐暗了下来，此时的开发区灯火通明：餐馆、卡拉OK厅和洗浴中心外头，荧光灯和霓虹灯不停闪烁着。而在鸭绿江对面，北朝鲜的河岸一片漆黑。没有任何用电的迹象，也没有北朝鲜人晚上来游泳。
在丹东，我在鸭绿江附近呆了很久。我认识了两个开快艇的当地人，一天里好几回，他们会开船载我去看北朝鲜的河岸。我们会经过一些撞毁的游船，还有一些看起来是废弃了的工厂。在北朝鲜人下海游泳的沙滩上，有些小孩子们朝我们招手微笑。全副武装的士兵像块石头一样站在各自的岗位上，盯着游泳的人们。他们看起来像拿着手枪的救生员。
中国和北朝鲜有良好的官方关系，但丹东的老百姓会说他们的邻居领导无方。每次我想深究一下这个问题，中国人就会耸耸肩。“没有意思。”他们说。即使是那个对世贸组织热情高涨的摄影师，当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去北朝鲜旅游时，他看起来也是一脸不耐烦。“我可以从他们那儿学些什么？”他问我。丹东人没有一个为他们邻居的贫穷或孤立状态感到不安，在共产主义盛行的前30年里，他们自己已经饱尝个中滋味。
对我来说，北朝鲜是一个悲剧；而这个国家竟然对外封闭了近半个世纪，简直是不可思议。船沿着河岸航行，我留意着那些小小的细节：一艘空空的游船，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一个游泳的孩子。在我看来，每一眼都有重大的意义，就如丹东人觉得与我的简单交谈非比寻常。
不过，虽然中国人和我一样都望向对岸，我们的原因却不尽相同：我要看到里面去，他们想看到外面去。中国游客们纷纷涌向北朝鲜的河岸，只是因为这儿是他们离出国旅游最近的地方。
如果他们有钱，就可以越过边境。我住的旅馆有组织这样的旅行团，最低的价钱大概是200美金左右，不需要护照，只要有中国居民身份证就可以了。对中国公民来说，去北朝鲜比去香港工容易，香港在两年之前正式回归中国。中国政府在丹东边境有如此宽松的政策，因为他们确定任何跨过鸭绿江的人都是想要回来的。
每天早上，普通团和豪华团的旅客都会在我住的旅馆门口集中，准备出发前往北朝鲜；有一天早晨，我看到一个人向他们做了个简单的旅游介绍。他所说的东西，让我想起我随和平团第一次到中国来时所听到的话。那个导游说，中国游客参观北朝鲜的纪念碑时，应该有尊重的态度，还有就是不要给那些正在劳作的人照相。中国游客要谨记：北朝鲜是骄傲的民族。此外，当经过非军事区时，要注意不能向另一边驻守的美国士兵喊“hello”。
“你会注意到，那儿并不像中国这么发达，”导游说：“你不能跟北朝鲜人说，他们需要改革开放；或者告诉他们要以中国为榜样。请记住，很多北朝鲜导游中文说得很好，你们要管住自己的嘴巴。”
朝鲜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唯一一次要直接开战的冲突。这场战争从1950年6月开始，当时北朝鲜向南部进犯。美国与其它联合国的国家一起，很快对南韩进行援助；麦克阿瑟将军的军队一直打到了中国的边境。那一年10月，毛泽东开始号召“志愿军”去帮助北方的邻居。这场战打了由三年，有5万4000名美军丧生。外国的历史学家估计中国的伤亡人数达到了90万之高。不过准确数字肯定是不得而知的，因为中国对历次战争的描述都是不可靠的。丹东当地的纪念馆宣称战争中死去的中国人只有1万1千人。
当我在鸭绿江的码头之间闲逛时，我曾告诉其中一个开快艇的船员，说我希望能与参加过朝鲜战争的人会面。那船员认识这样一个老兵，是他父亲的朋友，他约了那个老兵，我们三个一起吃饭。当我们在餐馆门口见面时，那个老人的双眼睁圆了。“我以为你说他是个从美国来的中国少数民族！”他大声说道，猛地转身就走。船员赶紧追上了老人，试着跟他说明白，安抚他的情绪。他们说了很久，终于回来了。我向老人解释道，我只是对历史感兴趣；我向他保证不会公开他的名字。最后他终于同意跟我们一起到餐馆里的包间就餐。
老人以前参加的是中国海军，在朝鲜战争中他并没有目睹什么直接的军事行动，当时他的部队被派往台湾海峡了。后来，在1964年的时候，他在台湾沿岸的一场战役中腿部受伤。他今年6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40年了。他走路时有些跛脚。打伤他的敌人是台湾人，但所用的枪是美国制造的。老兵把这个细节告诉我，并确认我明白无误地听懂了他的话。
我们叫了菜和当地的啤酒，过了一会儿老人开始放松下来。他问我那根包扎的手指是怎么回事，听完我的回答后要了摇头。“如今很多东西都是没有把握的了。”他说：“比如说，一些退休老人就拿不到退休金。还有一个和从前不一样的地方，现在中国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有些人太富了，有些人又太穷。不像是毛泽东时代，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那时候没有人犯罪。你在旅馆里被打劫的事情，这在过去根本不可能发生。”
我问他河对岸的情况是怎样的。
“当金正日在世的时候，他就像毛泽东一样，”他说：“他是个伟大的人，每个人都崇拜他。但是金正日的儿子并不像他父亲那么好。他太年轻，最主要的因素是他没有经过战争的锻炼；他没有受过磨难。金正日小时候就参加了战争，所以他成了个伟大的人。”
一小时后以后，采访整个儿颠倒了过来。桌对面的老人不断向我发问：美国的工资水平怎样？美国人怎样看待中国？他们对北约轰炸事件有什么想法？
这老兵告诉我，他有个儿子，拿了大学毕业的文凭，却拒绝了一份很好的政府工作。那个年轻人去了一家私人企业，那儿给的工资更高，但他的职位不是铁饭碗。他已经26岁了，却还没结婚！他怎么想的？这是他在大学里向他的美国老师学来的吗？美国人觉得一份高收入的工作比长期稳定的职业更重要吗？
我向老人解释，某种程度而言，他儿子的想法和美国一些年轻人的想法是相似的。老人不断地回到同样的话题上：一份政府工作是再好不过了；中国还需要一个毛泽东。他喝了很多酒，说话开始含混不清，并且大声抱怨起来。他骂着他的儿子，又嚷嚷说餐馆的服务太差。他说外国人来到丹东不应该遇到抢劫的事。
带我来的那个船员礼貌地提议说，我们该走了。那个老人忽然生气了。
“我不是每天都能有机会和外国人说话，”他提高嗓门说：“我不累。我只是要去一下洗手间。”他站起来，差点被椅子绊倒了；那个船员及时扶了他一把。一个女服务员走进房间，老人大声说：“买单！”
我已经付过账了，女服务员就向老人解释了一番。“我有钱！”老人嚷嚷：“让我来付钱！”那个船员试图扶着他往外走。“我来付钱！”老人又嚷嚷起来，手里挥舞着一叠人民币。
最后，我们把他拉出了门外，夜晚清凉的空气让他稍稍平静了一些。我向老人道谢，谢谢他来和我见面；老人和我握了手，一瘸一拐地向家走去。他不肯让我们送。
那个船员看着老人远去的身影，叹了口气。这个33岁的男人说：“很多老人看不懂中国现在的事情。”
我在丹东的最后一个下午，鸭绿江里满是中国人结婚的游船。有钱的新人雇了两层的大游船；一班人要的是小摩托艇。他们的仪式都是一样的：游船飞速地开到断桥下，停下来照些照片，然后沿着被朝鲜的河岸兜一圈。在救生衣底下，新娘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粉红或橙或紫；她们站在船头，像装饰的鲜花。这天天气炎热，北朝鲜人也在河里游泳。一个名叫倪士超（音）的船员开船载我到河上，我们穿行在一队队结婚的游船之中。倪士超告诉我，今天是农历第6个月的第6天，是很吉祥的日子。不过总的来说，结婚的人比去年少了。
“人们觉得以9结尾的年份兆头不好。”他解释道：“我自己是不信，但很多人都信的。89年的时候，北京有一场暴动；79年的时候，是‘四人帮’的审判。69年是文化大革命。59年是你们美国人来炸了这座桥。”
他停了一下，思索了片刻，说：“噢不是，那是1950年的事情。总而言之，59年也发生了些不好的事情。”
那一年是毛泽东指挥的“大跃进”运动关键时期，但历史书上抹除了那一段灾难。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倪士超对近代发生的事情印象摇摆不清；他对审判四人帮的事情也记错了，事实上那是1980年才开始的。
“那1949年如何？”我问道。
“那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说。我们的船在那座断桥的阴影里开着，船下是缓缓流淌的鸭绿江。“那一年不同。”他说：“那一年是好年，肯定的。”
从丹东出发，我向着日本海，沿着国界一直走。沿路经过的地方有轻微的污染情况，一辆辆汽车从白桦林中开过。我随身带着帐篷和睡袋，到了长白山就露营。这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现在里面满是湛蓝清冽的湖水，中朝的边界把湖水从中间切断，看起来像是一块破裂的蓝宝石。晚上南边吹来凛冽的风，我在帐篷里总是以为外面有脚步声。
当地人告诉我说，这儿的国界没有围起来。湖边是一圈的山脊，上面长满了青草，白天；我就沿着那儿一直走。走了半个小时后，我看到下面一片青绿之中有一点小小的白色。在走下山谷之前，我仔细地看了看周围：没有楼房，没有人。最近的城市也在几十公里之外，那一带都是崎岖不平的山地。我在中国呆了这么久，这儿是我所见过的最空旷的地方了。
那一块石头一面写着中文，另一面写着朝鲜文。我习惯看见的都是线状的边界——河流，栅栏；现在面对这空荡荡的旷野中孤立的石头，让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边界原来只是一个概念，在这无人的旷野上毫无意义可言。
我放下我的行李，向被朝鲜走了几步，然后把相机放在一块石头上，调好了拍照时间。在那张照片上，天空湛蓝，白云低低地挂在地平线上。我跪在那儿，影子落在那块标志边界的石头上。我的左手上缠着脏脏的白色绷带。背景的那些群山可以是任何国家的山。
（本章节完，请继续关注本书的其他章节翻译，谢谢！）
一夜之城：深圳
深圳总是生气勃勃的。这座城市的发展速度飞快，人们有时会把建造高楼大厦比作雨后纷纷冒出的春笋，因此它又被称为“一夜之城”。像北京这样的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会对深圳冷嘲热讽，而他们的理由千篇一律：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品味。然而对于从内地移民来深圳的人们来说，这座城市有着迥然不同的意义。对他们来说，深圳是活生生的，它好坏共存，一面是残酷，一面是成功。在这个国家不断兴起的新城中，深圳是最有名的一个。在我来深圳之前，我听过许多关于深圳的冒险故事。在四川涪陵，我的学生们喜欢写这座城市的故事；有时候深圳是他们小说中的背景；有时候他们会描述一些四川移民在深圳的经历。在一节写作课上，我教完了一个关于对话的单元，就叫学生们写一下他们最近的谈话。一个叫艾米莉的女生想起了和她姐姐的对话，那天她姐姐做了她人生里最重大的一个决定：
“我决定了，我要去深圳。”姐姐说。
“妈妈不会让你去的。”
“我会试着去说服她。”
“我支持你，”我说：“不过你确定你已经考虑周全了吗？”
“我很清楚我要面对的是什么。这意味着我以后永远都不会有一份铁饭碗似的稳定工作。我可能会被开除，或者还会出现更糟的情况；不过我还这么年轻，精力有得是，这有什么要紧呢？”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嗯，我觉得你是对的。在那座飞速发展的城市里工作、生活，肯定是件很棒的事情。”
“祝你好运。”我加了一句。
“谢谢你。晚安。”
“晚安。”
现在我姐姐已经在那座繁荣的城市五个月了。我想知道她是不是还记得我们之间的对话，她还是不是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精力。
那时候整个班的学生对于我来说，都只是一些模糊的面孔，上面写满了求知的欲望；而艾米莉则是我最早记住的学生之一。我呆在中国教书的第一个学期，班上就有她（第二年我教了前一章提到的威利）。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布置作业；我经常随意地在黑板上写一个问题，然后要学生在10分钟之内围绕这个问题写一段话。有一天，我提的问题是：“有两种生活摆在你面前：一种是平凡的生活，但你会有很长的寿命；另一种是你会生活得特别快乐，但你的寿命只剩下20年。你会选择哪一种？”
几乎每个人都选了第一种。在中国农村地区，做出选择并不是一件难事。许多学生指出，无论生活有多幸福多开心，20年的寿命也是不够的——他们的家庭太贫穷了，他们要负起家庭的责任。我可能是在那次课堂作业中学到最多东西的人。那以后，面对着四川的学生们，我在传达“追求快乐”这样的美国观念时，就会更加小心。不过那次作业中，我注意到艾米莉的选择是寿命很短的那一种生活。她那一年19岁，是我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她写道：我意识到，很久以来，我的生活都谈不上真正的快乐。有时候，我会把我的颓废归咎于我所处的环境，特别是我们这所学校里那种压抑的气氛。但我看到我身边的同学都过得很快乐，只有我自怨自艾。所以我想问题是出在我身上。
