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主席胡锦涛做了简短的介绍发言，提到了30周年的事情。“在人类的历史上，30年只不过是一个瞬间。”他说。“然而在这30年里面，两国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些变化将载入史册。”
布什总统对胡锦涛表示感谢，他说：“有趣的是，这所大学是由我的国家帮助建成的，这更加深了我们两国的渊源。”
小小的礼堂里暖气不足。台下的观众是300名学生。这些学生是共青团从清华大学的各个系里精挑细选出来的。我和其他记者们一起站在礼堂后面，草草记下布什总统的发言，稍后和美国国务院官方的笔录对照着看：
“美国人在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同时，我担心中国人民并不是总能看清楚我的国家的全貌。这里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在我们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中，我所了解的真正的美国人，他们的价值观常常没有表现出来。”
“如果你游历美国这片土地——你没有去过那儿的话，我希望有一天你会这么做；你就会发现，那儿的人们来自很多不同的种族，有各种各样的信仰。我们是两千三百万具有华裔血统的美国人的家，你可以看到这些华裔在我们的公司里工作，在美国总统的内阁里任职，加入美国国奥队参加奥运会滑雪的比赛。每一个外来移民，在宣誓效忠我们的祖国之后，就成了一个和美国总统一样不折不扣的公民。”
“改变正在发生。中国已经在地方进行不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将近20年前，伟大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说——我希望你们都听到他的话。他说，中国最终会把民主选举扩展到国家一级。我期待着那一天的来临。”
布什的演讲结束以后，这场“仪式”进入了解构语句的阶段。据报道，所有提问的问题都预先经过了党的审查。第一个发言的学生站了起来，用英语问道：“每次你提到台湾问题，你总是用到像‘和平解决’这样的短语。你从来没说过‘和平统一’。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你说‘和平解决’而不说‘和平统一’？”
布什总统的回答重复了一个词不同的形式：和平、和平的、和平地（peace, peaceful, peacefully）；这些词他说了有10遍。但他没有说“和平统一”。
另一个学生站起来：
问：很遗憾你没有给我们——对不起——你在为何从来不说‘和平统一’这个问题上，给我们一个清晰的回答。很遗憾。
布什总统：我们又回到台湾了（台下有笑声）；继续吧
问：这个问题中国人民非常非常地关心。
布什总统：是的，我知道。
问：三天前，你在日本国会的演讲中说道，美国还记得它对台湾所做出的承诺。布什总统：是的。
问：而我的问题是，美国还记得它对13亿中国人民的承诺吗？（掌声）也就是是否会遵守三项联合公报和对台“三不”政策。谢谢。
布什总统又用了三次“和平”这个词。“和平解决”、“和平对话”、“和平对话”。仍然没有“和平统一”。他说：“其次，我国如果签订了协定，我们就会遵守到底。”学生们终于换了话题，继续发问。过了一会儿，有人向布什总统发问：1975年布什的父亲任驻华大使时，他第一次来到北京；而如今再踏足中国，他是否注意到中国有什么变化。
“1975年的时候，人人穿着一样的衣服。”布什总统说。“现在人们都穿自己选择的衣服。就看看这儿第一排的人吧，每个人都穿得不一样。你觉得你喜欢这么穿，所以才穿成这样。你决定穿一件漂亮的红色毛衣；你做出了这个决定时，别人也会做出他们的决定。”
“换句话说，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个体，对产品的需求就影响了整个生产。 认识个人在市场中的需求是自由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自由的其中一个意义。”
布什总统最后一句话是：“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我没有坐那辆特派给记者的巴士，自己走到清华大学外面，在其中一间小餐馆里吃了午饭。餐馆里人挤得满满的，我没有听到一个学生谈到一句布什访问的事。
是谁拯救了中国汉字：遗失的字母表
遗失的字母表
斯大林
在很多人的回忆中反复出现了同一个细节。对陈梦家的自杀，每位老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通常会强调一些别人忽略的事情，例如传说中的暧昧事件、对陈展开的批评攻击、陈在美国的日子等等。但他们中有大多数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陈梦家卷入到文字改革的事。让我们跟随这条线索，回溯越来越久远的过去：返身经过眼前的老人、经过那位诗人式的学者、经过安阳的考古挖掘、经过一个又一个朝代，甚至经过了甲骨。这就到了那条线索的终点：一个全然的开始。
起初人们画图。古代，人们把图形简化，并设定大致统一的标准；一幅幅草图变成了一个个象形文字。这办法行得通，直到他们遇到了无法画出来的抽象概念，这时他们开始在声音上动脑筋了。想象一下，一下这三幅简单的图画代表了三个英文单词：“叶子”（leaf）、“蜜蜂”（bee）、“眼睛”（eye）：
现在，重新组合一下这三个象形文字：
快速说出这三个词：“Eye-Bee-leaf；I believe.”（注：这三个英文词汇按照象形文字的声音组合，形成了新的意义“我相信”。作者用这个方法向西方读者介绍象形文字的构字法则。）这个句子里处理了两个抽象的含义：第一人称I（“我”），以及动词believe（“相信”）。
你还可以加上一些简单的记号，让读者能够把eye和I、believe和bee-leaf区分开来：
在这样一个文字体系中，书写者聆听着词与词之间的联系——同音词、发音相近的词、押韵词；然后在最初的象形文字基础上，不断增添新的词汇。其中关键的要素就是声音：一个符号代表的是一种口语里的声音，而非一幅图画。这就是你可以严格定义文字的时候：文字即言语的图解式描绘。
没有人能找到直接的证据，以证明这种文字形成的早期阶段，而形成过程也不会有记录在案；但专家们相信，早期的文字大概就是这样形成的。东亚已知的最早文字记录出现在甲骨上，而甲骨文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文字体系了。商朝的文字并不是象形文字，虽然很多字体和早期阶段的象形文字有关联。商朝的“眼”字是这么写的：
这种文字体系叫做语标。每个字表示一种音节，而声音相同、意义却不同的音节——也就是同音异义字，就由不同的文字符号来表示。例如，现代汉语里的“伟”字写法和“萎”、“伪”都不一样，虽然这三个字发音是一模一样的。其他已知的古代文字体系，像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首次出现的考古记录也是在语标的阶段。（苏美尔文字是已知的最早的文字体系，在甲骨文出现约1700年前就有了。）大部分学者认为中文是独立发展而形成的，不过维托.H.麦尔和其他的一些学者则提出了假设，认为商朝文字和近东文字有关联。
这些早期的文字体系都不简单。在语标体系中，读者必须记住几千个符号，而且不查字典的话，就经常会读不出一个不太熟悉的字。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时候，近东的闪族部落把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转换成世界首个字母体系。字母体系允许一个音节再细分成更小的部分，和语标体系相比，大大增加了灵活性。在字母体系中，可以通过微妙的差别区分出同音异议字（例如“see”和“sea”），而不需要写出完全不同的两个文字。人们能读出不熟悉的词语，而且字母体系在不同的语言、甚至是不同的方言之中的转换更加容易。举个例子，你听见美国南部的人说“I believe”,你可以用拉丁字母写出他说的每个音节的发音：“Ah bleeve”。
语标体系则无法体现如此细微的差别。此外，字母体系只需要记住20到30个符号，而非几千个文字。这就是为什么近东和地中海地区原来的文字系统都没有流传下来。苏美尔文字并没有直接传承的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只起到了启发首个字母体系的作用，以间接的方式保留了下来。
然而中国人仍然书写着汉字。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中文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个语标体系，其基本原理在长达3000多年之间都没有发生改变。甚至文字本身都令人惊讶地没有看到时间留下的痕迹。今天，中国人写下“目”、“雨”和“牛”的时候，把这些现代文字和同样的商朝文字放在一起，看起来如同近亲：
没人知道这个文字体系为何能一直保持稳定。古代中国的口语主要是单音节的（大部分的词都只有一个音节），而且词尾也没有变化（词语的复数、动词时态词尾都不会改变）。有一些语言学家注意到，这些特点让中文天生适用于语标体系。而日语的口语词尾变化就很多，其文字最初只使用中文，但随后就把中文转换成了日语假名表，这个文字体系更为简单，处理词尾变化更加容易。