从她那一年所写下的所有作业来看，她就是个与众不同的学生。她与他的同学成为鲜明对比；她回避党的路线；她有自己的想法。她的父母受过良好的教育，这在我的学生之中是很少见的；她的父亲是我们学校数学系的教授。她写过一些父亲在文革中的遭遇，当时他被下放到农村的矿井里工作。有一个单元是学习“商业写作”的，当时我给学生们布置的作业是让他们给一个美国机构写一封正式的信，艾米莉选的机构是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德乡村音乐协会。她告诉我说，她很好奇乡村音乐听起来是怎样的。还有一回，在一篇日志的开头，她问我有没有一些黑人朋友；她说她还从来没有见过黑人，除了在电视上。当我的文学课上演《仲夏夜之梦》这出戏时，她扮演的角色是泰坦尼娅。她是个出色的演员，不过她演每个角色时脸上都带着淡淡的微笑，像是她在远远地看着自己的样子。她有高高的颧骨，丰满的嘴唇，宽宽的脸上一双黑漆漆的眼睛，总是在不停地眨动。她取的英文名来自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
毕业之后，她马上离开了家。她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南下，她的男朋友名叫黯逆(Anry)，这是我们英语系里几个更神秘莫测的英文名之一。他在班上体育算是很好的，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帅小伙。黯逆的脸方方正正的，一头硬硬的短发直竖着，黑黑的眼睛给人一种冷冷的感觉。他很容易发脾气，他的英文名(Anry)与单词“生气”(Angry)只差了一个字母，看来不仅仅是巧合。几年以后，艾米莉告诉我说，黯逆以前经常挑剔她。
“他曾经跟我说，我和别的男人讲话时不应该面带笑容。”艾米莉回忆到：“我应该保持面无表情的样子。他经常因为这个骂我，说我笑得太多。他还说我和男人说话时老眨眼，很不像样。我曾经站在镜子面前左看右看，希望让自己变得举止正常起来。那时候，我相信他说的每句话。后来我知道他大错特错。”
他们俩离开家的原因各不相同。黯逆的家庭急需用钱；一年之前，他的哥哥用炸药捉鱼，因为引线太短，炸伤了自己。那场事故以后，他哥哥就几乎全盲了，也不能用双手干活。他家里还有妻子和一个儿子要养。用炸药捉鱼是犯法的，但在边远的农村，农民们还是会这样做。
对艾米莉来说，她的父亲在学校里有份稳定的工作，所以钱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实际上，在我面前，她从来都说不上到底为什么她要离开涪陵。“内心深处有什么在召唤我。”有一次她这样说。“我妈说我总是不满意开开心心的人生。她说我注定要吃苦的。”无论怎么说，她都难以想象，在涪陵做个学校老师这样的生活，如何能让她感到满意。“教书对女人来说是个好职业，也很容易找到一个好的丈夫，因为男人都喜欢娶老师做妻子。这样生活会过得很舒适。但是这种生活太舒适了，我觉得就跟死了没有什么差别。”
艾米莉和黯逆先去了云南省的首都昆明，他俩在那儿各找了一处住的地方，然后就去找工作。新的经济环境下兴起了好些“人才市场”，或者叫“就业中心”；艾米莉和黯逆走遍了昆明的人才市场和就业中心。他们都没有碰上什么好运气。艾米莉是我班上英语最好的学生之一，但是人才市场招聘的人从来没有问过她的学历。很多招聘广告上列明，女性的求职者身高必须有1米6，而且要“五官端正”。“五官”是指耳朵、眼睛、嘴唇、鼻子和舌头；事实上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要“长得漂亮”。艾米莉知道对于传统的审美标准来说，她的眼睛太小了，而她的嘴又太大了。她的身高只有1米53。在昆明呆了好几个月以后，她只找到一份秘书的工作，工资很低。她决定去另一个城市闯闯。
深圳自然成为了她的选择。从四川出来的年轻人是听着这座一夜之城的故事长大的，那些故事总是充满了传奇色彩：一个去那儿打工的人成了百万富翁，一个年轻的秘书步步晋升至贸易公司的高层。艾米莉小的时候，她经常听见邻居们的议论，说一个当地的女孩去了深圳，闯出了一番事业，经常寄钱回家给她的父母。艾米莉的妈妈常称赞那位女孩，说她是独立自主的典范；在那些故事的鼓舞下，艾米莉的姐姐选择了南下。
然而黯逆却决定要到上海去，他在那儿有些亲戚。他们俩为此大吵了一架，最后分道扬镳：黯逆去了东部，艾米莉到了南方。在深圳，艾米莉的姐姐刚刚辞掉了一份工作，她和妹妹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不停往当地的人才市场跑。在人才市场，来自工厂的招聘人员摆好了摊位，对求职者进行面试。人才市场的门票一张10元，相当于1美元多一点儿。艾米莉和姐姐如今只剩下200美元的积蓄了，于是一周以后，她们就开始只买1张门票。她们也把其他的资源结合整合到一起：艾米莉的学历较有优势，而她姐姐比她高一些，于是通常是由姐姐带着艾米莉的简历到人才市场里去。她为艾米莉排队，最后替她获得了一间台湾贸易公司的第二轮面试机会。艾米莉去了那次面试，公司的老板似乎对艾米莉的英语能力留下了深刻印象。1997年6月，艾米莉得到了那份工作。她起初的工资是每个月870元——相当于100多美元。那年秋天，她给我写了一封信：
在工作的头两天里，办公室只有一个女孩搭理我。其他人就像当我不存在似的。我感到很孤独。我想到了你，你刚到涪陵的那些日子，肯定也觉得非常孤独吧。我鼓励自己要表现得热情，要主动和她们交朋友。我的努力最终见效了，我很快成为融入了这个群体。在我们办公室里一共只有8个人。除了老板——他是个老头，其他全是年轻女孩子。这些年轻女孩来自三个不同的省份。露露（注：人名均为音译）、陆云、徐丽、莉莉是从江西来的，奕小英来自湖南，林娜来自四川。露露长得最好看，也最能干，但她是我们中间最矮的一个。陆云心地很好，让我想起以前的同学艾尔安。徐丽属于那种古典美女，男孩打来办公室的私人电话大多是找她的。但我不怎么喜欢她，因为她说的话有时候挺恶毒的。莉莉是另一个秘书，比我早来两天。她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头脑迟钝、不负责任。她在办公室里属于不受欢迎的那一个。小英是我们中间最胖的女孩，老是在想着怎么减肥。她的电脑操作很熟练，但英语很差。我和她有个口头协定：她教我怎么用电脑，我教她英语。林娜是老乡，我可以和她说四川话。但四川话几乎人人都听得懂，所以我们说四川话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优越感。噢对了！到现在，我还没告诉你我们公司是干嘛的。我们公司是从台湾搬过来的，不过几个月而已。它做的是出口时装和贝壳首饰的生意。我负责发邮件或传真给客户，和他们沟通，接受订单，把订单交给工厂，然后找到最合适的公司，把我们的货物送到客户那儿去。露露这些天帮了我许多忙。
艾米莉的故事不断从南方漂移过来。她给我写信，偶尔晚上她的老板回家了以后，她会给我打电话。她常说起她的姐姐，她姐姐一直在换工作。艾米莉的姐姐最初是在一间做塑料家具的工厂里当会计，然后她又找了一份做旅游销售的工作。后来，她又进了一家采取金字塔计划的传销公司。她知道这公司就是骗钱的：这种金字塔式的传销骗术在中国南方很是猖獗，政府正在加大力度进行打击。然而她还是去了这公司的招聘会，还把艾米莉带去了。“那儿很多的销售人员文化程度都很低，但他们很会说话。”艾米莉后来告诉我说。“我觉得这不是个赚钱的好方法；但对于提升自我、增强自信来说，倒是很不错。”我在涪陵的最后一年，有一天晚上，艾米莉打来了电话，告诉我说她的工资涨到了1000元，相当于120多美元。我祝贺了她。然而电话那头的她听起来有些吞吞吐吐的，最后，我问她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公司在香港有个代理人。”她迟疑地说道。“他经常到深圳来。他是个老头，他喜欢我。”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沉默。
我换了个角度。“他为什么喜欢你？”
“因为我长得胖。”她在电话那头紧张地咯咯笑起来。我知道她去了深圳以后胖了一些，这样她看起来应该更好看了。
“你说他喜欢你是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意思？”
沉默。
“他想要你做他的女朋友吗？”
“也许吧。”
“他结婚了吗？”
“他离过婚。他是台湾人，在台湾有两个小孩。但他常常在香港工作。”
“他多久去一次深圳？”
“一个月两次。”
“他给你带来很大的困扰吗？”
“他常常想法设法和我呆在一起。他说如果我想去香港工作，他可以帮我。你知道，香港的工资要高得多。他说如果我去香港的话，我可以赚很多的钱。”
我小心地斟酌词句。“这可不是个好主意。”我慢慢地说：“如果你想找别的工作，也不该叫他帮忙。否则以后你会有更多麻烦的。”
“我知道。我想我不会那么做的。”
“你应该试着避开他。”
“我是这么干的。”她说：“他来深圳的时候，我就整天和同事呆在一起。”
“你觉得问题很严重吗？”
“现在还好。”
“如果问题变得很严重，你应该辞职。可能会出现很糟的情况。”
“我知道。”她说：“暂时还不用。不过这份工作并不是很好，有合适的机会，我会辞职的。”
深圳是中国境内唯一建了现代城墙的城市。城墙大概有十英尺高，由铁丝网制成，有些地方上面全是尖尖的铁刺。整座城墙有67公里长。如果从北面进入深圳，就会走进城墙间的其中一个关卡，然后经过一条穿行在绿色小山坡之间的高速公路。离市中心越近，路两旁的新楼就越高。在深南路和红岭路交界，竖着一幅大型告示牌，它象征着这座城市的心脏。告示牌上面是一张邓小平在深圳的特写，同时还写着一句话：“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当地人和游客都经常在这告示牌前照相。1997年2月，当邓小平去世的时候，几千名深圳市民自发地聚集在告示牌前，献上鲜花和挽联，还举行了其他的纪念活动。他们唱着“春天的故事”，这首歌算是深圳市的市歌：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中国的其他城市纪念它们的历史，然而深圳的崛起却带着神秘的色彩：奇迹般的诞生，仁慈的神。从1949年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故意不开发这片区域，是因为毗邻的地方是香港。共产党人害怕英国的资本主义殖民地会带来政治和经济的污染，他们给深圳制定的角色是“政治防御前线”。在国有经济的年代，这片区域的国企寥寥无几，多数居民靠钓鱼和种田为生。
1978年开始要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面临着一个问题：该从哪个地方开始实行这条政策？他们不想以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做试验，在这些地方进行彻底的改革，一旦出现了失误，将造成政治上无可估量的损失。邓小平决定在边远的、尚未发展起来的区域做试验，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经济特区”。政府希望通过减免税务和投资政策上的优惠，会吸引外国公司到这些特区投资建厂。1980年，中国正式划出最早的两个经济特区：深圳和珠海。珠海和当时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毗邻。
1980年代，中国政府陆续给予5个城市或区域“经济特区”的地位，但深圳总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中国官员称这座城市为“改革试验室”和“试验田”；深圳成了“对外开放的窗口”。他们把这座城市的兴起当作一场试验，而深圳的优势在于没怎么受到过往的干扰。中国的其他地方正在致力私有化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让一批批工人下岗，对工厂进行重组；深圳的经济却是一张白纸。政府为这座城市制定的发展策略简单直接：建造基础设施，引入外商投资，吸引外来劳动力。20年内，这座城市的人口从30万迅速膨胀到4百万。同一时期，深圳的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长30%。1980到1985这五年之内，深圳试行了超过200条经济改革的政策，其中大部分的政策随后都推行到中国的其他城市。
深圳的一切都是新的。这儿的居民大多年龄不到29岁，老人寥寥无几。深圳大学没有历史系；但你可以申请读它的高尔夫球场管理系（这里会提供中国境内最棒的相关课程）。在深圳博物馆，一些关于古代中国和鸦片战争的展览都做得马马虎虎，一副应付游客的样子，并照例尽责地附带着一句这样的题字：当你陶醉在这壮丽的“一夜之城”时，你可曾想过那些勤劳勇敢、为祖国流血流汗的先辈？