这个文字体系能保持稳定，有其他学者指向了文化上的因素。中国古代的思想非常保守：祖先崇拜、天生的规律性、抗拒改变、儒家思想理想化过去的方式；这些价值观自然让人们不太可能改变其文字体系。然而这是一个“鸡和鸡蛋”式的理论，且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文字系统为何可以保持稳定。关键是这种文字的稳定如何塑造了中国人的世界。
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正式的书写都是用文言。两千多年以前，也就是汉朝的时候，这种语言就标准化了，它只存在于书面语之中。人们用文言写作，但平日说的话却完全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语渐渐演变；且整个帝国不断扩张，加入了新的地区和新的方言；但文言却保持不变。明朝的人和汉朝的人说话不一样——他们之间相隔了有十个世纪，但他们都用文言写作。福建人和北京人说的本地话不一样，但如果他们都识字，就能看懂彼此写的东西。文言连接了身处不同时空的人。
如果是字母体系，要维持这种书写的稳定将更为困难。在欧洲，好几个世纪以来，拉丁文都是受教育人士所使用的书面语，然而人们总是有方法把这种书面语转换为本地的文字：字母体系让这种转换对语言本身变得简单。（当然，文化和社会的因素则拖延了转换的过程。）中国也有些白话文，但它很受限制。在语标体系中，白话文较不容易得到发展，不像字母体系，它可以在不同语言和方言中自如地转换。
但中国文字有其他的优点。它为帝国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工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各个少数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大混合。文字创造了一种非凡的历史延续感：从无终止的叙述掩盖了过去的混乱。而且中国的文字很美。书法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中国艺术，它在中国的重要性比在西方大得多。文字出现在每个地方：在花瓶上，在画作里，或者就贴在门口。每个来访中国的外国人常常都会留意到，文字装饰着像筷子和碗这样的日常用品。在中国的寺庙里，祈祷者传统的做法是写下文字而非说话；算命的人常常靠数名字的笔画来作出预测。19世纪，好些社会组织开始收集写过字的纸片，人们无法忍受把它们当做垃圾随意扔掉。好些地方建起了特别的熔炉，让这些文字能体面地焚化。
当然，书写是很困难的事。中国学生要认字，就要记住几千个字体。由于没有字母顺序，分类变得很困难。（甚至时至今日，到中文文件柜找文件仍然如同一场探险，而且很少中文书会有索引。）第一部中文字典按字形安排文字。渐渐的，很多文字有了第二元素——现在我们叫做“部首”；部首能帮助区别和分类不同的字。但部首本身也是复杂的：第一部中文字典识别了540个部首，还有9千多个汉字。
但在这样一种对文字有强烈认同感的文化中，人们识字的欲望很高。17世纪时，中国已经有了建立完善的商务印书馆，识字的人遍及多个社会阶层，比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范围要广。来访的外国人记录到，甚至在中国的乡村也能找到书，这是很平常的事；那些书通常是指导手册，教农民如何写简单的合同。依夫林.罗斯基是比茨堡大学的历史学家，据他估计，18到19世纪，中国男性中识字的比例基本在30%至45%之间，情况和工业化革命之前的日本、英国差不多。罗斯基的结论是，尽管中国未能像这些国家一样快速地工业化，但其差距不能归咎于识字程度。
对于外人来说，中国的文字体系则非常需要进行改革。一个16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形容，学习中文就相同于“半殉难”的行动；耶稣会最早为中文制定了使用拉丁字母的系统，这不足为奇了。数百年来，随着更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常常会认为把中文字母化会让人们受益。19世纪，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劝说人们入教，基督徒就用当地方言出版了圣经。字母化成了传教工作中关键的一步，到19世纪末的时候，外国人和中国的信徒一起，为中国所有主要的方言建立了它们的字母体系。
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正经历着文化信念上的危机。中国多次在外国人手里吃了败仗，知识分子们开始质疑传统的一切，包括其珍贵的文字体系。在学者们重新发现甲骨的同时，很多中国人开始考虑要完全地废除汉字。1910年代，著名的语言学者钱玄同建议，中文的口语和书面语都应转换为世界语。
其他大部分的建议方案都没有这么极端。有些知识分子主张沿用原来的文字，但要从文言转为白话。1910年代末期，这种建议得到了人们的支持，最后成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其中一个部分。“五四”运动呼唤中国的政治和教育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和现代化。
最后，改革者们成功地废除了传统的文言文。学校、政府机关、书本和报纸开始使用一套遵循普通话的文字体系，普通话是北京地区的方言。这和欧洲的情况很不一样，在欧洲，拉丁文是被多种方言所取代，有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在中国，大半由于没有字母体系的缘故，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并不需要以牺牲文字的统一为代价。所有受教育的中国人仍然学习着同一种书写方式。
改革者认为，文字改革还需要再前进一步。他们指出，中国大部分的南方人基本是用第二语言来进行书写的。例如，一个温州本地人要学会识字的话，他就必须先学习普通话。这相当于一个说英语的人被迫用荷兰语阅读和书写。这种情况在中国南方有一个例外：香港人发明了一套体系，可以用中文来书写他们本地的语言——广东话。即便如此，传统的汉字很多都不适合广东话的发音，香港的文字体系必须要增加1000多个文字符号，其中大部分符号都是特别为广东话所设计的。其他的中国方言并没有发展出这种体系，仍然无法书写；假如要为每种方言建立文字体系，这将是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而如果是字母体系，一切就好办多了——外国传教士已经用他们的“方言圣经”证实了这一点。整个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在呼吁文字的字母化，认为汉字本身阻碍了文化教育和民主的发展。生活在1881年至1936年的鲁迅，大概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他就主张改用拉丁字母体系。他写道（用汉字写的，他生平一直都用汉字写作）：“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活下去，那么中国文字就不行……汉字时我们祖先传给后世的宝贵遗产，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我们要不就牺牲这种遗产，要不就牺牲我们自己：那要牺牲哪一个呢？”
1930年，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文制定了一套使用拉丁字母的体系。文字改革变成了共产党的一个重要计划；1936年，当这些革命者势力不断扩大时，毛泽东告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字母化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迟早的事。”毛泽东说：“我们相信，如果要创造一个完全属于大众的新社会文化，我们就必须废除汉字。”共产党人形容，汉字是“横亘在大众和新文化之间”的“长城”。他们甚至把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衰落归罪于汉字，宣称其“帮助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
1941年，在共产党控制的北方地区，新的字母体系获得了法律地位。各种合同和政府文件既可以用拉丁字母书写，也可以用汉字书写。到共产党掌控了整个国家的时候，文字改革似乎是势在必行的了。1950年代，一个叫约翰.德汉克的美国语言学家出版了一本书，它在树立预言到，中国文字的历史快到尽头了。
约翰.德汉克如今仍然为这个预言痛苦难堪。我在这位学者家里采访了他，我们每次谈到这个话题，他看起来总是非常激动。他当年的预测错了；但却也没错——他从心底里认为，中国人应该废除汉字，共产党人掌权以后应该立即这么做。意料之外的事情总是让人沮丧，长达半个多世纪以来，有时回忆起这种事情，都不免让他激动不已。
汉德克教授已经91岁了，身子还很硬朗。虽然他已经从玛诺亚的夏威夷大学退休了，但仍然从事着中国字典的研究。他工作和居住都在一栋漂亮的日本式房子里，那栋房子坐落在玛诺亚山谷的半山腰上。房子的后面有一个石头搭的花园，入门处是座小小的宝塔，叶子花的香气弥漫在敞开大门的房子里。往南面看去，钻石山棕绿色的山顶便映入眼帘。对于一个想在两块大陆中间度过余生的学者来说，这个地方再理想不过了。