深圳博物馆里现代历史的展览部分要郑重其事得多，也有那一句题字，不过是安排在毫不起眼的地方。展厅的其中一处记录道，1987年12月，这座城市召开了新中国第1个公开拍卖会，拍卖的是一片地的使用权。旁边是一张照片，纪念中国的第1个人才市场——这是另一项迅速流行全国的“深圳发明”。还有其他的照片展示：1990年成立的中国首个证券交易市场；1988年首栋移交私有市场的国企建筑。其中一件展品骄傲地记下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1996年，深圳开了中国第1间沃尔玛超市。
除了那些标语以外，实际上没有一件事真的是“一夜之间”就发生的，而且过程总是伴随着反对之声。如果把邓小平称作这个城市的神，那么他应该是希腊人所说的守护神，不时会遭到一些神秘力量的对抗。邓小平相信经济特区会帮助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然而这里面还有政治考量的因素：他尤其希望能吸引到香港和台湾的投资，巧妙地增强这些地区和大陆之间的联系，让它们变得更加紧密。然而保守派则担心会产生截然相反的后果；他们觉得像深圳这样的城市是允许外国公司来剥削中国的劳动力。很多经济特区恰好是以前的贸易港口城，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这些城市被迫对外开放。反对邓小平政策的人有时候会对此进行攻击，说等同于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的翻版。1980年代中期，经济特区里出现了一系列的走私丑闻，对邓的批评更加激烈。
政府其中一个应对措施，就是给深圳建了城墙，于1984年竣工。这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式解决方法，但有不同的新用途：在深圳，城墙的其中一个功能是守住城内的一切。（译者注：联想长城兴建的原因，其基本功能是挡住外来的敌人。）官员们希望这样可以限制改革中潜在的危险影响。这座城墙确证了政府加强控制的想法；一道实实在在的界线，划出了试验城市的范围。中国公民必须持有其所在地的省政府批准发出的边防证，才能合法地进入深圳。1989年夏天,政府保守派在北京的镇压事件中占据了上风，有些人开始担心深圳会不会因此丧失它的特区身份。然而3年以后，那个仁慈的神回来了。1992年，邓小平进行了著名的“南巡”，目的是向世人表示中国的经济改革将继续进行。南巡的关键时刻是邓小平来到深圳的时候，这位88岁的领袖发表了这样的讲话：“我们从深圳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敢于闯禁区。”这也就是歌曲《春天的故事》第二节的内容：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啊，中国，啊，中国，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
在深圳当地，没有什么居民意识到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大型的试验。然而他们感到了前路的不确定；他们会把这座城市的发展形容为一名当权者施恩的结果，而非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我去过深圳几次，有一回遇到了一个商人，他告诉我说，邓小平死后，人们会往深圳那块巨大的布告牌献上祭品，以此来表示对他的感谢。然而这么做也有恐惧和迷信的因素，这有点像传统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他们相信死去的人仍然能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影响。还有一回，我和一个来自湖南省的出租车司机聊天。“这地方原来就是个很穷的村子，后来邓小平来了，说要在这儿建城市。”他说。“中国的事情就是这么办的。一个人出来说，我们要干什么，然后就干成了。这就是社会主义。”
尽管中国的领导者试图牢牢掌控者他们的改革试验，深圳的某些方面还是按自己的轨迹前进。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逐渐成了主导，这儿的工厂管理人喜欢招女工，因为女工的工资相对更低，管理起来也更容易。虽然目前还没有可靠的数据，但显而易见深圳里的女人比男人要多得多。当地人常说，深圳的人口比例是每7个女人才有1个男人。深圳的卖淫行业开始盛行，同样流行开来的还有“二奶”，她们是工厂老板们的情妇，这些工厂老板通常在台湾或香港已经另有家室。
政府给深圳竖立边界是希望加强监管，但却引发了意料之外的结果。很多老板把工厂搬到了围墙的另一边，那儿的土地更便宜，执法也没有那么严。深圳地区由此就被划分成两个世界，当地人称为“关内”和“关外”；意思就是“围墙内的地方”和“围墙外的地方”。好几个世纪以前，这种说法用于山海关一带；山海关是长城中很有名的一段，它是中国的皇朝和满洲之间的分界。在深圳，人们把旧的说法套用到新的边界上。在围栏之外，卫星城一个个兴起，它们大部分是没有规划、脏乱不堪的。这些卫星城内，廉价建造的工厂和工人宿舍杂乱无序地扩张。这儿的工资要更低一些，工作日通常是一周6天，而非5天。比起深圳关内，工伤事故和工厂起火的事情发生得更为频繁。
就是这儿，在关外，艾米莉在一个叫龙华的卫星城找到了她第1份工作。她开始工作不久，她所在的企业就新增了一个生产部门，并发展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工厂，有自己的工场车间和工人宿舍。这家工厂生产铝制品、铜制品、低档次的银饰，还有上色并涂了亮漆的廉价塑料珠子；这些东西都用塑料袋装起来，然后出口至香港、南亚以及美国。
艾米莉那个关于香港商人的故事很快就结束了。我们打完那一通电话以后，过了几个星期，她又打给我，我就追问她那个香港人的事情。
“他对女人是见一个爱一个。”艾米莉边笑边说。“所以，对我来说他不是个问题了。”
她告诉我说，她姐姐找了份新工作，是在“孤独的心”电话热线里接听电话，那些在深圳离感到失落伤感的人会打电话过去，跟接线员聊天。她这份工作的收入没有艾米莉高，但是很轻松。依照电话数量的多少，她还会得到相应的奖金；有很多人打电话进来。我问艾米莉，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打去电话热线。
“每个在深圳的人都有很多烦恼。”她说。
“为什么呢？”
“有很多关于爱情的问题。”她说：“有些人说，深圳没有真正的爱情。为了生存，大家都忙着挣钱去了。”
她的声音听起来比学生时代老成了很多。在和艾米莉电话聊天过后，我常常会想，那些年轻人是如何生活，如何在深圳、在那些新兴的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千千万万的人像候鸟一样迁徙：这些默默无闻、你从来不知道姓名的打工者们南下。身在其中，一个像艾米莉这样的年轻女子迷失了方向，看起来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春天的时候，有一个叫朱云峰（音）的男人来到艾米莉所在的首饰厂工作。他学过做模具，在上一份工作里，他计算错了一个金属部件的重量。他和其他三个男人本来要合力搬起那个金属部件，然而那部件滑开了。朱云峰放了手。其他三个男人来不及反应，都压断了几根手指。公司承诺会付给受伤的工人赔偿金，也没有因为这次事故而处罚朱云峰，但他还是决定不干了。面对那些伤残的工友，他感到很不好受。
那一年3月，朱云峰来到首饰厂上班的时候，艾米莉并没有留意到他。他是个沉默的人，而且他的外表也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他中等个子，有一头浓密的黑发，由于整天和模具打交道，他的肩膀很宽。他长得不算英俊。不过，后来艾米莉开始渐渐注意他。艾米莉喜欢他走路的样子——里头有一种自信。
两个月后，她的办公桌抽屉里开始出现了一些小礼物。她收到了两个洋娃娃，还有一个羊的小雕像。她没有问大家是谁送的。
6月的时候，艾米莉和朱云峰以及其他一些同事一起去外面玩，后来到了当地的公园，不知为何却只剩下他们两人。艾米莉不知道他们俩是怎么和大家分开的。忽然，她感到害怕起来；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了。她那时候22岁。他是26岁。
“我不想和你一起走。”艾米莉说。
“你想和谁一起走？”朱云峰说。
“我不想和任何人一起走！”
他们后来就回了工厂。几个月以后，朱云峰告诉艾米莉，就是那天在公园的时候，他觉得他们俩有可能会成。他看出来了，艾米莉的心思当时摇摆不定。
那家工厂雇了50个人。台湾籍的老板公开告诉工人们，他来到中国大陆的唯一一个原因，就是这儿的劳动力更便宜。工人们都不太喜欢他们的老板。有些工人1小时的工钱不到1块人民币，相当于12美分左右；这意味着他们为了要拿到足够过活的薪水，就得超时工作。工人们每次说起他们的老板，就像很多在深圳工作的人说起他们的台湾老板一样，都会用两个词来形容他：小气、好色。不过这家首饰厂的老板心眼没坏到哪里去，这家工厂的条件比很多“关外”工厂要好一些。这儿的工人们星期天可以放假，平时下班以后也可以出去，但要在晚上指定的时间前回到工人宿舍。这时间通常是11点或12点，取决于老板当天的心情。
工人宿舍在一栋六层楼的楼房，老板把最上面两层都做宿舍用。 宿舍里每个房间住着4到10个工人。这是家“三合一”的工厂——产品、仓库、人住的宿舍，都在同一栋楼里。工厂的这种布局在中国是不合法的，工人们都知道；他们也知道这栋楼底层里贮存的一些原材料属于极易燃的物品。还不止这些；曾经有个电工来为这栋楼做检查，他告诉艾米莉和其他的秘书，这栋楼的电路是有问题的。从那以后，艾米莉就自己画了张从大楼里逃生的路线图。如果晚上发生火灾的话，她打算先跑到6楼宿舍的平台，然后跳到隔壁大楼的楼顶上。这就是她打好的主意；她不会去对别人说什么“这是违法的事情”，因为根本没人要听。在“关外”，这样的“三合一”工厂比比皆是，工人们也没什么办法。他们都是背井离乡出来的。
10月里一个星期六的夜晚，朱云峰和艾米莉一起过马路时，拉住了她的手。那一颗艾米莉的心脏差点掉了出来。朱云峰紧紧地拉着她。
“我太紧张了。”当他们走到马路对面时，艾米莉说：“我不想这样。”
“怎么了？”朱云峰问：“你以前从来没和人拖过手吗？”
“拖过。”艾米莉说：“但我还是很紧张。”
“以后我们都会这样。”朱云峰说：“你应该很快就习惯了。”
后来，当艾米莉告诉我这个故事时，她一边说一边止不住地笑。她做了个中国女人常常会做的动作——用手遮住她的嘴，就像是回忆里的快乐满得都溢了出来。
每隔6个月，我都要坐上火车南下，往深圳去。在中国，正式的外媒记者护照需要一堆的文件：你要由一家刊物做担保，向政府申请常驻新闻机构证和记者证。我现在还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现在每年都要去两趟香港，用50美元向那儿的旅行机构买一张6个月内多次通行的商务执照，也没人会问我什么问题。这成了我固定的迁徙路线：每当夏秋之交，或是冬尽春至，就到了我再一次南下的时候。
1999年4月，我这么来回折腾，办下了我的第1张中国签证。在火车上的旅程是愉悦的；由北往南，我喜欢看着那些光秃秃的平原逐渐过渡到一片繁茂的青绿。我在香港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把我所需要的签证办下来了；然后当天我就过关返回深圳。我在深圳搭上一辆去龙华的巴士，艾米莉的工厂就在那儿。她告诉我说当地只有一家外国的餐馆——麦当劳，她就在那儿等我。她向工厂请了一天假。
我们已经有两年不见了；不过她看起来没怎么变。她穿着一条式样简单的绸裙子，是蓝色的，头发扎在脑后。她对着我笑，跟我握手——她知道这是美国朋友的会面方式。我们主要是说中文。她告诉我说，如果用母语说话，她感觉会自在很多。她学生时代的那种腼腆样子已经荡然无存了；她现在成了我的向导，飞快地拽着我穿街走巷，来到另一个巴士站前，搭上一辆前往深圳特区关内的车。在关口，穿着制服的守卫检查了我们的证件——我的护照，她的边检证。然后我们坐的巴士就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一直把我们带到这座城市的心脏。一年之前，当我还在和平队的时候，亚当.迈耶（译者注：与我同在涪陵教书的美国人）去深圳探访了艾米莉。他告诉我说，那趟南方之旅最精彩的内容是去了鸦片战争博物馆，那家博物馆就在附近的海边。要到博物馆去，就必须先叫辆摩托车；要叫辆摩托车，你就必须和一帮摩托车司机讨价还价。那些人说话恶毒，而在他们眼里，一个外国人就相当于马路上掉下来一带新鲜的肉。亚当和摩托车司机激烈讨论了有半个小时，为他在之后的博物馆之旅做好了热身准备——博物馆里面充满了“活生生的历史”。里面有一处展览是讲洋鬼子怎么用武力从中国夺走香港的，有张图片上是一艘外国来的战船，上面站满了白花花一排的洋鬼子。不知怎的，亚当也卷进了这“活生生的历史”中，好些中国的游客看见他时都吓了一大跳，好像图片里的洋鬼子从战船上跳下来一个，直接站在他们面前。艾米莉以前总是很欣赏她的外国老师，觉得我们俩很有幽默感；通常我们跟她开玩笑，她也觉得很有趣。然而，那次亚当在“活生生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让这个可怜的女孩再也受不了了。
在去深圳的巴士上，艾米莉问我，我最想去什么地方。
“我想去鸦片战争博物馆。”我说。
“我不要回那儿去。”她说。
“迈耶老师可喜欢那儿啦。”我说：“他叫我一定要去。我们可以叫个摩托车过去。”
然而艾米莉可比以前强硬多了。很快，她就把我们的行程选择限定在三个主题公园之中：第一是深圳野生动物园，广告宣传说是“与游客互动的野生动物”；第二是中国民俗风情村，在那儿可以看到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他们会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还有就是锦绣中华，那里面有中国各个著名景点的微缩景观。我最终把选择权交给了艾米莉。我可提醒了她，不管她怎么选，我们注定要体验的，只是一些最为糟糕的中式雅皮士娱乐。
她选了深圳野生动物园。如果从“允许游客喂食动物”这一点来说，广告宣传里所用到的“互动”一词可谓千真万确。游客们喂动物吃很多不同的东西，有红萝卜、坚果、芹菜等；当他们喂光了这些食物，就拿食物的包装袋拿给动物们吃。公园里到处都是小贩，叫卖着一块钱一袋的喂食。这些人铁定是按照售出喂食的数量拿佣金的，他们和那群载人去鸦片战争博物馆的摩托车司机一样，使开浑身解数叫你买东西。“一块钱！”小贩们叫着。“来喂鹿吧，只要一块钱。”“来喂鹿吧，一块钱！”那些鹿就像这儿的其他动物一样，眼神呆滞，身体臃肿，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在猴子山那儿，小贩们开始威胁我们。有个男的对我们说，如果你不喂那些猴子，它们就会攻击你。如果没有一袋一块钱的红萝卜，猴子山可是个危机四伏的地方。喂猴子吧。只要一块钱。你一定要喂猴子。
艾米莉就要掏钱买一袋红萝卜了，我阻止了她。“如果我们不喂那些猴子会怎样？你不想看看吗？”我说。她抬了抬头，笑了。果然如那个男人所说的，有只猴子想要抢走艾米莉的钱包，而我不得不紧紧抓住我的棒球帽。我们离开猴子山时，那个男人朝我们做了一个得意的表情。
当我们来到鳄鱼池时，那儿只剩下一只鸭子了。它关在一个很小的笼子里，两眼直视前方，好像在避免和鳄鱼对视，就像我在机场过海关时所所表现的一样。倒数第二只鸭子刚被投到鳄鱼池里，那些鳄鱼还在争相撕扯着。每只鸭子要25块人民币。我把钱包拿了出来。
“我不想把鸭子扔到鳄鱼堆里。”艾米莉说。
“你不用这样做，”我说：“管理员会替你把它扔到池子里的。他也不是把鸭子扔到鳄鱼堆里，他只是把鸭子扔到池塘里。”
“我不喜欢鳄鱼。”她说：“我不想喂它们。也没见你喂别的动物。”
“鳄鱼可是友好的动物。”我说。“看，那一只在笑呢。”
池子里，有只鳄鱼抢到了倒数第二只鸭子的一块肉，现在它正张着嘴，往外吐着水，水里是有些鸭子毛。
“它们的嘴天生长成那样的。”艾米莉说。
我很耐心地和她讲道理。我说，把鸭子关在笼里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特别是在致力于保护野生动物的野生动物园里。这只是野生动物生存的方式：它们在危险重重的环境中，有些存活，有些死去。即使那只鸭子没有活下来，也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没有亲自动手、也非主宰鸭子命运的真正元凶。我们没有碰过那只鸭子一根毫毛；我们只是把25块钱交给了一个男人。三块美金，就可以买到一只鸭子的自由，这可划算得很。
艾米莉说，鸭子的翅膀是被剪过的。“那个嘛，”我说：“它还可以游到对岸去，然后远走高飞。鸭子认真走起路来，走得可快了。而且谁知道呢，或者他们没把鸭子的翅膀剪对；或者鸭子会给我们一个惊喜，一下子飞起来，飞到隔壁的鞋厂，然后开始它的自由生活。我们总得试一试，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为了要说服艾米莉，我的理由越来越来偏激了。我告诉她，鳄鱼是一种稀有动物，现在都快要濒临灭绝了，如果不喂这些鳄鱼，它们就要死掉。艾米莉反驳我说，这些鳄鱼看起来最近都不会挨饿的。虽然我不愿意承认艾米莉说的话，但很明显她是对的。眼前的鳄鱼们看起来像快要膨胀得爆炸了。倒数第二只鸭子也只是被撕成了碎片，并没有被吃掉；它的一块块肉在岸边漂浮着。
最后，我的辩驳不得不上升到道德层面，这道德感又简直不堪一击：如果我们不把鸭子扔到鳄鱼池，其他人也会这么干。我们不比别人道德感强，也不比别人道德感弱，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我们是人，欣赏一池鳄鱼和一只修建过翅膀的鸭子恶斗，正是人的本性。不管怎么说，这只鸭子有什么特别的呢？凭什么要区别对待它和它的同伴？……我一直喋喋不休，然而像在鸦片战争博物馆的表态上一样，艾米莉的态度非常坚决。最后，我们还是让那只鸭子留在了笼子里。
我们的野生动物园之旅以“一百种动物的盛会”结束；这场游行每天都在园内的舞台上演。表演延续了“互动”这一主题，动物和人一起登台。一个身着天鹅服的年轻女人，领着一队边走边拉屎的天鹅，摇摇摆摆地走过舞台上那条肮脏的小路。随后出场的是一群穿得像鹦鹉一样的女人，肩膀上站着真正的鹦鹉。然后是男人们骑着大象和鸵鸟来了。有只鸵鸟把他身上的骑手甩了下来，这只狂怒的鸵鸟追赶着骑手，那男人拼命地往前跑，围观的人们全都欢呼起来。
表演在熊的游行中达到了高潮。有些熊穿着戏服，有些胸骑在单车上，有些熊用后腿支撑着身体，像喝醉了一样摇晃着走路。最早出现的来做客的熊，它们推着小车，小车上堆满了巨大的结婚礼物，那些礼物是用木头做的，还漆上了颜色，包括一个冰箱，一台电视，一大支长城葡萄酒。那一对幸福的新人最后出场。一只雄穿着西装，另一只穿着裙子；它们和一个驯兽师一起，站在最高的站台上。它们进行了个简短的仪式，两只熊用后腿站起来，鞠了几个躬，然后驯兽师就把它们推进展台上的新房里。那个驯兽师拿着一条鞭子。这婚礼看起来是胁迫的。那新房的红色大门上贴了金色的“喜喜”字，意思是“双倍的幸福”。我看了一下，在场的观众几乎全是来自中国上等阶层的年轻人。有人告诉我说，晚上这儿有灰狗的竞跑看。在离开这个城市之前，我们在邓小平的布告牌前停留了一会儿。野生动物园让我目瞪口呆，脑海还是里一片混沌，参观布告牌则像是在净化头脑——这是我们关内之旅的忏悔仪式。这是个灰蒙蒙的下午，我在那儿给艾米莉照了张相。像传统中国人一样，照相时她没有笑，摆出了一副严肃的样子，背景是那个伟大领导人的肖像。
我们的回程显得很漫长。我们做的巴士在市区的摩天大楼中穿梭：蓝绿色玻璃闪着光的证券交易所，双塔的地王大厦。车往北走，我们经过了一些崭新的住宅区；几英里后，房屋逐渐稀少。车行的路穿过了空空如也的绿色山丘，来到了深圳的边界：那是一条长长的、低低的线，由铁链连接而成。在关口的检查站旁边，竖了个广告牌：观澜湖高尔夫球会，中国第一个72洞的高尔夫会。
车出了关，路旁都是一堆堆还未完工的水泥建筑，还有打成地基的巨大的洞，旁边的泥土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我们经过了一家安全级别较低的监狱，它的牌子上写着：第二劳改所。我们坐的巴士继续往北走，工厂区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眼前：一栋栋围着栅栏的宿舍，一个个烟囱往外喷着一团团浓烟。这样的城市景观表明这个城市还未到发展成熟的年龄，也是中国新兴城市的特色。新辟的人行道上已经长满了一堆堆杂草；还未完工的住宅区粗制滥造，那些房子的墙壁已经污迹斑斑，并出现了一道道裂缝。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未完工的，质量又那么差强人意，以至才刚建的看起来却那么破旧。
道路两旁的广告牌上都是工厂的产品，这些广告的目标客户几乎都是采购大量批发零部件的批发商，产品包括有交流发电机，空气压缩机和热贡。这些都不是日常生活中能用到的东西，即使对于一家很好的广告公司来说，宣传这些产品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然而这些广告牌的设计如同这儿的一切，都是匆忙完成的；通常这些广告上上都只有一张图片，图片上是个令人费解的东西：一个机械零件，或是一个刀刃状的部件，印在一片洒满阳光的草地上。在那牧歌式的扣链齿轮下，印着公司的名字，通常是令人莫名其妙的英文：专业制造液压机械（Professional Manufacture Various Hydraulic Machinery）,友好金属工作润滑剂(Friendly Metal Lubricants),好运纸品(Good Luck Paper Products)。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户外的饭店吃饭，那家饭店在艾米莉工作的工厂附近。在中国的城市里面，夜晚通常是一天里最令人愉悦的时候；而关外尤其是如此，夜幕终于让这儿的一切具有了亲切感。白天，一片片的工厂区看起来如此单调、缺乏人性，上班时间一到，一条条街道上连个人影都不见，就像是已经废弃了一般。然而到了晚上，大部分人都下了班，从工厂的围墙内忽然涌出了一群群的年轻人。他们成群结队，看起来很开心，就像是听到最后一声下课铃响的学生。我在饭店里坐着，看着那些年轻人从人行道上走过，他们说着闹着，互相调笑。除了工作以外，他们在这儿没有什么别的职责——没有家庭，没有传统风俗。从这个意义来说，他们是自由的。
吃饭的时候，艾米莉告诉了我他们工厂老板的一些奇闻轶事，逗我开心。她老伴的其中一个合作伙伴时美籍华人，最近为了谈生意从三藩市飞到深圳来，他去了艾米莉的办公室，用传真给他老婆发了封充满爱意的信，然后马上到外面找了个小姐。艾米莉的老板常常对他工厂里的年轻女人暗送秋波，他的朋友大多和他表现如出一辙。旁边的一家工厂老板也是台湾人，为周旋在他那两个四川二奶之间，他花费了太多的精力，以至于最后连工厂都倒闭了。艾米莉边说边笑，我在想，对于那些一个宿舍里住了10个人的年轻女人来说，这种故事该有多么流行。来深圳之前，艾米莉从未想过有人会这样做。她告诉我说，她最震惊的事情，是听到了她那个涪陵邻居的最新信息；在她的家乡，那个年轻女人的故事被到处传颂，她是四川人在深圳获得成功的典范。艾米莉的姐姐得知，实际上那个女人当了一个香港老板的“二奶”。
艾米莉对到深圳来的生意人没有什么好感，尤其是那些台湾人。她的男朋友朱云峰最近辞掉了首饰厂的工作，到了一家新的工厂，那儿的台湾老板对工人们很好。然而艾米莉认为，像这样的老板只是个例外，绝大多数的老板都是剥削成性的色鬼。艾米莉说，一年前她老板在台湾的公司倒闭了，然后不无嘲弄地说：“那些人全都是在其他地方生意失败的。”
当我问到政治气候的问题，艾米莉说深圳的政治约束要比她的家乡少得多。但她也指出，这儿的劳工情况可能造成了同样效果的限制。“老板们取代了政府，控制着一切。”她说：“可能这都是一回事儿。”
艾米莉说到邻近城市一个台湾老板的手袋厂时，表情特别激动。像关外多部分的工厂一样，这家手袋厂的工人一周工作6天，但更过分的是，老板规定平时工厂大门要上锁。除了周日以外，工人无法离开工厂。
“那肯定是不合法的。”我说。
“很多工厂都那么做。”她说：“他们那些人和政府关系很好。”
艾米莉有个朋友在那家手袋厂工作，那儿的台湾老板命令每个员工在生产线上工作至午夜，每当发现有员工表现出疲惫的样子，老板就冲他大声叫骂。有个工人抱怨过，老板就开除了他；那个工人要求领回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老板找人来把他打了一顿。这个事情激怒了艾米莉，她决定必须要有所行动。我问她是不是去找了警察，或者去找其他的政府机构，还是说她把这件事告诉了记者。
“都不是。”她说：“我给这个老板寄了封信，里面写着：‘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日。’我还画了一副骨骼在里面。”
我不懂“骨骼”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艾米莉就把那两个字写在手掌上给我看——中国人要说清楚一个词时，常常这么做。但我还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最后她把她的碗筷推到一边，在桌子上画了个草图。
“一副骷髅？”
“是的。”她说：“我画了一副骷髅。不过我没写我的名字。我的落款是：‘一个深怀不满的员工’。”