德汉克1933年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候他刚从耶鲁大学毕业。他最初是打算来中国寻找做生意的机会，但来到北京以后，一切都改变了。“我刚到第一天，就对美国商界丧失了所有的兴趣。”他告诉我说。“我们当时在餐馆，吃完晚饭以后，一个美国商人掏出一张钞票，撕成一半，把它扔在中国侍应生脚下当作小费。我不想成为那些人中的一个。”
中国的贫穷困扰着这个年轻人，他相信这个国家的改革迫在眉睫。像当时的许多外国人一样，他认为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已经无可救药。他学习中文，在北京的时候，和另一个理想主义的年轻学者乔治.A.肯尼迪成为了朋友。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了肯尼迪一笔研究经费，让他在耶鲁大学建立一个中文的项目，他最大的一笔花费是在上海买了中文打印机的一整套字体。肯尼迪打算把这些字体运回耶鲁所在的纽黑文去，把它们装配起来，为美国学生印出中文教科书。他请求约翰.德汉克的帮助。
“我成了他的助理和得力助手。”德汉克回忆道。“我们在耶鲁大学哈克尼斯大厅的地下室建立了项目的研究点。那地方和这房间一样大，可能还大一些，里面堆满了V形的木质支架。我一站起来，它们就顶到了我的下巴。每个木架都分隔成多个格子，每格放着10英寸乘12英寸的托盘，每个托盘又分隔成2英寸乘2英寸的小格子。每个方形的小格子里面有一个汉字，按照部首排列。我的工作是设置打印机。我会拿着一个排字盘，先选出一个单人旁的字，然后再找出另一个田字部的字。我总是不停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会把几个句子组合在一起，然后拿到印刷工那儿，让他做出金属的字模。我们的字体非常有限，我必须不断地排字、拆解，再排字、拆解。我们从文言文里选取故事，然后用现代的白话文把故事重新组织起来。
每个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要经历一个有关字体的构建过程——那种“半殉难”的体验；而约翰﹒德汉克的经历则尤其不堪回首。他在木架中不停地寻找着小小的、按照诸如“亻”或“田”的形状排列的金属片，经年累月，他成了中文改革的积极支持者。（他的同事乔治.A.肯尼迪则成了耶鲁拼音体系里中文拼音的主要设计者。）1950年，德汉克预言了汉字的灭亡之后，他在美国等待着，热切地盼望着改革的消息。那个夏天，毛泽东发布了一个指示：文字体系必须要进行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其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文字来制定。
这个指示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德汉克和其他学者以为，共产党人只是要采用拉丁字母体系，但1950年的指示让文字改革走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毛泽东要创造一个中文的字母体系。
毛主席的指示标志着文字改革的重要转折。从那以后，中国的语言学者花了好些年的时间，研究如何创造一个中国独有的拼音体系。同时，也失去了文字改革的势头。在约翰.德汉克看来，那是错失良机，也是他如此愤怒的原因。好几回，他对我说，他49年来都没回过中国，原因是文字改革的失败让他太伤心了。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像他的许多其他指示一样，其动机仍然是个谜。有一次，我打电话给德汉克，说起这个时期的事情，他推测说可能是朝鲜战争或中美关系的其他因素，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让他开始反对拉丁字母体系。德汉克催促我去当初采访参与这项工作的、还在生的语言学者；他特别提到，我应该和周有光会面，周已经将近百岁了。1982年，德汉克终于不太情愿地回了一次中国，那时候他问过周有光，1950年的关键时刻发生了什么。“他说他知道为什么毛泽东会做出这个决定，但他不能谈论这个话题。”德汉克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说，中国越来越开放了，而且周有光的年纪也很大了，因此如今周可能会愿意直言相告过去的事
我从一楼开始。周有光和其他两个年迈的语言学家都住在北京城内，他们住的地方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宿舍楼。三个人的家共用同一个出口。按工作单位分配宿舍是共产党的传统，也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对于采访来说，这再好不过了。我所要做的只是上下楼梯，就可以见到仍然住在中国的几个最重要的文字改革者。宿舍楼的入口成了一座存放时间和语言的塔楼：这个下午的时光悄然流逝，改革者们渐渐老去，他们的回忆不停地穿梭在那场失败的改革运动中。
尹斌庸72岁，是三个语言学家中最年轻的，他住在一楼。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和肝癌病魔作斗争，身体消耗得厉害：他的胸膛瘦骨嶙峋，四肢脆弱。他的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眉毛长得就像道教里的神明，一大团白色覆盖着他黄黄的双眼。或许他正处在痛苦当中，但表面上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热情地欢迎了我，拿出了我寄给他的介绍信。另一个学者向我提过建议，叫我写张拼音的纸条和这些文字改革者联系，拼音就是中文的拉丁字母体系。对于我没有用一个文字就和他取得了联系，尹斌庸欣喜若狂。
半个世纪以前，尹斌庸从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有一段时间在中学里做数学老师。但他私下自己研究语言学，发表了一些文章，最后获邀到北京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他的背景并不特别，很多语言学家都具备数学或逻辑学的专业技能。
“数学和语言学之间一定有联系。”他说：“你常可以把数学方法直接运用到语言学中。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想想动物——哪种动物和人类有最密切的关系？你只要思考一下，大概就能把答案的范围缩小：牛，马，狗，猪。然而哪一种动物对人的生活方式最重要呢？你怎么看？”
“狗。”我说。
尹斌庸笑了，眉毛抖动起来。“那是你猜的。”他说。“但你怎么能确定答案呢？其中一个办法就是通过统计学和研究频率分析文字。这就是1950年代我们所做的事。我们仔细查看了各种文字材料，包括现代和古代的，找出哪种动物的名字出现得最为频繁。所有的时代都一样：答案是马。于是我们得出结论，马和中国人的社会有最重要的关联。”
那些景象在我眼前闪过：一件青铜器，一辆埋藏在地里的战车，一个骑在马背上的男人径直冲过了木做的大门。尹斌庸继续说道：“1950年代，我写了一篇关于这个的论文。我还研究了英文和日文的文字材料，结论也是相同的。但和人类社会此为密切的第二种动物则不一样。英国人的是狗，而中国人的是马。”
讨论完马的话题以后，他谈到了中国文字改革中遇到的挑战。有些人宣称，中文里有太多的同音异义字，很难用字母写出来；必须要用汉字才能区别那些发音相似的字。尹斌庸承认，文言文的情况确实如此，但现代汉语却不一样。这就和收听电台广播一样——中国人不用看着文字，只要收听广播就能明白他们的语言，这意味着他们同样能明白字母化的文字体系。
“当然，只是理论上来说是这样，实践起来则很困难。”他说。“这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是用汉字，很难叫他们做出改变。如果改用字母体系，看古代文本就会有麻烦，这也是真的。让我们看看《红楼梦》，书里面同一代人的名字全部是同一个部首的。如果把文字体系改掉，这些细节就要遗失。最主要的是，积习难改。看看你自己的语言吧，英文也同样需要改革。乔治.萧伯纳就认为英文需要改变。”（注：萧伯纳为爱尔兰剧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英语口语里大概有40个不同的发音，对于拉丁字母来说是太多了，很难有效地处理不同发音的词，因而常会出现不合逻辑的拼法。乔治.萧伯纳写任何东西都是用速记法，他在遗嘱里特别声明，以后他作品的版税，要用于资助创立一个新的字母表。1958到1959年，有476种英语字母表被推荐去参加了一场公开比赛，其中有4种获胜。有一个字母表是由一个建筑师设计的，在它的基础上制定了拥有48个字母的“萧伯纳式”字母表。只有一本书的一版用了这个新的字母系统，那就是《安德鲁克里斯和狮子》的特别版。标题的四个英语单词在这一版中是这样的：
凑巧的是，中国人在1950年代的时候也正构建着字母表。但他们的计划要严肃得多；这是由国家主席发布的命令，全国各地的语言学家们造出了2000多个中文字母体系的提案。有些人用的是拉丁字母，有些用的是西里尔字母（注：现代俄语等字母的本源），好些提案里混用了日语的假名表。 尹斌庸记得,有一个体系还用了数字。另一个方法是结合拉丁字母和中文部首。在这个体系下，汉字“法”可以写成：
语言学家还对拉丁字母进行了改造。有一个提案里建议，用四种新的字母去代表四种特殊的中文发音：zh，ch，sh，和ng。在这个体系下，ng的写法近似国际音标里的一个符号：?
“东德人听说了，”尹斌庸说：“他们很快就设计出一部囊括了这些新字母的打字机，寄到了我们单位。他们说，如果我们用这个体系，他们的工厂可以为我们生产打字机。那应该是1952年的事，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我仍然记得那架打字机，在1950年代末期的时候，它还摆放在单位里。那是架很漂亮的机器，我不知道它后来怎么样了。”
1955年，改革委员会把范围缩窄至最后的6种方案中。其中一个体系用的是西里尔字母，还有一个用的是拉丁字母，另外四个用的都是全新的“中文”字母，这几套中文字母都是以汉字字形为基础而设计的。但一年以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做出了决定：中文字母体系还不适合使用。他们认可了拉丁字母体系——也就是被称为拼音的体系；拼音被用于早期教育和其他目的，但并没有被赋予法律地位。同时，几位领导人还决定要简化一部分中国汉字，减少它们的笔画。例如，例如，“國”字变成了“国”，“龍”变成了“龙”，“偉”变成了“伟”，夢变成了“梦”。最后一共简化了515个汉字和若干部首。对于汉字本身来说，这是个很大的变化，但基础的文字体系则保持不变。中文仍然属于语标体系，大部分的方言仍然无法书写。
改革委员会把汉字的简化形容成“最初的改革阶段”。他们仍然希望引入字母体系，但看起来毛泽东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各种方案。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那几年的乐观主义走到了尽头。 1957年4月，共产党发起了“百花齐放”运动，邀请知识分子畅所欲言，鼓励他们说出批评性的意见。结果所得到的反响非常强烈：几千个中国人对各种议题公开进行了评论。文字改革成为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的一个攻击目标，几十篇评论出现在大众媒体上：汉字是团结我们人民的一种工具……我们人民能继续保持团结一致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汉字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
拉丁字母并非我们国家的产物……如果我们把中文拉丁化，那么我们就是为拉丁文打天下而已！
我们的国家是个民主国家，施行和平政策；我国要采用历史上富于侵略性的拉丁文，这么做并不正当……若是中国有某件事物不如外国，中国人民就会觉得自己的一切都不如外国。
在“百花齐放”运动之前，陈梦家并没有积极参与文字改革的辩论。他所在的部门——考古研究所是独立的，这个甲骨文学者并没有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然而在新的畅所欲言的气氛底下，各大公众媒体上都忽然出现了陈梦家的评论。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我们在3000多年以后仍然使用汉字，肯定是有其客观原因。”在《日民日报》：“这似乎是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有些人把领袖的话当做金科玉律，却置实际于不顾。”陈梦家控诉举报别人政治错误的风气；他还评论道，很多官员对其管理的领域所知甚少。他提议共产党应该有更多的幽默感。他说：“我非常不喜欢教条。在我的文章里，我极少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句。”在一份公开发表的演讲稿里，他表示：
我认为，今天的“百花齐放”运动，是再好不过的时机，让我们对汉字的未来坦率地进行讨论。我要毫无保留地说出我的意见
我们使用汉字已经有3000多年了，它们并没有什么不妥……过去洋鬼子们说，中国的语言很糟糕。现在，更多的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他们头脑更开放，已经不再那么说了
最近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引发了一些风波。我愿意挑起这样的麻烦，因为我想做出贡献……我预言，我们在今后的许多年内仍然会使用这些汉字，我们应该把汉字当做有生命的东西，好好对待它。汉字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许多年后中国人仍然继续使用汉字——这一点他对了；这是坦率说出看法的再好不过的时机——这一点他错了。5周以后，毛泽东终止了“百花齐放”运动，很快它就被另一个新运动所取代：反右派运动。到1957年年末的时候，有30万知识分子被贴上了“右派分子”的标签，其中很多人被关进了监狱，或送到了劳改营里。一家曾经发表过陈梦家意见的报纸，如今印着饱含愤怒的标题：
批评陈梦家
驳斥右派分子陈梦家的谬论
继续追捕和抨击右派人士：批评陈梦家和关锡
一篇文章里宣称：“右派分子陈梦家是一株毒草……永远不能让它扎根在土壤中。”另一篇文章形容他是“有阴谋诡计”的“牛鬼蛇神”：“为什么所有年代的反革命都憎恨简化汉字呢？他们真的想回到古代吗？”有人写道：“陈梦家仍然在拾人牙慧，他把西方资本主义汉学家所说的只言片语当成宝贝。”就是在1957年的这场反右派运动中，李学勤发表了文章，批评了陈梦家的经典著作。
而陈梦家这一方则是沉默。当局把这位甲骨文学者送到了商朝文化的摇篮——河南省，要他在那儿通过体力劳动进行改造。随后的五年，他被禁止在中国国内发表任何文章。
和尹斌庸谈过话以后，我爬了3层楼梯，这位文字改革者的年龄则增加了8岁。王均今年80岁，我提到陈梦家时，他露出了笑容。“战争年间，他是我的老师。那时候我们在昆明。”王均说。“他教的是青铜器上的刻文。那个班很小，只有三个学生。他就像我们的兄长一样。”
在存放报纸的档案室里，我收集了好些关于陈梦家的批评文章。我把它们拿给王均，问他还记不记得这些文章的作者。他翻了翻那些报纸，告诉我好些人明显是用的笔名。随后他认出了其中两个作者的名字：一个是南京的音韵学家，一个是福建的语言学家。这两个人都去世好多年了。
“你不用为这些批评报道费心。”王均说。“那些年代，人们所说的和所写的都不能算。他们没有自由。如果共产党想要批评谁，那么人人都必须批评他。那一年我也受到了批评。百花齐放运动时，我发表了一个评论，后来我的单位为此开了一个特别大会，专门批评我。甚至不认识我的人也必须要在会上发言。那些抨击我最厉害的人，我现在都不太记得了。我不恨他们。所以，你不需要关心是谁写了那些批评文章。”
我点了点头，随后我们谈了一会儿文字改革运动。在谈到反对改革的著名人物当中，我提到了袁晓园的名字。
王均的脸凝固了。他平静地说：“你了解她些什么？”
“不是很多。约翰.德汉克说他不喜欢这个人。他说袁晓园反对文字改革。”
德汉克形容袁晓园是老练的机会主义者。袁晓园一生中有大部分时间是在海外，为国民党做外交工作；她是中国的首位女外交官，任驻印度加尔各答，但她后来转而投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于感激，共产党人给予她一些有优惠的商业执照，让她大赚了一笔。她把一部分赚来的钱投入到一本反对文字改革的杂志中。1989年民运被镇压以后，袁晓园马上就出现在了电视上，谴责参加游行抗议的人士。
“那女人是个骗子。”王均说。“她什么事情都说谎，连年龄也是。她今年95岁，但她说自己是100岁。”
这男人的脸上有了某种变化。他仍然微笑着，但下颚收紧了，眼里不易察觉地闪过一道光。
“她以前比周有光年轻。”王均说。“现在她比周有光还要老。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说我不知道。
“很简单。”王均说：“她撒谎了。她什么事都要撒谎。”
这男人还是微笑着，我也向他微笑着。不到十分钟之前，他还在谈着“宽恕”呢。
我有证据。”他说。他走到橱柜那儿，拉开一个抽屉。抽屉里面有一捆复印文件和发黄的剪报。他的眼睛发亮了。
“首先，你看这个。”他把政府年鉴的其中一页拿给我看，上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老太太：温和的笑容，波浪型的烫发，一副劣质的眼镜。她的生日被标注为1907年。
“现在，”王均得意地说：“你再看这个！”
这份剪报是2000年的。标题写着：
诗人、书法家袁晓园在北京庆祝百岁生日
下一张剪报是2001年的：
百岁老人袁晓园谈论她的健康状况
这些文章里的某些语句都被小心翼翼地加上了下划线，是用红墨水笔划上去的。一个加下划线的句子表明袁晓园出生在1901年。另一个加下划线的句子注明她已经101岁了。在句子旁边的空白处，有人用红笔紧凑地写下了“94”这个数字，像是在订正一份学校的作业。“报纸上每年都有这样的报道。”王均说。“她什么事都要说谎。她就是这么变得比周有光还要老的。”
指向了另一处划线的部分。“她声称自己在新泽西州的‘西东大学’当过教授。”王均说。“谁有听说过‘西东大学’？这什么校名啊！她还说自己在‘旧金山大学’教过书。‘旧金山大学’根本不存在！”在那些文章，所有假的学术机构也加上了红色的下划线。我离开之前，王均把那些剪报交给了我，他建议我在《纽约客》发表的文章里揭露袁晓园的谎话，他说这将是文章里很棒的细节。他最后告诉我的是：“袁晓园写文章很好。她是个好诗人，还很擅长书法。但她是个骗子。”
我来到三楼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又多了16年：周有光快97岁了， 这是个弱不禁风的男人，驼着背，穿着宽松的运动裤和拖鞋。他光秃秃的头上皮肤特别光滑，就像经过几十年的岁月悉心打磨的一般。我们说话的时候，我必须要靠近他大声喊叫，而他的手就围着助听器，蜷出听筒的形状。但他的思维很敏捷，且仍然记得怎么说英语。1940年代，他在纽约是银行家。“我以前在银行俱乐部里看你们那本杂志呢！”他说。
我冲着他喊：“从那以后，杂志就改了！”
他看到我的名片以后，一直忍不住哈哈大笑，我向他解释这是外交部的翻译。“纽约人！”他用中文说着，小小的身体颤抖得像风中的杨柳。“纽约人！多好笑呀！”（注：外交部把New Yorker杂志译为“纽约人”，何伟几次交涉要求改为约定俗成的“纽约客”，无果。）像很多生活在海外的中国爱国青年一样，周有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回到了祖国。起初，他打算帮助新政府建立起银行体系，但他很快就觉察到，共产党人的银行业并没多少前途可言。他转向他的兴趣——语言学，最后成为了拼音最主要的设计者。