她咯咯地笑起来，用手捂住了嘴。服务员过来清理了我们的桌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从前在涪陵的时候，我的写作课上没有包括“死亡威胁”这一项。最后，我问道：“那封信起作用了吗？”
“我想它有一些帮助。”她说：“那家工厂的工人说，老伴收到信后非常恐慌。之后他对工人好一些了。”
“你为什么不向警察投诉呢？”
“没有用的。”她说：“那些老板全都有关系。在深圳这个地方，每样事情你都只能靠自己。”吃完饭后，艾米莉问我：“你想看一些有趣的东西吗？”
我们走上了一条小路，那条路通往市中心。路下面是条小溪，在黑夜里缓缓地流淌着。这条路两旁没有路灯，但路边站了好几十个男人。他们手里拿的烟发出橘红色的光，像暗夜里的萤火虫。我问艾米莉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在找妓女呢。”她低声在我耳边说。不一会儿，有个女人走过来了，她走得很慢，边走边东张西望；有个男人迎了上去，和她说话。两人谈了一会儿，那个男人走开了，重新站回到黑暗的角落，那个女人继续往前走。艾米莉说：“你想不想看看，如果我把你单独留在这儿，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不想。”我说：“我们走吧。”
那一晚我住在朱云峰的公寓里，那公寓就只有一个房间。他现在的工作允许工人独自租房子住，这也是朱云峰离开那家首饰厂的其中一个原因。他赚的钱比艾米莉多，但他很节省，那公寓也是很简陋的。附近的房子贴满了写着黑体字的传单，那是私人性病诊所的广告。他住的那栋楼里楼道的墙上也贴着那样的传单，我们跟着那些传单一路走到4楼，就到了朱云峰的公寓。墙是还没上完漆的，天花板剥落，水管还没造好。热水器还未安装好。像关外无数的东西一样，这栋楼还未完工，看起来却像是已经废弃了一般。太多东西等着要兴建，承包商们在一个地方搭好了基本的架子，就马上转战到另一个地方去。我发现，这地方只有一种东西是真正完工的，那就是工厂的产品；不过这些产品一做完就马上要出口到国外。
朱云峰的公寓里最主要的家具是两张铺着藤席的木床。墙上没有任何装饰。他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只有一个热水瓶和一堆书。他如今的工作是为工厂做模具，那家工厂生产一些销往国外的家用工具
夜里，艾米莉走了以后，朱云峰和我聊了一下他的新工作。他说希望自己像他的女朋友一样，有学过英语。我看得出来，他对艾米莉很是钦佩，我也知道，他身上有种东西，让艾米莉觉得很有安全感。有一次，艾米莉很直接地告诉我说，朱云峰长得不帅。她说的是实话：朱云峰的脸上有许多痤疮留下的疤痕。但他的朴素、直白吸引了艾米莉。关于男人，艾米莉有一套“帅哥不可靠”的理论。
我的第2次中国签证之旅安排在十月份，十月是那一年很重要的一个月：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按照传统，每逢重大的周年庆典，中国就要在首都举行阅兵式，由国家主席现场检阅：15周年庆典是毛泽东，35周年庆典是邓小平。14周年的时候没有举行这样的游行庆典，1989的北京市民那时候看了太多军人了。不过，如今风平浪静的十年已经过去，轮到江泽民来检阅他的部队了。
首都为此整个夏天都在紧张筹备。天安门广场被栅栏围了起来，要重新粉刷，长安街上的好些建筑也重新装修了门面。8月16日的夜晚10：30分，我上司伊恩和我吃过晚饭，乘坐出租车回记者站，途经长安街时，忽然整条街道上都响起“圣母颂”的甜美乐音。交通全慢了下来：汽车司机摇下了窗户，骑自行车的人停在了路边。每个人看上去都一脸迷惑的样子。第二首歌响起了，是“圣诞歌：火上烘烤的栗子”；此时我们才意识到是有人在测试阅兵式使用的新的扬声系统。
第二天下午，忽然出现在街头的，是一辆接一辆的坦克、运送部队的装甲车、还有自动推进的导弹发射器，它们经过长安街，往西面的天安门广场开去。事先没有任何形式的警示。那一天，北京的晨报上发布了不起眼的声明，告知市民市中心有些地区将进行交通封锁，时间是下午4：30分至凌晨2点，但报纸上并没有提到这些部队的武器设备。当时我正在记者站剪报纸，当我听到外面巨大的轰鸣声时，我马上跑了出去。沿路站着一列的军人，把目瞪口呆围观的群众挡在身后。父母们让孩子坐到肩膀上，好让他们看得更清楚。
第三天晚上，我在雅宝路和波拉特一起吃晚饭。他咧开嘴笑了：“北京上次出现坦克可是好些年前了。”我问他，他会如何庆祝这个周年庆典，他说那个星期他会尽量不出门。他听到了一些小道消息，说警察正在加强对维族人的监控，因为当局担心一些分离主义者会安放炸弹，或者在庆典上捣乱。
在北京，为了缓解污染的情况，当局下令工厂暂时关闭，还在典礼前安排飞机投放了一些播云催化剂。9月的最后一天，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十月一日的黎明到来时，天空一片明亮的蔚蓝，当天的阅兵式进行得异常顺利。江泽民穿一件中山装，钮扣扣到脖子低下，检阅部队时他喊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没什么新鲜事——“皇上”的服装和从前一样，那句呆板的口号以前的诸位领导人也喊过。阅兵式上播的曲子是国歌，取代了我们那天听到的“圣母颂”。我对着电视看了一个小时的阅兵式，感到很无聊，就出门去雅宝路吃饭了。波拉特遵守诺言，到处都看不到他的踪影。除了我以外，那家维族餐馆一个客人也没有。
当局宣布，为欢度国庆，所有公民放假一周。在浙江省，威廉.杰佛逊.福斯特和南希.德鲁由于积蓄不多，并没有出外旅游，他们俩在玉庆度过了平静的一周。在建国50周年当天，他们去了威利的四个学生家里做客。对于外来的老师来说，这是在当地建立人脉关系的好方法。有一个学生家里是开皮鞋厂的，那学生的父亲给了威利一对新的皮鞋。后来威利给我写信，信里半开玩笑地说：“有趣的是，这还是我第一次从学生家里受贿。”
在更远的南部，深圳关外，艾米莉所在的工厂只放一天假。深圳关内的大部分公司都给了员工一周的假期；而在围墙之外的工厂生产计划更为繁重。艾米莉工厂的员工认为，他们的老板对国庆假期如此吝啬，是因为他是个仇恨共产党的台湾人。
那一周后半期，我的私人月历上要转换季节了。我坐上南下深圳的火车，过关去了香港，买了我那张新的签证。
这是我和艾米莉在深圳关内的第二趟旅程。艾米莉选择的景点是地王大厦。我们的行程依旧：麦当劳里碰头，去关口的巴士，深圳边境上的检查。路两旁一直是低低的绿色山丘，还有一片片的住宅区，忽然市中心就出现在眼前，像一片海市蜃楼：栋栋高楼耸立，钢和玻璃的材质闪着耀眼的光，最高那一栋俨然在其中伸出了头，那就是地王大厦。
我们买了去地王大厦顶楼的票。玻璃做成的观光电梯带着我们飞速上升，来到了第69层。向外俯瞰，那一大片经济特区跃入眼帘。在中国的其他大城市，你站得越高，那种挨挤的状况就越能令你印象深刻；最后你发现自己脚下是一大片乱糟糟的钢筋水泥的海洋：那么多的楼房，那么多年的忙乱发展。然而站在深圳的半空中，看到的景象却截然不同。道路是宽阔笔直的，市中心随处可见一片片的绿地。往西面看去，附近郊区那些涨水的鱼池反射着光芒，像一面面镜子。这座城是经过规划的；它不是几年几十年几百年的历史互相堆积的成果。那座摩天大楼里有一个展览，内容是颂扬深圳和香港的历史。深圳的展区不大，门前挂着条标语：“一夜之城”。
香港的展区里有一人高的邓小平像和撒切尔夫人像，这两位领导人对殖民地回归的条款进行了谈判。展览到1997年的政权交接结束。那儿有一张香港最后一任英国总督彭定康的照片，共产党当局非常鄙视他，因为他在英国统治香港的最后几年尝试实行了一些民主改革。地王大厦的展览压根儿没有提到那些改革的措施，甚至连彭定康的名字都没有提。彭定康的照片下只有一句言简意赅的说明：“殖民统治结束”。
“宣传稿”：玉米淀粉和政府官员的故事（上）
我第一年做自由撰稿人，过了几个月紧巴巴的日子以后，开始在一些媒体发表文章。这些媒体包括有《香港英文虎报》、《南华早报》、《亚洲华尔街日报》、《纽约客》、《芝加哥论坛报》、《纽沃克星报》(the Newark Star-Ledger)、《西雅图情报家邮报》(the 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少年学术杂志》(Junior Scholastic Magazine)和一家叫“现代中国”（Chinanow）的网站。那一年世界经贸组织那些英才们从日内瓦飞抵中国，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国会议；而我撰写了用于宣传册上的讨论会纪要。每个组织都有一套自己的规则，也有一套发放酬金的方式。世界贸易组织要我必须穿西装、打领带，不过他们会给我300美金一天。报纸通常是一则新闻报道付我300到400美金，如果我能提供一张能见报的相关照片，还能获得更高的报酬。没有人会为我的开销买单。无论谁给我一份稿件的合约，我都来者不拒。
在我发表稿件的这些媒体中，《华尔街日报》和《芝加哥论坛报》是声望最高的，不过它们给的酬劳都没有《少年学术杂志》多。那家杂志一篇专题报道就给我900美金。《少年学术杂志》让我做一个关于三个北京的学龄儿童的报道，这报道里要有一些基本的中国历史作为背景。这家杂志的受众是美国中学的青少年；编辑要我把每个句子的长度限制在18个字以内。我写完了草稿，自己读了一遍，忽然发现我用的是“特别英语”（译者注：Special English是词汇量较少、语速比地道英语平均语速慢1/3的英语，由于“美国之音”的广播而广为中国人所接受）：
中国的历史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中国过往的岁月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比西方各国发达得多。中国人最早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瓷器、铸铁、丝绸和指南针。然而过去的两个世纪对中国而言，大致是可叹可悲的；尤其从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而言。结果就是现在的中国仍然是个有很多问题的发展中国家。
要做好自由撰稿人这一职业，关键就是要把你自己和那篇署有你名字的文章分离开来。你要远远地注视着你的文章，如同一个忽然晕眩的人注视着自己的身体趴在地面上。从某种程度来说，无论哪一类的写作都是如此；但对于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自由撰稿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为那些远在天边的媒体写稿感觉很奇怪，那些媒体的编辑对我来说就只是电话里的一把声音而已。而且这也算得上是不合法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任何记者在没有官方授权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然而北京和上海仍然有一小群年轻的写作者，持有的是买来的6个月的商务签证，希望有一天被某个记者站选上，成为一名全职的记者。这些人惹上麻烦的机率不高，但偶尔会出点事。我来北京前不久，美国广播公司（ABC）报道了一个关于中国的敏感新闻，中国警方对此的反应是不断去骚扰一批ABC驻中国记者站的助手，这些助手都是外国人，也没签订正式的工作合同，最后他们都不得不放弃工作。无论如何，我还是尽可能去发表我的文章。这么做要冒一定的风险：我的报道可能引起当局的注意，但也可能引起一些编辑的注意。我每周都发信投稿，也学会把一段经历写成好几个故事，就像那回我在北朝鲜边境的旅程一样。（那段旅程一共发表了五篇不同的文章。）同时，我也留意着那些不同种类的固定工作。在《华尔街日报》工作的麦特.福尼把他以前的一份差事转给了我，就是为《香港英文虎报》写一个每周一次的专栏。每周二我就交过去一篇600字的文章，然后我就能收到150美元，还有那篇从样报上剪下来的发表文章。我每次为了护照的事情去香港时，从来没上过虎报的办公室。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人曾经看过我在上面发表的文章。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写作方式更为轻松。我常常漫无目的地长时间旅行，等待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有时我就是在北京城里闲逛，找一个人或一处地方来写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首都北京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儿的自由市场经济已经兴盛起来，然而还未达到完全标准化的、大规模的经济模式。小规模的生意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每一桩都值得拿出来写成故事。雅宝路那边的一条小胡同里专门做卖给俄罗斯人的皮大衣生意；新街口有好些很棒的走私CD和DVD店。人们都知道地铁天安门那一站有很多卖伪造发票的人，他们服务的对象是那些从内地来为党公干的腐败官员。他们就在地铁站的出口那儿转悠，嘴里小声地说着：“发票，发票，发票。”那些人总是站在阴暗的角落，眼神飘忽不定，手插在口袋里——随时准备抽出一叠报销单。
玉蜓桥的市场全部是卖没有许可的电子商品的：用过的产品，厂商用于摆设的模型，试验的装置，工厂里流出的零部件，还有就是假货。每件产品背后都有一个可以打消你疑虑的故事，一个口头上的信心保证。有天早上，我在市场里闲逛，和一个卖主聊天，他是卖台湾制造的松下音响的。他向我解释到，他卖的产品这么便宜，是因为他不用交税——他有个朋友在厦门做海关。另外一个卖主告诉我，他卖的扬子牌洗衣机是在安徽省的工厂里直接提货的，这批产品没有通过厂家的质检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表面有些小小的刮痕。这个卖主旁边的男人在卖CR2型号的锂电池，这些电池在高档商场专柜的电子产品中已经使用过了。但这男人指天发誓说，这些电池还有一半的电，价钱则是原来零售价的六分之一。
我对兜售故事的人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有一次我在山西省省会太原旅游时，遇到了一个街头集市。那儿全是这种东西：手表，打火机，佛教的护身符，还有手工做的鞋垫。每个卖主都是把席子往地上一铺，上面摆上他卖的东西，就可以叫卖了。
有个卖小册子的摊子前聚集了一群人。卖小册子的男人二十岁出头，你可以从他外表就看出他是从外地来的：黝黑的肤色，肮脏的衣领，廉价的蓝色西装。但是他口才很好，人们都被他的言语吸引住了。在这儿演讲的关键在于语速：决不能太快，不能显出很急切地样子。他说话的样子很平静，好像他正等着享受这一整天似的；他的话听起来不会太生硬，也不像有预先排练过。他卖这些小册子不是为生计所迫，而是这些小册子确实值得一卖。
这肯定是不合法的事情。他在地上摆了一张白色的布单，上面手写了一系列的问题：
毛泽东和邓小平，谁更好一些？
一则从未公布的重要新闻？
世界瞬息万变，中国在20年后还会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
“这些所有的问题，你都会得到答案。还有更精彩的内容，”这个男人说：“只要一块钱而已。”他瞥了一眼围观的人，显然留意到人群里有个不太寻常的身影，但他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你是外国人也好，当地人也好，这都没关系的。价钱就是这个价：只要一块钱。我不会骗你的。所有的问题都在里面，你会得全部答案。”那些小册子印刷质量很差，纸做的蓝色封皮里钉了有20页，封面上写着：
科学新闻、奇闻和秘密疗法
张宏（经济学家）
深圳科学新闻出版社
毋庸置疑，这家出版社的名字你是从来没有听过的，那个经济学家很可能是“查无此人”。在北京这种政治监控比较严密的城市，这个卖小册子的男人可能会被驱逐出城，或者是被抓到派出所去，他卖的东西要全部没收。但在乡下，时不时可以看见卖这种小册子的人，这个国家的媒体都由当局掌控，这些人就在边缘地带活动。他们贩卖谣言、秘闻、民间传说、阴谋论——那些都是在人们头脑里悄悄回响的声音。我总是对他们卖的东西感到好奇。一块钱真不算多。你在报纸上可从来看不到那样的消息
那本小册子里有21篇文章，按照一种神秘的逻辑排列。“为什么毛泽东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这篇文章后面，紧接着就是“如何看出你生男孩还是女孩”。“中国需要迅速解决的十大问题”的前一篇文章是“十种人会短命”。有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位89年民运的工人领袖，他现在被关在监狱里。另一篇的内容是关于刘少奇的那些妻子们，刘少奇是前任的中共副主席。这些文章里有丑闻：“500个怀孕的女空姐。”也有建议：“如何治疗脱发和白发。”有欺诈：“打麻将的作弊手法。”还有祖传秘方：“如何避孕”（用小苏打和棉花）；“如何流产”（用发酵过的发酵粉和烧酒）。
那些文章都很短；里面的句子简洁明了。所有问题都会得到合情合理的解答。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有三个原因：1 他被刘少奇所威胁；2 他想继续阶级斗争；3 他希望全面发展马克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如果一个孕妇右侧的乳头颜色比左侧的乳头深，她就会生儿子。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的好。如果你有规律地做运动，就不会秃顶。中国20年以后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你左侧乳头颜色更深，你就会生女儿。
2000年3月，我接了个活儿，是写一篇关于“淀粉”的报道。有家叫多尔.奥利弗的荷兰公司要发行一本公司内部刊物，他们想报道一下他们公司在中国东北部的工作情况，那个地方以前叫做“满洲”。奥利弗公司给这个地区最早的两家玉米淀粉加工厂供应离心机，工厂名字一家叫黄龙，另一家叫大成。我的任务是去报道一下这两家企业的成就。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此处的“报道”该叫做“宣传”。报道和宣传除了叫法不同，在这儿意思可没什么两样。1997年，中共中央委员会把“宣传部”的英文翻译由“Propaganda? Department”改成了“Publicity Department”，但中文名称可是一点儿也没变。
这篇报道多尔.奥利弗公司付给我900美金。我的摄影师朋友马可.梁的酬劳是1000美金，公司付给他更多钱的原因是他承诺说可以拍到刊物封面的照片。我们动身前一晚，多尔.奥利弗公司寄给我另一篇内部刊物的样稿，让我作参考。那篇文章是用简单的“特别英语”写成的，它的开头是这样：“没有什么原料能像淀粉一样，用途如此广泛。”往下的内容就是说从唇膏到纸张到干粉，所有东西都要用到淀粉。每一年，全球的淀粉产量一共是5千5百万至6千万之间。大量的淀粉用于做糖精，这个传统是从拿破仑战争的时候开始的。那时英国人切断了法国进口糖的途径，法国人不得不从淀粉中提取糖分。也许你要说法国人输了那几场战争，但他们可从淀粉上尝到了甜头。文章里还有这么一句话：“像‘汉堡王’这样的快餐店会用淀粉让薯条变得更脆。”
我很有兴趣了解更多的内容。第二天早上，我和马可乘飞机前往满洲。
从长春的半空中，你一路上都会看见一堆堆黄澄澄的玉米。1930年代，这个城市是满洲国的首都，满洲国是日本人入侵中国以后扶持建立的傀儡政权。在长春的市中心，还有一座宫殿，是日本人为前清的皇帝溥仪所建造的。日本人让溥仪做满洲国的首脑，这首脑有名无实，就是个“假的皇上”。游客可以去参观伪满洲国皇上的宫殿，但我和马可都没有时间去了。此次采访的负责人明确地告诉我们，接下来的8个小时我们必须全情投入到工作中去。
我们刚到长春，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原来黄龙和大成这两家工厂我们没法都去参观，尽管我原来的任务就是要报道这两家工厂的事情，并且写一下它们如何齐心协力帮助中国制造更多的淀粉。有个负责人告诉我，要我换一个主题写好了；我们是不能去黄龙的。他没给我解释为什么。
我们来到了大成，马上就发现它是同时从多尔.奥利弗和威斯伐尼亚这两家公司购买离心机。威斯伐尼亚是德国公司，也是多尔.奥利弗的竞争对手。这两家公司的离心机摆在一块儿，同时工作，有短兵相接的味道；给马可照相出了难题。他必须要调整好镜头的角度，把多尔.奥利弗离心机照下来，而背景里不能出现威斯伐尼亚的机器。威斯伐尼亚的机器是米黄色的，多尔.奥利弗的是蓝色。多尔.奥利弗的机器从底部装进玉米粒，而威斯伐尼亚的从顶部。两家公司的机器都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工厂里弥漫着一股麦芽的味道。工人们喘着棕褐色的工作服，胸前印着共产主义风格的红星。
马可照相的时候，我采访了一个负责人安排的工人。我们坐在这的会议室里，我问他多尔.奥利弗和威斯伐尼亚这两家公司的离心机有什么不同。
“多尔.奥利弗的机器从底部装进玉米粒，威斯伐尼亚的机器从顶部。”他回答。
这一点我刚才已经注意到了。我问他生产质量上有没有什么不同。
“基本上一样，”他说：“但威斯伐尼亚的要稍微好一些。”
王先生是多尔.奥利弗公司在中国的首席代表，是中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前任成员，也是我们这次采访任务的主要协调者；此刻他正坐在桌子的另一头。他正在用手机通话，我希望他没有听见我们的对话。我把身子往前靠了靠，压低声音问：“你为什么觉得威斯伐尼亚的机器要好一些？”
“就是好一些嘛。”那个工人耸耸肩说。他今年25岁，一头短短的黑发，胡子浓密。他每个月的工资是125美元。“多尔.奥利弗的机器有点太复杂了，”他说：“威斯伐尼亚的机器操作起来更简便。我们工作时要花更多的精力留意多尔.奥利弗的机器。”
我知道我们所说的并不符合宣传内容。我有些担心，如果王先生现在关掉了手机，这个工人会不会遭殃。我换了个话题，和工人谈起了他的老婆，那女人在工厂里负责质量检验的工作。工人还说起了他十个月大的女儿，与刚才说到多尔.奥利弗离心机的时候相比，他此刻热情得多。他说女儿应该快要学会走路了。
我的第二个采访对象是郭先生，他是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这个机构是1957年成立的，当时的名字叫做“地方工业技术学院”，最初的科研目标是研究如何从甜菜里提炼糖分。然而那个时期的中国变革不断，很快研究院就改成了研究尼龙绳的生产问题。然后“文革”就来了，像郭先生这样的人就不得不离开了工作岗位五年多。对于那些年他干了些什么，郭先生并没有细说。他只是明确告诉我，那段时间他并没有参与尼龙绳的产业建设。1970年初，当“文革” 进入尾声，研究院把名字改成了“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那时它开始研究如何提高香烟滤嘴的质量。这对于郭先生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但他马上就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了。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推行，研究院的研究方向再次改变，这一回是玉米淀粉的事。至于这机构为什么还叫“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那就没人说得清楚了。
郭先生今年67岁，他属于那种斯文型的中国男人，说话声音轻柔，如果谈到一个让他不自在的话题，他就会呵呵地干笑两声。郭先生说到“文革”时笑了两声，说到他幼年在长春经受的饥荒时笑了两声。说到研究香烟滤嘴那六年，他也笑了两声。我在长春会面的人里，郭先生是少有的不吸烟的一个。
在成都的五星级宾馆——香格里拉酒店接受一位外国“宣传者”（而不是“记者”）的访问，让郭先生稍有点受宠若惊的味道；这可能也是他时不时呵呵干笑地原因。然而他无疑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当他真正能够静下心来做“玉米淀粉”的科研时，他已经是一把年纪了；然而采访中我不得不佩服他对于玉米淀粉的了解程度。他能不假思索就说出和玉米淀粉有关的数据。他告诉我，从1980年到现在，中国的玉米淀粉产量增加了1，150%。他说，在中国，40%的玉米淀粉用于做味精；而在美国，60%的玉米淀粉是用来做人造甜味剂。这两个数据似乎从某种意义上标明了两个国家之间巨大的差别。
我在采访中接到了马可打来的电话。他正在工厂外面拍摄。
“这儿有好大一个玉米堆。”马可说：“你该来看看。”
“我在酒店里呢，”我说：“我正在采访一个玉米淀粉的专家。过一会儿我会去的。”
“这玉米堆该有50英尺高，农民们把自家的玉米都堆到这儿来了。”马可说：“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的玉米呢。工厂用机器把这些玉米堆到一起。你知道我说的机器吧，就是他们叫‘反铲机’的？”
“嗯，我大概知道。”
“你该来看看。”马可说。像许多摄影师一样，马可常常被那个一英寸的镜头里呈现的世界所迷惑。
“我们很快就会过去的。”我说：“但我必须先采访完这位玉米淀粉专家。”
“你采访完让他跟你一块儿来吧，”马克说：“可能需要给他也照张相。”