我问周有光，1955年选出来那四套新的“中文”字母表最后怎么样了。他对那些字母表的印象很模糊。老人家记得，其中一套字母表由物理学家丁西林设计。但显然那些字母表的所有记录都已经销毁了。“这种东西在文革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没了。”他说。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归咎于毛泽东；有些人怪罪毛泽东的妻子和“四人帮”。但有一种观照长期的观点，则认为是中国对自身传统的长期质疑以后，在那段时期达到了幻灭的顶峰。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点点地削弱他们自身的文明，试图抛弃那些“落后”的元素。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过程变得如此狂热，以至成了纯粹的破坏：人们憎恶一切中国的东西，但同时又憎恨一切外国的东西。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化大革命却至少保护了一个中国的传统：汉字。这段混乱的时期与“大跃进运动”一起，妨碍了文字改革运动的开展。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人对极端的文化改革已经失去兴趣了。他们由意识形态的危机转变成了虚无主义的危机；随后他们从另一面找到了立足点——他们选择了实用主义和邓小平的种种口号。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际上，如今在中国已经没有人谈论汉字的字母化了，除了住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同一栋宿舍楼的几个老人以外。甚至连这些学者说起往事，也很是伤感。周有光告诉我，中国至少在百年以内都不会放弃使用汉字。像大多数的语言学家一样，他把简化汉字形容为“失败的举措”。没有证据显示，简化汉字提高了国民的识字率，原因是文字体系的基本结构并没有改变。如果说简化汉字有带来什么改变的话，那只能说它分隔了中国的文学世界。台湾、香港、和大部分的海外华人社区仍然使用传统的繁体汉字。好些年以来，台湾人要带进一本有简体字的书进台湾都是犯法的。这个法律限制背后的动机是政治性的，但到了今天，对简体字的厌恶则主要是审美上的。对于一个接受传统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写简体字就相当于“市场买货”一般（注：原文walking thru the Kwik-mart 2 by sumthing,是极不规范的英文写法，正规写法应为walking through the Kwik market to buy something，中文为“逛Kwik超市买东西”。作者在此讽刺了中文简体字的简陋。）
我问起周有光文字改革的那个关键时刻——1950年，毛泽东指示要创立一套中文字母表。让我惊讶的是，老人马上从容不迫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然，共产党1940年代时已经使用了拉丁化的体系。”他说。“所以他们会要求文字改革是很自然的事。但一旦他们掌了权，他们就变得更加小心了。他们要先处理好很多事情。这是中文字母化耽搁下来的一个因素。
“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毛泽东1949年首次出访苏联。那时，毛泽东很敬重斯大林，把他当作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人。他告诉斯大林，中国将要进行文字改革，并争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跟他说：‘你们是个伟大的国家，你们应该有自己的、中国式的文字。你们不应该只是使用拉丁字母。’这就是毛泽东想要一个民族形式的字母表的原因。”
我问朝鲜战争是否对此有影响，他摇了摇光秃秃的头。当我朝他喊出“陈梦家”这个名字时，老人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很喜欢他。”周有光说。“但是，坦白说，他的反对对文字改革没有丝毫影响。”
回身下楼：3楼，2楼，1楼。宿舍楼的入口向外面的城市敞开，而那座城市给人的感觉就像一整个世界。很多细节在我脑子里打转：人类与马的关系，袁晓园生日的变化，遗失的字母表……在所有这些细节中，最让我吃惊的是，原来陈梦家为汉字展开的辩护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无论他的话多么勇敢、又让他付出了多少代价，却根本没有价值。约瑟夫.斯大林已经拯救了中国汉字。
我封存的内心最强大
封存的内心最强大
2002年6月
9.11过后的几个月，威廉·杰佛逊·福斯特继续密切追踪着新闻的动向。有时他会给在北京的我打个电话，电话里常常会提及阿富汗形势的问题，或是问我反恐战争的其他情况。晚上，他听着“美国之音”，在他的日记里做着记录：
美国喷气式战斗机重新在阿富汗执行任务
美国出现了更多的炭疽病患者
巴基斯坦警方与反新教徒起冲突
纽约和柏林举行和平反战游行
上帝保佑乔治·W·布什
他还把当地媒体的评论翻译成英文：
有趣的是，宁波和温州这两座“兄弟城市”，目标都是想成为中国的米兰。这两座城市之间肯定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温州希望成为“衣服之都”和“皮鞋之都”。在温州市中心有一幅引入注目的标语牌，上面写着“穿在温州”。
偶尔，他会根据自己的经历，在日记里写一些英语“新闻”：
上一年这所学校获得了巨大成功。25名学生考进了这座城市唯一的一所重点高中。今年，学校面临着外界的严重挑战——一所新建的公立学校扬言要挤垮我们学校
到处都是竞争。威利和南希的学校和公立学校竞争；他们所在的城市和宁波竞争，中国和外面的世界竞争。威利印象最深的童年记忆之一，便是看着他的父亲做建筑工作，从起初的发迹、到随后吃了没文化的亏而失败。这就是威利和南希这一代人的故事：他们成长在中国的改革年代，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孩子。
2001-2002学年开始的时候，威利的校长召集了全校所有的教师，做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演讲。他鼓励大家要在三条战线上与那所公立学校展开斗争，就像内战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开战一样。后来，威利把校长的演讲告诉了我，他不记得学校的“三条战线”具体是什么了。这些年来，出现了太多带有数字的中国口号——三个这个，五个那个；它们不可避免地模糊在流逝的时间里。关键的一点是，两所学校之间的争斗变成了一场战争。威利写道：你好牙刷（注：牙刷在四川话里是骂人话，威利喜欢用俚语），我这个春节肯定要留在浙江过了。学校要求我们给那些乡巴佬学生进行所谓的‘补课’……2002年，我们学校受到了那所公立学校的严重挑战，面临激烈的竞争，我希望那所该死的学校会被奥萨马·本拉登炸掉。顺便问一下，你的家人好吗？你有什么新鲜事吗？
我在这里和你说再见啦。我正在培训我的几个最优秀的学生，他们是我的财神爷，也是2002新年里我的希望所在。
几个月过后，此时威利和南希的银行存款已终于超过了10万元，而竞争的赌注更大了：你好彼得，你在北京过得怎样？首先我要告诉你，这一年内，我很可能要成为一个乡巴佬他爸了。也就是说，南希在温州怀孕了。
这些天来，我都忙着为即将到来的高中入学考试做准备。今年对我非常重要，学校说，如果我们能让更多的学生考进这里唯一的重点中学，我会因此获得一笔丰厚的奖金。
威利和南希最终决定要回四川了。他们还没确定具体是什么时候，可能南希会先带着小孩一起回去，而威利就留在经济状况好一些的浙江再工作一段时间。分居两地的家庭在中国很常见，特别是在移民打工者之中。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在自己的家乡附近抚养孩子更好，家乡有着熟悉的文化，而且如果有需要，父母和其他亲戚还可以来帮忙。威利和南希倾向于到一个叫南充的小城市定居，那儿离威利家所在的村子不远。他们两人都是教师，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工作，而且他们会带着一笔足够的积蓄回去，特别是若能成功拿到那笔丰厚奖金，带回去的钱就更多了。
中考安排在六月里的其中两天。考试前的最后几周里，威利不停地加课，训练着他的学生，并随时留意着关于考试内容的小道消息。毫无例外，他的学校再次贿赂了那个温州的教育官员，而那男人再次说了一番漫无边际的话，其他什么也没透露。威利憎恨这种惯例，泄露的考试内容无疑会先传到公立学校里，尤其是温州市中心和其他大城市的学校。然而威利对此无计可施，只有变得对整个体制和国家愤世嫉俗。六月初，看完世界杯以后，他给我发了一封邮件：
中国足球队被哥斯达尼加队打败了，我很高兴。上下半场我都为哥斯达尼加队欢呼，这这么干的原因很简单——我曾学过西班牙语。中国足球运动员该为他们在场上的垃圾表现而羞愧。
考试第一天过后，有个学生的父亲走近威利身边。他看起来很紧张，他请求威利私底下和他交谈。他们单独在一起时，他透露了一个秘密消息：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告诉他，贝多芬和比尔·盖茨会出现在明天的英语考卷上。
威利走到离学校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找了一间复印店。他从学生的课本上复印了两段话的内容，这两段话分别对两个著名的外国人做了简单的介绍。那天下午，他给他的学生发布了严厉的指令：把这两段好好研读，并且绝对不要向其他人泄露哪怕一个字。
第二天，英语考试的阅读理解部分，有从90课课文里直接摘录的一段话，这段话一看就是用“特别英语”的模式写成的：
比尔·盖茨出生于1955年10月28日。他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长大。按他父亲和祖父的名字，比尔·盖茨取名为威廉·亨利（注：比尔·盖茨全名为威廉·亨利·盖茨三世）。他是个很聪明的男孩
比尔13岁的时候就开始玩电脑了。那时候，电脑还是一种很大型的机器。他和一些朋友花了很多时间，用电脑做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最后，他们用这种旧式的机器设计出了一种软件程序。比尔把它卖了4，200美元，那时候他才17岁……比尔在1994年1月1日和梅琳达·法兰奇成婚。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比尔很喜欢阅读。他还喜欢打高尔夫球和打桥牌。
你想成为比尔·盖茨这样的人吗？为什么呢？
那年夏天，当考试结果出来的时候，威利的学生拿到了全校所有班级的最高分。校长奖励了威利6千元的奖金，这大概相当于他两个月的工资。威利本来可能还可以让学生考得更好一些，但那道关于贝多芬的泄题其实是个假消息，并没有出现在考卷上。
2002年春天，艾米莉决定离开深圳一个学期。她来到北京，在大学区参加了一个私人的英语培训课程。到了周末，她有时会来中心城区看我，我们一起吃午饭，到处逛逛。有天下午，她到了我的公寓，来拿一份我给《纽约客》写的文章，那篇文章是写她的。她曾经读过草稿，帮我核实了文章内容，但这是她第一次读到发表的版本。当然，像所有描述中国的东西一样，那篇文章有些细节已经成为历史了。如今，人们不需要特殊的边境通行证，就可以自由进入深圳了，而政府正在探讨拆毁城墙的可能性。这座“一夜之城”的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艾米莉坐在我的沙发上，打开了那本杂志的第一页，上面有她的一幅素描，是一位艺术家给她画的。艾米莉笑着，用手捂住了嘴巴：“脸这么大啊！”
那位艺术家照着一张照片画出了这幅素描：高高的颧骨，丰满的嘴唇。背景寥寥几笔，勾画了一片工厂宿舍。艾米莉翻开了第二页，那上面是一幅典型的“纽约客漫画”：一对夫妇来到了晚宴，旁边有一行文字说明：“请原谅我们姗姗来迟——我们找不到停车位。
艾米莉匆匆翻阅着整本杂志，不时停下来研读一些东西：一个细节，一幅漫画，一首诗歌。她看完了以后，我们就去了一个公园，我问她，我文章里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她觉得不对的。“我觉得你对那个老板的批评太苛刻了。”她说。
我对此的回应是，她从来没有说过那老板的什么好话，特别是在他想方设法要和工厂里的女工上床以后。
“我明白，”艾米莉说。“我不喜欢她。但我知道他伤害不了我。我越往深处想，就越同情他。他是个可怜的家伙。”
在涪陵的时候，艾米莉是其中一个最有学习热忱的学生，对美国文化有各种各样的疑问。那时候，她好像总是在寻求着什么：有一次，她给设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协会写了封信，因为她很好奇乡村音乐是怎么样的。（协会从来没有给她回信。）她日记里写的东西通常是全班最有深度的。作为老师，那时的我希望她能找到某种方法继续学业。
然而，如今在北京的她看起来心不在焉，而且我能感觉到，她并没有特别专注在英语学习之中。这让我想起了1996年她在我课上写的几句话，那是关于她姐姐去深圳的故事：
现在我的姐姐已经在那座繁华的城市呆了5个月了。我想知道她还记不记得那一次谈话，她还是不是依旧活力十足。
艾米莉好几回告诉我，她由于找不到未来的意义而感到消沉。在那座一夜之城，她已经成功了：她有一份好工作，在一所私立学校教书，而她的男朋友在电器厂也混得很好。艾米莉今年25岁，在这个年龄，她大部分的朋友都在结婚、买房、以及抚养他们唯一的孩子。然而出于某种原因，艾米莉无法让自己做这些事情。她不知道怎么解释，每次我们谈到这个话题，她只是说日常生活看起来总是黯淡而琐碎，就是财富的慢慢积累而已。她讨厌深圳人老是想着房地产的事：买间公寓，随后高价卖出，再来如法炮制一遍。这是最糟糕的状态：你已经被困在你所拥有的这三尺空间里，并且还不断地想要搬到下一间更好的房子里去，这让你失去了安全感。
艾米莉的弟弟由于有心理问题，一直无法保住一份稳定的职业，这给艾米莉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前不久，她问我要了胡晓梅的电话，胡晓梅是深圳电台的节目主持人。艾米莉答应我说，她只在要紧的情况下才会打这个电话。如今在北京，艾米莉告诉我，她去年终于给胡晓梅打了个电话，那时候她弟弟的情况非常糟糕。
“她对你有帮助吗？”我问。
“有。”艾米莉说。“我们谈到了我弟弟的问题，她让我感觉好多了。”
“她有给你什么建议吗？”
“她告诉我，要对自己有信心。”艾米莉说。
在艾米莉看来，如果其他人对她弟弟的与众不同能宽容一些，她弟弟就不会有心理问题。她弟弟高中的时候，人们说他是怪人，老师们也允许其他学生欺负他。艾米莉问过我，美国如何对待那些不健全的人，我也给了她一些相关的文章来看。但通常我都感到自己帮不上什么忙，她的世界已经变得比涪陵的时候要复杂得多了。
我觉得她和其他外国人谈谈可能会有点帮助，在北京，我给她介绍了一个美籍华裔的朋友，名字叫密里安·郭。那年6月，我去了美国一段时间，密里安给我发了封邮件：“我前几天和艾米莉见了面，她看起来还好。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她过来吃了午饭，我们出去逛了一会儿，聊聊天，还听了乡村音乐（她想知道乡村音乐是怎么样的）。
过了几天，艾米莉的来信写道：
海斯勒先生：
你现在怎么样了？
我周日去了密里安那儿，和她聊天非常愉快。我觉得她天生就有一种让别人感到轻松自在的本事。我们聊了很多东西，包括有“乡村音乐”。它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我看字面意思，想当然地以为乡村音乐的内容就是鲜花、草地、溪流、阳光、乡村的人们和他们简单的爱情，还有一切美丽和快乐的事物。
那年夏天，艾米莉回到了深圳，但她没有结婚，也没有买房子。她又工作了一年，闲暇时间自己学习，考进了重庆的一所研究生院。她要读的是个新的课程项目，培训老师如何与不健全的孩子相处。艾米莉打电话告诉我她被录取了；从她的声音来看，此刻是她这些年来最快乐的时候了。
艾米莉还在深圳工作的时候，有一次给我写了封信，提到了我为给杂志写文章而做的调查：
你的出现照亮了我整个大学生涯。是你让我知道，老师和学生是可以这样相处的。你从不知道，我读着你在我日记本上写下的评语，感到多么快乐。它们减轻了我的忧虑，又促使我思考。
我总是很喜欢和你说话，你了解我的一切……但每次你在深圳做完报道，要回北京去，我就感到了一种空虚的恐慌。感觉就像我耗尽了的一切，却一无所获。
我刚刚来到北京时，从教师到写作者的身份转换，似乎并不是太难的事。两者的基本角色是相似的：我是个外来者，在不同的世界之间渗透着信息。但这些年来，每当我想起艾米莉写下的话，我就意识到，作为一个外国记者，这身份总是有些不寻常的地方。做老师的时候，我的信息来自遥远的地方——美国文化、英国文学，然后把这些信息带给我那一班活生生的中国学生。
然而一个写作者的路径却相反。我从活生生的人们入手，写出他们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发表在一个遥远的国家中。通常，我文章里写到的人物甚至都不懂我写他们时所用的语言。在我看来，发表这些文章的世界如此遥远，似乎不甚真实。每年，我都去一趟纽约，与《纽约客》的编辑们会面；我极少听到杂志的读者有任何回应。我通常一年只写两到三篇文章，这就足够让我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过着简单的生活了。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一个字酬金是两块多美元，这足够让我在北京吃顿午饭了。写一个长句，我就能吃上一周。作为一个来自外国的自由新闻工作者，这就是他的交易：从人事和地方提取出字句，把字句卖掉。
每次我收到我在《纽约客》上所发表的文章的副本，我就会一边翻着书页，一边思考着，我生活的世界和我发表文章的世界之间的距离。我就在这距离中进行贸易——那就是我的利润所在；而杂志中的广告则反映了两个世界的分隔有多大。有一篇发表的文章,讲述了涪陵学生的趣事,而其中穿插的广告有ORB银饰（Orb Silversmiths）、翠贝卡大酒店（the Tribeca Grand Hotel），还有野花度假木屋（Wildflower Log Homes）。关于波拉特的文章标题是“中间人”，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你可以在雅宝路上买到任何东西”。旁边的那一页上是一条广告：每年，全球领袖都与耶鲁管理学院商业专业的400个优异学生一道，探讨今日商业和社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吧。
北京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一年多后，我收到了杨司机女儿的邮件（注：杨司机是我在采访北京申奥期间所认识的的士司机）。我在《纽约客》里写到了杨司机的事情。他的女儿英文名叫辛迪，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工程方面的研究生。她在邮件里写道：“你知道吗，新加坡的英语很难听得明白。我们把它叫做‘新式英语’（Senglish）。我和新加坡人说话的时候，常常都不太懂他们在说什么。我希望通过和你交流，能提高我的英语水平。”
很难相信，那个穿着宽松军大衣的平常男子，竟有一个女儿去了海外读书。我问她关于计算机语言的事情，她是这么回复我的：
我的工作都是在linux操作系统里做的，因为这个系统的图表更稳定。现在我正在做一个关于“混合现实”的项目。这项目的意思要把虚拟实境和增强实境混合在一起。我在一间特殊的房间里工作。房间的天花板上有追踪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发出超声波，同时如果输入一个条码，系统就可以追踪你所在的位置。这是因为条码可以接受到超声波