马可挂了电话，我继续采访郭先生。他向我提供了更多的数据：在美国，糖的人均消费量是一年50公斤；在中国则少于8公斤。至于全球的淀粉产量，排名第一的是美国，排名第二的是中国。玉米在中国的价格正在下降。1997年，一吨玉米的价钱大概是将近200美元，现在已经跌至85美元。郭先生笑了两声。他的淀粉数据已经全部说完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试着想一个新的宣传式的问题。最后，我问郭先生，他本人是否吃玉米。郭先生又笑了两声。
“以前大部分的玉米都是用来做粮食的。”他说：“我小时候天天吃玉米。我记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但现在，如果我还吃玉米，那就是在餐馆里，碰巧有一道特别的菜用到了它。我在家肯定不会再吃了。没人再吃玉米了，现在人们都富裕起来了。”
在香格里拉酒店的采访中，郭先生要的是一杯水果沙冰。但他太腼腆了，不好意思去自助餐台拿吃的。我一直叫他吃一点儿，但他只是摇摇头，干笑两声。不过他很喜欢那杯沙冰。
在中国东北，玉米粒里含有的水分介于32%到38%之间。在中国中部，这个数字只有14%。所以在长春，沥干玉米的水分要花掉很长的时间。
在坐车回去大成工厂时，王先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把它记了下来。
我最后一个采访对象是徐先生，他是长春玉米产业发展区的区长。1980年代，他建立了黄龙工厂，这是中国第一家从事玉米淀粉加工的企业。徐先生用了5年时间，才拿到兴办这个企业的各种政府文件；但这段困难时期过了以后，黄龙工厂开始生产的头一年，就赚到了7千万美元的利润。后来他又建立了大成工厂。他实际上就是现代中国的玉米淀粉之父。采访前，我在徐先生的办公室里等他，他还在开会。
和我一起来的是王先生，多尔.奥利弗公司的首席代表，还有两个从荷兰总部来访的荷兰人。马可还在外面。他时不时打给电话给我，问我徐先生到了没有；因为徐先生是用作封面照片的最理想对象。马可特别想摄一张这样的封面照。同时，他又被外面那堆玉米迷住了。那两个荷兰人一个叫维姆，一个叫吉斯；两人都不怎么说话。
王先生和我聊天，他说了些自己的事情。15岁的时候，他考上了中国海军潜艇学院，他在那儿读了7年书。1976年，他告别了潜艇和海军，在外语出版社里找了个工作。他学过英语，最后他分配到的工作，是负责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注：北欧地名，包括丹麦、挪威、瑞典和冰岛）派发共产党的宣传材料。后来，他加入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他没有说在里面做了些什么事。
离开政界以后，王先生就来了多尔.奥利弗公司工作，负责把离心机和其他设备卖到中国来。像郭先生和许多我在中国见过的中老年知识分子，王先生说起他的职业生涯时，并不是把一个故事完完整整地娓娓道来。相反，他的话由一段段毫不相干的简介拼凑而成。他寥寥数语就说完了一段经历，语气中不无嘲弄的意味；就像这些经历属于另外一些人，而现在些人已经去世，时间渐渐抹去了他们留下的痕迹
王先生谈到这些简介时，他最有兴趣的是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作的那个人。
“我大概会做到总理。”他说。“如果我继续留在政界，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
“需要用多长时间呢？”我问。
“那取决于你玩政治的手段如何。”
他用徐先生做例子告诉我，人卷入政治后会发生什么事。1990年代初，在黄龙企业取得巨大成功后，徐先生打算在大成开第二家工厂，他决定把工厂取名为“小黄龙”；这两家企业将成为中国玉米淀粉行业的核心。这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然而忽然来了一场政治危机，徐先生从黄龙企业淘汰出局。他为他建立的工厂耗费了巨大的心血，最后却失去了对工厂的掌控权。“所以他独自创办了大成工厂。”王先生告诉我说：“他这是为了报复。他用‘大成’代替了‘小黄龙’这个名字。”
我对与徐先生的会面越来越有兴趣了。我想知道，这个听起来头脑冷静、铁血心肠、精于计算的男人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竟会为了报复对手而创立一家玉米淀粉厂。
“这就是政治。”王先生说下去：“你总会被你的副手们干掉。这就是政治。如果你想做主席，你就要把你的对手们通通干掉。如果你是个温和、善良的人，你就会被人排挤掉。他们会把你干掉的。”
每次王先生说道“干”（原文：fuck）这个字眼时，维姆和吉斯都吓得跳了起来。王先生的英语说得棒极了，但他跟很多外国人一样，虽然精通这门语言，却没有意识到一段话里用三个“fuck”会带来什么样的反应。反应就是荷兰人会跳起来。
他说着说着又要再用到fuck了，此时马可的电话打了过来。
“那个负责人来了吗？”
“还没。”我说。
“我刚才照相时，有个工厂里的人发彪了。”
“出了什么问题？”
“我给那些脸上有尘土的工人照了照片，他就不高兴了。他冲着我大喊大叫，要我离开。我跟他解释了一会儿，最后他才让我留下来。”
“他是不是觉得你想展示工厂不好的一面？”
“可能吧，”马可说：“也可能是他觉得我是另一家工厂派来的间谍。”
我想要不要告诉马可大成和黄龙工厂的“血拼往事”，不过那太复杂了，一时说不清楚。我估计马可在那儿会照顾好自己的。我告诉他，一旦徐先生到了，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想知道王先生在国家经济委员会里的角色是什么。不过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却摆了摆手，没有回答。他感兴趣的是另一件事情。
“你早上采访那个工人，你问他多尔.奥利弗和威斯伐尼亚哪一家的机器比较好，他说了些什么？”
那一瞬间，我戒备起来，然后我回答道：“他说两家公司的机器基本上是一样的。”“他说不同之处是什么？”
我回答得很巧妙：“他告诉我，多尔.奥利弗的机器从底部装进玉米，威斯伐尼亚的从顶部。”
“不不不，不是这个，”王先生有些不耐烦了：“他说哪家公司的好一些？”
“他说都差不多。”
“不，他不是这么说的。”王先生回答道：“他告诉你，威斯伐尼亚的机器更好用一些，不是吗？”
我想骗他，不过我意识到我已经陷入王先生的圈套里了；那个工人也一样。
“是的。”我说：“他是这么告诉我的。不过他也说差别不是很大。”
现在维姆和吉斯感兴趣了。王先生得意地看着我。
“你知道吗？”王先生说：“他是对的！”
没人说话。王先生呵呵笑了起来。
“我们的机器在设计上没有威斯伐尼亚的离心机好。”他说：“他们公司的机器更好用一些。”
那两个荷兰人看着地板。
“了解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王先生说：“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产品更差一些，我们还怎么去做生意？”
房间里死一般的沉默。我在脑海里重复了两遍他的问题，但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这是很久以来我听过的最有智慧的一个问题。
“每个人都说他们的产品是最好的，”王先生说：“他们一定要说自己的产品怎样比对手的产品好，而且他们也相信自己说的话。但事实上是，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的产品更差一些，事情会变得好办很多——你专心做买卖就行了！”现在我知道王先生为经济委员会做的工作是哪一类了。每次我遇到像他这样的人，我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从共产主义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那么多中国人都能处理得游刃有余。
那两个荷兰人看起来坐立不安的样子，直到王先生终于换了个话题。他告诉我加工的淀粉和普通的、未经加工的淀粉这两者间的不同之处。它们的差别很细微，我听得不太明白。这时维姆说话了。他想把这说个明白。“加工的淀粉基本上相当于原油这样的材料，”他说：“是一种碳水化合物。”
马可终于拍完那一堆玉米了。他走进办公室，和王先生讨论呆会儿给负责人徐先生照相的事情。他们的讨论逐渐演变成了“不简单”的争论。
王先生想让负责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拍照。他指着一面墙，墙上挂着李鹏和周稽裘的书法，都镶在镜框里。这两人都来过大成工厂。李鹏是前任总理，89年事件时是他宣布了官方的戒严令。我不知道周稽裘是谁，不过王先生笃定地告诉我，这是个很重要的官员。周稽裘的书法写的是“玉米生产产业的光明未来”。李鹏的书法写的是“中国长春玉米生产基地”。李鹏那差劲的书法字在整个中国都是出了名的。
王先生想让徐先生站在这些书法前照相。马可看到的是他的封面照片就此化为乌有。
“这儿的光线不好。”他说：“在工厂里拍比较好，我可以照一张他站在多尔.奥利弗离心机前的照片。”
“你没法这么做！”王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他肯定不会同意！人家是一家大企业的老板，你怎么能想把他拉哪去就到哪去呢！这是政治问题——没有那么简单的！”
马可眼看着越来越沮丧的样子。“这样的话，我只能用一张普通工人的照片做封面了，”他说：“你觉得这样徐先生会满意吗？”
“我可不建议你这么做。”王先生正色道：“人家是个高级官员，你不能用一张级别比他低的人的照片，一个普通工人的照片就更是犯了大忌。你要把最高级别的人物放在封面上！”他们俩继续争论了一会儿。两人相持不下，各有自己的道理：马可在意的是光线的问题，王先生关注的是政治的问题。看起来光线问题和政治问题是不能兼容的了，这时徐先生走了进来。大家都站了起来。王先生说话了，就像刚才的争论压根儿没发生过一样，他直接就问徐先生是否能和我们一起到工厂里面去，摄影师想让他站在多尔.奥利弗的离心机旁照张像。徐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们一行人就走到外面去。外面很冷，空的塑料袋被风吹得到处都是。远远地，可以看见马可所说的那一大堆玉米。确实很巨型。我们走到了机器房里。
马可小心地调试镜头，避免照到威斯伐尼亚的机器。徐先生勉强有5英尺高，他穿了一件灰色条纹的西装。照相时他露出了骄傲的笑容。他今年57岁。
然后我们重新回到他的办公室，我对他进行了采访。他给了一张名片我，上面有两个主要的头衔：长春市人民政府的市委副书记，长春玉米产业开发区区长。这个开发区是效仿深圳特区建立的。
我问徐先生，从1980年代他创立“黄龙”开始到今天，所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原来最大的问题是行政方面的问题。”他说：“以前，我要一个个政府部门跑，而且所有东西都必须要经过国务院的批准。但现在这个审批权已经下放了。我只要去长春市政府就行——而且基本上我可以自己来审批，因为我现在是长春市的市委副书记。只要我在那些申请审批的材料上签字，其它部门就都会批准的。”
说完以后，徐先生咧开嘴笑了。我把他说的话记了下来。
他又向我详细解释了一番，如今他要批准那些商业项目可容易多了；这为他的企业发展扫除了很多障碍，如今他期待的是大成的玉米淀粉产量能翻到四倍，而现在的年产量已经达到了50万吨。由于玉米价格的下降，大成的获利更高；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玉米价格还会往下掉。徐先生说到前景时，脸上浮现出了笑容。采访结束的时候，他想起了另一件事。“我还想设立一些加工厂，生产浓缩淀粉，”他说：“我希望通过这些新的产业，可以为农民们创造一些就业机会；玉米价格下降后有些农民的日子不太好过。”
写那篇宣传稿我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稿子有1000字，我在里面放了尽可能多的数据。在文章里，我没有提到多尔.奥利弗的机器有时会出现故障，没有提到黄龙和大成两家企业之间的恩怨情仇，更没有提到徐先生在政府里的位置怎样帮助他的工厂扩张。在满洲，我学到了一点关于“宣传”的重要真相：关键信息不是你写在文章里的那些，而是你没有写下来的。
几周之后，有个杂志的女编辑告诉马可，他们没有用徐先生的照片作为封面。他们准备用郭先生的照片——郭先生就是那个曾经用了6年时间研究香烟滤纸的专家。编辑们觉得封面照片非郭先生莫属，因为他在照片里的笑容是如此灿烂动人。
（注：本章节完，节选自Peter Hessler“中国三部曲”的第二部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维吾尔族人波拉特飞向美国