所以，在我的项目里，我就会和朋友一起从虚拟实境来到增强实境，救出我们的朋友。在虚拟世界里，我们会和敌人战斗一番。如果我们赢了，就可以把我们的朋友带回到增强实境来。我对我的研究工作很着迷。
每个学期，我都会寄出100封信给我以前的学生，每年我也至少回去涪陵一次。有时我会去我学生现在教书的学校，去看望他们。那是些偏僻的地方，学校的孩子们会围过来，瞪大眼睛、哈哈大笑，对我这个来访者感到十分新奇。他们通常已经学了四到五年的英语，却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
我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回去的感觉；不过它也提醒了我作为一个外国记者的局限。
距离是无法避免的，这就是写作的本质，你必须找到平衡的方法。我总是牢记着，教师和写作者之间至少有一个相通的信念。每当一个人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或者甚至只是想像自己来到了这个地方，他就有机会获得一种新的视角。他可能会错误地理解所接收的信息，而他所接触的东西可能让他感到困惑；我也曾经一次次地目睹这种情况的发生。但如果他具有耐心、决心和正直的品质，对外面世界的匆匆一瞥，就可能会让他更清楚和适应自己在世上所处的位置。
2001年，中国教育部发布了一个展开英语学习的计划。这门科目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变成强制性的学科；最终，将有超过两亿中国儿童学习英语，英语也是每个中国大学生的必修课。（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只有不到9%的美国大学生修读了一门外语课程。）在中国新的教学大纲里，教育部强调了学习英语的常规理由，也就是为年轻人与外面世界的交流做好准备。但大纲里面也表示，教授外语可以“发展个性”。
在北京，我和一个叫张连中（音译）的教育部官员会面，谈到了这个计划。他曾经在英国读过研究生，谈到海外学习的经历，他非常自豪。我问他那个词——“个性”的含义，他承认，这在中国的教育里是个新的概念。“这和法国人的人道主义类似。”他说。“在文件里，我们从来不用‘个人主义’这个词，因为它在中国有负面的含义。我们避开了这个词。我们这么说：学习一门外语可以帮助培养独立的人。我们想要强调每个人的独一无二性。
这些年来，我从四川和重庆收到了大量的信件。我以前的学生给我写信，不过更普遍的情况是，我学生的学生给我来信。信封上的邮戳来自各个地方：一条面目模糊的小村子，一些被人遗忘的小镇；但每个孩子应用这门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我的英语有些进步了，不过我觉得有些惯用语和有用的表达方式很难学。例如“患感冒”（have a cold）和“伤风”(catch a cold)。“患感冒”是你有的东西，而“伤风”是你做的东西。首先你必须伤风，然后才能患上感冒。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吗？可以吗？
我的阿姨告诉我，我必须努力学习英语，如果我学把英语学好了，我就可以去挪威的首都奥陆斯（注：应为奥斯陆，孩子的信里把Oslo拼成了Olso）。我想把英语学得更好，这样就可以去奥陆斯了。但我很担心我能不能学好。我希望你能傍助我（注：应为帮助，help拼成了hepe）。还有给我一些建议。
我是一个中国女孩，在重庆秀山第一中学读书。你的学生曾冰（音译）是我的英语老师。我今年16岁，但只有1.45米高。有些同学笑我，不过我并不因此生气。我会告诉他们，我封存的内心最强大（encapsulate prime）。我觉得这是一种自信。我需要自信，因为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
2002年10月，威廉·杰佛逊·福斯特为记录他的“美国之音日记”，买了一本新的笔记本。里面的每项内容变得更长，也更细节化了，随后的11月，日记里出现了新的元素：
2002年11月2日
“美国将以自由的名义，带领联盟解除他的武装。”
一个美国工人一年里可以制造25辆汽车，而一个同样的中国工人一年里只能制造1.5辆。
2002年11月10日
我的女儿今天下午2：25分于乐庆出生。我太兴奋了。
菲律宾。一架小飞机今晨起飞后不久坠毁，造成机上的14人遇难
2002年11月14日
我女儿今天很好。妈妈告诉我，她昨晚哭了一会儿。我女儿很喜欢喝奶，喝了很多。她很可爱。
这个声明是在共产党第16届人大会议结束阶段公布的……新华社的中国官员证实，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退休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娜说，伊朗是否能和武器检查员展开地面上的合作，这是个大问题。
2002年11月19日
今天我的课不多。我的女儿挺好的。南希和我终于决定了女儿的中文名：戴跃璨（音译）。这个名字的含义是说她是一个星期天出生的。她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她会有一个快乐的人生。我好些同事都来看望了我的女儿。他们都称赞了我女儿。我感到很高兴。
总统布什正在前往波拉（注：应为布拉格，原文拼写错误）的路上，他将出席在那儿召开的北约峰会，此次峰会邀请一些东欧中部的国家加入联盟
2002年12月15日
今天我们要给女儿打肝炎疫苗，坐三轮车去了当地的医院。但那些该死的医生周末不上班。
2002年12月19日
明天是我女儿出生的40天纪念日了。我们会去一家照相馆，给女儿照相。
这些照片很重要。这是跃璨出生以后第一次照相。
预料布什今日将就伊拉克的武器声明首次发表公开评论。
我有一回去温州的时候，威利给我看了他的日记，我问他为什么要把做父亲的日记和“美国之音”的笔记夹杂在一块儿。他告诉我说，她女儿大一点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样很有趣。“这本日记可以帮她回忆过去发生的许多事情。”他说。“可能那时候世界已经不同了。对我女儿来说，这是本真正的历史书，里面有关于她自己的历史，还有关于这个世界的历史。
那一学年末，在中考之前，威利的其中一个同事拿到了最多的泄题信息。这是一份真正的政府文件，是从温州教育局泄漏出来的。它里面清楚地列出了试题的其中一部分内容。
威利拿着那份文件，再次走到离学校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但这次他把文件传真给了温州有线电视台，那儿正在做一个揭露性的节目，名字叫做“零距离”。这种节目在整个中国越来越流行了。记者不能直接攻击共产党或是当局最高层的官员，但他们常常会揭露当地的腐败问题。威利发送传真以后，还给电视台打了一个电话。他非常谨慎，用了公用电话，并且拒绝透露他的名字。他只是告诉对方自己是“一个来自农村的老师”。他建议电视台派个记者，在考生离开考场的时候，去采访一下他们。有了那份文件，他们就可以证实有试题泄漏了出去。
在“零距离”节目揭露了这起试题泄漏事件以后，好些当地的报纸都陆续展开了报道。《南京周末》刊登了一篇文章：
温州高中入学考试试题泄漏调查
6月12日下午2：34分，温州有线电视台“零距离”节目接到了一个中学英语老师的电话，这位老师不肯透露他的名字，但他提供了一些很不寻常的真相……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她发现这个神秘的男人非常谨慎。传真和电话都来自公用电话。记者无法找到这个人。
直到好几个月以后，威利才把他做的这件事告诉了我。他说这件事揭露了以后，安全局的官员出现在当地的各所学校里面，询问种种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在追踪泄题的源头，而非那个匿名的传真；威利也并没有怎么为此而担忧。我问他为什么要冒这个险，他说：“我这么做是为了农村的学生。一旦发生这种事情，只有城市里的学生才能获得消息。对于来自农村的学生来说，这是不公平的。”
巴顿之墓与爱国主义
巴顿之墓在华盛顿特区，到处观光成了我们的习惯。每次我来到华盛顿，我们至少会在城里逛上一天，去看那些波拉特感兴趣的地方。“阿林顿国家公墓”是他名单上最后的几个目标地之一。那天波拉特用他的本田车接了我，然后在一家户外的餐厅停下，吃了午饭。那是6月里美好的一天。
波拉特最近换了住处，也换了工作。他仍然住在6号街的唐人街上，但搬到了旁边的那栋楼里。他住在一个维吾尔族朋友的楼上；这比和那个中国房东住在一块儿好多了。他还是干着送外卖的活儿，但是现在替另外一家叫“香料”（Spices）的亚洲餐馆工作，在那儿他能拿到更多的小费。那间餐馆的老板是个新加坡籍华人。这个新加坡人刚来到美国时，是在一家越南餐馆洗碗；现在他成了百万富翁，有自己的生意。当波拉特开始在那儿工作时，老板特意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他。在“香料”餐馆，送外卖的人每小时能挣5美元，另外还有小费。
过去两个月，波拉特的本田车修了好几回（用去1000美元），停车的罚单仍然不断增加（又花掉300美元）。但波拉特的英语有了进步，每当有问题出现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更加自信了。最近有天晚上，他送了一趟外卖，叫外卖的那个男人企图不付他钱。那个顾客只是拿了外卖，对波拉特说声“谢谢”，然后就把门关上了。波拉特在外面等了一会儿，然后他开始敲门。男人终于又开了门，他解释说自己没有钱，又把门关上了。波拉特继续敲门，后来他大声喊道要叫警察来。他喊完以后，那个男人把外卖的钱给了他。那人说刚才“只是开个玩笑”。
在波拉特看来，在华盛顿特区所有的少数族裔移民之中，样子长得像中东人或中亚人的日子最不好过，至少在9.11之后情况就是如此。“对那些正在找工作的维吾尔人来说，现在是越来越艰难了。”他说：“我有个朋友名字叫默罕默德，他最近申请了某家公司的一个职位。有个白人接过了他的申请表。那个白人看了看表格，随即注意到上面写的姓名，就抬起了头：‘哦——默罕默德。’他说会给我朋友打电话回复，但他根本就没打。这种事情常常发生。”我说大概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会变得容易一些，但波拉特摇了摇头。