注：“移民”这一章节继续追踪维吾尔族人波拉特的故事。关于他的故事见于《中间人》和《好莱坞》两章节。波拉特是维族知识分子，原来在新疆教书，因为抗议政府在新疆做核试验等事情被逮捕入狱。出狱后来到北京，靠黑市交易为生，因为偶然的机遇认识作者何伟并成为好朋友。虽然不会说英文，他一直怀有“美国梦”，并已经在签证公司的帮组下拿到短期签证，准备飞往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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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特最后一回用人民币跟我换美元的时候,汇率已经掉到了8.4元兑换1美元。那时候波拉特抽烟抽得很厉害，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想赶快把手里的人民币现金都换掉，于是我带了450美元去跟他换。我们交易完以后，波拉特介绍我认识了另一位雅宝路上信得过的钱商。他的举动是出于好意，不过那时候我就知道，我的“黑市交易岁月”要终结了。如今雅宝路上的黑市汇率已经降得很低，与官方的汇率相差不大，我没必要再来黑市换钱了。而且，在波拉特离开以后，我大概也不会回到雅宝路消磨时间。没有了他的雅宝路，对我来说已经是另一个模样了。
那一个星期，我们常常去那家维吾尔族餐馆碰面。波拉特告诉我说，他考虑去美国以后，可能会定居以下四个城市：洛杉矶、纽约、华盛顿、还有俄克拉荷马市。
“俄克拉荷马市？”我问道。
他看见我狐疑的神情，马上解释道：“我听说了，俄克拉荷马市的天气很热，而且风很大。人们说那是个糟糕的地方，有点像新疆的南部。”
我告诉他，他听来的评价大概是正确的。波拉特说，不少维吾尔族人都在俄克拉荷马市附近定居了，有些人还在当地的大学读书。那儿还有一个维吾尔族人的小社区，是以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西迪克.阿吉.蹂之为中心建立的。西迪克常常给“美国之音”那些关于维吾尔族的广播节目写稿。他的妻子热比娅以前是乌鲁木齐市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有好些年，中国政府都树立她为楷模，以她为成功的少数民族榜样。然而后来她丈夫在“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踏进了某些中国当局禁止言说的雷区，于是在新疆的妻子被逮捕入狱，罪名是泄露了“国家机密”。大部分人都认为，热比娅所做的事情不过就是寄了些中国国内媒体的剪报给她的丈夫。热比娅.卡德尔被逮捕以后，就成了最著名的维族政治犯。不过，外国利用外交手段敦促中国当局释放她的努力，一直都没有成功，热比娅从此被扣押在狱中（又过了好些年，到了2005年的时候，热比娅终于被批准出境，从此离开中国）。
波拉特说,俄克拉荷马市只是其中一个选择；他还考虑去纽约市或华盛顿,那两个地方也有不少维吾尔族人居住。他最担心的事情是到了洛杉矶机场后能否通过移民局的出境检查。他的签证只允许他在美国呆两周，他的计划是到两周后签证失效时仍然留在美国，然后申请政治避难。有朋友告诉他说，如果他去俄克拉荷马市或者华盛顿D.C.的话，事情会更好办；那两个地方都有些律师，以前就替不少维吾尔族人做过此类申请。
在我和波拉特的交谈中，他常常要我给些建议。然而他即将踏入的世界，对于我这个美国出生的本土公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我计划那一年冬天的时候回美国去，我告诉波拉特，到时候我会介绍些在会说中文的美国朋友给他认识，那些朋友都住在大城市。不过，我对于避难申请的过程一无所知。从一开始，我就很怀疑波拉特的美国计划是否行得通，而现在我担心他会碰到更为严重的问题。我知道，如果他没能在美国成功申请政治避难，然后被遣送出境，他回到中国后可能就要去监狱里呆一段时间。不过，波拉特信任那些他在美国的维族朋友，他决定听从他们的建议。
听着他的计划，我常常觉得他像在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的规则很模糊，却有着高得可怕的风险和代价。在这个游戏里，维吾尔族人的安全地点分布在美国各处，从洛杉矶到俄克拉荷马市到华盛顿；而这个游戏的其中一条基本规则就是：一旦初来美国的人通过设在机场的移民局入境检查，申请政治避难的成功率就会增加。后来，我才知道波拉特所说的这个基本规则是对的。如果有人在美国机场入境时就申请政治避难，他就会被安置到“快速遣返程序”里，由这个程序决定其申请是否有效。即使移民局会考虑进一步审查这个申请个案，申请人可能在此期间会被拘留，如此一来他便很难就申请问题向律师咨询。有时候，这些拘留的人会和普通犯人一起，关押在当地的监狱里。有一个专门负责移民的律师告诉我，他曾经见过一个申请政治避难的人，他被关押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地方监狱里，还上了脚镣。
还有两天波拉特就要离开北京了。那天晚上，我们在好莱坞夜总会旁边的一家餐馆见面。我给他写了张两千美元的支票。帮波拉特办下签证的那家顾问公司警告过他，身上不能带太多的现金，否则在北京机场出境的时候会引起怀疑。我的支票开给一个在美国的维吾尔族移民，他在美国有银行户口。波拉特在餐馆里数了一沓美元，递给我。我和波拉特交换过多次货币，这还是头一回我换到的是满满一口袋美元。
“你觉得我坐飞机时应该穿什么？”他问我。
“嗯，你的那封邀请信上说你是个生意人，”我说：“那么你就要穿得像个生意人。如果是我，我就会穿一套西装。”
“我现在穿的这套怎么样？”波拉特问道。“我看起来像个生意人不？”那套西装是深蓝色的，裁剪很糟糕，由于穿了很久，边口都有些磨损了。这套西装让波拉特一看起来就是维吾尔族的黑市钱商。
“你还有另外一套吗？”我尽量委婉地问。
“这是我最好的一套啦。”
波拉特的妻子从乌鲁木齐坐飞机到北京，与他告别。这女人将近30岁，在学校当老师；我和她说不上什么话，因为她不太懂中文。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波拉特跟女人在一起，他看起来很是焦虑，吃饭时紧紧抓住妻子的手。他的妻子看起来却比他还要紧张。
最后一天晚上，我再次和波拉特夫妇共进晚餐，波拉特的一些维吾尔族朋友也来了。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波拉特的签证顾问替他订了周六飞往美国的机票，据说美国机场的移民局出境检查在周末的时候会宽松一些。吃饭的时候，波拉特没有喝太多酒，不过他一直在不停地抽烟。最后，他围着桌子转了一圈，和大家逐个告别。当他走过来和我握手的时候，我说：“下次我们见面时，就是在美国了。”话说出了口，连我自己都怀疑它的真实性。
波拉特在飞机上一直没有睡觉。他只带了一件小行李，所有东西都装在那个假的新秀丽（Samsonite）旅行箱里，那个箱子是波拉特花了6美元从雅宝路上买来的。箱子里装着波拉特那套西装，两件衬衣，几条裤子，还有一些书。签证顾问叫波拉特带少一点行李，还建议他不要穿那套西装。波拉特那天穿的是牛仔裤，一件全新“老人头”衬衣——当然，也是冒牌货。
他乘坐的飞机在洛杉矶着陆。波拉特拿了他的小箱子，排队等待移民局的出境检查。他随着人流慢慢向前移动，最终到了队伍的最前面。波拉特强作镇定，把他的护照递给检查的官员。那个官员只看了他的护照一眼，就把他拉到一边，做进一步的问讯。
那个官员把波拉特带到了一个小房间里。那儿有6个移民局的人，包括一个会讲中文的翻译。他们问波拉特此次来美国的目的，波拉特就把他那子虚乌有的贸易公司介绍了一遍，说了预先准备好的故事，还拿出了那封假的邀请信。一个移民局的人离开了房间，他要去拨打邀请信上列明的电话。
波拉特在小房间里等着。此时另外一个官员带着一个中国男人走了进来。这男人也是刚刚那趟飞机上的乘客。他大概40岁左右，看起来不是很紧张的样子。然而移民局的人看起来全都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他们用英语和翻译对话，打着很激动的手势。最后，翻译用中文问那个中国男人，他的护照到底怎么了。
“我把它撕烂了，然后冲到厕所里去了。”那个男人说。
“你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不想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那个男人很平静地说。“我现在在美国申请政治避难。”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这是我的证明。”
移民局的人都离开了房间，商讨应该怎样处理这种情况。过了一会儿，有个人回到了房间。“波拉特先生，”他说：“你可以走了。”
签证顾问公司的两个联系人正等在机场外面，那两个人都是中国人。他们告诉波拉特，他们的同事接到了移民局官员打来的电话。波拉特给了他们500美元现金，这是他付给签证顾问公司的最后一笔费用。这两个人开车把他送到了洛杉矶的长途汽车站。正是10月，天气却热得出奇。波拉特在汽车站买了一张去俄克拉荷马市的车票。离开车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他就坐在候车里，看着来往的人们。波拉特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在中国长大的，已经习惯自去分辨少数民族外表的差异，做了多年的生意以后，他对这种差异更是了熟于心。在美国的长途汽车站，波拉特发现有一些人长得和维吾尔族人有些相似。他估计这些人是西班牙裔。波拉特乘坐的长途汽车人并不多。他发现这车比中国的巴士先进很多。
波拉特喜欢一路上的风景，尤其是新墨西哥。不过他并不喜欢俄克拉荷马市。那儿很热，风很大。他与那个“美国之音”的维吾尔族记者西迪克.阿吉.蹂之见了面，在肖尼呆了段时间。有些维族人在肖尼定居，他们接受了俄克拉荷马教会大学的奖学金，在那儿学习生活。他们没有受洗成为教徒。其中有些人去了当地一间小工厂干活，那家工厂是生产信用卡的。在波拉特看来，在俄克拉荷马市的生活寒酸、看不到希望，他感觉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的一些不正常状况。几个月以后，他会很坦率地向我解释：“很多印第安人都在肖尼，政府给他们房子住。他们每天喝酒，无所事事，什么活都不干。”
在俄克拉荷马市呆了10天以后，波拉特买了另一张长途汽车票。那辆车往东开，穿过了阿肯色州。途经田纳西州时，波拉特看到了很多的树，多得他这一辈子都不曾见过。而在北京，某天清晨，我的手机响了。
“我在华盛顿。”波拉特说。他告诉我，他如今和其他一些维吾尔族的朋友一起呆在美国的首都，下周开始，他就要上英语课了。我问他是否一切顺利。
“没什么大问题。”他说：“还有些事情需要我去处理，不过我不想在电话里说那些事。明白了吗？”
“我明白。”我说。他说过几周会再打电话给我，我告诉他我一月份会回美国去看他。挂电话前，他要我向他那些雅宝路上的维吾尔族朋友们问好。
好莱坞（新疆人波拉特的美国梦）【上】
到了冬天的时候，波拉特替我弄来了一张“好莱坞贵宾卡”。天气冷下来以后，我们就没法再去那家小维族旅馆外面的露台坐着吃饭了，于是我俩每天的“雅宝路行程”有了变动。有时我们改去“好莱坞”吃饭，那是一家夜总会兼餐厅，一张贵宾卡意味着你在那儿可以免掉服务费。波拉特认识“好莱坞”的老板，似乎雅宝路上所有夜店的老板他都认识。
“好莱坞”的餐牌上面印着俄文和中文，我们每次去都点一样的食物：我要俄式鸡肉，波拉特要牛排。周末的晚上，波拉特喜欢早早地就到“好莱坞”去，我们在那儿慢慢地享用晚餐，随时时间推移，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涌了进来。每个走进这家夜总会的人，都会经过一个巨大的金刚（King Kong）塑像，它的庞大身躯巍然挺立在入口那儿。夜总会里装修成好莱坞星球餐厅连锁店的样子。玻璃柜里展示着仿造的电影道具，上面还贴着详细的标签：一枚《无敌战将》里用的银色的警长徽章（华纳兄弟电影公司1991年出品）；一件红色衬里的黑斗篷（《德古拉伯爵》，城堡石电影公司1995年出品）；一条皮鞭（《牛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1958年出品）。门内侧的地方嵌入了一个巨型的玻璃管，里面是真人般大小的阿诺德.施瓦辛格塑像，服装是“终结者”里的模样。施瓦辛格的雕像与这儿的电影道具一样，过于粗制滥造，几乎让人认不出来原型。这像一个主题为“假的”博物馆：展览里的艺术品会提醒你，你已经溜到真实之外，并且与它有一段距离了。在一个以卖冒牌货闻名的街区，“好莱坞”似乎算得上里面最为巨型的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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