“像这种事情是不会被人完全遗忘的。”他说。“我不相信那些敌对的情绪会消失得干干净净。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越来越深地扎根在人们心里。每次人们看到电视上的一些图像，每次他们在新闻里听到‘本拉登’或‘伊斯兰教’，都更强化了那些情绪。”
关于妻子申请来美签证一事，他还是没有听到任何消息。移民局已经放慢了审批程序，好几个月来情况都是一样：波拉特每天深夜从唐人街往新疆打电话，安慰他紧张的妻子
午饭吃到一半，波拉特起身到外面去看停车计费表。吃完饭后，我们坐在阳光下聊天，我问他来美国是否觉得有什么遗憾。
“维吾尔族有一句话，”他说：“‘一个有遗憾的男人不算是一个真汉子’。为这种事情烦恼是没用的。我相信，每个来美国的移民刚开始都曾经度过一段艰难的日子。对每个人来说，最初那几年都是很艰难的。”
中国政府一直在给美国施加压力，要美国把主张独立的维吾尔族群体（注：通常中国媒体称为疆独分子）列入反恐战争的对象。今年1月份，中国国务院发出了一份报告，宣称一个叫“东突伊斯兰运动”的组织——简称为ETIM，从奥萨马·本拉登那里得到了资助和武器。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过去几年在新疆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行动，都是由ETIM组织的。
这份报告出现后第二天，ETIM的领导人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电话采访。这个领导人的名字叫做艾山·买合苏木，他拒绝透露他所在的位置；总之他是在中亚的某处。在电话里，他强调说，他的组织没有从奥萨马·本拉登或盖达组织那里拿过任何财政援助。“我们和塔利班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买合苏木说。“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已经够多了。”
人们对买合苏姆、ETIM组织、还有中国国务院指出的其他很多维吾尔族群体，都几乎一无所知。过去十年里，新疆境内的恐怖袭击都是不定时出现的，且不知道行动的个人；也没有正式组织宣称对此负责，这让人们很难分析那些恐怖袭击的真实情况。只有一些零星的信息，且它们常常无法构成意义。古怪的是，一个假定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组织，却选择了一个美国资助的电台发表声明——这就相当于奥萨马·本拉登把他的录像发送到“美国之音”而非半岛电视台一样。事物彼此之间的联系无法解释：中国人声称ETIM组织和奥萨马·本拉登有联系；ETIM组织在自由亚洲电台发布声明；自由亚洲电台的资助者是杰西·赫尔姆斯和其他爱国的美国保守党人。有什么东西正在转换中遗失。
每次回美国都会让我想起，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的历史总是有一个困境。我看见了新挂出来的国旗，机场里增加的安保人员，还有在纽约、华盛顿这些城市里竖起的路障。这个国家的语言增加了新的说法：反恐战争、邪恶轴心、橙色代码、爱国者法案。我总是觉得，国家使用这样一些词语是一个糟糕的信号，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也让我相信，若人们陷于过去某些可怕的日子不能自拔，是一种不健康的表现。不过，人在一定距离之外是能轻易发表这些意见的。2001年9月11日，历史性的事件在美国发生，而我并不在我的家园之内。在中国，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总是有我看待事物的角度。我来到的这个国家正在从过去的创伤中恢复，人们正在重整昨日的各种回忆。真正的事实无从知晓，但昨日的阴影犹在；人们看重文物，也看重过去的那些故事。作为一个外来者，历史的恣意妄为常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种种的巧合和种种的困惑，人们重视的事情以及听任消失的事件。意义和混乱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我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往返，也带给了我同样的感觉——原来的边界开始模糊不清。我刚开始在中国生活时，两国人之间种种的差异常常使我大吃一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似之处在我眼中开始越来越明显了。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有好些相同的特性：他们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不拘礼节，也都喜欢开玩笑。人们喜欢乐观地看待事物，有时甚至有过分乐观之嫌。他们努力工作：这自然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同时也让物质主义大行其道。他们都非常富有爱国精神，而这种爱国主义是建立在信念而非经验的基础上：相对来说，很少有人在国外呆过一段时间，但他们仍然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国家。当他们真的走出国门时，常常会成为糟糕的旅行者：很快就开始抱怨，很难去适应新的环境。对别的国家，他们的第一个问题通常是：你觉得我们怎么样？（你觉得我们中国怎么样？你觉得我们美国怎么样？）中国和美国地理上都与外界隔离，他们的文化很强大，以至于人们很难从别的角度看问题。
但这两个国家本身都出乎意外地团结。这两个国家地域辽阔，有各种少数民族和语言；且没有严格的军事或政治力量长时间地维持这种团结。相反，是某些信念让人们团结在一起。书籍中汉朝的中国人论及文化和历史时，会让我想起美国人谈论民主和自由的方式。这些都是基本的价值观，然而它们也具备信念的特性——因为如果你在甘肃的考古遗址或佛罗里达的选举现场闲逛，你就会发现把整齐划一的表面轻轻一揭，就露出了某些混乱的成分。两个国家的力量当中，都有些是通过叙述获得的：他们抚平了那些不甚规整的事物，创造出关于自己的伟大故事。
两个国家应对各自的失败时如此糟糕，这就是原因之一。一旦出了问题——一些载着鸦片烟的船带来了异国的冲击，或者是一群男人拿戒刀当武器，人们就对混乱的现实惊愕不已。对于这些文明来说，他们习惯于掌控和管理自己的世界，一旦发生这些事情，就造成了很深的创伤。在极度的危机情况下，美国人采取了损害民主、自由的措施，这大概也是自然而然的；就像中国人曾经反对他们自身的历史和文明。
然而，对于像维吾尔族这样的边缘化民族来说，即使我们看来最糟糕的时刻，对他们也是寻常事情，只不过一瞥历史在他们眼中的真实模样而已。在波拉特看来，这个世界从来都是专横霸道、无可预测的，以后也将一直是这样。那年夏天到8月份时，他将会打电话给身在北京的我，告诉我说他妻子要离婚。她已经厌倦了等待，而从中亚移民到美国，也远没有两年前那么富有吸引力了
也是8月份，稍晚的时候，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L·阿米塔吉将出访北京，并宣布美国已经把ETIM组织列为反恐战争的敌人。很多政治分析家批评这个决策，认为它让中国人得到了更多的许可，可以去压迫新疆本地的族裔。但美国需要为联合国中关于伊朗问题的争议做好准备，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一个永久性的席位。在北京，阿米塔吉告诉记者：“总的来说，我认为中美两国的反恐合作将有一个相当好的前景。”
然而在华盛顿特区这个6月的下午，那些还是将来的事情。这天天气极好，蔚蓝的天空不见一片云彩。波拉特开着本田车，经过波托马克河，进入了阿林顿国家公墓。
我们在约翰·F·肯尼迪的墓前站了很久。墓地里人很多，但人们看到那永恒不息的火焰时，就全都安静了下来。只听见窃窃私语和阵阵踏在花岗岩上的脚步声。
我们离开肯尼迪墓时，波拉特的眼睛灼灼发亮。“20年前，我曾说过我要去看肯尼迪的墓碑，今天我做到了。”他自豪地说。“我在新疆的时候，就看了关于肯尼迪的电影和书籍；我还记得看过那些关于他死因的种种假设。有些人说是克格勃（注：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或中央情报局杀害他的。但那些都不是我关心的事。我总是觉得，肯尼迪是一个笃信自由的人。他不应该这么早死。”
我问他在阿林顿还有没有其他想看的东西。他告诉我说，他一直都想站在乔治·Ｓ·巴顿将军之墓旁边照张相。
“一部关于巴顿的电影在1990年代早期翻译成了维吾尔族语，”波拉特解释道：“它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电影里有一处，巴顿谈到他有多么讨厌共产主义。他说他很想要摧毁每一个属于共产党人的地方。这对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因为我们对付共产主义已经40年了。我以前常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电影那部分的内容。”
我找了墓地的一个工作人员，问他巴顿的墓怎么走。那个人盯着我们看。
“巴顿的墓不在这里。”他说。
“在哪呢？”
“巴顿埋葬在卢森堡。”
波拉特听着我们的对话，现在他看起来有点糊涂了。我试着向他解释，但我不知道卢森堡中文怎么说。
“那是欧洲的一个小国。”我说。“在比利时附近。可能巴顿死在那儿——说实话，我不是很清楚。”
波拉特耸耸肩，随后我们在墓地里闲逛了半个小时。一排排的墓碑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光，雪白得像骨头的颜色。随后我们在停车场找到了那辆本田车，在影子开始拉长之前，开车回到了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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